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农村金融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2然而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存在很大问题，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组织不完善，无法为农村提供较好的金融服务……从1999年开始，全国上千家农村基金会全部关闭；四大国有银行大规模撤并31000多家地县以下基层机构，目前仍在农村开展业务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寥寥无几；农村的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发放贷款。因此现在农村剩下的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政府干预、管制限制以及历史包袱），整个信用社为“三农”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力同样非常有限。第二、不仅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而且事实上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渠道。例如，近年来全国邮政储蓄机构吸收的存款全部存在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又贷款给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专项用于农副产品的收购，这两块资金几乎相抵。到2002年11月底，全国农村信用社吸收各项存款19469亿元，各项贷款14117亿元，两者差5352亿元，其中有价证券及投资1812亿元，净存放中央银行684亿元，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1152亿元，加上其他一些因素计算，估计从农村流出资金约3000亿元（夏斌，2003）。第三，由于货币管理当局对一切非正规金融持严厉管制的态度，因此民间金融仍然处于初级发育阶段，无法进一步扩展规模和经营网络，从而只能为农村经济和农民提供简单的金融服务，无法充分满足农村经济和农民的融资需求。

1.3总之，缺乏合适有效的金融机构为农村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后者的融资需求构成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也是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2、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农村金融机构的构成

2.1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演化

自1979年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为了配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推动农村经济、金融市场化的发展，农村金融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基本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3.这一阶段的主要改革措施和政策方案主要是恢复和成立新的金融机构，形成农村金融市场组织的多元化和竞争状态。包括①1979年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并改变了传统的运作目标，明确提出大力支持农村商品经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②随着体制的瓦解，农村信用合作社也重新恢复了名义上的合作金融组织地位。农村信用合作社也不是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但它接受中国农业银行的管理；③放开了对民间信用的管制，允许民间自由借贷，允许成立民间合作金融组织，例如80年代末首先在四川省成立的农村信用合作基金会。同时允许成立的还有一些农业企业的财务公司，企业集资异常活跃；④允许多种融资方式并存，包括了存款、贷款、债券、股票、基金、票据贴现、信托、租赁等多种信用手段。

第二个阶段：1994～1996.在第一阶段改革的基础上，这一阶段的改革更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和思路，提出了要建立一个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及时、有效服务的金融体系的口号。[1]更具体地说，这一农村金融体系包括以工商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主要为农户服务的合作金融机构（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支持整个农业开发和农业技术进步、保证国家农副产品收购以及体现并实施其它国家政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此①于1994年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试图通过该银行的建立将政策性金融业务从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业务中剥离出来；②加快了中国农业银行商业化的步伐，包括全面推行经营目标责任制，对信贷资金进行规模经营，集中管理贷款的审批权限，等等；③继续强调农村信用社商业化改革。根据国务院1994年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计划在1994年基本完成县联社的组建工作，1995年大量组建农村信用合作银行。不过，实际进度大大落后于这一阶段所设计的目标。另外一个重要的政策变化就是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再受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管理，改由县联社负责；对农村信用社的金融监督管理，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承担。

第三个阶段：1997～。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1997年开始的通货紧缩后，在强调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对金融风险的控制也开始受到重视，客观上强化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主要体现在：①开始在国有专业银行中推行贷款责任制；②收缩国有专业银行战线。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以下）机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开始日渐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③打击各种非正规金融活动，对民间金融行为进行压抑。1999年在全国范围内撤消农村信用合作基金会，并对其进行清算（Seesection2.2.2）；④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确定到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上，且进入2003年以来这一政策趋势日益明显且力度不断加大。包括：放宽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的限制、加大国家财政投入以解决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不良资产问题、推动并深化信用合作社改革试点工作等等。2003年11月底8省（市）（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苏）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这标志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SeeBox2.1）。

专栏2.1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最新进展及其主要内容

2003年6月27日中国国务院下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为《方案》）。《方案》提出了试点改革要解决的两大主要问题，以及对农信社改革的四项支持政策。

两大问题：（1）改革农信社产权制度，确定不同的产权形式，以解决“谁出资、谁管理、出了问题谁负责”难题。产权改革的具体组织形式可以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产权组织形式（包括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不搞“一刀切”。具体而言，在经济比较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信用社资产规模较大且已商业化经营的少数地区，可以组建股份制银行机构；在人口相对稠密或粮棉商品基地县（市），可以以县（市）为单位将信用社和县（市）联社各为法人改为统一法人；其他地区，可在完善合作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乡镇信用社、县（市）联社各为法人的体制；采取有效措施，通过降格、合并等手段，加大对高风险信用社兼并和重组的步伐。对少数严重资不抵债、机构设置在城区或城郊、支农服务需求较少的信用社，可考虑按照《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予以撤销。（2）改革农信社管理体制，明确规定由地方政府负责对农信社的管理（包括使农信社贷款投向符合国家政策要求、进行人事管理等），由国家监管机构（主要是银监会）依法实施监管，但在微观经营决策上由农信社自我约束、自担风险。

四项支持政策。包括：（1）对亏损农村信用社因执行国家宏观政策开办保值储蓄而多支付保值贴补息给予补贴。具体办法是，由财政部核定1994年至1997年期间农村信用社实付保值贴补息数额，由国家财政分期予以拨补；（2）从2003年1月1日起至2005年底，对西部地区试点的农村信用社一律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其他地区试点的农村信用社，一律按其应纳税额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从2003年1月1日起，对试点地区所有农村信用社的营业税按3％的税率征收；（3）对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可采取两种方式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以解决农信社不良资产问题：一是由人民银行按照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安排专项再贷款。专项再贷款利率按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减半确定，期限根据试点地区的情况，可分为3年、5年和8年。专项再贷款由省级政府统借统还；二是由人民银行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用于置换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票据期限两年，按适当利率分年付息。这些票据不能流通、转让和抵押，可有条件提前兑付。这两种方式由试点地区和农村信用社选择；*（4）在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实行灵活的利率政策。允许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灵活浮动，贷款利率可在基准贷款利率的1倍至2倍范围内浮动。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利率不上浮，个别风险较大的可小幅上浮（不超过1.2倍），对受灾地区的农户贷款，还可适当下浮。

2003年11月底8省（市）（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苏）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这标志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根据银监会的宣布，为解决农信社不良资产问题的资金投入规模将达到1500亿元。

2.2农村金融机构的组成

经过近20多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迄今为止形成了包括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机构在内的，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导、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系。这一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1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

2.2.1正规金融

可以把受到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的那部分金融组织或者活动称为正规金融组织或活动。中国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于1979年重建，是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也是四大行中分支机构数量最多的一个银行，其分支机构几乎遍布中国所有的乡镇。到2001年底中国农业银行拥有资产25279.90亿元，4.5万家分支机构并雇佣了49万名职工。农业银行重建的初衷是为了支持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但事实上农行的业务基本与农业农户并无直接关系，其贷款的绝大部分都投入了国有农业经营机构（如粮食局和供销社）和乡镇工业企业。和其它国有商业银行一样，从80年代起中国农业银行就一直进行着商业化改革。但在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立之前，中国农业银行的业务兼具商业性和政策性，此后一部分政策性贷款业务，例如主要农副产品收购贷款、扶贫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等政策性贷款被划转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1997年后农行政策性业务剥离速度加快，农行的经营也日益强调以利润为核心。但迄今为止，农行仍然有部分贷款具有政策性贷款的性质（例如对供销社的贷款、一部分扶贫贷款等等），农行的日常经营也无法完全避免地方当局的干预，这是农行资产质量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1994年成立的一家政策性银行，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为实现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相分离的重大措施。农发行的业务也不直接涉及农业农户，它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发行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到2001年末，农发行拥有资产7698.53亿元，2273家分支机构以及近6万名职工。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分支机构最多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遍及几乎所有的乡镇甚至农村，也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唯一一个与农业农户具有直接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向农村和农业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核心力量。2003年6月末农信社农业贷款余额6966亿元，占全部正规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的83.8％，比1996年末增加5483亿元。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村信用合作社都是中国农业银行的农村基层组织，大部分存款必须转存到农业银行，从而信用合作社事实上成为了将农户存款引导到国家所支持的集体农业和乡镇企业的一个主渠道。1996年后农村信用合作社脱离农业银行的领导，而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统一监管。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超过50％的贷款必须投向其成员。另外，超过3000元以上的贷款必须有抵押品保证。1999年农村信用合作社被允许向农户发放消费型贷款，主要用于房屋建造、教育和医疗贷款。迄今为止，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并没有受到限制，可以涉及包括生产、消费以及商业的各个环节，可以向农户、私营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提供贷款。另外，考虑到农村贷款的高风险性质，人民银行允许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利率拥有较其它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农业银行）更灵活的浮动范围，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的1年期贷款利率的浮动上限不能超过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利率50％。到2001年底，农村信用合作社拥有资产16108亿元，35529家地方分支机构以及61.52万名职工。截止到2002年末，我国的农村信用社法人机构为4万家，各项存款1.98万亿人民币，各项贷款1.39万亿人民币，存贷款规模均据全国金融机构第四位。目前农信社是全国法人机构最多、从业人员最多和城乡分布最为广泛的金融机构（关于农信社发展概况，SeeBox2.2.1-1）。

