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伦理道德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家庭伦理道德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当前，家长“指导”儿童逃票的现象屡屡发生，而与这些贪图小利相对应的，是家长们不惜重金地将孩子送上“成才”的道路，张罗着为孩子安排五花八门的培训，让小小年纪的孩子“身兼数职”；钢琴班、书法班、奥数班里的孩子们数目不断增长、低龄化趋势明显……那么，家长培育孩子成才，又把最根本的道德和诚信放在哪里了呢？

孩子虽小，更应从小培养教育

有的孩子仿佛已经习惯了堂而皇之地不买票，无须家长“指导”，直接钻过闸机。一道闸机，考验的是大人们的诚信，也是给孩子们做的榜样。

诚信无价，“逃票”带给孩子什么？

在大人们眼里，给小孩“逃票”，大概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有些家长理直气壮地给孩子逃票，认为孩子总是接受正统教育，侥幸逃一次票，不算什么。可孩子虽然年纪尚小，却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被检票工作人员拦下后的“心里阴影”，怕是很久都不能愈合的。

儿童逃票，其实是家长的行为，有些孩子还小，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买票。家长们让孩子‘逃票’，最委屈的还是孩子。

请在买票的同时，给自己超过1米2的孩子也买一张。

5岁的亮亮身高已经在1米2以上，天真的说，“妈妈给我买票，说明我长大了，是大孩子了。”公共场合孩子都会提醒我们帮他买票，检票的时候他拿一张半价票在手上，很骄傲地给检票员看。在他没长到1米2的时候，我们就为他买票了，我们觉得花小钱买来孩子的自豪，非常值得。孩子小，别看他好像不懂事，遇到这样的情形，受伤害最深的其实是孩子。

1米2的购票线，只是乘客购票规则上的基准线，但对于孩子家长来说，他们心中的道德基线才是最重要。乘车卖票本是最寻常的小事情，但是提升到教育孩子的层面上讲，却是天大的“大事”。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言行举止都是孩子参照的最初“标准”，虽然，刚长到1米2的孩子们，心智尚没有形成和成熟，可在孩子们眼里，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会在他们成长道路上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家长们享受了物质上的“免费午餐”，却忘记了此举给孩子精神上造成的莫大的影响和伤害。

小小一张票，考验的是家长的道德天平。

当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是这样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已经认识到，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就是有再多的知识学问，也难以成材。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要对孩子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教子做人。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方法：

一、以身作则、做孩子的榜样。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交往，便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孩子降生人世首先接触到的环境是家庭，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随着孩子年龄逐渐增长，接触面也日益扩大。在父母的影响下，渐渐学会如何待人接物，处理好人际关系，这一过程也是孩子个性社会化的过程。孩子的处世态度、思想观念、心理发展的水平和特点如何，总是受到家庭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家庭教育。因此，家庭环境中全部因素，包括家长的思想品德、文化程度、职业特点、家庭成员结构和成员之间的关系，乃至家庭氛围等等均在孩子出生之日起，就不断地、潜移默化地、深刻地影响孩子，夸美纽斯说过：“一个人的整个生活既全以儿童时期受的教导为转移，所以除非每个人的心在小时候得到培养，能应付人生的一切意外，否则任何机会都会错过。因此父母要做出榜样，以身作则。

二、寓教育于故事游戏中

儿童心理，具有容易接受暗示和容易接受具体形象的特征，而且，儿童对道德的认识也是从无到有，由浅到深，从简单到复杂，由零碎到系统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时，要注意形象性、榜样性、渐进性和针对性，而游戏、故事是儿童最容易接受的形式。

三、教导结合，启发思考，培养孩子言行一致

教导结合，即正面教育和引导行动相结合，使孩子切实达到言行一致。

有些家长，虽然也给孩子讲故事，带孩子看电影、电视、录像，但往往不考虑孩子能否辨别其中的是非、恶善，不明确怎样引导，让孩子从中学到一些什么，而是听其自然。这样即使是有教育意义的文艺材料，也往往达不到好的教育效果。尤其是现在家家有电视，家长常管不住孩子看电视，这就更需要家长的引导教育。如5—6岁的孩子看了武打片，如果不加分析，孩子只会对武打姿势感兴趣，容易产生一些副作用。

篇2

家庭作业是巩固知识、形成能力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业设计，是教师备课的重要一环。好的作业设计，不仅可以巩固一堂课所要求掌握的知识，而且可以激发学习兴趣，开发智力，拓展知识面，点燃创造思维的火花，培养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多年来的小学语文家庭作业的现状是家庭作业或单调枯燥、缺乏弹性、偏重书本，或简单的重复抄写，或机械的死记硬背，或枯燥的题海苦练。这样的作业练习，脱离生活和学生实际。这种封闭的、僵化的作业模式严重阻碍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和潜能的发挥。压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僵化了学生的思维，遏制了学生创造力的产生，能力的培养便成了空中楼阁。

人的智力是多元的智力，不是一种单一整体的能力，而是由多种智力成分组成的综合体。这些智力都是与生俱来的，是存在个别差异的。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认为：“每个孩子都是一个潜在的天才儿童，只是表现为不同的方式而已。对于一个孩子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教育方法，是帮助他寻找一个他的才能可以尽情施展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满意而能干。”而我们的教育恰恰没有重视这一点，原本家庭作业是学生巩固知识、形成语文能力的重要手段，但长期以来，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已经成为了教育界的顽疾。虽减负的呼声很高，但鲜有实效，各学校仍然我行我素，包括自己在平时的作业布置上也依旧如此，作业堆山填海，学生照旧被书包压断腰，真是基于以上的种种原因，发现学生中不爱写作业、不写作业的情况屡有发生，对自己的教学成效的提升不但没有帮助，反而经常因为作业问题影响自己的心情，给教学工作带来了太多的不利影响。

所以，我们必须反思作业观，反思智力观，理解多元智力的结构，并且贯穿于教育活动之中。本着教育的“尊重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成长”的目标，人尽其才，以适应不同的学习风格和特长。

1. 传统的小学语文家庭作业的现状及其负面影响 家庭作业是学生巩固知识．形成语文能力的重要手段，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必要途径。然而，我们却发现，传统的小学语文家庭作业存在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产生了令人担忧的影响。

1.1 作业量过大、时间较长。我国教育部门规定：“小学一年级一般不留家庭作业，二三年级每天不超过30 分钟，四年级不超过45分钟，五六年级不超过1小时，保证小学生每天睡眠10小时。”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低年级还是高年级的小学生，作业量往往都会超过一小时。小学语文历来就被人们看作是一门包含作文的“大主科”，作业量更是变本加厉。面对大量的家庭作业，学生望而生畏，草草了事，按量完成，犹如作业机器。

1.2 作业脱离不了课本本身，学生无法向课外延伸。 传统的小学语文家庭作业一般是对教材内容的重点难点的梳理．归纳，或是课后有“正确”答案的练习题，学生无法冲破课本的圈子，无法向课外延伸，更不能与生活接轨。长此以往，学生一旦要解决与实际生活比较紧密的问题时就显得力不从心，而我们所需要的并非是高分低能的人。教育不仅仅是追求百分之多少的升学率，而是追求每个学生的活泼．生动．主动地发展。早在半个世纪前，陶行知曾批评说“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而学以致用永远是教育的直接目的。因此，让学生参与更多的社会实践，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学生在学校中学到的东西，只有与丰富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变的鲜活起来。所以，我们的小学语文家庭作业必须根植于生活实践，发展于生活实践，应用于生活实践。但是现在的作业现状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境界，而是单一的“课本-作业-课本”的无趣状态。

