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知名投资人吉姆.罗杰斯预计他即将迎来一生中最惨烈的股票熊市，而这一预测还没有考虑贸易战的因素。

“因为债务的原因，下一个熊市将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但是如果我们还遇到贸易战，那么情况将会比灾难还要糟糕，”今年75岁的Rogers Holdings Inc.的董事长罗杰斯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极度地担心。我读了足够多的历史，经历了足够多的市场变化，所以知道贸易战通常都是灾难性的。”

罗杰斯发表上述讲话之际，一场全面贸易战爆发的可能性也与日俱增。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计划最早本周决定对中国产品征收最高达600亿美元的关税，以惩罚所谓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与此同时，据《华 尔街日报》引述未具名人士的消息报道，如果特朗普实施大范围关税举措，中国将针对那些特朗普支持者所在的行业和州进行反击。

“你觉得中国会无动于衷？” 罗杰斯说。“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巨大买家，所以显而易见这是中国将会反击的地方，因为这对特朗普先生的打击最严重。不是美国民众，而是特朗普，特朗普和他身边的那些人，才是中国必须要打击的。”

篇2

受中美贸易战缓和利好影响，道琼斯昨晚大涨超过2%，联动传导到A股，今天早盘上证和创业板指均高开1个点左右。

但随后的行情依旧表现出了此前所强调的市场特征：主板上攻乏力，大盘蓝筹普遍表现不佳，上证全天小幅横盘震荡，收盘微涨1.05%，而创业板则继续领涨两市，收盘大涨3.6%。

板块方面和昨天的行情有所区别，昨天的行情是军工板块、国产芯片两大板块一枝独秀，领涨两市，但今天的行情是普涨格局，所有的板块都是飘红的，所以今天的涨停个股较为分散，操作机会也比较多。

但要注意一点的是，上涨的板块之中，有一部分是真正的有热门题材支撑的上涨，比如5G、军工、芯片，还有昨天让各位关注的工业互联网、独角兽概念等板块；

有一部分板块是则是对上周市场的大跌做的反弹修复，比如医疗器械、视听器材等板块；还有一部分纯粹是指数大涨，被动跟随，比如银行、钢铁、酒店餐饮等板块。

盘中前期热门概念股独角兽、工业互联网经过回调以后再度上涨，天华超净、合肥城建纷纷涨停，带动麦达数字、华西股份等个股上涨；光环新网、宝信软件、汉得信息等工业互联网概念股涨幅均在7个点以上。

上证早盘高开1个点左右，十分强势，但随后全天分时处于横盘震荡状态，并未继续上攻，收盘收了一根十字星，预示主板上攻乏力，资金短期内对大票并不感冒。

量能也并未随着行情反弹进一步放大，说明市场资金有限，存量博弈为主，行情分化。

个人认为：

上证大概率会继续围绕着3100点做震荡整理，分化行情继续，短期内回避主板大盘蓝筹个股。

创业板连续大涨之后，向上突破1800点整数关口的压制，这一位置也是前期大平台支撑位，后市有回踩需求，所以明天的行情注意高位轻仓或减仓操作，防范回调风险，避免资金回撤。

篇3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长，2018年GDP总量首次超过9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为90．0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6万亿美元，人均GDP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万美元这个世界银行所定的高收入门槛线。作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我们内部的经济结构在不断地调整，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处于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新常态，同时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外部还经受着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的外部宏观环境正面临着系统性的重要转变，这种内外结构与环境的变化也将是我们在未来“十四五”期间的持续的特点。2018年，我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83352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20906亿元。而1978年则分别为1132．26亿元和1122．09亿元，可见增长迅猛。财政政策是为了实现国家某些目标的重要手段，财政的“收”与“支”的能力、体量、结构与影响都和发展阶段及国际环境密切相关。我国的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需要结合这些宏观趋势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的主要目的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如何调整我国的财政政策。新结构经济学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及对经济发展的含义，被认为是继“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展经济学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创。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主张要从本国发展阶段与禀赋结构出发分析最适合自己的技术、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与政策，自然也就包括财政政策。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结合我国经济正在同时进行的四个结构性过程阐述财政政策，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对产业的五大分类来论述财政政策，第四部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以及财政政策的实施与执行过程，最后是总结。

二、四个同时进行的结构性过程与财政政策

从结构上看，我国目前正在同时经历四个结构性过程，各自所对应的财政政策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第一，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即经济结构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也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事实;另一方面，产业之间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产业链内部向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级。

第二，经济转轨过程，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转变过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与次序纠正低效的政策，消除市场扭曲，优化资源配置，逐渐实现从计划与市场双轨向市场单轨转变。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转轨次序与速度，改革的倒逼机制是否有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Wang,2015)。

第三，经济开放过程，即从原来相对比较封闭的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过程，是个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我国在贸易全球化方面进展突出，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而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币已经进入SDR，我们现阶段也在重点研究和推行与人民币自由可兑换相关的汇率与资本流动管制问题。除了贸易流动、资本流动之外，还有技术流动。我国总体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在对现有国外技术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创新这两个方面的比重不断调整，关于国际与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力度也需要调整。

