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科技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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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文化建设的时代价值

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高级表现形式，科技文化不仅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先进要求，还彰显了社会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它标志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对于加强社会文化建设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巨大的时代价值。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能够为社会文化建设中民众科学文化素质的养成提供积极有效的方法。民众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关乎着国家整体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建构。所以，加强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以及提升科技文化建设的层次不仅可以提高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同时还能够从本质上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能力，提高国家在文化方面的竞争实力，形成良性的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当今时代，国际化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各国人才实力的竞争。所以，人才培养也就成为了各国发展的先决条件。可是，少数的高尖端人才并不能真正地将国家整体实力提升一个质的变化，它更多的是需要社会科技文化的普及才能够达到目的。所以，只有依靠着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普及才能够切实地将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知识有机地融入社会整体的发展进程之中，从而使得市民在科学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上提高自我科技素质的整体发展。科技文化在提升民众科技素质整体发展的过程中，也客观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建构。

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不仅需要社会经济层面的全面发展和提升，同时也需要人在精神层面的提升，这样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而科技文化恰恰就起到了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推动器作用。科技文化既现实地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内化人的精神财富以提升人的思想观念认知。所以，通过科技文化的全面建设以塑造科学文化，坚持先进性文化发展方向就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和价值基础，它也是中国化的最近成果，因为，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要在理论和现实中积极地寻求适合中国基本国情，并在这一基础上来满足时代所赋予其的要求。只有这样，科技文化才会在社会文化建设过程中真正地形成一种有助于科技发展和民族发展的文化形式。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科学技术无时无刻不体现其巨大的创造性并以此改变着每个时代下的世界面貌。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大背景下，对于科技文化的需求尤为明显。作为社会现实化的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智力支持已经达到主要性地位，所以，科学技术所形成的科学文化也将成为社会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第一文化形态，并将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力量。虽然它不如经济和政治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大，但是它依然是科技进步所必需的一种平台和载体，积极地影响着科技的生成和发展。而作为国家在文化方面的软实力形式，科技文化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思想观念上的改进和创新作用。因此，科技文化已经成为了推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重大力量，同时也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给予着积极的智力保障。

三、社会文化建设视角下的科技文化建设路径

（一）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化的科技文化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体系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科技文化体系要有中国特色。多年来的文化强国实践进程使得我们越发地感觉到对于西方科技文化的学习过多到已经开始否定本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所以，在社会文化建设的视角下来看科技文化的建设就要求我们“特别需要的是下大力气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真正补救我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科学技术文化不足的缺陷。这才是真正从我国国情出发，强基固本，从基础上下功夫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切实的道路。”所以，中国的科技文化体系要秉承着中国式的文化传统以适应中国的现实国情，在这基础上来满足时代化的需求，只有这样才会使得科技文化成为一种利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文化形式。因此，加快中国特色化的科技文化体系的构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二）积极加快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的有机融合

我国社会的文化建设过程中，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之间的融合问题既是未来发展趋势，也是未来发展理想。它更多地应将其放在一种战略化的高度上给予看待。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融合的可能性，原因在于“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同源、共生、互通、互补，两者及其延伸不可分割地构成了人类文化。正是这种同源、共生、互通、互补，使得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成为当今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中也都是可能的。”这就表明，科技文化是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基础，而人文文化则是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保障。依托着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的有机融合推动社会文化建设的发展，会充分地发挥出社会文化建设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力量。而从我国现实的国情来看，要想将两者有机的融合，不仅需要将以人为本作为推动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有机融合的契合点，还要在教育方面促使科技教育同人文教育积极有效地进行交流和沟通，以此作为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融合的有效性方式，而这些最终的落脚点是要以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为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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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品牌与市场推广的缔结———《梨园春》营销《梨园春》注重品牌营销，加强市场推广。电视栏目《梨园春》借舞台推销河南戏曲。从省内抗旱救灾到省外抗洪救灾再到新疆等地的慰问演出，从北京河南戏曲周到春节河南戏曲晚会再到梨园春现象全国戏曲专家研讨会等，都推进了《梨园春》的品牌意识。《梨园春》集结河南豫剧名家和各擂台赛的擂主们成立的梨园春艺术团在全国各地区巡回表演。《梨园春》有遍布全国的37个“戏迷俱乐部”，使河南豫剧走入寻常百姓的寻常生活中，走入戏迷的心里。《梨园春》栏目赴宝岛台湾进行的现场直播开创了河南电视史上跨海直播。《梨园春》走进巴西、悉尼、委内瑞拉等海外巡演，将中原戏曲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梨园春擂主”被聘为《梨园春》品牌的形象大使。《梨园春》栏目通过卡通形象的征集评选活动，卡通人物的推广又使《梨园春》在更大规模范围内得到认可，使《梨园春》收视区域更广、收视群体更大，培育了河南戏曲受众群体，增强了《梨园春》的商业竞争力，《梨园春》增添的时尚元素拓展了《梨园春》的商业吸引力，在全国范围提升了《梨园春》的品牌形象。《梨园春》重视河南戏曲新品种的开发。如在纪念胜利60周年中推出了“梨园春”版大型豫剧《红灯记》，以梨园春擂主们为主要演员，当李玉和唱《浑身是胆雄赴赴》时全场齐唱，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和戏曲界欢迎。又如纪念豫剧大师常香玉特别节目，纪念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安局长任长霞特别节目，八一建军节走进军营系列慰问活动，庆祝嵩山被世界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地质公园”称号专题晚会等。每一场特别节目的推出，都为《梨园春》赢得了较高的收视率，也使《梨园春》在全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梨园春》栏目舞台设计也追求传统美学与现代时尚的统一和谐。舞美设计有高低平台、阶梯、屏风、梁柱、纱幕、景片，搭配现代的舞台灯光的变幻，营造不同的戏曲氛围，体现了传统戏曲舞美设计的现代化，给观众以较强的艺术冲击力。音乐设计在保留河南地方戏曲音乐旋律的基础上，结合现代音乐，融进各地方戏曲音乐的旋律，听起来效果更丰富、更大气、更广阔。艺术节奏设计在戏曲喧闹的同时调整得较舒缓轻适，给观众情绪和心理上留下一些品味的余地。诸如此类对《梨园春》电视戏曲艺术新品种的研发，使《梨园春》成为河南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路的试金石。