在其它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农村商业银行属于股份制银行，目前只有张家港、常熟和江阴农村商业银行三家。三者成立于2001年底，均由原来的农村信用社改造而成。

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只吸储，再把储蓄资金转存入中央银行，以转存利率与吸储利率差额作为其收益来源，2003年8月后这一资金运行格局有所改变（ForDetails，SeeBox2.2.1-2）。除邮政储蓄之外的上述其他金融机构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管，有资格获得中央银行再贷款。例如，2001－2002年间人民银行就对农村信用社分别新增再贷款312亿元和260亿元。

专栏2.2.1-1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51－1959）：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到1957年底，全国共有农村信用社88368个。这一时期的农村信用社，资本金由农民入股，干部由社员选举，通过信贷活动为社员的生产生活服务，基本保持了合作制的性质。

第二阶段（1959－1979）：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农村信用社曾先后下放给、生产大队管理，后来又交给贫下中农管理，农村信用社基本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

第三阶段（1979－1996）：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提出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在农业银行领导、监督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存贷业务。成立了县级联社。这段时期农村信用社成了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走上了“官办”的道路，贷款大量投放乡镇企业，农民对信用社的经营活动失去监督。

第四阶段（1996－2003）：根据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从该年起农信社改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管，中国农业银行不再对农信社进行领导管理，强调要按合作制重新规范农信社，县以上不再专设农信社经营机构，要加强县联社建设并由其负责农信社业务的管理。但在实践中这些政策很少能够予以落实。

第五阶段（2003－）：为了解决农信社改革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SEESECTION3.1.2），从2003年底开始进行农信社试点改革（SeeBox2.1）。目前改革仍在进行之中。

专栏2.2.1-2中国农村邮政储蓄及改革思路

在目前中国的政策性金融制度下，中央银行用来自邮政储蓄上存资金，以再贷款的方式借给农业发展银行。而且上存利率和再贷款利率是倒挂的，2002年2月后，邮政储蓄存款利率为1.98%，上存利率为4.347%，再贷款综合利率为3.015%.对邮政储蓄支付高额存款利息，已经成为央行沉重的财务包袱。

另外，邮政储蓄的吸储规模不断上升，2000年期末余额为4578亿元，2001年为5912亿元，2002年扶摇直上至7376亿元。邮政储蓄在存款市场的份额在2002年底已达8.48%，成为仅次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第五大吸储大户。这无疑会限制农信社的筹资能力（邮储存款近8000亿元中，约60％来自县以下）。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央行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规定从2003年8月1日起，邮政储蓄新增存款转存人民银行部分，按照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目前为1.89％）计付利息。这样一来，邮政储蓄不仅无法靠存贷利率差获取利息收入，反而会有所倒贴；第二，为了对邮政储蓄自2003年8月起的利息损失有所补偿，央行同时规定自同期起邮政储蓄新增存款可由邮政储蓄机构自主运用于除贷款外的多种业务，例如可以在银行间市场进行债券买卖、与政策性银行进行业务合作，开展部分中间业务、还可依程序申请成为国债、政策性金融债承销团成员。显然，央行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只会进一步加剧农村资金的外流。

目前针对邮政储蓄改革的各种争论中，呼声较高的一种方案是将邮政储蓄业务从邮政系统中独立出来，创立单独的邮政储蓄银行，不做直接面对企业的贷款业务，而将资金批发给其他金融机构获取利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2003，以下称国发方案）。这种方案的确可能会有利于邮政储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毫无疑问，它同样会加剧农村资金的“非农化”。至于创立农村储蓄银行的想法（经济日报2003年10月28日）则更不可行，它不仅不符合中央以农信社改革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思路，而且其最终结果可能是重复并放大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的建议是在“国发方案”的基础上，开放农村民间金融，并干脆直接取消农村邮政储蓄业务。这样做有如下好处，一是由于没有邮政储蓄吸储，农村民间金融的放开不会直接对农信社的资金来源造成大规模的冲击；二是开放农村民间金融既可以形成农村金融的竞争局面，又不致加剧农村资金流向的“非农化”（SeeSection5.2）；三是原“国发方案”中提高邮政储蓄资金使用效益的好处仍然可以得到保留。

2.2.2非（准）正规金融

非（准）正规金融组织或活动包括所有处于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之外发生的金融交易、贷款和存款行为。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初期，非（准）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由于得到了经济管理当局的默许甚至支持，一度非常活跃。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心逐渐转向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商业化，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加大了对非（准）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的管制力度，并终于在1999年解散了农村合作基金会，从而结束了非（准）正规金融的有组织状态。

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合作基金会是80年代中期兴起的准正规金融组织，其经营资本主要依赖于农户的资金注入，其经营活动归农业部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管辖。到1996年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规模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1/9.农村合作基金会对农村经济的融资需求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一项全国性的调查表明农村合作基金会45％的贷款提供给了农户，24％的贷款提供给了乡镇企业。这不仅大大超过了农业银行的相应贷款比例，而且超过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中投入农村经济的比例。由于农村合作基金会不受货币当局的利率管制，因此其贷款利率较农村信用合作社更为灵活，贷款的平均收益也更高（Brandt，Park&Wang2001）。为了消除来自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竞争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所造成的冲击，1997年，当局做出了清理整顿、关闭合并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决定。随后的1998－1999年，包括村级基金会在内的整个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彻底解散并进行了清算。[2]

除农村合作基金会外，非正规金融体系主要由亲友之间的个人借贷行为、个人和企业团体间的直接借款行为、经济服务部、金融服务部、高利贷、各种合会、私人钱庄等组成。经济服务部、金融服务部也是类似于信用合作组织，基本上均被取缔。合会（国外称轮转基金）是各种金融会的统称，通常建立在亲情、乡情等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带有互助合作性质。图1中除了部分小额信贷、不计息的亲友借款和企业团体间借款之外，根据国务院1998年7月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其他金融组织或者活动均属于非法。

3、农村金融改革对农村金融的影响

3.1对正规金融的影响

1979年以来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一直沿着使农村正规金融商业化的目标前进，并在90年代中期后大大加快了商业化改革的速度和步伐。按照当局的设想，商业化改革之后的农村正规金融体系应该更好地发挥支持农村和农业经济的作用，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所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农村正规金融并没有很好地达到政策制订者的预期。

3.1.1对中国农业银行的影响尽管中国农业银行的大部分政策性贷款业务已经划归给了1996年成立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但农行仍然承担了许多政策性贷款业务（见2.2.1），这些贷款的管理均属政策性金融管理范畴，无法免除政府职能部门的干预。农行还必须根据政府的要求发放“救灾”贷款、“安定团结”贷款等带有明显政策性性质的贷款。这些贷款直接影响到农行资产质量。

商业化改革更直接影响到了农行向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积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负面：①农行的业务可以涉及几乎所有经济活动，在现有经济体制下，投资农业的回报相对较低，因此农行的贷款流向具有天然的“非农化倾向”；②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以后，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日渐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1998年至2002年初，包括农行在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撤并3.1万个县及县以下机构，且撤并还在继续。这样一种组织结构明显加大了农行向分散的中小农户以及乡镇企业进行融资的成本，从而进一步打击了农行提供农业贷款的积极性；③虽然农业银行在大多数地区还设有县级机构，但由于贷款权的上收，很多分支机构都是只存不贷，从而加大了农村资金供需矛盾。

3.1.2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影响中国农业银行不断收缩在农村金融领域中的战线以及政府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等准正规金融组织的打击，客观上确立了农信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近乎垄断的地位。1997-2001年，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从10555.8亿元增加到17263亿元，分别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近13%和12％；各项贷款余额从7273.2亿元增加到11971亿元，分别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近10%和11％，其中农业贷款余额从1776.8亿元增加到4417亿元，分别占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的近54%和77％。1997-2000年，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从占金融机构乡镇企业贷款余额的69.5%增加到75.4％（李静，2002：158-170）。

