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闽南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闽南手机游戏美术的概念

手机游戏美工是指手机游戏画面中的美术组成部分，我们在游戏中所能看到的一切画面都属于游戏美工的工作范畴，其中包括了建筑、地形、人物、动物、植物、动画、特效、界面等等的制作。由于游戏美术的工作量庞大和种类繁多，通常游戏公司会对游戏美术部分再进行细分为：原画设定、场景制作、角色制作、动作制作、特效制作、等不同的工作岗位[1]。游戏画面能否长时间吸引游戏玩家的眼球，让玩家爱不释手，手机游戏美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手机游戏美术是一款游戏在制作前期所要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个过程将提供游戏项目所需要的全部美术设计方案，主要包括概念类原画设计，制作类原画设计两种，为后期的游戏美术制作提供标准和依据。随着现在游戏行业的发展，画面越来越接近电影级的画面表现效果。在众多的手机游戏玩家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以貌取“戏”的，根据游戏的画面来选择是否进行体验，游戏美术的重要性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二、闽南手机游戏的构思

任何一款手机游戏在开发制作前都要有一个明确的游戏主题，游戏主题的创新与表达在整个手机游戏设计中占重要的地位。游戏中的所有元素都是是围绕游戏的主题展开的，那么手机游戏的设计思路就应该按照所表达的主题来设计[2]。本论文的手机游戏主题思想和设计思路是通过数字绘图软件来绘制经过矢量化的游戏角色、场景、道具在数字无纸中的游戏动作表现，表现不同质量的物体在手绘游戏动作中的运动表现，同时展示用数字绘图软件制作手机游戏美术的优越性。

游戏主题：从小生活在泉州这个闽南文化古都中，受闽南文化的长时期熏陶，一直想为闽南文化宣传做一点贡献，所以利用自己工作职业之便构思了一款真正具有闽南特色的游戏。此次的闽南手机游戏创想的故事背景与情节刚好可以利用与地方特色文化的结合，达到对手机游戏创新的一大亮点，让所有的闽南人玩这一款游戏自豪感会由然而生。也可以借助这款手机游戏把闽南特殊的文化传统发杨光大，为闽南文化宣传上出点力。

三、闽南手机游戏创意设计

1.闽南手机游戏焦点：它是一款具有一定故事性、融合了角色扮演元素的类冒险类游戏。在游戏中，玩家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比较有个性的闽南特色人物（例：惠安女、拍胸舞者等）做为游戏的角色，在游戏中玩家必需不停的对两边出现的变种基因怪进行攻击，才能获得相应的金币，换不同的武器继续攻击。游戏只有一个关卡，怪物会从游戏界面两端源源不断的出现，怪物等级不同，需要用打怪获得的金币购买不同级别的武器才能消灭不同级别的怪物，直到把所有的怪物消灭了游戏就通关了。而该游戏不一样的探险环境以及里面特有的闽南风土人情，给玩家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体验。玩家可以在游戏中一边玩一边了解与欣赏泉州闽南风俗文化，这样也起到了宣传闽南文化的目的。

2.手机游戏手绘风格：根据本游戏的选材特点以及现有制作技术限制，确定了做单纯的二维动画，平面感强，色彩鲜明易于吸引人。在游戏风格还没有完全确定之前，当然得先做一些准备功课那就是游戏素材收集，特别是对泉州闽南文化特色材料的收集，甚至还对拍胸舞的起源发展，舞蹈动作做专门的研究，绘制了不少关于拍胸舞的草图。

3.闽南手机游戏角色设定：在闽南手机游戏当中，游戏的故事背景与剧情对游戏来说显得更为重要，所以我们把角色的设计依赖于游戏的剧情，在设计角色形象之前，先考虑角色的背景故事，再根据故事的特点来确定角色的形象风格。剧情驱动的角色设计要求设计者真正地理解角色，然后将他们形象化[3]。这种角色设计方法能够使角色形象更加有血有肉。参照闽南民俗舞蹈拍胸舞作为游戏角色造型的研究基础，可以把闽南手机游戏角色设计成简单的卡通造型，使玩家置身于一个充满闽南风土人情的游戏世界中，这样让玩家在边玩的时候还可以顺便熟识闽南文化，对于闽南文化的推广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手机游戏的故事情节跟风格已经确定下来，那就可以着手对手机游戏的角色进行设计。

4.游戏场景设定：游戏的场景是指运行在游戏中的主控角色可以到达的场地[4]。在游戏中，主角置身其中的场景、以及场景内一切除游戏元素之外的物品，构成了游戏的场景。游戏的场景制作，根据对游戏故事情节的定位，游戏场景设计应该也是具有闽南特色的。闽南有什么特色可以做场景，闽南地带文化历史悠久，至今还保留着很多古建筑物，所以游戏的场景就先以闽南（泉州）古建筑特为背景绘制。

四、闽南手机游戏相关动画制作

在传统手绘动画中，角色的连贯动作需要使用大量的动画定位纸来进行手工绘制，在这期间产生了大量的纸张成本投入，绘画工作量巨大与图像的检查和修改的条件限制决定着这样的工作方式的逐渐淘汰。当然依然喜欢传统手绘制作动画方式的动画设计师，还是会使用动画定位纸来绘制动画。而对于接触过电脑的新生代大学生来说，大家更热衷于直接用软件绘制动画，如今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动画制作软件有Flash，闽南手机游戏动画当然也是直接用软件绘制动画。

五、小结

如今手机游戏已经向有故事情节方向发展，游戏大都是来自一个童话故事或者电影电视改编过来的，很少有那种具体体现一个地方文化特色的游戏出现。都知道闽南很有特色，也知道一些有关闽南的游戏比如闽南人喜欢斗地主，例如斗地主也只是在游戏当中添加了闽南语进去。这样是远远不够的，现在泉州被评为东亚文化之都，很多媒体看好这点，都拿这个当点子对各自的产品进行包装宣传，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制作或宣传闽南文化的环节。把手机游戏制作的故事情节设定在闽南文化特色这个大背景下，再对手机游戏的制作与设计过程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具体的手绘案例直观的向读者初步了介绍了闽南手机游戏中文化元素的制作与创意方法，主要是通过游戏美术设定一方面来推广闽南手机游戏产业。当然这个手机游戏创意还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在以后的实施与创作过程中能不断的对闽南手机游戏进行改善与提高。

参考文献

[1] 庞镇.论游戏美术岗位的技术特点――兼论游戏美术在教学中的重要性[J].青年文学家.2012年15期.

[2]豆丁网..游戏策划培训笔记之设定游戏故事[Z]

篇2

一、我国文化遗产发展现状纵览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及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拥有可移动的文化遗产越1200件，已知地上、地下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近40万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71处，世界遗产30处，世界文化遗产27处（含文化、自然双遗产4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项。这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其精心呵护、传承发展，是政府组织和全社会共同的神圣职责。

中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用两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堪忧”，因为我们国家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原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正在迅速的改变。比如我们过去有很多劳动歌曲，插秧的时候要有插秧的号子，薅草的时候有薅草的锣鼓，林业工人在伐木的时候有伐木歌，抬木头的时候有抬木歌，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以现代化来代替了，原来的这些民歌就都不存在了。

如果说物质文化遗产是化石，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活化石，文化形态的深入力量同样无法替代。但是，比较起前者，大家对后者的价值认同远远不够。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包括一些民间老艺人的绝技，是在毫不自知的状态下，从眼前永远地消亡！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迫在眉睫。

二、新疆南疆汉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意义探析

南疆汉民族非物质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部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资源丰富多姿，种类异彩纷呈，是中国人民智慧创造的结晶，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现。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富精神价值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心理结构、意识形态、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等特点，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又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象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许多闪光的伦理精神，如公而忘私的“天下为公”精神，以义制利的“见利思义”精神，人格独立的“威武不屈”精神，虚怀若谷的“厚德载物”精神，清正廉明的“执法不阿”精神，艰苦奋斗的“自强不息”精神等等，至今像涌动不绝的清泉，滋润着炎黄子孙的生活，陶冶中华儿女的情操。这种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情感和个性特征，以及自强不息的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是维系中华民族情感的重要纽带。这种精神品格和精神力量已经溶入我们民族的精神之中，至今大量地、鲜活地藏匿于民族民间，埋藏在老百姓的心灵深处。因此蕴涵着弥足珍贵的精神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可以退守和栖居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增强文化认同的宝贵资源。有了一种文化认同，我们的先进文化建设就有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和深厚的文化根基。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独特的历史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在劳动实践中创造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历史进步的标志。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了古人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和实践经验，所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民族民间的科技文化蕴涵着大量的尚待开发和破解的历史文化信息。这是祖先留下的极具历史价值的精神文化宝库，为我们后人的科技发明和文化创造提供了无限丰富的灵感资源。而一代又一代承传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祭祀礼仪，甚至我们的风俗习惯所表达的是人类自己对现实的人和社会关注和疗救的一种愿望，更重要的是要表达人类超越社会历史限定和时间空间限定的一种永恒的期盼和希冀。这是先人们开创的一种灵动的文化自觉。有了文化自觉的意识，我们就有了构建和谐社会先进文化的基本动力。

