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文化观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说过"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生物的需要己转化为文化的需要；"现代包装设计正是一门以文化为本位，以生活为基础，以现代为导向的设计学科。因此我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应把包装设计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对待：在现代社会中，设计理论的研究已不仅是一门学科的深入剖析，而应是多种学科交叉的统观。把包装设计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观照，也就不仅是简单的物质功能的满足和精神需求能一言蔽之的，其中的内涵是现代设计师们所必须探究的。

文化是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物资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包装设计文化是否可以说是包括人们的一切行为方式和满足这些行为方式所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面所形成的心理观念。一般说来，这些有许多设计文化要素构成的复合整体，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包装设计的物质层，它是设计文化的表层，主要指包含了设计文化要素的物质载体，它具有物质性、基础性、易变性的特征。如各种包装设计部门和包装设计产品，交换商品的场所以及消费者在使用包装产品中的消费行为等；

第二，包装设计组织制度层。这是设计文化的中层，也是设计文化内层的物化。它有较强的时代性和连续性：主要包括协调设计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规范设计行为并判断、矫正设计的组织制度。世界上包装设计文化比较先进的国家都有自己相应的较为完整的组织制度。而包装设计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组织制度大都不完整。

第三，包装设计的观念层。它是一种文化心理状态，所以也可以认为是设计文化的意识层。它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是设计系统各要素一切活动的基础和依据。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文化的进步，带来的对包装设计文化的冲击，主要就表现在生产和生活观念、价值观念、思维观念、审美观念、道德伦理观念、民族心理观念等方面上。它是设计文化结构中最为稳定的部分，也是设计文化的灵魂，它存在于人的内心，并发展变化，最终会直接或间接地在组织制度层上得到表现。并由此规定自己的发展和规律，吸收、改造或排斥异质文化要素，左右设计文化的发展趋势。

包装设计文化结构的三个方面，彼此相关，形成一个系统，构成了包装设计文化的有机整体。包装设计文化的物质层，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变动活跃，交流方便频繁，同时，包装设计文化的变化发展又总是首先在它的身上得到体现。如我国的改革开放，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文化与技术，产品的渗入正扮演着这场文化冲击的先导的角色；在市场上，产品包装更新换代．层出不穷。而组织制度层是最权威的因素，它规定包装设计文化的整体性质，是设计的群际关系得以维系的重要纽带，更是包装设计得以科学有效实施的保障。这一层面由一整套内在的准则系统所构成，从而成为包装设计师从事设计活动的准绳。不同的设计观念会带来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结果，认识到新环境所强加于我们的新要求，并掌握符合这样新要求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手段，这正是设计观念的新高度。三者间互相依存，互相结合，互相渗透，并融合反映在每一个具体的包装设计活动和设计作品中。

包装文化要素在时空中传播，在一定空间中存在，即同一社会人群相关的必然中，产生了包装设计文化的民族性，由于文化在一定时间内存在，即同一定的社会历史变迁相关的必然中，产生了包装设计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构成了包装设计文化的社会属性和本质属性。

包装设计文化的民族性，涉及到文化的发生学，正因为全世界的文化不是来自于同一源头，当然就有了民族性的问题。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都形成与其他民族不问的语言、习惯、道德、思维、价值和审美观念，因而也就必然形成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包装设计文化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包装设计文化结构的观念层面上，它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心理共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环境造成的不同的文化观念，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自己的设计活动和产品中。如德国设计的科学性、逻辑性和严谨、理性的造型风格，日本的新颖、灵巧、轻薄玲珑而有充满人情味的特点，以及意大利设计的优雅与浪漫情调等，这些无不诞生于他们不同民族的文化观念的氛围中，再如中国包装设计风格上的平稳、圆满寓意和形式上的完整性、对称性、也正是我国人民内向心理特征和相对保守的社会意识的折射。

由于设计组织制度脱胎于设计的意识观念、是设计意识的物化、是民族设计意识的派生、于是它同人们设计观念指导下的活动方式和实践成果，都因此拉上了不同的民族色彩，打上了民族性的烙印。

包装设计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

一个民族共同形成之后，便形成了漫长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上，该民族文化分别会表现出一系列的时代性特征。只要我们承认包装设计文化的承接性和发展性，就有包装设计文化的时代性存在。这是因为包装设计文化首先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该民族各个时代的设计文化的叠合及承接，是以该时代的现实的物质社会为基础，是传统设计文化的积淀和不断扬弃的对立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对立统一。

包装设计文化有其时代性，主要反映在包装设计文化的组织制度和物质外层上。但设计是紧随时代、重在观念的。在经济全球化、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社会主观形式都已发生根本的改变．尤其是信息的广泛高速的传播，开放的观念激荡愈趋激烈，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的多元化，人与人交往的频繁，社会及人要求的不断增加，工业文明的异化所带来的能源、环境和生态的危机，面对这一切我们是否能适应它、利用它、使包装设计成为该时代的产物，这已成为当今设计师的重要任务。

包装设计文化的时代性特征，很自然地使我们的设计活动和产品不能用一个绝对的标准去衡量。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准，不能把今天的或昨天的当作绝对的、唯一的标准。对于历史的设计文化的评判必须认识到本身就是历史的。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一切历史的认识本身都是历史的，每一时代的包装设计文化都有其绝对的内容，都有自己的观念体系、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状态、都有这个时代的烙印，所以也都相应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没有这些认识、我们就不能对包装设计文化的时代性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篇2

自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软权力”(SoftPower，又译“软实力”)概念以来，文化软权力化问题引发了国际传播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日益引起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当前，中国已经把提高国家文化软权力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一、文化软权力化是文化传播力的实现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权力是一个关系范畴，它表示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非对等、不均衡的压迫性关系。而文化，按文化学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带有某种实体色彩，属于实体范畴。由此可见，文化与权力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二者绝不能等同。基于权力只存在于人(国家)与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那么，文化只有进入到个人(一国)与他者(他国)关系中，才可能附带有权力的属性。

实际上，约瑟夫，奈是从权力资源即“无形的力量资源”的角度来界定文化(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主要指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它是一种软权力资源(Softpowerresource)，以区别于软权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来源。”显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软权力一诱导、吸引、劝服和同化他国的“吸纳力”，它并不能自动地“让他人(他国)想做你想要对方去做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外交目标，首要的是让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认可、追随并分享到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即被对方民众所认同，并把对方同化，进而对对象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使对方按照该国的目标、意愿、意图或意志采取该国所预期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就是“把他人转化为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可见，控制权(包括对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控制)是在这种文化“认同”和“同化”中得以实现的。一国的对外控制力一旦增强了，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该国文化也就转化为真正的权力。由此可见，对一国来说，只有当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其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权力，从而被软权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转化为软权力，或者说，能够软权力化，首先是由文化这种软权力资源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不同于硬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扩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软权力资源的基本特性。硬权力资源如军事实力或更准确地说军备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给目标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军力优势的自然显露就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政治影响力即所谓的“国际威望”。而文化软权力资源是非垄断的，自然地倾向于对外扩散；而且，越是对外扩散和推广，其辐射力越强，其被认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潜在的软权力也就越强。借用培根对知识的论述，文化如同知识，“其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相反，“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不难看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扩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国际关系本来就直接表现为交流、传播关系。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克拉，爱里亚(AkiraIriye)从文化关系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时所言，国际关系就是“意识的共享与传递……记忆、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学术与艺术以及其他形式符号的交流。”正因如此，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

不过，文化的扩散性和共享性只是为文化软权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转化为软权力，所必需的是文化传播力的推动。所谓文化传播力，就是推动一国文化向外传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适用或普适化)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软权力化就是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实现。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大众媒介自然地成为文化传播力的象征。通常，对外文化传播通过两种途径来展开，一是人际传播(表现为各种跨国人际交往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是大众传播(是指运用大众传媒对外传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无论就传播的深度还是广度，大众传播都要优于人际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传输能使各种文化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实践也证明，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载体，是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最强大的动力。

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软权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约瑟夫·奈把大众媒介视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特别是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在此，他把大众媒介当成了像文化一样的软权力资源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该国大众媒介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

二、文化软权力化是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严重“人超”状况。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力不强。而文化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国家的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确实，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我国拥有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具备丰厚的文化软权力资源，但是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却不大，文化的软权力化程度还很低。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局，除了在客观上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主观层面上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软权力化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要想尽快改变这种文化软权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仅仅在于实现对外传播物质技术手段上的飞跃，也不限于构建政府宣传控制与媒介专业约束之间良性互动、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更为根本的是要确立起一种最能符合国家利益而一以贯之的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文化的软权力化是在国家主导和控制下实现的，它具体落实到政府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上，尤其体现在政府指导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或目标国传播本国文化的行为中。在此，政府对大众媒介的指导根本性地集中在对外传播战略目标的确立上。

依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的理解，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权威”或威望并不取决于——起码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军事、经济实力等客观物质性因素，而是取决于国际间的社会性观念，即它同对象国或者说目标国之间所达成和构成的共有观念或所谓的“共识”(共有知识)，它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结构或模式)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积极的合作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会把对方当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中性的竞争性观念乃至消极的敌对性(冲突性或对抗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把对方当竞争对手乃至敌人看待。由此可见，在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身份都归属于集体中的身份，是集体认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产物。

进一步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包括最高意义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国家身份”依赖于自我身份认同。一国是在确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应地界定和选择自身利益，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可见，就像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从与他国共同缔结的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最终，国家行为又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应地采取与之相符的行动。总而言之，无论是国家身份、国家利益还是国家行为都是由文化观念所建构的，都是在“集体预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每一个国家都是从共有的文化观念中首先获知自己是谁，进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从上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制造和供给“共有观念(文化)”，从而引导和规范相关国家确立其国家身份，定义其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支配其国家行为，最终达到在文化观念上影响和控制目标国的目的。

从上述意义上说，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首要关注的是，运用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提供“共有观念(文化)”。为此，一国的大众媒介要积极地通过对外传播力促本民族文化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提升和转化为相关国家共享的、作为共有观念的国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篇3

上述解释是一种现象学的解释，没有将巫与傩放在人们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中宏观地考虑。本文认为，巫和傩作为一种文化，是人们在神鬼观念支配下的一种生存方式、行为方式、活动方式，及其物质和精神的成果。具体地说，是在万物有灵观念、图腾观念、鬼神观念支配下的人们的一种活动方式及其成果。

巫文化是一种有神论文化，它是原始社会早期由无神论状态进入到有神论状态的主要表现，就其本质考察，它是旧石器时代中后期人们在万物有灵观念和图腾崇拜支配下的重要采集方式、渔猎方式及其成果。从支配人们活动的观念结构看，巫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万物有灵”的观念和后来的图腾崇拜，尤其是其中的鬼神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万物都是有神灵的，上至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下至山川大地，湖泊海洋，花草树木，飞禽走兽，蛇虫蚂蚁……皆莫例外。这些神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左右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进而形成敬畏鬼神、乞求鬼神等巫文化观念体系。

