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英语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行业英语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教材开发者

教材是课程的物化，要求教师根据不同情境开发教材。目前，很多行业英语教材或是舶来品，有时水土不服;或是由某学科教师编写，缺乏英语素养和教学理论，书中出现语言的硬伤，有的甚至用拼音标注书名。高职教育的职业性与实践性需要遵循工作过程的系统化开发课程，坚持项目导向、任务驱动，在学习情境式教学单元中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这些与内容型教学并行不悖，两者都将学习过程视为学习的最佳条件。内容型教学指导下的教材应含有英语教师能教、特定学生能接受的内容，通过学科文章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编制内容和语言交融的教材是其特色，但尚无标准可循。4C(内容、交际、认知、文化)与6T(主题、语篇、话题、线索、任务、迁移)等模式已经成功地运用到课程与教材的开发中，任务教学法、项目教学法也被融入其中。这些模式都是基于内容驱动的学习假设，即运用语言去获取所需的信息，语言学习更易成功;内容搭建的结构框架有利于综合发展语言技能;内容表达是学生语言学习的需求。因此，在开发行业英语教材时，应与某学科教师合作先选定学科内容，然后安排语言学习项目，将内容作为学习活动的驱动力，将提高语言能力所需的词汇、语法、技能、练习与内容紧密捆绑。以笔者编写的《会计英语》教材为例，其课程定位是学会运用英语去表达会计专业的基本术语，描述职业环境与工作过程，完成英语语境中的基本任务。主题是课程的中心思想，与学习需求、教师能力、教学场景相适应。根据学情和我国会计从业资格要求，该教材的主题设为“会计职业的基础英语”。教材以编译阅读语篇为主，提供会计凭证与报表等样例，听说语篇作为课外作业。这些语篇以项目形式出现，分为认知职业环境、明确行业规范、夯实岗位基础、熟谙典型任务、掌握业务流程、学习会计法规。话题是语篇内容的分单元和更具体的主题学习内容。以“熟谙典型任务”为例，教材中设计的话题有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清查、会计报表等，会计凭证又含原始凭证、记账凭证。线索意指系列主题之间的联系、课程之间的衔接性，对应到某一课程，应是教材内容整体的衔接性。该教材的明线是会计职业的环境、行规、法规、基本知识技能、工作过程，暗线是会计循环。任务体现在各语篇的教学活动及练习设计上，该教材的练习是围绕“运用英语完成会计行业的知识学习与岗位任务”而设计的。迁移则是设计好话题之间、任务之间教学活动的过渡与衔接。

三、教学设计者

高职院校建有校内专业实践教学基地，教师可在这些充满职场气息的基地中设计行业英语教学活动，学生置身于模拟的工作岗位和业务流程中体验内容和语言的融合。策略一，激活背景知识。该策略以建构主义、图式理论为基础，利用学生的过去知识激活认知图式。以会计英语为例，学生已学的会计专业知识和基础英语知识可视为已有的内容图式和语言图式，学习新内容时可让学生先试用英语表达相关的会计术语。策略二，注意学习阶段性。教师按照学习阶段组织教学，设计好教学前、教学中、教学后的学习活动，考虑内容、文化、文体、语言、学习策略等课程要素。策略三，融合语言模态。教学中应提供多种文体的语篇，融入听说读写的多模态训练。小组合作、拼图游戏、思考———互助———分享等活动可综合发展语言技能，最大化地输出语言。策略四，提供支架式指导。贴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指导学习活动，帮助他们完成不能独自完成的任务。这被视为内容型教学的关键，主要提供言语(关注语言发展)、程序(指导小组和活动的构成)、教学(提供支持学习的工具)等方面的支持。策略五，运用图形组织者。图形组织者(如大纲、维恩图、网络图、图表)是大脑组织信息的方式，可以被用来增强教学效果、优化教案设计。会计英语中语篇的结构主旨、会计循环过程等皆可用此策略。策略六，情境化学习语法。情境化是指为了真实的交际目的有意义地使用语言，并理解语言使用者如何在情境中建构意义。该策略要求语言的功能、结构、词汇都在内容交织的情境中被学习和使用。策略七，提供有意义输入。意指输入是真实的语篇，是含有不同的观点、可理解、反复的，教师可减少、再用、循环使用词汇及主要语法结构。策略八，最大化输出语言。为了学习语言，学生必须在有意义的互动中使用语言。教师需平衡输入机会，鼓励学生多输出语言。策略九，及时反馈。确保学生随时传递、接受反馈，理解自身语言使用和内容掌握的情况。反馈可以在教学中、小组中、终结性评价中进行。策略十，指导学习策略。内容和语言的学习都有策略，学生使用学习策略能达到理想效果。

四、共同体建设者

在内容型教学理论指导下，行业英语教学以行业为背景，引领学生发展职场所需的英语语言能力。可是，行业英语的课堂生态并不乐观，通常是教师一言堂、学生静悄悄。这里有教师自身的原因:缺乏行业内容的学习，习惯于尽职地解释词句，不顾学生所思所为，忽视课堂的生命体征和交互属性。同时，行业英语处边缘化的学科地位，有的仅开设一个学期，有的被定为选修考查课，学生不够重视;学生英语基础较弱，学习动机不足，上课是为了混学分。由此，行业英语教学需建设学习共同体。学生的投入与参与可以彰显语言课堂的人文性与生态性。教师的自主性意味着，依据学习共同体、群体动力学等理论，发挥自身的领导力，激活英语课堂的群体动力，与学生共同创造学习机会，而不是管制或不管他们。一是发展和谐的师生关系。学生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可成为行业英语教学的助手而不是灌输的对象，教师是其专业学习的同伴、讲英语的话友;教师通过记住学生名字，给予关爱，鼓励学生表达或解释专业内容，可得到学生的尊重而被视为学习的向导。二是设计互动式任务，在会话交往中使英语成为合作、分享、友谊的纽带。三是与学生共商团队精神和课堂规则，心灵有约、对话协商，尊重生命。四是咬定目标。教学的大目标是共同进步、有效学习，小目标是创造更多的机会，形成有效的学习小组、学习共同体。另外，为了解决教学中遇到的行业内容的困惑，提高英语表达的专业性和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教师还需参与外语教师或其他学科教师(或行家)的学术共同体建设，研讨英语教学的理论与方法，学习相关行业的理论与要求，以便合作开发课程。

篇2

幼儿英语培训机构的师资水平对英语教育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仅仅要求幼儿英语培训教师具备扎实的英语基础知识，更要把握幼儿的心理特点，抓住幼儿的心理，因材施教，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果。我国幼儿英语培训机构存在师资质量良莠不齐的问题，整体教育质量不高，不能保证从事幼儿英语教育事业师资水平。幼儿英语培训教师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未经专业训练，必然会降低幼儿英语教学效果。

1.2幼儿英语培训行业的教育目标过于功利化

处在知识经济时代，家长和学校越来越重视孩子的知识教育，低龄化成为英语教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众多幼儿园纷纷开设了幼儿英语课程。但在繁荣的幼儿音乐教育事业背后，存在严重的单方面最求利益的问题，英语教育过程过分重视成效。家长和培训机构的功利化，不仅不利于孩子学习习惯的养成，还可能使孩子对英语学习产生地处心理，阻碍了孩子的全面发展。

1.3幼儿英语培训机构品牌意识较为薄弱

处在竞争激烈的现代化社会中，品牌价值的形成对幼儿英语培训机构的生存和发展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我国当前尚未形成一定的品牌效应，英语培训机构缺少个性的培训理念，质量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缺乏长久的经营目标的设定，导致幼儿英语培训机构的难以形成规模化的市场影响力。

2高职英语教育专业与区域幼儿英语培训行业对接前提及途径

2.1实现高职英语教育专业与区域幼儿英语培训行业对接的前提

（1）更新幼儿英语教学方式

教学环境、手段、内容、目的、教师和幼儿是英语教学的关键要素，英语教学方式的选取对教学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借助有效的教学方式，使英语语言活动通过教学活动的形式展现出来，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使幼儿获取知识。在英语教学实践活动中，可以借助教学手段进行调控，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由于幼儿学习群体的特殊性，在教学方法应用上要突出乐趣的特点，寓教于乐，在多种游戏中渗透入英语知识点，鼓励孩子之间进行英语对话交流，创新单一的死板教学方法，保证教育效果。

（2）对幼儿英语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模式进行调整

传统的幼儿英语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的需求，这就要求创新英语教学模式，在高职英语教育专业教学过程中，要将学前实践课程、英语课程及教育课程综合起来，形成三维立体化教学模式，构建相应的教学情境。让幼儿英语教育专业学生能够为幼儿的学习创造良好的环境，通过演讲、观摩、听说练习课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让幼儿亲身融入到英语教学过程中，体会学习英语的乐趣。实现单一教学模式向多元化教学模式的转化，培养幼儿的思考、分析能力，形成良好的英语学习习惯，达到提高实践能力的目的。此外，还要充分的利用先进的教学设施，借助学前模拟课堂，促进周边幼儿园的合作，交流经验，提升幼儿英语教育的整体质量。

2.2高职英语教育专业与区域幼儿英语培训行业对接的途径

（1）打造培训品牌，形成定向式幼儿英语教学人才培养

我国幼儿英语教育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双语教师人才的短缺，高职院校在培养幼儿英语教学人才的过程中，应同英语培训机构或幼儿园签订人才培养计划，全面贯彻实施校企合作，学教交替的方式，使幼儿英语教学人才培养向着定向化的方向发展，将双语教育、幼儿艺术教育进行有机整合，培养高素质的幼儿双语教师，扩大区域幼儿英语培训行业的规模，形成品牌模式。

