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纠纷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

1．1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

经济学的产生被认为是起于1937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发表的《厂商的性质》一文，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是在20世纪下半期。有学者为了把它区别于19世纪形成的美国制度学派及后来的新制度学派(也叫新制度主义)，而把它称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而制度学派及新制度学派是批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正统分析方法的，它们是“作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对立面出现的”。我们都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即每个人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虽然延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但是它关于人的假设是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即受到现实生活中制度的制约条件下的活动，因为“更接近现实的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在回答企业起源的问题时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个概念，他认为，每种经济活动的资源配置都需要发现价格、签订合同等等，资源的配置由市场决定，而市场由价格机制决定，这就必然产生一定的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一种市场制度，它的产生是为了降低经济过程中交易费用，起到了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因此，科斯揭示了交易成本和制度的某种内在联系。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对交易费用进行了定义，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指为获取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付出费用以及谈判与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是事先交易成本和签订契约后的一系列费用。如今，交易费用泛指一切与交易相关的费用。

1．2科斯定理与产权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上

后人根据科斯的理论总结了“科斯定理”，即只要交易费用为零，那么无论法定权利归谁都不重要，资源配置都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产权经济学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组成部分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它强调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联系。它为解决外部性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不清是造成外部性和“搭便车”的主要根源，外部性的产生与产权的起源有着必然的联系，有效的产权可以降低或克服外部性。那么影响产权的形成因素有哪些了?根据卢现祥归纳的有:第一，技术。新技术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收益，而缺乏相应的技术可能是“搭便车”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人口数量。人口数量的增长与资源的有限，造成了人均资源的降低，于是，资源变得“稀缺”起来，这必然导致排他。而产权就是种排他性的经济权利约束。第三，资源的稀缺程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离开产权，任何稀缺资源的配置都是无效的。第四，要素和和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动。价格的上升导致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行为，“独占性”成为一种优势选择。那么明晰产权意义在哪呢?明晰产权可以解决责任不清的问题，有利于激励经济主体，有利于形成约束机制。通过以上新制度经济学的简单回顾，我们下面对黑树林的水资源纠纷进行适当的分析。

2黑树林水资源纠纷中的新制度经济学问题

黑树林有两条水沟，打洞大沟与竜宾大沟，黑树林地区的人们就是围绕两条水沟的问题展开的。这场纠纷的主体实则是“同一民族的同一个支系”，由于不同的行政区划，一种“地域认同”高过了“民族认同”的一种现象。生活在有限的同一水资源地区，几个村子围绕水资源的使用权展开了长达两百多年的争夺纠纷，不得不思考根本原因是什么的问题。对于黑树林地区的纷争原因，我们的直观感受就是因为“水”，缺水造成的。胡忠文、杨剑波和胡阳全都有各自的看法。胡忠文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是贫穷和人的素质低。过去因为穷而争资源和生存条件，过去人的素质低，封建宗法观念一度突出，群众中只有比高低、比输赢。现在的人观念变了，法制意识增强了，有分歧找政府，有争议靠法律。上级的扶持、基层干部的带动，使黑树林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有了坚实的基础”。杨剑波分析了村社组织的特点，认为:“传统的村社组织:(1)有较明显的习惯区域。(2)山林、土地、水等自然资源为村社共有。(3)有共同的祭礼活动与节日。(4)共同对外。这种由村社内不断发展的私有制和原来公有制之间的矛盾，反映到人与人、户与户、村寨与村寨之间，最容易引发矛盾，最突出的是对原来公有的自然资源的分配使用问题。在黑树林地区哈尼族中，村社观念对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传统观念中，部分自然资源属于公有，谁使用谁拥有，部份村寨和农户仍按传统习惯去做，但现实的黑树林四个乡却分属于不同的两个县，并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胡阳全认为:“影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稳定的原因是因争夺草场、山林、矿山、湖泊、水源、土地等资源引发的纠纷经济因素，还包括社会治安、等因素。”我们都知道，水资源属于公共资源，对于公共资源的产权界定是相当困难的。公共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公共性、外部性等特征。正是由于公共资源具有这些基本特征，才使得公共资源具有尤为明显的外部性问题，而这种外部性伴随的产权问题是无法像私有财产那样界限十分分明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要解决外部性问题，应该从产权的界定。经济学界一致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也就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或者说是一种有价使用的权利。而像黑树林纠纷中的水这样的公共资源能够用“产权”进行解决吗?在黑树林水资源纠纷中，实质就是围绕“水”资源的使用权问题展开的一场资源使用权的争夺战。而当地村民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始终处于传统的解决思维中。虽然黑树林纠纷中有以立碑方式的“契约”、购买等权利意识，但是却没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产权”之说。笔者认为，黑树林纠纷的最终解决办法还是从治贫和解决当地生活条件入手。由于当地人的利益不同，认识不同，行政介入是不当的。云南省政府在黑树林地区大力投资，通过兴建水利工程、能源和通讯基础设施，改善当地交通，修建贸易市场，投资发展教育、卫生、科技，有其修建一座新水库，多头并举，有力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条件，提高了当地人的生活水平。这为解决当地资源纠纷起到了关键作用。而这些措施恰恰有效解决了当地资源“稀缺性”的贫困性竞争问题。

