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态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形态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时间尺度特征是指对生态环境资源使用或破坏的时间长短。

在时间尺度上生态环境破坏行为具有短暂性,但对不同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持续的或短暂的,要确保在时间尺度上对资源利用的持续性。如河南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兴建了一批化工企业,留下了六百多万吨废料铬渣,因铬渣中含有致癌物铬酸钙和剧毒物六价铬且铬渣堆大多没有防雨和防渗措施,致癌物经雨水冲淋和渗透,成为持久损害地下水和农田的污染源。类似这种能导致持久性污染的违法行为,应从时间尺度上进行刑事处罚而且需从重处罚。因此,环境刑法的处罚需要依据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行为在时间尺度上影响的持续性和短暂性进行刑罚。

2.空间尺度特征是指生态环境资源利用或破坏在空间上的面积或体积大小的影响。

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具有空间约束,例如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必须受到环境刑法的保护;不同生态环境资源在空间尺度上破坏的影响具有很大差别,例如废气排放、水体污染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跨国、跨地区的影响,动植物资源破坏在空间尺度上具有局部性。不同区域空间之间的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和利用应确保相互间不为损害或要满足相互间的物质能量交换。因此,环境刑法的处罚需要依据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行为在空间尺度上影响的面积或体积大小进行刑罚。

3.承载尺度特征是指生态环境资源依据本身的物质结构和生态功能的背景值

能够承载本身具有的物质或功能最大上限值和能够承载不是本身具有的物质或功能的下限值。例如鄱阳湖的重金属的铜背景值为0.0008-1.118mg/L,上限值为1.118mg/L,若某个企业或公民排污的水中铜的含量超过上限值多少倍进行环境刑法处罚。因此,环境刑法的处罚需要依据生态环境资源本身的物质结构和生态功能的背景值在承载尺度上进行刑罚。

(二)环境刑法实施目标

环境刑法要规范企业、社会和公民的行为,在生产经营程中,既要遵循生态环境规律,又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环境刑法要保障“生态环境规律与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和影响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和相互制约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存的和相互协调的关系;环境刑法要确保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遵循“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一生态经济规律;环境刑法最终要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可持续性发展。

二、环境刑法的现状和缺陷

为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国家先后制定颁行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法律规范。“法典式”是我国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要立法模式,各种破环生态环境的犯罪在刑法典中都有具体的法律规范。“法典式”立法模式有利于确保对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有利于达到威慑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和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科学化。

(一)环境刑法建设现状

我国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经历了近35年,跨越四个发展历程:

1.1979-1988个别条款阶段。

环境犯罪的条款始于1979年颁布的我国第一部《刑法》,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对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是在个别条款中出现,没有专门为保护生态环境设置章节,主要原因是当时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的矛盾不够突出。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主要以行政处罚和民事制裁为主,刑法处罚为辅。

2.1988-1997附属刑法和单行刑法增补阶段。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对生态环境资源需求旺盛,各种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日益增加,现行刑法中的个别条款不能对生态环境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凸显环境刑事立法的滞后。为弥补环境刑法滞后于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客观现实,我国通过制定附属刑法和单行刑法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加以惩罚,如1988年通过的《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

3.1997-2001设置专节阶段。

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中第一次对保护生态环境设置专节,为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行为提供了更有力的刑法保障。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第六节以专节形式设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9个条文,14种罪名,并第一次将单位规定为环境犯罪的主体,这表明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正式实行双罚制。

4.2001-2013完善阶段。

随着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新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不断出现,为快速制止这种行为并在实际司法中有效处理,国家通过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方式,颁布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条文。如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环境刑法存在的缺陷

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规范经过35年的发展逐步完善,但环境刑法在现行的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缺陷:

1.环境刑法立法理念未从保护生态规律角度修订。

我国所制订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规是从某一生态环境因子考虑,没有从生态系统或生态规律角度去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搁置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议,就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需要而言,环境污染犯罪的治理内在地要求以整个地球生态的均衡发展为目的来设计治理机制”。这种观点体现了人是生态环境中的一种生物,包含其中。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人类才能生存,社会经济才能得以可持续发展。

2.保障生态经济发展的环境刑法法规没有发挥威慑功能。

环境刑法具有极强的威慑效果,体现在两方面:威慑已经环境犯罪之人重新犯罪;威慑一般人实施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破坏生态环境经常伴随的是生态系统破坏和生态环境背景值改变,例如矿山开采导致植被生态系统无法恢复到顶级生态系统。由于生态系统恢复困难,因此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应采用刑罚加以威慑。发挥刑法威慑功能目的在于保护生态环境规律,防止环境犯罪行为的扩大。英美法系国家等采用刑法的威慑功能,在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均已取得良好的效果。

3.环境刑法的刑罚配置体系不够完善。

除遵守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外,环境刑法的刑罚配置还需要根据环境自身的特点设置。刑罚配置体系需要根据生态环境资源时间、空间、承载尺度特点来设置,因为不同的破坏环境行为具有不同的科学特性,例如重金属污染具有潜伏性、长久性、科学证明的复杂性等特点。通过刑罚配置量化指标体系建立,则可以依据环境犯罪刑罚配置数量和严厉程度对其进行刑罚。从量化指标解决刑罚判断标准,防止刑罚过重需要社会支出的绝对增加和刑罚过轻又不足以震慑环境犯罪,导致环境犯罪数量增加。

三、环境刑法实施的重点及难点

环境刑法在实际工作存在较多困难,但面对污染对生态经济的影响,必须在重点难点方面有所突破。

(一)严惩环境危险犯和过失犯罪

环境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从而造成了一种危险状态,对环境或人身、财产构成了严重威胁[4]。在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环境危险犯已从学术研究走向了刑法典。如日本《关于处罚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公害犯罪的法律》中有关排放有损于人体健康的废物的规定,德国《刑法典》中的“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物品的交易”即为有关危险犯的规定。过失犯罪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结果的行为[5],过失犯罪只有在《刑法》中有规定的犯罪行为才负环境刑事责任,这将不利于生态经济健康发展。因此,过失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犯罪行为,应受到刑事处罚。

(二)环境刑法实施的有效环境

在不遵守规范的生态经济发展行为过程中,环境刑法可以作为一种随后适用的惩罚机制。环境刑法立法上的快速进展与执法上的保守执行的矛盾日益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环境刑事立法的目的最终因执法不力或司法衰微而收效甚微,对于工业文明时代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得不到节制,更不能推动人类社会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环境刑法实施的重点突破

在生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案件中,若没有通过其惩罚手段让环境刑法得到有效的实施并尊重环境刑法本身,制定完善的旨在保护生态经济发展的环境刑法规范是不够的。此外,在环境刑法实施过程中,特别强调在环境检察官最有可能环境刑法的违法者,并独立于公共权力机构影响之外。这一点,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中,都是一个重点难点:环境刑法法规的违法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刑事犯,而通常是社会上被尊重的企业家或政府官员等公民。这些人拥有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在一个环境诉讼案件中,他们会毫无顾忌地使用这些权力去规避环境刑法的制裁。只有当环境刑法能够承受这些压力并在违法者当中树立起对环境刑法的尊重,环境刑法法律的效力和质量才能显现,生态经济发展才能可持续健康发展。

四、保障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完善环境刑法的建议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只有进一步完善环境刑法立法,才能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我国的生态经济才能持续发展,最终才能助力生态环境的保护。本文提出理念更新、完善罪名和强化执法的建议。

(一)确立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时间、空间和承载尺度”的环境刑法立法理念

因人是生态环境中的一个生物因子,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根本地受到“生态环境的时间、空间和承载尺度”的制约,要使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遵循生态规律,即控制经济发展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条件下生态环境可承受范围之内发展,只有在生态环境可承受范围内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环境刑法立法理念中要确立“生态环境尺度”的理念,去掉“以满足人对生态环境需求”的立法理念。

