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社会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化学社会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美术高考热”不断升温，每年报考艺术类院校的考生日趋增加。艺术设计学科逐渐成为热门的学科，全国各大专科院校也纷纷增设艺术设计专业，如平面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包装设计、服装设计等专业。但对于报考艺术设计专业的考生和已经进入高等艺术院校的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不能简单地把设计专业等同于绘画专业，尤其是在艺术设计专业中的绘画基础教学方面，不能轻易认为用绘画造型可以替代艺术设计中的造型基础，从而忽略艺术设计造型基础的独特个性。艺术设计中的绘画基础教学定位的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到我们艺术设计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

素描、色彩，是所有学习美术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绘画课程，在艺术设计教学体系中，把它们作为基础绘画教育课程，有我国多年艺术教育的历史原因。长期以来，素描、色彩课程一直被认为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但在学习设计的过程中，大多数学生很难把基础绘画课和设计专业结合在一起，只注重绘画写生和技法的训练，而忽视艺术设计的专业性，牵制了学生设计思维的发展。在过去，我们的艺术教育强调基础，强调绘画功底，在这种情形下着实培养了一批批写实功夫和艺术表现力过硬的画家，以至于这些画家至今还陶醉于花费数月表现一个比真的还真实的手工绘画作品的满足感受中。现在的书店里，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素描、色彩书籍被命名为“正规画法、正规范画”的字语，难道除了他们的画法外，其他人的绘画风格都是旁门左道吗？何谓“正规”，艺无止境，但凡形成一定的范式或风格，即是走到了终点，接下来就是必然要打破它，超越它，这样艺术才能进步，我们才能创新。如今是一个数字技术、多媒体影像可以轻松去复制作品，可设计艺术却不能去重复、去拷贝，因为设计追求的是原创性和创新性；目前我们的创新设计、原创设计和国际上一些优秀的设计相比显得有些滞后，看看近年来一些产品造型专业的萎缩状况，一些大型的优秀建筑环境艺术设计、服装设计都来自于国外的设计师即可而知。我们的一些设计师的创造力相对就显得有些苍白，这是不是过分强调基础忽视创造力培养的结果，是不是所谓“正规”的绘画基础教育造成的？这就需要每个从事设计艺术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我们的“绘画基础”和功底的了。

篇2

纵观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艺术的逐变求新经常达到了令观赏者震惊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现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尔(AndyWarhol)的波普艺术(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约翰•凯奇(JohnCage)的“无声音乐”(4分33秒)乃至奥兰(Orlan)的“整容”行为艺术，这些光怪陆离的现代及后现代艺术实践一次次地冲击着艺术边界，让观众对习以为常的艺术常规产生质疑。

有人认为这种凸显观念而弱化审美的当代艺术不过是一场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的符号游戏，它利用哲学化的观念外衣掩盖了其粗制滥造、胡乱剽窃的本质;也有人认为当代艺术的勃兴不过是艺术界各方如拍卖行、画廊、策展人、投资商、经纪人、艺评家、收藏家联手，通过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来的艺术泡沫。这些争端背后的一个基本问题浮出水面: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何在?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既有的艺术理论在大量亟待辨识和阐释的艺术作品和实践面前显得束手无策。随着杜尚、沃霍尔们被冠之以前卫艺术家并逐渐被艺术机构所接纳，随着艺术品和日常物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不仅疑惑:到底何为艺术?谁是艺术家?艺术生产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是独特的天赋授予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制造出的集体幻象?艺术界或曰艺术体制论正是在传统艺术理论频频遭受当代艺术实践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曾指出:“当旧的美学理论无法充分阐明已被相关艺术界中具有丰富知识的成员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优势时，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与过去的理论抗衡，并对其进行扩充和修正。当一个既定的美学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逻辑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却已然通过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时，总会有人构架起一个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论”(Becker145)。面对花样翻新的现当代艺术，艺术哲学家们(以莫里斯•韦茨为代表)先是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中获得灵感，提出“艺术不可定义”说，这一观点因其逻辑漏洞以及无建构意义的虚无和空洞性而很快被众多美学家(如曼德尔鲍姆)攻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艺术可以定义”说又应运而生，只不过这种定义的路径已和本质主义艺术定义(如模仿说、表现说)大相径庭，它超越了传统美学只从外显性(exhibited)特征出发寻找艺术普遍本质的局限性视域，而主张从非显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来重新界定艺术。沿着这条路径，20世纪60年代在美学内部围绕着艺术定义展开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从艺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对艺术品资格问题进行讨论，这就是以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乔治•迪基(GeorgeDickie)为代表的“艺术界”(artworld)和艺术惯例理论。关于二者的相关理论的详细介绍目前已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简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艺术需要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即“艺术界”的阐释，而迪基则更为关注各种艺术界体制———如已建立的惯例、习俗、常规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艺术品资格的，因此其理论常被称为“艺术惯例”论。尽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艺术哲学的理论视域内，然而可以看出，当代美学越来越呈现出溢出艺术哲学边界，向文化社会学靠拢的趋势，尤其是迪基的“惯例”说，空前地将“体制”这一因素引入到艺术定义的思考中，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学特点。而社会学家贝克和布迪厄通过合作的“艺术世界”和冲突的“艺术场”理论体系则摆脱了哲学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将当代艺术问题、艺术体制的考察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实处。

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艺术世界———借鉴社会学资源的艺术体制理论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们的艺术体制论不久，社会学领域也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HowardS．Bec-ker)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对艺术体制的专门研究。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中就已初现从艺术体制视角来研究艺术的苗头，此思路源于对“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这一艺术形而上概念的驳斥，如法国的斯达尔夫人(MadamedeStael)和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泰纳(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会环境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制度、时代精神、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种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对艺术风格、内容、形式和艺术史流派的影响，而后者反过来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时代的社会状况。这种艺术反映观的主要持有者还包括以马克思以及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叶，直接或间接借用了经典理论的一大批学者，如夏皮罗(MeyerSchapiro，1973)，豪泽尔(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艺术主张的核心是:艺术品反映社会阶级关系，正是社会阶级关系赋予艺术品以美学形式和内容。受这一主张的启发，艺术反映论的学者们并将艺术品的研究同对艺术家的生活的研究结合起来，去分析生产的经济模式和社会阶级结构，他们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义的分析原则成为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新标准，这些原则包括:艺术家是特定集体的成员，而非被赋予独特创造性天才的孤立个体;在商品社会中，艺术品是商和社会机构用货币或其它类似方式购买或投资的对象;艺术品取决于物质和技术的生产媒介，而后者以社会劳动体系为先决条件;艺术品用审美的形式和内容“反映”或“编码”了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结构;艺术品所负载的价值并非在一切时代都是必然有效的，仅仅对那些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消费”它们的特定社会群体才有效(哈灵顿10－11)。这些主张虽然为艺术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然而其相对单维的反映论难逃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的嫌疑，没能捕捉到艺术界尤其是当代艺术体制中各个节点之间互动性和动态性关系结构。

