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规货币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非常规货币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效果评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政工具，对于我国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价。

(一)金融市场方面央行的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使基础货币大幅增加。投资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政府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资金投放不到4千亿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达到了11万亿元规模。在银行借款主体结构中，地方政府融资贷款规模迅速扩张。截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贷款额达7.38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万亿。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6月末，我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共17.89万亿。这些新增信贷规模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的隐忧，盲目投资和资金的低利用率现象也会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供给的相对不足。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了我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自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以来，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货币市场受到冲击出现短暂的波动时，通过利用常备借贷便利进行金融市场的调控，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这也顺应国家对宏观调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场上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供给，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从而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二)宏观经济方面据统计，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步回升，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同期，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长。说明通过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但随着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快速恢复以及此前国家出台的扩张性政策，政府的四万亿投资以及银行系统信贷投放，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通胀期，我国的CPI平均值为3.8%，2011年3月至10月这8个月的CPI都超过了5%。由以上数据可知，政府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减缓通缩压力的效果不明显。

篇2

 

 

一、金融危机的产生 

 

1、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 [1] 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2、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 [ 2 ] 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3、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 

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 

 

二、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该如何走下去 

 

美国金融危机既然对中国经济领域带来这样广泛的影响,那么有什么措施可以应对呢? 

首先,美国银行面临破产的时候,一定会有并购的需求,“我们应该看到这是我们银行的一个机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指出:“以前美国不愿意让我们介入这一领域,现在他们面临破产愿意让我们进去了。 

另外,陈东琪认为应该防止热钱集中大量撤离。因为美国以及国际上的资本热钱为了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撤资一定不是个别现象,我们要加以密切跟踪、监管,看看这个资本是什么样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防止大幅度撤离现象。在信心层面,要从宏观的总量政策上面、特别是货币政策上面有一些微调动作,提振或者稳定市场的信心,以防市场信心层面对国内市场打击太大。

再就是美国资本市场对我国产业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制造业市场的影响,陈东琪认为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支持和保护措施。防止影响的深化带来制造业的过快下降。防止出现一个滑坡现象引起的就业下降以及企业大规模的亏损。当然更重要的是政府方面要有一些基本的措施。还要治本,立足制度建设,加快相关制度的改革,包括新股发行制度、ipo制度、上市公司的分红再融资制度、市场的投资者管理制度、相关的政策信息披露制度等。在银行层面来讲,应该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经济调整期,它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价格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资源品的价格机制改革是好时机。陈东琪预计,这一轮国际油价的下降可能会时间比较长,而且下降幅度会比较大,70美元以下都有可能。这对我们的成品油的价格改革无疑是一个机遇,今后的定价权可以从此逐步企业化,让企业说了算,这样就可以使政府补贴减少。要不然既补高又补低,油价高了要补消费者,油价低了补企业。当我们把价格放开了以后,我们只有非常规性补贴了。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又可以使我们的油价体制市场化。 

另一个要注意的是粮食价格。据农业部统计,今年粮食有可能超过5.1 亿吨,菜仔油、猪牛羊肉也会增产,国际上的粮食下半年也在不停地增加,所以全国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粮食的供给关系可能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稳定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保护粮农的利益?要早做防备,防止粮食价格大幅下降对农民带来冲击。 

在这个阶段,政府还应该做好两件事,一是减税加薪,政府给企业减税,企业给工人加薪。二是与其留着很多的外汇储备,还不如搞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因为从长远来讲是一定需要的。而外汇储备实际上我们总在受国际资本市场带来的风险压力。 

把更多的国家盈余用于长远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规避金融风险,对我们的长期发展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和后劲储备。我们一定要看得远一些,有一个长远的视野,长远的谋划和打算,这样我们可以有很多收获,为下一轮经济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黄晓龙. 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j]. 金融研究, 2007 , (8) . 

[2]徐明祺. 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 . 国际金融研究,1999 , (7) . 

[3]夏斌,陈道富. 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 . 经济研究, 2006 , (2) . 

[4]宗良. 对国际游资冲击金融市场的若干思考[j] . 金融研究,1997 , (11) . 

篇3

一、研究的背景

20世纪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出现，欧洲金融市场和其他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发展，使国际金融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已经不可能发挥作用了。特别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入，金融市场一旦出现了波动，就会通过LIBOR、TIBOR或是HIBOR等同业拆借利率扩散开来，这会为金融投机家提供了投机的手段与场所，对于国际化货币发行国和使用国际化货币国家的金融市场而言，产生了金融风险，带来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货币的国际化是金融创新的一种具体形式，它是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一种新兴的事物。货币的国际化推进了金融业发展的历史，国际货币运行模式越有效，就越能限制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货币数量，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李建军，2009）[1]，让离岸金融市场、跨国银行金融机构、金融衍生金融工具等得到了很好的推广。由于国际化货币的出现，各个金融机构之间、金融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相互依赖加深。

但是，这也意味着货币流通的任何环节出了漏洞都会危及整个金融体系，“伙伴风险”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①

*在国际金融市场“伙伴风险”传递的过程中，欧洲货币市场的同业拆借利率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是因为银行间的同业拆借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利率被认为是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基准利率。一般而言，基准利率的形成，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前提（于建忠、刘湘成，2009）[2]。一方面，同业拆借市场中的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利率水平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形成了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和利率市场化的机制。

另一方面，同业拆借期限虽短，但对维持银行资金周转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同业拆借全凭信誉，无需提供抵押品，交易较为方便，存款和放款都是通过电话、电传联系。每笔交易少则几十万英镑，多则高达几百万英镑。所以说，虽然货币国际化的金融创新带来了财富效应、金融市场的业务效应和金融市场的福利效应，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个创新也通过同业拆借市场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一般来说，货币国际化以后，金融监管的重点领域，应当是国际化货币流通的国际金融市场。货币金融市场是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通过金融工具进行交易而融通资金的市场，而同业拆借利率是货币的流通场所和空间的基础，研究同业拆借利率的自身波动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同业拆借利率波动为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风险，影响了货币国际化的推进。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同业拆放利率有四种：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东京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TIBOR）、新加坡银行同业拆借利率（SIBOR）和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HIBOR）。而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市场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规模最大的同业拆借市场。

关于LIBOR市场波动率的研究，PhilipInyeobJi，FrancisIn（2010）通过对2006年3月1日―2008年11月11日澳洲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美国美元每天波动的汇率值研究，发现LIBOR利率正在加深对其他国家货币币值波动的影响，特别是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LIBOR利率的波动更为频繁了，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资产带来了较大的风险。

[3]

Shin-ichiFukuda（2011）通过对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市场LIBOR利率和TIBOR利率变化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增加了国家金融市场或区域金融市场贴现率的波动程度，带来了金融风险。由于美元是国际金融市场中重要的工具货币，欧洲美元市场中的LIBOR利率通过以美元计价、结算和储备的金融产品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交易信用风险和资产流动风险。

[4]

另外，如果把影响LIBOR利率的因素联系进来，LIBOR利率的波动就显得更为频繁了，比如陈玮光等（2009）认为当通货膨胀率和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增长率增加时，美元LIBOR的所有利率都上升；联邦基金利率增加时，利率的水平值增加，但长期利率增加幅度小于短期利率的增加幅度。

[5]

可见，波动率在某些时段上较低，说明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保持稳定，带来风险的可能性在降低；而波动率在某些时段上较高，往往意味着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变化，一方面，这会不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一般而言，一个稳定、发达、开放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载体，它可以吸引国际借贷者和证券发行者在本国融资，可以培育丰富的金融产品，增强产品的流动性，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个多样化的资产配置平台（杨雪峰，2009）。

[6]

另一方面，银行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银行业国际金融业务对货币国际地位具有直接的影响（元惠萍，2011）[7]而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剧烈波动会不利于发达银行业的发展。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货币国际化带来了金融市场创新，而这个创新也通过同业拆借市场向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变化过程中，常常表现为价格的波动，而是否会出现价格波动率聚集的现象，即大幅度波动聚集在某一段时间，而小幅度波动聚集在另一段时间上，这是中外学者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前人的研究并没有站在LIBOR利率的角度上，对货币国际化与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协调推进带来的风险展开分析，没有对金融风险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大胆的探讨，特别是实证研究较少。这也说明本文研究LIBOR利率波动对于稳定货币国际化过程中的国际金融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三、货币国际化与金融市场协调推进对同业拆借市场带来波动率的模型估计通过这一小节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货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欧洲货币市场中LIBOR利率的波动，会对国际金融市场投资的金融产品造成冲击，产生投资的风险。本文试图站在LIBOR利率的角度上，对货币国际化与国际金融市场协调推进带来的风险展开分析。

（一）ARCH模型简述

在金融的时间序列分析中，广泛运用的一种特殊非线性模型就是ARCH模型（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lyHeteroskedasticity），最早由Engle于1982年提出。该模型主要的思想是，某一特定时刻t的随机误差方差不仅取决于以前的误差，还取决于自己以前的方差。对于通常的回归模型：yt=x＼'tβ+εt（1）如果随机误差项的平方ε2t服从AR（q）过程，即：ε2t=α0+α1ε2t-1+α2ε2t-2+…+αqε2t-q+ηt，t=1，2，…（2）其中，ηt独立同分布，并满足E（ηt）=0，D（ηt）=λ2。则称模型（2）是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简称ARCH模型。

对于任意时刻t，εt的条件期望为：E（εt|εt-1，…）=ht・E（vt）=0（3）条件方差为：E（ε2t|ε2t-1，…）=ht・E（v2t）=ht（4）通过（4）式，可以看出序列条件方差具备随时间而变化的性质。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了让ARCH模型的解释能力更为完善，不断有学者对ARCH模型进行完善和扩展，出现了多种变异的ARCH模型，形成了一个ARCH模型族（黄宗远，沈小燕，2007）[8]，包括GARCH模型、ARCH-M模型、非对称ARCH模型、幂ARCH模型、成分ARCH模型等等。由于ARCH模型族可以很好的发现引起波动状态的因素，非常适合于描述金融市场时间序列的波动特征，所以，本文在这一小节中通过ARCH模型展开货币国际化对同业拆借市场带来波动率的模型估计。

（二）数据的说明

货币国际化对同业拆借市场带来的波动，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随着欧元的诞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继续得到了巩固，并形成了以美元为核心、欧元、日元、英镑等为补充的国际货币体系。同业拆借的利率种类较多，期限较长，关于同业拆借市场中的数据，本文在英国同业拆借市场中选取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LJPY），以及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LUSD）每个季度的数据在1986年1月―2011年9月之间的数据，共103个观测值，数据来源于欧洲中央银行数据库，为了减缓序列的波动程度，本文选择对这两个时间序列的变化率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即djpyt=LN（LJPYt/LJPYt-1）和dusdt=LN（LUSDt/LUSDt-1），LJPYt表示欧洲日元在t时刻的LIBOR利率，而LUSDt表示欧洲美元在t时刻的LIBOR利率。

（三）LIBOR利率的数据统计特征分析为了对LIBOR利率进行ARCH模型分析，也为了达到较好的模型解释能力，首先需要对数据的基本统计特征展开分析，以观察原始数据是否具有尖峰的分布特征，便于对下文展开分析。从图1中可以看出，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变化率的Sk=-0.404207，其结果小于零，表明其分布呈现出左偏态。而从峰度来看，K=9.844914，远远大于3，表明更多的变换率取值聚集在均值周围，同时部分变化率又远离均值。与标准正态分布（Sk=0，K=3）相比，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变化率呈现左偏，尖峰的分布特征，即“尖峰厚尾”。JB统计量为201.9021，P值接近于0，说明该时间序列至少在99%的置信水平上拒绝为正态分布的假设。

从图2中可以看出，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变化率的Sk=-1.315755，其结果小于零，表明其分布呈现出左偏态。而从峰度来看，K=8.209290，远远大于3，表明更多的变换率取值聚集在均值周围，同时部分变化率又远离均值。与标准正态分布（Sk=0，K=3）相比，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变化率呈现左偏，尖峰的分布特征，即“尖峰厚尾”。JB统计量为144.7616，P值接近于0，说明该时间序列至少在99%的置信水平上拒绝为正态分布的假设。可见，欧洲日元市场与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呈现出尖峰的分布特征，可以在下文中对这两个序列进行ARCH模型分析。

