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5 11:31:25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文化哲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2.教学方法创新之实效性实现传统文化价值导向的教育目标,除需精要的内容安排,亦需生动、活泼的授课形式和教学方法为助,最忌“灌输”和“绝对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更重要的是直接推动学生对传统文化特质与精神的领会,当下启发悟性、身心受用。例如,在《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课堂教学中,梵乐静心、经典诵读、内观静修几大亮点设计使课堂教学大为增色。其一,以儒道音乐或佛教梵乐静心、净心。在“化人”、“立人”的教育过程中,音乐之教化作用非同寻常。昔日孔子在齐国听“尽美也,又尽善也”之韶乐,竟“三月不知肉味”,并由此感叹音乐之美竟达如此之程度!正因至极之音乐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统一,给人以善的教育、美的陶冶和灵魂的净化,故儒释道三家皆以音乐为教化世人之重要手段。就佛教来说,八万四千法门皆为净心之法,其中梵乐更是极方便、快捷、易深入人心的引导和启悟世人之重要方法。《楞严经》中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提,实以闻中入。”即言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中,属耳根最利,最为灵敏。因此,音声教化最易感染人,最能产生教育效果。传统文化课堂当然也离不开音乐化人之绝佳手段,创设优美、宁静、高雅的课堂音乐情境是非常独到的教育手段。在课前二三十分钟,我们选择与本次课程内容相关的儒道音乐或佛教梵乐进行播放,或课中读诵、讲解儒释道经文时配以背景音乐。儒道音乐清雅、宁静、中和,佛教梵乐则具虚、远、淡、静、庄严肃穆之内涵,可谓雅而不俗、觉而不迷。这些至真至善至美的音乐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带给青年学子的心灵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大多数学生会主动提前到教室,静静地聆听梵乐,感受音乐带给他们的全新心灵体验,虽未上课却已然在自我教育、自我感悟、自我提升的状态之中了。课前和课中的音乐不仅达到静心、净心的效果,更创设了宁静、愉悦、平等、高效的课堂氛围。尤为难得的是,师生在共享美乐的同时得到了身心的净化,不自觉敞开各自的心灵,无形中消除了彼此间的心灵隔膜,加强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如此不但进一步激发了教师内心对学生的爱与期待,亦大大增强了学生对教师的认同感、尊重感和信任感。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学生只有在情感上接纳教师,在人格上尊重教师,才能听从师之教诲。从教育心理学角度来说,师生之间建立的“爱”与“尊”的情感认同,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前提,因为从本质上说教学过程就是建立起教师和学生之间一种“坦诚、平等和接纳”的人际关系的过程。所以,一切课堂之成败关键在于“师”与“生”、“教”与“学”这些关系通道是否通畅,而传统文化的课堂因更多人文关怀、终极关怀,更具打通这些关系通道之优势。触动灵魂深处的儒道音乐和梵乐教学法,便是打通关系通道的极佳手段,成为传统文化课堂不可替代的教学方法。其二,课堂内外开展经典和美文诵读。儒释道经典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具原创性、奠基性的书籍或文章,蕴含无量智慧精华。经典诵读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钥匙,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根本方法和古代启蒙教育的首要方法,其中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孔子曰:“诵书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书,与古人谋。”专心诵读不仅可达到摄心、静心、提高专注力、记忆力和理解力的良好效果,而且反复诵读、吟咏、熏修就是与古圣先贤进行精神对话,必能促使人见贤思齐、向上向善。更深入地说,如能长期净心诵读渐次达到“随文入贯”,将智慧经文一一消归自性,便能直契经典深义,这就是经典内化、智慧开启的过程。当经典已然化为生命中的一个部分,必将在生活中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完成伦理道德的养成及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构建。此为从诵读到悟,悟而后能用,用而后生巧的过程。因此,从教育角度看,经典诵读是达到智育和德育兼具的简单、高效、科学的教育方法,可惜的是,“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极端否定使经典教育法被长期摒弃遗忘,造成了教育的巨大损失。而在今天的传统文化课堂上,经典诵读法无疑是还原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必要方法。除了安排学生每日晨读、午读或晚读经典,为了创造高效课堂气氛,我们还在上课之始,让几十名甚或近300名学生齐诵儒学经典《大学》、《中庸》,道家经典《道德经》,或佛学核心经典《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等。从教学反馈来看,学生非常肯定和喜爱读经尤其是庄严肃穆的集体诵读环节。当经典在他们的生命中产生作用,内在的纯真、良善、光明被激发出来时,他们的文字感受读来也是令人感动,甚至唏嘘不已的:“每次背诵心经,都有种清凉的感觉,如夏日一阵凉风袭过……。又好似与心灵进行了深层次的对话,对周围万物都有了一种不同程度的全新感触与交流,真想热情地拥抱自然,给与他人和社会最清新恬美的奉献。这让我感觉到了久违的轻松和自在,这是一个自我放松、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反省的有效途径。还有一种有与无之间的奇特感悟,一种大到没有边际又明净胜过月光的空间感,妙哉妙哉!”下课前,再让学生齐诵短文《能量朗读》。此文彰显中华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特质与精神,多次诵读强化,不仅能激扬志气,帮助学生重获人生之希望、重寻人生之梦想,亦能促进学生树立感恩、包容、尊重、精进的人生态度和原则。“《能量朗读》很励志,激发人心中的希望。‘爱’不是口头上的,爱就在身边,原来生活如此美好。在诵读后,常常会释放掉生活中的很多压力,能心平气和地处理事情,并且知道如何取舍。更明确了应该心中有大爱,要放开心灵的境界,容纳整个世界。”其三,课堂内观静修体验。中国哲学是高度实践性的心灵学问,教理教义的理论探究并非谈玄说妙,而是用来指导身心变革之实践。儒释道三家皆有内观静修之法,其不仅可以修身养性,更是求学问道之入门功夫。宋大儒朱熹就曾教导其学生:“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
3.而在佛学中,禅即为静虑,亦指“心一境性”。禅的智慧不仅可以促进对事物本性和自心的了知,帮助人找到久已失去的精神家园,理性对待尘世的喧嚣和功利,还可以开发自性潜能,创造安乐祥和、洒脱自在、富有价值的人生。更为现实的是,禅的具体修习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消除热恼、平复情绪、抚慰心灵的方法和途径。在西方国家,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很乐于用禅来引导人们顺归人性和自然,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更把禅与西方心理治疗方法结合起来,将其作为调节心理和治疗精神疾病的有效方法。青年大学生也是社会中人,面临着来自学习、生活、心理多方面的压力,内心有着诸多的焦虑、迷茫和困惑,迫切需要由内观静修开启的智慧之引导,在实际生活中学会疏导情绪、掌握认识自心、调控自心、净化自心的方法与技巧,以摆脱痛苦、愤怒、沮丧、忌妒等负面情绪,改变浮躁、易怒、自卑等不好的品性,保持一个良好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课堂内观静修虽然条件有限,没有专用的静修室和坐垫,时间也很短暂,但是同学们颇感新奇,整个过程都能主动、积极地配合,取得的效果也是极其明显的。在静定内观的体验与学习中,同学们初次品味了禅的清凉甘露,惊异、震撼地体会和享受到内心深处久违的宁静、安详与博大。“课堂体验内观静修是很有趣且有作用的,觉得内心非常安宁,更加远离物质社会的喧嚣与烦躁,让人通达,让人更加冷静地去应对面前的世界,不悲不喜,不焦不躁。禅修启发人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它不是无尽的物质财富,而是无穷的、广袤的心灵世界……”而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美妙感受,又会进一步促使学生以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看待世界、社会和周围的人,体悟“万物一体”之真实内涵:“课堂音乐禅修时,觉得身心正渐渐趋于平静与淡泊,此时周围的一切都已无法干扰我。而我,正全身心地与宇宙融会贯通,每一个细胞都是打开的,宇宙中所有的思想、能量都由我而不断传输,输入大地,流入星空,周而循环着。我,既是小小的我,也是影响着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我,我的情绪、心境、思想正时刻传向宇宙万物,影响着整个世界。”可以说,虽然课堂的内观静修因时间、地点等限制,不能深入内观修习,但正如运动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几次这样的课堂精神训练不仅已起到了培养心的专注力、控制力,激发学生自觉调控内心的目的,还让学生直观内在地体验到个体与他人、社会、宇宙的和谐一体,从而在内心中生发起平等、感恩、爱与慈悲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内观静修还初步培养了一定的觉知力,这种觉知力会随着日常练习的增加不断增强。而这份觉知在平日生活中极其有用,它能让人洞察问题的实质,不会被错觉、假象所蒙蔽,不会盲目地跟随旧有的习气产生恐惧、焦虑、嫉妒和憎恨等等,进而以真实、自由、有创意的行动来帮助他人。这,就是心的自主力,就是独立人格的建立。显然,内观静修的作用,是言语说教所根本无法企及,也无法代替的。课堂内观静修体验,将成为传统文化课堂教学中必不可少、颇具魅力的重要部分。