2互联网多媒体技术对河南戏曲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

多媒体是计算机和视频技术的结合，通俗点说多媒体是电脑和电视的结合，之所以能够实现多媒体依靠的是数字技术，多媒体代表数字控制和数字媒体的汇合，电脑是数字控制系统，而数字媒体是当今音频和视频最先进的存储和传播形式。电视，我们只能单向被动地接受信息，不能双向地、主动地处理信息，没有所谓的交互性。而面对多媒体，我们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观众，我们可以控制，可以让它按我们的需要去做，实现交互作用。多媒体的应用领域已涉足到戏曲艺术行业。跟随数字科技发展，多元的数字3D数位平台的运用，可以将戏曲变成有声有画的互动形式。而设置的河南戏曲产业的数字平台，让原本属于传统的戏曲发展成为崭新的文化创意产业。这样新的多媒体戏曲创意产业的演出形式有别于传统，除了制作流程工业化外，且以影片或录像带发行的方式推广，同时更以文化创意产业的方式发展，推出CD、VCD、DVD、以河南戏曲演出为主的卫星电视节目、游戏软件、书籍等相关产品，朝向更多元的数字内容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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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人合一自然观的伦理化倾向与有机性并存理学在湖南的发展主要是由湖湘学派完成的。湖湘理学源于周敦颐，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宇宙图解《太极图说》。《太极图说》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周敦颐把整个宇宙当作单一的有机体，“极”被认为是有机体的中心，是世界中轴线本身，但任何一个特定的部分都不能被认为居于控制地位。朱熹在继承前人理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将世界本原探讨归于“气”和“理”，他认为这两个术语代表了基本自然世界中物质和非物质的因素。朱熹曰：“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4]朱熹的理气之分可以看作是周敦颐阴阳两极思想的延伸，但他和周敦颐一样，并不把理气对立，而认为是一体浑成，“理未尝离乎气”。（[5],pp.32-33）因而认为其存在着有机整体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李约瑟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最好把“理”译为“有机体”或“有机体原则”，表示宇宙的组织原理。[6]如果因为朱熹的有机论倾向就认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那又有些牵强。朱汉民就认为，理学家提出的诸如无极太极、理气等学说，最终要证明作为宇宙本体的天理，就是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7],p.8）如朱熹就曾说“，且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8]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朱熹的自然观明显地与伦理思想掺杂在一起，折射出理学中的儒家身影。他的自然观中蕴涵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自然规律和伦理规律是合一的或者一致的。胡宏对“天人合一”做出了新的本体论诠释，提出了“天理人欲，同体异用”的本体论，认为天理人欲在形而上的本体中处于同等地位。胡宏的本体论既区别于程朱遵循“天-性-心”逻辑结构的天本体论，也区别于陆王两派遵循“心-性-天”逻辑结构的心本体论，但这种本体论更加反映了天人合一自然观中浓厚的伦理色彩，这表明当时的自然观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唯物自然观，也就不会有助于认识世界的物质本性，这必然对科技活动产生消极影响。李约瑟也认为，儒家对待科学是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虽然从根本上注重理性，反对一切迷信，但在另一方面，儒家集中注意于人与社会，而忽略其他方面，使得他们只对“事”进行研究而放弃一切对“物”的研究。这对科学的进展，反而不如神秘主义。

2.格物致知的方法论同时指导着道德实践与科学实践格物致知学说，初见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在汉唐时期沉寂了几百年后，宋学家对格物致知学说作出了自己独特的阐释。二程认为，人心中本来有知，由于被外物所蔽，使心不能直接认识自己，所以要通过“格物”或“即物究理”而获得知识，认识自己。程颐认为，格物致知是内省的功夫，是德性之知，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治理天下国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格物与致知的学说，他也认为，所谓格物致知，不在于求科学之真，而在于明道德之善。关于格物致知的认识过程，朱熹同意一物一物地格，积习多了后，便能“豁然贯通”。有学者认为，朱熹“求理于事物”只是“得君行道”设想中的一个重要环节。[10]这与二程格物致知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湖湘学派的胡宏也认为，致知的目的在于认识普遍的、先在的道德规律，而穷理致知是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他在《与张敬夫》中说，“故学必穷极物理为先也。然非亲之，则不能知味。惟不知味也，故终有疑，必待人印证也。”[11]虽然朱熹认为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但是他并不排斥“格一草一木的理”。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一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12]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后人在继承“格物致知”学说时，不仅用于指导道德实践，也用来格物理之理，指导着对自然的探索。这样，格物致知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如宋人朱中在研究潮汐中就运用了格物的思想和方法；宋王厚斋依据“一草木皆有理，可以类推”，将格物致知学说运用到生物知识的发展中。正因为如此，该词与西方“科学”含义最为接近，因而近代学者在引进西方“科学”一词时，最早是将“Science”（科学）翻译为“格物致知”。

3.书院私学成为官方科技教育的重要补充官学中的科技专科学校（如司天监中的天文历法学校）是宋代实施科技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能在官学中接受教育的毕竟是少数，更广泛的科技教育任务，仍然需要私学来补充。宋代是私学科技教育充分发展的年代，书院是私学的高级形式。长沙作为商业发达、商人集中的地区，文化教育事业也较为昌盛，这也符合“富而教之”的传统。宋代书院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被普及开来，尤其是到南宋，书院文化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据统计，宋朝共建书院173所，其中北宋建37所，南宋建136所，占总数的78.61%。[14]湖南书院教育发达，全国四大书院中湖南就占到一半：长沙岳麓书院和衡山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在南宋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书院。湖湘学派开创者之一胡宏在担任碧泉书院、文定书堂和道山书院山长期间，经过长期探索逐渐形成了湖湘书院教育的特色。他认为，创办书院的教育目的是振兴道学，培养有体有用的人才。并且，胡宏强调学贵力行，他认为“力行”既是教学的目的，又是检验学习是否有“真见”的标志。他自己甚至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突破了道德践履的局限。其学生张栻秉承师训，并在其主持岳麓书院工作时将其发扬光大。岳麓书院此后一直将“务实”作为执教理念，尤其体现在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上。正因为这种学风，书院所涉及内容已经不局限于传统的伦理学科，还有自然科学；不仅对以往的科技史有所研究，还包括对科技的应用与创新的扩展。如朱熹对自然科学和音律学颇有研究，认为“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因而他在岳麓书院讲学时，就曾告诫学生说“：为人子者，医学、地理之书不可不知也。”