篇3

二、《弟子规》在现代家庭伦理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弟子规》中讲述了孝、谨、信、泛爱众、而亲仁[1]。道理虽然很浅显，但是实施起来却实为不易。尤其是在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道德危机中，成年人都普遍养成了有悖于传统美德的品格与习性，如此怎能在家庭教育中教导自己的孩子养成良好品德？而《弟子规》中有很多的内容都传达了家庭教育的信息，从最基本的孝道开始，在传统社会观念中，家庭是人们最先接触到的人机关系，家是建立血缘与情感基础的桑田，孩子的性格与品行，会随着家庭这个环境慢慢改变。在环境中，孩子学习如何与人交往，学习手足之爱、母子与父子之爱。很多出现人格障碍的孩子其最可能的原因是从小在不良的家庭教育环境中长大，孩子在家庭中因为没能感受到爱，使得其丧失了原有的价值观。而《弟子规》中讲述的孝道，对父母，子女以及人格的修养与品行都有较大的警示作用，这些行事规矩都有利于家庭形成“真实”、“诚信”、“孝顺”的品质。并且《弟子规》中倡导的秩序，也是当今家庭教育甚至社会教育中最缺失的，如果从小就让孩子诵读《弟子规》，能够让孩子增强对家庭的认同，从小就养成良好的品质与道德修养，养成勤奋学习、从小懂得尊重人。而从小养成的品德，往往会伴随孩子的一生，使孩子在长大成人后对形成良好的生活与处世习惯，使孩子一辈子受益无穷。《弟子规》中还十分讲究教育的方法，比如“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就体现做人做事的先后顺序，教导孩子首先要懂得孝道，然后才有诚心，继而发展为对众人的关爱，将做人、做事与做学问统一起来，随着在实践中相互依存，能够将孩子引入到一个正确发展的道路中。 

三、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 

传统家庭教育以长期的封建体制与小农自然经济为导向。在古代中国，家庭教育的智能居首位，将家庭视为个人社会化的首要场所。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将家庭成员的道德教育作为首要任务及最终目的，但是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通过家庭教育虽然能够有效的传播民族传统文化，但是家庭教育的教学现状却在限制其应用教育职能的发挥，甚至在某些家庭教育中还出现负面效应与职能错位的问题[2]。具体表现为：第一，在家庭的教育观念上，往往一方面承载着“光宗耀祖”、“望子成龙”的价值观念，出现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而另一方面又受现实社会文化的影響，使得各种非原有道德的文化进入到家庭中，使家庭文化有意无意之间受到某些反文化的影响，让家庭道德教育出现教育方向失衡与教育空白的问题，致使家庭成员畸形发展；第二，在家庭的教育职能方面，家庭成员往往不能正确利用大众传媒工具，而其传递大量不必要甚至有害的信息，使得家庭成员的思想观念及道德品质发生变化；第三，由于当前社会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道德约束体系，道德标准经常发生变化，这就导致家庭教育在伦理道德的培养上往往会陷入一个茫然无措的状态，会严重影响家庭血缘关系以及家庭教育职能的发挥；第四，受当前人才选拔制度与学校教育的影响，家庭教育的智能在不断下降，这增加了家庭成为利用消极态度甚至反文化的态度来尽可能的在孩子面前塑造自我，成为影响孩子心智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由此可见，现存的家庭教育模式无论在教学观念、价值观以及教育职能上都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因此为了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建立新型家庭教育模式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新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上，借助《弟子规》中所规范的标准与做人原则，进一步剖析古代家庭教育模式，对现阶段青少年家庭伦理道德培养有重要意义。 

四、《弟子规》教学思想在当代家庭伦理道德中的实施策略 

《弟子规》在我国古代就被积极推广，其中所蕴含的通俗、易懂、易行的特点，正好弥补了孩子生性上理解不足的缺陷，并且内容中蕴含的大量思想修养、待人接物以及饮食起居规范，是规范孩子道德与品质的重要参考。当前，在进行青少年道德教育中，就可以借助其中所蕴含的伦理道德，作为青少年启蒙教育的重要参考，使之为青少年思想品德成长与教育实践提供帮助。 

（一）在家庭中灌输蒙以养正、道德为先的教育理念 

在现代的青少年伦理道德教育中，必须充分利用好家庭教育的优势，通过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使青少年能够逐渐养成重视伦理理法的优良品质[3]。另外，家庭教育还应懂得应用之道，因为只重视而不知道如何使用，是不可能形成良好的家庭伦理教育环境的。 

（二）教导孩子养成勤奋严谨、生活有序的行为习惯 

思想品德与行为习惯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其养成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与日积月累的过程。思想品德与行为习惯贯穿于青少年日常生活与待人处世中。在这两种品德中，《弟子规》认为在家庭教育中应逐步让孩子养成生活有序、讲究个人卫生与珍惜时间的习惯，并且珍惜时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要求孩子“朝起早、晚眠迟；老易至、惜此时”；而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弟子规》中也给出了明确的指示“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洗手”，正确的生活习惯，能够让孩子从小就树立并养成正确的生活习性。 

（三）让孩子多诵读经典，熏陶出良好品德 

文学经典是我国先贤与先圣智慧的结晶，这种经典能够经过几千年的流传，必然有其独到以及价值所在，因此孩子在学习各种知识与才艺之余，家长也应教导其诵读中国的传统经典文学。孩子在诵读经典过程中，能够逐渐被其中的文化所熏陶，主动去思索与理解其中的道理以及观点，达到思维锻炼与品德发展的目的。选择文学经典，应选取那些百读不厌，对孩子终身受用的书，比如《弟子规》、《三字经》、《论语》等先贤文学经典，辅助孩子学习，并让孩子的朗诵能力及记忆能力得到提高。 

（四）教导孩子学会感恩、学会尊重 

在《弟子规》中，反复阐释了“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等道德品质，其中“入则孝”属于感恩教育，“出则悌”属于尊重教育，“泛爱众”是关心教育[4]。 

孝是道德形成的基础，也是一切教化得以实现的根基，在古代家庭思想中，提倡“百行孝为先”，这不仅是因为孝是一种基本的家庭美德，更是一种责任。在当代家庭，独生子女往往会在家庭中受到过多的关爱，逐渐会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很多学生用着父母的钱，却对父母没有一丝的感激，这实则是家庭教育出现畸形，为使孩子养成孝顺父母的良好品质，应将《弟子规》中的“入则孝”作为家庭教育的根本。 

五、结语 

总之，《弟子规》与当代青少年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在探索将其转化为现代家庭道德教育的同时，我们应剔除其中的糟粕，取精华，让古圣先贤的智慧在孩子心中萌芽，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贵梅，谭英，李庆风.《弟子规》和现代人际交往规范研究综述[J].现代交际，2011，（04）. 

篇4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当人我们不断反思、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时候，环境、能源、人口等方面的生态危机早已成为全社会不得不面对和必须要解决得重大问题了。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是青年学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高校的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建设，影响和决定着大学生基本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形成和确立[1]。从目前高校德育教育的实际状况来看，德育教育的内容存在滞后于时展的问题，加强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树立新的教育理念，注重对大学生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引导，是高校德育工作所面临的新课题。

一、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现状

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是一种新型的道德教育活动,是高校的教育工作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和互惠共生的生态道德观出发, 启发、引导大学生树立为了人类长远利益和更好的享用自然、享用生活,自觉养成爱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意识和相应的文明习惯[2]。目前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现状并不乐观。论文参考。大部分高校虽然开设了有关环境保护之类的相关课程，但总体来看，学生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念淡薄、行为缺失，生态伦理道德知识贫乏。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观念存在局限性

传统德育教育观念以学生“达标”为工作的致力点，忽视对学生道德能力的培养，当学生离开特定的德育环境，面对新的问题和情况时，不易做出准确的道德判断，不能实施正确的自我教育。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基本停留在知识的传授上，没有自觉地把其纳入到德育教育的内容以及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里，更谈不上对塑造“理性生态人”最为重要的情感体验、习惯养成及价值观的培养。大学生生态伦理道德意识淡漠,对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缺乏深刻的认识,生态道德行为缺失,逐渐成为影响校园、周边环境乃至社会的一个问题。

2、教学指导思想缺乏全局性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高校普遍增添一些新兴的、着重于应用性的知识或专业，但结果往往又局限于适应性的增加和知识面的扩大，缺乏全局性的指导思想。当人们在应用领域出现了某种新技术，并意识到它可能产生的社会伦理或道德等方面的问题对人类构成威胁时，才迫不及待地进行道德教育的补课。正因为如此，当人们看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危及到自身的生存，而法律、经济、科技等手段不能完全起作用时，才会想到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教学指导思想缺乏前瞻性、全局性

3、师资队伍与教材建设存在薄弱性

由于生态环境科学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因此大部分高校在某些相关专业开设生态环境教育课，缺乏专职的师资队伍和专门的教材。大部分教师没有受过专门的生态环境知识教育的培训，知识缺乏系统性；在教材方面，没有材和教学大纲，现行教材缺乏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意识和内容，过于注重知识性、理论性、系统性，在趣味性、实用性和指导性方面不足。高校一般以环境专业或理工专业的基础课程类教材为主，缺乏系统的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教材。学生不可能接受全面的、系统的生态伦理道德观教育。