（四）LIBOR利率波动率模型的建立1.LIBOR利率数据的平稳性分析和序列相关分析一般而言，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时，首要的问题是判断它的平稳性。如果样本呈现出非平稳的现象，那么往往会导致出现“虚假回归”的问题。这样，样本之间就不会有任何意义的关系，对样本进行回归也会表现出较高的可决系数。本文选择的变量数据是1986年1月―2011年9月之间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LJPY），以及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LUSD）每个季度公布的数据，这是明显的时间序列，所以本文首先利用Eviews6.0统计分析软件，对所有的变量进行ADF检验。对于LJPY和LUSD时间序列而言，其ADF数值都小于1%、5%和10%临界值，因此，可以拒绝样本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时间序列的数值是平稳的，可以继续进行数据分析。

同时，对LJPY和LUSD时间序列展开相关性分析。通过对LJPY相关系数的分析可以知道，滞后1阶、4阶和6阶的自相关系数较大（取绝对值以后），因此，本文采用LJPY时间序列建立一个滞后1阶、4阶和6阶的模型。

而LUSD滞后1阶、2阶和12阶的自相关系数较大（取绝对值以后），因此，本文采用LUSD时间序列建立一个滞后1阶、2阶和12阶的模型。

2.LIBOR利率分布滞后模型的OLS分析从表1中可以看出，只有LUSD（-2）的系数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水平，其他系数均通过了1%、5%和10%的显著性检验水平，其他拟合的整体效果似乎不错。

接下来，本文对残差序列进行ARCH效应检验，运用p=1阶的序列自相关LM检验展开分析，显示结果如表2、表3所示：从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F和LM统计量所对应的概率均小于5%，可以知道F和LM的值都在临界值的右边，可以知道拒绝原假设，残差序列存在ARCH（1）效应，也就是该模型的残差序列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详见表4。

3.ARCH（1）模型的拟合结果及分析对比前文OLS的分析结果，LJPY模型回归的参数变得更大了，而且z统计量也变得较为显著了，除了常数项以外，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水平。同时，ARCH（1）模型的对数似然值有所增加，AIC和SC值都变小了，说明模型比OLS回归可以更好的拟合数据，选择ARCH（1）模型是合适的。

而对于LUSD模型，虽然回归的参数LUSD（-2）和LUSD（-12）的z统计量变得不显著了，但是，ARCH（1）模型的对数似然值有所增加，AIC和SC值都变小了，说明模型比OLS回归可以更好的拟合数据，选择ARCH（1）模型是合适的。

另外，从图3中可以看出，ARCH（1）模型很好的拟合了LJPY序列，残差序列大致被控制在-0.4―0.4之间。

从图4中可以看出，ARCH（1）模型基本拟合了LUSD序列，残差序列大致被控制在-2-2之间。

接下来，再对ARCH模型进行异方差ARCHLM检验，得到结果（详见表5、表6）：可见，对于LJPY序列，F和LM统计量所对应的概率分别为0.1958和0.1918，均大于5%，而对于LUSD序列，F和LM统计量所对应的概率分别为0.5089和0.5034，均大于5%，所以说，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残差序列不存在ARCH效应，也就是模型ARCH（1）消除了随机游走残差序列的条件异方差性。

ARCH（1）模型拟合的LJPY序列条件标准差时间序列图5中可以看出，LJPY序列条件标准差时间序列在1994年―2009年大幅震荡，大多数年份中超过了0.4的水平，特别是2000年前后波动加剧，最大时甚至达到了2.0左右。而其他年份波动都较为平缓，基本上在0.2的水平。

从ARCH（1）模型拟合的LUSD序列条件标准差时间序列图6中可以看出，LUSD序列条件标准差时间序列在2000年以后开始大幅波动，大多数年份中超过了0.4的水平，特别是2007年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波动幅度甚至超过了0.8，最大时已经接近到了1.0左右。而其他年份波动都较为平缓，基本上在0.1的水平。这与近年来，美国政府及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缓解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向银行系统注入资金、降息、刺激消费者开支等诸多措施来拯救银行系统是有关系的（陈敏强，2010）。

[9]通过以上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欧洲货币市场中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变化过程中，常常表现为价格的波动，会出现价格波动率聚集的现象，即大幅度波动聚集在某一段时间，而小幅度波动聚集在另一段时间上。欧洲货币市场中日元的同业拆借利率在1994年以前，以及美元的同业拆借利率在2007年波动率较低，说明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保持稳定，对欧洲货币市场中以美元、日元计价、结算、储备和投资的金融产品带来风险的可能性在降低，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吸引投资者对以美元或是日元计价、结算的金融产品购买，必然会较好地促进美元与日元的国际化。

但是，欧洲货币市场中日元的同业拆借利率在1994年以后，以及美元的同业拆借利率自2008年以来波动率较高，意味着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变化，这必然不利于美元、日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市场稳定，货币国际化正通过同业拆借市场向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本文的这个实证分析结果已经拓展了前文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结果，所以说，金融市场中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剧烈波动会不利于银行业的发展，不利于国际金融市场投资的稳定，这必然影响了美元或是日元货币国际化的深入。同时，本文认为货币国际化与金融协调推进的过程中，需要引入以稳定同业拆借市场利率波动为目标的监管思路，这样可以以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为目标来设计金融市场监管的步骤。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ARCH（1）模型分析，可以大致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第一，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离岸金融市场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和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时间序列具有随机游走的趋势，而且波动的程度还在不断扩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会为货币国际化背景下的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带来风险。

第二，从ARCH模型拟合的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时间序列中可以看出，实际值、拟合值和残差值具有群集性特点，国际金融市场中的LIBOR利率存在ARCH效应。

第三，同业拆借市场中价格的波动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是发行国际化货币国家和使用国际化货币国家决策者和监管当局需要密切关注的对象，这个风险会影响到货币国际化进程地深入。而关于货币国际化后离岸金融市场中风险的监管模式，本文认为可以引入以稳定同业拆借市场利率波动为目标得监管思路，也就是基于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目标来设计监管的体系和步骤。这样，通过有效确定国际化货币的金融市场监管目标，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加强对同业拆借利率地监控，并且准确无误地把监管目标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以在极大程度上避免货币国际化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的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李建军.当代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理论框架模式和面临的风险[J].国际金融研究，2009（7）：65-72.

[2]于建忠，刘湘成.Shibor定价理论模型研究及其应用[J].金融研究，2009（2）：40-53.[3]PhilipInyeobJi，FrancisIn.Theimpactoftheglobalfinancialcrisisonthecross-currencylinkageofLIBORCOISspreads[J].JournalofInternationalFinancialMarkets，InstitutionsandMoney，2010，20（5）：575-589.

[4]Shin-ichiFukuda.Market-specificandCurrency-specificRiskDuringtheGlobalFinancialCrisis：EvidenceFromtheInter-bankMarketsinTOKYOandLONDON[C].NBERWorkingPaper，2011，No.16962.

[5]陈玮光，赖明勇，林忠晶.国外同业拆借利率期限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美元LIBOR为例[J].经济数学，2009（2）：30-34.

篇4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9-0037-08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出台的背景及实施情况

（一）出台背景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大范围违约事件发生以及重要金融机构倒闭，金融体系信用急剧紧缩。主要发达国家立即大幅降低基准利率以注入流动性。但面对一再恶化的资产负债表，市场主体信心严重不足，金融机构继续紧缩信贷，导致各国央行投放的大量基础货币停留在金融体系中，市场陷入典型的“流动性陷阱”，英美等央行继而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政策利率很低的情况下继续施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但效果普遍低于预期，并衍生出财政赤字扩大及通胀压力增强等问题。

传统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及传导机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在引导资金流向和传递宽松预期上体现了传统货币政策所不具备的优势。央行可以通过购买低流动性资产、提供高信用等级债券、扩大抵押品范围等措施向部分金融机构定向投放流动性，降低这些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并通过激励机制设计，促进它们增加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降低部分行业的融资成本，提升对经济发展重点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这对抑制经济恶化、阻止系统性金融风险蔓延具有积极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三期叠加”的状态，一方面要清理存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避免使用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另一方面要实现调结构、稳增长，增加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

由于我国流动性总量盈余、结构性短缺并存，继续实施总量宽松政策，导致金融资源向少数部门集中，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很可能引发高通胀、资产泡沫泛滥、经济结构失衡加剧等问题。为实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经济任务，央行不再走“大水漫灌”的老路。2013年初，央行推出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2014年4月25日央行第一次实施了一批定向降准的货币政策；同年7月，央行对国开行发放3年期1万亿元的抵押补充贷款；同年9月，央行对工农中建交五大行进行规模达5000亿元的常备借贷便利操作；同年9月和10月通过中期借贷便利投放基础货币5000亿元和2695亿元，等等。

（二）发达经济体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情况

从国际视角来看，为提高应对短期流动性波动的能力，同时有效解决实体经济“结构性流动性缺口”导致的部分领域融资成本高的问题，一些发达经济体早已着手进行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创新，并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纳入货币政策框架之中，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英国央行融资换贷款计划、欧洲央行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以及美联储定期贷款拍卖。这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出台的背景均与实际资金流向和政策导向不一致，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有关。因此其在实践中的运行机制和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对理解和完善当前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国际比较

从英国的融资换贷款计划、美联储的定期贷款拍卖以及欧央行的定向长期再融资运作模式来看，这三种创新工具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英国

1. 出台背景。欧债危机后，英国经济陷入困境。2011年11月失业率为1996年来的最高水平，2012年第二季度GDP增速降至历史低位。同时，信贷增长陷入停滞，信贷市场利率不断走高。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MPC） 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包括大幅降息至0.5%的历史低位，以及展开QE购买规模达3750亿英镑的资产，然而这些全局性的宽松政策效果不甚理想，两年内英国GDP和信贷增长仍处于停滞状态。

2. 主要内容。2012 年7月13日，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联合推出了一项为期4年的融资换贷款计划（Funding for Lending，FLS），总规模800亿英镑，只要有充分的抵押品，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每新增1英镑，便可获得5英镑的融资额度，且最高数额无限定。

FLS的运作机制如下：英国央行向国债管理局换取短期国债，FLS参与者使用包括家庭和企业贷款在内的多种抵押品（低流动性资产），根据其新增信贷情况，英国央行提供短期国库券（高流动性资产），并根据抵押品性质收取相应的费用。银行可出售换来的国库券或将之作为抵押品在债券回购市场融入资金，到期后归还相应国债。

FLS目前已经实施两轮，2012年6月―2014年1月为第一轮，参与机构主要是英国的银行和房屋贷款协会，贷款对象包括住户、非金融企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第二轮从2014年1月到2016年1月，也称为延期FLS，参与主体进一步扩大到相关非银行金融机构，支持对象为非金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不再对住户部门提供信贷支持。

3. 激励机制。在FLS的运作中，央行处于被动的一方，为提高银行机构参与的积极性，英国央行对运作机制进行了精心设计。一是额外融资额度与新增信贷量正向挂钩，以鼓励金融机构增加信贷供给。FLS的额外融资额度与参考期内贷款投放挂钩，且对中小企业贷款赋予更高权重，鼓励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贷款越多，获得国债额度越高，且成本越低。二是所需缴纳的交易手续费与新增信贷量反向挂钩。在基准期内，只要银行实现了信贷扩张，只需缴纳最低档次的FLS手续费；而银行一旦收缩信贷，不仅没有额外的融资额度，而且在使用基本融资额度时将缴纳较高档次的FLS手续费。

（二）欧元区

1. 出台背景。2013年以来，欧元区经济表现同英国相似：经济持续负增长、失业率连创新高，汇率上行致使输入性通缩压力加大，信贷市场持续收缩。欧央行曾推出长期再融资操作（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LTRO），银行用国债等安全资产作为抵押品，以较优惠利率向欧央行融入资金。然而，银行并未因为利率降低就向私人部门贷款，而将资金用于购买国债，该计划没有对中小企业产生足够的推动作用。

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调控无果的情况下，欧央行于2014年6月5日首次推出了包含负利率在内的一篮子货币宽松措施，其中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argeted 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TLTRO）倍受市场关注。

2. 主要内容。与FLS类似，TLTRO由欧央行主导，遵循公开市场操作的流程，凡合格公开市场操作交易对手（只要满足欧央行的最低存款准备金率和财务稳健的要求）均可单独或以银团方式参与。参与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合格抵押品进行抵押，欧央行按照银行对欧元区非金融企业和家庭贷款额（除房贷）的一定比例，提供低息再贷款。金融机构可将资金投向以企业为主的私人部门，但不能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和抵押支持债券（MBS），以向实体经济注入资金，尤其是欧元区国家的中小企业。

