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22:54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哲学思维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技术无所不能的时代,人们在物质层面上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但并没有相应的精神上同样程度的自由感和满足感。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更应该仔细地探索哲学与美的关系,以便为人类“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生活本身就是一部深奥的哲学,只有哲学和美学兼容的思维才能破译它。
一、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人的自我认识
人类在自我对象化的过程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把握世界的理论思维方式,即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在内的科学思维方式,包含伦理思维在内的宗教思维方式以及哲学思维方式。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是采用最一般的概念和逻辑形式进行理论加工而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包括概念的处理、原理的论证、方法论的讲解等。
哲学从主客体的关系中把握对象,哲学不是片断地研究主体与客体的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哲学要解决的矛盾是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因而它的基本问题是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根本特点,决定着哲学能从主客观的关系中思考和把握对象。
人类正是通过这种把自身与现实世界区别开来的方式,在一定距离之外来批判地面对现实世界。哲学这种把自己与现实世界区别开来的方式,使自己与现实世界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使人们在看现实世界的时候,觉得它充满了诱惑,你永远有所得,也永远无所得,引导你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入梦,不断地前行,不断地开拓道路,不断地在探索中升华自己。距离产生美,人与世界的距离带给人们对世界感受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距离为人们的自由探索提供了再创造的空间,思索常驻,生命永驻。在这种距离中,我们学会了创造,领悟到寻找精神家园的惆怅和欢愉。
哲学给予人生的是一个整体的世界并对这个整体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作出恰切的分析,凡此种种,使我们看到了宇宙人生中的浑然天成、融洽无间。杂合中的统一,展示了宇宙在对立统一中的和谐,无论是深沉敏锐的概念分析还是痛快淋漓的哲理阐述,以及蕴藏无限机趣的逻辑推理,都给人以畅达、抚慰的美感。它告诉人们:你们可以安身立命,斡运大化,进而生生不息了。
二、哲学是人类最高形式的智力探索
哲学是人类最高形式的智力探索,是由一个个“?”号组成的,什么时候哲学没有问题,哲学也就终止了生命。问题永存,哲学永存。“为什么”是哲学生存的方式,也是人类智能发展的惟一方式。
哲学不是一种完成态的静观知识,它是一个不断跃进和提升智能的动态过程,是一种“爱智能”的运动。爱智能,是所有哲学的共同家园。“哲学的真谛是寻求真理,而不是真理,”哲学永远在路上。
探索中,激情为沉重的思绪所代替,跌倒了,爬起来,人性的冲动在痛苦的重压下变得更为迫切,对问题情境的破解使人生披上了悲壮而又怆然的色彩。这种悲壮美是贯穿人生始终的永恒过程。对事物的哲学探索之所以美好,还因为这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发现是指经过研究、探索、看到或找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任何一个发现,即使是天才的发现,如果把发现之前的各种推理、假设都记录下来,那么,废料和各种各样的愚蠢荒谬的推断数量之多会使我们大吃一惊。”而发现的魅力也正在这里。当我们用严谨的思维、刻苦的冥想对这些“废料”、“推断”进行筛选,当我们在这里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情,“皓首穷经”、“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为自己的发现而惊喜。
三、哲学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明澈而宁静的认识
关于哲学,哲学家们说法各异,但无论如何,哲学总是与人类对于自身的根本困境、对于生存意义的深刻思考密切相关。哲学的内容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它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当哲学思维把人类自身的认识作为对象,对自身的认识进行再认识的时候,这个过程就是哲学反思,反思的过程实际上是从更纯化的形态上对主客体的关系的再思考,将自己获得的关于对象的认识升华到抽象的理论形态,进而形成思维中的纯观念体系。哲学思维以认识本身为对象所形成的理论中,包括了认识论。这说明,哲学不仅要思考外在的东西,也要思考内在的东西,还要思考内在东西与外在东西的关系。超级秘书网
“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都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哲学的哲学理论,但在对实践范畴的不同理解中却蕴含着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上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实践,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以往所有的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实践范畴的提出,标志着哲学天才世界观的诞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公开以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建构原则和全部哲学变革的出发点。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纳入到实践的解释框架中去理解,指出过去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的缺点则是:“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_2J这段话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置于实践这一全新的解释原则之下,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看待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去理解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并且从这一角度阐明了自己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不同。
马克思不仅从实践观点出发去看待整个哲学史,而且还进一步把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归结为实践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J紧接着,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_4J即便是观念的东西,包括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要从物质实践来予以说明。这样,实践范畴便成为哲学的核心范畴,不仅社会物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社会精神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样,实践不仅成为马克思理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成为马克思理解所有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相比,实践观点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哲学对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并以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去批判“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这是“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三种解释模式的共同之处,但是,“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性——诸如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历史性、能动性、目的性等出发去解释各种哲学问题。这就是说,在“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这里,实践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尚未构成一种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或思维方式。因此,“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既试图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而贯穿于各种哲学问题之中,又无法把实践作为解释原则而重新解释全部哲学问题。与“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理解和看待一切哲学问题。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即“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解释原则的创新,这才是实践观点的真实意蕴。
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
“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5J。所以,观点仅仅属于哲学理论的个别表现,思维方式才代表哲学家思想的精神实质。理解哲学的思想实质,关键就在于理解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任何一种哲学,都主要是因它的思维方式而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否贯彻实践观点这种思维方式,是判定哲学与非哲学原则界限的基本依据。就哲学传统而言,马克思继承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但是他的“新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而不在于他具有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以实践观点为理论基础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对人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理解,把实践看作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虚幻的人到具体的、现实的人的转换。所以,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J。作为哲学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实践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主体,而成为“现实的个人”,从而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达到了主客同一。
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便形成了主体性哲学的传统。康德在批判地总结传统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哲学的主体性原则,把主体概念改造、规定为先验主体或主体性。所以,在康德哲学那里,主体就是逻辑主体,是绝对的、先验的自我或意识,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但是,在康德哲学中,主体概念基本上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没有进入存在论的领域。与康德关于主体的概念不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思想_7J,并且进一步指出:“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8j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主体已经不再是笛卡尔的“我思”,也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而是绝对的,“绝对即主体的概念”_9J。主体已经不仅仅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或意识,而且也是一种存在样式,即一个在对抗过程中实现统一的自我发展过程,可见,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已经真正地进入了存在论的领域。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将现象与本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在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黑格尔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是他却将这个历史过程视为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黑格尔的主体是一个最终超越历史过程的主体,一个“纯粹的概念神话”,黑格尔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扩张的极致,是一种“理性的放荡”。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主体概念,但是后来他更多使用的是“现实的个人”或者“劳动者”,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彻底地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新。这是因为“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Ll0l。“现实的个人”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瓦解与颠覆,是主客同一体,这与海德格尔把人称之为“此在”所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与传统单纯的、纯粹的主体概念区别开来,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此在”,都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是一种主客同一体,表达了人就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共在的性质。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真实内涵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就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现实的个人”就是一个主客同一体。虽然黑格尔强烈反对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对立,也在努力地解决两者的二元分裂,并且在绝对精神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但是主客体的统一也是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主客二元对立,又怎么会有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从“现实的个人”或“实践活动”出发,而“现实的个人”表明了人与世界的不可分,两者是同一的,我们不能把人仅仅当作一个纯粹的主体去看待。可见,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客同一的思维模式。
