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硕士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农业经济硕士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农业经济学是以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民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社会学科。虽然古代中国和欧洲都出现过一些农业经济思想，但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则是伴随着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形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在不断调整，与此同时，农业经济学科的培养目标也在发生相应变化。早期农业经济学主要关注农业生产状况、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农业生产的区位配置等问题，从20世纪早期开始，农业经济学开始关注农场经营管理如农场主如何调整生产方式以获得最大利润问题，这个阶段农业经济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大量优秀的、懂得农场经营管理的农场主。在经济起飞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承担的主要功能是为城市产业工人提供便宜的食物，而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转变到以农业政策为核心，即研究政府如何制定政策抑制食物价格上涨，通过榨取农业资本以促进非农产业扩张（于晓华、郭佩，2015）。在“食物问题”解决之后，农业又面临城乡收入扩大的“贫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农业经济学科培养出大量农业政策研究人才。进一步，当城市化、工业化结束之后，如何减少农业政策对市场扭曲，同时调整农业经营方式，拓展农业环境生态、文化传承、教育等功能成为政府面临的新问题，即“农业调整问题”（YuandZhao，2009）。在这一阶段，市场对农业政策研究人才的需求下降，但涉农企业对农业经营管理人才的需求不断上升，农业经济学科的培养目标开始向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倾斜（周应恒、卢凌霄，2009）。当前中国正处在通过各种政策补贴解决农民收入过低的“贫困问题”阶段，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未来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会持续下降；随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农村贫困问题逐步解决，如何调整农业生产功能，缓解政策对市场的扭曲，减少政府财政支农负担必将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新的研究重点。研究对象和重点的改变要求学科的培养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否则必然无法适应市场的需求而趋于萎缩。当前中国的农经学科正面临关键的历史转折点，而欧洲的农业已经进入最后的产业调整阶段，农经学科也经历了大量的调整重组过程，通过研究他们农经学科的培养，有助于帮助我们设定农经学科的改革方向，缓解学科发展与市场需求的脱节，提高学生的就业情况。有鉴于此，本文首先总结当前我国农经学科的特点与挑战，之后以德国几所开设农经学科点的大学为例，简要介绍德国农经学科专业与课程设置以及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方案，希望能够为我国的农经学科改革提供借鉴。

一、当前我国农经学科培养模式与挑战

当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农业经济学学科培养模式依然以为政府相关部分以及高校等科研机构输送政策分析执行人才为目标，培养内容与方法也注重宏观政策问题、忽视具体农业经营、农产品市场营销、农产品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农业信息化等市场亟需人才，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熟悉体制和政策等宏观问题，但管理实务和操作技能极为缺乏（毛迎春、黄祖辉，2006）。相应的，科研工作者也大多关注劳动力、土地制度、粮食安全等宏观问题，而对农场经营、农产品营销、食品消费等具体现实问题不太关心（冯开文等，2014）。受培养模式的限制，当前我国农经学科面临日益严重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市场对以擅长农业政策分析的农业经济学毕业生需求不断下滑，相关专业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由此导致农经专业对学生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于晓华、郭佩，2015）。其次，传统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正不断被经济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等显学挤压（张露等，2016），而这些学科拥有更完善的培养模式和更广的就业市场，农经学科缺乏特色，丧失竞争力。

二、市场导向的专业与课程设置

德国是一个高度市场化工业化的国家，农业GDP占GDP总量不足1%（国家统计局，2016）。由于农业在经济中比重太小，传统以政策研究为中心的学科设置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相关大学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专业与课程设置。例如，随着收入的增长，居民对奶制品的需求不断提高，基尔大学据此设置了牛奶生产专业，开设奶制品生产、销售以及产业链管理等相关课程；欧洲居民对养马以及赛马运动尤为热衷，针对这一需求，哥廷根大学在农学院下面设置了马学，除了教授马匹饲养之外，还开设赛马运动以及体育经济等相关课程。此外，狭义农业虽然不断萎缩，但与之相关的食品加工、销售、餐饮产业、农业资源管理、棉纺木材加工利用等生物经济产业则蓬勃发展。部分大学针对这些新兴产业开设了食品经济、农业可持续发展、生物经济等新兴专业与课程。从课程设置角度来看，德国农业学科课程设置安排非常广泛，不仅有农业经济、国民经济、食品经济等专业课程，还需要了解企业管理、社会学、法律等相关课程。由于德国实行学分制，学生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个人兴趣自主选择各种课程。

三、德国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培养方案

德国授予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学校较少，最为知名的是以农业科学为主的霍恩海姆大学（Universit覿tHohenheim），接下来我们以该大学的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培养方案为例来了解德国的情况。霍恩海姆大学的农业经济学硕士（agriculturaleconomics）是全英文授课的硕士项目，学习时间4个学期，合格之后授予理学硕士学位（MasterofScience）。该项目分成两个阶段，第一年主要是必修课程（compulsorymodules）与半选修课程（semi-electivemodule）的学习，第二年主要是研究方向选修课程（electivemodules）与论文写作。必修课程包括农业与食品政策（AgriculturalandFoodPoli-cy）、应用计量经济学（AppliedEconometrics）、环境与资源经济学（EnvironmentalandResourceEconomics）、农场系统建模（FarmSystemModeling）、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等五门课程；另外，学生还可以从农业发展（AgriculturalDevelopment）、国际农业贸易（In-ternationalAgriculturalTrade）、粮食安全（FoodSecurity）等半选修课程里面选择一些课程。除了课堂学习外，学生还要求参与上机操作、小组讨论、学术研讨会以及案例分析等训练。第二个学年学生依然要从一系列课程中选修10门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课程，这些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学生农业经济学教育，并保证学生能够获得与意向工作相关的训练。硕士导师会对学生的选课和研究方向提供建议。根据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第二学年还必须完成硕士论文的写作。该硕士项目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双重视角、跨学科分析复杂系统、交流、谈判、促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学生就业领域包括政府部门、NGO、国际组织、以及私人企业，具体目标职位包括农业产业的上下游、食品产业链管理、政府和非政府涉农部门、国家与国际涉农组织、研究与教学机构。

四、德国农业经济学博士的培养方案

德国能够授予农业经济学博士的学校较少，一共只有十几个，2005年德国开设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几所大学联合成立了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项目（Doc-toralCertificatePrograminAgriculturalEconomics，以下简称PAE项目），联合为农业与食品经济学的博士生提供培训。这个项目通过大学联合开设课程，制定统一的学位要求，组织对相关理论与方法的系统学习来提高农经专业博士生的教育质量与效率。此后相关学校陆续加入该项目，截至2016年，一共有柏林洪堡大学、波恩大学、哥廷根大学等13所大学和研究所参与该项目，基本涵盖德国境内以奥地利所有能够授于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接下来我们将以PAE项目为代表介绍德国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培养方案。PAE项目的博士培养要求至少修满30个学分，每个学分相当于30个小时的学习。具体学分主要通过三个模块构成：理论方法模块18个学分（Methodologi-cal-theoreticalmodules），软技术模块6个学分（Softskills），学术研讨会模块6个学分（Colloquia）。其中理论方法模块又包括理论（Theory）、实证（Empirics）、专业课程（Focustopics）三个部分，理论与实证至少需要各自修满6个学分。具体每个模块课程的选择由博士生与自己导师商量决定。课程的开设由各大学相关专业教授自行组织，通过统一的选课网站向所有13所大学和研究所农经博士生开放，学生注册登记之后会收到授课老师的邮件通知具体上课时间和地点。由于课程由不同大学开设，所以上课地点分布在13所大学，这给全德国农经专业博士提供了一个共同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具体课程的设置根据教授的情况会有所变化，以2016年为例，当前一共开设有家庭行为分析、消费者行为分析、经济数学等9门理论课程，农业与食品经济时间序列分析、生产率与生产效率分析、高级计量经济学等15门实证课程，农业部分技术与创新、高级供应链管理、农业与资源经济学中的建模模型等6门专业课程。软技术模块主要包括农业经济学学术论文写作等相关课程。学术研讨会模块则取决于不同学校，以哥廷根大学为例，农业经济学博士毕业要求至少参加18次学术研讨会，并做3次学术报告。每次学术研讨会都要提供一份证明，由导师签字；学术报告则需要事先向学院提出申请，由学院安排时间地点并公告，届时需要邀请导师之外的其他教授做正式点评。修满30个学分之后方能申请进行博士答辩，答辩论文需首先提交学院，自己负责联系包括导师在内的3个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会首先由交给三个评审委员评审，评审委员写好意见之后交给学院密封，答辩前一周告知申请博士生，要求按照意见做好答辩准备，答辩时三个委员会以提交的评审意见为基础提出问题，要求博士生现场辩解。整个答辩持续1个半小时左右。答辩结束后答辩委员开闭门会议讨论答辩结果并给出等级，当前的等级包括五个：完美（0分），非常优秀（1—1.5分），优秀（1.6—2.5分），及格（2.6—4分），不及格（4.1—5分）。

五、总结

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发生变化，农业经济学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中国与德国农业经济学学科课程与专业设置以及研究生培养方案，为我国的农经学科改革提供参考。德国经验表明，食品经济、生物经济、农村可持续发展等必将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农经学科的人才培养也应该适应市场需求，培养涉农企业经营管理、食品市场营销、产业链管理等相关的领域人才。

参考文献：

[1]Yu,X.andZhao,G.:Chinese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30years:aliteraturereview,FrontiersofEconomicsinChina,2009,4(4):633-648.

