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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生态观论文模板(10篇)
时间：2023-03-27 16:50:58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哲学生态观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党的十报告独立成篇、系统论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次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主体布局，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承与创新，是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还严峻的形势下做出的科学判断和重大抉择。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文明可以理解为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是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的更高阶段的文明形态。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在应对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的基础上，不断概括、总结和完善而逐步形成的理论体系，是在哲学的普遍真理指导下逐步形成的理论体系，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形成具有独特的哲学基础。
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是在长期对我国生态演变自然规律的自觉认识和尊重的基础上，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提出的。尊重自然，就是强调自然与人处于对等的地位，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不把人的主体性绝对化，不能够违背自然规律，也不能无限夸大自然对人的控制性，认为自然规律是神秘的、不可认识和利用的。而是以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为前提，尊重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追求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所谓世界观，是人们对于自身、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或根本观点。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相互作用的一个统一体。建设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必须从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国情，既不照搬照抄西方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也不脱离中国实际，打造“空中楼阁”，要辩证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既要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又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在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按客观规律办事，又要尊重自然，要对自然有敬畏之心、感恩之心：要用全面和系统的眼光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系列科学方法。
人民对生态文明理论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是对自然规律由自发到自觉认识、由被动适应到自动利用的认识过程。在农业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人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完全依赖自然，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只停留在直观、经验的程度，盲目崇拜自然，敬畏自然，机械地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虽然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开始了大面积开荒屯田等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引l了自然界以干旱、涝灾、山洪、风沙等形式对人类进行的回馈，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对人类生活生产造成严重影响。这个阶段，只是人对自然规律的自发认识和运用阶段，人们处于只是被动地依赖自然、畏惧自然、受自然规律支配的自发阶段。在这个时期，人们对自然的破坏非常微弱，处于能够顺应自然、但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解放都处于萌芽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肯定阶段。在工业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巨大解放，人们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被迅速释放，极大地刺激了人征服自然的欲望，扩张了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人开始对自然资源、能源过度性地开发。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创造和增加，人的能力和作用被无限膨胀，认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征服自然，甚至认为可以利用各种科技手段来改变自然规律，达到任意支配自然的目的。这个阶段是人片面夸大自身能力、违背自然规律的阶段，成为人类征服自然、背离自然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否定阶段。
哲学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经过否定实现的。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经过两次否定，即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否定之否定，事物的这种运动就表现为一个周期。否定之否定阶段既是前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一个周期的起点，事物的发展是不断地从肯定到否定，又由否定到否定之否定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生态文明是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地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充分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遵循人、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以尊重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阶段，处于人们对自然规律认识的自觉时期，要求适应自然，保护自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实现了对自然规律由自觉到自觉到自觉认识，由被动适应到主动利用的质的飞跃。
哲学认为，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过程，是以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为前提的。对事物的认识，尽管曲折、反复，如果认识主体尊重实践的检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还是可以逐步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提供了认识论的指导。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提供了认识论的指导。认识论揭示了认识和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对立统一关系。认识和实践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各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把它们的不同作用片面地夸大，使之绝对化，是不正确的。不管是在农业文明时期，还是在工业文明时期，认识与实践相背离，认识严重脱离实践，导致人在自然面前要么妄自菲薄，要么妄自尊大。生态文明理论则要求把认识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要求顺应自然，一方面强调人类在活动中要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人在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达到认识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任何实践都是在既有认识的指导下进行的。人类社会之所以高于自然界，是因为人类具有在认识指导下的实践能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当人们的认识水平还很低下时，实践活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而当人们的视野扩大、认识水平提高、逐步深入并理解了更多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之后，实践活动也就大大地提高了它的科学性和水平。工业文明时期，由于人们片面夸大人在自然和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产生了严重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和人口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这是由于认识与实践出现了严重偏差，出现了片面追求局部利益、忽视整体利益，片面追求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的发展造成的，导致目前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面对这样的形势，只有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才能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明确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到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再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表明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因此，在生态问题上，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正确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
篇2
[中图分类号] G64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3）03?0103?06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是大学生课余科技文化活动中的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权威性的全国性的竞赛活动，被誉为中国大学生学术科技“奥林匹克”。“挑战杯”竞赛活动在较高层次上展示了我国各高校的育人成果，推动了高校与社会间的交流，已作为学校学生课余科技文化活动中的一项主导性活动，成为高校与社会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窗口、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有效方式以及培养高素质跨世纪人才的重要途径。大连海洋大学作为应用型高校，在定位自身与职业类院校和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差异时，格外重视“挑战杯”竞赛活动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以日前举办的校级第九届赛事为例：2012年12月，大连海洋大学校团委开始组织学生申报课外科技立项项目，全校共申报213项，1000余名学生参与了立项工作，2013年3月，作品开始进入评审阶段。作为立项项目指导教师与项目成果评审教师，笔者参与了该校级赛事的整个过程，拟以社科类学术作品参加该赛事的态度、行为等过程情况及提交参赛作品和评审结果为研究对象，对如何提高学生实际科研训练能力做一些实证性系统探索，以窥“挑战杯”竞赛活动意义之一斑。
既往对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的研究，可分理论探讨和实践调研两大类。从理论验证性文章来看，对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或科技活动宏观概述性分析较多，涉及微观具体问题和细节性问题分析较少；宣讲本学院或本校开展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工作开展状况论文较多，对比分析高校间相关论文工作较少；笼统阐释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对于高校人才培养的意义论文较多，针对高校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做出类型区分相关论文较少。实践调研类论文又可界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涉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整体运作情况的聚类分析。另一类是以作者所在高校为中心进行的科技作品竞赛或活动的宣传性介绍，这一类论文典型特征是自我宣讲或表彰，对竞赛或活动自身存在的问题鲜有涉及。
基于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来看，以微观性的某类具体作品为切入点，并结合某具体高校实践性竞赛活动为分析载体进行探究性研讨实有必要，且能为竞赛或活动的质量提升起到动力推动作用，此点亦是本文写作的重要逻辑原点。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因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所涉问题过多，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无非有三：一是对于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选题的探究；二是如何做好作品写作的过程控
制；三是如何科学合理评价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质量。
一、对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的选题
选题决定了课外学术作品的科研方向和水平，决定着科研的成败。有论者指出合适的选题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科研能力，促进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发挥，对于推动高校科研工作的开展，提高大学生信心和作品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从大连海洋大学第九届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哲学社会科学类专项为例，所有62项作品涵盖学科包含了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哲学社科类专项要求的所有类别。具体而言，62项作品里，哲学类作品3个，占所有类别作品的4.8%；法律类作品6个，占所有类别作品的9.7%；经济类作品4个，占所有类作品的6.5%；管理类作品11个，占所有类作品的17.7%；教育类作品14个，占所有类作品的22.6%；社会类作品24个，占所有类作品的38.7%。详细作品信息如表1所示。
从学生申报的作品来看，以下问题明显：选题过大，内容宽泛，框架面面俱到，总有完备答案，不会从实际调查和观察中独立自主地形成新分析、新观点。如，《家长的教育对孩子的影响调查研究报告》、《新时期企业发展新思路》、《对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探究》、《论网络人际交往的道德与智慧》、《关于目前中国房价问题的调查研究》、《浅析中国海洋产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国的海洋情结》、《论社会发展对就业的影响》、《法律无情与法律有情》等题目的选取明显偏差于学生自身能力，由所选题目可作出的预判是：学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和有限的知识背景下完成如此宏大题目。[1]
由此所引发的思考是何谓合适的选题，何谓好的选题，何谓面向特定对象科学的选题？不少论者认为价值性原则、创新型原则、可行性原则、有利性原则、具体性原则等方面阐释大学生应如何选择合适的课题参加各类科技作品竞赛[2]。诚然思辨性理论对大学生选题有一定指导作用，但如何更直观细致地寻求选题的优势化选择是更加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通过对比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时间较近、更具权威的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科技作品竞赛哲学社会科学类特等奖获奖作品，总结更具指导意义的科学选题标准。表2为特等奖论文具体信息。
获特等奖作品选题有两个特点：一是题目小，将研究范围限定在学校自身所处区位；二是研究视角较为独特，即使没有限定在一定的区位，对所选主题研究也不是大而全的；三是没有形而上的思辨论文，而是立足于学生自身实际，形而下地进行走访调查研究，应用性成果占据主导地位。由上可初步总结出大学生进行选题遵循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小、新、实。
所谓小，从认知规律看，先具体，后一般，用所学理论指导，去调查研究和分析具体事物，然后得出深化和改变甚至创新原来的一般理论。小意味着要选择以小见大的题目，需要智慧，创新和知识。比如，我们要研究调整结构和增长方式转型。你就可以调查几个地方、几个小微企业，在后危机时代如何改变和创新经营模式的实践。所谓新，就是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新东西：新事物，新经验，新问题，新趋向。如：① 新农村建设中渔政渔港建设，动植物保护，农村饮水、公路、供电、安居、清洁、土地整治、海域使用等调研分析；② 战略性新兴产