几乎与分析美学对艺术定义问题的讨论同时开展的另一种研究，是开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国和法国社会学学者进行的关于艺术体制的经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与的艺术社会史不同，比如它对价值判断的始终保持一定的疏离并回避审美评价、审美内容，而是更加注意公众在行为和体制上的艺术接收实践，它“建立在对艺术市场、艺术职业机构、艺术管理、专业艺术网络和艺术消费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在经验上的种种应用”(哈灵顿23)。美国和法国的研究者分别以贝克和布迪厄为代表，二人都表现出与社会学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种亲密性。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艺术世界》(ArtWorlds)。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显然是受到丹托“艺术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会学理论中“符号互动论”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启发。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来看，艺术和语言、文字等媒介一样，是一种通过不断交流、沟通与协商来塑造意义的物化手段。如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将艺术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结构，认为应以“互惠”的社会互动关系框架来研究艺术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另一位符号互动学派的社会学家邓肯(HughDun-can)也提出从分析微观机制的社会互动出发研究艺术和艺术生产的过程。邓肯建构了一种“作者－批评家－公众”的三角互动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动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尽管“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号化的，并非是社会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还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隐含着一种“社会团结”(socialsolidarity)，这种社会团结又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促成互动各方的“同态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贝克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艺术圈(演奏爵士乐)的亲身经历，贝克与艺术家群体有着更为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艺术领域具体活动和实践的特点，因此他不是像哲学家或一般社会学家那样在简单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层面上谈艺术，而是依据他本人在几种艺术世界中的个人经验和参与，对艺术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过程进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说丹托和迪基将传统艺术哲学的本体化追问“何为艺术”置换为“为何某物为艺术”或“某物如何获得艺术品资格”这类问题，那么可以说贝克则将这一追问转化为更具社会学色彩的问题:艺术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细分析这一追问，不难看出贝克对艺术界问题的讨论是以某对象已经被艺术体制接受为艺术品这一事实为前提的。简单总结贝克关于艺术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个，即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s)、常规(conventions)和标签理论(theoryoflabeling)。按照贝克在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关文章③中的理解，艺术世界是围绕着一种惯例而实现合作生产的艺术界公众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在《艺术世界》的开篇，贝克就对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界定:“艺术世界是由所有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的活动对于这个或其他世界规定为具有艺术特色的作品之生产是不可或缺的。艺术世界的成员要参照惯例性理解协调那些活动，生产出作品，而这些理解则包含在共同实践和经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样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复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产类似的作品。因此，我们把艺术世界视为一个诸多参与者合作关联的网络”(Becker34)。

艺术首先是集体行动的结果，这是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了艺术生产中的协作性:艺术家虽然占据艺术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艺术品并不是个别天才艺术家通过天赋、灵感单独创造出来的，而是不同的参与者在作为行动者共同存在的社会空间———艺术世界中协同合作的产物。贝克采用“任务组”(bundleoftasks)和协作链(cooperativelinks)———即艺术世界中参与和从事各种艺术活动的行动者们来代替传统美学中的天才艺术家。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既因时而变又相对稳定。贝克这里还指出了我们在分析艺术世界的劳动分工时容易产生的一种狭隘理解:我们会认为表演类艺术(电影、音乐会、戏剧、歌剧)是基于广泛的劳动分工之上的艺术，但是像诗歌和绘画这类的艺术似乎不存在劳动分工，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作品是由艺术家独自一人完成。然而劳动分工并不仅仅意味着艺术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像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样同时甚至同地协作劳动，而是要求每位参与者在适当的时间或者环境下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以当代美术为例，一幅画作背后的劳动分工网除了艺术家本人之外，还应该包括:画布、画架、颜料、画笔的生产商;提供画展场地和经济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馆管理者;制定美学理论的评论家和美学家;提供保护和优惠的税收政策的政府机制;对作品做出回应和反馈的公众;过去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画家，因为一幅画必须置于他们所创造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可能产生意义。④同样道理，表面上更为独立自足的诗歌创作实际上也无法脱离出版商、印刷业、诗歌传统等分工。

然而艺术世界中的诸行动者之间的集体合作行为并不是暂时和随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约，而是按照某种彼此一致认同的规范(norms)组织起来的，是什么保证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种程度上承担后果等方面产生默契?这就涉及到贝克艺术世界理论体系中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常规(conventions)，⑤常规并非艺术界内在的、先在的结构，而是经过艺术界各方在长期的冲突、妥协、调和中产生的结构性规则，同时又反作用于艺术界，起着整合、凝聚、规范艺术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规的雏形是行动者相互协调后达成的一致性意见和协议，其后逐渐演化为常规。艺术观念是艺术常规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种艺术观念随着艺术界合作行为而逐渐被结构化和体制化，它就能发挥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艺术界资源的作用。正是常规使得艺术生产中形态各异的劳动分工和实践得以反复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顺利进行。贝克将艺术界常规分为非专业和专业常规两种类型。非专业化常规指的是所有社会化成员都熟知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艺术观念等，例如我们习惯性地根据不同媒介将艺术分为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认定存在艺术和非艺术的领域等等，非专业化常规通常体现为在社会发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观念，这些观念有些来自于文化传统，有些源自艺术世界内部或艺术媒介本身。专业化常规主要包括一门艺术的专业知识、美学理论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过专业的艺术机构才能学到，可以说是进入艺术场大门的通行证。另外，非专业和专业化常规并非固定不动的观念，而是随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相互转换。无论是专业化常规，还是非专业化常规，都属于艺术观念，是艺术界公众共同认可的规则的主要成分，换句话说，贝克关于常规的讨论，主要还是围绕着艺术观念展开的。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体现了贝克艺术界理论的优势:他并不像传统艺术社会学那样，仅仅将以物质形式呈现的艺术品放置在社会、历史背景下以考量诸社会外部因素对艺术生产、传播的影响，而是借用对艺术世界常规理论的研究，把关于艺术品的审美价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会学理论中，即艺术是艺术观念控制下的艺术，艺术价值是在艺术观念或常规的运作下的美学判断。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就是一种观念。在贝克的理论视域下，我们不仅仅思考“什么是艺术”、“某物品是否为艺术”等问题，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们将某物判定为艺术”，或我们对物品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是在何种艺术观念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些艺术观念又是如何形成、变更和产生作用的。

贝克对社会学理论的一大贡献是标签理论，《艺术世界》及相关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给予大篇幅的深入讨论，但却处处渗透着标签论的色彩。在贝克看来，无论是艺术品的价值，还是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和声誉(reputation)都是通过“艺术世界”获得的，并非是像传统美学所宣扬的那样，艺术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启发性的、深邃的等本质属性被赋予其独一无二的价值，进而艺术家因其作品的“伟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赋而获得声誉的光环。从贝克的标签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不难发现，艺术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艺术世界的集体行为，是艺术界的行动者如策展人、经纪人、拍卖商、艺评人多方生产和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解构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祛魅艺术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们揭示:二者的获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与生俱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这个角色本身也是艺术界公众运用共同的艺术常规对其“标定”而产生的一个称号，或者说是一种“标签”。艺术家的声誉是协作生产的结果，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声誉一经确立以后又会成为艺术品生产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区分和筛选的功能，因此，贝克“标签”理论对我们重新发现艺术世界中声誉机制的确立和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传统美学中被神圣化了的“声誉”在标签理论的破解下被还原为艺术世界通过集体合作而生产出的一个神话，一种幻象。

“艺术世界”(artworlds)这一技术性定义，是贝克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观上，它凸显了艺术生产中的集体协作性;在微观上，这一概念又将研究触角伸向了艺术生产网络中依据共同的“常规性理解”而反复合作的形形的个体，而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核心概念———常规则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了艺术观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艺术观念如何在艺术世界维持相对稳定的结构的同时又在不断流动和变革中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贝克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资源拓展到艺术领域，克服了传统经验主义过于实证化的局限，他对艺术生产，尤其是艺术分配领域的分析具有结构性框架的特征，从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是如何在艺术关系网络的运作中生成及演变的，而艺术家的“天赋”又是如何经艺术界各行动者的点石成金之手而逐渐被神圣化为“声誉”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机制，后者作为艺术界体制权威和象征资本又进而投入到艺术再生产中去，有效地行使着筛选和区分功能。可以说，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艺术品”这一问题。从这些层面上来看，贝克的艺术世界体系和两位分析美学家的理论相比无疑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明显的先进性。有关艺术体制的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如果说贝克强调的是作为关系网络的艺术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艺术场理论则更侧重的是艺术世界中的冲突与竞争维度。作为将当代艺术体制理论置于社会学路径下进行研究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贝克和布迪厄都将关注点放在了艺术世界或艺术场中个体和体制结构之间的关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贝克通过大量的列举和描述展示了艺术世界的复杂性，有着将艺术生产泛化为文化产品的生产的倾向，然而在艺术观念的频频发生革命性变迁的现当代艺术界，仅仅用合作来解释新艺术对既有艺术体制的反叛、否定和颠覆显然是不够的，而布迪厄的艺术场概念则对理解新旧艺术观念之间及其相应的人或行动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有着颇有助益的启发。不同于贝克的是，布迪厄试图用诸概念搭建起一个理论构架，通过这个构架来分析艺术场内部的运作，他更注重的是复杂艺术世界中的总的结构、法则和机制，他坚信艺术界和其它社会场域一样，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构的基本秩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理论对布迪厄的影响。