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思维方式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每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出现,都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_l【J哲学的产生之所以能够引起整个哲学理论观点的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哲学立足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一切哲学问题,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成为哲学看待一切问题的逻辑原则。所以,与传统哲学相比,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传统的哲学争论集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这被恩格斯称之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由于传统哲学不了解能够把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的现实中介,所以,近代以来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陷入了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正好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介问题,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对立,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域,并实现了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概念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中介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哲学看待问题的基本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过去,人们看待哲学问题只是从或者物质或者精神的单一基础出发,实践作为人的目的性活动,它的含义则是双重性的。而从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关系出发,原来哲学中的许多理论观念便都需要改变。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更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
由于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所以,传统唯物论和唯心论执着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也就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黑格尔认为,消解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克服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必须诉诸于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中介环节——概念的世界。虽然黑格尔所找到的中介只是一个抽象的、逻辑的中介环节,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但是黑格尔“本体中介化”的道路却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整个西方哲学的革命都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马克思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实现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现代西方哲学找到的中介是“语言”,马克思找到的是“实践”,马克思不仅以实践范畴去扬弃旧哲学中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而且也把实践活动本身视为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用实践的观点去解决全部哲学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并以抽象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旧唯物论和唯心论,被“本体中介化”的现代西方哲学所取代。“本体中介化”的现代哲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排斥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传统哲学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抽象地对立起来,从人的两极存在去寻求人类本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从中介出发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则是以人的历史活动或生存活动为中介把人的感性存在和精神活动具体地统一起来,从人的社会存在去寻求人类的本质。
解决上面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回到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语境中,去了解康德实际说了什么,他意图说些什么,还需要基于同情的理解,细致探讨康德道德价值论述的完整意蕴。
一
如康德在其知识论,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先天综合判断”,意在解决知识如何能普遍必然为真的问题,在其道德哲学中,康德也着意于如何能普遍必然地为道德的。康德对后一个问题的解决,是分两个层次的分析来完成的:首先,在日常的道德知识的层次,从常识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行为在不同情境下,因行为者的何种心理状态才具有道德价值,以确定使行为普遍必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内容是什么;其次,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层次,通过对作为实践的先天综合命题的定言命令的分析,说明意志的自律的性状,即一方面自给法则,一方面服从道德律,使得行为普遍必然地道德。
由于本文重在考察行为的道德价值,故而文章只涉及康德关于此一问题的常识层次。
在这里,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说“普遍必然地是道德的”。对此,康德区分了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中的“普遍必然”的情况。于前者,普遍必然是指“万物据以发生”的规律所具有的性质,在此意味着其在统计学上对规律涉及的所有个体均必然有效。这是一种对“普遍必然”的常识的理解;于后者,普遍必然是指“万物应该据以发生”的规律所具有的性质,康德在此指出,“然而,仍要考虑那些使它不能发生的条件”,这即意味着我们在道德哲学中来思考“普遍必然性”的时候,不能从常识的角度来理解,而必须按照康德此处的立场来理解。
从前述内容看,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普遍必然”的事情是万物应该据以发生但却未必会发生的事情。据此,可以说此处的“普遍必然”不是从统计学意义上说的,而是从逻辑的意义上说的,它意味着只要一个人拥有健全的理性(或理智),哪怕没有高深的智慧而只有普通的理性,就能理解它,就会承认其有效性。例如,不要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就是这样的例子。在这里,也许人们经常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而“大众的观点”也许认为“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理智健全,并能够利用它来反思我们的行为,我们就会发现,把“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普遍开去将会是自相矛盾的,它将会导致诺言的不可能。康德对此总结说,无需高深的智慧,只需普通人类理性就足以发现这一点。
从而,康德在这里强调了道德视野中“普通理性”与“大众观点”的区别。虽然两者都无需高深的智慧,但其区别也很明显:普通理性的发现带有普遍必然的性质,却未必能得到大众的接受;大众的观点能得到众人的接受却未必是普遍必然地有效的。
因此,康德从日常的道德知识出发,发现“行为普遍必然地道德”的含义,不是依据“大众的观点”,而是“普通的人类理性”。然而,在康德看来,什么样的行为是普遍必然地道德的行为呢?质言之,什么样的行为是无条件善的呢?
二
在康德看来,普遍必然地道德的行为是这样的:只要我“这样去做”,我的行为就一定会具有道德的内涵或意义,而无论这样做能否带来符合我预期的后果,或大众是否赞同。质言之,它是无条件善的行为。然而,这种无条件善的“这样去做”具体该当如何理解呢?
康德首先指出,它是由“善良意志”规定(determine)的行为。康德说:“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在这个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之外,不可能设想有其他什么东西是无条件善的。”由它规定或激发的行为,必然是道德的行为。
不过,康德并未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而是转而讨论善良意志之无条件善的根源:这根源不在于它所实现的结果,而只在于它的“意愿”,质言之,即与之相伴随的“善良的”人格或指导它的是正确的基本原则。因为,即使善良意志由于运气不佳或遭遇后娘般苛待的自然,而未能实现其意图,最后仅剩下善良意志本身,这意志也有其价值。因而,善良意志的有用性,或所实现的目的,仅仅提供了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更方便地理解它的背景,或吸引那尚不老练的人们注意它,而不能向行家推荐它或决定它的价值。当然,善良意志的“无条件善”不在于它的有用性或所能实现的意图,这并不意味着善良意志就不能有任何的意图,而只是说决定善良意志之所以善的,不是其他的——例如源自爱好的——目的或意图,而是善良意志自身的目的,或由实践理性设定的目的或意图。
然则,由实践理性所设定的目的或意图又是什么呢?在此,康德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来。不过,他此后接着探讨“尽管处于某些主观的限制和障碍之下、却包含着善良意志概念”的“义务概念”,我们可以设想,实践理性设定的目的或意图就是义务。从而,普遍必然地道德的行为,就是由善良意志规定的行为,就是受实践理性所设定的目的或意图规定的行为,质言之,就是由义务规定的行为。
问题是,什么样的行为可以算作是“义务规定的行为”呢?
康德通过行为与义务、爱好的不同关系,探讨了在“什么情形之下行为由义务来规定”的问题。尽管康德在后文中表达了“出于义务就是由义务规定”的态度,但是,对“出于义务”的探讨有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通过分析行为的违背义务或合乎义务、无直接爱好或有直接爱好的不同情形,康德展示了它们与“道德价值”的关联。具体而言,这两大类分四种情况,与道德价值各有不同的关联:
(1)对于被认为是“违背义务”的情形,康德认为可以把它排除,因为尽管它对这个或那个意图是有用的,但在其中(由于它本身就与义务相冲突,而)不会发生行为是否“出于义务”的问题。
(2)对于“合乎义务”的行为,康德又根据其与爱好的关系,分为“合乎义务但行为者并无直接爱好的”和“合乎义务且行为者有直接爱好的”两种。
①对于合乎义务而行为者对之无直接爱好的情形。由于行为者同时受其他的(例如追寻自我利益的)爱好所驱动,因而也很容易看出它并非出于义务来做此事。康德在此以“童叟无欺”的商人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商人诚信买卖是合乎义务的,且他对诚信买卖一事无直接爱好,促使他如此行为的是其他的动机(incentives)——自我利益,因而我们很容易看出他并非出于义务来诚信经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行为之合乎义务受制于外在的环境和条件,因此,自我利益的动机导致的行为没有道德价值。
②对于合乎义务且行为者对之有直接爱好的行为。康德认为,此种情形下,因其同时合乎义务和带有直接爱好,很难看出行为者是否出于义务而行动。例如,保全自己性命、在能力范围之内行善、确保自己的幸福以及爱我们的邻居等行为,尽管它们都是合乎义务的,但是,由于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对之有直接的爱好,我们很难确定他到底是受义务规定还是受爱好规定,因而很难确定这些行为是否是“出于义务的”。质言之,由于这些行为的动机都来自行为者内在的心理的因素,因而,它不像那没有直接爱好、纯粹由外在的“利益”来促动的情形,很难辨别到底是义务,还是爱好规定了行为,亦即,由于这两个动机都对行为者产生了促动的作用,故而到底谁主谁从、谁是动因谁是一般的动机,很难辨明。
③对于合乎义务且行为者对之曾有直接爱好但却违背自己的直接爱好的行为。引文有所改动这是显见的“出于义务”的行为。正是由于辨别合乎义务且有直接爱好的行为是否出于义务的极度困难,康德才过激地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说出下面这些话——“正是在这个时候,再没有什么爱好来刺激他,他却自己从这要命的麻木中解脱出来,没有任何爱好而仅仅只是出于义务采取了这一行动,这时他的行动才首次有了价值”、“不是出于爱好、而是出于义务来增进他的幸福,并且正是这样,他的行为才首次有了真正的道德价值”,展示出行为出于义务的显而易见的情形。
康德这种过分强烈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是造成席勒及后来很多人误解的原因:这些表达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必须违背直接的爱好,才是出于义务而行动,它是行为具有道德价值的必要条件,从而只要行为带有任何一点直接的爱好,它就不是出于义务,而哪怕它合乎义务,它也没有道德价值。
于是,问题便是:是否只有当人们完全排除掉爱好之后,行为才由义务来规定、才具有道德价值?当一个行为出于义务时,它能否同时出于爱好?质言之,一个同时出于义务和爱好的行为,有无可能?它意味着行为能否同时把义务和爱好作为其“规定根据”(determiningground),而与“合义务行为的多重规定”相区别,后者指的是合义务行为“出于义务动机做出”、“而这时行为者还具有对该行为的非道德关切”的情况。
同时,也产生了‘出于爱好的行为缺乏道德价值的根据何在”的问题。对此,芭芭拉·赫尔曼是这样来回答这一问题的:“它被描述为仅仅是‘幸运地’碰上了某种对的事情;它所触发的行为准则被说成是缺乏道德内容。”对于后者则有如此解释:行为者缺乏对其行为的道德正当性的恰当关切。因而,“要一个动机是一个道德的动机,它就必须提供行为者对他行为的道德正当性有一种关切”。但是,这一问题的解决,同样只是回答了“一个行为要具有道德价值必须具备什么”的问题,尚留下“是什么使得一行为有资格成为有道德价值的行为”的问题。
三
从表面上看,康德前述过分强烈的言论似乎支持“只有完全排除掉爱好,行为才由义务规定、才具有道德价值”。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字面意思,严肃地而不是随意地理解康德所欲表达的真实意涵,就会发现,康德过分强烈的表达,其意图实际上是为了让人们能更好地理解“在何种情形下行为出于义务”,为了凸显“义务”作为道德行为的主观规定根据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强调的首先是一般所认为的“只有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的观点,这也是康德前述引文的表层意思;其次,这种排他性也意味着行为具有道德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是义务,而不是也没有其他的原因。它并不表示出于义务的行动不能伴随着爱好、不能产生人们期望的结果,而只是认为,爱好、人们期望的结果等,作为有道德价值的行为的“副产品”,尽管可能对行为的产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并不构成行为的规定根据。综合起来,这种“排他性”意味着“仅仅出于义务,行为具有道德价值”或“一个行动要有道德价值,当它是出于义务动机而做出的”“的观点,即“出于义务而行动”是行为具有道德价值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因而,我们很难说,要使一个行为具有道德价值,就必须完全排除爱好,甚至必须“带着反感”去做,而是只要一个人在实施一个义务所要求的行为时,他对其行为的道德正当性有着关切,且正是由这种关切才实施了这一行为,该行为就是有道德价值的行为。
