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西域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

“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不是传授语法知识，而是培养交际能力；学习者产生的语言不仅要符合语法要求，而且要符合社会规范，要合情合理，贴切得体”(刘润清，1999：161)。“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D．Hymes)在1972年提出的。这一概念与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Competence)相对立，既包括语言能力，又包括语言运用。

随着交际能力概念的提出和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习得任何语言都要习得其语用规则和文化”(刘润清，1999：167)。每一种语言都有其语法规则，同时又有一套自己的语用规则(即如何得体地应用语言完成人际交流)。这套语用规则与其所属文化密切相关，它涉及到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生活方式、民族心理、审美观点等。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不同语言群体的文化不同，其语言使用规则也不同。要实现与不同群体的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离不开对对方文化知识的了解。因此，要学习一门外语，从而获得以这种外语为载体的良好的交际能力，就必须习得它所承载的文化知识。

外语文化习得不同于母语文化习得。母语文化习得是与语言习得平行进行的，中国学生在习得母语语言知识时，也同时习得了正确得体地运用母语的文化知识；而他们学英语或其他外语时，往往强调语言知识、语法规则的学习，而忽视了这种外语所承载的文化因素的习得。因此，即使是语言能力强的优秀外语学习者，也极易在与该族语人的交际中产生语用失误、交际障碍，甚至是文化休克(CulturalShock)，其后果是严重的。正如著名语言学家Wolfson曾指出的那样，外语学习者与讲这种语言的民族人交际时，他们的发音或句法错误往往可以被容忍，而他们违反语言使用得体性的现象则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因此，要获得与讲外语的民族的人进行顺畅交际的能力，就必须在学习外语语法知识的同时习得其文化知识。

二

在认识到文化习得对外语学习的必要性后，不少研究者开始了对文化习得的研究，并提出一些理论框架。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较有影响的是文化适应模式(theAcculturationModel)。其主要观点是：外语学习是文化适应的一部分，学习者对目的语的适应程度决定其习得外语的程度。换句简单的话说，学会一门外语同时也是学习、适应一种外国文化。这种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对在自然环境下外语学习的研究。学习一种外语的过程就是逐步适应这种新的文化的过程。这是因为语言既是表现文化的主要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通常学习一门外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学习者对讲这种语言的该族人的看法和态度。学习者要学好这种语言，就必须了解和适应该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体系和信仰体系，以及涉及到的文化格调、风俗习惯、交际系统等。文化适应模式还认为，学习者对外语文化的适应程度表现在他与该文化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如何。一个学习者作为其母语民族的一个社会成员去接触另一个民族的成员时，会有诸多社会因素影响到他的态度；这些因素构成他去适应新文化、学习新语言的社会距离。心理因素则是由学习者自己的情感因素所决定的。

我国学者高一虹曾提出一个“1+1＞2”的第二语言习得模式。她不仅认为语言习得的同时又是文化习得，而且认为两种文化的融合会在学习者身上造就出一种新的人格。学会第二语言之后，两种语言的文化在该学习者那里就不再是水火不相容的并存，更不是一种文化代替另一种文化，相反，两种文化会相互作用，学习者会加深、拓宽对第一文化的认识，又因移情作用对第二文化也会有深刻的理解。这样的学习者比不懂第二语言的同族人对母语文化的优点更加欣赏，对其局限性也更加敏感，而且比不懂第二语言的外族人对第二文化的特点看得更清楚，对其优点感受更深。这种强烈的双文化意识使学习者的创造潜力得以发挥。如果他的造诣很深，他很可能有时比本族人还本族人，比外族人还外族人。这种新的人格的转换过程，不是从第一文化到第二文化的横向转换，而是从低级需要层次向自我实现状态的纵向超越。

三

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它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文化习得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并非易事。文化习得与外语学习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我们要正确对待二者的关系，不能把部分等同于整体，也不能以整体来代替部分。对于中国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文化习得的问题，众多学者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但至今未有定论。笔者认为，文化习得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习得应以目的语文化的主流文化和共时文化为主。同一语言群体往往是多种文化的有机复合体，其中有主流文化，也有属于各种不同群体的亚文化。如在美国社会中，来自东方的亚裔美国人的文化和来自非洲的美国黑人文化等都是亚文化。作为外语学习者，我们应习得其主流文化，因为主流文化代表着目的语语言群体绝大多数人的文化取向。此外，文化不是始终如一的，它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任何语言群体的现实文化都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我们应对其共时文化的历史沿革有所了解，但文化习得的重点应放在其现阶段的文化内容上，因为它代表目前文化的发展水平及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二，文化习得要消除文化定式、减少偏见。文化定式（Stereotypes)是一种整体式的文化取向，即把某一文化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当做该文化的代表的—种倾向，其结果是每个文化群体的成员都被当做其所属群体的代表而具有此群体的文化特征。文化定式使得人们用过分简单的语言概括并描述目的语文化，而忽视了其文化的个性。例如，有人这样概括：中国人好客，美国人富有、慷慨，黑人擅长音乐、舞蹈和体育运动，犹太人聪明，德国人呆板、僵硬，日本人雄心勃勃，非洲人懒惰、随遇而安。这种文化定式忽视了目的语民族的个人文化特征，无疑对交际是不利的。文化习得就是要让学生避免戴着文化定式的眼镜去接触目的语文化。因此，我们在以目的语群体主流文化为主要内容进行文化习得时，还要兼顾主流文化内不同群体的亚文化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尽量接触一些其社会阶层、年龄、性别等不同的群体的亚文化，使自己对目的语语言文化的理解具体化。

偏见是“以一种错误的或不可变通的概括为基础的一种反感心态。这种心态也可能表达出来，也可能被别人知觉到。它可能是针对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群体，也可能针对某一群体的个体”(贾玉新，1997：106)。偏见不是一般性的看法错误，它和文化定式一样，具有执著的情感内涵：它对使其改正的证据总是固执地抵抗；它是僵化的、不可逆转的、不可改正的态度；它基于错误的判断或先入之见，是对别的群体或个人采取的否定态度，是一种不健康不合理的心态。偏见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人际交往。因此，为了能与目的语文化的人进行成功交际，我们应通过必要的文化习得减少偏见，使学习者对待目的语文化有一个健康平和的心态。

第三，文化习得要克服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WilliamGrahamSummer(1940)认为，民族中心主义是指“某个民族把自己当做世界的中心，把本民族的文化当做对待其他民族的参照系；它以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行为，并把自己与其他文化隔离开来”(贾玉新，1997：108)。这常常是无意识的产物——人们经常理所当然地认为，与其他民族或群体相比，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社会语言规则等更加真实、更加正确。民族中心主义是一种普遍现象。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群体成员都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程度不同的民族中心主义。由于民族中心主义对非本民族文化的人认识有错误，容易造成对其行为的错误解释，导致不同民族或文化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甚至相互仇视；由于它认为本民族文化是天下唯一合理的文化，还会导致文化冲突。此外，民族中心主义使自己产生优越感，以自己的文化准则去衡量非本族成员的行为，并试图改变他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它是对交际影响较大的一种心理因素，不利于跨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化习得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克服民族中心主义。只有多了解、多接触，才能为降低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创造机会。通过文化习得，我们最终应以习得文化的文化相对主义为目标。所谓文化相对主义，即一种文化中的行为只能用其自身的准则去理解和评价。这意味着，在跨文化交际中，只能用对方文化的信仰、价值观、社会规范等作为标准来解释和评价其行为。

