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宋代文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宋代时期对《史记》的历史学评论

《史记》的宗旨是，通过细致的观察，看到一个朝代如何由盛到衰，同时了解前世治国中的优点和缺点，以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提及的承接一家之言，主要是建立系统化的思想体系，通过对历史的评述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宋代的笔记中就有关于司马迁的《史记》评述，具体的思想方面评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论述“史公三失”。《史记》问世以后，其中所提及的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特别是汉代的杨氏父子对《史记》有着极高的评价，其实这里提及的“史公共三失”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部分后世的学者都是以此为契机开展评论的，包括宋明时期的笔记中也有相关评述。根据相关的评论能够获悉，从体例的角度考虑，部分评论者始终认为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老子于列传。在分析有关《刺客》《游侠》等内容的时候，始终认为司马迁作传有的是遇到事件发表自己的想法，有的是想要通过事件来警醒后人。第二，论《史记》中的微言大义。司马迁开始编著《史记》与《春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所以《史记》和《春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都蕴含着无数微言大义。《野客丛书》中有段话能印证这一观点，“若要说《新唐书》与《史记》有何不同，其实两者有着较大的不同。《新唐书》主要是讲述真正的风景或者山水。但是，太史公在风景上略施笔墨，让人见了有心服之感，其实所有的用意是在笔墨之外。”这里用笔墨之外比喻《史》，实际上是讲述有关史记以外的内容，叙述的内容有着

其他深意。

二、宋明时期对《史记》的文学评论

历史著作的关键是能还原历史，给后人一个完整的历史评述，文学作品的特点是通过创造让人喜欢去读，所以两者存在较大的差距。《史记》是历史性的著作，问世后就开始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其文学性质认识方面正在历经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史记》自身的文学价值也被后世逐步认同并推崇。魏晋南北朝之前，文学和历史是一体的，且史学一致是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所以人们对《史记》进行评述的时候更关注其文学价值。

（一）叙事特色

《史记》开创了我国的纪传体通史的先河，也在我国纪传体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相较于一般的文学巨著，《史记》有着较大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叙事的主体内容。《史记》在作为史学著作存在之时，其自身的文学性不可磨灭。其实无论是史学巨著还是文学巨著，都要有良好的叙事性。历史主要是记录事件，所以在记录期间要让整个事件的条理更加清晰，内容更加明确，特别是前因和后果都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人有一目了然之感。作为一部纪传文学，文字要生动形象，能真实地反映事件。古代没有先进的技术，不能通过影响将很多历史保留下来，所以只能使用文字记录，那么就要求文字具有动感，具有可阅读性。其实，司马迁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一部《史记》犹如一部叙事的艺术瑰宝，让历代的文人都对其不断地进行挖掘。

（二）论体例

一部著作的体例指的就是其组织形式，通过何种方式或者方法将所有的主体部分进行串联。体例对于《史记》这样的宏篇历史著作至关重要。体例将作者的历史观、写作思想等核心内容进行统一，其合理与完善程度直接关系着作品的成败。本纪、世家、列传等构成了《史记》的独特体例，使《史记》最终形成了完整而又十分严谨的纪传体体系。《史记》的五体结构开创了一个先河，也为之后的历代正史提供了一个真正的主干模式。

1.论五体。宋洪迈有言曰：“子长书出，规制既定，后世作者难紊。”《史记》五体义例深著，开天和，照百世。朱熹也十分认可《史记》的五体，在《朱子语类》中直接说《史记》中所记录的事件有非常大的贯穿性，本纪里面提到过的事件，在传记里面、表里面以及志里面也都多有提及。而其他史书如《资治通鉴》采用的编年体体系就有很大缺陷，这个年代的事件记录过后，便没有可以再找到相关资料的地方。譬如说汉高祖刘邦鸿门宴事件的记录，除了高祖本纪里面有详细的记载之外，在张良传、灌婴传等处也有同样详尽的记载，使读者能够在读到一处之时想起另一处。

2.体例与思想。宋代各家对于《史记》体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具体可归纳为两点，第一，司马迁在著作的过程中着重通过体例的独特安排，揭示其微言大义的著作思想。第二，司马迁在安排一些人物的具体归纳上有不当的地方。譬如宋项安世的《项氏家说》中曾写到：《史记》记录了战国时期的十三个国家，却称为十二诸侯，因为秦国完成了统一十三国之壮举，秦王登基称帝，因此将秦史纳入本纪中，从世家的层面上才有十二诸侯之说，与列传中实际上是七国而只做六国列传一样。

宋黄震在《范蠡大夫种传》中写道：司马迁将范蠡的生平记录于《货殖传》，却将范蠡的功绩与声名记录在《越世家》中是不妥的，应该参照《春秋》中的内容重新编写《范蠡传》。

（三）论取舍

宋代对于《史记》的取材有很详细的分析，认为《史记》选材范围非常广，但是也进行了相当严格的取舍。张大可认为司马迁的取舍标准是取材义例。

取材途径有六种，分别是：皇家藏书；文物与建筑之上所记录的信息；游历天下，实地考察；事件的当事人口述或者他人的转述；诗词歌赋；历代遗留的史书。

取材标准也可以概括为六点，分别是：六艺的标准以及儒家理论；文辞规范的遗留文献；不记录神怪之事；不是关系天下存亡的大事件不予记录，世与传中的人物只记录轶事；可信的事件与有一定异议的事件要用两种说法共同记录；将不同思想的经传与诸子百家的思想统统记录并予以整合。

篇2

例：已知传送带两轮圆心间距离L=8m，两轮半径均为r=20cm.一质量m=2kg的物体从左端以ν0速度滑上传送带，物体与传送带间的动摩擦因数μ=0.6（物体可看做质点，g=10m/s2）

一、传送带静止不转

1.ν0=10m/s时

（1）物体滑上后的运动情况（运动性质），并分析能否到达最右端物体具有ν0=10m/s，而传送带静止不动，即物体相对传送带向右运动，受到向左的滑动摩擦力，大小为μmg，做a=μg=6m/s2的匀减速直线运动。

假设物体一直做匀减速运动到速度为零发生位移为Lm，由运动学公式Lm=■=8■>8m所以物体可以到达最右端。

（2）滑到最右端末速度ν

由运动学公式ν2t-ν20=2aL，代入数值解得νt=2m/s

（3）从左端滑到右端的时间t

由t=■，代入数值解得t=■s

（4）从左端滑到右端的过程中物体所受滑动摩擦力所做的功

物体运动过程中所受摩擦力为恒力，所以Wf=-μmgL=-96J

另解：利用（2）结果，滑动摩擦力所做的功即为合力功等于物体动能改变量Wf=■mυt2-■mυ02=-96J

2.υ0=2m/s

（1）物体滑上后的运动情况（运动性质），并分析能否到达最右端

（2）物体在传送带上的最终速度υ

（3）物体在传送带上运动的时间t

（4）从左端滑上的整个运动过程中摩擦力所做的功

经过分析，学生很容易得出结果。滑行距离Lm=■m停止滑行，最终速度为零，时间为t=■，Wf=-4J.

二、传送带以ω=20rad/s顺时针转动（即ν=4m/s）

1.ν0=10m/s

2.ν0=2m/s

三、传送带以ω=20rad/s逆时针转动（即ν=4m/s）

1.ν0=10m/s

2.ν0=2m/s

3.ν0=6m/s

学生对以上各种情况讨论做出详解之后，老师点讲对个别设问详解并用多种方法（如做功问题），大多数学生能听懂，估计题目已知条件稍做改动又难以分析了。学生的知识储备有限，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正常，这时就要体现教师的价值，教给学生处理这类问题的对策：

1.摩擦力方向的判断：根据初始条件（物体滑上传送带的初速度、传送带速度的大小和方向）判断物体相对于传送带的运动方向，进而判断物体所受摩擦力的方向，进一步判断加速度的大小和方向和运动性质。

2.运动情况的判断：大胆地假设物体一直匀变速直线运动直至速度达到传送带的速度，求出位移与传送带的长度进行比较确定物体是单一性质的运动，还是两种性质的运动的组合。

3.摩擦力做功的判断：水平放置的传送带，分过程考虑摩擦力是恒力，可以根据恒力做功计算。同时摩擦力又是合力还可以根据动能改变量判断。

让学生对各种具体情况加以总结：

1.物体滑上静止的传送带，物体初速度大于某一临界值一直做匀减速运动从另一段滑下，初速度小于临界值先匀减速运动最终停在传送带上。

2.物体滑上传送带的速度方向与传送带转动方向相同时

（1）首先根据两速度大小判断物体做加速还是减速运动

（2）利用运动学公式计算物体速度增（或减）到传送带速度的位移L'与传送带长度L进行比较，以此判断物体是单一的匀加（或减）速运动还是匀变速直线运动与匀速直线运动的组合。

即当物体滑上传送带的速度小于传送带转动速度，物体在传送带上做加速运动，■。

当物体滑上传送带的速度大于传送带转动速度，物体在传送带上做减速运动，■。

3.物体滑上传送带的速度方向与传送带转动方向相反时

（1）物体滑上传送带必做减速运动

（2）利用运动学公式计算物体速度减为零时的位移与传送带长度Lm进行比较，以此判断物体是右端滑下还是向左返回。

（3）在物体从传送带左端滑下的前提下，当物体滑上的速度大于传送带的速度，物体向左运动是先匀加速再匀速运动，以传送带的速度从左端滑下；

当物体滑上的速度小于传送带的速度，物体向左运动是一直做匀加速运动，以滑上传送带的速率从左端滑下。

教师提出解题对策、学生自己整理，这样不仅教会了学生解题，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提高学生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处理习题会有条不紊，思路清晰。