3黑树林给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公共资源管理的启示

从新经济经济学视角来看待黑树林的问题，是可以得到关于公共资源管理的相关启示的。王艳、韩方彦、楼惠新和王黎明都有各自的独特见解。谈到公共资源的管理，王艳认为“公共资源的产权界定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式工作，界定公共资源产权的方式不存在“唯一”，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主，辅之以法律、市场手段，以及民众支持，采取多中心治理体制才是合理界定公共资源产权的明智之举。”韩方彦认为:“公共资源产权的界定制度缺陷突出表现为未能清晰界定公共资源产权主体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经济权利。因而，需要健全公共资源产权制度，强化公共政策执行的目标指向，维护公共利益，建立并完善公共资源政策工具体系，构建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监管体系。”楼惠新和王黎明认为:“公共资源的参与式管理可以解决好各方利益，有利于公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综合效益的提高。以上都是都是学者给解决公共资源提供的一个问题解决思路。”笔者认为，由于公共资源的特殊性，它注定无法像用私有财产那样产权明确，所以，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恰当的解决因公共资源造成的纠纷的办法。黑树林是几个村之间因水引发的纠纷，对于群体性争夺资源使用权，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解决:第一，以发展当地经济作为根本大计。集体性争夺自然资源的使用权，无非是因为经济生产条件的制约，目的是为了生产和生活。因此，发展经济，解决贫困是首要的大事。第二，公共资源的参与式开发利用。由于共同需要同一资源，而中国乡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这就决定了不可能从私有产权的角度进行解决。公共资源的参与式开发利用要求各方主体明确各自权利和义务，有节制的使用资源，而不滥用、消耗等。各方制定好规则，依据制定的规则，根据自己的权重进行活动。第三，搁置争议，合作共享，共同开发。建立一种合作机制是互利双赢的模式，集体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帮助，团结协作。第四，建立综合治理管理机制，协调好集体之间的矛盾，及时处理潜在的纠纷问题。第五，进行教育引导。第六，政府应当特殊问题特殊解决，对因资源稀缺而造成贫困的地方，应该大力投资，帮助发展，解决人们发展的自然制约条件。总而言之，公共资源的开发、使用和管理，应该朝着合作开发、利用和共同管理的合作机制出发，制定好规则，明确各自权重，共同发展。

篇2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经济的空间集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如克鲁格曼所言：“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是什么?一个简短的回答肯定是集中”。与经济的空间集聚相伴而生的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非均衡化以及地区差距的扩大。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省区之一，江苏省内部表现出很强的经济集聚趋势，同时一直受到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困扰，地区间差距在最近20年迅速扩大。集聚是否是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长久以来，经济增长与经济集聚的研究几乎互不相关。然而，现实表明，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与经济增长是很难被分割的两个过程。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新经济地理学领域内的学者开始尝试整合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增长理论，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探讨集聚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开创性的工作包括Martin和Ottaviano(1999)、Baldwin(1999)、Baldwin和Forslid(2000)以及Baldwin等(2001)。他们通过强调技术外溢和空间集聚的相互作用，为解释经济集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和简明的理论分析框架。Fujita和Thisse(2003)在此基础上通过改进研发部门的生产函数和熟练工人的动态迁移过程，给出了一个数学分析更加容易、分析结果更加具体的整合模型。Dupont(2007)也在集聚与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分析了经济一体化过程对区域差异和不平等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集聚对于整体的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地理位置会影响到经济增长。

伴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开始针对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许多研究验证了集聚的增长促进效应。如Ciccone(2002)使用5个欧洲国家NUTS第3级地区的数据分析了就业密度对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制造业与服务业活动的集聚的确对区域经济的增长具有正面效应。Henderson(2003)使用70个国家1960-1990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城市首位度(一国最大城市份额)在低收入国家有利于经济增长。[SlCrozet和Koenig(2007)使用EU地区1980-2000年的数据，探讨了区域内经济活动空间集中对增长绩效的影响，发现生产活动的内部空间分布越不平衡的地区增长越快。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与理论预测相反的结论，如Sbergami(2002)使用6个欧盟成员国1984～199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率和经济集聚相互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高技术行业、中等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集聚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都是负面的。㈣更为复杂的是，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集聚促进增长；但当达到某个收入水平后，集聚对经济增长就没有作用，甚至有害于经济增长。这一假说得到了Brulhart和Sbergami(2009)的验证，他们利用跨部门OLS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研究了一国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对国家层面增长的影响，发现只在经济发展的某一水平集聚才能推动GDP增长，关键水平约为人均10000美元。

针对中国的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问题，范剑勇(2004)认为，中国现阶段仍处于“产业高集聚、地区低专业化”的状况，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总体上仍较低，且滞后于对外的一体化水平，这一现状使得制造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无法向中部地区转移，进而推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㈣张艳、刘亮(2007)运用工具变量法，基于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集聚对于城市人均实际GDP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集聚具有内生性，它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张卉、詹宇波、周凯(2007)构造了产业间集聚指数和产业内集聚指数，并以此作为解释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产业内集聚和产业间集聚都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影响。吴利学、傅晓霞(2008)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包含集聚经济的生产函数，分析了城市化和市场化对中国各地区集聚经济效应的影响，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集聚经济效应显著，且集聚经济效应在地区经济增长中作用明显。马君潞、郭威(2007)通过对我国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提升一个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集聚经济环境，因此，积累集聚经济优势是吸引外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