自2014年9月起，欧央行共实施8次流动性供应操作，统一于2018年9月到期。2014年9月和12月实施第一阶段（1―2轮），根据2014年4月30日合格贷款余额的7%来确定每家机构的初始限额，资金价格在欧元区主要再融资利率（MRO利率）的基础上加10个基点。2015年3月到2016年6月按季实施第二阶段（3―8轮），根据合格贷款净增超过基准值部分的3倍核定累计限额。如果机构的合格贷款投放达不到欧央行规定的标准，则必须提前两年强制归还所有TLTRO资金，同时对逾期偿还机构实施经济处罚。

3. 激励机制。为吸引银行机构参与，欧央行对细则进行了以下设定：一是与FLS一样，将流动性释放与银行贷款的发放正向挂钩，且结合欧元区的银行业状况进行细致划分。参与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的银行最多可以借到的资金为截至 2014年4月30日该银行对欧元区非金融私营领域全部贷款额的7%，银行实际获得的流动性额度取决于该银行新增信贷情况。二是欧央行对“基准”的制定更加有利于鼓励银行放贷。一方面对2014年4月30日之前的12个月内，净贷款头寸为正，且在此时点之后开始增加贷款的银行，“基准”持续为零，激励其继续增加贷款；另一方面对2014年4月30日之前的12个月内，净贷款头寸为负，且在此时点后仍在去杠杆的银行，其在2015 年3月第一次参与TLTRO的“基准”为12×（2014年4月30日之前12个月的平均净贷款头寸），3月之后参与TLTRO基准均设为零。

（三）美国

1. 出台背景。金融危机的爆发致使美国陷入了经济衰退，随着危机深入，金融机构之间正常的信贷机制遭到破坏，常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许多商业银行面临融资成本上升的压力。2008年下半年隔夜拆借利率一度升至7%左右。2009年3月，美联储推出的长期国债购买计划（QE1）累计1.725万亿美元左右，银行凭借成本较低的资金购买具有较高收益的政府债券，却未用于支持国内经济复苏。

为带动不断下滑的实体经济，美联储开展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激活相关资产证券化市场，解决因商业票据利率上升导致企业融资贵的问题，防止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

2.主要内容。第一，定期贷款拍卖（Term Auction Facility，TAF）。美联储于2007年12月推出TAF，是美联储通过招标的方式向存款机构（达到一级信贷要求并且财务状况较为良好）提供融资便利的机制。美联储预先公布拍卖总金额，金融机构提交贷款利率报价（最低报价利率为1个月的隔夜指数掉期）和竞拍额度（小于总金额），最终由美联储根据报价情况决定中标机构，贷款利率通过竞价确定。TAF允许的合格抵押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有价证券，包括债券、各类票据和MBS 等衍生产品。这类抵押品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转让和流通，易于定价。第二类是贷款类资产，包括各类抵押贷款或信用贷款。通过比公开市场操作更广泛的担保品和更多的交易对手注入资金，缓解短期流动性压力。TAF实行期间，28天TAF利率基本均低于1个月Libor美元拆借利率。第二，定期证券借贷便利（Term Securities Lending Facility，TSLF）。针对一级交易商，2008年3月美联储还创建了TSLF。交易商可以通过TSLF用相对缺乏流动性的证券作为抵押品向联邦储备银行投标，换取流动性较高的国债。具体操作流程是：交易商提供符合要求的流动性相对较差的其他债券作为抵押品，联邦储备银行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向一级交易商出借国债。第三，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Primary Dealer Credit Facility，PDCF）。2008年3月，贝尔斯登陷入资金流动性非常紧缺的局面，如果无法获得融资来源，将会立即破产。在此之前，美联储规定非存款性金融机构不能向联储银行申请贴现贷款。为防止信贷流动性危机蔓延和扩散，美联储创建了PDCF，允许一级交易商也通过贴现窗口获取与存款机构相等贴现率的贷款。2008年9月，PDCF抵押品范围进一步将三方回购市场抵押品（Tri-party Reposystem Collateral）包括在内。在通过便利交易商融资来增加市场流动性以及稳定金融市场方面，PDCF起到了显著作用。第四，定期资产抵押证券信贷便利（Term Asset-Backed Securities Loan Facility，TALF）。为满足消费者和企业的信贷需求，鼓励私人部门发起资产抵押证券（Assets-Based Securities，ABS），2008年11月美联储推出了TALF。所有持有合格抵押品的个人和法人均可向美联储抵押近期发行的3A级资产支持证券，申请TALF获取资金支持。TALF的贷款期限时间较长，一般在1年以上。

三、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践探索

在银行负债端成本不断提高、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以及中小企业风险不断暴露的大背景下，我国正在实施创新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组合，以确保整体社会融资成本的平稳运行，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现象，定向扶持“三农”和中小微企业以及服务业等新兴产业。我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定向再贷款、定向降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以及抵押补充贷款为代表。

（一）定向再贷款、再贴现

人民银行于2014 年设立支小再贷款，改进支农和支小再贷款发放条件，扩大再贷款规模。开展再贴现业务，对涉农票据和小微企业签发、收受的票据以及中小金融机构承兑、持有的票据优先办理再贴现，对票面金额 500 万元以下的票据优先办理再贴现，提高再贴现额度使用效率，引导金融机构降低贴现利率。

（二）定向降准

2014 年以来，人民银行多次定向降低“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存量和增量分别达到30%和50%）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与全面降准相比，定向降准针对性强，有利于将金融资源更好地投放到薄弱环节，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三）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hort-term Liquidity Operations，SLO）

为进一步完善公开市场操作机制，提高公开市场操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2014年初央行引入了SLO，作为公开市场常规操作的必要补充，在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临时性波动时相机使用。SLO以7天期以内的短期回购为主，采用市场化利率招标方式开展操作。操作对象为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中具有系统重要性、资产状况良好、政策传导能力强的金融机构。根据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状况、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等多种因素，人民银行灵活决定该工具的操作时机、操作规模及期限品种等。

（四）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SLF）

SLF创立于2013年初，发行期限为1―3个月，主要用于缓解政策性银行或全国性商业银行中短期的大额流动性需要。当回购利率高于一定水平时，央行便通过SLF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平抑资金价格，建立起短期利率上限。

（五）中期借贷便利（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MLF）

MLF创立于2014年9月，期限为3个月，临近到期可重新约定利率并展期。该工具通过质押方式向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发放资金，并明确要求将之投放于“三农”和小微企业，因此既缓解商业银行的短期资金融通压力，也便于央行通过利率调控手段降低“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六）抵押补充贷款（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PSL）

PSL的推出主要是为了缓解流动性的结构性失衡并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商业银行提供贷款资产作为抵押，央行根据折价后的余额为特定银行发放较低利率水平的贷款，以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避免流动性的过度集中。通过引入商业银行贷款作为抵押品，PSL解决了再贷款信用违约的难题。PSL利率和折价率构成了商业银行贷款成本的一部分，PSL利率降低，即商业银行资金成本降低，则银行倾向于多发放贷款；而折价率的设置可用作政策定向支持的目的，央行可以精确控制资金流向。

四、我国与国际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区别

总体来看，我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与欧美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设立的初衷不同

欧美国家实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及工具定位于一种危机救助手段，目标是缓解危机时期的信用紧缩形势、恢复金融市场有序运行，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危机结束，将恢复常规的货币调控。我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及工具并非单纯的危机救助手段，强调的是经济新常态下对实体经济的定向调节功能，直接导向服务实体经济。

（二）实施的条件不同

欧美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在常规货币宽松政策失效、利率接近于零的政策环境下实施的，常规货币政策与同期实施的结构调整政策的作用方向相同。我国实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在利率水平远高于零、常规调节政策仍然有效的条件下实施的。

（三）政策操作目标不同

欧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一个关键操作目标是压低中长期利率。因此，政策操作的方式主要是购买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的低流动性、中长期信贷资产和债券。货币当局扮演了“做市商”的角色，推高资产价格，活跃市场交易。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主要是提供流动性支持，尤其以短期流动性支持为主，政策操作手段主要是提供短期借款。

（四）政策工具的实施过程不同

FLS、TLTRO和TAF在施行过程中偏向市场化的流程，而PSL则更偏向于一种计划式的调控。FLS和TLTRO中银行流动性获取的最终途径主要是债券回购市场，TAF本质上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众多金融机构参与的一种拍卖市场的运作模式，但PSL 并未直接涉及市场化的操作过程，而是由中国央行向流动性紧缺项目的一种定向流动性支持，获得支持的金融机构也并不需要借助市场机制实现最终流动性的补充。

（五）实施过程中央行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在FLS、TLTRO和TAF的实施过程中，央行的作用相对被动。在FLS和TLTRO中，央行被动等待流动性欠缺的金融机构发起申请。美联储在TAF发放中只是搭建起一个“拍卖市场”，金融机构是否愿意参与该市场则完全自愿。但中国央行通过PSL直接引导流动性方向，主动以相关的金融机构为中介，对具有发展要求又资金短缺相对严重的领域定点注入流动性。

（六）对央行的影响存在差异

欧美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在操作方式上主要是购买金融机构持有的低流动性资产，因此，政策操作的直接后果是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规模和结构的持久变化。大规模低流动性资产和高储备负债使货币当局暴露在严重的违约和市场风险中，并且可能在后期的退出操作中因资产价格下降而遭受巨大损失。我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不涉及大规模资产购买，且期限较短、规模有限，不会对央行造成类似风险。

五、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一）对贷款利率的影响

2014年第二季度，央行创设PSL，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96%，较第一季度下降0.22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26%，较第一季度下降0.11个百分点；票据融资加权平均利率为5.51%，较第一季度下降0.77个百分点。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一年多以来，利率水平一路下行，2016年第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经低至5.30%，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低至5.67%，票据融资加权平均利率低至3.62%。

降。2014年第二季度末，一般贷款中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为69.11%，较第一季度末下降1.14个百分点；执行基准和下浮利率的贷款占比分别为21.57%和9.32%，较第一季度分别上升0.17和0.97个百分点。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末，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减少为61.58%，执行基准和下浮利率的贷款占比增加至17.6%和20.82%。

（二）对贷款投向的影响

自2014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以来，小微企业贷款、涉农贷款和服务业贷款增速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小微企业贷款占比、涉农贷款占比和服务业贷款占比均有所提高。从2014年第四季度开始，服务业贷款增速持续明显快于各项贷款增速，表明信贷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新动向。

但2015年第二季度后，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和增速、涉农贷款占比和增速以及服务业贷款占比和增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尤以涉农贷款下降趋势明显，结构性货币政策效果有所减弱。这主要是由于2015年以来，国内宏观经济未出现明显好转，仍处于发展动能转换和经济增长新动力形成的时期。新兴产业虽然发展速度快，但毕竟规模较小，对经济的贡献度有限。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2015年至2016年第二季度，央行连续5次降息，定向降准的同时也进行了6次全面降准，流向房地产行业和第二产业的信贷资金明显增加。

整体来看，结构性货币政策降低了融资成本，优化了金融资源的流向和结构，对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和新兴产业发展投入起到了有力的引导作用，促进了经济转型升级。但同时应看到，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难以仅靠信贷支持来解决，单以金融资源的持续流入，不足以支撑产出的长期好转。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效果评估：以PSL为例

鉴于我国当前仍以间接融资为主，因此采用3个月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_3M）表示社会融资成本。3个月利率水平主要受信用和流动性风险溢价影响，而期限溢价作用相对较小。在中国的银行间市场，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和隔夜回购利率主要反映银行对信用和流动性风险的预期。因此本文采取单因素的事件分析方法，并基于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和回购利率来计算shibor_3M的正常利率和异常利率。

假设shibor_3M与银行隔夜拆借（回购）利率间存在以下关系：

[St=α0+α1Rt（Pt）+εt] （1）

根据PSL推行前15个月的shibor_3M和隔夜拆借（回购）利率得出系数[α1]，再将2014年实施PSL后的利率值代入得到正常预期利率[E（St）]、日异常利率[ASt=St-E（St）]和日累计异常利率[CASt=T1tASt]，从而得到日平均异常利率[ACASt=CASt/t]。只要判断[ACASt]是否显著异于0，即可判断分析政策实施效果。

经过回归分析，正常利率估算方程为：

[St=4.092+0.173Rt] （2）

其中[α1]标准差为0.0271，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估算方程符合假设条件，即银行隔夜拆借率越高，银行预期的信用和流动性风险越大，社会融资成本越高。