传送带倾斜放置

例1：如图所示，传送带与地面夹角θ=37°，从AB长度为16 m，传送带以10 m/s的速率逆时针转动。在传送带上端A无初速度地放一个质量为0.5 kg的物体，它与传送带之间的动摩擦因数为0.5。求物体从A运动到B所需时间是多少？（sin37°=0.6， cos37°=0.8）

解析：物体无初速度放上传送带，传送带逆转，物体相对传送带向上运动受到沿斜面向下的滑动摩擦力，根据牛顿第二定律mgsinθ+μmgcosθ=ma1，得a1=10m/s2，设物体从A点加速到传送带速度10 m/s，物体发生位移为s1，经历时间为t1，所以t1=■=1s，s1=■a1t12=5m

设物体以10 m/s的速度加速运动到B端，物体加速度为a2，位移为s2，时间为t2，物体所受摩擦力沿斜面向上，由牛顿第二定律mgsinθ-μmgcosθ=ma2，得a2=2m/s2所以t1=■=1s s2=υt2+■a2t22，即16-5=10t+■×2t22，t2=1s（t2=-10s舍去）所以总时间t=t1=t2=2s。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学生：若传送带水平放置，当物体速度与传送带速度相同时一起匀速运动：若传送带倾斜放置，要根据动摩擦因数μ与tanθ的大小关系判断物体是相对传送带静止还是存在滑动摩擦力仍有相对运动。

上面例题中μ=0.5tanθ=0.75，那么物体在后一段过程将与传送带保持相对静止，一起以10 m/s的速度运动到最底端。并且第一过程受滑动摩擦力，第二过程受静摩擦力。

此题可以再变式：若传送带顺时针转动，求物体从A运动到B所需时间是多少？

教师可根据问题的基本模式，对已知条件加以变换，使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学生通过各种变式的练习，从各种具体问题中抽象出基本模式，可以从中体会到基本模式是如何将各种变式联系在一起的，从而加深对基本模式的理解。要重视基本问题的教学，并使基本问题抽象化，成为一种范例和模式，以用于求解其他变式问题。

例2：如图所示，甲、乙两种长度相同、粗糙程度不同的传送带，以相同的倾角放置于水平地面上，并以相同的恒定速率υ运动。现将一质量为m的小物体（视为质点）分别轻轻放在传送带底端，小物体在甲传送带上到达传送带顶端时恰好达到传送带的速率υ；在乙传送带上到达C点时就达到传送带的速率υ，则在小物体从传送带底端运送到传送带顶端的过程中（BD）

A.两种系统中物体相对传送带的位移乙更大

B.两种系统消耗的电能甲更多

C.两种传送带与小物体之间的动摩擦因数甲更大

D.两种传送带对小物体做功相等

解析：物体放上传送带后，滑动摩擦力和重力的分力产生沿斜面向上的加速度，μmgcosθ-mgsinθ=ma.达到传送带速度的过程中乙图中物体的位移小，由运动学公式υt2-υ02=2ax可得乙图中物体的加速度大，所以乙传送带与物体的动摩擦因数大。

由υ=at得物体速度达到传送带速度乙需要的时间短，相对位移x=υt-■=■， 可得乙传送带与物体发生相对位移小。

从能量角度传送带对物体做功等于物体重力势能和动能的增加。

由能量守恒系统消耗的电能E能=Ep+EQ+Q其中Q=μmgcosθx=（mgsinθ+ma）■=■+■，可得甲图中产热多，所以消耗的电能也多。

倾斜传送带的解题对策：

1.摩擦力方向的判断：能够准确判断摩擦力的方向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前提。从相对运动入手判断摩擦力的方向，再和重力的分力一起产生加速度。

2.运动性质的判断：这里要提醒学生倾斜传送带比水平传送带复杂，当物体速度与传送带速度相等时，需要根据动摩擦因数μ与tanθ的大小关系判断物体是相对传送带静止还是存在滑动摩擦力仍有相对运动。

篇3

记者 韩胜宝

“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宋朝兵书著者身份呈现多样性”、“宋代兵书的种类繁多”……这是邱逸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中的论点。此文使他破格升为博士研究，成为港大首位没有硕士学位的博士生，也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学者。

邱逸考证，“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曾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到了仁宗赵祯在位时，著述兵书的情形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仅“士大夫人人言兵”，仁宗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撰兵书的皇帝，其《攻守图术》三卷、《神武秘略》十卷、《行军环珠》及《四路兽守约束》一卷等四部兵书虽已佚失，但他下令编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作为将帅的教授书，这更是前朝所无之举。

此外，始立于仁宗天圣七年的武举常选制度，在英宗赵曙朝终成定制，武举考试形式仿照文试的明经科，英宗更开创先河，在武试题中引入古兵书的内容，以古兵书作为考试的范畴，其时宋廷对兵书的重视已非宋初时可比。神宗皇帝赵顼对兵学的态度更为进取，把古代七部兵书置于“经”的位置，称作《武经七书》，并设立武学作为研习兵书的场所。这种对兵书的重视态度，都是宋代以前所无的。

宋朝“兵学兴盛”有三个具体标志。邱逸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道，首先，宋朝兵书的数量为历朝历代之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有53部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有135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竟多达347部1956卷之多。但是，根据近人许保林的整理，宋人著述兵书的实际数字远较《宋史‧艺文志》所载为多，达559部。

其次，宋朝兵书著者上至天子，下及在野文人，他们有研究古代兵书的学者，有著名文人，有朝中枢臣和边疆大吏，更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官员。就以北宋兵学著述最兴盛的的仁宗到神宗朝为例，撰写兵书而官至宰辅者包括了曾公亮、丁度、韩缜、薛向、王存、王韶、张商英及吕惠卿等8人，其它职衔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兵书著者职级之高，涉及官员之多，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篇4

雅乐一般泛指宫廷的祭祀活动和朝会仪礼中所用的音乐。起源于周代的礼乐制度，用于郊社、宗庙、宫廷仪礼、射乡以及军事上的大典等。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朝统治者认为雅乐具有“化民”和巩固政权的作用，对雅乐持比较重视的态度。宋朝统治者对雅乐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宋代的六次雅乐改制、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等几个方面。关于宋代宫廷雅乐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著作、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三个部分。

1 有关著作中及论文中关于宋代雅乐的介绍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等著作中专门论述了宋代宫廷雅乐，详细介绍了雅乐的特点等，且认为宋代雅乐存在着复古主义和神秘主义。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和田可文《简明中国音乐史》，介绍了宋代雅乐的乐队等方面，并且也认为宋代雅乐是仿古的。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1]主要是对大晟乐做了详细的介绍，分析大晟乐产生和灭亡的过程及其影响、叙述宋徽宗的礼乐事迹及其帝王符号、礼乐符号等。笔者发现近些年关于雅乐的学位论文还是有许多的，其中直接以宋代雅乐为主题的学位论文有五篇，[2]另外一些硕、博士论文中也涉及了宋代雅乐。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笔者暂将宋代雅乐分为七个部分予以分析。

（1）关于宋代雅乐特点的介绍。著作和论文中介绍宋代雅乐的特点，一般都是从雅乐的应用场合、乐曲内容、乐曲创制及标题、乐律制度等几方面来进行的介绍。韩伟《宋代乐论研究》、邱源媛《唐宋雅乐的对比研究》等这些学位论文都采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雅乐的特点。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3]、田中有纪《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4]等也有相关介绍。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主要介绍了关于黄钟音高的乐论。田中有纪的《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陈祥道与陈的雅乐构想》分析了有关雅乐的北宋士大夫的讨论，特别考察以八音的概念为基础的王安石学派的乐论。

（2）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宋代君臣极其重视宋代雅乐，主要与其社会背景和政治目的有着必然的联系。相关著作主要介绍了宋代统治者重视雅乐的原因，如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及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位论文：初益辰《宋代宫廷音乐机构设置研究》从宋统治者本身和宋宫廷音乐机构对雅乐的重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分别从北宋各朝皇帝、儒臣乐论等方面强调了宋统治者的态度。

（3）关于对宋代雅乐的评价问题。当今学术界对其持有以下三种态度：首先，持否定的态度。孙琳《唐宋宫廷雅乐之比较研究》、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等分别从雅乐的律吕制作和乐论上、应用场合来强调雅乐的复古性，并具有神秘色彩。其次，持肯定态度的观点。黄炳寅在其《中国音乐与文学史话集》[5]中提到“宋朝学者在追求音乐革新的精神颇值称道，论其治学态度则已脱离旧臼而重视较科学之实验研究”，对雅乐持肯定态度。第三，持部分肯定的态度。李方元在其《宋史・乐志》中说道：“宋代雅乐之所以有超过前代的影响和成绩……不仅使雅乐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恢复，而且还使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都是明显的事实。”寇文娟《关于“宋代雅乐评价”问题的几点思考》，[6]文章通过分析论证，认为宋代雅乐复古成分下面却隐含了很多复兴的因素。