在这些实证分析中，虽然有的研究也考虑到了不同地区差异的影响并以地区虚拟变量来衡量，但从本质上看，区域总是被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进行分析，区域间潜在的相互影响往往被忽略。事实上，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它总是与其他经济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多数研究中，这一观点都还没有被正式引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空间计量经济学是在横截面或面板数据中研究经济单位的空间相互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明确将地理空间因素考虑到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去。Ying(2003)采用1978～1998年的省级横截面数据，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并指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来源主要是非农业劳动力增长率、制造业产出、资本积累和实际的外商直接投资。林光平、龙志和及吴梅(2005)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方法，研究我国28个省(市、区)1978～2002年间人均GDP的卢收敛情况，认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区间的空间相关性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地区间经济存在收敛性，但是它的估计值表现出增大的趋势。”吴玉鸣(2007)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2000年中国2030个县域的增长集聚与差异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县域经济增长不仅与人力资本、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与相邻县域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㈣符淼(2009)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技术传播的空间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技术和经济活动都存在局部集聚，技术集聚度高于经济集聚，且两者的集聚度随时间增强，地理分布高度一致。随地理距离快速下降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导致局部集聚和东西部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原因之一。

针对江苏经济表现出来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地区差距问题，本文拟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江苏省县域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二、江苏省县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相关性

首先，画出江苏省2007年县域人均GDP的空间分布四分图(图1)。按照人均GDP的大小，65个县域被平均分为4组，以颜色的深浅代表相应县域的人均GDP的大小。由图1可见，江苏省县域层次的经济活动在地理分布上是极不均衡的，呈现出苏南一苏中一苏北梯度递减模式。并且邻近区域的经济指标水平基本相近，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

接着，通过计算县域人均GDP的MoransI指数对其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Moran''''sI是最常用的检验空间自相关性的统计指标。利用GeoDa0.9.5软件，得出Moran''''sI=0.7445，在0.1％的概率上显著，表明江苏省县域经济的分布的确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

进一步，作出江苏省2007年县域人均GDP空间自相关聚类图(图2)，图中HigllHigh部分表示人均GDP高的地区被人均GDP高的地区所包围，Low-Low部分表示人均GDP低的地区被人均GDP低的地区所包围。这种分布显示出江苏省县域经济之间存在着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形成了某种空间“俱乐部”现象。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县域(H-H地区)集中分布在苏南地区，而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县域(L-L地区)则分布在苏北地区，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差异显著。

由此可见，我们观测到的截面区域之间在地理上是一些明显具有空间依赖性的经济实体，误差项独立的假设在统计上被拒绝了，也就是说，OLS估计的结果是不可信的。因此，这里将地理空间维度引入研究中来，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来估计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关心的问题是经济集聚是否会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进行实证检验时，需要对经济增长和经济集聚分别进行度量。本文选取人均GDP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县域经济的增长。由于各地区在人口和面积方面相差很大，因此选取人均GDP为测度指标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关于经济集聚，本文选取第二产业区位熵、第三产业区位熵和城市化三个指标来衡量经济集聚的程度。i地区i产业的区位熵定义如下：其中：Eij表示j地区i产业的产值，∑iEij表示i产业在整个区域的总产值，∑jEij表示j地区的总产值，∑i∑jEij表示整个区域的总产值。因此，该指标的分子是j地区的i产业占整个区域该产业总产值的份额，分母是j地区的总产值占整个区域总产值的份额，通过两者的比来评价i产业在j地区的集聚程度。区位熵小于1说明该产业的集聚化水平比较低，区位熵等于或大于1说明该产业的集聚化水平较高。区位熵越大，说明该地区的这一产业在整个区域范围内的集聚程度越高。

本文中令i=1，2，3，分别表示三次产业；j=1，2，…，65，分别表示江苏省65个县域。因此，LQ1、LQ2和LQ3(这里省略了下标)分别表示江苏省每个县域第一、二、三产业的区位熵，度量了三次产业在该地区的集聚程度。由于经济的集聚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以选择第二产业区位熵和第三产业区位熵作为衡量经济集聚程度的两个解释变量。

此外，城市的出现也是经济集聚的一种表现。经济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强调城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准确地讲，城市己被看成一种主要的社会制度。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尺度的体现，城市化不但表现为人口向城镇聚集和非农人口上升，还表现为人们生产与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由农村向城市文明升级转化的过程。因此，本文希望就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这里用非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衡量各地区城市化的程度。本文采用2007年江苏省65个县级行政区域的横截面数据，所有统计资料均来自《江苏统计年鉴(2008)》。

(二)模型设定

1经典线性回归模型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首先构建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nPGDP=β0+β1LQ2β2LQ3+β3URBAN+ε(1)

其中，PGDP表示县域人均GDP水平，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LQ2和LQ3分别表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区位熵指标，URBAⅣ是城市化指标，三者用来表示经济集聚，是本文关心的解释变量。