从活动方式看，在巫文化观念指导下的各种活动，事先要祭祀神灵，祈求神灵保佑活动顺利成功，并问卜以占吉凶。活动中要注意遵循各种禁忌，不触犯神灵，不得罪神灵；事后要酬谢神灵，并祈求神灵继续佑护自己。遇到灾疫时，就驱鬼逐疫。采集如此，渔猎如此，交往和日常生活也如此，这就是巫文化的劳作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进而沉淀为一种思维方式。

从活动结果看，人们在这种特征的劳作、交往、生活中，就创造出带有浓厚神灵崇拜特征的巫文化产品。在旧石器中晚期的考古发现中，有北京山顶洞人在尸体上撒赤铁矿粉末的遗迹，山西峙峪人在骨头上刻猎驼鸟、羚羊图的图腾，临澧竹马村人带有封闭式涵洞的高台式祭坛。祭坛的出现，表明了在旧石器晚期，就已经出现了专事祭祀的巫文化活动。这些物质性的东西，渗透着当时人们思想上的神灵意识和图腾观念，是这些巫文化思想观念的物化表现。这些活动结果的物质性遗迹本身就是远古时代人们的巫文化精神产品。巫文化传承到农耕时代，就演变为傩文化。傩文化是巫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林河《中国巫傩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31页)。但它在劳作方式、神灵观念、祭祀对象、祭祀方式、祈求内容等方面，都出现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

第一，形成的实践基础已由原始的采集、渔猎劳作逐渐过渡到农耕劳作。劳动对象已由原来的森林、河流、动植物等众多对象缩小为较小范围的土地和家圈禽兽等；劳动工具已由原旧石器逐渐演变为新石器和陶器，乃至金属工具；劳动条件由依赖于茂密的森林草原及众多的飞禽走兽和鱼类等水生动物，转换为依赖于风调雨顺、无灾无疫等；劳作方式由原始的集体采集、集体渔猎逐渐过渡到集体的种植、养殖等家耕劳作方式。劳动产品已由天然的植物果实、蚌螺鱼虾和弱小野兽，转变为粮食牲口等等。崭新的劳作方式必然形成崭新的神灵观念和价值观念等。

第二，支配人们的泛神观念发展为主神观念。在采集和渔猎时代，影响人们劳作与生活的因素宽泛而众多，由此形成泛神观念。在农耕条件下，影响人们生存繁衍的因素减少而相对集中，由此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主神观念。武陵山民奉盘瓠()、辛女或伏羲、女娲为祖神，在傩文化中则称之为傩公傩母，然后才是鸟神和太阳神、狗神和猪神、虎神，以及其他神祗。这是依其对于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地位作用而确定的。可见，神祗观念的变化实质上是人们关于外部事物价值观念的变化。

第三，神灵的崇拜方式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一是崇拜对象集中为某些主神，形成以主神为轴心的傩神系统。二是崇拜程序化、问卜规范化、祭祀礼仪化和活动歌舞化，并逐渐出现了祭祀的组织机构、专门的场所和专职人员即巫师(如方相氏)，并形成广泛的民傩、乡傩、军傩、寺院傩和大规模的宫廷傩(官傩、国家傩、天子傩)。三是崇拜的内容逐渐系统化，形成与农耕劳作、交往、生活密切相关的系列教义，诸如傩神起源、创世说、一年四季的劳作内容等。四是崇拜的形式多样化。活动形式除了祭祀、祈祷之外，还有安坛、接龙谢士、还愿、打解、度关等。表现形式除了以面具扮演各种神祗外，还有符、咒、诀等形式，实现神鬼人之间的沟通，传达傩神之意。五是崇拜的目的也多样化了。除了驱鬼逐疫，去灾免难之外，还有请神、娱神、谢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这些变化使傩文化成为文化的观念体系和系统有序的操作过程，使之成为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的普遍性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集生产、生活、祭祀、娱乐、教育于一身，成为人们综合性的活动方式。

傩文化虽然同巫文化存在若干显著区别，但它作为巫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在本质上同巫文化又是一致的。

第一，在崇信鬼神，并以巫师沟通神、鬼、人之间的关系，以巫师活动祭祀和祈求神灵、驱鬼逐疫等本质方面，傩文化对巫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是一致的。

第二，在神祗崇拜方面，傩文化继承了巫文化的多神崇拜观念。傩文化虽有崇拜的主神，但主神之下，却有许许多多的神祗，是以某神为主的泛神体系。其所崇拜的主神在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中，又有所不同。加之两千多年来，儒、道、释等教诸神融入傩文化之中，使之信仰与崇拜的神祗较之于远古时代的巫文化更加宽泛。

第三，二者都具有神秘性。巫文化以祭祀鬼神、扮演鬼神、沟通鬼神、传达鬼神之意和驱鬼逐疫而显示其神秘性。傩文化不仅如此，还将这些活动程式化，形成一整套请神、祀神、娱神、谢神、送神等系列活动，并使之贯穿于人们的一切活动之中，加之以惊心动魄的傩技、傩戏等形式表现出来，更凸显其神秘性。

第四，原生野性的一致性。巫文化直接萌生于远古的原始社会，傩文化也早在五千年前的远古农耕时代、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傩文化直接继承了巫文化的原生野性。这种原生野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一是直接体现从动物中脱颖出来的性。如以的形式祭神娱神等。二是傩事活动中对的粗俗表演和刻意渲染，对生殖器的高度崇拜等。三是在敬神的同时，也驱神咒神，戏嘘神灵，对神灵大不敬的原生反叛性等。

正因为傩文化对巫文化的继承性，本质上的一致性，人们往往将二者合称在一起，称之为巫傩文化，或将傩文化称为巫傩文化。

从上述关系可以看出，傩文化是高级的巫文化，是人们在傩神观念支配下的活动方式，是以敬奉傩神为主的多神论信仰的观念体系和操作系统，是人们在农耕生息过程中祀奉傩神的综合性活动。

【原文出处】怀化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403

【原刊页号】53～55

【分类号】G0

【分类名】文化研究

篇4

1科技期刊文化力的概念和内涵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整个国家文化力的组成部分。期刊文化力也是整个文化力的组成部分，笔者曾专文进行过论述[1]。科技期刊文化力既是科技文化力的组成部分，又是构成整个期刊文化力的重要成分。

编辑文化是社会大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编辑文化与其他文化系统一样，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编辑文化的表层结构是编辑物质文化，中层结构是编辑事业的体制，而其深层结构表现为观念形态等因素[2]。

“文化力”是与综合国力系统中的经济力、政治力等因素相对而言的,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它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发展状况和建设成果,蕴含着推动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精神力量和智力因素,核心是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创造力的充分发挥[3]。期刊文化力是文化力中的重要元素,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期刊文化发展与积累所形成的现实力量,既包括这个国家或地区期刊文化的现实水平,同时也包括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其他文化形态等方面的作用力、影响力和辐射力。科技期刊文化力是期刊文化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期刊编辑的使命是创造和建设科技文化力,不断地推动科技文化事业向前发展。科技期刊编辑通过科技文化选择、科技文化积累、科技文化缔构和科技文化传播,将科技文化成果奉献给社会。这些科技文化成果被存储后,一方面，在社会上被广泛传播,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存储下来的成果获得积累,可以为后人的知识创新提供基础，进而转化为促进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促使历史进步[4]。

科学文化是有别于人文文化性质的文化，它使人类获得了一种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变革自然的力量，科学文化以其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加速着人类社会的前进步伐。作为科技载体的科技期刊，承担着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作用。深入探讨科技期刊文化力的内涵，对于科技期刊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过程是作者的科技文化创造、编者的科技文化选择与读者的科技文化认同的过程，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文化制约与文化互动的关系。科技期刊的文化责任在于，既能根据自身的读者定位、内容定位来满足当下人们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文化需求，又能在提升人们的科技文化品位、塑造人们的科技文化品格的过程中致力于人类科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等长远目标的实现。

2科技期刊文化力是提升国民科技素质的潜在动力

科技期刊能够积极主动地引导人们形成开放性的科技文化视野,把我们的科技文化发展纳入到全球科技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中,积极地推动国内外各种科技文化的对话和交流。科技文化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形成了一种全球范围内的科技文化对话、交流和整合的机制,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使人类在一些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念上取得共识,而同时使各民族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因此,科技文化的全球化实际上也是不同科技文化的交流和冲突的过程,是不同文化精神的矛盾运动的过程。只有当世界各国都积极地融会到这种文化整合包括科技文化整合中,才不会使全球的文化世界变成单一文化的天下[5]。

科技期刊可以引导人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形成自觉的现代化视野,积极推动适应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的现代科技文化精神的生成[6]。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科学的启蒙,中国民众的文化精神和行为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理性、科学和创新的思想观念以及各种现代价值观念已经逐步体现在人们的行为中。但是,必须看到,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形成的许多阻碍现代化进程的文化观念还在社会生活和社会运行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有助于我们克服传统文化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阻碍，推动现代社会所必备的积极的文化精神的形成。只有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科技文化对话,不仅要批判其他科技文化的弊端,同时也批判自己科技文化的缺陷,才能形成在全球化的科技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中国科技文化，整个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才能不断提高，而科技期刊在其中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3科技期刊文化力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潜在推动力

先进的科技文化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落后的科技文化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为先进文化的中国科技期刊文化应以它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传播优势主动担当起引导者的角色。对读者而言,其价值观念的改变、自身科技文化环境的净化、科技文化品位的提升都难以回避科技期刊文化力的引导作用。这种强大的引导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大众型科技文化期刊还是小众型科技学术期刊，实现刊物的科技文化定位既是一个适应读者的过程，又是一个引导与提升读者的过程。

科技期刊文化具有很强的产业属性。科技期刊文化产业经营的范围广泛,它包括科技广告经营、网络经营以及其他相关科技产业的经营,可为拉动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舞台。它必将成为经济建设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新的增长点。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期刊严肃的文化使命与对市场利益的追求，是对立中的统一，是推动期刊发展的相辅相成的双重力量。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科技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资源。不论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还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都说明文化与经济是一对可以双赢的统一体。

另外，科技期刊文化力作为一种隐性人文资源，不仅可以驾驭显性物质资源，而且可以实现价值的创造，实现社会价值的增值[7]。凝结于科技期刊编辑身心之上的文化力，包括他们的精神力、知识力、智慧力和创造力，是期刊社创造性增值的力量源泉，它能创造出新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科技期刊文化力可以在期刊社内部人际之间传递，还可以在行业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传递；借助于科技期刊文化的导向功能、开发功能和规范功能，使得人们的思想、文化和心理，逐步变得科学化、优良化。通过长期的、持之以恒的作用，将会展示出科技期刊文化力“水滴石穿”式的潜在力量。

参考文献

[1]吴成福.漫谈期刊文化力[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48-49.