[2]冯开文,原正军,王任,李军.改革以来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中国农村经济》刊文视角的回瞰[J].中国农村经济,2014,(12):77-89.

[3]毛迎春,黄祖辉.中国农业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发展与趋势[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14-16.

[4]于晓华,郭沛.农业经济学科危机及未来发展之路[J].中国农村经济,2015,(8):89-96.

篇2

1.1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文献包含了学科研究的最新热点与动向，分析科学主题文献有助于把握学科研究方向，了解最新研究进展。本文主要采用科学知识图谱（CiteSpaceIII），对休闲农业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的统计与分析。科学知识图谱能够针对科学主题的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等方面，进行学科网络机构的生动可视化展示，其相关参数主要包括：①时间跨度（Timespan）、时间切片（SliceLength）、频次（Frequence）、中介中心度(Centrality)的设置；②节点（Node）、连接线（Link）、网络密度（Density）、聚类指标（ModularityQ）的分析，③节点圆环大小、连接线、时间的识别。主要指标说明：①若聚类参数0.4≤ModularityQ≤0.8表明结果聚类程度较为合理，ModularityQ＞0.8表明结果聚类程度较高；②生成的可视化图谱中，节点圆环的大小与分析对象出现频次成正比关系；③节点圆环外层年轮宽度与中介中心度大小成正比关系。

1.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后称CNKI），分步对CNKI数据库中休闲农业相关文献进行检索、收集。首先，关键词为“休闲农业”，期刊来源类别为“核心期刊”、“CSSCI”，时间跨度为2000～2014年，对已发表休闲农业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得到457条记录。其次，以博、硕士论文为主要来源，时间跨度为2004～2014年，检索经清洗后得到博、硕论文228篇。再次，增加“乡村旅游”、“都市农业”、“观光农业”、“创意农业”、“农家乐”等五个关键词进行补充检索，共得期刊论文1298条记录。最终，经过辨别、整理、去重，删除会议纪录、报道、无作者等，得休闲农业期刊文献1062条文献，以此作为本文研究的数据样本。

2结果与分析

2.1研究概况

研究成果方面，休闲农业研究在近十年中呈现快速、稳定增长趋势，从2000年的15条，到最高峰2010年184条；前期主要以休闲农业理论基础、概念定义等方面探讨为主，2008～2013年研究成果出现爆发式发展，其中以2013年为最，博硕论文以70篇占主要地位，单位则以福建农林大学为代表。总之，休闲农业正逐渐成为国内农业与旅游研究的热门领域。研究内容方面，休闲农业较多与乡村旅游、都市农业、观光农业、休闲旅游、农业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交叉研究，现有休闲农业研究成果本身则以规划设计、对策性研究、发展模式等为主。

2.2研究结果

采用CiteSpace软件，首先，以2000～2014年为时间跨度，以1年为时间切片长度，以“keywords”（关键词）为网络节点，选择前50个关键词为每个时间区间被引词，以词频15次进行排序统计，得到174个连接点，288条连接线，网络密度为0.0191，生成可视化共被引网络结构图。其次，进行聚类分析，共得16个聚类，形成清晰的可视化的关键词共被引聚类知识图谱，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反映在节点的大小上，频次越多，节点越大。从知识图谱中可知，“乡村旅游”频次最高，其次是“都市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农家乐”等。取关键词频次15次以上，得到18个高频关键词进行排序。结合现有研究与关键词知识图谱可知，休闲农业的研究领域主要与乡村旅游、都市农业、观光农业、创意农业、农家乐、生态农业等领域联系较为密切、互有交叉；研究方法主要有聚类分析、TCM（旅游成本分析法）、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内容分析法、SWOT分析、情景变量分析法、回归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HP）、空间计量模型、双钻石模型、DEA（数据包络分析法）、因子分析法、CVM（条件价值评估法）等；研究热点主要有区域休闲农业、休闲农业资源评价、休闲农业资源开发、利益相关者、游客满意度、休闲农业规划与设计、发展模式、休闲农业标准体系、体验营销、空间结构与布局、生态保护、农耕文化等方面。

3休闲农业热点研究进展

休闲农业具有农业基本属性，是农业经济的一种，但同时又结合了农业计划、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和农业部门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系统地继承与发展了传统的农业经济，是农业多功能性最重要的载体。本文重点论述休闲农业5个热点研究进展。

3.1基础理论研究

范水生等就休闲农业的概念进行过全面深入的探讨，果雅静等、牛君仪就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较有研究，牛君仪认为有农业展示、农事参与、生态旅游、民俗文化、农家生活体验、农村度假娱乐等六种模式。王德刚则对世界旅游农业发展历史进行梳理总结出世界农业旅游大致经历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与创意农业三个历程，高志强等则对休闲农业的产业特征及演化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张强等则对我国休闲农业发展所促进的产业、资源、经济、城乡之间的融合进行阐述，而在宏观层面，刘春香对我国观光休闲农业发展有所研究。总之，休闲农业基础理论研究已涉及休闲农业概念、定义、类型、模式、政策、行业标准、产业分析等多个方面内容，形成完备体系。

3.2区域性发展问题

唐苏华等研究提出干旱区新绿洲五种休闲农业开发模式。郭利田、孙兆慧等、胡爱娟等对区域间的休闲农业合作与发展进行探讨，齐永华等对我国城郊型农业的农业资源利用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赵玉榕主要以投资机制为主要切入点研究厦门借对台优势发展都市农业的政策建议，王树进等、王晓峰等、朱华武等则运用空间计量相关方法以省域角度休闲农业的空间布局与发展进行研究。就现存研究而言，区域性的休闲农业发展问题仍是休闲农业宏观研究的热点，主要以研究生论文研究为主。

3.3休闲农业旅游研究

游客满意度方面，陈胜科等、苗红等、赵仕红等、田彩云等在旅游者消费需求、游客需求特征、满意度评价模型、实证研究等方面进行过深入研究。旅游成本方面，邱生荣等采用情景变量法分析休闲农业游客的旅游行为进而指导休闲农场的科学管理与经营。旅游安全方面，陈水雄等对休闲农业的旅游安全进行过分析，提出海南构建休闲农业旅游安全保障体系的的相关措施。旅游开发方面，周丽洁就湖南省休闲农业旅游市场进行过对策研究。乡村旅游方面，王会娟、郭焕成等、杨载田等、耿品富等、张剑刚等则研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产品体系、发展创新与路径、管理经营模式等方面。此外，王颖晖对休闲农业的旅游服务创新进行整合概念模型分析。总之，主要存在与旅游结合、产业协作、旅游成本、旅游安全、游客满意度、消费需求等方面的研究。

3.4休闲农业资源评价与开发

资源评价是休闲农业开发与设计的前提条件，阿布都热合曼•哈力克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休闲农业资源评价构建了资源条件、开发条件、旅游条件等三方面的定量评价模型并实证分析，黄志红对休闲农业体验价值建立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肖光明构建了包括7项评价要素、26项评价因子和具体等级的休闲农业质量等级评价体系，并针对休闲农业园区进行实证分析。而在大区域的休闲农业产业方面，孔庆书等对河北2011年12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点进行全面的DEA效益分析，刘军等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发展基础、协调能力、可持续能力等三大系统层的43个评价指标针对湖南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研究。在研究成果方面，以规划设计类为主的产业实践应用以硕士论文成果为主，而赵毅、邹宏霞等就休闲农业的规划、产品设计等有过研究。

3.5休闲农业与新农村建设

周彬等认为休闲农业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具有一致性，罗文斌等主要运用因子分析法研究休闲农业的社会居民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度。钟平等、王圣军、姬汝茂、张胜利等针对新农村建设与休闲农业发展关系进行过深入研究，较多以新农村建设的角度探讨休闲农业的开发与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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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28-02

农业科技创新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而农业知识产权在农业科技创新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研究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对于提高浙江省农业的竞争力、进一步完善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更好地利用农业高新技术、提高农民的收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浙江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农业技术的快速发展,浙江取得了大批农业科技成果,农业知识产权对农业经济效益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组织与农业技术体系,建成一批设备较为完善的农业科研实验室,培养了一支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素质较高、科研能力较强的农业科研队伍。到2009年,全省已有农业科研院所54个,农业科技推广人员24 836人,涵盖农、林、水产等行业,形成了以省、市级科研院所和中央级专业研究单位等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农业科研体系。但是,浙江省科技基础条件和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薄弱,科技投入特别是企业研发投入仍然不足,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和外向度比较低,产学研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1]。根据浙江省农业厅网站(2009)的资料显示,作为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科研院所数量不多,只有54所,农业园区基地只有67个,相对农村工业13 374这样大的终端单位,是远远不够的。农业推广人员中,正副高级农业科技人员相对很少,大量的是初级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这个人员结构是不协调的,对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有很大的影响。目前,浙江农业知识产权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政府有关部门对农业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充分。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许多政府部门领导市场经济观念明显增强,但由于长期以来工业偏好思想的影响,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对增强农业综合能力和农业经济安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农业科技与农业经济等重要领域的决策中未能充分考虑知识产权方面的内容,导致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农业科技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调节和促进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2.侵犯农业知识产权现象还比较严重。由于知识产权观念不强,许多经营者和管理者在知识产权活动中有意无意地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引起知识产权的纠纷案件。资料显示,浙江省法院受理一审涉外、涉港澳台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数量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2003年至2007年五年时间就翻了5番。