为什么说“义务作为道德行为的主观的规定根据”具有排他性?根据康德道德行为的规定根据,指的是决定一个行为普遍必然地有道德价值的原因,它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加以考察:从客观上说,只是“道德法则”;主观方面,则只能是行为者的“自律”。当然,在“普通理性的道德知识”这里,康德并没有探讨道德行为客观的规定根据;而对于“主观的规定根据”的探讨,则显得较为复杂。康德提供了可能成为行为的“主观规定根据”的因素,包括好处或利益、人们期待出现的结果、爱好、对幸福的追求,以及“义务”等。从对人们日常行为的观察可知,好处、期待的结果、爱好、幸福等可以和“义务”一起,在主观上促使一个合义务的行动产生。由此产生了“合义务行为的多重规定”的问题。理查德-亨森(RichardHenson)为解决此问题,提出了“战斗一嘉奖”和“合格报告”两种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认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的道德价值的观念并不很重要,它只是提供了一些例子,说明道德价值就好像对一个战胜了巨大困难(比如成功抵制了强有力的偏离义务的欲望的诱惑)的人的赞赏,亦即道德价值仅仅是对战斗胜利的嘉奖。康德对道德价值观念的重要论述,出现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在那里,康德提出了一个“友好的”道德价值观念:“一个合义务的行动要有道德价值,‘只要对义务的尊重是在场的,并且有这一点就已足够[产生合义务的行动],即使(如碰巧发生的那样)其他动机也是在场的,而它们自己也许就已经足以产生合义务的行动’。”赫尔曼指出了亨森的观点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性意见:“当一个行为具有道德价值时,非道德的动机(incentives)可以是在场的,但是它们不可以是行为者在行动时的动因(motives)。如果行为者的行动是出于义务的动因,他的行动就是因为他把这个行为是道德上所要求的这一事实看作是选择的根据”。不仅如此,赫尔曼还根据康德对行为的分类,强调了“义务所要求的行为”这一限制条件,对一个行为有道德价值的必要性。‘并参考该者洼’赫尔曼对于亨森的修正,强调了非道德的因素如利益、爱好、幸福等,可以作为动机,但不能作为动因,即不能作为道德行为的主观规定根据,而能成为动因的就只有“义务”或“这个行为是道德上所要求的”这一事实。需要指出的是,赫尔曼并未否定亨森把“义务”的动因当作道德价值的充分条件的观点,而只是从动机与动因的区分中,突出了“义务”与其他因素相比,在决定一个行动的道德性时的决定性意义,它排斥了诸如利益好处、爱好、期待的结果和幸福等感性因素作为道德行为的主观规定根据的可能性,而只承认“出于义务动因”作为唯一决定一个(义务所要求的)行为是普遍必然的道德行为的根据。
在此,我们还应该再思考一个问题,即一个行为同时出于义务和出于爱好,它究竟有无道德价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以“一个行为同时出于义务和出于爱好是否可能”为前提。这个问题即是说,一个行为能否同时以义务和爱好为动因。这是否意味着一个出于义务的行为伴随有爱好,就可以断言该行为既是出于义务又同时出于爱好?显然不能这样认为。因为“出于……而行动”表达的是促使一个行动产生的规定性根据、决定性的原因。也许,大众的观点能接受“义务”和“爱好”共同为有道德价值行为的主观规定根据。但是,在康德看来,“出于义务而行动”、把义务和善良意志当作行为准则,从而敬重法则,把“所有的质料原则都抛开了”。质言之,在康德看来,义务作为行为的“动因”,具有排他性,它排斥了其他任何质料原则作为行动的动因,但却未排斥诸多质料原则作为行动的动机。甚至可以断言,任何作为动因的实践原则都是排他的,但也同时容纳其他的原则作为动机。从而,对于康德来说,“一个行为同时出于义务和爱好”是不可能的,而问这样的行为有无道德价值,本身就提错了问题。
四
一、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及其理由
哲学不是教条,需要不断的丰富和完善,所以对哲学要采取既坚持又发展的态度。但是。改革和发展哲学绝不是将其正确的、本质的东西抛弃,而是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辨明是非、修正错误、不断完善。
近年来,我国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出现了不少争论,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有几个方面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哲学界对传统僵化的教科书体系批判的深入,有些学者认为原有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内容没有充分的反映哲学能动性和革命性特点。因此。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两个方面不够全面,还应包含其他方面的内容。例如有学者提出“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2]其理由是:其一,如果哲学基本问题中不加上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只坚持存在对思维的制约作用,不承认人在客观世界面前的能动作用,也就是只坚持人能认识客观世界,而不承认人在认识的指导下,通过实践能动的改造世界,这就使哲学基本问题无法体现辩证法思想,必然陷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其二,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本体论、认识论讲的都是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因此,原有的两个方面没有强调改造世界,突出实践的作用;其三,将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即实践论方面,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能为认识提供手段,从而提高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使我们能更好的认识世界。在此基础上,有人提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之一。
第二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其具体形式会不断变化。面对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有学者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3]因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唯一性”是由它的对象决定的,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具体理论中,但这些具体的哲学理论是在“统一性”基础上表现出“多样性”。哲学的对象决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不是“超越”、“批判”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合理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也有学者提出,要用“历史的观点”[4]对待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即在总体上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全部哲学史的基本问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即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在古代哲学中表现为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在中世纪表现为神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中表现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第三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永恒的哲学基本问题,只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哲学从属于现代哲学,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例如,有学者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实践问题”。[5]认为我们必须把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区分开来,哲学是唯一的,与它对应的问题是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哲学有许许多多的具体类型,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哲学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黑格尔等为代表的知识论哲学类型的基本问题,现代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传统,马克思哲学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所以它的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此外,也有些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将“实践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合规律性与和目的性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和“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第四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已经过时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随着马克思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和哲学的产生,哲学基本问题被终结了或被超越了,马克思哲学不再是什么思维存在何为第一性,有无同一性、主客体之间的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例如有学者提出“人的实践和人道评价的关系问题或实践和人道的双向批判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6]
可见,上述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些观点大多是针对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针对教科书中传统的解释模式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提出。笔者认为对待哲学基本问题,不仅要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展它,而且要回到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那里,去挖掘马克思本人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些思想,特别是其思考哲学基本问题时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
二、我国哲学界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时思维方式的缺失
哲学是从总体上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人与世界最本质的关系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它存在于一切时代的哲学之中。因为,人作为实践的存在物,一方面,面对的是外在客观的世界,这就促使人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按照某种思维方式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另一方面人有把自己的精神属性赋予客观世界以改变世界,这就必然发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以正确的回答两者的关系是人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不是任何哲学家臆造出来的,也不是任何哲学家可以回避和否定的。所 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贯穿全部哲学史的一条线,它规定和制约着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基本方向。虽然,有人认为哲学研究不能采取帖标签的方式,不能把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即哲学阵营的划分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唯一活动内容,但是我们不能否认面对如此繁杂的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抓住哲学基本问题这条线索有利于考察其发展轨迹和脉络。
马克思能够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并不在于它超越或终结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从实践出发科学的、合理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传统观点看来,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思维与存在何者是世界本原的问题,二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但仅有这两个方面还不足于体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特性。因为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要去引导人们从事抽象的理论研究,而是要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因此,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应该成为哲学基本问题内容的第三个方面。此外,将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还能够揭示思维与存在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即它们的辩证关系,这就科学的回答了世界是怎样存在的问题。因此,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也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之一。但是,哲学基本问题要体现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性,就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在抽象的层面来探讨思维与存在的一般关系及其所包含的内容。因为,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及哲学研究的深入,我们还可以在抽象的层面上揭示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包含的更多的内容,会出现哲学基本问题内容的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甚至更多,这就会使我们在抽象层面上就哲学基本问题一般的关系及其内容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不能真正的引导人们改变世界。因此,我们不应该将视野局限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一般层面上来探讨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包含多少方面,而是应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返回到马克思哲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去,依据马克思哲学的内在规定,去寻找哲学基本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或表现形态。