第四，大国崛起过程，即我国从原来的军事、政治、外交等地缘政治方面的弱国逐渐向世界强国的崛起与复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难免会与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间可能存在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事实上，不仅是我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份额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改革现有国际秩序的诉求。因为现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战”结束时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产物，在不少方面已经滞后于这个时代了。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在同时经历这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而财政政策与这四个结构性过程均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就显得尤为复杂。具体而言，对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财政政策体现在相关的税收、补贴、基础设施投资等很多相关方面，税基也在随着经济结构发生变动，这些都与产业政策高度相关，后面会更具体地展开。对于经济转轨过程，我们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国的补贴与税收政策，消除和纠正那些低效的或者无效的补贴，优化税收结构，更好地纠正政府的“乱为”，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对于经济开放过程，我们的财政收支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财政政策与国际贸易、资本和技术的流动缠绕在一起，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而且作为大国也会影响国际。对于大国崛起过程，我们将不得不考虑那些与国防与经济安全有关的战略型产业的财政支持，比如，中美贸易战过程中的芯片断供问题、华为的问题，又比如与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相关的问题，等等。

现在有不少学者反对我国的积极的扩大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针对第二个过程，认为那会强化政府的“乱为”，不利于市场化改革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学术界达成共识比较多的是减税政策，可是减税的前提应该是切实降低政府开支，否则只能增加政府债务，从而提高通胀可能并增加宏观风险。无法降低政府开支的所谓“结构性减税”实际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财政支撑的，其他三个结构性过程同样也需要政府的因势利导的作用，需要政府开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开支。因此，现阶段似乎首先应该讨论如何减少政府的低效开支，优化支出结构，进行结构性的开支削减，再来讨论如何进行结构性减税，否则税只可能越减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个结构性过程显然并非独立，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国正在经历从农业到非农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即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而在非农部门中存在一个“垂直结构”，即能源、金融、电力、通讯等几个核心的上游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市场结构偏向垄断，产业偏向资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费性制造业和消费业则已经放开，国有企业已经大量退出，并且由民营企业主导，进入壁垒比较低，市场结构更接近充分竞争。上游产业为下游产业提供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所以存在投入—产出表的供应链关系。这里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经济转轨过程。与此同时，我国的下游民营企业是国际贸易的主力军，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民营企业更是积极参与贸易的全球化，持续保持第一大出口主体地位。而正因为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与“垂直结构”，使得大国崛起这个结构性过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并承受着巨大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深刻理解当前中国的这种宏观经济结构对于我们分析宏观财政政策将很有帮助。譬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上游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于下游的民营企业，但是2008年之后则相反。这是因为，2008年之前，中国下游产业放开，国退民进，下游部门的民营企业利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过程将大量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下游民营企业需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对于上游国有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的需求也大量增加，进而上游国企的利润率也就不断提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与土地相关的财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总体而言，无论是下游的民营企业还是上游的国有企业，所上缴的税收在这段时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的国企的利润率开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营企业利润率的状态。这是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下游民营企业面对的外需相对下降，因此下游民营企业的生产规模相对收缩，一部分民营企业破产退出市场，从而降低了对上游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产业中的国有企业比重比较高，它们面对市场变化的调整速度可能比民营企业更慢，而且面对整体经济衰退时，国有企业承担的“保就业、保增长”等政策性负担就变成显性的约束，裁员率低、破产率低、投资减少率低，这就导致僵尸企业主要集中在中上游产业，而且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低于民营企业。我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通过国有企业的投资增加来实施，间接地通过“垂直结构”影响到产业链中的其他部门。对于这个扩张性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效果评估，目前文献中的学术研究还没有考虑“垂直结构”，而“垂直结构”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类产业划分与财政政策

这一部分将着重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结合产业升级过程来看我国的财政政策，因为产业升级中的诸多产业政策是财政政策的具体表现。新结构经济学分析不仅关注总量指标，而且更加关注各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的产业结构等结构性的指标。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们将产业分为五大类，具体包括:战略型产业、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和换道超车型产业(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2018)［9］。按照这五大类划分以后，针对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适时分析在每一类产业的发展中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财政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进而对五大类产业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从而确定财政的相应收支结构。

1．针对战略型产业。比如战斗机的研发时间很长，资本也非常密集，从经济效益来说也许并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相关企业的“自生能力”不见得很高，但是这些产业和部门涉及国防安全，需要维持必要的财政投入，而且特别是随着前面提到的第四个结构性过程，即大国崛起过程，这样的财政投入会不断提高。再比如中美贸易战中，高端芯片上我们被卡住脖子了，会使得整个产业链面临瘫痪的危险，这涉及经济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对此增加财政支持，鼓励自主创新。

2．针对追赶型产业。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过招商引资，通过产业园区和其他方式对外资进行财政补贴，促进对先进技术的吸收与学习。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出口加工区的产业政策成效总体是显着的，支持产业发展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土地与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基础设施存量已经相当高，在吸引投资方面，与其他地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可以提供的显性的政策优惠空间是有限的，此时，如何注重改善产业的营商环境，提升软的制度安排，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对人才的搜寻成本，为产业升级提供各种便利的服务，有利于产业向高附加值端升级，这些是产业政策或财政政策需要转变的方向。

3．针对领先型产业。因为在技术条件上我们已经达到世界前沿，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企业主要靠研发创新来提升生产力。所以，如何在财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调整，以促进这些产业的自主研发就成为关键之举。相应的，测度与评估我国研发投入上的财政支出的效率问题就十分重要，而这并不仅仅是微观实证问题，也需要合适的宏观框架来帮助我们思考。这涉及国家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在上一节中，我们论述了“垂直结构”，上下游所有制结构是非对称的，市场结构也是非对称的，下游更加突出竞争性，而上游则更加呈现出垄断性特征。与此同时，“垂直结构”又结合着产业升级，从农业向非农业结构的转型以及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的财政政策，包括R＆D的补贴，很多时候是向国企集中的上游产业倾斜的，这个政策可以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下游，传递到民营企业。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上游国有企业投资增加开始传导的。换言之，我们是需要考虑产业内与产业间的外部性，考虑一般均衡效应的。