文化习得不仅是学习者获得目的语文化知识的过程，而且是其获得文化意识(CulturalAwareness)的过程。文化意识意味着学习者认为文化都是平等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属性，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优于或劣于其他文化。要获得文化意识，学习者必须对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要走出母语文化的窠臼，以局外人的眼光来审视和反思母语文化，这样可以减少偏见和降低民族中心主义；同时，我们还要以局内人的眼光来审视目的语文化。只有通过习得其主流文化和了解其亚文化，我们才能够消除文化定式，才能够切身地从目的语文化成员的角度来衡量和评价其社会行为和语言行为，就像胡文仲及高一虹在《外语文化与教学》中指出的：“只有了解外国文化，才会对本民族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只有懂得了本民族文化，才能更好地掌握外国文化。”

参考文献：

篇2

二、英语文学学习的重要性

首先，赏析英语文学文化赏析有助于培养学生对英语的兴趣。学生只有对所要学习的内容感兴趣，才能在轻松的学习中获得好成绩。因此，在当前的教育形式下，教育者一定要打破传统英语教学记单词学语法的方法，尽最大可能的不要让学生产生厌倦的情绪。文学是人类文化的高级体现，其语言工具能够形象的反映生活，抒感与表达思想。读者可以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体会到作者的思想元素与思维方式，这样学生内心深处的美感才能被有效的引发，并产生强烈的共鸣。具体到大学英语课堂上也是一样，学生会在文学作品的熏陶中体会到英语学习的乐趣。其次，赏析英语文学能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赏析英语文学作品，不光能够让学生了解到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常识，且文本中的词义、意象、情感、意境、主题、思想与社会意义也都能够在赏析的过程中实现重新建构。教师在引导学生赏析英语文学文化赏析的过程中，应该为学生创造一个能够运用英语文学技巧的机会，这样既能够让学生理解作品中的具体事实，也能够进一步理解作品中抽象的概念。学生的理解，包含对字面意思的理解也包含对英语文学文化赏析作品更深层次的理解，教师引导学生赏析英国文学，能够让学生更加深刻的领会作者的态度，意图与某段某句中的逻辑关系，最终根据所分析出的结论对所要学习的内容进行必要的判断。这样不光能够扩大学生的词汇量与锻炼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最终也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实践到所学到的语言知识。此外，赏析英语文学文化赏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大学是培养一个人人文素质的摇篮，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很多大学的英语教育还在过分强调学生的英语学习成绩，很多教师引导学生考取这样那样的证书，结果让学生疏于思考。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教师首先要从乏味的说教中走出来。将人文教育有效的引入大学英语课堂。学生一定要阅读，赏析与评论一定量优秀的英语文学作品，才能掌握正确的语言使用方法，最终成章成为有情怀与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与此同时，在学生不断阅读英语文学的过程中，还能感悟历史与感悟人生，在潜移默化中完善整体人格，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进一步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

篇3

中图分类号:G623.3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语言是人在劳动中创造的,习语是语言特征的集中反映,是文化的载体,习语又是语言的精华。习语一词的含义甚广,一般指那些常用在一起,具有特定形式的词组,其蕴含的意义往往不能从词组中单个词的意思推测而得。习语通常包括成语、俗语、格言、歇后语、谚语、俚语、行话等。其表现形式音节优美,音律协调,或含蓄幽默,或严肃典雅,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妙趣横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习语是语言的精华,它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内涵。语言是为人类各种活动服务的,而习语恰好生动地反映出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广义的习语包含比喻性词组、俚语、格言、俗语、谚语、典故等,是语言发展的结晶。英语语言历史悠久,包含着大量的习语,它们或含蓄、幽默、或严肃、典雅,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形象生动,妙趣横生,给语言增色不少。

二、英语习语中隐含的历史背景

1、罗马帝国时期产生的习语。

公元前49年,罗马执政庞贝和元老院共谋进攻恺撒。当时恺撒的领地和意大利本部交界处有条小河Rubicon。恺撒不顾一切,悍然率领军队渡过此河与庞贝决战。在渡河时他说“The die is cast.”骰子已经掷下,表明义无反顾。过了河,他还烧毁了渡船,(bum the boats)逼得士兵毫无退路,只好勇往直前,打败了敌人。

就是这样一段历史故事,在英语中留下了几个常见的习语:cross the Rubicon(渡过鲁比肯河)喻意决定冒重大危险,采取断然行动;burn one's boats(烧掉自己的船)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The die is cast(骰子已经掷下)预示着事情已经决定,再也不能改变。

2、a baker's dozen:面包师的一打

典故:15世纪,英格兰出售面包是论“打”(一打十二个)的。那时面包师的名声很坏,面包常不够份量。因此,官方立下法规:凡出售不够份量面包的面包师要受重罚。手工造的面包很难每个重量一样都合标准,面包师为了避免受罚,每打面包再增加一个,故有a baker's dozen=13之说。又有人说,面包小贩以一打(12个)的价钱购进13个面包,其中一个作为赢利。

3、a bed of roses:安逸的生活;舒适的生活;玫瑰花坛

典故:玫瑰花是英格兰的国花。自古以来,玫瑰花被西方人看得特别高贵,它不仅被当作欢乐、安逸、荣誉、幸福的象征,而且被誉为尽善尽美的典型。相传古罗马人炫耀其生活的极度豪华舒适和无比欢乐安逸时,常把玫瑰花撒在床上。本语a bed of roses便来源于此。本语常用于否定句中,多含有贬义。

三、英语习语体现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习语的产生与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密切相关。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而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英语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而汉语是“挥金如土”。英语中有许多关于船和水的习语,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习语,如to rest on one's oars(暂时歇一歇),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all at sea(不知所措)等等。

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东风”即是“春天的风”,夏天常与酷暑炎热联系在一起,“赤日炎炎似火烧”、“骄阳似火”是常被用来描述夏天的词语。而英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英国的夏季正是温馨宜人的季节,常与“可爱”、“温和”、“美好”相连。莎士比亚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把爱人比作夏天,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四、与有关的习语

与有关的习语也大量地出在在英语语言中。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相关的习语如Go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也有Go to hell(下地狱去)这样的诅咒。

