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制度论文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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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税收自由裁量权，是指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事实要件确定的情况下，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原则，自行判断行为条件、自行选择行为方式和自由做出行政决定的权力。实践证明，税务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是税务机关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权力，它的合理、适度运用，将有利于提高税务行政效率，保护国家、社会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税收自由裁量权也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对它不加以控制，就会侵蚀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给国家、社会带来损害，为此我们需要构建和完善相关的制度控制体系。

一、税收自由裁量权及其制度控制体系

(一)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的主要体现

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实质是行政机关依据一定的制度标准和价值取向进行行为选择的一个过程。由于税务行政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而且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税收制度处于不断变化中，国家赋予税务机关较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具体包括：

1．权力行使方式的自由裁量。税收法律法规对权力的行使未作规定，或虽有规定，但比较笼统和原则，需要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行使这一权力或如何行使这一权力，它包括作为及如何作为与不作为。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中“税务机关应当建立科学的检查制度，统筹安排检查工作，严格控制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检查次数。”至于如何“统筹安排”、具体多少“检查次数”没有明确规定，给税务检查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间，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决定。

2．权力行使方法的自由选择。权力行使方法的自由裁量是指税法对税收执法权行使的方法未作规定或未作详细规定或规定了多种方法，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行为的方法。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方便、快捷、安全的原则，积极推广使用支票、银行卡、电子结算方式缴纳税款。在税款征收过程中，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方法。

3．权力适用标准的自由决定。税法对税务机关运用权力处理具体事件的标准未作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使用一些语义模糊的词，缺乏认定标准的法定条件，由税务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判断运用权力的标准。如《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纳税人严重的违法行为可给予2000元至10000元的从重处罚，但什么样的情节为“严重”的标准并不具体明确，而由税务机关裁量决定。

4．权力适用幅度的自由确定。税法在税收执法权的行使上规定了一定的幅度，税务机关可以在法定的幅度内对特定的事项做出适当的处理。如上例中的“2000元以下”以及“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均系罚款的幅度，在这个幅度内，税务机关可以酌情决定罚款的具体数额。

5．权力行使时限的选择。税收法律、法规对具体行政行为未规定具体的时限，税务机关在何时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上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仍以《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为例，其中“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税法对“限期”没有具体的规定，此时税务机关享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

(二)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体系的构成

综观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的执法体系可以发现，我国税收法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创设，主要体现在《征管法》中集中于执法程序中的自由裁量，而非事实要件阶段的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在我国税收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依法治税要求的情况下，提出事实要件裁量，可能破坏税收法治的统一性和公平性；其二，在税收行政救济手段和渠道存在阻滞的情况下，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可能会受到更多的侵害，很难保证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其三，对税收法律中的“不确定概念”和税收行政执法实践中发现的新问题可以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来解决，而不能由税收行政机关“自由裁量”；其四，按照行政执法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事实要件的自由裁量会增加税收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加大税务机关的工作量。因此，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控制体系也主要是针对税收行政程序中的制度创设，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1)立法程序的制度保证。在立法过程中，为纳税人提供参与意见的机会，并将该程序引申至包括税收行政法规等各类税收制度的制定过程中，从源头上确保纳税人制约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2)执法程序的制度控制。将与纳税人合法权益直接相关的税收执法程序，如税收征收程序、税收检查程序、税收处罚程序、税收行政强制程序等，纳入法律规范的控管范围，实现税收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控制。(3)行政行为的事后救济。通过税务机关的自身监督、内部的税务行政复议、外部(主要是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审查对税务机关因自由裁量失当对纳税人权益造成的损害进行事后救济，通过责任追查对非法裁量行为进行警示和控制。

二、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的目标

税收管理实践充分说明：税收自由裁量权既有存在的绝对必要，同时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越界行使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必须建立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控制体系。该体系的构建应着眼于实现对税收自由裁量权以下两个方面的控制：

(一)合法性控制——税收自由裁量权有效行使的形式要求

税务行政的起点是依法治税，这一目标既是对纳税人管理的要求，也是税务机关行政的方向。税收自由裁量权是税务行政的重要内容和方式之一，也应该以法治为准绳，所以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起点和基本要求即遵守法律规定。合法性控制是对税收自由裁量行为最基本的要求。对税收自由裁量权而言，合法性控制主要是审查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形式要件，它要求税务机关行使行政管理不仅要遵循实体法，还要遵循程序法，同时税收行政裁量必须在税收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进行，按照法律规定的适用对象、条件范围、行为期限，依法律规定的程序选择行政方式。

(二)合理性控制——税收自由裁量权有效行使的实质要求

2004年3月，国务院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在依法行政中提到了“合理行政”的要求，指出：“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这些要求概括起来就是“合理行政”原则。

随着行政活动日益复杂，自由裁量权日益得以扩张，形式上的合法不能完全消除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但实质上不合理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形。对自由裁量权的更高层次的规范就是税收行政合理性的保证。它要求执法行为，尤其是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不仅在形式上要合法，而且在实质上要合理，这是对行政执法活动的最终要求。因此，“合理行政”原则相对于“合法行政”原则，是对行政机关更高级的要求。“合理行政”原则，要求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遵循比例适当原则。该原则要求税务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税收行政行为应当与相对人的行为事实、性质定位、情节轻重、社会影响相配比。

三、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运行控制的制度缺失

从我国当前的税收执法来看，税收自由裁量权存在被滥用的情形，其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在税收立法、执法还是司法上都对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的法律控制。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恣意、专断和无常行使动摇了税收法治的根基：一方面，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成为权力寻租和行败的工具；另一方面，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税收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制度控制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具体方面：

(一)税收法律体系中缺少税收自由裁量权控制的法律原则和总体理念

目前世界各国赋予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方式或是直接明确其基本范围，或是分散在相关条文中，我国属后一种情况。就整个税法体系而言，缺乏一个对整体税收制度进行规范的基本法律，同时，由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以及税收征管制度的长期影响，税收自由裁量权缺少个人本位理念的文化积淀和对个人权利的充分尊重，总体表现为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体系缺少基本的、公理性的法律原则。法律原则是法律规范的基础，具有综合性、本原性、稳定性的特征。法律原则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最集中的体现，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内容和价值取向，构成了整个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其二，法律原则是法律制度内部协调统一的重要保障；其三，法律原则对法制改革具有导向作用，是后继立法的出发点；其四，从法律实施上看，法律原则指导着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可以弥补法律漏洞，限定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范围。在西方国家，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法律原则十分发达，并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英国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美国的“非专断、反复无常或滥用权力”原则、德国的“比例原则”都是保证自由裁量权公正运行的基本原则。

