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传媒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page_break]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page_break]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page_break]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篇2

2现阶段传媒艺术教育问题认识

在高校扩招后，传媒艺术类专业即面临着与其他专业类似的共性问题，如盲目扩招、师资力量不足，培养方案不成熟、缺乏培养特色等，也有传媒艺术类专业特有问题。

2.1传媒艺术人才输出与市场人才需求脱节

在教育部《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基本）专业目录》中，融合传媒艺术专业的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设定11个专业：表演、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录音艺术、播音主持艺术、动画、影视摄制等。很多高校习惯了过去单一专业下的惯性培养模式，对于部分专业的掌控无所适从或者有心无力。国外高水平艺术院校在因材施教把握、师资力量配备、学生培养模式、与人才市场对接方面均有成熟的经验，学生在掌握扎实专业知识的同时，能够通过就业市场准确对接。国内很多院校仍沿用以往固定的专业模式授课，对专业的理解和建设不够，缺乏因材施教，对学生的个性引导不足，数字技术和新的教育理念引进迟缓，适应新媒体和全媒体发展的新专业发展缓慢，用人单位难以在毕业生中找到专业对口、层次合适的学生，传媒人才“供”与用人单位“需”之间出现鸿沟。

2.2学生“偏科”问题突出

许多院校按照一套固有培养方案，侧重对艺术技能和实践的培养，而忽视科技、人文、经济管理等跨学科知识的培养，学生艺术设计理念和传媒操作生产过程或缺乏对于人文关怀“精神内核”，或在综合驾驭能力上显得青涩，专业面过窄等问题使得人才规格在复合性、创新性上底气不足。艺术类学生的英语考核有自己的学位考试为标准，整体难度和水平比普通专业低，导致传媒艺术类专业学生在阅读外国作品和文献时存在较大困难和障碍。传媒艺术教育将艺术本体与人文、经济管理等其他学科相结合，丰富、充实传媒教育内容。

2.3需加强阐释学术理论的力度

传媒艺术发展不仅需要实践，更依赖于理论构筑。在全媒体时代，传媒艺术的传播新特性、精神性需要更为前沿、稳健、扎实的学理透视。在电影与电视、传播与艺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之中的各自性状、交织可能都需要进行理论的探究。探寻并准确把握传媒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理论根基，才能确保传媒艺术教育的枝干和花叶不“长偏”。

3媒介融合发展视角下传媒艺术教育转型探析

媒介融合发展需要传媒艺术教育顺势转型。在艺术门类独立以后，全媒体视角下的传媒艺术教育应围绕战略发展方向和市场需要进行转型。

3.1走特色化发展之路

我国高等教育在实现扩招以后，出现学校盲目办专业、缺少培养特色的问题。传媒艺术人才培养应紧跟传媒业发展步伐，适时完善培养方案，建立因地制宜、寻求特色、注重服务社会、找准坐标、顺应时势的实践教学体系，通过产学研合作大力推进协同创新，向产学研三位一体的方向转型。如重庆广播电视集团与重庆工商大学的合作模式开启了高校开办传媒艺术专业培养的新篇章。重庆广电集团与工商大学在校园实践大楼内共建500平方米专业、标准化演播厅，重庆电视频道和栏目整体平移进重庆工商大学。多档受当地市民喜爱的节目在此生产，学生可全程参与节目的生产制作过程，而进驻高校的专业电视编导、记者通过定期讲评会的形式，加强对学生专业教育。目前，已构建起“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三位一体的教学科研模式。通过师生在业务领域“角色实践”形成产学研一体化格局，这种创新的教学模式开创了中国传媒教育的先河。学生不仅可以通过现场的节目生产制作掌握专业知识，更能在这样的平台里面，领悟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互发酵、互补共生的内在规律和外在价值，为全媒体背景下传媒人才培养提供了范例。

3.2加快结构转型，培养和打造勇于创新、知识转换能力强的复合创新型传媒人才

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机制不健全时，高校对于传媒艺术人才的培养更应该“冷思考”。在艺术门类下，如何结合学校自身优势和特色，促进专业布局平衡，如何做好学生专业培养、就业能力实际考核、学生人文素养培育、跨学科专业教育等，都是需要深思的问题。在国家高度重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机遇下，大力培养熟悉影视与新媒体传播、掌握传媒经济与管理、传媒资本运营等人才，才能在未来社会中站稳脚步。有财经特色的高校，如重庆工商大学在对传媒艺术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重视经济、管理类可能的贯穿和引进。在全媒体时代，懂得资本运营是学生踏入社会的竞争力。与单一知识结构的记者、节目制作人、编导相比，具备综合素质的传媒“职业经理人”对于未来市场的驾驭和把控能力更高一筹。

篇3

Abstract:Intheenvironmentofcommunicationglobalization,theimmigrantpressconstructsaspecialculturalspace.Theaudienceofithasdifferentdemandsandfeelingsbecauseoftheirdifferentracialcommunitiesandculturaltraditions.Immigrantpressishelpfulforthenationalandculturalidentity.Weshouldpaymuchattentiontothedevelopmentofimmigrantpressinforeignculturalsurroundings.Thisarticletriestodiscusstheimportantrolethattheimmigrantpressistakingintheglobalization.

Keywords: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immigrantpress,globalization,culturalidentity

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全球化从经济领域迅速扩展到政治、社会与文化领域，成为与每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客观存在，并日益影响当前的传播格局以及传播研究。从印刷媒介的出现开始，人与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更是构建了“地球村”，而当今网络的四通八达，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逐渐交流与融合。全球化创造了多样的社会文化现象，也促进了不同身份、社会关系以及机构之间的联系。积累深厚、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巨大的冲击。曾经的一种担忧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是否会变得一体化？相对“弱势”的文化会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失去立场，或者说屈服于西方霸权而被同化？从全球化的现实影响来看，它导致了两种趋势：一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逐渐向边缘扩张，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弱势文化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弱势文化与主流文化进行持久的抗争与互动，也导致了弱势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渗透。因此，全球化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差异性与本土化的存在。“关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及它所创造出的国际性文化新格局，可以概括为两个对立的矛盾进程：一面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被同质化，并趋于削弱和消失；另一面是文化交流、互补、综合，以及新的多样化的出现。”[1]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和社会的重构必将影响到民族性和文化同一性。面对新的经济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何保持民族性和自身的主体意识，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在这种多样化、丰富性的文化建构中，大众传播媒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依靠政治与经济的力量，大众传媒突破了传播的障碍，推进了消费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另一方面，它也加固了文化传播中的多样性与本土性。在很大程度上，生存在海外的移民媒介承担了后一种功能，以本国的经济文化等为传播内容，构造出符合移民受众接受标准的信息空间。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移民数量迅速增长。以美国为例，在加利福尼亚州，移民人数占居民总人数的1/4，在华盛顿的移民比例为1/6，内华达州和佐治亚州在过去十年中外来人口也增加了一倍。2005年6月，由美国新加州传媒、美国进步中心和民权教育基金会领导组织联合的一项媒体调查表明，移民媒体的受众高达5千1百万人，几乎相当于美国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2]另外，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是海外移民集中地。

移民数量的增长催生了日益繁盛的移民传媒。移民传媒是指存在于移民居住国的媒介环境中，相对于其主流媒介而言，以母国文化为主要信息内容的媒介。泛指在海外创办或母国媒体在海外落地，根植于母国经济文化的媒介。移民传播媒介跨越边界，进入异域的传播空间，从而构建起另一种传媒格局。