现代英语中大量习语,源于宗教活动、仪式和《圣经》故事。《圣经》已然成为英美每一个家庭必备的读物。随着基督教义的传播,《圣经》中的许多句子和短语被人们广为传颂,久而久之就成了习语。

如:Drop in the bucket/ocean沧海一粟。英语典故习语多来自《圣经》和希腊罗马神话,如Achilles' heel(唯一致命弱点)、meet one's waterloo(一败涂地)、Penelope's web(永远完不成的工作)、a Pandora's box(潘多拉之盒枣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等。

五、结束语

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不仅仅只是书本上的语音和语法规则,还应包括对这种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及社会风俗习惯等知识的获取。因此,如果不清楚习语的文化背景,或单从字面上进行解释、翻译,难免误入歧途。

我们学习习语绝不仅仅是为了掌握它的“认知意义或词典意义”,而要了解语言词汇特定的文化内涵,也只有做到对词汇文化内涵及文化差异的深刻理解,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使用习语。习语不仅有助于英汉互译水平的提高,它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美国家的民族习惯和民族心理,所以学习语言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与之相关的一切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篇4

全球化趋势和传播技术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国语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8个主要的现实关切问题紧扣时代,寻求着文化调适的途径。

关键词：传播学跨文化传播

在传播研究的广阔领地中，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是跨学科知识交叉融汇的产物。学术关怀总是基于现实关怀，跨文化传播研究也是如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地球村”正在形成的今天，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沿贴近时代变迁的敏感点。本文试图疏理这一学科分支的理论思想源流，并说明它的现实关切所在。

一、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论

从六十年代兴起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即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分属于不同文化范畴的人们在日常的互动过程中彼此之间的沟通；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基于不同文化的符号意义系统的差异和类同的传播的可能性与可变性；三、上述两个层面形成的实际传播过程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的变化，由此传播过程决定的文化的融合和变异。

早在1942年，美国哲学家和美学家苏珊·朗格（S.K.Langer）认为，传播的最根本形态是人的内在传播（intrapersonalcommunication）。人类试图通过符号了解他的存在的环境，这就是传播的起点。基本的传播研究是围绕着“符号－对象－心灵”三者的关系展开的。由于人们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不同，对于外来讯息的处理也就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原本在同一文化范畴内，人与人沟通时会发生正常的误解；然而当人们跨越文化产生互动的时候，尤其是试图跨越那些价值体系差异较大的文化，正常的误解就会被夸大。这不仅给个人之间带来意义读解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疏离，而且引起文化族群关系的失谐和冲突。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显得更加突出了。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特殊视角，要解除的是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的绝对边界。它的中心课题是要研究那些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观念信仰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说明和理解意义。这一研究的目标有三个：1、描述特定文化之间传播的性质，揭示文化的异同；2、基于对文化异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们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传播差异的途径；3、最终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创造和分野的进程。

一般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传统主要来自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修辞学。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着重通过对单一的或多边的文化行为作经验性的考察，进行文化的可变性的分析。人类学，主要是认知人类学（Cognitiveanthropology）深入观察社会成员之间的认知性关系的构成。认知人类学相信，文化是由决定行为的不同的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这些结构可以通过数学的或逻辑的方法加以分析。他们采取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analysis）试图在语言范畴与指称对象、概念和事件之间确立一种相关性，进而建构出人们应对社会现实的规范模式。然而这些研究仍然碰到了元语言的问题。例如成分分析涉及到对于文化成分的分类，就受到元语言的束缚。而认知人类学比较偏重于口语和称谓（名词），对于实际的传播行为缺少分辨，将认知结构片面的等同于词语和意义的双重结构，忽略了认知也是活的生成机制。认知人类学在试图解释文化问题时，面对更加复杂的对象，显然缺乏对其研究工具的局限性的警觉。

现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关注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决定和创造意义。文化人类学同时关注到行为语言、口语和非口语等表现形态。它不只是记录观察结果，更强调行动者作为特定社会成员和文化分享者的意义。在不断的解释意义的行为中，人们彼此建立起可以预期的信任关系。文化人类学在结构功能主义之后，转向象征－符号学的方法。格尔兹（CliffordGeertz）发展出比文化可变性分析和文化成分分析方法更加经验直观的浓密描述法（thickdescription，一译作“深描”），这奠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最为突出的不同于主流传播研究的方法论面貌。格尔兹同过去的象征人类学家相区别的地方在于，过去的象征人类学家过分受到结构－功能主义传统或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制约，强调符号体系的自主性；或者采取“符号决定论”的观点。（例如，“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格尔兹却采取对某一文化事象（仪式、游戏、生活时间程序）的浓密的描述，展露出个人经验与群体经验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从而暴露出潜隐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忠实地记录观察结果，而是试图透过经验观察，从微观的知识层面出发而达至对整个文化体系的解密。①因此，这一立足于微观的经验观察的方法获得的不是表象的累积，而是活生生的文化机制的图景和情境。

修辞学方法一直是传播研究得以借鉴的重要的工具武库之一。布尔克（K.Burke）在60年表《作为符号行为的语言》、《动机修辞学》，拓展了古典修辞学的边界。布尔克认为，任何有意义的行为组成为连串的修辞，因而也可以将修辞视之为传播行为的分析。他的修辞学含有对文化可变性的选择。首先，有意义的行为与修辞的规定之间的同一关系，正是创造意义的过程。跨文化传播研究者正是要揭示出修辞规定（文化设定）和传播交流（行为机制）之间的对应变化。其次，修辞学不应只是研究语言，诸如音乐、舞蹈、艺术、仪式都是有意义的，因而也都可以被看作是修辞的。修辞学所要探询的是，在这些意义表达形式中，不同的文化又是如何沟通的。相比之下，认知人类学只是通过有限的语言学关注研究对象，过于局限于语言，将语言看作文化的渊藪；文化可变性分析只是关注于传播对文化变迁造成的结果，都没有集中研究主体对于现实如何形成观念的机制，正是这种观念才规定了人们的文化认同。

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启示意义的是布尔克提出的戏剧学的视角（dramatisticperspective）。所谓戏剧学的视角是将语言看作行为的基本模式，而不是当作传输信息的载体。戏剧学视角是一种分析工具，它强调，对人类行为的描写，应当将其看作由动机驱使的、创造意义或被安置意义的存在。人们是通过有意义的行为来创造现实的。现实的结构是一个分享符号的过程。人们既要用行动去安置世界的符号意义，又要不断地根据符号化的世界校正自己的行为。因此，对于文化的边界，即人们分享意义的边界，要进行反身性（reflectivity）的追问。从戏剧学的视角出发，文化可变性分析，将文化变迁孤立起来观察，忽略了文化的情境（culturalcontext）；而文化成分分析，集中研究作为认知关键的语言，分析了许多有意义的行为类型，但是忽略了语言是已经被创造出来的意义系统。事实上，意义是要通过不断的信息刺激，在人们心里引出反身性的确认才可能建立的。