4、大学生在生态伦理道德问题上的价值取向上缺乏一致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利益主体、利益观念的多样化，各种思想文化思潮的激荡带来了思想观念传递的多维性，大学生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面临着挑战。主要反映在学校的一元价值倡导与现实社会多元价值取向的冲突上，也反映在学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与社会环境相脱离、与受教育者心理需求相脱节等诸多问题上。论文参考。大部分高校都缺乏系统地与社会大环境的交流互动，许多大学生没有形成坚定的生态伦理道德信念，当学校教育与社会现实利益发生碰撞时，大学生在生态道德问题的价值取向上便发生转变 [3]。这种学校教育与社会现实不和谐的“两张皮”现象，给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面对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存在的这些问题,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上午措施加以改进,“面向未来”的教育目标就难以实现。

二、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应包含的主要内容

1、生态善恶观教育

即形成对社会和自然善与恶的观念。法国思想家阿尔贝特·史怀泽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原则,明确提出了“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4]。这一原则告诉人们:尊重生命、热爱自然的行为,就是善;反之,就是恶。生态善恶观的确立，能帮助人们以大自然的真善美为善美的标准，并为努力追求真善美而行动。

2、生态正义观教育

即树立维护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正义原则。生态正义是指个人和社会集团的行为原则符合生态平衡的原理,符合生物多样性的原则,符合世界人民保护环境的愿望和全球意识,符合“只有一个地球”的全球共同利益。它倡导可持续发展观，保护野生动物，植树造林的正义行为，反对破坏生态系统，毁灭物种，污染环境的非正义行为。它要求人们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坚持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实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

3、生态良心观教育

即树立爱惜自然，保护生态的善良观念。是指人们对生态环境、对大自然中所有生物的责任感、同情感、荣辱感，自觉维护生态环境，为自然界所有生物负责。它能唤醒人们反思自身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危害性，增强人们对大自然的美感、道德感和理智感，选择适合生态道德的行为，并监督他人行为，以此激励人们保护环境。

4、生态义务观教育

即养成主动、自觉地对社会和自然的责任感。人之所以要尽义务,是因为人类与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社会、国家、家庭的命运息息相关。同样，人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人，地球环境与人类息息相关，这就决定了人类的生态义务是人类对自然环境应尽的责任，也要通过道德自律内化为人的内心信念，从而树立对生态的责任感。

5、生态意志观教育

即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定决心。生态意志能促使人们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把按照生态道德动机所决定的生态道德行为坚持下去,成为克服在爱护自然、保护自然过程中遇到困难的重要力量。

三、强化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基本途径

1、加强生态伦理道德实践环节，形成良好行为习惯

学校应积极组织、支持大学生参加各类实践活动,诸如生态调查,环保签名,公益活动；利用“植树节”、“爱鸟周”、“地球日”、“戒烟日”、“世界水日”、“世界环境日”等特殊纪念日，在校园举办形式多样的各类活动，宣传和普及生态伦理道德，增强大学生对保护自然环境重要性的认识，陶冶其道德情操；还可利用校园网络、广播、宣传栏等多种媒体，围绕“关爱生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主题，举办摄影、征文、演讲、绘画等比赛，宣传环境保护的科技知识、法律法规，提倡绿色消费，使生态伦理道德深入人心。

2、通过课堂教学环节进行直面教育

日常教学是宣传和普及生态伦理道德的主要途径。论文参考。在各类课程的教学中，教师都应积极主动地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和教学特点,适当增加和补充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如在哲学课中，教育学生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法律基础课中适当进行环境法规的教育；在思想道德修养课中要补充生态伦理道德的教育内容。此外,还可以通过开设“生态伦理学”、“人与自然”、“环境社会学”、“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公共选修课来普及生态知识。

3、加强校园生态环境建设，构建“绿色大学”

美的环境可以陶冶美的心灵，绿色校园对学生人格完善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生态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起着催化作用。学校作为一个小型生态系统，应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生态伦理的要求。在校区建设上应充分运用生态学原理，根据学校所处自然地理环境，运用原有的资源和条件，使用符合生态标准的清洁环保设施与材料，提高校园绿色覆盖率，使校园的兴建与自然环境的改造形成良性互动，激发学生的环保热情，培养学生关注环境，保护环境、创造环境的意识、态度和情感，促进绿色行为的形成。

4、编著系统的生态伦理道德教材，培训专职教师

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教材应体现生态伦理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理论的完整性，使大学生真正了解到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意识到环境保护对于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树立崇尚自然、尊重自然、珍惜生态、保护环境的高尚道德情操；培训可以从事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师资队伍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是进一步加强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必要保证

总之，在高校中普及生态保护知识，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道德意识，努力形成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价值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达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化是高校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最终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马桂新.环境道德教育[M].科学出版社，2006(10);288

[2]王世民.高校生态道德教育刍议[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3(3): 55.

[3]安德智等.伦理道德理论探索 [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268~276

篇5

中国传统蒙学教育以立志做人为首要目标，以日常生活为进路入口，以伦理教化为类型特征。尤其在教育方法上，力求切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强调榜样示范作用，注重良好习惯养成，讲求知行合一，按照循序渐进原则，实行因材施教，编写符合儿童特点的教材等。探讨传统蒙学教育方法的现代意蕴，继承优秀教育传统，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寻找“内源性”思想路径。

一、古代蒙学读物的特点

在今天这个传统与现代大碰撞的年代，探寻传统蒙学教育理论与现代道德教育的契合点，将是教育学界一件极为迫切而又重要的工作。反顾古代蒙学教育，将其教育实践特点加以梳理研究，借鉴其富有成效的教育经验，对我们更好地开展现阶段道德教育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千字文》是我国古代蒙学教材中成书最早、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作者为南朝梁时周兴嗣。作为最早的蒙学读物，千字文开创了蒙学教育传统的先河，初步形成了蒙学教育和蒙学读物编写的体系，为蒙学教育中伦理道德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蒙学教育的影响十分深远。后来的《三字经》、《弟子规》、《童蒙须知》等蒙学读物无疑从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通过对《千字文》伦理道德教育特色的研究，可以为当今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伦理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启示。

古代蒙学教育思想主要仍以传统儒学为主，同时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积累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等。颜之推经历南北两朝，思想深受朱熹圣人“明哲保身”的影响，所以《颜氏家训》也带有很强烈的保守意识。《颜氏家训》开后世“家训”的先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学习古代蒙学的优点

伦理道德教育不是脱离其他知识而进行的单纯说教，而是与知识教育融和，按照一定的道德理想塑造学生心灵，培养学生美好的品德，达到敦人伦、美教化、淳风俗的教育目的。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人伦关系，所以人伦关系在蒙学教育中是最重要的。《千字文》乃至其后的蒙学特别注重别尊卑，序长幼的伦常关系教育，劝孝、向善是其主旨，这与儒家的传统美德是一脉相承的。“恭惟鞠养，岂敢毁伤”讲的是孝亲；“上和下睦，夫唱妇随”则谈夫妇人伦；“孔怀兄弟，同气连枝”说兄弟和睦；“交友投分，切磨箴规”是朋友之谊；“资父事君，曰严与敬”是忠孝之心。凡此种种，总是力图构建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理想。，从而有利于高职学生道德的养成。

把伦理道德教育与其他知识的学习紧密结合起来，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之中，这正是今天的道德教育所缺失的意义与内容。我们今天在实施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更多地关注来自学生方面的信息，关注学生道德范畴中的“先前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正确而有效地引导，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作用，使他们具有伦理道德学习与实践的主动性，德育工作就会事半功倍。

三、学习古代蒙学对高职学生道德养成的现实意义

1、道德教育。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古代历来重视幼儿的道德教育，可以说，它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教育的主线。在当今道德底线模糊的社会，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重新拾起那些精简但寓意深刻的古代蒙学教材，作为经典文化向幼儿诵读，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从幼儿时期开始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如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等等，我觉得这也是幼儿们喜闻乐见的故事。

2、博文广志。像《幼学琼林》、《蒙求》等书内容囊括了天文地理、人文世故、自然景象、教育等非常全面的内容，可以使幼儿在快乐阅读时收获各种各样的知识，比起现在一些单调，华而不实的书来说是个更好的选择。