4．针对转进型产业。一是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的转移。二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一些产业，比如“四万亿”之后的我国的平板玻璃、电解铝、钢材等等普遍存在“产能过剩”，而其中有些产业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这些产业的部分产能适度转移到有需要的国家去，就可以实现双赢。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低效产能无法及时去除的问题，也就是僵尸企业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2008年之后，我们国家越是上游的产业，僵尸企业的比重越高，这些企业一直享受财政补贴，对战略性产业或许是必要的，但对部分非战略型上游行业，就不应将“战略性”作为提供保护补贴的借口，而是要降低进入壁垒，允许更多民营企业进入，打破国企垄断，消灭僵尸企业，提高产业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第二类是产业本身技术水平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因为政策补贴等原因，导致在国内供过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产业上，我们实际已经属于领先型产业，技术已经居于世界前沿，但产能特别高，而非洲和中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农业，需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把这些产业引入到“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并不是淘汰落后产能，而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

从产业国际转移和对外投资援助的角度，中国作为大国的这些对外的财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因为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对中国也意味着将有更大的世界市场，进而拉动中国其他产业的出口，提高GDP.当然，这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长期的具有生产性的政策。同时，这不是通过扩大内需产生的“乘数”效应，而是通过扩大长期的外需产生的“乘数”效应，周期会更加长，还有，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这种通过外需的乘数效应才可能会被政策部门进行内生化考虑，这与新加坡不同。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需要继续做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5．针对换道超车型产业。因为研发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密集，而且这些产业在目前的发达国家也被认为是高端新兴产业，比如我们的网络支付产业、5G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相对于我们国家的总体发展阶段而言，我们在这些产业上水平明显“超车”了。结合之前讲到的“大国崛起”过程，如何更好地在财政上对于这些产业予以服务，在相关人才培养上如何在财政上给予倾斜，走向国际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上这些虽然主要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去阐述，但是即使是一项貌似产业中性的总量的财政政策，对于以上五种不同的产业的影响常常是非中性的，从而对于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都是不同的。

四、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与财政政策的执行效果

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所不同［12］。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央地关系如何调整，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办法如何调整都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原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于产品市场的促进效果明显，但要素市场改革本质是一体化的问题，各地区利益存在差异，需要中央政府来推动改革。同样道理，不同的税种，央地两级各自分到的税收收入比重，都会影响税收执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是GDP增长速度，那么追求晋升的官员会理性地选择如何在短期内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提高GDP,政府开支就会内生地拉高;即使被迫减税，地方政府也会有激励地去增加收费，或者通过增加地方债务的方式去拉高投资。如果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那么就显然不利于减税。如果失业率与维稳问题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高压线，那么在僵尸企业比例较高、民营企业相对弱小的地区，地方政府就会有足够的动机去继续补贴僵尸企业，即使导致资源错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产业升级我们的确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如何保证这些投资的效率足够高，是具有长期建设性的，这些都与地方官员任期、考核方式等决定的激励机制有关，与政治体制有关［14］。总之，有效的财政政策的落实执行，最终都要依靠各级政府的官员，所以对他们的考核标准将对财政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总结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尝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的财政政策。我们的分析强调，我国正在同时经历结构转型、经济转轨、对外开放以及大国崛起这四个结构性的过程，是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国，而且具有“垂直结构”的显着特点。同时，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划分，“战略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这五大类产业共存。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即便同一个产业在不同地方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有些产业内部可能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线的上端。这些结构性差异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发展阶段，结合经济结构，结合外部宏观环境，结合各级政府官员考核激励机制来全面考虑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如何评估政策效果。以上这些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有为政府”在财政政策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析视角。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1］王勇:《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赵秋运、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30周年》，《财经研究》2018年第9期.

［3］李系、刘学文、王勇:《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经济学报》2014年第4期.

［4］王勇:《“垂直结构”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5期.

［5］王勇:《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还是供给?》，《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0期.

［6］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篇4

当前人民币升值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四重风险

第一,快速、大幅升值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在成功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后,“调结构”已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相对价格变化会促进企业转型和行业结构调整。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需要一定的缓冲时间。最近,一些行业进行了压力测试,劳动密集型产品普遍感到可以承受的升值空间十分有限,这与人民币在2006-2008年期间已有较大幅度升值关系十分密切。

还应当清楚的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有一定的水分,部分顺差是披着各种合法外衣流入中国的“热钱”。因此,中国的出口优势并没有数据显示的那样强大,对出口行业的承受能力应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人民币进一步升值,而无其他政策支持,出口行业将会难以承受。而且,去年底和今年初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广东等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制造业工资水平有所上涨。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出口产品的价格上,从而削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如果此时人民币再次走上升值之路,将会形成对出口部门的双重压力,非常不利于出口行业的稳步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

第二,缓慢升值并形成稳定预期易导致“热钱”加速流入。经验表明,人民币升值是导致“热钱”进一步流入的主要原因。对2006-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到,升值预期和中美利差与资本流入高度相关,人民币对美元每升值一个百分点和中美利差每扩大一个百分点,各可能吸引每月5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流入。在2005-2007年间人民币升值较快时期,升值不但没有起到防止“热钱”流入、抑制经济过热的作用,还因为预期进一步升值反而加剧了境外资金流入、流动性增长过快的局面。

因此,人民币升值与“热钱”流入呈现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旦形成“升值资本流入再升值资本进一步流入”的恶性循环,经济过热将难以避免。