(二)税务系统内部缺乏自由裁量的行政准则

由于税收行政活动的变化性、复杂性、专业性、技术性以及探索性等因素，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但是现代行政法规出现了两个主要变化：法律本身的实体性标准日趋抽象公设化和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章内容日渐细则化和明细化。由于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充分了解本领域的行政实践经验，从而具有“提炼”本系统内部富有实际操作性和明确统一标准的能力，“为了对行政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限制，应当鼓励行政机关通过连续的行政立法，将行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理性和智慧规则化”，例如税务机关为了行使税收自由裁量权对税收法律、法规的细化和量化就是在本系统内部不同层级上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和限制。裁量基准一经建立，在税收科层制管理体系下有利于提高税收自由裁量的层次，抑制税收行政裁量行为的恣意和专横；有利于加强对税收行政裁量行为的层级监督，制约裁量领域的权力寻租和腐败。但是，目前我国税收机关内部自由裁量的行政标准统一层级较低，难以保证税收行政执法的统一性、公平性和稳定性，也不利于税务部门内部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和裁决。(三)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程序控制制度不尽完善，理由说明制度缺失

由于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断膨胀和扩张，客观上提出了加强对行政权的制约、防止行政权力滥用的要求，但是事后的司法审查制度往往难以对滥用自由裁量权进行预防性控制，程序控制成为制约、规范税收自由裁量权的重要举措。税收法律程序是税务机关在行使权力或履行义务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法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步骤和方式。诚如马克思所言，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内在生命的表现”。程序控制要求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各项程序规则，认真履行告知、听证、回避、不单方面接触等制度，通过程序限制税务行政人员的主观随意性。其中，对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起核心作用的程序制度就是行政行为合理性说明制度，该制度能够敦促行政机关认真考虑问题，制止自由裁量权恣意行使。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971年的一个判决中声称的“非正式程序不需要正式的事实裁定，但需要解释和说明”。对于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影响较大的自由裁量行为，行政人员有义务说明法律根据和裁量理由，然而在我国在税收自由裁量的程序制度中并未明示这一制度。

(四)税收自由裁量失当的事后救济制度不利于对自由裁量行为的实际控制

因税收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而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时，可以实行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两种救济方式。税务行政复议制度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一种层级监督机制，是一种内部纠错机制。与外部的司法审查制度相比，行政复议具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缺点：其一，垂直管理体制存在弊端，复议机构缺乏中性。税务行政复议实行条条管辖模式，由于部门间联系密切、职责相关，甚至利益与共，因此复议监督往往难以保持中立。其二，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税务行政复议一般采取书面审理形式，因此复议过程中没有言辞辩论、相互质证，不利于通过观点碰撞认定事实。其三，作为一种内部的纠错机制和科层制的控制机制，如果外部控制机制不健全，控制力度不够，税务行政复议就会存在“激励”不足的问题，导致规避法律、躲避司法审查现象的出现。其四，税务行政复议的前提条件提高了事后救济的门槛。《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不仅规定了复议前置程序，而且对复议前置附加了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的条件，这一规定实际上是限制了相对人的救济权利，部分自由裁量行为因相对人资格受限而免于审查，不利于实现公正的裁量和从根本解决税务行政纠纷。

与此同时，税收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也存在履行障碍：一是税务行政执法专业性强，部分涉税案件案情复杂，在没有专业的税务法院或税务法庭的情况下，对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救济，显得力不从心。二是对税收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容易引发司法自由裁量取代行政自由裁量，司法部门因审慎对待而谨慎为之。三是从法律经济的角度看，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相关主体购买“救济产品”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救济资源的有效利用。如果通过救济来“复原”权力的费用过高，以至于把除富人之外的大多数主体都拒之于救济之外，那么救济就不能实现。四是司法审查的范围不利于全面控制税收自由裁量权。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个规定也就决定了我国司法审查的对象集中于具体行政行为，标准是合法性审查。

四、完善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体系的建议

(一)税务行政机关应致力于建立规定裁量基准的内部行政规则

自由裁量权部分归因于立法者认知能力的局限、语义的模糊特性、固定规则与流动现实的矛盾及执行人的个人原因，然而由于行政机关有大量的行政实践经验，有可能进一步“提炼”出具有实际操作性、更细致深入、更明确的裁量标准。因此，税务机关要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税收征管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税务机关依法律、法规规定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进行梳理、分类，制定具体、细化、量化的实施办法，缩小自由裁量空间，从源头上降低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风险：一是要细化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缩小税务执法人员自由裁量的空间。二是依托信息平台，固化自由裁量权。对税收管理中的自由裁量行为，通过相应的管理模块创设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刻度表”，变主观裁量为客观裁量。三是遵循惯例和先例原则，保持内部行政标准的相对稳定和连续，对同一类税务行政行为的认定和处理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力求相同情况平等对待，同类情况符合比例原则，责罚相当，前后事件处理一致。税务行政内部准则一方面可以确保裁量行为的统一性平等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税务行政裁量行为的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提供参照。

(二)建立以税务行政行为理由说明制度为核心的理性程序制度

程序理性即程序的合理性。法的合理性分为价值(实质)合理性和工具(形式)合理性，程序理性即二者的统一：一方面，程序的合理性是指通过法律程序所产生的结果从实体角度看是合理的、符合实体正义的；另一方面程序理性是指一个法律程序产生结果的过程是一个通过事实、证据以及程序参与者之间平等对话与理性说服的过程。也就是说，程序在过程上应当遵循通过理性说服和论证做出决定的要求，不是恣意、专断地做出决定。程序理性是正确行使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前提和保证，税务执法实践也充分证明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往往与程序不合法相伴随。理性程序制度不仅要求税收行政自由裁量符合法律的形式要件，而且应满足执法合理性的实质要求。

行政行为理由说明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做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诸多因素。对于理性程序的运作来说，理由说明制度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对程序操作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一种理性的控制：(1)理由说明制度促使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尽量避免恣意、专断、偏私等因素，因为只有客观、公正的理由才能够经得起公开的推敲，才能够有说服力和合法性。因此，说明制度是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的一个有效环节和机制。(2)理由说明制度有助于对决定不满而准备提起申诉的当事人认真考虑是否要申诉，以何种理由申诉，避免无谓和无效诉讼。(3)理由说明是程序公开的体现，意味着对当事人在法律程序中的人格与尊严的对等和尊重，当事人知悉税务机关自由裁量的动机和原因，有助于其日后行为的调整。(4)理由说明制度在形式上表明行政行为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因此有助于增强人们对决定合理性的信心，避免当事人双方对立。(5)说明制度可以形成惯例和先例，有利于平等保护，有助于行政救济和司法审查。可见，理由说明制度是程序理性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是税收自由裁量权程序控制的关键一环，要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就必须要求行政主体在其决定中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人。

(三)完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为降低纳税人的权利救济成本提供制度保障

在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实际行使过程中，由于税务人员千差万别，个人素质和价值取向不同，将会导致对法律、规章的理解不同从而也就会产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所以保障自由裁量的公正行使就必须建立和完善行政自由裁量的监督和救济制度。与税务行政诉讼相比，行政内救济“以其符合专业性、效率性和尊重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优势，为现代行政救济制度所广泛采用”。但如前所述，我国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尚不完善，制约了税收相对人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作用。今后可以考虑：(1)进一步完善税务行政复议机构的设置，严格实行复议机构的职责独立、机构独立；(2)放宽条件限制，实行选择性复议前置制度，提高救济方式的灵活性；(3)扩大税务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减少列举式立法制造的受案范围“盲区”；(4)将税务行政复议资格扩大到间接行政相对人，以更好地保护税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5)改革审理方式，试行辩论、质证等开庭审理方式，引入陪审制，提高纳税人对税务行政复议结果的认同感和信任度。