四、学习古代蒙学读物对培养高职学生道德养成的可操作性

伦理道德教育具体实用可操作性强 。《千字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道德教育要求具体、明确，不作空洞的说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便于实施。《千字文》对蒙童进行教育，具体到了人的音容笑貌、言辞、着装、饮食等细节，“容止若思，言辞安定”，要求人的言行要神定气闲；“俯仰廊庙，束带矜庄”，朝礼着装要整洁端庄；“稽颡再拜，悚惧恐慌”，祭祀行礼须神情惊悚恐惧。短短千字，竟然能细化到这样的程度，令人惊叹。

五、总结

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思想是现代伦理道德建构的文化渊源，道德类蒙学教材作为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种世俗化形式，是古代私人设学和私家聘请教师时教授学生所采用的道德类读本，是一种侧重于向童蒙传授伦理道德知识及培养童蒙的封建道德观念和封建社会里修身处事的态度的蒙学教材。宋代是蒙学教材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甚至可以说它是我国蒙学教材发展的高峰时期，在宋代出现了系统化的道德类蒙学教材体系，中国古代尤其是宋代正是通过向学生讲授蒙学教材特别是专门的道德类蒙学教材这种方式使道德观念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深入青少年的骨髓，左右着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所以深入研究宋代道德类蒙学教材的特点，拓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现代价值研究空间，将会为现代高职生道德建设提供一定的思想理论上的支持，对现代学校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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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论"对西方伦理思想的影响

在苏格拉底之前，希腊哲学偏重于对自然万物本源的探究，他们在人的理性认识中发现自然万物都遵循某种必然性，即事物现象背后的本体，这个本体被赫拉克利特规定为逻各斯。他认为逻各斯是多样性中的隐蔽性的统一性。不过在赫拉克利特那里，逻各斯不再简单的是万物的本体或必然性，更表明，这种本体和必然性在语言和思想中的显现，所以logos的首要含义是语言和思想，其次才指在语言陈述中通过思想认识和现显的万物的本体和规律性，赫氏之后，巴门尼德进一步认为，作为逻格斯而现显出来的“存在”(being)作为本体才是真实的，而处于时间变化中的现象(个别事物)反倒成为不真实的。在巴门尼德之后，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各拉则开始了一场拯救现象的运动，认为作为现象存在的个别事物才是真实的。但是以什么尺度和标准来判断本体和现象何者更真实呢?智者学派高尔吉亚提出了著名三命题：第一个命题是无物存在；第二个命题是如果有物存在，也不可知；第三个命题是即使可知，也不能把这样的知识告诉别人。这三个命题分别否定了存在、认识和语言交流的可能性，在西方思想史上被视为怀疑主义的开端。高尔吉亚之后，普罗泰戈拉提出应以人为尺度来确定本体和现象何者更真实，他的命题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说明人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普氏的命题标志着希腊思想从认识自然万物到认识社会人事的转变。标志着人在周围世界中的中心地位的确定和实现，所以这一命题被视为欧洲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开端。人是万物的尺度，被一些学者解释为以人类的感觉作为万物的尺度，这里隐含着两种思想倾向：

首先，个人的感觉是互不相同的，所以对某物的感觉需要人们互相之间的约定即努斯(nOUN)，努斯标志着人的世界的诞生，自然世界受1ogos的支配，这是一个必然性的世界，人在自然的必然性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它收缩包围、压抑着人，所以努斯是对逻各斯的抗衡，如果说，逻各斯是规定给人的一种必然性的命运，那么努斯就是人对这种命运的抗争。

其次，以人的感觉作为万物的尺度，由于各个人感觉各不相同，所以努斯作为不同感觉主体之间的一种约定，又使得“人是万物的尺度”命题具感觉主义倾向，每一感觉都是相对的，所以感觉主义又有可能发展为相对主义，相对主义的极致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对任何真理及其确定性的消解。

普氏的命题使希腊人的思想经验从相对主义走向了虚无主义。随后苏格拉底的使命就是要在希腊思想从认识自然万物到认识社会人事的转向中在包含着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的努斯中寻求和发现真理的确定性和决定性，他每天在雅典的街头和人们讨论着正义、道德、美德等问题，在他看来每个人、从个人立场给出的关于正义、道德和善的定义都是相对的，是正义道德和善的本质的现显，因而只是意见。至于正义、道德和善本身是什么，在他看来由于人力及其个体的有限性是无法认识和掌握的，这些本质的真理性知识只能归属于神，这就是他的命题“自知其无知”但是传统的道德是自然的习俗和习惯，普氏之后，道德不再是习俗和习惯，而成了人们的一种约定。

在主观约定中即在努斯中为希腊人的社会人事生活寻求一种道德的普遍性和确定性变成苏格拉底自觉提出的使命。原来自然万物中的确定性和必然性是1ogos，现在随着希腊思想的转向，苏格拉底要在知识中寻求道德生活的确定性和绝对性，由此1ogos也就转变为logic。Logic就是人们在知识中寻求形成和论证真理的确定性的一套语义规则和思想语法。由此苏格拉底颠覆了传统，即颠覆了由传统习俗和习惯而来的自然道德及其伦理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在约定论的基础上通过具有理性必然性的知识来论证新的道德的合理性。换言之，他要求把道德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风俗和习惯的基础上。即所有的道德原则道德命题，都要经过理性主义知识论的论证，西方知识论或认识论的根本特征和方法论原则是反思，运用在伦理道德层面就是反省，所以苏格拉底认为未经反省的生活不值得过。所以亚斯贝尔斯说“苏格拉底所走的乃是思想者之路，这可以看作是人类理性之路。

哲学中，知识论回答的是“是一不是”，这属事实判断，伦理道德回答的是“该一不该”这属价值判断。苏格拉底把人的道德生活奠基在知识论的基础上表明西方人是从“是一不是”走向“该一不该”的。

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命题试图为希腊人以至整个西方人的道德生活寻求奠定一个确定的知识论基础，但这种知识毕竟是人的知识，有人的限度和局限。随后亚里士多德扩大了美德的概念，认为德行就是人在实现他特有的活动上所表现出的优点，德性是相对于灵魂的理性部分和欲望部分的活动的。既然灵魂有一个理性的部分和一个没有理性的部分，这两个部分各有不同的活动，人的德性也可以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两个部分。 转贴于

亚里士多德的这个阐述扩充了人们对美德的视野，使人们认识到德性都是同行为和现实的活动相关的品质，是所有知识的表现。后来的基督教继承希伯来民族的犹太教思想经验，使道德奠基在上帝的绝对权威基础之上。其动机在于为人类的道德寻找一个更加可靠的基础。康德的基本问题也是知识问题：什么是知识，知识如何可能，他要把经验转化为知识的理性。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提出了一个绝对命令，“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这是康德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唯一的绝对命令。这个绝对命令是说不论做什么总要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则。这一绝对命令本身蕴涵着道德规则的“可普遍化原则”。理解了这个绝对命令，就领悟到什么是知识，康德认为，绝对命令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善良意志之善的最高表现，就是执行绝对命令。可见，美德就是执行绝对命令，而其前提就是首先知道什么是绝对命令的知识。至此康德把知识高度抽象化，而他的弟子费希特则在康德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实践准则为基础、更加突出“自我”主体道德的“知识论道德学”。

但是文艺复兴、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和十九世纪的尼采、马克思所展开的三次讨神运动使神扭身而去，欧洲人的道德生活失去了上帝权威的可靠基础和担保，使得20世纪以来欧洲人的道德生活具有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这也正是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马克斯、舍勒等人竭力在为西方人的道德寻求出路的努力。