（2）教师岗位置换培训，顶岗支教

高职英语教育专业与区域幼儿英语培训行业对接的重要途径就是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应用教师岗位置换培训的方式，在幼儿园中设置适应高校英语教育专业进行培训的岗位，加强高校教师的培训力度；另一方面还可以进行顶岗支教，深入到幼儿园内部，了解实际幼儿教师需要具备的技能，在实习过程中提升师资水平。

（3）加强英语教育专业同行业专家的合作，共同研究教学内容

由于高职院校英语教育专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实现同行业需求的对接，这就需要加强同企业、行业中专家的合作力度，共同对教学内容进行研究和探索。基于培养实践能力的培养目标，塑造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精神，实施双语教师职能训练，对幼儿双语教学方案进行设计和完善。针对高职院校英语教育专业学生，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注重学生的职业技能、专业素质的培养，将课程同实际教学工作整合为一体，使英语教育课程更加满足岗位的需求，实现与实际生活的接轨。

篇3

Abstract:Theauthor’sinvisibility,ortheunfaithfulnessoftranslatedliterature,hasalwaysbeenacontroversialtopicintranslationstudiesinChina.Whyisthetranslatordissatisfiedwiththe“formalequivalence”betweenwordsfromdifferentcultures?Underwhatcircumstanceswilltheauthorofthesourcetextbeinvisible?Whati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uthor’sinvisibilityandthetranslator’svisibility?Fromaculturalperspective,howdoesthenotionofinvisibilityaffectthedevelopmentoftranslationstudiesandthepursuitoftranslationcriticism?TheauthorattemptstofindanswerstothesequestionsbyemployingatheoreticalframeworkbasedonAndreLefevere’sviewsontheinfluenceofpoetics,ideologyandpatronageontheproductionontheproductionoftranslation.

Keywords:author’sinvisibility;poetics;ideology;patronage;translatedliterature;relationship

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译者在处理原作时，由于不同的策略取向，会导致原作不同程度的变形，译作不同程度的失真，笔者将这种翻译文学中的变形现象称为“原作之隐形”。

“原作之隐形”，换言之即“译作之不忠”，这一现象一直困扰着翻译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何不“依样画葫”？原作会在何种情况下隐身于译作之后？原作的隐形与译者地位、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评论之间究竟有何因缘？这是一个值得译界深入探讨的课题。在本文中，作者试图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入手，对此现象作一文化透视。

理论依据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是文化学派的典型代表。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关于翻译的“三要素”理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poetics）、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翻译策略都与意识形态和当时的译语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紧密相关。而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宗教组织、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Lefevere,1992a）。

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对长期以来为翻译“对等”的樊篱所缚的翻译界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那么，它对于“原作之隐形”现象又具有怎样的解释力呢？让我们来看一看种种隐形情绪背后所蕴藏的禅机，或许能够发现异样的谜底。

隐形情结和因缘种种

一、隐形与诗学

诗学，根据勒菲弗尔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则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Lefevere,1992a:26)。

在翻译中，由于译者心目中的意向读者和服务对象来自译语系统，译者本身又浸染于译语系统文化当中，译语系统的主流文学形式和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学观在这种“作用”下发生变形。这种变形首先是译作对原作的语言，特别是语法结构、逻辑形式、文体风格等方面的改变。

语言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各种各样的语篇当中，即使是权威的经书典籍比如《圣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样的作品，也会由于诗学观的影响在译者的诠释和解构中发生变化。例如，路德（MartinLuther）在以德文译《圣经》时就经常添加一些表示“转折”的连词，比如“Allien（但是）”。这是因为，虽然拉丁希腊文中无此原文，但德语的语法结构却要求他作这样的改变（蒋百里，1921）。而对于严复是如何配合他的“用心”郑重地选用了当时流行于士大夫之中的桐城派古体，又是如何根据汉语的习惯将《天演论》进行“化整为零”的拆变，则早已成为译坛百年之佳话。

语言的隐形不仅受到社会主流文学观的影响，有时还为译者本人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所操纵。这种隐形在诗歌和戏剧翻译中尤为明显。例如：对于拜伦的《希腊岛》（TheIslesofGreece），不同的译家便采用了不同的文体。以第一句为例：

TheislesofGreece,theislesofGreece!

Whereburningsappholovedandsung,…

梁启超译文：（沉醉西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马君武译文：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

苏曼殊译文：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情文可斐斐，茶辐思灵保。……

译文：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泳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谢天振，2000：146-147）

对于拜伦这首著名的诗篇，同一个国家的译者，为什么样会有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呢？一方面译者要借诗明志；另一方面，更由于各自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不尽相同。梁启超要用他的元曲全来宣扬政见，马君武则采用七言古诗来哀叹民族的命运，苏曼殊取五言诗体来抒发个人情怀，而则要用离骚体来进行语言文化比较（杜争鸣，2000：48）。他们都有以自己的文学观从不同的欣赏角度给译作涂上了浓烈的个人色彩，重塑了拜伦诗中的艺术形象和不同的拜伦形象。

文体方面的变形不仅将原文结构或文体隐身于译作之后，同时还可以导致风格的变形。风格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有时甚至是一个词的添减便改变了整个面貌。如：

ItwaseventwylightwhenheentredthecittieofAntium,andmanypeoplemethiminthestreets,butnomanknewhim.SohewentdirectlytoTullusAufidiushouse,andwhenhecamethither,hegothimupstraighttothechimneyharthe,andsathimdowne,andspakenotawordetoanyman,hisfaceallmuffledover.Theyofthehousespyinghim,wonderedwhatheshouldbe,andyettheydurstnotbydhimrise.For,ill-favoredlymuffledupanddisguisedashewas,yetthereappearedacertainemajestieinhiscountenance,andinhissilence:WhereupontheywenttoTulluswhowasatsupper,totellhimofthestraungedisguisingofthisman.（十六世纪英语）（王克非，2000：292）

这是英国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译家诺斯（ThomasNorth）从阿米欧的法文转达译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贵人传略》中写柯里奥兰纳斯一书的开场白。风格既无阿米欧的古典，也不像原作者普鲁塔克，而是一段颇具诺斯色彩的生动活泼、充满戏剧色彩的新篇。其中，“Theyofthehousespyinghim”中spying是诺斯为原作所加的颇为戏剧化的一笔，而文中新增的副词ill-favoredly亦使整段译文更富神秘色彩。

如果说，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上的变形只是不同程度地碰破原作的“形”与“壳”，那么，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的错位则会或多或少地触及原作的“灵”与“肉”。

二、隐形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Lefevere,1992b）。

意识形态使用于翻译过程时，造成原作的文化在译作中的隐形。“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何种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Lefevere,1992a:41;陈、张，2000：177）。因此，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原作中带有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就有可能褪色、变形乃至消失。

比如，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时，为了让译文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意识，有意将男、女主人公RedButler和Scalet译成了颇具中国色彩的“白瑞德”和“赫思佳”。傅东华是“不必字真句确地译”（谢天振，2000：148）的拥护者，他从译语文化出发，将原语的姓氏文化隐形，从而把读者引入他所营造的文学氛围。

又如，苏曼殊在译雨果（VictorHugo）的《悲惨世界》时，为了呼应当时提倡西方“科学”、“民主”和“打倒孔家店”、封建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意杜撰了一段故事，并增加了原作中不曾出现的人物男德，同时借男德之口，吐出了一段批判孔子的话(王宏专，1999：40)。

文化隐形的现象在有关伦理道德的小说中表现更为明显。在20世纪初蟠溪子所译的《迦因小传》中迦因未婚先孕的一节即被译者删除（陈、夏，1997），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不允许女子越雷池半步。《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节译本中有关描写的许多场面都被删减（成、周，1998），因为当代社会虽然开放了许多，但其主流意识形态仍不鼓励性开放。而针对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名剧《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中的台词，不同的译者所作的不同处理足以让我们对异国情调刮目相看。

在Lysistrata这幕剧剧终时，女主人公在请由美女扮演的“和平(Peace)”把斯巴达的和平使者带来时说了一句台词：“Enmedidotencheira,tessathesage.”直译：Ifhedoesn’tgivehishand,takehimbythePenis.对于这句台词，不同的译者的处理方式是：

①Ifanydonotgivehishand,leadhimbythenose(ByWilliamJ.Hickie1902).