随着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了解和研究的深入,有些人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视角来重新阐释哲学基本问题,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似乎这样哲学基本问题就不会“过时”或“落伍”。实质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是恩格斯在总结全部哲学史的基础上提出.它只是一般的结果。这也就是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具有永恒性,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或形式。在这不同的具体形态或形式下面。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一般性仍然保持着。在当前的一些学者看来,恩格斯或传统教科书体系中的哲学基本问题不能够体现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批判性,忽视现实的、具体的人,进而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视角出发,在早期的马克思哲学著作中寻找理论支撑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的新形态或形式。我认为这一做法值得商榷,因为,马克思能够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在于科学合理的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更重要的在于他也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因此,把握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是我们全面合理的理解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前提。
三、马克思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哲学基本问题
首先应当明确,马克思在论哲学基本问题时,是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来人思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的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8]
“两课。教学如何走出困境,真正发挥“两课”的作用,使它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为,无疑是每个从事“两课,教学的教师乃至高校党委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且认真对待的间题。本文试对哲学课教学改革进行一些思考。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是整个课程体系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哲学教学的实效性对于整个理论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学教学的有效性从根本上说是个认识和实践的问题。就认识而言。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学科的性质是教学定位的内在根据。从哲学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来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古希腊一些哲人就把哲学定义为“智慧之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中国的先哲说,作为“爱智,的哲学就是“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因此哲学不同于一般的知识陈述,而是要启发人的思维。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哲学思维代表民族发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没有辩证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对于个人而言,哲学水平体现着人的素质,境界和思维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无不具有很高的哲学思维水平。爱因斯坦曾对人说:“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侧不如说我是哲学家’。既然哲学是一种智慧,能够塑造人的整体思维素质。因此哲学教育应当成为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着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从哲学的功能看。主要表现为教育和应用。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人是哲学教育功能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在正确的哲学理念指导下,人们才有可能从本质而不是现象上形成对自然、社会、人生等诸多复杂问题的正确认识,进而树立起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理想,并内化为信念。当它最终凝聚成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时,哲学教育也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实践是哲学应用功能的显著特征。真正的哲学既不是教条式的理论说教,也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一种教给人们如何面对现实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创新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栓脸疑团。如果我们的哲学教学能在这样的层面上展开与学生的对话、交流,让他们经受哲学思维的训练,无疑既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又能增长其悟性和创新意识。
在哲学教学定位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的认识问题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二者作为不同的学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质和功能。哲学在人的整体思维素质的训练中,注重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创新正是拼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体现。新世纪社会需要的首先是一种具有很强创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拥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大t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国家才有强大的竞争力,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有26次提到创新,教育部在《21世纪教育行动目标》中明确地把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作为教育行动目标。就此而言,哲学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哲学的目标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维护阶级利益、阶级关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显然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层次。因此简单地把哲学与政治、哲学课与政怡课等同起来,必然会影响哲学教学的效果,甚至在某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会严重破坏哲学的声誉。当然消除把哲学课与政课简单等同起来的认识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认二者的有机联系。事实上在哲学为政治理论思想形成和实施政治行为提供指导作用的同时,政治也会以自身的方式影响着哲学。
哲学的本质和功能表明,在哲学教学中我们需要让学生掌握的,应该是作为智惫的哲学,而不是一些抽象的关于哲学的名词和术语的堆砌;需要培养学生的,应该是哲学的思维能力,一种批判的、富有创造力的创新精神,而不是仅仅作为政治的淦释或教条化的说教。这就是对哲学教学的定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探索哲学教学的手段、方法和途径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学课教师对自身的地位与作为的正确认识。哲学课教师担负着与其他教师同等重要甚至更艰巨的教育任务,理应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事实上存在着对‘两课’的不重视和‘两课’教师地位不高的状况。究其原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从客观上说,一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直接的经济效益,偏重实务应用而轻视作为“形而上。的哲学。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其地位与哲学形成的鲜明反差;二是传统的哲学理论本身的问题,由于它与现实社会发展的某些不相适应,因而有时还不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围上成为政治让释的工具。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哲学的声誉,也必然影响到哲学教学的地位。从主观上说,一是教学本身缺乏针对性,由于理论失去现实的支撑变成空洞乏力的说教。事实上只有不断的追踪社会发展的轨迹,才能使教学内容具有时代的气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环境的影响使越来越多的教师“转轨。,选择更有“前途。的职业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师资队伍的不稳定对哲学教学无疑是雪上加霜。
笔者认为“地位’与“作为。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关键在内因,在于教师主体性的觉醒,在于对自己所选择事业的追求与执着。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哲学教师就无法摆脱‘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有所作为才能东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们需要在两块阵地上充分发挥作用:一是教学阵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努力体现哲学的本质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点,从而增强哲学课的吸引力;二是学术阵地,通过学术研究将成果引人教学之中,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最需要重视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们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自信心,坚持改革与探索,坚持对现实社会诸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思考,通过自己的作为改变哲学教学的现状,我们的努力首先会得到学生的承认,进而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时也就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由此可见,对于哲学教师本身而言,·作为’是“地位’的前提条件,“地位’是“作为’的必然结果。当然,从外部环境看,‘两课’教师同样需要得到学术乃至全社会、学术界的支持和关心,这种关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头、形式上,而应名实相符。
提高哲学课的有效性更是一个实践问题。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如何使哲学教学植根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现实之中,如何引导学生用辩证的思维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训练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和创新精神,这是一个重大实践性课题,需要在哲学教学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学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从现状看,哲学教材相对滞后。改革开放2f?多年来,哲学界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但这些成果主要是以专著和论文的形式存在,而将它们引人哲学教科书和哲学教学的程度和层次则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师个体之间的学术水准和教学能力差异,又有所不同。这些情况必然制约哲学教学。重视哲学教科书及教学内容的更新,重视教师知识结构调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学教学的重要基础。二是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实践,来源于实践。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纵观哲学发展史,任何哲学理论的发展都得益于社会实践的变革,哲学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教给学生的不应该仅仅是一些原理,而应该是方法;还要回到现实社会,用唯物辩证方法对现实社会问翅进行分析,用理性来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质,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认识。这样。理论就不会是抽象的教条,而具有实际的内容;对实际间翅的认识也不是就攀论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学中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可以采取专尼化亦即‘问理化翔的形式教学,这些间翅包括学生的思想实际和杜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间翅。这种教学可以改变传统的按章。节、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学方法。克服教学中普遭存在的“脱节’现象。增强现实感和针对性。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是很多的:,如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城市职工分流下岗的间瓜以及社会贫富差距问胭等;联系精神文明建设,妙及经济伦理道裕、精神生产力可持续发展间翅等;联系政治体韶改革,涉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脸教训,还有中国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法制不健全带来的各种“设租’。‘寻租”现象,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特权导致的两极分化等:联系哲学的发展,涉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如何进一步实现哲学本土化、中国化等。对上述学生感兴趣的热点间翅分析得透彻,且有理有据,必然会产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学的总学时。对哲学授课学时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学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又要体现其与现实结合的时代性。我们尝试着用总学时的70%作为哲学墓本原理的理论教学,30%的学时用于专皿化教学。在进行理论教学时。既要避免与中学政治课教学的重复性,又要适应大学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学考试的摇要,对现行的教材进行恰当处理。在进行专瓜化教学时,注惫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让学生认识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让学生将哲学智慧运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理性认识人生的目的和惫义,以理性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让学生认识全球化的世界。中国改革与发雇的本质以及自身的地位与贵任等。