近些年，不少地方和个人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很少考虑文化的发展。急功近利的房地产开发商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使许多乡村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顷刻间夷为平地，我们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冰冷无情的铁铲下，瞬间都统统荡然无存。如果我们在全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和房地产开发中不加特别的关注和十分的留意，那么极具重要历史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可持续发展观需要一种文化自觉来支撑，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文化因素浸润其间，它需要弘扬一种精神，培养一种文化自觉的基因。具有厚重历史价值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坚持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最基本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所特有的民族自尊、自爱和自信，是推动我们民族进步和发展的激越的鼓点，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正确的精神导向。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巨大的文化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首先是传承文化传统，为文化创新提供基因、动力。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渔猎文化相互融合的文化。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游牧文明、渔猎文明和原始农耕文明中养育起来的，它与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密切相关，它深深扎根于我国各民族人民群众之中。我们寻找中华民族精神文明源泉的目的是要更好地认识它的文化价值，并将它精心呵护，传承发展。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把旧有的东西当作“活化石”摆在博物馆里仅供展览，也不是把故旧的民俗事象简单地搬到现代生活中重演，而是要在深层挖掘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和艺术创新，从而使我国新的文化成果更具中国特色，更彰显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向纵深发展，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打造出一个更加有利于和谐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环境。这是我们保护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也是其保护研究的价值意义所在。

三、南疆汉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出发点与思路

笔者认为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中，有缓急之分，而无轻重之分，为什么呢？，因为对一个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而言，所有的我们民族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重要的。但是有缓急之分， 笔者认为，所有这些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处的困境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一个项目自身的环境又有所区别，比如有的真的是濒临灭绝，就剩一口气了，这就叫“急”。有的环境还相对比较好，就可以稍缓。当然所谓“缓”不是推迟，而是尽量的在最短的时间内先把“抢救”两个字落实。并进行深入研究。

南疆汉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难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现在从政府到民众，更多的想的都是如何改变、提高我们的物质生活，如何发展生产，民众想的是如何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因此，整个社会对南疆汉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以及保护研究它的深远意义缺乏认识。第二点就是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使主流媒体，比如电视，普及到千家万户，而这种流行艺术的普及，挤压了传统艺术存在的空间。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主流媒体的狂轰乱炸之下，我们的整个民族，现在都在“自觉自愿”地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在追求现代化的文化。总之，如果一个民族自己不再喜欢自己的传统艺术，而一位地追求现代化、追求西方的艺术，这一点才是最可怕的。

参考文献：

[1]王仲殊.《物质文化概论》，载《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篇3

1 民族农耕文化类型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个多山地的高原省份，国土总面积中，山地占总面积的84%，高原占10%，盆地占6%，山多坝少。同时，云南气候类型多样化，各族人民交错立体地分布于高山河谷，民族构成多样性，分布有26种民族，是全国居住民族最多的省份。各民族在不断的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农耕文化，形成了很多优良的传统伦理道德。相较于中原的农耕文化，云南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多样的气候类型，为民族农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地域差异提供了基础条件，使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也 呈现出多样性，主要有三种类型。

 

1.1 山地农耕文化

 

云南山区的地形地貌特点是遍布高山深谷，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如基诺族、拉祜族、德昂族、独龙族、怒族、傈僳族、布朗族和苦聪人等少数民族。在山地和丘陵地区，植被生长及再生能力强，降雨充沛集中，动植物资源丰富，但是众多的河流大多从山脚流过，很难引致山上，由于可供引用的灌溉水源比较缺乏，不适宜进行灌溉水田农耕，山地民族主要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刀耕火种是适应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因素的产物。刀耕火种地一般在坡度20°～50°不等的山坡地，很难甚至无法进行机械化或犁耕;耕地如果经过深翻深挖，进入雨季，坡地容易水土流失;深翻深挖或犁耕必然会使耕地中的植物根部受伤害，以后转入休耕，地表植被也丧失了恢复能力，山地民族非常注重保护地表植被的恢复能力。刀耕火种有别于毁林开荒，在砍烧林地时，砍小留大，砍树留根，虽然经过火的烧烤，一般不会伤及树根，在耕地进行休耕周期，地表植被能更新恢复，这也是这种耕作方式能否延续的前提条件。

 

1.2 梯田农耕文化

 

云南不同地区地形地貌差异非常显著，在山地，如果土质含沙量不大，能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很多山地民族从事山坡梯田灌溉农耕生产，如哈尼族、彝族、壮族、佤族等。依山势开辟出阶梯状的田地，引山泉自上而下灌溉或在高处建蓄水池，梯田从山脚逐层升高，直达山顶，梯田农耕是在充分利用山区特殊的地形、气候、植被以及水土资源等的立体性分布特征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的良性生态农业循环系统，是民族智慧的发明创造。梯田农耕是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如利用山势水流运送森林里的枯枝落叶，野兽的粪便等，它们是天然的肥料，这种施肥方式称为“赶沟”，既可降低森林病虫害又减少了火灾发生几率;人们把日常产生的灶灰炭屑、人畜粪便等垃圾集中在水塘里沤烂成肥，引山泉冲击水塘，顺势进入层层梯田的“冲肥”方式，完成施肥同时处理了生活垃圾。在梯田农耕民族的传统观念里，对与农业相关的自然物及自然现象充满崇敬，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节庆祭奠活动，如祭寨神、十月年、苦扎扎节等，自然崇拜客观上有效的保护了梯田的命脉水源林。

 

1.3 坝区农耕文化

 

云南平坝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6%，坝子星罗棋布的分布于河流湖泊周围或群山环抱之中， 三分之二的坝子集中于滇东，云南较大的曲靖坝子与陆良坝子都分布在此。坝子地势平坦，水利条件较好，一般土地肥沃，复种指数比较高，主要居住的是社会发展程度相对更高的民族，如汉族、回族、白族，纳西族等。自古以来，因西南地区有着特殊的国家战略位置，帝王将相都将云南视为恒久保有的重要边地，所以，坝区很早就与中原发达地区交流，在汉文化以及外来汉民族移民的影响下，坝区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灌溉水田的稻作农业及固定旱地的耕作。随着中原王朝对云南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程度加深，先进的农耕观念、生产技术、农具、工具的传入，坝区逐渐向精耕细作的水田与固定旱地耕作发展。坝区的农耕文化与中原的农耕文化比较接近，农业生产水平在云南属于比较高的地区，如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灌溉水田耕作技术可以说是云南水田稻作民族中的佼佼者。

 

2 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传统

 

2.1 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崇敬自然

 

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形成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是云南各民族在长期适应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认识资源、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哈尼梯田反映了哈尼人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一种文化，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山地民族的轮歇耕作方式;景迈山上布朗人将茶树当作自己生命 ;白族水崇拜等，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作用等等。如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虽然农药和化肥能使粮食增产，但它导致水源的污染，农产品的污染，导致损害人体健康。云南各民族在耕作过程中辛勤耕耘，使用农家肥，精耕细作，为保持农业生产的持久性，千方百计地保持土壤持续不断的生产力上下功夫。这与其说是农业生产方式独特，不如说是云南农耕文化中的传统道德文化在现代农业中发挥了作用。尽管耕作方式差异甚大，但是就其农耕思想和生态适应性而言，在很多方面却都包含了不以片面追求作物产量而损害种植前景的耕作方法，以及通过各种仪式活动敬畏自然，客观上达到了对生产与生活环境保护的目的，云南各民族传统农耕文化中包含着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2.2 勇于耕耘、务实和坚韧的大山精神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地理环境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和道德规范，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云南省山地占全省国土面积的94%，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居住于山区和半山区，确实是一个大山里的世界，大山锻造了人们坚韧、务实、不断攀登的精神。无论是以山地农业为主的粗放农耕者，还是以水田农业为主的精耕细作者，在他们的农耕文化中，都具有为了自身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埋头苦干，勇于耕耘的精神。例如梯田农耕利用山区山高谷深的切割地貌以及气候、植被立体分布的特征，在山坡上修筑梯田，从山脚到山顶，依据不同的山势修堤筑埂，坡缓地大则开大田，坡陡地小则垦小田，甚至沟边坎下石缝处也开田，梯田大者有数亩，小者仅有簸箕大，往往一座山坡就有成千上万亩，凡到过哈尼山寨的人，都会为哈尼人民的独特创造而赞赏不已，显示了各民族坚韧的倔地精神。充分挖掘和提升云南各民族农耕文化所共有的勤劳勇敢，不惧艰险，刻苦努力的大山精神，提升各民族对自身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自信心，促进团结。

 

2.3 提倡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

 

云南的农耕文化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崇敬自然，对自然界从来不是毫无节制的索取，而总是出于一种敬意来感谢大自然，这种依赖于森林和自然的生存方式，使他们更懂得珍惜自然的重要意义。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和诗歌中，都劝导人们要节用，不仅以习俗的形式，甚至以神灵的名义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要贪婪，以免遭到自然的惩罚，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的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勤劳、俭朴的品质，历来被看做一种美德。在当今社会，食物的惊人浪费与匮乏并存，工业文明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在面临生态恶化、资源枯竭的威胁下，勤俭节约对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倡导的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对我们正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有益的启示作用。

 

2.4 生产生活中的互助互惠

 

云南各民族在适应复杂的生态环境过程中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各具特性的文化，同时，各民族为弥补自己在生活用品、生产工具方面的缺失而互通有无，形成了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如云南西双版纳平坝地区，种植水稻的傣族经常将稻米托运上山，与山里居住的德昂族交换棉花、芝麻、茶叶等土特产及手工物品，农忙时节，山区德昂族下山到平坝地区帮助傣族耕种和收割水稻;一家有喜事，全寨子同贺，一家有困难，全寨子帮忙，德昂族结婚办喜酒全寨子的人都来吃。云南民族节日活动反映了云南各民族崇尚平等、崇尚团结的价值取向。如哈尼族的长街宴、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跳菜等等现象都具有团结本民族、协调缓和人际间矛盾的功能。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具有的这种互助互惠的伦理道德传统，对于保证人们的诚信、促进社会稳定和行为的和谐，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保障农业生产有序进行和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3 小结