二、中国传统文化课外实践模式体验式情景式拓展
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实践性之特质,必须积极探索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注重学与思结合、思与行结合,大力提升课程的教学实效性。长期以来,不少课程的课外实践仅仅停留在参观游览的层面,难以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中国传统文化课外实践是辅助课堂教学的重要部分,应引入现代教学理念的开放性、情景性、体验式教学理念,达到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的目标。事实证明,实地参访的体验式新教学模式在开拓学生文化视野、激发学习兴趣、开发善性、德性、悟性等方面功用非凡,实非课堂教学所能比拟。几年来,《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课外实践以带领学生多地游学、拓展体验的多内容、多形式展开。儒家文化课外实践以合肥国桢书院为本校实践基地,学生在基地先后开展为期一周的活动。活动以儒学文化为背景,结合现代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实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有益尝试。如,家庭礼仪实践以“孝”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感恩知恩”、“反哺图报”的家庭礼仪意识,并学习家庭礼仪知识,开展家庭礼仪训练;职业礼仪实践以“敬”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处事敬”、“与人忠”的职业礼仪意识,并学习职业礼仪知识,开展职业礼仪训练;生活礼仪实践以“谨”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居处恭”、“言行谨”的生活礼仪意识,并学习生活礼仪知识,开展生活礼仪训练;社交礼仪实践以“信”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诚则明”、“信则任”的社交礼仪意识,并学习社交礼仪知识,开展社交礼仪训练。同时,还指导学生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了文明礼仪现状调查和文明礼仪宣传,具体包括孝道文化、文明修身、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等四个主题内容。整个活动过程由国桢书院老师全程带领,以讲座、观看影片、小组体验、讨论、分享等形式展开,实现了“探索中认知”、“体验中学习”、“行动中教育”的教学目标,在大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佛教文化课外实践更是依托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场所,开展情景式、体验式学习,形成了一个新型立体、系统有序、颇具震撼力的参学模式。为开拓学生文化视野,尽可能实现多地参访,。寺院实地参访由法师全程带领,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参观以上四大寺院及东林寺大佛工地,感受千年佛教文化魅力;聆听儒学讲座,了解儒家文化实质,把握孝道、人伦精神;聆听佛学讲座,把握佛学文化特质,了知佛学精神对净化心灵、和谐身心、促进向上人生的积极作用;体验晨钟暮鼓的丛林生活和禅修实践,掌握心理调控的方法、感受心灵的震撼及来自生命深处的宁静感、愉悦感、尊严感和崇高感;举行传灯活动,体验合作、奉献、爱和感恩的真义;品味素斋,思惟五观堂“五观”之义,体会俭以养德、节用惜福的理念,生起知恩报恩、敬畏生命之心。从活动现场及学生的反馈信息来看,已采取的参观、听讲座、传灯、丛林生活体验等活动方式,文化内涵深厚、新奇多样,且紧紧贴近现代生活和大学生思想状况,学生们颇感欢喜,也收获良多,耳濡目染中不仅对儒释文化有了较为准确的理性认知、启迪关于生命、道德等问题的深度思考,且多能反躬内省、确立止恶行善的人生原则。几天的体验式生活虽然短暂,却得以零距离的感受佛教文化,成为大学生活中难以忘怀的记忆,其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从这几年的教学过程来看,课外实践起着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教学环节。当然,还可以就实践地点、活动内容及形式等多个方面进一步调整完善,形成更为成熟、高效的参学模式。比如,在实践地点方面,为解决因经费缺乏导致的课外实践难以可持续的困境,计划通过多方沟通、协调,以合肥开福寺为大学生传统文化实习基地,长期合作开展活动;在有经费来源的情况下,则应尽可能拓展外出实践地点,如可就近参学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庐山白鹿洞书院,了解古代书院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把握儒学精华。而就活动内容方面来说,可安排更丰富多元的课程内容,如可在参观、听讲座、禅修之余,增加山林行脚的活泼内容。在丛林山水间一路行脚、听法,参与讨论与分享,带给大家的感受应该是长时难忘的。既可沿途游访多个人文景观,感受文化魅力,又能让学生舒展身体、放飞心灵,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更重要的是,在亲近自然的行脚活动中,极易打开尘封已久的心灵,不管是老师与学生之间,还是学生与学生之间,都会显现出率真自然的一面,营造出一种自由轻松的学习与交流氛围。在融于自然、回归本真的状态中,享受听闻真理带来的内心的深度喜悦,感受生命的律动,启发内在的精神资粮,从而达到开拓生命深度与宽度的目标。而这些,其实就是大学素质教育的根本实现,仅凭课堂教学是无法达到这种效果的。
二、张立文的“和合学”
“和合学”哲学体系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所创建。“和合”缘起于《国语》境域的和生意蕴,旨在用和爱化解人类面临的五大价值冲突(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和危机(生态、人文、道德、信仰、智能),用“和合起来”的爱智乐章使中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在新世纪创新的爱智序曲。“和合”的主旨是“生生”,而“和合学”则是对“生生”之理的追求。张立文说:“和合学是对如何生生的为什么的追求,即诸多差异元素、要素为什么冲突融合?为什么冲突融合而生生新事物及新结构方式?以及新事物、新生命化生的所当然的所以然的探讨,亦是对和合生生的生命力源泉的寻求。因此,和合学亦即新生命哲学、新结构方式说,即生生哲学。”[4]87很显然,和合学中的“生生”体现了整个宇宙处在变化日新、大化流行的过程之中。生生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反映了张立文构建和合学的创见。按照张立文的构想,“和合学”是对传统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创新和转生。依照和合学的理论思维逻辑结构,转化为“地”的生存世界、“人”的意义世界、“天”的可能世界,转天、地、人的空间次序为地、人、天的思维逻辑次序。以生存世界的活动变易和合学,意义世界的价值规范和合学,可能世界的逻辑结构和合学,构成和合学的总体框架[5]。和合学所成和合三界可以分为六层:和合生存世界的境与理,和合意义世界的性与命,和合可能世界的道与和。和合三界和六层是立体性的整体贯通,其又差分为同一世界内部纵向层间贯通、三界之间横向界际贯通两类贯通机制。张立文认为,和合学内在层间转换和界内流行以及界际转换和跨界贯通,达到和合学三界贯通无碍,通则上下、内外、左右、表里无有不通;自然、社会、人我、心灵、文明无有不通;通则透,透则相对相关;然后能生,生则能合,合则和,便是太和。太和通达最优美的和合境界[5]。“和合学”是从世界哲学视域以观五大冲突危机,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化解原理。“和合学”是以《易传》的“生生”为逻辑起点的,其整体建构又再现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的创造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正如张立文先生所言:和合学乃中国哲学的创新形态。它融突而和合中西哲学以及当代哲学资源,它自己敞开自己,海纳百川,使自己置身于和合的怀疑之中[5]。因此,该哲学体系存在缺陷也是在所难免,主要表现在:第一,张立文过分注重论证三个世界内部及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忽视了对本体世界的论证,使得张立文的“和合学”体系,自始至终似乎都在把“方法论”问题作为研究的核心[6]。第二,张立文宣称,和合学旨在化解一切基于二元对待的冲突和危机,用生生法、创新法、意境法区别于传统的求一法、对立法和写实法等。但张立文并没有对自己的方法论与传统方法论进行详细的优劣比较。第三,张立文哲学体系融突而和合中西哲学的元素显得不够明晰。