4.实学精神对发展实用技术影响深远宋学通过“天人合一”肯定了人格本体与外在宇宙本体相通，但要实现这种内与外、人道与天道的沟通，则必须通过实践。理学的实践精神对湖湘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直接结果是诞生了实学思想，湖湘学派明确标明“务实近本”“、当昭示以用工之实”的实学宗旨。那么，他们这个“实”到底指什么呢？张栻是这样回答的“：于践履中求之。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际，无非实用。（”《性理大全》卷四十九）。这段话包含了两方面内容：第一，湖湘学者所说的践履是“实行”、“实践”的意思，这种实践主要是日用伦常活动，即是一种道德实践活动；第二，实践与实用是紧密相关的。湖湘理学的这种务实思想对宋代长沙商业有较大影响，体现在提倡重视市场、注重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务实作风，以及积极实践、敬业创业的商业思想。按照《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六之十二》的记录，古时长沙的潭州所辖各县商税年收入曾一度达到9.2万贯，商业水平位于全国先进行列。除此之外，湖湘学派的实学宗旨对发展实用技术具有深远影响。宋代自开国便外患四立，在统治者尊崇儒学的背景下，宋学家自觉树立“内圣外王”的志向，并通过教育将这种精英文化推向社会。湖南在实现“内圣外王”目标中不断发展“经世致用”的各类实业，不少行业发展水平领先国内其他省份。比如，代表着军事和贸易水平的湖南造船业在全国处于先进水平，潭州能制造载米万石的巨舰，其技术水平之高可想而知。（[3],p.481）此外，潭州是宋代有名的产纸地，发达的造纸业又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最终造纸业和印刷业共同推动了潭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岳麓书院在宋代刊刻有大量书籍保存至今，这是与当时造纸业的发达密不可分的。这种实学精神甚至影响到近代，一大批在政府担任要职的湖南人，如魏源、、左宗棠，在失利后率先开眼看世界，把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引介到中国。综上，在古时科技最为繁荣的宋代，科学与技术作为文化形式在不断交融中相互促进发展，即使在相对偏僻的湖南地区也是如此。当然，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社会文化作为中介完成的，在湖南尤其是受到理学文化的影响。

二、湖湘科技文化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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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创新驱动产业演进的理论研究进展

产业升级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产业结构逐步高级化的一个过程。Clark(1940)通过经验分析揭示出了三次产业逐步演进的内在规律。那么这个规律是如何形成的呢?Clark研究发现这个规律形成的原因除了需求因素之外，不同产业的技术进步效率才是关键。Schumpeter(1942)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重要贡献，并认为科技创新不是孤立事件，在时间上也不呈均匀分布，先是一些企业科技成功创新，领先市场，之后是大多数企业争先跟进、模仿;产业发展的实质就是由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一个不断破坏旧的、创造新的内部经济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20世纪50－60年代，Kuznets在研究产业演化规律时指出单一产业部门的兴衰往往是与科技创新紧密联系的;Rostow(1963)认为主导产业部门是区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指标，而由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产业持续增长则是这些产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主导产业部门的一个关键原因。Porter(2008)认为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和专有知识的扩散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产品的创新可以扩大企业的市场范围，实现产品差异化，进而增加企业利润;过程创新或者工艺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专有知识的分享或扩散则会影响到整个产业或行业的持续竞争优势。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是产业演进发展的根本原因。当前，更多学者对科技创新作用和影响产业演化的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以1978年哈佛大学的Abernathy和麻省理工学院的Utterback提出的描述产业技术创新分布形式的A－U创新过程模型最为典型。Abernathy和Utterback指出创新类型和创新程度取决于产业发展的成长阶段，形成了以产品创新为中心的产业技术创新分布规律。A－U模型为我们更好理解技术创新和产业生命周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它不仅考虑了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之间的关系，而且指明了在单一产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应如何对创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及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变迁。吕明元(2009)运用A－U模型对技术创新推动产业成长的路径及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同产业的创新演化规律有其自身特点，应该结合产业的自身属性以及特定的国家和历史阶段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A－U模型。除此之外，众多学者还探索了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如，张倩男(2008)、赵玉林(2012)等;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施建军(2009)、江可申(2011)、孙冰(2012)等。近年来，个别学者开始从科技创新的需求侧，即从需求空间、需求异质性和需求条件、需求约束等视角出发勾连市场需求、科技创新以及产业发展，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如，孙军(2008)、孙晓华(2012)等，从而改变了以往过于侧重如何改变技术创新的供给，进而推动产业发展的传统研究范式或路径。从上述研究文献可知，学者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演进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不同产业的创新演化规律有其自身的特点，还应该结合产业的属性以及特定国家和历史阶段进行具体分析。

三、现代科技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进展

以“文化产业”、“文化与科技”、“文化产业与科技”为关键词进行CNKI检索，之后再经过筛选，发现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文化产业概念的层系研究(段莉、胡惠林，2013);文化产业集群的研究(雷宏振，2012);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力分析(朱智文，2013;冯根尧，2014);文化产业国际比较研究(郭玉军，2012);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和战略研究(金元浦，2012)，等。仅有部分文献围绕文化产业和现代科技的融合问题进行了一般研究，但大多是理论的可行性辨析，或者散见于数字产业、内容产业等新兴文化业态的零星论述中。如，胡惠林(2007)就认为科技创新是推动文化产业革命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正是现代科技的不断更新与突破决定着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解学芳(2007)、张培奇(2010)、祁述裕(2011)等在研究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与现代科技融合的重要性。解学芳(2010)进一步深入地对现代科技发展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的逻辑演进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现代科技发展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形成了互动和谐的逻辑关系;但短期内，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与现代科技进步之间往往存在时滞性，现代科技的反文化特性以及管理主体的利益之间会存在明显的时间差。顾江(2010)通过构建赫芬达尔指数对我国大多数省域的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程度进行了测算。张京成(2011)、朱自强(2012)等在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内容产业等过程中纷纷认为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是这些新兴文化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典型特征。近两年，个别学者还对文化产业的科技贡献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如郑世林和葛珺沂(2012)运用DEA－Malmquist方法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但由于我国文化产业统计工作起步晚，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数据收集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外有关现代科技与文化产业交叉研究的文献规模相对而言较少，且比较零散，亟需开展系统化的研究。当前研究更多侧重于理论可行性辨析，实证研究还非常薄弱，也有待今后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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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不存在，找不到对等的语汇。科技文本中经常会提到有关我国的传统医学，其中很多用语都是独有的，无法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对等的词汇进行解释。中医中“刮痧”一词就很典型，西方文化中没有这个词，并且西方人也不相信中药与刮痧就可以治病，这就是“文化不对等”现象的典型体现。因此，只能以最大程度描述其治疗过程与使用工具为基础对其进行翻译。而面对“五行（金、木、水、火、土）”的翻译，也只能言不尽义地直译为five elements (metal、wood、water、fire、earth)。此外，我国所特有的阴阳八卦以及属相等方面，西方文化中也没有对应的词汇可以与之对等。“据说，曾经美联社的一位编辑打电话给一位美籍华裔学者，请教中国‘羊年’的‘羊’该用sheep（绵羊）、goa（t山羊）、还是lamb（羔羊）？这位学识渊博的学者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后，只能如实相告‘I’msorry。’。

（2）源语词语与目的语词语的不同意义

每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词汇作为民族之间传达信息与表达思想的工具，具有不同的民族性和强烈的时代性。译文要符合目的语习惯，不能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在进行文化的广告宣传的时候，在广告的内容涉及和广告商标的设计之中，就应该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差异性，进行文化内涵的翻译。