业创新发展课题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等调研分析；③ 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修复中的退耕还林还草、重点自然生态系统保护情况、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建设、祁连山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青藏高原东南缘生态保护等进行调查研究；④ 教育发展课题中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农村学前教育、职业教育基础能力、民族教育发展、教育信息化建设；⑤ 改善民生计划中扩大城乡就业规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国有资本收益中的民生支出等调研分析。所谓实，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衡量：一是踏实细致的进行实践调研；二是所作出的结论或建议具有可执行性，能为社会、地区相关问题应对提供可资借鉴的实用对策。如针对我国矿难高发。湖南师范大学10名大学生历时两年多，走访了30多个煤矿，完成两万多字的《湖南煤矿工人心理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调查报告，所提出来的三级矿难防控体系，引起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高度重视。
二、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写作的过程控制
选题确定后需要系统科学地寻求科研路线，即需要以研究主题所确定的概念为中心，量化变量并提出假说，并确立相关研究方法证实或证伪假说。对于初涉科研的大学生来说特别需要考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论建构层面；二是科学方法层面；三是具体写作层面。第一个问题所涉两个子问题，一是选题中以关键词为核心的文献检索和综述；二是选题所依存理论的一个系统学习。前者研究过程可以概括为问题形成、数据搜集或文献检索、数据评估、分析和解释及表述研究结果五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承载着一项与原始研究相似的功能。例如，在原始研究和研究综述中，“问题形成阶段”包括界定我们感兴趣的变量，“分析解释阶段”涉及决定哪种结果是显著的。对于选题所依存学科的基础理论，需要学生掌握基本的学科或专业原理。以经济类论文或研究报告为例，至少在建构作品时应当至少掌握以下三个方面原理：① 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分析的前提；② 选择行为是经济学分析的对象；③ 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经济学分析的中心目标，其主要任务是利用有限的资源尽可能持续地开发出人类所需求的商品并将商品在人们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
对于科学方法层面，应该从社会调查方法与数据分析方法两个方面进行引导。社会调查主要任务是根据调查方案中确定的调查方法，以及调查设计的具体要求，采用各种方法收集调查对象的有关材料，全面掌握总体及总体单位各方面的基本状况。在社会调查中一是要注意调查方式方法多样性：综合运用问卷、访谈、实地考察、讨论、案例以及文献查阅等。有的竞赛作品图省事，怕麻烦，只搞问卷一种。所以东西很浅。甚至结论不符合实际。二是要注意调查的深入实际，深入调查要求不怕苦、不怕累，要下真功夫。比如，东南大学几位学生去农村调查融资问题，不但坐硬板，还住农民家里，所以成果很实在，很具体，获得特等奖。通过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审核，整理与汇总后，还需要系统的分析，才能揭示出资料所包含的众多信息，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依据资料的性质，可以将资料分为定性分析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定性分析方法主要借助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历史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体现。要强调的是定量研究方法，调研可能涉及单变量或多变量的统计分析，因此方差分析、聚类分析、因子分析与典型相关分析等成为要了解和初步掌握的科研方法。
写作是收获的季节，把调查研究的成果、事实、材料和资料用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梳理、分析和提炼出你的新结论，新认识。就是有实践价值和学术含量，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 和内在逻辑，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对策等。首先，要聚焦出鲜明的主题和创新点。作为论文的核心部分，应当充分而又简明的阐述为解决所提出问题而使用的新的思路或新的方法，以及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和模型。其次，作品语言力求精炼、生动、有个性、有锋芒。先求通顺后波澜。尽量用平常的语言，阐明深刻的道理。
三、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的科学评价
对于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社科类项别评价指标的确定，我们综合了国家挑战杯及地方省市挑战杯的评审标准，确定将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创新性等作为大连海洋大学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哲学社会科学类（以下简称哲社类）专项的评审标准，通过走访刚刚在大连理工大学举办的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哲社类评审专家，结合举办的前八届校“挑战杯”课外学术作品竞赛的具体情况，我们制定了评审标准中各个子维度相关指标，详见图1。
在制定科学严谨的评价指标后，通过匿名方式征询了10名相关专家的意见，在对专家意见进行统计、处理、分析和归纳后，客观地综合多数专家经验与主观判断，对指标中大量难以采用技术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的因素做出合理估算，经过多轮意见征询、反馈和调整后，对因素价值和价值可实现程度进行了相关分析。具体操作为，对评价指标中各因素的进行相应分级，系统将各因素分为一到五级，并赋值为0-1分不等，同时按照各因素的重要程度给与不同的权重，即对各因素的重要程度做区别对待，依照公式： 进行了加权评价，得到最后的评价结果。
四、结语
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与创新型人才培养之间的有机互动可有效促进双方更为良性地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以及关联活动存在诸多问题，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注重培养学生科研素养，锤炼学生科学化思维。这种思维的锤炼应当具有体系性知识建构特征，如课题申报与结题、科技文献检索与获取、试验设计与数据分析能力、科技论文写作方法与发表流程、毕业设计（论文）等内容。
（2）高校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地，学生科研能力的提升需要和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有机融合。具体做法是，大一大二需要安排科研思维训练、文献检索等相关课程；大三大四期间需要安排专业前沿理论研讨等相关课程。
（3）注重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有机结合。将校、省（市）、全国“挑战杯”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视为人才培养过程中训练学生科研思维、科研技能的重要载体，尽可能安排学生参与比赛，遴选优秀指导教师并给予充足基金支配。
（4）成立直属于校直属下大学生科技创新（业）中心，专门负责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实行本科生学分制与导师制相结合的学生管理模式，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尽早开展科研活动。鼓励学生发表学术论文，尊重学生知识产权，并给予相应资助和奖励。
篇3
2.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度影响
3.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4.认识语言的经济学属性 李宇明
5.《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交际语言能力框架和外语教学理念
6.大数据时代语言生态研究
7.小学语文教学语言特点新探
8.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语言哲学理论建构之一
9.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个综述
10.GIS作为新一代地理学语言的特征
11.“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
12.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13.关于我国语言战略问题的几点思考
14.语言符号观的认知视角研究
15.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
16.中国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
17.近10年来国外多语言信息组织与检索研究进展与启示
18.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语言输出过程
19.语言竞争试说
20.语言服务的概念界定
21.语言类型学视野与语言对比研究
22.语言模因观初探
23.语言模因的主体性与语境化
24.第二语言教育的教师自主性研究
25.中国语境下英语教师语言意识实证研究
26.社会文化理论与生态语言教学观
27.领域语言规划试论
28.大学英语学习和教学中的语言学习策略问题
29.教师语言的语用分析
30.“语言特区”的性质与类型
31.语言也是“硬实力”
32.语言接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
33.语言的维度与翻译的限度及标准
34.语言接触中语言演变的连续体模式
35.西方语言哲学批判——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七
36.元语言意识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及其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
37.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语言的语言规划研究
38.论元语言与外语教师的话语行为
39.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语言迁移研究
40.语言规范试说
41.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政策
42.内容要创造 语言要模仿——有效外语教学和学习的基本思路
43.城市语言景观研究进展及展望
44.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发展
45.语言与思维关系再认识——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解读
46.人·语言·存在——五问海德格尔语言观
47.二语课程中的语言输出与二语发展——香港高校本科生课程英语写作的个案研究
48.中-英双语者语言理解中非加工语言的自动激活
49.国外第二语言语音习得研究的进展
50.外语教学中语言意识形成路径研究
51.海德格尔此在时间性思想与语言研究
52.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问题与方法
53.口语教学与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培养
54.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观及其对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
55.语言模因及其修辞效应
56.音乐和语言神经基础的重合与分离——基于脑成像研究元分析的比较
57.关于外语教师语言属性的思考
58.语言产业的基本概念及要素分析
59.英语专业硕士毕业论文的语言错误分析研究
60.语言理解中的动作知觉:基于具身认知的视角
61.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的相关性分析——以2007年南京城市语言调查为例
62.语言问题安全化与国家安全对策研究
63.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及其思考
64.语言网络:隐喻,还是利器?
65.商务语言研究的社会语言学视角与方法
66.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为语言哲学之延续——二十九论语言的体认性
67.中国英语学习者公式化语言加工心理机制研究
68.汉语网络语言研究的回顾、问题与展望
69.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
70.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思考与实践
71.语言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72.语言语境与新闻理解——英语硬新闻语篇评价策略解读
73.“一带一路”与语言互通
74.有关语言经济的七个问题
75.语言能力的多样性和语言教育的多样化
76.语势、家庭学习模式与语言传承——从语言自然接触说起
77.语言资源和语言问题视角下的语言服务研究
78.国际化和英语化——语言政策是一种选择
79.法律语言学、法律语言——兼谈法律英语的特点
80.现代语言教学的十大原则
81.指向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的课堂观察——美国“语言教师效能反馈工具”述评
82.语言规划的国际化趋势:一个语言传播与竞争的新领域
83.索绪尔语言学的语言本体论预设——语言主观意义论题的提出
84.第二语言习得中的程式语研究
85.二语习得研究与语言类型学
86.汉外语言接触研究近百年:回顾与展望
87.从文化生态视角解读语言衰亡
88.学前语言教育的新取向:重视儿童学业语言的发展
89.“语言体验”的教育学理论研究
90.语言经济学视角下商务英语的生态位思考
91.《马氏文通》前西人的汉语量词研究——以《语言自迩集》为核心
92.从语言处理的复杂性与高效性看联结主义
93.认知能力和语言水平在隐喻理解中的作用——以概念与语言形式重合度不同的隐喻句为例
94.语言学习中的元认知研究述评
95.情绪与语言加工的相互作用
96.语言资源与语言经济研究
97.网络用语与语言规范
98.口译过程的两阶段解读——以一般语言理解和产出为参照
99.学术会议英语演讲语篇多模式语言符号意义构建
100.情感因素与第二语言习得
101.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
102.论国家语言认同与民族语言认同
103.语言竞争与语言和谐
104.语言和音乐:语言认知研究的新视角
105.论语言态度的三种表现
106.语言的定义
107.网络语言是一种社会方言
108.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二语习得模式研究——环境、学习者与语言的互动
109.双语者语言转换中非目标语言的加工机制
110.关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语言服务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111.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看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几个问题
112.英语口语能力描述语因子分析及能力等级划分——制定语言能力等级量表实证研究
113.遮蔽与澄明: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114.网络语言的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
115.论“任意性原则”对语言系统的多维度诠释——索绪尔语言本体论研究
篇4
一、提供撰写角度，突显一个“多”
同一个主题，同一份素材，进行广度拓展和深度挖掘，有助于多角度呈现立意。
1. 政治学科角度
小论文的撰写要始终紧扣教材知识，思想政治学科的教材知识是写好政治小论文的理论基础。通过课堂教学，学生已了解并掌握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生活与哲学》《文化生活》等相关知识，由此构成一个学科体系。在学科理论观点的指引下选择小论文撰写角度，有助于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使文章更具有严谨性、科学性和说服力。
例如，笔者指导学生撰写的《天蓝了 水清了——记马渚镇沿山村生态村建设》《朗霞裘服的“春天”来了》和《光耀杭州湾 照亮全世界——来自梁弄镇灯具产业的报告》三篇文章曾获余姚市高中学生政治小论文评比一等奖。三篇论文的共同点是：立足于教材，充分调动了《经济生活》中的相关知识，如科学发展观中涉及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市场经济中涉及的宏观调控等知识，对素材的解读回归于课本，避免了空洞说理，因此得到了评委的一致好评。
2. 时政性角度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提出，坚持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与时俱进地充实和调整教学内容，体现当今世界和我国发展的时代特征，显示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政治小论文的撰写角度也应适应时代要求，密切联系国际社会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直面高中生思想上的现实问题。如笔者指导学生撰写的《盗版的世界“学问”大》《绿色奥运 绿色希望》和《似曾相识燕归来——小手机折射出大道理》等小论文，以盗版、北京奥运会和手机等当年的热点问题为载体，不仅引发了学生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写作热情。这就要求政治教师在课堂教学时要注重课本知识与时政热点相结合，把新闻引入课堂，让学生逐渐积累撰写政治小论文的新鲜素材。
3. 地方人文角度
政治小论文的撰写要具有地方色彩，体现政治学科的独特性，富有研究价值。笔者发现，近几年获得一等奖的小论文一般都有一股浓郁的家乡味道。如本校学生所撰写的《姚剧——姚江文明的瑰宝艺术》和《名邦之奇葩 余姚之骄傲》两篇小论文，挖掘了余姚地方传统文化——姚剧这个文化资源，从姚剧的起源和发展为主线进行阐述，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本土文化的价值；《菜，榨出道理来》和《小杨梅 大道理》两篇小论文，选择闻名中外的榨菜和杨梅两种余姚特产，从它们的起源、现状和未来展望等角度进行撰写，让读者深深体会到余姚本土产品的魅力；《光耀杭州湾 照亮全世界——来自梁弄镇灯具产业的报告》《同样的土地 不同的财富》《朗霞裘服的“春天”来了》《四明山经济发展的“春天”——论四明山“农家乐”》和《白色珍珠——余姚的摇钱树》等小论文，以余姚的梁弄灯具、朗霞裘皮、四明山的“农家乐”和塑料为撰写角度，告诉人们这些产业是如何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插上腾飞翅膀的。由于学生对自己的家乡非常熟悉，站在地方人文角度撰写政治小论文，得心应手、有话可说。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以本土资源为素材，倡导“生活化”教学，达到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知行的辩证统一。
二、帮助学生选题，突出一个“亮”