(四)创新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审查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审查不是对“行政自治”的总体否定，其目标不是代行行政自由裁量权，而是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不是因为法院可以代替行政机关做最理想的事，而是因为法院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尽可能不做不理想的事[6]。”司法审查一方面可以通过纠错实行权利救济，另一方面可以形成外部强制压力，规范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为了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制度的控制作用，首先要在立法上扩大司法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审查范围，突破审查范围的限制，避免审查标准的含混不清。其次要提高税收司法审查人员的业务能力，保证司法监督的有效性。税务行政诉讼本身的专业性要求我国的行政庭法官必须是通晓税收、会计、法律的复合型法官，因此，要充分发挥司法审查的监督功能，必须是专职的税务法官才能胜任。再次，在税收行政诉讼程序中，要提高管辖级别，防止地方政府对税收司法审查的干预。最后，应逐步引入行政判例制度，用行政判例的方式确立司法审查的参照标准，弥合成文法的不足。

篇2

 

一 “十二五”时期我国财政税收发展的背景和要求

1我国在“十一五”时期税制改革取得的成就

到“十一五”时期结束，我国在税制方面基本统一，在这一时期的税制改革不亚于1994年的税制改革。例如在税制改革中：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进行了彻底转型；成品油税（即燃油税）纳入了消费税，从实施的效果来看，该方法是十分成功的；出口退税中，解决了很多历史欠账问题等等，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税制改革在“十一五”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十一五”期间，经济迅速增长，这同我国的税制是密不可分的，我国能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经济迅速恢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税制，而且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大大提高，有力的支撑了国家财政收入。

2目前我国税收体制的一些问题

（1） 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

税收收入规模是衡量税收体制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指标，根据公共财政的原理，税收收入的合适规模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所确定。过低的税收收入规模必然影响政府职能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运行。过高的税收收入规模则意味着私人部门收入规模的下降，从而影响私人投资和消费，进一步影响经济和社会的运行。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规模持续高速增长，1995―2009年名义GDP平均增幅13.9%，而税收收入平均增幅17.9%，超出了GDP4%的增长率，税收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9.9%一路上升到2009年的17.7%。我国财政收入的“超收”规模不断增大。

（2） 现有的税制结构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不利于调节贫富差距

货物与劳务税、所得税和财产税是构成税收制度的三大主要税系。而货物与劳务税不利于调节贫富差距，而且延伸不够，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现有的个人所得税仍实行分类征收，难以综合反映个人的收入情况，也无法在费用扣除中将其合理支出充分体现，从而无法真正的对个人收入差距进行有效调节。财产税被认为具有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而我国在这领域仍是空白，即税收对居民财产差距的调控仍处于缺位状态。

（3） 分税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越来越大

1994年的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建立一种新的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分配制度。事实证明，分税制在中央集中更多的收入加强宏观调控、调节地区间差距和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分税制的负面效应开始日益呈现。

3我国在“十二五”期间的主题同主线

我国在“十二五”期间的主题是“科学发展”，主线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我国，由于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当前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我国“十二五”期间基于这样的主题和主线，对我国的财税体制提出了三点基本要求。第一，要求财税体制更好的服务于发展。我国的财税体制要支持主题和主线，并为其服务，在巩固和扩大应对金融危机的重大成果的基础上，更好的发挥作用，“十二五”时期我国的税制要更多的专注民生问题。第二，要求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结合中国快速发展的三十年经验，改革后的中国税制，仍然要以市场经济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第三，要求财税体制更好的发挥职能。

二 “十二五”时期税制改革的几点看法

基于以上对我国“十二五”时期我国财税体制发展的背景和要求分析，为适应我国“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的税制需要大规模的进行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体制，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

1“十七届五中全会” 关于我国税制改革思路

（1） 建立一个科学的税制体系。货物和劳务税、行为税和所得税三大税系在 一定意义上重构，并以财产税作为补充。目前的税种过多，有些税种存在重复性，可以合并，因此将来的税种数目会减少。

（2） 建立一个有效的税收调控体系。做好这一点首先要有一个整体设计，然后需要做好同其他财政的协调配合。该税收调控体系要更多的关注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如如何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如何扩大结业和如何支持第三产业等。

（3） 建立完善的地方税制体系。建立一个有效的地方税制体系，在国际上地方税收通常以财产税为主，尤其以财产税中的房产税为主。我国地方税在这一方面还不健全，需要完善。

2“十二五”期间对我国具体税种改革的一些预测

（1）改革货物与劳务税。货物与劳务税应有利于产业结构发展和服务业发展，该税种的改革最终要缩减或以致取消阻碍第三产业发展的营业税，将营业税科目并入增值税，调整消费税的范围和税率等。但是货物与劳务税在改革中是最为困难的，我们从中可以观察到很多问题，比如增收税税率的确定问题、增值税改革是否先试点再整体进行、增值税改革后怎么划分国家和地方的征管权限等等。科技论文，财政。这些问题都是有待我们商榷和测算的。

（2）改革个人所得税。科技论文，财政。科技论文，财政。个人所得税近些年来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由于该税种在很多方面都不合理，该税种的改革是必然的。科技论文，财政。个人所得税的模式需要改革，从分类的模式转变为综合同分类相结合的模式，当然综合是一定程度上的综合。科技论文，财政。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方式和税率都需要调整。

（3）改革地方税种。在地方上我国应该继续推行“费该税”制度，例如将排污费改为环境保护税。资源税实行从价定率与从价定量相结合等，地方财政部门对此改革方式的要求较高。在资源税中，房产税的社会争议很大，因此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条文出台，在未来“十二五”期间，笔者认为仍应研究推行。

三 我国的税制改革作用

基于对我国税收政策目标的认识，笔者认为新的税制改革应起到以下作用。

1税收体制改革应有助于健全财政。健全财政是财政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我国在“十一五”时期有了税收在财政中发挥作用的实践经验，在“十二五”期间，税收体制更应有助于健全财政，使得财政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

2税收体制改革应使税收结构更好的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税收是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主要方式，更好的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将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3新的税收体制应促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仍然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的主题，经济发展发展方式的转变时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新的税制必须促进与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4 新的税制需要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中国式土地财政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地方政府出于对土地出让金收入的考虑，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动力不足，也可能不利于财政政策的实施。因此迫切需要重构政府间财政关系，改变地方财政过多的依靠卖地收入的现状。

四 总结

我国在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税制改革的思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税制改革的动向，通过分析我国税制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我们迫切要求对现有税收体制改革，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税制改革的一些预测，我们可以了解在税制改革中，阻力很大，问题很多，一些困难难以解决。科技论文，财政。这就要求我们努力的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在“十二五”期间，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的转型的同时，在我国税制改革上取得优秀的成绩，最终建设一项有助于健全财政，增强自动稳定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的税制。