基于公式（2）估算各阶段shibor_3M的正常利率水平，计算并检验日均异常利率得出结果如表4。

表4：ACAS的t检验

[ACAS＼&PSL创设阶段＼&第一次

PSL＼&第二次

PSL＼&第三次

PSL＼&第四次

PSL＼&均值＼&-0.9283＼&0.0429＼&-0.2168＼&0.2134＼&-0.8909＼&最大值＼&-0.8207＼&0.0763＼&-0.0995＼&0.2351＼&-0.4559＼&最小值＼&-0.9728＼&0.0060＼&-0.2978＼&0.1516＼&-1.1340＼&标准差＼&0.4005＼&0.0215＼&0.0677＼&0.2139＼&0.2444＼&T值＼&-152.0016＼&12.7856＼&-20.9929＼&76.3078＼&-23.3435＼&]

注：PSL自2014年4月25日创设，分别在2014年9月、11月和2015年3月、5月4次下调贷款利率。

从表4可以看出，日均异常利率t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PSL的实施对中期利率水平和社会融资成本均产生了影响，但作用效果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是各实施阶段PSL对利率的影响不同。PSL创设发行时的作用效果最大，均值达0.9283。这是由于PSL创设时作为直接的流动性定向供给，释放出对发展产业部门的支持信号，提振市场乐观预期，刺激了银行贷款行为，从而改善社会总体融资状况。其次，各阶段PSL对利率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在 PSL 创设时、PSL第二次实施以及PSL第四次实施，利率水平有所下降，而在 PSL第一次和第三次实施阶段，利率水平出现上升。这一方面反映PSL操作的有效性依赖于一定的市场流动性和有效预期，另一方面也说明PSL作为一种创新的选择性调节工具，具体效果还不够稳定。如PSL第一次实施，由于主要涉及棚户区改造项目，并未能形成中期利率下降的市场预期，同时缺乏其他政策的配套补充，使得PSL融资成本下降的作用受限。

六、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优化路径

通过对发达经济体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都属于非常规货币政策，我国和欧美国家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认知定位和操作实践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内涵、目标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设计安排，但其先进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从而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转型的背景下，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一）继续推进机制体制改革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效果，本质上还是要依靠相应配套的市场机制。只有通过有效的机制体制改革，才能真正解决深层次矛盾。从发达经济体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实际运行效果来看，受金融业市场结构、经济发展环境等因素影响，实体机构的资金成本效果经过金融机构的传导会打折扣。因此，要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除了完善金融调控机制，关键还是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生产要素价格改革，优化货币政策操作的外部环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构建抵押品分类和风险度量框架

国际经验显示，完善的抵押品评级体系和风险度量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的基础。TLTRO和FLS都是将有价证券和贷款类资产作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合格抵押品。因此在完善和创新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时，可以考虑将商业银行贷款和部分信用债券作为合格抵押品，并对抵押品展开风险度量，合理调控风险资产比例，避免风险的过度累积。此外，还需要建立健全内部评级体系，细致评估申请贷款的机构，如对产能过剩行业应标准从严，而对新兴鼓励行业可适当放宽。

（三）强化对市场预期的合理引导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并非完全依赖于大规模的直接流动性注入，也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和调节市场预期来实现。当前国内市场预期受到各种不同信息的干扰，市场行为的不确定性程度提高，增加了央行对预期合理引导的难度。因此，央行需要重视公开场合声明和政策调节措施的连续实施，增强政策可信度；及时公布资金用途，促进公众对结构性政策的了解，避免市场主体的过度反应。通过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敏感度，最终增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的联系程度。

（四）建立激励相容机制

结构性货币政策在资金引导上存在差异，容易导致参与主体套利的道德风险。同时，政策实施效果依赖于银行体系的传导，但政策目标与机构的经营目标间又存在矛盾。FLS和TLTRO等工具运行机制的创新之处在于引入了激励相容机制：一方面，降低融资成本吸引银行参与；另一方面，又将融资额度与新增信贷挂钩，降低银行的道德风险。因此我国在完善和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时，需要考虑如何引导银行的资金投向，将其获得的低融资成本有效传导到贷款利率上。可参照欧美国家的先进经验，提高银行机构不履行义务的惩罚标准。若出现违规使用资金，除了要求银行机构提前偿还资金外，还可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提高其违规成本，确保结构性政策精准发力于所支持的行业。

（五）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

通过对发达国家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结构调整期，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增加是信贷市场复苏的根本前提。经济结构对金融结构起决定性作用，过去我国的投资增长模式扭曲了资金价格信号的作用，制约了总量货币政策的效果。当前除了充分发挥货币政策逆经济周期调节功能之外，更需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经济新引擎，拓展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空间，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

（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协调配合、共同发力

单一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效果有限，财政政策加以配合才能达到更好的政策效果。例如，由于小微企业自身的问题以及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引发中小企业融资难，可以考虑实施财政贴息，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税负；或通过风险补偿机制、财政奖励机制等弥补商业银行的风险损失、分担成本。除了在信贷市场合作发力，结构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还可以在其他资金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合格抵押品，财政可为具有较好信用评级的中小企业债券和股权提供公共担保，间接增加中小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助力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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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文章编号：1003-4625（2015）06-0006-05 中图分类号：F832.2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07年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后来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货币政策经历了从紧缩到宽松再到稳健的转变。存贷款利率变动方面，央行共进行了18次利率调整。2007年初到2007年底1年内连续6次加息，从2008年9月到12月底，连续5次降息，其中比较特殊的是9月15日，只下调贷款基准利率；11月27日降息幅度达到108个基点。从2010年10月后，我国又进入一个加息周期，分别于2010年10月、12月、2011年的2月、4月以及7月分别加息0.25个百分点，1年定存利率从2.25%上升至3.50%。2012年6月、7月以及2014年的11月和2015年2月底，分别进行了4次降息，1年期定存基准利率降至2.50%，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放开至1.2倍后再放开至1.3倍。

目前，部分文献开展了市场利率与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的实证分析。如陈军泽、杨柳勇（2000），王雅丽、刘洋（2010），吴波（2013），郑烨（2014）等。上述论文主要研究存贷款利率调整对市场利率的影响。本文在此基础上，主要考察市场利率（如国债利率和Shibor利率等）与存贷款基准利率变动之间的双向关系。主要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是运用经验分析和事件分析的方法，考察存款利率变动对市场利率的影响；二是本文创新性引入3个月和6个月的国库定存利率作为存款利率的变量，以及引入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作为贷款利率的变量，实证分析市场利率变动对存贷款利率的影响。

二、存款利率变动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由于1年期Shibor利率受到央行货币政策的影Ⅱ向最大，而其他市场利率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制约，不能充分体现存贷款利率调整对其影响，再加上Shibor利率的基准性地位，因此我们选取1年期Shi-bor利率（以下记为Shiborly）作为市场利率的代表，研究存贷款利率变动对其影响。

（一）经验分析

我们发现Shiborly利率受1年存贷款利率调整的牵引不断变化，加息周期中，Shiborly利率始终在1年定存利率上方运行，降息周期中，第一轮降息周期Shiborly又出现低于1年定存利率运行的情形。原因是加息周期时由于定存利率提高，市场资金面趋紧导致商业银行资金成本上升，进而引起商业银行预期市场利率将进一步提高，因而给出更高的Shibor利率报价；降息周期时，商业银行的报价表现则相反；在货币政策稳定的时期，Shibor利率又表现出价格黏性的一面。Shibor利率已能较好反映央行的货币政策意图。

（二）事件分析

我们将中国人民银行调整金融机构人民币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日或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作为“政策事件日”。把政策事件日定义为第“0”天。每一次利率调整我们选用了包含事件发生日在内的19个交易日的日数据为样本区间，其中最初的10个交易日（-13天至-4天）作为“估计窗口”，随后的8个交易日（-3天至+5天）为“事件窗口”。前3个交易日为该事件的事前检验期，后5个交易日作为该事件事后检验期。我们计算估计窗[-13，-4]内的Shiborly的利率10日均值，将其视为事件窗口内Shiborly利率的正常值（假如在事件不发生的情况下，Shibor在事件窗内的值）。于是，用实际观察值与该均值的差异即可衡量事件引起的Shiborly利率的异常变动情况。

政策事件日

（1）存款利率调整当日Shiborly利率的变动。

通过表1可见，第一轮6次加息日，Shiborly利率当日变动均值为7.39bp，第二轮5次加息日，Shi-borly利率当日变动均值为21.80bp，相对加息的幅度为21.80/25=87.2%。第二轮加息日Shibor波动情况较大的主要原因是Shibor利率经过3年多运行后，对加息的敏感度加大，较2007年刚刚推出时，更能反映市场的资金紧张情形与利率预期。第一轮4次降息日，其中前两次降息，引起的Shiborly的变动均值为-9.21个基点，相对降息幅度为9.21/27=34.11%；后两次降息引起的Shiborly的变动较大，相对降息的幅度分别为95.09%与135.5%，主要原因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金融管理部门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降息幅度大、银行信贷猛增造成市场流动性充裕。第二轮4次降息日引起的Shiborly的变动均值为-7.59个基点，相对降息幅度为7.59/25=30.36%。

（2）事件前、后的Shiborly利率的变动。

加息事件对Shiborly利率的影响是逐步体现出来的。具体来看，事件前，除了第8次、第9次加息前，Shibor异常变动值较大外，其余加息事前Shiorly利率反应均不太敏感。这表明Shiborly利率对利率调整事件做出提前的反应并不充分，市场部分报价行可能“预期”到了某个加息事件的产生，但是大部分报价行并未预期到加息事件的来临，该信息并不能够在银行间市场传导开。事件后，Shiborly利率变动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随时间推移逐步上涨。到加息事件公布后一周，Shiborly利率较加息当日上涨7.28bp（第一轮均值）、6.74bp（第二轮均值）。此外，我们对比两轮加息，我们发现第二轮加息引起的Shiborly的变动要高于第一轮加息，其原因可能是Shibor利率发现越来越成熟，更能反映中央银行的调控意图。

降息事件对Shiborly利率的影响也是逐步体现出来的。前2次降息事件与第5-7次的降息事件，Shiborly利率当日变动均值为-9.74bp，相对降息的幅度约为37.46%，最大变动值为-11.24个基点，最小变动值为-7.18个基点。说明了上述5次降息事件中，Shiborly利率的变动与加息引起的反应类似，事前变动较小，事后逐步下降，但下降幅度并未超过27个基点。第3次大幅降息108个基点，Shibor利率在事件前即已开始反应，整个事件窗内Shibor的异常变动超出利率调整幅度。对于第4次降息事件，我们发现大部分报价行都预期到了降息事件的来临，Shiborly利率事件前即已做出反应，大幅下降。此外，对比两轮降息，我们发现即使扣除2008年11月的Shiborly大幅下降的影响，第二轮降息引起的Shiborly的变动仍要低于第一轮加息，其原因可能是受到网络金融和存款利率上限调整至1.3倍的影响，第二轮降息并没有带来银行吸储成本的明显降低，反映到Shiborly上的变动因此也较低。

三、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影响

（一）市场利率对存款利率的影响

国库现金定存利率是在市场化招标的条件下所形成的存款定存利率，部分体现出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效果，期限主要分为3月期与6月期。我们选取同期限市场上的主导利率：公开市场的Shibor3m，国债3月、6月期限利率以及3月、6月存款基准利率、贷款基准利率作为研究对象。考察3月期限国库现金定存利率、6月期限国库现金定存利率与它们的关系。当市场资金面趋紧时，商业银行为了应对存贷比等指标考核，通常通过两种途径吸收大额存款，即协议存款与国库现金招标。由于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关系，大额协议存款与国库现金招标成为商业银行争夺存款资源的主战场，使得其利率对市场利率的敏感性高，受市场利率影响程度大。由于协议存款数据的可得性较难，本文通过研究市场利率对国库现金利率的影响来探寻利率市场化后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的影响。

（1）3月期国库定存利率。2007年至2014年期间，3月期限的国库现金定存共进行了34期的市场招标，其间中标利率最大值为2013年12月10日的6.30%，最小值为2009年1月21日的0.36%，波动幅度大于市场同期限市场利率走势。2009年初至2010年8月期间，3月定存基准利率保持在1.71%水平，但是国库现金3月期定存利率从0.36%上涨至4.10%，其利率走势与法定的3月定存基准利率相关性小；从3月期短融利率以及3月Shibor利率的走势图来看，当市场利率处于历史低位时，国库定存利率也同样处于历史低位，当市场利率攀升时，其上升幅度会更大，其中与其相关程度最大的是3月期Shibor利率。探其原因是国库现金定存招标只能在商业银行之间进行，而当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上升时，银行间市场资金面开始趋紧，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压力加大，为了争夺存款资源，降低存贷比指标，纷纷加大投标利率，使得国库现金定存中标利率走高；当货币市场利率下降时，银行间市场资金面趋于宽松，商业银行流动性充裕，使得其国库现金的存款需求下降，中标利率自然走低。然而，债券市场上由于短期限债券投资者多以持有到期为主，且投资者除了商业银行外，还包括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这就使得其利率走势的影响因素更多，故两者相关性低于货币市场。