②Iftheydon’tgiveahand,alegwilldo.(ByA.S.Way1934)

③Ifhandsarerefused,conductthembythehandle.(ByDouglassParker1964)

④Butiftheywon’tgiveyoutheirhands,takethemandtowthempolitely,bytheir…life-lines.(ByPatrickDickenson1970)

⑤Takethembythehand,women/orbyanythingelseiftheyseemunwilling.(ByDudleyFitts1954)(Lefevere,1992a:41-42)

显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译者对penis这个词作了不同的诠释和意象转移。为什么其中的差异如此之大？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要为某一套意识形态服务，就会配合这一意识形态树立某种形象。当原作的文化意象与译者的社会文化意识不相符或不相容时，译者便会根据他要服务的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接受的形象作隐形的移植。

三、隐形与赞助人

赞助人（Patronage）在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中被视作最为重要的因素。作为“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陈、张，2000：176），赞助人主要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它可以是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Lefevere,1992a:17）。对于翻译活动的走向、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地位乃至生命，赞助人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原

语言结构或

作的“二度隐形”中表现尤为突出。

二度隐形使原作发生“二度隐形”的译品，大多是通过某一媒介转述或通过已有的译本转译、改编而来。因为原述者或原译本在第一次翻译时已一度变形，在这种基础上再创造的译本难免遭至二度变形。二度变形的译本导致了原作二度隐形。在这方面，林纾是当之无愧的译林高手。林纾不懂外文，他的译品主要建立在助手的转述和自我加工、改译的基础上（钱钟书，1981）。他还不顾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凯撒》和易卜生的剧本《群鬼》等都译成小说（冯至，1959）。与林纾同行的日本明治中期的高产译者黑岩泪香对侦探小说的改写度更是比林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读了许多英文侦探小说后，有趣的故事情节尚在脑中，”然后坐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编辑室里，“不看原书，信笔译去，创所谓通俗易懂的‘泪香风格’”(王克非，2000：324)！而三、四十年代由、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名作《复活》在南京公演时不但抹去了《马太福音》，而且还有意让原作中的波兰革命者唱起了抗日救国的战歌(黄，2000；谢，2000)！这些作品虽然经过了二度变形，但其不断增长的出版数量足以证明“林译小说”和“泪香风格”都在各自的国度获得了成长的土壤：林纾以180余众的高产位列众多译家之首，而黑岩泪香也以130余本入居高产译者之列。、的《复活》更是在民众之中引起巨大的轰动。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让原作“隐”了“形”甚至还带有各种错误的译本在读者或观众中具有广阔的市场呢？从文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呼唤新的文学形式，但更重要的，还来自于当时的文学赞助人的广泛支持和扶植。在林纾的时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兴起，大批康有为、梁启超们致力于翻译以政治小说为主的各类文学作品来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王宏志，2000）。林纾的译作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正是顺应这股潮流而生的，理所当然受时上层改良家们的支持。“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为的这首诗，是对林纾最好的肯定和宣传。而黑岩泪香所处的日本明治中期，亦属于“民智未开”的社会，侦探小说的这种崭新的文学形式自然吸引了广泛的读者。更何况，黑岩泪香本身就是舆论工具的控制者，他的译作大多就是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上连载(王克非，2000：324)。而、将《复活》改编并成功地搬上舞台，都离不开当时正在走向胜利的“红色”力量的扶助和领导。由此可见，作为赞助人的政治权威、文化权威和新闻出版机构在隐形的文本流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确是举足轻重。

隐形与共识

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和大量的史料来看，翻译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原作之隐形现象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权力操纵的必然结果(Hermans,1996:26)。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两套不同文化系统的相遇和冲击(Toury,1978:89)。原语文化系统和译语文化系统无论在语言意识形态还是在权力关系等各层面上都有各自独特的“规范(norms)”。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系统和不同的“规范”，必须作出适当的取舍。如果以原语文化为主导，不对原著做适当的“修枝剪叶”，译文便会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面目，而迫使译语文化让步，结果是译文“晦涩难解”（鲁迅，1981：151-153），很难进入译语文化系统。试想一下，有哪能一本“逐字翻译”的作品真正流传于世呢？相反，译者也可能将原著文化或“规范”彻底，但这已超越了“翻译”的界定范围。比较合理的选择常常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位置，即，译者会浓度既牺牲原语文化的某些“规范”也打破译语文化的某些“规范”(Toury,1978:88-89)，其终极产品会因为不同的偏向而烙上“异化(foreignization)”或“归化(domestication)”的色彩。而译者为满足译语文化读者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取向，同时由于译者本身又受译语文化的种种制约，更多的时候是以牺牲原语文化为代价，让原作隐形于译作之后，而这种隐形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勒菲弗尔所说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它们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控制着原作的隐形程度。

隐形不仅是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也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勒菲弗尔以他的“三要素”论，把翻译中的隐形现象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范围中进行审视，把一向不愿为“奴”而又诚惶诚恐于“以忠实为天职”的译者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翻译与原作的关系，重新认识作为译者的影响和作用。传统译论把翻译视作原著的复制品，因而翻译在地位上屈从于原著，翻译研究也以“原著为中心(source-textoriented)”，对原著任何的隐形都被视如“叛逆”或“不忠”。而在勒菲弗尔看来，译者能不能译出与原文相近的译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根本不存在要和原文对比”(王宏志，1999：17)。换句话说，即，对原作的隐形是译者根据翻译目的对原作进选择文化解构。勒菲弗尔的这一理论对“原著中心论”提出了原则性的质疑，确定了翻译研究以“译语为中心(target-textoriented)”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勒菲弗尔并不是孤独的施行者。纵观世界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研究史，与勒菲弗尔牵手的人比比皆是：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图里(GideonToury)的“规范”(Norms)论，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的“格式塔”(Gestalt)，弗美尔(HansJ.Vermeer)的“目的论”(Skopostheory)，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原文至上的观念，勒菲弗尔在英国的同伴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更是赞同“翻译有如‘吸血’”，译者应对原作“粗暴地妇占(womanhandle)”(陈、张，2000：186)！而解构学派则坚信只有将原来的“器皿”击成“碎片”，将原作“置之死地”才能重塑“后起的生命”！翻译不再是原作的复制品，翻译过程中的隐形也并非是对原作的“淹没”，而是原作的“再生”，是原作“生命延续”的阶段(theirstageofcontinuedlife)(Benjamin,1992:73)。看看庞德是如何让李白在美国复活，看看在中国早已死去的“寒山诗”是如何成了“垮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的精神食粮，再想想英国的二流作家哈葛德是怎样在林纾的笔下家喻户晓，想想在挪威并非最突出剧作家易卜生是怎样在《新青年》上光芒四射的，翻译中的隐形对译者、读者和原作的意义不言而喻！那么，翻译家为什么还要甘于作“茧”？翻译家要提高自我价值，首先必须有勇气让自己“现身(Visible)”，让原作“隐形(invisible)”。“亦步亦趋”，是永不可能建立起“卓而不群”的学科体系的

隐形现象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思索是如何看待译品评介的问题。传统的译评常常介于“空泛的赞赏”和“集中评错”之间(王宏志，1999：7)。而这种“错”，往往是由于隐形所导致的。挑“错”标准仍然以原著为参照。确实，从纯

粹的翻译技巧上看，如果我们认为只要不是“逐字”的翻译便是翻译的败笔的话，那么，严复的翻译确乎算不上成功，因为他在系列“醒世”译译作中将“俚鄙不经之事”皆“芟剃不言”①。但从严复深刻的“用心”、精湛的语言和百年不变的影响上来看，我们能说他的译品不是成功之作吗？翻译毕竟不是一种纯技巧活动，它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翻译作品不可避免地要烙上文化的印记。因此，对译品的评介不应该只限于狭义的“忠”与“不忠”的范围，而应该置之于历史的、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讨论。在“信、达、雅”之外，译评家有更多的核心问题可以触碰和深入探索，比如说，由于隐形所产生的佳译或劣译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效果，等等。

最后一点是对于“隐形”的态度问题。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Lefevere,1992b)和全球文化交流的趋势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隐形现象在未来的翻译文学中不仅不会销声匿迹，而且还将伴随“异化”现象的升温而继续与之分庭抗礼。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日益开放，对隐形现象的欣赏度也会越来越大。作为译者，在特定的诗学观、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下对原作进行适度的隐形是完全必要的。作为学者，更有责任学会如何客观地分析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没有必要把这种“隐形”视如“文化堕落”（孔慧怡，1999）而战战兢兢地敬而远之或面红耳赤地诛而伐之，更不能武断地要求译者“附庸”于原作，因为异域的文化在进入新的氛围的过程中经过一路“颠顿风尘”和“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钱钟书，1981），它的终极形式不可能是纯粹的“之乎者也”，也不可能是纯粹的“YesorNo”（冯至，1959）。而作为原作者，也大可不必因为“译作的声音超过了原作”而抱屈，因为文学作品的生命正在于流传。原作通过译者在异域得以繁殖，虽然被涂上了新的色彩，但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者该做的似乎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对译者满怀敬意。

注释

①此为吴汝纶在通信中与严复讨论翻译标准时对严复的鼓励之辞，转引自王克非编著《翻译文化史论》，p.5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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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创新创业教育观念相对落后

由于在我国很多应用型本科院校都是由一些地方性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而来，所以很多应用型本科院校对创新创本科商贸类专业在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只重视创新创业知识的普及和创新创业技能的传授，却忽视了对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基本能力的培养。学生在接受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中也普遍存在一些错误的认识，认为创新创业教育主要是针对那些想创业的学生开展的，只会对想创业的学生有帮助，在观念上没有把创新创业教育当成是应用型本科商贸类专业的通识教育。

1．2创新创业教育与人才培养模式没有有机地融合

由于创新创业教育观念相对落后，所以应用型本科商贸类专业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没有真正将创新创业教育的理念融人到商贸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的体系之中。在很多应用型本科商贸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往往以相对孤立的形式开展，随意性强，缺乏统一的规划，属于学生第二课堂的拓展，创新创业教育与人才培养模式没有实现有机地融合。