“两课.教学如何走出困境,真正发挥“两课”的作用,使它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为,无疑是每个从事“两课,教学的教师乃至高校党委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且认真对待的间题.本文试对哲学课教学改革进行一些思考。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是整个课程体系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哲学教学的实效性对于整个理论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学教学的有效性从根本上说是个认识和实践的问题。就认识而言。主要有两方面:
首先是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学科的性质是教学定位的内在根据。从哲学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来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古希腊一些哲人就把哲学定义为“智慧之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中国的先哲说,作为“爱智,的哲学就是“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因此哲学不同于一般的知识陈述,而是要启发人的思维。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哲学思维代表民族发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没有辩证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对于个人而言,哲学水平体现着人的素质,境界和思维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无不具有很高的哲学思维水平。爱因斯坦曾对人说:“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侧不如说我是哲学家’.既然哲学是一种智慧,能够塑造人的整体思维素质.因此哲学教育应当成为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着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从哲学的功能看.主要表现为教育和应用.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人是哲学教育功能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在正确的哲学理念指导下,人们才有可能从本质而不是现象上形成对自然、社会、人生等诸多复杂问题的正确认识,进而树立起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理想,并内化为信念.当它最终凝聚成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时,哲学教育也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实践是哲学应用功能的显著特征.真正的哲学既不是教条式的理论说教,也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一种教给人们如何面对现实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创新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栓脸疑团.如果我们的哲学教学能在这样的层面上展开与学生的对话、交流,让他们经受哲学思维的训练,无疑既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又能增长其悟性和创新意识。
在哲学教学定位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的认识问题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二者作为不同的学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质和功能。哲学在人的整体思维素质的训练中,注重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创新正是拼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体现.新世纪社会需要的首先是一种具有很强创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拥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大t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国家才有强大的竞争力,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有26次提到创新,教育部在《21世纪教育行动目标》中明确地把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作为教育行动目标.就此而言,哲学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哲学的目标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维护阶级利益、阶级关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显然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层次。因此简单地把哲学与政治、哲学课与政怡课等同起来,必然会影响哲学教学的效果,甚至在某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会严重破坏哲学的声誉.当然消除把哲学课与政课简单等同起来的认识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认二者的有机联系.事实上在哲学为政治理论思想形成和实施政治行为提供指导作用的同时,政治也会以自身的方式影响着哲学.
哲学的本质和功能表明,在哲学教学中我们需要让学生掌握的,应该是作为智惫的哲学,而不是一些抽象的关于哲学的名词和术语的堆砌;需要培养学生的,应该是哲学的思维能力,一种批判的、富有创造力的创新精神,而不是仅仅作为政治的淦释或教条化的说教。这就是对哲学教学的定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探索哲学教学的手段、方法和途径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学课教师对自身的地位与作为的正确认识。哲学课教师担负着与其他教师同等重要甚至更艰巨的教育任务,理应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事实上存在着对‘两课’的不重视和‘两课’教师地位不高的状况.究其原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从客观上说,一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直接的经济效益,偏重实务应用而轻视作为“形而上.的哲学.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其地位与哲学形成的鲜明反差;二是传统的哲学理论本身的问题,由于它与现实社会发展的某些不相适应,因而有时还不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围上成为政治让释的工具.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哲学的声誉,也必然影响到哲学教学的地位。从主观上说,一是教学本身缺乏针对性,由于理论失去现实的支撑变成空洞乏力的说教.事实上只有不断的追踪社会发展的轨迹,才能使教学内容具有时代的气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环境的影响使越来越多的教师“转轨.,选择更有“前途.的职业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师资队伍的不稳定对哲学教学无疑是雪上加霜.
笔者认为“地位’与“作为.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关键在内因,在于教师主体性的觉醒,在于对自己所选择事业的追求与执着.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哲学教师就无法摆脱‘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有所作为才能东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们需要在两块阵地上充分发挥作用:一是教学阵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努力体现哲学的本质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点,从而增强哲学课的吸引力;二是学术阵地,通过学术研究将成果引人教学之中,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最需要重视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们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自信心,坚持改革与探索,坚持对现实社会诸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思考,通过自己的作为改变哲学教学的现状,我们的努力首先会得到学生的承认,进而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时也就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由此可见,对于哲学教师本身而言,·作为’是“地位’的前提条件,“地位’是“作为’的必然结果.当然,从外部环境看,‘两课’教师同样需要得到学术乃至全社会、学术界的支持和关心,这种关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头、形式上,而应名实相符.
提高哲学课的有效性更是一个实践问题.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如何使哲学教学植根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现实之中,如何引导学生用辩证的思维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训练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和创新精神,这是一个重大实践性课题,需要在哲学教学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学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从现状看,哲学教材相对滞后.改革开放2f?多年来,哲学界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但这些成果主要是以专著和论文的形式存在,而将它们引人哲学教科书和哲学教学的程度和层次则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师个体之间的学术水准和教学能力差异,又有所不同.这些情况必然制约哲学教学.重视哲学教科书及教学内容的更新,重视教师知识结构调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学教学的重要基础.
二是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实践,来源于实践.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纵观哲学发展史,任何哲学理论的发展都得益于社会实践的变革,哲学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教给学生的不应该仅仅是一些原理,而应该是方法;还要回到现实社会,用唯物辩证方法对现实社会问翅进行分析,用理性来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质,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认识.这样。理论就不会是抽象的教条,而具有实际的内容;对实际间翅的认识也不是就攀论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学中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可以采取专尼化亦即‘问理化翔的形式教学,这些间翅包括学生的思想实际和杜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间翅.这种教学可以改变传统的按章。节、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学方法。克服教学中普遭存在的“脱节’现象。增强现实感和针对性.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是很多的:,如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城市职工分流下岗的间瓜以及社会贫富差距问胭等;联系精神文明建设,妙及经济伦理道裕、精神生产力可持续发展间翅等;联系政治体韶改革,涉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脸教训,还有中国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法制不健全带来的各种“设租’。‘寻租”现象,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特权导致的两极分化等:联系哲学的发展,涉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如何进一步实现哲学本土化、中国化等.对上述学生感兴趣的热点间翅分析得透彻,且有理有据,必然会产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学的总学时.对哲学授课学时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学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又要体现其与现实结合的时代性.我们尝试着用总学时的70%作为哲学墓本原理的理论教学,30%的学时用于专皿化教学.在进行理论教学时。既要避免与中学政治课教学的重复性,又要适应大学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学考试的摇要,对现行的教材进行恰当处理。在进行专瓜化教学时,注惫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让学生认识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让学生将哲学智慧运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理性认识人生的目的和惫义,以理性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让学生认识全球化的世界。中国改革与发雇的本质以及自身的地位与贵任等.