（4）宋代雅乐祭祀中的礼制分析。路佳琳的硕士学位论文《北宋景佑―嘉年间的雅乐研究》和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五礼仪式音乐研究》，都对雅乐中的五礼仪式进行了分析，增强了我们对五礼的认识。

（5）对南宋祭祀歌曲的考证和译解。在音乐著作和论文中阐述南宋雅乐的比较少，普遍认为南宋雅乐沿袭了北宋的雅乐制度。林萃青的《古代音乐的跨国跨文化解读――南宋宫廷雅乐》主要是对南宋宫廷雅乐歌曲的音响实体和表演实践方面来加以分析。《宋代五礼仪式音乐研究》，本文选取了《中兴礼书》中的50首祭祀乐歌进行了译谱和分析。

（6）大晟乐的制作、大晟府的成立及其影响。大晟府是宋徽宗时期建立的一个音乐机构，虽然其只存在了20余年，但是其所形成的影响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刘媛媛《宋代宫廷音乐机构研究》和初益辰《宋代宫廷音乐机构设置研究》，这两篇文章均从大晟府建立的雅化本质及其影响、大晟府乐器的雅化性质以及大晟府定律方面的极端雅化等方面做了简单介绍。

（7）新儒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宋朝，新儒学成了当时社会思想领域的主流，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宋代雅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徐小明《宋代――中国音乐艺术的转折期》强调宋明理学的形成是对统治者思想的绝好配合，表现在宫廷音乐上，就是极力提高雅乐的地位。张艺《探源宋代宫廷音乐机构与制度》，认为宋学的兴盛使雅乐得到了重视。关于宋明理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这个问题，涉及的只是新儒学的形成使宋代雅乐具有了复古和神秘的特点。

2 反思

现有研究成果集中在了雅乐的改制、宋代君臣对雅乐的态度、大晟府及其影响，以及宋代雅乐和其他朝代的比较这几个方面。另外，认为南宋雅乐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基本承袭了北宋雅乐，仅林萃青几篇文章涉及了南宋雅乐。那么笔者认为既然是宋代雅乐，为何只强调北宋雅乐，难道南宋雅乐真的是对于北宋雅乐一成不变的承袭吗？对于宋代雅乐的评价问题，一直颇有争议。对宋雅乐持批判态度主要是从宋代雅乐依照古法制律这个问题上来考量的，另外也有学者对其持肯定的态度。笔者认为应以客观的态度去分析才会得到合理的判断。

宋明理学的形成确实对宋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也对宋代雅乐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但是就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只是提出新儒学的形成使宋代雅乐具有了复古和神秘的特点，其实笔者认为应该对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进行考证，从而使我们对新儒学对宋代雅乐的影响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 林萃青.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2] 邱源媛.唐宋雅乐的对比研究[D].郑月平.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D].孔琳.唐宋宫廷雅乐之比较研究[D].李明明.中国古代雅乐文化分期研究[D].路佳琳.北宋景佑――嘉年间的雅乐研究[D].

[3] 李幼平.宋代音乐艺术实践中的黄钟标准音高[J].音乐研究，2001（2）.

篇5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4-0178-08

苏轼是宋代文坛巨擘，宋代诗风杰出代表，历来为学者重视。近百年来，涉及东坡与佛禅的研究著述颇为壮观，专题论文更有逐年递增之势。本文无意对这一研究进程作全面描述，只是抽取专题研究中的几个面相进行述评，以凸显苏轼与佛禅研究的特色。

一、苏轼的佛禅因缘研究

关于苏轼的佛禅因缘，学术界均能紧扣苏轼仕途浮沉，从家庭环境、佛教语境、僧俗交游、经典阅读、学佛历程等层面加以立论。综合性的专题论述如朴永焕《苏轼禅诗研究》便是从这几个层面展开。专论性的论文则侧重挖掘某一层面，全面而真实地展示了苏轼的佛禅因缘。

关于苏轼与佛僧的交往，目前已积累不少成果。学界细致爬梳了苏轼与佛僧的交往，并确认东坡禅学属于云门与临济法脉。黄启江指出与苏轼交往的大觉怀琏、圆通居讷、佛印了元属于云门宗〔1〕；孙昌武考辨苏轼和僧人交往，列有《苏轼与云门学人关系表》《苏轼与临济学人关系表》〔2〕，也认为苏轼接触最密切的是云门宗，并受其宗风影响〔3〕；周裕锴详考苏轼与大觉怀琏、灵隐云和、慧琳宗本等二十位云门禅师的交往〔4〕，陈中渐〔5〕、杨曾文〔6〕分别从艺术和历史的角度梳理了苏轼与佛僧的交往，深化了苏轼与禅僧交往的细节。

另外，还有不少专题论文聚焦苏轼与个别僧人的交往，如道潜、佛印等。上世纪九十年代，于翠玲便指出苏轼初识道潜于徐州任上，后同往湖州，以诗为缘，结为诗友，此后，道潜不断探访、关怀贬谪中的苏轼；在二人的交往中，道潜文人化，苏轼佛禅化，体现了儒禅契合的时代氛围。〔7〕关于二人初会的地点， 学界历来有徐州说和密州说， 且以徐州说为主。李俊搜检辨析相关材料，确认他们熙宁年间初会于杭州。〔8〕杨胜宽指出，苏轼与道潜的交谊是宋代文士与僧人之间交往时间最长、往来最频繁、彼此友谊最深厚的范例之一：“诗”与“禅”沟通了文学与宗教，“静”与“清”成就了二人共同追寻的艺术境界。〔9〕喻世华列表展示苏轼直接、间接写给道潜的诗词（33首）和文牍（53篇），肯定了道潜是苏轼最亲密的方外友人，二人交往方式包括诗歌唱和、谈佛说理、生活旅游等。〔10〕梁银林则提出宝月是苏轼保持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位僧侣，苏轼在学佛习禅方面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与他有关。〔11〕关于佛印，胡莲玉认为苏轼佛印的传说故事聚焦于二人两世重逢与高僧面对女惑时的取舍两个主题，虽有现实基础，但多小说家言，不可尽信。〔12〕喻世华根据苏轼诗文进行补说，指出苏轼贬谪黄州期间与佛印开始交往，苏轼离黄赴汝、路经润州时交往最为密切，元v年间还与之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野史、戏剧、小说的传播及两人的性格是其间产生诸多故事的重要原因。〔13〕

近些年，学术界非常重视文人读经学佛的路径，相关论文常提到或统计苏轼阅读经典的情形。董雪明、文师华指出，苏轼学佛主要靠多读佛典，他对华严学说和禅宗理论有较深的体会。〔14〕李明华按照创作时段分析苏轼的佛禅诗，详列苏轼阅读佛典的情形：黄州时期佛禅诗90 首，所用典故几乎遍涉佛禅主要经典；惠儋时期佛禅诗 106 首，涉及《法华经》《华严经》《金刚经》等43类比较明确的佛教典籍，使用数量在100 次以上。〔15〕

关于苏轼的学佛历程，学术界已从泛论走向分段论述，即结合苏轼自身的人生历程和佛教发展的地理分布，分阶段透视苏轼与佛教的内在关联。这类论著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综论。王水照按照“在朝-外任-贬居”将苏轼人生分为七个时期，认为苏轼儒释道杂糅的思想贯穿各个时期，任职和贬居时思想上有儒家和佛老之不同。〔16〕夏露则将苏轼事佛分为三个阶段：初出西蜀到首次任职杭州为“踌蹰思隐”时期，黄州至惠州及海南前期为“物我相忘”时期，海南后期至去世为“佛言如泡”的学佛终结期。〔17〕李明华的博士论文将苏轼诗歌创作分为六个时期，细致分析了其中490篇与佛禅有关的诗作，认为y杭时期、黄州时期和晚年惠儋时期是苏轼佛禅诗创作的三个高峰：y杭之前，还没有真正接受佛禅思想；凤翔时期前后，诗作多采用佛教艺术史中的典故；黄州时期，借用佛禅话语，书写自我情怀的苦闷；晚年惠儋时期，禅宗语言基本上构成了苏轼的日常话语；这种变化既有个人经历的必然性，也与苏轼历经地域的佛禅情况吻合。〔18〕

另一类是分论。刘石强调，苏轼兄弟开始阅读佛典、接触佛教应该是庆历八年“少与辙皆师先君” 的少年时代。〔19〕司聃也认为，苏轼少年时即有蜀地地域和家庭佛禅因缘，影响了他日后研习佛经之举。〔20〕王树海、李明华则从具体诗作考察，认为凤翔之前苏轼完全以局外人的态度对寺院进行客观描述，凤翔时期诗作中佛教内容比重增加，显示出苏轼在凤翔任上真正开始关注佛教。〔21〕范春芽勾稽了苏轼与杭州诗僧的诗文情缘，并归因于现实政治环境、佛老意识和杭州的客观环境。〔22〕梁银林则认为，黄州佛禅“功业”是苏轼学佛习禅道路上取得的标志性成果：苏轼在黄州宣布“归诚佛僧”，自号“东坡居士”，广交继连等僧人禅师。〔23〕关于苏轼在惠州儋州的学佛形态，学者们也有不同看法。覃召文梳理苏轼岭南时期的僧侣交游后指出，苏轼岭南时持斋戒、研佛理，影响了其诗文的感伤主义基调和人格重塑。〔24〕陈师旅则强调其豁达的一面，认为佛老思想影响了他的人生态度，并在家庭住房、经济开销这类日常琐事上体现出来。〔25〕张海沙认为苏轼被贬岭南后将南宗禅作为自己在贬谪之地的精神归宿，其岭南诗歌推出了一个饱含宗教和哲学意味的意象：曹溪水。〔26〕