然而，我国也有不少因忽略文化差异而严重影响产品外销的译例。在中国文化中，龙是尊严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但在英文文化中，由于《圣经》中将与上帝作对的撒旦称为the great dragon，在现代英语中，dragon常用来表达“凶暴之徒”的含义。所以，在进行翻译相关的宣传内容时，如果根据dragon的名词直译会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不利于外国人理解中国文化。在翻译“以外贸企业为龙头”时需要注意“龙头”的翻译，译为“with foreign trade firms as the locomotive”，此处为了避免歧义巧妙地用火车头代替了龙头。再如“白翎”牌钢笔，在出口时直译为White Feather，没有很好的销量。滞销的原因是英文中经常用to show the white feather 来表达“临阵脱逃”的意思。同样有例子举出，有一男女内衣商标为“紫罗兰”，竟然将其译为“Pansy”。“Pansy”不仅有“三色紫罗兰”的含义，也指“女性化的男子”。这样商标的产品怎有好的销路。不仅广告宣传过程会出现这样的失误，旅游景点的翻译中也容易引起误会。如有一个著名的景点——“清明上河园”，曾有人将其译为Park with“Up-the-River-on-Chingming Festival”。仔细分析就发现这一翻译会让别人产生错误的理解，因为“up the river”是一个俚语，指“坐监狱”，而不是“上河”的意思。在美国硅谷地区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现在依据日常表达——“What’s your space?”，其中“space”是指“谋生的手段”，而不能将其译为“空间”、“宇宙”。再如，在祝酒词中表达对苏格兰人民祝福时，如果将“为了中国和英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干杯”译为“I wish to propose a toast to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People”，会让苏格兰人在情感上感觉不适应，而将“English”改为“British”就会避免误会。

从上面的一些例子看来，我们可知出口商品的销量与品牌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品牌名称的制约，由此可见商标名称翻译的重要性。因此，在为出口商品设计广告与翻译商标时，要充分了解目的语国家的语言文化与文化背景，避免由于跨文化意识不强引起的语用失误，特别是在源语中代表祝福的词在目的语中却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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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科技创新活动的认识不全面

为开展科技创新工作，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文件，也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宣传倡导这项活动，但是对相当多数的师生而言，科技创新活动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书面中，对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缺乏鼓励创新、参与创新活动的良好氛围在一些高校中还明显存在。一些参与科技创新的学生只是为了活动而活动，为了获奖而活动，其实并没有完全认识到活动的教育意义所在;将科创与专业学习和学生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在我们的教学工作中也是很缺乏的，这就导致科创活动与教学活动连接不紧密、教师和学生对科创活动的参与热情不高，甚至有些学生认为科创活动影响学习，妨碍专业发展。因此，端正思想态度，树立科学的科创工作理念是开展科创工作必备的前提条件。

2．科技创新活动的资源投入不足

学校投入相应的教育资源支持大学生科技创新是很有必要的，这包括教师、设备、场地、经费等。其中，精力投入不足是专业教师指导科创活动的时较为突出的问题。拿大学生“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来说，学生设计一项创业计划往往涉及多个学科专业、需要不同教师从多方面对其知识和能力进行系统化的指导。但目前，许多学生的创业项目都没有专业教师的系统指导，一方面，这是由于部分专业教师指导大学生科技创新的经验很欠缺，或者根本没有;另一方面，学校在鼓励教师投身学生科创工作方面的激励政策也毫无吸引力，部分教师由于工作压力较大而在科创指导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也有部分教师片面认为学生科创是学生管理部门的责任，与自己无关，对指导学生科创工作缺乏热情和，更没有主动性和责任心。

3．大学生科技创新作品的整体水平不高，成果转化率低

目前，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作品数量、质量较之以前已经有了大幅度的大提升。但从总体看，除了极少数作品达到国家、省级奖励水平外，大部分作品的水平还比较低。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新求异的探索精神是大多数学生在科创活动中的通病，采用临时突击方式完成的作品源源不断，内容简陋，没有实效。部分作品与现实相脱离，纸上谈兵，科技创新与社会需求没有真正结合起来，相应的也就无法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而即使个别作品存在较高的社会经济价值，但由于学生与相关企业、政府等缺少长期的沟通与连系，最终成果也无法及时转化。

二、对当前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的几点建议

1．提高认识

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培养大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实施创新驱动社会发展战略。全面大规模的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性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全面人才。可见，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型大学生，已经成为当今高校的历史使命。高校应加大对学生科创工作意义的传播力度，让所有教师和学生都认识到，学生科技创新在高等学校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同时，科创活动也是建设校园新文化的重要源泉，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对于构建优良的校园文化环境，丰富校园科技文化活动，树立全新大学文化理念，提升大学文化品位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影响。

2．全员参与

据相关统计，高校中参与科创活动的学生人数仅占在校生人数的5%，科创活动的初衷是育人，参与面太小就无法实现科创活动最原本的作用和宗旨。学校要广泛开展科创活动宣传，通过报刊、广播、网络等媒体，积极宣传各类科创竞赛、国家和地方促进创新创业的政策、措施等，还可以通过组织大学生科创报告团、大学生论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积极弘扬宣传学生科创活动先进典型，点面结合，大力营造浓厚的大学创新文化氛围，鼓励更多学生参与到科创活动中。同时，要高度重视学生社团尤其是专业科技社团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作用。社团参与人数多，多个专业的同学在一起，学科交叉融合，活动形式多样，对提升学生的科创思维效果明显，因此，要切实发挥社团在大学生科创活动新主力军的作用。

3．科教结合

大学生第二课堂的重要内容是创新和创业。目前与第一课堂有较大连系的学生科创作品较少，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学科专业优势，高层次的成果更是难以找到。高校应加大对科创的重视度和资金投入力度，像团委、学工处、教务部门等学校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在专业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教学计划和学分体系中有效的纳入创新创业教育，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创新教育课程体系。着力突出专业特色，以学科为载体，使创新创业类课程的设置能与专业课程体系做到有机融合，有效连接起创新创业实践活动要与专业实践教学，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与时同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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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料库，科技论文，摘要英译，显化特征

引言

语（料库是上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研究手段。语料库方法通过收集实际使用的语料，研究和发现语言使用的规律，使翻译研究摆脱了凭直觉和个人经验的研究方法，转向了实证性研究。近年来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翻译语言共性特征、译者风格、翻译转换过程等，其中以对翻译共性假说的

一.语料库与显化假设

语料库翻译学是指以语料库为基础，以真实的双语语料或翻译语料为研究对象，以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为研究方法，依据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及翻译学理论，分析翻译本质、翻译过程和翻译现象的翻译学分支学科。[1]语料库翻译学的兴起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但通常以Mona Baker于1993年发表的《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启示与应用》作为语料库翻译学建立的标志。Baker[2]在文中提出了语料库在译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实际意义及其具体路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其研究范围覆盖了从翻译过程到产品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翻译语言普遍特征、翻译过程、翻译转换与规范、译者风格等方面。