帮助学生选好题目，是教师指导学生撰写小论文的重要一环。小论文的题目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用最简洁、最准确和最新颖的文字告诉读者本篇文章将要阐述的问题，使人阅读之后一目了然、过目不忘。由于高中生的知识面、理解力和概括能力都有限，课余阅读报纸杂志和上网了解时事资讯的时间并不多，教师可结合政治学科实际、社会现实问题、地方人文特色和学生个人的兴趣爱好等方面来为学生选题提供素材，力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不落俗套，注意“亮”度。题目是文章的“眼睛”，为文章选择一个好题目，可以对整篇文章起到点睛的作用。政治小论文的“眼”，应该明亮而富有生命力，一般为20字左右。若学生以提炼小论文的观点作为标题，应该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仔细研究背景材料，认真领会材料要说明的中心思想；第二，联系材料，找出其中心思想与教材知识的结合点；第三，将材料中心思想上升到一定高度形成小论文的观点，确定标题。例如，本校一位学生以余姚特产——杨梅为主题，立题为《小杨梅 大道理》，一小一大，对比鲜明，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深刻印象，在省高中生政治小论文评比中获了奖。
三、指导学生搜集和整理素材，彰显一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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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课程是面向理、工、农、林、医专业研究生开设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从学科性质看，它是哲学的重要分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中心线索，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本性、认识和变革自然的辩证过程及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素质教育功能和以创新机理为核心的方法论教育是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功能。[1]这门课程不仅有利于医学研究生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和科技观，而且在形成良好的医学人文素质、培养科研思维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1 医学院校《自然辩证法》课程存在的问题
1.1教材问题。目前国内各高校硕士研究生的本门课程统一使用郭贵春教授主持编写的教育部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2013年版）。包含绪论和五个章节，分别为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社会论和中国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这本新教材与以往使用过的教材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结合时展的实际，贴近理科专业实际，侧重文理知识的交叉与融合，蕴含了党十集体智慧的凝结精神。
在2013年以前，各个高校的《自然辨证法》课程自主选择、使用教材，可供选择的版本丰富多样，大部分教材在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四层内容体系上编写得比较完善，便于教师从整体上把握本课程的核心主线和内在逻辑结构。但是，有的教材在编写时内容不够深入浅出，理论性太强，案例资源缺乏针对性和前沿性，无法适应学生的不同专业需求。以这样的教材为模本而展开的教学活动是典型的填鸭式教学，教师把学生的头脑看作是容器，拼命往里填充既定的知识，把科学教育扭曲成一种高度浓缩的科学知识教育，其直接后果是科技人物、科技事件、科学精神几乎成为学生的盲点，学生普遍缺乏对科学技术创新性的理解。[2]
许多医学院校选用《医学辩证法》作为参考辅助教材，采用由国内多所医学高校联合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高等医学院校选用教材），其特点是紧密结合医学实际，注重医学临床辩证思维、循证医学思维及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尽管现存的教科书版本较多，选用教材丰富，但结合医学专业实际的教材可选性少，很多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内容抽象，与医学实际脱节，即使有部分医学案例，但内容陈旧，缺乏感染力和吸引力。有的教材内容还存在严重的老化现象，不能及时反映最近时期的医学前沿问题，大多数案例资源是十几年前的内容，导致教材内容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不强，严重影响了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兴趣，难以把握到辩证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的精髓。
1.2大班教学问题。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后，研究生的数量越来越多，为了降低办学成本，各高校都普遍采用大班课堂教学。《自然辨证法》普遍采用大班教学的形式，平均150人/班的大课教学方式给课堂的有效管理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增加了一定难度，给教师上课时的课堂控制带来很多困难，难以采用研讨式、PBL教学法等课堂手段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在大班教学中经常出现看课外书、玩手机、睡觉、迟到或早退等违纪现象，教师在课堂管理时感到异常棘手。任课教师能否成功地实现教学目标，一方面与课程提供的内容有关，另一方面还与教师驾驭和控制课堂的能力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并讨论课堂控制问题对提高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采用的自然辩证法大班教学的质量具有现实意义。
1.3考核问题。采用课程论文或调研论文的考核方式比较普遍，可由教师推荐论文选题，也可由学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主题。有的教师采用课题调研方式，将自己的课题分配到班级，吸纳部分科研水平优秀的研究生进入课题调研组，将研究任务细化分解，充分调动了学生的自主研究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科研意识和能力，取得了较好的科研成果。
在针对课程论文考核方式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学生上交的课程论文并不是在认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独力完成的，而是以应付的态度采用过度抄袭的方式完成论文。通过与多个学校的交流与对比，发现课程论文考核的方式所取得的质量和效果甚微。2009年在我校的本课程论文考核中，存在60%以上的学生上交论文存在过度抄袭问题。有的学生甚至直接在期刊网上打印论文，连原作者的姓名、单位等个人信息都来不及删掉就上交给老师。部分学生对专业课程过度偏重，认为自然辨证法是选修课，平时忙于科研或实验，没有时间去收集资料撰写论文，考前应付式地上网抄袭一份作业，如果教师要求不严格，许多学生的抄袭作业通过考核，会导致多届学生的学风和考风松懈，进而严重影响了这门课程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单一的考核形式及结构不合理课程考核评价体系无法达到强化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目的。
1.4学的问题。部分学生对于“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不够明确，在对待这门课程的态度存在抵触情绪，认为医学研究生学习自然辩证法课没有实际意义，纯属浪费时间。在这种“实用主义课程观”的影响下，学生没有从心底里接纳自然辩证法课程，旷课的学生较多，上课时看专业书或英语书的现象不少，课堂参与不积极，缺乏自主学习的时间和动力。
1.5教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教学活动与学科建设方面存在问题，如教学活动中存在着教师数量少、教师专业背景普遍文科化、自然科学知识比较欠缺，教材内容不能满足需要等问题。[3]理论讲授的模式存在着单向性和机械性，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和储存知识，讲授的时间占了课堂的大半部分时间，学生的参与活动较少，主动获取、形成和发现知识的过程被忽视。授课内容抽象单调，形式和手段单一，理论与现实脱节是自然辩证法课程无法进入学生内心的关键原因。大部分教师的学科背景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或哲学专业，缺乏医学专业知识的相关背景，在联系医学实际时存在医学知识的储备不够深厚，医学理论的功底亟待加强的问题。这就要求授课教师的专业背景必须有足够的医学相关知识，才能不断增强自然辩证法的思想吸引力，让这门课程凝练出“精彩一课”的效果。
2 医学院校《自然辩证法》课程的创新途径探索
2.1利用教学大纲整合教学内容，实现教学内容贴身化。即联系研究生的专业、学习和科研中的实际问题，增添兴趣与效果。进一步展现自然辩证法原理与工学、医学及军事等具体学科领域契合的意义。主张在示范教材参照下，自主选择教材。[4]密切联系医学实际制定教学大纲，坚持医学与哲学融合的原则，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教学大纲的编写上，为了突出医学技术的特色，可融入《医学哲学》、《医学辩证法》、《医学伦理学》、《医学史》等多个学科的相关内容，结合其他人文类的课程加以整合。编写全国“一本通”的材显然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个学科专业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的需要，编写“一纲多本”的自然辩证法教材则成为各个高校任课教师的热切期盼。[5]
教学大纲的内容突出了三个特色：一是紧密结合医学研究生的专业实际，将《医学哲学》、《医学辩证法》等内容融会贯通，渗透到自然辩证法的教学设计中，更突出本课程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二是紧密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特点，思想角度新、教学专题性新、案例资源新，突出本课程的时代性和创新性；三是紧密结合《医学技术史》、《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其他交叉学科的内容，突出本课程的外延性、趣味性和研究性。如在医疗技术伦理方面，不仅要跟学生讲清其内涵，还要讲授其主要内容。在医学高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要谨防“医学技术主义”的影响。
2.2优化教学设计：一是内容结构的设计，打破教材的逻辑结构，贴近医学专业实际。如在讲授技术观时，整合有关技术伦理的内容，在有限的课时内，将最优化的内容呈现给学生。从技术观和技术方法论角度，思考“技术决定论”在医学领域的表现，探讨医学技术价值、医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两重性及现代医学技术伦理存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一方面可培养学生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把医学、医学伦理学、哲学等多种学科内在地统一起来以拓展学生的视野。[6]让学生明确，医疗服务是终身职业，不断加强自我学习，更新知识，提高伦理素质，才能更好地将自己所掌握的医学技术奉献给社会。
二是多媒体教学的设计，查找网上大量的相关资料，精选趣味性的图片，如讲授远古时期的自然观，人对自然的膜拜，运用一些国内外的古代巫医图片配图说明，学生对这些知识从未了解过，经过生动有趣的讲解，提升了学习注意力。精选一些给学生带来极大思想震撼的视频资料，通过正反对比手法，使学生领悟到人与自然的终极和谐才是一种精美意义上的生态自然观。每一专题都设计“影视推荐”栏目，将新近的、优秀的、典型的节目介绍给学生，增加了学生对自然辩证法知识的理解和思维拓展。
三是分组讨论设计，一般来说，单个问题提问学生的参与性不高，课堂积极性难以调动。采用案例教学形式，把问题分化成多个小问题，实行分组讨论，每个小组讨论一个主题，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在问题的设计方面，多结合医学专业和社会热点，问题设计与专业背景密切联系，有助于医学背景的专业知识与自然辩证法理论相互交叉和渗透。如在讲授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时，引导学生讨论古代自然观在历史上对中医和西医的不同影响；收集资料讨论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的表现及现实意义。在讲授科学本质时，组织学生辩论中医学是否是科学的；谈到技术的价值和伦理时，引导学生讨论转基因食品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是福还是祸。
2.3增强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导向，培养学生创造意识。《自然辩证法》教材涉及创造技法的内容很少，我们结合医学创新案例，多方面介绍医学创造方法。使学生实现从记忆性学习向创造性学习的飞跃。增强学生运用方法的自觉性和提高他们运用方法进行科技创新的能力。[7]结合相应的教学内容，向学生提供课程论文题选、推荐书目、优秀影视等科研信息，鼓励学生进行科研探索。课前给学生布置讨论主题，学生利用收集的资料，通过小组讨论达成共同认识。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参与课程设计，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在方法论的教学中，突出方法论教学的哲学特色，把各种具体的医学研究方法归入医学思维方法范畴，通过医学假说和医学发现与探索的思维方法等内容，深刻揭示各种思维方法在医学领域的运用。
2.4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模式，即“平时成绩+分组讨论+期末考查”模式，总评成绩由三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20%，由课堂表现和考勤情况组成；分组讨论占30%，按照自愿原则组成10人小组，自主选择讨论主题，上交讨论报告和记录。期末考查占50%，实行开卷考查，出题方式比较灵活，重要考核学生运用知识、原理、理论分析现实问题，考核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知识拓展能力。分组讨论发挥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团结协作，增强学生的沟通能力，培养创新精神。通过本学期的考核创新机制的实践，学生的学风和考风实现了较大的转变，学生上交的小组讨论作业反映出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提升。
2.5融入人文教育。自然辩证法课程内在蕴含着医学与人文、医学与哲学相融合的特点。现代医学突飞猛进，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层出不穷。医学在技术上的高度发展纵然给人类传来了福音，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困惑。加强医生的人文关怀意识，需从重视医学院“未来医生”入手。欧美发达国家也将医学人文学科作为培养高素质医生的基础，列入医学教育的必要内容。目前，我国部分医学院校已开设医学人文课程，但内容仅占5%的比重，远低于美、英、法等国25%的水平。由于教材不成熟、教学经验缺乏、师资力量不够等原因，我国医学人文教育还存在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教学效果尚不理想。
现代医学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更多的并不是在医学本身，而是在医学科学化后的一些副产品和现代社会商业化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生意识到，要成为一名杰出的医生或医学家，仅仅凭借医学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必需具有哲学智慧和人文精神。在本课程的教学中可增加人文知识的相关教学资源，如医学大家的介绍、医学发现和发明、药物研究的相关历史等案例，增强学生的关注度，提高学生的人文探究，促进科研思考。
自然辩证法可以从“仁心”和“仁术”两方面来提高医
学生的人文修养。人文精神贯穿自然辩证法教学始终，以鲜明的人文案例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仁心。要促成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的融合，首先应给科学技术一个准确的人文定位，如果说医学仅仅是一种知识和技术，有失偏颇。在关于“科学技术的价值”内容讲授时，引入医学的价值有关内容，让学生思考为什么“有时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最能彰显医学的真谛？通过讨论使学生理解医学是一门“人学” ，而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不但要有治病的能力，更要有安慰人的艺术，“医乃仁术”是医学人文性的集中体现。在探索医学难题时，应考虑病人的需求，注重生活质量，如缓解病人的痛苦，提高生活质量，治疗并不总意味着治愈，还包括体恤和减轻痛苦。
在自然辩证法教学中，如何将一般原理与学生的学科专业实际联系起来，以达到更好的教学和学习的效果，是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的教师们一直探讨的问题。在教材的创新方面，需要很大程度突破传统教材的体系结构，突出医学高科技应用的问题。目前在医学领域呈现出与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紧密结合的优秀成果，甚至还呈现出具有中医特色的自然辩证法教材，探索出了一套适用于中医院校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将医学实际融入自然辩证法教学内容，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挑战，组建一支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团队，实现教师间的密切合作、学科互补，是提高教师素质和课程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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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教育的基本理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带来了更多教育观念的转变，特别是课程观的转变，它对课程的实施、教师角色的转变影响极大。课程改革的趋向之一是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关注学生各方面能力特别是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因此有必要确立课程生态观，并以此为基点，转变教师的角色，促使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
一、课程生态观的理念
课程生态观从本质上说，就是强调自然、社会和人在课程体系中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发展。所谓生态，其着眼点必然是面向未来的发展，因此生态课程的设置应着眼于学生的终生学习和持续发展。