二、苏轼学佛特征研究

关于苏轼的学佛特征，学术界普遍注意到苏轼学佛不仅杂糅各宗而且三教合一，不仅具有强烈的实用理性色彩而且具有自觉的审美化追求，而这正是居士佛学的本质特征。具体说来，学术界的研究凸显了苏轼华严宗禅宗合流、庄禅合流的特色；也关注到儒家思想在苏轼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佛老思想只是其安顿个人心灵的良药，因此其学佛而无意证佛，在将佛老诗化、审美化的背后有着难以言说的苦涩和悲凉。

苏轼与禅宗的关系，不仅是学术界关注苏轼与佛教内在关联的起点，而且是学术界研究苏轼与佛教关系的重点。这方面的论文非常多，这里仅列举几篇作为代表。如，黄宝华认为禅宗影响了苏轼人生哲学中“入世而又超然”的人生态度，形成了其艺术哲学里活处参理、议论风生、平中见奇等创作特色。〔27〕周裕锴分析苏轼的禅悦倾向，指出在苏轼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诗歌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鲜明的禅学主题，即人生如梦、虚幻不实，这一主题来自禅宗的般若空观，可以弥合伦理本体与自己的感性存在之间的分裂，以嬉笑怒骂的态度来消解缓和内心的痛苦，然而这种自宽又的确饱含着一种无法排遣的痛苦。〔28〕王树海认为，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出世”、道家的“ 忘世”形成了苏轼混杂的人生观、艺术观。苏轼对生命就是过程的洒脱体味得益于佛禅，在参禅不证佛的过程中形成了旷达乐天、谈笑死生的生活态度、艺术风范。〔29〕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苏轼在学佛上是个泛宗派论者。他遍阅佛教各宗经典，而且有所认同。阿部肇一注意到苏轼的净土信仰，认为东坡禅带有因果报应观。〔30〕许外芳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列举出苏轼具有净土思想的实证。〔31〕在泛教派论上，萧丽华的观点比较周延。她根据《苏轼诗集合注》注文资料统计苏轼诗歌与佛经的关系，认为：东坡以禅宗为主轴，《景德传灯录》144次引用是最明显的痕迹；禅之外，交融着华严宗与天台宗思想，如用《法华经》38次、《华严经》25次；东坡同时融合着净土信仰，如对《金光明经》《阿弥陀经》的接触。〔32〕

泛教派论中关注最多、研究也最充分的领域是苏轼禅学与华严学的融合。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苏轼与华严的关系。刘熙载《艺概》云：“滔滔汩汩说去，一转便见主意，《南华》、《华严》最长于此。”〔33〕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人所不能喻者，东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东坡能形容。比喻之后，再用比喻；形容不尽，重加形容。此法得自《华严》、《南华》。”〔34〕 钱谦益《读苏长公文》亦云：“文而有得于《华严》，则事理法界，开遮涌现，无门庭，无墙壁，无差择，无拟议，世谛文字，固已荡无纤尘，又何自而窥其浅深议其工拙乎？”〔35〕现代学者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得出了颇为精彩的结论。孙昌武根据苏轼的诗文指出华严法界思想帮助苏轼以一体平等的观点看待外物，树立夷旷潇洒的人生态度，完成热烈诗情背后的理性探索。〔36〕赵仁认为，《华严》宣扬法界缘起、理事无碍、圆融自在，苏轼的辩证观取自于此，表现在其文有层出不穷的比喻形容和辩证无碍的论证方法。〔37〕进入二十一世纪，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论证。董雪明、文师华指出，苏轼主要吸取了华严宗诸法圆融无碍的宇宙观和禅宗心性本净、见性成佛的顿悟学说，形成空静圆通的宇宙观和人生观。〔38〕吴增辉分析苏轼和陶不和柳的佛教原因时也谈了苏轼复杂的佛学思想：党争之祸使苏轼的佛教信仰逐渐抬头，华严宗的平等空观使之逐渐游离出儒家思想的范域而趋向庄禅，从而与陶渊明纵浪大化的自然心性产生共鸣。〔39〕张煜分析苏轼慕白与和陶之作后指出，“苏轼思想中最具时代特色者，是一种庄子与华严相打通的人生境界，与一种无施不可、飘逸超迈的文学才能，故于白居易陶渊明既有所相似又有所演化。”〔40〕这些研究表明，苏轼禅学和华严学的熔铸，有庄学的推助。庄佛相融也成为苏轼学佛三教合一的证据之一和重要研究领域。

学术界关于三教合一的普遍认识，既体现在专题论文中，也贯穿于相关论文的论述。王水照认为儒道释三教关于出、处矛盾的解决途径均影响苏轼形成了一套“苦难―省悟―超越”的思路，其源自佛老哲W的谪居心态标志着中国封建士人“贬谪心态的最高层次”。〔41〕唐玲玲、周伟民的专著分章综论苏轼的儒道释思想，指出苏轼的禅思佛意不但“是与庄学相通”，而且在思想会通上是“以儒学释佛学”。〔42〕冷成金分析苏轼哲学思想在本体论、宇宙观方面受佛道两家影响，社会政治方面则主要受儒家影响。〔43〕杨胜宽指出，苏轼接触佛道典籍并醉心于其中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他儿时在家塾学习时对于庄子思想和文辞的喜爱；但他终究没能离开名利场，是儒家思想使然。〔44〕梁银林指出，苏轼学贯儒、释、道三家，且“三家”融会贯通、并无分别。虽然他具有较高的佛学修养，但他不是专精佛禅义理的理论家，而是佛学精神的实践者。〔45〕

苏轼学佛的理性特征和审美化倾向，已成学术界共识。孙昌武认为，“苏轼对佛教态度的一个特点，就是利用佛教的观念，对人生进行理智的思索。在深刻的反省中，求得心理上的平定。”〔46〕朴永焕从家学渊源、个人经历、方外交游三个层面剖析苏轼之习佛，认为其习佛具有“理性的追求”和“融合儒佛”两大特点，〔47〕李慕如亦认为他“习佛而不佞佛”。〔48〕夏露也认为苏轼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去对待佛学的，把佛学做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学术思想，一种人生哲学，吸取其中能够补充、丰富儒家思想的有价值的成份。〔49〕王树海、宫波指出，从苏轼的行迹和创作经历来看，苏轼学佛参禅持艺术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其“禅喜”旨趣的最终指归是审美的，从此意义审视，文学艺术才是他真正的“宗教”。〔50〕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透过苏轼的个案研究来透视士大夫佛学的特质，并揭示其对未来的影响。张培锋强调，在宋代士大夫那里，佛与释是作为一种学问、学术而不仅仅是一种来看待的。即使是信佛的士大夫，也更多从佛教义理的层面来修学佛法，这意味着佛教的宗教性渐渐淡化。他指出，理解苏轼佛学思想的枢纽在于他认为佛老之教可用于个人修习但不应成为国家性宗教。苏轼平实的佛学观、独立的人格精神、旷达的人生态度典型地体现了士大夫佛学的根本性特征。士大夫佛学与儒家道学、道教内丹学是同时并存互动发展的三大学术思潮，是明清以后居士佛教运动和人间佛教思想的先驱。〔51〕

三、佛禅与苏轼文学创作研究

关于佛教与苏轼文学创作的关系，学术界从早期泛论佛教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发展到后期细论具体佛教理念乃至具体佛经对苏轼创作的影响，论证越来越细密，立论越来越坚实。

在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习惯于综合探讨佛教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刘乃昌指出，苏轼早年有辟佛老的言论，但随着阅历加深尤其是宦海浮沉后，走向三教兼容，苏轼文学风格的形成，技巧的提高，在不少地方得力于庄释。〔52〕王水照指出，苏轼的思想面貌和艺术特点，在任职时期（包括在朝和外任，三十多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追求豪健清雄的风格；在贬居时期（十多年）则以佛老思想为主导，追求清旷简远、自然平淡的风格。〔53〕朴永焕探讨苏轼禅诗的渊源，并从禅理、禅典、禅迹、禅趣、禅法入诗五个层面，论述苏轼诗禅融合的情形；从强调人生如梦、标榜随遇而安、追求心灵安和、揭示万法平等、提示妙悟玄理、归于乐观旷达、寻觅自我解脱等七个层面论述苏轼禅诗主题；从自然、平淡、幽远、理趣、奇趣、谐趣、妙悟、翻案等层面论述禅诗风格。〔54〕