二、80年代以来的理论模式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通常从1959年霍尔（E.T.Hall）发表《沉默的语言》算起。霍尔在书里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术语。他的著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0年中为美国的外援机构培养外事人员时使用的。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它的实践和战略训练背景。20世纪，在美国的历史上，出现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移民浪潮在80年代之后，更见高涨。移民带来了紧迫的和更加普遍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最近20年的美国式的跨文化传播的经验实证研究，也是基于这一背景。

罗杰斯（E.Rogers）在《传播研究史》里，追述了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着美国的移民问题是传播研究的传统性课题。以帕克（Park）为代表的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很早就关注移民溶入新国家的文化历程。帕克从移民引起的社会问题出发，关注到传播和互动在社会分层及文化融合中的作用。霍尔则更多的从行为科学着眼，分析了分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行为类型、学习特点、接受和反应方式。霍尔并没有局限在量化和实验研究的范围，他将应用性的研究和质化分析（逻辑的分析）结合起来，在60年代中期，发表了《隐藏的维度》。进入80年代以后，代表跨文化传播研究基本趋势的是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汀-图梅（S.Ting-Toomey）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Theory)以及菲力普森（G.Philipsen）的“口语代码”理论(SpeechCodesTheory)。这些理论的总的特点是将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到更加精细的水平。

古迪昆斯特从对于“陌生人”的传播困境的发现开始研究。所谓“陌生人”，包括侨民、新到者、新成员、暂时逗留者、闯入者、边缘人、新移民、旅居者等。这是随着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古迪昆斯特发展出一套对“陌生人”进行描述的技术，集中研究他们的伦理认同、交游类型、话语类型、感知习惯、自我意识和自我训诫。古迪昆斯特发现，所谓陌生人现象，只是跨文化传播的普遍规律的表现。对于陌生人传播困境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要发现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有效的传播是经由何种条件达到的。他指出，三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陌生人的焦虑和未确定性。三组表面性因素是：动机因素（需求、吸引、社会义务、自我概念、对新的信息的开放程度）、知识因素（知识期待、信息网络的分享、对多种观点的知识、对可供选择的解释的知识、关于同一的和差异的知识）、技能因素（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种观点的能力、适应沟通的能力、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调适行为的能力、搜集适用信息的能力）。这些因素的非平衡交互作用，导致陌生人面临传播情境产生焦虑或未确定性。有效的传播是对焦虑和未确定性的管理的结果，是将误解降低到最低水平。②

汀-图梅的“面子-协商”理论对于东西方文化造成的传播差异作出了有趣的解释。她指出，在每一种文化里都有某种用于协商的“面子”。面子是一个关于在公众中建立的自我形象的隐喻。营造面子是一套操作，包括面子策略的扮演、语言和非语言的动作、自我表现行为、印象管理互动等。霍尔曾经把文化分为“高度语境文化”（highcontextculture）和“低度语境文化”（lowcontextculture）。汀-图梅则作了更具体的解释。“高度语境文化”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在既定的文化系统中解释信息时，强调意义对语境（context）的关联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任何解释都是联系到语境的解释，从而没有绝对固定的解释；意义依赖于语境而不是被固定于语词。“低度语境文化”如美国、欧洲等西方文化，则是更加重视语言符号本身既定的意义和意思。语言和符号的既定意义在“高度语境文化”中，不是意义的最重要的来源，意义只是隐含在语境和关系当中的。隶属于“高度语境文化”的成员，崇尚集体需求和目标，将它置于个体需求和目标之上。假定说，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个体的决定都会影响到群体中的每个人，那么，个体的行为就理所应当受到群体规范的控制。是“我们”而不是“我”才代表最高的认同。相反，在“低度语境文化”中，个体的价值、需求、目标均高于群体。个人权利比群体责任更值得重视。“我”自身的认同才是最高的认同。霍尔以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差异为例，指出“高度语境文化”更多的依靠非语言传达，更习惯于将人群区分为“我们”或“他们”，更关心外来者进入“我们”的圈子时，是否能举止恰当，并不关心外来者究竟如何想、其真实的态度或感情如何。“低度语境文化”则认为，人们所用语言表达的就应是他真实的思想感情，沟通成败全系于能否恰当和准确的表达。因此，在后者看来，“高度语境文化”是含义暧昧的文化。在既定的语词辞典中，很难掌握到确切的解答。这样，分属于两种文化的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误解。问题是，这两种文化如何达到沟通？汀-图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对“自我面子关切”和“他者面子关切”的协商式行为，达到沟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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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图梅认为“面子”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类。“低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消极的面子，“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积极的面子。所谓消极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间，避免他人侵害个人的独立自治，“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现出对他人自由、空间和某种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义为“消极”或“被动”性的，是因为这类面子，主要作用是维护自我的最起码的尊严，不具有对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所谓积极的面子包括“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给面子”（Face-giving）。“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极高的价值，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要面子被认为是最合理的。“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在心理动因方面，显然消极的面子谋求“个体自治”，积极的面子谋求“群体包容”。不同的文化类型决定了不同的保全面子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不同的处理冲突的方式。群体价值导向的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积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亲切随和、协商妥协、退缩、避免冲突，也就是通过不断的“给面子”，来满足人们的“要面子”，从而化解冲突。个体价值导向的低度语境文化，追求消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决问题式的，或者通过竞争，谋求独断权威。③也就是说，彼此都要保全面子、找回面子，只能订立契约；或者订立基本游戏规则，按照规则竞争。只要是按照规则竞争的，无论输赢，都有面子。汀-图梅对于两类面子的分别，实际上揭示出面子（自我的公众形象）是个体在群体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符号资源。这种符号资源，深刻地联系着个体的心灵-人格结构、关于安全和恐惧的潜意识（消极面子），还深刻地联系着人与人之间建立的权力支配关系、礼仪交换关系（积极面子）。

菲里普森的口语代码理论，是通过对于各种亚文化群（如街角青少年、酒吧男人、少数民族）的观察研究提炼出来的。他发现，口语是最为突出、隐秘的文化代码。日常口语的语速、语调、语词、语气、语句、口音等包含了心理、社会、修辞的文化区隔。讲话的意义是通过言说者和倾听者在沟通时使用口语代码而创造和解释出来的。意义不是固定在语言当中。口语交谈的亲近距离，反映了交谈者之间的或亲密或疏离或共谋的关系。菲里普森指出，符号、意谓、约定、规则的文化意义通常是存在于口语代码里，而不是在正规的交谈里。他将这些意义归纳为三个高度结构化的文化形式：1、口语里的文化神话——这是占据着人的想象，并向人提供着各种解释、讲述着关于他们和别人的故事的叙述模式；2、口语里的社会戏剧——在特定的口语代码里，深嵌着生活的规则；这种规则是经由人与人的交流反复考量确证才证明了合法性的；这种社会戏剧是一种公开的对质，它包含着针对他人行为作出评判的道德规则；3、口语里的图腾仪式——这是一种传播的仪式（communicationritual），口语交谈是一连串由行为组成的语句，它是精心的表演，表现出对于值得敬畏的对象的敬意；一场好的谈话是将自我、沟通和关系融为一体的极大的彼此尊敬，它使参与谈话者完全沉浸其间，建立起一个听觉的私密空间；谈话不是要解决每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而是要将人们聚拢来，表达他们的个性，建立彼此的认同，体验某种亲昵之情。菲里普森的理论，受到来自批判学派、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学派的批判和补充，以至将口语代码与两种基本文化的分类相对应：集体主义的文化——等级体制——寻求敬意的口语代码——男性的世界；个人主义的文化——平等体制——寻求尊严的口语代码——女性的世界。菲里普森的理论的价值在于，他将口语共同体和文化的边界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精致地观察文化的传播机制。④