 

篇4

一、农民工市民化政策设计的关键内容

如何理解“不完全的城镇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到2013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8%增至53.7%，城市人口从2.38亿增至7.31亿。按目前的统计口径，只要在城镇生活半年以上，就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事实上，至少有约2.5亿被统计为城市人口的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待遇，在稳定就业、社会保障及其子女的就学、就业、就医等诸多方面，存在种种障碍。在农民工集中的大城市，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如果扣除这部分人，已公布的城镇化率按保守估计将降低 15个百分点左右。

在中国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当着眼于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完全城镇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将“人”确立为城镇化的核心，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此基础上把促进农民工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城镇化建设首要任务。考虑到城市众多的福利待遇都附着在城市的户籍身份上，因而以户籍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通过进城农民工落户来实现公共资源均等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户口的转换是形，公共资源的分享是实。要通过逐步增加和不断完善农民工的公共资源，最终达到消除户口待遇差别的目标。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推动农民工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也就是农民工在城市“有活干，有学上，有房住，有保障”。当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逐项落到实处后，传统户籍制度的消亡，就像上世纪80年代粮票退出历史舞台，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因此“放开户籍”和“放开福利”可以一体化进行，但并代表一体化进行是农民工市民化中的唯一选择和必要条件，在户籍政策已经基本放开的中小城市和城镇，农民工可以通过转为城镇户口为主，同时享有户口所包含的系列公共服务项目；在众多现阶段还不能开发户籍的大中城市，可以根据公共资源情况和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居住稳定性，给予相应的待遇和服务，并视经济财政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逐步缩小与市民的差距，实现“放开户籍”和“放开福利”并行。在北京、上海等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所减弱的特大型都市区域，在优化整合现有城市格局基础上推进城市户籍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向农民工延伸和覆盖，以“逐步放开福利”的途径循序渐进的实现市民化进程。因而在不同特征的城市体系中多元化提供公共品成为促进城乡劳动力要素发展一体化中非常关键的内容。

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公共品供给在农民工市民化中的重要性，如何通过公共品的资源配置来匹配满足农民工在空间和多元化的真实需求将成为政策设计中的关键内容。为使研究对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设计更有针对性和更具操作性，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总体态势和战略取向上有三组问题需要更为深入认识和系统考量，即：人往哪里走？――把握农民工流动趋势；成本有多高？――测算公共品标准化成本；钱从何处来？――拓展增量筹融资渠道。

二、难点问题一――把握农民工流动趋势

尊重农民工的流动意愿和自主选择权基础上确定农民工的流动趋势是相关公共品供给政策制定的前提，只有把握农民工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集聚流向才能针对性设计公共资源配置，形成合理城市体系结构。

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是跨地区人口流动的主体，也应当成为城市化形态选择的主要参与者。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城乡人口流动的相对自由性使得他们能更多根据自身预期或效用“用脚投票”选出自己愿意就业与居住的城市，无论是近几年东部沿海地区频繁出现的“用工荒”，还是生于1980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展现的高流动性和短工化的群体特征，无不体现出新时期农村劳动者在择业自主性和流动选择权的增强。随着近年来制造业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的扩散转移，企业区位选择的重新布局可能会带来就业机会的转移，那么作为生产环节中最为重要的劳动者这一要素是否也会在同期逐渐向地区转移？他们在不同类型城市选择时更愿意向大城市集聚还是向中小城市蔓延？流动趋向不同带来的分布格局差异反映出人口流动的客观现实和主观意愿，而相关政策理应在充分认识这一劳动力迁移实际下因势利导，相机抉择，而不仅仅是按照理论知识或者西方经验的盲目照搬。如果人口更多流向大城市而财政资源更多向中小城市倾斜，很可能造成中小城市财政资源的浪费和城市布局规划目标的落空；如果人口逐步向中小城市扩散而国家投入仍然向大城市倾斜，那么业已存在差距的继续拉大会形成对农民工逆向拉力，使农村人口再次向大城市集聚，而中小城市的发展受到财力和经济要素的双重制约而举步维艰。因此掌握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趋势是保证政府规划和政策效果的基本前提。只有更好的把握农民工择业流动的现象规律，才能准确定位农村迁移人口的分布趋势，了解农民工区域选择的真实需求，确定城镇化改革最为迫切的目标区域，并针对性的制定对应城市形态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所以研究进城农民工区位选择和集聚趋势是统筹城镇发展中农村劳动力迁移制度探索的重要先决条件。

三、难点问题二――测算公共品标准化成本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那么为农民工提供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综合成本到底有多高？能否测算出全国范围内标准可比的市场成本？掌握支付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的财政支出规模是分析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责任的先决条件。

当我们能够更清晰判断出劳动力迁移的基本态势时，我们就能够更有的放矢为中国未来城乡统筹的路径选择提供政策建议，尤其是促进城乡人口流动的公共资源配置方面。户籍制度和共生的公共产品歧视性分配政策对城乡统筹中权益分配和要素流动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它将城市居民和农村民众在分享经济发展和城市进步进程中分化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虽然已经在城市就业，但是这些人口却没有同等享受城市公共产品的待遇（如最低生活保障、子女平等就学和廉租房）。与户籍相关的公共产品一方面维持了城乡社会福利的巨大差距，一方面抬高了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从而成为制约城乡一体化和劳动力迁移重要的现实障碍，理应成为当前模式下政策突破的主要着力点（陶然，徐志刚，2011）。而作为当地公共品的供给主体，城市政府对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在农民工变成市民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叶建亮，2006）。

然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考虑城市规模，财政负担等多种情况下创造条件，首先需要掌握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的真实成本，显化进城落户配套公共品的真实价值，以往公共成本测算的研究已经有不少量化成果，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出以2010年货币价格计算，通过政府义务教育支出、医疗保险、民政部门社会保障支出、住房和城市管理费用为项目算出农民工的综合市民化成本约为8万元。但是通过对其测算过程分析，我们认为在全面性和精确性方面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首先，考虑到公共品是非市场交易的物品，其市场价值无法通过交易体现，如铺设道路和公共交通设施、污水处理、图书馆和公园等文化休闲设施，这些项目理应构成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内容，但是并没有在财政支出加总中体现，如何保证为农民工提供公共品项目计算中不遗漏不缺失？其次，各个地区政府公共品供给的能力和产出水平都是不同的，如北京上海的中小学教学质量和西部偏远地区的教学质量存在着显著差异，简单的财政支出数据对比并无法准确反映城市间公共品的真实价值差异，如何能够将这些城市的公共品在标准参照体系中统一表达？最后，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政府可以根据公共服务资源情况和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居住稳定性给予相应的待遇和服务，那就意味着不同的福利包和不同的成本水平，那么我们能否在上述基础上测算出每一个公共品项目的市场成本，从而灵活叠加给出对应户籍福利，基本公共服务等不同需求的多元公共品福利包成本水平？为了解决上述难题，随着而来的思考是：不同城市整体公共品供给和单一项目对农民工体现的隐含市场价值能否量化测出？城市间公共品能否测算全国范围内标准可比的市场成本？以上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更好显化城市公共品的市场价值，估测相关财政支出的规模水平，所以测算与户籍相关的城市公共品市场价值将成为探索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财政决策关注的重点。

四、难点问题三――拓展增量筹融资渠道

考虑到2.3亿农民工群体规模和相对有限财政转移，流入地地方政府面临较大财政压力，除了理顺各级政府财政职责外，能否通过设计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为农民工市民化拓展新的市场途径？

定量分析与市民化改革匹配的公共品市场成本价值是系统性政策设计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如何为实施改革拓展筹资融资渠道。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就在于地方政府缺乏财政激励去切实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作为外来劳动力吸纳主体，很多城市存在着常住与流动人口的结构失衡，考虑到在目前统计的城镇人口中，至少有2亿多人并没有城市户口（陈锡文，2010），完全由城市政府承担在农村人口转移方面的财政支出责任，支出规模和财政压力都是巨大的，而在财政利益上，很多地方政府认为外来人口创造的税收已通过增值税等方式被中央大部分拿走，如仅浙江省2011年对中央财政的贡献达3000多亿。地方政府没有财政激励去为外来农民工公共服务进行大规模财政支出。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就是通过在城市中建立一个有效的融资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为流动人口构建覆盖基本社会保障、住房、子女教育安排的财政基础。拿什么来交换城市政府的公共品福利包？落实到农村，能应对城市资本的核心筹码就是拥有的土地资源，农村土地非农化过程中会产生可观的增值收益，而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理应确保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享有较高的分配比例。如何结合各地市情，差异化的以农地调整中土地资源的增值收益权利交换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有可能为降低乡村人口向城市完全迁移障碍，引导城乡发展一体化重要提供财政保障。

实现农民工向市民角色转型，是一个顺应亿万农民工意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重大转变。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关系到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因而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研究者，都需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意义。当前各地区各部门将农民工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总的看，保护农民工分享城市公共资源的长效机制仍未形成，农民工被城市公共品覆盖体系排斥的问题仍很突出，因此以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并逐步定居为核心推进城镇化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流动人口，公共品供给以及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这三方面问题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需要一个整体思路来进行分析，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给出系统、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陶然，徐志刚.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一个转轨中发展的大国视角与政策选择[J]. 经济研究，2005（12）：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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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09－0033－02