这一时期，佛教思想与苏轼词作的分析比较充分。齐文榜指出，儒家思想是东坡思想的主导和核心，但佛道思想在东坡头脑中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且以“乌台诗案”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种影响对苏轼词风产生了影响：他的一些豪放之作被释道思想蒙上了一层虚无的色彩，他的不少旷达、飘逸的作品则是以释道思想作为词的思想内容的，纯粹的豪放之作在乌台诗案后已经不复存在。〔55〕祁光禄、祝彦认为，“佛老精神，铸成了他在创作中不拘泥于固有的表现形式，而是突破已有的模式，力求一种更适合自己天性的艺术方式”，苏轼在儒道佛思想相互冲撞下变婉转蕴藉的词风为气势恢宏、雄旷豪宕。〔56〕张玉璞指出，苏轼把握佛老的基本精神，充实、完善自己的人格思想，其词中诸如彻悟的人生感受、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等表现主题，以及空灵澄澈的意境等，都反映着佛老思想的影响。〔57〕

关于佛禅与苏轼散文的研究显得比较低迷，但亦有颇见力度的论文。黄进德认为，《前赤壁赋》的动静观受到僧肇《物不迁论》的影响，其遣词造句有释道色彩。〔58〕赵仁指出，苏轼于佛教虽为“泛宗派”者，但于禅宗情有独钟，这些思想影响于散文， 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很多论文主张都直接来自禅宗，二是能将禅宗的某些思维方法及表述手法如比喻、话头、典故、术语、辩证法等巧妙自如地引用到各类文章中去，三是扫除一切外在痕迹，将禅理禅趣圆融无碍地化入到文章尤其是小品文中去。〔59〕

不少学者亦注意到佛禅理论对苏轼文学理论和美学风格的影响。陈晓芬谈到佛教的静空理论对苏轼创作理论的影响。〔60〕王世德将苏轼的美学思想归纳为寓意于物的审美态度论、虚静物化的成竹于胸论、妙出法度的至味新意论等“七论”，每一论均着力于儒道佛思想的融合。〔61〕

进入21世纪，学术界对佛禅与苏轼文学创作的研究显得更加细致和深入。一方面，学者们对佛禅理论的把握更加到位，因此对苏轼诗词的佛禅内涵以及受其影响的美学风格之分析和把握更加精确。

关于佛禅对苏轼词作的影响。迟宝东指出，苏轼熟悉佛典诸经，对人生之虚幻无常的深刻体验成就透示出人生思索的深度的作品，禅宗“真如本性”“安心”形成饭劭醮锎史纾欢蕴竦静谧、与自然融合而又跃动着生命灵性的美之偏爱拓展了词的境界。〔62〕王树海、赵宏指出，苏词中的佛禅精神主要表现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人生如梦，万法皆空”“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三个方面。〔63〕刘晓珍对苏轼和姜夔、张炎词进行了比较，指出禅宗对他们词作清境的形成各有重要影响，其中苏词多具体的禅理禅意、重人生感悟之清旷、存阔大超迈之清。〔64〕

关于佛禅对苏轼诗歌的影响，不少学者擅长从艺术手法和美学风格立论。周裕锴分析了苏轼和黄庭坚的禅悦倾向，认为般若与真如影响到苏、黄诗中的意象选择、诗歌风格。苏诗中不仅常有出自佛经的梦、幻、影、露、浮云、微尘等象征虚幻不实的意象，而且有不少自己创造性描写的转瞬即逝的自然现象或心理现象。正是这些意象及其倏忽变化的性质造就了苏诗动荡明快的风格。〔65〕王树海和宫波指出，苏轼诗风得佛禅润，其具象美学特征表现为“天地一如，雄视百代”之雄奇、“若醉若醒，诗思超然”之飘逸、“嬉笑怒骂，活泼幽默”之诙谐、“萧散简远，澹淡清美”之淡远等，是宋诗成熟期的代表标识。〔66〕陈才智也从意象撷取、题材选择、审美趣味、语言运用、艺术风格等方面多角度的分析了禅趣禅意对东坡诗歌的影响。〔67〕

还有一批论文专论苏轼的禅意诗、禅理诗、和陶诗。肖占鹏和刘伟认为苏轼禅意诗具有如下美学内涵：心外无物的色空思想、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随缘自适的生存智慧。〔68〕此外，他们还从悟得生命真谛、从容应对挫折和微笑拥抱人生三个方面阐释苏轼禅意诗的当代价值。〔69〕李向明从“以禅入诗，借诗遣怀”、“以诗说禅，空观自省”、“诗禅融通，随缘自适”等三个方面对苏轼禅理诗进行了简要分析。〔70〕程磊则从“圆融无碍，融通出处”、“无念无住，随缘任运”、“即心是道，立地超越”三个方面分析苏轼和陶诗的禅悟体验，展现其经禅理浸润后的基本风貌。〔71〕

另一方面，佛典与苏轼诗歌研究成为此时期的重大特色。早在1992年，刘石就撰文指出，苏轼诗文的佛禅用典， 前人虽已作了不少工作， 但仍需进一步加强。〔72〕进入21世纪，刘石的这一呼吁得到学界的响应。

周裕锴在论著中一再强调宋人通过阅读经典领悟佛禅的路径。通过探讨宋代士大夫接受和传释佛教经典教义的状况、梳理佛教观想方式对其审美眼光的影响，周裕锴认为宋代士大夫读经参禅的经验影响到了元明清学佛士大夫对文学和生活的审美认识。〔73〕他提出宋人参禅，一般由研读佛经入手，以禅家心印之证为终，将外在的宗教形式衍化为内在的心灵自觉。〔74〕他将这一理念贯彻于《法眼与诗心》一书中。如在讨论六根互用与宋代文人生活、审美及文学表现时，他紧扣《楞严经》中“由是六根互相为用”的说法，以苏轼、黄庭坚、惠洪等人为代表，探讨他们追求六根通透、一心湛然无染的境界。〔75〕萧丽华《从王维到苏轼――诗歌与禅学交会的黄金时代》一书收录其先后撰写的《东坡诗论中的禅喻》《佛经偈颂对东坡诗的影响》《东坡诗中的般若譬喻》《从庄禅合流的角度看东坡诗中的舟床意象》等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涉及东坡的诗论、东坡的文字禅观、东坡得自于佛经的各色意象等，主要是为了解析东坡诗中的禅境与诗笔而作，萧丽华将之通称为东坡诗禅。这批论文均能将苏轼佛禅诗歌、诗论与佛典进行比勘，一一揭示其佛典来源，从而为正确解读苏轼与佛禅的内在关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76〕梁银林亦采用了同样的研究策略，如他曾论述苏轼不同时期诗作与《维摩经》的关系，并对其采摄佛经语汇、点化佛学义理为诗进行探讨。〔77〕通过一系列的研究，他提出：在苏轼的经典阅读和文学创作进程中，宗教与文学这两种异质的文化不断地相互交合渗透，其中又以那些富于文学色彩、形象化特征明显的佛经内容被采摄入诗最为突出。〔78〕张海沙的专著《佛教五经与唐宋诗学》专门探讨《维摩诘经》《金刚经》《法华经》《楞严经》《心经》与唐宋诗学的内在关联，也是深刻认识到经典阅读对文学创作和诗学理论的重要性。〔79〕

除了以上几位者，还有不少论文探讨佛典与苏轼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许外芳和廖向东勾稽《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大般涅经》《楞严经》等佛经的相关记载，证明以乐器与乐声的关系说明诸法缘起之理在佛经中是一类使用较为频繁的譬喻，并分析了《琴诗》所蕴含的佛理，认为它反映出大苏幽默谐谑的生活情趣以及才思敏捷、骋才好辩的性格。〔80〕李最欣指出，苏轼一生喜好佛禅， 对大乘经典接触尤多， 此种佛典譬喻遂成为其文学创作时左抽右取、融裁点化的资源，其名作《日喻》便是改造《阿含经》卷七、《大般涅经》卷二十五、卷十四中的譬喻而成。〔81〕

四、苏轼佛禅文W创作与宋代文学风貌研究

在对苏轼学佛因缘和文学创作展开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不少学者开始从宗教文学的角度思考苏轼文学创作和宋代文学风貌的内在联系。这方面有两个关注焦点，一是宋人的文字禅如何影响到宋代的文学风貌，二是佛禅的宗教思维如何影响到宋代的文学风貌。在这个研究领域，周裕锴和萧丽华的研究最具理论自觉意识，研究结论也最具经典性。

许多学者均强调苏轼在文字禅方面的倡导地位，并进而认为这种文字禅创作风潮对于宋诗主议论尚理趣的诗风有重要影响。早在1978年，台湾学者杜松柏就指出，“主张以参禅而学诗，最初举用，似以东坡最早。”〔82〕周裕锴亦认为，苏轼在文字禅的倡导上居功厥伟：先有苏轼“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后有黄庭坚“远公香火社，遗民文字禅”，其后才有惠洪《石门文字禅》，“以临高眺远未忘情之诗为文字禅”。〔83〕其专著《文字禅与宋代诗学》集中讨论佛教“文字禅”与“以文字为诗”之间的关系， 以苏轼为重点，对相应的宋诗艺术方法与成就进行了深入阐发。如他认为，佛教禅宗观照世界的独特方式对北宋后期诗人观察认识世界的审美眼光颇有启发，“万法平等”“周遍含容”“如幻三昧”“转物”“六根互用”等观念影响了北宋后期诗人观察认识世界的审美眼光和审美观念。〔84〕