三、学科前沿和现实关切

如果说，跨文化传播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分支，是与玛格丽特·米德、本尼迪克特、霍尔、古迪昆斯特等人的名字相联系的话，它的兴起显然不只是纯粹的学术兴趣。它是同殖民、世界大战及其战后改制、后殖民、现代性、全球化趋势等人类历史的极其深刻和广泛的变迁联系的。这就决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现实关切正是它的学科推进的动力。

关于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的比较由来已久。当美国占领日本强迫这个东方法西斯国家接受现代改制时，占领者就在保护日本的原有文化和将它改为一个建设性的现代国家二者之间，反复权衡。固然文化寄身在制度里，但是，制度也是由文化所派生。20世纪多少冲突是由文化差异引起的，几乎难以胜数。文化，也不是简单的与国家概念相同一，更不是与疆域概念相一致。如上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揭示出文化的类型差异，可以是全球的、国家范围的，也可以表现为一国内部的、甚至是一家内部的。即使在个人的行为和心灵中，也会有文化的冲突。

在所谓高度语境文化的国家里，现代教育有时扩大了代沟，增加了个人的文化困扰。因为，传统的教育是通过文化语境的教育，是生活实践的教育，不只是认字识数。现代教育基本上是西式教育，即采用低度语境文化的教育模式，注重科学技术知识、研究物理，照本宣科。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人们仍按照传统习惯行事，讲究人际关系、潜移默化、心照不宣。这样，受过系统现代教育的人，到了社会上，反而显得不会办事。教育模式与文化语境的断裂，自然导致个人的生活实践和人际交流的困扰。更加麻烦的是，随着全球覆盖的传播网络的延伸，信息大量地快速流通，个人被负载着不同的文化意义的符号所包围。个人的价值系统、认知系统、行为系统发生紊乱，文化的冲突从外部转到内部，跨文化传播也就成为内在传播的一个新现象。这导致了我们今天特别关注的文化认同（文化身份）危机。

西方和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欧洲文化研究理论，都将文化认同危机看作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边缘文化价值的发掘、多元文化主张、重返民族主义都是比较激进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跨文化传播研究要温和得多。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早期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全球战略的工具。今天，它仍然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有潜在的影响。但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似乎抱持着关于人类文化共同体的理想，怀着文化对话、理解直至达成共识的浪漫期盼。

现代性和全球化瓦解了文化的边界，瓦解了文化的防护系统。当文化日益成为拼盘，文化是否还成其为文化？跨文化传播研究所要获得的知识，与其说是建构新的文化，不如说是寻求调适文化差距或文化冲突的策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知识原理，转化成为一种自我管理调适技术、人与人沟通的技巧、不同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的协商谈判策略；转化成跨国促销的形象设计和诉求方式等等。

近些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的是新的时代背景：全球信息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网络社区的形成、全球和区域经济组织与跨国公司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民族国家、信息技术对军事冲突的控制能力增强、大规模的移民、急速推进的城市化、网络技术和自然语言的结合、全球文化市场扩张、国际品牌的形象认同……跨文化传播的紧迫性凸现出来。这一学科的前沿性的课题是：1、从霍尔的跨文化传播训练发展为量化的训练，在跨文化传播中引入人际传播、心理控制的技术；⑤2、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继续古迪昆斯特等人的研究，提出普遍适应性理论，忽略移民或其他新来者的行为动机，着眼于人们对于共同的适应经验的分享，集中研究如何适应；3、安德森（M.L.Anderson）、科林斯（P.H.Collins）等人代表着一种多元文化的和文化播散的观念。他们关注的中心是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偏见、自我观念、权利等差如何在人的内在的传播互动中发生影响；⑥4、发展传播研究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结合，集中研究政府、各种组织的经济、政治、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与另一种文化相比较的标准，特别是研究“创新—扩散”模式，新的观念和方法如何有效的得到推广；⑦5、分析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如媒介网络、市场跨度的全球化和形象、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本土化；全球媒介环境对国家政治稳定、社会改革的影响；6、提出多元化还是单极化的争论，在政治传播层面，是人权与国家孰先孰后；在文化层面，是文化多元还是文化霸权；民族语言的独立性和纯洁性的护持问题；民族语言的国际化的可能性；7、左翼传播学者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扩张的警觉；关于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分析；8、关注现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问题。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问题随着全球信息传播和人员流动加速而变得十分普遍和深刻，人们正在日益走向一种混合形的、拼接性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深度的文化依存（亲密关系结构、情感心理依恋、意象和意义分享、仪式和习俗效应、宗教或其他信仰的情怀、代际传承关系、历时性等）正在由横跨度的文化配置取代。横跨度的文化配置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按照功能角色搭配的、在交往的情境中展现的、缺乏固定结构的漂浮的文化、模仿的追随时尚的文化、仰慕强势和世俗成功的文化、共时态的混杂的文化。只有当横跨度的文化配置成为人们的主要文化生存方式时，文化认同危机自然会发生。应当说，文化认同问题是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跨文化传播研究正从不同角度对上述课题进行探索，以求有助于人类的跨越文化边界的沟通和自我拯救。

注释：

①C.Gree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NewYork:BasicBooks.1973.《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W.B.Gudykunst,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CurrentStatus,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ory,R.L.Wiseman(ed.),Sage,ThousandOaks,Calif.,1995,

③S.Ting-Toomey,InterculturalConflictStyles:AFace-NegotiationTheory,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YoungYunKimandWilliamGudykunst(eds.),Sage,NewburyPark,Calif.,1988.

④G.Philipsen,ATheoryofSpeechCodes,inDevelopingCommunicationTheory,SUNY,Albany,N.Y.,1997.