[3]彭国元.期刊文化新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张春明.编辑与文化力[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1999，22（4）：394-398.

篇5

    知识就是力量，就是法官司法的智能之源。法官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所审理的案件大到社会稳定、企业生死，小到邻里纠纷、家庭官司等等，所涉及的知识包罗万象。这就要求法官要有一个符合自身文化特质的知识结构。对此，国外有的大法官提出，一个优秀的法官不只是一个熟练的法律工匠，他还应当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先知，一个哲人。美国著名法官和法学家汉德也曾给法官提出这样一个应读书目名单，其中不仅包括法律专业的书，还包括许多哲学、历史、文学名著。

    据此，法官所应具备的与审判相适应的知识文化，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法学知识。法官作为一个法律人，不是机械搬用法条的法律工匠，必须掌握相当法学理论知识，才能对相关法律从文字含义、立法宗旨、法律原理、条文体系等多方面进行理解和分析，从而保证正确的运用法律。

    二是政治知识。法官还是个政治人，是国家政治的维护者，担负着国家统治的使命。学习政治是法官的天职，是法官能否作出公正和正义判决的重要因素。忽视政治学习，法官就会迷失政治方向，并难于正确运用法律促进社会的进步。

    三是历史知识。法官应是一个历史学者。一名法官不了解历史，他对各项法律制度就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无法对其实施的法律后果进行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明智推断，从而，也就无法完成依法治国的神圣使命。

    四是文学知识。法官要有丰厚的人文底蕴。法官阅读文学名著，不仅可以锤炼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而且有助于法官更深刻的了解社会、认识人生、加深人文底蕴、增添人格魅力，并在严肃的司法活动中体现社会主义的人文关怀。

    五是与审理案件相适应的其他知识。法官应当要有丰厚的人生历练，具备丰富的社会知识和阅历，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并了解所审理案件的其他学科的知识，惟有如此，才能使法律的公平正义在具体案件审理中得到更好的体现。

    二、法官的精神文化

    法官的精神文化，体现着法官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它包括法官的司法思想、理念、道德、精神等诸多方面，是法官文化的核心。

    一是在司法思想上，必须树立司法为民的指导思想。因为法官履行保护人民、打击犯罪、制裁违法、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等神圣职责，最终是为国家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

    二是在司法理念上，必须树立大局、公正、高效、文明、廉洁等现代司法理念。因为自觉服从并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重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法官正确司法的前提和关键，是检验法官政治坚定性的重要标准。

    三是在司法道德上，必须树立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等职业道德观，并具备正直善良、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等高尚的道德操守。

    四是在司法精神上，必须大力弘扬潜心研究专业知识、善于审判疑案难案的专家型法官精神，长期扎根山区、默默奉献的基层法官精神，勇于创新、不断探索办案新思路的执行法官精神，擅长调解、一心一意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民事法官精神等，并以高尚的法官精神塑造法官。

    三、法官的行为文化

    法官的行为文化是指法官在调节社会关系（含法官群体关系）中所产生的活动文化。它包括法官的司法审判行为、司法宣传行为、司法社交行为、司法人事行为、文化体育行为等等，是法官知识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折射。

    法官的司法审判行为，在于通过审判活动，保护人民、打击犯罪、制裁违法、定纷止争、化解矛盾，建立和谐文明的社会关系。它包括法官的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审判行为和执行行为。

    法官的司法宣传行为，在于通过审判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它包括公开宣判、庭审直播、以案说法、公布典型案例、组织重大疑难案例的讨论、提出司法建议等行为。

    法官的司法社交行为，在于通过法官严肃而谨慎的社会交往活动，避免因其不当言行而使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以维护法官公正、廉洁、文明的司法形象。它包括法官保持清政廉洁、遵守司法礼仪、约束业外活动等行为。

    法官的司法人事行为，在于通过法官的人事活动优化法官群体、激励法官司法。它包括法官的准入、选任、培训、晋升、轮岗、考核、奖惩、保障等行为。

    法官的文化体育行为，在于通过法官的文体活动，活跃法官文化生活，提高法官健康素质、陶冶法官情操。它不仅包括开展法官学术交流、文化沙龙、演讲比赛、征文比赛、书画篆刻摄影展、审判实务竞赛、文娱汇演、体育竞赛等单项活动，还包括开展融上述各项为一体的法官文化节、文化周、文化年活动。

    四、法官的制度文化

    法官制度文化是约束法官行为的规范性文化，是法官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的保证，并受社会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制约。它包括法官的司法审判制度、司法廉洁制度、司法人事制度等等。

    司法审判制度，重在规范法官的司法和宣传行为，以确保为民司法和审判权、执行权公正高效的行使。

    司法廉洁制度，重在规范法官的司法和社交行为。以保障法官司法和社交行为的廉洁性。

    司法人事制度，重在规范法官的任职等行为。除法定的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外，还应在遵循审判工作规律，不盲目借用行政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法官准入、选任、培训、晋升、轮岗、考核、奖惩、保障、档案等一系列制度，以规范法官资格、优化法官群体、保障法官独立、维护法官尊荣、激励法官司法。

    五、法官的器物文化

    法官的器物文化是指人类创制的各种司法器物的总和。它包括法徽、法服、法袍、法槌、法庭、法院，以及法官文化设施、信息化设施、其他司法装备等，是法官知识和精神的物化，也是法官行为和制度的保障。

    法徽、法服、法官西式制服、法袍、法槌，这一外在的司法符号和道具，应能凸显法官作为公平与正义的化身，具有超乎常人的品格、学识和睿智的内涵。它不仅能时常提醒当事人及民众注意，法官是正义的守护神；还能时常提醒法官注意，要用良心、理性和智慧捍卫法律的尊严。

    法庭、法院，这一司法场所，应能张扬法官司法的权威性、独立性和便民性。在建筑设计上，除应凸显裁判场所的庄严与神圣外，还应凸显法官司法的独立性、法官司法的便民性。

    法官文化设施，应能满足法官的各种文化需要。它包括法官的图书馆、档案馆、荣誉室、健身房、娱乐厅、文化长廊、文化雕塑等等。

篇6

在我国文化馆事业发展中,一直没有设立国家文化馆。这与同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图书、文博事业发展存在巨大不同。缺少国家级文化馆，尤其是在今天看来,它不仅仅是一个机构设置问题，其根本性表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文化馆（站）建设出现断层。没有国家级文化馆，公共文化馆（站）这个庞大的体系建设中，一是缺少国家层面的政策实践平台，使全国文化馆（站）建设的标准化引领和示范性带动缺乏载体；二是国家在制定文化馆（站）发展政策中的“智库”作用缺位；三是缺乏系统性的资源信息“数据中枢”和推广平台。与我国同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图书、文博事业发展建设是从中央、省、市、县一体化设置不同，无论是在政策设计，还是在发展建设中都呈现出区域化现象，我国公共文化馆（站）设置则是以省级为“龙头”，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是典型的“地方团队”，自身发育存在先天性不足。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事业发展参照系，文化馆（站）发展建设容易形成条块分割、区域阻隔和地区差别。比如全国文化馆的名称长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称谓,有的叫艺术馆，有的叫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如此杂乱的称谓，表现出文化馆（站）系统一体化连接不紧密的行业特性。

（二）政策导向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应有发挥

文化馆（站）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体量最大、涵盖最广，深入社会最底层、联系群众最广泛、服务大众最直接的服务平台和重要载体。然而，庞大的机构阵容政策却显得长期助推乏力。在计划经济时期，文化馆曾经走过了一段“以文养文”、“以文补文”的弯路，这段经历给文化馆（站）的功能发挥和职责履行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即使在回归公益过程中仍在遭受着历史阴影的困扰。当下，有些现象尤其值得关注：有的公共文化馆至今仍在实行自收自支的财政体制，在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中，“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已经整体退出体制之外的当下，这种现象确实让人匪夷所思；还有的基层公共文化馆至今没有财政户头，资金受上级主管部门完全控制，单位经费缺乏自主，公共资金（如免费开放经费）被随意截留、挪用，极大地影响到公共文化单位的工作开展和事业发展。这些现象对公共文化馆（站）的定位和业务的有效开展均将产生负面效应。

（三）公共文化理论建设严重滞后

理论建设长期滞后，学术氛围逐渐缺失，将制约公共文化馆（站）事业的更大发展。公共文化馆（站）领域缺乏开展调查研究的长效机制。尤其是对公共文化馆事业的发展现状、未来走势、存在问题以及典型经验等缺乏常态化调研机制和有效的应对策略。在国家层面没有权威性核心刊物，缺少开展理论研讨和学术争鸣的学术阵地。没能造就一支稳定的专业化高端理论研究人才队伍，以提升文化馆事业的理论品格和学术气质，成为制约文化馆事业建设发展的最大短板。

（四）从业人员心理准备不够充分

当下公共文化领域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群众文化向公共文化发展转型。公共文化馆（站）的功能定位、服务方式与传统的群众文化工作方式，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发生着颠覆性的改变。这种转型，对文化馆（站）充分履行职能职责形成巨大的心理负担和现实挑战。特别是在政策环境还尚未发育成熟，基础性资源配置还没到位，文化体制改革刚开始起步的现实条件下，外部环境给文化馆（站）的职能发挥和工作开展形成的压力正在迅速扩大。

（五）传统工作方式亟待调整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实践,切实改变了传统的群众文化工作模式,极大地扩展了公共文化的空间意识。过去所习惯的以阵地活动、馆舍服务为主的活动方式已经成为制约功能发挥和服务面向的巨大障碍。公共文化对文化馆（站）发展是一次巨大革命。要求加快自身发展转型，从闭门办馆到把门打开，从固定馆舍服务向社会扩展的方向迈进，这是对文化馆（站）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新的定位，要求公共文化馆（站）的工作面向和服务领域要从“点”调整为“面”，在服务方式上也要由面向“小众”而转变为面向“大众”，形成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二、社会发展提速，文化建设需要积极地调整应对

（一）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

当前农村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矛盾已从文化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到文化服务对象的参与缺位。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农村人口迅速减少，社会结构正在失衡，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留守人员中老人、妇女是目前农村的主要劳动力，负责农业生产劳动和养育后代的主要责任和繁重任务，享受文化服务和参与文化活动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意愿相对缺乏，传统建设模式、集中活动方式，难以激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基于农村分散居住、相距遥远的地理环境，农村文化建设标准和服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基本文化需求，无法适应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需要。

（二）城市社区人口不断“膨大化”

当前城乡的变化深度交织，传统欠账和新增问题不断迭加,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担负压力在逐渐加剧。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使城市人发式增长，过去由农村担负的文化发展压力正在向城市转移。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相对农村而言，社区文化建设起步较晚，社区文化功能和作用还在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中。近年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还极不平衡，特别是中心城市尤如大海中的“孤岛”，领跑社区文化建设标准和发展走势。总体上来说，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中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城市社区比农村面临着更大的建设和发展压力。