二、“传统"道德对中国伦理思想的影响

比较而言，中国的伦理道德也面临一个从古代的自然风俗习惯到社会认识的转变，不同在于古希腊作为伦理道德源头的风俗习惯，其合理性来自于希腊诸神的担保；中国古代的风俗习惯，则来自于家族、血缘和祖先崇拜，这种差异在西方构成了人和神之间的复杂关系，人总是站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独立个体，即西方伦理道德上的个人主义。所以本质而言，个人主义并非是和集体主义相对的概念，他在本质上表现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人批判西方的个人主义往往忽略了宗教背景下个人作为一个过渡个体和神或上帝之间的本质关系，而是把它拉来和集体主义进行肤浅比较，这几乎是我们当今伦理学在批判西方个人主义时的一个致命盲点。而中国古代风俗习惯及其道德合理性是由家庭血缘传统和祖先崇拜担保的，中国人特别强调共同的祖先，讲龙的传人，讲华夏民族，就是把自己看作同一祖先的共同传人，由于共同的祖先，华夏民族的每一成员，共同构成一个大家庭一个大集体，由此构成伦理道德上的集体主义。在这个大家庭中小家庭是其基本的构成单位和核心，所以集体主义存在的基本形态和核心单位是家族或家庭。在这种集体主义观念中，个人消融于家庭这个小集体中，家庭又消融于民族国家这个大集体中。所以，在西方个人道德责任和义务是相对于神而言的，是人对神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神是人的道德责任和义务的绝对尺度，因而人和人之间的道德责任和义务都是由神来规定和约束的。在中国道德责任和义务首先是对祖先而言的，由于在家庭内部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所以在家庭成员之间有着共同的道德态度和道德行为。但由于不同家庭有不同的祖先，所以不同家庭成员的道德行为和态度具有差异性。所谓集体主义就是要在国家或民族的共同祖先的名义下来确定不同家庭成员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这种集体主义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往往被以家庭为核心的道德行为所瓦解。由此可以解释一个在家庭中被父母和族人视为有道德的成员却在社会生活中有可能是一个无道德的人。相反的情况也会以发生，一个为国家尽忠的人可能不是一个对家庭尽孝的人，由此形成中国伦理道德的一个基本悖论，“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在中国从来孝优于忠，忠孝不能两全时，大部分国人选择孝，少数人例如岳飞的母亲，要岳飞不必尽孝，先去尽忠，结果是岳飞反被皇帝及奸臣陷害，成为尽忠的反面教材。

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命题，使西方的伦理道德建立在知识论的基础上，即从“是一不是”的事实判断走向“该一不该”的价值判断。如果说道德判断都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则知识论的奠基作用使个人道德判断的情感因素受到理性知识的规范和修正，因而这种伦理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主义伦理学。中国人没有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知识即美德命题，加之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先天缺乏认识论或知识论的传统，中国人的道德经验不是从是不是转向该不该的，而是缺失了对是不是作事实判断的前提和基础，直接进入了该不该的价值判断，这使得中国的伦理道德缺乏一种知识论的奠基或论证，使人的道德判断中的情感因素不能受到理性知识的规范和修正，所以中国伦理学也是理性主义伦理学(这是相对于神性主义而言)，但这种理性主义伦理学更主要的是一种人文主义伦理学和以家庭、朋友、亲友为制约因素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这就使得国人在面对情感和道德规范的冲突时显得十分痛苦的原因。坚守道德规范和原则而忽视情感，往往被称之为大义灭亲，如宋代的包拯等人。这种人如果不能在国家民族层面上树立为英雄和榜样，就会必然不能兼容于家族和亲友。所以一般情况往往是当面临情感和道德规范的冲突时人们总是用情感来瓦解规范，用利害来消解原则，使得中国文化背景中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由于缺乏绝对性和普遍性的基础而随时会处于礼崩乐坏的状态中。

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由于中国人道德规范缺乏上帝权威的看护，道德规范和道德秩序崩溃的发生，会随着王朝的周期更替成为一个经常性事件，崩溃之后面临重建，知识分子已经无暇顾及对知识论的探究，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沉溺于道德颓势的呼救中。一部中国文化史，最多的和过剩的都是以个人相对的言说构成的道德资源，几乎无法也无力形成认识论的研究传统。我们的道德说教试图通过教化人心来达到维持国家的稳定，而国家政治的周期性动乱又一再要求，不断提出新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但却不能为科技发展提供认识论层面的智力支持。所以一部中国古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的伦理变迁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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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舞弊现象严重。抄袭别人的论文与作业，盗用他人作品，侵犯他人著作权，任意拼凑实验报告和数据，考试作弊从夹带、偷看、交头接耳发展到使用现代通讯工具，甚至雇佣“”，可谓五花八门，形形，无所不用其极。

2、恶意拖欠学费。部分非贫困学生恶意拖欠学费、“贫困”学生不真正贫困，相当一部分同学拒还助学贷款或挪作他用、拒付学杂费、住宿费等诚信道德问题，不仅丧失了个人的信誉，也使学校这项工作因此陷入困境，

3、制造虚假履历。功利主义思想日趋滋长，入党、评优、奖学金、竞选学生干部等方面的动机不纯、表里不一，甚至施以欺骗等手段，虚荣心严重。在就业问题上更为突出，许多学生制造泡沫自荐书、虚构教育背景、随意多家签约与毁约等诚信缺失的事情时有发生。

二、当代大学生诚信伦理道德缺失的原因分析

造成大学生诚信危机的原因，既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有学校教育的失误及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家庭失信行为的负面影响。

1、社会价值体系不和谐对传统诚信伦理道德的冲击。当代中国社会处在快速发展时期，各种价值观的相互依存和冲突，以及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严重失衡对传统诚信伦理道德形成巨大的冲击，整个社会恶化的信用状况，严重地影响着在校青年大学生的诚信意识。

2、高校德育力度薄弱对大学生诚信道德缺失的影响。各种社会思潮对高校传统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精神造成冲击，学校重视专业技能学习而忽视思想道德教育对完美人格的塑造功能，教学过程中缺乏人文精神的渗透。大学生对自身从事专业领域的过分关注，而影响了他们视野与胸怀的拓展。

3、高校应试教育的功利化导致大学生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应试教育的存在，大学生们很难改变为考试分数而学习的习惯，而“成绩”又和奖学金、保送研究生的资格以及找到～个“好工作”的期望紧密挂钩，教育的恶性竞争，滋生大学生的投机心理。有相当多的大学生不是为了某一门课程本身而学习，而是为了这门课程的成绩才费心：一些学生巧言令色，八面玲珑，为的是积累评优选先、升学就业的资本；另有许多大学生心态浮躁，不愿付出艰辛的劳动和努力而荒废了学业，临到考试时又想要个好成绩，只好为怎样作弊费尽心机。

三、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诚信伦理道德的教育工作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人立身处世之本。加强大学生诚信道德教育工作，认清大学生诚信危机的主要因素，开展针对性工作探索，促使每一位大学生郁自觉养成诚实守信的品质，培养大学生的诚信品质。

1、促进大学生诚信认知与诚信行为的协调发展。我们在高校诚信教育中，要贴近广大学生的日常活动，强调用认识来指导行为，用行为来强化认识，通过知与行的统～使学生把外在的诚信准则内化为自身所遵循的理念，通过自我评价、我监控、自我激励等来塑造自己的诚信形象，在实践中成为言行一致的诚信道德规范的自觉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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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荀子研究目前方兴未艾，硕士论文已有四十多篇，博士论文的总数也将累增至接近十篇，并出版了多本专著，代表性的有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陈大齐《荀子学说》(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事业委员会，1954年)、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馆，1966年)、劳思光《中国哲学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1968年)等，内容涉及荀子的政治思想”、“荀子的经济思想”、“荀子的道德思想”、“荀子的文学思想”等方面。而国内从建国以后至1976年，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荀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77年后近30年，荀学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特别是与历史学、人学、经济学、生态学等新兴学科相结合，产生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著述不断、创建迭出。本文试对港台及国内这一历史时期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状况做一番梳理，以为研究者提供一点可资参考的资料和线索。综述主要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专著和论文为分析原本而展开。

一、港台地区荀子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概述

三十年来港台荀学研究一种意涵就是补孟子内圣学的不足，由于过去这三十多年来牟宗三派的新儒家学者在台湾“中国哲学界”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建立了一种“道德形上学”的论述架构，有部分台湾的儒学研究者可能是针对该派主张“孟子为儒学正宗”之论而阐扬荀子的。

这一时期荀子研究者主要包括七类：其一是以牟宗三和陈大齐最先出和最重要，徐复观、韦政通、劳思光三人稍晚出也稍次要；其二是以牟宗三的弟子蔡仁厚、李涤生、周群振等比较突出，他们基本上都在发扬师说；其三是台大中文系的老师龙宇纯和政大中文系的老师熊公哲，他们的格调比较近于传统训诂之学；其四是借引二次大战后的“新西学”来讲论荀子义理的台大中文系老师张亨；其五是辈份较低的大学老师；其六是近十年来有著作输入台湾的一些大陆荀子研究者，如廖名春、马积高等；其七是少数有著作被翻译为中文的欧美学者，如柯雄文等。

