大一传统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大一传统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2－0200－02

在当今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里，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起着重要作用。而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人才的水平，高素质人才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高等教育。作为繁荣的命脉，大学生的教育更是不容忽视，因为他们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实现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力量之一，承载着民族的众望，担负着祖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重任。因此，从多个方面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大学生只有在思想意识方面不断地加强，向正确的方向靠拢，才会更好更快地成长。

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的确立，社会责任感以及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等多个方面都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大学生的道德观、价值观是否正确，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关系到能否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我们要充分把握和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之处，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结合，用恰当的方式融合到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去。

近几年来，通过一些问卷调查等形式我们了解到，很多大学生的道德观念差，自私自利，价值观扭曲，缺乏社会责任感等现象很严重。因此，利用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势在必行。本文通过对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的研究，更好地帮助大学生健康、积极向上的成长。

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推崇和谐、友善的理念

提到和平，早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论语子路》里曾说过：“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指的是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强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更加重视人与人直接的和谐。儒家思想的倡导者孔子提倡“仁”的思想，也是当时人际关系的准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和谐、友善。可见，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一直延续至今，经得起时代的推敲。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友善的观念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尤为重要。

（二）强调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语句，无一例外地都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国家的兴亡与每个人紧密相连，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这些思想和观念在当今的中国，已经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如：汶川地震、青海地震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传统文化《礼记•礼运》篇中，有这样一段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段话表达了在很早的古代就意识到了集体、爱国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观念在那个时代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过去传统文化的倡导和影响下，现代中国的发展才延续了集体主义的理念。

二、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中的发展现状

传统文化到底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的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的发展现状又如何？对于古代经史子集，大部分人也只是偶尔翻阅，对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兴趣不是很大，因此对这种文化的认可度可见很低。从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当今的大学生并不是很热衷于传统文化，其受重视程度已大幅下降。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正需要学校对他们加以引导和帮助，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对大学生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大学生健康的成长，思想道德素质各个方面得到提高和锻炼，整个社会的经济才能快速地发展。

三、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一）有利于大学生良好人格的形成和塑造

什么是人格，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在道德品质上的善恶程度。社会作为一个大的群体，要求占据重要地位的当代大学生具备良好的人格和高尚的品德，要求大学生具有诚实守信，积极向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符合的大学生主体人格，即诚实守信。诚实守信无论在几千年前的古老时代，还是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都是缺一不可的。这是一个时代群体存在的最基本的要素。孔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无信不立”，一个人如果连诚信都没有的话，又何谈其他。可见，传统文化把诚信作为一个人健全人格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因素。诚实守信，指导我们如何为人处事，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对于培养大学生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形成诚实守信的人格，对社会有贡献的一份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多年的风雨历程，发展到现在，综合实力如此之强，根本原因在于我们重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大学阶段正是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阶段，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和谐正是大学生人际交往的重要观念。传统文化在向我们传递着一种与人为善的理念，特别是大学生在步入工作岗位，在社会中与人交往时要礼貌、友善。当今时代，面对大学生价值观中所表现的不良倾向，我们应加大对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大力宣传，引导大学生树立理想的道德价值观念。与此同时形成良好的诚信意识，传统文化中就曾提倡：“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近些年来，大学生诚信严重缺失，考试作弊，申请助学贷款毕业不及时还款，做事不讲信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传统文化的作用。

（三）有利于大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观念

大学生的道德教育一直以来都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更是难点。大学生思想现状中对传统文化的漠不关心和重视程度不够，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更加剧了这种道德滑坡趋势。只有将汲取的精髓的部分，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之中，才有助于大学生提高社会公德的意识，形成健康的、积极向上的道德观念。我们还记得《三字经》耳熟能详的“人之初，性本善”，简单的几句话，就说提出了性善观念。早在几千年前的时代，人们从小就培养孩子的善良本性，培养他们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和现代文化之间的传承和延续，有一个很明显的断裂，传统美德对人们的影响逐渐变弱，以至于发生了很多看来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充分利用传统文化对于良好道德品质的强调，对于大学生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基本人文精神是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的。