（2）6月期国库定存利率。2007年以来，6月期限的国库现金定存共进行了35期的市场招标，其间中标利率最大值为2012年2月和3月的两次招标，达到6.80%，最小值为2009年3月25日1.20%。从6月期央票利率、1年期国债利率以及6月Shibor利率的走势图来看，与6月期国库定存利率相关程度高的依然是6月期Shibor利率，进一步说明了货币市场利率走势对6月期国库定存的影响大于债券市场的影响。与6月定存利率相比，国库现金6月期定存利率波动幅度明显较大；国库现金6月期定存利率共有9次超过同期的6个月期央行贷款基准利率，其中2010年末至2011年10月出现5次中标利率高于6月期限贷款利率的情况，另外4次分别为2012年2月23日、2012年3月22日、2013年6月20日和2014年4月14日。最高息差为2013年6月20日的90个基点，反映出在资金面、指标考核等压力下，商业银行不惜成本地吸收存款，因而出现存款利率高于贷款利率这一倒挂现象。

（二）市场利率对贷款利率的影响

我们利用贷款利率上浮占比（sfzb）、贷款平均加权利率（jqpj）研究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影响。选取回购市场7天利率、3月期Shibor作为货币市场短期与中期利率代表，选取1年期国债利率与5年期国债利率作为债券市场利率代表。由于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季度数据，为了数据的可比性，我们对以上所选取的利率按季度取平均值。

（1）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与贷款利率上浮比例的关系。简单的相关系数分析表明，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87，说明随着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的下降，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上浮占比也随之下降。反之，当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从2009年1季度上升以来，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上浮占比也随之提高。探其原因主要是贷款基准利率上调周期是中央银行收紧货币政策的时期，贷款加权利率随之上升，由于商业银行可贷资金不断受限，使得贷款资源的争夺越发激烈，商业银行的议价能力在紧缩的货币政策的支持下得到提高。

（2）商业银行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与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关系。以jqpj为因变量，分别对货币市场利率代表（ir7d、Shibor3m）和债券市场利率代表（cbly、cb5y）作回归分析。

篇6

会计职业判断具有灵活性和智慧，是财务报告的精髓部分。高水准的判断是会计职业的要求，而且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离不开职业判断。新会计准则的出台，也对职业判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判断质量直接关系到会计信息质量。国内外对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主要从会计职业判断与会计准则的关系，会计职业判断的影响因素，会计职业判断过程，会计职业判断结果这四个方面展开。

一、会计准则与职业判断互动研究

（ 一 ）国内会计准则与职业判断互动研究 我国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比较晚，2000年以后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留给职业判断的空间。目前关于职业判断在准则中具体运用的研究涉及到资产减值，或有事项，收入确认，借款费用，债务重组，非货币易，关联方交易等具体准则。一般是通过解释准则的具体规定来分析哪些情况下需要职业判断，以及如何进行判断。程小琴（2007），赵红英（2007）等人研究了公允价值与职业判断的关系，分析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多重性，认为公允价值的计量离不开职业判断，会计职业判断是公允价值运用的基石。在职业判断引导机制与准则的结合研究方面，张世兴（2004）分析了会计职业判断引导体系的内容及构成，认为会计职业判断引导体系分为权威性引导和非权威性引导，内容上包括指南，解释，公告和补充等。郑山（2005），从影响会计职业判断的主要因素入手，对部分企业在执行会计制度中滥用职业判断的原因及手法进行分析，从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公司治理，会计监管，会计人员素质等多方面提出了提高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和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对于准则制定与会计职业判断，刘金星等（2006）对英美会计职业判断的基础条件，实施范围，程度及其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会计职业判断的基础条件――会计准则对会计职业判断有较大的影响。因而得出对我国的启示是：准则的制定应偏向原则导向模式，会计职业判断应逐步推行。

（ 二 ）国外会计准则与职业判断互动研究 早期的审计研究表明，在没有明确的正确标准时，对相同问题达成的判断共识可以看作对准则的“替代”，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准则提供了个体判断正确性的最重要来源。Watts和Zimmerman进行了实证研究，一方面政府及监管机构会通过各种管制等手段对企业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对准则制定者而言，试图在公告中涵盖所有会计实务规则是不可能的，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意味着准则制定在一定程度上总是落后于实务创新，职业判断可以通过个体或群体的经验技能暂时弥补制度的空白，并对新准则的制定起到实验作用。对于那些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准则，预先暗含的职业判断空间也为准则制定者抵御外界压力并将责任推卸给判断主体提供了辩解的借口。可见，准则倾向于反映政治和成本效益妥协的结果，而并非一定是最佳的实务。这些研究表明准则和判断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对职业判断与会计准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对《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手册》以及非加拿大准则要求的判断分类进行了归纳。包括提及“判断”的措辞，要求作出选择的判断，条件句是否适用的判断，有关词语含义的判断，准则的实质要求作判断。该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得出了职业判断过程，判断中的复杂问题等多方面的结论。

（ 三 ）研究评述 我国对会计准则和职业判断的互动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操作和具体运用方面，并且多从具体准则入手，或者研究准则整体的架构与制定，很少分析准则中关于职业判断的语言表述，也没有对准则应如何引导职业判断提出明确的建议。国外的研究直接涉及准则与职业判断互动的不多，随着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准则中职业判断空间的争夺也更加复杂。

二、会计职业判断影响因素研究

（ 一 ）国内会计职业判断影响因素研究 许家燕、杨亲（2003）把会计职业判断的影响因素分为主体因素，客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主体因素包括知识和经验，需要和动机。客体因素包括问题的复杂性，重复性，规范程度、类型和要求的判断质量。环境因素包括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公司治理，生产经营特点等。邱丹、戴蓬军（2007）从组织行为学中的个性心理特征角度来分析个性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影响。影响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气质，性格，能力，价值观和态度。气质分为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和抑郁质四类。性格按个性的独立性程度分为独立型和顺从型。判断的能力包括知识和经验两方面。对于价值观，认为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判断行为。对于态度，认为最重要的是工作满意度，其与职业判断质量成正比例关系。赵馨燕（2006）从行为学的角度入手，分析了影响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行为的心理因素和环境因素。影响行为的首要心理因素是追逐经济利益的需要和动机，其他影响因素包括会计个体的价值观，知觉，个性因素等。环境因素分为有形因素和无形因素。有形的微观因素包括企业的组织形式，企业的经济结构，企业行为，管理当局的素质等。有形的宏观因素包括经济环境因素，政治环境因素，法律环境因素。无形因素是指社会文化环境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许燕（2006）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考察，将会计职业判断作为一种心理活动过程，分析了影响会计职业判断质量的判断情境，即任务环境，激励与压力。作者把任务环境分为了简单静态型，复杂静态型，简单动态型和复杂动态型四类来考察。并列举了影响判断过程的任务环境信息的其他特性，如次序效应，信息的数量，信息的表现形式，信息的一致性等。

（ 二 ）国外会计职业判断影响因素研究 国外对职业判断影响因素的研究包括环境因素和人的因素两个方面。Craig和Michae（1988）研究了不确定性对判断结果评价的影响。人的因素主要指影响判断个体的心理因素。Robert（1990）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检验了财务激励，绩效反馈，以及对公正性明确的要求对会计和审计决策的影响。并且将这三个因素与可获得的决策帮助信息结合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不存在决策帮助信息时，这三个因素的存在都会增加决策的准确性，减少决策的多样性。当存在决策帮助和内含的绩效标准时，判断主体倾向于在决策过程中使用决策帮助。但是当可获得同样的决策帮助，并提供激励时，再提供反馈或要求公正性时，对决策帮助的依赖和决策的准确性会降低，而判断主体决策的多样性会增加，结合激励与反馈因素也会得到相同的检验结果。 Karl（1983）对会计系统中的压力因素进行研究，详细论述了压力的好处和影响，压力与控制，对压力的预见性，压力与绩效，以及对压力的管理等，认为当压力增加时，工作绩效会先变好，当压力继续增加时，工作绩效就会变坏。而对压力进行预见和控制是有好处的。适度的压力对会计人员也是有好处的。斯科特．普劳斯（2005）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一般意义下的决策和判断进行研究。斯科特总结得出选择性知觉，认知不协调性，记忆和事后聪明式偏差，情境依赖性，问题的可塑性，问题的措辞和框架，直觉，社会因素，群体决策，过度自信，自我实现预言，行为陷阱等多个方面都会影响判断和决策。

（ 三 ）研究评述 国内研究偏重于对所有影响因素的整体论述，没有对某一方面的因素进行详细的研究。而且这些借鉴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是否存在特殊性等都没有进行实际的调查研究。国外的研究比较注重实验和调查的方法，对某一具体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对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缺乏整体的把握。

三、会计职业判断过程研究

（ 一 ）国内会计职业判断的过程研究 我国对职业判断过程的研究一是对判断程序的研究，关注判断的步骤和方法；二是对判断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和目标进行研究。一般认为会计职业判断的原则包括客观性，合法性，公允性，适用性，公正性，效益性，谨慎性等。许燕（2006）将会计职业判断的目标分为终极目标，可操作性目标和具体目标三个层次。终极目标是指真实，正确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状况；可操作性目标是指合法，公允地进行会计处理和财务报表编制；具体目标依据具体的会计判断事项不同。刘昱杉（2007）借鉴Brown Collins的思想将会计职业判断过程分为六个阶段：语义判断――寻找判断依据――确定目标――实质性判断――对重要事项的判断过程和重要的判断步骤进行复核――会计处理和披露。

（ 二 ）国外会计职业判断的过程研究 Michael 和Gibbins（1984）依据心理学和会计审计研究的成果，形成了对会计职业判断机理的理论观点，提出了大量的观点，推论和研究假设。作者将会计职业判断分为常规判断和非常规判断进行考虑。对于常规判断，从判断者的经验，刺激因素，判断过程，决策行为和反馈这四个方面共提出了18项假说，对于非常规的判断共提出了3项假说。基于判断者经验的假说认为，经验是一种模式作为长期记忆存储，可以对判断形成指导。基于刺激的假说认为判断是对感知的反应，学习和感知不同，判断就不同。判断过程的假说认为判断是一个持续的递增的过程；判断是有条件的，判断程序基于所感知到的信息；判断过程始于对模式的搜寻，这种“搜索――取回”程序是“线索――驱动”型的。 对于决策行为的假说认为，模式规定了有意识的反应选择，行动和选择被有意识地连接起来。对非常规判断的假说认为，有意识的判断是对环境的反应，完全有意识的职业判断并不常见。

（ 三 ）研究评述 国内研究对判断的心理过程和心理效应涉及地比较少，没有集中进行研究，分散在影响因素，判断结果评价等的论述当中。而国外的研究对判断的心理过程和判断步骤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但是国内外研究的共同问题在于，这些明显合乎逻辑的理性的决策制定模型和判断步骤能否用于理解和指导真实的决策和判断过程。

四、职业判断结果研究

（ 一 ）国内职业判断结果研究 有学者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结合层次分析法对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绩效进行综合评价。一般采用的是二级模糊综合评判，将会计职业判断绩效的影响因素分为经济业务因素，企业组织因素，会计人员因素。经济业务因素包括结构和不确定因素这两个指标；企业组织因素包括组织形式，生产经营特点；会计人员因素包括业务素质指标和职业道德指标。各因素的权重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许燕（2006）对会计职业判断的质量进行研究，总结了会计职业判断的评价标准，包括一致性，稳定性，理由充分性，中立性和事实可验证。并且对会计职业判断偏误进行分析，从信息获取阶段，信息加工阶段，信息输出与反馈阶段对判断偏误进行考察，总结了易得性，选择性注意，隧道效应，心理状态，自利性归因，过度自信等偏误产生的原因。