3.对农业知识产权工作的认识存在偏差。目前,在工商业领域,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但在农业生产领域,广大农民群众对知识产权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与公安司法保护部门的协调还有待加强。案件大部分来源于当事人的举报,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主要处于被动执法状态,通过司法程序审理的案件比例小,部分知识产权纠纷长时间得不到解决,这与浙江省每年发生亟待解决的大量知识产权侵权或纠纷案件的需求相差较远[2]。

二、浙江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浙江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下面,我们来分析浙江农业知识产权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

1.政府在对农业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方面缺乏必要的工作体系,与农业知识产权工作做得较好的省份相比相差较远。浙江知识产权局担负全省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双重职能,机构虽已升格,但人员增编和事业经费增加等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未能形成完善的统一规划、协调运作的行政管理体系,高层次农业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和研究人才严重缺乏。

2.政府对农业知识产权管理的激励政策存在偏差。有资料显示,1985年至 2005年 8月底 ,在浙江省的农业科研单位专利申请量为151件,授权量35件,专利所属单位为省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浙江省淡水所等。专利申请数量管理机制不健全,许多专利都由个人掌握,许多技术资料也掌握在个人手上,一旦技术的掌握人调动,或者技术资料私下扩散,国家、单位、个人的利益就得不到有效地保护。另外,缺乏具有经济头脑的人才,专利的申请和利用制度存在很大的缺陷,致使科研成果大量流失。此外,缺乏公平的中介机构,也是造成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工作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3]。浙江注册农业或涉农商标的主要是农业企业和经济发达的市、县的有关农业团体组织,落后地区商标意识还比较淡薄。尤其是农业商标,重注册轻使用轻管理的现象还普遍存在,致使很多农业商标难以快速成长为名牌,更不用说成为驰名品牌。

三、推进浙江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建议

1.加强对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教育与培训

相对于工商业来说,农业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的维权意识比较淡薄,义务主体素质不高[4]。在传统的意识观念中,很难将知识产权与农业挂钩。而农业知识产权的义务主体大多是农业生产者(农民占多数),对知识产权的理解受自身素质和传统农业产业体制的制约,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就更为淡漠。因此,必须加大《专利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商标法》等相关法规的宣传力度,使农业科研单位尤其是农民群众充分认识到实施农业知识产权战略,提高权利、义务主体的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促使他们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并能内生农业知识产权保护需求,自觉地履行保护义务。

2.制定重视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激励机制

浙江省目前农业科技领域的激励机制,主要是通过各级政府、各系统部门和农业科研单位设立的奖励制度体现。这种评价制度,由于行政性与部门性分割而非体系化,水平标准有很大的相对性,特别是评价取向缺乏市场经济的内涵和效应。因此,必须构建适合本省实际情况的科学的完善的农业科技成果市场化的价位评价体系,建立公平合理、有效运行的激励机制。要科学地界定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依法规范科研人员在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中所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激励和保障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科技人员进行农业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要合理调整与平衡农业技术成果转化中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为农业技术发明与创新成果的及时转化和获得最大的转化效益提供依据和保障。

3.建立健全农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首先,在现行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发明和技术成果要获得国家法律保护,必须经过相应法定程序。而获得专利权必须满足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要求,获得动植物新品种权也必须符合法定的技术条件。获得了知识产权后就有了国家法律保护下的排他独占权,可独占一方市场,从而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5]。农业科研单位要抓紧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根据农业知识产权本身的特点,建立起适应其发展需要的管理制度,将其纳入总体科研管理体系中。各级农业科研管理机构有必要积极引导、协调,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要对本地区的一定时期的重点科研项目和重大专项科研项目进行科学规划,并对科研项目可能产生创新性技术进行分析和评估,对符合专利条件的科研成果督促发明人及时申请专利。进一步完善农业科技计划和农业成果管理等各项管理工作中的知识产权内涵,正确处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以提升和加强农业科研单位科技知识产权的管理水平。

其次,把知识产权管理纳入科研计划管理的全过程。一是在立项前对课题进行必要的知识产权状况分析和评估,充分利用知识产权信息资源,力争选准“起点高的课题”,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二是在项目管理中把知识产权的产出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不仅把课题获奖成果和论文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而且考虑品种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产出量;三是在项目管理中根据知识产权状态及时调整项目的技术路线,避免作“无效劳动”;四是对引进技术项目在立项前要进行知识产权法律状况综合分析。

最后,要把知识产权管理纳入到单位人事管理工作中。研究开发项目的主要承担人员,在项目尚未完成或知识产权尚未申请保护前要求离职、辞职等,可能泄漏项目所涉及的技术秘密的,可在签订技术秘密保密协议后予以批准;职工因退休、离职、辞职等原因离开工作岗位前,必须对其业务工作和知识产权进行移交和说明,填写《工作移交清单及说明表》;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应注意被引进人员持有的知识产权状况,防止被引进人员持有原单位的知识产权而发生侵权现象。

参考文献:

[1] 楼洪兴,端木斌,郑纪慈,骆少嘉. 浙江农业科研单位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与对策建议[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06,(3):73-78.

[2] 朱玉春.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知识产权管理对策[Z].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4.

篇4

关键词：农产品 物流成本控制 组织模式

农产品物流是全社会物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产品物流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农业大国，农产品物流对于我国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农业产品质量的保证和提升，农业结构调整的推进和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国惠农政策的推动下，大力发展农产品物流已经被正式提上日程并且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刘艳靖，2010）。

物流成本与组织模式

（一）物流成本的内涵

农产品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农产品物流成本所占比重比较大，而且农产品生产者、农产品加工企业却经常忽视农产品物流成本的核算。而对农产品物流成本的概念以及内涵进行准确的界定是农产品物流成本核算的基础。

物流成本的概念是1956年由美国的Lewis，Culhton以及Steel等3位学者在研究航空运输在物资配送中的作用时提出的。他们认为，物流成本可以被分解为固定物流成本和变动物流成本。三人提出物流总成本概念，把总成本定位于包括实现物流需求所必需的全部支出。

（二）组织模式与物流成本的关系

企业物流控制的主体是企业物流管理的组织和机构，客体是企业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物流成本。要从整体上实现物流成本的降低，一个行之有效的物流管理组织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高效率的物流组织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物流成本。

物流主体系统、物流作业系统以及物流信息系统是经过一系列的相互调整、彼此配合，通过从运输到配送等物流各环节的信息传递，通过在微观物流运作主体之间建立的联系，把以上各部分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构成了农产品物流运作系统。在该运作系统中，各个环节的有机结合、提高效率、发挥最大的潜能，需要一个主体起主导作用，否则将无法优化物流模式，不能发挥系统应有的作用，不能够较好地发挥其物流价值。

而在实际农产品物流过程中，成本决定着物流系统哪个主体将会起主导作用，决定着农产品物流的优化方向。这是因为物流成本和物流时间之间关系密切，物流成本的加大大部分是由于物流中间环节过多导致的物流时间延长所造成的，而物流时间的长短有大部分由主导主体决定。因此，提高农产品物流的绩效需要从缩短可控物流时间、减少物流中间环节着手来减少农产品由于运输、批发和配送所造成的损耗；同时，可控物流时间的降低也能缩短农产品物流过程中使用“冷链”物流系统的时间，从而降低物流成本。而这点是由物流组织模式所决定的（朱鹂、张平，2004）。

我国农产品物流组织模式分析

（一）行业协会主导模式

行业协会主导模式与批发市场主导模式相结合起来，就可以实现行业协会代替面向生产领域的中间商的目的和发挥相应作用，并且能够参与到批发市场中交易市场的建设中来。因此，以行业协会、批发市场为中心的模式可以形成农产品物流的的有机整体，环环紧密联系，进而提高农产品的物流效率。于加工企业、大型连锁超市以及农贸市场的批发商来说，这种模式解决了原料来源不稳定等难题，使得公司可以拥有一部分稳定的原料来源，提高了公司的资源控制能力以及生产稳定性。同时，也为农户销售农产品找到了相对稳定的渠道，提高了下游相关企业对农产品质量的控制力度。

（二）农产品物流园区主导模式

农产品物流园区发展模式是根据农产品物流活动集约化、一体化的构想提出并建立的。物流不但包括信息流、商流、资金流以及物流四个基本环节，还包括物流加工、包装、仓储以及分销等诸多物流活动，更应该包括改善以及提高物流水平的物流技术和物流管理。基于此，拓展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集散功能以及农产品中介组织的集约功能，建设建立农产品物流园区，实现农产品物流的集约化、一体化和规模化是实现农产品物流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郭丽华、张明玉，2006）。