(二)构建破坏生态环境的罪名体系

破坏环境犯罪罪名大都是针对自然的环境危害,要求必须产生实际的环境危害结果,属于一种事后惩治。这些罪名难以在执法过程中有效实施。应依据生态规律,建立以水、土壤、空气和生物多样性为背景值的量化定罪标准,以生态环境为客体的时间、空间和承载量的环境罪名体系。如设定“破坏生态系统恢复罪(生态系统需要恢复的时间尺度)、破坏自然保护区罪(自然保护区面积减少的空间尺度)、破坏环境背景值罪(生态环境能够分解污染物量的承载尺度)”。环境犯罪不同于人在生活中犯罪,环境犯罪具有潜在的危险性,生态系统一旦造成损害就很难恢复或者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恢复,如果等到有实际危害出现才进行刑罚,则迟了一大步,生态经济发展必然倒退。

篇2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篇3

关键词:油菜;种子;油体

油体是植物种子的贮油细胞器,通常在子叶、胚乳或盾片中积累,为种子的萌发和植株的早期生长提供能量[1~3]。油体为直径0.5~2.5μm的球体,其大小因植物种类的不同而不同,且受营养和环境的影响。即使同一粒种子,不同组织中的油体大小也不相同[4]。Tzen和Huang提出的油体结构模型认为油体内部主要为三酰甘油酯(TAG)的液态基质,外部则为磷脂单分子层及嵌入其内的油体结合蛋白组成的半单位膜,这个半单位膜的基本单位是由13个磷脂分子和1个油体结合蛋白分子组成[5]。

油体结合蛋白占油体表面的20%,但仅占油体总成分的1%~4%,其中90%为油质蛋白(oleosin),少量其他蛋白,如钙结合油质蛋白(caleosin,Sop1)、固醇油质蛋白(steroleosin,Sop2)和Sop3等[5,6]。

研究表明,种子含油量与油体大小有一定关系,而油体大小受油质蛋白含量的调控[7~10]。无论在细胞中还是在离体状态下,油体均非常稳定,在干燥种子细胞内或在体外离心分离的悬浮液中,油体之间并不发生融合或聚合,甚至经过长时间的贮存也能保持稳定[11]。近年来对油体的研究已有许多报道,集中在油体的形态、油体的蛋白质成分、结构功能和分子水平,以及用油体构建的植物生物反应器生产外源蛋白等[12,13]。油菜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是研究油体的理想实验材料,但由于油菜的油体较小,目前缺乏快速便捷的用于油菜种子中油体观察的技术方法,限制了对油菜油体的研究。本文利用电镜技术,观察了油菜油体的形态和大小,为油菜油体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试验材料为甘蓝型油菜扬油6号(Brassicana-pusL.cvYangyou6),种植于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试验基地。

1.2胚子叶样品包埋块制备将种子在ddH2O中于室温浸泡1d,去除种皮,将胚子叶切成约2mm×2mm大小的小块,于0.1mol/L磷酸钠缓冲液(pH7.2)配制的2.5%戊二醛固定液中,0~4℃冷室中固定2d,用相同的缓冲液洗涤3次,再以1%四氧化锇(缓冲液同前)在室温固定2.5h。四氧化锇固定后,用上述缓冲液洗涤3次,乙醇逐级脱水,Spurrs''''树脂渗透和包埋,60℃聚合2d,获得样品包埋块,干燥器中保存备用。

1.3半薄切片与光镜染色观察样品包埋块经修块后,在LeicaEMUC6超薄切片机上用玻璃刀切取1μm厚的半薄切片,然后转移到干净的载玻片上的一滴双蒸水上,70℃电热板上使切片伸展和干燥,60℃烘箱中烘48h以上备用。

半薄切片的光镜染色参考宜和徐丽云的多重染色法[14],即切片经PAS(高碘酸-希夫试剂,period-icacid-Schiffs''''reagent)-苏丹黑B-考马斯亮蓝R依次连续染色后,置于Olympus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用附带的成像系统拍照。

1.4超薄切片与透射电镜观察将切过半薄切片的包埋块进一步修块,用钻石刀在超薄切片机上切取厚度约70nm的超薄切片,经醋酸双氧铀和柠檬酸铅双重染色后,在PhilipsTecnai12透射电子显微镜(荷兰)下观察,用附带的CCD成像系统拍照。

1.5油体的分离油体的分离参考Tzen等的方法[15],并作适当改动。

2g干种子在ddH2O中于室温浸泡过夜,去除种皮,研磨液(0.6mol/L蔗糖,10mmol/L磷酸钠缓冲液,pH7.5)清洗胚,然后在研体内,4℃下用10mL研磨液充分研磨。研磨液过三层纱布,收集滤液。将上述滤液加到50mL离心管中,小心在其上加10mL漂浮液I(0.4Mol/L蔗糖,10mmol/L磷酸钠缓冲液,pH7.5),10000g离心30min,然后收集上层油体,并用20mL去污清洗液(0.1%Tween-20,0.2mol/L蔗糖,5mmol/L磷酸钠缓冲液,pH7.5)悬浮油体。将油体悬浮液20mL加到50mL离心管中,小心在其上加20mL10mmol/L磷酸钠缓冲液(pH7.5),10000g离心30min,然后收集上层油体,并用20mL离子洗脱液(2mol/L氯化钠,0.6moL蔗糖,10mmol/L磷酸钠缓冲液,pH7.5)悬浮油体。将油体悬浮液20mL加到50mL离心管中,小心在其上加20mL漂浮液II(2mol/L氯化钠,0.25moL蔗糖,10mmol/L磷酸钠缓冲液,pH7.5),1000离心30min,然后收集上层油体,并用少量研磨液悬浮油体,4℃保存备用。

1.6油体观察油体的观察采用电镜负染色方法。

将分离的油体用研磨液稀释合适浓度后,将带有Formvar支持膜的500目铜网在油体悬浮液滴上漂浮(有支持膜的一面向下)5min,用滤纸从铜网边缘吸去多余的液体。然后再将铜网在磷钨酸负染色液的液滴上漂浮3min,用滤纸从铜网边缘吸去多余的液体。铜网自然干燥后,在PhilipsTecnai12透射电子显微镜(荷兰)下观察,用附带的CCD成像系统拍照。

1.7油体大小的统计分析利用JD801形态分析软件测量油体的直径,从放大3000倍的油体电镜照片中,随机测量25个直径大于1.5mm的油体直径,测量10张照片,共2个油体;从放大10000倍的油体电镜照片中,随机测量50个直径小于1.5mm的油体的直径,测量张照片,共500个油体。利用EXCEL,分析计算数据平均值和标准差,并进行作图。

2结果与分析

2.1胚子叶显微结构胚子叶半薄切片经PAS-苏丹黑B-考马斯亮蓝R多重染色,细胞中的脂类被染成灰色,贮藏蛋白质被染成蓝色,细胞壁经PAS单染后呈红色,但在其后的苏丹黑B和考马斯亮蓝复染后,颜色变为深黑色(图1)。胚子叶细胞被贮藏的脂类和蛋白体

所充实,其中蛋白体分散在细胞中央,而脂类充满整个细胞(图1)。虽然脂类物质以油体的形式存在,但由于油体直径较小(0.57μm),半薄切片厚度较厚(1μm),因此光学显微镜下无法分辨出油体。

2.2胚子叶超微结构胚子叶超微结构表明,蛋白体多为近球形,体积较大,位于细胞中间,蛋白体内含有球状晶体,这些球状晶体在超薄切片时崩出,在蛋白体内留下电子透明的空洞,球状晶体颗粒在蛋白体内差异较大(图2)。细胞内油体大小差异较大,小油体多分布在蛋白体周围,呈球形;大油体多分布在细胞壁附近,呈椭球形(图2)。

2.3分离油体的形态观察分离的油体经负染色,利用透射电镜观察,表明油体明显分为大小两类,小油体数量较多而大油体数量较少(图3)。

2.4油体大小的统计分析对分离的油体的大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油体的直径在0.1~6.0μm,其中在0.4~0.5μm之间的油体数量最多,直径大于0.5μm的油体,其数量随着油体直径的增加而减少(图4、5)。为了便于统计和分析,将直径小于1.5μm的油体定义为小油体,而直径大于1.5μm的油体定义为大油体。