主要参考文献：

[1]邓力平，“十二五”时期我国税收发展，税务研究，2010.10：3

[2]杨志勇，各国财政政策运用背景下的中国税制改革，税务研究，2010.10：21

[3]汪昊，对我国中长期税收体系建设的思考，税务研究，2010.10：25

[4]潘雷驰、陈爱明，浅析我国税收政策目标与税制改革的方向，税务研究，2010.10：29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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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最早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后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态补偿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经济手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并逐步成为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核心内容是生态保护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改善、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整相关利益者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为原则的一种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制度。

财税视角下的生态补偿涵义更加广泛，其政策涵义是一种以保护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运用财政税收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财税政策是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财税视角下考察生态补偿路径，有助于拓宽生态补偿的理论思路和操作渠道。

一、生态补偿与生态税收政策

生态补偿资金筹措渠道是多方面的，但生态税收收入是其中重要的来源。借鉴国外先进的生态税收建设经验，完善生态税收政策，建立与生态补偿机制相适应的生态税收体系，是税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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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险论文参考文献：

[1]巴曙松，陈华良.2005.以税收优惠推动年金市场发展[N].中国证券报，20050826（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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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922.22 文献标识码： A

“营改增”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所谓“营改增”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简称，增值税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能消除重复征税的现象，从而减轻社会的税负压力，但是营改增牵扯到中央和地方税收分成、地方新增税种的开辟，以及机构和人员的变动等问题。

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作用

增值税是我国的第一大税种，而营业税是我国的地方的第一大税种，长期以来，我国的营业税与增值税并行征收的，工业和商业企业主要征收增值税，服务业、不动产、无形资产等主要征收营业税，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两税并存的弊端日益显现。

第一,“营改增”起到的作用是减税的作用。营改增全面推开，以增值税替代营业税，预估减税规模达到了1200亿。中国的增值税营业税并行体制下，营业税按照企业的销售额或营业额征收，无法抵扣，这就是造成了重复征税。对一些中间环节偏多的行业，因每一道环节都征收营业税，会增加企业的是税负，企业为减免税负，偏向大而全的企业发展方向，这也阻碍了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进程。

第二，“营改增”实现了税收制度的改革，简单说是“改制”——改革了税收制度。这怎么去理解？只涉及到两个税种怎么能说是改制呢？其实它的影响不仅是这两个税种，而是对整个税收制度产生影响。原来征收营业税，替代了营业税后，整个税制得到进一步简化，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简化税制，尽可能减少税种。现代的税制是复合税制，多层次、多环节征收，非单一税制。但复合税制并不意味着要很多税种，如此会使税制非常复杂。所以简化税制有利于降低征管成本，有利于沟通，尤其是便于社会理解此税制。在这个角度上，营改增实现了我们整个税制的进一步简化。

第三，对中小微企业税负减轻的力度最大。“营改增”本身对中小微企业有减税效果。对中小微企业减税效果和对大企业减税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一是就业。中小微企业是就业的主力军，把他们激活了意味着稳定了就业；二是不仅稳定了就业，更有利于扩大就业。为何？税负减轻了，等于创业的门槛降低了，任何创业都是从小到大，不可能创业就是大企，从小企开始创业，创业门槛降低意味着潜在的创业者增多，从潜在的创业者变成现实的创业者更容易了。此意义上岗位多了，就业就扩大了。所以不仅是稳定现有企业的岗位、稳定就业，同时有利于扩大就业。由此还可以推出一个结论：有创业的激励作用。门槛降低了，原来不想创业的人想创业了，想创业的人真的创业了。现在强调微观搞活了，实际是激活它，“营改增”在这方面产生的效果相当明显。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所造成的问题

第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地方可用财力减少的问题。营业税改增值税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历史遗留问题。在目前的分税制体制下，营业税是地方第一大税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营业税又是地方政府收入，即便税收收入不变，地方政府收入也会减少75%。基于现实，中央决定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暂时搁置了在收入分配上的争议，而优先考虑了增值税制度变革目标，但这并不是长远之计，当试点推向全国，或是要进行增值税立法时，这一分享比例就不得不尘埃落定了，这是增值税扩围将要面临的最大问题。而此时地方将缺乏能提供稳定收入的主体税种，虽然从理论上，房产税能担当地方主体税种的角色，但我国房产税尚处于试点阶段，短期内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而呼声很高的资源税也不足以在全国范围内担任地方税种的龙头。或者按照现行试点的方案，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那么理论上也存在地方财力小幅缺口弥补问题，是开征新的地方税源，还是加大中央的财政转移力度，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第二，分设国、地两套机构是推行分税制的产物，在我国的税收征管系统中，存在国税和地税两套人马，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后，如何协调两套系统之间的关系。营业税原来都是地方税务局征的，现在如果一部分营业税改成增值税的话，到底是由国税局还是地税局征，在征收管理方面还需要协调一下。税务机构“合二为一”，固然能够从根本上降低税收征管成本、减轻纳税人的负担，避免“抢税”矛盾，而且纳税人、企业要同时到两个税务局注册登记，而且同时有两个税务局上门找你收税，或者同时要到两个税务局大厅报税，纳税成本比较高。从降低纳税成本和经济学界的角度来说，合并比较好，但涉及到人怎么安排的问题，税务机构将要面临的是减员，还有领导干部的重新配置安排问题也很棘手，这也许才正是国税地税合并的难点之所在。

第三，现行的分税制是中央先行决定与省以下分税，然后是省决定与市以下分税。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到后来，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府失去了最重要的财源。目前其实就是要通过“省管县”的财政体系的调整，来保障县一级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的财力投入。财力是当务之急，用财政体制，保障县一级在公共服务上的投入，约束县一级财力的滥用。因此，当我们在研究如何改革和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涉及营业税转征增值税的整个财政体制的问题。

在增值税“扩围”后，为了弥补地方财政收入的损失，一个思路是相应提高增值税的地方分享比例。然而，这显然会进一步加剧现行增值税收入分享体制的弊病。鉴于此，希望能够借着增值税“扩围”这一契机，重新构建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但是，建立这样一个新的体制对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体制中如何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从而获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将是增值税“扩围”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最后，“营改增”可能只是拉开未来中国改革帷幕的一点，从经济发展角度，地方政府越来越要求多中心治理的架构和当前中央集权的经济治理架构有矛盾冲突，所以开启了分税制的大幕，但仅仅有“营改增”是不够的，还将出现更多的税制的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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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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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1．理论基础

对于低碳经济的解释有众多说法，总结起来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采取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以及新能源开发等多种形式，尽量减少煤炭及石油等高碳产品能源消耗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2．财税与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框架

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支持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协调，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需要明晰其职责。政府与市场应该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依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政府的职责范围体现在运用财政补贴、税收、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与约束低碳经济的发展；作为金融部门应该加大对低碳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建立相应的低碳信用交易平台，促进低碳交易等方面的工作。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的两者协调配合，产生的合力才能扩大政策的功效，从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三、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对策