但是，由于以下原因，农信社在满足农村融资需求方面仍然作用有限：①农信社只是名义上的金融“合作”组织，在实际经营中，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官办性质依然存在，从而使其经营经常受到官方的行政干预，没有突出创办时所欲体现的“合作”性质[3]，从而不仅难以履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农业和农民服务的宗旨，而且行政干预下的贷款往往最终成为呆帐、坏账，大大恶化了农信社的资产质量，据央行估计农信社积累的历史坏账达数千亿之多，不良资产率远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多数在50％以上，在某些经济不发达省份甚至高达90％以上。；②由于商业化改革，农信社的经营也更加强调贷款质量和回报，其经营的利润导向越来越明显。由于农业活动的比较收益受到人为压低，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上也无足够激励向农村经济活动提供贷款，表现为真正用于支持农村和农业经济的贷款数量不多。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报告指出，农信社的贷款实际上只覆盖了20％左右的农户（IFAD2002）。许多针对地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案例研究也表明，无论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度城市化地区，还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以及部分东部农业大省，农村信用合作社都表现出“非农化”特征，或“城市化”特征，直接表现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网点设置的城镇机制化趋势、资金流向的城市化和从业人员的城镇居民化（盛勇炜2001）；③农信社所受到的贷款利率和抵押品管制（SeeSection2.2.1）不利于它向规模小且分散的农户、中小农村私营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提供贷款；④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纷纷撤出县域，农村信用社也试点统一法人、县乡两级法人并试点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这必定会加大农信社在向中小农户、中小私营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提供贷款的交易成本；⑤由于农信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处于事实上的垄断地位，缺乏来自外部的良性竞争，因此其改善内部管理、加强金融风险控制的动力不足，这无疑也是农信社资产质量不高、经营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3.1.3对农业发展银行的影响在现行政策性金融体制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际上仅是单纯的粮棉收购贷款银行，业务仅限于支持粮棉流通，根本无法充分发挥支农作用。即使在支持粮棉流通方面，也同样存在突出问题。棉花购销已经市场化，随着粮食购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种植业结构的调整、粮棉购销主体的多元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收购量明显下降，以购销信贷为主的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资产业务也出现规律性明显下降。据农业发展银行统计，2002年，放开粮食购销市场的8个主销区省份，农业发展银行的粮油购销贷款比上年下降56％。而与此同时，一些支持难度远远小于粮食收购资金供应的带有公益性的经济活动如良种繁育、种籽购销等，不能得到政策性信贷的扶持，更得不到商业性信贷（何广文2003）。

由于以上因素的作用，农村正规金融组织无法很好地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1997年以来，农户和乡镇企业贷款困难问题加剧。据统计，全国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占（正规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1997年的6.7％下降到2000年的6.1％、2001年的5.9%.2000年底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99371.07亿元中，农业贷款余额仅占4.92%（何广文等，2002）。农业部对江苏省武进县个体私营企业的调查显示，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有45.1％认为贷款难，年收入500万元以下的有86.5％认为贷款难（《中国经济时报》，2002.8.21）。

3.2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

正是由于正规金融机构收缩农村阵地，农村金融市场中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供给越来越少，农民的信贷需求不得不转而依赖于非（准）正规金融（温铁军，2001）。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研究报告，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信贷机构的四倍。对于农民来说，非（准）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正规金融市场（IFAD，2001，xii）。实地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温铁军等人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共15个省份24个市县的一些村庄进行了个案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了85%（温铁军，2001）。据估计，仅在浙江温州市，地下金融的规模就已达到600亿元人民币之巨（贺军，2002）。

但货币当局对非（准）正规金融的发展一直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维持金融秩序、打击非法融资活动的口号下，一度在农村民间融资中极度活跃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被管理当局勒令撤消和关闭，从而结束了中国民间金融的有组织状态。政府对非（准）正规金融的态度使民间金融要么消亡，要么转入地下金融状态。虽然非（准）正规金融组织远较正规金融灵活（例如相较后者而言，前者可以收取更高的贷款利率），但由于无法组织化和正规化，非（准）正规金融在满足农村融资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终究有限。

4、各方对改革农村金融体制的建议

针对目前中国农村金融的现状，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今后如何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意见，这些意见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进一步界定、分离出中国农业银行中的政策性业务，集中力量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由于农信社是目前农村正规金融中的主力军，因此对农信社的改革构成了今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相应地，绝大部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也集中到如何进一步完善对农信社的改革建议上来。这些建议主要包括：

4.1进一步加大农信社贷款利率浮动的改革力度，实现农信社利率市场化。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将农信社贷款利率浮动试点扩大到更多的市（县）以及更高的行政级别（从乡营业点扩大到县营业点），二是扩大农信社存贷款利率浮动的范围（马晓河，姜长云2003；IFAD2002；；Brandt，Park&Wang2001），以使农信社以更灵活的姿态提供农村金融服务。

4.2全面深化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革，为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提供体制基础。目前有数种备选模式可供选择，（1）原有农村信用社框架内的重组模式：即2000－2001年进行的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组建省联社为标志的江苏模式；（2）股份制模式：即2001年在信用社基础上改组成立的常熟、张家港、江阴三市农村商业银行模式；（3）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即2003年4月在农村信用社基础上改组的浙江鄞州农村合作银行试点模式。考虑到中国各地区农村经济、文化、地理条件千差万别，以上三种模式又各具不同的优点和缺点，因此在模式的具体选择上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因地制宜（人民日报，2003－09－25）。换言之，并不存在一个最优的模式，不能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代替合作制（何广文，金融时报，2003－06－09）。除以上三种已经进行试点的模式外，有专家还建议在调整金融准入政策的基础上，允许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甚至外资银行收购农村信用社，以此带动农信社的体制改革（马晓河，姜长云2003）。

4.3为了更好地推进农信社改革，有必要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解决历史上农村信用社因政策性因素形成的呆坏帐（谢平2001），[4]同时考虑由国家为农信社的农业贷款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

4.4在管理体制上，中央部门监管、省级政府管理、农信社自主经营“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是目前情况下和现有认识水平上的最佳选择（王洪章、刘锡良2003；人民日报，2003－09－25）。

4.5放松对非（准）正规金融的管制，允许农村金融机构的多元化，促进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竞争（林毅夫2003；马晓河、姜长云2003；何广平2003；谢平2001；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2001）。

大部分上述建议在国务院于2003年6月颁布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有关农信社管理体制、产权制度、经营机制和政策扶持等细则中都有所体现（SeeBox2.1）。

5、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5.1《方案》会有多大效果（WillSchemeWorkWellinTheFuture？）

从《方案》公布，选择八个试点省市进行农信社改革以来至今，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历时仅半年，还没有充分的信息以对此次改革的成效进行评判。但有两个信息值得注意，一是截至2003年11月底，全国农村信用社（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已经实现9年来全行业第一次扭亏为盈，共盈利1.48亿元；二是截至2003年底，八个试点省市不约而同地基本将省联社模式作为第一选择。

就第一个信息而言，应该可以判断为这种农信社全系统的扭亏为盈基本属于短期性的政策刺激效应——一项体制性改革不太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立竿见影。同时，农信社盈利并不代表它的“非农化”倾向有所改变，实际上，数据显示同期农信社农业贷款余额仅占贷款总余额的42％。就第二个信息而言，到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此次试点改革的弊端所在：即由上而下的产权改革设计并没有体现出（反而远远背离了）《方案》设计之初所欲体现的“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的原则。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成功的改革案例（例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发展等等），均遵循了“基层发明－上层肯定－试验推广”的“由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模式（或所谓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凡是失败、效果有限或后遗症极大的改革案例，均走了一条“上层设计－试验推广”的“由上而下的”制度创新模式（或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不同改革方案选择的不同效果可归因于改革设计者、参与者和受益者之间对信息的享有程度存在极大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从而导致两种改革模式中不同经济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大相径庭。随着时间的推移，《方案》的实施结果是否会与《方案》设计目的相一致是大可怀疑的。事实上，已经有官方人士和学者对此表示了忧虑（陆磊2004；于宁、何禹欣2003）

最后，农村金融问题实际上是农村各方面问题的综合反应（农村要素市场、农民合法权利无法得到保护等等），很难想象《方案》这样一个纯粹从金融角度出发的政策设计会对农村金融发展起到治本的作用。

5.2新的政策建议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这里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5.2.1创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Settingupmedium&SmallSizefinancialAgencies）