一、指导学生认真学习和运用哲学观点,具备善于分析问题的哲学素养,总揽全局,做到思路严密。
学生在写议论文时要注意合理运用正确的哲学观点(主要包括发展、联系、对立统一、一分为二、内因和外因及量度与质变的观点等),使思维由单一变为双向,由感性变为理性。在议论文的写作中,用浅显的哲学观点来谋篇分析主要表现在:
(一)遵循发展的观点,思考事物的可变性。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和“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讲的就是这个观点。
引导学生把论述的问题或准备使用的材料放到运动、发展、变化之中去考察,得出正确的结论。如结论1:“今天能做的事情绝对不要推到明天”,结论2:“今天能做的事情如果放到明天去做,你会发现很有趣的结果”。同样的问题,用发展的观点就往往会得出不同的正确结论。
(二)运用联系的观点,寻找维系点。如“鸟鸣山更幽,蝉噪林愈静”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
引导学生寻找要论述的问题和其他问题的联系点,并根据论述中心的需要加以阐发,可以防止孤立地看问题造成的后果。如一则材料中提到作为农村改革初期实施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在农村“奔小康”的路上远远落后,全村适龄儿童竟然尚未完全入学。由此可分析出小岗村的教育状况始终没有明显改进。用联系的观点推出中心,切实抓好农村基础教育,不断提高农民素质,是农村建设中的长远之计。
(三)理解对立统一的观点,消除对立点,实现统一。如“祸兮福之所有倚,福兮,祸之所伏”就存在这个观点。
引导学生在论述问题时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使矛盾对立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着相反方向转化,如付出和吸收、奉献和索取,助人和利己之间就存在着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又如命题《失败乃成功之母》,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失败与成功并非永恒,而是有暂时性的,失败后努力不一定能成功,这要受环境和主观能力的制约,所以要慎重分析两者关系,同时指出对待失败也不必沮丧,因为转化成功的可能。
以上所列的是常用的哲学的观点,并不是要求学生当作政治观点去机械记忆,而是要联系作文话题去领悟和运用。可单独运用于某篇作文的写作,也可综合运用于辩证思维的训练。学生积累多了,用得多了,可以尽快地打开作文思路,能准确地把握材料实质,使立意更深刻,克服“思路紊乱”的毛病。
二、指导学生深入领会和运用正确的思辩方法,发散集中思维,做到言之有序。
学生在写议论文时,要清楚地理解题目或材料中诸多因素间的诸多关系,如条件、因果、转化和包含关系等,以哲学的观点综合观察,运用思辩方法,仔细辩析和解决问题,确立立意方向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运用思辩方法主要表现在:
(一)分析部分,综合联系,加以考察,得出正确的看法和思路。
引导学生首先在分析事理的基础上综合出材料本质的意义,经综合形成的观点就成为文章的中心,再回过来分析各个侧面,严格安排材料。这样,用中心论点统率各层次,各层次的内容又能有力地证明中心论点,层次井然,从而达到观点和材料的高度统一。
如一则材料提到唐代画师阎立本观看张僧繇之画,第一次认为张不过是徒有虚名,第二次觉得张画确实是一幅佳作,第三次仔细观赏才领悟出其中妙处。学生分析这则材料时,就要抓住阎立本三次观画一次比一次深入,一次比一次正确的事实,来说明人们的正确认识不能一次完成,必须经过反复的观察和研究,又从阎第一次观画得出的错误结论来说明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产生正确的结论。以此分析为立意的基础,又可推进一层,综合出中心论点,即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但经过主观努力则可以缩短这个过程。
(二)因果对照,抓住内在联系,判明性质,显示事物的意义。
一、引言
审美活动或行为是人类的高级精神活动之一,在全球文明演化中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具有恒久价值的历史文化景观。华夏美学哲学是人类文化景观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在长期历史演化过程中,先民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长期的农耕文化环境中,形成了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美学哲学思想和理论,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和理论对于构建个体生命的精神世界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重要价值。美学教育是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学哲学在型塑人类精神结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对于美学的教学和训练,一直是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从现实层面来讲,良好的美学素养不仅能够改善人的身心状态,而且在具体工作中能够激发创造性思维,实现创造更高价值的目标。
中学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学生在此阶段接受的思想文化教育,将会对其终身生命历程产生直接影响。目前,由于应试教育模式及经济社会转型环境的影响,中学生中存在诸如价值观缺失、人文素质低下、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不能很好地平衡等现实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一定措施来切实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从提升学生整体人文素养及传统文化的角度,就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推行华夏传统美学哲学教育问题进行分析,以下内容的安排是,第二部分讨论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推行华夏传统美学哲学教育的可能性,第三部分讨论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华夏传统美学教育的基本内容,第四部分讨论推进华夏美学哲学教育的具体措施,最后是总结与讨论。
二、加强华夏美学哲学教育的必要性
(一)提高学生基础人文素养的需要
人文素养是一个人的软实力所在,是增进生命个体生存与发展质量的重要能力要件之一。通过华夏美学哲学教育,学生可以认识先民理解美、创造美和追求美的历程,更好地理解和感悟生命、自然和宇宙世界,从而将个体生命放在与宇宙万物共生的高度来理解生命的价值,培养一种大气磅礴的精神境界。
(二)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需要
有研究表明,人类右脑和左脑具有不同的功能分区和功效,而对于右脑开发则对于提高创造性思维能力具有显著作用。美学思维及鉴赏美、创造美的活动,正好是右脑的功能所在,经常性地持续地推进美学教育和训练,能够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从而有助于克服各类现实困难,取得创造性成果。
(三)传承传统文化和美学哲学的需要
中华美学是和西方美学具有显著区别的哲学体系,其显著的整体思维、气韵为先、刚柔并济等美学哲学理论和特点,和西方美学具有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反映了华夏先祖的精神风貌。这些精神气质和风貌,应该通过美学哲学教育传承下去。
(四)为跨文化合作奠定能力基础的需要
在当今世界,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是学生毕业后走进社会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全球文明发展的主要潮流。良好的美学哲学素养和美学哲学训练,能够在文化交往及合作活动中发挥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能够增进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合作和信任,降低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各类不确定性和效率方面的损失。
三、语文教学中华夏美学哲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根据现行初中语文教材,选择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结合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等知识来推进美学哲学教育,是较为可行的选择。笔者认为,根据华夏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适度给学生介绍如下美学哲学的内容。
(一)远古图腾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222-01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题目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篇论文比较了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一些差别。肯定了伊壁鸠鲁对原子偏斜运动和人的主观自由的论述。