从图4可以看出,小油体在直径小于0.5μm时,其数量随着油体的体积增加而增加,而在大于0.5μm时,其数量随着油体体积的增加而减少(图4)。图5显示的大油体的大小分布,表明大油体的数量随着油体体积的增加而逐渐减少(图5)。对大、小油体的直径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大油体平均直径为2.39μm,小油体平均直径为0.57μm。

3讨论

植物油体是植物贮油细胞器,为直径0.5~2.5μm的小球体,其大小因植物种类的不同而不同,保持这种较小体积可以为脂酶提供最大的作用面积,同时也提高了TAG的流动性[4]。对植物种子中油体大小的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Ting等研究发现,高油玉米品种具有较大的油体和较高的TAG/油质蛋白比[7]。Peng等对芝麻油体进行了人工合成,合成的油体大小与TAG/油体蛋白成正比[16]。

Siloto等通过在拟南芥中调控油质蛋白基因的表达水平,直接证明了油质蛋白的积累情况决定种子中油体的大小,而且油体大小的变化会影响种子内脂肪酸的累积[9]。油菜种子油体较小,对其形态和大小的研究较少。本文的超薄切片观察表明,油体大小差异较大,分布在蛋白体周围的油体较小,多呈球形,而其它部位的油体较大,形状多呈椭球。对分离的油体进行统计分析,表明油体以小油体数目居多,其平均直径大小为0.57μm,这与Tzen等[4]报道的0.65μm有差异,可能是由于实验方法不同造成的。

分离的油体和超薄切片都显示存在大油体,但数目较少,并且其数目随着体积的增加逐渐减少。

Heneen等观察燕麦胚乳发育,发现大油体是由小油体融合而形成,并且油体的大小与含油量有关[17]。

Hu等通过研究不同含油量油菜品种的油体大小发现在低含油量品种中具有较大的油体[18]。油菜大油体是如何产生的、油体的大小与含油量的关系等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城市品牌区位理论分工

城市品牌是近几年提出的概念,但是,学术上和现实中都对此有颇多争议：究竟存不存在城市品牌？城市品牌对城市竞争力究竟有没有影响？为此,本文从历史角度考察城市品牌与城市演进的动态变化，以从一个侧面揭示城市品牌与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关系。

一、传统城市发展与区位选择理论

假设有两个城市A和B，城市A比城市B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其他如规模、区位条件等各方面都相同。则A城市相对于B城市具有比较优势，投资于A城市所获利润大于投资于B城市所获利润，即。于是，厂商会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把厂址选址在A市，随着厂商的流入和各种生产要素的聚集，就业机会增加，会有更多的人到城市A定居，产生集聚经济效应。

再假设，随着集聚经济效应的增大，在A城市生产受益于规模经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同样的产品在A城市生产所费成本小于B城市，即。

在产品同质化假设下，消费者仅根据价格选择是否购买，A、B两城市的销售区域仅取决于各自的价格。又由于存在运输成本，所以，产品总成本中必须考虑随着距离增加所增加的运输成本。如图所示：

A城市的产品向区位B运输，其总成本为：

B城市的产品向区位A运输，其总成本为：

在距离衰减原理的支配下，随着运输距离的增加，从一个城市销售到另一个城市的销售量会由于运输成本的增加而逐渐减少。A、B两城市价格线相交处即为两个城市的最大销售区域或边界。在产品同质无差异假设下，可假设两个城市具有相同的需求函数，

在不受行政区划强制性约束的条件下，随着集聚经济效应的增加，城市A的规模会扩大，而城市B则受到侵蚀，规模逐渐缩小。这里，厂商纳入其生产函数的主要是要素禀赋、运输费用和市场需求规模等因素，居民纳入其效用函数的是就业和收入等。从而，一个城市所拥有的天然要素禀赋和区位条件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竞争优势和其在竞争中所处的地位。因此，城市之间是不需要竞争的，因为城市的地位是天然决定的，所以只能坐等厂商与居民的到来。

但是，传统的区位选择理论有一个暗含的假设前提，即信息是完全的，所有厂商和个人对两个城市的所有信息都了如指掌。

二、现代城市竞争与城市品牌

如今，城市的发展已超出了传统区位理论的解释范畴，比如：为什么有些资源贫乏的城市会表现出更强的竞争力？为什么有些依优越的自然区位建立起来的城市会衰败，而有些依然兴盛？

1.现代城市竞争的简要背景

现在，我们假设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的数目增多，一个城市体系中有N个城市，并且放松传统区位论的假设，使之更加贴近于现实经济，并勾画出现代城市竞争的简要背景。

(1)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增强迫使城市参与竞争。由于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大为增强，这意味着厂商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选择投资地，同时也意味着城市的比较优势不再等于其竞争优势。那么，城市如何在竞争中胜出呢？

(2)信息不完全为城市竞争力提供了条件。城市数量增多和经济活动复杂化导致信息不完全，人们通过信息过滤和筛选选择出有效信息，并依据信息做出各种决策。信息总会通过各种符号形式表现出来。品牌是什么呢？品牌在表现形式上也是一种符号，因此，城市通过品牌可以向人们传递信息，并提高人们的选择效率，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做出决策。

(3)品牌是分工演进的结果。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中，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经历了一个从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的过程。产品内分工不仅包括纵向分工，即产品链不同生产环节的分工；而且应当包括具有高度替代性的产品之间的横向分工，即针对具有不同偏好的消费者进行的市场细分分工，产品内的横向分工导致了品牌的出现。同时，产品内纵向分工细化的结果导致城市之间的依赖性增强，一个城市不可能脱离其他城市独立存在，但是也必须提供让其他城市可以依存的条件，否则，该城市便不具有存在的理由。

2.现代城市竞争模拟分析

在此背景下，下面分别分两种情况考查A、B两城市之间的竞争。

第一种情况，同上例，仍假设A城市相对于B城市拥有更丰富的资源禀赋，除此之外，两城市的区位、规模等硬要素完全相同。显然，如果B城市生产和A城市同样的产品，其结果必然是传统城市竞争的结果，但是，如果B城市的厂商能率先开辟一个新的品类，并采取适当的策略，培育品类品牌，则可以摆脱价格竞争的劣势，在价格一定的条件下，具有该种偏好的消费者都会选择该品类品牌。因此，只要城市具备品类指导下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即便自身资源禀赋缺乏，也能够获取持久的竞争力。

第二种情况，仍假设A城市相对于B城市拥有更丰富的资源禀赋，但是，假设B城市比A城市更接近市场。由于B城市靠近市场的优势使该城市内的投资者更加接近消费者，这一方面使厂商能够更加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及时灵活应对市场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消费者首先接受当地的商标，由于转换成本的存在，消费者不会轻易放弃原有的选择而改选其他商标。与此相对应，投资者投资于B城市会获得更高的利润，因此，投资者也更倾向于选择B城市。

此时，要想使消费者改变选择行为，除非A城市的产品能够提供更低的价格，或者提供一个新的品类，该品类和B城市的产品不具有替代性。事实上，第一种方案是不可行的，虽然A城市具有低生产成本优势，但是，要到B城市开拓市场，需要花费巨额品牌营销投入，在高投入的情况下，很难长期维持竞争低价。最终的结果是，A城市成为B城市的资源供给者，靠给B城市输送资源和原材料而维持生存，一旦A城市陷入这种局面，会形成恶性循环，A城市向B城市输送原材料，B城市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产品除了B城市自己消费外，还销售到A城市，这样，通过一次贸易，A城市就会产生亏损。如果A城市发现自己在贸易种受损，将会提高原材料价格，希望通过原材料销售获取更高的收益，但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后，B城市会进一步提高产成品售价，最终A城市每一次能源或原材料涨价，受损害的都是自己。目前，我国西部大部分地区就处在类似的境地。

城市在新一轮竞赛中的主动性大大增强，无论是资源禀赋欠缺的城市，还是区位条件不佳的城市，都可以通过开辟新的品类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消费者，为本地产品开拓市场。