篇2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144-03

一、稻田养鱼的传统模式

龙现村位于青田县城西南部方山乡境内，背依奇云山，与温州的瑞安市和瓯海区交界。全村由街路头、龙现两个自然村组成，辖9个村民小组。这里以吴姓和杨姓为大宗，吴姓占大多数。到2002年时，有267户，797人[1]，其中有600多人侨居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龙现村最大的特色是稻田养鱼，稻田养鱼是稻、鱼的共生系统。水稻为田鱼提供遮阴和食物，田鱼觅食的时候，搅动田水，起到疏松土壤的作用，给水稻根部提供氧气，田鱼还能吃掉害虫和水中杂草，它们的粪便则给水稻提供了肥料，是传统生态农业的杰作。对稻田养鱼传统生产模式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吸收传统经验，在此基础上科学改进，并逐步地推广应用。稻田养鱼的传统技术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一）鱼种来源

育苗首先要获得鱼籽。获得鱼籽的办法是在母鱼的繁殖期，放些松树枝搭在水面上，这样母鱼生产后鱼籽就会粘在松树枝上，松树枝要很快捞起放入桶里，不能一直泡在水中，水分过多会造成鱼籽不能成活。鱼籽变成鱼苗一般要三天左右时间，粘有鱼籽的松树枝要先在箩筐中放上两天半，盖点稻草，每隔四、五个小时检查一次鱼籽是否湿润，如果没有水分了就像浇花一样浇点水即可。时间差不多后，拿几颗鱼籽放到有一点水的小碗，看差不多出苗的时候放到小鱼塘，过一天就可以了。

（二）放鱼前的准备工作

稻田养鱼要求田要每年水旱轮流，也就是去年的旱田今年养鱼，今年养鱼的田明年就不养鱼，而是种植其他农产品。这样做是因为，过于潮湿的土壤会降低“水花”①成活率。旱田用来养鱼要提前翻土，保证土壤的肥力，然后引入山泉，水深不超过30公分，过深的话秧苗不易成活，鱼接触阳光少，也会长得慢。此外，水流的进出口用竹篾、枝条编成拦鱼栅，防止逃鱼。

（三）鱼苗放养

清明至夏至是鱼苗放入水田的季节。鱼苗放养一般是在早晨，中午水温高，鱼苗会不适应。鱼苗放入后，三五天喂一次食即可。鱼食，一般是用谷子、小麦、剩饭菜等。有的村民还上山采些樟树枝、松树枝浸泡在田里，这样可以防止田鱼生寄生虫。

（四）种稻除虫

龙现村从前是种植双季稻，现在种植单季稻。单季稻是五月种，八月中旬前基本收割完。栽水稻时，水稻秧苗不是直接插入田里，而是先集中种在小的秧田里。因为秧苗面积小，容易放还能节省肥料。等秧苗长大一点将之取出插秧，然后大概二十天左右检查一下秧苗有没有出虫。如果有虫的话，当地人会使用油（菜籽油、茶油、桐油等）来除虫。这套农业技术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利用当地的自然生态创造发展而来，并一直传承至今日。

二、稻田养鱼的传承现状

（一）稻田养鱼发展的原因

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文化包括一套工具与风俗习惯——人体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为了直接或者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2]。稻田养鱼在20世纪80年代出国潮到来之前，不仅给龙现村的村民增加了收入，还起到均衡膳食结构的重要作用，受到人们的重视。这种传统模式一直传承至今日，并非偶然，而是当地自然、历史、人文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1.自然环境

龙现村四面环山，水源充足且水质优良，给稻田养鱼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青田素来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龙现村地处丘陵地带，人多地少，人地矛盾使得人们迫切寻求资源最大利用的生产方式，稻田养鱼应运而生。

2.历史因素

喜欢“饭稻羹鱼”生活方式的古越人因为战乱，一部分人迁移到江、浙、皖一带的深山，称为“山越”。青田原为山越的分布地，这里的人们延续了“饭稻羹鱼”的生活方式，“稻田养鱼”正是基于环境对这一传统生活方式的应变和创新[3]。

3.经济因素

种稻养鱼可以实现资源全方位循环，水稻可以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田鱼可以补充蛋白质，增加收入。有农谚语：“稻田养鱼不为钱，放点鱼苗换油盐。”

4.人文社会因素

龙现村共700多人，其中有600多人侨居国外，村子里青壮年劳动力缺失，剩下的多为老人和小孩。少数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居民还需要依靠稻田养鱼获得的收入来贴补家用，延续着稻田养鱼的传统生产功能。但是对大多数居民来说，外汇成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稻田养鱼对劳动力要求不高，老人们将稻田养鱼当作感情寄托，将父辈的生活传统继承下来。