一、移民传媒的人种学背景

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存在不同的种族，各自属于在繁殖上隔离的群体，他们在地理位置上也相对隔离，不同的文化、语言、宗教、意识形态等传统由此而生。人类学的一些理论强调人的本性和遗传因素对文化传统的影响，并从种族遗传性来解释文化的差异。大多数人类学家主张的观点是：文化扎根于每个人，但同时人的本能、性情又反映在文化中。人类学家罗伯特·F·莫非就提出人类性格的许多共性来源于人类所处环境的共性，并且是在一定环境中人的经历、学习和社会活动的产物。环境中的差异和共性就导致了人类的差异和共性，从而产生了相同和不同的文化传统。[3]因此，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除了生物性之外，更主要的是建立在主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而异族之间的冲突，起因也在于不同的文化传统、政治立场与经济效益。在全球化的传播环境中，文化界限被轻易打破，原有的文化传统遭到“异文化”的影响，在新的语境中难免需要进行调整与重构。一些根植于母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往往会变得模糊不清或错综复杂。尤其是基于人种差别基础上的差异，则需要更为漫长的历才能融合。前苏联文学家杰缅季耶夫曾指出：民族性是个人终生的、几乎是最稳定的社会特征。人的贫富可能变化，社会的、阶级的和党派的属性可能变化，还可以改变。然而，人的民族性则是亘古不变的。当人在自己的民族属性事实中寻找自尊的源泉时，民族情感就能起到补偿作用。[4]而移民传媒就是为了在异文化的空间中争取本民族的话语权，建立与当地主流文化平等自由的对话空间，以消除基于文化差异的主流人群对边缘人群的偏见及成见，同时也能增进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融合。

尽管对于每个国家而言，将不同的种族，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融合在一起成一个整体是一种基于现实的设想，但这种“熔炉”论的理想在实践中困难重重。当面对异族文化的时候，人们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文化是否承认或反对这种他族文化，如何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本族文化的稳定性？所以，大量的海外移民以及少数族裔仍然被排斥在当地的主流社会之外，并没有融入本国的主流文化，他们对该国社会的主流文化生活也缺乏绝对的归宿感。比如美国社会中的华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墨西哥人等，都拥有自己社交活动的社区与空间，其深刻的民族特性很难在短时间消失或者淡化。

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全球化思想的提倡，使得人们为打造“共同的消费群体”而努力。当异质文化处于强势状态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促使自身与其同化，渐渐培养起相同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欲望，也可能会不断寻求巩固自身原有文化的渠道。一般而言，海外移民在居住国处于被处于强势地位的异质文化包围的境地。为了解决移民社会地位内在的脆弱性，移民传媒搭建起了海外移民受众之间的桥梁，并成为强化母国文化的有效工具。于是拥有不同的民族根源、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和不同肤色的移民，在异质文化的大环境下，在不同的社会生活空间中实现各自的尊严与平等的理想，并继续追求自由、公正与机会的权利。

身处异质文化包围的受众，通过对移民传媒信息的接触与消费，能够帮助其寻求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移民原有的身份特征或者归属感由于时空的阻隔而遭遇到各种障碍，不利于与其本国文化进行沟通与交流。人种学的研究表明，移民传媒能使受众在全球化危机中构建（重建）其固有的身份特征[5]，当今新的世界格局与态势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移民的民族自觉性增长，对传统文化的皈依加强了。例如在美国的传媒消费者之中，有2900万的外来移民及其后裔，即美国30%的成年人，不只经常接触移民传媒，而且他们喜欢选择自己族裔传媒，其接触频率远在主流传媒之上。[6]由此可以看出，移民传媒在构筑受众与其母国文化交流空间方面作用不可小觑。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虽然文化不断交融，但并未导致完全的同质化。传媒集团大规模的跨国发展，一些外来的文化价值观也随之跨地域的传播，但是独特的民族性表达仍然受到极大的重视。居住在他国的移民，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民族身份定位”，即作为某一民族成员其共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信仰是什么。他们可能因为母国文化传统而产生优越感，比如法国人，也可能有自卑情绪，如来自贫困国家和地区的移民。这些不同的接受心态，将会影响媒体信息的接受与传播。另一个思考的焦点则是移民受众在异质文化空间中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指特定个体或群体认为某一文化系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内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并自觉循之以评价事物，规范行为[7]。每一种文化都存在着在某一个参照背景下的“自我形象”。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是被强制性地抛入一个新的参照背景之中，所以他需要重新识别自己。每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适应方式受制于自身的历史与传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冲突便是文化认同的危机。在海外的移民人群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文化认同，而移民传媒正是文化认同的其中一个支点。

在海外的文化环境中，移民对本国相关信息的获取往往十分有限。尽管如此，这样的信息获取仍然是他们争取自我身份认同和寻求归宿感的有效手段，并以此作为与母国的文化连接。从主流文化对这些移民的态度来看，一方面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亚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对其进行限制，使其处于从属状态，以免影响其主流文化的强势地位。这些亚文化群形成的时候，一个个以之为中心的价值共同体也就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传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连接各个独立个体的纽带，也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不断强化其母国的经济文化影响。

二、移民传媒状况

（一）移民传媒的受众群。1、从受众的组成来看，以移民为主。虽然移民传媒的传播内容与其母国文化有着极大的联系，但由于其传播的特殊性和针对性，使大多数的消费群集中在移民当中。当然，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其受众有了进一步的扩大。非移民也能够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等获取移民传媒的信息。由于居住国主流媒介无论从信息的权威性、丰富性，以及影响力都远远胜于移民传媒，从而导致移民传媒的受众处于一种边缘状态。随着移民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相互交融，受众的构成也会发生变化。2、从移民传媒受众接受心理来看，由于其所处环境存在着与自己母国文化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冲突，受众渴望寻求到民族和文化的归宿感，于是，他们对本国信息更加渴求。移民虽然生活在异文化的环境中，但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原有的风俗与习惯，并希望将这种传统代代相传。因此移民传媒一方面是向移民提供所在国的信息，使其更快更好的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是提供母国的信息，以维系其与母国在文化与情感上的交流。

3、不同民族的移民媒体接触来看，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亚裔移民中各语种存在很大的分化：来自中国、韩国和越南的移民非常依赖于本民族语言媒体获取信息；而印度人、日本人和菲律宾人中，移民媒体的主要受众比例仅为个位数。西班牙移民对本民族的媒体最忠诚，87%的人称自己经常接触西班牙语媒体；其它四个少数群体中，也各有64%的人收听、收看、或是阅读母语新闻。在网络媒体的受众中，阿拉伯语网站吸引了美国76%的本语种移民；亚裔移民中也有三分之二愿意登陆自己的母语网站了解窗外事；非洲和美国原住民人中有一半人愿意这样做。[8]而传播学者罗伯特·帕克在其经典著作《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中就不同民族背景的受众对美国文化的忠诚度，以及主流文化对移民报刊的控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二）移民传媒的特殊地位。海外移民传媒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移民母国媒体的延伸，又是所在国传媒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存在于所在国的移民聚居地，也存在于居住国的传媒大环境中。对于移民而言，它具有心理上的接近性，可以说是一种近距离的传播。