1．财税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对策

（1）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财政政策。政府调节经济走势的重要工具之一就是财政补贴政策。政府可以开展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政策补贴低碳经济企业，对于调动企业开展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财力支持，有利于社会资源倾向投资于低碳经济项目。因此，为了鼓励支持企业积极研发低碳技术，对于能够独立实现研发和创新或者能够采用先进的低碳环保设备投入生产和运营的，应该给予相关财政补贴。具体分为：企业价格方面补贴、亏损方面补贴、折扣方面等政策。对于购置了低碳环保设备设施的企业可以采取加速折旧方法，以尽快提完折旧，加快企业设备的更新进程。（2）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税收政策。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中税收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当前税收政策的功效主要集中体现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企业提供有力支持。用税收的形式优化配置有限资源，使其资源达到合理有效配置。通过征税来处理企业污染外部性的问题，解决外部负效应的问题。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在低碳技术领域进行科研创新。①健全资源税的税收政策。允许地方政府有权限适当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依据税负公平的原则，应将不可再生性的资源与再生性周期较长，以及生产难度较大的资源都应扩大到征税范围之内；对于资源供给较为匮乏的，不宜大量开采的绿色资源产品也应扩充到征税范围之列。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不仅要包括矿产性资源，还要包括土地、森林、海洋等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只有把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均纳入征税范围，扩大资源税的税基，合理征收资源税，才能真正实现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实现低碳经济。资源税制中建立奖惩机制。对于节能环保型的企业给予适度的鼓励，例如能够采用先进技术设备或低耗低排放行为的企业给予相应税收优惠与采取补偿的措施。同时对于高耗能、高排放以及高污染的企业，不仅要课以重税，还要对其进行停业整顿、改进技术，达到经济发展的要求。②完善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应该在现有的企业所得税制中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企业的所得税给予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研发低碳技术、环保技术以及新能源开发技术的低碳企业，实施免税政策。对于能够积极主动投资于低碳项目的企业可以采取减税政策。由于低碳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投资，并且具有周期较长、收益较低的特性，低碳经济的发展与企业投资的力度密不可分。因此，应该对于低碳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的企业给予相关税收政策。对于能够改善设备，使用低碳设备、回收利用再生资源，有效利用资源的企业，根据企业购买的环境保护设备设施，允许多抵扣，实现减税。对于污染较为严重、生产效率低的企业鼓励更新设备设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实现由“高碳”向“低碳”的过度。虽然目前相当大一部分中小企业在低碳经济领域的投入和研发达不到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但要看到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力度，可以采取税后补贴或延迟纳税的措施。

2．金融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对策

（1）形成政策性金融制度。现在是一个发展低碳经济的大好时机，目前已有国家开发银行制订了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金融规定，除此之外还应该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专门的银行机构，致力于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实际上，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建立类似的特殊服务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政策倾向金融机构、金融政策，支持特别项目及相关领域，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用金融基金和金融债券筹集的资金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并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黑龙江省应该成立低碳发展银行，属于地方性政策性银行，银行的资本来源于省市政府、有关企业以及民间资本金，广泛筹集资金支持发展低碳经济，尤其重点支持新能源、节能减排等低碳环保项目。逐步健全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机构体系，如哈尔滨银行、龙江银行、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对黑龙江省发展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撑作用。（2）增强信贷资金的支持力度。通过金融机构信贷支持政策，完善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发展的资金需求。实施绿色信贷资金政策，着重商业性银行对信贷业务进行相关环境风险审查、评估和监测，完善绿色信贷管理系统建设。借此扩大商业性银行的绿色信贷规模效应，新能源、节能减排项目的贷款采取绿色通道快速办理；提供以排污许可证作为绿色信贷额度的界定标准，降低新能源、节能减排项目的信贷风险；加强低碳产业和下游产业的项目和增值。根据实际需要做好黑龙江省发展低碳经济的绿色信贷的规模额度，并且有效规定绿色信贷的贷款期限和银行利率。（3）加强资本市场推动作用。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发挥优势资本市场的初始投资和融资。目前，大量的低碳经济相关行业和企业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产业数量和行业的市场价值低于其他省份。根据实际情况，证监会应该相关政策，对于财务指标正常，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可以优先考虑建设项目。以促进上市公司的发展模式转型，将其资本和技术更多的投放低碳经济领域。（4）提升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模式。根据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的特性，金融机构应该采取相关措施，不断创新金融产品研发。第一，让低碳项目有大额、稳定、长期的资金来源，直接设置专属低碳企业的投资基金。第二，为了促进低碳交易，建议建立低碳信用交易平台。第三，采用低碳品牌，促进企业使用低碳经济信用卡。第四，加快低碳金融服务的进程，如金融产品和碳排放交易数量组合，形成与资源相挂钩的金融产品，结合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的金融服务产品。第五，创新的金融中介服务，金融机构应积极参与并提供低碳项目信用登记、托管和基金为低碳项目结算和清算服务，促进企业发展新能源、节能减排。第六，继续开发新的保险产品满足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比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强制责任保险的环保、碳交易信用保险以及绿色汽车保险等等，减少碳排量、减少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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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低碳经济作为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坚持贯彻可持续发展基本国策的背景下，已经演变成为了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性革命。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污染问题和资源枯竭的问题都会相继呈现出来，许多国家一般会将税制政策和行政手段、措施和市场机制综合运用起来，通过这些手段的综合运用来实现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目标，但在这些措施手段当中，发达国家最为依赖的是税制政策。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自然资源固然丰富，但人均量低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发展低碳经济的要求相当紧迫。所以，我国在低碳经法发展的政策上应该效仿发达国家，从而构建一个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税制体系，以此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一、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现状新特点；

（一）低碳意识有待加强。多数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的垄断企业依靠着自己的垄断地位来获得超额的利润，对于它们来说，环境与能源成本的约束力就被明显弱化，节能和减排的动力明显不足，各地方政府部门没有硬性的约束控制。在缺少正常的市场化的运作的情况下，也缺乏相关财税手段的约束和激励体制，而企业又缺乏保护环境的积极主动性，这样必将影响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产业结构有待调整。2012年我国第一产、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47712亿元、220592亿元、203260亿元，增长率分别为：增长4.5%、10.6%、8.9%。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1%，第二产46.8%，第三产43.1%。从这种情况来看，我国的产业结构仍处于不合理的状态下，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的加大说明了能耗加剧、污染更为严重。而第三产业比重偏少，然而第三产业恰是低能耗、污染少的行业。所以，要健康发展经济，国家就必须要出台相应的税制来调整产业结构。

（三）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的举行，开启了世界性的低碳经济发展的浪潮。在我国转变发展结构的背景下，未来税制的改革迎合了这样的需求。在六大税制的改革中，环境税与资源税改革的不断推进意味着我国未来的税制将在促进资源节约、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四）国务院批准转发改委《关于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本次改革对税收制度、垄断行业、金融体制、产品价格和涉外经济等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对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机制加快建设。税制改革排在了改革工作次席的重要位置。这项改革将致力于帮助各级地方政府不在是单靠卖土地得到收入，通过各种税制手段对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进行加强，从而得到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结果。