三、城市竞争等级序列与城市竞合

城市竞争是有序列等级的，一般只有同等级的城市之间才会发生激烈的竞争，而高等级城市和次级城市之间则更多地表现为产业链的转移和劳动地域分工合作，以及与之相应的城市功能的分级。

1.竞争会使城市处于不同的序列等级

竞争会使城市处于不同的序列等级，其核心表现为产业链条的转移和城市功能的高级化。一旦一个城市成功地确立了个性鲜明的城市品牌，率先占据消费者的头脑，该城市在竞争中便具有了占先优势，其周围的城市则丧失了这种优势。通过品牌的自我强化机制，该城市有可能形成中心城市，进入更高一级城市序列的竞争行列。次级城市则积极承接产业链条的转移，作为腹地的支撑作用也得到强化，中心城市和周围次级城市的相互依存加强，也就是城市群的崛起。

2.城市序列等级的动态性

竞争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由于聚集经济到聚集不经济，中心城市有可能衰落，而低等级的小城市也可能由于条件的改善而强盛。所以，城市之间的竞争是常态，城市品牌的塑造也不是一日之力。

3.城市之间通过城市品牌错位定位可以达到共赢

即使同等级的城市之间也不完全是竞争关系，通过城市品牌错位定位，可以达到共赢。每一个城市都应认清自己所处的等级，认清自己的竞争对手和品类定位，这一点对中国的城市尤其重要。

因此，城市品牌是随着城市竞争而产生的。以上分析都以城市品牌定位合理准确为条件，同时这些机制也决定了城市品牌定位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孙曰瑶刘华军:经济永续增长的品牌经济模型[J].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6，（2）

[2]孙曰瑶:品牌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美]艾.里斯，杰克.特劳特王恩冕于少蔚译.定位[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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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纯净水包装形态的类型

在立体空间中存在许多美的形态，纯净水包装的形态正是从中抽象出来的，纯净水包装形态类型受社会因素和人们的审美需求制约，起到保护商品的主要功能。我们从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材质等方面对饮品包装造型进行分类阐述，探索更前卫的创意造型形态。

（一）纯净水仿生形态类型

纯净水的包装设计必须从它形态仿生的角度去认识它，充分理解它的形态仿生设计理念，有助于实现最大化价值。运用一种简洁的设计理念，符合现代设计所强调的节约的思想，遵循它具有的规律性，以及融合纯净水包装形态的构成要素，把纯净水包装形态设计做到尽善尽美。纯净水包装形态具有抽象仿生设计和具象仿生设计的区别，抽象仿生设计是指自然形态的突出特征与结构，抽取出来相对独立的本质属性而剔除了非本质的属性，从而获得一个高度规则化与秩序化的结构特征。具象的提炼程度比较低，而抽象是高度简化又纯粹的形态。我们从个别的形态特征出发，也可以从抽象的概念出发，都能更好的诠释纯净水包装形态的规律性。其实，在艺术设计的领域既不存在完全的具象也不存在完全的抽象。我们生活中所见到的那些纯净水包装设计中，纯净水的包装形态千姿百态，各有千秋，但它们都有相同的规律性，纯净水包装形态的对比与同一、比例与变化，人们正是抓住其规律性对它再创造。

（二）纯净水几何形态类型

点、线、面、体都是构成纯净水包装几何形态的基本元素，它们可以帮助人们有效的刻画错综复杂的世界，它们都称为几何形态，构成是以视觉为基础，也是物体形态设计的基础，将构成纯净水包装几何形态的最基本元素直接应用到设计领域，对包装形态设计实践有实际意义。生活中我们常见到的几何形态主要是长方体和正方体，这种形态类型主要强调包装的实用性和功能性，在针对纯净水的特性、功能上，应充分发挥多面体的成型特点，要更多地考虑包装形态的变化和线条的装饰性。纯净包装几何形态类型的美体现在稳定、理性和简洁，纯净水包装几何形态结构的设计要根据它的实用性去创造去体现，充分挖掘它的构成原理和设计方法，实现包装形态构成要素与现代设计完美结合。

三、纯净水包装形态在创新设计中的作用

（一）“人体工学”的作用

我们平常所说的"人体工学”要尽可能的适应人体的自然形态，也是“以人为本”设计理念的体现。日本的ADK设计公司为定型发胶设计的包装曾经获得2010年Penawards包装设计的钻石奖，也是"人体工学”作用的成功案例。瓶子的外形设计突破了以往的规则造型，不论是形体的高低，还是重量感，都以适合使用者的手掌造型为宜，在使用的过程中，将产品握于手中时，恰好与手掌亲密贴合，造型不仅具有亲和力，而且符合“人体工学”的要求。我们可以学习借鉴这种技法对其深入拓展和延伸，合理的运用到纯净水包装形态设计中。

（二）绿色环保的作用

绿色纯净水的包装形态是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包装应该可重复使用，避免浪费，所以设计不能只追求时尚和短期效应，必须从满足人们的需求出发，充分的挖掘自然形态的内部结构和功能，把纯净水包装设计做到极致。我们对纯净水的包装材料要求简约，这也是顺应绿色包装的要求。把在纯净水包装中出现的过度包装，成本过高，分量过重，耗材过多，难以降解等问题，产生了巨大的浪费和污染，甚至有的已经背离了包装应有的功能。我们应该为了简化包装的制作工艺，又不失它的审美标准，便于拆卸、回收、再利用，纯净水包装形态设计要合理精简，做到物尽其用即可。把纯净水的包装形态做到生态绿色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现代社会更倡导环保的理念，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顺应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创造出绿色环保的纯净水包装新形态。“它的价值在于可以展示最新的科技手段和传达最新的设计理念，在纯净水包装形态设计中我们可以大胆尝试将两个不同领域的结构相结合进行探索和发展。“概念”包装设计主要是用于探索结构和材料的各种可能性，拓展新的思维方式，为未来纯净水包装形态设计提了供新的思路。通过对“概念”的理解，我们从中吸取灵感，融入到纯净水包装形态设计中，纯净水包装设计的“概念”结构形态是前沿设计理念，对纯净水包装形态结构的探索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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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植物形态美的构成

植物形态的表现，是物质和非物质方面的信息传递给感官的体验，游览到创作者的感情，理解，氛围和乐趣，大气蕴涵和景观植物一起构成的植物景观的艺术语言。植物景观艺术语言是一种精神的美学效果，它的含意是主观想象，也是客观存在的。植物景观之美，是通过植物个体和群体的形式，颜色，气味，变换和其他元素表达出的魅力，以及人们给它一个拟人化的性格，所以充满灵性的植物景观立体而生动的印象展现在人前。设计师在创作中，他的情感体验融会到了植物景观设计中，为他的情感宣泄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人体会到设计师们思想和情感，感受到同样的视觉美感以及不同的情感洞察。植物景观中的植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既有形态特征，又有生态特征的各方面的差异，足以产生不同的设计效果，艺术体现。不同的植物通过不同的设计者的喜好、思考、灵感，以及人们不同的需求，产生了不同的组合效果，不同的意境。其中既显示了植物的自然之美，也要体现出其意蕴。因此又可以通过不同形态的植物以艺术手法来达到想要的效果，更有通过将其剪裁成一定的姿态者。其中有特殊质感的植物大面积的种植，可以形成一种气势，给人以磅礴的姿态，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统一的姿态则又可以给人以平静和舒适的美感。环境设计中的植物的形态通过色彩表达。心理学家认为视觉美最敏感的是色彩，不同色彩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有人热爱玫瑰的火红热情，有人却喜欢百合的纯白无暇，更有人只偏欣赏那一抹清新自然的绿。植物的赏心悦目很大程度上因其色彩缤纷美丽动人。春季欲滴的青翠、夏季蓬勃的盛绿、秋季灿烂的金红、冬季寂静的冷绿，使造型和空间环境变换出生动的表情，带给人们层出不穷的心理和视觉感受。植物形态的四季变换是景观设计构成重要的一部分。植物随着四季的变换，色彩更是千变万化，姹紫嫣红，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景观四季变幻的姿态、颜色使空间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景象，并在各个季节呈现出不同的丰姿和魅力。春之桃李、夏之荷、秋之桂花、冬之腊梅，营造出美妙动人，充满情调的环境里，形成不同的审美体现，亦带给人们不同的感受和特别的情怀。