二.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本文作者收集了西北工业大学科技类硕士论文汉语原文与英语译文各30篇，组成一个小型的科技论文摘要英汉平行语料库。该库库容约5万字，库内所收集的摘要主要来源于该校的特色专业航空专业2007-2012年的硕士毕业论文，论文质量相对较高，代表性较强。

三.显化特征相关数据的检索与分析

（一）连词的使用情况

通过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本文首先将汉语摘要和英语译文中的连词使用量进行整体和系统的统计和比较，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与汉语摘要原文相比，英文译本中连词的使用频率更高。为了进一步探讨造成英译文本连词增加的原因，作者又使用Antconc软件分别对并列连词、目的连词和承接连词这三类出现频率较高的连词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

以上表中的数据说明了英语译文中对三类连接词的使用率均高于汉语原文。其中，并列连词的使用增幅较大，而目的连词和承接连词的使用次数相对较少，但增幅明显。

（二）连接词的转换情况

以上主要对汉英文本中的连词使用情况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科技论文摘要的英译文本与汉语原文相比，并列、目的和承接连词的使用频率呈明显的增长趋势。为了进一步证实显化这一特征在科技文本汉英对译中的存在，本文进而对以上三类连接词中最具出现频率较高、较具代表性的连词的具体转换情况进行定性分析。主要研究内容为各类连词的对应和显化关系。研究结果如下：

1.并列连词“and”的转换情况

作为本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并列连词，“and”在使用上与汉语原文对应的比例为37.8%，而明示和添加比例高达55.6%，显化趋势较明显。以下从自建语料库中选取的例句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例1.随着航空器低空高速性能的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卓有成效的工作，飞行器结构鸟撞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ircraft performance at low altitude and high speed，and the marked progress of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e issue of bird impact to aircraft has been concerned more and more.

例2.本文在第三章中系统阐述了机构运动可靠性分析的模拟算法，重点讨论了将人工神经网络引入复杂机构运动可靠性分析的可行性。

In Chapter 3，simulation algorithms of mechanism moving reliability analysis are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and a discussion on the way of introducing neural networks into complex mechanism moving reliability analysis is made.

在例1中，汉英文本中的并列连词是明显对应关系。“and”对应原文中的“以及”。而在例2中，汉语原文中没有连接词，而译文却添加了“and”以更好的符合英文的语言习惯，使衔接更流畅。

2.目的连词“so that”、“so as to”的转换情况

由上表可知，目的连词“so that”和“so as to”在库中出现的频率虽然不是很高，但显化趋势仍然明显，分别为 57.1%和54.5%，下面两个例子将具体阐释“so as to”的显化转换情况。

例3.最后对系统结构进行数字仿真，并进行故障注入研究，以便更好地验证系统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Finally the system structure is simulated in digital method and is researched about fault injection so as to validate its reliability and rationality.

例4.本文借鉴于遗传粒子滤波（GPF）的思想将智能优化算法中的一些优化策略引入到重采样过程当中，提出了基于粒子群优化的粒子滤波算法（PSOPF）和基于退火策略的粒子滤波算法（APF），这样粒子集在保证优良性的前提下仍不失去多样性。

This paper adopts some 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and propose two algorithms which is called PSOPF and APF so as to guarantee the sample set diversity so as to overcome the phenomenon of sample impoverishment.

在以上两组例句中，前一组是目的连词的对应使用，后一组是英文译本中连词的显化现象。例3中，“so that”对应原文中的“以便”，而例4原文中却没有明显的表目的的连词。通过添加“so that”，更明确地阐释了使用“基于粒子群优化的粒子滤波算法”和“基于退火策略的粒子滤波算法”可以达到怎样的目的，实现怎样的效果，使英文译本的逻辑思路更清晰，顺畅。

四.结语

本文以自建西北工业大学科技论文摘要汉英平行库为基础，使用语料库检索软件对英汉文本中连词的使用情况做了系统统计。由数据可知，英语译文中使用的连词数量明显高于汉语原文，呈明显显化趋势。但仅靠定量分析不能够准确说明翻译显化的存在，作者又用定性的方法重点对本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并列连词、目的连词和承接连词的具体转换情况做了分析，结果发现并列连词在汉英文本中出现频率均较高，在译文中的显化趋势也较明显；而目的连词和承接连词使用的总数相对较低，但与原文相比，添加和明示的比例仍旧很高，总体仍呈显化趋势。因此作者得出结论：汉英对译过程中连接词的显化特征在科技文体中有着明显体现。

由于建库需要时间和物质支持，本研究所建语料库目前库容较小，还需后期进一步管理、维护和扩充库容。相信科技类文本的汉英翻译平行语料库将对翻译共性假说的验证提供可能，并对我国硕士研究生的摘要英译提供借鉴和参考。（作者单位：1.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2.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

（基金项目：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创业种子基金项目：基于自建科技论文英语摘要的类比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Z2013179）

参考文献

[1] 胡开宝，国外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述评[J]当代语言学，2012（4）：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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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的目的、性质和任务要明确：该课程作为表演专业（音乐方向）的学科基础选修课程。要使学生初步掌握涉及广东音乐文化的基础理论知识，提高学生对于岭南音乐文化的认识，加深对于广东地域音乐文化的理解。

2.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突出：课程的教学以理论讲授为主，主要内容涉及粤曲、粤剧、粤乐三大音乐品种，梳理三大乐种的基本概念、音乐特点，结合音乐名家和名作的赏析，对实际音乐问题进行分析。

3.课程教学内容(含重点及难点)清晰：教学中分为五个章的内容：第一章绪论，重难点为：广东音乐文化的范围与渊源；第二章广东的粤曲文化，重难点为：粤曲的发展、名家简介、精品赏析；第三章广东的粤剧文化，重难点为：粤剧的发展、名家简介、精品赏析；第四章广东的粤乐文化，重难点为：粤乐的发展、名家简介、精品赏析；第五章如何更好的学习与传承广东音乐文化，重难点为：学习的方法与传承的意义、措施。

4.课程各教学环节要求适当：把课堂的教学和欣赏实践结合起来。要求条理清晰、重点突出。要求结合课堂所讲授的内容，布置一定的复习和思考内容，要求多听、多想、多实践。另外，本课程的考试可采取开卷或闭卷方式进行。也可以课堂讲授的具体问题为基础，结合自己的表演或欣赏实践，写出相应字数心得体会。

（二）教案与课件的设计

在教案中，要根据大纲的内容安排具体的章节，考虑到授课效果，在授课之初要明确课程名称的所指。此文所指的“广东音乐文化”课程不单指一个乐种或整个岭南音乐，在这门课程中只涉及粤乐、粤曲、粤剧三个乐种，虽然，这种授课内容未必全美无缺，但考虑教学对象和学时的要求只能做这样的取舍。在教案的内容上，应该要包括如下几个主要的问题：1.教学的目标及要求；2.教学的重点、难点及关键点；3.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4.思考及复习。在课件的设计方面，考虑到受众是表演专业的学生，一定要求要突出直观、明了和可操作性等问题，大量理论和文字的部分不应该过多的出现在教学内容上，要试图用比较直观的方式，比如图片、音响、影像等资料去阐释比较枯燥的部分。另外，如果能够加入动手或实践的环节将会收到更好的效果，但采取何种形式去实践，是演奏、演唱还是其他外出实地采风？这些都有待研究。