（一）对生态哲学理论的借鉴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生物之间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生态学在经历了从创立到成熟，从传统生态学到现代生态学的变化之后，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生态哲学。［1］生态哲学是人类进入新时期所应持的哲学观念，是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给我们提出的哲学课题。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及生态危机给我们提出了严重的警告，人们必须转变观念，给以从生活层面上升至哲学层面的关注。这些严重的生态危机、生存危机使生态学和课程理论的结合成为必要，而生态学及其相关哲学、心理学等理论为我们化解危机、寻求新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新思路。从生态学角度思考课程问题不但有利于促进课程理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更有利于促进学生持续和全面的发展。这种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生态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它的主要特点是，从‘反自然’的哲学走向尊重自然的哲学，或者，从统治自然的哲学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2］课程生态观是新时期人们审视与反思课程发展的一种观念的变革，它充分考虑了人与课程的关系，并且必将为课程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最终也必然会促进人的极大发展。
（二）课程生态观的基本涵义
现代生态观要求人类把自己界定为与自然界和谐共生共存的一部分，而不是改造、征服等居高临下的尖锐对立，因此应以生态哲学的视角审视今天的课程改革。“生态主义课程目标致力于充分自由和完全解放的公民的培养，注重课程目标一致性与差异性的统一、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意识与潜意识的统一、以及课程目标的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的辩证统一。”［3］课程生态观要求课程应当关注生命、回归生活、注重学生的持续发展。
1关注生命。关注生命即不仅要关注身体的健康，而且要培养人健全的心智与完满的人格，让学生学会与自然共处，充分领悟和体验生活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生态哲学要求我们尊重自然，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世间万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人是具有鲜活生命的个体，更应得到尊重，得到和谐健康的发展。课程生态观就是以尊重学生个体生命的存在为价值预设的。个体蕴藏在生命本质之中，通过生命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教育的本质即是与生命同在。课程的设置不能单纯以传授知识为唯一重点，而要使学生的情感、意志、行为等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生命的成长、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课程的发展也应是动态的，其动态性的特征能够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并能尊重学生的感受、体验和价值观念。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生命体，也没有一模一样的个性，尊重生命，即尊重个性。窒息生命、压抑生命必然表现在对个性的束缚上，因此体现人文情感关怀是课程发展的必然趋向。“课程生态观必然要谋求自然科学课程与人文科学课程的整合，使自然科学课程渗透伦理精神和审美体验，而人文科学课程中也渗透着科学精神和理性的光辉。”［4］
一个孩子并不仅仅是名册上的一个数字、一个好学生或坏学生，在算术上或在语法上没有才能的学生，他首先是一个具有个性的人，他有自己的心灵、他的社会学意义，他在一系列事物中的地位，他的冲动和抑制，有些道路向他开放，而有些则对他封锁。［5］在生态课程中，课程的设置不应有利于部分人的发展而妨碍另一部分人的发展，它应切实地考虑到每一个学生的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这就要求教学内容应具有整体性与和谐性，认可个人“生命感受”的存在，并能够挖掘人的全部生命的内涵与意义。课程生态观必然是以养成学生完美和谐的个性为核心，以促进学生充分自由的发展为宗旨，并最终达到适应学生发展的整体性和全面性的目的。
2回归生活。“学校课程重返生活世界，找回失落的主体意识，确立一种新的课程生态观，是当代课程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它关系到21世纪教育的成败与人类自身的命运。”［6］设置课程的目的在于让学生获得完整、系统的知识能力，获得持续的成长与发展，而学生的成长是在生活中进行的，离开了生活的滋润，学生的发展将成为无稽之谈。课程必须以人的生活经验为基础而超越理性生活，建构一个真切可能的完整生活世界。狄尔泰（1985）认为，生活经验之于精神如同呼吸之于身体，“正像我们的身体需要呼吸一样，精神也需要在情感生活的回应中实现并扩展其存在”。［7］生活经验如同意义的呼吸，在生命之流中，精神“吐纳”着意义。在生命之流和经验生活的呼吸中，学生透过对现实的理解，能够获得对自我、他人及社会更为丰富的认识，能够真切地体验所学的知识，获得更多的感悟。
生活世界是人生命存在的背景，是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础，它为人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基石。“生活世界”对课程的意义在于：确立人本意识和生命意识；注重人的生成的动态过程。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着眼点之一是向儿童的生活世界回归，“人的回归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条件”。［8］课程内容不应是单一、抽象、理论化和体系化的书本知识，而应呈现人类群体的生活经验，提供给学生一种问题情境，并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使其能更准确和细密地加以把握、理解和感知。学生的发展应与生活紧密相联，因为生活就是其成长的基地和源泉。课程生态观要求课程紧随生活的步伐，否则就会变成毫无生机和活力可言的一潭死水。
3持续发展。“由于人在本质上既是一种生理意义上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超越生命的存在，因此人的存在的本真涵义更趋于一种可能性存在，而人的可能性存在实际上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9］学生的发展是可塑的，是一种趋于某一目标的发展过程。课程生态观要求提供给学生终生发展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以适应未来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需求。课程再也不是高居于学生之上的发号施令者，学生也不再只是课程的奴隶，学生应成为课程的主人，课程应切实促进学生的发展。“从表面上看，可持续发展解决的主要是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它要解决的则是人本身的持续发展问题。人的自我全面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10］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透视课程，首先应着眼于使个体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即终生学习的能力。
课程生态观要求课程着眼于学生的持续、终生发展，而不只是提供现成的知识、技能。后现代主义人物威廉姆·多尔（W.Doll）提出了课程设置的可循环性。可循环性与现代主义观念下的重复迥然不同，重复是为了提高固定僵化的成绩，其框架是封闭式的，而可循环性旨在发展能力，其框架是开放式的。［11］课程生态观要求课程不能是封闭的，其开放性系统中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发展，其根本着眼点是使学生获得一套持续发展的能力，使学生离校后不至于被迫终身放弃利用各种教育设施的权利。
二、教师角色的转变
课程生态观的确立，是当今课程改革的必然趋向，是生态主义课程思潮及其实践合乎逻辑的发展。而教师作为课程的实施者必然也要转变观念，更新角色，以能更好地促进课程的实施，最终使学生获得全面健康的发展。
（一）领导者向看护者的转变
本着尊重生命的课程生态观原则，教师应是学生心灵发展的“护花使者”。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努力提供丰富多彩、富有成效的教学模式，并为满足其不同需要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教师在此情境中是以慈爱者的角色出现的，而不是一个铁面的威严者。课程生态观强调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本，不仅关注知识与技能的掌握，而且更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由于获得知识与获得情感体验的过程和方法是不一样的，因此导致了学生真正意义的收获也是不一样的，对学生终生发展的影响也必然是不同的。所以，教师必须以园丁式的细心对待学生的每一细微变化，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教师的开放态度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教师应本着以人为本，尊重生命和个人独特的价值观以及对人的整体性的认同，对学生不同的合理性观念给以宽容。教师要关注学生富有个性的学习，允许学生采用自己的方式学习，尊重学生一定范围的自由选择，并适当加以引导。这样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选择去真正地理解生活、理解人生，在理解中学习新的东西，在生活中接受诗意、自然、幸福的教育。教师应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以使学生将来离开学校后，能够自主地进行自我教育，获得终身接受教育的机会和能力。课程生态观要求面向每一个学生，特别是有差异的学生。“只有当课程考虑的不是一般的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有着各种特性和需要的活生生的个人时，这种课程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12］教师作为看护者，应尽力为学生的发展提供好的条件，在课程实施中，以最好的方式将课程呈现于学生面前，使学生更好地吸收和接纳。
（二）局外者向参与者的转变
课程改革的设想最终要靠教师真正参与到教学实践中去加以实现和完善。教师要参与到课程中去，参与到学生中去，在课程实施中与学生进行平等的对话与沟通，并让学生在体验、探索中进行自主性、创新性学习。这种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应当合理地成为现代课程生态观的基本思想内核，因为课程实施过程也是一个师生互动、意义生成的过程。包华士在从教育生态学的意义上剖析师生关系时，认为教育是一个具有文化传递任务的政治活动，也就是知识与权力关系网络构成的一种生态圈，教师是看守这个生态圈的管理员。学生在这个生态圈接受教师提供的信息，同时在与教师对话的过程中增强其沟通能力及文化读写能力。［13］而课程生态观所认为的生态圈并不是一种教师向学生的单向流动，而是师生之间的双向流动。这个生态圈是开放的，随时都要接受外来的信息。课程运作中应实现真正自由的对话、交流和互动，从弱化教材的权威性，弱化教师中心言者的地位出发，追求一种主体间平等互换的对话语境，尊重教学双方的内部情感体验及价值追求。多尔认为，教师无疑是一个领导者，但仅仅是作为学习者团体的一个平等成员，是“平等中的首席”。教师的作用并没有被抛弃，而是得以重新构建，从外在于学生情景转向与情景共存。权威也转入情景之中，教师是内在于情景的领导者，而不是外在的专制者。［14］教师应作为一个真正的参与者参与其中，与学生共同开发课程、丰富课程，使课程成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存在，成为一种动态的、发展的、师生富有个性化创造的平台，达到精神与精神的沟通、心灵与心灵的互动。
（三）教育者向学习者的转变
课程不仅是一种结果，而且是一种过程，更是一种意识。教师必然依照特定的教育教学情境，根据学生的发展水平与身心特点，合理地进行课程的改造。正如英国著名的课程论专家斯坦豪斯所说，课程本质上是一种艺术，艺术的本质是一种探究。因此教师不仅是知识传授者，而且还是教学情境的创造者。［15］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有探究、创新的精神，不断地学习，成功地扮演好其本真的角色，因为教师的潜角色就是一个真正的学习者。在现代社会里，单一角色的人是不存在的。从哲学上讲，作为主体的人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微妙性的特点，教师作为教育者其角色也应是不断变化的。正如保罗·弗雷尔在《不平常的教育思想》中所指出的，“在解放教育的实践中，教育工作者作为受教育者的教育者必须‘死去’，以便作为受教育者的受教育者重新‘诞生’。同时，他还必须向受教育者建议：他应作为教育者的受教育者而‘死去’，以便作为教育者的教育者而‘重生’。这是一个往来不绝的连续过程。这是一个谦逊的和有创造性的运动，在这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必须参加”。［16］为了使学生得到持续的发展，获得终生学习的能力，教师首先应成为终生学习的楷模。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只有获得终生学习的能力，才能使自身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减少对外界条件的依赖性，从而获取终身发展的机会。
课程改革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强调自然、社会和人在课程体系中有机统一与和谐发展的课程生态观，必将对课程如何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而成为更富人文精神的新型教师也将成为历史的必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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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代表人物和流派的研究
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全球化的浪潮和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革命景观，以及国内哲学创新的迫切性，国外的西方研究似有重“热”之趋向。因此，整理并发掘已有的史料，立足于新的视野，重新研究西方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就成为一项摆在面前的重要工作。就过去的一年看，西方的研究覆盖了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列斐伏尔和阿尔都塞等人，也包括了各个思想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西方国家理论、英国的等。既有新译著的面世，也有立足新角度的深入挖掘。
1.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
在过去的一年中，对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和晚期列斐伏尔等人的研究是国内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首先要提及的是卢卡奇的一本重要著作《理性的毁灭》，于200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从意识形态上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做了“追究既往”式的思想清算。作者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追溯到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学说，对自20世纪起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源流、演变和社会后果等做了系统的考察和批判。作者认为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承担了不可推卸的“思想责任”。卢卡奇的这一观点在我们看来并不陌生，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此书的出版为国内的卢卡奇研究提供了另一新的材料来源。另外，其他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卢卡奇的思想做了分析。张亮对卢卡奇的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在对卢卡奇自传文献产生过程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其政治辩护的本质和自我遮蔽的不良后果，并为国内研究走出卢卡奇晚年自传的阴影提供了建设性的向度。张双利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末世论的洞见》一文中阐释了早年卢卡奇思想向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转变的内在历程，以此为基础，作者在现代性批判的论域中，重新阐释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理论和阶级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认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末世论的洞见，它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末日，也预示了末日之后灾难重生的光明道路，唤起了理论中革命的阶级意识。张秀芹以“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为题，仔细地考察了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卢卡奇作为西方的鼻祖，虽然国内对其研究较多，但对有关其意识形态理论则关注不够；而且卢卡奇本人可能也没有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论述，所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卢卡奇，不失为一个较好视野。
2005年有关葛兰西的研究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葛兰西是西方的重要代表，而且还因为葛兰西的理论，特别是其意识形态和“霸权”(也有译为“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等)理论与我们当今的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内学界对后研究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国内近年来后研究的兴起，葛兰西思想与后的关系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理解和翻译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葛兰西思想的不同取向和视野。因此，对葛兰西的思想及其影响给予格外的关注，自有其合理性。周凡和杨海锋都对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做了辨析。周凡在《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一文中，从"hegemony"的译名，即目前国内将之翻译为“霸权”、“文化霸权”、“领导权”和“主导权”等数种译名出发，结合葛兰西对"hegemony"的使用及其理论扩展，详细考察了葛兰西的"hegemony"一词的意义及其演变。他认为，"hegemony"描述的是某一社会集团争取其他集团对其表示积极赞同，自觉地服从并自动融入到该社会集团的权利结构中来的一种控制方式。葛兰西的"hegemony"的产生既表现为一个负责的历史综合，也表现为一种意义的把握和延伸，而其理论内涵在市民社会、完整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概念的阐发中得到了深度而充分的展现。因而，将"hegemony"译为“霸权”是恰当的。杨海锋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一文中也比较详细地考察了"hegemony"一词的含义及其延伸意义。此两篇文章都与国内对"hegemony"一词的多种译名有关，也与葛兰西理论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有关。杨海锋还在《葛兰西对克罗齐哲学的批判改造》一文中就葛兰西与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关系做了探讨。他认为，葛兰西批判地改造了克罗齐的哲学，而克罗齐的哲学则构成了葛兰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2005年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诞辰120周年。布洛赫的思想研究，是中国的西方研究的相对薄弱环节。有学者发表多篇文章，对布洛赫思想加以评述。梦海发表《思想就意味着超越》和《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等文，对布洛赫的思想予以评论。他认为，布洛赫著作是具有包罗万象性质的形而上学体系，在哲学的贫乏时代，布洛赫通过《希望的原理》等一系列著作使形而上学重新成为真理与现实。20世纪西方世界是人性严重扭曲、精神普遍衰退的世纪。与听天由命、悲观绝望和虚无主义相反，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积极进取、富于挑战的思想。在此意义上，他的哲学思想远远超出了20世纪西方哲学史。此外，夏凡对布洛赫哲学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做了概述和评论。他认为国内外的主流意见有两种，第一种意见是把布洛赫当做一位乌托邦的者，第二种是把布洛赫哲学看做与犹太—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的结合。夏凡则倾向于把布洛赫哲学理解为一种人本主义伦理学。他在总结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布洛赫思想渊源的“五基音”说，认为布洛赫哲学是由基督教伦理、古典人本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人本主义共同谱写而成的交响曲。