与本土传媒相比，移民传媒的政治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更弱一些。因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和平稳定的建设时期，同时，移民在居住国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当地社会和经济活动中。于是党同伐异、政治攻讦一类的内容在居住国的传媒环境中不再受欢迎，代之而起的是读者对母国信息的关注和对具有民族特色内容的需求。为了适应移民受众的需求，移民传媒尽力增加读者感兴趣的相关的内容。如法国的《欧洲日报》不但开始采用中国新闻社的稿件，而且一稿多用。菲律宾的《联合日报》每周定期刊登对中国大陆各项改革措施的评论，有时直接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电讯稿和特稿。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传媒相异性大为降低，从而凸现出更丰富的实用性信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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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民传媒的发展现状。世界上的移民报刊主要集中在一些经济发达，移民数量众多的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以美国的移民报刊为例，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移民报刊主要有：《阿拉伯之声》（ArabVoice）、《金字塔报》（Al-AhramNewspaper），华人移民报刊影响较大的有《明报》(MingPaoDailyNews)、《星岛日报》（SingTaoDaily）、印度移民报刊有《印度邮报》(IndiaToday)、《印度论坛报》(IndiaTribune)、韩国移民报刊有《韩国日报》(theKoreanDailyNews)等等。[10]

单从华文移民传媒来看，第一个移民华文传媒兴起的地区是北美。20年前，美国的华文报业市场基本由部份台湾和香港移民所办的中文周报、月刊，以及以台湾、香港地区为总部的华文报业集团通过美东、美西版的形式进入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的唐人区。自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大陆新移民创办的华文报纸则占据了绝对优势。其次是在加拿大。加拿大目前约有100万左右的华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华文报业的市场同美国情形类似，主要由香港和台湾移民所垄断，其表现形式是以香港和台湾为大本营的华文报业集团所办的《世界日报》、《台湾日报》和《星岛日报》、《明报》(加东或加西版)一统天下。目前全加拿大大约有30家左右的华文报纸，其中有70%以上为90年代以来由中国大陆新移民创办的华文报纸。

其次是澳洲。数字表明：澳大利亚现有的2000万人口中约有100万外来移民，其中有近50万是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现有的华文移民报刊主要有《澳华时报》、《星岛日报》澳洲版、《新报》澳洲版以及《华联时报》。

第三个移民传媒的热点地区是日本。在日华人数量的猛增是日本华文报纸得以确立的基础，目前在日本登录的中国人近40万。主要的移民报刊有《中国经济新闻报》、《中文导报》等。[11]

另一方面，移民传媒的载体也在发生变化。最初，移民传媒主要表现为各种纸质媒体的创办，如报纸与刊物。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电子媒介以及网络也成为移民传媒的重要载体，移民传媒也借此扩大了影响，在更大范围内将同一民族，同一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

三、全球化语境中移民传媒的生存局限与发展空间

移民传媒所构建的是两种本土文化认同，一种关于地域，一种关于民族。从所在国的现状来看，多种来自母国的文化与价值观跨越国界，并对移民国家中的文化构成做出了新的阐释。另一方面，由于所在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移民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忠诚度。[12]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从人们世代相因，习以为常的本土文化立场考察事物的观点之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视野，那就是从跨国的、跨文化的层面去考察传统文化，这种立场、角度和思路的转换必然会带来新的认知和理解，并因此促成对民族与传统的再发现和再认识。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如何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增强移民传媒自身的凝聚力和文化影响。

随着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移民的组成也开始发生变化，老移民移居海外更多的是为生计所迫，属“谋生型移民”，出国的途径也多是通过亲属移民和劳务移民的方式，血缘和地缘特色重。而现在的新移民则很多是髙学历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他们出国的途径更多的是通过出国留学或技术移民的方式，这批人到海外寻求的是更好的生活品质和工作环境。据一项调查显示：北京清华大学的工科学生约有80%流向美国，而北京大学的理科学生则有76%到美国深造。[13]一般而言，旧移民由于语言能力的有限以及文化传统的本能排斥，所以往往生活在同一族群与共同的文化圈，所以移民传媒较为兴盛，并且其传播内容也主要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作为新移民而言，他们具有更强的海外文化适应能力，但从现状来看，新移民仍然对民族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与认同，从社会交往来看，与本族裔接触的频率仍然很高。[14]新移民传媒仍然十分繁荣。

从当前的移民传媒发展来看，不仅仅是单一的报刊媒介，如今已形成多种媒体同存的局面。在移民聚集的北美、西欧、东南亚等地，逐步形成了广播中心与电视中心，并且出现了卫星电视。随着网络媒体的兴盛，一些留学生纷纷创办了网络杂志，传统报刊的电子版也随之兴起。使得移民传媒的受众群体进一步扩大，从而显示出了新的生机。可见，每一次传播科技的改变与更新，都推动了新媒体的出现，同时也促成了原有的移民报刊进一步发展。

另外，集团化也是移民传媒的另一种发展趋势。例如华文传媒中的泛华传媒集团（GlobalChinaGroupHoldingsLtd.,H.GC），目前，该集团已经在澳大利亚、北美和英国出版16种报刊，在全球的发行量据称已达20万份，读者约有200万人。[15]

虽然移民媒体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的载体，这就导致它在现居国的发展，仍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信息的获取上看，移民传媒难于主流媒体，尤其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如此。美国纽约独立媒体协会在今年3月16日公布了一份调查，调查对象为纽约市及周边地区32家移民媒体。结果显示，75%的被调查者认为主流媒体的员工比他们更容易从政府获得信息，85%的被调查者认为联邦官员没有向他们提供具体或有用的信息。[16]

从媒体结构来看，大多数的传媒产业都集中在主流媒体的手中，并主导着所在国的舆论。以美国为例，少数大型传媒公司垄断了全国的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信息传播业务。而对主流和精英舆论有重要影响并能左右国际舆论的是3家报业集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及其旗下控制的其他传媒《国际先驱论坛报》、《波士顿环球报》、《新闻周刊》等等。[17]

从媒介发展所需的资金来看，移民媒体往往较为缺乏。与主流媒体相比，移民媒体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援，广告收入与市场空间都相对较低。在美国，每年的广告花费为1千5百亿美元，但是只有30亿流向移民媒体。由于没有充足的财力支持，就会导致移民媒体从业人员、以及信息源的缺乏，并进一步影响其新闻资源的获取。

因此，在当今的传媒环境中，移民传媒的发展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以探索更为广阔的空间。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在这样的传媒环境中，移民传媒仍然有着不小的发展空间来增强其自身的凝聚力。

一方面，移民媒体应加强与主流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在居住国的主流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移民媒体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报道内容以及受众群的拓展等方面，主流媒体往往有更大的优势，移民媒体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是，涉及移民母国文化及事务的时候，主流媒体在新闻资源和报道角度上又存在着局限性，容易导致报道失实，误导公众舆论。而移民媒体在此时就能利用对其本土文化的熟悉而体现出优势。所以，应尽可能进行两类媒体的相互沟通，以获取更为充足的信息资源。

另一方面，移民媒体应加强言论的力量。由于与主流媒体存在着文化传统、价值观以及新闻理念等的差别，移民媒体对于新闻事件的评价和观点与主流媒体不同。尤其是关于移民母国事务的观点性报道，更应该以贴近本土受众的视角发表与主流媒体不同的意见，并对居住国的政策做出透彻的分析。由于主流媒体缺乏表达这类意见的空间，而移民传媒正好能弥补这一不足。

四、结语

在异质文化土壤中培养起来的移民传媒，是适应多样化的地域或族群的特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在实践中也表现出了种种传播人种学的特征，具有鲜明的族群文化传播和接受的特质，不仅仅表现出与居住国的主流传媒不同的传播模式，还影响了世界传媒的环境与结构，同时也有助于建构从属于不同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的移民受众身份认同机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移民对其母国文化的忠诚度也有着差别。因此，我们不仅仅强调移民传媒在保证文化传统完整性方面的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其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移民传媒在构建世界文化多元格局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