二、促进低碳经济，税收支持政策新要求；

（一）税制在结构上应该进一步优化；我国目前是以所得税和流转税为主题的税制结构，这是与我国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降低征管成本，即便如此，在结构上，流转税的比重太高，而所得税则较低。我国现行的税收收入更多的是依赖增值税；结构的主题不明确，所以，首先就应该改革现行的税制，进一步加大其他税种所占的比重。其次将其他比如城镇土地使用、房产税等税费合并，第三，可以开征一些新的税种：遗产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等。

（二）拓宽税基，降低税率，降低宏观税负。在拓宽税基方面，比较有借鉴意义的做法是整合税收优惠政策，缩小其适用范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内涵拓宽。在制定优惠政策的时候，作出实证的分析，权衡政策实施后潜在损失与收获到的利益关系。应该从长远的角度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进行，不能出现涸泽而渔的情况。同时，在合理分配开支的基础上，应当适度降低各种边际税率，促进经济良性的发展。

（三）建立和健全良好的税制来协调和解决可持续发展和工业化所产生的矛盾，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手段，绿色税制已经被西方国家广泛承认和应用，在税制改革的方面，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在这个方面，我们国家还应当更加完善税种体系，从而使经济发展与人口和资源相协调适应。我国现行的税种有：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税等，这些税的税收收入占我国总税收如的比例是8%，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存在着调节的作用，但是相比当先的情况，这种程度还不够。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要广泛提高公民环境保护的意识，将环境保护作为我们国家一项长远的事业来发展；环保法律要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严格依法执行税收经济政策，打击偷税和漏水的行为。其次就是在税收体制当中严格最受“谁收益，收付费”的原则来进行，在一个方面调整现有的资源税法，要让污染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当付出的代价，改变成为征税以后，它就更加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了。最后，建议应当采用多种税收的政策，把社会资金向生态环保的方向积极引进。当下我国在环保税并没有专项政策。只不过在部分税种当中包含有一部分关于环保方面的因素。比如说“三废”的利用在流转税和所得税上有一定的优惠政策。比起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还显得过少，依照现有的税收政策还远远不能对生态环境投资生产产生多大的影响。

在今后消费税、增值税、资源税和所得税上面，必须更加考虑生态环保的因素，让环保法律、法规与生态环境有机结合，利用税法的相关优惠政策合理引导资金流向。（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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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面临这样一个课题，中国如何解决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的问题，价是指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税是指税制的合理化调节；财是指财政体制以及其框架里面政府和企业之间、政府各层级之间、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合理化。

社会矛盾不可忽视，现在在收入分配的方向上怎么样把握？真要深究起来，整个调控的工具在哪里？如要使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有什么操作的手段让它去同步。

分配概况还要从数据开始入手，我们做了一些很初步的工作，有个最基本的结论：我们现在在劳动者报酬占比上，与各国相比，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高于可在表上看到的11个国家的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左右，高于“金砖四国”其他3个国家10-23个百分点。问题便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了。

下半年我们又搞了一项研究，想正面讲可以做什么。我们试图在这方面勾画这样一些认识：说到两个比重，应先把初次分配、再分配做个界定，收入分配里面所谓的分配总量是国民总收入而不是简单的GDP，很多时候大家直接用GDP来比较，也不是不行。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是国民总收入即GNI的概念，初次分配在统计里面讲的是首先是原始收入，形成为基础，同时要增加财产收入。

国民收入分配，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怎么强调？第一，初次分配要充分尊重市场，实际上主要是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占比的高低则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政府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但跟税制、税基有关系，也跟市场力量有关。政府在再分配中，则应体现市场经济共同的“抽肥补瘦”调节原则。很多人提到最低工资，实际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能起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我们现在按照统计局的数据，对两个比重呈下降趋势是认账的，但是强调的是伴随着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因为比重下降，虽然数据观察有所下降，但是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是明显高的，比金砖四国其他三国也还是明显高的，换句话说这不是最突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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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会计是会计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时间与财务会计大致相同，甚至早于财务会计，其在企业税收筹划、反映企业纳税义务履行情况、监督企业正确处理分配关系、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各国对于税务会计有了较长时间的理论研究，税务会计模式不断发展完善，在全球范围内大致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财税分离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财税统一模式及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型模式。同时，我国对于税务会计方面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发展还不成熟，且一般将税务会计视为财务会计的一部分，重视程度不高。建立适当的税务会计制度，不仅是会计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完善我国税制的迫切要求。本论文以我国当前的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为基础，从分析税务会计模式发展完善的必要性出发，运用分析对比的方法，与国内外发展较为成熟的税务会计模式进行比较，直观对比出发展背景、历程、成效差异等，以期找出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探索出符合我国税务会计发展的模式。

一、我国税务会计模式建立的必要性

1．设立企业税务会计是合理把控税收制度与会计制度差异的必然要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税制改革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从1994年税制改革开始，税收制度与企业财务制度之间的差异逐步扩大。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均是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的一种会计核算管理活动，但税务会计因与税法有特定联系，相对于财务会计更加复杂。税务会计是在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的双重约束下，进行税务筹划、税金核算和纳税申报的一种会计系统。二者的处理方法、计算目的、核算程序和结果等有很大差异性，这就要求税务会计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尤其是2006年我国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使得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的差异日趋明显。因此，只有完善我国税务会计制度的建立，才能充分发挥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各自的职能，规范我国会计制度。2．设立企业税务会计是完善税收制度并保证税收征管的重要措施首先，设立企业税务会计有利于完善税收制度，它的建立有利于优化当前我国的税收制度结构，是对税制基层结构的补充。其次，设立税务会计有助于保证国家税款的征收工作。企业配备既精通会计业务，又熟知税收法律相关规定的人员，不仅能保证国家税款及时、公平、足额征收，还能保证企业在合理、合法纳税的基础上充分使用税收优惠，为企业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再次，设立企业税务会计，建立完善的税务体系，明晰税企权责，让税务人员从繁杂的财务报表检查中解脱出来，从而大大提高税务工作的效率。3．设立企业税务会计是企业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必然选择税收筹划，即合理避税，是指纳税人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及税收相关法规的前提下，按照国家税收政策及法规的导向，事前选择对企业自身税收利益最大化的纳税方案来处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投资及理财等活动。税收筹划可以在合法的前提下扩大企业的利润，是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的必经之路。然而，企业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税务会计制度，认识到税收筹划的重要性，把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的一项正式的工作来处理，才能充分利用税收筹划给企业带来利益，才能不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美、法、日三种税务会计模式比较分析