列斐伏尔是西方的重要代表，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消费社会的研究者鲍德里亚的导师，其日常生活理论与当今世界的消费社会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列斐伏尔的思想研究不够，而对其晚期思想研究，国内学界更是缺乏应有的重视。刘怀玉近年来一直在对这位西方学者进行研究。他强调了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指出其意义在于它是列斐伏尔一生中惟一一卷将日常生活概念及其基本范畴进行周密而系统地阐述的著作。刘怀玉还对晚期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的生产”思想进行了评介，指出晚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包含着更深层的逻辑分歧，而晚期列斐伏尔在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之间的左右客串和摇摆对这种分歧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另外他还在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视域中介绍了列斐伏尔引发的消费社会批判思潮，并把它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公共生活领域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
当然，关于2005年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绝不止上述几位，诸如对阿尔都塞、柯尔施和柯亨等人的思想的研究。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其研究重心基本转移到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国内学界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有关这一理论及其影响，仍需给予更深入的探讨。但从总体来看，2005年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并未超越张一兵的《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一书所涵盖的范围。当然，这并不排除在阿尔都塞研究方面的一些补充性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阿尔都塞早期政治哲学论文集《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已由南京大学唐正东等人翻译出版，它为阿尔都塞的早期思想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文献资料。此外，“西方”早期代表人物柯尔施和西方的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的思想也受到了国内学界的注意。
2.西方流派的研究
(1)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多年来法兰克福学派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诸如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2005年，仍有不少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倾注了心血。如张亮从历史的视角，对阿多诺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历史缘起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批判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评判。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目前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哈贝马斯的其他思想，诸如有关精神分析理论与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有关科学技术(特别是有关基因技术)的论述，已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并可能成为未来关注的热点。另外，在已有多本哈贝马斯研究专著的基础之上，2005年我们又看到了有关哈贝马斯的另一本研究专著。贺翠香的《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一书于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哈贝马斯为什么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是如何重建的，他重建的怎样这三个方面的分析，讨论了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及其不足。本年度，除相关研究论文和专著外，也还有相关的译著面世。马尔库塞弟子，现已移居到加拿大的芬伯格教授的技术批判理论综合了技术建构论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科学技术观点。芬伯格的研究路径和观点显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已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他的《技术批判理论》一书也于2005年由韩连庆等人翻译出版，这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
近年来，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诸如哈贝马斯的学生韦默尔和霍耐特等学者的身上。必须承认，法兰克福第三代学人所面临的是不同于早期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等人的理论语境和和社会实践背景。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起、西方社会物质匮乏的消失、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变化，都向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三论家提出了更多理论挑战。韦默尔和霍耐特二人虽然都是哈贝马斯的弟子，但二人与哈贝马斯的思想的远近却并不等同。相比较而言，韦默尔更多地继承了哈贝马斯的新启蒙和新理性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核心目标仍是建立后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理论，批判地重建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而霍耐特则试图另立门户，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关注较多的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从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的研究还仅仅刚刚开始。近年来，学界对韦默尔的思想已有所关注和研究，如在《现代性的现象学》一书中就有专章介绍，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的思想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但可喜的是，这一状况将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得到改观，因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已普遍地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
(2)生态研究。生态学是西方的最新流派之一。2005年，学界对生态学有较多的关注，发表了不少相关的研究论文。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社会，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着现代人生存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对生态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王雨辰对奥康纳的生态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分析了奥康纳与其他生态学理论家在理论上的异同及其理论得失。郭剑仁则对以福斯特、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考察，指出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王建辉认为生态学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其整体性方法。陈食霖针对部分论者将生态学看做是后思潮或后现代哲学思潮，指出应当在西方论域中认识生态学。郇庆治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述评》一文中概述了国外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认为，20世纪以来，北美的生态学比欧洲的理论更活跃。
(3)西方的国家理论。国家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者R·米利班德等人围绕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功能展开长时期的争论。可以说，西方理论家在这一领域已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讨。因此，加强对这一领域的追踪研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就国内目前已有的文献和已发表的论文看，有关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对这一课题不断地进行追踪研究。2005年南丽军、尹树广以“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为题介绍了雅索普的国家理论。他们认为，雅索普在综合了制度主义、西方的话语分析理论、自组织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基础上，发展了西方的国家理论。在国家的方法论层次上，雅索普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强调国家、经济和生活世界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雅索普认为，虽然国家自身的规定性建立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制度化分离的基础之上，但其分离的界限则是复杂多变的，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策略选择能力的前提。
(4)英国的研究。英国的研究具有长久的历史传统。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学界左右两翼围绕着展开长期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传入英国之后，又引发了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以及其他研究派别的争论。综合国内近年来的研究，可以说，英国的，特别是文化学派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总的来说，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力度还远远不够。乔瑞金、师文兵在《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一文中，对英国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的发展做了追踪考察。他们认为，自20世纪中期后，英国出现了一批新者，也形成了许多新学派，其中历史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两个学派尤为引人注目。历史主义学派包括M·多布、E·霍布斯鲍姆、C·希尔、R·希尔顿和E·P·汤普森等。汤普森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之一。而结构主义的学派则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们由P·安德森、T·奈恩和布莱克伯恩等人组成，安德森是其领军人物。由于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同，这两个学派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尤其以汤普森和安德森的长期论战最为突出。汤普森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而安德森则对来自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方法，尤其是法国的结构主义方法特别关注，并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乔瑞金、师文兵从这两个学派的不同的学术传统和方法的对立出发，具体分析了两派争论的焦点、实质和目的，并对历史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的区别及其特征做了对比分析，认为双方虽然在研究中各有重点，但并非是拒绝相互借鉴和吸收。英国历史主义学派并非仅仅使用历史主义方法，而结构主义学派也并非仅仅使用了结构主义方法，他们常常是二者的相互结合，其中的差别仅仅在于其侧重点不同。这可能是关于这两个学派研究中应该予以注意的。
二、后的研究
2005年，后研究逐渐成为国外研究的一个热点，并迅速地扩张其研究领地。涉入到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尽管对“后”这一称谓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但这不并妨碍对这一最新的国外思潮的研究和挖掘。事实上，如同“西方”这一概念已经存在的歧义和争议一样，笔者以为，有关“后”这一称谓，最终也不可能取得一个完全一致的规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当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有关“后”这一术语的探讨和争论，会有助于该概念的澄清。
1.拉克劳、墨菲与后
拉克劳和墨菲作为后的代表人物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周凡分别以《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后：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等文，对后的源流和概念谱系进行了详细的追踪考察。他认为，后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外的一种新思潮，其盛行的主要根源可追究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的挫折、的复兴、新左派的思想转变、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重要性的衰微，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后解构了古典的核心范畴，并在话语理论的支撑下，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战略性的重建。正由于此，后自从它一出现起，就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和来自不同方向的理论回应。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标榜“后”而闻名的拉克劳、墨菲只能算是后的旗手，而不能被视为后的鼻祖。因为在其之前的70年代，就既有英国的赫斯特和辛达思这样的后的先行者，也有50年代末的波兰尼和70年代的D·贝尔等西方学者。而围绕后的有关争论，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扩大了拉克劳、墨菲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和知名度。付文忠在《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一文中，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墨菲的后的政治哲学思想。他认为，作为后的重要代表人物，墨菲在后期介入到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有关政治自由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墨菲拓展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有关“政治先于社会”的命题，强调冲突和对抗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政治竞争的对手不是有待消灭的敌人；现代民主的整个问题均与多元主义有关，并力图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力图超越二者之间的争论，等等。孔明安在《“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理论》、《后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等文中对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的观点做了评述。他认为，“社会对抗”学说构成了后的核心概念，它是拉克劳、墨菲在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阿尔都塞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思想、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基础上精心构建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体现了拉克劳、墨菲在构建后理论方面的苦心孤诣，也是后理论区别于其他流派学说的关键。而且，“社会对抗”概念使拉克劳、墨菲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沟通了起来，并通向其所主张的“多元、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说。这一学说使拉克劳、墨菲成为后政治学说的核心，并使其区别于当今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流派。因此，对“后”的政治哲学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2.《马克思的幽灵》与广义的后研究