迄今为止，农村经济的基本单位是那些中小规模的农户、私人企业以及乡镇企业，理想的农村金融机构应该是能够为这些农村中小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充分的金融服务。显然，由于相对于大银行而言，中小银行在向小规模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上更具比较优势，因此农村合适的金融结构应该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不过，目前有关农村金融改革尤其是针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各种方案（SeeSection4andBox2.1），客观上都会造成农村金融机构向中大型化发展（何广文、冯兴元和李莉莉2003）。因此，在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进程中，必须注意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挥作用的有效边界。例如一些学者认为，信用合作社的最有效边界就是村落的边界。突破了村落的地缘和血缘边界，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借贷风险也会大幅增加（何广文、冯兴元和李莉莉2003）。另外，小额信贷、民间自发的金融合作，互助会及其他的自发的借贷行为都应该是适合农村现阶段经济基础的金融制度安排。

5.2.2必须提倡充分竞争（FreeCompetitionamongRuralFinancialAgenciesisNecessary）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放松并最终解除对农村非（准）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的歧视和压抑政策，从而使不同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之间出现良性竞争的局面是十分必须的。现有改革方案并没有认识到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的重要性，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才能有效扩大金融服务（包括数量和品种），满足农村融资需求。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在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中，才能有足够的信息比较判断不同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从而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目前在解决农村信用合作社历史坏账的问题中就存在一个道德风险问题，即部分农信社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把正常情况下造成的呆账归结为历史包袱（谢平2001）。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外部市场环境条件下，这一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而放开民间金融，将非（准）正规金融纳入正规金融的轨道，是在农村金融发展中实现充分、自由竞争的最佳制度选择（SeeSection5.1）。另外，只要有合适的配套改革措施，放开民间金融并不一定会对农信社的经营造成很大的冲击（SeeBox2.2.1－2）。

5.3.3解除对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管制（RemovingtheRegulationsonRuralEconomicandSocialLife）

在目前针对农信社改革的各方建议以及最新的政策措施中，一般均通过由国家规定贷款比例的方式来达到农信社贷款支农的目的。这一措施是必要且符合国际惯例的。但过去的历史经验也表明，这种国家硬性规定贷款比例的做法并不能扭转农村金融机构贷款“非农化”趋势。这里有必要指出，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流向的“非农化”是和农村和农业经济的低回报率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回报率一直处于较低状态，资金流向的“非农化”现象就不会消失。反过来，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也会进一步恶化农村和农业经济投资环境。

农村和农业经济目前的困境，从根本上讲是和政府在农村中所推行的一系列不恰当的政策所联系在一期的。迄今为止，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仍然有相当的干预和管制，包括粮食收购和一系列从上而下、并未配备足够资源的赶超指标。这些政策和管制妨碍了农民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调整资源配置，优化生产结构，从而加重了农民的税费负担，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陶然、刘明兴和章奇，2003），从宏观上来看则直接导致了农业比较利益不断下降和恶化。因此，只要政府不放弃这些干预和管制政策，农村和农业经济的收入增长潜力就不会得到提高和释放，从而农村金融机构的“非农化”倾向就不会消失（章奇、刘明兴、Vincent和陶然2004）。

总而言之，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金融机构的“非农”偏好，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深化针对农信社本身的改革，以使农信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杜绝政府参股或干预管理决策；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放弃对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以释放农村和农业经济增长的潜力，从而恢复农村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的信心和动力。5.4.4目前农信社改制的试点模式，并不能有效地防止政府对（改制前后）农信社经营的干预。这不仅是农信社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金融体制所面临的问题。未来的进一步改革，必须将政府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实施金融监管，防止地方政府对农信社具体经营行为的干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邮政储蓄必须与邮政体制联动改革”，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12月1日；

何广文：“对农村政策金融改革的理性思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资料库，2003年8月；

何广文、冯兴元、李莉莉：“农村信用社制度创新模式评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资料库，2003年8月；

贺军：“民间金融的大机遇”，载《新证券》，2002年9月23日。

李静：“农村金融发展情况”，载《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8-170页。

林毅夫：“金融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C2003026；

陆磊：“农信社改革模式需要改革”，《财经》2004年1月27日；

马晓河、姜长云：“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3年12月08日。

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农村金融与信贷政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

盛勇炜：《城市性还是农村性：农村信用社的运行特征和改革的理性选择》，《金融研究》2001年第5期；

陶然、刘明兴和章奇：“中国农村税费负担：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3年第一期；

王洪章、刘锡良：“如何将农信社改革推向纵深”，《金融时报》，2003年10月29日。

温铁军：“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研究：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课题主报告”，载中经网50人论坛，2001年6月7日。

夏斌，近期金融热点问题和银监会成立的利与弊，《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1月22日。

谢平：“中国农村信用合作制改革的争论”，《金融研究》2001年第1期；

于宁、何禹欣：“农信社有限改革”，《财经》2003年8月10日。

章奇、刘明兴、VincentYiuPorChen和陶然：“中国金融中介与城乡收入差距”，《中国金融学研究》，2004年第一期（即将出版）；

周其仁，“农民收入是一系列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量文，No.C2001012；

IFAD（April2002）：Double-edgedsword？Efficiencyvs.equityinlendingtothepoor.IFAD‘sthematicstudyonruralfinanceinChina.EvaluationProfile，No.3.34.

IFAD（1.December2001）：RuralFinancialServicesinChina.ThematicStudy.VolumeI–MainReport.ReportNo.1147-CNRev.

Park，Albert，LorenBrandtandJohnGiles，1997，“GivingCreditwhereCreditisDue：theChangingRoleofRuralFinancialInstitutionsinChina”，papersubmittedfortheannualmeetingofthe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heldinChicago，ILduringMarch13-16，unpublished.

Brandt，Loren，AlbertParkandWangSangui.“AreChina‘sFinancialReformsLeavingThePoorBehind？”，paperpresentedattheconferenceonFinancialSectorReforminChina，11-13Sep，2001.

这是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AsianDevelopmentBank）所撰写的分析报告内容之一，非经作者同意，请勿转载。

注释:

[1]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篇2

（一）农村信用社的利率改革试点阶段

1980年，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在全国率先实行部分存贷款浮动利率改革；1987年，温州市被正式确定为全国利率改革试点城市；1990年后，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可以上浮50％；2002年3月份，利率改革在瑞安市和苍南县的131家农村信用社机构网点实施。确定定期存款利率在国家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10%，活期不上浮；2002年6月21日至10月20日，试点社的定期存款利率上浮幅度由10%分别提高到15%和20%，允许活期存款利率浮动，浮动幅度分别为5%和10%；10月，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市所有农村信用社网点，存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为30%；2004年11月，国家宣布停止存款利率上浮试点。

温州的多年利率改革试点结果，首先是提高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资金实力，并有效调动农村居民的参储积极性。其次是对支持“三农”发挥了积极作用。2003年末，温州农村信用社的农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52.19%，农业贷款增幅为217.3%，远高于贷款总额36.31%的增幅。同时创新了支农服务方式。如苍南县农村信用社全面推行农户信用等级评定，通过推广农户小额贷款，创建信用村，评定信用农户，实行农贷优惠利率政策、简化农贷手续、设立农业贷款办贷大厅等措施，进一步方便农户贷款。再次是平抑民间高利借贷活动。据统计，1987年之前，一般中小企业的借款中民间借贷占2/3以上，使得高利（月利率为3－5分）融资的各种“呈会”层出不穷，数额巨大，诱发诈骗性社会融资活动，扰乱经济金融秩序。利率改革后，加强了正式金融对经济的渗透力，扩大信贷辐射面，制约了民间高利贷需求。最后是提高了农村合作机构的经营效益。无论是1990年以前的存贷款利率同时浮动还是此后的贷款利率单方面浮动，利率改革试点都趋向于扩大存贷款利差。特别是在贷款利率双轨制阶段，行社积极向乡镇企业和私营业主发放贷款，利率平均水平相应较高。在农村资金总体上供小于求的宏观环境下，利差扩大显然提高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经营效益。

（二）温州农村金融市场的自发改革阶段

1、“两社一会”的兴起与消亡。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我市开始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准正式小型金融机构，扶持对象主要是“两小”（小型企业，小型个体经营户）。1984年出现了第一家城市信用社（府前信用服务部），1988年出现了第一家金融服务社，前者主要出现在市区或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镇，后者主要分布在靠近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乡镇，但均经金融主管部门审批设立。1992年政府部门审批设立第一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到1999年，全市共有城市信用社50多家，金融服务社56家，民融资金服务部33家，农村合作基金会156家。经营后期，由于金融监管的不到位及政府因素，一些机构缺乏政策规范和约束，违规经营严重，出现了不稳定因素，导致市场经营失败。1999年，政府部门终于下决心予以清理整顿，直至“两社一会”被取消及归并。