布迪厄对艺术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1992年发表的著作《艺术的法则》(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贝克和布迪厄都将艺术世界定位为一种动态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被命名为“艺术场”。为了寻找艺术界内部的客观关系结构，布迪厄引入了几个重要的概念来分析艺术界内部的冲突与竞争:“场”(field)、“惯习”(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资本(capitalofculture)，这四大概念无疑是布迪厄艺术场理论大厦的四座基石。“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贝克的由互动行动者构成的合作关系网相比，布迪厄的场是一个更为结构性的概念，场中的每个行动者(个体或群体)都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结构主义者的是，布迪厄对艺术场域的考察渗入了权力的思考。或者说他将文化艺术生产场域放置于权力场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说是一种“元场”(meta－field)，元场控制着所有场域中的各种资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据的位置。和结构主义理论的静止不变的结构相比，场域中的位置是相对的和动态的，是在各种关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预先存在的。携带着不同资本的行动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构成了场中结构的不平衡性，是作为权力场的艺术场中各方冲突和斗争的源动力:行动者为了占据、保持或改变位置而进行着权力争夺，这种冲突推动了艺术场内的关系结构在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的同时不断变化。简单概括，艺术场是一种各个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些位置被诸行动者所占据，他们携带着几种形式的资本去争夺特殊的符号资本(权威、声望、名誉等)。

布迪厄对的资本概念进行了改造和拓展，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转换成金钱，以财产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两者则被布迪厄称为“符号资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将文化资本描述为一种知识形式，它赋予了社会行动者以一种识别力或竞争力，用以解码文化关系或解读文化产品。文化资本的引入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的等级分化和权力分配不单单依靠物质因素或者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曰符号资本这类非经济力量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具体的状态(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观的状态(objectifiedstate)和体制化的状态(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体的状态指的是行动者用以应对文化话语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长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习得的;客观状态是指文化资本以物质载体(如书籍、绘画、歌曲、电影、乐器)等形式出现;而体制状态下的文化资本包括文凭、头衔以及各种形式的体制认证。从文凭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进入职场，获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可以相互转换。以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场为例，布迪厄将文化生产场分为两个次场:有限生产场(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规模生产场(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艺术场，后者则是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生产场，遵循的是他律原则，以文化产品尽可能被更多的大众所接受为主旨，艺术品的广泛认可与更多的经济利益、经济资本直接挂钩。和其它社会领域如经济场或政治场一样，作为文化场子系统的艺术场也有着自身的场的逻辑和资本形式，艺术场存在的主要条件是文化资本，它遵循着“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原则。然而和大规模生产场的运行模式正好颠倒的是，自主的艺术场以否定经济利益、“摆脱”功利性为准则，并依托于以少数艺术界专家所构成的精英机制。然而布迪厄却敏锐地指出，这种“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资本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实现权力操控和统治，将文化等级分层变得神圣化、合法化的过程。换言之，艺术场中文化资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潜能，这种相互转换的潜能也更好地解释了艺术领域中的创新作品如何被最终体制所接受并认可的过程:艺术中介(拍卖商、策展人等)通过发现、展出、阐释及评估那些不同于常规趣味或传统学院派风格的艺术品，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累积，通过培养出新的审美趣味导向，在艺术场内创造了新的位置，从而也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增值(收藏、拍卖)。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合谋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中的一些现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在国际双年展上频创佳绩，掌握了可观的文化资本(声誉)，进而通过拍卖行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利润，从昔日的艺术场的异端和忤逆者变为体制内的主流和强势占位者。

和贝克从合作和常规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艺术世界不同，布迪厄是从冲突和竞争的层面来分析艺术场的客观关系结构。这种考察既涉及艺术场内部人之间的占位争夺，自律(autonomy)原则与他律(heteronomy)原则、正统(orthodoxy)与异端(heterdoxy)的斗争，又包括艺术场和大规模文化生产场之间的相互渗透。我们可以将艺术场的自律原则(为艺术而艺术)看成是以专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艺术家、美学家、艺评家等等)为了维护或将自己所持有的权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号。在艺术自律的主张下，他律原则(经济、政治)因其“不纯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艺术场之外;通过制定“正统”的艺术观念并将其神圣化，权威守护者把不符合其“正统”艺术观念和美学原则的异己驱除场外或将其边缘化，从而完成了艺术场权威位置的巩固。一个艺术场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导地位的专家阶层就越强势。随着资本的介入，当代西方艺术界越来越受到他律原则尤其是经济原则的围攻，专家所标榜的“纯粹的”无功利艺术只是一个美学幻象，艺术从来就不曾真正地脱离过艺术市场。

篇3

二、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内容选取的思路

1．针对性。

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的学生培养目标主要是为北京发展区域经济培养高素质的一线的会展人才。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根据北京地区会展企业对从事展览策划工作的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人才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需求来设计的。同时，考虑到学生在校期间，不仅要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还要提高相应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

2.适用性

学生需要完成的课程的学习任务，全部来自于会展企业真实的工作任务，为学生从事展览策划工作，打下了专业基础。同时，考虑到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教学的转化能力，课程的学习任务也没有完全照搬企业的工作内容，而是把企业的工作内容转化为教学中可实现、可操作、可执行的学习任务，使得学生在教学环境下，完成课程的项目内容。

三、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核心课程设计内容组织与安排

内容的组织安排上，我们按照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方法，体现整体性的设计思路，按照会展策划工作的不同阶段，将企业的工作内容进行梳理，融入到教学可实现的学习任务中。每个学习任务都体现了展览策划工作的逻辑性，符合高职学生的认知水平，遵循职业能力培养的规律，使学生更好的掌握会展策划的专业知识。教师引导学生进行任务要点分析--完成任务所需知识点的学习--根据任务工作6步法教师指导学生完成项目内容--项目评价总结。这四个教学环节中每个环节都是由学生和教师共同完成。学生在项目中起主导作用，教师引导学生分析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够体现教·学·做结合，理论与实践一体化。学生按照项目小组完成学习任务。每个项目小组由5～6名同学组成。由两个主讲老师共同完成授课任务。每名教师指导3～4个小组。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小组成员之间需要充分的沟通，团队协作，同时要把项目成果向指导老师汇报，并回答指导老师提出的问题。从学习任务的分析到学习任务的完成，学生不仅能够掌握专业技能，而且能够锻炼和培养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学生按照实际的六个工作步骤，完成学习任务。每个学习任务都在一定的工作环境下完成，并由企业兼职老师根据学生正在进行的项目任务，将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总结的工作方法与学生一起分享，让学生掌握实际工作中的核心方法，同时使学生感受学和用的联系和区别，激励他们明确目的，不断努力。突出实践性内容，以使学生获得更加宽泛和实用的知识与技能。同时，补充和填补了教学中部分知识和实用技能的不足，为培养学生复合型素质打下基础。通过这样的教学内容实现与展览企业工作内容的零对接。