近年来,与全球范围内对环境与生态危机的深入反省密切相关,中国哲学的“生态意蕴”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我们认为,要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应当从中国哲学所蕴涵的“文化生态模式”的角度加强总体性的思考。这里所谓“文化生态”,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文化生态模式”则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
由于人是以类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社会动物,一个文化系统的文化生态必然涉及到人与终极实在、人与自然宇宙、个人与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方面构成了特定文化系统的基本存在形态,亦即文化生态模式的基本“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基本的世界图式可名之为“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图式。
在这一图式中,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中国哲学看待天地宇宙以及万物的基本范式就是“生命典范”的,即自觉地把天地宇宙以及万物均看作是类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这在作为中国哲学之思想源头的《周易》哲学中即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建构起了一个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万物”、“范围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贯之的机体网络系统。沿着《周易》哲学所开辟的基本精神方向,以儒家和道家为主体的中国哲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以生命典范贯通天地万物的世界图式,从而形成了“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论”。在这一世界图式中,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既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系统,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它们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种内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构成了万物的存在根源,同时也是贯通万物的内在本性。以生命体存在的万物统领于“道”或“天道”,共同构成了充满生机的大化流行。
在这一图式中,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内在于自然,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它强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是内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万物的。《周易》哲学从两方面突显了天地万物对人的内在性。其一,天地万物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确指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显然是把天地万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价值之源,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结果。这从《系辞》“生生之谓易”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论断中即可清楚地见出:“生”不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态,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为人类提供了价值的源头。由此,《周易》开启了后儒以“生”释“仁”,将人之本质属性与天地之德相联系,以为之确立形上根据的基本精神方向。与此同时,人作为大宇长宙中唯一具有灵明者,又不是完全类同于其他万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种特殊使命,即只有通过人的存在而不仅更为充分地实现天地之道,而且使之发扬光大。《中庸》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言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人虽有着与其他万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归根结底依然是为了实现天地万物自身本有的内在价值。
立足于“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的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表现出了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等颇为独异的理论特质。
追求和谐是中国哲学中包括《周易》哲学、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共同具有的价值取向。即以儒家而言,对普遍和谐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原始儒家的这一理论意向经后儒的不断发明推广而成为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明确地表示,建立在“中”这一天下之大本基础上的“和”是天下之达道,人能够达致天下之达道,则可以使天地万物达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在儒家哲学中“和谐”与“生生”又是紧密相连的。扩而大之,亦可以说,“生生”与“和谐”的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
二、高校创新创业文化培育路径
高校应确定富有个性的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目标,以物质层面的文化为载体,以制度层面的文化为保障,并寓于行为文化之中,着眼于精神层面文化的升华。
1.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目标:体现规律、富有个性。高校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明确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目标。在目标确定过程中,坚持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原则,既要重视大学人才培养的共性内容,又要强调自身的个性及特色。共性的内容应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国际视野、世界胸襟及良好的国际社会适应能力,创新、创业能力,身心健康,良好的创业道德等。高校个性目标必须体现出大学自身的历史、传统、定位、潜质、专业要求及地缘特点等。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造就有文化教养的、有实用价值的公民”;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育人目标是“培养能改变世界的人”,这都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结合。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目标设计普遍存在创新创业人才素质内容欠缺的问题,大学育人理念要更新,即在大学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使命内包含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因此,在大学培养目标设计中要体现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创新创业精神及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要求。