（三）新城市群体进一步被“边缘化”

人口的流动不断加速，大批的外来务工人员形成新的城市群体，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特殊社会现象。随着新城市群体的出现,对制度设计、公共服务模式、文化权益保障等都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城市群体，他们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城市，为城市创造财富，是事实上城市人口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庞大的“城市群体”在城市资源配置中却被长期边缘化。新城市群体在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中还没有被广泛纳入保障范围，文化权益没有得到应有保障，这是未来城乡建设、社会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最关键、最紧迫、最直接的现实问题，需要在发展规划上，具体措施上加以研究和应对，促进全社会共享文化建设和发展成果的政策落地生根。

三．文化馆（站）服务功能要从“关注脚下”向“服务天下”强力转型

（一）要创新服务模式

一是阵地服务标准化。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面对海量的公众需求，文化馆（站）要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固定设施水平，提升服务理念，优化内设环境，推动设施设备的升级换代。要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固定化、规模化、标准化、阵地化作用。切实将阵地建设成为区域协调“联络点”、规划统筹“大本营”、指导服务“中心站”、人才资源“信息库”。要加强阵地化建设和服务，在公众“进得来”、“留得下”、“受熏陶”上做文章，使阵地建设成为众望所归的文化乐园。二是流动服务常态化。转变服务方式是当下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档升级的主题，要将单一的阵地服务转变为阵地服务与流动服务相结合、点状布局与面的结构相一致、纵向流动与横向配送相衔接的立体化服务模式和全覆盖的服务格局。流动文化服务应该成为当下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满足广大群众基本文化生活需求的最便捷、最有效的服务方式。积极探索建立“文化自愿者”服务机制，整合社会资源，激活民间文化活力，吸引觉悟高、技能强、有专长的社会骨干力量参与文化传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公共文化服务。推动流动文化服务，需要科学拟定规划，编制活动项目，配置优势团队，有计划、有目的、常态化地开展流动。

（二）要优化服务内容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转型升级,必须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丰富性和服务品种的多样化。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定位与当下社会公众对文化的需求,已不仅仅局限于唱歌跳舞的基础阶段。满足公众的基本需求，充分履行服务职能，需要切实创新服务理念、转变服务方式、优化配置结构、拓展服务领域、增加产品要素。在文化活动组织开展上要采取内容广泛、门类齐全产品输送样式；在载体上要开展多种门类培训活动，积极储备社会文化活动人才，满足公众自发性开展文化活动的需求；在容量上要进一步提升文化服务档次，加大文化传播力度，建立数字化传输和体验平台，打造文化信息快捷化、便利化的传输方式，充分满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建设需要。

四．加快推进文化馆（站）自身建设的提档升级

文化创新发展是优胜劣汰的加速器。面对当下自身建设和未来发展的种种任务，文化馆（站）需要加快转型、发展起跳，以补齐由于社会发展所牵引出的文化需求提升和时代进步所留下的建设短板。

（一）加强学术引领

理论建设是加强文化馆（站）建设的引路航标。理论建设滞后，学术氛围淡漠己成为制约文化馆（站）建设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学科建设缺失，使公共文化专业人才正规化培养通道阻塞，人才建设缺乏机制支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群众文化事业的“升级版”，是传统文化方式向现代社会文化服务理念转型的着力点，在这历史当口，对文化馆（站）自身建设和服务功能需要切实有效的科学引领。大力开展调查研究、提升理论品格、强化科研水平、增强学术氛围、构建科研队伍，是推进公共文化馆（站）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基石。

（二）强化政策制导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彰显政府对公共文化政策保障十分关键。从制度设计上，公共文化馆（站）是承担政府实施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和载体，其资源配置、运行机制都需要政策措施来调控和推动，政策的科学性和措施的有效性是公共文化服务有效运转的基础，也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保证。尤其是在事业发展、队伍建设、体制机制、产品供给和经费扶持等方面需要政策的强力支撑。

（三）完善层级示范

虽然我国文化馆（站）均是按照层级设置，但业务建设和运行机制缺乏实质性的工作衔接和机制保障。文化馆（站）的功能定位和业务工作的有效运转，需要构建一套标准明确、科学有序、操作性强的层级业务示范体系，在统一的标准化体系建设中，应该明确各层级文化馆（站）之间的业务关系和各自职能。通过业务指导、样板示范、交流学习，形成一套运行有效、操作便捷的示范带动机制，推进文化馆（站）自身发展和业务建设的规范性、有序性发展。（四）开展馆际交流开展文化馆（站）馆际交流，促进相互往来，推动彼此借鉴吸收，不仅增进友谊，更重要的是对发展理念的提升和信息资源共享提供了便捷通道和有效方式。开展馆际交流是文化馆（站）事业健康发展不可惑缺的一种有效载体。交流是推动文化发展的一股活水，通过交流学习，交换彼此的建设经验，借鉴对方的创新模式，分享发展建设中取得的经验成果，使之成为取长补短，规避风险，提速发展的倍增器。

篇7

在中国古代，文体界限并非文学性和功能性的界限，经、史、子、集中诸多重要的文化文本皆是二者兼备的。中国古代文体纷繁多样，有的较符合现代研究范式中对文学性的界定，被视为文学文体；有的则是功能性优先于，甚至完全覆盖了文学性的文体。对前者来说，文化视角能为研究的深入锦上添花；而对后者来说，文化视角则是研究得以有效进行的前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学科分化的影响，很多研究者惯于按照某些标准将某一文本划入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再以该领域的研究方法解释之。此种做法的问题在于：首先，划分文本所属领域的标准不一定普遍有效。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具有整体性特征，并未有文、史、哲、政、经等明确的学科分化，如《诗经》不仅是一部审美特征鲜明的文学作品，更有其特定的政治社会功用和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再者，由上述做法造成的思维和阐释模式的固化不利于真切和深入地理解文本及文本背后蕴含的深层文化逻辑。

过常宝《先秦文体与语方式研究》（以下简称《先秦文体》）一书对文体含义的理解采用了郭英德的解释，又在此基础上对先秦文体的特征进行了说明。郭英德在其《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指出，文体指的是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体式，可分为体制、语体、体式和体性四个层次，包含了文章框架、语言修辞、语体风格、表现方式、表现对象和审美精神等内容。（前言第2页）但过常宝所论之文本的“结构体式”主要是指“从载录行为和话语方式角度可辨识的文本的结构或语气等方面的特征”（绪言第4页），对与时代审美风尚和作家个性气质等因素有关的语体风格涉及较少。因为先秦文献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且先秦时文章体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文体分类复杂交叉且具有多层级的特点，每一部或者一类文献可自成一种文体，又可同时包含其他文体，故其在书中指称研究对象时多用“文献”而非“文体”，有效化解了分类的复杂性和相对性给论述带来的障碍。其认为在先秦文献中，文体形态并非个性化的体现，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文化标志，是文本所代表的话语形式和此种话语形式在特定社会文化中发展演变的呈现。不同的文体标志也蕴含着特殊的文化功能，如《尚书》中周诰的功能即是总结前代历史的经验教训，以突出敬德保民等治国思想。

基于研究对象鲜明的文化属性，《先秦文体》一书没有从文体形态或审美风格入手，而是着眼于不同的话语方式与文体之间的关系，对文献产生的文化行为或职事进行了细致考察，力求再现作为规范性话语形式存在的文献典籍背后隐含的行为方式。如其书中提到《春秋》的编订和书写原则不只是为了呈现史事，其表达重点在于《春秋》书法的价值暗示，史官通过价值暗示的话语行为来践行符合理想的意识形态建设活动。又如其认为不同的话语方式并不是作者自由选择的结果，即不同文体呈现出的语体风格与作者个性气质并无必然关联，他们选择说什么和怎么说，都是一种目的明确的话语建构，而非出于自然，如先秦诸子散文表现出来的不同语体风格和表达方式即是以价值宣扬或争夺话语权为目的的话语建构。此种将文体诸要素置于文化语境中加以考证与分析的研究可以被视为一个将抽象符号重新历史化的过程。借文化分析来研究文体，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对语体风格的把握。从语言表达的一般规律来看，话语内容和表达的目的会对语体风格造成直接影响。而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话语内容和表达目的又是作为彼时行为方式的载体存在的，故而文化方式会影响语体风格。此法可视为对从文本入手研究语体风格的补充。

《先秦文体》的研究思路与郭英德对“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之关系的理解是一致的。郭论认为前者是从后者之中派生而来，即不同类型的行为落实到语言文字上，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文本，这些文本具有区别性的形态特征，以其形态特征为依据，区别类分，即有了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第24页）既然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源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那对与特定文体相关的文化行为方式之研究，便有助于把握作为文本方式之文体。叶修成《西周礼制与〈尚书〉文体研究》一书也是此种思路，所用之法也主要是文化阐释和历史考证。其以《尚书》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典”“谟”“训”“诰”“誓”和“命”诸文体的文化内涵、文化功能和文化意义进行了考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各文体的源流发展与文体形态，认为“《尚书》编纂成书的各种资料来源，应当为当时各种文化礼仪制度下的史官的载录。而六体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过渡到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实际上，起根本作用的还是当时的各种文化礼制”（第25页）。梅军《殷商西周散文文体研究》一书方法和思路也与上述诸论著相类似，尤其注重历史文化考证，在充分利用各类文献之外还吸收了西方文体学的观念和方法。其以功能为标准对殷商西周的散文文体进行分类，认为文体研究不只涉及文体要素及文体结构的自身属性，还与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机制等深层结构相关。文体是历史性和稳定性的统一，既具有时代特色，又有其相对稳定的体制结构。稳定性保证了传统的继承，历史性保证了发展和创新。

总的来讲，各种文体的形成和发展皆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活动及社会意识形态的革新密切相关。历史考证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考察文体的演变过程及文化功能，把握文体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对文献资料落到实处、有理有据的分析有助于改善研究中妄加猜测、语焉不详与证据不足等状况。从文化学、思想史和意识形态等视角切入研究文体问题，亦可突破学科限制和固定思维的障碍，在把握研究对象特殊性的基础上选择合适有效的方法。但历史文献数量巨大、内容庞杂，加之部分真伪难辨、年代不明，处理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且要在理论意识的指导下合理运用文献，处理好共时描述和历时比较的关系，若无扎实的功力，恐难以完成。