[1]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2]李焰著：《少数族裔媒体：藏在美国主流媒体身后的传媒巨人》，人民网，2005-08-01。

[3][美]罗伯特·F·莫非著：《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吴枚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126页。

[4]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5]Groundingthedisplaced:Localmediareceptioninatransnationalcontext,VictorSampedro.JournalofCommunication.NewYork:Spring1998.Vol.48,Iss.2;pg.125,19pgs。

[6]李焰著：《少数族裔媒体：藏在美国主流媒体身后的传媒巨人》，人民网，2005-08-05。

[7]陈明著：《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补议》，2005-07-26。

[8]李焰著：《少数族裔媒体：藏在美国主流媒体身后的传媒巨人》，人民网，2005-08-05。

[9]程曼丽著：《关于海外华文传媒的战略性思考》，《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3期。2005-08-01。

[10]夏春平著：《新移民华文报刊成因、区域流向及特点》，2003-08-08。

[11]Constructingatransnational,multilocalsenseofbelonging:AnanalysisofMingPao(WestCanadianedition)。

[12]夏春平著：《新移民华文报刊成因、区域流向及特点》，2003-08-08。

[13]若容著：《加拿大经验、种族与文化及其他》，加西生活网，2005-3-28。

[14]《海外华文传媒集团的发展》，传媒研究网，2005-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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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杂志传媒广告给受众带来美感

杂志传媒同报纸传媒有很多的共同点，都是通过印刷来传播广告信息，尽管其没有报纸及时，但是杂志通常都有很好的排版和印刷，也吸引着大量的消费者。杂志重视对自己色彩的布局和安排，以鲜艳独特的色彩来吸引受众群体的目光，激起他们购买产品的欲望。杂志广告在版面的设计上不拘束与传统，很多广告会跨页面显示，增强受众对其印象。同时，目前很多杂志摆脱了呆板、严肃的报送新闻的方法，通过讽刺、娱乐的语言来为受众展示当下热门话题，使受众感觉更加亲近，使受众在阅读新闻的时候不再感觉枯燥无味，而是平添了几分乐趣和美感。《新周刊》作为国内有名的新闻类的杂志，其里面的内容与当下热门的话题关联度很大，同时语言不像播报新闻一样死板，而是带有讽刺意味，引人深思。该周刊在编写新闻内容的时候，通常会配有彩色的插图，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图片加上生动精彩的文字叙述，使得当时发生的场景完整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仿佛亲身经历了一般。

三、网络传媒广告对受众的影响

目前，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普及，网络传媒发展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网络传媒广告也成了当下最热门的获取新闻的渠道。对于网络传媒广告来说，它需要做的不是通过一切办法来吸引受众的眼球，而是需要在受众浏览页面的时候，能够使观众注意到它。网络媒体广告的数量在与日俱增，每天网页上广告的数量很多，信息内容也很繁杂，如何使自己的广告在众多广告中脱颖而出，吸引到受众的注意，使受众点击进去观看广告的具体内容，这些都是网络媒体广告改进的目标。网络传媒广告强调广告的互动性，其能够根据受众群体的性格特征、心理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网络传媒广告能否被受众所阅读，完全取决于受众是否有阅读这个广告的欲望。因此，广告设计的时候更应当迎合受众的心理和需求。只有这样，受众才能在众多的网络媒体广告中发现该条广告，并且点击进去深入阅读。当下，很多网络传媒广告喜欢在自己的广告中加入图表，来对新闻进行清晰、明了的分析，使受众更加直观地了解到该广告的大致内容。图表的设计也是多种多样，通过数字、图形等元素的运用，将复杂的新闻内容简单化。例如，该新闻涉及大量的年代信息，就可以采用纪年表的方式，将每一年发生的大事总结出来；如果该新闻主要强调的是数据变化的情况，则可以通过条形图的方式来呈现。如今，人们关注新闻的范围已经不局限于国内，通常对于国际上的大事也想要了解，所以广告的设计方面要涵盖更多的国内外的大事件。除了对事情有个大致的了解以外，更多的受众还想进一步了解该事件发生的各种小细节，这些零散的细节如何进行整合展现在受众的眼前呢？很多网络传媒广告通过对“新闻地图”的运用，将新闻中的细节部分都全部展现在一张地图之上，使受众一目了然，也减少了受众的阅读量。除此以外，随着电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传媒广告的设计也需要引入更多的技术元素，如通过动画的设计来吸引受众的眼球。在青藏公路建成的那一年，很多网络广告都通过Flash软件设计出一个火车穿越隧道的情形，通过动态的图片来吸引受众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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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播媒介实体，要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它不仅要有先进的硬件和科技设备，也需要具有良好业务素质的从业人员，值得提出的是应有符合自身发展管理机制。管理机制直接关系着媒体的生存和发展，其管理机制亦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除去社会制度的影响外，主要的决定因素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传播机构的内在权力划分，利益分配模式，经营方式等，这些都是影响传播媒介选择管理体制的因素，西方新闻出版事业领先我国百年，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一、关于新闻出版的理念渊源

探析西方传媒的管理体制，不能不提弥尔顿。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建立，在理论渊源上同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分不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形容弥尔顿对传播媒介的影响时曾说：“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有一声炸响的霹雳穿过至今，仍隆隆回荡……这就是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

《论出版自由》的核心是（Givemeliberytoknowtoutterandtoarguefreelyaccordingtoconsience）“让我们凭着良知自由的认识，自由的发言，自由的讨论。”在这篇名作中，弥尔顿深刻揭示了对言论出版自由限制的弊端，他认为只有通过自我对事件的讨论才能不断的获取真知。弥尔顿大声疾呼任何权力机构不应该阻止、妨碍，公众运用合理的手段获得真知。

《论出版自由》虽然在思想界、传播界掀起轩然大波，但毕竟仍未具有法律效应。《人权宣言》的发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为媒体建构自身的管理机制提供了法律保障。《人权宣言》明确指出，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为珍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担负责任。

它言简意赅的表明：第一，人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人和利益集团、政府机构都不得以自身的利益为借口，干涉、限制公民获取及传播信息的权利。第二，要为自己传播的信息担负责任。美国的一位大法官霍姆斯在审理一件案件时曾说：“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不是绝对的，它绝不能保护诸如在剧场中大喊‘着火了’一般。”西方传播媒介管理机制，在建立时就对假新闻及新闻造假做了法律上的规定，如果在法律及宪法规定的规则范围内活动，政府会乐意看到这一切，但如果踏出这一范围，那么传媒机构必须要为它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二、影响西方传播媒介体制管理的经济因素

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二战中，由于适应战争与外交的需要，国际广播迅速发展，从1939年到1945年的二战期间，拥有国际广播电台的国家从27个猛增到55个，翻了一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形成了几家大型的垄断机构，但媒介从根本上说是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分不开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密不可分的。例如，美国是高度私有制和高度竞争的国家，它的传播媒介管理体制必然要适应美国的经济发展，即市场经济。

英国的BBC公司，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另一种传播管理体制形式。表象上BBC是公营类似于我国的传播机构，其实不然，BBC由于技术方面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与其它西方媒体的体制管理表现出特殊，是由于英国与他国国情的不同决定的，其主要因素是英国的经济体制。其次，是新型科学技术装备的应用，影响着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建构，正是由于高新科技设备的应用，西方媒介管理体制才日益完善。