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经济过热往往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流动性相对比较容易控制,外部资本的流入则防不胜防,给宏观调控增大压力与难度。经验表明,我国经济过热在很大程度上与“热钱”的推波助澜有关。2007年净新增外汇占款(剔除对冲掉的部分)2.6万亿,占当年新增M2的比重近45%,当时正是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物价涨幅扩大、经济有明显过热迹象的时期。

当前,外部流动性在危机后又明显增加,对其未来加大流入的可能性不能掉以轻心。海外资本的源源不断的流入,必将进一步推高境内资产价格,孕育新的资产泡沫,从而给货币政策带来新的更大压力。

第三,被迫升值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未来升值压力。其实,在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储蓄率有所上升,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较为明确、进口需求强劲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的真实贸易顺差将趋于下降,人民币升值压力自然会随之缓解。

但如前所述,中美贸易顺差应有部分是热钱在借道进入中国。如果人民币在压力下被迫升值,在升值反而加速资本流入的情况下,数据显示的贸易顺差很可能因为热钱“水分”的增多而没有呈现下降趋势,还可能进一步上升,从而给部分美国政客以强迫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理由。

在升值趋势明朗的情况下,伴随着资本金融账户顺差的扩大,甚至有可能形成升值-国际收支顺差上升-再升值-国际收支顺差进一步上升的循环。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升值压力得不到缓解,还会因为资本流入过多带来流动性过剩、经济过热的局面,货币政策会面临新的尴尬的两难困境。

第四,以升值来抑制通胀并不可取。今年2月份CPI和PPI分别同比增长2.7%和5.4%,涨幅分别较上月扩大1.2和1.1个百分点。物价超预期上涨,进一步加大了通胀预期。

以人民币升值来抑制通胀的观点似有重现,但我们坚持认为,无论是从理论和实践来看,以人民币加速升值来治理通胀都是不可取的。从政策功能属性来说,作为一种相对价格变量,汇率水平变化可以对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进行调节,以达到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目的。治理通胀从来就不是汇率政策的主要功能。汇率并不是影响价格的唯一变量,行业组织、市场结构、差异产品等因素均是影响价格的重要变量。尤其是对于石油、铁矿石等价格波动较大的资源类产品来说,升值的抑制作用不大。更由于传递不完全性的存在,最终消费品价格也难以发生明显变化。

我们以1995年3月至2007年3月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对抑制国内通胀的效果甚微。具体来说,人民币升值10%,进口价格指数大约下降不到0.3%,而消费价格指数下降仅为0.1%,这表明人民币升值对通胀的抑制作用很不明显。同样,人民币升值对于进口价格指数上升的抑制作用要强于对消费价格指数的抑制作用,这说明货币升值在通过进口价格指数向消费价格指数传递的过程中,其传递性是递减的,正是这种衰减性影响了消费价格指数的下降。

事实上,在2006-2008年人民币升值期间,我国CPI每年都出现了一轮上涨,且2008年是上涨幅度最大的,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实证研究同时还表明,如果希望通过升值来有效影响国内物价水平,那么短期内人民币需要有相当大的升值幅度。但这毫无疑问是以出口、产出大幅下降甚至是以就业形势严重恶化为代价。

美国强迫人民币升值将“得不偿失”

目前美国失业率较高,美国想通过多出口,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扩大就业。但美元对人民币贬值并不能有效改善中美贸易失衡,指望靠人民币升值来挽救美国经济、扩大就业机会的想法不仅不可能有明显收效,反而不利于美国和全球经济复苏。

第一,中国的真实贸易顺差规模并非数据显示的那样大。近年来,热钱流入问题一直受各方的关注。除了在资本和金融账户以及错误和遗漏中可以看到热钱的踪影外,经常账户中也存在十分明显的迹象。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突然从321亿美元增加到1020亿美元,并在随后的几年中持续增加,这是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带来的资本流入增多就是原因之一。热钱披着各种合法的外衣持续不断地流入,只是在统计监测方面确实存在很大的困难,难以真正认清其真面目。有关测算表明,近几年我国贸易顺差中热钱的比例占到60%以上。尽管测算方法和依据有待进一步推敲,但贸易顺差中存在一定比例的热钱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真实的中美贸易失衡很可能本就不十分严重。

第二,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有效改善美国贸易收支状况。以货币贬值来改善贸易收支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但这些条件在中美两国很可能都不具备。从2005年人民币汇改到2008年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超过20%,但同期中美两国的贸易失衡却未见明显好转。显然,经常项目顺差并非仅仅是汇率问题那么简单。

而且,近年来国际经济学的最新研究认为,汇率变动能否影响到产品的最终价格、进而影响消费,还要视具体的定价方式。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以低端消费品为主,竞争较为激烈,中国企业定价能力不强,因而多以当地定价法为主,即在美国本土以美元表示的出口品价格不易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变动改变的仅是中国出口产品的人民币价格,当地的美元价格变化不大,因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所受影响较小。根据有关估计,人民币升值1%,仅能够带动美国从中国进口品价格上升0.3%,对减少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不会有太大作用。

此外,美国对中国进口高新技术产品设置了多重贸易壁垒,限制美国高技术产品向中国的出口,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两国贸易失衡的局面。

可见,中美之间存在的小于实际数据的失衡主要是由中美的经济结构以及美国单方面限制高新技术出口所致,以人民币升值来减少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就业机会的观点显而易见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即使人民币升值,美国已经失去的那些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也不可能再回到美国。事实上,远在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之前,美国已经开始大量失去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这实际上是由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成本和比较优势决定的。即便因为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产品退出美国市场,越南和印度等低成本国家的产品也会很快取代中国的出口地位,美国的公司不可能与这些低成本国家竞争。因此,中国的退出不会给美国带来新的工作机会和就业的显著增加。