1．3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亟待改革

应用型本科商贸类专业目前尚未形成系统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虽然很多专业已经开设了一些创新创业课程，但这些课程相对零散、不成体系，和专业课程体系相脱节。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应用型本科商贸类专业已开设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往往是以课堂讲授或独立讲座的形式进行教学，没有真正将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缺乏对学生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引导与激励。

1．4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薄弱

在我国高校中，由于创新创业教育起步较晚，很多高校特别是一些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师资极度缺乏。很多应用型本科商贸类专业没有专门的创新创业师资，平时创新创业教育的授课、讲座、辅导都是由一些专业老师或临时从校外聘请的企业专家客串，虽然他们具有相对丰富的专业知识，有的也具有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系统的创新创业知识，也没有实际的创业经验，所以在指导学生创新创业时对学生的帮助十分有限。

1．5校内外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严重滞后

由于很多应用型本科院校在转型之前都是一些地方性的本科院校，他们在过去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一般偏重于理论教学，往往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一般也不重视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由于我国应用型本科和创新创业教育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很多应用型本科商贸类专业十分缺乏校内外创新创业基地，校内外创新创业基地活动的开展。

1．6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形式单一

由于很多应用型本科商贸类专业缺乏校内外创新创业基地，所以他们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往往以理论授课、讲座为主，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相对很少，即使有大多形式也比较单一。很多学校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的主要形式就是举办创新创业大赛，撰写创新创业计划书，由于缺乏相应的资金、场地条件，学生很多很好的创新创业计划无法落地开展，因为缺乏亲身实践的体验学生创新创业的综合素质很难得到很大的提高。

2应用型本科商贸类专业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的

2．1树立正确的创新创业教育观念

应用型本科商贸类专业在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中，首先应该树立正确的创新创业教育观念。应用型本科商贸类专业旳创新创业教育应结合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和每个专业自身的特点来开展，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创新创业知识的普及和创新创业技能的传授，同时也要重视对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基本能力的培养，要改变“创新创业教育就是为了培养成功的创业者、企业家＂这样的片面观念，要把创新创业教育当成是应用型本科商贸类专业的通识教育，要充分认识到创新创业教育对应用型本科商贸类专业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创业人才的重要意义。

2．2构建融合创新创业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应用型本科商贸类专业在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中，要将创新创业教育纳人到商贸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之中。应用型本科商贸类专业要不断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要将创新创业教育与学业教育相融合，要将创新创业的实践活动真正融人到应用型本科商贸类专业的专业实践活动之中，通过统一的规划，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人才培养模式有机地融合，从而构建应用型本科商贸类专业融合创新创业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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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提高的现实价值，本文主要从三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个角度，要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就要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相适应。现代的社会对于高素质的人才要求很高，不仅需要有很强的文化底蕴，还要有对于语言的分析能力和运用的才能，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的应用能力提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不断地努力，才能实现。第二个角度，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应用性符合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现在，全国都在推进素质教育的步伐，也是我国高等院校实行素质教育的重要时间段，素质教育主要是提升学生综合素养，让学生做合格地复合型人才，因此，教育中要加强对学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对让学生参加一些综合性质的实践活动，遇到问题想办法进行解决，提升学生的分析问题的能力，让学生收获自己解决问题的成功喜悦，这一个过程符合素质教育对学生的要求和培养。

2.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提高的可行性分析

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提高，这不仅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同时有着很强的可行性，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

（1）汉语言文学学科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学科

理论是我们学习理论的基本依据，为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提高提供了理论基础。

（2）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提高

有一定的现实条件，它拥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已经有了一定的教育根基了，这是为今后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条件基础，通过一些发展过程中的做法的尝试，已经取得较好地结果，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思索

1.加强改革学科教学体制的建设教师

在以后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工作中，每一所高等院校都应该对这门学科的体制建设进行思考，对于教学内容方面要进行不断的更新学习，掌握新的知识内容，扩展知识视野，拓宽学生的学习视野，重视在平时对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口语交际方面的才能的培养，多让学生听、说、读、写，多练习一些口语，演讲竞赛，辩论会，不断提升学生的自身能力，多学习知识，丰富自己的知识内涵和个人的素质的修养的提高，增强他们运用语言的实践能力，以此来提高该学科专业的应用性提高。

2.提高语言教学的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方式方法

教师在课堂中的教学方式是很重要的，一个恰当的教学方法，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进行知识和技能传输的主要方式方法，这对于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教师提升了课堂的教学氛围，学生的学习兴趣有了稳步地提升，主动参与课堂中的一些教学活动，这对于自身的发展，都有着极大的帮助，教师要改变以前传统的教学方式，多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如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加强对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激发，提高教学的质量，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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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企关系类型日趋多样化

当前世界各国政府与企业关系大体上有三种：第一种是"警察与司机关系"，政府与企业没有隶属关系，政府只需要告诉企业什麽是不该做，企业其余事情政府一律不过问不干涉。这种政企业关系在欧美发达国家比较普遍。第二种是"手足关系"，即政府与企业之间相互依赖，官商一体。日本的政企关系属于该种类型。第三种是"父子关系"，企业隶属于政府，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对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拥有决定权。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企关系大致属于这种类型。

我国经过近20年的改革，政企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原来的纯粹的"父子关系"，而是在逐步向包括上述三种类型的混合型政企关系过渡：政府与部分国有企业之间、一些乡镇政府与其所辖的乡镇企业之间依然保持着"父子关系"；政府与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交通警与司机"的关系；一些地方政府与其所办的企业、部分乡镇政府与乡镇企业之间则形成了利害相关、生死与共的"手足关系"，政府与企业一体，政府企具有了业化倾向。

2.政府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日趋突出

以前，每当谈起政府与企业关系，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但是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其他所有制企业迅速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支柱。政府与企业关系不再局限于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而政府职能部门与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企业整体之间的关系日益引起关注。这是因为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具有特殊性：首先是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涵盖所有专业领域；其次是职能部门仅仅在某些特定职能上与企业发生关系；第三是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是随机的，非紧密性的；第四是职能部门视企业为均质的，不论企业性质如何，规模多大，都按同等方式平等对待；第五是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多为由法律调整的法律关系，这种关系很难由行政手段调整。因此，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现阶段政企关系中的基本关系，在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到一定阶段后，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将是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全部内涵。

3.企业与所在地政府之间的关系重要性增强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与上级主管政府之间的关系逐步理顺，而越来越多的与所在地政府之间发生关系，如就业、税收、企业社会负担的转移、企业支援地方建设等关系。同时，大型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也面临如何与所在地政府打交道、建立良好关系的问题。这些企业绝大部分的日常经济活动都发生在所在地，要受所在地政府约束与管辖。当地政府对企业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否顺利进行，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企业对当地政府的支持也会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良性发展。

4.政企双方在职责上越位与缺位行为同时并存

政府的越位行为表现在与国有企业政企不分、干涉企业经营、乱收费等方面。其缺位行为表现在国有资产出资者缺位、公共服务提供者缺位、市场竞争监督者缺位等行为。企业的越位行为表现是一些国有企业私自处置企业资产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强迫企业职工购买企业股份等行为。其缺位行为表现有国有企业没能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功能、企业不能按国家政策规定保障下岗职工权益、不履行保护环境职责产生严重污染以及偷税漏税等行为。

5.政企关系的当事主体呈现多元化状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企业关系不再仅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而是政府与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不只是企业与专业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不仅要与主管政府打交道，还要处理好与企业的本部以及各分支机构所在地政府的关系。政企关系主体日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所呈现出的上述变化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经的阶段。对于我国的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来说，这些变化是新生事物，在处理双方关系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会影响良好政企关系的建立，从而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运行。

二、政企关系新变化产生的原因

1.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对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变化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为适应市场竞争，企业必须成为市场的主体，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成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企业法人，从而与在法律上是行政法人的政府具有平等的主体资格，两者之间不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法律上保证的这一平等关系，对政企关系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为建立新型的政企关系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政府职能进行转变以提高效率，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传统体制是下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具有明显的弊端。其一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与其他职能高度集中在一起，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其二是政府的经济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场机能，用经济计划和行政命令排斥和取代了市场机制；其三是强调用政府的经济职能（当然同时也使用其他职能）同时解决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问题，政府的经济计划和宏观管理直接"侵入"到企业的微观经营管理内部。这种状况直接阻碍了中国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转换政府职能以越来越成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迫切要求。因此对政府职能进行了转变，经过其主要表现是：（1）部分专业经济管理机构改组为经济实体或行业协会，不再承担政府职能。（2）暂时保留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亦将生产经营权大幅度下放给企业，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和人员精简；（3）政府管理方式发生了初步转变，如减少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强化宏观调控职能等；（4）积极探索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实行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离的新路。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政企关系的变化消除了一个直接障碍。

2.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引进了外资，也产生了同时产生了几种新新性质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独资企业。这些企业与我国各级政府在一开始就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为我国原来单一的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了探索的渠道。

3.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我国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沿着两条线进行的，一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确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二是所有制改革，构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所有制基础。所有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到1997年迅速发展到占经济总量的1/4，涌现出了一些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非国有制经济的壮大与发展，为政企关系的转变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出现，也是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出现了纷纭复杂的局面，导致了政企关系新变化的出现。

三、合理的企业与政府关系模式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企业对政企关系的转变前景十分关心，并纷纷提出了自己所希望的政企关系模式。综合起来看，合理的企也与政府关系应该具备以下原则：