2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针对经典线性回归模型(1)，可以通过两种不同方式引入空间依赖性。相应地，空间计量模型有两种设定形式：

第一，空间滞后模型(SLM)，在解释变量中增加一个空间滞后变量，模型的形式为：

InPGDP=β0+ρW_PGDP+β1LQ2+P2LQ3+β3URBAN+ε(2)其中：W是空间权重矩阵；W_PGDP是空间滞后变量，定义为W_PGDG=WlnPGDP；P是空间自回归系数；ε是误差项；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原来相同。

第二，空间误差模型(SEM)，通过误差项引入空间相关性，即假设误差项是空间相关的。如果误差项是一个空间自回归过程，则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lnPGDP=β0+β1LQ2+β2LQ3+β3URBAN+ε，ε=AWε+u(3)其中：λ是空间误差自回归系数，Wε是空间滞后误差项。

3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Anselin(2005)提出，可以根据拉格朗日乘子LM-Iag和LM-Error，以及相应的稳健性拉格朗日乘子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在两种空间计量模型之间进行选择。首先判断LM-Lag和LM-Error的显著性，如果两者中只有一个是显著的，那么就选择相对应的模型，即如果LM-Lag显著就用空间滞后模型，LM-Error显著就用空间误差模型。如果两者都显著，则需进一步比较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的显著性，选择Robust指标中更显著的那一种模型。是选择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下文中根据判别指标的具体情况而定。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进行比较，首先给出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OLS估计结果，见表1。由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OLS估计的F统计量达到117.193，模型整体上非常显著。拟合优度为0，8521，说明拟合程度一般，可能与忽略了空间依赖性有关。LQ2、LQ3和URBAN系数的符号都与预期一致，均为正；LQ2、LQ3在1％的水平上显著，URBAN在5％的水平上显著。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ikelihood)、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作为衡量模型拟合优度的指标，在下文中与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

接下来，采用GeoDa0.9.5软件对OLS估计的残差进行空间依赖性检验。这里使用的江苏省县域地图数据来自中国分县行政区划界线数字化地图，①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的是一阶Rook邻接矩阵。检验结果见表2。表2显示，Moran''''sI指数在1％的概率上显著，说明OLS估计的残差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可能存在模型设定不恰当的问题。因此，这里采用OLS估计是不合适的，需要将截面单元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引入模型中。具体是采用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可以根据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的结果来决定。由于LM-Lag和LM-Error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比较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RobustLM-Lag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RobustLM-Error在10％的水平上显著，相比之下，RobustLM-Lag的显著性更强。因此，根据上文中提到的标准，选择空间滞后模型(2)更为合适。空间计量模型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估计值会有偏或者无效。这里用极大似然法(ML)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

首先，通过似然比检验比较原模型(不考虑空间因素的经典回归模型)与各择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自相关系数的渐进显著性。表3中SLM模型的LR值为25.4468，在1％的水平上显著，再次证明该模型中空间依赖性的存在。进一步，三个经典检验是渐进一致的，但在有限样本中，应该满足Wald>LR>LM。本文中，Wald值为28.4089，LR值为25.4468，LM-lag值为24.3492，与预期的顺序一致，说明SLM模型符合ML估计的渐进性质，模型的设定是比较合理的。

其次，根据Loglikelihood、AIC和SC比较SLM模型和经典线性模型OLS估计的拟合优度。Loglikelihood越大，模型的拟合效果越好。而AIC和SC则相反，值越小，表示拟合效果越好。由表3可见，SLM模型的Loglikelihood值为-1.3229，大于OLS估计的Loglikelihood值-14.0463，SLM模型的Akaike值和Sehwarz值都小于OLS估计的相应值，说明SLM模型的拟合程度优于原经典回归模型，引入空间效应使模型的解释力有了明显增强。

最后，对SLM模型估计的系数进行分析。空间滞后变量WLNPGDP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县域人均GDP增长在地理空间的邻接上表现出了较强的溢出效应。县域经济增长集聚的空间相互作用或影响的途径可以通过邻接地区而相互传递。三个衡量经济集聚的解释变量LQ2、LQ3和URBAN的符号均为正，与我们的预期一致，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经济集聚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具体而言，LQ2的回归系数为2.3931，说明第二产业的区位熵增加1，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使县域人均GDP增加约2.39％；LQ3的回归系数为1.7357，说明第三产业的区位熵增加1，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使县域人均GDP增加约1.74％。LQ2和LQ3的系数比OLS估计中两者的系数均有所降低，说明OLS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向上偏误。URBAN的回归系数为0.0105，说明非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1％，则县域人均GDP可以增加约0.01％。与OLS估计结果相比，城市化指标的显著性有了明显提高(P值由0.0439降低到了0.0031)。总体看来，第二产业的集聚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明显。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主要结论

1江苏省县域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相互影响，但这种影响以回浪效应为主，扩散效应不足，因此导致苏南苏北地区经济差距加大。由于地理区位、经济基础、经济结构、发展政策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苏南地区集聚了大量资本、技术和人才，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成为江苏地区的“增长极”。政府希望通过增长极地区的优先增长带动周边更多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然而事实上，至少到目前为止，该增长极体现出的回浪效应——即吸引其他地方的资本、人才和技术，削弱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实力——远大于其扩散效应，从而导致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因此，为了防止在这种累积循环因果作用下区域间差距的无限扩大。需要政府创造条件，引导回浪效应向扩散效应的转化。