篇5

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生米煮成熟饭。西方以面包为主食，含“bread”的习语有：butterbothsidesofone’sbread喻“在同一时间从两件事中获利”；breadandbutter喻“谋生之道、饭碗”；breadandwater喻“简单的饮食，粗茶淡饭”；quarrelone’sbreadandbutter喻“自砸饭碗”；butterup喻“巴结；讨好；过分恭维”，等等。可见面包在英民族中的地位。政治、经济和科技。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映中国国情的时政词汇也成为习语，例如：“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科教兴国、“三农问题”、外向型经济。英语中一些经济活动词汇也泛化成了习语，以business为例：Businessisbusiness（公事公办）；togetdowntobusiness（认真着手办事），darkbusiness（暧昧勾当；诡秘勾当），toknowone’sbusi－ness（胜任自己所干的一行），monkeybusiness（胡闹），businessbeforepleasure（正事要紧；先务正业而后作乐），togetdowntobusiness（言归正传）。文学经典。希腊神话和基督教《圣经》文化是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它们给欧美文学提供了丰厚肥沃的土壤，对欧美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谈到英语习语的文学渊源，不只是英美文学本身，而是整个欧美的文学。远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近到现代的英美文学作品，都为英语提供了很多习语。如：AnAppleofDiscord（争斗之源，不和之因，祸根）；TheHeelofA－chilles亦作TheAchilles’Heel（唯一弱点，薄弱环节，要害）；TheTrojanHorse（暗藏的危险，奸细）。中国古代广为流传的哲理名篇和文学名著也给汉语带来很多习语，普通百姓都常常把这些习语挂在嘴边，如“三顾茅庐”。民族心理和认知。民族心理和认知主要反映不同民族对待身边事物的认知取向，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民族心目中可能存在不同的意义。以动物为例。凤凰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是传说中的鸟类，它在中国是富贵权势的象征，但在西方是再生之鸟，源自埃及“不死鸟”的传说，所以中文有习语“龙凤呈祥”，英语有“Riselikeaphoenixfromitsashes（从毁灭中再生）”。虽然在中国养狗当宠物的越来越多，但狗的形象在汉语中依然以负面居多，而狗在英语中的形象多是正面的，所以汉语有习语“狗仗人势”，英语有“Loveme，lovemydog”；我们说“力大如牛”，英语则说“asstrongasahorse”。当然，这种认知差异也与各民族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等各种因素有关。

民族价值观。中国人以谦虚为美德，“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对不谦虚的人的一种讽刺；而在西方，“谦虚”被认为是“自信”的反义词，许多习语对谦虚都持否定态度，所以有这样的习语：Modestdogsmissmuchmeat（谦虚的狗没有肉吃），Wherethereisfearthereismodesty（谦虚源于胆怯），Anexcessofmodes－tyobstructsthetongue（谦虚过分束缚舌头）。中国传统价值观总体取向是重义轻利，对金钱的态度比较含蓄，所以我们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或“视金钱如粪土”的说法。西方对金钱的态度则比较直接，其典型的民族特征是功利主义，只要钱来得正当合法就行，如：Moneyisthekeythatopensalldoors（金钱是打开一切门户的钥匙）；Moneytalks（钱能通神）；Beautyispotent；butmoneyisomnipotent（美丽是有力量的，但金钱更有权威）。中国人更注重集体观念，提倡“众志成城”、“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对生活的态度是知足常乐、适可而止、随遇而安。西方人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下面的习语体现了西方人个人主义价值观：Thesqueakywheelgetsthegrease（吱嘎叫的轮子有油吃／善于表现者能得到机会），EverymanforhimselfandGodforusall（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

国俗语义。语言学家李奇（GeoffreyLeech）把语义划分为七个类型：概念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主题意义，其中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属于联想意义范畴［2］。由于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相同或相似，人们所接触的自然界事物也相同或相似，但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这些相同或相似的事物背后的意义（即联想意义，联想意义具有民族语义特征，所以也叫国俗语义）就大不一样。例如，“狗”在英汉语中的概念意义是相同的，但联想意义就有很大差异：“狗”在英语中主要是积极意义，而在汉语中更多的是消极意义。再如，中国的“围墙”与西方的“fence（篱笆）”，两者都有阻隔的作用，但中国的围墙比较高，外人无法透过围墙看到里面的东西，所以，围墙有神秘感，既能阻挡外人随意进出，又有势力范围之意；而英语的“fence”多起到划界或自我保护的作用。所以汉语有“铜墙铁壁”，“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的说法，英语有“Goodfencesmakegoodneighbors（好篱笆成就好邻居）”，“Nofenceagainstillfortune（无篱可御厄运来）”等习语。总之，国俗语义是研究习语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视角。

篇6

二、重视第二课堂构建，善用多媒体技术

高中阶段的英语学习内容相对来说要丰富一些，难度也会大一些，所以仅仅依靠课堂上的学习，学生对英语的学习是会有一定的难度的，因此，教师还应在努力创设浓烈的英语文化氛围的第二课堂的同时，重视构建第二课堂，激发学生体验西方文化氛围的自觉性，进而使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得到进一步的延展，为学生提供一个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舞台才可以使学生真正理解西方文化，正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作为辅助教学的多媒体技术是教学的工具，教师在构建第二课堂的过程中应该善用多媒体技术。外语教学需要大量的信息，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上网查阅资料，了解文化背景和常识，培养学生的主动捕捉信息的能力，促进学生的文化传播意识的培养。例如，在学习《牛津高中英语》模块3的第三单元“Backtothepast”中reading“Lostcivilizations”这一主题有很多的信息可以挖掘。这一课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提前在互联网上搜集背景信息如布达拉宫、泰姬陵等，了解相关历史习俗和文化。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一些经典的电影片段的播放，例如《HarryPotter》、《TheTitanic》等经典的电影，学生会从中了解西方文化的习俗、艺术以及行为规范，接触到一些语言交际的方法，有利于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差异，从而达到西方文化渗透的效果。

三、创设实际语言环境，分方面进行练习

学习一门语言的目的就在于运用，高中英语教师应该抓住机会创设实际的语言环境，营造文化感知的氛围，让学生在实际交流中体会文化的不同。这有助于学生积累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培养学生语用的能力。课堂教学是宝贵的资源宝库，可以供学生进行尝试和探索。例如，可以在每天上课前5分钟介绍一个英语谚语、名言，分析其文化典故和所包含的内涵，或介绍一个节日的起源和庆祝方式，让学生去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欣 赏能力和消除由于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交际障碍很有帮助。也可以介绍一个典型的城市，让学生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并与本地相对比，从而让学生处于西方文化的氛围中去感受，从而学会许多课堂上不曾涉及到的文化背景知识。教师要注意让学生进行分方面的区别练习，中西文化的差异主要存在于价值观与社会标准、社会礼仪以及社会习俗、文化内涵这几个方面，教师可以依据以上几个方面来相应营造不同的语言环境供学生体验。首先是价值观与道德标准，西方人一般不会掩饰自己的自豪感，当有外国人夸奖你“YourEnglishisverynice”，而你却回答“No,myEnglishisverypoor”，这样的话容易被认为是十分虚伪的表现；其次是在社会礼仪上，若你用“Whereareyougoing?”这样的句子作为打招呼的方式很容易被认为是侵犯隐私的行为而招致讨厌，用“Howdoyoudo?”这样的句子打招呼会比较好；再次是在社会习俗方面，西方人认为白色是纯洁的象征，婚礼上传白色的婚纱，而中国的婚礼主要是大红色，象征喜庆与吉祥；最后，在文化内涵上，在中国龙被公认为象征着吉祥、神圣，而在西方国家，“dragon”则象征着邪恶，人们常用用“dragon”来形容那些凶暴的女人。教师应该善于为学生创设不同的语境，让学生分层次进行不同方面的针对性练习，这样学生的理解才会更加透彻，运用也会更加熟练。