三、政治体制是媒介管理体制变革的重要原因

政治体制是媒介管理体制建立的一大因素，在不同种的社会制度当中，媒介的管理体制的性质是不同的。我国的媒介管理体制是姓“社”的，所以媒介管理体制的建立就必须首先为广大人民群众而服务，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上面。而西方则情况就不同了，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媒介管理体制就必然姓“资”，所以它是建构于经济利益之上的，它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服务。媒介管理体制的构建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所以西方媒体存在付费的成人频道。

四、新闻道德和新闻法律理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随着社会责任论的诞生，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新闻道德建设的步伐，相关的职业道德规范陆续出台，旧有的规范被完善和修葺，媒介机构纷纷将这些道德目录拉入自身的管理体制当中，媒介管理机构在内部建立了严格的内部纪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我们需要明白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自律本身只是在新闻机构内部依照自愿的原则上建立，其原则的应用只能依靠自觉来进行。尽管这一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新闻职业道德的建设，但因其缺乏无力的制裁措施没有很强的约束力。

新闻自由是必须的，但必须要有一种力量来约束，防止其“过于自由”。保护自由和预防新闻自由的泛滥，体现了调控传播媒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团体、政府的调控是极其必要的。

美国的著名法学家福乐（Fuller）在其《法律的道性》（《Themoralitylow》）一书中提到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福乐把道德区分为两种。第一是“愿望的道德”。第二是“义务的道德”。福乐认为第一种是对善的追求，追求的愿望是道德的进步，受到舆论的好评。而“义务的道德”是对人类秩序生活的基本要求，遵循义务道德不会受到人们的表扬，但是违背了它就要受到谴责及相应的惩罚。“愿望道德”是一种理念，证明“愿望道德”不是一种现实可行的行为准则，而“义务道德”则是人们所必须践行的。

近代以来，西方的新闻实践也贯彻新闻道德的法律化，但是任何关于道德方面的手段及行为方式都不具有强制性，它只是建构媒介管理体制的肉身，所以新闻道德化不仅要把道德法规与法律有机的结合起来，而且必须将社会普遍道德纳入到法律结构中来，这也是建构媒介管理体制的要求。

在新闻媒介管理体制当中，新闻道德法律规范化，作为新闻媒介管理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新闻道德的规章化和制度化使新闻媒介有了严谨的行政手段。约束其以利益为目的而不顾新闻真实性的恶劣行为。新闻从业人员必须遵循它，更好的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当然新闻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道德的规章化、制度化，很可能造成两种情况，一种是“道德的过泛化”。二种是“规章过泛化”。“道德的过泛化”会使新闻道德显得过分脆弱，没有强制力的道德将很难约束新闻行政、运营行为；“规章过泛化”极易会发生新闻机构运营新闻呆滞化，没有任何创新的行政运营手段，只会让新闻机构走向衰败。如果新闻规范过于苛责的话，那么新闻从业人员将会对新闻采访、编写、播报畏首畏尾。

探析西方新闻媒介管理体制的产生和发展，对搞好我们现在的新闻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坚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看待媒体管理体制变革，搞好我们的新闻体制改革，使我们的新闻管理体制更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1]周鸿铎.应用传播学.中国传媒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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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介全球化的今天，国际舆论具有鲜明的媒介化特-征，大众传播不仅是国际信息流通的主要渠道，而且是国际舆论产生的主要土壤及其体现的主要平台。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国际舆论就是指国际媒体的言论，认为，“国际舆论已经约定俗成地特指外国媒体上的言论”。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认为，所谓国际舆论，是指以大众媒体为主要传播渠道，以大众媒体言论和报道倾向为主要表现形式，反映大众媒体、国际公众、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对国际事务，问题的相对一致、且具有广泛影响的信念和态度的总和。下文将从三个方面就国际舆论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

一、媒介技术与国际舆论

从技术角度看，媒介技术的发展及其所形成的媒介形态直接决定了受众如何获取外界信息和传播信息，并改变了信息的性质；媒介本身也成为信息的一个组成部分。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acLuhan)提出了“媒介(体)即讯息”的论断，认为。传播媒介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何种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影响和培养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方式。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有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正是媒介的形式上的特性革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理解世界的进路，因为媒介对信息具有强烈的反作用，它决定着信息呈现的清晰度以及信息的内在关系；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意味着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方式的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以及新社会类型的出现。

当代舆论处在全球化传播时代，依靠的主要是电子媒介，形成的主要是媒介舆论场。媒介技术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舆论生成的时间快慢、范围大小，以及国际舆论本身的质量问题，如理性成分的大小、偏见的多少等。

二、媒介信息与国际舆论

与媒介技术发展相适应的是，媒介内容的革新以及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消费需求对国际舆论生成和发展具有同样重要而显著的影响。媒介技术、媒介信息以及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消费需求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起作用，就像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时代一样，媒介技术的革新迫使(或者允许)媒介内容的形式和种类都发生了改变，我们对这些媒介内容的需求也改变了，旧有的媒介使用习惯被打破，当新兴媒介提供崭新的内容选择的时候，新的媒介使用习惯也在形成，从而完成媒介的“功能置换”，即当原有的媒介功能被新的技术所代替时，原有的媒介往往不是就此消失，而是通过自身的某些转型抑或直接赋予自身某些新的功能。从而获得“新生”。

因此，从媒介内容上看，其承载的信息本身也决定了受众如何观察和认知周围环境。当信息与公众认知形成共鸣，并产生一致效应时，国际舆论就能够形成。在国际信息传递过程中，各国媒体在不同程度上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国际信息传播，并在影响国际舆论上发挥中大小不等的作用。尤其是在国际信息传播过程中，大众媒体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而从普通人的认知能力上说，由于我们不可能直接面对如此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现实环境，我们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如大众传媒来认识外部世界，特别是众多的国际事务远离一般他们的视野，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借助于大众媒体来认识国际事务。

这其实说明r，虽然国际事务的相关信息与我们具有某种相关性或我们有了解的兴趣，但由于这些信息远离我们的直接认知范围或超越我们的认识能力，而且一般人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真正客观、独立地思考这些国际事务，尤其是国际性公共危机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公众对媒介更为依赖，依靠大众传媒来作出判断和通过大众传媒所构建的“虚拟环境”来认知世界。而一旦这种从媒介获取的认识形成，就会慢慢的被“固化”，“人们会对相反的一面视而不见，于是很容易对一个国家形成‘明显的态度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形成具有某种导向和指示器的作用。

然而，在分析这种影响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各种干扰媒介信息对国际公众和国际舆论的因素。关于这些干扰因素，传播学界先后提出了多种理论假设来说明在媒介的影响力到达现实舆论(或公众)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缓冲体(区域)，阻挡、分散、曲解、消融着媒介发出的信息，或减缓着信息的传播速度。对此，美籍华人学者、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李金铨认为，“受众不完全被动，他们隶属于各种团体，生存于各种社会关系，也有七情六欲，这些都构成媒介信息的‘缓冲体’，而这些‘缓冲体’(buffers)或‘过滤器’(filters)，把媒介的信息加以解释、扭曲、压抑，信息一旦到达受众身上，已经和原来面目不同了”。