2以产业集聚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经济集聚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这种影响是地方性的，随空间距离的增加而衰减。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知识溢出是解释集聚和区域增长关系的重要概念之一。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会有效地促进知识溢出，推动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在产业活动空间集中的区域或人口密度多样化的城市中，知识、人才在不同企业和区域的流动以及与不同群体的互动交流，促进了知识的传播扩散，进而促进技术进步。同时，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不仅为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了便利，而且有利于企业间前向后向的市场联系，更有利于劳动力的进一步集聚以及知识溢出。但是，知识空间溢出具有局域性特征，其影响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陋瑚因此，苏南地区通过知识溢出产生的正外部性难以扩散到更远的苏北地区，导致南北差距加大。可见，如果希望通过集聚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充分考虑到地理空间的因素。

(二)政策建议

篇3

一个企业集团的经济区域状况,主要从生产规模、市场范围和经营领域几方面来考察。从生产规模上看,经济区域是指区域生产布局中企业集团的企业数量与质量、集中与分散的程度。从市场范围上看,经济区域是指企业集团的企业市场销售所涵盖的一切地区。从经营领域上看,经济区域是指企业集团的企业经营所涵盖的产业和数量和质量。这里,市场范围构成企业集团所处经济区域的广度,生产规模构成企业集团所处经济区域的宽度,经营领域构成企业集团所处经济区域的深度。将企业集团形象地刻画在三维坐标图中可以直观的形式给人们以生动启示。

武钢集团从生产规模上看,可以分为武汉青山经济区域、武汉汉阳经济区域和湖北黄石经济区域。1997年,青山经济区域产值占集团产值的95%;汉阳经济区域产值占集团产值的3·6%;黄石经济区域产值占集团产值的0·6%。从市场范围上看,青山经济区域的产品主要分布在国内的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和国外的东南亚市场,其中热卷、镀锌板、镀锡板、硅钢片所占市场份额较大。汉阳经济区域的产品也以中南、华东等地区为主,多以线材、螺纹钢为主要产品。黄石经济区域主要生产矿石辅料,为青山经济区域的冶炼厂家提供原燃料。从经营范围上看,青山经济区域初步形成了以钢铁产业为主、非钢产业为辅的发展格局,工程建设、机械制造、电气修造、综合利用、电子仪表、交通运输、冶金炉料、房地产业、商业贸易、金融证券等经营领域不断拓展。汉阳经济区域也在多种经营上下功夫,工程建设、商业贸易、综合利用等经营领域相继开发。黄石经济区域在铁矿石产量锐减的情况下,加大辅料的生产规模,利用矿山资源,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拓展经营领域。武钢集团从建厂直至如今,已经基本上形成以青山经济区域为“核心层”,以汉阳经济区域和黄石经济区域为“紧密层”,外加有直接经营联系的、分布更为广泛的经济区域的“松散层”的纵横发展格局,为集团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武钢集团区域经济增长分析

以1997年与1996年相比,武钢集团产品销售收入增长1·9%,工业总产值增长7%。其中,青山经济区域分别增长3·7%和7·9%,汉阳经济区域增长为负数,黄石经济区域分别增长21%和0·01%。十分明显,武钢集团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青山经济区域增长的拉动,其他经济区域增长呈倒退和停滞状态。从销售收入变动率和工业总产值变动率来看(见下表),青山经济区域保持着一定的经济增长势头,其中,销售收入变动率和工业总产值变动率均大于1,说明规模和效益呈扩大趋势;另外,青山经济区域的工业总产值变动率高于销售收入变动率,说明规模扩大的趋势可能受到外部市场份额的限制,如果改变外部市场状况,青山经济区域整体水平可能继续提高。黄石经济区域的销售收入呈增长态势,其规模变动率大于1,但生产规模出现萎缩症状,增长小于1,呈负数,说明整体水平难以持续增长。汉阳经济区域无论从市场状况还是从生产状况均处于不良状况,规模变动率都小于1,增长呈负数,说明市场状况恶化还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生产,走出低谷困难重重。

汉阳经济区域和黄石经济区域的负面状况对于武钢集团整体水平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对集团规模的影响。从销售收入来看,汉阳经济区域和青山经济区域都是直接面对外部市场,是集团效益的两大主要来源,砍掉任何一块,就等于缩小了集团规模,这与壮大武钢集团的战略要求是相违背的,不利于整体经济利益增长。二是企业成本的影响。黄石经济区域的销售收入有近一半是内销收入,是为武钢集团成员企业服务的。减少这些销售收入可能增加集团成员企业的交易费用和采购成本,影响企业利润的增长。另外,还要看到武钢集团三大经济区域增长的不同特点:

(1)青山经济区域的产业集中度大大超过汉阳经济区域和黄石经济区域,其中青山经济区域的大型厂家占武钢集团全部大型厂矿的70%,而汉阳经济区域仅占10%,黄石经济区域仅占8%。而且,青山经济区域的产业结构较整齐,钢铁工业,机械工业、电气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工业等专业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明显高于其他二大经济区域。是武钢集团发展壮大的根本基础。尽管汉阳经济区域也处在武汉工业密集带,但汉阳钢厂、汉口轧钢厂、武昌焦化厂和武冶设备公司各处一域,专业化和产品销售分散,企业之间经济技术联系较少,自成体系,经济效益很难上去。黄石经济区域远离武汉,地处边远地区,各企业不仅地理分散,而且产业单一、集中度低,经济效益也一直处于不高状况。

(2)青山经济区域的集团成员企业呈明显大型联合化特点。冶炼行业、轧钢行业、机械行业、交通运输业和电气行业资产实力、融资能力和市场占有率都较高,专业化和大型化色彩较浓。汉阳经济区域和黄石经济区域却呈明显中型化特点。经济区域由于地域分散、主业萎缩,依赖地方经济的扶植占较大成分,增长趋势可能向第三产业转化。

(3)青山经济区域增长是武钢集团的主业增长,在经济层次中属“核心层”。黄石经济区域增长是武钢集团的辅业增长,在经济层次中属“紧密层”。汉阳经济区域增长也是武钢集团的主业增长,但在经济层次中却属“紧密层”。这种层次性形成了武钢集团三大经济区域之间的互相联系和区际分工格局。黄石经济区域的一部分增长依赖于青山经济区域的发展;汉阳经济区域的一部分产品是青山经济区域产品的延伸。这种三大经济区域之间的互相联系和区际分工的现状既有促进集团经济整体保持增长的积极因素,又有阻碍集团经济整体保持增长的消极因素。化弊为利,合理配置资源,努力促进三大经济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是保持武钢集团稳定增长的关键。

三、武钢集团区域经济增长的对策

1·强调武钢集团区域经济的整体合作优势,促进三大经济区域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形成集团区域经济的整体战略和具体战术,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武钢集团只有在交易成本(即各种管理费用和关键费用)最低的条件下,企业产出才能获得最大利润。“内部市场化”是降低交易成本的较好办法。只有将经济区域内的企业联合起来,才可能达到现代企业“内部市场化”的要求。另外,只有在单位成本最低的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得规模带来好处。而“内部市场化”又是降低单位成本的较好办法。这些,都是企业集团在一定经济区域内可以首先实现的。在技术上,各种实用技术只有在大范围内长时间运用,才可能让各种技术创新和技术人才适时脱颖而出。只有在最少阻力的便利沟通条件下(主要是地理条件),才能发挥作用。这些,也是企业集团在一定经济区域内可以率先创造的。

在信息上,大型计算机网络的设置和运用,各种知识结构的创新和技术人员的再教育和培训,只有在一定的区域内才可能获得最佳的效果和最少的成本。因此,强调武钢集团在生产规模上的区域化,将大中小型企业按专业化、系列化方向联合起来,有利于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青山经济区域目前已经初步形成冶炼——炼钢——轧钢联合体,机械制造联合体、电气修造联合体、建筑房产联合体,等等,这比单独企业更能得到集团的支持,获得较为有利的竞争优势和低成本条件。在金融上,只有将区域内各企业的财务集中起来,资金运作统一起来,才可能积聚起巨额投资基金,形成竞争力和资本实力,发挥武钢集团财务公司的金融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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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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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部门法的产生都是依从于它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功能表现也总是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社会之需要。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是商法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商法产生于商品经济初始时期，经济法产生于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后期。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在经历了以民商法为基础的商品经济阶段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结果，是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经济法的功能，是指经济法作为一个有机体系，在一定的立法目的指引下，基于其内在结构属性而与社会单位所发生的，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运行)造成一定客观后果，并有利于实现法律价值，从而体现自身价值在社会中的实际特殊地位的关系。经济法功能实现是建立在以民商法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现在市场经济的自身缺陷和民商法对市场经济自身缺陷的克服存在的局限。

一、反对权利滥用

就人们认识社会现象的基点来讲，主要有两种方法论，即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按整体主义的观念，虽然社会有机体的存在与发展是以个体的存在及每一个体功能的发挥为基础，但个体的存在及功能的发挥又都依社会的存在为条件，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及社会化高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条件下，个体所处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其取得的经济成就尤为重要。不仅如此，就每一个体来讲，社会总是先于个体存在。因此，从整体主义讲，处于社会有机体中的功能个体的权利，与其说是持有者之权利，不如说是权利保持者之社会的权能而己。故经济法不是在授予个体以权利，而是在积极地限制或防范权利的滥用，以担保权利人行使社会机能之可能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经济权利的行使，从个别的、短期看并没有侵犯另一权利，但从有机整体主义看，任何经济权利的行使都具有外部性，都可能对经济机体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为了保证整个经济机体的健康、持续运行，任何经济权利的行使都应有限度，超越限度行使权利即构成权利滥用。