农产品物流园区实际上是一个在农产品物流衔接地形成的具有综合物流功能的空间集聚体以及结点。农产品物流园区可以提供多种物流服务以及物流设施，具有这类服务的不同类型的农产品物流企业集中于此发挥集聚效应。这些企业按照专业化的原则组织农产品的物流活动，依靠彼此之间形成的整体优势以及互补优势，具有一定的综合效应以及规模效应，实现了农产品物流的一体化、集约化发展。可以看出，农产品物流园区实现的这种一体化和集约化还具有在产业集群上的规模化，在存储、运输、加工、装卸、信管以及中介等领域实现了有机结合和集成，从而在农业物流园区内形成了一个社会化的高效率的农产品物流体系（王新利，2003）。

（三）市场外流通的产销一体化模式

市场外流通的产销一体化模式源自日本的市场外流通模式。市场外流通是指绕过批发市场，通过超级市场实行产、销一体化，减少了流通环节，从而形成了较低价格的一种交易方式。农产品超市的建立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借鉴其它省市的经验，建立由现在的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各个经营网点改造成的连锁小超市；第二，鼓励城镇中的大型超市到农村中去开设超市，建立新型农村农产品物流网络系统。市场外流通的产、销一体化模式，除在产地超市向农村居民出售各类农产品外，还要及时收购产地的各种农产品，然后通过超市建立的强大的配送网络把农产品配送到销地各超市。

（四）第三方物流模式

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农村经济的繁荣，农业生产实现了进一步分工，从而出现了专门从事农产品储运以及流通加工的各类中间组织，这类中间组织不涉及直接的农产品生产与销售，主要承担农产品物流的功能，即农产品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作为一种新兴的物流运作状态，将是未来农产品物流运作的一个发展方向（张宇，2009）。第三方物流模式具有较大的行业竞争力，这是因为其组织结构清晰，能够将诸多物流计划以及运作的功能归类到同一个权力和责任下，实现了对所有的农产品运输以及储存的战略管理，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益和利益。在第三方物流模式下，物流企业的横向支持部门以及纵向的运作部门被建设成矩阵形式，这种设计可以实现各相关部门在运作环节上的直接沟通交流，使得物流活动能够更加专业化地进行计划、组织和协调，实现客户以及数据库的共享，而物流服务网络的建立可以为地区之间物流提供各类综合服务。虽然目前农产品的第三方物流发展还不完善，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运输、仓储等基本物流业务依然作为其运营主体，加工、配送以及定制服务等增值服务功能还不成熟完善，在管理水平、人才培养、信息共享以及专业化等服务上存在诸多问题。

上述几种农产品物流系统模式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农产品物流模式会随着不同类型农产品市场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市场条件的改变将会产生不同类型的主导模式，一成不变的模式是不存在的，而只有最优和最适合的农产品物流模式；其次，这几类农产品物流模式的有效运作依赖于与之相配套的物流作业系统以及物流信息系统的建设。要想发挥农产品物流模式的效率和作用，除了加大对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以及信息处理设施的大量投资，还要完善农产品物流制度和法规，以及需要政府为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左娜，2009）。

农产品物流成本控制的组织模式机制设计

现代农产品物流是以市场为导向，为了满足全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消费者的要求并且同时与供应链管理紧密结合而形成的新型农产品物流体系（刘艳靖，2010）。本文从农产品供应链的角度，以农产品物流的综合模式为研究对象，对现代农产品物流成本控制的组织模式机制进行设计和完善（谭涛，2004）。

（一）完善农产品供应链的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机制是指企业（组织）及其成员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对企业（组织）外部环境中各种经济现象及其变动的反应以及企业（组织）中不同成员的行为之间的相互依存、制约以及影响方式。在实现供应链中各个主体的利益目标的同时，还要实现系统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可以看出，利益机制首先是一个系统，其目标对象是农产品供应链上的各个参与主体。从该角度讲，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中的利益分配机制就是指物流主体间的利益目标一致，利益分配合理，而且共同追求整个配送系统的利益最大化。

（二）完善农产品供应链运作的约束机制

农产品供应链要真正发挥作用，就需成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有一套良好的农产品供应链运作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作为保障。根据农产品供应链中的合作主体之间的利益连接关系，农产品供应链运行的约束机制一般可分为三部分：市场约束机制、交易成本内部化以及合同约束机制（刘晓红，2005）。

市场约束机制。农产品加工企业（组织）根据市场需求与农户进行农产品交易。根据市场的运行进行调节，农产品价格随行入市，交易双方没有利益纽带关系，仅是相互独立的利益主体。这样一种结果，必然导致在农产品的市场行情低迷的情况下农户的利益损失比较严重，从而影响到整条农产品供应链的顺利运行。

交易成本的内部化。交易成本的内部化作为一种“组织安排”，实际上是外部成本的内部化，根据这种组织安排可以实现农产品物流配送环节的减少，降低交易成本以及增强各个合作主体之间的紧密联系程度。

合同的约束机制。合同约束机制作为一种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普遍采用的产业链运转的约束机制，可以保证加工企业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农户之间合作关系的稳定，利用违约金，保护价格等多种条款对合同进行完善，稳定契约。

（三）完善农产品供应链的风险抵御机制

针对农产品的生产和经营，还需要建立农户风险预警机构，借助专业人员分析某一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确定其风险等级并进行信息，化解农户有限的信息加工分析能力的困局，当然也要提高农户对农产品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的重视程度。虽然农户自身对风险的识别能力和控制能力相对有限，但是农户对风险预警信息的信任程度将影响到预警信息的利用效果从而及时处置风险。农产品供应链农户风险预警机构的构成应是多元的，其中，政府、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主体，多元的机构构成能够提高农户风险预警信息的可获得性（贺峰，2006）。

当然，农产品物流成本控制的组织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它将随着物流基础设施、农产品产销以及加工等情况而发生变化。因此，随着物流基础设施的兴建、农产品产销量的变化、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壮大以及农产品物流园区和批发市场的建设等，农产品物流成本控制的组织模式机制也将随之变化。

参考文献：

1.刘艳靖.河北省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研究[D].河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0

2.朱鹂，张平.降低物流成本的组织模式的选择[J].软科学，2004（4）

3.牛霞，安玉发.农产品物流中介组织的职能、作用及制度基础[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3（1）

4.郭丽华，张明玉.我国农产品现代物流系统模型分析[J].经济问题，2006（6）

5.王新利.试论农业产业化发展与农村物流体系的建立[J].农业经济问题，2003（4）

6.张宇.吉林省农产品物流优化模式及发展对策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9

7.左娜.基于“直采”的超市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研究[D].暨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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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乡村振兴战略旨在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减贫、脱贫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从建体系、抓重点、求创新、强基础四个层面进行了顶层设计，并提出要持续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增加农保险种、有效提升覆盖面，科学确定保费补贴机制，增加财政补贴种类，探索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保险，完善农业再保险体系。甘肃省作为脱贫攻坚难度较大的省份，2020年已如期完成脱贫摘帽，但仍然要把巩固脱贫成果、防范返贫恶化作为重点工作。因此，加强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研究，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一）农业保险覆盖情况

近年来，甘肃省农业保险整体发展情况良好，各项指标稳步上升，覆盖率逐年增加。保费收入从2013年的5.73亿增长到2020年的19.13亿；保费赔付额从2013年的3.07亿增加到2020年的15.72亿；赔付率从2013年的53.56%增加到2020年的79.68%；保险密度从2013年的37.06元提高到2020年的131.52元；保险深度从2013年的0.095%增加到2020年的0.219%。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近三年甘肃省累计签单保费44.5亿元，共赔付28.3亿元，其中直接受益农户301.5万户次，有力支持了农户的稳定增收和特色产业的良好发展。但据甘肃省2020年农户参保户数计划表显示，全省申报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村居民7203939人、1830158户，[1]仅占全年农村居民20460133人、5055097户的35.21%和36.20%，也反映出甘肃省农业保险的普及率还有着较大的增长空间。

（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农业保险因农业的弱质性而具有收益外部性、高风险性、高赔付率、高技术要求等特点，被界定为半公共商品，世界各国对其发展也都采用“市场+政府”“自愿+强制”的双向引导。我国自2004年试行“有政府补贴的商业化农业保险”，2007年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在全国范围推行。甘肃省农业保险亦采取“市场+政府”的经营模式，即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人保财险、中华联合财险、国寿财险、太平洋产险、平安产险、黄河财险等12家保险公司都担负着甘肃省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并且“每县经办机构原则上2家，不超过3家”，经办期限3年，通过竞争性磋商等简易程序确定服务地区，进而与地方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推进农业保险防灾减灾、助力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在中央保费补贴支持下，2007年开始逐步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如2007年在甘州、安定等地试点能繁母猪险种，2008年试办奶牛保险，2010年试办玉米制种保险，2012年在天水、庆阳、平凉等地开办森林保险等；同时，也开发了啤酒花、藏羚羊、牦牛、青稞、马铃薯、中药材等甘肃农业特色险种。目前，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已多达105个，覆盖羊、牛、薯、药、果、蔬六大主导产业[3]。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具有时空差异的资源禀赋结构导致甘肃省乡村发展的差异化分布，也使农业保险发展兼具背景性的共性问题与特性问题。