2.创新创业精神文化:鼓励创新,兼容并蓄。创新创业精神文化是创新创业文化的灵魂,在整个创新创业文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反映大学师生面对创新创业的内心态度、意志状态和思想境界,即是创新创业价值观、创新创业思想、创新创业道德和行为准则的概括,是创新创业的根本和出发点。要树立与创新创业相适应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坚持“鼓励创新、兼容并蓄”的原则,牢固确立以创新为荣的价值观,倡导“有创意、善创新、能创造、敢创业”的文化氛围,为推进教育思想、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工作方法的创新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鼓励创新,兼容并蓄”是产生创新的基础条件,也是大学创新文化的重要内涵。一是鼓励合作,协同创新。协同创新是“大科学”时代提高科技创新效益的必由之路,也是“后现代化”时代激活资源存量、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二是保护个性、自由竞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帝曾指出:“营造富有创新精神文化的最大难题,在于找到能鼓励不同观点发表的途径。”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因此,高校要鼓励学术争鸣,提倡求异思维,活跃学术气氛。三是宽容失败,不怕失败。美国硅谷创业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Itisoktofail”是创业者的座右铭、安慰剂。我国高校要具备“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的包容胸怀,培养学生正视失败、敢于创新的态度。
3.创新创业机制文化:优势互补、协同共赢。制度建设是创新创业文化培育的基础。目前,我们亟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激发创新创业意识、保障创新创业环境、鼓励创新创业思想和奖励创新创业行为。建立政府激励、社会激励和市场激励机制,确定创新创业价值导向。政府、企业、高校在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上高度契合,也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依据“协同创新三螺旋”理论,三方应优势互补、目标行为协同,才能取得较好的育人效果。政府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活动中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政策推动、行为主导等方面,高校则更多地体现在育人主体、整合资源等方面,企业和社会则更多地体现在资金支持、创业包容等创业环境方面。通过给予大学生荣誉、基金、环境等支持,使创新创业成为一种时尚、风气,从而使之有目的、有动力、无忧虑地进行创新创业能力实践。
2.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和实现路径、方法
2.1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
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而且实现经济全球化也是我国的重要社会目标之一,这些都凸显了哲学大众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是由于哲学难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际,所以哲学大众化的实现存在一定的挑战。在国内很多青年不热爱哲学、普通群众不懂哲学,这使得中国哲学越来越受冷落,而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理解哲学,很多人慢慢地出现了信仰危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了很多人没有把哲学看作为真正的哲学;其中也包含了中国的历史因素。有研究人员对当代理论教育教材进行分析,发现现阶段的教材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些问题都极大地削弱了的指导意义,所以必须加快哲学大众化的进程[3]。
2.2哲学大众化的实现方法和路径
方法和路径是推行大众化的关键,而哲学在不同国家推行时所采用的方法是有所区别的。有学者认为,在采用推行哲学大众化时不能太传统,可以更好地利用现代传媒手段,不能只是采用单一的方法来推行哲学大众化,而要采用综合的、有效的手段;还有学者认为要想推行哲学大众化就需要加深对大众化的了解,这样可以更好地拓展哲学的包容性;还有学者指出要想更好地实现哲学大众化就要做好具体的事,比如说用具体的、大众的、通俗的语言来诠释抽象理论;同时还要以大众化的哲学来指导实践,这样才能更好地将哲学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而且要尽可能地采用多种多样的哲学普及和宣传方式。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推行哲学大众化需要以中国国情为基础。总之,推行哲学大众化的途径和方法归结为四个方面,即加工理论,让群众更好地掌握;调动群众积极性,让群众更多的参与;恰当地选择宣传方法,让理论与群众更好地融合;建立有效的运转机制。只有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才能最终实现哲学大众化。
3.哲学大众化应注意的问题
实现哲学大众化具有很大的难度,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为了能够更加顺利地实现哲学大众化就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很多学者对此都做出了阐述,孙亮认为在推行哲学大众化时要注意增强哲学的说服力;而且在哲学大众化推行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群众的自觉内化;同时还要注重哲学通俗读物的建设、深化哲学;郭建宁认为在推行哲学大众化过程中一定要防止庸俗化,这就需要掌握哲学大众化发展的逻辑;而且在推行哲学大众化时要注重其与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同时还需要注意加强哲学的学术质量管理。总之,在推行哲学大众化过程中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只有把握这些问题才能尽快地实现哲学大众化[3]。
在我们的模型框架中,企业文化是由企业哲学所决定的。企业哲学并非是通常所说的经营哲学或者管理哲学,因为它不仅仅关系到企业一般的经营理念,而且涉及到企业对内和对外的一种生存的哲学思考,它关心的不仅仅是管理层面的因素,还有企业伦理等方面的内容,它是企业的辨证思维方式,是企业处理企业与社会、员工、顾客和相关利益群体各种矛盾的方法。
我们要了解企业哲学之前要先了解什么是哲学。
1、哲学的涵义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哲乃智的意思,顾名思义,哲学就是智慧的代称。同样在西方,哲学被叫做“Philosophy”,它是从“Philein”和“Sopia”这两个古希腊文的词衍化来的,这两个古希腊词的意思分别是“爱”和“智慧”,统称“爱智慧”。显然,从哲学这个词的演化来看,哲学一直被古代人看作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在近代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哲学的地位一直是至高无上的,因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不断证实,自然界是统一的,万事万物都是按照同样的规则存在与发展的,哲学作为探讨万物最基本的存在与发展的规律的一门学问,自然被看作是科学中的“科学”,同时是所有知识的精华。
人与动物真正的区别在于人是有思想的,而动物则没有,因此思想是人具有的特性。有了思想,人也就要考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工作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这都是人们思考的结果。如果没有了思想,人的生活也就没有了价值,所以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它决定了人的价值观。思想凝结在物质产品中便成了文化。文化是人的文化,是有了人才有的。只有痛苦和人生的悲剧才能强有力地告诉我们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说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就因为企业中的人都是有价值观的,要使企业能够形成一种统一的核心理念,就必须深入了解人的价值观,让企业中的人都觉得企业能够带给他们人生的幸福,这样工作才是有意义的,当然企业的凝聚力自然也就加强了。