虽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提出了受众对信息进行主动“解码”(Decoding)的三种立场更是体现受众主动性、能动性的理论结晶，因此。有人提出了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形成究竟有多大影响力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回到“魔弹论”的老路上，但在当今信息交流高度发达，人们对信息依赖程度在逐步加深的时代背景下，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重要建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戴维?莫利(DavidMorley)和凯文，罗宾斯(KevinRobins)所说的，“不应过高估计媒介消费者个人随意评说传送来的节目的自由。即使他们有这个自由，他们选择重新解读的节目也局限于势力强大的媒介机构建立的‘菜单’之内。再说，这些节目通常制作成‘更倾向于’某种解读的样子，从而即便人们永远也不会同意这种‘解读’，也诱使观众以某种特定方式‘领受’该启示。”。

综合来看，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是明显的。在短期内，受众从媒介上获得了认识外部世界的信息，知道了超出自身经验范围之外的人和事；从长期来看，受众在获得信息时。也会受到媒体对信息如何解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影响受众自身对事物的态度倾向。因此，在媒介对国际舆论倾向性形成的影响来看，国际受众是在对信息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会逐渐形成自已的某种态度、倾向、意见等，只是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是一个逐渐发挥作用、不断修正的过程。这对于我们更有效的开展国际舆论营造和引导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三、媒体言论和报道倾向与国际舆论

国际舆论的生成和发展与大众媒体有着明显的内在关系。对此，我国大多数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国际舆论就是指国际媒体的言论，因为在国际事务上，大众传媒扮演的角色最为重要。

一方面，大众媒体是国际舆论生成的主要载体和传播渠道。在媒介化生存的当今世界，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及传媒信息的传播极大地扩展了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和范围。从早期的印刷媒体到电子媒体再到当今的数字化媒体，它们不仅时刻在向人们构建“拟态环境”，而且其发挥的作用在逐渐增大，人们对外界世界的了解越来越依赖媒介机构，以至于将“拟态环境”等同于客观环境本身。“在这种由媒体构建起来的‘拟态环境’基础上，媒体决定了人们关注什么，决定人们从哪种角度看待问题和用什么逻辑来分析问题”，因而国际舆论的媒介化特征就愈发明显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谁支配着媒介，谁就控制着媒介话语权；谁支配着媒介话语权，谁就拥有掌控国际舆论的主动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舆论全都负载于大众媒体之上，国际公众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的对国际事务或对某一，某些涉及民族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态度、意见等也是国际舆论。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调查项目”(thePewGlobalAttitudesProject)每年就全球范围的若干重大问题在很多国家进行舆论调查，年度报告。当然，对于能否将舆论(包括国际舆论)简约为个人层次上的意见聚集曾有争议，但目前人们普遍倾向于将舆论调查测量出的意见作为舆论的一种呈现方式。

另一方面。国际媒体言论和媒体对事实报道的方式及其倾向直接影响受众对国际问题、他国事务的认识。虽然对媒体传播效果的认识不能回到“魔弹论”的老路上，但大众媒体对受众态度的影响一直是相当明显的。从国际舆论形成角度看，大众媒体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国际事务的知识结构，而且也改变了国际公众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思想过程，并促使人类社会由相对分散、孤立的发展逐渐走向相互依赖与融合，从彼此陌生到相互有所了解。传播学理论中“启动效应”、框架作用以及议程设置能力等，就明确指出了大众媒体言论和大众媒体对事实报道方式和报道倾向对国际舆论倾向性的生成和发展趋势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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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传播方式对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冲击。现代传媒以其跨时空、信息高度密集、传播面广、辐射力强、社会功能显著等优势逐渐得到广大少数民族的接受和认可，成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信息沟通的主要方式，已有千百年历史的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等方式已降至次要地位。②以喜花鼓《黄四姐》为例，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中，只能通过现场演唱这种一次性的文化消费，影响范围相当有限。而如今，电视现场直播、微博微信的现场分享、网络视频分享及链接，可以让不同地方的不同爱好者随时欣赏到这一特色文化，并把这种民族文化传播出去。

（2）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文化传播具有优势扩散的特点，因此，优势文化具有较强的传播力。现代传媒传播的是大众文化，这种优势、主流文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完全是单向的信息传输和文化植入。当现代传媒所传播的文化并非当地的本民族文化时，也就在悄然解构着该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今，对于现代传媒的接受和习惯慢慢改变了当地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越来越多的人对本民族的传统已经麻木甚至丢弃遗忘，传统民居、服饰和节庆等文化就在这看似喧嚣的现代浪潮冲击下逐步瓦解，甚至消失。

（3）现代传媒可以将民间记忆转化为媒体记忆，完成“文化修补”。民间记忆与媒体记忆，是指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相对于前者，媒体记忆可以利用媒体挖掘并完整的将某地区的民族文化保留下来，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增强传播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也并不是把所有的文化活动都记录下来，而是会经过文化筛选，逐步修补甚至还原民族文化。以建始县的丝弦锣鼓为例，当地分为南乡、北乡丝弦锣鼓，由于地域保守思想，他们在传承上具有不完整性。而媒体记忆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通过对南乡和北乡两种不同的表演方式进行分别深入挖掘，并通过媒体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间接弥补了民间传统传承方式的保守性的弊端。

2、现代传媒在民族文化生态嬗变中的角色——现代化的推动器与加速器

现代传媒正在以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着湖北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价值观、生活和娱乐方式，不知不觉中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嬗变构建着话语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认同等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方性，变得更加开放，并慢慢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动向达成一致和协调。对于这种文化转换，日本学者主内郁郎把它称为“原有文化的消逝”③。所以，湖北武陵山片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在受到以电视和网络为首的现代传媒的解构，其民族文化正经历着一个嬗变的过程。

（1）部分特有的民风民俗逐渐消失，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商业化。据我们了解，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活动和节日众多。例如每年农历七月七号举行的女儿会等等。然而随着现代传媒的兴起和渗入，《非诚勿扰》、《百里挑一》等相亲类节目大火，深受广大年轻人的喜爱与推崇，与此同时带来的却是土家族传统女儿节的“变味”。换句话说，随着现代传媒的渗透，湖北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正加速着商业化的发展道路。

（2）网购兴起，少数民族服饰已非主流服饰，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社会化。这点在购物习惯和服饰上尤为明显。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们最早都是通过自给自足来满足生活需要的，后来逐渐通过市场购买。而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网购，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很多中老年人也都学会网购了；在服饰方面，几乎全面汉化，少数民族服装已非主流服饰。美丽的婚纱、帅气的西装、舒适的休闲服等等，每时每刻都充斥在各种荧屏上，电视和网络无时无刻不在宣扬着现代服饰的时尚和方便。相反，辗转各个街区，专门卖民族服饰的店铺几乎没有。

（3）传统吊脚楼消失，代之以整齐的楼房，现代传媒加速了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土家吊脚楼一直以来以清爽、简洁和不惧山区地形的优点为我们所知。如今，随着现代媒体传递并勾勒着一幅幅现代都市化的生活画面，人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希望过上这种城市化的生活了。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武陵山区，保留完整的土家吊脚楼已经很难见到，即使有也是非残即破。现如今的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市镇还是乡村，已然是在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步伐已不可阻挡，而现代传媒正是这次现代化建构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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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播音主持中声音和语言具有的艺术性内涵