（ 二 ）国外职业判断结果研究 Waller和Felix（1984）研究了审计师能否从经验中学习的问题。Bosk（1979）研究了对错误的归类如何影响从错误中学习。Craig和Michael（1988）通过对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荷兰的不同职位的公共会计师进行调查，研究了职业判断的质量的问题。（1）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不能保证预期的结果会出现，因此，事前的任何关于判断好坏的评价都是基于过程的。（2）事后的评估考虑行动的效率和结果，而忽视过程。（3）结合两种视角就是要考虑判断的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该研究的第一部分对公共会计师认为的“什么是好的职业判断”进行调查，并要求被调查的会计师将这些因素归入12类。 对这些类别进行评分的结果表明不同职位的公共会计师认为的好的判断的因素不同，但是回复者都认同的重要的因素包括：证据，分析，产生好的结果，最大化好结果的可能性，最小化坏结果的可能性。第二部分，作者依据调查数据对熟悉程度和结果对公正性要求的影响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不熟悉环境下对公正性有更多要求。合伙人对公正性的需求更多的与保证判断结果有关，而不是与减少事前判断的不确定性有关。消极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则合伙人对公正性信息的需求单调增加。对于非合伙人，公正性的需求可能随消极结果出现的可能性而单调增加，也有可能呈倒U型变化，当积极结果和消极结果的可能性相等时，达到峰值。

（ 三 ）研究评述 国内外对判断结果的评价的研究主要关注定性的指标。我国对评价指标的选择多基于对判断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也没有对处于不同环境（包括组织性质，职位，经验等）的会计执业人员对判断结果的评价进行调查研究。国外的研究没有清楚区分会计职业判断和审计职业判断，而对于这两类判断，在评价判断结果时考虑的因素是有区别的。

五、启示与展望

（ 一 ）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我国对职业判断的研究多采用规范方法，很少运用实证的方法，进行实验研究和调查分析。只有部分学者针对准则的制定和执行进行了问卷调查，而直接针对职业判断进行的调查研究较少。从研究文献看，对现状的分析和职业判断中存在的问题还是只有比较笼统的论述，而且对职业判断与准则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深入的分析。因此我国对职业判断的进一步研究应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调查研究：（1）结合准则的运用对职业判断中可能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分不同的会计执业人员进行调查。（2）对会计职业判断的过程进行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

（ 二 ）研究内容的深化 目前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会计职业判断与会计准则，判断主体的个体行为和群体判断行为，判断过程及判断中存在的问题，判断的影响因素。国外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职业判断的研究中，并没有对会计职业判断和审计职业判断分别进行研究。而会计师与审计师在会计判断和审计判断中的角色，判断的过程，判断依据的标准，判断风险等方面都有区别，因此需要结合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对会计职业判断与审计职业判断进行比较研究。我国对于判断主体的职业判断行为的研究借鉴了国外关于行为学和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成果。由于文化背景，组织环境，法律环境的不同，这些研究成果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我国的情况。因此需要结合我国的环境对不同层次的会计人员的判断行为和判断心理进行研究。如组织内部的激励政策，组织目标和行为规则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对会计人员角色的影响等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由于职业判断是一种连续的行为，而且很多情况下是基于经验的无意识的判断，职业判断程序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判断过程。对判断程序和判断原则目标的进一步研究应考虑如何结合判断行为与准则的研究成果对实际的判断工作进行指导；是否应在准则中对职业判断进行明确的定义；是否应该将判断的原则，目标在准则中予以说明；是否可以利用判断的程序引导有意识的判断。对职业判断结果的研究并不多。我国一些学者提出用模糊评价法对判断绩效进行评价，而指标权重多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实用性并不强。国外一些认知心理学，行为心理学对判断结果的研究多涉及反馈对判断结果的影响，反馈与从经验中学习的关系，以及判断错误的原因，特点及其动机等。笔者认为对职业判断结果的研究还可以从立法的角度考虑，是否需要对职业判断行为作出法律上的规定。如何评判正当的职业判断与滥用职业判断的操纵行为。会计师和审计师如何对其职业判断行为进行辩护等。

（ 三 ）研究角度的多元化 职业判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职业判断的研究也要从多角度出发，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职业判断的研究不仅需要与心理学，行为学相结合，还可以涉及社会学，法学，以及组织理论等多方面。并且还应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判断行为进行综合的研究。因此研究应该宏观，中观，微观各个维度并重，既有具体分析，也有整体把握。

参考文献：

［1］赵馨燕：《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行为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2］李斌、张新美：《会计职业判断研究的维度观及微观研究的缺陷》，《财会通讯（综合）》2007年第3期。

［3］邱丹、戴蓬军：《会计职业判断影响因素分析》，《财会通讯（综合）》2007年第8期。

［4］徐玉德：《会计职业判断绩效、影响因素及其校正》，《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11期。

［5］薛大维、韩志敏、罗艳：《会计职业判断绩效的综合评判》，《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2007年第8期。

［6］杨家亲、许燕：《会计职业判断研究》，《会计研究》2003年第10期。

［7］赵红英：《公允价值与会计职业判断浅析》，《财会通讯》2007年第5期。

［8］张世兴：《会计职业判断引导体系及其内容构成》，《财会通讯（综合）》2004年第7期。

［9］郑山：《会计职业判断与执行会计制度》，《中国农业会计》2005年第1期。

［10］许燕：《会计职业判断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加〕迈克尔.杰宾斯、阿里斯特.K.梅森著，胡志颖等译：《财务报告中的职业判断》，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美〕罗斯.L.瓦茨、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著，陈少华等译：《实证会计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美〕斯科特.普劳斯著，施俊琦、王星译：《决策与判断》，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年版。

［14］Karl E. Weick。Stress in Accounting Systems.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1983.

［15］Ross L.Watts,Jerold L.Zimmerman.Towards a Positive Theory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1978.

篇7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

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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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薪酬及薪酬管理体系

(一)何为薪酬

通俗的讲，薪酬就是劳动者或员工为企业或组织通过劳动或工作所得到的报酬。它包括工资、奖金、补贴、津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其它各项福利收入。薪酬就其总体而言，可分为基本薪酬、可变薪酬和间接薪酬。基本薪酬:指员工通过为某个组织工作所获得的比较稳定性的报酬，在通常情况下，其它薪酬如可变薪酬和间接薪酬都是以基本薪酬为依据来确定的。可变薪酬:又称为浮动薪酬或奖金，它是与员工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或者是工作效率直接挂钩的部分，在现代企业中，企业员工的绩效己经引申为员工团队的绩效，企业的管理者认为，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团队或员工群体的绩效，才能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创造效益。间接薪酬:指员工福利或者是组织为员工提供的福利，如失业金、养老金、午餐费、医疗费、退休金、利润分红、股权、期权、带薪度假、免费交通、廉价住房等。

薪酬对企业而言是企业总成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能够为企业带来预期收益的资本，是用来交换劳动者劳动的一种手段。如何设计和管理薪酬的整个分配和运作过程一一评价员工的工作绩效、促进劳动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激励员工的劳动积极性，使企业获得最大限度的回报，就成为企业管理者的重要职责。对员工来说，薪酬是他们从企业获得相对满足的过程，薪酬是维持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薪酬中经济性收入的多少就能极大影响员工的行为和工作绩效。可以说，薪酬对任何企业而言都是十分重要，一个企业欲向外界吸引所需要的人才，最根本的是看其所制定的工资标准在社会上有无竞争力;一个企业欲留住所需要的人才，最根本的是看其工资标准能否为其员工所认可。经济性报酬会在中短期时间内激励员工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但是经济性薪酬不是万能，非经济性的报酬对员工的激励是中长期，是最根本的。企业应把经济性报酬和非经济性报酬结合起来激励员工，让员工感受自己的价值并看到自己的发展前景，为企业努力工作。

(二)薪酬管理系统

1.工作分析。是确定完成各项工作所需知识、技能和责任的系统过程。它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工具，是薪酬设计不可或缺的基础。在完成了工作分析之后就要进行组织设计、层级关系设计和岗位设计并编写岗位说明书。

2.岗位价值评估。通过分析比较企业内部各个职位的孰轻孰重，以确定企业内部的职位工资等级序列，并为外部薪酬调查建立统一的职位评估标准。

3.员工能力评估。该环节依据有关标准或模型对员工进行实际能力素质的评估，是判断员工对该岗位是否胜任或胜任程度的重要手段。员工能力评估有三个目的:一是判断某一员工是否胜任该岗位;二是判断员工胜任该岗位的程度;三是完成对该员工的薪酬定位。

4.薪酬调查。一是调查社会上劳动力市场的平均薪酬水平，以此作为本企业确定工资薪酬标准的参照。二是调查与本企业有竞争关系或同行业类似企业的工资薪酬标准。若无上述比较与参照，薪酬定高了会影响企业的效益，薪酬定低了会发生企业员工流失，同时该企业因薪酬太低而无法在劳动力市场招聘员工。

5.薪酬结构设计。企业在设计薪酬结构时要考虑以下五方面的因素:企业内部层级关系、员工个人的技能和资历、工作时间、个人绩效、福利待遇。

6.薪酬系统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及时的沟通、必要的宣传或培训是保证薪酬改革的重要因素，从根本上讲，建立惭酬管理制度》是薪酬系统有效实施最根本的保证。

7.反馈。在薪酬系统的实施过程中，要对薪酬系统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就薪酬系统对内是否具有激励性、对外是否具有竞争力、员工对该薪酬系统是否满意等方面收集反馈意见。

8.调整。根据信息反馈情况，为了保持薪酬系统的科学合理，要及时进行薪酬系统的调整工作。其实，这一环节的工作在整个薪酬系统中是至关重要。一般来讲，薪酬结构在设计之初是很难达到非常科学合理的程度，即使在设计之初还比较合理的薪酬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会逐渐失去其原有的科学合理性，需要进行及时必要的调整。

二、企业薪酬分配理论发展历程

(一)传统的薪酬管理理论

1.早期的工厂制度。在前工业革命时期，当时的工人习惯于家庭或农村生活，不喜欢接受工厂管理的约束，工作时间随意性大，工厂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培养‘工业习惯’，。雇主们:一方面尽可能地降低工人的工资，让工资稳定在最低水平上，使工人刚刚能够维持生计，迫使工人到工厂做工;另一方面为了吸引熟练的技术工人，雇主又不得不为工人提供稳定的较高水平的工资。雇主们就采用了各种不同的物质刺激方法。在这个时期，工厂薪酬的支付沿用了家族制简单的计件付酬办法，当时也有部分企业采用团体计件计划。为了充分发挥工资的激励作用，巴比奇提出的利润分享计划，一是工人的部分工资要根据工厂的利润而定;二是工人如果能提出任何改进建议，就应获得另外的好处，即建议奖金。按照利润分享计划，工人作业组合将会采取行动，淘汰那些使他们分红减少的不受欢迎的工人。在工厂制度逐步成熟的过程中，企业主己经意识到薪酬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2.科学管理阶段。1895年，弗雷德里克·W·泰罗提出了差别计件工资制度，他认为，如果采用差别计件工资，一旦工作标准确定下来，差别计件制就能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使得达不到标准的工人只能获得很低的工资率，同时付给确实达到标准的工人以较高的报酬。在此基础上，甘特发明“完成任务发给奖金”的制度，来实现泰罗制所无法达到的鼓励工人相互合作的目的。甘特认为，给工长这种额外奖金是为了“使能力差的工人达到标准，并使工长把精力用在最需要他们帮助的那些人身上”。可以说，这是最早关于管理者薪酬激励的表述。1938年，约瑟夫·F·斯坎伦针对团体激励提出薪酬计划。其核心是建议以计划和生产委员会为主体寻求节省劳动成本的方法和手段，并强调以团体为目标。斯坎伦计划独特之处在于:一是对提出的建议实行团体付酬;二是建立讨论和制定节约劳动技术的联合委员会;三是工人分享的是节省的成本，而不是增加的利润。这个时期完成了脚‘低薪”到“高薪’喇激理念的根本转变。当时流行的观点是:如果雇主支付低工资，产量就会下降;但是，如果工人得到了高工资，并且与机器相结合，产量就会提高。

3.行为科学阶段。詹姆斯.F"林肯林肯计划试图使职工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然后按照他们对公司成功做出的贡献发给‘奖金”。结果表明，员工个人生产率大幅提高，产品价格稳定下降，工人的奖金保持在高水平上。这些做法在现在的美国还仍然获得很高的评价。怀延·威廉斯认为，从工人的角度看，重要的并不在于一个人所得到的绝对工资，而在于他所得到的相对工资。到20世纪60年代，埃利奥特?雅克与约翰?斯泰西?亚当斯等人的公平激励理论发展了这种观点，即工资分配的公正是社会比较的结果。他们认为，一个人对薪金的感觉至少基于两种比率:一是所得工资相对于他人工资的比率;二是其“投入”(即所付出努力、受教育水平、技术水平、培训、经验)相对于“产出”(薪金)的比率。因此，他们强调了薪酬调查在薪酬决策中的地位。