据说希腊哲学家皮浪在一次海上遇到大风浪,船上除了一头猪外,所有的人都很惊慌,皮浪就跟同船上慌乱的人说,哲人也应该像猪一样不动心。皮浪没有将人和猪的本质区别开来,因为有思想的人和没有思想的人是不可比的。但是人也有使自己达到“不动声色”的境界,而不是猪那种麻木不仁的情况,人的“不动声色”是需要通过哲学智慧的锻炼才能达到的。这正如许多中国企业家所追求的那种 “荣辱不惊”境界是一样的,在商界的激烈竞争中能否保持一种平稳的心态往往是决定你是否能成就一番事业的根本因素。
苏格拉底宣称人的主要任务是“回归自己的心灵”“认识自己”,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去指导人们如何去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对于哲学来讲,最基本的就是关于人的哲学,所以哲学简直可以称为人学。你如果想使自己的生活更丰富更美好,那么哲学是必不可少的。哲学是通向美好生活的保障。可以说,美好或幸福的生活几乎是每个人的追求或愿望。那什么是美好或幸福的生活呢?事实告诉我们,即便有了充裕的物质生活,我们也并不一定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真正的幸福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寻找得到,可见,幸福首先是人对生活的一种看法,是人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在企业管理中只通过物质上的激励并不能完全满足人性的需求,你只有承认人有精神上的需求,你才能管理好人。这也是我们本书所提到的“管理价值观”的方法,文化管理是管理学的一大变革,只要建立起企业的共同价值观,企业才有可能实现长期繁荣。
马斯洛说:“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可以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按照马斯洛的动机需求层次论,可以说,只有在第五层次才有可能与哲学有关。
所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罗素(英国哲学家)说过:“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要了解它的哲学,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学家。”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人为理想而活着,只有了解员工的需要,树立起企业目标与方向,才能吸引员工;只有满足员工需要,才能激励员工;只有了解消费者需要,才能引导消费,只有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心理,才能使企业发展,而这一切都需要哲学指导,没有哲学、脱离哲学搞管理是不行的。
总之,企业管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领导与员工、员工与消费者、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各种矛盾等,而哲学在人的思想中居统帅地位,对人的一切活动具有指导作用。因此管理的一切问题都与哲学有关。它不仅能够使我们洞察人们不断发展的需求,而且能够使我们理解员工的需要,从而能够使管理者有效地协调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哲学思想是企业活动的灵魂,是企业行为的先导,它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企业的规章制度、组织结构战略决策等等,企业经济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层次无不渗透着经营管理思想,企业的发展或停滞、成功或失败无不融入了正确或错误的经营管理思想。这些经营思想无不扎根于管理者的人生哲学之上,而他们的这种人生哲学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它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所以说企业哲学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企业哲学通常涉及到五个方面的关系:
(1)对人性的假设(善、恶、)
(2)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征服、协调、支配)
(3)时间取向(过去、现在、未来)
(4)行动指向
(5)人群关系
我们大部分的企业还没有达到文化管理的阶段,还处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哲学被爱因斯坦称作“所有自然科学之母”,企业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哲学的思想是博大的,只要它能被管理者掌握,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从而指导企业在竞争中战无不胜。
2、兼容并蓄的企业哲学
企业哲学用以解决企业在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即如何使矛盾转变成和谐,具体说就是企业与社会、员工、顾客的各种关系如何处理和谐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在企业哲学指导下的企业共同价值观体系;企业哲学是一种人本哲学,是企业解决如何在外部生存以及企业内部如何共同生活的哲学。企业哲学就是企业对内外部的一种辨证式的哲学思考,这种哲学思考又决定了企业对于各种事物的偏好,所以企业文化是个性化的,这就是其根本原因所在。
詹姆斯在对大量卓越企业的长期研究之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些公司不用我们所谓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来框限自己,那是一种不能轻易接受矛盾的理性观点,认为两种表面冲突的理念是可以同时并存的。他用中国的太极阴阳两仪图来说明这种哲学道理。例如以下的这些矛盾,在优秀的公司中就能很好的相处,并通过化解这些矛盾,让企业获得持续的高速增长。
变革和稳定
保守和激进
低成本和高品质
鼓励创新与严格的纪律
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
灵活与原则
马克思在其哲学研究中,深受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其关于自我意识的学说就来源自于黑格尔。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自我意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哲学把自我意识存在的矛盾推向了生命文化的高度。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实践意义的文化哲学,他希望通过文化哲学,摆脱人在精神世界中的欲望,以及实现这些欲望所需的现实性与必然性,这是文化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通过对人的价值生命、感性世界及人的创造活动与实践关系的肯定,对其哲学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入而充分的探讨,这种探讨着重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马克思针对哲学史关于偶然性认识论的规定进行了明确。他通过研究分析,确定了偶然性在本体论方面的意义。该意义的确定,标志着两种哲学思想上的矛盾得到了解决。即伊壁鸠鲁将偶然性确定为本体论范畴,而德莫克里特则将偶然性确定为认识论的范畴。它的意义在于,在哲学研究的模式上强调了偶然性的本质、本体属性,必然性则是偶然性的外部条件,而且需要不断地被否认。其次,马克思在哲学研究中,对伊壁鸠鲁哲学中的伦理学原则进行了吸收与改造,把人确定为一种价值生命在现实中的存在。马克思赞同伊壁鸠鲁的一种观点,即将伦理学的原则贯穿于哲学中,将哲学作为人享有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境界。马克思认为,伦理学是哲学体系中的最高境界,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获得人的价值生命,也就等于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同时,马克思并不认可伊壁鸠鲁的悲观主义思想,致力于消除其哲学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对感性生活赋予能动性的创造,将感性生活当作人的价值生命创造性的体现。