第四,美国从人民币升值中的所“得”将十分有限,所“失”却不小。毋庸置疑,得益于大量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美国民众是中美贸易的受益者,中美贸易有利于美国国民福利的提高。不可忽略的是,低价位的中国商品降低了消费者在日常消费上的支出,美国民众因此可以消费更多的高档商品和服务,从而有助于消费的持续稳定增长。

通过人民币升值或强行进行贸易制裁来限制中国产品出口到美国,受损害的不仅是中国,更是享受中国廉价商品的美国消费者,从而对美国居民消费的恢复和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影响。此外,人民币若一次性大幅升值,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成本必将提高,盈利受到侵蚀,同样对美国经济不利。

很显然,人民币若大幅升值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火车头”均不利--中国经济减速,美国经济“熄火”,从而严重拖累全球经济的复苏。美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中国经济的企稳回升也为其他经济体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增长机会。

篇5

关键词:园艺产品;“合规性”贸易壁垒;对策

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美国是实施“合规性”贸易壁垒最频繁的国家之一。所谓“合规性”贸易壁垒,是指那些在名义上符合或不违背WTO的有关规则,以维护公平贸易、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及动植物健康为依据,但实质上保护了本国产业和市场的贸易壁垒,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朱钟棣,2007)。本文在“合规性”贸易壁垒框架下,对中国园艺产品出口美国可能面临的贸易壁垒进行了分析。

一、中国园艺产品输美的贸易现状

(一)美国园艺产品进出口概况

美国是世界上园艺产品的生产大国,同时也是园艺产品的进口大国和消费大国。园艺产品进出口量同时逐年增长,尤其是进口量增幅较大,2003年园艺产品进口额为21910031280美元,到了2007年,进口量已经达到32995106330美元①,几乎增长了一半。美国进口园艺产品的来源地比较集中,多集中在西半球国家,据2003-2007年FAS统计数据来看,美国园艺产品的主要来源地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33%)、欧盟(30%)、拉丁美洲(13%)和中美洲(6%)及加勒比海地区(1%)。此外,美国每年也从东亚地区(5%)进口一定量的园艺产品,其中也包括从中国进口的部分果蔬产品。

(二)中国园艺产品输美概况

根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2007年中美农产品贸易分析报告》,在园艺产品贸易中,我对美出口的茶叶、蔬菜和水果等增长较快。其中罐装蔬菜、水果和坚果(HS20)出口金额达96210万美元,增幅达到62%。对美20.2亿美元的出口金额中,加工水果和蔬菜的出口量最大,出口金额达到7.18亿美元,增幅为29.42%;其次是果汁和蔬菜汁,出口总金额为4.38亿美元,增幅达到112.59%;新鲜水果的出口金额是1.2亿美元,增幅31.7%。据海关统计数据资料显示,中国新鲜和冷冻或冷藏蔬菜出口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地区,此外每年对美国的出口数量也很大,2006年输美金额就超过了152.2百万美元。

但从美国的园艺产品进口的总体来看,相对于墨西哥、加拿大和欧盟等国家或地区,美国从我国进口的园艺产品份额不大,但处于增长势态,市场前景很大,竞争压力也较大。我国十一五规划指出“目前美国消费者每年消费的蔬菜和水果的数量比20年前增长了25%,对有机食品的需求高速增长。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水产品和园艺产品,尤其是鱼、肉、水果、坚果和蔬菜制成品的出口增长速度比较快。考虑到中美农产品贸易的互补和平衡关系,‘十一五’期间,应继续发挥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积极推动农产品对美国的出口”。鉴于此,研究美国对我国出口的园艺产品所设置的贸易壁垒,对于我国园艺产品开拓美国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中国园艺产品输美面临的“合规性”贸易壁垒

(一)反倾销贸易壁垒

1999年11月中美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中,规定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日起15年内,美国可以继续其现行的对中国的反倾销政策(即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根据目前欧美国家的实践,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确定商品的正常价值的方法不是遵循《反倾销协议》的相关规定,而是运用替代国价格、结构价格和相似产品在进口方的销售价格三种方法,这必然使得美方在确定商品正常价值时存在很大的灵活性。

美国是国际反倾销的主要指控国家。1995年至2005年上半年,美国向前十位对象国和地区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占到美国反倾销调查总量的61%,其中针对中国和台湾地区的分别占到16%和5%,中国成为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最大对象国。[1]美国反倾销应用主要集中在化工、贱金属、塑料、橡胶及其制品等,但也不乏针对相关园艺产品的反倾销指控,反倾销调查曾多次涉及鲜蒜、冷冻蘑菇、蘑菇罐头、非冷冻苹果汁和鲜浓缩苹果汁等园艺产品及其加工品。以1998年美国苹果汁生产商对从中国进口的浓缩苹果汁提起的反倾销诉讼为例,美国认为中国1995年到1998年间,浓缩苹果汁对美出口量增加了997%,平均价格下降了53%。1999年5月6日,美国苹果汁相关企业向美国商务部递交申请,要求对来自中国的浓缩苹果汁征收91.84%的反倾销关税。面对美国专业的反倾销调查机构和从业人员,我国的园艺产品,尤其是一些传统的优势产品,在输美时面临着巨大的反倾销调查压力。

(二)反补贴贸易壁垒

2005年7月27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旨在对中国商品征收反补贴税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该法案要求将美国现行反补贴法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2007年6月,美国对中输美的铜板纸征收99.65%的临时反补贴税,此举打破美国20多年来不对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的惯例,意味着我国产品在出口美国时,将面临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双重压力。1995年-2004年间,在全球发起的176起反补贴调查案件中,美国有70起,占到近40%,这使美国在使用反补贴调查规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增加了我国产品输美面临反补贴调查的危险性。