（一）甘肃省经济水平落后制约了农业保险发展

农业保险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有充足的保险保障资金，该资金一部分来自保费收入，一部分来自投资收入。目前，为引导和支持农民参加农业保险，通常由政府财政为投保农户提供保费补贴，这就意味着地方经济水平好坏直接影响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对甘肃省而言，近年来，经济总量逐年上升，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差距较大，长期以来经济体量位居全国末端梯队。2020年，全省GDP实现9016.7亿元，实际增速3.9%，总量仅高于海南、宁夏、青海、四省区；全省人均GDP约3.41万元，不及全国同期人均GDP水平一半。与此对应，全省财政收入亦有限，2020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74.5亿元，仅为广东省的6.77%、浙江省的12.07%。实体经济发展的落后，使得投入农业保险的财政资金不够充足，严重制约了全省农业保险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落后意味着农民收入低，限制了农业保险购买积极性。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44.3元，较2019年同比增长了7.4%，但仅占全国平均水平17131元的六成，居全国各省排名最低位次。这种农村居民的低人均可支配收入，再加上靠天吃饭的传统观念过于浓厚，对农业保险认知不充分，致使农村居民主动投保意识弱，直接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

（二）农业保险供给力度有待增强

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国家旨在保护粮食安全和农业经济发展，但农业产业固有的低收益、高风险、高赔付率使农业保险盈利性较差，与保险公司的商业逐利目标矛盾。为此，国家自2010年起推出多项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如2010年5月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对保险公司为种、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比例减计收入；保险机构从事农牧保险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免征营业税及后续对应的增值税。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在2017年财政部的《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中再次延期至2019年底。此外，还允许经营政府给予保费补贴农业险种的保险公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巨灾风险准备金，具体按补贴保险保费收入的25%计提。甘肃省贯彻执行，即使这样，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成本和低保费收入下的优惠政策之比仍不及盈利效应，甘肃省还是农业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农保赔付率更高一些。这些明显抑制了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发展建设的积极性，整个市场政府主导力量明显，市场自发调节力度弱。与此同时，省内保险公司之间的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尚未完全建立，容易导致承保农作物的方位、面积等数据不准确，农业指标监测设施不完善，不利于承保工作的进行。各保险公司针对农业保险特色产品的开发创新力度也不足。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覆盖了包含主粮作物、藏系养殖、森林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以及包含果树经济作物、特色养殖、蔬菜种植等在内的特色种养殖产品，但大多保险产品同质化现象明显，缺少市场竞争。同时，随着新型经营主体和特色经济林果类产品种植规模的增加，逐步开展了针对苹果、玉米的“保险+期货”试点，增开高原夏菜、羊肚菌、枸杞、李广杏、茶树、湖羊、绒山羊、黑山羊等11类品种的天气、价格指数保险；以及红花椒、核桃、油橄榄、藜麦、金银花、设施蔬菜、中药材等9类产品的收入保险。这些创新型险种总计20余种，仅占全部农业保险品种的18%，并且很多尚处于试点环节，未大规模推行，创新力度明显不足，理赔标准和理赔方式上的较大差异也影响了相关产品的信服度与普及率。随着市场主体的不断增多，规模种养殖大户越来越多的对理赔提出高要求，传统的成本保险已经无法满足农户化解风险的需求。与现有物价匹配的产值保险、收入保险成为主要需求，但现有产品表面创新多、质变节点少，尚未涉及到深层改革，这些都从供给层面影响着甘肃省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对策

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背景为依托，要想获得甘肃省农业保险的高质量发展，必须重点解决财政补贴、需求提升和供给增强三大问题。

（一）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增强财政补贴力度

经济有效增长是带动农业保险良好发展的动力，而农业保险的良好发展又可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一方面，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甘肃省的特殊地理位置优势，顺应国家双循环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发展契机，积极推动省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优化财政资源统筹，增加对乡村振兴等重要领域的财政支出比例，确保并逐步提升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另一方面，提高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利用效率。作为经济欠发达省区，甘肃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较高。2010-2019年，全省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均值仅为0.463%，而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均值却达到1.658%，全省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值从2010年的4.153倍增加到2019年的4.654倍。[4]财政部数据也显示，2013-2018年，中央对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总量（不包含税收返还）从0.16万亿增加到0.2万亿。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已成为甘肃省财政支出的主要来源。以财政补贴为主的农业保险在甘肃省试点以来，中央、省级、市县三级财政补贴比例分别约占40%、25%、15%，2007-2019年，累计政府保费补贴61.23亿元，占保费收入的83%，其中，中央、省级、市县级各自累计补贴额为25.66亿元、21.69亿元、13.89亿元，[5]中央补贴是主要构成。2020年，全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9.13亿元，按照“财政补贴资金计划”，中央补贴3.49亿元，省级补贴5.04亿元，分别占保费收入的18.24%和26.35%。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在甘肃省加快经济发展同时，资金缺口仍需中央政府补贴，因此，既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转移补贴，还要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资金使用监督，避免寻租、资金缺位错位使用情况，确保资金用在最主要的地方。此外，一些特色性、经济价值高的果蔬类农产品，农民投保需求受到地方财政压力和省政府保险任务计划限制，只能部分投保，保险覆盖率较低，亟需财政补贴的持续增加。乡村振兴需要继续推进“一县一品”“一村一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相关农业保险则因产品特色多处于创新试点环节，并由县级财政主要补贴，而省内高贫困率意味着多数县级政府地方财政有限，无法承担高额保费补贴，保障规模有限；农民的低收入也制约了自缴保费比例不能太高，这就导致“全而弱”的恶性循环。从长远发展来看，甘肃省农业保险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仍需中央财政的大力扶持。

（二）提升农民需求

提升农民需求是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根本。按照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中确定的中央补贴品种，除育肥猪实行“成本+目标价格”保险、由农户承担20%的保费以外，其他实行成本保险，农户承担保费占比5%-30%不等。其中，承担比例最低的是公益林，农户仅分摊5%；商品林分摊比例最高，需分摊30%；马铃薯、能繁母猪农户分摊20%，玉米、棉花、冬小麦为15%，青稞、藏系羊、奶牛为10%。苹果、中药材、肉牛、肉羊、蔬菜、鸡等省级补贴品种则区分农户贫困程度，贫困户承担10%，非贫困户承担20%。与此同时，作为成本保险，相关补贴品种的保额根据开办时的物化成本确定，从300元到10000元不等，费率从2%到6%不等。据统计，2007年，全省农户自筹保费546万元，占总保费收入13%；2019年，自筹保费33380万元，占比20%；2007-2019年间，农户累计自筹保费12.02亿元，仅占保费收入的16.3%[6]。传统补贴品种保额与现行物价增长速度的脱节，使农户享受低费率同时，又认为成本投入和保险赔付之间有差距，尤其是设施投入大的高经济价值农产品，更因保障程度不高而降低了农户投保意愿。这就需要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在产业脱贫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产业振兴，提升农户手工技能，增加稳定的从业工资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从而可持续地提高农户可支配收入，在现有消费基础上满足农业保险费用开支的增长，从根源上缓解甘肃省农业保险投保率低的现状。此外，还需加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改善农户传统“认栽”观念。在偏远农村地区，保险普及力度并不乐观，一些农户只知道社保，对农业保险知之甚少。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政策环境下，乡村干部以及农业、保险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应深入村社，积极开展农业保险普及宣讲会，为农户们讲解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理赔案例，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农户意识到“以小换大”的风险防范重要性，了解农业保险的功能，积极配合国家政策的顺利开展，增强参保积极主动性。同时，利用“抖音”、“快手”等民间流行并易于接受的短视频方式，找当地已参加农业保险并获益的农户做代言，多做产品介绍和优惠政策宣传，从而提高农业保险投保率。

（三）提高保险公司供给积极性

1.继续推行并落实财政部规定的有关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升税收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鼓励并吸引保险公司主动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提供更多的农业保险服务，积极协助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2.引入更完善的竞争机制，建立多元主体的农业保险市场。截至目前，甘肃省尚未有专业性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服务，农业保险由综合性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并只占各经营主体业务的小部分，这就使服务专业性欠缺，在产品设计和费率厘定及条款制定上专业性不强，提供服务的积极性和质量也劣于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未来可以在提升经济发展、确保并增加地方补贴的基础上，吸引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来甘肃拓展业务，增加市场竞争力，提升服务质量。3.规范保险经营管理，提高理赔效率和精准度。《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地方政府要结合自身财政情况增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引导保险机构到农村基层网点，下沉服务重心，开拓新型农业保险产品试点范围。因此，一是甘肃省政府要进一步结合乡村振兴发展需求，科学确定保费补贴机制，推动“以奖代补”政策的试点；二是现有从事农业保险的各家保险公司应加大对农险业务的重视，积极创新农业保险产品类型，增加对乡村振兴中“一村一品”的高经济价值特色农产品保险保障，明确理赔范围，做到精、准、细。在现有成本保险为主，试点产量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产值保险、“保险+期货（权）”等产品形式的格局中，根据保障对象的特殊性，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普及。三是提高理赔服务质量，及时赔付，增强保险信誉度，提升农户投保热情。四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展农业保险的产品宣传、开发创新，完善省内“互联网+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推进农业保险承保的电子化发展。

参考文献

[1]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计划的通知

[2]甘肃省保险行业协会.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召开农业保险工作联席会议[OL/ED].