最后,马克思借鉴了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斜观点,对感性世界中存在的矛盾进行了探讨,从而对实践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确定。哲学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说的矛盾在于,其未将应有的原则,即将精神生成方面的辩证法贯穿于哲学体系之中,这就使体系和原则产生了矛盾。该矛盾表明了黑格尔对其提出的原则并没有真正理解。黑格尔哲学关于宗教的批判,仅从表面上消除了哲学原则与体系之间的矛盾,并未从根源上解决这种矛盾。马克思认为,哲学得以实现的最佳途径就是实践,实践是哲学内在的规定性与世界的历史性。人的感性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实践的力量决定着感性的世界要沿着人性自我完善与自我创造的轨迹发展,人性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创造的过程,就是文化形成的过程,也是人的价值生命实现的过程。通过这一研究,马克思揭示了实践在文化方面的内涵,也确立了其哲学性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表现,而不是反映。反映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表现则是对生命价值的体认。人们为了实现生命价值,通过创造的感性世界和作品作为表现本质的一种现象。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是本体,人们所创造出来的感性世界以及外部世界是一种现象。
根据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在研究感性世界和对价值生命的确认上,在对创造活动与实践的关系进行肯定上,都融入了文化哲学精神,在其研究的思维方式方面超越了黑格尔学说及近性主义学说。因此可以确定,马克思通过对偶然性范畴的厘清和改造,创造出了实践哲学的范式。该范式因为运用了文化哲学思维,因此也可以被称为实践文化哲学范式。[1]
二、文化哲学的原则
马克思对实践进行了历史与理论考察,在考察生命活动中确立了历史主义的原则,即文化哲学历史主义的原?t。他提出,有意识的自由的活动,即为人的类特性。这个诊断对生命创造中的能动性进行了阐释。
所谓类特性,指一个物种整体的特性以及种群的类特性。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群整体的特性,决定于生命活动中的性质,其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把生命活动化作自身意志与自身意识的对象,是人自我意识的建立活动。在此活动中,人的精神实现了双重化,即生命自身与生命意识。双重化的活动是抽象能力实现和意识分离的过程,而抽象和分离能力又是进行文化创造的前提与基础,也是人的文化创造能力的一种。人之所以具有文化并创造文化,是因其生理上本来就具有文化创造的本能。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的生命活动和动物生命活动的区分,本质上肯定了人创造文化的能力,并把这种能力看成是一种天赋。二是通过实践改造无机界、创造对象世界,证明了人是具有意识的、类存在的物种。
在对实践进行历史研究中,马克思指出,对实现手段进行异化的本身即为实践。[2]该论断以异化劳动的观点,对人类文化创造的历史性进行了说明。在马克思将人类的抽象能力与分离能力当作人类的特性时,其中就已经包含了异化劳动观点。抽象与分离即为异化劳动,二者意义相同,其不同仅体现于运用的范畴上。抽象和分离从静态的视角对人的生命活动特性进行了说明,异化劳动从动态视角对人类生命活动特性进行了说明。此外,异化劳动还蕴含现实生产活动的内容,这也是历史性活动的一种。马克思认为,这种活动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与自然世界、外部世界相异化,指的是物的异化;二是人和自身生命的活动相异化,指的是人自身的异化,也称自我异化;三是人和自身类本质相异化;四是人与人的异化。这几种关系表现了人类生命活动外在的实现与内在的发展。前两种是人类生活外在的表现,后两种是人类生活内在的发展。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事实考察的基础上,认为前面两种异化导致后面两种异化,然而,根据人类特性,从人内在欲望与自我实现要求来看,二者的关系则相反。也可以说,后二者是前二者内在必然性和目的,前二者是后二者的外在表现与实现的手段。
一
我国整个人文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对文化哲学的兴趣由来已久。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间的“”起,对“文化”的研究就被作为一种以整体论、主体论的“哲学方法”解读当时的“中国问题”的思路。自此起近百年间,这种研究借鉴和吸收了不少西方学者的思想资料和研究构架,同时也承接和延续了中国近代学术传统,形成了自身的哲学特色,诸多先贤的这种努力已有累累成果。现在回头静心细读,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当具有“重新装备”和“重新奠基”的意义。另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文化眼光”考量社会现实,以“文化战略”筹划社会发展,已经蔚然成风。正是上述两种历史性的文化学术条件,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新起的研究潮流中,各家的“学科”依据不尽相同,视角和方法也各有异样,但大多都注重从哲学层面对国人当代十分复杂的思想情绪和文化执着进行学理分析和心理“制引”,确也显出有效有益的业绩。各家论著的被引用和被关注或是明证。
面对目前我国社会的文化思想态势,我认为,文化哲学研究者的学术任务,应该主要着力于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文化哲学形上建构的进一步探索;另一个是对解决当前文化现实问题的探索性的哲学式尝试。
在前一个问题上,我们似乎还是应该“再一次地”回到我们的核心主题词——“文化”上,对它进行新一轮的“哲学复述”。
关于“什么是文化”,我们不必再重复泰勒等的几百种“文化学”的(其实大多都是“人类学”的和“社会学”的)文化定义。从哲学的高度,我们可以以对象化的思维方式直觉到文化是一种“存在着的”精神“氛围”或者“弥漫”。而对于“他在”的观察者来说,我们(作为刚才的观察者)实际上也是他(周围“场”中)的氛围和弥漫。我们与他者的“共在”就这样在互置和互融中构成一个统一的“场”。这就是我们与他者共同形成的“更大的我们”的“存在”之场。这“存在”包括了下述五个“领域”(或者组成部分):1、作为我们的“原初的氛围”的自然界;2、我们在自然界养育下所创造的“文化的物质世界”;3、我们在自然界的昭示和支撑下所建构的我们的“社会”(即各个级别、不同规模和不同模态的人类文化共同体);4、我们不断培养和教化着的人的“自身的身体和心灵”;5、人类不断扩展着的共同的整个精神世界。这个存在是一个“整体的存在”,它是我们人的“生命之所依”,也就是我们“生命自身”。这个“存在”就是“我们的文化”,或者说,这个“文化”就是“我们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存在哲学”就是“文化哲学”:就我们的生命本身及其氛围而言,没有任何“存在”不具有文化的性质;没有任何存在在我们谈及它的时候可以不谈到文化。文化就这样“覆盖着”我们的生命,它就是我们的“存在之场”。它就是“存在”。
更重要的是,文化在其具体内容上把形上的存在开显为“此在”。此在就与生存(或者“实存”)在“形”的层面具有了同样的意义。所以,文化本身兼具存在与此在的两种性质。它既具“生之变道”,又显为“万象之形”。
所以,以文化哲学对形上的研究,导致对“存在”的进一步解释。存在就是生命;而生命具有两个相互制约、而不可对任何一方做任何弃舍的方面:“生命之动”与“生命之形”。
“生命之动”就是生命活力。它就是生命由于“生”(“活着”并“活得更好”)的欲望和追求所表现出的“活生生”的朝气蓬勃的样子。它是一切人的(民族的)文化运动和“存在”样式变动不居的“原动力”。人(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正是人(民族)的活跃着的“生命力”在创造历史;如果人(民族)的生命力萎缩了、衰弱了,甚至连“活着”的兴趣和勇气都没有了,他就不可能创造历史。也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进步的”历史。反之,只有那些具有生命朝气和对生活有更好、更高追求的人(民族),才是文化的人(民族),才能创造历史,使自己生活得更好。
“生命之形”就是生命通过自我意识的自我教化塑造自我实体形象和活动的实体制度。也就是说,生命是活动的,而活动必然要落实到“形式上”,即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来进行,同时,生命活动也必然以外在的形式(质料之物或者符号之物)为其活动的直接目的,或者为其活动的工具。也就是说,生命本身必然要用“形式”把自己“表现”出来。在严格意义上说,任何生命本身都是“形式的”,个体的生命形式就是“身体”。没有无形式的生命。生命以自己的“生命力之动”永远在“为自己塑形”,这“形”就是处于历史流变“不定”中的暂时的“定”,由于“定”都是由生命自己规制(建构规则和制度,或者按照生命心灵的外在性活动规则设置)出来的,所以就叫做“规定”。