云南地处中原文化、印度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的交融地带，自古就是连接中国大陆与南亚次大陆的枢纽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与历史积淀使云南文化独树一帜。作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省份，云南应如何将自身优秀的民族文化更好地传播给世界，成为了学者们的研究问题。如今将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传播与保护载体的观念逐渐被社会所认可并接受，人们正在寻求更多、更具创意的手段来传播与保护文化。所以，利用动漫产业来对云南民族文化进行传播与保护的理念脱颖而出，并逐步地变为现实。

一 问题的提出

1．“十里不同俗”的云南民族文化呼唤更具创意性的传播载体

云南拥有2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的文化风俗奇特，即使是同一民族在不同聚居区域也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情特色。自21世纪初以来，一大批反映云南民族文化的作品走出了国门，《云南印象》《丽水金沙》等大量优秀作品不断被创作出来。但是面对信息化与网络化的发展格局，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传播云南民族文化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网络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视野由乡村传播向国际传播转变，这种转变其实就是网络给少数民族带来的一种‘走出去’意识，这种网络意识代表的是高速、高效的发展”，与传统的传播媒介相比，传播受众也在寻找着更具创意、更具视觉享受的传播工具。借助动漫手段，通过动漫产业传播云南民族文化的方式应运而生，并开始在现实社会中产生影响。

2．“云南动漫节”与《彩云南》的成功凸显了动漫产业与民族文化结合的魅力

作为文化资源大省，云南已认识到民族文化资源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并不断开辟民族文化传播的新途径。从2006年至今，云南省先后举办了四次动漫节，云南动漫节最值得关注的元素就是云南民族原创动漫的展示。2009年，以“弘扬云南本土文化，发展民族动漫品牌”为理念，以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为创作背景打造的云南第一部动画作品《彩云南》受到了国内动漫行业的广泛认可，并获得了一系列的国家大奖。云南首部动漫作品就有如此成就，不能不令人们发出这样的感叹：民族文化资源在动漫产业中蕴含的能量真的很大。

3．日韩动漫浪潮的席卷使国内动漫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有人把动漫与艺伎、茶道、相扑并称为日本四大国宝，动漫产业在为日本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把日本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传播给了世界，并引领了世界范围内的动漫时尚与潮流。面对异国文化借助动漫产业的冲击，各国都不得不采取了抵御的态度与行动，中国亦是如此。中国动漫依靠剪纸、水墨、木偶等形式的展现曾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但现代传播手段的发展，使这些传统的动漫形式优势不再。要想与日、韩等动漫强国抗衡，必须以独特的动漫内容取胜，而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云南在动漫产业的发展上大有可为。阿诗玛、五朵金花形象在过去名扬海内外，在动漫领域中这些故事的展现却寥寥无几，所以说云南的民族文化是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全新亮点，也是抵御日、韩动漫产业冲击的有力武器。

二 动漫产业在云南民族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1．动漫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云南民族文化的传播

随着信息时代与网络时代的到来，不同地区文化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在所谓的文化多元发展的同时，却又显出了文化霸权的怪象。我们无法评定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加先进，但在影响力与控制力面前，我们不得不说那些所谓的“先进文化”确实传播得更加深入人心。西方文化得以被广泛接受，这不能不归功于它的传播渠道与传播策略。“动漫产业建立在动漫文化的基础上，与当代数字技术密切相关；它属于文化产业，是创意产业的典型代表，也是娱乐产业的一部分；它以版权为核心赢利模式，动漫品牌的成功构建是其生命线；它需要资金、科技、知识、劳动的大量投入；它对未成年人和国家的文化安全有重要意义。”作为新兴创意文化产业的代表，动漫产业在传播云南民族文化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

动漫产业以动漫文化为基础，人们在对其进行欣赏与享受的同时并不需要太多的语言要素。动漫文化的这种超语言性使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种族的人们都能欣赏到共同的视觉文化盛宴，这就是动漫产业在传播民族文化时的特别之处。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少数民族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借助动漫产业超语言、跨国籍的优势，将云南民族文化向世界传播的途径完全可行可取，加快发展动漫产业，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传播必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动漫产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云南民族文化的保护

“文化产品与服务所具有的经济属性和意识形态性，使得一个国家的对外文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有传播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树立国家良好形象的价值。”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云南民族文化影响力的强大也就意味着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云南民族文化借助动漫产业传播，前提就是要求动漫产业的发展要在科学、健康的环境中进行。云南动漫产业要在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同时，寻求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这样才能发挥传播与保护云南民族文化的作用，对于文化传播过程中发生的错误也能及时避免或纠正。如在动漫产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培养方面，增强其“云南意识”，提高本土文化素养与教育水平，可使云南民族文化更生动、原生态地展示给世界；从动漫作品的立意到影视创作，从纸制品出版到音像游戏的开发，从动漫音乐的制作到衍生品的市场运营……每一个环节都关系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文化品牌的树立，所以说，动漫产业对整个云南民族文化来说会起到很好的保护功能，在云南民族文化的经济价值得到实现的同时，又为云南民族文化的弘扬提供多方面的保障。

此外，动漫产业的市场受众主体是青少年，将云南民族文化元素融入到动漫作品中，可以使青少年，尤其是儿童从小就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使得民族观念、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在年轻的群体中扎根，这无论对未来民族文化的传播，或是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来说，都是一种有效的措施。

三 动漫产业的传播与保护云南民族文化策略

1．寻找动漫产业与民族文化的新结合点，提高民族文化传播效果

第一，云南民族历史文化与动漫内容相结合。云南民族历史悠久，从秦汉时期鼎盛一时的古滇文明到名扬四海的南诏大理文化，无不为中华文明史上的璀璨明珠，加上云南自古与中原文化交流偏少，使得云南文化充满神秘色彩。这些历史背景与历史传说都可以成为动漫作品创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这就是云南发展动漫产业的天然优势之一，以这些神秘历史为题材的作品存在着广泛的市场需求。

第二，云南民族音乐文化与动漫音乐相结合。音乐是动漫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动漫音乐也是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环节。将民族音乐融入到动漫作品中，可以增强民族动漫内容的感染力与文化氛围，同时从文化传播效果的角度看，当民族动漫作品传播到海外的同时，动漫中的语言表达变成了国外的语言，但动漫背景音乐却依然留在了作品之中，这对云南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起着重大的作用。

第三，云南民俗文化与动漫场面相结合。泼水节、火把节、三月街等民族民俗活动通过动漫作品展示出来，辅之以动漫制作高新技术的应用，势必会为喜爱动漫的人们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上的冲击，并能激发人们亲身参与的热情，生动的动漫宣传也会以此带动云南旅游业的兴旺。以动漫产业带动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发展，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云南民族经济的发展来讲是一举多得的策略。

此外，云南民族中的服饰、饮食、建筑等文化都可以成为动漫作品中的主题元素，借助动漫产业来展现民族文化，既增强了云南民族动漫产业的竞争实力，更有益于云南民族文化的传播效果。

2．创新动漫产业的市场运行机制，实现云南民族文化价值的最大化

第一，创新动漫产业的融资模式。云南的经济实力并不雄厚，云南动漫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从多种渠道获取资金来源。可以借助动漫节的契机吸引东部与海外的投资，鼓励更多的民间组织参与，并设立动漫产业基金；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出售部分版权，以文化知识产权参股的形式融资等，通过多种渠道并存的筹措方式保证动漫产业的快速发展。在获取资金的过程中，利用社会舆论的作用吸引社会的注意，从而唤起社会力量对民族动漫产业与民族文化的热情与参与愿望。

第二，加大动漫产业中衍生品的开发力度。国际上动漫产业衍生品的经济收益大约为动画作品直接收益的3～9倍，由此可见动漫产业衍生品环节不能被忽视。美国迪斯尼公司在推出《米老鼠与唐老鸭》之后，打造了迪斯尼主题公园，一个世纪前的动漫形象至今仍然在吸收着源源不断的钞票。云南动漫产业衍生品的开发空间更为广阔，民族物质文化众多、民族主题公园遍布，这些都为衍生品的市场运作提供了基础条件。在动漫衍生品的开发与运作中，人们对其的喜好也促进了云南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保护，因为通过与这些动漫衍生品接触的同时，人们也亲身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魅力。

3．注重民族动漫人才的培养，确保云南民族文化传播的原生态

培养具有云南民族文化素养的专业动漫人才是云南动漫产业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对云南动漫产业人才的培养方面，云南省的部分高校已开设了与动漫相关的专业，为云南动漫产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但需要指出的是，动漫产业的从业人员不仅从事着动漫作品创作的技术性工作，更承担着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保护重任。这就要求动漫产业从业者还要具备民族文化素养与“云南意识”，“也就是传播者具有的以云南为中心、以塑造云南形象为目的的信息传播思想和观念”，具有较高的民族文化的认知能力与感悟能力，确保云南民族文化在传播与保护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因个人的主观因素而导致传播信息的失误。如许多人对云南摩梭文化的认识就产生了误解，认为它是母系氏族社会，甚至将其婚姻观念理解为。如果文化的传播者继续以这样的观念去传播摩梭文化，那么其传播活动必会误读文化的本源、伤害民族感情。所以说对民族动漫人才的培养更应注重人文素质要求。