作为传媒视角下的播音主持人，其应该具备的一项重要的职业技能以及艺术表象形式，就是对声音和语言艺术内涵的展现，这也是成为一个优秀主持人的必要条件。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就是个体差异性，所以，它也包括了每个人发音的能力，以及其嗓音具有的特性，这种特性主要是指每个人发音的粗细、快慢和刚柔等说话效果的不同。因此，在现代传媒视角下的播音主持人不仅要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涵养，还需要加强自己有声艺术的培养，使得观众在享受完美的视觉体验时，还能感受到美好的听觉盛宴，从而使得观众能够对播音主持行业的艺术性得到直接的认识和评价。同时，播音主持人在传播电视节目信息的过程时，要学会妥善的利用自身具有的艺术性条件，并结合电视节目整体的风格和节目特性，以此来形成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带有自身个性的语言艺术。另外，现代传媒视角下的播音主持人还可以利用自身的资源创造出一个专题性的报道，并在此报道中充分的发挥自身主持优势，从而加强对整个电视节目的控制程度。并且，在发挥自身控制力的同时，播音主持人还要在节目中激发观众参与节目的热情，加强与观众的交流和互动，从而使节目的艺术效果和主题都能够充分的传播出来，进而使得播音主持具有的艺术性能够在现代传媒的视角下完美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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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园传媒与高校德育的结合

校园传媒作为高校思想宣传阵地和信息交流工具，它包含教育、经济、文化、娱乐、体育等众多内容，满足了大学生学习、娱乐、交往的需要。作为高校德育对象的大学生，他们在与校园传媒接触的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校园传媒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超过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影响。因此，认真分析校园传媒与高校德育的关系，利用校园传媒做好高校德育工作是摆在校园传媒工作者和德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两者的关系应该是既互相结合又互相促进的关系。其互相结合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生能经常接触校园传媒的德育信息

由于校园传媒几乎覆盖了学生所有的信息来源，无论是听广播，看报刊、宣传栏、电视，或者是上网，校园传媒在课余时间成了与大学生相依相随的生活、学习的伴侣，大学生在与校园传媒接触的过程中也有意或无意地受到德育信息的影响。这为高校德育信息的选择、定位、宣传，做好高校德育与校园传媒的结合提供了新途径。

2大学生愿意接受校园传媒这种教育形式

由于高校的报刊、广播、电视和校园网所采取的讨论、深度分析报道、广泛参与等教育形式贴近学生生活，适合学生特点，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了学生情感共鸣，所以，更易被大学生所接受。因此，大学生愿意接受这种形式的教育。这为高校改变德育方法，做好德育与校园传媒的结合提供了新的契机。

3大学生乐于参与校园传媒的各种活动

由于校园传媒能为大学生提供大量的各种实践机会，所以很受学生欢迎。大学生既是校园传媒的受众，又是校园传媒的参与者，有的参与了校园广播的编辑、播音和撰稿，有的成为高校校报的作者、新闻记者和通讯员，有的担任了高校电视的播音员、主持人，还有的成了校园网的维护者和管理员，他们在主动参与校园传媒的活动中提高了能力，受到了教育。这为高校拓宽德育形式，提高德育的实效性提供了切入点。

4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在校园传媒中能真实地得到反映

由于大学生乐于参与校园传媒的各种活动，他们在开展活动过程中把自己的思想体现在所创作的作品中，无论是他们创作的诗歌、散文，喜欢的人物、歌曲、关心的国内外大事，在网上发表的观点、意见，进行的各种交流、讨论，都能流露出他们真实的想法。这为高校比较准确地把握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动态，增强高校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做好高校德育与校园传媒的结合提供了重要载体。

二、校园传媒与高校德育的互相促进

在加强对高校德育与校园传媒互相结合的研究的同时，还必须积极探讨二者的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问题，不断探索借助德育促进校园传媒的和谐发展和利用校园传媒创新高校德育的新路子。

1校园传媒是消除现代大众传媒负面效应的中坚力量

对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的大学生来说，大众传媒的多元文化以及良莠不齐的传媒信息，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面对现代校园传媒给高校德育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高校德育工作者单纯地采取“堵”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高校应该主动出击，充分利用校园传媒这一宣传、教育阵地，用先进的思想文化来教育、引导青年学生。针对现代大众传媒中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来袭，我们要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重建东方优秀的传统文化，用深层次的稳定的内涵文明，充实浅层次的脆弱的肤浅文明，充分展现高校的文明形象和人文精神，增强校园传媒的文化含量；同时要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现代大众传媒的本质，培养和提升大学生的传媒素养，增强他们对现代大众传媒各种信息的辨别能力和筛选能力。

2校园传媒为高校德育提供了坚强阵地

校园传媒是高校理论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的有力工具和重要阵地，也是开展高校德育的重要途径。因为，校园传媒直接面向大学生群体，能深入学生的学习生活，有的甚至与大学生形影不离，并且传播的信息具有及时性、针对性和知识性等特点，所以它在大学生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高校可以有针对性地将相关德育信息随时通过校园网、校园电台、校园电视台自办节目、校报、系报、社团刊物、橱窗、板报、横幅等传媒手段，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职业理想、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教育以及将所开展的相关活动的信息，传递给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发挥校园传媒的育人功能。3校园传媒已成为当代高校德育工作的一条重要途径

校园传媒弥补了高校德育课堂教育的不足。高校可利用校园传媒各媒体的优势，促进高校德育的有序开展。校园报刊传媒具有易于收藏保存、随身携带、反复阅读、相互传阅等优势，高校可利用这一优势对大学生关心的国内外社会热点问题做深度报道，刊登相关的理论文章，使大学生在阅读报刊的过程中受到教育、启发和鼓舞，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理性思维。高校广播作为一种新闻传播媒体，有着快速、灵活、生动、覆盖面大等优势，是高校的重要舆论宣传阵地之一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是学校育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的双重任务；高校广播通过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栏目，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校师生的思想，引导他们的行动，配合课堂教育，完成教育任务。校园宣传栏是师生相互交流、沟通、传递信息、探讨学术的园地，它具有内容替换方便自如、常换常新、形式设计多种多样等优点，尤其是大学生自己设计和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宣传板面，不仅给学生带来美的享受，更是学校德育潜移默化的催化剂。校园网具有数字化、高速化、交互性、全时性、丰富性、开放性等特点，它真正地实现了把只有老师说教的“单向式”德育改为师生、生生交流的“双向式”“多向式”德育，把以处罚为主要手段的“管理式”德育改为以引导为主的“引导式”德育，把单调、呆板的“单一式”德育改为生动活泼、声图、音像并茂的“多样式”德育，把靠堵截为主的“封堵式”德育改为面向社会的“开放式”德育。