1.主体平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同样，政府是公共秩序的维护者，是依法行政的行政主体，是能够承担行政行为责任的行政法人。企业法人和行政法人之间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因而从主体资格上看是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2.法治原则。行政机关和企业是不同的主体，必然有不同的利益关系，调整这种关系的准则职能是法律。行政机关的活动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必然会影响私人利益，因此，行政活动职能在法定范围内，依照本机关的职责和权限行事，所实行的行政行为必须有充分确凿的证据并且符合法定程序。当行政权力被任意行使侵害企业权益时，企业有权要其行政机关补救或赔偿。企业也必须依法进行经营活动。

3.权利、义务对等。政府的权利是征收税赋，义务是为纳税人提公共服务；企业的权利是获得政府的公共服务，义务是向政府交纳税赋。

4.平等保护原则。在职能部门面前，不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是企业法人，因此，任何企业依法经营都要受到平的保护，任何企业违反法律都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5.高效原则。办事效率是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和业务能力的表现，是政企关系是否协调的重要标志。政府办事效率搞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同时推动企业效率的提高。国际经验表明，高效、廉洁的政府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与发展的关键。因此政府的办事效率不仅是政府内部问题而且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6.经济原则。经济原则适用三种情况：

（1）政府机构设置应遵循经济原则。一般来说，要实现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行政机构过小和公务员太少是不够的，但机构庞大人员冗肿也是不行的，因为会导致人浮于事、职责不清的问题，形成政府内部自我服务的恶性膨胀。因此，机构设置应考虑经费问题，尽可能的降低纳税人的负担或把有限的资源更多的应用于科学、教育、卫生等事业上去，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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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供应链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措施

1.市场风险和法律风险的控制措施。

分析成熟的金融市场，只有实现利率市场化，才能真正的控制利率风险。商业银行在通过改革进入利率市场化前，对利率风险的控制，应主要采取缺口管理的方法。而在一般情况下，即期利率的敏感性缺口管理即银行的缺口管理，它通过对敏感性缺口的消除或缩小。而降低银行利率。通过利率波动的降低，而规避银行风险的发生。而作为的新兴金融业务，供应链金融有着较多的参与主体，在交易过程中，由于不断流转的抵押物所有权，而出现所有权归属的法律纠纷。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出现，而修订和调整现行的法律法规的过程是需要逐渐完善的。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因素，法律漏洞对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制约。特别是在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一些领域，还有法律的空白存在。制定详细和严谨的合同条款和协议，并对各项流程中的职责归属和借贷双方的业务和权力进行明确，可对供应链金融法律风险进行有效的弥补。同时，依据法律法规程序对各类手续进行办理，能将银行的法律风险有效降低。

2.信用风险的控制措施。

由于供应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多为供应链金融中的受信企业，整个供应链信用大小，是由其营运状况所决定的。银行首先应对受信企业的整体信用状况进行考虑，并分析和度量融资企业的发展前景、经营状况和整体实力。首先，企业进行风险对抗的直接保障，就是企业整体经营规模的大小，企业如果在市场上处于主动经营的状态，会积极参与竞争，进而将自己的整体信用水平提升。反正，则不会获得银行的信用认可；其次，企业的运营状态的良好与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和管理者的素质所决定。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可使决策风险降低，同时可使企业决策的有效性提高，进而能够控制企业的整体发展。企业信用状况是由企业的经营状况所决定的，企业经营状况的三大关键因素，包括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银行对企业考察的标准，是看企业能否维持一定的短期偿债能力。而对企业偿债能力进行分析的关键指标，包括资产负债率等。企业偿还债务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保障，就是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的经营运营能力简称为应运能力，营业周期及存货周转率是企业应运能力的财务指标，对企业资金的运用效率及经济资源管理起到了一定的揭示作用。企业的资金有着越高的流动性，则就会有越强的偿债能力，随之会有越快的获取利润的速度。除此之外，近几年有许多专家学者也都先后提出了基于VAR值的信用风险考量，作为银行方抵御信用风险的一种措施。银行方可将融资方式、产品还款方式以及其他多种影响因素综合考量建立风险模型，利用足够的历史数据，采用多种方式进行风险考量测试。又因为供应链金融的业务模式会将风险以乘数形式放大，因此加强对信用风险显得尤为重要。

3.加强对动产的管理。

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主要风险之一就是操作风险，面向多个主体，组合多种金融产品，是供应链金融主要开展的业务。银行首先要评价授信企业，进而对供应链的生产运作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由于有众多的人力因素出现在整个服务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出现操作风险。所以，银行必须大力培养一批有着丰富经验和过硬专业知识的专职人员来控制和评估风险。并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流程规范和规则制度，对每一个业务流程严格控制，严格执行和设计各种契约。

4.加强对资金的管理。

由于供应链金融业务都是用未来变现的资金来完成支付，因此特别需要关注资金是否能够按期按量回收，如果资金不能按时偿还相应债务，此违约造成的影响会因乘数效应而被放大。为了保证资金能够按期按量回收，需要实时关注授信企业的资金流动情况，需要关注是否有相关保证、担保等额外的代偿。另外，针对作为保证金留存银行的这部分资金，银行要切实做好封闭式管理。

5.建立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商业银行也需要建立稳健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该程序是基于银行风险暴露对银行整体资本充足性进行预估的行内流程。该程序需要有效精准识别、衡量和管理各种风险，需要衡量足够抵补风险所需的经济资本，并且能够产生向金融监管机构要求的相关报表附件等信息。

6.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供应链金融操作队伍。

作为一种新兴的融资模式，供应链金融业务和传统的信贷的全新理念有所不同，进而在风险的控制上也非常多变和复杂，要求商业银行所组建的供应链操作队伍必须具备高水平和高素质。供应链金融业务因为和传统业务有所不同，因此，要求操作供应链金融业务的银行人员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素质：一是职业道德必须良好，二是具有高超的控制风险的能力，业务技能必须专业，同时工作经验必须丰富；三是具有对关键岗位健全的补偿措施和忠诚度。由于银行工作人员比较熟悉供应链业务的运作模式，所以对于融资行为的风险所在，他们往往更清楚，这样就很难防范银行工作人员内部作案。银行工作人员在一般情况下，包括以下两种情形的违法操作，既内外串谋和内部作案。而银行工作人员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同时处于供应链金融业务的运行模式中，往往会更多出现与企业勾结的情况。所以对操作风险进行控制的必要措施，除了要对专门的规则进行制定外，还应提高供应链金融业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

篇8

那么，被认为是高质量会计准则的IAS是否提高了在金融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商业银行的会计信息质量了呢？根据Barth等（2006）和肖泽忠（2008）的文献梳理，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可通过收益的价值相关性、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以及及时确认损失等反映。Edmondo（2009）、Stergios（2011）、Gunther（2011）和Mariarosaria（2011）等通过欧洲银行的考察得出股价与收益价值相关性增强、银行盈余管理行为得到抑制结论，但JesusSaurinaSalas（2006）却发现IFRS的债务损失准备条例并没减少西班牙银行的收益变动性，Gunther（2011）认为信息的及时性没有得到提高。国内如梅孙华（2009）、HuSiyang（2011）、郭斌等（2012）通过商业银行证据表明CAS执行后银行的会计信息质量得到提升。的确，公允价值计量和贷款损失准备对商业银行会计信息质量产生重大影响。但由于研究对象资料获取困难、研究窗口较窄，国内有关CAS在银行业执行效果的考察略显不足，且主要围绕公允价值计量展开，涉及贷款损失准备的研究则更多地关注于会计准则与金融资本监管冲突和协调的理论分析，缺乏经验证据。可对于大多数商业银行来说，采用摊余成本而非公允价值计量的贷款依然是其传统且最主要的金融资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业已公布的2013年银行信贷收支统计数据，贷款在银行资金运用中仍处于绝对优势。可见，有关贷款损失处理将对银行的报告盈利及对市场释放的信号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贷款损失准备入手，考察当前“已发生损失模型”是否抑制银行盈余管理行为，从而反映会计信息质量情况，为CAS在银行业的考察提供证据。贷款损失准备被视为是银行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之一，国外学者如Anandarajan（2007）、Stergios（2011）已证实，当预期盈余水平较高时，银行会通过对贷款损失准备的管理来降低报告盈余的波动性。林川等（2012）通过前景理论解释了我国商业银行存在通过呆账费用进行明显盈余管理现象。据此提出假设：H1：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与盈余水平正相关。

CAS执行后，我国银行对贷款损失准备的提取方式由原有依据监管当局规定的按照贷款分类和固定比例计提转换为根据信贷资产减值迹象的“已发生损失模型”来确认，刘玉廷（2010）认为，新准则能如实反映信贷资产减值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银行业高估资产、虚增利润、信息难以真实公允等问题，具有更高质量。潘秀丽（2012）指出，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直接影响银行的财务业绩，但因其具有较大主观性，会影响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许友传等（2010）发现，新的贷款减值计提方法会降低报告盈余波动性，抑制银行盈余管理行为。据此提出假设：H2：执行CAS后，银行减少通过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Mishkin（2006）指出，如果金融机构能够控制或者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命脉，其运营失败或倒闭会在金融系统里引发危机。为避免这种系统性风险，政府会试图在这些银行濒临破产前就采取措施，而不是任其倒闭。这种银行业“大而不倒”会引发道德风险问题，即鼓励了银行进行投机和冒险。因此，以金融稳定为目标的金融监管部门尤其关注商业银行可能出现无力偿还到期债务、失去清偿能力以及丧失持续经营能力的破产风险，对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和贷款损失准备都提出严格要求。而商业银行则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来规避金融管制。高质量准则能够抑制这种利润平滑行为，类似于Gunther（2011）研究，提出假设：H3：CAS执行抑制了无清偿能力风险较大商业银行通过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此外，叶青等（2012）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探讨，考察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首登富豪榜所带来的政治成本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研究发现，为避免政治成本，上榜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显著下降。可见，备受公众关注的公司承担着较高的信息披露成本，因此具有更强的动机来进行盈余管理以减少波动性，达到规避公众关注目的。而采用高质量准则的目的就在于抑制这种行为。根据CAS对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描述，本文将备受公众关注的银行界定为上市银行，并提出假设：H4：CAS执行抑制了备受公众关注的银行（上市银行）通过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本文选择截至2012年底我国16家上市银行以及国家开发、广发、恒丰、浙商、渤海、上海、江苏、徽商、杭州和天津等共26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选择的2005年—2012年银行数据来自国泰安研究数据库以及对财务报表的手工收集，剔除信息披露不全样本。