从广义上而言，后当然绝不仅限于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那些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学者也可以被纳入到后的行列之中来。就此点而论，南京大学早在本世纪之初，已率先对该流派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2005年，张一兵在以往构建的全新理论平台的基础上对该领域个案人物拉康、德波和德里达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学解读。他系统地对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本专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他还解读了德波的《景观社会》的一些重要章节，发表了相关的系列文章。同时，张一兵近年来在完成了对阿尔都塞的研究之后，开始关注德里达。虽然德里达在国内的影响颇大，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也早已翻译出版，但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的幽灵》的系统解读也只能说刚起步不久。围绕着德里达的思想，张一兵在《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一文中，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理论逻辑基础，并阐释了德里达试图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的真实含义。尚杰多年从事德里达研究，近来他也开始涉猎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他在《“看不见的现象”暨“没有宗教的宗教”——再读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一文，试图把《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的德里达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联系起来。他认为，德里达隐晦哲学的思想并非无“规律”可寻，但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对德里达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德里达的主要哲学贡献不是对传统哲学的消解和颠覆，而是揭示出哲学从未有过的新面貌，即事物如何出场和如何传播；德里达正是根据这样的思路来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而这样的阅读同时也是对《资本论》中“看不见的现象”的阅读，是对书中“幽灵性”的阅读，这一态度，表明了德里达所持的是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的立场。杨生平则从一种通常的视角来解读隐晦哲学家德里达。他认为，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解构主义精神，德里达所提倡的马克思的解放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延异精神。因此，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不是为了发展，而是借马克思的文本进一步完善解构主义，使解构主义一开始就具有而始终未得到系统表达的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展开。《马克思的幽灵》抓住的至多只是马克思的“幽灵”，丢失的却是马克思的“灵魂”。
当然，有关国外的研究，绝不止上面所述。2005年有关研究还涉及到当代的一些西方学者，如鲍德里亚、利奥塔、吉登斯、德里克，以及日渐走红的齐泽克等。另外，还召开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学术会议。如2005年4月由南京大学召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及其当代价值暨第二届广松涉与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和复旦大学当代国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马克思哲学与现时代”的国际会议；2005年12月由中国当代国外研究会、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了西方专题研讨会。
另一方面，就问题而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似也应纳入到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革命与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形式、社会分配、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调整与改革，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政治民主的新发展及其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21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关系及其变化的新课题，等等。这些都是国外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内哲学工作者今后必须加以追踪和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和研究专著面世，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是一个艰深的理论课题，需要更多的哲学工作者参与其中。
【参考文献】
[1]张亮：《让卢卡奇从晚年自传的阴影中走出来》，《学术研究》2005年第3期；《阿多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解读》，《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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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段忠桥：《谈谈柯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功能解释》，《哲学研究》2005年第5期。
[10]王雨辰：《试评科尔施的哲学观》，《江汉论坛》2005年第6期；《略论早期西方的哲学观》，《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文化、自然与生态政治哲学概论：评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理论》，《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11]郭剑仁：《北美生态学述评》，《哲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2]王建辉：《略论生态学的整体性方法》，《哲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3]陈食霖：《在西方论域中认识生态学》，《哲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4]郇庆治：《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述评》，《与现实》2005年第4期。
[15]南丽军、尹树广：《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与现实》2005年第2期。
[16]乔瑞金、师文兵：《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7]张异宾：《颠倒再颠倒的景观世界》，《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景观拜物教：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江海学刊》2005年第6期；《虚假存在与景观时间》，《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景观意识形态及其颠覆》，《学海》2005年第5期；《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理论探讨》2005年第5期。
[18]周穗明：《后关于当代西方阶级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19]周凡：《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后：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河北学刊》2005年第1-3期；《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现实》2005年第5期。
[20]付文忠：《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
篇8
帕特里克・墨菲：实际上，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时，一开始所学专业是英语。那时，文学批评理论主要局限在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两种批评方法上。这两种批评方法都不能解决文本的主题问题，特别是政治主题问题，当时这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所以，我就改去学历史，专攻东南亚与亚洲史，研究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民族解放斗争。我的本科学位论文写的是关于1962年发生在老挝的一场战争的新闻报道问题。1973年，我本科毕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曾经两次在历史系研究生院报到，但都感觉自己对此类研究没有足够的兴趣。
1981年，为了进行创造性写作，我决定选修几门英语系研究生的课程，后来拿下一个硕士学位。在我选的课程中，有一位教授讲授的是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我对作品主人公背后的原型，也就是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斯奈德，我找到了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将我感兴趣的政治、历史与文学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其实，我从未放弃历史学或政治学的研究，而是将其融入到文学批评之中了。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美国研究的兴起以及文化研究的萌芽，我的这一方法也变得切实可行。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加里・斯奈德和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诗歌中的场所与灵性问题。
李学萍：您从何时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的？那时生态批评处于何种状况？
帕特里克・墨菲：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的硕士论文可以算作生态批评实践。不过，在1983年春天，我写这篇论文的时候，生态批评这一术语尚未开始流行。我在这篇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之后，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我在“美国研究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就三位男性作家中的盖亚意象进行了分析，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环境伦理》（Environmertal Ethics）上。我还在其他期刊（如《美国西部文学》）上发表了关于斯奈德研究的文章。所以说，我那时就开始从事生态批评实践了，加上当时对盖亚意象的女性主义分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开始成形。那时，也有一些学者在生态领域颇有建树，如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和利奥・马克思（Leo Marx），但是他们一般不被当作批评运动的一部分。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那时则从事由赛克凡・波克维奇（Sacvan Bercovitch）发起的“新美国研究”。
在《美国西部自然写作简刊》创刊之前，对场所、环境以及自然感兴趣的学者们主要集中在“西部文学协会”，但其研究焦点为非虚构文学作品。我从研究诗歌开始，总感觉该协会的研究范畴过于狭窄，受到诸多限制。等到我参加工作以后还是助理教授之时，我就曾提议创建一份关于文学与环境的期刊。这一想法我提了好几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获得支持。
李学萍：在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后，生态批评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请问您是如何界定生态批评的？
帕特里克・墨菲：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曾为生态批评做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这一定义很有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沿此进一步思考生态批评的定义问题。我认为，把这些不同的方向当作一个大的图谱上的不同线条更为有益。如果我们将生态批评理解为一场运动，就像女性主义也是具有特定方向的运动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接受生态批评这场运动在方向与理论上的多样性。
女性主义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女性的受压迫问题。这一定义并未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甚至没有明确女性主义的具体奋斗目标。生态批评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文学与文化对自然的表现问题。在此框架下，生态批评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人们的文化实践以及文学、文化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类对自然与环境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作用在其他自然实体上所产生的效果。因此，生态批评一直具有伦理维度，能够体现文学反映和导向的人类对大自然的影响的关注。
我认为，正像有些女性主义评论家那样，有一些人对生态批评的伦理及政治含义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将评论的焦点放在美学上。但是，正像我在最近出版的《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学分析不能成为结构主义那样的分析。结构主义批评历时很短，这是因为在结构主义分析结束之时，读者总会进一步追问“那又怎么样呢？”以及“因此？”之类的问题。同样，在美学阐释的结尾之处，读者也会一直关心文学文本或文化艺术品的美学维度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某一特殊美学阐释所蕴含的主题意义又是什么？从主题角度看，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某一美学策略具有何种劝导性力量？对我而言，研究鲁迅短篇小说的学者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阅读姜戎的《狼图腾》以及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或吉姆・斯坦利・罗宾森（Kim Stanly Robinson）的科幻小说《曙光》（Aurora）时也会思考这些问题。
李学萍：您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及《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都谈到巴赫金对您的影响。请问巴赫金思想对生态批评为何如此重要？
帕特里克・墨菲：我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中曾讲过，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为我提供了辩证法之外的另外一种思想方式。通过政治实践与哲学分析，我发现无论是古希腊的辩证法还是辩证法的各种现代变体，都存在目的论和决定论倾向过强的问题。
首先，人们总是喜欢以设想的结果作为指导其行动的完美方案。当实际结果与设想的结果出现对立时，人们倾向于相信既定的综合方式。而当实际行动所导致的结果与设想不一致或三方辩证关系在策略层面不成立时，人们往往不去反思设想的辩证结构是否存在问题，而是认为与设想相对立的实践存在缺陷。事实上，没有完全依照马克思辩证法倡导的阶级斗争思想来领导战争，而是依靠农民取得了民族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始料未及的。
第二，简化论倾向是导致实践史中理论建构缺陷的原因之一。各种纷繁芜杂的变量对人类的意识是种挑战。因此，我们容易以偏概全，将一个或少数几个变量当作全部变量。但事实上，身处在产生这些变量的系统之内，我们根本无法对所有变量作出精确判断。作为思想方法，对话法强调我们的行动不带有目的论意义上的终点。相反，由于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会导致新情况、新变量以及对所处现实的新感受和新概念，我们行动的轨迹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持续不断的变化。我认为，后结构主义对宏大叙事以及乌托邦式结果的怀疑精神对这种非目的论思想贡献颇多。乐观主义会导致对可能性的优化预测，但是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是更加美好的社会也会存在不可解决的矛盾与差异。这也是厄苏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在她的小说《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所表达的一点，也是我强调将对话法作为方法的原因：对话法使用“支点”（pivots）而非“基础”（foundations）的概念，无论是对于出发还是到达来说，“支点”都是供人暂时驻足而非永久不变的停留之地。