篇7

这些教师必须意识到表达一段话和翻译一段话是不一样的。我们在用英语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有时觉得一种表达不妥当，或者太困难，就可能换一种简单的表达方式，而翻译出一段语言则不同，它要求翻译者要精准地表达原文的意思，且要让对方能够明了原文的意思。如果初中生尝试翻译一些文字，学生就不能逃避自己知识结构存在的缺陷。

比如以一句学生译一段中文小说为英语例，书中有一段话说“说曹操、曹操到”。学生感觉到这句话特别不容易翻译，因为外国人不能理解什么是曹操。可是用一般的指代名词来表达，又没有这般鲜明的语句表达效果。学生在仔细分辩文本要表达的意思，且认真地思索以后，使用这句话来表达这个成语的意思：“Whenwetalkaboutthedevil,hewillappear.”。学生认为，外国人不知道谁是曹操，但是外国人知道谁是魔鬼。

如果借用外国人人人都能理解且非常介意的魔鬼为指代名词，外国人就会明白这个成语的童思。教师引导学生用翻译的方法使学生正式中西文化的差异，可让学生自己检查自己的知识结构是否存在缺陷，当他们发现自己不能灵活地应用已经学过的英语知识的时候，他们就需要自主地去学习相关的知识。

2.使用交流的方法加深中西文化的沟通

篇8

我国幅员辽阔，由于山水阻隔，往来不便，古代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很大，自古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之说，这在方言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同一个县的方言往往有许多种，这种独特的文化环境使戏曲的创生和发展与地域文化有着不解之缘。

戏曲创生之时的宋金之世，我国处于南北分治状态，加之戏曲创生于民间，因此，建立在各地方言和乐曲基础之上的戏曲，一开始就是以不同的地域文化为土壤的。元代文人周德清在其《中原音韵》中指出，南戏之创生与南方方言关系密切。徐渭《南词叙录》在论及南戏及北杂剧之创生时也指出：“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

戏曲的发展也得力于地域文化。明代海盐、余姚、昆山、弋阳“四大声腔”――特别是昆腔传奇造成了继元杂剧之后的第二次辉煌，而昆腔传奇的发生发展与南方――特别是江浙的山川风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地方化”一直是戏曲发展的重要指向，戏曲的“全国化”通常以“地方化”为基础和途径的，没有“地方化”也就不会有“全国化”。目前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许多地方戏也正是这样形成的。如昆腔原为南戏流播到昆山与当地的语言、音乐相结合的产物，后来成为辐射到全国的“国剧”、“官腔”，形成了包容丰富的“昆腔腔系”，孔尚任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太行西北尽边声，亦有昆山乐部名”，可见其流播广远。昆山腔的“全国化”又是以“地方化”为基础的。例如，至今尚存的南昆、北昆、永昆和湘昆都是昆山腔流经这些地区，吸收当地地域文化而形成的昆腔支派。这些支派吸取了当地地域文化的养分，丰富了自己的表现手段，因而“声各小变，腔调略同”（王骥德《曲律》），以其同中有异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不同地域的广大观众。

地域文化的主导成分其实就是民间文化。正是这种地域特色鲜明的民间文化养育了古老的戏曲。戏曲与地域文化――亦即民间文化的密切关系在世界戏剧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古希腊戏剧诞生在雅典城邦，雅典城邦范围很小，几乎不存在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古希腊戏剧是由当时的雅典政府和部分权贵、富人所主导的，主要服务于上流社会，因此，古希腊戏剧多描写国王和天神，对地域文化少有依赖，她从诞生到消亡根本就不存在地域特色和地方剧种问题。作为西方戏剧的源头，古希腊戏剧的“一体化”特色对后世的欧美戏剧有着深远影响。

古代印度幅员辽阔，有种族博物馆和语言博物馆之称，种族众多和语言复杂是古代印度社会的一大突出特点。印度现有一百多个民族和565个列表部落，有179种语言和544种方言。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很大是古代印度的一大特点，地域文化对印度文化――尤其是俗文化建构的影响当远远大于我国。然而，由于梵剧是属于古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的艺术，主要服务于宫廷，其作者大多是宫廷文学侍从或皇室成员，主要采用婆罗门所使用的“雅语”――梵语，只有卑贱者和女性角色才使用“俗语”（亦即方言，主要由女性演唱的插曲――“达鲁瓦”也使用俗语）。梵语是贵族语言，普通民众不但不使用，而且是听不懂的。因此，梵剧与地域文化有关系，但远不像戏曲与地域文化那样密切。公元9世纪以后，印度的俗语戏剧兴起，梵剧就迅速衰落了。

古代戏曲以地域文化为土壤的生长条件和环境决定了她多样化的形态和风格。

地域文化与戏曲的形态和风格

地方剧种众多是戏曲的一大特色，祖国不同的山川风物养育了不同的地方戏，不同的地方戏满足不同地域观众的审美期待，正是这些有同有异的审美情趣铸成了戏曲大家族“和而不同”――一体化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品格。

祖国大家庭的众多地方戏都是华夏文化之树上的果实，因此，尽管成员众多，长幼有别，雅俗有差，但都具有“一体化”特征。古老的南戏和近百年才问世的地方戏、高原上的藏戏和海岛台湾的歌仔戏，都具有“以歌舞演故事”的基本特点。但戏曲对于世界剧坛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形态、风格的多样性，而不在其“一体化”程度。“一体化”程度高是西方戏剧之长，地方剧种众多则是我国戏曲的独特之处。

宋元戏曲有南戏和北杂剧之分，明清以降，众多地方声腔逐渐成为剧坛一道亮丽的风景，“南腔北调”争奇斗艳。“古四方之音不同，而为声亦异，于是有秦声，有赵曲，有燕歌，有吴Q，有越唱，有楚调，有蜀音，有蔡讴……世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由元迄今，不知经几变更矣……旧凡唱南调者，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数十年来，又有‘弋阳’、‘义乌’、‘青阳’、‘徽州’、‘乐平’诸腔之出。今则‘石台’、‘太平’梨园，几遍天下。”在地方戏普遍兴起的同时，由地方化到全国化又日渐成为戏曲发展的重要指向。