所以,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人的存在就都表现为人把自己文化(向文雅、文明而变化)的过程。之所以形成连续不断的序列,就是因为人的生命欲望和对生活得更美好的从不间断的、且日益强烈的追求;而这个连续不断的过程,都无一例外地是以人类的各种暂时性的制度和“创造物”(形式)的不断新旧更替所表现出来的。一方面是文化活力,另一方面是不断更替的各种各样的实体的文化形式。历史的发展在其实质上就是文化生命力总要以其前所未有的活跃和力度(在发生学意义上)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制度和符号),或者(在历史学意义上)否定和摧毁旧有的“文化形态”(制度和符号)而创立新的“文化形态”。
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两种相互联结、且相互作用的特点的表现:以生命力的活跃来推动和实现自己的发展,而以对实体的文明形式的创制来一步步把自己的发展“落到实处”。历史就是人不断鼓舞、激扬自己的生命的“文化活跃性”并同时也就以此来为自己创建新的“文化形态”、文明的总体过程。
二
生命力的活跃和旺盛,靠的是人(民族)以一种“狂欢”和“冲动”的态度来激发自身。中国文化的“乐”中包含了这种态度,而西方文化中的“酒神精神”直接就是这种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狂欢的态度伸展人(民族)的可能的“自由”程度,冲决一切对人(民族)的“生命优化”欲望的限制性形式。这就是人(民族)的“文化创造精神”,它是一种相对于固定成型的文化形式来说的否定性力量、批判性力量。人正是靠生命的这种活跃性来不断发展和提升自己的。
一般来说,人们称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哲学为先秦哲学。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哲学思维从原始时代人们对精神和自然界关系问题的两种自发的对立倾向,经过殷周奴隶社会的天命神权论和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形成了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各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和哲学派别。它们之间互相辩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开拓、创新时代。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列国交兵,忧国忧民的学者们有感于时局之不稳,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主张。他们或周游列国、献计献策,或退隐林下、聚徒讲学,或独善其身、著书立说。一时间,学派峰起,百家争鸣。特别是儒、道、墨、法、阴阳等学派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这是中国古代一次思想大解放、大飞跃,一批哲人迸发出的原创性精神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有载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疆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龄大道之要,去健羡,细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篡,吸土刑,析粱之食,黎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疆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 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朴法,则亲亲尊尊之 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砖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J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簌。簌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翟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由于他们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尽不同,他们著书立说,虽然各有优缺,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且丰富的文化遗产。
他们面对社会的大变革,诸侯争霸,群雄割据,战争频仍,连年不绝。而社会变革的剧烈,也正因为各诸侯国力争霸主地位,以主宰中国,所以采取了种种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措施,富国强兵,励精图治,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向前发展。与此同时,诸子百家之说应运而生,“九流”、“十家”异说纷呈,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因此,先秦这个大动荡的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时期,同时成为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的历史分界线。“轴心时代”不仅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新的史学观念,而且这种理论为所有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在中国,“轴心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空前繁荣,诸子峰起,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墨、道、法、名等许多学派,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孙子、杨朱、惠 施、公孙龙、商鞍、申不害、荀子、邹衍、韩非子、李斯等一 大批思想家。
我国今日的思想,试默察之,无不有先秦学术之成分在其中者。不知本原者,必不能知其支流。欲知后世之学术思想者,先秦诸子之学则不可不知也。也就是说,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是形成学派和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它广泛地探讨了宇宙本原和自然规律问题、天人关系问题、人性善恶问题、认识论和逻辑学问题等,把哲学研究伸展到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已包含着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哲学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其探讨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可以和古希腊哲学相媲美,是中国亦是世界哲学史上的灿烂篇章。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学者型教师即专家型教师、科研型教师。学者型教师除了有扎实的知识结构和过硬的专业技能外,观念新是学者型教师素养的核心。当今社会发展和我国目前教育现状,要求教育者要具备现代教学观,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同时,学者型教师要能用先进的教育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并加以研究、推广,实现由"教书匠"向"学者型"的转化。因此,我们把知识结构合理、专业技能过硬、有现代教育观念、会科研的教师称为学者型教师。
二、学者型化学教师的知识结构
一般合格教师的知识结构包括专业知识、教育理论知识和教学实践知识,而学者型教师的知识不仅面宽,而且质上也很显著,他们不仅对问题的深层结构敏感,而且还能结合学科特点渗透科学方法论、创新精神、人文素养、科学价值观等。笔者认为,学者型化学教师的知识结构应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必须掌握大学化学专业所涉及的经典化学知识和教师必备的教育科学基本理论知识。
化学与STS相关的知识。当代化学教育发展的新方向是化学与科学、技术、社会(STS)相联系,其核心是全面反映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学者型化学教师能结合人们最关心的健康、环境、资源、水源及食物等焦点问题展开教学,使学生能解决未来生活与化学有关的问题及生产、生活中碰到的化学问题。
化学作为中心学科的前沿知识。当代科技飞速发展,边缘学科层出不穷,化学与相邻学科的交叉渗透使化学成为21世纪的中心学科。环境化学、生命科学、信息材料科学、能源化学、地球化学等都属于化学专业发展的新方向。学者型化学教师力争将教学与科技接轨,使学生的视野与思维更加开阔。
结合化学史渗透科学方法论。结合化学史进行教学,使教学不只局限于现在知识的静态结构,还可以追溯到它的来源和动态演变,揭示其中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论,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品德。