四、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

核心课程评价方案的思路考察一个学生是否达到专业培养目标，要体现出工学结合的思想。核心课程的评价应结合企业实际工作环境的要求进行，评价指标不能脱离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基本的思路是：吸纳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与评价，将就业水平、企业满意度作为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指标。具体如下：课程项目评价主体由学生项目团队成员、校内专任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三方结合共同评价。课程项目评价的内容需要紧密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进行，评价要以检验学生能力提升效果为主，验证学生知识领会程度为辅。课程项目评价对象需要针对学生完成的可视化成果（如学习工作页中的条目、项目实施过程中填制的表单、制定的计划、编写的总结、项目实施过程中录制的音像资料、软件系统操作获得的数据结果等）进行评价，同时适当包含教师自身授课反思及学生课后对教师的教学效果的反馈评价。课程项目评价方式可以采用口试、笔试、实践操作、集体陈述等多种形式相结合，运用多种手段检验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篇4

当前，独立学院的学生会建设在独立学院的学生发展基础工作中拥有重要地位，针对独立学院学生思想活跃的特点，学生会组织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学生群体能力、思想、认识等基础方面建设的核心。

一、独立学院学生会组织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以云师大商学院为例

组织文化是指组织在其内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制度规范和外部形象的总和。组织文化的核心是组织价值观、中心是以人为主体的人本文化、管理方式是以柔性管理为主、主要任务是增强群体凝聚力、组织文化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随着独立学院学生会组织结构的日益完善，组织文化建设受到了更多关注。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学生会成立于2001年10月，是在学院党委领导、院团委指导下逐步形成的“自我培养，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学生群众组织。每学期开始，学生会都会召集新老委员针对上一年工作、学习和思想动态中出现的相关问题，确定目标和主题，以讨论会的形式商讨组织先进性的发展方向制定学期发展目标；以丰富多样的活动，及时了解新老委员在思想、学习、生活上存在的问题，加强部门间的团结协作、委员间的沟通交流，促使学生会委员形成集体意识，创建商学院学生委员会团队精神；每年第一学期在院内举办“青春飞扬”系列迎新活动，丰富了学生的第二课堂。“走出去，请进来”，主动加强与兄弟院校学生会的学习交流是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学生会在文化建设上的主要内容，他们立足商学院特色积极开展到兄弟院校的联谊活动，在形式上不拘一格。

二、独立学院学生会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目前，独立学院学生会的组织结构基本成熟，但大部分并重视组织文化建设。对这种组织的“软控制”不重视，只关心活动的开展，导致了委员被动局面的出现。

（一）委员积极性不高，凝聚力低

随着学院规模的扩大，学生会的人数也相应增多，委员中出现了一种你推我靠的现象，甚至出现人手的不足，这与学生会拥有众多委员是不相称的。许多委员都以“有课”、“英语学习”等借口来推脱任务，致使部长的工作难于开展。

（二）委员思想动荡频繁，易受指导老师更替的影响

独立学院的管理体制比较灵活，教师的更替也比较频繁，每当指导老师更替之时，学生会内部思想动荡严重，委员们产生一种不安全的感觉。部长们为自己的处境而担忧，委员为自己是否可以适应新指导老师的工作而烦恼，这样必然会造成工作效率的低下。

（三）学生会委员的自身建设欠佳

独立学院学生会委员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自身的适应能力差和素质的参差不齐。学生会的形象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损坏，从而形成了学生会在学生中的口碑不一。（四）独立学院学生会存在问题的本质

组织制度的执行受到了外界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代表组织文化的一些价值观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部分制度没有针对组织和委员的特点来制定是独立学院学生会存在的共性问题，要重视组织文化建设，进行管理的制度化是解决当前独立学院学生会出现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建设独立学院学生会组织文化的对策思考

（一）充分体现制度化功能

制度化的功能体现在以下方面：有助于组织成员的自我教育和管理；有助于管理者规范自己的工作；有助于对组织成员工作的考核与评估；有助于各级部门和个人对自己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自查和自评等。

（二）加强学生会组织文化的制度化建设

1、制定学生会制度的前期准备。学生会制度的制定要体现组织价值观，能够充分调动委员的积极性。要从系统上把握学生会文化的制度化。制度化是学生会文化形成的一个环节，科学地确立学生会委员及管理者的制度意识。

2、科学地制定制度。制定制度首先要从全面修订现有管理制度入手，要以民主程序来制定制度，要循序渐进，要将学生会的长远和短期目标结合起来，必须体现义务、职责、与权利相统一的原则。

3、制度制定后的保证实施。除了制度要制定的科学、公正、严谨外，还要重视学生会的“执行文化”。决策层要大力支持、模范执行，中间层要正确引导、大力推进，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制度化对独立学院学生会的针对性

制度的科学制定有助于塑造独立学院学生会委员的文化素质，引起各个方面力量的关注、支持。合理的制度化可以加速独立学院学生会文化的形成进程。制度化有利于独立学院学生会内部的日常管理和共同信念的形成。

四、结束语

独立学院学生会的组织文化建设及制度化管理，能够在充分保障日常工作圆满完成的基础上，结合学生会的自身情况，实现委员的共同价值观。同时在对外形象塑造和自身素质提高方面，都会取得较好的成效，进而使独立学院学生会的管理水平和文化水平得到提高，自身实力得到加强，以至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中永远健康的前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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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论和内化论。中介论认为人所特有的高级认知功能在低级生物性功能（如听觉、嗅觉）的基础上产生，以社会文化的产物——符号来中介个体和社会物质世界的关系。人是运用符号工具作为辅助手段来控制和重组低级生物心理过程（这种过程大部分属于自动的对外界刺激的反射），这种控制使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是自觉而有意的，以间接地调节与他人、与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本文由收集整理符号工具包括数字、计算系统、音乐、艺术成果、文学作品，尤其是语言。通过社会互动，语言符号才开始在行为中由外到内发挥心理工具的作用，也就是将自然的心理过程转化为高级认知功能。

中介的一种形式是调节。调节分成物体调节、他人调节和自我调节。物体调节指个体直接受周围环境的控制和影响；他人调节指儿童的思维和行动依靠成人的语言；自我调节指儿童能够依靠自己的语言思维和行动。

在二语学习中，他人调节指学习者在老师、父母、同伴等的指导帮助下进行协作式交谈的学习；自我调节指学习者具备了自主运用语言的能力。学习是从他人调节到自我调节的中介过程，依靠面对面的交流一起解决问题。

内化指社会成员把交际活动中的符号产物转化成心理产物以中介自己的心理活动的过程，是从社会关系或更具体说是社会相互作用逐渐向个人内心品质转化的过程，并使个人掌控自己的大脑。维果茨基指出，内化过程是从人际活动的心理间平台转化成个体的心理内平台的过程，　内化是通过模仿机制形成的，内化的关键在于人具备模仿他人有意识活动的能力。但这种模仿并非机械重复，而是受制于社会文化调节，只有当学习者积极参与社会交流或者在自我话语中创造性地模仿他人的话语时，语言输入才起重要作用（lantolf　&　thorne，　2007：201）。

社会文化理论还有一些其他概念，比较重要的是最近发展区和搭架子。

最近发展区（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指“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发展水平在成人指导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最新研究表明，最近发展区可以：（1）在专家与新手之间的互动中，能力通过社会互动转移给新手；（2）在新手与新手的互动之间，能力相当的同伴通过合作、讨论得以构建（donato，　1994）。

最近发展区是由教育所创建生成的，两种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也由教学动态来决定，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最近发展区的向前发展就是学生学业的不断进步。维果茨基认为“教育学不应当以儿童发展的昨天，而应当以儿童发展的明天为方向。只有这样，教育学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激起那些目前处于最近发展区的发展过程。继而他发现，就教育过程而言，重要的不是着眼于学生现在已经完成的发展过程，而是要关注那些正处于形成的状态或正在发展的过程。