二、理论意识与文体研究

如果说上述专著皆偏重于文体史，研究者多为文献学或古代文学出身；则贾奋然《文体观念与文化意蕴：中国古代文体学美学论集》（以下简称《文体观念》）与谷曙光《贯通与驾驭：宋代文体学述论》（以下简称《贯通与驾驭》）二书则较为重视文体学和文体学史诸问题的探讨，研究者皆有文艺学的学科背景。《文体观念》是作者关于中国古代文体学与美学研究的论文集，内容涉及文体学史、文体理论和审美形式等问题；《贯通与驾驭》是一部断代文体学综合研究专著，内容涉及两宋时期的文体形态、文体流变、文体系统和文体理论等。本文开头已提到，提到的著作中无论是历史文献色彩较浓的文体研究还是理论色彩较浓的文体研究，皆强调文化语境的重要性。此与童庆炳、李春青等学者所强调之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存在一定程度的吻合。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一书开篇即对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说明，认为此法入手之处在于重建文化语境，基本原则是尊重不同文类间的互文关系，基本阐释策略是在文本、体验与文化语境之间穿行。重建文化语境可以“通过对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民俗的等各类文化文本的深入分析，确定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文化观念的基本价值取向，把握这个时期话语意义生成的基本模式―――各种有着不同方向的‘力’之间构成的关系样式”（第7页）。姚爱斌的《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中也对文体研究所需之“历史语境意识”做了说明，即其不仅是指文化文本生成的魍忱史语境，还应包含研究者所处的现代历史语境。也就是说利用文本重建的文化语境具有相对性，不仅与文本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历史规定性有关，也会受到研究者的思维方式、知识背景等个性因素的影响。而重建文化语境是为了给具体对象的研究提供历史参照，为具体研究服务的。故而如何处理好不同类型文化文本之间力的关系、共时考察和历时比较之间的关系、宏观背景与微观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使重建文化语境的工作合理、有效地服务于具体研究，而不至于喧宾夺主等，皆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篇8

香港是亚洲少数拥有自己漫画传统的地方，其功夫漫画别树一格，在日本及美国漫画外，创造出独特的风格而深受各地华人青年的爱戴。较鲜为人知的是，香港漫画从战后至今的发展，一直受到日本漫画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们首先回顾香港漫画家如何受日本的影响3。战后第一批香港漫画家是在1960年代才正式出现，他们主要受中国大陆漫画的影响。当时本地漫画家接触日本漫画的渠道有限，只有少量翻译日本漫画作参考，因此日本漫画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且比较间接。1960年代香港受欢迎漫画中较有日本成份的是许强的《神笔》及李慧珍的《十三点》（1966年始）。《神笔》是科幻侦探作品，超人（Ultraman，俗称「日本咸蛋超人）为书中主要角色，这是因为1960年代末香港兴起超人热。香港电视台播放超人电视剧，一些戏院也定期放影超人电影，超人成为小孩最喜欢的卡通人物。因此，当时不少本地漫画都加上超人一角以增加销路。另一作品《十三点》可说是最早期的香港少女漫画，其画法多少受日本少女漫画的影响，特别是大眼睛与长腿的运用及时装方面。听说李从小就喜欢玩日本少女娃娃（可换衣服的那种）及看日本少女漫画，不少创作灵感大概由此而来。此外，东方庸的科幻作品有抄袭日本人物的倾向，例如其《科学小飞侠》（1966）及《太空神童》（1966）便明显以手冢治虫的《小飞侠》为蓝本4。

1970年代，「香港连环图教父黄玉郎在香港漫画界崛起，为香港漫画开拓新路线，画出与日、美、中不同而富有香港特色的作品。黄的《小流氓》（1971-75）开创香港功夫漫画的先河5，这本漫画内容是关于七个功夫小子替香港社会低下阶层抱打不平的故事。《小流氓》的兴起主要受李小龙功夫热潮的影响。黄玉郎在创作这作品时，在内容及风格上似乎受到日本漫画家望月三起也作品（特别是《七金刚》）的影响。《七金刚》是讲述七个年轻特警除暴安良的故事，它与《小流氓》的最大不同在于书中主角是以现代武器而非传统武术取胜。望月三起也的写实风格，特别是处理暴力画面的手法，对《小流氓》似乎有一定的启发，奇怪的是连主角的样貌也有几分相似6。此外，黄玉郎同期的一些作品有盗用日本卡通人物的情况，其中以《小魔神》（1969）及《超人之子》（1969）最为明显。前者受《铁人28》等日本机械人卡通及电视片集的影响；后者上承1960年代末本地漫画盗用超人的潮流。在没有法律保障知识产权的60、70年代，这种盗用角色的情况十分普遍，连西方（如蝙蝠侠）及本地（如老夫子）的卡通人物也成为盗用的对象。1975年因香港政府立法打击不良刊物，《小流氓》摇身一变成为《龙虎门》（1975年至现在）。除了减低暴力成份外，更有意思的发展是背景国际化，英雄们打击的对象从香港各区的坏人变为日本黑帮。这也为香港功夫漫画奠定了一条方程式，就是代表正义的中国功夫英雄与代表邪恶的日本武士决战。《龙虎门》一直是70年代后半及80年代初香港最受欢迎的本地漫画，直至马荣成在1983年出版《中华英雄》，情况才开始改变。

马荣成是继黄玉郎以来最受欢迎及影响力最大的香港漫画家，他所画的《中华英雄》曾创下一期售出二十万册的记录。马荣成很热爱日本漫画，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向日本漫画学习，更在每期《中华英雄》的最后花上一两页介绍他喜欢的日本漫画家的技巧及特色。他最崇拜的是池上辽一。池上画功细致写实，尤擅长画东方人面孔及功夫打斗场面。池上的《泪眼煞星》及《男组》等作品对《中华英雄》的创作有很大启发。马也承认池上对他影响最深，其早期作品在构图及阴影的处理方面都学自池上。马在自传中多处表达对池上的敬慕，他回忆道：「在我早期入漫画行的时候，我曾很崇拜一位日本漫画家池上辽一，我的创作有许多亦是受他的影响。我自小的心愿是希望能与他握一次手，大家来一起畅谈漫画！于是乎我把每一期自己创作的连环图寄到日本送给他。7此外，另一个对他有较深影响的是松森正。松森最擅长画功夫格斗漫画，其打斗场面十分迫真。马荣成在处理徒手搏击及武器格斗时都曾借镜松森的作品（如《拳神》）8。在故事结构及人物性格的描写上，马受日本漫画剧本家小池一夫的影响最深，而小池正是长期为池上辽一及松森正提供故事的剧本家。受日本漫画处理剧本的手法影响，马荣成（及其编剧刘定坚）在绘画《中华英雄》时，早就将整个故事发展及细节想好，而不像其他香港漫画家边画边写故事。在控制故事进度、在武打加上细致感情与丰富人情味及每集结尾制造上，似乎也参考了小池的做法。在本地漫画家里，黄玉郎的功夫漫画对马荣成很有启蒙作用。因此他上承黄的方程式，故事的主线也是讲中国武术师傅与日本帮派的对抗。

黄玉郎与马荣成后来都开创自己的漫画出版公司，成为香港两大漫画阵营，本地大部分漫画家都在黄的「玉皇朝及马的「天下两大公司出版其作品（主要还是功夫漫画）。黄及马近年在漫画创作上已退居二线，而旗下漫画家主要受他们的影响，没有甚么大突破。

近年最值得注意的香港漫画家反而是来自两大集团以外的非主流派。曾在不同中小型漫画社出版作品的司徒剑侨及利志达是新进漫画家的代表。司徒的作品最有日本味道，擅长画有科幻特色的格斗漫画。他最崇拜日本科幻动画大师士郎正宗及安彦良和，并一直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他们，而他们也多次给予意见，所以司徒当自己是他们的「俗家弟子。受日本科幻作品的影响，司徒设计的人物性格较冷酷及人际关系较疏离。司徒表示：「我写的是科幻作品，所以不会偏重爱情。另外，或许我受了日本动画《机动战士》的深远影响，爱情部分自然表达得较为含蓄。9司徒的早期作品《赌圣传奇》（1991）在人物造型及意念上有《龙珠》及《超人》的影子。例如出现类似超级撒亚人及超人变身的「必杀技。其代表作《超神Z》（1993）及《拳皇Z》（2000，获SNK授权）的灵感分别来自电玩StreetFighters及KingofFighters10。此外，其《六道天书》（1998，刘定坚合着）及《八仙道》（2001）则有安彦良和的《机动战士高达》及《阿里安》的影子，可见采用著名日本卡通或电玩的风格及人物角色的做法至今仍未消失。其实近年单是抄袭StreetFighters及KingofFighters的香港漫画便有十多套。

利志达是近年最有创意的漫画家，其画风独特，多少受大友克洋、望月峰太郎及丸尾末广的影响。他的题材及表达形式比较多元化，其中有作品竟取材自村上春树的小说11。在故事构思上喜欢打破惯例及常识，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这方面很像望月峰太郎。

二日本漫画对香港漫画消费文化的影响

以香港出版情况而言，日本漫画与本地漫画可谓平分春色。自1992年文化传信向日本购买版权，出版香港中文版日本漫画以来，已有近十家本地出版社出版港版日本漫画。其中以文化传信、天下及玉皇朝这「三大为主力，合共出版数百种日本漫画。现在受欢迎的日本漫画单行本可卖五万册左右（昔日的《龙珠》及《灌篮高手》每期有逾十万册的销路），而销路最好的本地版日本漫画杂志EX-am（文化传信）每期售出约四万册（全盛期逾十万册）12。

日本漫画对香港漫画的消费文化有颇大影响。首先是对香港漫画出版形式的冲击。香港漫画的形式一直较接近于美国，一般用A4纸彩色印刷，薄薄一本约三四十页，以周刊形式出版；而日本漫画的本地中文版却沿用日本单行本的形式，用B5纸黑白印成约二百页的书，平均一两个月才出版一次。近年有些本地漫画采用日本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尤以珍藏版及重刻版为多。这是因为日式漫画体积较少、篇幅较多及易于携带与保存13。

香港漫画出租书店的普及也是由日本漫画热潮带动的。香港出租漫画的历史可追溯至1950年代，但真正的普及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1980年代后期起，随着日本漫画的流行，出租日本漫画为主的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现在市面上有近两百家这类书店，其中一部分是漫画茶馆。光顾者以二三十岁的男性为主。随着漫画上网及网吧的流行，最近一些漫画网吧也在香港出现，以配合e世代的新消费品味。

同人志（业余漫画创作）及cosplay（全名为costumeplay，意即扮演卡通人物的活动）是从日本传入的两种漫画文化。同人志早于1980年代已在香港出现，其中以1985开始出版的同人志漫画杂志《漫画同盟》尤为重要，该志每期出版十多个实验性短篇。1990年代由次文化堂出版的漫画也多少带有同人志的性质。近年每年都有几个定期的同人志活动，其中以ComicWorld（由日本的SE株式会社及香港的TG坊等组织合办）规模较大及活动最频密（一年四次；2002年后改为一年两次）。2002年2月举办的已是第13届。此外，每年一度的「漫人墟（由香港漫画协会主办）也是同人志的盛事。整体而言，香港的日本漫画及动画组织日多，参与同人志活动的业余漫画家亦不断增加，但作品多在网页刊登，本地贩卖及收藏同人志作品的活动仍未算十分活跃。近年亦出现同人志出身的新进职业漫画家，例如孙军威就因其同人志作品被文化传信看中而获聘用，而且还曾被派往日本受训。