[3]王曼丽.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D].2021年甘肃农业大学硕士论文，第18页；

[4]李永海、潘菊霞.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陇东学院学报2021（5）：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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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管理学；优势学科；江西

中图分类号：C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05－0114-04

学科是高等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和龙头，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基本平台，是高校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没有一流学科，就没有一流大学。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两大重要学科，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深刻反映了经济与管理类人才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本研究拟以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优势学科建设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现状及发展对策，这无论是对江西高校的发展，还是对江西经济与管理英才的培养以及江西崛起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的意义与内涵

“最古老的行当，而最时兴的职业”，这是陈岱孙先生对经济与管理工作的定义。正在发生迅速而深刻变化的中国呼唤着众多经济类、管理类英才，而这又取决于高校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学科建设是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骨干力量。学科建设的目标在于提升学科水平和竞争力，而学术队伍的科研水平、规模、结构和影响力是评价学科水平的重要标志。其中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者等领军人物的数量，是评价学科队伍水平的基础指标。人才培养的规模和质量，研究生教育规模、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创新度、的数量和质量，全国优秀博士硕士论文等是评价学科人才培养能力的重要指标；科研成果的数量和层次是最能代表学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这些也都可以作为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建设的重要判断标准。

弄清楚学科的划分与界定以及经济学与管理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是有必要的。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学科的门类也不尽相同。我国现行的学科分类主要有三种：(1)

《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的学科划分，

(2)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对学科门类、二级类和相应专业的划分，

(3)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关于学科的分类。本文采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划分方法。依据该标准，学科门类分为12种，经济学和管理学就是该分类方法下的两个学科门类。其中，经济学包括2个一级学科，16种学科、专业；管理学包括5个一级学科，14种学科、专业。

从学生培养的角度来看，2009年许多大学按大类招生，即实行宽口径、大类培养模式，这有利于学生奠定更坚实的经济学、数学和英语的基础，具备更强的发展潜力。此外，许多高校也都在实行经、管融合式的改革，从部分重点高校学院命名(例如经济与管理学院)也可略见一斑。凡此种种，都显示出经济学、管理学交互融合的趋势。

二、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在全国的影响和地位

1、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据统计，十五期间，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下称重点研究基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95项，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51项、在国外学术刊物上2413篇，人均在CSSCI期刊上6篇、以基地名义出版的学术专著人均两部。因此，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管理学)重点研究基地名称及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所高校和地区在该学科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

从区域分布来看(见表1)，重点研究基地70％以上都集中在东部地区高校，中部次之，西部最少。具体就管理学而言，东部地区高校占了六个。中部地区仅有一个，西部地区为零。就经济学而言，东部所占比例仍然占绝对优势；中部为四个，其中包括南昌大学的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西部地区有四个。

不难看出，中部地区人文社科总体实力，明显低于东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人文社科领域内，中部地区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实力相对更弱，基本与西部地区持平，这与中西部地区亟需经济学、管理学人才现状极不相符。

具体就江西而言，在中部八个省份中，共有一个管理学重点基地，四个经济学重点基地，武汉大学和吉林大学各占两个，南昌大学一个，即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这意味着，江西仅在研究中部经济方面占有一席之地。

2、国家重点学科

由于在学科方向、学术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条件建设等方面，国家重点学科都具有风向标意义。因此，国家重点学科的数量及学科门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高校和地区学科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教育部2007年公布的国家重点学科中包括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其中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所覆盖的二级学科均为国家重点学科。由于一小部分一级学科下只有一个二级学科(即此一级学科等同于二级学科)，大部分一级学科下有若干个二级学科；考虑到可比性，也不失参考意义，我们以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总数前三十名的高校为指标度量各省份的学科地位和影响力。

从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总数前三十名的高校来看，位于中部地区的高校有六个，分别为：武汉大学(排名第7位，46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排名第8位、45个)、哈尔滨工业大学(排名第12位，40个)、华中科技大学(排名第16位，37个)、中南大学(排名第18位、33个)、吉林大学(排名第19位、32个)；位于西部地区的高校有两个，为四川大学(排名第10位，43个)和西安交通大学(排名第16位、37个)。中部八省份除江西、山西、河南没有外、其他各省都有，其中湖北还有两所高校。

具体从经济与管理重点学科来看(见表2)，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中，理论经济学东部高校有5所，中部仅为武汉大学一所；应用经济学东部高校有4所，中西部均没有；管理科学与工程东部高校有6所，中部高校有4所，分布在安徽、黑龙江和湖南(2所)；工商管理东部高校有4所，中部没有，西部仅有西安交通大学。可见，对中部地区而言，在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领域处于绝对劣势，在理论经济学和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尚有一席之地，尤其是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遗憾的是，目前江西均无缘于上述国家重点经济与管理学科，在全国甚至在中西部地区都处于一个急需进步的地位。

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中(见表3)，经济学中，东部地区有20个，中部地区有六个，分为为华中科

技大学的西方经济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财政学和金融学，武汉大学的金融学，湖南大学的国际贸易，吉林大学的数量经济学；西部地区有七个。管理学中，东部地区有16个；中部地区有三个，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会计学，华中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与管理，武汉大学的社会保障；西部地区有三个。可见，中部地区在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会计学、社会保障以及农业经济与管理等方面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只是，湖北、湖南、吉林等省的经济与管理学科在中部地区处于前列，江西省在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上都没有国家重点学科，这更凸显了江西在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方面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3、博、硕士点数量及排名

博士点、硕士点数量是衡量经济与管理学科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这里以涵盖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大文科为例进行说明(见表4)。江西高校现学位点名次在全国排名第23位，排在其后的8个省份除海南为东部地区外，其他均为西部省份。也就是说，江西在中部地区排在最后。从博士点数量看，江西省远低于其他中部省份；硕士点数量比山西和安徽多，比其他省份都少。

总体来看，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整体实力较弱，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有限。从重点研究基地看，江西仅有一个，为南昌大学的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且颇具区域特色。然而从国家重点学科看，江西的重点研究基地并没有相应经济与管理重点学科的支持。大文科的博、硕士数量及学位点排名，江西更是处在中部地区的落后位置。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远不能满足江西经济发展的要求。

三、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的比较分析

省际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的不足.而省内之间的比较则有利于摸清家底，有针对性地进行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这里以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所列出的江西15所高校为例进行分析。

从表5可以看出，以社科活动人员指标来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江西财经大学、南昌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三个学校社科活动人员总数占江西15所高校社科活动人员总数的44.5％。从发表学术论文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江西财经大学、南昌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其论文总数占江西15所高校论文总数的50.5％。从研究发展经费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其经费总和占江西15所高校经费总额的60.3％。从课题总数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和江西财经大学，其课题总数占江西15所高校课题总数的58.8％。也就是说，这三所学校人文社科资源及成果占了江西高校的半壁江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江西财经大学、南昌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是江西人文社科研究的中心。

进一步从职称结构上我们还可以发现，在江西15所高校中，江西财经大学无疑是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大本营。从经济学科讲，江西财经大学正高、副高和讲师分别占江西15所高校总数的比例依次为55.2％、44.7％和19.9％；从管理学科讲，江西财经大学所占上述比例依次为36.2％、33.0％和36.9％。这意味着，在现有江西15所高校中，经济学和管理学各层次学术队伍三分之一都集中在江西财经大学。

从江西省重点学科来看，江西高校“十五”重点学科共72个(给经费的46个和自筹经费建设学科26个)，共安排经费750万元。其中，经济与管理学科有14个，经费共100万。14个省级重点学科中，江西财经大学9个。“十一五”江西省重点学科经济与管理类中，江西财经大学又新增西方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共11个，在江西高校中名列第一，产业经济学且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总之，无论从现有学术队伍、科研发展，还是已有重点学科基础来看，江西省高校经济与管理优势学科呈积聚江西财经大学的明显趋势。而从省际之间的比较看，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整体实力较弱，与江西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不相符合。为了更好培育经济与管理英才，服务江西经济发展，江西有必要建设和发展经济与管理学科，尤其是江西财经大学的相关优势学科.努力建设成江西首个经济与管理国家重点学科。

四、促进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优势学科建设的政策建议

1、发展思路上，对于现有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优势学科要进行改造、调整和拓展，形成经济与管理交互融合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经济与管理优势学科的发展要“有扬有弃，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依托现有基础，保持特色和传统，又要敢于高瞻远瞩，面向国家需求和学科前沿，找准突破口，拓展学科发展领域和空间，还要打破学科壁垒，面向科学问题凝炼优势学科方向。

2、学科培育上，在研究国家重大需求、判断学科方向未来发展空间和前景的基础上，明确学科发展重点领域。以发展重点为核心，引导学科建设资源的配置。可考虑把产业经济学发展培育为国家重点学科，这样既能与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遥相呼应，更能满足江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之客观需求。