（二）研究方法银行业考察的特殊性在于其面临的双重管制，即根据会计准则提供财务报表信息以及满足金融监管部门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前者主要向股东和债权人提供决策有用信息，后者防范银行业违约风险。正如Scott（1997）指出的，大部分企业都会试图通过降低净利润波动性和违约风险来实现利润平滑。贷款是银行的主要资产，贷款损失直接影响银行净利润。CAS对贷款损失准备更为客观的要求被认为可以抑制银行盈余管理行为。因此，银行盈余管理行为在高质量准则执行前后的变化可以反映会计信息质量情况，从而间接体现准则质量。此外，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也使得银行需要在获利和避险之间进行权衡，这也会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类似于Ster-gios等（2011）对欧洲市场检验，本文建立以下模型。RLLPt是t期贷款减值损失与贷款余额之比；REBTLt是t期未扣除所得税和贷款减值损失前的利润与资产总额之比；CASt是t期执行准则的类型，执行IAS或与IAS趋同准则取1，否则取0；Rt是银行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标，风险大银行取1，否则取0；Listt代表样本在t期是否是上市银行，是取1，否则取0；RCAPt是t期资本充足率与法定资本充足率之比；RNPLt是t期不良贷款率；LnAt是t期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如果银行试图通过贷款损失来进行利润平滑，则RLLP与REBTL显著正相关，交叉项反映CAS的执行对银行通过贷款损失进行盈余管理的影响。RCAP、RNPL反映银行资本率监管指标和不良贷款率对贷款减值计提影响。Stergios等（2011）认为银行可通过多元化投资以形成高回报低风险的资产管理，因此认为衡量银行资产规模的LnA应与RLLP负相关。由于银行盈余波动会对其无清偿能力风险产生影响，故选取Liang等（1991）提出的银行无清偿风险指标IR2，该指标越大代表风险越高。对各银行IR平均数进行排序，将大于均值的银行视为“无清偿能力风险较大银行”，R参数赋值为“1”，否则为“0”。预期高质量准则可以抑制盈余管理行为，风险较大银行应表现明显。此外，预期上市银行具有较强的盈余管理动机，新准则可以抑制这种行为。

三、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表1样本银行基本指标描述性分析根据表1，新准则执行后银行业扩展极为迅速，尤其体现在总资产扩张和贷款发放增速上。银行总资产扩大一倍多，贷款总额增长94.05%，相应提取的贷款减值损失也随之增加，增速达88.07%。同时，为满足金融监管、加强信用风险管理要求，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和不良贷款的控制也得以增强，资本充足率增长19.38%，不良贷款率下降62.74%。值得说明的是，表1中“准则执行前”和“准则执行后”是根据各银行实际执行CAS或IAS的时间来划分。此外，根据研究设计，对样本银行按无清偿能力风险大小（IR指标计算结果）进行了分类，见表2。

（二）相关性分析对样本银行2005-2012年数据进行Pearson和Spearman参数相关性检验，见表3和表4。贷款减值损失与银行利润显著正相关，与预期相符。贷款减值损失与资产总额显著正相关，虽然这与Stergios等（2011）预期有所不同，但贷款余额与资产总额显著正相关则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还未形成多元化模式、贷款还是银行的主要获益资产。此外，贷款减值损失与不良贷款率显著正相关，不良贷款率与资本充足率显著负相关，均符合预期。

（三）回归分析通过VIF判断模型主要参数，得出多重共线性影响不大结论。故对参数进行模型检验，见表5。综上检验，RLLP与REBTL显著正相关（除G外所有模型），说明贷款损失准备是商业银行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H1成立。RLLP与CAS×REBTL显著负相关（模型B、F），且系数较REBTL系数小，说明当前准则确认信贷资产减值规定抑制了商业银行进行利润平滑的行为，H2成立。RLLP与R×REBTL显著正相关（模型C），说明无清偿能力风险较大银行会通过贷款减值活动来进行利润平滑，而REBTL×R×CAS系数变小则意味着CAS执行抑制此类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模型D、G），H3成立。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上市银行的检验也得到了一致结论（模型E、F、G），H4成立。此外，RLLP与RNPL显著正相关（所有模型），与之前相关性检验结论一致，说明不良贷款率高的银行提取的贷款减值损失准备也较多。在样本整理过程中，本文发现相关数据在金融危机时期存在一定波动性。因此，为证实结论的稳健性，同时出于影响滞后性考虑，剔除2009年数据进行重新检验。模型的综合结论与上述相符，但单个模型的检验结果同样未能完全实现预期。

篇9

1.引言

作为一种成长战略，很多企业选择多元化经营。最初多元化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对过剩资源的利用。在中国，计划经济后期，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市场竞争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部分企业的多元化经营获得了成功。而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短缺经济变成生产相对过剩，国内外市场由分割转变为接轨和融合，竞争加剧导致绝大多数企业微利，甚至亏损经营，因此出现了“多元化陷阱”的说法。

那么多元化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经营战略？它会损害公司价值，还是增加公司价值？

理论上来看，公司多元化经营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能够解决外部融资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拥有了内部的融资工具，对于项目的选择，公司经理可以做出更优的决策。但是，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容易造成对项目的过度投资，或对净现值为正的项目投资不足，而不是将公司利润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小股东。国外多元化与企业价值关系大量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多元化企业一般有较低的托宾Q值，减少企业的多元化程度则会提高企业价值，一些最新的研究认为折价并不是源于多元化而是由于其他原因。

我国长期以来缺乏类似国外SIC码②的行业分类数据，早期国内对于多元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采用主营业务比重作为度量多元化的指标，大多得出多元化折价的结论。1999年4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试行）》③后，对多元化指标的度量可以采用国际通用的方法，国内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大多研究依然得出多元化折价的结论，也有个别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多元化溢价现象。

然而国内对于多元化经营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大多假定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是单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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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研究受北京交通大学十一五重大科研基金项目支持，课题号2005SZ007。

②theU.S.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SIC)system.SIC码是4位数字代码，前两位代码确定行业门类，第三位确定行业大类，第四位确定行业中类。

③中国证监会在总结沪深两个交易所分类经验的基础上，以国家统计局制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4754-94)为主要依据，借鉴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美国标准行业分类(SIC)及北美行业分类体系(NAICS)的有关内容，制订了《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试行)》。《指引》将上市公司的经济活动分为门类、大类两级，中类作为支持性分类参考。总体编码采用了层次编码法；类别编码采取顺序编码法：门类为单字母升序编码；大类为单字母加两位数字编码；中类为单字母加四位数字编码。

因果关系，①一些经验证据表明多元化经营和绩效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刘力，1997；朱江，1999；马洪伟和蓝海林，2001）。而苏冬蔚（2004）通过间接检验内部资本市场理论对多元化溢价现象进行解释时，发现价值高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多元化程度。CampaandKedia（2002）认为如果公司的多元化决策与公司价值相关，则对多元化与绩效的OLS估计将是有偏的。因此，准确揭示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价值的关系，首先要控制住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

国外多元化经营的研究基本从三个层面对公司的多元化决策进行解释：①资源角度：拥有在行业间可以互相转换的过剩资源和能力的公司会从事多元化经营。②市场势力角度：企业多元化是因为可以获得市场势力，进而增进和最大限度提高其长远的获利能力。③问题角度：多元化经营是经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多元化经营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多的报酬、势力和声誉，分散他们的雇佣风险。除了以上三种原因，刘力（1997）还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多元化经营有其特有的动因，这些动因不是基于利润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是基于社会效益或其他方面的考虑。

目前国内对于公司多元化决策的研究还仅限于问题的角度，对过剩资源的利用和获得市场势力的多元化决策还没有相关的研究。秦拯、陈收和邹建军（2004b）发现高度多元化的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现象多于其他两组，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显著低于其他两组。陈信元、吴英蕴和黄俊（2004）发现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分离程度大并且没有第二大股东有效监督的控股股东通过公司的多元化经营转移了公司的资产，降低了公司的业绩。CampaandKedia（2002）使用工具变量消除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时指出，联立方程的估计并不容易，因为影响多元化决策的部分公司特征已经包含在以公司价值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里了。因此，全面地分析影响公司多元化决策的因素，将其变成可以被量化的、好的工具变量非常重要。

另外，虽然有研究显示公司的多元化决策具有内生性，但是现实的数据是否支持这一假设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检验，因为如果解释变量是外生的时，2SLS估计量反而不如OLS有效。