此外，政府组织、企业组织与民间组织的地区间与国际间交流也应该活跃起来，确保云南动漫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为云南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保护保驾护航。

4．营造动漫文化氛围，提升云南民族文化的影响力

第一，做大、做强“云南动漫节”。“云南动漫节”是云南人自己的动漫文化盛会，经历了三届的发展，已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面对国内东部地区的强势竞争，“云南动漫节”主打云南民族品牌，以云南民族文化为本，依托面向东南亚桥头堡的优势，在本区域内树立云南民族文化品牌与动漫品牌。“云南动漫节”初步成为了展现民族动漫活力的重要舞台，云南民族文化借助动漫产业进行传播与保护的方式进一步为人所熟知，通过集国内外优秀作品于展会，使云南动漫产业自身看到了差距与不足，所以“云南动漫节”必须突出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归根到底就是大力发掘民族文化底蕴，弘扬云南民族文化，这也是其他一切竞争对手无法比拟的优势，更是传播与保护云南民族文化的绝佳时机。

第二，借助“云南动漫节”，营造云南民族动漫文化氛围。“云南动漫节”在向国内外展示云南民族动漫的同时，还要让云南人自己了解并喜爱民族动漫文化。放眼云南本土的动漫市场，各种图书、音像制品中充斥着大量的非本土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本土动漫作品太少。通过云南本土近年来进行的各种cosplay大赛、动漫衍生品展销与漫画创作大赛来看，动漫群体的整体喜好偏向日韩、欧美动漫文化。云南民族动漫产业要想长远地、可持续地发展，必须在本土环境中营造浓厚的民族动漫文化氛围，激发本土人们对民族动漫的热情与兴趣，这样才能保证民族动漫产业生存土壤的养料充足；营造强烈的民族动漫文化氛围，才能带动本土动漫产业的发展，促进云南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保护，进一步弘扬优秀的云南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陈峻俊.浅析网络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新特点［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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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闽南社会生活在文献上呈现了本土叙述与西方叙述两种论述架构的交互映照，其中西方叙述以西方人通过在地观察和空间移动对晚清闽南社会的描写，为研究晚清闽南社会提供独特的历史镜像。麦嘉湖的《竹树脚》（Beside the Bamboo）为此类文献代表作，该书没有延续浪漫东方想象，而是以其独特视角写出晚清闽南的社会生活与历史风貌。

《竹浣拧纺壳吧形粗形囊氡境霭妗W髡呗蠹魏（John MacGowan），1866年来厦门传教，并长期生活在厦门。作者熟悉闽南民俗风情，出版了《厦门方言中英词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Dialect）、《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China）等。《竹树脚》于1914年在英国出版。书名来源于其传教教堂所在地厦门竹树脚礼拜堂（现厦门竹树堂）。竹树脚是闽南话，意思为竹子旁边。作者通过个人视角切入晚清闽南社会经济和民俗风情，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层面来论述：

首先，对晚清闽南封闭性社会逐渐开放进行论述。作者提到：“数百年以来，他们都不曾允许来自其他国度的人们将目光探进他们的前庭，或是一瞥后院风光。而如今他们敞开大门，对英国人投以欢迎的微笑。”接着作者描述当时厦门商贸。厦门港“是中国沿海最为繁忙的地区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舶在这里停靠，场面壮观”。既有来自英国利物浦的大轮船，一边卸下货物，一边装载一箱箱的茶叶；也有飘扬着星条旗的大型邮轮，把在这里装载的水仙花球运往旧金山，送往美国千家万户。同时，还有挤满了苦力的船只，将他们送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槟城。上岸后，作者写道“我们想象着规模如此之大的城镇，必然有一条通街大道，却只看到一家家凌乱散布的店铺”。后来经人指点，才知道“几英尺外一块宛如狭窄的泰晤士隧道的空地”就是“城里的主路，几家最高级的店铺和最赚钱的商号也在其中”。“我们跟随者川流不息的人群走入这条街道，几分钟后，就感受到了东方的魅力。我们缓缓前行，饱览沿途奇异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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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8-111-02

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因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位高校工作者的重要责任，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而实践教学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和吸引力的有效方式。本文就闽南地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开发问题进行探讨。

一、闽南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资源

闽南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兼容闽越土著文化和海洋文化形成的，多元的、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文化。作为传统文化,它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尽管其中尚存不足之处,但蕴含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多得的丰富资源。具体如下：

1.开拓精神。敢于吃螃蟹，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是闽南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神之一。古有宋元时期，闽南人大规模出洋贸易；明清海禁时期，闽南人敢于冒禁下海。今有20世纪80年代初期闽南人率先与我国台湾商人进行海上贸易。即使在“”时期，全国各地正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而闽南的晋江人却敢于冒险犯禁,开设“地下工厂”做生意。如今，闽南商人勇于竞争的精神促使他们成为福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形成一系列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仅以鞋业为例，晋江每年生产的运动鞋数量超过50亿双，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运动鞋生产基地。闽南人以其面海的自然优势，甘冒风涛之险，置生死于度外，向海洋发展，锤炼出勇于竞争、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

2.拼搏精神“爱拼敢赢”是闽南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闽南民间自古就有“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名声”的说法，特别是闽南商人更是崇尚“宁做鸡头，不当凤尾”的思想。而要做“鸡头”就不能随大流，必须独辟蹊径，拼搏进取。因而，“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成了闽南人拼搏进取精神的现实写照；“办企业就要当老板”就成了闽南人的价值取向。自古到今，闽南人怀着“爱拼才会赢”的坚定信念，把封闭的边海变为开放的窗口，把闽南文化中最值得弘扬的的拼搏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省外投资创业的福建人超过250万人，其中，仅闽南的泉州一地就达70多万人。

3.开放精神。闽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一直与漫长的移民历史和海外交流史结合在一起。闽南移民可以分为比较集中的两个阶段，一是自西晋开始，久经战乱的中原人“衣冠南渡”大举南迁；二是自明朝以后数百年间，闽南人“过番”南下东南亚。长年闯荡异域，艰难谋生和见多识广，塑造了闽南人胸襟广阔、自强不息的豪放性格。同时，闽南背靠大陆，面向大洋，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各国、各民族、各宗教文化在这一地区和谐共处。在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下形成了以中原华夏文明为主体，以儒学为核心而带有浓厚海洋性和地域特征的文化系统，塑造了闽南文化兼容、开放的精神。

4.务实理念。闽南地区地瘠民稠，生存空间狭小，再加移民环境，致使闽南人更加崇尚务实的创业理念。这也就是明清以来相当部分闽南人冒险漂洋过海到东南亚，以谋取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所在。精明务实的创业精神，培育了闽南人无所畏惧的性格，历史上闽南人就以敢作敢为而著称，缔造了许多奇迹，以致巨贾辈出。若以世界华人富豪榜所列资产1亿美元以上者统计，闽南籍和来自闽南文化圈范围者（台湾、广东潮汕地区）约占2/3。改革开放以来，闽南人精明务实的创业精神再次得到充分激发，并取得巨大的成就。仅以泉州为例，改革开放之前，泉州地区是福建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泉州现在已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经济总量连续10年居福建省首位，约占全省1/4。2010年，泉州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3564.76亿元，人均GDP已达6000美元。同时2009―2010年泉州人均收入在全国城市人均收入排名第24位，达12699元。

5.“祖根”意识。闽南文化崇源重本、格守传统。不管是西晋开始的中原人大举南迁，还是明清时期闽南人远渡重洋南下东南亚，闽南先民闯荡异域，艰难谋生，思乡念土，塑造出强烈的“祖根”意识。在共同的血缘、心理、文化和精神的基础上，能把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广义的闽南人凝聚在一起，养成强烈的群体意识，这种强烈的“祖根”意识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是维系闽台区域关系的“粘合剂”，是闽南文化向心力的大众心理基础，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基本形态

所谓课程资源，是指形成课程的要素来源以及实施课程的必要而直接的条件。闽南文化是指闽南地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的共同心理和文化特性的结合体，包括一定的行为规范、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念、理想目标、地域心态等。它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宝贵资源。这一资源具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1.物质文化资源。所谓物质文化资源，是指闽南文化形象的外在表现,主要包括闽南地区的自然景观、人工环境和生产、生活用品中的文化因素等。例如，闽南大地分布着众多的文物古迹，这些文物古迹即使是处于宏大历史背景之中，也与闽南当地人民的生活和当地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地方意义，它们是闽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实践教学课程的重要资源。又如，闽南大地拥有大量富涵地域特色的自然生态、文化生态资源，各风景区还伴有美妙动人的神话传说，或名人轶事趣闻，这些都是开展爱国爱乡实践教学活动的重要资源。再如，闽南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积累非常深厚的地区,各种博物馆星罗棋布，而博物馆正是学校教育难得的宝贵资源，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稳定基地。还有，闽南村落建筑是中原士民进人闽南后逐渐形成的，具有特定基质的社区基层组织基本形态，具有血缘性、聚居性、稳定性的特点，并代代相传至今，是“祖根”理念的物质载体，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场所。

2.传统风俗文化资源。所谓传统风俗文化资源，是指闽南民众的生活习惯，如婚葬嫁娶、节日庆典、饮食起居、社交往来等地方传统。这是当地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且以某种方式固定下来的生活经验的凝结。例如，闽南人具有聚族而居的传统风俗。闽南人90%以上是北方移民，他们既受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之苦，又受国内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双重侵害。当他们到达新垦地之后便自然而然地采取了聚族或聚乡而居的形式，以应付新的环境，稳固自己已经占有的生存空间，拓展本家族、乡族的社会势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风俗促进了早期闽南文明的开发和进步。到明清时期，闽南人远渡重洋到东南亚谋生，身在异国他乡，他们又聚族而居，扎下根来，并将在海外的赢利回报故乡的同时，为故乡带来了南洋文化。所以，闽南人历来爱国爱乡，涌现出许多动人典范，这些都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