(二)现代的薪酬管理

1.宽带薪酬制度。这种薪酬体系将原来报酬各不相同的多个职位进行大致归类，每类的报酬相同，使同一水平工资的人员类别增加，一些下属甚至可以享受与主管一样的工资待遇，薪酬浮动幅度加大，激励作用加强。这种薪酬模式突破行政职务与薪酬的联系，有利于职业发展管理的改善，建立一种集体凝聚力，适应组织扁平化造成晋升机会减少的客观现实。

2.以技能与业绩为基础的薪酬体系。面对技术人才的独立性，美国各公司的对策就是制定有竞争力的薪酬计划来同其他公司竞争，吸引更多人才。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一些企业开始改变传统以职务或工作价值确定报酬的做法，采用以“投入”(包括知识、技能和能力)为衡量依据的薪酬制度来鼓励员工自觉掌握新的工作技能和知识。这种做法适应了知识经济本质与特征。为了更好地激励员工，大量企业采用了以业绩为基础的收益分享薪酬体系。这种政策的出发点不仅是为了降低成本，更多的是为了强化员工的归属感和团队意识。

3.广泛化的薪酬政策。约翰.E"特鲁普曼1990年提出定制性和多样性整体薪酬计划，把基本工资、附加工资、福利工资、工作用品补贴、额外津贴、晋升机会、发展机会、心理收入、生活质量和个人因素等统一起来，作为整体薪酬体系来考虑。这种非常规的薪酬模式为“美国薪酬协会”所接受，并逐步得到推广。这说明，非货币薪酬的作用越来越受到西方企业的重视。

(三)薪酬制度的发展趋势

1.完全薪酬制度。物质和精神并重，这就是当前提倡的完全薪酬制度。它不是单一的工资，还包括精神方面的激励，比如优越的工作条件、良好的工作氛围、培训机会、晋升机会等，这些方面也应该很好地融入到薪酬体系中去。内在薪酬和外在薪酬应该全面结合。

2.薪酬与效绩挂钩。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大多数企业都试图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竞争力，很多企业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基于组织绩效的薪酬计划上，如利润分红等。这些薪酬计划将员工收人的多少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好坏直接挂钩，让员工与企业共享成功的同时也共同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从薪酬结构上看，效绩工资的出现丰富了薪酬的内涵，出现了与个人效绩和团队效绩紧密结合的灵活的薪酬体系。实践证明，只有与绩效紧密结合的薪酬制度才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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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激励作为提高公司业绩的一种措施,近年来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根据契约理论、委托理论和成本理论,当公司经理与股东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并且经理与股东之间的报酬――绩效契约是完全的,那么激励性契约就没有必要了。但是,现实的市场是不完美的,公司经理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成本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追求财富最大化的股东来说,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成本,就要和经理签订报酬-绩效契约,从而激励经理选择和实施可以增加他们财富的活动。

对于高级管理层的激励问题,西方学术界做过较多的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从1998年起才开始在年度报告中披露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及年度报酬等信息。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在管理层激励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的学术论文呈现出迅猛上升的趋势。

一、管理层激励研究领域的界定

由于我国关于管理层激励研究领域的研究起步较西方国家较晚,因此我们将在借鉴国外关于管理层激励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一些研究,对管理层激励的实证研究领域作出界定。大多数研究都认为,管理层激励的一般方式包括货币薪酬(包括底薪和奖金)、持股、股票期权、管理层收购(简称MBO)以及其他业绩激励计划等。在分析文献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管理层激励的实证研究领域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分析管理层激励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这是关于管理层激励领域的实证研究中最主要的内容也是人们研究最多的内容;二是分析高管变更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三是分析管理层报酬激励契约带来的盈余管理现象以及由此引致的盈余质量问题。

二、管理层激励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的文献综述

1、国外关于管理层激励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的文献综述

对高级管理层的激励――报酬问题,西方学术界已经做过较多的实证研究。最早的研究由托辛斯和巴克尔(Taussings、Baker,1925)完成,他们发现企业经理报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很小。其后的70多年中,对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报酬的研究引起了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和企业战略规划者的广泛关注。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迈克盖尔、岂尤和艾尔宾(Mcguire、Chiu、Elbeing,1962),马森(R.Massnl,1971),西塞尔和卡罗尔(Ciscell、Carroll,1986),詹森和墨菲(Jenson、Murghy,1990)等都利用各自不同时期的数据研究了经理报酬和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墨(Murghy,1985),高夫兰和斯米德(Coughlan、Schmidt,1985),约斯考、罗斯和谢帕德(Joscow、Rose、Shepard,1993)等还研究了高管持股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证明了经理报酬和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2、国内关于管理层激励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的文献综述

(1)管理层薪酬、管理层持股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

关于管理层薪酬、管理层持股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的研究中,目前国内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

第一,管理层报酬、管理层持股与经营业绩不相关。魏刚(2000)以1999年4月30日公布年报的816家沪深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1998年年报中公布的董事会成员、总经理和监事会成员的报酬情况和持股情况进行了考察。该研究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认为: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与公司经营绩效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不但不存在所谓的“区间效应”,而且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越高,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越差。该研究对导致实证结果的原因结合中国的资本市场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给转型中的中国国有企业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宋增基等(2005)以在1998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786家A股上市公司(包括同时发行B股)为研究总样本,以1999-2002年度为研究期间,采用平行数据的统计研究方法。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公司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之间基本不相关。国有股份所占比例对经理人员持股比例无显著性影响,法人股份与经理人员持股比例呈显著性正相关关系,社会公众股对公司经理人员的持股情况无显著性影响。

第二,管理层报酬、高管持股与经营业绩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刘斌等(2003)利用逐步回归和路径分析方法,对薪酬与企业业绩的互动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决定薪酬增长的因素主要是营业利润率的变动,决定薪酬下降的因素则主要是总资产净利率的变动;增加薪酬对提高企业的规模和股东财富有一定促进作用,而降低薪酬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说明CEO薪酬也具有“工资刚性”特征,但是我国上市公司的CEO薪酬也仅有单方面的激励效果,而没有预期的制约效果。魏明海等(2004)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分析不同控股股东类型下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的有效性,研究表明,不同控股股东类型下的管理层报酬和持股比例是有差异的:大多数控股类型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报酬一定程度上与净利润或股价相关,但政府部门和外资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报酬计划并未显现其激励性;相对于股价而言,上市公司管理层报酬更多地与净利润相关。

除了上述情况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两者的相关性取决于指标的选择,如张勇勤(2002)选取了1998年到2001年沪深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定量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业绩与高管人员报酬、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之间不能简单地得到有效描述,这些评价尚取决于公司业绩指标的选择。

(2)MBO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关于MBO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不同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有不同的结论。通过文献的整理我们发现,目前在我国认为MBO无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学者较多。

第一,MBO有助于经营业绩改善。李曜(2004)以上市公司粤美的为分析对象,发现在管理层收购后,企业经营利润、经营利润率、现金流量迅速增长,取得了显著超越同行业的增长速度。黄小花等(2004)对我国管理层收购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在0%-4.41%的范围内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在4.14%-32.88%之间时关联程度还有所加强。而如果管理层持股比例大于32.88%则与公司绩效负相关。

第二,MBO无助于经营业绩改善。益智(2003)发现管理层收购发生的当年和前一年,公司绩效有较大上升,但是管理层收购后一年大幅下挫:中国上市公司的MBO并未提高公司绩效,股东财富效应也不显著。林海涛(2005)检验了上市公司在财富效应和公司绩效方面的效果,结果发现:MBO对于上市公司缺乏积极的影响。其理论解释是:一方面,管理层收购具有其内在的缺陷;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从制度环境、市场机制到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都与国外有着很大的区别

(3)不同激励契约安排下的绩效比较

关于各种管理层激励形式的绩效影响的比较分析方面,国内对这方面的分析较少,也没有形成主流的观点。

童晶骏(2003)将实施股权激励上市公司的业绩与全体上市公司的业绩进行比较,并且将激励效果在不同激励模式之间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实施股权激励对我国上市公司提高业绩有一定的效果,但不太明显;当前的激励模式中以业绩股票为主,而从激励效果看则以虚拟股票期权较为有效。谌新民等(2003)在分析年薪制上市公司时,区分经营者领薪持股、领薪不持股、不领薪但持股和不领薪不持股四种情况,并发现:注重经营者长短期激励相结合的上市公司其经营业绩要优于其他的激励情况;既领薪又持股的经营者货币性年薪要小于只领薪不持股的,而经营业绩却好过后者,反映对经营者的有效报酬激励长短结合和多元化更有效,而不是仅仅靠提高年薪水平;经营者既不领薪又不持股的经营业绩最差。

三、高管变更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

在美国,内部和外部的治理机制为公司经理提供了激励,使其最大化股东的财富。Anderson、Jayaraman和Mandelker(1992)以股票收益、资产收益和流动性作为绩效测度指标,估计了董事长、CEO变动的可能性。他们的样本覆盖了1984-1989年穆迪国际报告(Moody’s International Reports)207家日本公司。他们证明高层变动的可能性与资产收益和流动性具有负相关关系。Jerold B.Warner和ross L.Watts(1988)以随机抽取的269家在纽约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检验了股票收益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变动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高层变动与股票收益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以上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公司高层管理的变动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龚玉池(2001)在《公司绩效与高层更换》选取1993年底之前上市的175家非金融上市公司中的150家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高层非常规更换的决定因素。高层更换的可能性显著地与公司绩效负相关。

朱(2002)除了分析经营业绩低劣是否引起高管变更以外,还分析了高管变更是否改善未来经营业绩。该研究发现:高管人员的更换与控股股东的更换密切相关,但是不同业绩水平的公司在更换高管人员上有很大的差异。

四、管理层激励中的盈余管理与盈余质量分析

西方学术界有一些学者针对过程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DeAngle(1986)利用1973年到1982年纽约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而提出的MBO64家样本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研究,她提出发生的公司管理当局有低估盈余动机的假设,但是,实证的结果并未能支持这一假设。Perry和Williams(1994)采用琼斯模型对主观的应计项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主观应计项目在之前是负的,导致收益减少。

国内的学者何问陶、倪全宏(2005)选取截至2002年底公认实行了而又可获取资料的15家上市公司,研究其在前一年是否存在减少报告盈余的会计应计处理;通过扩展的琼斯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没有发现支持管理层在前一年利用会计应计处理减少报告盈余的统计证据。

由于管理层激励契约数据无法取得,西方的“分红计划假设”在中国还很难得以检验。国内关于盈余质量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管理层激励领域的盈余质量分析(比如:对比不同激励契约安排下的盈余预测性、持续性、及时性等特征)有待于学术界今后开展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五、评述和展望

目前,我国对管理层激励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是,这些文献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样本的时间跨度太短,很多研究中就只有一年的数据;其次,很多研究没有分析我国的具体背景,没有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选择变量,建立模型。最后,研究的范围较窄,从我们上面的阐述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层激励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的研究上,而其他方面涉及得不多。本文认为,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发展,随着我国管理层激励实践的不断的发展,管理层激励领域的研究将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宋增基、张宗益、朱健:上市公司经营者股权激励的影响分析[J].管理评论,2005(3).