迄今为止,虽然美国尚未针对中国向其出口的园艺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但反补贴调查的范围极为广泛,涉及到中国的所有产业,因此我们输美的园艺产品同样也面临被调查的危险。而且反补贴调查针对的是政府行为,这意味着一旦美国对我国某项园艺产品提起反补贴调查,将会影响到我国的相关产业政策和国家对该产业或产品的经济调控。

(三)保障措施

由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引起的调查事件比较少。在中国出口的动植物产品中,仅遇到一例保障措施的调查案件,即2006年欧盟对华冷冻草莓的保障措施调查。[2]美国还未曾对中国出口园艺产品发起保障措施调查,这说明保障措施并不是我国园艺产品输美所遭遇的主要贸易壁垒,但并不代表着我国园艺产品在输美时不会遭遇保障措施壁垒。

美国实施保障措施主要依据其国内立法,即《1974年贸易法》。[3]加入世贸之前,美国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针对中国产品的保障措施适用该法案的406节。1999年,美国在向其国会提交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中,在第一部分中终止了406节对中国的适用,同时在《1974年贸易法》中增加第421-423节,该部分成为专门针对中国的特保措施。该规定明显具有歧视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与WTO的《保障措施协议》相悖,且操作的随意性很大,对我国园艺产品出口构成极大的威胁。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美国的技术法规体系和管理体系都比较健全,且重视使用国内标准,其认证和技术标准的制定都是行业内或民间机构自愿协调一致的结果,虽然其国内的多数企业能够做到符合标准,但对于其他国家可能就是贸易壁垒了。我国在输美园艺产品贸易中,尤其应该注意的几个方面[4]:

1.技术方面的规定。如有关产品标签的规定、产品销售季节的规定、是否有进口许可证及配额限制的规定以及对包装材料是否有特殊要求等等。标签是美国食品方面的主要管理手段之一,食品标签多达20多种,而且年年修改补充,涉及《联邦法典》《美国食品标签法》等多项法律规定。2002年10月,美国农业部还制订了全新的有机食品标签法规,凡是有机程度达到或超过95%的食品都可以贴上专门的新标记,食品是否具备贴上有机食品标签的资格,需得到美国农业布批准设立的机构认证。在包装方面,美国更是提出一些苛刻的标准,以提高市场准入难度。例如,1998年9月,就中国出口商品包装使用未经处理的木料,美方要求中国商品在90天之内更换经高温处理、熏蒸或防腐处理的包装,否则一律拒绝产品入关。从1998年底开始,我国输美商品木质包装材料要求必须附有我官方检疫证书,证明该材料已经热处理,熏蒸处理或用预防药剂处理,无本质包装商品须由出口商在出口单证上声明无木质包装材料,违规货物将被整批禁止入境或在美方认可的条件下,将木质包装材料销毁或退回中国。

2.化学残留物的规定。如进口产品最高化学残留物含量指数、化学残留物种类、添加剂使用情况、是否准许使用腊等。美国有关化学残留物规定不仅数量大,而且相关规定出台和修改的频率也极高,以2006年为例,[2]美国先后修订了草酰胺杀虫剂残留限量规定,有关二甲戊乐灵限量的法规,免除了硅酸钾限量要求,规定了杀虫剂吡虫啉残留限量,免除异佛乐酮残留限量和被或分为磷翅类昆虫信息素生化物残留限量的要求,制定了杀虫剂茵多杀、联苯菊酯残留限量的法规,免除亚磷酸及其铵盐、钠盐和钾盐的限量要求,制定精-异丙甲草胺和杀虫剂苯噻菌胺以及香蕉内/表杀虫剂叶菌唑和唑嘧磺草案限量规定。此外,该年度还颁布了一系列当年尚未实施或存在颁布意向的几十条的法律法规。

3.产品检验、检疫标准和方法的有关规定,特别是有关中美双边的园艺产品进出口检疫协议。美国涉及园艺产品卫生安全检疫的包括《植物检疫法》、《联邦植物虫害法》以及《外国植物检疫通告》等多项法律法规。具体执行卫生检疫的职能部门包括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疫局(APHIS)、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等,各部门所关注的重点又各不相同。此外,涉及园艺产品的还有《动植物福利法》等纷繁复杂的众多法律规定。

4.植物病虫害的有关限制规定。如美国严格控制哪些病虫害入境,对检验出带病虫害的园艺产品如何处理等。举例来说,2001年,美国检疫人员反映他们在从我国河北省到港的鸭梨上截获了一种新的梨果病害,输美鸭梨遭到退货,并立即宣布暂停从我国进口鸭梨。2006年11月15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检查服务局还更新了包括食品在内的多种混杂物品的进口指南,其中声明禁止所有含有菟丝子种子的物品进入美国,这对中国乃至亚洲的一些中草药商带来很大的冲击。美国还禁止使用甘草、稻草、谷糠等作为包装或填充材料,以防止疫虫进入。[3]从这些案例和规定足以见得,在输美园艺产品贸易中,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导致出口受挫,尤其是虫害控制上,一旦某一批产品被拒,可能影响的是整个国家对于该产品的出口。

三、对策与建议

针对以上输美园艺产品面临的“合规性”贸易壁垒,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企业积极应诉,政府与行业协会保驾护航