（二）稻田养鱼所面临的问题

由于受到现代农业技术的冲击，部分农民已经渐渐脱离传统模式，与现代化接轨。传统的稻田养鱼模式虽然传承下来，但是仍面临许多问题，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技术传承人缺失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劳动力机会成本不断增加，龙现村掌握稻田养鱼核心技术的农民已经不多了，尤其是培育鱼苗这一核心技术，可以说就只有几个人掌握，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农业技术正在渐渐脱离他们的生活。因农民出去打工比留在村子里种稻养鱼能挣更多的钱，这就使得一部分人放弃了这种传统生产方式。稻田养鱼面积逐渐减少，甚至出现只种稻不养鱼或者只养鱼不种稻的局面。另外，在当地自清末以来形成的出国风习的影响下，家里的年轻人都愿意选择出国。现在村子里，大多数是老人和小孩，目前就只有一些老年人还保留着种田养鱼的传统。青壮年出国造成劳动力缺失，使得稻田养鱼这种传统农业技术面临失传的危险。

2.市场化的冲击

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技术，使得传统技术受到一定的冲击。自被评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来，龙现村出了名，田鱼和田鱼干对外销量增多，田鱼的市场需求扩大要求他们想办法提高产量。比如，栽培杂交稻，使用复合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物品，这些技术的推广应用，虽然获得了水稻和田鱼产量的提高，适应了市场的需求，但是却明显违背了生态农业的原则。为了增加收益，而用现代农业手段，这会瓦解传统生产方式，进而威胁到稻田养鱼的整体文化。比如说，以前杀虫的工具现在都闲置不用了，这些农具也是稻田养鱼传统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过于强调农业的经济价值，忽视农业的文化价值，对传统稻田养鱼系统产生了冲击，可能会使之与地方文化渐渐脱离。

三、培养确立传承人，保护“稻田养鱼”的生存环境

稻鱼共生系统作为一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是稻作文化的延伸，反映了南方农民的耕作文化，它符合现代生态农业的特征，是人类的财富。2005年，龙现村的稻鱼共生系统入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遗产，除了农业文化与技术知识以外，还包括了历史悠久、结构合理的传统农业景观及农业生产系统[4]。稻鱼共生系统的核心是稻田养鱼技术，我们应当在充分认识这一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基础上，对其加以保护。保护稻鱼共生系统不仅要确立传承人，还要保护其生存环境。

（一）培养确立传承人

稻田养鱼是稻鱼共生系统的核心，目前稻田养鱼传统技术传承面临困境，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传承人问题。“当民俗还是大众的生活常态时，是无所谓传承人的，传承只是群体间的代际传递。但是当民俗文化开始衰落时，传承人便开始崛起。”[5]

稻田养鱼传统技术是群体创造和拥有、通过群体传承的方式世代相传到今天的。由于龙现村大多数青壮年出国，村里的居民靠外汇便可生活得很惬意，稻田养鱼的物质生产功能弱化，使得很多人不愿意从事传统农业。还有一部分人，从收益出发，开始使用现代农业技术。目前，从事传统稻田养鱼的只有少数中年人和老人。拿培育鱼苗来说，育苗是一项精细活，时间、温度等都要把握得恰到好处，大多数人并不会自己育苗，而是选择去别的村购买现成的鱼苗。长此以往，龙现村育苗的技术会逐步衰落，直至消亡。稻田养鱼作为一种物质生产民俗正走向衰落，此刻，需要通过确立传承人来将这一文化不断传承下去。

从龙现村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村子里只有几个人会育苗这项技术。据村子里的人讲，要谈育苗的技术，“鱼家乐”的老板吴丽贞的哥哥今年60多岁，可以算是村里最好的。其他几名四五十岁会育苗的，技术都差不多。因为稻田养鱼的逐步衰落，传统的群体传承已不再可能，要保护稻田养鱼的核心技术，可以从这些人中挑选最合适的人作为传承人，或许传承人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社会传承方式将该遗产传承下去。

传承人是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承载者与传递者，只有解决好传承人和传承对象的问题，才能解决农业生产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才能将稻鱼共生系统这一宝贵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二）保护“稻鱼共生系统”的生存环境