二、植物形态美的运用

植物景观的审美主体和对象，分别为人和环境空间，不同时代下人们心理感受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植物景观的艺术是感官与感受相辅相成，感官上符合人的审美的同时也要使人得到心里上的满足，心理上所需要的满足感不同于身体上的，他是人们很难解释，但又说不清理由的会一味追求。人们对景观的心理感知是一种理性思维的过程。通过自己的思维传达到感官，从而对眼前的景观做出评价，因此心理感知是景观感知过程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人们会从已知的前提下推出的判断是未知的推理可以基于过去的经验，从整个推理得知整体，反之人们也可以部分地推断出近似总体的结论，有利于系统地看待景观的整体细节，是通过想起以前的事的这一心理过程，从而所引发的相关联想。所以植物形态运用多是由特定寓意或形式作为基点进行设计，在景观设计中一方面让人们触景生情，使“情”升为“意”，这时“景”升为“境”，即“境界”，成为情感的升华，以满足人们享受高水平的文化精神需求。以植物的特点出发，我们要寻找一个新的视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必须回归景观设计的基本原则，从植物形态本身出发，探索植物的根本，发现更多新的可能性，回归最初通过对其形态、质地、颜色等的研究、探索，方能对植物的属性有了全面的认识，并综合艺术理念，才可以做到在植物景观的营造中保持植物形态的多样性特征，创造丰富的地域特色。走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作者：兰鹏 单位：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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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作为一个以轴承为产业之一的浙江省绍兴地区的县，轴承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这一地方的相关产业的发展，新昌县的轮胎行业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通过对新昌县轮胎行业现状的分析，结合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1、新昌县及轮胎行业的现状

新昌地处浙江省东部，隶属绍兴市，县域面积1213平方公里，共有人口43.6万，地貌特征“八山半水分半田”，是典型的山区县。八十年代以来，紧紧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顺利实现了从全省次贫县到全国百强县的跨越，城乡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快发展。2010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215亿元，财政总收入28.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9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263元。新昌工业有优势。已经成为中国轴承之乡、全国医药强县、纺机基地、冷配大县和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是全国科技进步示范县，国家科技兴贸（生物医药）基地、国家火炬计划医药产业基地县。全县现有销售超亿元企业43家，其中超70亿元1家、超50亿元1家，上市企业6家，汽车摩托车轮毂产量全球第一，维生素E占全球总量的45%，药用胶囊产量占全国1/3，小型轴承产量占全国20%，创造了“资源不足科技补、小县构筑大科技”的发展模。

新昌县轮胎行业自2010年以来从20多家相关企业上升到30多家企业，他们的规模从小变大，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从人工化到机械化转变，从单边化向多极化过度等等。尤其以单一品牌的米其林轮胎和普利司通轮胎为主打的轮胎销售，向更多品牌的销售发展模式。现在新昌县轮胎行业的各公司及各部门已向多极化轮胎品牌销售模式发展，比如有米其林轮胎、普利司通轮胎、固特异轮胎、邓禄普轮胎、倍耐力轮胎、马牌轮胎、佳通轮胎、朝阳轮胎、双钱轮胎、正新轮胎、风神轮胎、三角轮胎、玛吉斯轮胎、前进轮胎、樱花轮胎、玲珑轮胎、千里马轮胎等等国际及国内一线品牌的代销和直销、单销的模式运行着。

2、经济结构调整对新昌县轮胎行业的影响

2.1、经济结构调整对新昌县轮胎行业的冲击

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将影响整个新昌县的主产经济和一些新兴经济的发展壮大。自2008年来受到第一次金融危机以来，新昌县政府经济办为了应对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大趋势，主动的、积极的、优先的根据自身发展特色做好了防御措施。同时，经济结构的调整使新昌县的一些家族企业受到严重的冲击。比如一些企业产业效率比较低下的、一些管理模式有重大缺陷的、一些企业的机器设备比较陈旧的、一些企业没有把握住国际发展形势的、一些因贷款过多资金短缺的、一些企业没有把握住政府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等等。企业受到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将导致轮胎行业的不景气现象。国内经济的不景气，新昌县房地产业也受到重创，使新昌的汽车运输业受到连带影响，新昌县的轮胎销售、轮胎修补、轮胎翻新、旧轮胎回收等等企业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压。

2.2、经济结构调整给新昌县轮胎行业带来的红利

新昌县经济结构的调整，比如加大新领域的开拓、更换新的制造设备、从低能产业向高能产业迈进、对旧轮胎的回收加工等等。这些经济结构的调整将带来新的气息，将原本“一潭死水”的企业聚集地焕发新的活力。为汽车运输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为新昌县的轮胎行业发展带来了福音，汽车运输业及当地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给轮胎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赶鸭子下水式”的水到渠成形势。

3、新昌县轮胎行业应对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分析

3.1、服务需求的多样性有利于新昌县轮胎行业应对经济结构调整

外地游客或者路经新昌的人，他们来到此地或在新昌暂停休整，都需要寻找当地的汽车服务点或大型汽车修理厂。同时，他们可能会问起这边某些轮胎的销售情况，合适的话就会换了车上旧的轮胎。假如在新昌境内的上三线高速上出现轮胎破损或者汽车出机械故障，都会需求当地的高速汽车应急小组提供的服务。所谓的高速汽车应急小组服务是政府把高速上某一段的汽车修理维修权转租给私人公司或个体提供的服务，并且有两个人以上组成的应急队伍。他们可以提供车主所需要的基本服务，但是服务的价格比一般的汽车修理厂提供的服务贵上好几倍。高速上的应急服务是一种垄断性质的非个人意愿的轮胎行业消费，但是他们的服务还是很到位的。新昌境内那么多的汽车服务公司或个体店，可以满足各式人们的需求。

3.2、服务供给的多样性有利于新昌轮胎行业应对经济结构调整

新昌轮胎行业当前主要依赖于为各大本地公司的汽车服务，而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给新昌当地的大型及小型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是新昌当地的轴承加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然而，新昌开办的各色轮胎行业都离不开新昌当地的资源和新昌客源。比如新昌大修理厂需要像新昌县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为其提供客源，而新昌县旅游客运有限公司需要像新昌大修理厂帮其完成公司里大型客车的维修、保养、更换轮胎等等服务。新昌轮胎行业提供的多样，可以足够应对经济结构的调整。

3.3、经营层次的提升有利于新昌轮胎行业应对经济结构调整

新昌轮胎行业可以根据当地实情或国家经济的动向，可以进行企业内部设备的更新换代。企业内部设备的提升，相应的企业经营层次也提升了，有利于更好的服务于汽车业，同时给自身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设备的更新也可以为企业带来新的客源，同时服务质量的提升为企业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有些私企老板买了进口车，且又不想去4S店保养，但又害怕私人轮胎企业的设备差。假如私人轮胎企业更新了设备，车主就不存在这样的忧虑。他们就不需要花更多的钱去4S店，同时又可以享受到同等的服务，而轮胎企业增加了客源也增加了收入，这样的情况是达到了两全其美的境地。轮胎行业经营层次的提升，将更加有利于应对国家经济调整所带来的影响。

3.4、提高轮胎行业员工技能

轮胎行业员工或者服务人员技能的逐步提高，是应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措施之一。以往因为服务水平差，工作能力达不到客户的要求，而导致轮胎行业遭受损失。随着绍兴地区轮胎行业越来越趋向正规化、现代化、信息化等等，轮胎行业的员工或者服务人员将定期定点到绍兴职业技术学院去参加培训，提升员工或者服务人员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让他们适应新的设备及新的服务观念，同时跟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3.5、轮胎行业自身市场竞争力的增强有利于应对经济结构的调整