2、初期自发的民间金融市场改革，既有积极的一面，也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由于“两社一会”产权性质以私营（名义上是股份制、集体）为主，适应温州农村多元化经济结构、多层次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多类型经济成份并存的需要，不可否认，发展初期对我市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一，有效缓解了当时个体经营户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资金供需矛盾；第二，弥补了当时农村信用社因经营体制因素而导致的局限性。“两社一会”以贷款手续简便、抵押、担保灵活方便，服务态度好的竞争优势，取得了市场效应。第三，以半市场化利率手段进一步拓展了业务，并取得较好的经营效益。由于“两社一会”的贷款利率介于民间借贷与信用社贷款利率之间，这样就把资金运用推向市场。但是，由于“两社一会”从成立之初就显得先天不足，如经营者的素质较低，市场准入的宽松，监管不到位以及市场退出机制的缺乏等等，出现了诸如帐外经营，股东贷款过多等严重违规行为，进而导致市场经营的失败。

（三）国家主导的农村金融深化改革阶段。

这主要是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改革。2003年，我市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一是实行“零资产”启动。即农村信用社在清产核资中，实际资不抵债的，通过政府扶持和资产适度增值的方法，使资等于债；实际资大于债的，通过提高计提风险准备金额度的形式，实现资等于债。二是在管理体制实行“5-5-1”形式。全市11家信用联社中，市郊、龙湾、瓯海、乐清和瑞安5家联社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苍南、平阳、永嘉、文成、泰顺联社实行一级法人，洞头联社实行两级法人。三是央行发行专项票据。全市10家联社共发行专项票据9739万元。简称“花钱买机制”。

通过“花钱买机制”改革，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经营实力得到增强。2007年末，全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平均资本充足率达9.6％，比改革前的2002年末提高了3.6个百分点；存贷款余额分别为472.1亿元和345.3亿元，在全市银行业中市场占有率分别为13.6%和12.5%；实现账面利润9.5亿元，是2002年末的6.3倍；信贷支农力度有所加大，资产质量不断改善。2007年末农户贷款226亿元，是2002年末的8.9倍。不良率1.34％，比2002年末下降4.32个百分点；初步建立了“三会一层”法人治理模式，法人治理结构日益健全，内部管理不断强化，经营机制日趋完善。目前全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9739万元专项票据已经全部兑付完毕，兑付率及速度均名列全省前茅。

二、温州农村金融改革探索带来的几点启示

第一，温州农村存在供给型和需求型两方面的金融抑制。

第二，当前的农村金融改革只是解决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第三，当前条件下仍须重视政策性农村金融制度，建立商业性和政策性并存的农村金融体制。

第四，必须通过利率市场化来实现资金向农村的转移。

第五，“两社一会”的“繁荣”与清理，使我们必须正视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问题。

三、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几点设想

（一）完善农村正式金融组织

1、以政策性金融为依托。

2、以合作性金融为主体。

3、以商业性金融为补充。

4、加快邮政储蓄体制改革。

（二）培育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

1、加速实行利率市场化。

2、大力推进农村投融资改革。

篇3

省政府《关于振兴人参产业的意见》,认真贯彻落实《吉林省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实施方案》，积极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依托，充分发挥信贷拉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对人参产业的信贷投放力度，助推人参产业发展。各金融机构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立足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以提升金融支撑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相关产业转型升级能力为主线，创新金融产品，破解制约金融服务“三农”发展体制机制障碍，积极探索操作性强、复制性广的普惠型农村金融发展之路。截止到2017年5月末，集安市金融机构人参产业贷款余额达29.2亿元，占全市贷款余额的37.5%；2015年以来，全市人参产业新增产值43亿元，带动当地就业2万多人，实现利税3.2亿元，有力支持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人参总加工能力超万吨，主要产品有模压红参、丸都高句丽参、人参中药饮片、野山参和利用人参茎叶花果提取的皂苷等14大系列50多个品种，千余种规格。目前，集安市人参产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2件，国家级地理标志证明商标1件，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商标1件，获得“参类栽培复式棚”及“非林地人参专用肥及制备方法”2项国家专利，林下参获得国家商标局“林下山参”商标注册证书，吉林省著名商标3件，“新开河人参栽培及加工技

一、人参产业发展迎来了历史性机遇

自2015年底开始的吉林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为吉林省农村金融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吉林省农村金融开始进入战略性调整、创新、发展时期。吉林省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不仅仅是激发农村金融市场活力，实现农业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城乡一体化的一个过程，更是一个新的区域性经济增长点，在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一带一路”战略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输出中心。吉林省集安市金融机构，紧紧抓住吉林农村金融综合改革的机遇，乘势而上、开拓创新，不断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努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大力支持人参、五味子、山葡萄特色产业发展。其中，人参是吉林省东部山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集安是吉林省人参主产区之一，是全国边条参唯一产区，素有“国参故里”之美誉，集安人参产量约占全国的1/8，全省的1/6。在吉林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春风的推动下，吉林集安的人参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二、金融助推人参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

多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集安市支行按照吉林艺”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化市著名商标10件，级别之高、数量之多在全国人参主产县份中名列前茅。

篇4

2.银行信贷资金投放不足,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幸存下来的县级以下营业网点普遍被剥夺了贷款决定权,变成单纯的吸存窗口。不仅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而且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成为事实上的“抽水机”。例如,近年来全国邮政储蓄机构吸收的存款全部存在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又贷款给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专项用于农副产品的收购,这两块资金几乎相抵。农村资金的“非农化”,使饱受资金短缺困扰的“三农”资金供给雪上加霜,农村信用社虽然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因其资本充足比率低,不良资产比率高,对“三农”的支持显得力不从心。

3.农村金融的服务功能弱化。面向农村的信用社只有最基本的存贷款业务,且贷款手续繁杂,贷款利率一浮到顶,加重了农民负担。农村信用社依然钟情小额农贷,不能根据种植和养殖产业化的周期规律来合理确定贷款额度和期限。农村金融服务功能的弱化,使金融机构对农民的服务水平很低,农民几乎分享不到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成果。

总之,缺乏合适有效的金融机构为农村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后者的融资需求构成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也是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支农作用弱化,合作型金融垄断供给

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型金融并存的局面逐步得到改变,政策性金融在农村主要由农业发展银行承担,由于职能单一、实力较弱,基本以承担粮棉油收购为主要任务,且不与农民直接打交道,对农户、个体工商户、涉农民营企业支持非常有限。作为商业性金融企业的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的网点呈收缩之势,基本上淡出农业生产与开发,支农功能弱化。邮储在县域网点有所增加,但职能目前仍以吸收存款为主,基本没有贷款业务。工行、中行、建行等国有商业银行逐步撤销了乡村的网点,金融覆盖区域逐渐向县域的城区和城市集中,服务三农的积极性不高。由于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对三农的金融供给相当有限,合作性金融几乎垄断了农村金融供给。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立后,中国农业银行在政策性业务剥离出去的情况下,也日益以追求利润为核心,同样急剧地撤销分支机构,县级分支机构出现“储蓄所”化倾向。与中国农业银行机构收缩相对应的是其农业贷款余额的急剧下降,从1999年最高时的9127.28亿元降到2005年的4508.78亿元,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银行的各项贷款余额却从1999年的15550.61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27405.80亿元,中国农业银行经营业务已基本商业化和非农化。

农村信用社是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的核心力量,在农村拥有最多的分支机构,并且唯一与农户具有直接业务往来。中国农业银行不断收缩其在农村金融业务,农村信用社逐渐形成了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同国有商业银行相同,在追求利润和加强风险控制的强烈要求下,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也存在向城市及大型乡镇企业流动的趋势。作为主要面向农村经济组织和广大农户的正规金融组织,其经营业务“非农化”倾向相当明显。

农村商业银行属于股份制银行,还处于起步阶段,均由原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造而成,对农村经济发展基本没有影响。而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原来只吸收储蓄,只到今年才正式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开展存贷业务。