二、课程的思考

（一）关于《广东音乐文化》课程的重要性

从普通高等教育发展角度来看，高等教育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它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课程的开设是大学的基础。作为一个地处广东的地方高校，《广东音乐文化》课程的开设势在必行，如果中文系有广东历史文化等课程，艺术系就应该有与之配套的广东音乐文化课程。从时展对个人的要求来看，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一份自豪感和归属感，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民族文化都不了解，怎么能了解别人国家的文化。从高等学府走出去的人，最终是社会国家的希望，对于个人发展而言，没有国就没有家，而走出国门，个人影响的却是中国人的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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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ab科技；国际化；战略

一、ab科技经营现状

深圳市ab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是国内最早致力于汽车诊断、检测、养护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于2002年10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股票代码：8196），是国内同行业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ab科技成立之初，主要依靠全国各地办事处的业务员推销其产品，由于国内汽车电子检测设备制造起步较晚，而ab科技是国内首家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的企业。当时，国内市场几乎是空白，只有少量价格昂贵的进口设备，而大量进口汽车维修厂、汽车维修培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急需检测设备。因此ab科技的产品受到大家的欢迎。随着市场占有率的扩大，引起其他竞争对手的瞩目。近几年来，ab科技在稳定国内市场的同时，不断开拓国际市场。然而，市场竞争实质是实力的竞争。由于跨国企业的进入、国内电子行业巨头的转产和其他民营企业的发展，ab科技在产品价格、营销手段、技术创新等方面优势逐步丧失，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

二、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必要性

ab科技如何走出困境，只有实施国际化战略。与此同时，ab科技走国际化路线实际上是由市场格局决定的。ab科技制造的产品是汽车维修检测设备，属于专业设备，不是可以大量卖的消费类产品。而我国大概拥有的车辆2000多万辆，美国约2亿辆，日本8000多万辆，国内的汽车数量目前只占世界7亿总数的3%，对于ab科技而言，97%的目标客户在国外。面对国内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企业走出过国门在国际范围内寻找更大的成长和盈利空间，从事国际化经营，是企业的可选之路。如何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的格局之中，在更宽广的舞台上最大限度获取所需的资源和增长机会，已经成为ab科技下一步战略规划的重点。

三、ab科技国际化道路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文化差异不够重视

ab科技在确立国际化发展战略过程中所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则是文化无法融合的风险。这包含了企业文化的不同和跨国、跨地域文化的巨大差异。对国外企业并购后整合过程绝不可能仅仅是一小部分领导参与便可以完成的，必须需要大量的从总部到运营层面的人员的积极参与才能成功，企业必须面对突破文化障碍的艰巨挑战。

（二）人才问题

与国外大公司相比，ab科技存在国际营销知识匮乏，现有人力和技术资源等在ab科技发展成国际化大公司的道路上已成为瓶颈。技术人员的匮乏，产品的缺陷，如制造不稳定、工业设计薄弱、技术相对落后、资金不足等问题严重困扰着ab科技的国际化战略。国外制造商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透露给公司，而公司的资金有限，因此在国际市场开发过程中，ab科技仍要面对很多困难。几个oem项目已开始启动，而ab的工业设计能力、工程师的沟通能力一直不能令客户满意；如何协调工厂生产保证机械产品供应，这是从举升机产品推出以来就一直摆在面前的问题；销售额急剧增加，如何改进欧洲缓慢的支付体系，缓解总部资金压力等诸多问题困扰着ab科技，严重地影响了ab科技国际化的进程。

总之，人才问题是ab科技走向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障碍。目前ab科技不少海外管理人员只是有外语专长，但缺乏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实际上很难有效实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甚至还造成了公司商业风险的增加。如何迎合各国复杂严格的认证体系，如何融入当地复杂的法律体系，使当地工作人员对公司运作方式理解并接受，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对策与建议

（一）创建核心竞争力，使公司获得可持续发展

ab科技战略规划中指出，将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加强对x-431、举升机、四轮定位仪、拆胎机、平衡机和清洗六大核心产品的技术开发和资金投入，形成ab的核心竞争力。未来三年内，这些核心产品争取达到世界一流和世界第一。以诊断产品为例，目前全球诊断产品每年的需求量为25万台，ab年销量已达到2万台，与bosch、spx差不多，而snap-on由于在美国市场有优势，其年销售量达5万台。据业内专家预测，由于ab已进入美国市场，并在积极开拓，加之欧洲等其他国际市场的良好表现，ab的诊断产品将在三年内达到世界第一。ab“核心产品，全球第一”的战略，意味着ab公司的经营模式由过去相对“粗放”开始向“集约”化转变。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ab将对生产要素和资源进行了重新配置，对于一些没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项目进行了削减，加大了对六大系列核心产品的投入。此举降低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使公司获得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管理、技术、市场、人才和企业文化五个方面。

（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ab科技经营的两种主要产品为：汽车诊断产品（x-431超级电眼睛）和汽车机械产品（举升机）。ab科技除了这两个产品外，就再没有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放到国际市场参与竞争了。产品结构显得有点单薄，应着手优化产品结构。ab科技随着研发实力

的增强，应逐步将零配件和售后服务这一块的市场吃下来。与此同时，ab科技应确立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发展道路，在实践中始终坚持以市场驱动研发，通过对全球化技术资源的获取和企业的技术自主创新，摸索出先进的研发管理模式和r&d（知识产权、标准、产品开发）技术创新之道，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企业技术自主创新模式。

（三）打造全球成本领先能力

从表面上看，目前ab科技竞争优势的核心部分正是低成本制造能力。但同时应该看到，ab科技的这种低成本制造能力主要得益于我国已形成的大规模、低成本的配套资源，而更底层的基础是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属于区位优势的产业集群效应不仅能为ab科技所用，同样也能为跨国公司利用。当跨国公司利用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得这种区位优势后，ab科技的竞争能力将被极大地削弱。因此，ab科技在国际化过程中应该通过获取核心技术与提高企业组织管理能力，在研发、采购、生产、分销等价值链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的成本控制。实现从以廉价劳动力资源为基础的低成本制造能力向以技术创新、组织管理协调能力为基础的全球成本领先能力转换。