在以往涉诉的中国企业在面对外国调查时,往往因消极应诉而延误最佳抗辩时机,最终遭遇贸易壁垒,然而事实上已有很多企业通过积极应诉成功获得对外出口“零税率”。面对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诉讼,企业应该摒弃侥幸和逃避的心理,积极应诉,以法律武器维护行业和自身的合法权利。现阶段我国总体反倾销、反补贴应诉的能力还不高,行业协会和政府职能部门在应诉中的作为能力有限,因此应该注重政府和行业组织在企业应对贸易壁垒时的保障和指导功能,做企业积极应诉的坚实后盾。

(二)确保产品质量,组织产品有序出口

园艺产品行业出口应该加强自律,防止出现个别企业出于私利而进行低价倾销的行为,维护整体行业形象。企业在生产中应该加强标准化工作,提升技术水平,保证产品质量,同时还要重视标签和包装要求。作为出口企业,应该积极了解掌握美国园艺产品的安全卫生检疫要求,关注美国本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动态。检验检疫部门也应不断提升检验检疫能力,对美国市场杜绝的病虫害及其携带体的检验检疫各环节进行严格把关,保证我国出口园艺产品符合美国的进口要求,尽量避免出现此类退货事件。

(三)利用各种国际法规维护自身权利

在园艺产品输美遭遇贸易壁垒时,应该充分利用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WTO反倾销规则以及世贸组织反倾销守则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的规定,进行积极抗辩。尤其是在应对反倾销诉讼中,我方要勇于请求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裁决指定与我国水平相当的适当“替代国”,以在应诉抗辩中维护自身权利。

(四)加强贸易双方的沟通与协商

篇6

作为正在崛起的贸易大国,我国正面临着国际经济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虽然在后WTO时代,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但是,贸易摩擦是我国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伴生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该科学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沉着应对,以科学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经贸权益,弱化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并更多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简析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状况

(一)从全球贸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各国都致力于保护本国经济的情况下,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情况与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据世贸组织秘书处最新的统计,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102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有116. 8亿美元,涉案金额1亿美元以上的贸易救济调查有17起。这是中国从2002年以来,首次遭受贸易救济调查超过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额就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从1995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已连续3年(2007-2009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对中国实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数量也是出现增长的状态。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将成为全球国际贸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国家。

(二)中国贸易摩擦的时间纵向发展

因为中国一直是遭到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国家,同时反倾销调查也是我国遭受贸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倾销为例来分析我国贸易摩擦的历史发展状况。

2008年,国外对我国启动了73起反倾销调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倾销调查已多达64起,见图1。

总体发展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对我国反倾销的立案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世界贸易分工,将面临更多的贸易冲突和矛盾,可以说,中国进人了一个“国际经济贸易摩擦的时代”。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将过多的笔墨放在强调中国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上,而主要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去理解和运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积极的一面;如何推动中国外贸的加速改革,同时融入中国的特色来制定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笔者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理解贸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释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二、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理论依据与例证分析

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一国的发展对他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伴随着贸易摩擦形势日益严重的历史必然性。以下对当前相关研究作了简要综述,同时以理论为依据,分析了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相对优势变化。

(一)理论依据

1.比较优势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当今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要素察赋理论更进一步支持了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的观点。以此观点为依据,中国在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指导,进行充分的自由贸易。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不断扩大,贸易顺差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伴随着同步增加的还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特别是与美国、欧盟等大国和地区之间的争端。因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的涌向他国,使其他国家相关产业受到一定的冲击,从而引发他国内的失业、产业结构不平衡等社会经济问题。为了转嫁社会矛盾,他国会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提出抗议和制裁,同时还会从其他产业的贸易层面制造争端。总之,由比较优势理论支撑的自由贸易的发展会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而形成贸易摩擦的局面。

2.国家生命周期论

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是胡鞍钢教授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他认为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四大发展时期:从1400-1800年,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820-195。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951-2020年,经济追赶期。2020-2050年,经济强国期。特别强调的是1980-2020年为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一个国家的兴起,意味着该国的国际社会地位的上升,将要分享原有国际体系中强势国的主导权,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其中贸易摩擦的发生也是在所难免的。

3.霸权周期论

这一理论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权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卡赞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频繁的经济摩擦。之所以中美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期间构筑起自由贸易体制并竭力维持,导致贸易争端不断。但要说明的是,运用该理论并不是说中国追寻世界的霸权,而是中国的发展不断冲击着美国霸权的地位,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产物。

4.从国家福利看

众多学者从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个普遍认同的基本观点:较发达国家与较落后国家进行贸易,较落后国家的实力增强将有助于本国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当其增强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达一定水平后,其继续的发展会减少较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较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的福利水平会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由此贸易摩擦将会增加。随着中国不断地改革开放,不断地学习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资金,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等种种因素综合起来,不难看出,中国与他国频繁的贸

易是肯定会有摩擦的。

5.国际摩擦“倒U”曲线

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提出了国际摩擦“倒U"曲线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崛起时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摩擦就会减少,见图2。

由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可知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崛起的时期,国际摩擦包括经济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冲击都应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倒U曲线的上升或波峰阶段。

综上所述,说明面临严峻的贸易摩擦,并不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独有的特点,而是每个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由发展向发达国家转换过程中都会经历的困难阶段。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冷静、客观、积极地去接受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借鉴他国发展经验,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议和对策。