3、学术队伍上，凝聚现有经济与管理学科尤其是产业经济学领域的优势资源，打造一流的创新团队。在大批引进吸纳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同时，以拓展出国进修、优化在职培训、强化科研激励等多种形式进行存量师资的国际化转型，造就一支在中部领先、在全国有影响的经管研究团队，为国家重点学科的申报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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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航。梁星，刘航.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及经济学学科建设[J]；经济纵横，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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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3）08-0036-01

所谓农业技术推广是指通过试验、示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形式，将应用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的相关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普及应用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全过程的活动。现今，伴随着我国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经济体制变革的不断深入，农业技术推广除了单纯地推广农业技术外，还蕴涵着教育农民、组织农民和培养农民的义务，甚至可以将之定位为改善农民实际生活质量和提高农民收入等的社会教育活动。但从目前农村农业技术推广情况来看，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一、当前我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1.没有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现有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在国家统一部署之下，对推广中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进行统一的分配与管理，对于重点的技术成果也是采取统一的推广方式。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技术研究与技术推广之间存在隔阂的问题，而且科、教、农三者之间也没有良好的互动关系，使得大多数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单纯注重农产品的种子与肥料，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并没有落到实处。

2.农业技术推广方式相对比较单一

综合当前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方式，基本上还是延用传统中的那套陈旧推广方式，即以试验和示范为主，把农业技术普及到具体的农业生产活动当中去。这种农业技术推广形式注重的是单纯的技术推广，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重要因素。如果仅仅是在生产技术上做文章，却忽略了产前和产后的工作，最终就会导致资源的浪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等诸多问题。从根本上来讲，这种推广形式并不利于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不足

我国每年农技推广经费约占农业生产总值的0.2%左右，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占到0.5%左右，而发达国家则一般占到0.6%～1.0%。从投入资金存在的巨大差距来看，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必须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才资源，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由于我国用于农业技术推广上的资金严重不足，不能满足实际推广工作的需要，导致了其被动局面的产生。

4.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制约了他们接纳现代化农业高新技术的积极性

由于农民受到知识水平所限，个人缺乏对新兴农业技术的了解和兴趣，因此影响了农业高新技术成果的推广工作。农民们在使用高新技术之前，都会在内心先打一打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普遍都会对即将投入的成本和将来所能获得的收益进行横向比较，只有当结果显示为收益大于投入时，他们才会选择使用高新技术。在另一个方面，农业高新技术在使用之初也确实蕴含着一定的风险，这让农户们更加谨慎地投入资金和劳动力，所以他们大多对农业高新技术保持着观望态度。

二、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中存在问题的解决策略

1.探索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农技推广新方式

一是结合当地的区域产业特色，建设和扩展新技术和新品种的展示示范基地，将基地做为标本，向农民直观地、形象地展示和介绍新技术和新品种所创造的显著经济效益，从而提高农技推广工作的说服力和农民接受新技术和新品种的积极性；二是通过实施科技进村入户工程，建立起“专家—技术指导员—科技示范户—普通农户”四位一体的“立体化”科技进村入户推广模式，实现农业技术和农民的“零距离”接触，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三是对测土配方施肥、高产创建等重大技术示范推广项目，通过下乡进村巡回宣传宣讲、广泛张贴宣传资料以及发放“明白纸”等形式进行连续性宣传活动，大幅度地提高技术推广活动的影响，促进技术推广工作的有效进行；四是通过“三电合一”（即电视、电话和电脑）的现代信息技术，及时为广大农民提供咨询服务，不断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

2.加强农民带头人的培养工作，建立农业技术协会

任何新生农业技术的出现，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得到普及和推广，因为只有经过实践证明确实有效才能拥有说服力。为了加快新生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推进速度，在推广过程中可以挑选和培养一批有科学头脑的农户做为带头人，因为他们的科学思想意识强、文化素质较高，并有一定的抗风险意识，这样的农户敢于尝试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然后推广人员可以将这样的农户所取得的超额经济效益做为活生生的样例，让其他农户真真切切地看到，这才是最有现实说服力，这对农业技术的推广才是最有促进作用的。可以成立农业技术协会来加强对农民带头人的培养，让农户带头人感觉到自己是有组织依靠的，并且要针对农业技术带头人制定一定的鼓励政策和优惠政策，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增强他们使用新的科学技术进行农业生产的自信心。

3.改革和优化农技推广用人制度

增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能，建立和完善一套完整的、科学的人力资源运行管理制度，是推进基层农技推广工作创新的关键所在。本文建议基层农技推广系统在内部用人制度上，积极推行聘用制，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三公”原则，推行农技推广执业资格制度，推行全员考核制度，以此作为人员续聘、解聘和薪酬调整的根本依据。在分配机制上，将贡献、绩效与收入挂钩，对有突出贡献的人员要实行科技重奖，从而调动和激发相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使农技推广人员安心本职工作，应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待遇，可考虑将农技推广人员的工资、补贴及其他推广业务费纳入财政全额预算，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促其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不为身处“农门”而苦恼。当然，其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制定科学的用人制度，并采取强力措施使之得以落实，这样就可以在全面提升推广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使得他们清楚推广人员应遵循的职业道德，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最终成为一个受农民欢迎的农技推广人员。

4.建立多渠道的农业科技推广投融资体系

应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多渠道农业科技推广投融资体系，从而提高农技推广体系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能，这也是推进基层农技推广创新的必要保证。建议强化财政拨款的主渠道作用，增加农技推广的投资总额，不断改善投资的比例和结构，省级和地方各级财政在适当增加经费投入总量的同时，也要逐步完善农技推广投入的分布结构；在逐步建立多渠道的投融资体系的同时，应鼓励农技推广部门兴办经济实体，但要正确处理好农技推广与经营创收之间的关系；在争得试验和示范专项推广经费之后，相关部门和人员要认真研究和探索重大农业创新技术，取得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的技术突破，这种良性的经费使用方式无疑可以为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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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  山东德州   253000）

 

摘要：近年来，中国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外众多学者就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政策建议，其中农业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带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尤为引人注意。本文从农业产业集群的定义、形成机理、特点、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等几个方面对当前关于农业产业集群的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进而指出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希望对进一步的研究和农业产业集群的政策制定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农业产业集群   形成机制      发展模式    问题

 

一、         农业产业集群的定义

农业产业集群的概念来自于产业集群和农业自身特点的结合。国际经合组织(OECD)将农业产业集群定义为一组在地理上相互临近的以生产和加工农产品为对象的企业和互补机构，在农业生产基地周围，由于共性或互补性联系在一起形成的有机整体。OECD的定义是将农业产业集群视为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的一种升级，但这一定义缺少对于集群内部主体地位作用的描述。而国外有关农业产业集群的研究通常与涉农产业（agribusiness）、食品加工业集群(food processing industry cluster)、农业企业集群(agro—enterprise cluster)结合在一起的。美国Oklahoma商务部(2005)把农业产业集群概括为农业生产、农业支持和增值加工三部分。Kulshreshtha＆Thompson(2005)也认为农业与食品产业集群(agriculture and food clusters)由农业生产、食品加工和农场投入制造3个子集群(sub-clusters)组成。国外的这三种定义强调了农业产业集群所包含的各个环节，但同样忽视了集群内部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定义。

国内学者多是基于Porter提出的产业集群概念来界定农业产业集群的内涵，却未体现出农业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特殊性。个人认为农业产业集群应该定义为以传统农业活动为基础，以农业合作社和现代农业企业为主导，以高校、银行等服务机构为辅助，以市场为导向，以集群内部的分工与合作为媒介而形成的囊括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部环节在内的系统，在特定地域空间上集聚的现象。

二、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

农业可以算作是可再生资源型集群，所以，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农业资源禀赋的空间分布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分工与协作、农民企业家、集群的外部性、制度等因素也影响着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是由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的相互作用决定的，两者共同催生农业产业集群。王锦旺等(2008)认为关键组织或个人的市场观念、创新素养、资源意识、组织和运作内外部资源的能力、市场行为等方面决定的基本营销素养是农业产业集群形成必不可少的因素。

三、农业产业集群的特点

农业产业集群既有产业集群的某些一般特点，又有自身的独特性。宋玉兰、陈彤(2005)认为农业产业集群的特点包括网状的产业链、农户是基础单位、农业合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基础设施现代化、地方文化根植性强。刘中会（2009）认为农业产业集群具有显明的地域性、产业价值链较长并具有网络特性、农户是农业产业集群的基本经济主体、较高的农业技术水平、发达的农业合作关系等五个特点。个人认为，农业产业集群与一般工业产业集群的最大区别在于农业产业集群的地域性更强，即更加依赖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此外，农业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与农户的竞争合作关系也是农业产业集群的一大特点。

四、农业产业集群的类型和发展模式

由于主体要素、集群结构和发展环境的差异，农业产业集群存在着不同的发展模式。王建国（2005）按照农业产业集群发展阶段和专业化程度,把其划分为“公司+农户”型、龙头互补带动型、市场中心型、纵向一体化型和同心多元化型几种模式。向会娟等(2005)提出培育农业产业集群的三种模式：农业高科技园模式、中心企业型模式、市场型模式。叶依广等(2006)以江苏省为个案，认为农业集群的成长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路径：市场创造模式、地理品牌驱动模式、先导企业带动模式。