第三，至少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追随恩格斯思想的人来看，辩证法假定所有的现象（不仅是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正―反―合的关系进行解释。这也导致人们将“人与自然”作为根本的冲突，并且认为这一冲突可以通过人类战胜自然来解决。因为自然这一整体无法被彻底毁灭，也不可能被某种后人类的建构（即人类完全生活在人造、合成的世界）所替代，所以这一假想完全是错误的。
人类只是大自然的子集之一。尽管我们居住在人造的生活环境之中，但却终究离不开大自然。那些人造的环境离不开人类之外的大自然提供材料，而建筑所用的物质材料则在人类存在之前就存在了。此外，人造环境也只能在相对温和的气候和天气情况下才能得以存在。因此，人类与大自然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不一致的对话性关系之中。只要人类存在，这种关系就会持续。罗宾森的小说《曙光》就探讨了这一点，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第四，巴赫金著作在俄国出版以及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时间顺序存在不一致，这也导致对其思想接受的历史发展情况以及关于他的文学与修辞研究之哲学基础存在含混不清的状况。很多学者最早或是通过《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或是通过最早翻译的巴赫金论文接触到巴赫金作品，但是以上作品和文章都集中在文类分析以及文学话语的表现上。
但是，如果按照巴赫金作品的时间顺序，也就是从《走向行动的哲学》以及《艺术与责任》开始，就能发现他的文学理论以伦理哲学为出发点，强调读者与评论者在思想与行动上的责任。由于读者与评论者可以改变自身行为，因而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作用。而倘若个体的思想能够改变其行为，那么作为思想实验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会具有同样的潜力。
在巴赫金的早期作品中，责任、独特性以及事件最为重要。因此，如果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第三维度来看巴赫金，就会发现《拉伯雷》研究并非只注重怪异或狂欢理论，而实际上更为侧重对挑战阶级社会内部既定的价值观和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带有民主性质的激进社会行为之赞赏。陀思妥夫斯基研究聚焦了个体的独特性以及个体存在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与义务。而他后来的写作，如关于言语行为的论文，则重点探讨了沟通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沟通过程中，说话人与听者之间相互建构、相互生发的特征。这也意味着，由于说话人、积极的听者、语境时刻以及所言说话语的哲学元素等变量共同对言语行为发挥作用，沟通就呈现非目的论特征。
对我而言，巴赫金理论的对话思想不仅对生态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个人反思自我并指导个体生活也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通过阅读巴赫金著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多种路径达到这一方向。
对我来说，巴赫金著作与我为自己所选择追求的思想方式非常契合，但这未必适合每个人。没关系。巴赫金思想并非某种需要与其保持一致的“主义”。我想要推广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既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业已存在，明日无非是今日之重复”的思维方式；也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是某种乌托邦社会，我们已经清楚如何到达目的地并且已经在路上”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将导致人类这一物种被自己制造的废墟掩埋，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将导致无数其他物种随之灭亡。
李学萍：您已出版了几部生态批评专著，如《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藩篱、疆界与领域》《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理论问题、文学分析与文化批评》以及《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气候变化、生存之道以及不确定的未来》 等，请问以上著作在研究重点和方法上有何变化？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以上作品在研究方法上变化不大。在《文学、自然与他者》一书中，我提出将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以及对话法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在该书出版之前，我在多个学术会议发言和期刊论文中也就此作了很多介绍。同时，我强调理论在生态批评中的作用。为什么要强调理论？这是因为在美国生态批评界，理论还是会遭到批评或不受重视。同时，我还对一些后现论进行了分析，讨论其对生态批评运动的价值与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还将教学法内容纳入该书，而其他研究理论和批评的学者则会在另外的著作中讨论该问题。所以，在我的第一部专著《文学、自然与他者》中，我开启了包括理论、应用批评以及教学法三者相结合的实践方式，而这个思路是我后来一直沿用的。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在生态批评领域的发展历程，我还提供了一些个人自传性质的信息。我的第一本专著从写作到出版历时近十年。
第二，在后来的专著中，我先后探讨了美国生态批评以及世界生态批评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在《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中，我针对的问题是文类差异、生态批评的分类以及划分问题。但是，我对生态批评所作的这一描述性的分类却常常遭到曲解，一些评论者认为我此举旨在为生态批评研究限定范围，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你如果去读那些指责我限定了生态批评研究范围的学者的书，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严格地限定在经典作品上，如传统的自然写作或惠特曼研究。但实际上，我所有的专著都涉及小说、诗歌、非小说作品，既包括传统上的纯文学作品，也包括通俗性科幻作品。
第三，在后面的专著中，我更加关注文学研究中常见的问题，不仅是像电影和电视剧这样的文化艺术品，还包括大坝这样的工程技术产品。此外，我还对生态文学所反映的未来趋势进行了探讨，如气候变化、石油泄漏以及淡水资源危机等问题。我也经常关注女性主义与性别问题，但是也并非每次都涉及这些问题，因为一个评论者不能在每篇论文中都对所有问题面面俱到地涉及。
第四，我作品中的很多章节（特别是最近专著中的）都是应专著、会议发言或学术讲座稿约而写。因此，这些章节中的话题有变化。有时，由于要出版的专著章节或讲座有特别需要，反映在专著中的章节也就相应地有特别的侧重。
第五，例如，生态批评已在世界范围获得发展，我收到的很多稿约希望我提供比较文学、话语分析以及教学法等方面的论文。同时，美国境外的稿约也会影响我使用的文学、文化、经济与政治案例的选择。
第六，随着这些专著的出版，我也更为有意识地不断拓宽理论类型以及理论家的研究范畴，从而使我的理论与应用批评更具复杂性。所以可以说，我在方法上没有太大变化，但在理论与应用批评的思想上一直处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之中。这一丰富的过程有时是他人观点启发的结果――或者直接来自一些人，或者来自他们所运用的理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专著和国际生态批评、新理论的发展、新的或我过去不了解的文学作品以及日渐加剧的气候变化和饮用水危机等环境问题之间呈对话性关系。当然，我本人的爱好、对一些理论和科学分支的兴趣不足以及对某些科幻文学作品理解上的困难，也给我的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我也还需要尽量弥补这些不足。
李学萍：在您的《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您提出“横截性”（transversality）作为研究方法，请问如何理解该术语？
帕特里克・墨菲：为了避免在此陷入理论争端，简单来说，很多当代思想家都在用“横截性”这一术语，如凯文・舒拉格（Calvin Schrag）、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与瓜塔里（Felix Guattari）等。举例来说，美国高校里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往往建立在研究主体而非一个学科或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但是可以看到，某一既定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的方向往往与该项目负责人的学科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学校不同、研究项目负责人不同，这些女性主义研究在研究重点以及教学大纲上也就各不相同。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偏向人文，侧重文学和文化研究；但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则属于社会科学项目，主要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基础之上；也有其他学校结合哲学与政治科学进行研究。
以上方法对研究女性生活、女性所处的社会条件及其身体和心理特点都不可或缺，但却没有哪一种或哪一两种方法就是足够完备的。从某一学校某一个专业毕业或取得某种学业证书的学生感觉他们已经了解或接触过自己的专业领域，但实际上，学校的教学资源、教学人员、专业的规模、专业成立的时间甚至院系在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都会影响该专业视域的宽度与广度。而女性主义研究的横截式方法则会提醒学生：任何一个专业的教学大纲都不能解决该领域的所有问题。
在生态批评领域，至少是在美国，我们首先要使理论在研究与批评中的作用得到认可。此外，很多学者也呼吁要增强人文学者对科技文本的阅读能力。
李学萍：请问您如何理解生态批评“实践”（praxis），您如何看待环境运动中行动与理论的作用，您又如何看待生态批评中文学理论与文本批评的价值？
帕特里克・墨菲：“实践”包含理论与具体文本批评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狭义角度来讲，政治实践包含劝导大众以促进法律与管理上的基本转变。这种转变可能意味着对一种政府形式的排斥与对另一种政府形式的接受，或对一种管理实体的排斥（如对殖民者的排斥）和对另一种管理实体（如地方民族精英或统治阶级）的接受。这种转变也可能不太激烈，如不断扩大权利范围、赋予年轻人投票权、维护患有精神疾病的社会成员的权利、人们表达性倾向的权利等的转变。
在一个社会中，实践也包括推广和执行那些基于某种哲学信仰之上的能够改变人日常行为的文化实践。通过立法将殴打儿童、吃狗肉等行为定义为违法行为是一回事，而让全社会将这些行为作为价值规范则是另一回事。在美国，道路上有提示车辆行驶限速的指示牌，然而，多数人每天开车都超出限速。实际上，对车辆限速的立法行为并没有真正引起人们在超速问题上的观念变化，人们根本没把超速看作真正的犯罪、不道德或危险的行为。然而，多数人能执行在公共场所或室内禁烟的规定，实际上，政府在公共场所吸烟问题上的监管力度非常小，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是由于，随着相关科普知识的推广和逐渐改变的社会行为，美国公众在政府执行蔬菜水果超市禁烟令之前就已经改变了在二手烟问题上的态度。
意识形态的讨论、解释、理论发展与批评都要依靠话语完成。当阐释与批评的劝导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分析、评判以及发展关于生命的理论都涉及思想实践，并会对意识形态理论产生冲击，因而都是实践形式。在此需要指出，我们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行动主义者，也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理论家。然而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需要理论与行动共同发挥作用以促进变革。
生态批评是一种实践形式。它通过对特定主题的强调、对选定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行为的认可和评论，进而改变人们的感知方式。这样的新感知还会进一步影响读者和观看者对阅读和观看材料的选择，对文化作品与实践的阐释，以及在其意识形态领域内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论，或者发展使其走向新意识形态的理论立场。
尤其要指出的是，生态批评写作、教学与言说能够引起人们对文学或文化作品中对自然的表现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的关注，进而引起人们对自己在自然与环境方面的态度与行为进行思考和再思考。这种变化可能会发生在个人和局域范围，例如垃圾循环、食用有机食品、成为素食主义者、改变对其他物种的态度等。同时，这种变化也会涉及个人所作的一些政治决定，如投票支持或反对一些法令或选举人，支持一些非政府组织机构或代表某一环境团体从事志愿者工作等。
关于理论与文本分析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要强调的是，评论者有时倾向于用某些理论去分析文学作品，或从某一作家作品中总结出某种理论，但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没有义务固守某种理论。最激烈的争论往往不是最具说服力的。虽然我认为恩格斯将机械论、决定论的辩证法思想直接应用到自然问题上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同意他的这一看法：最好的“政治”小说是那些最微妙、具有内在劝导功能的小说，是那种以巴赫金对话性而非权威主义独白式呈现主题的小说。我在最新的专著中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
李学萍：生态批评发轫于西方，现已发展成为一项世界范围的运动。请问：世界范围的生态批评呈现何种态势，不同国别的生态批评又有何特征？
帕特里克・墨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人对于此问题是最差的听众。这样说是因为，正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倾向于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角度来回答此问题。我不知道“国别”是否是最好的术语。我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有时候是国别性的，有时是区域性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更多地使用“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和“地方性的”（subnational）术语。然而，这些疆界和差异并不妨碍生态批评获得某种统一的方向。即便从宗教角度出发，人们也可以为生态批评找到超越国别和文化差异的某种统一的大方向。
关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批评，我所看到的差异往往是研究的出发点和所关注的问题之间的差异。与美国早期生态批评相比，欧洲生态批评更为关注虚构作品。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只注重诗歌分析，完全无视其他文类。在西班牙，由于该文化对女性主义的抗拒，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结合遇到很大阻力。也有一些国家的学者们对这一结合并不感兴趣，但在另外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的结合则未遇到大的障碍。
或许，由于生态批评进入学术领域之时包含太多西方理论，中国生态批评一方面注重包括儒家在内的以及更早的经典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保持了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之特色，如侧重美学研究。而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情况以及生态批评学者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也影响生态批评作为主题性或政治性批评的发展。
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对生态批评整体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并引起对国别文学大量作品的重估，这也是快速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使美国和加拿大关于原住民的写作得到更多重视。与此同时，我们也一直在避免那种将所有土著文学看作同质性文学而忽视每种土著文学背后重要的具体历史情况的理想化、浪漫化倾向。
总体来说，生态批评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变化在于对理论的认可，而理论部分又是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所持续抗拒的。当然，这些理论的范围也是令人震惊的。每个理论都以不同方式改变着生态批评这个领域，而这些理论的结合、改变、综合又不断生成新视角和新思想。
李学萍：生态批评已经成为多民族、多文化范围内的运动，业已取得很大成就，但目前生态批评还面临何种问题与挑战，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我认为生态批评还会继续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方法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例如，我把一些学术文章在adademia.edu这个网站，当有人用谷歌在该网站上搜索我的名字或文章时，我会收到通知，大约有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在该网站上找到了我的文章。尽管这个数字不算非常庞大，但是有一些学者来自穆斯林国家，当我在网上收到他们从伊拉克、伊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和尼日利亚等国家发来的问候时，很受触动。我还有一些学生现在在埃及和迪拜工作，他们也经常在网上和我讨论与生态批评教学相关的问题。
当然，这些学者都主要从事美国和英语文学研究或教学工作，具有很强的英语文学阅读能力。所以，对生态批评感兴趣的学者数量可能比我所了解的还要多，因为这些学者的同事也可能通过德语或法语或其他语言发表的著作来接触生态批评。
其次，翻译作品还会增加。现在，从英语翻译到其他语言的生态批评作品越来越多，但是把其他语言的作品翻译成英语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种翻译工作需要跨国合作。由于在学术风格、读者期待以及我所说的“文化语法”（cultural grammar）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虽然熟谙英语阅读，口语表达也很好，但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则有很大难度。因此，请母语为英语的人对其文章或作品进行翻译和编辑可能是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