“稻鱼共生系统”的生存环境不仅包括外部的自然生态环境，还应该包括人文社区环境等。龙现村已经形成了以稻田养鱼为核心的整体文化，这些文化是稻田养鱼赖以生存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保护“稻鱼共生系统”，不仅要注重保护农业生产技术经验，还应该注重与之相关的文化的保护。

1.对稻田养鱼技术经验的保护

稻田养鱼技术经验是广大农民在长期的农业实践活动中对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的总结，这些经验包括耕种、灌溉、除草防虫等生产经验以及在生产中创造出来的农具制作等农业生活经验。稻田养鱼技术是基础，只有将稻田养鱼技术传承下去，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农业遗产。龙现村传统稻田养鱼经验目前保存得还比较完整，但是传承人问题应当是首要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对农业生产经验进行保护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传统农业工具的制作和使用。传统农具往往代表着时代或一个地域的农业发展最高水平。保护好农具，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6]。

2.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稻田养鱼对自然生态环境要求比较高，应该注重环境保护。传统的稻田养鱼技术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然而，现代化的冲击，一部分农民开始选择高产杂交水稻、使用现代饲料、用水泥加固田埂，更有部分人开始使用农药，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田鱼品质下降，并可能导致水资源的污染。

3.人文社区环境的保护

青田县是全国闻名的侨乡，三百年前青田人就有“排排秩走番邦”的传统，龙现村也不例外。龙现村的居民大多靠外汇为生，外汇占其生活来源的八成以上，只有少数人依靠农业和外出务工养活家庭。因为稻田养鱼对劳动力要求并不高，人们种田养鱼不仅可以满足自己日常所需，还可以借此打发闲暇时间。可以说，龙现村的稻田养鱼已经成为一种休闲方式，寄托了人们的怀旧情感。龙现村独特的侨乡文化背景使得这一农业文化奇迹般保存下来。

4.对相关民俗文化的保护

稻田养鱼生产方式及其基础上衍生的多样民俗文化，都是“稻鱼共生系统”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包括了饮食文化、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等。稻田养鱼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还是地方特色文化。如果我们忽视稻田养鱼对村落生活方式的影响，就很难理解当地的文化。反过来说，对当地的民俗文化进行研究，找出与稻田养鱼相关的文化能够加深我们对这种生产习俗的理解。

（1）饮食文化

田鱼可以现杀、现烧、现吃，烹饪田鱼的方法有红烧、糖醋、清炖等，烹后的田鱼味道鲜美、肉质细腻、鱼鳞柔软可食。人们在过年过节或重要场合都会备上田鱼做的菜肴，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当地田鱼饮食文化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如果缺少了这部分，稻田养鱼便完全失去了其物质生产功能。

（2）民间文学

有关稻田养鱼的民间传说和诗词丰富了民间文学的内容。龙现村有许多传说，如，龙现村村名的来历、鲤鱼滩的传说、耕牛不用绳的故事等等。这些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反映了当地人各方面的生活及与之有关的思想、感情等，是民间文学的重要内容。对当地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进行整理、发掘，有助于对当地文化的了解。

（3）民间文艺

鱼灯舞是首批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之一，充分体现了地方特色文化。鱼灯舞一般是在正月里举办，逐村甚至出乡游舞演唱，欢度新春。鱼灯舞在一段时间内曾停止，近年来又重新恢复。因为缺少年轻男子，便组了一支女子舞灯队。现在的鱼灯也几乎没有人会制作了，村子里只有一名八十多岁的老人会做鱼灯，没有任何传人，也没有人想学，鱼灯制作技术也面临失传的危险。鱼灯舞作为一种当地的民间文艺，与稻田养鱼的生产习俗息息相关，应当对鱼灯舞及鱼灯制作工艺进行保护。