1．美国：财税分离的税务会计模式从法律制度看，美国采用的是海洋法系，即普通法系。其形成并且在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法律体系并不是如中国的宪法般具体的法律条文，而是主要依据经美国法院判例给予解释，成文法再进行补充。税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其使用状况也不例外。各州分散独立的法律体制，国家没有系统地、完整地对企业的会计行为进行统一规范。从经济体制看，美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只在宏观上施加一定的影响，并不直接干预经济，经济具有高度的自由和开放性，市场决定供求，遵循公认会计原则，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从会计规范的形式来看，美国由于其会计核算规范为民间管理方式，因此，会计核算规范均以公认的会计原则为核心，其立法对会计核算规范并无直接影响。美国强调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这种“投资者导向型会计模式”极大程度的保护了企业经济利益，使企业的财务会计能够自觉遵循会计原则，同时其完全不受税法的约束，所以会计核算、提供的相关信息相对客观、公允和真实。从企业组织形式看，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企业等企业形式在美国非常丰富多样，以股份制企业为主。美国作为全球证券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企业资本的构成与法国、日本相比，自有资本占比高达55％，法国占比为36．8％，而日本只占19．8％。从融资渠道看，美国企业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投资人与基金管理人通常依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和企业未来的前景作为是否持股或持股多少的重要参考。由于美国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完全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在融资渠道的选择上优先选择证券市场，而银行只是辅助渠道。由于美国财务会计过于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不受税法约束，这种投资者导向型会计模式推动企业财务会计发展日臻完善，但需要统筹相关税务和计算、核算应缴税款时，就须根据美国复杂的税法同步进行复杂的纳税调整。即使涉税会计比较复杂，但美国这种税务会计模式能够较好地发挥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的应有作用，因此还是能被诸多国家广泛采用。2．法国：财税统一的税务会计模式法国的会计准则与税法的要求基本统一，采用的税务会计模式也是财税统一型的模式，政府和税法占据主导地位，会计服从税法。法国这种财税统一的会计模式明确要求：企业会计准则要与税法的要求一致，强调缴纳税款与股东的财务报表要一致，决不允许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存在差异，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来处理会计相关事项。这种“政府税收导向型”的会计模式，会计职业团体的力量较弱，过分强调按税法规定编制财务报表，虽然可以保证税款及时、足额征收，满足税务需要，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企业的实际状况，反映不够真实、公允，满足不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从法律制度看，法国采用大陆法系，适用于成文法，法律既系统完整，又清晰具体，逻辑缜密。法国政府通常在一定的时候借助法律使用行政等手段来干预经济活动，会计服从于税法，企业的财务会计往往受到公司法典、税法典和证券法典等诸多法典的影响，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由于税法优先会计规则，税务部门不仅可以确定企业纳税申报的财务报表的格式和内容，而且还可规定企业的实际财务会计和报告实务。从经济体制看，法国是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很强的计划性，政府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全方位立体地干预调控经济，在经济调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政府认为企业对未来市场短期的预测应由市场来解决，而国家对整个市场中长期的预测则由国家计划解决。因此，政府干预经济既有宏观层面，也有微观层面，由此可见，计划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企业组织形式看，法国有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等企业组织形式。国有化占比较大，在国民经济生活中担负着重要作用。从融资渠道看，由于证券市场不够发达，投资者普遍乐于购买国债而不愿意购买或持有股票，企业所需资金通常来源于政府或银行。由于法国要求企业的会计准则要与税法的要求保持一致，因此，法国的税务会计模式有其明显特征，即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互统一。3．日本：财税混合型的税务会计模式相较美、法两国，日本的税务会计模式既不像美国强调经济自由，会计要保持独立而采用的财税分离模式，也不像法国强调税法优先会计法则而采用的财税合一模式，日本采用的是一种协调特征下混合型的税务会计模式，中和二者特征，更灵活。从法律制度看，日本采用大陆法系，使用具体而详细的法律条文。日本在会计规范方面，除了企业会计准则，商法、税法和证券交易法都是重要依照。日本的商法适用于所有产业活动单位法人和个体工商户，是处理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民事法律的总规范，旨在全力维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充分保障国家的税收。商法、证券交易法既是法律，同时也是会计规范具体的条文。会计准则虽然原则条例数量多且内容细致，但其实际上是对商法、税法以及证券交易法的补充。日本的证券交易法，用来规范股票发行和流通，税法对企业会计有直接影响，日本公司的财务报表所列示的费用扣减以及收益递延等项目必须是税法允许的。从经济体制看，日本是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市场，同时不排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市场经济活动，以让市场自由有序、充满活力。但是日本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会采取计划调控、宏观调控、对企业施加影响等方式参与经济调控。从会计规范方式看，日本的会计准则与商法、税法和证券交易法三套法系互为补充，前者在会计处理方面规定较为系统，后者则更为详细具体，会计与税法相互协调。相比美国和法国，日本的会计准则没有形成完善的系统，也没有形成国家层面的总计划，所以日本的税务会计是一种宏观统筹欠缺，没有完整系统理论支撑的会计体系。从企业组织形式看，日本企业绝大多数是股份公司，中小企业众多，虽然大企业数量较少，但在经济活动中却占有主导性地位，大企业之间相互持股组建起企业集团，便于维护企业长期稳定。从融资渠道看，日本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是企业集团和有影响力的商业银行，所以政府和投资人都对财务会计有所要求。前文说到的日本的商法、税法和证券交易法三套法律与企业会计关系密切，对会计具有直接影响。同时，日本的会计模式以企业为导向，重视为企业管理服务，会计准则的制定就是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以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进而实现纳税及时、公平，形成了日本会计与税法相互协调的税务会计模式。

三、我国税务会计模式探讨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调节方式上与法国、日本有一定的相似性，政府在一定时候会采取一定的手段干预经济，经济活动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国家不仅是资产的所有者，而且具有管理职能，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双重扮演身份使得我国的产权关系比西方国家更加复杂。同时，我国的资本市场一方面上市公司以国资背景为主导，另一方面民间投资活跃度和理性度不够，市场主体和渠道较为单一，发展不够成熟均衡。因此，我国税务会计模式探讨不能照抄照搬国外已有的成熟的模式。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经济体制处于日本和法国中间，正从法国的经济形式向日本的经济形式转变。从法律制度看，我国属于大陆法系，与法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一样适用于成文法。我国法律不仅体系完整，而且规定明确，具有绝对的权威，对会计模式也具有刚性的影响。因此，税法与会计关系密切。从会计规范方式看，经过长时间的会计改革和税制改革，我国当前是以包括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等的《会计法》为中心，规范着财务会计核算行为。从企业组织形式看，有限责任公司占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较多，能达到上市要求的大企业较少。从融资渠道看，我国银企关系十分紧密，但银行对企业的门槛要求较高，实力较强的大企业能轻易从银行获得贷款，另一方面很多资金周转不灵的小企业却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向银行贷款，只好向小型的信贷机构寻求贷款。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会计环境与法国、日本比较接近，尤其是在经济、法规等背景因素上，而与美国等具有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和高度发达的资本融资市场的西方发达国家相距甚远。事实上，我国的税务会计模式也较倾向于日本的财税协调税务会计模式。根据会计发展的国际化潮流，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将逐渐由二者合一的模式发展为二者协调并存再到二者分离的税务会计模式，但就我国的发展现状来看，财税分离的税务会计模式究竟适不适合我国，还需进一步摸索探讨。从改革开放至今，近四十年时间，我国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还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方面。在改革的进程中，政府不可避免的采用计划和宏观调控的手段干预经济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就我国当前国情而言，实行日本的财税协调的税务会计模式是较为合理的。综上所述，美国财税会计分离的模式应是我国税务会计模式发展的远期目标。就目前而言，应该选择财税适度分离，明确财税不同的目标，制订相应措施保证财税目标的实现，积极完善我国税务会计的理论体系。美国已开了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先河，形成了完整的税务会计理论框架；法国仍然坚持传统处理，同时也在进行改进；日本也形成了具有明显特色的财税会计建设理论。总之，与美、法、日三国财税会计相比较，我国应借鉴吸收并建立适合于我国国情且有利于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理论体系。有朝一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高度发达、法治化程度明显提高、股份制企业日臻完善、民众法治观念大为改变时，财税完全独立的目标将指日可待。在这种会计模式下，税务会计将赋予以下三方面的职能：