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除了给轮胎行业带来了冲击，也给轮胎行业带来了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的机遇。只有以竞争为压力，以竞争致胜为动力，才可能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中，吸收国际上的先进思想，运用先进理念，不断提升自身实力。比如，更新企业的设备、提高企业员工的技能、增强服务人员的意识、提供多样性的服务等等，同时增强企业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才能更佳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

4、结语

新昌县轮胎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扶持，同时也离不开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新昌县轮胎行业为了把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调到最小，必须结合新昌县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其他政策手段，使其具有针对性、具体性、时效性，只有这样才能给新昌县轮胎行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实现新昌轮胎行业稳健、协调、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为自治区重点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成果。

参考文献：

[1]李方正.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研究，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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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童先生的各种文论教材和相关论文，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具有三处代表性的阐发：其一，文学“是一种具有审美特质的社会意识形态”（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60页。）。此处“意识形态”被看做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外化形态”：“文学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即人类意识的外化、形态化，就这一点而言，它如同政治、哲学、科学、宗教、道德一样是一种意识形态”（注：童庆炳：《文学概论自学考试指导书》，武汉大学出版，1995年版11页。）。这里的“审美特质”在客体上表现为：面对客观事物的自然属性和价值系统，文学所撷取和反映的“必须而且只能是客体的审美价值”（注：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29～30页。）。

其二，“所谓审美意识形态，就必然是审美与意识形态复杂的组合形式”（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而这里的“意识形态”已与“人类意识的外在化形态”大相径庭：“意识形态是与经济基础相对的一种上层建筑形式，指上层建筑内部区别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话语活动，如哲学、伦理学、宗教、文学及其它艺术等。”（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此处也对审美作了正面阐释：“审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指人与世界（社会和自然）形成一种非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

其三，“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学又是人类的一种审美活动。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文学的审美特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就产生‘质变’，产生了作为文学的根本性质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页。）作为文学属概念的意识形态又不是“话语活动”了，而回到了“人类意识的外化形态”上去了：“我们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说社会生活本来是自然形态的东西，经过作家的艺术改造，变为观念形态的东西。”（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页。）而审美也变成了人对事物的特殊精神活动过程：“审美是心理处于活跃状态的主体，在特定的心境时空中，在有历史文化渗透的条件下，对客体的美的关照、感悟、判断。”（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页。）

由上述可知，童先生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两个层面中：一是不同版本的论著对“审美意识形态论”具有不同版本的解释，各种解说之间不仅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二是不同解说自身也有诸多不尽合理和值得商榷的地方。

先说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上面三种解释都把文学的属概念规定为一种“意识形态”，但对意识形态的界定却并不一致。解说一、三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意识的外化、形态化”，在外延上包括全部社会意识内容。解说二认为它是一种“话语活动”，这一说法实际上已经把社会意识中的某些因素排斥在外了。一般认为，所谓“话语活动”不过是说话主体与接受者之间在一定话语情境中通过文本进行的一种信息沟通过程。而话语活动之所以能够进行，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话语双主体（说话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沟通的媒介——“文本”的存在。文本大体有两个存在形式，即所说的话与所写的文字。我们知道，如社会习俗、幻想、集体无意识等社会心理因素并不常常构成“文本”和“话语系统”。因此，从意识活动的角度说，社会心理因素不能构成话语活动的重要内容。这样，一边认为意识形态包括全部社会意识内容，一边又认为它排除了社会意识的某些内容，两个意识形态概念在外延上发生了矛盾。在内涵上两者也相互抵牾。前者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把它视为静态的、凝固化的事物；后者又认为它是“话语活动”，即是包括说话主体、接受者、文本、沟通等多种因素在内的动态过程。其实话语活动本质上就是意识活动，如果意识形态是话语活动，在更大范围上等于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意识活动，那么，一面说，意识形态是“意识活动的产物”，一面又认为它是“意识活动”本身，孰对孰错？令人匪夷所思。

由于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解释充满矛盾，已经提前决定了对“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学”不可能再有科学合理的说明了。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对“审美”的解释之中。解说二，把审美视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和人与世界的一种特殊关系；解说三又把它变成了人类对“美物”的“观照、感悟、判断”的精神活动。应该说，单就“审美”一词而言，它确实拥有包括上面两种含义的多重内涵。然而，在“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判断中，“审美”充当的是被判断事物“文学”的“种差”，即文学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独特性质。严格说来，这个种差——“审美”必须是确定而统一的，否则，就会使人产生认识上的歧义和模糊。

从第二个层面来说，童庆炳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每种解说自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解说一把文学规定为“人类社会意识的外化形态”，在方法论上混淆了事物的存在“形态”和分属领域。一般而言，事物的形态是人的感官能够直接把握的事物外貌状态。例如，人们能够直接把握H[，2]O的“形态”只能是气态的、液态的、固态的水，亦即我们说H[，2]O只能形态化为汽、水、冰三种形态，而不能说它“形态化”为了黄河、太平洋和喜玛拉雅雪峰。同样人类社会意识的“外化形态”也只能是为人所直接感知和把握的语言、文字、文本、话语及人的自觉不自觉的动作行为等，而不能形态化为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就像河流、雪山不过是H[，2]O的形态——水、冰的存在领域一样，哲学、文学也只是人类社会意识的某种外化形态——哲学性文本和话语、文学性文本和话语的存在领域。

以撷取现实生活中的审美价值作为文学的“特质”，理由并不充分。童先生的说法是：“当我们说文学艺术的独特对象是客观现实的审美价值的时候，不要把现实的审美价值当成是独立的存在。现实的审美价值具有一种溶解和综合的特性，它就像有熔解力的水一样，可以把认识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等溶解于其中。”（注：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29～30页。）然而世界上任何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一般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不仅事物的审美价值不是独立的，其实用价值、认识价值、政治价值、道德价值等也是如此；不仅实用价值、政治价值等可以渗透溶解于审美价值之中，反过来审美价值也完全可以渗透溶解于实用价值和其它价值之中，那么既然文学可以撷取溶解其他价值因素的审美价值，也完全可以撷取融合审美价值的实用价值或其它价值。为什么“必须而且只能”撷取审美价值呢？为什么“必须而且只能”要用审美价值去溶解其它价值呢？童先生并没有准确把握到文学与审美价值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关键之点。

解说二在属概念上把文学视为一种话语活动，把“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命题的种差——“审美”解释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和人与世界的一种特殊关系。紧接着又说：“它（审美）可以从目的、方式和态度三个方面加以理解。从目的看，审美是无功利的；从方式看，审美是形象的；从态度看，审美是情感的。”（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然而，我们知道“方式”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它与“目的”、“态度”等一起构成实践活动的下位概念，我们只能说人类在掌握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抱有何种目的，采取何种方式，表现何种态度，而不能说“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解说二中审美内涵之一）的目的如何，方式如何，态度如何。“关系”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它至少在双方之间方可发生，审美关系必然发生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审美关系（解说二中审美内涵之二）的特征也必然是审美主体与对象互相作用所形成的特殊状态的特征。如所周知，在审美发生过程中，就主体的心理状况而言，最终并不报有任何目的，主要采取形象方式，并表现出某种情感态度。这只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所呈现出的特点，而并不是主体与对象间形成的审美关系的特点。

如此的“意识形态”与如此的“审美”，两者“复杂组合”而成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内涵应是什么呢？我们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解说三与前两种解释最大的不同是提出了“文学是一种审美活动”的观点，而问题也恰在于此。我们知道，审美活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审美活动包括审美欣赏与审美创造两种含义，狭义的审美活动单指审美欣赏。显然，上述对审美（活动）的理解指的就是狭义上的。让人不解的是，童庆炳先生一向坚持文学活动论，即认为文学是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而审美欣赏不过存在于读者——作品的环节之中，说文学是一种狭义的审美活动，实质上等于说文学仅是一种读者对作品的鉴赏活动了。我们宁愿认为这是童先生的疏忽。问题是我们把这种疏忽的因素考虑进来，如果从广义上理解审美活动，即把“审美创造”也看做是审美活动的重要内容，可否认为文学是一种审美活动呢？我认为，广义的审美活动仍涵盖不了文学活动。首先。“审美创造”不等于“艺术创作”。为了表达对传统艺术的反叛，杜桑为微笑的蒙娜丽莎画上两撇胡子，又把夜壶摆上大雅之堂供人观赏，名之曰《泉》，我们说不清是在创造美还是在破坏美。但由于这些作品确实蕴含着某种艺术意义，我们还把这些艺术家的行为称为艺术创作。其次，审美活动中的审美欣赏也不等于文学活动中的读者接受。我们认为，审美欣赏是审美主体在非功利状态下对事物形式进行的非功利情感的知觉过程。但在文学艺术的接受活动中，往往要经历阅读——鉴赏——评价（不只是审美评价）的过程。其中，只有在鉴赏的某个瞬间读者是完全排除功利性考虑的。另外，文学活动中“世界——作家”的加工过程，“读者——作家”的反馈过程，“读者——世界”的体认过程等环节也很少与审美结缘。由此可见，文学活动不等于审美活动。