在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并非总是遵循社会规范进行沟通、协调和配合的。因此，偏离规范的行为是经常发生的，特别是在以民商法为基础的私法保护和倡导私权的前提下，这种现象的发生就更不足为奇。私法的基本精神就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法律基础上，充分肯定和保障权利的自由交换，即：“私法自治”。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民商法足以使市场主体自愿、高效地达成交易，不需要公权力的介入。但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垄断和限制竞争等市场障碍出现，市场经济合理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比如，当市场经营主体依据合同自由形成卡特尔、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的时候；或者依据合同自由和经营自由，通过企业兼并形成垄断，并支配市场的时候；或者依据经营自由原则，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时候；或者依据经济自由原则，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时候，等等。这就需要公权力介入私权利领域，对私权利进行限制，以防止私权滥用。经济法恰恰就是确认政府干预，通过限制市场主体的过于自利的行为，对自利行为设定法律界限的。

可见，民商法积极鼓励社会个体私权的实现，经济法为保护社会整体利益，而主动积极地介入，以防止这种私权的滥用，二者功能基础相同，功能方向相反。

二、制约权利行使过程中的非理

社会秩序与自由的对立统一为权利设定了界限，使经济法限制权利的功能具有存在基础。辩证法告诉我们权利是通过限制自由而实现的，这种限制下的和谐状态便是秩序。在社会秩序的动态平衡中，限制自由与实现权利的要求为经济法提供基础。

在法制社会，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应当保持平衡。然而，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是市场经济本身内在的本质矛盾，表现为垄断、不完全竞争、不公平分配、经济投机、总量失衡、周期性经济危机、生态失衡等市场缺陷。这些缺陷表明个人利益只有与社会整体利益平衡发展才能得到实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关系复杂化，作为“经济人”的市场主体均以追求自身最大利益为目的，因而不可能自觉地反映社会需要及其长远变动趋势，也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有效结合，他们出于“搭便车”的最底成本算计和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不会顾及对“公共产品”的破坏，更不会主动去维护。在这些方面，经济法具有传统私法所不具有的功能。事实是国家凭借和利用公权力介入市场主体的私权利，责令私权利主体支付和承担破坏成本，维护“公共产品”，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公权为了维护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介入、干预私权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恰恰是经济法调整范围。

从个人本位转向对社会本位的偏重，是西方法哲学或立法指导思想在当代的重大变化，经济法的出现正是这种变化在规范上的表现。社会本位作为一种法哲学原则并不是对个人私权本位的否定或绝对替代，而只是将传统民商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延伸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用以制约权利行使过程中的某些非理。与民商法追求个体财富的最大化相比，经济法则强调个体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必须做出牺牲。

三、确保权利实现的公平环境，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经济法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促进市场主体有效、公平、公正的竞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市场经济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都需要经济法规制。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国家运用公权力以经济法律形式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力图使市场获得最理想的资源配置效率。”

西方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健康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来自于其广大市场主体的自身活力的发挥，而不是拔苗助长，更不是代替。当个体的自由得到较好保障和发挥的时候，社会发展往往显得稳定和有效。当个体自由受到较多限制或压制的时候，社会发展则往往显得固步不前甚至混乱。个体自由和发展永远是社会的主旋律，是健康社会内在的东西。所以，因市场失灵等引起的社会问题虽然需要国家外在力量的矫正，但这也只是矫正，它永远不能代替市场自由本身。任何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只能由他自己去感觉和凭自己的能力达到，他人包办不了，也代替不了，别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帮助或推动而已。“经济法对市场的干预，完全缘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所以，经济法的干预范围应该严格限定在市场失灵的范围之内，因为对不存在失灵的市场进行干预，只会侵犯经济人的私权而无任何有效益的干预产出，只会减弱经济人良性的自利能力，同时激化经济人自利动机中的非理性成分，从而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规律。”

因此，市场经济下国家干预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应以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和有效竞争为标准，经济法不能取代民商法，而是以民商法为基础。而且，经济法对经济的干预不仅在于预防、克服和弥补市场缺陷，更主要的是运用国家强制力对各种非市场因素障碍予以消除，建立公平、自由、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从而为民商法奠定和维持存在的基础。如果说民商法强调对所有的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以保证竞争活力的话，那么，经济法就是强调对部分市场主体偏重保护(弱势主体)的同时防止绝对优势主体滥用权利以保证充分竞争的实现。

四、规制经济权力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又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政府失灵”。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事实上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它不可能内化到市场主体自身自觉自愿的层面。因此，国家干预与市场主体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忽近忽远的距离，这种忽近忽远的距离必然导致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当。同时，国家干预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而且更难以把握的行政官员的无定性的行为问题。国家权力不会自发地运行和生效，它必须由具体的政权机构和国家工作人员来执行。而无论是各个政权机构还是组成他们的国家工作人员，均有区别于社会公众利益的自身利益。“个人利益确实是可以归之于人们所有不幸和所有幸福的根源。不可能不是如此，因为个人利益决定我们所有的行动。”国家权力执行者的自身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未必相符，当二者冲突时，权力执行者将自身利益从社会公众利益中分离出来并带入国家权力之中，造成国家权力的异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也认为，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像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中追求着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因此，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也需要规制，并且经济法规制经济权力的功能也是市场主体有效抵制政府非法干预的根据和手段，凡是没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政府干预都可以看作非法干预，各经济主体可以拒绝。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其存在的根基是市场经济的不足，而且该不足同时需要国家干预和国家能够干预；其发展的生命力在于一个能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有效驾驭国家经济发展的高效政府，以及一套能有效规范和制约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制度和程序规则；而其内容则是有关经济政策和保证这些经济政策如何出台的经济决策程序。