稻鱼共生系统实际上是稻作文化与鱼文化的复合体，它体现的是稻与鱼的和谐相处，体现了多文化的融合。所谓稻作文化是稻作民族在长期生产水稻的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不仅包括有关水稻主体的产生、发展及生产，稻作生产技术的传播等问题，还包括了由稻作生产而影响所及的民间生活方式、宗教民俗与仪轨，以及稻作民族特有的文化心态、社会道德等诸多文化因素之总和[7]。与水稻密切相关的水、稻米和稻草是稻作文化最直接和最恰当的体现者[8]。鱼文化是指人类对鱼的认知、阐释、幻想、沟通等精神与心理活动为主的精神文化。它不仅以无形的精神形态存在，如鱼的神话、传说、巫术、禁忌等，而且也以静态的物质形态和动态的民俗活动表现出来，例如各种鱼的文化造物与社会习俗等。“鱼文化”不只是对食物的追求，鱼往往还象征着某种理念或信仰的符号。龙现村不仅有食田鱼的风俗、田鱼的传说还有民间艺术鱼灯舞，这些都是“稻鱼共生系统”的重要内容，也是稻田养鱼生存的民俗文化环境，它们是联系紧密的整体文化。认识到“稻鱼共生系统”是一个整体的文化，这是我们对其保护的首要基础，这就要求我们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对某一要素的保护或者某些要素的保护，而是要将稻田养鱼这一生产方式与其赖以生存的各方面因素综合起来保护。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要考虑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实行动态保护。动态保护就是利用新思路保护传统文化，比如，发展旅游、实施生态补偿以及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等。龙现村在发展旅游上有极大的优势，在当地政府和居民协作下，旅游给当地人带来了发展。但是，问题也是随之而来。人们开始重视稻田养鱼的经济价值忽视生态价值等，我们应当充分认识稻田养鱼的多重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保护。

参考文献：

[1]《方山乡志》编纂委员会.方山乡志[Z].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38.

[2]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5.

[3]方丽，章家恩，蒋艳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思考[J].生态农业科学，2007，（2）：389.

[4]孙业红，闵庆文，成升魁，等.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社会经济关系研究——以浙田“稻鱼共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例[J].资源科学，2006，（4）：138-144.

[5]杨旭东.传承人的个体崛起与民俗文化的发展——以新野猴戏为例[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8，（1）：4-7.

篇3

［作者简介］郑琼琼，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原理2008级研究生，德育原理方向；潘梅，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2008级研究生，高校德育方向

“成人礼”又叫成年礼、成丁礼、入世礼、成年仪式、加入仪式、入社式等，作为人一生中所需经历的重要仪式，从原始社会开始就“曾毫不例外地在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过”[1]并通过“教导型、考验型和标志型”[2]等不同形式内容的“成人礼”仪式给予成人者隐形的教育。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教育者的教育意图越是隐蔽，就越是能为教育的对象所接受，就越能转化成教育对象自己的内心要求。”“成人礼”仪式作为个体成长历程中重要的仪式，是一生仅此一次的人生片段和人生体验，在个体受教育及其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成人礼”仪式德育活动从萌芽、发展、兴盛、中断，到如今日益成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环节。本文依托与“成人礼”仪式盛行的日本进行比较研究，探寻如何更充分地发挥我国学校“成人礼”仪式的隐性德育功能。

一、中日“成人礼”仪式的历史交融与发展

生命意义上的“成人”始于实际分娩时，但要完全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成人”则是在“成人礼”仪式之后。“成人礼”仪式是个体达到性成熟或法定成年期时所举行的一种仪式，以此来确认个体成年，成为社会的正式成员，赋予权力、责任和义务。回顾历史，中日两国“成人礼”仪式经历了相互借鉴、交融发展的发展历程。

（一）日本“成人礼”仪式的汉化时期

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汉文化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初期占有绝对支配地位。随之传入的“成人礼”仪式首先被日本贵族阶层所接受，并成为日本最初的“成人礼”仪式――“元服”[3]。日本天武天皇11年（公元683年），模仿汉家冠礼诞生了结发加冠制度，规定成年时改“幼时的发型为成人发型,贵族加冠” 《续日本纪》中记载了圣武天皇加冠时的情景。

在古代日本，元服的主要内容一是为新成人束发之礼。这是受儒家孝道的影响。《孝经》中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孝之始也。”因此要束发加冠；二是贵宾加冠之礼。在汉族的冠礼中，亦是由家族中有名望的长者为新成人加冠，且冠者有“三加”（加缁布帽、皮弁、爵弁，分别象征冠者从此有了治人的权利、服兵役的义务和参加祭祀活动的资格）；三是改童名为成人名。“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仪礼・士冠礼》）在中国的取名中，主要是取别名；四是由女子陪宿,即所谓“添卧”，陪同的通常是贵族之女，之后纳为正妻。在中国，男子加冠后方可娶妻，女子及笄之后方可出嫁。由此可见，元服“成人礼”仪式的形式基本模仿儒家冠礼的程序，即围绕异服、结发、加冠、取名、婚嫁展开。这一时期的日本“成人礼”仪式正处于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阶段，处于汉化阶段。