而搭架子指任何成人——儿童或专家——新手的协作的行为。儿童或新手还不能独立运用某些知识和技能，但可以通过谈话借助对方给予“搭架子”的帮助获得期望的结果。儿童或学习者通过专家或较成熟者进行协作式交谈，实现共同理解而最终获得新的知识与技能。wood　等认为支架式帮助有以下六个特点：激化完成任务的兴趣；简化任务；维持任务目标的方向性；突出任务的关键特征，以及目前任务完成状态和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控制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挫折；提供示范。

2　社会文化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的主要区别

在二语习得研究方面，目前主要有两大学派：认知派和社会文化派，二者的语言观、学习观、研究对象和哲学倾向都不同。一般来说，通过分析事物对立面，更能认识事物本身。这也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因此，这里谈谈社会文化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的主要区别。

在语言观上，认知派认为语言是心理现象，由抽象规则组成，存在于个人大脑中；社会文化派则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与文化混为一谈，无法分割，存在于人们的交际活动中。在学习观上，认知派认为学习发生在个体内部，学习者将输入有选择地整合到已有的知识体系中，通过不断输出，逐步将陈述性知识转化成程序性知识；社会文化派则认为学习是社会参与的结果，学习者运用语言参与社会交际活动，获得语言和文化知识，转而成为个人脑内活动的材料。在研究对象上，认知派主张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第二语言的运用，而不是语言习得，语言的使用和语言习得是不可分割的，研究的焦点在于社会/互动因素

及其对语言使用产生的影响。认知派认为学习的最终状态是学习者的语言水平达到目的语水平或者出现僵化现象；社会文化派认为语言学习没有最终状态，学习者永远都处于学习状态之中。在哲学倾向上，认知派主张现代派观点，坚持人和社会环境互为独立实体的二元论观点，认为无论社会环境因素发生多大改变，二语习得终究是心理过程，语言学习所处的社会环境变化不会引起习得方式大的变化；社会文化派主张后现代派的观点，认为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语言使用对二语习得起着根本性而不是辅的作用，人类心智机能的起源和发展都包含在社会和文化的互动之中。

3　社会文化理论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指导

3.1　充分学习中外优秀文化

前述内化论认为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学习并不完全依靠学习者对语言知识的内化，批评认知框架下的二语习得研究忽视了社会文化环境对学习过程的影响，进而强调社会环境对语言学习的重要作用，强调人类心智机能的起源和发展都包含在社会和文化的互动之中。因此我们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教育学生充分学习中外优秀文化，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加深自己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这对内化学生学习能力有益处，学生能够更好地把握语句隐含的意思，领会作者的意图，掌握语篇结构，真正学会英语，有效提高交际能力。

3.2　引导学生参加用英语做事的社会实践

社会文化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独特的认知功能中的核心作用，把语言习得看作是将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lantolf　&　thorne，　2006）。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我们要引导学生参加用英语做事的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模仿地道的英语。只要我们指导学生多动脑筋，多下功夫，就会找到许多用英语做事的社会实践，比如到在本地召开的涉外商务洽谈会、博览会、体育比赛中做翻译助理、志愿者，到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场所兼职，主动找外国人交流，在网上和外国人聊天等等，方式多种多样。

3.3　激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如前所述，维果茨基认为，就教育过程而言，重要的是关注那些正处于形成的状态或正在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对学生刚学到的英语知识和英语技能要趁热打铁，及时复习，及时运用。这样，学到的东西才能过手，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为此，我们要认真分析哪些是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并据此制定及时循环，及时复习的计划。这样坚持下去，学生的能力一步一步稳固形成，学生英语综合素质的提高就指日可待。

3.4　引导学生协作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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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文化融入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的必要性

学前儿童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他虽然还没有能力承担社会责任，但必须按照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的样式受到培养。在学前儿童社会教育中，融入多元文化教育的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树立儿童全球化视野

过去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中存在一种误区，即：喜欢突出和颂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越性，用意识形态的思维批判和贬低其他文化，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认为“资产阶级思想都是腐朽的”、“资本家只知道享乐”等等，从而树立一种文化对立情绪，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教育。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互联网把我们紧紧连接在了一个地球村，不同文化的交往将面临共同的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要解决各自文化中的问题，必须要培养国际视野、全球眼光，相互借鉴经验。因此我们必须随时关注全球动态，了解国际学前教育的发展趋势，使本土化与国际化接轨。

（二）增进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

多元文化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要让学前儿童认识和了解本国本民族的文化，感知中华民族内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民族特色、民族礼仪、民族语言，能够充分感受到自己的语言、文化、民族历史的美好与伟大，从而树立自豪感。

（三）培养开放意识和接纳能力

多元文化教育为儿童创造了了解和认识世界各国文化的机会、接触不同的族群，既知道自己民族的文化与历史遗产，又能学习和感知新的外来文化，同时还增强了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喜爱，学会接纳包容不同的生活方式、习俗与语言。从小培养儿童开放的意识和悦纳他人的胸怀。

（四）学会分享和理解

儿童出生后作为一个自然人成长为一个符合社会要求的社会人，不仅要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还需要与社会成员进行交往。多元文化的教育有助于帮助儿童学会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学习互助、合作和分享，学会不同的礼仪，尊重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感受，同情不同民族人民曾经遭遇的磨难。

三、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多元文化视域的内容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将社会教育作为五大领域活动之一，足见学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在其一生的成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前儿童的社会性教育以发展幼儿的社会性为目标，以增进幼儿的社会性认知、激发幼儿的社会情感、引导幼儿的社会为主要内容。基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必然要与《纲要》规定的内容契合，因此，笔者认为主要应抓住三个方面开展教育。

（一）加深多元文化认知

儿童社会的发生是建立在其社会性认知的基础之上的。儿童一出生就积极从环境中寻找、选择适宜自己的环境刺激，并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建立认知。学前儿童的社会认知是其对他人、自我、社会关系、社会规则等主动与被动感知理解的一种心理活动。儿童对多元文化的社会认知内容包括：了解全世界不同的民族与种族以及他们使用的语言、生活习俗、民族特色、民族文化、经济发展、宗教仪式等等，从而树立儿童多元文化的初步意识，加深其对世界文化多样性与丰富性的感知。

（二）培育多元文化情感

学前儿童的多元文化社会性情感是建立在他们的认知基础之上，在社会活动中的一种内心感受、心理体验。情感具有动力作用，它渗透在儿童生活和幼儿园活动中，对儿童的认识、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培育学前儿童积极的多元文化情感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培育文化自尊情感，通过民族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让幼儿感受丰富性，培植民族文化自尊感。二是培育尊重其他文化的情感，通过面向世界的教育帮助儿童了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学会尊重其他文化。

（三）促发亲社会

学前儿童的多元文化行为的发生一定是基于其对多元文化的理解、认同并产生相应的社会化情感。儿童在家庭和幼儿园生活中对他人和事情表现出的态度、语言和行为反应有可能是亲社会，也可能是。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引导幼儿良好的亲社会，比如，对少数民族孩子的服饰表现出喜爱、赞美，对外国小朋友的语言表现出兴趣，等等。

四、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多元文化视域的实施途径

培育幼儿的多元文化意识是当前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教育适应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还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强烈公民意识的合格公民的最佳途径。对学前儿童进行多元文化教育本质上要让幼儿认识感知本民族文化特征，增强民族自豪感从而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归属感，同时增强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意识渗透，初步树立幼儿能以客观公正、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不同民族和种族文化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对学前儿童进行多元文化教育要考虑到每个儿童的兴趣和经验，反映每个儿童的家庭背景和语言文化，教育的目的是要把儿童的积极情感与多元文化体验连接起来。