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资源角度、市场势力角度和问题角度分析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决策的因素，建立了多元化程度和公司业绩的联立方程模型。在对联立方程进行2SLS估计之前，首先对多元化程度的内生性进行了Hausmantest。

另外，由于上市公司披露的分行业资料并不标准，国内的数据库公司即使提供了按行业、地区或产品划分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布情况，也没有根据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行业编码和分类。因此，本文根据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上市公司2000-2003年间的业务活动进行了2位数行业编码，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多元化经营的相关数据库。②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多元化决策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样本选择、变量设计；第四部分是对数据的经验分析；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研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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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鹏翼、李善民和张晓斌(2005)探讨了多元化程度变动的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多元化程度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杨林和陈传明(2005)分析多元化发展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未来研究方向时也指出，要关注多元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因果关系的问题。

②特别感谢崔悦、盛枫、程健、李月婷、涂圣楷和陈扬扬的工作。

比较可惜，论文中的公式、字符无法粘贴到博客中，最后只把论文结论、研究不足以及参考文献贴在这儿。其实如果大家想看真正的论文，可以查看附件中的英文参考文献。而认真写过论文的人决不认为“不抄袭，就没法写论文”，因为只要你掌握了一定方法，又有持续关注的问题，总会想出办法来研究。

4.5.对多元化程度与业绩正向关系的解释

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司价值较高、主业增长缓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倾向于多元化经营，而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更倾向于集中化。那么，以上四点能否作为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正向变动的原因？

本文陆续讨论了多元化收益的三个原因：①公司多元化经营可以建立起内部资本市场，避开在外部资本市场融资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②相对于拥有较少信息的外部投资者，拥有了内部的融资工具，对于项目的选择，公司经理可以做出更优的决策；③公司多元化经营降低了未来现金流的变动，增加了公司的负债能力。从负债能力增加价值的角度来看，多元化经营增加了公司价值。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价值高的公司多元化经营可以部分解释多元化溢价，却不是存在多元化溢价的根本原因。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没有提供各经营单元的详细财务数据，因此不能直接分析各经营单元之间转移支付与多元化程度的关系。苏冬蔚（2004）试图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角度对多元化溢价进行解释，作者考察了母公司同外部资本市场的现金流状况对多元化决策的影响，数据显示对外部资本市场依赖小的公司具有较高的多元化程度。

本文从多元化的三个基本动因探讨影响多元化决策的因素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多元化程度显著正相关。根据JensenandMeckling（1976）的利益一致假设，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其剥削公司财富的可能性下降，从而使公司价值增加。所以，虽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采取多元化经营是经理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结果，但是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多元化程度的显著正相关抵消了部分成本。

Stein（1997）表明存在借贷限制的前提下，拥有较多信息的管理者更善于选择项目（winner-picking），其对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公司价值增加。作者强调控制权是管理者做出更优的决策的有效手段，因为它确保管理者从有盈利的项目中获得激励，并且拥有在项目间调配资源的权限。本文的数据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更倾向于多元化经营，无疑拥有了公司控制权的经理有动力，也有能力实现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

综上所述，管理层的winner-picking和其与公司价值利益的一致性是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多元化溢价的根本原因。

5.结论及研究不足

5.1.本文的结论

通过内部成长或外部成长的方式，很多企业选择多元化经营。

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司价值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采取多元化经营；公司的主业增长缓慢促使企业追求范围经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也倾向于多元化经营；而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更倾向于集中化，做好主业。

本文在探讨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的关系时拓宽了研究假设，认为公司的多元化决策与公司价值是互相影响的。为了控制住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本文从多元化的三个基本动因分析影响公司多元化决策的因素，建立了多元化程度和公司业绩的联立方程模型。Hausmantest首先验证了对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的OLS估计确实是有偏的，即如果不控制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我们很可能会得出多元化程度和公司业绩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的结论。而使用工具变量控制住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之后，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是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表明从事多元化经营的上市公司业绩普遍较高，这和国内大量多元化折价的实证结果相反。

本文从多元化的三个基本动因探讨影响多元化决策的因素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多元化程度显著正相关，管理层与公司价值利益的一致性部分抵消了经理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而采取多元化经营是的成本。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经理对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加了多元化公司的价值。以上原因是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多元化溢价的根本原因。

5.2.本文的研究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5.2.1.本文的研究不足

1．数据库的局限。

由于大部分上市公司没有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分类方法对分行业资料进行披露，导致很多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不能进行四位数行业编码，甚至不能进行两位数行业编码。而业务活动不能编码至四位，无法计算出熵分类法的总体多元化程度（DT）和相关多元化程度（DR）指标。同样因为行业编码的问题，使用LangandStulz（1994）的多元化贴现值和Berger和Ofek（1995）超额价值EV对多元化经营业绩的度量也会出现偏差。因此，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数据库的不完善影响到了对多元化指标和多元化经营业绩的度量。

另外，本文删除了44家分行业资料披露不详尽无法进行2位数行业编码的公司，这些由于行业编码不全而被删除的样本，有可能恰恰是业绩不好的公司。由于这部分公司占总样本的4.5%，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并且，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库中没有母公司分行业和分部门的详细财务报表，无法分析各经营单元之间转移支付与多元化程度的经验关系，所以目前还无法对多元化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跨行业补贴问题进行研究。

2．本文从对过剩资源的利用、获得市场势力、问题三个角度研究了公司的多元化决策行为，然而对市场竞争程度指标的度量有一定的困难。一般认为，市场中企业的换位是反映市场竞争大小的一种重要标志。企业所在行业的产业集中度的变化也是度量市场竞争程度的一个指标。但魏后凯（2003）目前也只能根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的资料计算出中国主要制造业行业1980年、1985年和1995年行业集中度的变化。

5.2.2.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通过Hausmantest验证了多元化决策与公司业绩是相关的，但是控制多元化决策内生性的方法很多，工具变量选取的不同也会影响控制效果，因此，对于多元化决策内生性的控制还可以进行深入研究。其次，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数据库完善后，对于公司业绩和多元化指标的度量会改进研究的结果，对于多元化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跨行业补贴问题也可以进行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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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产生盈余管理行为的客观条件

（一）会计准则等会计法规本身具有不完善性

由于客观的、主观的原因，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或漏洞，而这些缺陷或漏洞很容易给职业道德方面有问题的企业管理当局及其会计人员进行盈余管理提供条件。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不完善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本身可能存在不合理因素。例如，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人员组成如果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会计准则就可能出现偏向性。同时，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为了使准则对自己更为有利，都会提出各自的要求，而准则制定机构为了使自己效用函数的最大化，为了在利益相关方之间求得平衡，就必须赋予企业一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第二，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本身固有的特点为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机会。企业经营方式的多样化，经营活动范围的扩大化，社会、法律和金融环境的日趋复杂化，使得同类会计事项的个性日益丰富，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形千差万别，会计准则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制定得很完备，势必留有一定的余地，即对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会有多种备选的会计处理方法，从而使法定的会计政策在对会计事项的确认、计量以及会计报告的编报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会计政策选择范围。同时，会计准则与会计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性，即会计准则的制定常常落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和经济行为的创新。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缺位会使企业在准则外会计事项的确认和计量等方面由于“无法可依”而带有很大的弹性。第三，各项会计以及相关法规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也导致企业会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原则选择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

（二）现行会计理论与会计方法固有的缺陷性

1.现行会计确认基础所固有的缺陷。权责发生制是国际上通用的会计确认基础，这一基础理论虽然较好地解决了收入与费用的配比问题，但在确认的过程中加入了主观性。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如果继续单纯地采用权责发生制，需要主观确认“量”的机会会越来越多。除此之外，关于发生时间的确认也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这些都会给盈余管理行为提供机会。

2.现行会计信息重要性原则和稳健性原则固有的缺陷。重要性原则允许企业对不重要的项目可以例外处理或灵活处理，但对于哪些项目是重要的，哪些项目是不重要的，无论从质的方面还是从量的方面，现行会计理论都未能作出具体规定。这样就给企业把重要项目按非重要项目处理提供了机会，从而有可能影响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公允表达。

隐健性原则的运用，使得企业收益平均化和秘密准备金的操作更容易。企业有可能为了使财务报告显示出持续稳定的盈利趋势或为了其它经济利益而采取收益平均化的会计行为，压低经营状况好的年度报告利润，将其转移到亏损年度或经营状况较差的年度。企业还可能利用稳健性原则通过过多地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等方法人为地低估企业资产或高估负债。

3.现行会计方法含有估计因素所固有的缺陷。在会计核算中，应当力求准确，但是，有些经济业务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如坏帐损失、存货跌价损失、或有损失等，因而不得不根据经验判断作出估计，从而使会计确认和计量工作不得不借助于假定和估计的方法。这同样为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条件。

（三）会计信息具有严重的不对称性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和经营权已经高度分离，所有者权利不断弱化，经营者——主要是高层管理人员的地位不断上升，企业管理当局成为企业事实上的控制者。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企业管理当局成为会计信息的垄断提供者，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而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最为有利的会计政策，以实现其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来说，在我国国有企业规模和数量所占比重都非常大的情况下，由于所有者缺位、所有权虚化等原因，作为国有企业会计信息最大使用者的国家，缺乏对会计信息质量需求的内在动力，或者说这种内在动力严重不足。而对上市公司的一些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来说，他们关心的是股市行情，而不是企业的财务状况，许多投资者对会计信息根本没有深刻的理解，甚至根本看不懂会计报表，而且目前我国相对于投资者手中的货币数量来说，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规模还很小，会计信息的竞争受到很大限制，导致他们对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也严重不足。这些也都为企业实施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二、产生盈余管理行为的动因