3.精神文化资源。所谓精神文化资源，是指闽南地区民众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和道德标准，它是闽南人的精神支柱和活力源泉。其表现形式为民众价值观经过提炼高度概括出来的口号、歌曲、象征性符号等。例如，从某种意义上讲，《爱拼才会赢》这首家喻户晓的闽南歌曲，正是闽南人“爱拼敢赢”文化精神的写照。纵观历史，闽南先民正是在这种精神支撑下，开疆拓土，远渡重洋；横看当今，闽南人正是在这精神鼓舞下，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团结协作、开拓进取，开创闽南经济发展的新纪元。

4.活动文化资源。所谓活动文化资源。是指闽南民众在丰富多彩、富有特色的具体工作、生活、文娱、学习等行为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它是民众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娱乐方式、生产方式和锻炼方式。闽南活动文化方式种类繁多，其中很多不仅具有娱乐价值和生产价值，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以泉州为例，作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享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著名侨乡”、“木偶之乡”、“南音之都”、“多元文化宝库”之美誉。不仅富有星罗棋布的静态文化，而且拥有丰富多彩的动态文化，二者完美地形成了泉州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海丝”文化、华侨文化、泉台文化、戏曲文化、民俗文化、方言文化，以及茶文化、石文化、瓷文化等诸多元素。这些都是我们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丰厚素材。

三、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开发的行为模式

1.完善闽南文化资源开发的系统工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是以不同的形态分散于社会各个角落，具有多重属性，正常情况下,它们分属于不同部门管理。因此，对其进行开发利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做到：

首先，闽南地方政府应制定当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资源建设的指导性意见。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资源的需求分析为基础,对闽南文化资源开发力量进行整体部署。在充分调动高校、教师等在该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和利用中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同时,扩大社会各界特别是闽南文化资源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教育参与力量，激励更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协同该课程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

其次，高校必须面向社会宣传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以取得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广泛支持与合作。通过宣传和沟通，使闽南文化资源所有者和管理部门与学校形成共识，达成协议，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明确各自的职责，为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正常开展奠定基础。

再次，高校必须充分挖掘开发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地域特色人才。所谓地域特色人才，是指闽南地区那些在知识、技能、社会资源、人脉等方面有教育影响力的人士。其构成主要有：党政机关相关人士、闽南文化专家、企业界人士、离退休干部和学生家长。他们身上聚集着各种不同的资源和潜力，是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开发不可或缺的人力因素。

第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提升自身闽南文化素质。由于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开发最终是要落到课程执教者身上，所以，教师的闽南文化素质直接关系到实践教学资源开发的质量。针对高校教师来自全国各地，相当一部分教师来自非闽南地区，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其闽南文化积淀先天不足，这为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开发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通过各种手段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闽南文化素质势在必行。

2.探索闽南文化资源开发的新模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闽南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创新思维，努力探索一条充分发挥大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以最大限度实现闽南文化资源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新路子。具体模式如下：

第一，体验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体验式实践教学模式，就是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参观诸如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华侨博物馆、郑成功陵园、施琅纪念馆、李贽纪念馆等闽南文化保护区的各种物质文化资源，让学生去亲身感知和体验闽南文化精神，以获得思想道德升华的模式。这种实践教学模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深受学生欢迎，能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第二，探索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探索式实践教学模式，也就是引进来的教学模式。一是邀请闽南文化专家到校为学生作有关闽南文化的专题报告。二是将闽南物质文化资源、传统风俗文化资源、活动文化资源引入课堂，引导学生探索所蕴涵的闽南精神文化。以此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这种实践教学模式，一方面有助于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闽南文化所含思想政治教学资源的理解；另一方面，有助于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作用，培养学生学术探索能力，挖掘闽南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并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第三，创作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创作式实践教学模式，特指引导音乐、美术、建筑、创意等相关专业学生，对闽南物质文化、传统风俗文化、精神文化、活动文化进行传承、创作和创意的模式。在创作过程中使学生深刻理解、领悟闽南文化精神的内涵，实现闽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种实践教学模式深受相关专业学生的欢迎，对学生的影响也具更直接的效果。但这模式通常只适用于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和学业基础的大学生，而且还应得到专业教师的支持。

第四，娱乐式实践教学模式。所谓娱乐式实践教学模式，指结合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引导学生欣赏闽南传统风俗文化和活动文化，从中提升对闽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感悟，以达到寓教于乐目的的模式。如，引导学生观看高甲戏、梨园戏等。又如，利用节日活动组织学生开展课本剧演出和南音欣赏会等，这种实践模式的优点在于受众面广、参与性好、感染力强。但必须得到宣传、艺术、演出等部门的协助和支持，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本文为2010年福建省教育厅思政课教学研究专项课题《挖掘闽南文化宝贵资源，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和吸引力的研究》[JAI0393S]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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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燕.试论社区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12）

4.李康平.论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运用的价值与路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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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0-0134-02

一、闽南话的由来与传播

闽南话是汉语方言中很重要的一种方言,它与汉语的其他方言比较,可以说是历史最久,时间最长,文化积淀最深的一种方言,所以闽南话又被人称为语言的“活化石”。那闽南话是什么语言呢?“有人说是‘福佬话’也有人说是‘貉獠话’。它是闽南、台湾等地传承文化的语言,在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闽南话所蕴含的意义在于我们的先祖在面对中原民族融合所造成的语言改革,仍然坚持完整地保留两汉时代的古汉音,也就是中原标准音。[1]

二、与普通话相比,闽南话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闽南话保留了很多古汉语的语音

普通话几经改变,成为了现代汉语,它已经放弃了很多古音,但是闽南话却还是保留了很多古汉语的语音。比如普通话“咖啡”的“啡”,闽南话是bi,b就是古音的保留。从古书上的一些音注里也可以看出今天普通话里有f的字,在闽南话里大量念成b或p的音,比如“吠”闽南话中读bui,“负”读pnai,“富”读成bu 。还有普通话的卷舌音zh、 ch 、sh,在闽南话里有一部分会读成d或t 。换句话说,其实在闽南话发音中是没有平翘舌之分的,所以这也是闽南人在说普通话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语音错误。比如“伫”闽南话读“du” ,“迟”闽南话读di ,这在普通话里都是zh 、ch 的音,我们现在还保留d 、t 的读音,这也是古音的保留。还有“月亮”的“月”,闽南话读gguat ,gg是古音,大概是上古的音,一直保留到中古,到元朝以后才消失,而闽南话还保留着这个音。连gguat里的at是代表上古时ggua这个音的一个重要读音现在依然还保留着。由于闽南话保留了很多古音,所以很多研究闽南话的学者都说闽南话是古音的化石,当然其他方言也有,只不过没有闽南话这么多、这么系统。

(二)一字多音

而一字多音则是闽南话的另一大特点。“闽南话历史悠久,它是我们中原的汉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北方来到福建,带来不同时期的读音,所以闽南话就成为不同时期汉语读音的大汇合,其中有些音是古音,有一些音是唐朝的音,有一些音是宋朝的音,有些音是现代的音,这样汇合起来,一个字就读很多音。所以普通话的读音,只有“阴阳上去”四个读音,而闽南话却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8个读音。

比如成功的“成”,普通话就一个读音cheng,呈报的“呈”、呈文的“呈”、呈请的“呈”,通通都念 cheng 。而闽南话却有3个读音,呈报的“呈”读ting,呈文的“呈”读dnia,“呈请”的“呈”读tnia。据统计,汉语常用字有3500字,其中有1800字闽南话都是有2个或2个以上读音。有的读音属于文读音,有的是白读音,因为有这么多的读音,构成闽南话的音韵特别丰富,光韵母就有80几个,声调有8个,音节2300多个,表达音非常丰富。所以有一个语言学家说闽南话保留文白读音的系统是汉语所有方言无法比拟的,这也是闽南话的特点。

(三)变音很多

普通话中虽然也有很多多音字,但是在单字所对应的词汇当中,是有其固定的读音的,但是闽南话中单字是一种读法,词又是一种读法,比如“天理”连起来读,“天”字就要变音,“这种变调在闽南话里相当丰富,这就是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语音汇合的层次的变化,构成闽南话一个丰富的语音和词汇系统。” [2]

(四)闽南话的一些语法也保留了古汉语的构词特点

普通话播音讲究语法语序,一般是“主语+介词或者动词+谓语+形容词+宾语”,而闽南话就保留一些古汉语构词特点,会出现在古文中常见的“倒置”的现象,这也是闽南话的特点。比如:“我比你大”,闽南话是“我较大你”。闽南话在造词、语音、语法等方面与其他方言及普通话相比较,有很多是普通话和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这是闽南话的一个特殊之处。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闽南话比外语更难懂难学,甚至有人将几种方言作比较,最后闽南话入围了“十大难学的方言”中的三甲。而且普通话有很多词是口音词,是从口发音的,而闽南话有些词是口和鼻子同时发音的,这也是许多外地人认为闽南话与众不同的地方 ,光鼻韵母就有几十个,这是普通话所没有的,入声字也没有的,所以闽南话语音很丰富。