（二）日本“成人礼”仪式的民族化时期

随着“成人礼”仪式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和受众的日益扩大，“成人礼”仪式也日益融入了日本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和民族习惯，而诞生了乌帽子礼。乌帽子礼（戴染成黑色的帽子）在中世纪武士之家颇为盛行。新成人被称作乌帽子。并需要邀请社会地位高的人作为新成人的乌帽子父母，并给新成人取一个乌帽子名。“从不戴帽子到戴帽子，认新父母、取新名字，这种类似于诞生的过程寓于着一个人的新生。”[4]乌帽子礼是贵族文化礼俗与农民习俗、外来成年礼俗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的连接点。到了中世纪末期，“中剃”日渐在商人、农民和一般庶民中流行起来。“中剃”即剃去头顶前部的头发，以此作为成年人的标记。与“中剃”相对应的一种祝贺礼仪，是穿兜档布。即是在13岁或15岁时，由外婆家最好是由姨妈送一块红色的棉布即兜挡布，以示祝贺。直到现在，穿兜裆布都被认为是日本习俗中的一大特色。在这一时期，日本“成人礼”仪式出现明显的“下移”现象，武士阶层、普通市民、农民、商人都开始举行“成人礼”仪式。“成人礼”仪式广泛的渗透到日本民众的生活中来，并依据自身的习俗出现了简化和改变。可见这一时期日本“成人礼”仪式的“日本味儿”明显增大。

（三）日本现代“成人礼”仪式的反哺时期

在战后的日本，“成人礼”仪式由个人事务、家族事务演变成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始于1948年的日本现代“成人礼”仪式已成为日本国民的一大节日。这纵然有宗族势力衰化、家族观念弱化、政府服务功能扩大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但从教育角度探寻，不难发现成人仪式被赋予的社会、国家和社会“旧成人”对新成人的德育意图。到了每年1月的第2个星期一，政府会为年满20岁的男女青年在公会堂或区民会馆等处，为他们举办“成人礼”仪式和庆祝活动，而青年男女都要身穿节日盛装（和服）参加。

自1993年始于上海嘉定区的“成人礼”仪式以来，曾因各种社会历史原因在我国一度中断较长时间的“成人礼”仪式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此时，我国“成人礼”仪式不论是实然还是应然都不能完全回到冠礼的旧途上了。那么为何做？如何做？成人仪式发达的日本自然就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隆重庄严的集体式“成人礼”仪式氛围、殷切嘱托与高声宣誓的仪式流程、围绕责任与角色的德育意图，我国“成人礼”仪式在形式上极大程度地学习了日本现代“成人礼”仪式，接受了它的反哺。同时，也不难发现我国现代“成人礼”仪式的社会重视程度、参与程度、活动的丰富性与教育性等诸方面还落后于日本。

二、中日“成人礼”仪式的特征比较

经历了既相互交缠又各自发展的演化历程后，中日“成人礼”仪式形成特色与共性相互交织的特征。梳理中日“成人礼”仪式的特征并进行比较分析，为我国“成人礼”仪式的德育实践提供可参考的范式，有极大的价值。

（一）一致性相对于变化性

在我国，除少数民族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成人礼”仪式外，汉族则从周代开始就采用冠礼作为“成人礼”仪式的主要形式。在延绵千年的朝代更迭、世迁的历史进程中，冠礼始终稳稳地占据我国“成人礼”仪式的主流。冠礼的具体程序也始终是围绕束发、三加冠等庄重的仪式进行，呈现出长达千年的一致性。

反观日本，其“成人礼”仪式则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这既源自于日本“成人礼”仪式的形成动因，即上层精英贵族对先进文化的学习。简言之，其本身是“舶来品”，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产物。外来事物要深入扎根一地、一国，只有在本土化的历程中，接受来自本土文化的所带来的变异。从元服到乌帽子礼再到中剃，不只是形式的变化，更是日本社会文化“风向”的变化和日本民族文化的兴起。