(二)借鉴美国、日本、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历程诊释理论的现实意义

1.各国经济发展特点及比较

因为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讨论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所以就简单应用各国GDP的增速来大体上对四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趋势对比做一个表述,以便为后文各国争端历程的演变作铺垫。搜寻了一些权威的官方网站,摘录出了中国、欧盟、日本和美国四个国家或区域的实际GDP ( Real GDP)从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见图3。在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前,有几点要说明:(1)之所以选择从1995开始,是考虑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国际争端记录更加准确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数据资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没有完全绘制出美国的GDP增长曲线,但对整个分析没有太大的影响(见第三点);(3)在这四个国家或地区中,将重点放在分析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变化态势上。因为整个的国际大背景很明确,美国从二战至今,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因此不管美国哪一年经济形势是好或是差,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必定与各个兴起的国家产生众多的经济摩擦争端。中国在人世之后,作为“过渡之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开放与社会体制的问题,必然会给中国带来众多的贸易摩擦和争端。简而言之,美国与各国的贸易争端严峻的形势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的增多这两个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着重强调;(4)对图3的分析应该以相对变化趋势为基础,而不能以绝对值的对比为基础。因为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必然慢于一些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所以绝对值的比较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的。

(1>中国与美国。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发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图3中形成一个波谷到波峰的形状,由2003年开始增速呈上升趋势。美国的数据不完整,在图3中没有完全表现其趋势,不过可以确定一点是美国的GDP增长速度至今是比较平稳地维持在2%~4%之间。

(2)日本。由图3中看出,日本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甚至长期出现负增长。显而易见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出现了衰退现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领着发达国家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向转变。这一轮改革促进了欧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环境优化等;(2)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内容的所谓“新经济”的成型,使得美国这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重新获得了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而同时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所获得的竞争优势被逐渐抵消;(3)欧美制造业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进行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方向的体制改革,则从降低政府规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传统制造业部门在内.的各种企业的活力,在传统制造业内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曾经具有的竞争优势;<4)美国在日本等国的挑战面前逐步放弃曾经给予日本的不对称贸易政策,并要求日元逐步升值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本一方面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另一方面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又落在了美国的后面,所以最终引发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延续至今的经济衰退。可以看到在2005-2008年,日本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又有加速发展趋势,但是明显不及欧盟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态势。

<3)欧盟。由图3可以看到,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确具有优越的发展趋势,其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并且欧盟乘着国际经济的大好形势,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以贸易带动经济的发展。据统计,目前即使是包括反倾销税在内,欧盟按贸易额加权平均的关税也只有300,远低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同时,欧元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要大于美国与日本的,见表1;其次,欧盟也日趋重视多边性的国际经济合作,也加强了与欧盟以外的国家与地区的联系,尤其还把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双边贸易网络作为其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欧盟的经济发展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从现存状态还是从发展趋势上,欧盟都是和美国对抗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与贸易摩擦状况的关系研究

为了研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状况,此处采用了贸易争端(Disputes)作为贸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数据容易从WTO官方网站上获得,并且统计标准统一准确。数据采用的是从1995---2009年9月截止的发生在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数量,其中分为原告国(Compliant)和被告国(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验证四国之一作为原告国与他国或地区产生的贸易争端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时间段(1995-2009年)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是否能够证明贸易争端数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是有相关联性的。

<3)最终目的是要证明:若前面两点都成立,则充分说明中国现在的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以美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4。

由图4的不同国家的线条可以清晰看到,的确存在与美国的主要贸易争端国时间替代的态势。图4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995--1997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日本和欧盟;从1997-2005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欧盟,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已经逐渐的减少,有几年持续为零争端。从2005年起,中国接住了这一接力棒,成为了与美国主要的贸易争端国。

这种替换变化的态势也是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对西方国家而言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劳动强度或劳动参与度、技术改进方面的某些优势等不断地发展自己,同时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日本采取不对称贸易政策。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原因,日本制造业蒸蒸日上,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以美元计算的货币储备额也越来越多。这就严重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那时美、日贸易摩擦是非常频繁的。虽然在90年代日本经济逐渐在衰退,但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会马上消失,所以产生了图4中的第一阶段的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势力会逐渐的削弱,同时,欧盟的成立并且更加开放型的发展,其经济的势力逐渐又触及到了美国的敏感点,贸易争端逐渐又增多,到达了第二阶段。最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又使美国感到新的威胁的存在,第三个阶段随之产生。

第二,以欧盟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5。

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的分析一样,当欧盟作为原告国时,将这一 时期也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从1995--1999年为第一阶段,存在着日本与欧盟的贸易争端;从1999—2005年,只有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争端;从2005 --2009年,中国与欧盟国家也开始出现了贸易争端。其阶段划分也与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具体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在这就不赘述。

但要提出一个特别之点,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摩擦的频繁性应该作为一个背景来考虑,而不是作为一个分析要素纳人研究的因素中。从图5看,在这一阶段,虽然有日本和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的出现,但是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肯定是具有颠覆性和决定性的,也是最为频繁的。所以着重从图5中得出贸易摩擦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各国经济发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结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6和图7。

这里只简要强调贸易争端国之间的一种替代和周期性的现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国分别与他国出现贸易争端的发展过程中,其贸易争端国家之间可能的替代时间和对象都一致的,即都是从2007年开始与欧盟的贸易争端开始显着地出现。周期性在图6中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主要贸易争端国由美国开始转向欧盟,这与欧盟的不断壮大和成熟、美国的“老年化”密切相关。

由这一小部分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一定是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就必然伴随着持续不断地摩擦,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贸易摩擦。但同时特定两国之间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随着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将与不同的新的国家产生新的摩擦曲线,也是图4~7中所描绘的曲线。纵观国家贸易摩擦的历程,就是贸易摩擦曲线组,此起彼伏。这一结论,可以与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论相结合起来,对如国家的周期发展产生摩擦,国家维护霸权产生摩擦,维护更发达国家利益产生摩擦等等进行充分说明。

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