三、从普通话播音看闽南话播音的特殊之处

那么是不是说闽南话播音与普通话播音就完全不一样了呢?其实不然。因为闽南话播音与普通话播音一样是用声音传递情感、传播知识,是一门播音主持艺术。“在播音中主持人依然是节目的核心,他需要有一定语言表达能力,有采访、评述能力且思维敏捷,有一定创造性的节目锦上添花,相反会使节目黯然失色。而且在播音时必须做到‘有搞锦上添花,无稿出口成章’。”[3]这些都是与普通话播音相通的地方,但是作为特殊的方言节目不同的是,由于受众群的不同,在主持的语言和风格上,闽南话播音又有其特殊的地方。正是由于闽南话自身诸多有别于普通话的特点,从而也会让播音员在播音时遇到一些困难。

(一)方言的萎缩

如今,全国上下都在大力倡导普通话。铺天盖地的普通话对于闽南话的传承造成了很大的无可避免的冲击,压缩了方言使用空间,而闽南话往往只是家庭日常范畴上的用语,更缺乏古代府城官方的正音。由此导致方言的不断错乱和式微甚至断层,年轻一代的闽南人甚至有许多不会说闽南话的。而一些古老通俗的谚语词汇更是失传,只能从一些老人那里得知,这对于播音员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闽南话播音与普通话一样需要“字正腔圆”,一些词汇如果说得不对,或者是夹杂了普通话的发音就会导致节目质量下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闽南话和普通话一样都有字典,但是发音和拼读却完全是两码事,如“波浪”中的“波”字普通话中的拼音为“bo”,但是在闽南话的字典中它的注音为“ph”,闽南话采用的是罗马拼音,有一整套特殊的拼读法,没有系统的学习,闽南话的字典就无从下手,无法拼读。而且在叙述时要更贴切地使用“文”、“白”读法,讲究通俗易懂。如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时,“黄连”读如“honglian”,实际应读为nglhi。虽“黄连”读作honglianbok,但作为中药应读作“hia”;又如“细腻猫踏破瓦,细腻查某走过社”,“瓦”读为“碗”(wa),实应读为“hia”。前指方音色彩,在“数尾”读如“suma”且提醒不是“数码”,其实,应读作“siaubak”;而谈到“尾巴”不如用“尾溜”、“煞尾”或者“后尾”更通俗些。

(二)播音的难点

方言节目存在着再译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巧妙地用口语化的方言准确表达节目的内容,不仅要生动,而且应该贴切易懂。这就类似于普通话播音的“说新闻”,只是闽南话的再译更为通俗罢了。在普通话看来有时候是一句简单的话,在闽南话表达中就不那么简单了。举个例子,如“我们制定国家法”,这句话中的“我们”一词在闽南话中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用“wen”,二是用“lan”,就这句话来理解这个“阮”,其所指的是中国大陆,而“lan”所指的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巨大的差别,如果运用的不贴切就容易造成大差错,误导听众,使其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另外,备稿并不是简单的读顺句子或者查字音读法,而应该充分理解吃透稿件内容。

(三)发音用词标准的统一

在闽南话播音当中是以厦门话作为标准音的。其原因是因为泉州腔的闽南话语音声调较轻,一些发音更倾向于古音,一些词汇也是局限于泉州地区使用,与如今渐渐发生变化的闽南话有了一些不同,而相较于语音声调较重的漳州腔闽南话也有了很多不一样,虽然在台湾地区有70%左右的台胞祖籍都在泉州,但是由于长时间的混居,他们的语言也发生了些许变化。而厦门腔闽南话较之泉漳两地的闽南话,其发音声调居中,不轻不重,且其语言面貌能让闽南地区各地的民众都听得懂,所以,在播音中来自闽南各地区的播音员都要尽量克服“九腔十八调”向厦门音靠拢。而且有些话语是漳泉两地特有的语言,其他地方的人根本不能理解它的。例如:“是谁啊?”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在泉州口中是“si xiong a”,而在漳州人口中它是“xi zua a ”,不仅两地人互相不明白彼此的意思,在厦门人听来,一个说的是“熊”(音同),一个说的是“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按厦门音读为“ si xiang a ”这样就可以让所有听众都听得懂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所有非厦门人的播音员都尽力向厦门音靠。所以这就需要通过与频道里的其他播音员多交流表达出彼此间的方言存在的差异,并经常交流各自对某一个词语的读音,来达到发音用词的标准和统一。

播音主持是一门讲究实践的学科,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前提帮助下,多多的实践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实践中要做一个有心人,除了不断加强锻炼自己的基本功外,同样重要的是向前辈学习,特别是在遇到自己从未接触过的播音领域,而且最关键的是要正视自己的弱点与不足才能有进步。最后用一位前辈的话结束我的论文――“一个再好的节目、再好的主持人都难免有点瑕疵,但是瑕不掩瑜,节目才能真正受到欢迎”。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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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动闽南

闽南地区地处东南，历史渊源悠久，文化沉积多样，既保留了非常多的中国古代文化印迹，又有“大陆性”农耕中国非常罕见的海洋文化，其宗教流播、古汉语存留、宗族文化、民居建筑、商业传统、戏曲音乐等方面，既有特色又有丰富性，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可以说，如果有众多学者致力于此，闽南文化研究完全可能成为国内地区文化研究中最有生发力的种类之一。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隔离，原本只是福建省下属行政区划之一的台湾，一跃成为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焦点；而因为先后几次文化变故，本来深受闽南文化影响的台湾，也成为一个五方杂处、潜流暗涌的文化复合体。国内研究界由此逐渐出现了一批专事台湾研究的学者，以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等专门研究机构为核心，形成了台湾研究这个颇具热度的专业。与此同时，闽南文化研究往往就被闽台文化研究这个题目所包容了，闽南文化研究从母体的地位跌落，反而经常成为附属台湾研究的一个子课题。这样的研究往往不能深入闽南文化的基质纹理，也往往难以深入地了解闽南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存在，对于闽南文化的解释只能是肤浅的、浮光掠影式的，缺乏地区文化研究的厚实与敦诚。

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则是我所见的最贴近闽南、扎根闽南的研究之一。

在《想象的狂欢》一书中，戴冠青教授坦陈自己的研究缘起于“对闽南文化的热爱”，并试图“在‘荆棘丛生的荒草地’上蹚出一条新路”，于是其花费了十年时间，选取了闽南民间故事这个文化沉积最为丰厚的角度进发，以历史传说与现实存在两个维度交互印证，来破解闽南文化的魅力密码。在研究过程中，戴冠青教授本着穷尽材料的原则，阅读了数量庞大的闽南民间故事材料。这些书籍大多属于民间故事系列，民间语言往往比较粗糙，条理性也不可能很强。而戴冠青教授这个出身文艺学、以“美”为本业、视文学语言为生命的作家协会主席，要潜心默志、埋头阅读这些民间故事，倘若没有强烈的本土之爱支撑着，那还真是不很容易做到的。至于说还要在对这些民间故事熟稔于心的基础上，寻其统绪，考其源流，明其本末，再对其进行分门别类，区隔定谳，那就更是不容易了。

正是基于如此认真的态度，在《想象的狂欢》等论著中，我们可以时时看到作者操控着各种闽南民间故事、闽南地区文献、闽台风俗人情，了若指掌，恢恢无间，行有余力，让人不禁慨叹于作者对于所研究对象“穷究本源”的治学态度。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陈益源教授在为《想象的狂欢》一书作序言的时候，谈到阅读本书的“一连串奇妙的景况”，“过去几个月内，仿佛无论我去哪里，《想象的狂欢》书里相关的篇章就会出现，如影随形”，并且慨叹“闽南民间故事实在太丰富了，丰富到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可以发现它们的无所不在，并且透过冠青教授的深入剖析，令人印象深刻，想忘都忘不了”。这种景况的出现，显然不是凭空而出，其实正是戴冠青教授的研究扎实而厚博的实证。

闽南文化的另一种暸望

闽南文化研究方面，经几十年积累，产生了不少论著。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从闽南民间故事入手研究闽南文化，并把闽南民间故事作为闽南文化镜像进行观照，这个角度很新鲜，也很有针对性，目前还很少人做过。而且，戴冠青教授在研究中较好地把细部研究和总体观照结合起来，我认为其专著因此成为目前从一个独特角度对闽南文化进行总体把握的别开生面的论著。

从早期的单篇论文开始，到最近的专著成型，戴冠青教授的闽南文化研究逐步构建出一个非常严整的体系。《想象的狂欢》提出“文化想象与族群记忆”，既提出了“闽南民间故事是闽南地区民众根据闽南社会生活情状想象、创作出来并通过口头讲述的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或传说”，肯定了其“文化想象”的因素，又提出其文化想象中积淀了“闽南族群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精神”，包含有非常丰富的“族群记忆”，以此两种概念出发，提纲挈领。书中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对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解读——内中其实不仅仅局限于民间故事，而且融汇了地理、历史、气候、俗语、戏曲等各种文化因素，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解读，可以说，就是一部关于闽南文化生态的整体研究史。

在章节内部，戴冠青教授的研究也能够做到事无巨细、穷发抉微却又高屋建瓴、分合有度。在“闽南民间故事的艺术形象”一章中，有一个十分独特的部分是介绍朱熹原型的民间想象，作者列举分析了《文昌鱼的传说》、《对天祝词显报应》、《计除恶僧》、《葬大林谷镇蟹精》等民间传说，注意到了闽南民间传说中的朱熹在闽南民众崇儒心理下往往形成法力强大、斩邪除妖的正义神祗形象，而武夷山以及江西庐山、铅山一带的朱熹却多是浪漫抒情、邂逅狐仙的书生形象。并且在此基础上，联系闽南地区历史，详尽地阐述了闽南文化中民众崇儒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形成。