（二）道统性相对于世俗性

我国“成人礼”仪式中，整个仪式的繁复而庄重，渗透着隆重的道统色彩。加冠属于“冠礼”仪式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为重要的内容。冠礼被古人成为“礼”之始也。男子加冠要进行三次，因此，冠礼又称“三加之礼”；“三加弥尊，加有成也”（《礼记・冠义》）。“三加之礼”是形式，更是通过形式对“加冠者”即新成人的教育，如《礼记・郊特性》所讲“三加弥尊，喻其志也”。就冠礼作为“成人礼”仪式的本质意义而言，它有标志成人、承认社会角色的基本特质。但在“尚德”、“尊道”的中国，其更重要的特质是让社会新成人遵守儒家为代表的“君父观”。《礼记・冠义》载，男子加冠后，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冠礼将“礼”与“君父”观念再一次的以个体必须接受的方式渗透于个体。

而日本的“成人礼”仪式则世俗性更为强烈。中剃、乌帽子礼，穿兜裆裤等虽受重视且隆重但都形式简单，并且有更具世俗性的考验性活动居于其后，这则更是冠礼所没有的。如在日本多山地区，新成人要被抱住双脚倒挂在悬崖边，以考验其胆量，这种游戏在日本一些地区至今仍然存在。日本“成人礼”仪式没有过多思想观念上的灌输需求，更多的是对个体成人的一种祝福、期望和考验。

（三）符号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无论是中国的加冠仪式，还是日本的乌帽子礼、中剃，都是通过社会新成人外在形式上的变化如服饰、发式、姓名的变化，而告知新成人应当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以及建构自己新的社会角色。对个体而言，“成人礼”仪式的意义在于构造一种“过渡”，为个体进入到新的地位提供一种符号性的标志物。这种标志物所承担的符号性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从无冠到加冠的过程是一种标志性的符号，从儿童到成人，从受保护者到保护者，也是一种心理上标志性的符号，标志着一种新的生命历程开始。而这种新生命是社会所赋予的，是社会所需要的，是社会性的体现，甚至可以说是社会所“强加”的。

社会通过“成人礼”仪式“强加”给新成人作为成人的权利和地位，同时也“索取”着义务和责任。不论是我国的冠礼还是目前举行的成人仪式，不论是日本的乌帽子礼还是现代的日本“成人礼”仪式，都是通过仪式体现社会对一个成人的要求。它的社会性依然强烈，但是“成人礼”仪式在古时居于更为显著位置的作为“承认标志符号”的性质却淡化了。其对于公民法定成人资格的赋予也只是形式上的。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已取代“成人礼”仪式的权威符号功能。“成人礼”仪式的符号性不断弱化，已成为社会道德教育的一种形式与途径。

三、学校德育建构现代意义上的“成人礼”仪式

我国“成人礼”仪式在“复兴”之后日益受到重视，并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和德育实效，为我国学校德育开辟了一条新的可行之路。但不容忽视的是将“成人礼”仪式所要“施加”的社会性要求作为“成人礼”仪式的全部的倾向。在此影响下，使得我国的“成人礼”仪式教育出现理念的唯社会性、目标的“表礼化”、内容的随意性与拔高化、形式的模式化、主体的错位等弊端，忽视“成人礼”仪式对于新成人主体所具有的个体意义和新成人的主体地位，甚至不经过审慎的调查和研究随意确定活动的主题和内容，忽视“成人礼”仪式自身所具有的淡化“受教育者”的角色意识，把个体真正视作有着自我教育能力的“教育主体”，让其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观念的独特优势，盲目追求和过度利用“成人礼”仪式社会性特征，使得“成人礼”仪式教育步履维艰。为更好的利用“成人礼”仪式隐性的德育功能，克服“成人礼”仪式教育中遇到的问题，就要构建具有现代意义的“成人礼”仪式。

（一）社会性与个体性结合的仪式理念

只注重活动的社会性目的而忽视了对参与活动个体的关注与理解，这样的德育活动注定是失败的。作为人生中仅有的一次的重要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片段，“成人礼”仪式对每一个新成人个体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在这样重要的场合和时刻，给予新成人的教育是深刻而铭记的，这也是“成人礼”仪式之所以成为人们所关注与重视的德育活动的重要原因。在仪式中的确是应该体现社会的诉求与愿景，但是在“成人礼”仪式中，既要重视其社会性的同时，需兼顾其个体性的一面。因为没有了社会性，“成人礼”仪式就不是一个德育活动甚至不是一个教育活动。没有了个体性的一面，这个“成人礼”仪式就不是一个有针对性的德育活动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教育活动。