结合教材内容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学者型化学教师应结合具体学科知识,使学生对社会伦理准则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情感,从而培养起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度的创造精神。
三、学者型化学教师的教学技能和策略
掌握策略性知识是学者型教师进行策略式教学的基础和前提。在课堂上不仅关注"教什么","如何教",还能有效地进行学法指导,并通过设计探索性实验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1.能运用策略性知识,设计教学策略
一个经验丰富、教学策略掌握好的学者型教师,必须具备:①内容知识,即所教科目的内容;②课程知识,即有教学内容的组织设计思想;③一般的教学知识;④教学内容有关的教学知识,即教材、教法知识;⑤有关学生及其特点知识,包括智力水平、个性特征和学习风格等;⑥有关教育环境知识;⑦有关教学目的、教育价值等教育哲学方面的知识。其中⑤⑥属于策略性知识,即研究如何有效教的问题,是创造性的劳动过程。
2.课堂上教学实施学法指导,探究实验技能
学者型教师能针对学生学习规律进行有效性教学,把握学生的学习风格进行个别教学,根据教学内容、教学情景进行针对性灵活教学,研究自己教学个性,进行创造性教学,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教会学生学习这是素质教育的一项战略任务,这是针对我国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会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世界各国都在深入探索教会学生学习的科学理论、途径、方法,作为学者型化学教师,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期施行学法指导,培养懂得化学基础知识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在教学设计上体现学生的积极参与性,体现基本的学习方法。基本的学习方法很多,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自学能力和思维能力。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这是教育部2000年1月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中综合实践活动板块的一项内容,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对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充分开发学习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化学以实验作为学科基础,实验操作与设计可培养学生大胆耐心的实践品质,果敢沉着的自信力,自觉自控的意志力,积极向上的进取心,并能养成尊重客观、勇于实践、大胆创新的科学态度,以及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发现和创新的能力。探索性实验,使学生始终处于不断探索的情景中,教师及时点拨、引导,学生的思维得到启发和活化,为发挥其思维潜能创造了情境。在我国教育转轨阶段,以新的视角开展实验教学,挖掘教材中探索性的实验,优化实践课教学过程,是学者型化学教师的当务之急。
3.课后反思能力
教师反思能力是指教师在职业活动中,把自我作为意识对象,以及在教学过程中,将教学活动本身作为意识对象,不断对自我及教学进行积极主动的计划、检查、评价、反馈、控制和调节的能力。学者型教师不仅要对自身的教育经验、教学策略进行反思、总结、提高,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而且还要对教育、教学活动的普遍规律进行反思。
四、学者型化学教师要适应现代化教育的要求
现代化教育与传统教育相比,是对传统教育的扬弃,并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它作为教育自身发展追求的一个目标,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特定的、质的规定性。学者型教师必须在理解素质教育的特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及提高自己驾驭现代化教学辅助手段的能力作为当务之急。
1.素质教育的特点与要求
应试教育以升学考试为教育的唯一价值取向和终级目标,造成学生片面、畸形发展,而素质教育以全面性、全体性、主动性为特点,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把考试当作最终目的。
素质教育在指导思想上把重点放在学生个性和身心的全面发展上,在教学内容上十分重视教材改革,适应新科技潮流,吸收新科技成果,大力拓展受教育者的智力空间和思维广度,诸如环境污染、人炸、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等21世纪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均应贯穿于教学内容之中。在教学方法上,强调研究法、发现法、情景教学法等的应用及最优化组合,提倡自学、贯彻启发、重视反馈。在教学组织上,改变单一的班级授课制,辅之以合作学习与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应用等。
2.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21世纪是以知识的创新和应用为重要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的信息化,经济的全球化,使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成为影响整个民族生存状况的基本因素。这是向我国传统教育提出的最严峻的挑战,也是素质教育的当务之急。
把培养学生的创新教育摆在化学教学的重要位置,让学生学会创新是学者型化学教师的重要任务。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要求是:
具有创新意识,不因循守旧;喜欢质疑,爱独立钻研,敢于创新;想像力丰富,新颖独特,善于从多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思维能力发展较好,特别是具有较好的分析、综合能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
培养创新精神的学生,教师的创造性人格特征是基础。有关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教师的人格特征中,有两个重要特征对教学效果有显著影响:一是教师的热情和同情心,二是教师富于激励和想像的倾向性,即教师要有创造性思维。学者型教师善于设计开放性问题,培养学生发散思维,中学生正处于智力发展、能力形成最佳时期,为发展思维提供了条件,教师要善于诱导。
培养创新精神和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学者型化学教师要充分利用化学学科实践性强的特点,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结合起来。要从根本上把学生的能力提高到一个较高水平,关键是教师主动创设适于学生创新和动手的教学环境。
3.要有使用现代化教学辅助手段的能力
现在正进行以电化教育为标志的教育革命,学者型化学教师应努力探索和拓宽以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应用于学科教学的范围,把计算机带入文、图、声集成的应用领域,使教学过程得以优化。CAI软件是一种人工智能,在揭示化学教学的微观实质,展示化学思维的形成路径,描述化学思想的产生,化学概念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而且还有利于形成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因为对未来一代,不在于仅仅是储备了多少知识,更重要的是获取知识的能力和速度有多大,获取知识的技术手段有多先进。
五、科研能力是学者型教师素养的重要内涵
科研能力是教师自身提高的重要能力,而且也是教师素养和价值实现的重要指标。学者型化学教师要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要具备现代教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了解国内外教育改革的动态及趋势,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以教学实践为基础,以教育规律和教学原则为依据,选择有价值的、可行性的、实用性的素材,运用调查、研究、提炼、综合、创新等方式,凡与传统的教育思想、目的、内容、方法及教育评价有关的教育领域都是研究范畴,都要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探索,不断总结新经验,构建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