萧丽华的系列论文亦旨在通过分析苏轼与佛禅的关系来揭示唐诗主情韵、宋诗主议论的文化渊源。她认为，分析东坡诗歌的庄禅意象，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观察出东坡诗如何交融庄禅，在作品中创造出高度的人生反思完成宋诗的理趣；一方面也能欣赏到东坡诗新颖、奇警、深刻、丰富的多样象征。并推出如下结论：东坡诗之所以能出唐人之右，雄放千古，继欧阳修革新北宋诗坛，完成宋诗典型，主要得力于三教融合之学养。〔85〕如她分析佛经偈颂对苏轼诗歌的影响以及东坡偈诗的形式与内涵，认为东坡偈诗以人生玄思为旨，文辞博喻奔放，充分显出机趣与理趣，反映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之风貌。除了结合苏轼具体作品揭示宋诗的尚理、主议论的特质外，萧丽华还从诗论的角度来揭示这一特征。她的《东坡诗论中的禅喻》先从北宋反佛、道儒释融摄起论，次将苏轼全集中诗论文字分次条析，最后以苏轼门下以及北宋诸子以禅喻诗诸论为承应，期使苏轼禅喻诗论在宋代诗禅合辙、儒佛融会的意义上得到彰显。〔86〕她从创作论和批评论的角度对苏轼以禅喻诗的若干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苏轼开启了融儒入佛、以文字为佛事的道路。她将苏轼诗论与惠洪《天厨禁脔》《冷斋夜话》《石门文字禅》有关诗论进行比对，认为文字禅的产生远因自唐代诗僧的努力，近因自宋代禅门文字走向，而诗禅交涉成就最深最大者应为苏轼，惠洪继承苏轼文字禅诗观，成就妙观逸想之游戏三昧，体现了文字禅之内涵及其在北宋发展之轨迹。

台湾宋代文学研究专家张高评教授认为会通化成是宋型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他对苏轼、黄庭坚等佛禅文学的研究也颇具特色。他指出，宋代不同学科间互动会通频繁，禅学对文学之影响、诗思受禅思之濡染，特其一而已；宋代士人禅悦成风，禅思亦多会通诗思，表现有四：呵佛骂祖与破体出位、绕路说禅与不犯正位、参禅悟入与活法透脱、自性自度与自得自到。东坡一生得失荣辱多现于诗，往往以《金刚经》“如是观”安顿生命，超脱自在；以《六祖坛经》“无住为本”追求随缘自由，出入于法度豪放之间，斟酌乎有法无法之际；东坡娴熟《华严经》，以诗融禅，于是理事圆融，事事无碍；其诗风之巧便尖新，开示捷法，实得云门宗风之启发。在他看来，宋诗大家苏轼、黄庭坚“以禅为诗”之诗风如此，对宋诗特色自有推助之功，于是宋诗相较于唐诗，遂有殊异之风格。〔87〕另外，他还在这一理论视野下综考北宋苏轼、黄庭坚之咏竹诗篇及墨竹题咏，认为苏轼对于绘画之诠释，往往赋予佛学之理解，其所作题画诗与书画题跋可见画与禅之融通。〔88〕这也是在论述佛禅对宋诗特色的熔铸。

近些年来，上述研究风潮得到不少中青年学者的响应。梁银林指出，宋人以才学为诗与宋代佛教转向世俗化、文士热衷习佛参禅有莫大关系。苏轼驱遣佛禅事典入诗，既反映了宗教对文学新变的助推之功，也体现了文学对宗教传播的推广之效。〔89〕张培锋对苏轼等宋代士大夫与佛禅关系进行研究后指出，“士大夫佛学提倡的是一种理性的、宽容的快乐哲学，既不主张禁欲，也不主张。它对宋代儒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促进了道教内丹术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尊生观念，其本质是对现世人生可贵性和人生责任感的肯定。佛禅思想的影响，使得宋代士大夫对人生采取更超脱更达观更冷静的态度，把世态的炎凉冷暖、人生的荣辱沉浮看得淡薄通透，多能在生活中保持乐观旷达的态度；宋代文学因此普遍呈现出一种快乐爽朗的格调，善于将人生的苦难转化成审美的心境和情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因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90〕张煜认为元v诗学所受佛禅影响，实不专在诗境，而多为诗法之层面，因此以苏诗与江西诗学的迎拒为切入点，对东坡诗法与佛禅的关系加以考察，以便清楚地呈现荆公体到东坡体再到山谷体的北宋中晚期诗坛风气的演化过程。〔91〕他指出，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在东坡诗中已经出现，论江西诗派必溯源苏轼；苏轼的翻案、以文为诗、破体、乃至活法、诗眼、从创作到理论，与江西诗派所呈现的种种相似联系，与他们同受佛禅影响有关。

五、小结

本文从苏轼的佛禅因缘、学佛特征、佛禅与苏轼文学创作、苏轼佛禅文学创作与宋代文学风貌四个层面综述百年来苏轼与佛禅的研究论著，发现学者们从通论、泛论走向细部论证，揭示了佛禅对士大夫生命意识、文学创作乃至一代文风的影响。这其中，周裕锴、萧丽华的研究具有典范意义，以他们为代表的学者凸显了经典阅读对于安顿士大夫心灵、形塑士大夫创作思维的重要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确认，经典阅读是宗教实践的重要环节，从宗教实践的角度来探究宗教文学创作是最为妥当的一种研究模型；由此我们可以确认，居士学佛迥然有别于僧尼学佛，居士禅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活禅，主要用于安顿心灵，具有强烈的实用理性特征，其文学呈现也就迥然有别于高僧的文学创作。由此我们还可以确认，这种宗教上的实用理性导致士大夫对儒道释兼收并蓄，我们探讨士大夫此类创作时要有融通的视野。对于百年苏轼与佛禅研究来说，尽管佛教文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苏轼创作中的庄禅合流，但这种融通视野还是做得不够，因为苏轼还进行了大量的道教实践，撰写了大量与道教有关的文学作品。研究宗教与苏轼乃至古代士大夫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应该在儒道释融通的视野下加以展开，这要求研究者具备儒道释三方面的知识和理论素养。

〔⒖嘉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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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其二，具有浓重的封建说教色彩。宋代儒家诗教共性之一就是重道轻文，重视文章所承载、表达的思想内容。既然“道”的内涵直指封建的伦理纲常，那么宋代儒家诗教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具有浓重的说教色彩。石介认为，诗赋、碑颂等各类文章，“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把教化仁义、礼乐刑政看作“文”之根本，只要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文学作品都是他批判、攻击的对象，所以他说“今之为文，其主者不过句读妍巧，对偶得当而已；极美者不过事实繁多，声律调谐而已。雕锼篆刻伤其本，浮华缘饰丧其真，于教化仁义礼乐刑政，则缺然无仿佛者。”(《上赵先生书》)邵雍在《观诗吟》中说“无《雅》岂明王教化，有《风》方识国兴衰”，明确地提出自己评诗论文的教化视角；在《诗史吟》认为诗的功能是“可以移风俗，可以厚人伦，可以美教化，可以和亲疏，可以正夫妇，可以明君臣”，是典型的儒家诗教观的体现。周敦颐在《周子通书》中说：“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成若，乃作乐以宣时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虽然评论的是音乐，但体现了周敦颐的文论观，作文应宣扬封建的三纲礼法，以教化百姓，使天下太平。二程更是把文章教化的作用推向极致，他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词赋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学以取科第，积日累久，至于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岂尝知之？”（《二程集》）朱熹时代社会风气极其推崇苏文“孝宗最重大苏之文，御制序赞，太学翕然诵读，所谓‘人传元之学, 家有眉山之书，盖纪实也’。 ”（《宋诗话全编》）朱熹虽然很喜欢苏轼诗文，但由于苏轼出入百家，道其所道，并非一尊儒术，所以他大加贬斥苏学“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教”。（《答汪尚书》）此时朱熹在批判苏轼时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惟一的价值尺度，却绝口不提苏轼“文辞伟丽”的好处，可见注重封建的伦理道德的说教在朱熹思想中乃至整个理学体系所居的中心位置。

篇7

文学美学如同绘画美学、书法美学、园林美学……一样，是门类（部门）美学的一个分支，属于文艺美学的总范畴。这个讲座为便于集中说明问题，就以中国的文学美学为谈论的对象。文学理论教程总要说到文学的三大属性和功能：认识、教育、审美；但在实际运用中谈论审美却相对弱化。首先有了审美性，才有了文学的存在。文学是由作为主体的作家用审美视野观照和审美手段书写出来的。就中国美学史而言，六朝时代，文学走向自觉的主要标志就是审美性。把文学中繁复的审美资源和丰厚的审美表述抽绎、提炼出来，系统化，整合化，就产生了一个独立的文艺美学的门类——文学美学。文学美学形成的基本因素主要是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其他艺术门类的影响等，现分述于下。