温婉的理论沉淀

戴冠青教授做闽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其文艺学出身的理论背景，与其他做民间文学或者地区文化研究的学者相比，出身文艺学的她，在操持各种理论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在《想象的狂欢》一书中，随处可见厚实的理论沉积。女性主义理论、列维-布留尔的神话学理论、弗莱的《批评的解剖》、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等合适合用的理论与观点不断被用来与研究对象相互印证、互相激发，使得本书在理论深度方面得到了极好的延伸。在“闽南民间故事的叙事特征”一文中，作者还参照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实际操作了一番，以叙事学理论分析闽南民间故事。在考察了大量闽南民间故事后，作者依据叙事功能的理论进行分析，概括出了几种叙事模式：（1）扬善惩恶式；（2）以智抗敌式；（3）自强不息式；（4）知恩必报式；（5）才子佳人式。并且在具体的模式研究中，提取归纳出几种重要的叙事功能加以分析，这样就化繁为简，对数量繁多的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较好的归纳分类，有利于作者驾驭庞大的文本，也有利于作者从总体的历史源流与文化心理方面对这些民间故事进行总结。这一点，恰恰也是做闽南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普遍比较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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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泉州民营企业文化形成

（一）经营历程对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泉州民营企业家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艰苦创业，突破旧生产模式，借助侨胞的外来基金开始尝试创业，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经济的新路子。80年代的家庭作坊到90年代的家族型企业和合资企业是那个时代最明显的企业特征，泉州民营企业兴旺的时期却是从90年代的合资创业时间开始。民营企业是80年代比胆识，90年代比技术，跨世纪的泉州民营企业家为应对入世，如创业一样务实：听专家论坛、外出“取经”、聘请企业顾问，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而质量体系的建立，是泉州民营企业发展的又一次进步，建立质量体系，是推动品牌的创新。从企业发展历程看，泉州民营企业抓住改革开发的大好时机，以闽南特有的“爱拼敢赢”精神，利用廉价的人力成本优势和地理优势，凭借敏锐的市场直觉，运筹帷握，迅速抢占市场，可以说品牌的推动和创新是泉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二）闽南文化对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影响

泉州市地处福建省东南部,台湾海峡西岸，中原文化、古越文化、海洋文化在这里经过长期的相生相长、交汇融合，形成了泉州人敢冒风险、勇于拼博、重商务实和开放的人文精神。泉州地方文化特征之一：富有冒险进取精神。从明清时的冒禁出海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沿海贸易，处处都体现了闽南人“铤而走险”的人文特点。今天，“敢拼会赢”成为泉州人重商与务实逐利精神。闽南文化是多种文化及多元文化的复合体，在这种文化系统影响下，闽南商人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勇于拼搏、热爱家乡、热心奉献、团结和睦等精神，这些都是是闽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文化的尚义精神对泉州民营企业企业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闽南人只要家庭有收入，只要经济获得发展，他们就想做些好事，以此扬名，如铺桥修路、修建学堂、扶危济困、修宫建庙等。

（三）企业家素质对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影响

早期的泉州民营企业家总体文化水平低，企业主要从事传统性行业，由于管理理念、制度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等制约，导致企业虽大但难以达到现代化大型企业的要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竞争环境的日益加剧，家族企业家们开始认识到了传统家庭观念和落后思想的消极影响，逐步形成了大家风范意识。有些人误解泉州民营企业缺乏现代企业文化，其实只要有企业就有企业文化。新世纪以来，泉州民营企业家已经意识到自身文化素质低将局限企业发展，并开始注重知识的深造。许多企业家不但攻读MBA，还带动企业员工参加学习，组织相关培训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泉州市政府实行的“二次创业”和“二元制”教育其实就是对企业文化的思想引导，政府出钱，派人进企业开展特种工种等培训，就是把企业文化正确地、更好地引导进企业里。

（四）家族式企业对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影响

家族企业是泉州早期民营企业的组织形态，由亲朋好友共同集资而兴办起来，这种基于血缘、亲缘或情感纽带的联合在很大的程度上形成一种天然无形的凝聚力，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全体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增加过程中，传统的家族式经营管理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日减，内在弊端不断显露。家族企业由于在管理上任人唯亲，管理决策上情大于法，对外交往采取特殊主义等，当这种决策方式的弊病凸显，企业管理便开始缺乏效率，最终将给企业带来灾难。家族企业管理方式往往使制度虚设，最终使企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文化无法开展。因此企业不但必须在研发、生产和营销等一系列环节中坚持科学和现代化的运作模式，而且必须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完善管理体制、用人机制。

二、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特征

（一）勇于拼搏，敢为天下

先泉州民营企业起步发展较早，是改革开发初期市场经济的产物，而企业的发展扩展大多是企业的内在自发行为，自发性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地域文化的痕迹。泉州人多为晋人后裔，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鉴于晋人“衣冠南迁”的艰辛创业史，素来就有“爱拼敢赢”的风骨，深具海洋文化特有的冒险精神，形成了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泉州民营企业文化，这种“勇于拼搏，敢为天下先”文化精神在泉州诸多民营企业主中得以彰显。在泉州民营企业发展的早期，泉州人追求财富敢于冒险，开拓进取爱拼敢赢，民营经济在改革开发后得以快速发展，涌现出大量的成功的民营企业。这种“勇于拼搏，敢为天下”先地域文化为企业提供了文化资源和内在冲动，成功地促成民营企业快速成长。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地域文化中落后因素，如自我中心意识、法律意识淡薄等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

（二）讲究实效，注重功利

性受闽南海洋文化的影响，泉州民营企业家开创企业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改革开发初期，这点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很容易实现，激发经营者的潜力和创造力，实现了资本积累，使民营经济迅速崛起。但是过分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导致眼光短浅和贪图小利，这严重阻碍了企业上台阶、上规模。这点在泉州民营企业发展的后期更为显现。讲究实效性固然无可非议，但是过分追求实效，使得企业缺乏长远战略目标，决策短视目标模糊不清，难以真正做大做强。而一些民营企业虽然制定企业长期发展规划，但真正按规划贯彻执行仅为少数。“讲究实效，注重功利性”倾向促使泉州民营企业将业务范围局限在“投资少、见效快”等行业。

（三）血浓于水，讲究伦理性

在改革开发的初期，泉州民营企业大多以家族式企业的方式快速发展。没有什么能比“血浓于水”这句话更适合于解释民营企业发展初期的那种简单而又具有凝聚力的企业文化了。以血缘所凝聚起来的企业，往往富有情缘，企业管理中更为注重乡亲、熟人等的感情联络。据统计，泉州民营企业大多存在家族式的管理的组织模式，这是泉州民营企业文化最显著特征之一。这种家族式企业所形成的企业文化，在企业早期的成长发展中提供了土壤和养分，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当泉州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其创业初期所凭借的文化资源，开始转化为消极因素妨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其产生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对家族外的人不放心、聘请优秀人才但有职无权、职能部门有事不敢决断等等问题和矛盾，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故在泉州民营企业说面临的更为广阔的市场时，对家族企业所出现文化排挤便难以避免。

三、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的发展建议

（一）企业家素质提高与观念创新

“企业文化即老板文化”是民营企业的典型缩影。大量研究都显示，企业家素质对企业文化有直接影响。泉州民营企业的文化发展也需要通过企业家自身转变来实现。转变企业家的观念，就是将企业文化定位到经营理念、企业精神和企业形象上。企业家既要掌握现代企业的管理知识，吸收优秀管理经验，制定国际化发展目标。避免企业管理中的短期狭隘的功利主义，将企业定位在长期发展目标，真正将民营企业家成功的“无形资产”建设成为特殊的企业文化。因此，企业家的自身素质对企业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

（二）企业文化中核心竞争力培养

从国内外成功企业成功案例来看，“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民营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价值观的形成是一种群体心理积淀过程，需要时间并不断强化。归根结底，现代企业间核心竞争力就是是人才，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本意识。所以，要构筑员工发展平台，在制度建设上，奖惩机制上，人文关怀上，重视、尊重、理解、关心员工。只有这样，寓教育于企业经营的日常管理中，凝聚人心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目标和信念，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打造一支优秀的员工队伍。

（三）企业制度与文化创新

企业制度发挥发挥需要企业文化的辅助，但企业文化功能的有效发挥也需要依托与企业制度。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上，重视制度文化建设是泉州民营企业发展中重中之重。一是建立重视和体现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观的企业制度，二是，让企业价值观成为员工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加强企业制度建设，推动制度创新，实现企业管理者、企业员工、企业工作环境三者相互关联和制约，用制度建设来强化和体现企业文化的精髓。用开放企业管理模式实现柔性管理，用现代企业制度来淡化家族色彩，实现新时期泉州民营企业文化管理转型。例如：安踏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团队、供应商、经销商、合作伙伴在制度管理方面匹配。让供应商的发展水平与公司的发展相匹配、从流通批发的“坐商”转轨为商和专卖店的“行商”模式、聘请国际一流的广告公司开展品牌营销、和国际知名人力资源公司合作建设人力资源体系、采用全方位质量监控体系等，系统化、制度化管理是确保安踏企业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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