篇10

关键词：薪酬管理；民办高校；薪酬体系

1 引言

（一）薪酬管理的基本概念及内容

薪酬泛指雇员作出有偿劳动而获得的回报，包括工资及其他项目（例如津贴、保险、退休金），以及非现金的各种员工福利，简单地讲就是劳动的报酬。从概念范畴上可以分为：经济性薪酬和非经济性薪酬。其中经济性薪酬包括：基本奖金、补贴、津贴、薪酬、劳动分红等形式。非经济性薪酬则是指个人对工作本身产生的心理思维形式或感受。如在高校具体指：工作带给教师的满足感、成就感、归属感、在工作过程中获得的知识技能、自我尊重、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等带给自身的满意、舒适、和谐的心理感受等。

所谓的薪酬管理就是在组织发展战略指导下，对员工薪酬支付原则、薪酬策略、薪酬水平、薪酬结构进行确定、分配和调整的动态管理过程。[2]

（二）薪酬管理的目标

薪酬管理应达到以下三个目标，效率、公平、合法。

1、效率目标。薪酬效率目标的本质是用适当的薪酬成本给组织带来最大的价值；

2、公平目标。公平目标包括三个层次即分配公平、过程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是指组织在进行人事决策、决定各种奖励措施时，应符合公平的要求。在员工看来，所谓的分配公平就是自己的工作投入与回报相比较决定的，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与过去的工作经历、同事、同行、朋友等进行对比。过程公平是指在决定任何奖惩决策时，组织所依据的决策标准或方法符合公正性原则，程序公平一致、标准明确，过程公开等。[3]机会公平则是指组织赋予所有员工同样的发展机会，包括组织在决策前与员工互相沟通，组织决策考虑员工的意见，主管考虑员工的立场，建立员工申诉机制等；[4]

3、合法目标。企业薪酬管理的最基本前提，要求企业实施的薪酬制度符合国家、省区的法律法、政策条例要求，例如不能违反最低工资制度、法定保险福利、薪酬指导线制度等的要求规定。

（三）民办高校薪酬管理的重要意义

由于民办高校自身性质的约束，使其与公办高校相比，在吸引人才方面存在巨大的劣势。民办本科高校的社会声誉、知名度、国家财政投入、生源质量与公办高校相比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无论是在办学时间上还是在学习氛围以及文化底蕴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制约条件限制了民办本科高校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学校充分的发展，而一套好的薪酬管理制度则可以为民办高校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改变。

首先，薪酬的管理是在企业运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建立合理的薪酬管理体系可以使民办高校在有限的资金来源基础上更加合理的分配资源，从而对学校的良性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其次建立完善的薪酬体系可以促进教师队伍建设。科学合理的薪酬体系能起到激发教师工作热情，充分发挥个人潜力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可以使民办本科高校在市场的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因此优化教师薪酬体系能从根本上稳定教师队伍，吸引更多人才为民办本科高校服务。

2 G学院薪酬管理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一）薪酬管理的现状研究

G学院的薪酬包括三种组成部分。

1、基本薪酬（基本工资）是依据教师的劳动熟练程度、工作的复杂程度、责任大小、工作环境、强度和不同工作在组织中的地位，并考虑教师的工龄、学历、资力等因素，按照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工作时间或劳动消耗而计付的劳动报酬。一般情况下，基本薪酬数额固定，收入风险较小。

2、奖励薪酬（奖金）是为奖励教师完成 劳动部分或绩效突出部分而支付的奖励性报酬。大小随着劳动绩效而变动，其目的是鼓励教师提高劳动效率和工作质量。[5]奖励薪酬有非常规性、非普遍性和浮动性等特点。如精品课程建设经费、教学课改成果奖励、课题研究经费等。

3、是在国家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为吸引教师或维持人员稳定而支付给教师的除工资之外的劳动报酬，如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带薪休假等。福利具有集体性和随机性的特点。

（二）G学院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研究

1.涨薪机制单一

身为一名民办高校的教师，一定期望自身所付出的努力与回报成正比。希望自己被公平对待，但民办高校普遍存在着以职称论英雄的现象。这种分配制度尽管对不同岗位人员拉开了差距，但是学校将现有职称作为评定岗位津贴等级的唯一标准，岗位设置仍源于现有的职称状况来确定岗位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归到“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人为的将享受高薪酬的群体以职称作为区分，单纯的以职称定薪酬。又因为晋升职称名额有限，从而出现了工作年限相差十几年但却因为职称相同从而导致薪酬津贴无太大差距的怪现象。教师易对此产生不公平感，将直接影响他们对工作的投入程度。

2.绩效比例不合理

工作的绩效与报酬在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方面具有巨大的作用。工资中由绩效所占的比重越大，工资的弹性越强，激励性也越强。而G学院在薪酬制度的制定上普遍违背了这一原则，使得二级学院在对薪酬调控的力度有限，无法根据教职工的实际表现情况进行绩效的评定，绩效考核只是纸上谈兵。而且绩效占总体收入的比例较小，导致教师教学动力严重不足，积极性不够。

3.收入行业同比偏低

G学院中月收人低于2500元的教师占23.47%，中青年教师中月收人不超过4000元的约占65.20%。其中，基本工资所占的比例不到一半。可以说，近年来，G学院教师的薪酬虽然有了较大增长，但总体上与同类院校相比仍然处于偏低的水平。例如，G学院一名普通副教授的工资性收入大致在5-6万左右，而相对于同样属于民办本科高校的S学院来说，一名普通副教授的工资性收入大致在7-8万之间。因此就容易让教师缺少价值认同感，感觉自己的人生价值并没有得到学校的重视和认可，致使教师的积极性受挫，甚至导致人才流失。[6]

4.绩效薪酬体系尚未真正建立

G学院14年才开始启动薪酬绩效考核，相对于其他高校已经输在“起跑线”上，相关的机制直到现在仍不够完善，而且存在着对绩效考核不够重视的问题。没有形成强烈的绩效考核意识。管理力度不严，执行力度不够。进而导致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都存在着“走过场”，“形式主义”等现象的发生。

3 学校薪酬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学校层面（传统办学理念及思想观念的影响）

G学院原为X大学的一所附属学院，2014年转设为独立院校。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院一直延用公办院校的办学模式和管理机制，但由于民办高校往往在教育资金的补助、学生水平、招生层次与公办院校有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办学和管理模式并不适应G学院的自身特点和发展情况。从而出现了在薪酬管理中的诸多问题。

（二）教师层面（因循守旧的保守观念）

在如今社会的大背景下，教师的职业普遍被贴上了稳定，旱涝保收的标签。导致部分教师的思想观念也随之改变，认为自己只是单纯的追求一份稳定的工作，尽量规避压力和竞争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自然也就对绩效考核等管理制度视如不见，从而影响绩效考核管理制度无法正常推进。

4 W院薪酬管理问题的对策研究

（一）遵循的基本原则

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公平性是薪酬体系设计和实施的首要原则。公平性区别于传统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是教师对学校薪酬制度的公正性、合理性的认可。其一方面体现为内部公平，不同岗位上、不同职务的教师所得到的薪酬与他的工作能力、付出劳动的实绩、对学校的贡献程度成正比，从而拉开内部分配的差距，让付出更多劳动的教师觉得与内部的其他教师相比较，自己获得的薪酬是公平的；另一方面体现为外部公平，是让教师感觉到与同地域、其他院校的教师相比，学校提供的薪酬是有竞争力的，满足教师在物质和心理上的双重需要，培养其为学校长期服务的热情。在民办高校当中，学校往往过分追求办学的经济收益，而忽视了普通教职员工的需求。一个学校知名度的大小，教学质量的优劣，毕业生就业层次的高低，离不开学校的科学管理，同时也离不开一线教师付出的努力。因此必须要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既要体现按劳分配的准则，又要保证绩效考核和奖金分配的公平和公正性，兼顾“效率与公平并重”。

2.以岗定酬、优劳优酬

薪酬体系制定要参考同地域同行业的薪酬标准，低于同行业的薪酬标准往往缺少竞争力，难以留住优秀的人才。导致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下降。在薪酬方案设计中要考虑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在主观方面，提高为学校发展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关键性岗位的薪酬；在客观方面，要结合其他民办高校的薪酬管理特点，根据它们的薪酬绩效待遇水平进行合理的体系制定。实际上，教师与学校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关系，一方面学校想通过较高的薪酬吸引足够的急需人才，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经费来源的限制，民办高校则尽可能的要减少人力资本的成本。[7]因此制定出富有竞争力的薪酬制度，才能使教师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工作，提升学校的形象，使学校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3.以人为本、重在激励

薪酬的具有公平性和激励性的特点。一名教师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为学校作出的贡献应从薪酬的高低程度上得到体现。扩大对学校具有突出贡献的教师和无作为的教师的收入差距，以此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同是激励与考核密不可分，没有考核的激励在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上难以让人信服，相反没有激励的考核对于教师提高教学积极性和教学质量无法产生动力。通过薪酬的上下幅度来对教师的工作表现及成绩进行评价，利用弹性的薪酬增长机制鼓励教师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努力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贡献。达到学校良性发展的目的。

（二）对策建议

1.转变民办高校领导者及教师的思想观念

学校：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博弈理论和知识经济理论，教师对于民办本科高校而言并不是单纯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更不仅仅是企业盈利的砝码。学校应加大对教师的薪酬绩效的投入力度，以期获得教师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学校带来的更大的边际效益，以实现双方的共赢。

教师：应转变对薪酬绩效管理的认识，转变保守思想，勇于迎接竞争和挑战，在压力中激发自己的动力，不断学习，不断提升，更好的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和能力，从而推动学院的良性发展

2.民办教师考核要有一套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一套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应该具备能够准确掌握和反应教师贡献和成绩的各项考核标准。在确定并量化与工作绩效有关的因素上下功夫。[8]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教师的工作成绩很难被全面准确地进行量化。但是，如果找准了对民办高校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就一定能找到民办高校教师为了达到学校的目标所付出的努力点。例如学生的满意度的评定，学生就业率以及教师自身的学术论文的发表，精品课程等。[9]

3.通过对民办高校教师的绩效考核决定其激励性薪酬

根据委托一理论，由于高校教师的大多数工作难以监控，且监控成本较高，而且学生成绩提高的原因也不能明确的界定，因此高校教师薪酬的设计应把个人绩效和团队绩效结合起来考虑，当教师完成团队目标和个人目标后，就相应分享到一部分奖励，这样能有效的激励教师努力工作从而避免偷懒和搭便车。同时群体范围内的奖励能强化教师为所在部门和学校的最大利益升华个人目标，通过把团队绩效和报酬相联系，高校教师会被激励而为团队的成功作出额外努力，比如比较大的课题合作、整个学生成绩的提升等。[10]

另一方面，采取不同的激励形式，针对民办高校核心教师的表现“量体裁衣”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对于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关键性员工，也就是骨干教师，他们能为学校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因此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加具有竞争力的薪酬，或者是通过延期支付而长期留住他们。可以采取绩效考核得分与薪酬挂钩的形式，并结合宽带薪酬设计、津贴期权制等，达到留住这些核心教师的目的，并且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4.民办高校教师的薪酬水平对外要具有竞争力

众所周知，当一个人遇到存在不稳定因素的事情时，即使有利益摆在面前，但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规避风险。而具有弹性的薪酬制度是浮动的，因此就存在着风险。所以实行弹性薪酬的前提就是要首先赋予教师较为合理的，具有竞争力的固定的薪酬。已消除教师的后顾之忧，从而达到激励的效果。只有本校的薪酬待遇与其他民办院校的薪酬待遇持平甚至高于其他院校时，本校教师才存在着失业的紧张感，这会激励教师努力去工作以保持现有的职位，因此民办本科高校教师的激励性薪酬对外一定要具有竞争力。

5.民办高校教师的薪酬实行全面薪酬制度

全面薪酬是指企业给员工支付的各项奖励和薪酬。由外在薪酬和内在薪酬两大类组成。[11]外在薪酬主要是指为受聘者提供的可量化的币性价值。比如：基本工资、奖金、股票期权、退休金、住房津贴、各项社会保险等各种福利等。内在薪酬则是指那些给员工提供的不能以量化的货币形式表现的各种奖励价值。比如，对工作的满意度，为完成工作而提供的各种便利条件，培训的机会，提高个人名望的机会，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吸引人的公司文化等等。外在和内在薪酬各自具有不同的激励功能。它们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因此，实施全面薪酬模式是实现对知识型员工全面激励的有效模式。[12]

5 结语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民办高校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的阐述不过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过程。近年来，民办高校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民办高校的薪酬管理体系的建设仍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本文立足G学院的实际，对民办高校薪酬管理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改善民办高校薪酬管理现状的对策和思路。[13]当然若要做好民办高校教育的建设工作，既有学校本身的努力，也需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配合。从学校角度看，思想要重视，认识要提高，特别应在引进高学历、高职称专职教师，完善薪酬管理机制，疏通民主管理渠道等等方面做出实际努力。从社会、政府角度看，特别是政府部门应加强监督，深入实际，为教师队伍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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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农村DIY绿色小农场创业计划书-道客巴巴[M].

[4]孟彦萍.浅析国有企业中薪酬管理存在问题和对策[M].理论月刊，2012（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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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强.高新技术企业薪酬管理研究[J].管理科学与工程，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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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炜.天津三星电机公司激励性薪酬设计的研究[J].工商管理，2007（4）.

[9]刘丽翠.国家精品课程建设与共享的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J].教育技术，2009（4）.

[10]李文书.中国IT行业的人员激励研究[J].计算机科学，2015（6）.

[11]刘宝军.对现代企业薪酬管理模式的思考[J].现代营销，2011（2）：32-32.

[12]黄萍.加强对知识型员工的全面管理[J].煤炭经济研究，2004（10）：7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