（一）创建幼儿园多元文化教育多维体系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因此，各类幼儿园应当基于本地实际，结合民族特色和当地风土人情，因地制宜地开展多元文化教育，并通过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形成体系等途径充分利用各种资源，通过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加强教师培训等途径具体加以落实。1．打造多元文化主题幼儿园。在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根据当地民族风情把幼儿园建设成为以民族特色为主题的幼儿园，包括幼儿园的建筑外观、环境装饰、教育理念都可以体现民族特色。在一些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或者因某种历史原因形成的特定居住区域，例如建设“客家文化幼儿园”、“金沙文化幼儿园”等等，充分彰显和尊重民族文化的独特与多样，从而达到弘扬和传承历史文化的作用。2．创设多元文化环境。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标识，比如说到新疆的维吾尔族，我们就想起“大盘鸡”。看到哈达，我们就想起藏族儿女热情的歌舞。看到“桑巴舞”，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巴西。幼儿园在考虑幼儿的构成基础上，把多元文化的教育因子植入到幼儿园的物质环境创设中。例如，打造民族大舞台，定期在幼儿园开展不同民族的服饰秀、歌舞表演等；创设国际走廊，把各个国家的国旗、国徽、民族特色做一个陈列展示，等等。3．设计多元文化主题活动。从幼儿的兴趣特点出发，以幼儿已有的生活经验、认知水平为基础，把不同国家、民族的地理、建筑、风土人情、饮食习惯编制成一个主题教育活动方案，以主题教育的方式对幼儿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目的是养成幼儿对多元文化的积极态度，充分让幼儿理解和尊重来自不同民族和种族的文化。例如，很多幼儿园都在开展“大创游”体验活动，具体做法譬如“美国饮食吧”、“美国购物街”、“回族餐厅（或者伊斯兰餐厅）”等等，如果在这些活动中植入多元文化内容则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4．开展师资培训。多元文化教育的质量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幼儿园教师的水平，对教师进行多元文化理念与教学技能培训是非常重要的。教师首先必须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理念的人，宽广的视野和较为丰富的知识素养必不可少，同时还要具备性别公正意识和行为，避免幼儿性别角色歧视、种族与民族歧视等等。当前国内的幼儿教师在职培训比较多，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应当把多元文化内容作为必选课程。同时每个幼儿园也可以开展园本培训，帮助教师提高多元文化教育意识和能力，引导教师花大量时间练习怎样适当选择教育材料、设计生动有趣的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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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精神。会计精神是会计从业人员的精神准绳，它是衡量一个会计从业人员思想品德高低的重要依据，在这些会计精神中诚信是其主要的精神原则，特没有特定的法律规定，但是却真实的存在与会计从业的各个环节之中，没有诚信那么会计人员的工作可信度就会遭到质疑。

（三）有形的会计物质。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进步，现在科学技术在人们的会计工作中的应用程度越来越高，计算机技术、保密技术等等这些有形的、看得见的物质都是现代会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为了能够有效的促进会计事业的发展就必须要加强对这些技术的应用和研究。

二、高职会计教学融入会计文化建设的意义

高职会计教学是为社会培养专门会计从业人员的重要教育组织，文化是其教育的基石，若是没有先进的高科技文化我们的教育就会失去方向，就不能够为社会培养诚信合格的优秀人才，总的来说将高职会计教学融入会计文化建设中主要有以下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现代的高职教育的主要宗旨就是培养面向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它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服务为本，就业为主”，目的就是能够使高职学生尽快的掌握会计专业知识，有效的投入实践工作之中，以提高会计工作标准。加强会计文化建设就能够在会计教学之中向广大的学生渗透、熏陶行业文化教育，从而使他们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了解行业文化，成长成一个合格的会计从业人员。

（二）有利于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会计人员从业的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诚信为本，这也是做人的最基本要求，我们在高职会计教学之中融入诚信文化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在今后的工作之中不被外在的利益所诱惑，真正的做到诚信工作，努力的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争取成为一名合格的会计从业人员。

（三）有利于提高学校就业率，促使毕业生适应企业。通过长期的会计文化的熏陶，让每一个学员都牢记从业的准则和从业的标准，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之中努力的按照文化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力争做到会计从业人员的标准要求，这样在今后的就业之中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优势，促进毕业生适应企业要求。

三、加强高职会计教学融入会计文建设的主要措施

会计文化建设在高职会计教学之中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更加有效的提高会计文化的作用，我们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高职会计教学融入会计文建设之中：

（一）在高职院校建设中彰显会计文化。高职院校的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校园建设水平及建设内容会直接的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动力及学习标准，为了能够有效的提高会计文化在高职会计教学中的作用，我们就需要在学院建设中不断的对会计文化进行宣传，积极的营造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会计教学环境，有效的增强学生的职业操守和责任感，不断的彰显会计文化的重要作用。

（二）在高职会计教学的课程体系中融入会计文化。高职会计教学分为了专业知识教育和职业素养教育两个方面，专业知识教育是为了提高学生的会计知识，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职业素养课程主要是为了能够提高他们的道德标准，增强他们的职业自豪感和责任感。我们要把会计文化融入到课程体系教学之中就必须要加强这两方面课程的文化教育，从而有效的提高学生的会计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操守，真正的成为一名合格的会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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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交际与母语交际不同，用母语进行交际的人属于同一文化背景，而外语交际的双方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外语交际能力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能力。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必须把传授社会文化知识作为外语教学的重要内容。

一、语言与社会文化知识之间的关系

“文化”一词含义非常广泛，它包括社会信仰、传统观念、风土人情、文学艺术、衣食住行等，因此可称为“社会文化”。社会文化与交际密切相关，是一整套约定俗成的社会生活方式的体系。就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讲，语言有以下几种功能：（1）交际功能。语言是人们交际中传递信息的工具，而交际是语言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2）载体功能。语言在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反映着社会文化，并将其一层层地积淀下来，世代相传，所以语言是社会文化的载体。（3）指导功能。人们可以通过语言对别人施加影响，也可以从语言中得到知识，接受教育。因此，语言与文化不可脱离或单独存在。

东西方人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同，因此在思想、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差异很大。这些差异反映在语言中，则涉及词汇、句法、礼貌用语、禁忌语等方面。

比如，汉语中表示亲属的词特别多，而英语中这方面的词语却很少。如汉语中的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在英语中只有一个对应词uncle，伯母、婶母、姑母、舅母、舅妈、姨妈在英语中只有一个对应词aunt，而“嫂子”、“弟妹”等词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称谓。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汉民族封建文化非常重视家庭结构特征，无论哪一方面的社会关系，都必须按亲属称谓进行规定。英语中没有类似的文化背景，因而缺少与汉语称谓一一对应的词汇。

二、在中职英语教学中讲授社会文化知识的必要性

由于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及追求升学率或考试过关率，中职英语教学往往也过分注重词汇和语法的讲解，不太重视社会文化知识的传授。结果不少学生虽学了几年英语，却仍难以进行较自然、有效的交流。既然语言不能脱离文化单独存在，那么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就应该重视相关社会文化知识的讲授，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社会文化知识的教学原则

加强英语社会文化知识的讲授，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意识。

教学内容必须与时俱进。社会文化知识不仅应包括历史事实，更应注重研究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现象。

在比较两种文化时，应重视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对任何文化都不带有歧视或偏见的态度。

四、社会文化知识的教学内容

行为方面——包括衣食住行、购物、文化活动等；社会生活方面——包括工作场所规定、婚姻与主要社交礼节等；体势语言如面部表情、手势等。

五、社会文化知识的讲授方法

（一）实物与图片

讲授社会文化知识如仅依靠书面教材，学生听起来会感到比较抽象。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可使用邮票、明信片、报纸杂志的插图等实物和图片辅助教学。由于中职生英语词汇有限，听力水平一般，教师可用英语和母语结合起来讲解和表述，以便学生理解。

（二）多媒体教学设备和网络

电脑、投影仪、电子白板、播放机等多媒体教学设备与网络能生动、自然地反映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英语文化的内涵。在运用此教学方法时，应注意处理好影像与文字、英语与母语的关系，使教学内容与教材一致。为强化教学效果，教师可事先提出问题，在学生看完视频或听过相关材料后，进行口头问答或讨论。

（三）常用课堂练习的类型

1.多项选择

在多项选择中，可创设一个情境，选择项为回答，以下是一个关于礼节的练习：

You have been having a headache for a week and have just started to feel better.One of the parents of your friends says：“How are you？”，What would you do？

A.Start talking about your problem.