（一）核算反映职能

税务会计的核算反映职能，即对企业的涉税活动进行核算和反映，是税务会计最基本的职能。税务会计依据财务会计信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实施条例以及会计准则和有关规章制度，将会计信息调整为税务信息，从而全面核算企业税款的形成、计算、缴纳、补退等相关内容，并以价值形式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会计纳税活动，为国家组织财税收入提供可靠准确的信息资料和决策依据。与此同时，通过加强对税务会计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研究，一方面可以为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拓展税源、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二）监督管理职能

税务会计的监督管理职能，即以价值形式对纳税人进行全面核算的纳税活动过程，同时也是税务会计进行监督管理的过程。可以说税务会计监督管理职能寓于核算反映职能之中，即通过税务会计系列核算方法，可以有效地监督会计主体的纳税活动是否与国家税收法律条款相一致，进而监督会计主体税款的形成、计算和缴纳状况，以此达到税收宏观调控的目的。由于税收具有强制性，其监督管理职能也因此具有强制性的特点。通过强制性的监督管理，一方面可以保证纳税人自觉申报纳税、正确计算并及时缴纳税款，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国家税收政策和税法的贯彻实施，确保国家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

（三）预测和决策职能

税务会计的预测和决策职能，即税务会计通过核算和反映纳税人纳税活动的全过程，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监督管理，进而帮助纳税人对其税务活动进行科学预测和决策。纳税人通过对税务会计信息进行分析，依据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主动规避较高的税负，进行合理税收筹划，从而达到税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税务会计还应加强企业与税务机关的联系，了解政府的宏观导向，更好地促进整个企业的快速运转，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

参考文献：

［1］张文贤．会计理论创新［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盖地．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M］．第三版．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篇10

“十二五 ”规划期间，我国针对经济结构中出现的不合理现象以及相关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健全现状，不断的进行了加快产业的升级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部署，具体的改革就是由征收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进一步优化我国的税制结构。通过税制的改革，以促进我国服务业长远发展，避免出现重复征税，从而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实现企业的长远持续发展。2012年以来，营改增税制的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受益企业范围不断推广，对于营改增税制的征税范围相关规定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交通运输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纳税人。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应按照本办法缴纳增值税，不再缴纳营业税。”现代服务行业包括了工程勘察服务，所以，勘察设计单位的征税也应由原先缴纳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对此本文针对营改增税制对勘察设计单位的影响并探讨其应对措施。

一、“营改增”对勘察设计单位的影响

（一）“营改增”后税收增加

2011年开始的营改增试点项目，首先在上海启动。税制的改革本身是为了避免出现重复征税现象，但对于勘察设计单位的具体情况却出现纳税增加的现象。增值税是针对企业生产经营中获得的增加值需要缴纳的税务，所以对于企业来讲，企业增加值越高就需要缴纳更高的税务费用。勘察设计单位在增加值方面获得较高，根据上海勘察设计行业在实施营改增后缴纳的税务来看，实际的缴纳费用较以前的营业税略有提高。产生税负提高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税率的提高使得企业税收负担有所增加；第二，进项税抵扣不足；第三，上升的税负不能得到转移；第四，勘察设计单位缺乏均衡的收费，且大多集中在年初岁末。

（二）“营改增”对收入确认方式的影响

增值税和营业税都是在开具发票的当天实施的缴纳的，虽然营改增税制的改革对时点及收入确认方式没有造成太大改变，但对一下几点仍需注意：第一，收入指标有所下降。增值税是对增加值的税收，属于价外税，所以在确认收入时其收入指标会有所下降，就需要实施价税分离。第二，需要对定金提前缴纳税务。勘察设计单位的行业性质经常需要对客户提前收取一定的定金支付费用，然后在提供相应的服务，但还未对客户提供相应服务，定金就不能属于具体收入的确认范围。纳税时间也应该是应税服务发生的当天。客户往往会进行一定的程度的议价，这就需要能够提前获得增值税的相关发票，所以勘察设计单位就需要对预付定金计入需要缴纳的增值税中。第三，勘察设计单位的实际收入减少。在应该增值税的试点区出现了非增值税，对于一般的纳税人即使已经获得了相关增值税的发票，扔不能进行相应的抵扣。

（三）“营改增”后合同的签订

营改增税制对企业单位合同签订影响虽然不大，但仍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合作伙伴的选择。选择合作伙伴较以前有所区别，优先选择税改区内的合作伙伴较为合适。对于税改区的相关单位可以开售相应的增值税发票，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第二，签约合同时，选择价税分离的合同。这样能够有效体现价税改革的合理性和优越性。第三，对于相应的合同需要对其进行完善。在合同中明确增值税发票的信息，能够确保增值税发票信息的准确性。

二、勘测设计单位“营改增”后的应对策略

（一）加强相关财务人员的知识培训

勘察设计单位在营改增税制实施以后，需要对财务人员进行相关必要的知识培训。营改增政策实施以后，勘察设计单位纳税人的相关纳税政策有所改变，较之前的营业税中的收税申报和税收减免政策都化为乌有，必须针对企业相关规定进行有效的调整。所以，这就需要单位财务人员对营改增后的相关业务知识以及理论要求更加重要，从而能够针对实际工作中的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应对。另外，财务管理人员还应加强对纳税筹划方面的培训，从而能够密切关注营改增税制后的税制工作上的衔接，能够针对新旧工作制度的变化，关注相应财税部门政策的变化并及时作出有效的判断及把握，从而为单位企业降低税收的负担。

（二）加强“营改增”后会计的处理方法

营改增后的勘察设计单位，对于进项税的抵扣及销项税的计算，最终都要应用到财务核算中。所以，针对税制改革后，结合其相应的核算方法，制定出符合单位的税金体系。营改增实施之后，对于勘察设计单位的财务管理各方面均有所影响，所以，采用各种有效措施对单位内的信息处理、反馈以及数据统计、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而能够促进勘察设计单位纳税筹划的有效执行。

三、结束语

勘察设计单位在营改增税制实施以后，单位的所承受的税收负担能够得到有效缓解，一些小的勘察设计单位在税收问题上常常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问题，从而难以维持。因此，对于营改增税制的实施，对勘察设计单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