就古代戏曲而言，南戏、杂剧、传奇大体上都属于“曲牌联套体”，但这是三种不同形态的戏曲样式，在文本体制、音乐体制、角色体制和搬演体制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同属于杂剧的元杂剧和明清杂剧也有很大差别。元杂剧用北曲，而明清杂剧则既用北曲，也用南曲。元杂剧以一本四折一楔子为常格，但明清杂剧长的有十来折（有的也以“出”名之），短的仅一折。清代同治、光绪以降主导戏曲舞台的“花部”诸腔多采用“板式变化体”，其形态、风格又与“曲牌联套体”戏曲颇不相同。譬如，“曲牌联套体”的戏曲创作须“凛遵曲谱”、“恪守词韵”，文本的程式化程度很高，而“板式变化体”戏曲的剧本创作则不再守“套有定牌，牌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的曲律，文本的程式化程度大为降低，但京剧等剧种的表演程式化程度越来越高，表演技艺也越来越繁难，同样是在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戏，有的植根于民间歌舞，故以歌舞为主要表现手段；有的则植根于民间说唱艺术，故以“说”和“做”为特色。在角色体制上，有的以生、旦为主，有的以旦、末为主，有的以净、丑为主；在伴奏乐器上，有的以“弦”为主，有的以“管”为主，有的不用弦管而用锣鼓和人声烘托。

剧种众多、地方特色鲜明也是现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据统计，我国当代曾经拥有三百多个戏曲剧种，多数省份有多个地方戏剧种，地方戏已经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构成和资源，有许多地方戏堪称当地的“名片”，她集中体现了当地的人文精神和艺术智慧，承载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容。这种情况在当代世界戏剧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戏曲地方特色的形成，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宋元戏曲分为南、北二脉，与当时的政治格局和民族冲突是密切相关的。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生于乡野、长于民间的戏曲与极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关系密切。明代学人即已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王世贞曾指出：“大抵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虽本才情，务谐俚俗。譬之同一师承而顿、渐分教，俱为国臣而文、武异科。”“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王骥德也说：“南、北二调，天若限之。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画地而知也。”张琦曰：“心感物而成声，声逐方而生变，音之所以分南北也。”南、北戏曲是两大剧种体系，其中包含着多个地方剧种，这些同属一个“体系”的不同剧种，在形态与风格上又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例如，同属于南方戏曲的越剧、婺剧就风格迥异，同属于北方戏曲的晋剧、秦腔又大不相同。

戏曲剧种纷纭不类，一体而万殊，正是由于“声逐方而生变”――八方殊风、九州异俗，与方言关系密切的地方声腔也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换言之，地方戏争奇斗艳正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地域文化在戏曲舞台上的反映。民情风俗是不同戏曲声腔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土壤，它赋予戏曲以鲜明的地方特色和难以替代的艺术魅力。

地域性与戏曲的艺术生命力

我国戏曲宝库中的任何一个剧种都是有其地域属性的，即使是全国性的大剧种也是如此。例如，昆曲的“出生地”是昆山，京剧的“出生地”是北京（北平）。因此，戏曲的地域性特征是其民族性的具体呈现，取消或抹杀了戏曲的地域性也就等于否定了戏曲的民族性。戏曲的地域性也是其艺术个性的具体呈现，越是艺术表现力强、辐射范围广的剧种，其地域性特征也就越鲜明。因此，戏曲的地域性又是其艺术魅力之源，取消了戏曲的地域性也就等于取消了剧种的艺术个性，等于扼杀了戏曲的艺术生命。

然而，有论者认为，戏曲的地域性是分散的小农经济的产物，自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古老的戏曲之所以表现出严重的不适，正是因为这种只能蛰伏于一隅的乡土艺术与经济全球化、乡村城镇化的现代化“语境”格格不入。经济全球化、乡村城镇化的当代社会需要的是“超越国界”的“都市戏剧”，而不是“行之不远”的“乡土戏剧”。这些论者以为，戏曲的出路在于：抛弃地域性和乡土气息，向西方的音乐剧“靠拢”，追步“都市情味”。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经济全球化、乡村城镇化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确实对当代文化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使传统的艺术面临严峻的考验。当代戏曲发展应充分注意这一“当代语境”，充分利用文化交流的空前便利，大胆吸收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艺术资源，丰富戏曲的表现手段，建构具有现代品格和强大艺术感染力的符号体系，增强戏曲的辐射力，让古老的戏曲焕发青春，走向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以抛弃戏曲的地域性特征和乡土情味为代价。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是矛盾的。恰恰相反，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的多样性反而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在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之后，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物质满足的是人们的生理需求，这种需求是大体相似的，而文化满足的是人的精神需求，这种需求是个性化的，因而也是千差万别的。文化越是具有多样性，人们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就越能得到充分的满足。经济全球化的目标不仅是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更是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合理的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一个重要前提。如果文化的多样性被取消，人们的个性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合理的发展，而只能是日渐灭失，这岂不是开历史的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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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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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蓝色的贬义含义到了19世纪，“blue”的词性也被赋予了一定的贬义色彩，被认为是“indecent”不体面的或“obscene”猥亵的，“bluemovie”则成了“obscenemovie”，即的意思，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黄色”的贬义含义相似，其演变过程是受到一定的民间风俗影响，约定俗成地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bluebook”并不是“”的意思，而是指“蓝皮书”，即封皮为蓝色的官方出版物。另外一些带有贬义含义的“blue”表达，例如“bluetalk”指下流的言论；“bluesky”字面上是蓝天的意思，但是“blue-sky”则是形容词，用来形容那些无价值的、不保险的东西，“blue-skystock”指不可靠的股票。

二、黄色与蓝色的中西文化差异理解

除了上述提到的中国文化中黄色与西方文化中蓝色的相似之处，这两种颜色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还有其它的内涵意义，而且大不相同。

（1）黄色在中西文化里的差异黄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居“五色之中”，代表了一种勇敢干练的性格。例如，在中国戏剧脸谱中，典韦、张飞这样的勇猛干将就是用黄色作为他们的脸谱颜色。在心理学上的“黄色性格”，是指那些行动迅速、活力充沛、意志坚强、自信坦率的性格。黄色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明亮的颜色，代表着光明和希望，又与金同色，“黄灿灿”、“黄花闺女”这些词语内含其义。“黄”在传统文化中还有结束的象征。例如，“人老珠黄”形容人老了就不受重视，像珠子一样发黄失去光彩，英语翻译为“toloseone''''slooks”。总体来说，“黄”在中国文化中还是褒义居多，贬义含义也是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影响，但是黄色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这样的待遇，黄色在英语里常带有胆小的、令人讨厌的含义。例如“yellowdog”指卑劣的人；“ayellowlivered”在美语里是胆小鬼的意思。另外，“yellowbook”绝对不是“黄色书刊”的意思，而是指黄页，就是通常说的电话号码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