B.Say：“Not bad，thanks.”

C.Say：“Thank you，how are you？”

D.Say：“Thank you，and you？”

（答案是B）

2.填空

填空是创设情境后让学生回答，不同之处在于它要求学生写出答案，其难度略高。如：

Situation：You have been invited to dinner at an American friend’s home.

You are about to sit down to eat，but you want to use the toilet before dinner？

Question：Could/Can I use the bathroom？

Your friend’s answer：Sure.

（注意：这类练习的主要目的是练习运用社会文化知识。）

3.模仿

模仿相对而言难度较大，但如选题适中，往往更能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如：

Situation：At a restaurant.

Student A has ordered food but the server brought him a different dish because she has forgotten what was originally ordered.

本练习要求学生扮演饭店顾客与服务员的角色，练习用“澄清事实”与“争议”这两项语言功能，由于情景设在饭馆，争议的内容具体，因此难度并不太大。需注意的是，中职生词汇量较少。为使活动较顺利地进行，教师不仅应选择合适的学生，而且应补充一些相关的词汇和短语。

4.对比

对比是讲授社会文化知识的有效方法。

（1）利用教材内容与本国文化进行对比。

如中职英语教材中一般都有关于节假日的文章，教师可要求学生将中外节假日（如圣诞节、春节等）作比较，并让学生区分出这两个节日期间常用的不同祝愿语。

（2）选择一些社会文化差异的练习，比较中外文化的特点。

You are visiting an American friend in her new apartment.You like the apartment and you want your friend to know .What would you do？

A.Say：“Your apartment is nice.How much is the rent？”

B.Say：“The place is really nice，I like it a lot.”

C.Say：“I like your apartment”.Then pick up some things.

D.Say nothing，but walk around and look at everything in the apartment.

（答案是B）

中国人询问同学或朋友物件的价格是常见的事，但在西方，这是一种禁忌。教师对这类文化差异可能已讲过多次，但在与外国人交谈时，不少中国学生仍会下意识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通过练习可以避免犯类似错误。

六、结语

外国文化不可能自然习得，它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因此，在教学中讲授英语社会文化知识就十分必要，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升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在英语教学中进行社会文化知识的讲授目前已取得一些成效，但由于这方面的教学历史还较短，有待我们进一步努力和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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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理论是由俄罗斯心理学家Lev Vygotsky提出的，其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占据重要位置。从社会文化理论来看，学习首先是社会化的，其次才是个人化的。Mitchell和Myles说：“意识和概念的发展首先是一种来自于不同个体间的交互式的脑力现象，之后，这些个体才会逐渐形成他们的个人意识，而这种意识将会成为一种脑内现象。”而语言曾被看做是意识发展的基本的工具（Mitchell，Myles 2004：198）。

Vygotsky派的学者都认为学习是社会化的。Lantolf提出：“发展的原动力是在环境中产生的，而非个人。”（Lantolf 2006： 726）也就是说，任何知识，首先都表现于社会层面，接着通过一系列的交互式活动和调控，才逐渐转变为人的脑内知识，为个人所熟知和运用。Wells认为，在学习者不断提高和掌握思维工具的同时，学习过程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而在学习过程中，语言则被认为是最核心的工具（Wells 1999： 319-320）。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James Lantolf开始尝试将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运用于第二语言学习中。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社会文化理论探索第二语言学习的问题。

社会文化理论包含多个方面，而在这篇文章中，更强调的是“最近发展区”，支架式教学，以及“新手”和“专家”或者同水平学习者间的交流。

社会文化理论主张学习首先是社会化的，其次才是个人化的；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其次才是个人的行为。新的知识通常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活动而逐渐积累。而且，学习常被看做是一个由学习者本身或他人调控的过程。在学习的初期阶段，学习者或孩子经由协作过程，被引入知识的学习。接着，知识经由社会化的调控最终进入他们的潜意识。也就是说，从很大程度上说，学习依赖于面对面的互动，例如集体讨论或集体解决问题等。因此，成功的学习可以被定义为“由协作式脑力活动转变为自发式脑内活动的过程”（Mitchell，Myles 2004：195）。

一、最近发展区

Vygotsky将“最近发展区”（ZPD）定义为：“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决定的实际发展水平，以及在成人或更有能力的同辈人的指导下所决定的具有潜力的更高级的发展水平”（Vygotsky 1978：86）。此外，最近发展区标记出由他人指导所完成的学习及自身独立完成的学习之间的距离。

根据上述定义，ZPD指的就是这样一个区域，即学习者未具备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在适当的指导下，也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要使学习发生在ZPD，学习者将学的知识就不能太难，超出其能力范围，必须在学习者所能适应的范围内。这和Krashen的“输入假说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输入假说理论”提出，给学习者输入的新信息必须在其能力范围内，这样才能够被学习者吸收。然而，有学者指出，ZPD和“输入假说理论”有质的区别，ZPD更强调学习者的“协作学习”，而非内在因素。Swain和Lapkin说：“和‘输入假说理论’不同，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协作活动中产生的才是学习。也就是说，学习不是在‘表现’外产生的，它发生在‘表现’当中。而且，学习是一种积累性的、自然发生的并且持续发生的行为。”（Swain，Lapkin 1998：321）这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即ZPD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随着学习者的知识增长而变化。由此可以得出，知识和ZPD之间具有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交流”将两者联系起来——知识在ZPD内，通过不断的协作活动获得，而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ZPD的范围就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将会有更多更高级的新知识可以为学习者学习。

二、支架式教学

“支架式教学”和“最近发展区”有密切联系。有学者将“支架式教学”定义为：一个孩子在大人的引导下，逐步完成一个任务的学习过程 （Wood， Bruner，Ross 1976）。

“支架式教学”是一个单向过程。现在，很多专家认为，这种教学不仅存在于“专家”和“新手”或者“大人”和“孩子”之间，而是把它延伸到更为广泛的范畴——即这种教学也存在于同龄人的相互协作中。“在ZPD的范围内学习，我们不一定非得要有指定的老师；只要有人在活动中相互协作，其中有人能够指导其他人学习，这种过程都可成为‘支架式教学’”（Wells 1999：333）。因此，只要存在协作，“支架式教学”也就存在。

而问题在于此，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无论是受社会文化调控还是受自己调控），为什么需要他人的引导（scaffold）呢？“支架式教学”的首要目的是让学习者在适当的引导下，能够快速发现新知识的要点。而引导者（scaffolder）的作用是使得新知识不会太难或太简单（Drury 2007：53）。Wood为“为什么需要给孩子提供‘支架式教学’”给出了解释。他认为，当孩子进入他们不熟悉的领域时，会出现一种不确定感，而这种不确定感会削弱他们的学习能力。所以，引导者（scaffolder）在这里的作用，是将困难的问题肢解为更简单、更容易上手的小问题，降低新问题的不确定性，提高学习者的发展潜力。“孩子们通常是生活中的‘新人’，他们比成年人更易产生一种不确定感，所以他们选择、记忆和计划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受限的。如果没有别人引导他们，他们很有可能被这种不确定感所吞没”（Wood 1998：165）。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尤其是程度较低的学习者），他们就像是正在认识新世界的孩子，需要足够的指引（scaffolding）。