Cosplay最初出现于1993年的一个文化展览会中。有一个香港同人志团体租用档摊贩卖其团员的漫画，团员则打扮成《银河英雄传说》的人物以引人注意。自1997年香港漫画协会主办「漫人墟后，香港的同人志及cosplay爱好者便每年多了一个活动的机会，参与「漫人墟的人数每年上升。自1999年后cosplay越来越受欢迎及受传媒的注意，开始与同人志分开，呈现独立发展的倾向。香港各大学纷纷举办cosplay的活动，现在每年cosplay的大型活动有四五个之多，而cosplay爱好者则多达数百。香港的cosplay呈现一些本地化现象，除了日本的漫画人物、偶像歌星、电影及电视剧的角色外，本地漫画角色也成为cosplay的对象14。

三日本漫画对香港娱乐事业的影响

日本漫画对香港的消费文化及娱乐事业都有钜大影响。在消费文化方面，Sanrio（如吉蒂猫）、San-X（如趴地熊）、任天堂（如宠物小精灵）及Bandai（如数码暴龙及超速摇摇）等日本卡通人物商品在香港十分流行，除了日本版外，还有大量本地版及盗版。本地版是指一些香港公司向日本取得版权，可以在产品上使用其卡通人物。以月饼为例，几家本地月饼生产商近年推出吉蒂猫、美少女战士、樱桃小丸子、数码暴龙及宠物小精灵的月饼，使中秋节加添了日本的气氛。日本卡通人物商品的成功，刺激一些香港公司加入卡通人物商品的市场，「可爱天国及"Codebar"为两大本地卡通人物公司，它们的设计及商业手法都十分日本化。以「可爱天国为例，其卡通人物都以日文命名，像Hanako及Nanako等，其中一个造型竟是日本神话的怪物「河童。

日本漫画及动画对香港电影、电视剧及音乐有一定冲击。在电影方面，最明显的是1990年代以来很多日本漫画名作被改拍成真人版的香港电影。已上画的包括《城市猎人》、《男儿当入樽》、《孔雀王》、《流氓医生》、《青春火花》、《泪眼煞星》、GTO、《怪医秦博士》、《铁拳》、StreetFighters、《金田一少年的事件簿》及《杀手亚一》的香港电影版；正在拍摄中的则有《头文字D》及《铁人28》等。其中如《城市猎人》、《孔雀王》、《杀手亚一》、《头文字D》及《铁人28》是正式向日方购买版权，它们不但有日本演员、技术人员或资金的参与，而且也在港日两地上画。可是不少以本地市场为目标的制作却没有获得日方的版权，一些使用的片名从广东话译名变化而来（例如GTO的中译为《麻辣教师》，港产片《麻辣教室》便是模仿GTO的作品），而且香港导演与编剧会将故事加以修改，人物也换上本地的名字，藉此逃避法律责任。此外也有很多香港电影的名字盗用或影射日本漫画中文版的名字，虽然内容与原著毫无关系。好象Touch、《废柴同盟》、《爱与诚》、《超时空要塞》及《去吧！稻中桌球社》等便被改为香港电影的名称（如《超时空要塞》变成《超时空要爱》，而Touch改作《初恋无限Touch》；《废柴同盟》及《爱与诚》甚至不加修改便被应用）。日本漫画也影响香港电影的内容及表达方式，好象周星驰的喜剧便十分漫画化（如受惊时大字型倒在地上；兴奋时流鼻血等）15。此外，香港近年出现很多以厨艺比赛为题材的电影，明显是受《伙头智多星》、《将太的寿司》及《中华小厨师》等日本漫画的影响。

日本ACG也刺激香港动画制作及CG（computergraphic，意即电脑构图）在电影的运用，徐克执导的动画片《小倩》（1997）便是港人借日人力量尝试创作本地动画的例子。此片虽然以可与迪士尼及宫崎骏媲美的香港动画片为宣传，但严格来说是港日合作的产品。香港负责出资、执导、配音、剧本及意念，具体的制作如原画、上色、分镜及3D数码特技等则主要委托日本公司处理。香港电影虽发达，但动画片则仍在起步阶段，要借助日人之处甚多。听说在2002年港日动漫界与电视台正商量共同制作以金庸武侠小说为题材的电视卡通系列，假如成事，便开港日合制电视卡通的先河16。2002年初香港女星翁虹也表示会与日人合作拍摄以亚洲为市场的动画片。似乎无论专家或门外汉都对港日动画合作的前景抱乐观态度。

一些日本漫画如《爱与诚》及《消防员的故事》等曾被改编为香港电视剧，剧名虽然不同（如《爱与诚》变成了《香城浪子》〔1982，无线〕；《消防员的故事》被改编为《烈火雄心》〔1999，无线〕），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们是日本漫画的香港电视剧版。此外，《楼下伊人》（1990，亚视）一剧也有《相聚一刻》的影子。2001年台湾华视将日本少女漫画《花样男子》改拍成极受欢迎的台湾电视剧《流星花园》，2002年香港无线电视台亦向日方取得版权，准备开拍港版《流星花园》，而且还会去日本取景。似乎最近香港无论将日本动画作品改拍本地电影或电视剧时，都是循着正式购买版权的方向发展。

日本动漫亦丰富了香港流行音乐。香港艺人喜欢将日本卡通的主题曲配上广东话，好象《叮当》、《IQ博士》、《千年女王》、《飘零燕》、《鬼太郎》、《忍者小灵精》、《面包超人》、《机灵小和尚》、《樱桃小丸子》、《百变小樱Magic咭》、《数码暴龙》及《超速摇摇》的广东话版主题曲都曾流行一时。近年，就连日本的动画片如《叮当》、《宠物小精灵》及《数码暴龙》等在港上映时也请本地著名歌手唱广东话版主题曲。

四结语

日本漫画对香港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相当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漫画丰富了香港漫画及流行文化，但香港漫画家及艺人大多不是盲目抄袭，而是有选择性地加以改造及运用。其实香港的漫画、电影、电视剧及音乐都有其独特之处，也许一些还可以给日本的同行参考。李小龙及成龙的功夫电影及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日本大受欢迎，2002年上半年度日本富士卫星台播放中日合制的金庸《神雕侠侣》的卡通系列（全26集）。香港动画科技公司MenfondElectronicArt曾参与制作Square第八代《太空战士》（FinalFantasy8）的动画影像。香港漫画也开始引起日本人注意，例如李志清带有中国水彩画风格的漫画（如《射雕英雄传》及《三国志》〔与日本漫画剧作家寺岛优合作〕等）及利志达变化莫测的特殊画风（如《刺秦》〔1993〕及《飞人九》〔1996〕等）便很受日人赏识，他们的作品更获邀在日本出版17。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港日漫画界及流行文化会有更多合作与互相刺激的机会。这不但能够刺激彼此的创作意念及方法，还会制造商机，为近年市场及创意均走下坡的港日漫画界带来更新的动力。

注释

1有关日本漫画对港、台、中、韩及东南亚的影响，参NgWai-ming,"TheImpactofJapaneseComicsandAnimationinAsia",JournalofJapaneseTradeandIndustry，第21期4号（东京：2002年7月），页30-33。

2有关日本漫画在香港的历史简介，参夏目房之介：《マンが世界战略》（《漫画的世界战略》）（东京：小学馆，2001），第四章，页93-114。此外，也参看赵永佳：〈日本漫画旋风袭港：记60至80年代的发展历程〉，《新晚报》（香港），1988年6月5日。

3有关香港在战后之初、1950及60年代的漫画发展，参郑家镇：《香港漫画春秋》（香港：三联书店，1992）。

4黄少仪、杨维邦编着：《香港漫画图鉴》（香港：乐文书店，1999），页103。

5有关香港功夫漫画的形成及特色，参JohnLent,"LocalComicBooksandtheCurseofMangainHongKong,SouthKoreaandTaiwan",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第9期1号（新加坡，1999），页108-14。

6黄少仪及杨维邦指出望月的《秘密侦探JA》对黄玉郎的人物造型也有影响。参注4书，页21。

7参马荣成：《马荣成自传：画出彩虹》（香港：友禾制作事务所，1990），页39、95。

8马荣成早期作品的题材、背景构图及对人物动作的绘画等方面，不少是受松森正的启发。同注7书，页45。

9谢联达：〈徘徊现实与科幻之间：司徒剑侨自强信念：「尽人事听天命〉，Action，创刊号（香港，2002年4月），页56。

10；11大アジア虚荣同盟编：《亚细亚通俗文化大全》（东京：スリーエーネシトワーク，1996），页253-54；254-55。

12有关新加坡与香港在出版日本漫画的比较，参吴伟明：〈新加坡的日本漫画文化〉，《亚洲文化》，第24期（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0年6月），页108-21。

13「三大以外，以自由人（已倒闭）为首的中小型漫画出版社发行不少日式单行本及杂志，对本地漫画业带来冲击。参刘定坚：《连环图大决战》（香港：自由人出版集团，1993），页193-95。

14有关香港cosplay的简介，参EddieChan：《J-Point别册：CosplayCollection秋の号》（香港：J-FanLtd，2001）。

篇9

中国传统艺术源远流长，在世界美术之林中占有极其辉煌的地位。中国动画这一充满神奇色彩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在这一特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下形成的。她作为中国艺术的一部分，表现着传统文化特有的审美文化符号，可以激起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骄傲与自豪。

20世纪80年代中国动画事业依据民族传统文化走出了一条辉煌之路。然而，今天中国动画相对于外国动画却有着明显的差距。有数据显示，当前全球动画产业总值大约为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万亿元，而中国仅为人民币180亿元，不到1％，并且，在国产的动画中，显示了“出力不讨好”的局面。主要表现为：尽管国产动画正鼓足了劲在抓紧对动画作品的生产及宣传，但在国外动画产业的冲击下，动画欣赏的主要群体——青少年的审美观明显倾向于国外动画。笔者在对此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对1000名桂林市内受众进行动画观赏行为倾向性调查，发出问卷900份，回收831份，回收率为92.3％，其中有效问卷为816份，有效率为98.1％，保证了调查的公平性与公开性。这1000名受众为大学、中学、小学不同文化层面上的学生。

表格如下：

不同文化层面受众对动画艺术风格的偏爱与认同倾向打分(满分为100分)

观察此表格，可看到国产动画片在国内受喜爱程度较低，特别对于传统文化写意风格的动画电影打分较低，并且年龄越小，对这一风格的认同程度越低。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现代青少年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取向越来越模糊，并且表现出低龄化。另外，笔者长期在桂林市少年宫担任美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深切地感受到孩子们对中国动画片的喜欢程度远没有国外动画片热情高，体现幼儿教育对传统文化也有所忽视。这一事实也从侧面佐证了上述调查结果。这不能不让人为继承中国优良传统文化而担忧。一个国家是否能强大，是否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优秀的文化底蕴以及在此文化底蕴中创新出来的符合时展的文化结构，是衡量此标准的重要尺度。所以，对动画电影中传统文化元素的研究，也能从另一侧面引导人们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起重视。