三、我的几点看法

如所周知，文学现象的无限丰富性和复杂性，为阐释文学提供了巨大的理论空间。在多元化的阐释背景下，从人类社会意识的角度解说文学，不过是多音合唱中的一种声音。至于是否可以担当“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要从人类社会意识的视角审视文学，就应挖掘出它本来已拥有的深厚的理论内涵，进而明晰地、系统地、合乎逻辑地将其阐发出来。由于篇幅所限，现将几点看法粗列如下，详细论述笔者另有专文。

现代人类文明意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具体说来，文明意识可以分为实用意识、审美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大类。实用意识遵循的是现实实用性原则。它具有明确的实用目的性和功利性，即满足人类的物质性存在的需要。实用意识又可分成两小类，用来专门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相关技术发明以及指导思维活动和语言交际的意识类型，可称之为工具意识；专门对组织、团体、国家、社会及其活动进行规范、制约和管理的意识类型，可称之为规范意识。审美意识是在实用意识中分化产生的一种超功利性意识类型。首先，只有当人类形成了完全的抽象能力，具有了把事物的形成与属性相区分的能力，人才有条件和可能以非功利的态度和非功利的情感专注于欣赏事物的形式，于是审美欣赏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其次，如黑格尔所言：“人有一种冲动，要在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中实现自己。”（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9页。）而当实践水平发展到人们的精力可以不必全部投放于事物内容和属性，而有能力集中于对承载事物内容和属性的形式的创造上时，我们说审美创造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在审美欣赏和审美创造活动的共同推动下，人类的审美感觉、欲望、兴趣、情感以及审美观念、理想等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进而形成了由这些因素统一而成的完整的人类审美意识。与实用意识相比，审美意识的特征表现在三大方面：非功利性、超越性、自由性。

文学可以成为各种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由于各类意识内部结构不同，承担职能不一样，它们分属领域和表现形式也不一样。实用意识内部，观念、认识等理性化因素与欲望、情感等感性化因素相比处于主导地位。按其特点与职能，工具意识分属于了自然科学、语言学、思维科学等领域；规范意识分属于了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伦理等领域。欲望、情感等感性因素在意识内部处于主导地位的审美意识，主要分属于了文学、音乐等艺术领域。某一意识归属于某一领域，以某一形式表现，并不具有天然合法性。在人类所有意识类型中，情感、想象、理想等作为不稳定的因素，在特定情况下都可能突现成为主导因素。此时，该种意识的最佳表现形式就是文学艺术。换言之，文学艺术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它主要是审美意识的存在领域和表现形式，也可以成为实用意识诸种类的表现形式，还可以成为实用意识之下的个人潜意识和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泄导渠道和形式。

意识形态指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由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和意识因素构成的、表现在各种意识领域中的社会意识的整体面貌和样态。按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一定社会形态中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必然决定着该社会形态中存在于各种具体社会意识形式中社会意识的性质。因此，具体的社会意识无论归属于什么领域和分工形式，其社会性质都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和支配，从而产生社会意识在社会性质上的差别和划分，各自形成特定的样态、面貌。另一方面，不管何种意识形式、何种意识因素只要产生并存在于某种社会形态之中，就有可能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显露或隐曲地体现出该种社会形态的社会性质。同时，它们会以体现社会同一性质为磁石，聚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意识样态。我们把这个体现一定社会形态性质的统一的、意识样态叫做“意识形态”。

篇10

历经拨乱反正、引进趋新和体系创造的步步足履，新时期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无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和文艺复苏的时代大潮，为理论家的创造和理论的推进提供了适宜的精神生态和广阔的话语空间，文艺理论的观念更新与学科拓展赢得历史的尊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对文艺理论实绩的真诚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论研究自身的缺憾，我们对理论走势的欣喜也难以开释对理论困窘的深层焦虑。对于21世纪的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来说，得到的已成为过去，而失去的却要影响未来。于是，直面缺憾，检视我们这些年在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许对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更具启迪意义。

缺憾之一：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和商品大潮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使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一道被置身于一个告别和进入、解体与建构的动荡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失去轰动效应，经济的“热”和文艺的“冷”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出现精神审美功利与物质实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衡量作品的经济杠杆之间的反差和艺术消费中“曲高和寡”与“媚俗获众”的错位，文学日渐偏离“社会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缘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艺理论领域，其边缘化不仅表现在这些年来的文艺研究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那般红火和抢眼，还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边缘化处境。譬如，文学理论研究队伍的边缘化——理论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越来越少；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扎扎实实从学理本体和基本问题上做“功夫学问”的人在分化和锐减，而赶时髦、求新潮、扮“黑马”、标新立异走“捷径”的投机学人越来越多；还有文学理论研究学科目标的边缘化——即以所谓应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来替代基础原理研究。例如，这些年把文艺原理“美学化”“文化学化”“社会学化”，乃至于“哲学化”或“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夸赞。这里潜藏着的危机在于：有些研究在将文艺理论打了一阵跨学科“擦边球”后，理论自身的原理性难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相反，简单地把文论问题做“美学化”或“文化学化”处理，丧失的却是对文艺理论学科本身独特而系统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论文体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如果说边缘化错位使我们的求异思维找错了坐标，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则常常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被求同思维所困扰。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自己的思维支点依托于前人的某种理论范式上，以“本本”“经典”“权威”为依归，以读解、引征或推崇、效仿来代替理论创新和学术超越。这有三种表现：一是向马列文论认同。诸如从经典著作中找到哲学认识论、意识形态论或艺术生产论等论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论根据和学理体系。二是向现当代的西方文论认同。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从语义学、符号学到解释学、接受美学，乃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殖民理论、西方等等，都被一些人风车似的玩过，都曾被持论者认同为先锋理论的界碑和方法论武器。三是向中国本土的文论传统认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宝库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遗产不仅成为一些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且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学术精神原乡。

这些理论认同并非毫无意义，比如，向马列文论的认同使我们有了主流意识，向外国文论认同使我们找到了参照坐标，而向中国古代文论认同则使我们拥有了理论的民族本根。问题在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论认同，极易造成对文学基础理论不是“接着说”而是“照着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别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囵吞枣或照抄照搬。结果便是理论研究的陈旧、重复、学舌和玄虚，理论建设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调、中外文论的“元件组装”或前人观点的“穿靴戴帽”，从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创意识和理论成果的超越价值。

缺憾之三：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功利化，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功利学术”的泛滥正侵害着理论研究的健康肌体。走近时下的学术圈，你不难发现，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为完成科研指标而从事科研活动、为编写教材、完成丛书出版计划而写书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说“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编书”了。许多人把精力放在争课题、报大奖、拜名家、找路子等“学外工夫”上，希图靠虚名浮利尽快扬名立腕，而对学问本身关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学术在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上通常表现为：第一，轻基础理论研究重应用研究。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对治学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应用研究诸如介入热点、评品时尚、点击流行文化、追踪偶像明星等，做起来投入少，见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双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与创造。文坛的心浮气躁常常滋生出一个个泡沫学术和商业化炒作，传统的“求道之思”或“授艺之学”已被演绎成“卖点秀”或“包装术”，骂名人、唱反调、游走传媒、吸引“娱记”，论题惊世骇俗、开口语惊四座，是其惯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体系搭建轻问题研究。这些年国内出版的不下几十种文学原理教材以及众多学术专著，已经构建出许许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论形态和体系，如文艺反映论体系、文艺认识论体系、文艺意识形态论体系、文艺生产论体系、文艺主体论体系、文艺心理学体系、文艺符号论体系、文艺系统论体系等等，无疑它们从总体上推进了文艺理论建设。这些理论体系中，有些是具有创造性的或有具创造性的成分，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深入思辨和科学解答基础之上的，如果仅有体系空壳而没有思想新创，疑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么所谓的“体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对推进文艺理论的实际进展和建构文艺学当代形态是无济于事的。缺乏学理创新而忙于搭建体系，是功利化学术的反映，也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论支撑的表现。