根据Wood， Burner和Ross的研究，“支架式教学”起到以下作用：

1. 使学习者产生学习兴趣；

2. 使问题简单化；

3. 保持学习者对目标不断追求；

4. 标记出已经掌握的和需要掌握的知识间的差距；

5. 控制学习者在解决问题时的沮丧情绪；

6. 展示出最理想的学习过程的范本

（Wood， Bruner，Ross 1976：89-100）。

简单说来，“指引”（scaffold）某人学习，就将系统地将学习者和其他社会成员联系起来（尤其是有学识的社会成员），让学习者在交互式活动中获得有效“指引”，并使学习发生在ZPD内。

三、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由Vygotsky派的学者A.N.Leontiev提出，他将活动定义在社会文化的范畴中，而互动、相互主体性及被“指引”的“表现”都会存在其中。他认为，一项活动必须包含主体、客体、行为及操作（Mitchell，Myles 2004：199）。让每个活动不同的因素即是活动中的客体。当然，就算所有主体所面对的客体相同，他们所采取的学习方式也大相径庭。而“操作”则是指主体做出何种行为以达到客体的要求（Donato，McCormick 1994： 455）。总体来说，活动就是由客体所引导的，而主体所采取的行动也是根据客体要求所制定的。

这些年来，社会文化理论（包括“最近发展区”，“支架式教学”及“活动理论”）都被广泛地运用到二语学习中。因为语言是所有脑力行为的必需工具，语言和人类的社会、文化及心理密不可分。

社会文化理论学家认为，孩子的早期语言学习是通过和其他人的交流活动进行的，如父母、看护人、同龄人等。通过这些活动，语言成了一种“制造意思”的工具（Mitchell，Myles 2004：200）。同样的，二语学习者也可以通过和其他人用二语交流的活动，达到语言学习的目的。

Vygosky派的二语学习研究者将二语学习看成一个这样的过程：二语学习者将二语逐渐变成自身用来思考的工具，就像孩子在学习母语时一样（Ortega 2009：220）。

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理论也面临质疑。有学者认为，有的二语学习者就算不通过人际交流活动也能够达到很高的二语水平，而有的二语学习者尽管经常和将其要学习的二语作为母语的人进行交流，他们的二语水平也没有得到提高。还有的专家认为，促进二语学习过程的是“可理解的语言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而不是社会文化活动。

尽管存在以上争议，没有人能够否认社会文化理论对二语学习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这个理论在二语学习中的运用对二语教学者及二语学习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Donato， R. and McCormick， D. E. （1994）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The role of mediation.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J].78，453-464.

[2]Drury， R. （2007） Young Bilingual Learners at Home and School： researching multilingual voices[M].Trent： Trentham Books.

[3]Lantolf， J. P. （2006） Language emergence： implications for applied linguistics-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Applied Linguistics[J].27， 717-728.

[4]Mtichell， R. and Myles， F. （2004）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ories[M].2nd edn. London： Hodder Arnold.

[5]Ortega， L. （2009）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London： Hodder Education.

[6]Swain， M. and Lapkin， S. （1998） Interac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wo adolescent French immersion students working together. Modern Language Journal[J].82，320-337.

篇10

(一)家庭道德教育具有早期性和持续性优势

个体自出生起最早接触到的社会环境便是家庭，父母抱着对子女的殷切期望不但对其生命给予细心呵护，更是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便开始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着启蒙教育。另外，个体所在家庭的种族、、经济状况、生活方式、文化氛围以及其他成员的素养、交往活动等等都无不例外地对其道德人格的形成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如美国心理学家A．拉琴斯提出的首因效应理论，家庭教育作为个体最早接受的教育，其成败对今后的社会与学校教育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是个体道德教育的“摇篮”。同时，在家庭教育的整个过程中，生活环境和教育者的相对稳定性保证了个体道德社会化教育的连续性，因此，家庭又是促进个体道德人格发展的“终生阵地”，对中学生的道德社会化影响是基本而且长远的。

(二)家庭道德教育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优势

中学生正处于生理与心理双重变化的时期，他们张扬个性，同时又极度渴望得到教师、同学、家长与社会的关注与认可。但是，由于学校教育自身的局限性，教师在同时管教几十个学生的道德思想时难免会出现教育的疏漏或顾此失彼的现象。而在朝夕相处的家庭生活中，父母对子女的个性特征、思想变化、优缺点的真实状况有着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了解。因此，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便可以根据子女的个性特点和行为表现，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及时给予有针对性的道德教育。

(三)家庭道德教育具有亲情优势

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联结而成的亲密组织，父母与子女之间这种天然的亲情关系无可替代，并且不可分离。父母对子女无私奉献的爱本身就是巨大的教育力量，将有助于子女形成积极健康的道德情感，塑造健全的人格。在个体道德社会化发展过程中，这种“情”的教育往往比“理”的灌输更能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

(四)家庭道德教育具有生活化优势

生活本身就是一本丰富的“教科书”，而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个体自出生起便开始受到家庭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教育。无意识的教育包括家庭、文化氛围、经济水平等等，也包括父母在生动活泼的生活中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价值观、修养德性、行为模式、生活习惯等渗透到子女身上。这种“不教而教”的教育影响将产生“润物于无声”的教育效果。

二、目前我国家庭教育中对中学生道德社会化影响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观念“重智轻德”

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家长占据着一定的主导地位，其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理想追求的境界等都影响着对子女成才标准的选择。一些家长受当下教育体制和功利化思想的影响，认为中学生提高学习成绩，升入更高学府获得更高文凭，为未来取得高薪职业和社会地位作准备是关系子女一生发展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事情。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花费大量钱财和精力为子女“择名校”、报各种辅导班、请家教，但是却对子女的道德发展不以为然，认为智育的发展比起道德品性的养成更为重要。

(二)教育内容“重基础轻高度”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家长逐渐意识到教会子女做人，培养其良好品德的重要性。但是，受家长自身文化素养、个性品质、精神境界高低等的影响，一些家长对子女的道德教育内容多以文明礼貌、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等基础性教育为主，对培养孩子责任心、团结协作、创新开拓和独立自主等品质的追求略显微弱。更少有对其子女进行尊重一切生命、关心他人和社会、保护环境、热爱自然、为集体利益牺牲自我利益、为人民服务等等更高一层的家庭道德教育追求者。

(三)教育方式“重言传轻身教”

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其生理的变化也促使他们的心理发生着激烈的变化。他们敏感而骄傲，既渴望融入群体，得到教师、同学，甚至家长的认可和关注，又追求特立独行、标新立异;他们往往意气风发、理想远大，但却不切实际;他们是幼稚而又成熟、依赖而又独立的矛盾体。但是，由于家长自身教育知识和教育能力方面的不足，容易忽略中学生的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而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一味进行说教，机械地灌输成长的要求，反而适得其反，引起子女的反感和叛逆。同时，有些家长往往将子女置于教育的对立面，而忘记自己本身也是影响子女道德教育的一面“镜子”，重言传轻身教，因此导致事倍功半，取得的教育效果甚微。

三、提高家庭教育对中学生道德社会化影响力的对策思考

(一)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与教育方式

促进家庭教育效能的实现正确的教育观念是确保教育方法、教育内容以及教育评价标准选择的科学性的先导条件。要促进中学生道德社会化的发展，关键在于转变家庭教育中教育者的教育观念，提高家长对教育的认识并帮助其树立正确、全面的成才观。家长应加强教育理论、心理学理论等相关知识的学习，以与时俱进的姿态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能力，并同时在道德修养方面进行再社会化，以提高自身素质。另外，家长应尊重个体成长规律，从子女的角度出发，根据其个性特点和成长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以科学、灵活创新、活泼生动的教育方式给予及时有效的指导，纠正其可能出现的成长偏差。中学生是敏感脆弱而又矛盾的发展性群体，家长在对其进行道德教育时应更加耐心、包容，本着客观与科学的原则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在方式方法上讲究教育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