三、非正规金融发展迅速,存在隐患

改革开放以来,在近30年的金融改革里,农村基本上形成了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体系,其中农村信用合作社最为普遍。但是与此同时,民间借贷却悄然萌发,形成了一套在法律约束之外的非正规金融系统,与正规金融体系并存。当前,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称呼不一,从所有权、金融监管、资金融通、生命力和危害性等不同角度,分别被称为农村民营金融组织、农村非正规金融、农村非银行金融、草根金融及地下金融等名称。其主要内涵是指农村中非法定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农户之间或农户与农村企业主之间的直接融资。其主要组织形式包括自由借贷、银背、私人钱庄、台会、典当业信用、民间贴现及其他民间借贷组织。在农村金融改革初期,管理当局默许甚至支持各种非正规金融的组织形式。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受亚洲金融危机以及WTO和新巴塞尔协议客观要求的影响,政府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管理力度,正规金融机构实行全面的商业化改革,而非正规金融机构成为了被严格限制或取缔的对象。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关闭,经济服务部、金融服务部等准信用合作组织基本被取消。但这并没有压制住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反而逐渐成为农户获得贷款的主要渠道。

从1986年开始,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已经超过了正规金融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定点观察站的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农户户均借款来源中,来自银行及信用社的贷款只占26%,而来自私人的贷款则占71%。从地区结构看,东部地区农户资金来源中有81%来自民间金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这一比例则分别为76%和60%。据新华社报道,一项由中国专家首次采用定量方法对地下金融现象进行的调查课题结果显示,中国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从非正规金融机构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

篇5

(一)正规金融机构及其主要职责

1.中国农业银行：支持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既经营商业性业务，又经营政策性业务，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开始进行商业化改革。

2.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

3.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唯一一个与农业农户具有直接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向农村和农业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核心力量。

4.农村邮政储蓄：吸收储蓄，再把储蓄资金转存入中央银行，开展存贷业务。

(二)民间金融形式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指农村中非法定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农户之间或农户与农村企业主之间的直接融资。目前，我国的民间金融主要有三种形式：

1.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如企业相互融资、企业非法集资等）；

2.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金融会，属于互助资金性质；

3.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如私人钱庄、典当行、基金会等。

二、我国农村金融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虽然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已经达到温饱，正在向小康迈进，但GDP的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与大城镇的经济发展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农村金融体系未能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其自身发展还存在诸多缺陷和问题，造成了农村资金匮乏，使其不能充分发挥潜在优势。

(一)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单一，金融机构匮乏

目前，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已形成了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驾马车”共存的局面。但是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其业务经营范围十分单一，专门行使粮、棉、油收购贷款资金的封闭管理，业务空间日益狭小；本来“重农”的农业银行将竞争视角从农村转向城市，农村网点大量撤并，人员锐减，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上投入相对较少。因此支持“三农”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农村信用社身上，使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更为单一。

(二)农村信用社包袱沉重，力不从心

由于农村信用社多年积累的历史问题较多，又受到资金规模、硬件设施、业务品种、结算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普遍存在资产质量不高、经济效益欠佳和人员素质欠缺等问题，肩负的职责与自身的能力不相匹配，致使农村信用社在支持“三农”经济发展过程中力不从心。

(三)农村金融机构资金外流严重，金融机构撤离加剧

农村政府指导下的政策银行，众多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保险，邮政储蓄等等机构更多的成为名义上支持农村建设的机构，这些机构更多的将农村资金流向上级城市，正式的金融机构实质上并未履行农村金融资金供给的责任。除此之外，大量国有商业银行纷纷从农村金融体系中撤离，据不完全统计,国有商业银行撤并机构达到4万个。农村金融机构中有限资金的外流加之国有商业银行的纷纷撤离给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四)农村贷款利率偏高，利息负担较重

目前，农村金融贷款利率偏高，加重了农民的贷款利息负担。尽管中央规定了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的区间，但由于农村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在利益机制的驱使下，其贷款利率不但不可能下浮，而且也不愿意低浮，使农民贷款优而不惠。

(五)非正规性金融服务活跃但问题突出

与农村中正规性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相比，农村中非正规性金融服务非常活跃，主要是民间的、地下的借贷需求增加，规模不断增大。这些金融服务虽然一定程度上起到优化资源配置、便利交易、补充农村正规金融服务的作用，但是，这些金融活动风险大、利率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影响了正常的金融只需，加剧了农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六)农业保险发展滞后

农业是高风险的产业，我国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当前我国农村保险业发展滞后，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对风险控制的需求。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特征，加上不可预测因素多，预期收益低，与保险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相左，各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领域，积极性低。

(七)农村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不足

当前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不足，大多数由政府全部或部分出资，而且在运营中多靠政府扶持。支农力度不够，在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经济活动等方面作用较少，对农户、个体工商户、涉农民营企业支持也有限。

(八)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发放难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小额农户贷款对于急需脱贫致富的农民群众无疑是雪中送炭，但农村金融机构却很难发放。主要原因，一是一些农民信用观念淡薄，逃废债务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二是小额农贷业务量超常，放贷成本高；三是清收手段脆弱，致使很难使用依法、强制扣款、变卖资产等手段清收贷款；四是农民风险防范能力弱，受社会、自然、市场条件的影响很大，小额农贷风险很大。

三、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策及建议

(一)发展多种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引导金融机构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尽可能地发展多层次的网点。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适当发展农村互金融组织和互担保组织，逐步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二)继续推动和不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强其合作金融功能

积极拓宽农村信用社信贷支农渠道，加大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涉农产业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大力开展和开发农村信用社的中间业务，提高盈利水平。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造。

(三)加速推进农业担保和保险业务，分散和降低农业风险

适当降低担保机构设立门槛，鼓励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开发农产品期货新品种，鼓励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进入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的信贷市场、保险市场、期货市场，建立功能完备、分工合作、竞争适度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四)建立农村利率定价机制，降低农民贷款成本

制定符合农村信贷资金供求特点的利率管理政策，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等支农贷款要实行优惠利率，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农民收益。建立科学、合理的贷款利率定价机制。增加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优惠贷款利率，以降低农村居民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农村居民的融资成本。

(五)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

利用政策扶持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对农村金融组织要执行有差别的监管政策。通过财政补贴、担保或税收减免等措施促使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信贷投入，实行支持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税收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经营。

四、总结

农村金融作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尽管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不高，农村金融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和问题，但是，通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民自身各方面的调整，农村金融体系一定会逐步完善与健全，将会为我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张贞，肖庆业.农村金融服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老区建设，2008:19-20.

[2]申维娜，孟彦军.我国农村金融现状与改革思路浅析.当代经济，2009.2: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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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缺失，流转纠纷增多受制于自身条件，大部分农民无法对其土地使用权价值进行合理评估，也无法签订科学合理的流转合同，因此需要借助相关的中介机构来完成以上工作。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缺乏固定的交易场所，参与土地流转的非官方中介机构缺乏，土地流转仅仅依靠镇乡、街道组织的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来服务。服务中心受人员和机构的限制，无法在村一级设立相应机构，对土地流转供需信息掌握有限，其土地流转中介作用无法充分发挥，致使土地供求双方消息受阻。社会性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的缺失，导致农村金融机构在发放土地流转贷款时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机构的放贷。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增加，土地流转纠纷越来越多，增大土地流入业主风险，形成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大，阻碍金融机构放贷。土地流转纠纷不断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流转缺乏规范。土地流转主要是自发性流转，多是口头协定或不规范流转合同，合同签订缺少政府的有效引导和法律援助，加大土地流转纠纷产生的风险。二是中途毁约。土地流转期限一般较长，在流转后国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惠农政策不断出台，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不断提高，部分农民为获取更高的收益，要求提前收回流转的土地，引起土地流转纷争。

（三）金融与财政的协调机制不完善1．财政支农资金多头管理，用途单一，无法与信贷资金协调。财政支农资金总量不断加大，但投向农村的渠道过于分散，导致每个渠道的资金数量不足，无法产生带动和引领作用。加之财政资金用途管制严格，限定于扶贫、基础设施等各种专项投入方面，无法统筹使用。造成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各行其是，政策兼容、资金互动方面协调配合不够，因而无法支持金融机构农村土地流转贷款。2．现行财政贴息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缺乏对金融机构的补贴和引导。财政对贷款利息的补贴是建立在涉农企业或农户获得贷款的基础之上的，而绝大多数农户无法获得贷款，贷款贴息政策无法落实。另外，财政缺乏对农村金融机构等贷款供应方放贷的激励措施，也没有专门就金融机构土地流转贷款建立利息补贴机制和不良贷款分担机制。对金融机构贷款的扶持和引导不足，导致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村金融机构投入资金的缺乏。3．财政补贴不足，农业保险缺位。依靠政府给予一定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减少了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稳定了农民收入。但总体看，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起步晚，财政补贴不足，覆盖面小，对农业生产的保障能力极其有限，同时由于保费收入少，保险公司积极性也不高，导致农业保险处于“供需双冷”的尴尬局面。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使农业生产风险无法分摊，金融机构对土地流转放贷的风险也无法预知和控制，回收贷款的不确定性增加，阻碍金融机构对土地流转贷款。