在此就港台地区荀子研究者之间的异同略作分说。首先牟宗三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称为“道学派”，倾向于把荀子纳入所谓“内圣外王”的道学框架中讨论，着重其“性恶”之辨；陈大齐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称为“文学派”，倾向于把《荀子》当作一般思想文献来处理，着重其“礼义积学”之论。与牟氏同被认定为“新儒家”之一的徐复观以及众多牟氏的弟子都属于“道学派”。与新儒家保持一定距离的韦政通、劳思光、张亨亦然。龙宇纯和熊公哲则属于“文学派”。其次，“道学派”在学术界的地位与“文学派”相互批评。再次，道学派”与“文学派”在荀子诠释上之同异点在于：两派皆同意荀子思想偏重于礼义这一面。两派之间最明显的分歧点就在如何看待荀子性恶说这点上。如果认为性恶就是指本质上的恶，那就是“道学派”；相反，如果认为荀子性恶只是指顺之而无节才恶，那就是“文学派”。又再次，“道学派”的荀子研究者行文讲话都带有训诲的意思或者求道的意味，这在“文学派”看来是不真实的，况且荀子本身就特别平实而有条理。

二、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研究述评

1、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初始期

第一阶段从1977年到1986年。后，中国学术界对荀子的思想归属重新澄清，而归于儒家。同时，一些学者突破前对荀子思想的认定形式，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思想。关于伦理思想，一些学者在专著里已有涉及，朱伯崑在《先秦伦理学概论》从“礼为行为的最高准择”、“论礼的起源和意义”、“性恶论”、“修养方法”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基本上把荀子人性论定性为性恶论；并总结说，“荀况人性论的根本错误，是不懂得人的社会性……不懂得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其结果向人的自然属性中寻找人生活的依据”[1]，其实，荀子提出“群分说”，“礼以养情说”，“制民之产说”，确是看到物质对道德的促进作用，此段议论有失公允。对于道德修养论，评价是客观的，反映了荀子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

这一阶段出版了四部著作。一部是“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注释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该书以王先谦《荀子集解》为底本，吸收了前人及现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对《荀子》三十二篇进行了校勘和注释。

另一部是夏甄陶的《论荀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对荀子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了全面阐发，基本上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但是，作者的思想受历史的局限，因而有的结论又显得教条僵化。而且，对荀子的伦理思想也没有涉及。

第三部是胡玉衡、李育安的《荀况思想研究》，该书以论文的形式，把荀子的思想分十一个部分来探讨，尤其是该书对荀子的伦理思想第一次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荀况把伦理道德的问题与治国安邦的根本大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论述伦理道德时，他能跳出把礼仪道德只作为规范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狭隘小圈子”[2]，同时，作者还深刻地分析了善恶、荣辱、君子小人三对伦理范畴以及荀子的道德修养论。最后，作者总结认为，荀况的伦理道德观是以治国安邦为最高目标，使道德的内容和标准达到更高的境界，道德教育与施行法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不可偏废。可以说，作者基本把握了荀子伦理思想的精神，紧密结合文本去解读而没有泛泛而谈。

第四部是向仍旦的《荀子通论》。对于伦理思想没有专门探讨，而是分散于一些章节中，关于人性论，作者在分析先秦诸家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所谓人之性恶，是破孟子性善论的；所谓‘其善者伪也’是立自己的观点，阐明人的善良德行是后天人为之功的”[3]。可见，他所认为的荀子人性论在于强调人应当主观努力去改造人的自然本性，是人性改造论，这就基本定性荀子说的人性是恶的，但作者第一次探讨了心在道德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伪”是经过心的思虑的结果，这无疑是深刻的。同时，作者还探讨了“行”在德性形成中的意义，“但是，也必须看到荀子所说的‘行’是指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行为”[4l，这就突破了前人研究荀子知行观仅限于认识论的局限，而是把“行”放在更广阔的道德视域中去考察，赋予“行”以更深刻的道德内涵和更深远的道德前景。但他认为荀子“行”的目标和范围是应该划定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道德范畴之内的，这无疑是说荀子的“礼仪”是封建的道德范畴，从而打上了深深的阶级思维的烙印。

2、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发展期

第二阶段从1987年一1997年。这十年发表了近百篇研究荀子的文章。学界开始从多个角度去审视、研究荀子的思想，主要探讨了荀子的天人观、人性论、心性论；侧重于从文化学、伦理学的角度去解读荀子。如惠吉星说：“荀子思想同殷周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荀子不仅对六经的传授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的思想也深受六经的影响。”[5]樊浩教授在其专著《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中指出，“荀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伦理中礼的精神，成为宋明时期中国伦理精神大综合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来源。”[6]并且通过与孟子的伦理思想比较指出：“荀子学说的使命表现为先秦思想的批判性总结，实际上标志着民族伦理精神生长的第一阶段的完成”[7]，还系统精辟地论述了“礼的精神”、“性恶论”、“化性论”，为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建构了框架并指明了方向。

这一阶段主要出版了三部专著，一部是惠吉星的《荀子与中国文化》，该书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去探讨荀子伦理思想，如第五章第二节的第二部分“修身与教化”；第七章第四节“荀子与中国古代道德认识论”。关于“修身与教化”，作者认为，荀子从性恶论出发，不相信人的内在本性和道德自觉，因而十分重视礼仪法度的规范作用，治国的关键还是教化，而教化百姓应以正己修身为主。此段论述已经指明荀子德性理论与孟子的区别，孟子是强调心的道德自觉的，而荀子强调后天教化修身以成德，但作者没有指出为什么教化能成德，它的条件是什么，即作者忽视心在道德教化中的人文力作用。关于“荀子与中国古代认识论”，作者分析认为，荀子以道德主体作为认识主体，以伦理道德原则作为认识客体，将认识过程作为社会道德实践过程，把人格完善作为认识的最终目标。这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具体展开论述。

第二部专著是王廷洽的《荀子答客问》。作者在第六章探讨了荀子的伦理道德。包括：伦理道德的作用；国君的职责；官员的道德；士、君子、圣人、小人的不同群体；有关孝、礼、仁、义、乐的问题。关于伦理道德的作用，作者归结为三个方面：治国安邦，养情化性，辅助法治。可以说，这三个方面涵盖了荀子礼学思想的全部内容，作者重点诠释了仁义礼乐，“此四者都是伦理道德的规范，是相辅相成的，对他人敬爱应该合情合理，合情合理就应该符合礼制。”[8]其实，在荀子的思想里面，仁为质，义为本，礼为用，互为表里，相互贯通。

第三部专著是孔繁的《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伦理思想主要是修养论，侧重于对文本的解释，其他方面鲜有论述。

3、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繁荣期

第三阶段从1998年—2007年。这一阶段是荀子研究的活跃和繁荣时期。近十年来，人们对荀子的社会思想、管理思想、生态思想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伦理学、人学、历史学、等多角度去解读荀子，侧重于荀子思想向现代文化的转生研究。关于天人观，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认为：“荀子的天道观也没有摆脱天命论的羁绊”[9]。关于荀子哲学特质，路德斌教授认为：“荀学与孟学的关系是‘道’同而‘术’不同。”[10]伦理思想方面，对道德修养论、道德教育论以及荀子伦理思想与先秦诸家思想的比较也多有涉及，另外，还侧重于应用伦理方面的研究。关于道德修养论，王易论说，“荀子一方面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提出人性本恶论；另一方面又从人的社会性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和道德修养论。”[11]这方面的文章还可参看《试论荀子的人生修养观》(贺莉：《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二期)。关于道德教化理论，有的学者认为，荀子是从他的人性论预设与群居和一社会性存在的内在矛盾出发，论证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在道德教化的价值指向和依靠对象上……拓展了教化的崭新途径。[12]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方尔加一直以为荀子是孔孟儒家的千古罪人，荀子将道德功利化，是非道德主义。[13]关于这方面的论点还可参看方尔加的著作《荀子新论》(方尔加：《荀子新论》，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在这段期间，老一辈哲学家著作有的又重版，同时还出版了专业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专著，其中涉及荀子伦理思想的，在此不一一赘述。荀子的应用伦理思想，从目前收集的资料看，主要有：家庭伦理思想、生态伦理思想。