马克思在论文中反驳了认为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相同的观点。这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原子是否做偏斜运动。结论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者对所研究的客观对象所采取的态度不同。德谟克利特认为人对自然现象的判断是不可靠的,而伊壁鸠鲁则认为感性世界是可靠的。正如马克思在文中所说,“当德谟克利特把感性世界变成主观假象时,伊壁鸠鲁却把它变成客观现象”[1]。这种对自然哲学的态度还可以从伊壁鸠鲁遗存下来的基本要道中看出:
“如果天空中的怪异景象不会使我们惊恐,死亡不令我们烦恼,而且我们能够认识到痛苦和欲望是有界限的,我们就根本不需要自然科学了。
如果不清楚地认识整个自然,一个人就不能在最关键的事情上消除恐惧,就会生活在神话造成的恐惧中。所以,如果没有自然科学的话,就不会获得纯净的快乐。”[2]
德谟克利特试图获得对客观自然现象的认识,而伊壁鸠鲁的研究更多地服从其伦理学目的,使人克服对未知的恐惧,进而使人得到内心的平静。不仅其自然哲学的观点,他的反宗教的思想也是基于这种目的。伊壁鸠鲁认为人要取得幸福应该更多地借助自身的力量,人需要的外部的东西并不多,只要人克服了恐惧、欺骗、就能实现自由。
这种靠人的观意志达到自由幸福得到了马克思的认同。与斯多葛伦理学更多强调宿命不同,这种伊壁鸠鲁的观点更多地强调人的自我意识在实现自由方面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不断探索很快放弃了用伦理学方法去探讨人的自由。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作出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号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剥削阶级,建立工人阶级执政的政府。从而从根本上保障更广大人民的自由。而只有这种阶级性质的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在剥削阶级社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外在条件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马克思所在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往往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要争取自由首先应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自由的实现才有可能。
经济社会在不断变化,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为实现每个人自由的客观条件相较以前已有了重要的改观。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改善民生,使实现自由的客观条件更加有利。另一方面,也许是当今社会更需要解决的是人的主观自由的问题。自由从来不是被人赐予的,而是一种被人的主观意识感受到的。这样就回到了伊壁鸠鲁与马克思所思考过的命题,在唯物主义条件下人的自我意识自由的问题。如果没有了神佛我们该如何克服似乎与生俱来的恐惧、不安与。
终极关怀是古往今来许多人探讨的主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的存在在于人的感觉和思维能力。外部的身体感觉似乎总给人带来痛苦,这样人只有借助于自己的思维能力来获得存在的愉悦。于是亚里士多德把幸福定义为一种理性的沉思活动。认为人应该过一种与获取知识相关的活动。也即是与人的思维相关的科学、艺术等的创造。更多的人过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社会,才能是一个文明发达的社会,才是每个人自由自足的社会。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实现每个人的客观自由的条件在迅速改变。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我们更应该思考人的主观自由的问题。也正如其在博士论文的出版序言中所说的,“他们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家。这篇论文至少将表明,迄今为止这项任务解决得多么不够”[3]。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结论:1、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马克思探讨人的自由的开始,并从伊壁鸠鲁的哲学开始思考在唯物主义条件下人的主观自由的问题。2、可以把马克思早期对自由的探讨称为自我意识自由的探讨。把后期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思考自由称为外在自由的探讨。3、当实现自由的客观条件逐渐实现的时,我们应该更多地寻找实现人的主观自由的条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文化的发展繁荣,并让更多的人享有文化发展繁荣的成果。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法学院
作者简介:郭随磊,汕头大学法学院2009级行政管理专业。
参考文献:
一、对议论文“要素”的反思与探讨:理论性、逻辑性、概括性
潘教授认为议论文“三要素”提炼不当,那么议论文写作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呢?议论文的知识体系究竟是什么呢?
记得2002年韩雪屏先生在《语文建设》上发表了《审视语文课程的知识基础》一文后,就引出了对语文知识问题的大讨论。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厘清中小学语文课程需要的知识有哪些,对议论文的知识体系的构建还处于停滞的地步,尽管其中也有许多人作出了探索,出现了议论文的能力训练体系、思维训练体系、目标分类体系、议论文写作范式等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与实验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同时对于议论文写作知识的研究还没有本质上的突破。
那么议论文的“要素”是什么呢?从文体特征和写作的基本要求看,记叙文在于以情动人,使人感动;说明文在于以知启人,使人明白;应用文在于以事告人,使人知晓:而议论文是以理服人,使人信服。
以理服人、使人信服,应该是议论文的基本要素,结合高朝俊教授及相关专家的观点,从文体特征和写作要求看,议论文的“要素”可作如下概括:
(一)理论性。议论文又称说理文,强调文章要说出的是“理”,即要有理论性的观点,也强调文章要竭尽力量说道理,即要以理服人。议论文要从个别的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要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这样的观点才有高度,道理才具有普遍性,才能令人信服。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说:“罗列一般的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把握事实,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二)逻辑性。议论文要发议论和说道理,它所遵循的是思维的逻辑性、完整性、严密性、条理性,以及推论的合理性、证伪的科学性。在论述过程中,要运用逻辑思维的工具,以概念、判断、推理、比较、分类、分析、概括、综合等手段去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三)概括性。一是对内容的概括性,即要从大量的现象中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二是语言的概括性,即要以概括性的语言来将具体事例、现象等抽象化,而不是作生动的描述。
我以为从内容、思维、语言等方面提炼出议论文的基本要素,易于被老师接受、学生理解,易于在写作中运用。
二、对议论文写作目的的反思与探讨:负责的态度、理性的精神、求真与求善
潘教授认为议论文写作的目的是“求真”,我认为这是议论文写作的较高目标。结合议论文写作教学的具体情况,议论文写作教学的目的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观点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议论文写作的要求是:“能考虑不同的目的要求,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表达真情实感,培育科学精神。”2000年《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对议论文写作的要求是:“能有意识地考虑写作的目的和对象,负责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两者都强调了“负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以为“负责的态度”是议论文写作中“求真”的基本要求。
到了高中阶段,中学生基本完成了心理上的“断乳期”,身心发展已经渐趋成熟,参与社会日渐广泛深入,他们对社会、自然、人生、自我等方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与思考。但由于高中生的心智还不够成熟,这些思考和认识又有许多不足,如他们的观点常常情绪化,许多观点不切实际、偏激,因此引导学生“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在高中阶段显得尤其重要。
朱光潜先生认为写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有话必说,无话不说,说须心口如一,不能说谎……如果存心说谎,那是入手就走错了路,他愈写就愈入迷,离文学愈远。许多人在文学上不能有所成就,大半都误在入手就养成了说谎的习惯。”我们看到当下学生在作文中迎合教师、迎合评分标准、迎合政治、迎合时势,说假说、空话,就是不敢说真话,这哪里是什么“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呢?