（四）人力资源

ab认为：要想成为一流的公司，一定要找到一流的人才，要找到一流的人才，必须用一流的薪酬体系。ab留住人才的策略将包括：采用西方一流公司的薪酬和培训体系；成立“工程师俱乐部”，提供工程师到英国、德国等分公司常年进修机会。目前，研发仍然是ab最重要的一环，占总员工10%的研发人员，“占据”着公司60%的人工成本，由此可见研发在ab公司的重要地位。公司为充分调动开发、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的积极性，选拔优秀人才，将组建“牛顿俱乐部”和“百万俱乐部”。这两个俱乐部作为群众性组织，将在各自相关的领域发挥核心竞争力和凝聚力作用，团结大家，再创辉煌。特别是“牛顿俱乐部”，通过经常组织研发人员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解决各产品线的疑难问题，一定会成为公司研发人员献计献策、提高自己的园地，成为所有研发人员向往并争取加入的团队。

（五）跨文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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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对主义观念是现代文化人类学的基础，被学者评价为“人类学给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献礼”〔1〕。文化相对主义之所以获得这么高的评价，是和这一观念出现的背景、在人类学中的地位以及对其它学科的影响分不开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和“历史特殊论”学派相伴而生。20世纪初，西方文化人类学界出现了一个以人类学家博厄斯（Boas）为代表的历史特殊论学派，虽然这个学派的盛行时期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但却在整个人类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相当的地位。其中，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主义观念是这一学派看待种族和文化问题的基本立场。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经过后继发展，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观念之一。

对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目标，博厄斯提出了历史特殊论的主张。他认为“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殊历史，所以，只能根据每个民族的特点来研究文化”，由于“文化现象太复杂，而文化现象越复杂，则它们的规律就越具有特殊性”，因此，“想建立一个适用于任何地方、任何事例，并能解释它的过去与预测未来的概括性结论是徒劳的”〔2〕。虽然博厄斯并没有直接提出文化相对主义，但在他的历史特殊论中，已经包含了这一思想。在博厄斯之后，由他所培养或影响的一批人类学家包括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等在继承博厄斯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文化相对主义的直接提出者是博厄斯的弟子，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奇（MelvilleJ．Herskovits）。以赫斯科维奇为代表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可以表述为：“衡量文化没有绝对或惟一标准，只有相对的标准，每种文化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充分的价值，否认欧美的价值体系的绝对意义；文化没有先进落后、文明野蛮之别，所以要尊重其他民族的任何一种文化：不能借口某个部落没有独立发展能力而进行干涉；全人类文化有本质上的共同性，只不过这种共性有时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3〕。

从文化相对主义主要思想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文化相对论者认为每一个文化必须从“那个文化”的立场来理解，主张“将文化行为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4〕。人类学家本着相对主义的态度，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认为不同文化体现了人类生活的不同方式，是人类所选择的不同途径，每一个特定的时期，每一个特定的社会，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特殊尺度或立场。接受文化相对主义的理念对于克服“我族中心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形成人类学家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行为的基础。关于相对主义的若干争论，反映了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但是，有一些争论产生于混淆和误解。本尼迪克特通过自己的实际研究，指出，“对文化相对性的承认，有其自身的价值，这些价值未必就是那些绝对主义者哲学理论所宣称的价值。……它激起悲观，是因为它把陈旧的原则完全打乱了，而不是由于它包含着任何内在的困难”〔5〕。真正理解和把握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需要意识到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的本质：

第一，文化相对主义所反对的是绝对主义，而不是普遍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承认全人类文化有本质上的共同性，只是这种共同性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对多样性和普遍性的承认。因此相对主义所反对的是那些以普遍主义面貌出现的绝对主义，而不是普遍主义，“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在文化研究中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的对立，相反，文化相对主义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表明，若无普遍主义作为必要的限定和补充，相对主义就会走向极端，演化成绝对主义的另一种形态”〔6〕。也就是说，人类学家所主张的文化相对主义反对极端的相对主义，因为极端的相对主义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绝对主义。同时，在人类学的具体实践中，“原则上意识到当地文化的价值不会使我们卷入极端的相对主义。如果处于极端的相对主义这一位置，则对所有文化的尊重在民族志的撰述中会沦落为一种荒谬滑稽且极为拙劣的模仿和描述”〔7〕。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以普适面貌出现的现代西方科学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文化人类学的相对主义并不是不要标准，而是反对西方标准或唯一标准。这一点所体现的是评价标准的多样性。博厄斯指出，“衡量文化没有绝对的判别标准。尺度是需要的，但不能只有西方文明一个尺度”〔8〕。相对主义不是不要标准，而是认为文化是多元的，真理不止一个，因此评价标准也应当是多样的。这是相对主义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下文讨论文化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及其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并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2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

1）文化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实际上，在人类学领域中公认的文化相对主义，最初并没有直接涉及到自然科学，以往的人类学家在处理自然科学时总是小心翼翼的。对于早期人类学家比如进化论学者来说，要是有人提出“科学”也可以当作“巫术”一样来研究，他们肯定会惊讶得合不拢嘴，因为在当时他们并不明白“巫术和科学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象征意义的不同”，并且认为科学和巫术之间的差异是“理性的、真实的，不能加以任何夸饰”〔9〕。随着人类学学者进入到STS研究领域，以及科学哲学、科学史研究者对人类学理论和观念的引入和借鉴，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才被带入到对科学的研究之中。科学是唯一的还是多元的，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这是对科学进行社会、文化研究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文化相对主义的科学观体现在对科学文化多样性的承认，以及对评价标准相对性的倡导。

（1）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人类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对多元性和多元文化的提倡，以及对“他者”或“他文化”的承认和尊重。现代人类学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反对种族主义，认为“文化必须总是理解成复数的，只可在其特定的背景中才能进行判断”〔10〕。复数文化概念的提出，能够对那些所谓具有普遍合理性的假设做出有益的批判和修正，任何“将单一的文化价值渲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论调必然遭到它的批判和有力抵制”〔11〕。采用复数的文化形式是要强调，人类学家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那些被认为是构成这个世界的唯一准则。人类学的复数文化观念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当把这种复数观念应用到科学之上时。在复数文化观念以及批判的眼光之下，人类学提出了人类构建科学体系的多样性，“由于对科学价值的取向不一，人类可以构建的科学知识框架和资料积累的办法以及该积累哪些知识的取向，是可以呈现若干种不同的可能性”〔12〕，现代科学和技术只是当代文化的产物，而其它科学传统则是其它文化的产物，小写的复数“sciences”，开始代替了大写的单数的“Sci－ence”①。复数的科学表明了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认和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反思，在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之下，也就是要承认并尊重科学文化的多样性和相异性。#p#分页标题#e#