（四）农村金融体系和金融产品自身的缺陷表面上，我国农村有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组织，金融体系比较健全。但实际上，随着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深入，大型商业银行基本撤出了农村，政策性金融一般不直接与农户发生业务关系，合作性金融组织成为农村最主要的金融组织，而近年的改制也让其完成了金融业务的“非农化”，导致农村一直处于资金净流出状态，对土地流转贷款支持不足。在信贷产品方面，农村金融机构针对农村的业务是以传统的“存、贷、汇”为主，农业贷款品种主要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而联保贷款可以看作是信用贷款的衍生品种，其实质是“人保”，在额度、期限、规模、模式等方面都难以满足土地流转的资金需求。金融体系和金融产品的不足极大地阻碍了金融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支持。

二、对策

（一）完善农村融资担保和抵押物处置的法律制度1．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对《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中阻碍土地承包（流转）经营权抵押的规定进行修订，消除法律障碍，扩大农村贷款抵押物范围。如允许业主用经济林木、农业生产和管理用房以及保险受偿权作为抵押品贷款。可以先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进行修改，单独用一章来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问题，系统、明确地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本原则、条件、范围、方式、程序、中介服务、利益分配、监督管理等重要问题。2．完善农村土地价值评估、不动产登记和土地抵押等制度。将土地和其它不动产登记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健全以土地为核心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提高不动产登记的法律地位。按照市场需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农村土地评估体系和标准，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评估，金融机构根据评估报告来确定土地的抵押价值。

（二）建立土地流转交易平台1．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有形市场。加快硬件设施建设，构建土地流转有形市场，为土地流转供需双方提供自由交易的平台，开展信息收集与，降低交易双方成本；加强市场监管，强化对土地流转资格及价格、流转合同及鉴证、复耕风险抵押金等土地流转前期工作的监督管理；强化对土地流转后续履约的跟踪、对交易双方进行诚信评价与公示等土地流转后期工作的监督管理。2．构建面向农民、涉农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公益性金融服务平台。平台可由农业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开展金融信贷指导、建立电子流转档案、信用评级、价值评估等工作。3．大力发展非官方土地流转中介组织，逐步形成以社会中介为服务主体的土地流转机制，以解决官方中介组织机构和人员不足、信息不充分的问题，有利于政府在土地流管理中真正起到“裁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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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在我国是安天下、稳民心的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随着农村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农村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资金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态势，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也趋向多样化。但是，在现阶段农村金融体系所提供的金融支持与金融服务远远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相对落后于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受到严重的资金“瓶颈”。这种农村金融支持的缺失，使农村陷入了一种“资金少——效益差——农村贫困——资金更少——效益更差——农村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当中，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使得许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缺乏金融支持而无法正常启动。

一般认为，农村金融支持的缺失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不高密切相关，但从理论上讲，相关的制度安排不合理以及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金融制度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其产生与变迁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按照某种意志与外来模式人为安排的，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有形的框架，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演进过程的结晶。也就是说，我国农村金融扶持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因素引起的。因此，中央连续5年的1号文件都提出要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提出要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建立一种既能弥补“市场失灵”，又能避免“政府失灵”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回流农村，建立健全功能齐全、结构优化、产权明晰、机制完善、监管有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强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要。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农村金融支持的制度安排。

一、国家或政府层面

首先，应该完善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建设，强化农村金融支持的制度环境。-_一方面，根据农村金融的特点，加强农村金融的立法工作。一是在《商业银行法》的基础上，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尽快制定出台专门的农村金融服务法、农村金融监管法，如《农村金融法》或《农村合作金融法》等，就农村金融性质、法定存款准备金、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使各种合法资金放心进入农村金融组织，结束农村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参照《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经营管理的无序局面；二是借鉴国外的实践，制定有关支持或鼓励农村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如《农村金融服务促进法》、《农业保险法》等，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三是要尽快修订完善《破产法》、《刑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为农村金融的良性运转提供法律支持。另一方面，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在处理和协调农村经济金融事务中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地方政府要自觉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大力支持司法公正，保障政府信用，杜绝不应有的行政干预。

其次，国家和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农村信用担保和失信惩罚机制。一个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是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因而要着眼长远，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建立起有效的农村信用体系，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在这方面，应该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是政府要带头讲诚信，提高行政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政府和司法机关要把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列为政绩考核指标，以形成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农村信用环境工作机制。此外，工商、税收、金融、司法、新闻媒体等有关部门要联手打击逃废债务行为，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对失信者进行严厉惩罚，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另外，国家还应该要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配套改革，包括农村土地产权政策、财政金融政策、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等改革，比如构建农村金融财政补偿机制和税收优惠机制等。

二、金融机构层面

(一)正规性金融层面

我国农村地区的正规性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农村信用社、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和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即农业发展银行。由于他们各自的立足点不同，因而应该根据各自的业务重点进行相应的体制创新，以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第一，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坚持农村信用社支农地位不动摇。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激活其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金融纽带的作用，真正成为服务“三农”发展的社区性金融机构，但目前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已经出现了“去农化”倾向，有着强烈的商业化趋向，主要表现在“合作”性质退化，“商业”性质增强。因此，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务必坚持“三农”方向，防止“去农化”，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不能动摇。当前要着力抓好法人治理结构和机制建设，大力抓好经营和发展，壮大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实力，进一步增强支农服务功能，发挥好支农主力军作用。

第二，大力推动商业性金融立足农村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是大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将从农村市场全面退出，应该通过市场化手段发挥支农作用，在农村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即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同时，发掘优质客户，并根据农村市场的特点，积极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开发出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存、贷款种类，在支持“三农”的同时，兼顾自己的盈利目标，开拓经营范围。

第三，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强其“三农”服务功能。一是对农业发展银行重新定位，将其营业网点铺设到县级及中心乡镇，并延伸服务对象，在做好传统的粮棉油购销储备信贷业务的同时，应适当拓宽业务范围，积极介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开发推广、农业综合开发等政策性金融业务，办理其他金融机构、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转贷、委托业务，开展形式多样的支农活动，探索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新路子。二是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作用，将开发性金融推进到“县域经济”和“三农”领域。进一步扩大国家开发银行的“开发性金融”的功能，使国家开发银行能够参与“三农”开发，发挥开发性金融的杠杆作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村。

第四，加快邮政储蓄机构的改革，组建邮政储蓄银行，充分发挥其网络优势，更好地为“三农”服务。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被批准筹建，其业务重点将是面向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地区，与其他商业银行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来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民间金融层面

由于我国农村地区正规性金融的长期缺失，使得农村民间金融异常活跃，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农村民间金融缺乏必要的金融监管，蕴含着极大的金融风险，影响到农村地区的安定与团结。’因此，应该积极推动民间金融合法化，引导民间金融的合理、健康运行，使之成为农村正规金融的有效补充。可制定《民间融资法》等相关的法律使民间金融合法化，这样既可以规范民间金融行为，又能使其获得应有的权益和保护；同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行业行政许可审批，允许民间以多种形式兴办金融业，特别是大力发展小额信贷组织和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条件成熟时可考虑设立民营银行，构建竞争性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更好为“三农”服务。此外，银行监管部门不仅要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管，更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民间金融组织内部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管机制，及时、准确地披露经营状况和经营风险。

三、其他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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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规模特别是存款规模的扩大

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资源，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农村地区的存贷结构比例失调使得用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可用资本相对减少

农村投资的产出效率也不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作用。

（三）农村投资效率一直不高

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外流导致的，资金外流致使农村的整体投资额增长缓慢，用于农村经济发展建设的资金肯定也会减少。

二、农村金融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农村金融要更好地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就必须对当前的农村金融体系进行一定的调整，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应该为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提供一定的助益。

（一）明确农村金融的角色定位

以前，农村金融的定位通常是为城市经济输送农村的剩余资源和资本，在农村经济高度发展，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今天，农村金融的作用更多地是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方面的保障，还要吸引城市资金参与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当中去。所以要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及民间小额信贷公司等创新农村金融机构，使农村金融市场更加有活力，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从而促进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结合。

（二）选择正确的农村金融发展政策

农村金融目前的发展重点不在量的扩大，而是质的提升，目前农村金融中的资本利用效率底下，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颇有不利，为了提升农村金融的资本利用效率，应该使用较为合理的手段与政策提高农村市场上金融机构的贷存比率，从而有效防止农村金融机构造成的资金外流，从而使资金流向实现正确的导向，提升农村金融机构对于农村产业发展的促进发展效率，有效吸引和巩固农村的可用资本。