4校园传媒的丰富与发展有助于高校德育取得实效

校园媒体作为独特的校园舆论宣传工具，一直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近几年得到了飞速发展。它由原来的广播、电视、报刊、宣传栏等单纯传媒，发展到今天拥有校园网、手机等多种传媒；它由原来较单一的校内舆论宣传、文化服务等功能，发展到今天多样的社会化、开放性、人文性、信息化导向性等功能；它由过去大学生的“被动接受式”，发展到今天的“主动吸纳式”；它由原来自身设置的单一栏目，发展到今天的合理、多样的栏目；各栏目的内容由过去的呆板单调，发展到今天的图文并茂；由过去单纯的纸质信息发展到今天拥有数字化等多种信息；并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它将有着更大、更惊人的发展。从校园传媒的发展趋势中可以看出，它的丰富与发展有助于受众获得更多的德育信息，有助于对大学生的思想困惑进行及时指导；有助于大学生在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时受到德育的自我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及早了解德育信息；有助于德育工作者采用多种形式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由此可见，校园传媒的丰富与发展，使高校的德育信息和德育内容更广泛、更快捷也更多样化了，并且为高校德育的创新提供了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使高校德育工作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5高校德育的创新有助于推动校园传媒的和谐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德育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高校德育工作者如果惯用以往的一些德育理论、德育工作方法与途径，就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带来的新要求。校园传媒作为高校德育实施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在高校德育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高校必须借助于在大学生中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校园传媒，来促进高校德育的发展。因此，高校应对校园传媒的发展规划做出统一部署和要求：一方面要加大校园传媒建设的投入力度，优化和整合校园传媒资源，为校园传媒的和谐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保障；另一方面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各传媒的的栏目设置和主要任务，用具有时代特征的高校德育信息，不断去更新校园传媒内容，以自己的特色去应对社会媒体的影响；对校园传媒中出现的不良信息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治。同时要实现校园传媒间的有效互动，发挥协同效应，构建校园宣传强势，以达到多个传媒之间相互造势增值、延伸各个传媒功能的目的，实现对大学生的有效教育和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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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到湖南电视、广播传媒飞速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有湖南方言特色的时尚词语非常流行。这些时尚词语有独特的新鲜感和强大的生命力，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频繁出现，传媒也为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竞相使用，为它盛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湖南时尚词语的性质

语言要素中变化最频繁、最迅速、最活跃的因素是词汇。从词汇的生成来看，反映最灵敏的又是时尚词语。什么是时尚词语呢?时尚词语是指具有很强时尚感，在一段时期内频频在新闻媒体亮相的流行词语，并具有新的词义的词汇，它使新事物、新现象与语言符号很快地发生对应关系，从而准确的反映社会现象。(于红，2004)例如《三湘都市报}2003年9月23日笫13版有标题《汪涵碰大兵，有理“策”不清》。其中的“策”(声调是长沙话的阴去55)就是一个表示“调侃地说”的方言时髦词语。可惜我们在《长沙方言词典》和《长沙方言研究》中都没有查找到。《长沙方言词典》根本没有“策”。《长沙方言研究》第70页有“策(ca人声)”。但是没有读阴去声调的“策”。从同音的“择”文读是人声，白读是阴去来看，读阴去的“策”应该是白读声音。

时尚词语又是一种流行文化现象，它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比普通新词语更加直接也更加敏锐地反映着当代城市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观念心态，体现出城市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和创新。由于在一个时期里使用极其频繁，所以，和普通新词语相比较，时尚词语具有更加深刻和丰富的语言学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

湖南时尚词语就是以长沙为中心，包括全省各地出现的反映社会特有的事物或现象的时尚词语。其中不少词语具有浓厚的湖南方言色彩，而且来自日常口语，口语色彩较强。往往是来自长沙方言，又是湖南其他方言共同或者接近的词语。由于是混合在普通话中使用，往往在语音上做了适应普通话语音系统的适当调整，又为了方便一般读者看懂，我们没有采用国际音标注音，而是折合成普通话语音用汉语拼音注音。

二、湖南时尚词语举例

三、湖南时尚词语的特点

1.形象性

形象性是时尚词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特性。用通俗的比喻引申意义，立意新奇、新颖生动、富于表现力，具有形象性。湖南时尚词语中有很多是运用比喻产生新奇效果的。例如:“吃了铁”用吃铁比喻做事情的胆量太大。“捡篓子”用拾到篓子比喻得到便宜。“提篮子”用空篮子比喻空手赚钱。“扯麻纱”把纠纷比喻成像一团乱麻一样扯不清。

2.通俗性

很多时尚词语从内容上来说，大多表现日常生活，是表达当今流行的和老百姓所关心的事物和现象。首先只通行在一文化层次较低的阶层，后随扩散，成为地域方言中的流行语。因此，湖南时尚词语具有浓厚的方言色彩，不同地域的流行语常能反映不同的地域文化。再加上创造者和使用者主要是市民阶层，所以时尚词反映的主要是社会下层文化，其褒贬色彩体现的主要是市民阶层的趣味和价值观，具有日常口语色彩，非常通俗。

3.流传性

时尚词语是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喜闻乐用的词语，它一经产生并流传开来，就具有独特的新鲜感和强大的生命力，被大多数人接受。它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频频出现，甚至传媒也会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竞相使用，为它的盛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确实”、“那确实”、“的确”等具有方言语音特色的词，通过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在普通话中偶尔插入又反复使用，已经成为湖南街头巷尾使用最为频繁的口头禅。甚至还出现专门用长沙方言表演的节目。

四、湖南时尚词语反映的社会生活

1.反映湖南人交际的时尚

表现新时期新的人际关系。例如:“装文”(讲客气)、“了难”、“撩别”(做事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在遇到麻烦，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一般都说:“找人了难”。又例如:“这个讶子是专门吃了难饭的。”这说明经济发展时代杜会交往越来越频繁，社会经济秩序出现不正常现象，使一些非正规组织或者个人有时具有比正规单位和组织更加有效地解决间题的作用。

2.反映湖南人称呼的时尚

表现人际关系更加随和，人性化。例如:“满哥”、“大哥”、“老弟”、“靓妹”、“帅哥”、“美妹”、“细妹子”、“的哥”、“青年哥哥”等等。“满哥”是对年轻男人的一种昵称，例如:“几年冒看见。三份子长成哒小满哥”。“满爹(满爷爷)”是对中年男人的一种昵称。

3、反映湖南人经商的时尚

表现经商过程中的一些新现象。例如:“来米”(给钱)、“带笼子”(卖主设圈套引诱顾客上当)、“拣篓子，’(占便宜)、“提篮子”(自己没有本钱，买空卖空)等。“提篮子”是经商中用得最广泛的一个新词，例如“那几年真的是全民皆商，连退休老娱她都去提篮子”。

五、湖南时尚词语折射的社会心理

语言中受到社会文化心理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词语。语言就像一面色彩斑斓的镜子，照射了经济、文化、心理素质各方面的特征。社会文化心理是潜藏在人们意识深层的价值和在长期历史中积淀的牢固的民族文化心理观念。文化心理观念主要来自本土文化传统。例如湖南的湖湘文化及独特的心理特征等会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这种独特的区域文化直接影响人们对词语的认识和理解，大量新词语的出现说明语言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人们又用相应的文化心理接纳这些新词。湖南时尚词语的产生折射出这样几种心理特征:

1.求新的时髦心理

人类追求新颖的共同心理，反映在语言上就是力求变化创新的心理。在社会交往中，人们经常有一种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要求个人语言更能适应不同语境交流的需要，往往不愿意使用一些用久了，用烂了的旧词语，而喜欢别出心裁地采用一些代表时代性的新词。这一点在湖南新词语的创造和使用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例如商品经济中出现的一连串时髦名称:“辣妹子”、“老干妈”、“辣翻天”都是湖南特产辣椒酱的新名称;“叭叭车”(旧词)经过一段时间的流行已变成“摩的”(新词)、“踩士”、“慢慢悠”，它们都是指的是同一种交通工具。这些新词语的出现反映了湖南人求新的趋时心理。

2.求异的个性心理

新时期，人们在求新的基础上追求标新立异，显示自己的独特的杜会心理比以往强烈多了。正是个性意识的突显催生了一大批新颖别致的新词新语。创造时尚新词的群体中，以城市青少年群体创造的流行语最惹人注目，绝大部分时尚新词是人们在扎堆聊天中脱口而出的口头禅，既带有鲜明的个性又能合乎时代的潮流。例如:“酷”、“酷毙”、“酷呆”、“帅呆”。

3.从众的群体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