社会历史。文学美学具有审美实践性质，社会历史因素从多种管道影响文学主体的审美活动，铸造出特定的文学审美形态和精神。例如六朝，“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资治通鉴•梁纪十九》），“江南之为国盛矣”（《宋书•沈昙庆传》）。由于长期没有动乱和战争，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在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江南草长，莺歌燕舞，可以吟唱；吴娃越女，歌舞婆娑，足能怡情。渡江之初悲歌慷慨的意志被香风暖气所软化，逐渐沉醉于山水流连、诗酒风流之中，“务在贪污，争饰罗绮”（《通典•扬州风俗》）。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六朝文学界就出现了金粉美学、绮丽美学。社会历史因素变动的最激烈形式是战争，特别是民族战争。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三大民族战争：一是西晋末年，二是两宋，三是明末。这类战争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社会心态，进一步影响审美心态，从而在审美格调上体现出来，一般的表现形态是悲慨愤郁。例如宋与金、与蒙古的战争，出现了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宗室南渡，以及蒙元入侵，最终赵宋王朝覆没。历史巨变带来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产生了陆游、辛弃疾等一批爱国主义诗人、词人。南宋残山剩水的绘画形象，“夏半边”“马一角”的绘画布局，都饱含痛失半壁江山的悲愤情绪。“国家不幸诗家幸”，国家的灾难给诗人们提供了更广更深的表现空间。明末清初的江苏昆山诗人归庄在《〈吴余常诗稿〉序》中不满于历代“诗穷而后工”的传统诗美学思想，认为那是局限于私人写作的“小不幸”，而国破家亡才是“大不幸”，诗人应当抒发这种“大不幸”情绪，从而形成了这一文学审美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化。在社会历史因素影响文学美学方面，还有崇文风气，例如魏晋六朝；科举取士制度，例如唐代；社交社团活动，例如建安时期的邺下文人集团、西晋的金谷诗会、东晋的兰亭禊会等；文学教育，例如六朝。有公立教育，设文学馆、文学官；私家教育具有浓厚的家族文化色彩，有独特的教育方式和鲜明的文化传承目的。对此，《世说新语》有许多记载。家族文学教育中最典型的是“乌衣之游”，即指都城建康乌衣巷谢氏家族寓文学教育于游赏活动，在当时影响很大。

思想文化。文化是孕育文学美学的总体语境，例如宋代。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鼎盛时期，是学习型社会。《续资治通鉴》有宋太祖赵匡胤劝宰相赵普读书的两处记载（苏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第五课有《赵普》一文）。宋代诗人晁冲之的《夜行》诗有句“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宋代整个文化知识水平得到全面提高，人的审美素质全面发展，兼备数艺、数技，例如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的范仲淹，既是诗人、词人、散文家，还是音乐美学家。文化语境和美学整合便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文化现象，如玄学美学、佛学美学、理学美学。玄学美学。《颜氏家训•勉学》：“《庄》《老》《周易》，总谓三玄。”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籍，故称之为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的玄学文化影响并形成了独特的玄学美学。在文学创作实践上，“以玄对山水”，产生了玄言诗文，例如大型组诗“兰亭诗”和王羲之著名的《〈兰亭集〉序》。在文学美学理论上，出现了少有的繁荣景象，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书的文学传论等具有专门化性质的文学美学论著、论文，就是在玄学文化语境中产生的。佛学美学。佛教东渐，到了唐代进入辉煌时期。王昌龄《诗格》提出诗学“三境”说：“物境”“情境”“意境”。“境界”是佛学文化与美学整合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审美范畴，对中国文学美学史影响极大，一直到近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还加以运用和进行新的阐释。理学美学。宋代是理学形成期，以儒学为主干，加以新的阐解，借用佛学中有助于建立心理学的思想材料，建构成精致、周密的思想体系。在文学创作实践上，唐代以情胜，宋代则以理胜，产生了一批理趣诗、哲理诗；在文学美学理论上，主张重神似轻形似，以物观物，以心为理，产生心学等。艺术门类。在美学史的发展中，门类美学逐渐各自独立，分类明确，然而内部却互相沟通。我们先说说绘画、音乐和文学的联系。绘画和诗歌。诗画相合，是中国文艺美学的最重要命题。北宋张舜民《跋〈百之诗画〉》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把诗与画的基本特性联系起来。苏轼用唐代诗人王维为例，说明道：“味摩诘（王维）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从此“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为完整的文艺美学命题。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进一步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这就把诗画相联系的总体特征上升到本体的同一性来认识。音乐和文学。中国的诗、歌、舞都是音乐的派生物，六朝时的“永明体”就是用音乐的声律对诗歌的音韵加以规范，从而开启了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唐人薛用弱《集异记》所记著名的“旗亭画壁”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唐诗和音乐的关系。清代王士祯在《〈唐人万首绝句选〉序》中甚至认为：“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诗律的规范化、定型化，为唐诗的音乐美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于是，唐代出现了一批写音乐的名诗，例如李贺的《李凭箜篌引》、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常建的《江上琴兴》、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等。其他门类，诸如舞蹈、建筑、书法等艺术对文学美学也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中国教育传统是综合性教育、素质教育，所谓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即指此。于是，审美创作上文学、艺术之间便互相贯通，文学受到艺术的影响也就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了。

作者:吴功正 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篇8

既读词，就要选择好的词集来读。读什么词集为好？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的经验是：初当读选本，以博其趣；继乃读专集，以精其诣。然而，古今词选，汗牛充栋，哪种词集最适合阅读？这要看哪种选本符合阅读需求。要成为赏词、讲词、作词的行家里手，读词，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弄懂字句的含义、典故的来历、内容的要点，更要了解词人立意构思的巧妙、篇章结构的精密、表现技巧的高超。而唐圭璋先生的《唐宋词简释》能满足这种阅读要求。

《唐宋词简释》选目精当。唐先生曾编纂《全宋词》《全金元词》，集宋金元三代词作之大成。在饱读二万余首唐宋词的基础上，披沙拣金，选唐五代词五十六首、宋词一百七十六首，荟萃精华，兼收众美。藉此一书，即可了解唐宋词史上不同风格流派的名篇佳什。

《唐宋词简释》解析精辟。与一般注释音义、阐明词意的选本不同，此书专讲词的章法结构、表现技巧。唐先生不仅精于词学研究，也长于词的创作。他早年曾覃思精研词的创作技巧，写有长篇论文《论词之作法》，论述词的字法、句法、章法，对足以传神的虚字、妙在含蓄的代字、善于描摹的叠字、关乎音响的去声字和单句、对句、叠句、领句等句法以及设想句、层深句、翻案句、呼应句、透过句、拟人句的艺术效果，结合实例，做了精到的分析。既有丰富的词作经验，又深入钻研词法词艺，故《唐宋词简释》分析词的章法结构和表现技巧就驾轻就熟、切中肯綮。读罢此书，即可明了词中直起句、开合句、重叠句、问答句、转折句、层深句等句法之奥妙，词人叙事、绘景、言情、写人之种种技巧，词作上浓下淡、上盛下衰、上闻下见、上昼下夜、上景下情、上实下虚、上昔下今等章法结构。词的审美层次、词的艺术奥秘，一经唐先生揭示，都豁然明朗。

篇9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6-0148-02

中国古代人物画的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五代以前的人物画皆以“成教化，助人伦”为目的，画家大都绘制历代帝王名臣像、臣僚雅集图、圣贤佳士画像、道释画，使百姓在瞻观这些图像时常生敬仰之心，从而达到教化之功。到宋代的人物画时，绘画主题与题材范围上开始有所突破。虽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评价道：“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但宋代人物画在表现形式和技法的创新以及人物精神状态、思想情绪等细节的捕捉方面，还是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时代特点。

宋人物画大致分三个阶段：前期的人物画依然继承唐、五代的风格，以吴道子为尚；北宋后期与南宋前期这段时间为中期，人物画开始全面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生活，这段时期也是整个宋代艺术繁荣创新期。首当其冲的是画家李公麟，他将原来做为样稿的“白画”发展成独立的“白描”艺术形式，并洋溢着文人的雅致情调；其次出现了表现老百姓市井生活的风俗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风俗画杰作，另外画家李唐、苏汉臣、萧照、李嵩、陈居中也是宋代绘制风俗画或历史故事画的名家；宋后期的人物画开始盛行文人墨戏与禅画，南宋画家梁楷开创了水墨写意的减笔人物画影响深远，至今为人所称赞。宋代人物画的风格多样在前朝是难以见到的，这种艺术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有着直接的联系。如不首先考察这些绘画背后的传统，根本就无从谈起艺术研究。

一、宋代兴起的“理学”思潮对人物画的影响

“理学”是宋代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它的本质是不同于先秦儒学和汉代儒学特点的新儒学。它吸收了佛、道的方法后形成自己的思辨特征，引用普遍皆宜的道理或讲求经义、探求名理的学问来注释经典， 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宋代院体绘画中所强调的“格物”精神就是受到了理学思想的影响，画家被要求具有精深的写实能力，通过对物象进行细致生动的描绘，极力表现出物象真实的自然形态。这种绘画实践所产生的写实性风格贯穿了整个宋代，成为宋代画坛的主旋律，形成鲜明的民族特点。

宋学在构建心性论时提出修为方法，“主静”说由周敦颐首倡，他在《太极图说》云：“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立人极焉。”这种修养方式与道家提倡的“致虚极，守静笃”、“心斋”、“坐忘”，禅宗“性空说”相似。此“静”追求虚空境界时心与外物合一。到了程朱学派则将把“主静”说纳入到“主敬”说的轨道，朱熹认为“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不用解说，只整齐严肃便是。”收敛身心与整齐严肃即是敬，这种修为方式催生出一种平淡恬静的审美观。它从内心的反视、内省、调息与自控，形成宋人含而不露、克制自持、温文儒雅、谨小慎微的心境；在追求琴棋书画、弦歌诗礼的生活中调息养气、宁静自适。这种平淡、细腻审美观给宋代绘画产生很大影响，使宋代绘画注意日常生活题材，追求萧散淡远、恬适平淡的上品境界，甚至构图上也讲求温柔敦厚，弱化情节和惨烈场面等与此有关。