（2）评价标准的相对性。与科学文化多样性相关的就是评价标准的相对性。在人类学看来，文化相对主义的最初原则，就是“理解和判断必须基于当地的背景”，并保持对地方文化的尊敬。当人类学开始把自然科学当作研究对象时，就开始关注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知识的地位问题，质疑西方科学对其它文化系统的特权地位，以及科学和理性的等同关系。事实上这种质疑也提出了科学的评价标准问题。在传统的描述中，总是用西方的标准来评价其它文化和其它民族中的科学。正如西方学者拉波特（NigelRapport）等人指出的，从西方的立场来看存在下面的观念：我们有科学，而他们有巫术；我们有历史，他们有神话；我们有高科技的农业，他们则是小农经济；我们有牧师，他们有萨满；或者我们有科学，他们有萨满；我们有哲学，他们有信仰；我们有文化，他们没文化；或者我们能书写，他们则是口头传承；我们有剧场，他们有仪式；我们有政府，他们有长者；我们有理性，他们则是前逻辑；我们是个人主义的，他们则是社区的———如此等等〔13〕。

这种对比实际上破坏了文化相对主义最初的原则。当用西方科学的标准去评价其它文化时，是把西方科学当作了普适性的标准。由于提出人类构建科学体系的多样可能性，人类学主张对各种知识体系采取平等看待的态度。科学被看作是众多文化系统中的一种，而不再是“唯一合理的，客观的”真理。所谓评价标准的相对性，是指不能把现代西方科学当作评价其它认知体系的唯一标准。与那种认为现代科学是唯一的，普适的观点不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以某一种科学框架为标准，去评价甚至排斥其它科学框架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总之，复数文化和复数科学概念的应用，是对绝对唯一标准的挑战，科学知识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产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科学———科学知识是多样的，评价的标准是相对的。

2）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所带来的科学观的改变，使得科学史研究转变为研究“sciences”的“histo－ries”。以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来看，现代科学只是“理解并对我们的存在赋予意义的人类努力的连续体的一部分”〔14〕，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既包括现代世界中不同的科学文化系统，也包括历史上的各种科学或知识形态。采用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就是要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平等地看待这些不同的科学文化系统。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表现为：

（1）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史的批判。在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唯科学主义的观念中，“科学是和迷信以及神秘实践相对立的。科学家是和‘原始’人以及他们自己社会中的门外汉们相对立的。当代的西方科学是和其它文明中———比如中国、印度、伊斯兰的科学相对立的”〔15〕。在这种观念看来，好像西方的科学和其它文明中的科学是没有关系的，或者非西方文明中的科学只在过去存在。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将不同的科学形态放到进化的序列之中，将西方科学放置到进化的前端，而其它科学文化系统则处于序列的后面。针对这种观念，白馥兰（FrancescaBray）采取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和反种族中心主义的态度。她提出，一种批判性的科学史应该探讨科技体系在具体境域中的含义，不以建立比较的等级（并强化种族中心主义的论断）为目的，而是要严肃深入地研究另一种世界的构造。用以衡量科技成就的一般标准要与具体文化联系起来，与西方世界的科学相比，“其他的世界是由其他的方式造成的。过去的社会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以及他们在其中的处境？他们的需要和意愿是什么？科技对于制造和满足这些意愿、对于维持与改造社会结构起了什么作用？这样的问题能够提供探索非西方社会科技的框架”〔16〕。白馥兰在把技术本身当作文化的基础上，提倡在技术史研究中引入人类学视角从而对技术史的多元性进行研究，这也充分反映了她对技术的“标准观念”以及传统技术史研究模式的批判。

（2）对多元科学史的提倡。科学文化的多元性，相应的即是科学史研究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文化相对主义观念认为，历史地来看，“不同的文化拥有不同的科学和技术。今天现代的，世界性的科学和技术———也就是在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大学里教授的科学———只是当今现代文化的产物，正如古希腊科学、印度科学，中国科学等等是它们自身文化的产物一样”〔17〕。在科学史研究中，对上述原则的提倡体现在具体的研究对象、研究实践以及研究成果上。以医学史研究为例，世界上存在着不同医疗体系，比如西方的生物医学、中国的传统中医体系、印度的吠陀传统等〔18〕，这些不同医疗体系的背后，包含着不同的世界观、宇宙观、自然观，以及对于身体、心智、疾病、健康的不同观念和态度。因此，在医学史的研究中，就是要在承认以及平等对待这些医疗体系的前提下，去考察整个体系背后的文化因素。采取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开放态度，才能够更加深刻全面地展现人类医疗体系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科学史的研究具有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特征，这是文化相对主义科学观的一个体现。印度学者查托帕迪亚雅（Chattopadhyaya）提出，我们必须看到，在一种文化中是“科学”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是“神秘主义”的东西；当我们说某物是“科学”的时候，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用“神秘主义的”这个说法来描述。这就说明在科学史研究中，要意识到并尊重科学标准的多样性。一个社会中的人在理解另一个时代或同时代其它社会的科学和文化时，若只运用他自己的概念框架，而不顾及另外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对其科学和文化的理解，他将会遇到严重的交流困难〔19〕。采用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看待科学史，我们能够将自己从对科学的崇拜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就能尽力地去理解它，能够在“没有愤怒和偏见的情况下，去辨明科学和技术的人类面相”〔20〕。

对多元科学史的提倡，一方面表现为上文所述的科学史本身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科学史的叙述方式也不是单一和绝对的，而是多样的，这是文化相对主义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体现。科学的普遍性和唯一性遭到质疑，这种观念在科学史的研究之中体现为对传统历史叙述方式的批判和再考察。科学史的叙述不再只是呈现连续、进步的图像，而是要呈现出一种丰富多样的图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所采取的相对主义立场。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不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对象，但是有必要提及强纲领的代表人物大卫•布鲁尔（DavidBloor）、巴里•巴恩斯（BarryBarnes）等对相对主义的相关论述以及对科学史案例的讨论。#p#分页标题#e#

几乎所有建构主义者都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SSK学者一般都承认自己的这一立场。布鲁尔在《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相对主义所针对的是绝对主义，“作为相对主义它意味着：不相信存在任何终极的和绝对的判断的可能性。如果以更一般的方式来陈述，它意味着不存在任何知识可以宣称具有绝对真理的地位。任何真理性宣称都是相对于历史性的、社会性的、甚至是生物性的偶然性集合而存在。”〔21〕。巴恩斯、布鲁尔等人分析了一些科学史上以及当代的案例，比如N射线的研究工作，中医中的针灸实践，科学史上的占星术，以及医学上的顺势疗法等，并且指出，“无论如何，这些种种努力中所启用的标准和方法，明显地伴随一种历史情境到另一种历史情境发生变化，其结果是：合法科学的样板是历史性变动的”〔22〕。这些可看作是对其相对主义立场的注解。相对主义是SSK研究的核心立场，同时也是SSK遭受各种批评甚至攻击的核心之处，但是在SSK的学者看来，在其研究纲领内部相对主义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种争议。布鲁尔认为，“相对主义只不过是绝对主义的对立面，因而确实是更加可取的。至少就它的某些形式而言，我们根据我们的社会经验令人放心的坚持它”〔23〕。这是布鲁尔对相对主义所做的辩护，他所提出的相对主义的对立面是绝对主义的论断和论文的立场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