二、认准坐标：我们选择什么

当历史把文艺理论研究带入21世纪的时候，时代迫使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文论范式以及怎样建设这种范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开放的理论背景又为我们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时至今日，至少有4个层面的观念坐标需要我们去认真面对、认知和选择。

从纵向上讲，我们正面对“传统与未来”的价值选择。建设新世纪的文艺理论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过去，开凿自己脚下的理论岩层，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吸纳文论传统的丰富营养；同时，文艺理论的发展又不可为传统所累，背负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旧有模式而驻足，而应该面向现实发展，关注时代进步，把目光投向未来，开辟文艺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从横向上说，我们要面对“自律与他律”的价值选择。文艺理论建设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论血脉和人文精神，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同时，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又需要广撷博采人类一切优秀的理论质素来滋补我们的文论肌体，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民族文论的“橄榄枝”作为我们理论建构的借鉴，任何封闭意识和“国粹”心态都将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这种“中化”和“西学”或“中体”与“西用”的关系，构成了一个自律和他律的观念悖论。

从理论范式上看，我们正面对文艺理论的“经典形态”“传统形态”与“当代形态”的价值选择。“经典形态”是指文艺理论创始人及其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它们通常代表着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基本观点和权威话语模式，具有学理的典范性和观念的规范性。“传统形态”是指“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发展和积累起来的习见理论模式，它们是以文艺理论教材及专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数人认可的文论形态，具有理论范式的约定俗成性以及价值取向的惯性和思维定势的惰性。“当代形态”则是正在创造和发展中的文艺理论，这种文论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会给它带来异域文论、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渗透与挤压，高科技的迅速兴起形成文艺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变异，还有大众审美文艺、特别是影视艺术、网络艺术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艺本体变迁和观念革命的新选择等，它们使得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常常要在“适应”与“定位”的不断碰撞中，不得不作出无以选择的选择。

最后，还有理论特色的价值取向问题。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切合新世纪文艺发展实际的理论。而“中国特色”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呢？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国古代文艺学传统所铸就的“中国特色”，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其构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这是我们所依托的现实理论背景和学理延续的“接口”；还可以指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接受、发展、变异以来所显示出的“中国特色”，即“马列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1]。这3种“中国特色”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尤其是后2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齐头并进、此消彼长的。3个层面在各自发展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特色”都应当纳入我们所要建构的文艺理论形态中，问题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选择它们。

以上4个坐标的立体交叉与相互渗透，把当前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观念困境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前沿，而对之作出怎样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文艺理论的未来。当然，认准这几个坐标并不难，从理论上找出自己的选择维度也容易做到，但要从实践上让理论选择的自我意识变成理论创造的有效成果，也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构建学理：我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研究来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构建。

文艺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局部突破带动学理的整体建构。因而，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倡导回归本体，而不是解决外围；回到问题，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体系；回到起点、找准支点以解决基础理论命题，而不是凌空蹈虚或避坑落井。美国学者拉夫尔·科恩(Ralph Cohen)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谈到：“人们正处在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文学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们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2](1)这些话对当前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也是适应的，而我们检验文学转变过程所得出的教训之一便是要关注理论本体中的“元问题”，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文学有什么用”等，并据此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体论、客体论、主体论、文本论、价值论等“元问题”[3]，从这些“元问题”出发延伸出一个个“问题元”。通过这样回到最基本的范畴，抓住最基本的问题，靠理论本身的逻辑产生理论的张力，才会带来学理推进的思想动能，并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要达到这一理论目标，就需要确立文论本位意识，排除边缘心态；确立基础研究意识，排除功利心态；确立理论原创意识，排除认同心态。从范畴概念到观念观点，从思辨方式到思想体系，都采取“问题化”的研究眼光，本体论的研究角度，“推进性”的研究态度，从而一步步构建出具有原创性和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学当代形态。

其次是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

文艺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它是在依托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不断拓展中，把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变成无限的追求，最终使追求本身变成无限的过程。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就是这样的一个无限追求的历史过程，而“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途径。

“一体两翼”的“一体”，是指文艺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主要是吸纳它的人文精神，并实现古论范式的现代转换。如古代文论在文艺家与现实关系上的“交感”说（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艺家与文艺关系上的“言志”说（诗言志、诗缘情），在创作与作品关系上的“意境”论（意象、兴味、性灵、境界），在作品与现实关系上的“教化”说（诗教、讽喻美刺、有补于世、有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内蕴和价值理性的文论传统，一旦将其转换为现代文论的有机成分与合理血脉，不仅会使新的理论建设底蕴充盈，而且还可以使古代文论在21世纪焕发新的活力。外国文艺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弃其蹄毛，留其精粹”，洋为中用，一方面要将外来文论的理论质素与中国的文艺现状和理论传统结合起来，实现对其营养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与“顺应”的辩证关系，实现文艺理论的跨文化对话和中外互补。

所谓“综合创新”，即运用辩证思维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文艺理论形态进行辩证地分析和综合，让它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融合为一，铸就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框架。它要求我们通过对文艺理论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经典形态与新创形态的重新审视、辨识、转化和吸收，找到同历史走向和时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线索，形成对当代学理本位的思想支撑、对学术立场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选择。在这里，“综合”是创新的手段，“创新”是综合的目标。研究者应该以传统为鉴，以创新为本，光大中国既有的卓越的文艺思想品格，同时采纳外来文论有价值的丰厚资源，发扬中国文论注重整体性、蕴藉性、颖悟性的辩证思维传统和西方文论重逻辑思辨和求新求异的原创意识，而克服中国传统文论“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的治学缺陷，以及西方文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思想承继与观念变异“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从而创造出既把握宏观又剖析微观，既跨学科融通又中外互补，既有学派对话又回应现实问题，既总结过去又指向未来……这样一种由范畴、观念、命题和思想体系一以贯之的、具有原创性又具有科学的思想与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基础理论体系。

另外，在理论视野上，要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挤压，另一方面也为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应该是更广阔的思维视野、更丰赡的学术资源和更具价值的理论参照。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论在上半期是从历史走向语言，从内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事实上，从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做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2](122)当近20年来的西方文论从语言返回历史、从形式返回内容的时候，我国的文艺理论却走了一条几乎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这对于长期陷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元对立困境中的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来说，不是颇具警示和借鉴意义么？

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的嬗变更是新世纪学理建构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当新技术革命悄然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它所带来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与变异，还有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例如，电子媒介、网络文学和视听艺术的崛起，造成了语言艺术日渐被音像艺术所取代，艺术样式由单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艺传播方式由“硬载体”向网络“软载体”转变，由此造成了文艺存在方式，文艺功能方式，文艺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艺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艺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带来的文艺研究方法——诸如信息通讯技术、信息存储检索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用于文艺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时，由科技进步引发的大众审美文化变迁，正使得“快餐文化”“准艺术”和“视听消费”一步步挤占高雅艺术、纯文学和精英文化的市场份额。这时候，文艺基础理论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搭建一个宽待时尚、兼容先锋、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竞争的理论环境平台，更需要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和学理模式等总体构架上，认准自己的发展坐标，由理论新变达成学理创新，构筑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文艺基础理论新体系。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学理论的未来时所说的一段话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文艺研究现状：“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4]

参考文献

[1]　董学文.文艺学当代形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