动画是大众媒体的传播手段之一。是一种特有的文化产业，与其他文化知识一样具有极强的宣传和影响作用，包括社会规范，价值标准，行为方式、文化价值观等。优秀的动画电影能根植于本民族优秀文化，反映社会底层，能经得住社会发展的跌宕起伏。我国20世纪60年代前与80年代后，也曾经有着辉煌的动画成就。先不必说此时的动画有着丰富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题材作支撑，也不必说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动画形象，表现手法，就单说动画中意境优美的场景也是其他国家所不及，因为这是要求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刻感受的人才能体会。前人的种种成就无一不是站在中国特有的文化内涵中建立发展起来。

首先在动画的取材方面。选择极富有寓言故事的《骄傲的将军》(1956年导演：特伟李克弱)、《东郭先生》(1955年导演：虞哲光许乘泽)；民间传《抬驴》(1991年导演：王柏荣)、《葫芦兄弟》(1986—1987年导演胡进庆等)。从这些内容题材上我们可以看出较多立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寓教于乐”精神，故事折射出教育孩子分辨善恶，面对困难如何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等，这些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都有很好的教导作用。“动画影片不仅需要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水准，还担负着一定的社会教育功能。”“寓教于乐”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对比于美国式的“娱乐至上”可谓大相径庭，把“教”寓于“乐”，不但有深度且使“教”更易于接受，这一直是我国教育传统中践行的法则之一。

再说中国动画形象设计。中国动画电影中的人物、动物形象，绝大部分都出自于中国神话、寓言故事、民间传说等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如1962年万氏兄弟兼制作、导演的在当时震惊世界的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就是取材于民间传说《西游记》。其中的主角孙悟空的形象设计可谓显尽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元素，在装饰上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中民间木刻、剪纸、京剧等风格，影片中从环境描绘到人物面貌、性格特征，也都是一派中国气概，也无怪当时世界上动画界对此影片的高度赞赏。巴黎《世界报》介绍说“《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迪士尼作品的美感，而且造型艺术又是迪士尼式的美术片所做不到，即它完美地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大闹天宫》中孙悟空的“疾恶如仇”、“好强好斗”的性格到现在仍然为包括世界友人在内的人们喜爱，而这一性格特征也正是勤劳、勇敢的中国劳动人民所具有的特征，也是在众多动画电影中，一直未退出人们视野的原因之一。

水墨动画是中国动画电影中的一朵奇葩，也一直到现在都是为人们多关注的动画形式，历史上优秀的水墨动画有很多，较突出的代表是运用齐白石墨趣而制作的《小蝌蚪找妈妈》、李可染笔法的《牧笛》、《山水情》等。在这些水墨动画中，观众不仅能欣赏到精彩的水墨动画故事情结，还能欣赏到水墨淋漓、诗意无穷、画意无穷的动画场面。重视背景对艺术形象的烘托，是水墨动画的一大特点，“留白”及对“远山”的处理、吸取传统画理中“三远法”，使背景犹如一幅会运动的中国水墨画。影片虽然只有20分钟，但格调清新洒脱，将中国诗画的意境和笔墨情趣融进了每一个画面里。影片以景抒情，情景交融，以虚带实，实中有虚，虚实相合的特点，显示出中国艺术的深厚传统。结合现代的动画手法，使中国水墨动画得到了充分的认可。

篇10

低碳经济视角下的茶文化旅游分析

摘要：近年来，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低碳经济成为引领当下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带领下，我国的经济也在逐渐实现转型，而这种转型对环境安全而言也是一个好消息。随着低碳经济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业加入到这种新型的发展模式中来。旅游业作为嗅觉最灵敏的行业领导者之一，自然也率先引入了低碳概念。随着人们出行观念的改变，低碳旅游已然成为了大多数人的首选。在茶文化旅游中，低碳经济的引入也更加契合茶文化发展的模式。本文首先对低碳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体的概述，接着对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茶文化旅游进行了深入分析，希望能够改变当下茶文化旅游存在的不良现象。

关键词：低碳经济;茶文化;旅游

当下，旅游成为人们放松身心的最佳方式之一。每逢节假日，与家人朋友外出游玩也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为我国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而与之前的传统旅游方式相比，现在的人们却愿意选择更节能环保的方式。作为节能减排的代言人，低碳经济模式的发展引领了一股新的旅游风潮，在低碳经济理念下，旅游业变得越来越绿色环保。而低碳旅游的发展对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也大有裨益。茶文化旅游业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生态化的旅游乐国，它不仅能够让人们看到恬静的茶园景色，也能够加深人们对于茶文化的了解。因而，在此背景下，分析低碳视角下的茶文化旅游将会为经济旅游模式注入一股新鲜血液。

1低碳经济与旅游的关系

1.1低碳经济概述

20世纪九十年代，为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低碳经济首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与之前只顾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相比，低碳经济将环境保护放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因此，低碳经济的主旨是低排放、低污染、低耗能，在节能减排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更好的发展。低碳经济不仅能够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能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良好的生存土壤。在全民上下高度关注的背景下，低碳经济的重要性也由思想意识高度上升到国家的政治高度。低碳经济模式的实施也展示了我国负责任的大国态度，表明了我国在环境保护上的决心。可见，低碳经济不仅是某个人的事情，或者某个组织的事情，它更应该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所达成的共识。在全球化经济融为一体的背景下，低碳经济的发展也能够改变某些国家对这方面认识的不足，提高他们对资源利用以及环境保护的意识。

1.2低碳经济对旅游业的影响

在低碳经济的影响下，旅游业也迅速的改变了之前的发展模式，朝着更加绿色、更加生态的发展模式前进。在有限的全球资源下，如何制造可再生的能源，实现经济的可循环利用也成为时代关注的重点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人们也更注重提高自己精神上的幸福指数。因此，节能环保的低碳经济理念也为构建合理的生态旅游产业链，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做出了不少贡献。而将低碳经济引入到旅游业中，也必将为旅游业带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2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茶文化旅游

茶文化旅游是在当地茶叶资源以及茶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整合当地的特色产业，为人们打造的一个更为贴心和环保的茶旅游方式。相比于其他行业，茶文化旅游本身就具有节能环保的特点，能够给人们带来更为自然的生态环境，而在低碳经济发展理念下，茶文化旅游也开始着手筹建新的发展项目，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中国，饮茶不仅是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活动，更是促进情感交流的方式之一。无论是在重要的商业密会还是在老百姓的家中，都有以茶会友的习惯。可见，茶文化早已经深入到我国人民的心中，与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以茶叶为主线，结合其他产业共同发展，不仅能够大大的增加当地的经济，更能促进当地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促进茶文化的弘扬。而茶叶生长的环境大都温度适宜，环境优美，这些先天性的条件也为茶文化旅游奠定了可行性基础。同时，茶文化的内涵也为当地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这都为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文化条件。

2.1合理配置：科学设计茶文化旅游的路线

对于旅游业而言，旅游路线的规划往往直接决定着旅行的舒适度。因而，茶文化旅游项目以及路线的规划，绝对不能一概而论。为了制定合理的路线，我们只有深入地了解每个城市茶文化的特点，才能够利用这些优势打造专属的特色。中国地大物博，与茶有关的城市也有不少。而由于地理环境以及土壤环境的不同，茶叶的味道也各有千秋。为了凸显当地茶城的特色，我们一定要对当地的茶文化旅游路线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的配置。在设计茶文化旅游路线之前，我们要对茶城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调查，包括地理环境、人文景观、历史故事、风土人情。其次，我们要将这些内容进行合理的搭配，并进行进一步的修饰和删减，当然，这其中涵盖着可能对茶文化旅游造成污染的项目，也包括了可能破坏当地茶文化特色的因素。剔除了这些不符合低碳要求的项目之后，我们才能打造一条低碳环保的茶文化旅游路线。而适度的开发机制也是维持茶文化旅游城市长久发展的前提。因而，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对茶文化旅游区的开放程度进行慎重的考量，并不断地进行修正和测试，才能够促进茶文化旅游路线的优化升级。

2.2主打特色：开发低碳的茶文化旅游产品

在旅游中，旅游产品的开发至关重要。茶叶作为茶文化旅游的标配，成为了带动茶文化旅游经济发展的必需品。与茶叶有关的药品和保健品业已经成为旅游业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当然，在研发与茶叶相关的新产品中，我们一定要将绿色安全、低碳环保放在首位。因此，在产品的生产环节，我们也要对产业链进行严格的把关。同时，在包装销售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资源的浪费问题，特别是包装纸的运用。践行低碳节能的发展理念，使用循环可再生的材料作为茶叶包装，突显旅游产品的茶文化特色。当然，同花哨却毫不实用的包装纸相比，人们更愿意购买环保实用的材料。所以，绿色节能的茶叶包装更能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茶文化低碳旅游模式下，有的城市还开发了茶文化生态游、茶文化健身游的项目，这些项目符合了低碳茶文化旅游的主题，能够吸引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游客前来游玩。在低碳经济的概念下，有的茶城还将当地的茶叶制成低碳茶饼，不仅方便收藏，更能够吸引游客的兴趣。可见，开发低碳的茶文化旅游产品不仅能够增加当地的专属茶文化特色，更能为游客量身定制专属的旅游路线，为他们留下愉悦环保的旅游体验。

2.3保护底蕴：深入挖掘茶城的文化内涵

旅游中真正打动人内心的绝不仅仅是美食的诱惑以及别外洞天的美景，在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之后，茶城如果想要得到更长远的发展，就必须深入挖掘历史所赐予的文化优势。例如：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之中，与色彩绚丽的服饰相比，更让人心之所向的是一段段唯美的爱情故事。可见，文化内涵能够为这个城市建造坚不可摧的城墙。这是任何事物都替代不了的，而这些不仅能够牵动人最敏感的神经末梢，更能为我们带来精神上以及心灵上的鼓舞。民族文化特色是强烈的印记，而少数民族自然的生活状态也能够增加茶文化旅游的魅力，让茶文化旅游低碳的主题表现得更为明显。深入挖掘茶文化也能够让本地悠久的茶文化得到继承和发扬，让这些尘封起来的传统文化重新被人们熟知，这对于文化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保护。侨香风情，文化圣海，人们在获得了低碳生活的感受之后，更获得了心灵上的低碳享受。

2.4贴心服务：营造轻松自由的旅游体验

传统旅游之所以被人所诟病正是因为大量的被迫消费。强制性的消费行为不仅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不适，也使得旅游的质量大大的下降。因而，基于低碳经济下的茶文化旅游一定要改变传统高消费给人带来的感受。在低碳经济的引导下，茶文化旅游应该是轻松自由的，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美好的低碳体验外，其他任何不好的印象都不能留下。而贴心的服务不仅能够给人们留下美好的旅游体验，让游客沉浸在自然的茶园美景之中，更让人们不受强制消费的迫害，有了欣赏美景的心情。

2.5立足创新：打造茶城文明的茶文化品牌

旅游是城市对外宣传的平台之一，在当前的社会媒体中，仅靠电视以及网络等新媒体往往不能够让人们全面的了解当地的茶文化，只有亲身进入到当地，受到当地文化的熏陶，才能够在不经意之间发现茶文化的韵味。在茶文化旅游中，茶城应该注重打造自身的专属茶文化品牌。例如：加强对茶叶质量的监测，打造家喻户晓的茶叶品牌;注重茶叶食品的开发，为人们献上风味独特的茶餐饮。这些不可替代的茶文化特色都能够为茶城不断积累名气，也为茶城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通过一个品牌了解一座城市，这才是茶文化旅游对于这座城市最慷慨的回礼。而这一切都是要建立在低碳经济模式的基础之上，才能让人们得到最舒服、最自在的体验，才能够让每个人成为城市的发言人。这种力量要比广告强得多，通过亲身经历建立的信赖提升城市形象，从而让茶乡的知名度愈来愈高。

3结语

综上所述，在低碳经济的引领之下，茶文化旅游如果想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就应该深入的挖掘当地茶文化的内涵，构建合理的旅游路线，搭配自由轻松的旅游体验，并在其中建立具有形象力的茶文化品牌，才能够使茶城的形象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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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琴.低碳经济背景下以茶为主题的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研究[J].福建茶叶,2016(7):126-127.