除了对批评类和理论文章与著作进行翻译，我们还需加强对环境和自然文学作品的翻译。由于出版商对市场和销售量的顾虑，加上他们对推广此类作品的意愿并不强烈，这一工作还面临一定困难。当然，从事生态批评的学者需要掌握更多语言，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需要用翻译的生态文学作品来进行课堂教学。
篇9
一、艺术考察课程所依据的学习理念
艺术考察课程所依据的是建构主义学习观与社会文化观学习理念。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只有通过把个人世界里的经验组织起来以提高个人面对世界的效能，学生才能主动地建构自己学习的求知方式”。①建构主义的情境式学习是通过问题解决而进行的，是一个建构过程。学习者与环境互动并主动地对外在的经验加以筛选、组织和整合，学习者无须依赖一些既定的程序来进行心智活动。社会文化观强调实践活动对学习发展的重要性。把活动与社群文化有组织地联系起来，并强调认知过程从属于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学习活动与社会情境和文化情境有密切关系。学习是因共同参与实践社群文化而产生的。建构主义观与社会文化观相辅相成。在实践中面对特定情境时，寻找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学习应成为学习者主动参与、合作探究、相互撞碰、开放式学习。学习者依据自己的活动，在具体的学习环境和空间建构自己的学习方式，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生成学习的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这样的学习是创生式学习，笔者称为“艺术考察活动式学习”。
二、艺术考察课程中学习者与教师的关系
教学变成考察活动，教学不再是说教，而是协作和帮助，教学成为考察活动的组织和协作式的框架与在具体考察情境中上下求索发现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变成考察者并成为学习的主人，学习与考察成为主动参与、主动进取，在兴趣与激情的引导下，在开放的环境中自主、合作、探究式地学习与考察。在具体的学习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中碰撞创生出自己的学习考察成果。教师变成考察者的协助者和服务者，与考察者共同建构考察方法，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与学习者、考察者共同建构考察成果，当然也是学习者进行学习与考察活动的咨询者和解决问题的协助者。
下面笔者具体列举一些艺术考察课程课例：
1.课程简介
艺术考察是艺术情景式实践教学。运用建构主义学习观与社会文化观学习理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学习者的亲身感知与体验使学习者做到知行合一，自主建构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社会的动态关系，扩展艺术视野，提高学生全面艺术素质与文化修养。在国内选取艺术考察对象如石窟、碑林、专题博物馆、民居、帝王宫殿、帝王陵墓、名山大川等。
2.教学目标
扩展学习者的艺术视野，感知与体验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学会对各门类艺术的赏析、考证并能深入研究，提高对艺术的研究能力与审美能力。通过访问民间艺人、著名画家、民俗专家，以画速写、做笔记、记录影像等动态情景式学习方式获取艺术资料，为各门美术专业课搜集素材。通过艺术考察的一系列活动，学会欣赏、感知、探究不同时代的艺术品，获取优秀艺术经验与丰富的艺术知识，培养学习者热爱优秀的中国文化，开发学生的艺术创作思维，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3.教学重点与难点
了解不同地域的传统文化、风土人情、民俗等，探究其与艺术的关系。提高学习者生动准确地感知考察对象艺术特征的能力，掌握快速记录与把握艺术要领的能力。潜移默化地培养学习者举一反三、实事求是、应目会心以及应物象形的艺术思维与实践能力。
4.教学内容
根据教学内容，确定艺术考察对象如石窟、专题博物馆、民居、名山大川等。先聘请专业导游或当地专家、学者讲解其文化、艺术、历史价值。教师作为学习者的首席与学习者共同学习。在听完介绍之后教师与学习者讨论、探究、访问并进一步深入考察。在考察的真实情景中教师给学习者传授搜集考察资料的方法。
（1）学习者根据考察的不同地域，自由选择艺术考察的侧重点，如游历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
（2）学习者访问民间艺人，欣赏民间艺术，感知民间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方法，获取艺术灵感。
（3）参观考察不同专题博物馆，提高审美欣赏能力，提高艺术视野和艺术感知能力。
（4）学习者搜集自己感兴趣的艺术素材，根据自己的特长，认真整理考察记录。
5.考察延伸与艺术考察报告和撰写考察学术论文
（1）学习者通过不同获取信息的方法与方式如速写、笔记、影像等，仔细分析并深入细致地整理自己获取的信息资料。
（2）把艺术考察的对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国人传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整合探究，深入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征。
（3）教师讲授考察报告、学术论文的撰写方法与要求。
（4）艺术考察外出时间为15天，回校整理资料、图书馆查阅资料、完成考察报告和撰写学术论文共15天。
6.考核方式
课堂教学包括教师讲授考察报告及艺术考察学术论文的撰写方法与要求。学生按照课程要求撰写考察报告与学术论文，教师根据文章质量、课堂表现与考察态度情况，给予综合评价，以百分计入成绩。教师根据质性与过程性评价方式，把分数与学生的过程性成绩客观地填入下表。
三、为什么要在美院美教专业开设艺术考察课程
美术院校美术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学习中国画等专业基本功的同时，还应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与美术史，加深对国学包括儒、释、道文化的研究，培养研究型人才。美术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建筑等综合概念。开设艺术考察课程主要是开阔学生艺术审美视野，感知不同地域风土人情，赏析经典艺术品，提高艺术审美能力。通过速写、笔记、影像等记录方式，为专业课收集素材。通过艺术考察活动培养学生以优秀的中国文化为底蕴，开拓创作思路。艺术考察课程中，教师以艺术考察活动式学习方式引导学习者参观名胜古迹、洞窟壁画等，培养学习者搜集资料、筛选信息和研究问题的能力，以及创作、互动、整合、展示的综合性艺术和文化素养。教师引导学习者在社会生活或艺术环境中了解与国画课程内容相关的知识与能力，鼓励学习者接触多样的文艺形式，丰富文化素养，初步形成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并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发表见解。学习者在社会生活情境与艺术考察活动中提高体验艺术的综合能力，并形成学生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情感、态度等综合人文素养。
美术教育专业学生更应该明白自己将来做中小学美术教师或艺术教师，要了解中国和世界的美术与艺术史与发展轨迹，这些具体的美术史与艺术史真正的存在方式是生态的存在于地面、地下与民间。所以给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开设艺术考察课程更显重要。
篇10
我国1998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五条明确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而,当前高校艺术设计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设计人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其中“道”是无形的、本源的物质本身所遵照的运动规律;“器”是有形的、现象的技能、技法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关系犹如“道”和“器”,创新精神是实践能力的根本、源泉。创新精神从何而来?它来自于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培养。
一、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任务
1.艺术设计理论概述
艺术设计理论是一门对艺术设计的基础知识、基本问题和基本原理做专门综合探讨的知识体系,主要包含艺术设计史的研究、艺术设计基础理论的研究、设计批评、艺术设计实践理论的研究等内容。艺术设计史的研究包括:通史通论——中外设计史、中外美术史等,专史专论——中外广告史、中外服装史、中外陶瓷史、平面设计史、工业设计史等。艺术设计基础理论的研究包括:设计概论、艺术概论、设计心理学、设计方法学、设计文化学、设计美学、艺术美学、艺术心理学、设计艺术原理等。设计批评是对与设计相关的对象的评价和判断。艺术设计实践理论是针对每一门具体设计专业的专业理论,这种理论不是简单的对技法和工艺的概述,而是对技法和工艺一般规律的总结,是对技法和工艺本质及外延的研究。艺术设计理论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边缘学科,其知识体系涵盖了哲学、美学、艺术学、心理学、社会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生态学、仿生学、人体工学、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因而,艺术设计理论课程的开设,是拓宽学生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指导学生设计实践的重要途径。
2.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任务
①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
李砚祖先生认为艺术设计是“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造物活动,是人为实现实用功能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物化劳动形态。这种造物具有一定的审美属性和精神价值,因而是一种艺术质的造物”。①诸葛凯先生也认为艺术设计的本质是“按照美的规律为人造物的艺术”。②从以上的观点中可以分析出艺术设计的两大要素:“造物”体现的科学精神,造物之“美”蕴含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艺术设计实用功能性决定了它必须要遵循一定的科学原理进行造物,因而科学精神是艺术设计的内涵之一。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价值的维护、追求,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珍视。艺术设计具有审美属性和精神价值,体现了其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重视。若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很好地融入到艺术设计中、渗透到设计人员的设计理念中,需要合理解决科技发展与文化心理之间的矛盾,需要学习生态学、仿生学、人体工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需要研究历史、哲学、美学、艺术学、社会学、心理学、民族民俗学等相关内容。艺术设计理论知识体系涵盖了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方方面面,因而,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树立、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是使艺术设计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重要渠道。
②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基础
当今时代,一方面人们对艺术设计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越来越多样,另一方面,艺术设计已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多种风格与流派并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若想设计出既符合大众需要又与众不同的艺术作品,需要的是创新精神。创新需要以丰富的知识为基础,艺术设计理论包含艺术设计史知识、艺术设计基础理论知识、设计批评、艺术设计实践理论知识等内容——知识体系庞大而丰富,所以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扩大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理论修养的根本途径。
艺术设计教育不是培养技术工人,而是培养具有理论修养,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艺术设计教育不应只传授技法、技能,同时也应传授“道”(即技法之外的艺术设计创新的本质、内涵),重在授之以“渔”而非“鱼”。 艺术设计理论揭示艺术设计的客观运行规律、总结艺术设计现象背后的本质,因而,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指导设计实践的基础。
二、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现状
1.对待艺术设计理论不够重视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甚至是一部分老师,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重要性,认为理论可有可无。这与有些人的浮躁、急功近利思想分不开。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活动中,学生更偏爱能够迅速带来设计成果的设计实践课,而艺术设计理论课相对枯燥乏味,不能立即物化出设计成果,较少受到学生的喜欢、重视。事实上,没有艺术理论知识做支撑的艺术设计作品,不过是没有灵魂的视觉元素的简单组合。艺术设计教育,不是仅仅教会学生能创作成果,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掌握创作成果的方式、方法、规律和内涵等本质性的东西。艺术设计实践课程是教学的显性课程,教给学生的是“形而下”的“器”;艺术设计理论课程培养的是设计师的气质、创造意识和设计的综合素质,教给学生的是“形而上”的“道”,所以应加强学生的理论意识。同时,教师的艺术设计理论意识也有待提高。教师在进行艺术设计实践课程的教学时,可用相关理论知识来指导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充实教学内容,授技的同时,也要传“道”,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学生对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重视。
2.艺术设计理论课程设置不大科学
目前高校的艺术设计理论课程体系不够完善,理论课程开设参差不齐,有的高校只开设了设计史、设计概论和中国工艺美术史。科学的艺术设计理论课程体系应该包括:基础理论课,如设计概论、设计心理学、设计美学、设计方法学等;艺术设计史论课,包括通史通论(如中外设计史)和专史专论(如工业设计史、平面设计史);相关的设计批评课程和艺术设计实践理论课程等。
3.授课方法单调
传统的艺术设计理论课一般都是教师讲解,学生听,教学效果较差。现在多媒体引入教学,但是教学方式依然是灌输式的,多媒体成了第二黑板。这一方面是因为教师没有充分利用多媒体的声、光、色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因为理论课往往是以合班形式的大班上课,听课人数众多,限制了互动式、灵活式教学手段的实施。另外,多媒体教学依然局限于狭小的教室空间,学生缺乏消化理论知识的身临其境的客观环境条件。
三、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改革措施
1.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艺术设计理论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因此艺术设计理论教育对教师综合素养的要求就相当高。不仅仅是艺术设计理论课教师要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而且艺术设计实践课老师也同样要具备。由于艺术设计理论教育必须紧密联系设计实践,所以对教师的要求就是双重的:既要懂设计理论知识,又要会从事设计实践活动。专职的艺术设计理论课教师,在专心研究、教授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了解相关的艺术设计实践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深入到艺术设计理论研究的本质问题,避免纸上谈兵的尴尬。专职的艺术设计实践课老师,在掌握和教授设计技能、技法的同时,也要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不仅仅包括设计实践课的专业理论,也包括基础理论、艺术设计史论及设计批评等。教师队伍是培养人才的核心,只有教师的全面发展,才可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提高教师素质、建设教师队伍是教育的大计。
2.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改革
艺术设计理论课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都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所以理论课教学在形式上要更为开放与自由,使学生由以前被动的听课变为主动的参与课堂。教学不应只局限于教室范围,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安排学生到博物馆参观学习,针对现成作品进行理论讲解和分析;也可以针对某一艺术设计理论观点,进行课堂辩论或讨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要为理论而理论,艺术设计理论知识要和艺术设计实践紧密结合,要提炼出设计观、美学思想及其对现代设计实践的影响与实用价值,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体会到理论课程的实用性和指导性。
3.考核方式的改革
艺术设计理论课程最终的考核方式一般是写论文或闭卷笔试。写论文并不能检验学生真正的学习效果,因为历年来的学生论文抄袭现象较严重,很多学生的论文都没有实质性内容;试卷考核方式考查的只是学生的死记硬背能力。所以艺术设计理论课的考核方式需要改革,可以以论文加设计作品或试题加设计作品的方式来考核。论文加设计作品,是在写论文的同时,要学生根据所写论文的论点,设计出能反映论点思想或与论点思想相关的作品,并把作品附在论文后面;试题加设计作品,就是把传统的题型变化一下,把纯文字型的试题,改为根据已知理论来设计相应作品的画图题或者是分析图片作品的分析题。这样,才能真正考核出学生理解、分析、应用理论知识的能力,使学生在运用理论知识的过程中真正体会到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价值。
结语
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综合素质的培养,而综合素质中很大一块是艺术设计理论修养。设计师不可能都是设计理论家,但只要是在专业设计上有一定成就的设计师,就一定是具备相当理论素养的人。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应抛弃重技能、轻理论的思想,应加强对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重视和投入。
注释:
①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13.
②诸葛铠.图案设计原理[M].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65.
参考文献:
[1]曾小红.高等学校艺术设计理论教育初探[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