二、统治者推行的“右文”政策对人物画的影响

三国时曹丕以帝王身份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文学提到治国的高度，确立了文学在士人中的地位。儒学是身份、地位、学养的符号象征。从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始，宋代就特别重视“文治”天下的重要性。朝廷不仅礼遇文人士夫，也重用文人。通过科举制度改革让庶族出身的文人有机会参与国家的政治中来，使文人阶层的数量和实力庞大起来。宋代文化氛围高涨，人们一旦丰衣足食便要令子弟去读书应考，社会的文化素质普遍获得提高。

画工地位自古低下，他们所为的绘画被儒家视作“雕虫小技”，历史上有名的画家阎立本、李成等都以画师为耻。而宋代“右文”政策为艺术向多极发展提供了优良环境，北宋翰林图画院在徽宗时期设立了“画学”，以画学为科考内容来提高画工的人文素养和创新精神。作为代表官方话语和价值取向的《宣和画谱》对那些以儒学、文学起家的画家很重视，显示了宋代以儒或文为贵的时代氛围。为了其儒学或文学身份受到重视，或者获得一个身份和地位，职业画师主动学习儒家经典。《宋史》记载：“画学之业，日佛道，日人物，日山水，日鸟兽，日花竹，日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书篆字，著音训，余书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仍分士流、杂流、别其齐以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行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三舍试补、升降以及推恩如前法。惟杂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职以下三等。”读经和三舍法对画家的修养起很大作用，这与理学的自由、独立思想和讲求人格修养殊途同归，而且启发了绘画观念，即绘画也可以作为进德修业的方式，同时也丰富了理学人格修养的方式，即不但诗文可提高人格修养，绘画也不失一种途径，从而使绘画摆脱宋前的单纯“成教化，助人伦”的功利目的，而可成为自由表达创新思想的载体。

三、文人士大夫的艺术主张对人物画的影响

晁补之的诗《试院求李唐臣画》有云：“韦侯直干不应难，杜陵东绢那能借。”在这晁补之以韦偃和杜甫之间的交往，隐喻自己同李唐之间的关系。文人与画家保持交往，甚至对某一画家进行评论，以这样一种方式传达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观念。北宋苏轼提出“士人画”、郭若虚的“绘画悦人功能”这些艺术主张对画家的绘画思想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当画家们受到士大夫文化的影响，宋代绘画就形成了与前代有明显风格差异的艺术风格。

首先在绘画题材的选择上，与士大夫口味相应的山水、花鸟画的比重大大增加；其次技法上有了新的拓展，唐宋前所追求的华丽、缤纷的彩色取胜转向抽象的黑白灰色的水墨，昭示清幽、虚玄、简淡、素朴的情感诉求和人生体悟。宋代绘画理论家还以雅、俗为标签将画工从事的布色视为低俗，将文人分担的笔墨线描视为雅趣，从而逐渐将彩绘下放到民间。如李公麟的白描人物画就呈现出奇巧婉约的小趣味，注重向内沉潜、表现内敛之力，体现了宋代人物画的审美风尚。

宋人董迪说：“今画者信妙矣，方其晕形布色，求物比之，似而效之，序以成者，皆人力之后先也。岂能以合自然者哉？”也就是说晕形布色，比物求似是人工而非自然，因而为高格的文人所不齿。黄休复曾云：“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与规矩中度、精工典丽的彩绘不同，逸格的绘画不同之处在于以简笔塑造的形象符合自然；最后在绘画的意境上表现对士大夫的审美趣味的开掘、深化。例如南宋时期梁楷的酣畅淋漓、潇洒自如的大写意画风，正是文人画风格体系展现。

四、宋代的市井文化对人物画的影响

在宋代比较发达的城市里集中了无数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从而形成了一个广大的市民阶层。为了迎合小农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市民阶层的快速增长，出现了反映农村和市民生活趣味的文化艺术形式，如小说、诗歌、戏曲、杂耍等，而绘画也出现了反映广泛社会生活及群众兴趣爱好的风俗画。

人物画发展到北宋中后期，画家们将关注点转移到世俗生活和历史、现实人物中去了，产生了《纺车图》、《清明上河图》等流传至今的旷世之作。这些作品真正关心现实人的生活，如《纺车图》画中描绘了两名正在纺线的妇女，左侧的老妇双手牵线，右侧的妇女怀抱婴儿，摇着纺车，身后是一个自顾玩耍的儿童。老抠弯曲着腰背和眼光呆滞、皱纹深深的脸，无言地诉说着生活的辛酸；不停地摇动纺车，同时还给襁褓中的婴儿喂奶。从她硬挺腰杆而小腿用力抵地的姿势看，已经不堪重负，只有无知的顽童和小犬还不懂人世艰难。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苏汉臣的《货郎图》，马远的《踏歌图》等，都从多方面来再现了社会中低阶层的生活。这些作品生动地再现了社会生活中复杂的现状及劳动人民与自然英勇搏斗、辛勤劳作的场景。

总之、一个时代的绘画观念与当时的文化思潮息息相关，宋代绘画观念是宋代文化渗透的结果。宋代绘画的道艺一体、以道驭艺的观念已积淀成为承载民族精神的中国绘画的艺术特性。

参考文献：

[1]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顾平.宋代文化思潮对宋代绘画艺术的影响[N].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4.

篇10

“诗文评”学科的诞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的撰写人主要是清代中期大学者纪晓岚)“诗文评”类小叙说到：“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颁《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矫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_这段文字中有一句特别要紧的话须引起大家的注意：“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所谓“论文之说”，就是评论诗文的学问或学科；而“论文之说出焉”即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断定在这一时期(“建安黄初”)这门学问或学科正式诞生了。这篇小叙大体描述了评文说诗一些标志性论著和它们所代表的这门学问或学科(所谓“论文之说”)的主要内容及其诞生、成长、走向繁荣的过程，言简意赅，语不虚发，脉络分明。它也可以被视为这门学问或学科最早的一部简史。我们不能不佩服《提要》作者的学识和目光。但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小叙这段话也有不足之处，即关于这门学问或学科如何从其他学问或学科中“分离”和“独立”出来的脚步，它并没有给予特别清晰地说明，只是笼统说“《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今天，我们可以比较仔细地考察这门学问或学科从起步、发展到成熟和繁荣的历程。

断定评论诗文的学问或学科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诞生(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论文之说出焉”)，是有坚实的历史根据和逻辑根据的：第一，已经出现那么多评文说诗的专门著作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完全可以作为“论文之说”这门特殊学问和学科成立的史实基础；第二，上述各种著作论说诗文的根源、体裁、风格、创作、鉴赏等种种问题，详细而深入，说明这门学问(或学科)既有自己明确的论述对象又有自己特定的论述内容，并且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度，取得重要成就；第三，上述各种著作有一整套自己把握对象的特定术语(范畴、概念)和相对固定的语码系统。以上各点，完全可以作为它成为独立学科的主要标志。但是，直到唐和五代，它的学科地位却没有得到历史的相应承认——所谓“《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从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角度加以解读，是说至少在唐朝甚至五代，评论诗文的这门学问的独立性，尚未得到历史的普遍认可；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它只是一种“附庸”而已。之所以如此，原因包括社会历史的和学科自身的(容以后在专门讨论“诗文评”史时再详考察)，当然会有许多，现在只略提其中之一点：也许是由于当时人们“学科”意识和认识上的局限所致。而这种不受关注不被重视不被倡导的“附庸”地位，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门学问或学科的发展，这或许是唐代文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至少与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昌盛繁荣局面不相匹配不甚协调)的原因之一。

唐朝和五代之后，评论诗文的著作在目录学和分类学上的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即它们作为一个独立类别逐渐得到认可——宋代的《崇文总目》列出“文史”类、《通志艺文略》列出“文史”和“诗评”两小类，真正把它们“别立此门”。这种“目录学”和“分类学”上的变化，其实反映了“学科”意识和认识上的变化：所谓“别立此门”，从“学科”意义上看，即它作为评论诗文的一种特殊学问和专门学科得到学界确认，人们承认了它的独立地位。一门学问或学科的独立性和“合法性”被确认，也就意味着它在社会上被重视甚至被提倡，因而也就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历史事实也证明，古代文论在宋代获得了重大发展——两宋是我国古代文论空前繁荣的时期，是魏晋之后的又一个高峰；虽然当时它还没有确立一个恰切的学科称谓，但是离这一刻已经不远了，这个学科的名称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

果然，至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终于在目录学和分类学上给它一个“诗文评”的类别称呼；而从学科发展史的意义上说，也就意味着获得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学科名称，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历史事实上看，明代“诗文评”在各个方面都获得巨大发展，且有新的创造和突破。

而到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诗文评”在目录学和分类学上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类别，而从学科和整个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说，也即表明它作为一门特殊学问和独立学科的名称得到文化界、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认可。至此，“诗文评”这门特殊学问和独立学科，名至实归，名正言顺，“合理合法”地存在于世，并在历史的、文化的、学科自身的各种力量的推波助澜之下，大行其道，走向繁荣，走向它的“集大成”(郭绍虞语)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