[3]郑晓曦，吴肇庆.低碳经济背景下发展茶文化旅游的基本策略[J].福建茶叶,2016(7):137-138.

[4]张耀武，龚永新.低碳经济背景下的茶文化旅游[J].旅游研究,2011(2):39-42.

[5]杨正怀.基于低碳经济视角下的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探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14):19-20.

关于旅游与茶文化的论文2

茶叶节发展中茶文化旅游开发思考

摘要：茶叶节是茶产业的经贸交流活动，也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由于茶叶节对文化价值的忽视，导致很多地区开展的茶叶节活动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本文首先对茶叶节进行了介绍，然后对茶叶节开展过程中茶文化旅游开发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茶叶节发展中的茶文化旅游开发提出了几点看法，希望能够对茶文化旅游领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茶叶节;茶文化旅游;经贸展会;茶乡经济

文化旅游业是国内旅游业发展的方向。茶文化旅游业属于文化旅游业的一种，对于茶乡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简单来讲，茶文化旅游是茶文化与旅游业的结合体，是一种新型旅游业。茶文化旅游业借助茶文化提升了旅游业的品质，同时也借助旅游业的形式给当地的茶文化交流创造了许多机会。由于茶叶节主要是针对茶叶经济贸易展开的，所以茶叶节中的文化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被人们所忽视。为了促进茶文化旅游的开展，茶叶节组织者应该更加注重提升茶叶节的文化意蕴，将茶叶节的发展与茶文化旅游相结合。

1茶叶节概述

茶叶节事实上是茶文化和茶业发展的产物，是茶叶行业的大型经贸活动，是茶企茶商贸易交流的平台。茶叶节的开展不仅针对茶商和茶企，其还为喜爱品茗的茶人提供了文化交流的机会。茶叶节的开展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茶文化和特色茶乡的推广，有利于提高茶乡及该地茶叶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这对茶产业快速的发展，茶乡经济的兴起有着较大的帮助。我国有着许多茶区，这些地区有着举办茶叶节的经验。比如说，凤庆县就曾经举办过21届的茶叶节。由于凤庆县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因此该地区举办的茶叶节也吸引了许多东南亚国家参展商的前来，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凤庆县茶叶的知名度，同时还使茶叶贸易变得更加频繁。除此之外，国内还有很多类似的重要展会，比如溧阳茶叶节等。国内茶叶节的活动形式多样，特点鲜明，且极具文化意蕴。此类大型茶叶节的举办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提升了当地的社会影响力。

2茶叶节开展过程中茶文化旅游开发的问题

茶文化旅游属于文化主题旅游，旅游者在茶区可以欣赏茶园风景，体会茶区文化百态。当然，旅游者参加茶文化旅游主要是为了欣赏茶文化的魅力。茶叶节是茶文化与现代经贸相互融合的产物，茶叶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茶文化旅游的开展。茶叶节对于我国茶文化旅游的帮助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开展茶叶节时茶文化旅游开发所存在的问题。要是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就会使茶文化旅游开发受到阻碍，这对于茶区经济发展也是十分不利的。

2.1茶叶节中的茶文化内容不突出

国内一些产茶区开展了茶叶节，当然目的主要是通过茶文化交流推动茶叶经济的发展。茶叶节与茶文化旅游相结合，有利于深化茶文化旅游的内涵。虽然茶叶节对于茶文化发展有着一定的推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地区在举办茶叶节时忽略了茶文化内容的导入，这对于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近年来，一些茶区举办的茶叶节主要只注重展会活动的形式，而不太注重推广和宣传茶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茶文化旅游要素的茶叶节对游客的吸引力就会大大降低。游客的减少会给当地的茶文化旅游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文化因素是茶文化旅游赖以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最本质的文化意蕴，就极有可能给茶文化旅游造成重创。

2.2茶叶节的文化价值取向不明显

茶叶节不仅仅是茶业产区的重大活动，同时也是当地实现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价值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这种理念下，人们也提出了很多观点，比如“文化兴旅”等。经济发展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就现阶段的社会实际出发，经济效益应该与文化效益齐头并进。就国内茶叶节相关资料记载分析，很多地区的茶叶节对经济价值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文化价值，事实上这种形式的茶叶节并不能对当地茶文化旅游业的开展起到任何帮助。事实证明，茶叶节不注重文化价值的导入，就会使当地茶品牌的美誉度大大降低，同时也会使游客的数量减少。

2.3茶叶节缺乏宣传力度

就有些地区的茶叶节情况来看，前来茶叶节参与文化经贸交流的茶叶展商主要为该地区的茶企。除此之外，很多地区的茶叶并没有登上其他地区茶叶节的舞台。这些因素都是对当前茶叶节缺乏宣传力度的有力证明。那么大家一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当前茶叶节的宣传力度缺乏?”茶叶节的宣传力度低，主要可以归为三方面的原因。其一，茶叶节组织单位的投入资金较少，使得茶叶节的规模较小，而投入和收效是成正比的，小规模自然也较难换来宣传度的大幅提升。其二，茶叶节中茶叶市场管理存在许多漏洞，这给茶叶节的举办带来了一定的阻力，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茶叶节的推广效果。第三，茶叶节通常作为展销活动开展，这就是茶叶节的参展对象，主要集中在茶叶参展商领域。很显然，参展商的人数较少，所起到的宣传作用也是有限的。

3茶叶节发展中的茶文化旅游开发

3.1注重茶叶节的文化价值

茶叶节是茶叶展商之间的经贸交流活动，很显然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由于茶叶节对文化价值的忽视，导致很多地区开展的茶叶节活动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领域的不断发展，很多经济学家发现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对于很多行业是同等重要的。茶文化旅游业就属于这类行业。对茶叶节文化价值的不重视会使茶文化旅游的质量大大降低。该地应该在确保茶叶节经济社会效益的基础上，提升茶叶节的文化价值，确保茶叶节能够促进茶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当然，茶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茶区经济的兴起，同时还能够提升茶区知名度。

3.2注重茶区特色品牌开发

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品牌优势对于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很多企业直接将品牌开发作为公司头等大事，因此品牌优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茶区的核心竞争力事实上就是该地的茶叶，要是茶叶的质量都不过关，或者茶叶毫无口碑，那么该地的茶文化旅游也是很难开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茶叶是茶文化旅游开展的基础所在。茶区应该重视特色茶叶品牌的开发与打造，并学会利用品牌优势提升茶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品牌优势与产业链的形成是相关联的，茶区管理人员应该借此积极打造特色茶叶品牌，通过推广和宣传有效提升茶叶品牌的口碑。

3.3多层次开发茶区茶文化

事实上，茶文化旅游资源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高层次茶文化资源、中层次茶文化资源和低层次茶文化资源。其中，高层次茶文化资源主要指的是茶艺表演，比如采茶戏。中层次的茶文化资源主要包含茶文化习俗和茶道等。相比之下，低层次茶文化资源主要集中于物质范畴，比如茶具和茶园等。传统的茶文化开发模式主要集中于中低层次的茶文化资源开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茶业产业链的发展。开发者应该注重茶文化的多层次开发，在开发中低层次茶文化资源的同时还应该兼顾高层次茶文化资源，这样才能够有效提高茶文化旅游的市场竞争力。

3.4注重茶文化氛围的营造

茶文化氛围的营造对于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帮助。而茶文化氛围的营造工作主要可以分为两点。第一，将茶区的生态环境优势与茶文化相结合，塑造出适应茶人与游客所推崇的茶文化旅游环境。当然，开发者在营造茶文化氛围时不仅应该考虑自然生态环境，同时还应该在环境中导入文化因素。第二，注重茶文化旅游空间休闲功能的开发，使游客更好的感受传统茶文化的魅力所在。茶文化博大精深，茶文化氛围的营造需要充分考虑茶文化要素，确保游客能够在游览的过程中体会“天人合一”的乐趣。

3.5有效结合其他旅游形式

认为，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就茶文化旅游领域而言，茶文化旅游与其它旅游形式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他们属于与旅游业，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在茶乡地区发展茶文化旅游时不应该限制自己的思维模式，而应该有效结合茶文化旅游形式与其他旅游形式。比如说，要是该茶区有着夏日清幽的特点，那么就可以考虑在该地茶文化旅游的基础上增加避暑旅游。要是茶乡地区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特产，比如我国景德镇地区具有丰富的茶文化和陶瓷文化，那么开发者就可以将茶文化旅游与陶瓷文化旅游结合起来。旅游形式的结合对于茶文化旅游是十分有利的。

3.6增强茶叶节的宣传力度

茶叶节存在宣传力度低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茶区经济和茶文化旅游的发展。针对该问题，开发者有必要增强茶叶节的宣传力度。首先，茶叶节组织者应该增加资金投入，延长茶叶节的举办时间，不断丰富茶叶节的内涵。其次，还应该注重解决茶叶市场管理漏洞，给茶叶节的开展扫除障碍。再次，还应该将茶叶节与茶文化旅游相结合，通过茶叶节提升茶文化旅游的档次，并通过游客推广和宣来提升传该地的茶文化和茶叶品牌。

4结语

综上所述，茶叶节开展过程中茶文化旅游开发存在许多问题，茶区管理者应该注重茶叶节的文化价值和茶区特色品牌开发，同时也应该注重茶文化氛围的营造和增强茶叶节的宣传力度，这有利于当地茶文化旅游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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