在这一时期主要产生了五部专著，基本上可定性为中国哲学方面的著作。这五部著作为：韩德民的《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齐鲁书社2001年版)；郭志坤的《旷世大儒——荀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马积高的《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储昭华的《明分之道——从荀子看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陆建华的《荀子礼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从哲学层面全面解析荀子礼学的内容、结构和体系。认为荀子礼学以礼的价值说明为思维的起点，以礼以解蔽的诸子批判为终点。论著在第四章提到荀子伦理思想——道德规范。著者认为，礼为德，而非普通之德，而是诸德之总德，礼是人际交往中必备的敬、孝、悌、慈、惠等诸德的总和，这样，礼落实于君道、臣道、父道、臣道、父道、子道、兄道、弟道、夫道、妻道中，就体现为公、忠、慈、孝等伦理道德。

三、荀子伦理思想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态势

目前学界已开始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极对立的模式，从多个角度去探讨荀子伦理思想，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虽然研究视角有所转换，研究方法有一定突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从近几年发表的研究论文看，探讨问题的侧重点仍在天人观、人性论、认识论等几个方面，选题重复，而伦理学方面研究的成果更少，更没有形成体系，虽然有的学者从人学、历史学、生态学等角度去解读荀子的伦理思想，但探讨的问题仍在人性论等几个方面。最近几年的研究虽已偏向道德教育、道德修养、道德教化，并且试图与西方的伦理思想进行比较，但如果把握不好，以西方的逻辑范畴、学术话语套用荀子的文本语言，解读荀子的文本思想，势必对荀子的伦理思想造成误解。

因而，在东西方德性伦理思想回归的大的氛围下，紧密结合荀子文本，借鉴港台的已有研究成果以及出土的最新史料，用中国哲学、更多的是道德哲学的语言对荀子的德性伦理思想进行重新挖掘整理，以彰显荀子德性伦理思想的教化价值以及荀子伦理精神在构建中国伦理精神中的作用，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因此，未来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学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应紧密结合中国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道德问题，深入发掘荀子伦理思想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重点侧重于家庭伦理、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等应用伦理方面的研究，这是其一；其二，应紧密结合西方伦理思想的资源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可以说，荀子的人性论、教化论和基督教的原罪说、卢梭、霍布斯的性恶论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人性论、修养论都有可比较处，通过比较以深化对荀子伦理思想的理解并彰现其理论价值；第三，应紧密结合先秦孔孟儒家心性德性伦理思想，去正确、客观分析荀子思想中的天、人、心、性、人性、情、欲、礼、义等规范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荀子伦理思想的挖掘和整理，从而重新展现荀子伦理思想德知、规范、德性、德行、德治分而互动，道德他律与自律辩正统一的道德生态。

参考文献：

[1]朱伯崑：《先秦伦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106、116页。

[2]胡玉衡、李育安：《荀况思想研究》，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51页。

[3][4]向仍旦：《荀子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2、66页。

[5]惠吉星：《荀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6][7]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128页。

[8]王廷洽：《荀子答客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9]晁福林：《论荀子的“天人之分”说》，《管子学刊》(淄博)2001年第2期。

[10]路德斌：《试论荀子哲学的特质及其对儒家道统之意义》，《孔子研究》(济南)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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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设计伦理思想根植于自身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对于设计伦理的研究，又以孔子所倡导的“仁爱”的儒家伦理思想观为基础，而后发展成由众多道德范畴、社会道德规范等构成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规范着古代社会的运行，成为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规范和指导。

“仁者爱人”的“仁”被认为是儒家道德伦理体系的核心，处于主导的地位，“仁者爱人”成为孔子的重要伦理思想，体现了孔子提倡用“仁”的手段来处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化解各方面矛盾的观点。孔子对“仁”的论述的基础是“孝亲爱人”，这一观点在孔子提出“仁”之前就已经存在。正如《三字经》中所言，“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百善孝为先”，人们应该孝亲、敬兄、爱弟，在自己的家庭范围内通过“仁”制造出和谐的家庭氛围，“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然后才能推广到家庭亲缘以外的社会。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对象是由人这一个体而引发到社会的层面，一个人如果不“孝悌”，那么怎么能让整个社会都遵守“仁”这一伦理道德呢？正是以“孝悌”作为“仁”推广的根基，而进一步上升到社会、国家的伦理道德层次。而当时的社会活动和人们的造物行为也无疑是以“仁爱”的道德标准来进行的。

二、春秋时期设计伦理思想

中国古代最早的设计思想源于《周易》，周易中提出了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而其中提到的“见乃谓之器，形乃谓之象”则被认为体现了一种“制器尚象”的观点，主张把有形之器与卦象一样作为一种抽象符号来理解，即造物活动中对具体器形的塑造应该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模拟、类比和象征，以表现更深层次的“意”。

春秋时期，在社会制度的动荡与变革中，人们也迎来了思想意识的变革，当时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为诸子百家的“著书立说”提供了土壤，这些活动在整个社会掀起了新的浪潮，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理论格局。其中，也不乏理论家对一些主题的热烈讨论，其中的一个讨论主题则是与造物活动、造物精神相关的，即关于“用与美”“文与质”的讨论。“文与质”的关系也成为传统中国造物历史中的一对设计伦理的主要矛盾，自春秋起源到后世的很多造物理论也都是以“文与质”为原点进行讨论的。

对应造物活动来讲，那么这句话实际是在说审视一件产品的基本观点，产品只有功能而缺乏美感难免流于粗俗、平庸；过分注重装饰而忽略功能，则又显得花哨，不实用，一件好的产品必然是要兼具外在美与功能美的。可见，人们当时已经具备了对人与物、人与环境、物与环境等因素的初步认知与思考。

三、考工记与春秋时期伦理设计思想特点

春秋末期的《考工记》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工艺学理论文献，其内容记述了齐国关于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书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观念。

“天、地、材、工”被认为是造物活动的四个重要因素，“天有时”指的是造物活动的季节时间环境，“地有气”指的是造物活动的空间环境；“材有美”对应的是对材料特性的掌握；“工有巧”指的是工匠的制作工艺和技能等。一件产品应该是“天时、地利、材美、工巧”等四方面综合因素的结合体。也可以说，这四点是春秋r期的伦理设计思想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顺应环境。造物活动应该顺应季节时间条件，这表明古人已经开始对自然物的性质、规律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懂得一件好的产品，从选料到制作都要依据自然规律。这也体现了顺应自然的伦理观念。只有顺应天气、季节的规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南北地域不同，其水土等自然条件有很大差异，不仅影响动植物的生长，也影响人们的生活习惯，从而形成了南北迥然不同的风格。

（2）材料因素。造物活动应该要考虑材料因素。不同材料的性能不同、质地不同，因而影响材料的特性，造物活动中要对材料特性有所掌握。

（3）工艺水平。强调手工艺人应具有高超的工艺水准，并且能够根据不同的材质进行工艺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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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古代孝道思想就有许多安老、养老、敬老的思想和实施方法。《尚书·酒诰》中记载：“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孔子提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孟子提倡：“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已归矣。”人们用“孝”来调节家庭关系，使敬老、尊老、养老的伦理观念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第一，“尊老敬长”的社会伦理道德精神。传统孝道中，“尊老”、“敬老”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现在称谓、礼仪和史制等各个方面。如在称谓上，称长者“父老”、“父兄”；在礼仪上，古代敬老，行有行礼，坐有坐礼。在养老制度方面，“选其耆有高德者”充任乡里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或国家政府设立“父老”官。在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就认识到了“亲亲”和“敬长”(奉养父母、尊敬长辈)的重要性，认为要治理天下，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向百姓提倡“孝行”。孔子把家庭范围内的“孝悌”思想推及到社会上，用以处理社会人际之间长幼关系。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思想。《孝经》指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记》对孝推祟很高：“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文”。这就视尊老敬老为天地间最大的行为准则。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思想逐渐形成“尊老爱幼”的社会道德准则，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即使在老龄化社会的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二，物质供养与精神赡养的统一。对父母的衣食物质等方面的供养和精神上的亲近、尊敬是人类社会共同的道德准则，是对不同阶级和不同制度的社会者适用的“起码”的道德底限，也是“孝”本身所蕴含的。孝首先是奉养，奉养是孝的基础，是孝最起码的表现，没有一定的奉养就谈不上孝。孟子在谈到世俗之孝时曾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危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这里所列五项中直接提以奉养父母者即有三项。奉养是孝的第一要义，但并不是说只要奉养就是孝。《孝经·纪孝行章第十》：“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至其敬，病则至其忧，养则至其乐，丧则至其哀，祭则至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普通百姓尽孝道，应当“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而不能只注重物质，不注重精神，如果没有爱的精神，“虽日用三牲，尤为不孝也”。孔子倡导敬亲之孝，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因此，孔子认为奉养是最低的要求，真正的孝养应该达到敬养的层面。对老人只养不敬，并不是真正的孝；物质供养、精神供养，关键在内心的敬养，心养才是真正的孝。 