经济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会计信息提供者与使用者经济利益的不完全一致性是企业管理当局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内在动因。

（一）高层经营管理人员奖金等收入最大化的动机

根据委托理论，委托人——股东与人——企业管理当局两者的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只要不存在一种能够反映企业行为的充分信息指标，企业管理当局总要利用其信息优势侵犯股东权益。因此，股东与企业管理当局往往通过签订管理合约使两者的目标趋同。一个有效的管理合约应当能恰到好处地激励企业管理当局选择采取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但企业总价值的变动很难被观测到，从而使企业收益成为衡量企业总价值变动的最适当的指标。正是主要依靠这一盈利指标，委托人往往除了支付给企业管理当局固定的薪金外，还要支付奖金甚至股权与期权。奖金等收入的存在，驱使企业管理当局经常采取寻机性会计行为以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由于会计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督成本的存在，委托人对会计利润进行调整往往得不偿失，这决定了企业管理当局有能力和条件通过实施选择和变更会计政策等盈余管理行为来达到其目的。

（二）上市公司首发股票及上市后配股等方面的考虑

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新股和股票上市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如“公司必须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公司预期利润率可达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等。同时，企业为了在发行股票时获得较高的溢价，往往通过盈余管理以“修正”发股前的历史数据，调整影响每股收益的所有变量，如有意高估盈利预测数；进行所谓“资产剥离重组”并按剥离后的结果对前三年“虚拟”一个会计主体进行模拟经营等。由于我国会计准则对关于资产剥离的规范性操作程序的研究明显滞后，对资产重组中涉及到的资本计价、固定资产减损、长期投资明显减值等有关损失的确认尚无明确规定，因此，许多上市公司便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来达到上市和提高股票发行溢价的目的。

股票上市后，按有关规定，其净资产收益率必须连续三年达到10％以上，才能获得配股资格。上市公司为了获得配股资格，除了尽力搞好经营外，往往还会绞尽脑汁通过盈余管理行为如转让股权、进行关联方交易等力保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这几年我国证券市场上的“10％”现象就来源于此。另外，《公司法》还规定，如果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将暂停其股票上市，上市公司为了免受其苦，也经常利用盈余管理行为粉饰会计报告。

在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方面，上市公司为了配合一些证券机构在二级市场的股价操作，在披露信息的及时性与规范性上也大量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有关统计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会计时滞现象非常严重，业绩变化较大的企业更容易存在这种现象。为了使某些证券机构赢得操作时间，上市公司还会故意推迟重大内部消息的披露时间，或者滥用“临时公告”和“澄清公告”，故意使用“暂不分配”、“暂缓分配”等模棱两可的语言。

（三）债务安排方面的考虑

按照目前国际通行的“公司有限责任制度”，债权人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企业用所获得的资金进行投资，投资成功后，股东可得大部分剩余，而债权人只能获得固定的利息；如果投资失败，股东在破产时可不必偿付全部债务，而债权人要承担全部后果。因此，债权人为了减少成本和风险，保证到期收回本息，在贷款时，往往要求债务人提供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并在债务合同中订有一系列以会计数据定义的保护性条款，如流动比率、利息保障倍数、营运资本、固定资产、现金流动等方面的限制。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合同中的条款，则视为违约，其代价将十分惨重，不仅其贷款面临被收回的危险，而且其经营活动的自由还会受到限制。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当局将愿意选择可增加资产或收入以及减少负债或费用的会计政策，以避免产生违约行为。此外，如果在某种会计方法下经测算将发生违约行为，企业管理当局也可能会变更会计方法，以避免这种违约行为的发生。即使企业暂时还没有债务合同，但从为了将来扩大生产能比较顺利地筹集到资金的目的考虑，企业仍有可能会采取有利于收益增加的会计政策。所以，企业的债务安排也是其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动因。

（四）节约税收等费用方面的考虑

所得税是促使企业管理当局采取盈余管理行为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因素。对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一般是以会计利润为基础，然后再根据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企业为了节约税负，减少现金流出，往往尽量降低报告净收益。尽管税务部门在计算企业应纳所得税额时，是采用税务会计的规定，从而减小了企业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空间，但仍有一些会计政策可供企业自行选择，如存货发出成本的计价方法——先进先出法与后进先出法的选择。报告盈利等会计数据还常被政府用于管制行业的收费标准（如公用事业等垄断性行业）的确定。一般来说，较低的报告盈利水平会减少政府采取不利于企业的行为和增加政府对企业补贴的可能性。因此，企业为了减少“政治成本”，避免政府利用会计数据来限制企业的行为，也往往采用能递延利润或降低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

（五）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更迭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许多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仍然是政府行为，其干部身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由于这种体制的存在，导致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在发生以下面临更迭的情况时，往往采取盈余管理行为。第一种情况是原来的高层管理人员即将退休时，为了在离职前尽可能增加自己的奖金等收入以及能够载誉而退，往往采用使报告净收益最大化的会计政策，使企业盈利呈现上升趋势。第二种情况是由于“商而优则仕”现象的存在，如果某位高层管理人员有职位升迁的可能性，其采取使自己任期内收益逐年增加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可能性也将大大增加。第三种情况是企业发生经营困难，经济效益很差，甚至面临破产时，会采取尽量提高利润，美化财务状况的盈余管理行为，以避免被解雇或被免职的命运。第四种情况是新上任的高层管理人员，为了增加企业未来预期的盈利能力，提高自己的经营业绩，往往会注销一笔巨额“不良资产”，以及采取一些其他的盈余管理行为来调整会计利润等财务指标。

三、企业盈余管理的利与弊

从客观上看，企业的盈余管理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首先从订立契约的角度看，根据契约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尽量降低契约成本。如果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存在盈余管理，不仅会降低契约成本，而且还可以使企业管理当局对预期或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从而较好地克服合同的不完备性和固定性，保护企业及经营者自身的利益。其次从资本市场角度看，由于企业管理当局掌握了大量的内部信息，而这些内部信息往往相当复杂并具有专业性，企业管理当局若要以报告的形式把它们传递给投资者，是相当困难并且代价高昂的，而盈余管理则能够通过“利润平稳化”手段传递企业原本无法传递的内部信息，从而有助于减少因资本市场激烈波动对投资者决策行为的影响。

虽然盈余管理具有上述有限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盈余管理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降低了财务报表信息的可靠性。企业管理当局通过“内部人控制”的便利条件对会计信息按照其管理目标的需要进行“加工、改造”，使其披露的会计信息往往缺乏充分性和全面性，甚至缺乏客观真实性，从而使整个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对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也失去了有效性。其次，对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盈余管理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经营者甚至企业的利益，但是也存在较大风险，一旦投资者和债权人发现企业进行了对他们不利的盈利管理，就会对企业管理当局的道德和履行责任与义务的能力失去信任，导致资本市场和借贷市场失灵，不仅使企业管理当局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还会影响企业的声誉，给企业以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再次，盈余管理会损害投资者、债权人与国家的利益。由于盈余管理主要来自于企业管理当局的经济利益驱动，而企业管理当局的经济利益与投资者、债权人及国家的利益又存在不一致性，因而在许多情况下，盈余管理的存在会促使企业管理当局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损害投资者、债权人和国家的经济利益。

四、治理企业不当盈余管理的对策

（一）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是准则的各利益相关方相互博弈的产物，具有不完全性，利用会计准则中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和可变更性是企业管理当局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主要方法。因此，应当参照国际惯例，进一步修订完善企业会计准则，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和方法，以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当然，这并不是要求会计准则应对各类具体业务在全国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间作出完全一致的规定，笔者只是以为，会计准则应对不同行业的共同业务作出统一的规定；对不同行业或不同规模的企业所特有的业务作出分类的规定，使某一企业只能适用于其中的一类情况。同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问题会不断涌现，如一些重要的表外信息、无形资产以及一些重要的非经济信息的披露等，需要会计准则及时进行补充修订和不断完善。另外，实践证明，不当盈余管理的普遍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会计准则的理解不准，故意曲解以及执行不力所造成的，因此，应当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的模糊性语言和概念，并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

（二）明晰产权并设计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

产权制度对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具有先天的规范和界定功能，因为产权的明晰为会计信息系统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第一，股东追求资本收益的最大化；第二，各利益相关方与管理当局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和约关系。因此，只有产权界定清楚，会计准则的运行和会计信息的生成才会有效率，才能既允许和鼓励企业根据会计交易费用的高低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又可发挥会计准则的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还应当针对企业管理当局设计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要承认经营管理者的管理人力产权，具体可实行年薪制和经营者股权，同时辅以非货币激励方式，使企业管理当局能够充分得到与其经营业绩相匹配的收益和荣誉；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股东会、监事会等内部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对企业所选择的会计政策及其变更、变更的理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会计影响应向各利益相关方披露，各利益相关方或监事会对所采用的不合理的会计政策有权要求企业管理当局作出解释或予以调整，并强化外部监控，对实施不当盈余管理行为的经理人员实行市场禁入制度等，从根本上切断企业管理当局机会主义行为的退路，使不当盈余管理的成本大大超过其获得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