我认为在议论文写作时应特别强调学生“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让他们养成发表观点时不信口开河、口无遮拦,不说“假话、空话、套话”。在网络时代,“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更是对一个公民和网民的基本要求。
王栋生先生认为:“写作要有公民意识……公民意识需要我们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中生写作要有社会性,我们固然要关注社会上的重大事件,表现社会的重大主题,但更要从身边的普通人和日常生活入手,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在这样的社会实践中,一步步增加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这里强调“写作要有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都是以“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为基础的。
(二)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
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莱辛有句名言:“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写作要达到“求真”的目的,除了培养学生“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之外,还要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
我认为理性精神就是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独立的思考、多元的视野、平等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还有实事求是、质疑探讨、真诚合作等,而这种理性精神在当下议论文写作教学中常常被忽视。
而国外在议论文教学中都十分关注理性精神。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公立学校英语课程标准(9~12年级)对议论文的要求有:“预想读者可能出现的误解、偏见和期望,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论述。”德国的高中课程标准强调:“能以说理的方式表明自己的观点”,以及“能表达反驳性论据,并能有效地用于议论”。加拿大阿尔伯特省的课程标准则强调“欣赏他人思想和表达的多样性”。我们可以看出,“反驳性论据”“欣赏他人思想”等,都是理性精神的表现,也说明国外议论文教学非常强调理性精神。
因此在议论文写作教学上,无论是学生写作前的指导,还是写作过程中的思考与探讨,或是写作后的讲评,都可以通过作文案例,来具体分析学生是否有情绪化、非理性的表达,如果有,努力更改,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议论文写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理性的精神,并用理性的精神战胜个人甚至一个群体的非理性的情绪,这样才能加深对社会、事物的认识,才能逐步走向对真理的认识。
(三)议论文写作“求真”也要“求善”
潘教授强调议论文的写作目的是“求真”,我觉得求真之外,还要“求善”。
议论文中的“求善”,就是以一颗善良之心、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来看待社会人生,是对弱者的同情、对强权的批判、对文明的倡导、对愚昧的针砭、对真善美的讴歌、对假恶丑的鞭挞,等等。
作文如做人,于漪强调“要作好文章,首先要在做人上狠下工夫……尽管现在大家都在提倡创新和求异,但作文中有些精神的东西,是不必质疑的,更是不能失缺的”。她说:“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身上更吸引人的不是其他,而是一种人文精神,一种伟大的悲天悯人的气度和对国家对民族的无限热情与热爱,像杜甫和列夫·托尔斯泰等。而现在的学生如果家里的屋子破了,能自己动手修缮已经很不错了,恐怕很难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更不可能有‘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胸襟和为理想而舍弃一切的豪情。”我想于漪老师所强调的“做人”“精神”“人文精神”“悲天悯人的气度”“热情与热爱”其实就是人的一颗善心。
在学生作文中,我们要引导学生学会尊重与宽容,例如看待“小悦悦事件”。不是任由学生一味地去批判路人见死不救,而是应该结合当下的社会实际和当下公民的素质,设身处地地去看待路人的选择,理解他们的选择,宽容他们的不足,同时再引出自己对路人及其他公民的期望,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重演,希望他们有正确的选择与行动,希望网民及社会舆论有正确的导向。这样的表达,才是有一颗“善心”的表现。
三、对“材料意识缺乏”的反思与探讨:积累有价值的素材并适当加工
潘新和教授认为“‘材料’意识,可谓议论体式写作的首要意识”,确实如此。积累材料固然重要,但是积累什么样的材料更重要。我以为有思想价值、有说服力的材料才是有价值的素材。
议论文是要表达作者正确的思想、观念、价值观,批判、纠正别人错误的观点与思想的。有人说,“千古文章意为高”,这里的“意”就是作者的思想,有没有独到、深刻的“意”是区分文章高下的重要方面。只有运用有思想价值的材料,才能有效地帮助作者表达思想,所以积累的材料必须具有思想价值。
议论文写作的目标之一就是以理服人,论据有说服力是首要的要求。那些有影响的事件、公开的数据、经典的名言等可以看成有说服力的素材。
要让素材变成有价值的论据,还要学会加工材料。有价值的材料如同一块璞玉,如果不加工,其价值就不能提升。所谓加工材料,不仅是要除去与观点无关的内容,还要通过分析,凸显材料的思想价值,强化其针对性,从而提升其说服力。
下面试举一例说明对材料的加工意识的重要性。
材料:《老子·道德经》有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从“一切贵在开始”的角度加工材料:“合抱之木”,不可谓不“大”;“九层之台”,不可谓不“高”;“千里之行”,不可谓不“远”。然而,这“大”“高”“远”,都是从“毫末”“累土”“足下”开始的。不自“毫末”,何来“合抱”?不起“累土”,哪来“九层”?不始“足下”,何以“千里”?可见,一切贵在“始”。
从“成功贵在积累”的角度加工材料:“合抱之木”,不可谓不“大”;“九层之台”,不可谓不“高”;“千里之行”,不可谓不“远”。然而,这“大”“高”“远”,都是由“毫末”“累土”“足下”一点点累积而成的。没有“毫末”之积,何来“合抱”之大?没有“累土”之积,哪来“九层”之高?没有“足下”之积,怎至“千里”之远?可见,成功贵在“积累”。
这样的加工就是以多元的眼光来加工材料,使材料与观点紧密结合,从而有效地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加强说服力。
四、对“思想方法片面”的反思与探讨:多样性、深刻性、批判性
潘教授认为学生思想方法片面的原因是“‘议论文三要素’的着眼点是论点与论据的统一,而不是矛盾”。这是原因之一,但我认为学生思想方法片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思维品质的低下。
美国学者唐纳德·奎恩说:“在整个写作中,写作与思维是同时产生的,写作的过程也就是思维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形成良好的思维品质,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我认为良好的思维品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思维的多样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一个问题要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去思考,才能认识更全面、更透彻。如“小悦悦事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从受害者本人小悦悦看,受害者能否得到及时救助,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安危;从小悦悦的父母看,监护小孩子,来不得半点马虎;从十六个旁观者看,救助他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带来灾难;从社会的角度看,当下的社会为什么人们不敢做好人,为什么不敢去救助他人,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这样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就会形成对“小悦事件”的全面认识。
二是思维的深刻性。就是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能从特殊性看到普遍性,从现象揭示本质。还以“小悦悦事件”为例,透过十六个路人的冷漠,可以发现社会的冷漠。追问为什么,会发现当前社会人们的道德水准出现了较大的滑坡。继续追问,会发现:一是当代社会人们追求物质享受,忽视精神追求;二是做好事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再追问,会发现社会缺少“好人”的保障机制,做好人的成本太高,好人一旦受到诬陷,只能流血又流泪,这样一来,人们与其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通过追问,便会把握出现这一事件的原因:社会机制、公民教育、民族劣根性……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是要形成良好的社会保障机制;二是要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对公民的道德教育,提高公民的素养;三是改造民族的劣根性,弘扬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民族文化。这样,经过反复的追问,就形成了思维的深刻性。
三是思维的批判性。我以为要有一种质疑精神和否定精神,对问题既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要辩证全面地认识。如2011年江苏高考题“拒绝平庸”,如果全盘肯定,就是要拒绝平庸,人要成为优秀的人;如果全盘否定,不拒绝平庸,似乎是强调做一个平庸的人也是好的。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有偏颇,只有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平庸”问题,才可以发现,拒绝平庸、追求卓越是人的一种理想追求,如不能实现理想,做一个平庸的好人也未尝不可,正如古人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用辩证的眼光看这个问题,拒绝平庸,但不是拒绝平凡;拒绝平庸,但不是拒绝平常,人可以平凡、平常,但不能庸俗。思维中如果有了批判性,认识问题会更全面、辩证,甚至会出现新知,产生真知灼见。
五、对具体分析欠缺的反思与探讨:多一点哲学思维
潘教授认为学生不会具体分析,导致说理的贫乏,这确实指出了当下学生议论文写作的实际问题。我以为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学生在分析时要运用哲学思维和逻辑思维。
请看这样一个议论文片段:
当翁帆选择了杨振宁,多少人轻易地说“不”?当万科老总王石为赈灾捐款数额不大之时,多少人轻易地说“不”?当范美忠老师说出地震时自己先跑,未救学生时,多少人轻易地说“不”?(如果学生仅仅写到这里,就是现象的罗列,就是就事论事,看似有气势,而实际上没有说服力。)可是有谁规定,28岁不能嫁给82岁?有谁规定,自愿捐款,数额必须达到一个定量?有谁规定,教师不能懦弱胆怯害怕死亡,而必须成为舍生忘死的英雄?(这段文字就包含了几种哲学思想:对立与统一、相对与绝对、现象与本质。)我们羡慕郎情妾意,可是忘年之爱也未为不可;我们尊敬慈善大义,可是捐款也该以自愿为前提;我们崇敬救人英雄,可是救己的凡人也不算可耻(运用了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哲学关系来进行推理。)我们可以对他们说“不”,但请不要轻易地说“不”: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和自由去表达自我,你再冷静想一想,再决定,是“可以”,还是“不”
当我们自觉地运用了哲学思想进行分析,就能发现问题的矛盾,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能全面深刻地论述问题,就会显露思想的锋芒。
正如著名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说:“无论写什么文章,要写得好,先决条件是具有正确的思想认识、丰富的生活经验、知识见闻,相当的思维能力。”结合议论文写作,这里的“正确的思想认识”涉及写作目的和思想方法;“丰富的生活经验、知识见闻”涉及材料意识;“相当的思维能力”涉及具体分析。如果再加上合理的议论文知识,我们就有可能解决当下议论文“三要素”所带来的弊害。
仅以此向潘新和教授请教,并愿抛砖引玉。
注释:
[1]韩雪屏《审视语文课程的知识基础》,《语文建设》2002年第5期。
[2]高朝俊、邹昭华《议论文的特点——议论文写作漫谈之一》,《全国优秀作文选(高中)》,2007年第3期。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9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普通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5]朱光潜《谈文学》,《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77-278页。
[6]丁帆、杨九俊主编《高中语文》(必修五),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40-41页。
[7](8][9]洪宗礼、柳士镇、倪文锦主编《母语教材研究》(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198、226、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