 

第三，强调家庭对赡养老年人的职责与义务。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家庭经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以来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态。这种具有血缘性、农耕性的封闭式家庭生产、生活方式，使古代中国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都主要依靠家庭这一载体来独自完成。而以家族为中心的生存(生产、生活和交往)状态，必然地要构成与之相应的一系列特定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如家庭结构与供养问题等就是如此。在中国，由于小农自然经济的长期存在和稳定延续，人们一直视数代(三代以上乃至多代)同堂为最理想的家庭模式，因此，祖孙三代以上共居的家庭结构，占中国传统家庭总量的绝大多数。在数代同堂的家庭中，老年人退出劳动生产、完成劳动经验的传授和家庭财富的代际交接后，终生同子孙生活在一起，接受他们的赡养。如果子孙另立门户，则为社会道德和法律所不容，如《唐律·户婚》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自唐以后直至清代的法律，对于别籍异财、供养有缺的，都视作犯罪行为。 

二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传统孝道作为伦理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中国传统家庭养老中起着规范和约束作用，促进了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怀，在解决中国历史上养老难题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传统孝道具有保障的功能。传统孝道的养老思想是一个物质之孝与精神之孝的辩证统一体，它既包括物质上奉养和精神上敬养两方面。传统孝道主张让老年人衣帛食肉，物质供养不仅量足而且质好。比如，在吃的方面，《礼记·王制》规定，从父母50岁开始就要为他们特别准备精粮，不能再和自己一起吃粗粮；到了60岁每餐饭就要准备肉食；到了70岁，还要有精美的副食品佐餐；到了80岁还要经常给他们吃珍贵难得的食物，以补充营养；父母90岁的时候就要随时随地给老人提供食物和饮品。传统孝道对于在精神方面的养老也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它有利于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慰藉。奉养是孝的基础，没有一定的奉养就谈不上孝，但并不是说只要奉养就是孝。“孝亲”就要“养亲”，“养亲”还得“尊亲”、“敬亲”。子女不仅要在物质上供养老人，还要在精神上供养老人。血缘之亲不是只表现为物质性，它更表现为精神性情感性，表现在内心的敬爱上，那才是真正的骨肉相依、血浓于水的血亲关系，那才更有人情味。 

 

(二)传统孝道调控和规范家庭成员行为以维护家庭稳定、促进家庭健康发展的功能。在家庭中，所有的成员为了共同的生存和发展，会要求其成员在养老上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形成一定的家庭养老规范，使家庭成员在养老上明是非，辨善恶，趋向共同的价值观，以保证家庭得以在社会秩序中良好地运行发展。但是，人都是有个性的，家庭也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父母与子女作为两代人，由于在年龄、辈份、性格、文化、理想、志趣等方面总是参差不齐的，因而代沟是不可避免的，两代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兴趣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为了维系家族的发展，人们在生活中提出父严、母慈、夫和、妻顺、兄友、弟恭、子孝等道德范畴，其中以孝为最核心的道德，并用孝来规范、调节、约束家庭成员的行为，否则，家庭就会从矛盾冲突走向彻底破裂。由此可见，传统孝道不仅能够通过调控和规范家庭成员之行为，维护家庭稳定，还可以通过孝敬，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缘关系基础上，建立起互爱互助、温暖愉快的亲情关系，促进家庭的健康发展。 

 

(三)传统孝道具有净化社会风气、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功能。传统孝道能促进家庭和睦、稳定，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怀，因此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但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能够促进和形成民族尊老爱幼、友爱待人的传统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气。养老、尊老，父慈子孝，孝为仁之本，孝以礼为先，由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以及仁、义、礼、智、信等等。这个以事老、尊老为主要内容的孝道的延伸，其精神力量的影响必然会在客观上起到净化社会风气、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形成优良社会道德风尚的作用。 

 

(四)养老行孝制度是保证家庭团结、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每个时代都会有老人问题，都要为老人的特殊问题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扶助。而对父母的衣食物质等方面的供养和精神上的亲近、尊敬，是人类社会共同的道德准则，是“孝”的内在要求之一。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一个社会要想稳定和发展，根本前提是家庭要稳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和睦。父慈子孝，甘苦与共，其乐融融，社会安定才有基础。诚然，老年人的问题是社会问题，越是人口老年化的社会，这个社会问题就愈益严重和突出。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既依赖于社会、国家，更依赖于家庭。传统孝道思想主要包含敬老和养老。对父母的奉养，即对父母的救济。这是成就孝子德行的首要条件。当父母生命的延存受到因为物质财富的缺乏而引发威胁时，子女对父母的养护需要就显得十分的重要；当父母生病而需要照顾时，子女的悉心照料或许比医疗中的某些药物更起作用。可见，子女对父母的照料产生的作用是其它方式所不能替代的。因此，家庭养老行孝，既履行了家庭职责，同时也履行了社会职责。

 

三 

 

传统养老敬老的孝道德观念历久不衰，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仍然能保持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说明它在当今社会仍有着存在的合理性。 

首先，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把人的利益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把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改善人的生存状况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养老敬老的观念正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对老一辈人的关怀，体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鲜明体现。 

其次，这是由我国的现实国情决定的。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还不太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社会还不能完全承担起养老的任务。家庭还是生产单位或消费单位的情况下，子女赡养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是不可回避的义务，即使将来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养老的问题完全由社会来解决，但孝亲、敬老依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羁绊，而子女之孝、亲友之情、人伦之乐是任何时候、任何法律或行政行为所无法代替的。与西方社会人情冷似冰，亲情淡如水相比，中国人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实令世界称羡不已。 

 

第三，是由我国的经济结构决定的。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今天，在农村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中国不但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还存在着“二元社会结构”。由于存在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就形成了“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即对城市企业劳动者实行社会保障，对农民采取另外的形式。在二元社会结构下，我国还尚未建立起对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体系。同时，由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形式使得农村老人的养老基本依靠家庭和本人，家庭老仍是主要的养老方式。 

 

第四，倡扬和践行孝道的社会现实基础仍然存在。①从家庭结构看，虽然核心家庭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家庭形式，但二世同堂仍然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模式。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父母一般仍然跟子女住在一起。而且，即使是父母与子女分居的核心家庭中，不同代际之间仍然有广泛的经济、生活联系，这是中国核心家庭与西方核心家庭的区别。重视亲情，是普遍的社会心理。孝敬父母是家庭伦理的重要内容。②倡扬和践行孝道是解决老龄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己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2005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近1.44亿，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已经达到11％。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看，指望社会保险和养老院来完全解决沉重的养老任务是不现实的。人口的严重老龄化与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形成尖锐的矛盾。缓和代际危机，解决老人养老问题，除了提高经济水平，逐渐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增加社会外，最重要的还是发挥传统孝道伦理的现代价值，继续鼓励和实施传统的反哺式循环养老模式，即家庭养老。而不能像西方那样用接力式循环模式，把老人推向社会。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新旧体制交替。尽管社会养老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发展，然而，市场经济的波动性以及新体制的不稳定性使社会养老将难以取代家庭养老，预计在今后半个世纪，家庭养老将继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孝道在维系家庭养老中依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赡养父母既是子女的道德义务，也是老人安度晚年的伦理保障。 

 

第五，是养老本身的要求。经济上赡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籍是养老的三个基本方面。在物质生活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老人也需要儿女对他们的精神赡养。精神赡养的主要内容包括与老人进行经常的精神交往，子女对老人的尊重和理解，子女给老人提供的各种娱乐和学习条件，子女的和谐相处以及在学习、工作上作出成绩，使老人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等等。总之，满足老人的物质需要，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这是子女对父母、晚辈对长辈应尽的、基本的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明确地提出弘扬“孝”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调整好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睦，推动社会文明，实现社会的安定祥和无疑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