在日本石川县七尾市[5]的“成人礼”仪式中，主办方既寻求了“传承”这一传承民族和地域文化的主题，又是通过新成人所喜爱的歌舞表演的形式来呈现。对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结合，使得该“成人礼”仪式成为当年日本评选出的“最佳“成人礼”仪式”。因此，我们学校德育在筹划“成人礼”仪式时，应铭记“成人礼”仪式是社会的“成人礼”仪式，但更是学生的或者说是新成人的“成人礼”仪式，对于即将以成人姿态走进社会的新成人，人们希望他们身上能集中体现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财富。但让人不理想的是，在我国“成人礼”仪式上，总是会看到大段大段的“嘱托与寄语”，殊不知空洞的寄语对新成人而言毫无作用可言。

（二）多层次仪式目标与特色仪式内容的结合

“成人礼”仪式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可挖掘的德育时空和德育形式，它的德育目标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点，更不能仅仅局限于“表礼化”的规则的养成教育。受功利主义德育倾向的影响，我国“成人礼”仪式在举行时存在只关注公民教育中的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部分，忽视了公民教育的精神和思想素养方面的培养，这是值得反思的大问题。“成人礼”仪式的德育目标应该是多层次目标的交融与渗透。作为基础的“角色教育目标”、“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目标”与“生命教育目标”都应该在“成人礼”仪式中得以体现，只是每一个“成人礼”仪式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在中日两国的“成人礼”仪式中均包括换装、祈祷、宴饮及一系列象征性活动。这些外在的服饰和礼仪的变化，强调的就是新成人的角色转换。而“成人礼”仪式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具有各自民族深厚文化内涵的仪式，到如今更需要通过每个人一生仅有一次的仪式，进一步加深民族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日本“成人礼”仪式中占据重要的部分，和服、歌舞、民族乐曲的演练与传授，无处不有本民族文化的存在。正是对生命的尊重与体悟，个体才能自重、自爱、自强和自主，才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担当责任，才能更好的体会角色的转换和升华对民族的感情。

“成人礼”仪式的德育目标，最终转化成为新成人的道德认知、道德行为则需要借助特色的仪式内容。七尾市在举办“成人礼”仪式时，就注意到既要有地方特色又渗透仪式目标在内，如“成人礼”仪式中安排了颇具特色的七尾曼达拉表演。并由执行委员中的男士表演“20岁的太鼓”[6]，舞台背景上放映七尾传统节日的画面，这种对本地区、本民族特色文化进行细致了解和研究之后组织的“成人礼”仪式必将是富有浓郁特色的成功的“成人礼”仪式。

（三）实现新成人主体下的多元化仪式呈现模式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是我国的一大宝库。但是我国从古代的冠礼到现代学校“成人礼”仪式或成人仪式，基本都是同一流程与形式。诚然这是由于受封建时代思想桎梏的困扰。在21世纪的今天，我国部分地区的“成人礼”仪式都只是在上海等地区“成人礼”仪式基础上加加减减，甚至是照搬照抄，这样的“成人礼”仪式不能起到因地制宜地发掘民族与地方特色，传承民族、地域文化的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将“成人礼”仪式简单化、形式化，损坏了“成人礼”仪式的德育功能，使新成人忽视甚至的厌恶这种仪式。

在新世纪新挑战之下，“成人礼”仪式应该因地制宜多元化的发展，使之符合本地区丰富多彩的形式和内容，而不能局限于大一统的模式。如江南水乡与塞北草原，黄土中原与丘陵地带，不同地域的“成人礼”仪式，可以在学校德育目标要求的基础上，各展所长、各尽所能，使每一个年满18岁的青年学生能真切地感受到作为一个家乡人、中国人的所拥有的财富和所肩负的责任。

对形式多元化的追求要与新成人的主体地位结合起来。“成人礼”仪式的纷繁复杂与多变，如果不能以新成人为主体而设计和推进的话，那么这样的仪式只是一个美丽的“万花筒”， 背离了活动的初衷，无法取得德育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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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蒋栋元，黄友明. “成人礼”仪式仪考查及主题意义[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2004，（2）.50-53.

［2］ 吴晓蓉．仪式中的教育[D].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03:4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