（三）加强政策和法规的建设

针对三农问题，要通过政策和财税的扶持增强农村的技术设施建设，引入更多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合法权益，使其在法律法规上有一定依据，从而在农村市场站稳脚跟，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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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农户金融需求角度分析

农户金融制度制定需要满足农村形式的要求，才能更好的满足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金融需求，我国农户金融需求阶段已经表现了很多的特征，其一是狭义小农和理性小农并存的局面，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生活性资金和生产性资金需求并存的局面。农村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其对金融需求产生一定的差异性，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户通常倾向于单一型金融需求，而对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户主要是想通过贷款等方式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差异化需求对农村金融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金融需要不断细分市场，才能更好的满足不同对象对金融的具体需求［1］。随着农村经济多样化的发展，非生产性支出呈现逐步提升的态势，因此非农业生产性需求逐渐凸显出来，农村的生活性借款比例在加大。在农村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对于收入越高的农户，其远离农业生产的程度会越高，因此此类农户对经营型资金需求比较大，当前农村金融需要提升综合服务水平，满足不同群体金融资金的需求，同时需要根据市场情况进行细分，避免与城市产生金融趋同效应。

(二)农户金融需求呈现多样化的态势

随着农村经济多渠道发展，农户对金融需求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地区之间的差异性逐渐显现出来，农户金融需求的层次性特点要求农村金融服务需要多样化，根据农户的不同需求进行对象划分，越是收入高的农户越要通过金融手段鼓励其进行规模化生产，最终能够形成规模化农业发展的基本态势，对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村就业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农户金融需求的层次性与农户收入之间呈现出一种正相关性，越是收入高的农户其生产经营越偏向于规模化农业和非农产业［2］。从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看，低收入农户所占比例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此类农户的还款能力比较低，信用贷款实施过程中需要建立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

(三)从农业金融资金需求角度分析

农业金融需求越来越强烈，在农业现代化经营、生产、流通和加工过程中，生产和经营主体对农村金融提出了新的要求，主体主要包括农户和各类农业组织。从广义角度看，农业生产过程中涉及到养殖业、种植业、农产品加工业、农村中各类农业生产活动。农村经济管理需要坚持走区域化布局、标准化发展之路，通过产业化经营和专业化生产可以提升农村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农业产业链需要不断向产前、产后、流通领域延伸，把农村各类产业的资源优势充分展示出来，积极稳妥的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3］。对农村市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最终能够建立产业化经济发展制度。金融市场细分可以更好地形成种养加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系，同时能够把产供销各个环节有机结合在一起，不断整合和优化农村资源，提升农村经济的整体效益。

(四)农村金融市场关联划分分析

农村金融需求需要按照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进行划分，把金融需求和经营性农业需求关联起来，按照金融需求主体进行有效性划分，因此可以把农户生产性组织和农业组织的生产经营性金融需求有效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关联划分机制。从而能够建立农产业初期产品检验生产，农产品加工企业、养殖业的金融需求，农产品流通企业联合体，提升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农业金融发展需要农村经济发展规律和农业生产的特征为依据，首先需要按照农村市场的特点建立季节性金融服务机制。其次需要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建立自然灾害金融预警机制，从根本上防范农村金融风险［4］。第三需要根据农村贷款需求建立市场关联划分长期机制，第四需要根据农村生产经营分散性特点，建立金融需求的协调机制，把市场有效的整合，提升农村金融市场的关联性水平，最后需要根据农业生产的收益率建立金融服务体系，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益。

(五)农村金融市场细分需要按照“三农”特点进行农村金融市场细分

过程中需要和“三农”建立紧密的联系，当前需要从农业需求、农户需求出发，积极稳妥的推进农村金融机制改革，提升农村金融的整体发展水平，避免农村金融市场与“三农”脱离的现象产生，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建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把农村各项资源有机整合在一起，形成长效机制，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战略水平［5］。随着农村县域经济的发展，农村商业金融客户群体不断扩大，因此对金融服务的层次要求越来高，县域经济创造的GDP已经占有很高的比例，农村金融市场细分需要综合考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建设规划、特色资源开发、农村商品流通体系等方面的内容。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建设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把板块经济、特色经济、民营经济、劳务经济等多种发展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多元化发展的局面。

(六)农村金融市场细分与体系完善分析

农村金融在服务农业方面需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细分策略，逐步完善金融体系结构，提升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当前需要建立六大体系，分别为农村基础设施体系、农村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农产品流通体系、生产资料流通体系、农村金融体系、公共服务体系等。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需要把体系建设与“三农”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商业性金融资源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提升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从根本上实现农村金融产品创新。

二、农村金融市场差异化分析

(一)地区金融差异性分析

从我国西北地区农村金融的情况看，由于西北地区相对比较贫困，人均收入和消费都比较低，因此金融需求不是很旺盛。但是当前农村金融需要对西北地区进行科学定位，改变当前金融扶持力度不够的局面，实现西北农村金融转型发展，把西北农村地区二三产业发展起来，同时需要提供良好的金融产品，促使农产品形成产销一体化发展模式。带动一批农村支柱产业的全面发展，从西北地区的情况看，不同地区农户的金融需求存在很大的差异性，金融产品制定过程中需要当地的农业结构、农村经济发展、农户收入紧密结合在一起，促使农村生产经营可持续发展。从西北欠发达地区金融需求看，其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经营性需求和消费需求，从生产性金融需求特点看，具有周期短、时间性强的特点，借款额度与农户的生产规模具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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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已建立了以合作金融、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为基础的农村金融体系，但它们之间的功能既有重叠，又有空缺。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革新、调整和补充，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更好地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一、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策金融力度不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政策金融体现国家意向。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发行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一是作为政策性银行，其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长期以来资金拨付有限，且资金不能按时到位，有时不得不向央行借款，使筹资成本上升，制约了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二是对农业发展银行实行“独立核算、自主保本经营、企业化管理”与农业发展银行承担的农村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存在一定的矛盾；三是业务单一。本来政府建立农发行的目的就是要给农村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但后来成了农副产品收购银行，仅在农产品的收购、储备、调销等纯政策性方面发挥作用。而农村很多需要政策性支持的事情，如农业的开发，农业科技的推广等方面作用较少。

2.商业金融嫌贫爱富。农村商业银行，全国数量较少，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人们的认识尚不全面，具体的经营中表现为制度不健全，运行不规范。农村商业银行的资本不足及所涉业务的自然脆弱性，使其经营发展天生具有局限性，商业金融要赚钱就必须考虑交易成本和风险。大部分农民需要小额、频繁、多样的贷款，交易成本相对高一些。风险管理方面，商业金融对农民担心较多。发展空间很大，但愿意投入的主体很少，对从事农业的资金投入缺乏政策、法律上的倾斜保护。

3.合作金融名存实亡。农村信用社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看到，农村信用社在发展中日益突显出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体制不顺、历史包袱沉重等一系列问题，已经逐渐失去了合作金融的特性，严重影响到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和效益提高，逐步成为制约扶植“三农”发展的瓶颈。

4.民间金融缺乏规范。农村民间金融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体系，适应于农村传统的固有经济模式，再加之其形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在农村的金融体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农村经济融资的主要渠道。农村民间借贷在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扩大农户生产经营资金来源、促进农村个私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目前民间借贷来源主要是地下钱庄等。因此，我们也不能忽视其由于缺乏监管所容易引发的问题。首先，由于民间金融活动缺乏必要的管理和适用的法律法规支持，民间借贷风险大，容易引发债务纠纷。而且民间借贷具有为追求高盈利而冒险或投机的一面，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影响社会稳定。其次，民间借贷其利率比银行同期利率较高。一方面加重了农民和中小企业的负担，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国家利率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

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思考

鉴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以上问题，应当从以下几方面为切入点，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以实现农村金融又好又快发展。

1.在政策金融方面，拓宽政策性银行服务功能。针对农业发展银行业务单一，难以发挥政策性金融的职能的局面，重新界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范围，增加资金投入，充分发挥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首先，要根据国家农业政策在作好收购资金封闭管理的同时，资金的运用要支持农村的社会发展和公共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交通、水利、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资力度。一是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支持农村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平衡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农村社会化、现代化建设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是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抓住重点企业项目进行支持，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四是全面支持贫困地区人口尽快脱贫解困。紧紧围绕稳定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稳定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重点支持有助于直接解决温饱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其次，加大财政投入规模，使农业发展银行的资本金充足。最后，加快农业发展银行管理的各项立法，使各项金融政策能更好地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