五、我国农业产业集群存在的问题与研究展望

综合来看，目前关于我国农业产业集群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但是当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突出体现在当前的研究多是从宏观的角度去研究农业产业集群的特点、模式、作用、存在的问题，并没有从企业、农户以及整个产业链条上各种主体的关系的角度去研究各种主体在集群中如何做出决策，如何针对其他主体的选择做出调整等问题，没有能够阐明企业与农户是什么关系、企业间是什么关系、企业、农户与各种中间机构是何种关系？创新是如何被激发、传播的？其次，没有文章对农业产业集群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分析描述。从前段时间农产品价格上涨可以发现，集中的作物生产销售为投机行为提供了机会，从而对粮食安全等问题产生一定影响。再者，在集群中，农户对于动植物品种的选择往往是基于市场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与粮食政策的冲突。 最后，当前的研究以理论分析为主，计量分析较少。

我国国土面积广阔，自然资源丰富多样，在多种农产品的生产上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掘农业产业集群的经济效用对于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提升农业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国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前景必然十分光明。当然，我们也需要清楚的看到我国当前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以这些问题为导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便能够更加有效的推动我国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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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极大的提高，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不断加大，消费的观念也从传统的单一向现代的多样化、快捷化转变，人们不但要求生鲜农产品新鲜、卫生、营养，而且还要求品种多样，不管是在产品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生鲜农产品特有的易腐易损性，限制了物流时间的上限和物流半径，加之生鲜农产品物流技术、基础设施和信息化等因素，制约着生鲜农产品流通，传统的生鲜农产品物流模式已不能很好的满足消费者产品更高要求，这些都制约着生鲜农产品产业的发展，这不仅浪费资源，还削弱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影响企业的发展和农户的收入。如果能理性的分析影响生鲜农产品物流效率的各种因素，然后通过分析这些因素的变化规律并预测物流模式的演进方向，将对实践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1.背景介绍

杭州市是浙江省的省会城市，中国江南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南翼中心城市，是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杭州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生鲜农产品的物流发展也十分迅猛，物流销售模式也多种多样，如批发农贸市场、超市、网上交易、第三方物流等，但是目前杭州生鲜农产品的销售仍以传统方式为主。

2.杭州超市的生鲜农产品物流模式

随着超市发展，进入超市的生鲜农产品数量种类不断增加，这必然导致整个农产品生产及流通的深刻变革。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农产品价值，发展农产品物流业，成为连锁超市企业除降低物质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外的“第三利润源”。

目前杭州有的大型超市超过30家，小型连锁超市更是随处可见。超市的生鲜农产品物流配送主要是有生鲜配送中心配送、供货商配送和第三方物流三种。其中以生鲜配送中心配送为主，供货商和第三方物流为辅，且第三方物流发展的并不完善，一般都只是起到了“送”，其他业务开展的并不多。

杭州超市主要有世纪联华、联华、欧尚、好又多、物美、乐购和麦德龙。他们分布在杭州各个城区，有大型分店和小型连锁店，其中世纪联华和联华的小型连锁店最多。超市生鲜农产品的主要物流过程如上图。

3.杭州超市农产品物流现状分析

杭州市经济发达，人们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人们对日常必需的生鲜农产品也越来越重视和关注。而超市作为现代生活消费的重要场所，超市的生鲜农产品及其物流效率也备受关注，所以本次调研将对杭州市内超市的生鲜农产品物流现状信息进行调研。调研的方式为问卷调查，主要针对有生鲜区的大型超市，共发放问卷96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96份。杭州大型超市主要包括世纪联华、联华、欧尚、好又多、物美、乐购和麦德龙等。问卷回收后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频数分析、对比分析等。以下是数据分析图表。

3.1超市销售生鲜农产品的优势

从图表显示可以看出影响超市生鲜品销售的因素，其中产品价格占57.3%，显示为最影响销售的因素，其次是产品质量，在后来是销售环境和服务质量。每个人的消费倾向有所不同，影响消费的因素也不尽相同，但是从图中还是能的出大致趋向——消费者都想购买到经济又健康的生鲜农产品，这是可能是因为近年来屡屡爆出的问题食品，使得人们在购买生鲜农产品时对质量越来越看重。

3.2超市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3.2.1生鲜农产品物流存在的问题

虽然物流体系日渐完善，但还是有很多问题存在。从上表可以看出目前超市在配送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产品的质量问题，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占总量的44.1%，其次是20.7%的产品到货时间不准确。这些问题存在一定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主观因素可能是超市对产品的源头，过程，销售等质量检测和信息化管理没有到位，而客观因素可能是一些物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因素。

3.2.2影响物流效率的原因

表3　现阶段影响物流效率的原因

影响物流效率的原因很多，而且是各方面的。从表中可以看出个因素的比重都相差无几，这也就说明了，这些原因都很重要，对物流的过程影响都很大，虽然不可能全部改善，但企业要从长期的角度去看，根据自己的主要的问题去改善物流，提高物流效率，节约物流成本，赢得更多的商机。

3.2.3解决方案

超市物流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解决的办法也是不同的。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目前超市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完善物流基础设施，物流基础设施是物流正常运行的基础，是整个物流过程的基础。其他的健全物流管理体系、加强物流技术、物流人才培养也是很重要的，他们都是发展高效物流的保障，是现阶段超市完善物流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4.总结

杭州经济发达，超市行业也是迅速的崛起发展，但从调查中得知超市生鲜物流中仍存在不少问题。超市销售生鲜农产品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所以超市有时为降低物流成本，而不顾生鲜农产品物流的效率，而物流效率影响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生鲜产品的新鲜质量。生鲜农产品的数量种类在超市商品中的比重虽有所增长，但超市主要销售的还是其他日用品、零食、酒水等。顾客在超市购买生鲜农产品在很大的程度是因为“随便”，并不是特地为买生鲜产品而来的。生鲜农产品的质量好坏会虽然会影响销售，但是影响的程度不会太大，而超市提高物流效率，其结果可能是未知的。

从超市生鲜农产品的长期利益来看，提高生鲜农产品物流效率是必须的，超市作为现代消费场所必将期待农贸市场，所以提高生鲜农产品的综合实力，平衡影响因素间的关系，缓解解决物流中存在的问题是超市的首要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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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玉霞.鲜活农产品流通模式的国际比较及其借鉴[J].商场现代化,2008,(1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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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影响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因素的研究

李欣广(2002)等对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双向开放与国际合作中的农业问题作了具体分析，他们认为中国与东盟的农业都不是很发达，都面临着欧美加澳新（新西兰）等国发达农业的冲击。因此，中国与东盟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外部竞争。孙笑丹(2003)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数、需求反应度指数以及贸易分散度指数分别从产品和市场的角度分析和比较了中国与东盟农产品出口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三国的农产品贸易无论在市场结构还是在产品结构上都存在很高的相似性：在出口对世界需求反应程度方面，中国的产品结构反应水平高于东盟三国，但是市场结构反应水平低于东盟三国，反映出中国农产品出口开拓市场的能力不足等问题。彭茵（2006）分析了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的优惠性政策安排——早期收获计划。通过对早期收获计划框架的研究，她指出了早期收获计划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和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她认为应该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贸易的经济合作，取得共赢。在研究农产品贸易方面运用比较多的模型是1951年由泰森斯基提出的恒定市场份额分析。(ConstantMarketShareAnalysis，简称CMS)模型。KevinZ.Chen，LianXu和YufengDuan（KevinZ.Chen，LianXuandYufengDuan，2000）利用CMS模型对中国1980－1996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在此研究时期出现了下降趋势，而政府农产品贸易政策改革加剧了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国外还有不少研究涉及到东亚和中国农产品贸易问题，这些研究多是利用CMS模型侧重分析国家和区域之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变化的研究。在针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双边贸易关系实证研究不断增多的前提下，能够发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在1998年之后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并且利用CMS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波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文献还是不多的。

三、关于CAFTA建设对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

周建明等（2007）的研究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推动了广西对东盟贸易的发展。从2004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农产品关税开始下调后，广西与东盟各国的贸易额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增幅大都超过20%，增长幅度最大的文莱甚至高达167%。与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贸易的增幅都超过30%。“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初建成效。但仍需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进一步挖掘潜力。卢肖平（2006）对中国东盟十国农业具体的现状贸易方案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在CAFTA框架下相应的政策建议。韦红（2006）运用区域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的理论：指出了CAFTA对中国南方农产品不利，而有利于北方农产品的观点。吴士存、朱华友（2006）具体分析了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五国的经济现状，指出了具体农产品种类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并简要分析在CAFTA背景下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刘仁伍（2006）具体分析了2006年东南亚经济运行情况，并指出了在CAFTA背景下我国农业的出口机会于以及有待改善的地方。吕玲丽（2004）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中国和东盟各国农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进行对比，认为：随着CAFTA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规模将不断扩大，贸易的种类将呈现多元化；中国与东盟主要农产品比较优势呈现互补;尽管中国在农业上的比较优势不及东盟主要国家，但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却显示出了非常强大的比较优势。孙雨嘉（2007）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发展农业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已处于起步阶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加强双边的农业合作可以通过加强制度合作，最大程度利用现有资源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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