五、振兴和扶持市场主体的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虽仍然起着基础性作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但国家有责任培育和扶持市场主体，以克服民商法意思自治存在的狭隘性、盲目性的弊端。为了扶持市场失败者，救济社会弱者，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应运而生。它通过扶持市场失败者，救济社会弱者，培植他们的竞争力，让他们重新获得均等的机会参与自由竞争。通过确立每个人作为人的主体地位，保护每个人作为人的应有权利，从而真正解放人，解放社会。它由作为整个社会总代表的国家站在全社会的高度进行总体规划、宏观调控，为在世界中无知的市场主体提供各种科学、权威的信息参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民商法的意思自治才有意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主体多元化，完善的市场经济必然包括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在内的活跃的各类市场主体体系。在我国，经济法振兴和扶持市场主体发展的功能还应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从法律上保证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的市场合格主体，参与市场活动，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殖。

六、结语

探讨经济法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无一国家不采用多种法律规范，由多个法律部门构成自己的法律体系。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法律体系中的法律规范分为公法和私法，那么经济法是属于公法，还是私法呢?公法调整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确认公权并使其服从法律规制为根本任务，强调的是运用公共权力，管理者意思先定，以社会责任为本位。私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确认私权并保证其实现为己任，强调“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经营自由，以个益为本位。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一方参加者是以社会公共管理者身份出现的政府及其经济行政机关。从上述经济法功能的分析中可知，经济法对其社会关系的调整，无一不是以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为本位并且需要借助国家权力介入私权领域的。毫无疑问，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经济之法，属于公法的范畴。以往有学者提出经济法是属于公法，但在某些方面具有私法属性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重新审视民商法和经济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有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有助于民商法、经济法法律部门的建立与独立。更有助于加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研究，打通经济法总论和经济法分论有机联系的渠道，克服和避免长期以来经济法研究当中，总论和分论“两张皮”的现象，使经济法学学科体系更具系统性和严谨性，从而增强经济法的说服力。

我国自从党的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经济立法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探索过程中，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是，由于长期未能对经济法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致使我国经济立法出现了本可避免的混乱，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主要体现在：经济法立法与经济立法混同；经济法立法与民事立法、商事立法关系不顺；经济法律体系内部层次紊乱，缺乏有机联系。表面看，经济立法轰轰烈烈，实际上，经济法立法冷冷清清。经济生活中，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微观规制这一基本的市场经济立法领域同时存在法律空白，导致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无法可依。事实上，我国经济生活中现在出现的市场秩序混乱、宏观调控不力、经济执法效果不佳等现象，不能不说是经济法功能定位不准导致的结果。以民商法为基础、经济法为保障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为世界多数国家的发展所证明。

参考文献：

赵震江.法律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刘永林.法学方法论研究[J].法学研究，2001，(3).

李昌麒.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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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企业职工因工伤残、死亡已经实行了工伤保险制度。而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待遇政策却还在延用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基本原则，由于政策滞后引发的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已经回归了其特殊商品的属性，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实现合理配置，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实质是在劳动合同契约下的一种商品交换关系。在这种制度下把工人因病、非因工死亡遗属的供养责任仍强加于企业，有背于市场经济规律，显失公平。遗属供养政策体系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笔者现就这方面的历史、现状和改革思路作一探索，供商榷。

一、历史与现状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第23条规定，“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付给本企业的平均工资两个月作为丧葬补助费外，并按下列规定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一次付给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其供养直系亲属1人者，为死者本人工资6个月；两人者，为死者本人工资9个月；3人或3人以上者，为死者本人工资12个月。”

此政策在“”期间被搞乱。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相当地区都已经将“一次性付给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的政策逐渐演变为长期供养政策，除付给一次性丧葬费以外，均由企业按月发给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直至享受人丧失供养条件为止。

20世纪90年代后，各地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对企业非因工死亡待遇的计发基数和标准也做了较大的调整。有的地方，将非因工死亡人员一次性丧葬费的计发基数，由原来本企业平均工资的两个月，调整为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个月；遗属困难补助费的计发基数，也由以本人死亡时月工资为基数，改为按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有些地方在计发比例上也做了多次调整。

尤其是在非因工死亡待遇费用的列支渠道和责任主体上也是各行其是。20世纪50年代《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付给；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规定列企业营业外支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企业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和经营管理体制均处于新旧转型的双轨制磨擦期，在企业非因工死亡待遇的列支渠道和责任主体上矛盾越发突现，企业与死者亲属、社保机构、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各类不同所有制经济单位、企业与机关之间，各种各样的矛盾交叉纵横。就责任主体和列支渠道来看，各地大体可梳理归纳为以下四类:一是大多数地区仍运用行政强制手段，维持由企业承担全部费用的做法。二是相当地区在政策上仍维持旧规定，但实际执行和行政监管已经失控。部分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坚决不承担。有的只承担丧葬费，不承担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三是有的地区将责任主体和费用，均改为全部由社会保险机构承担，费用列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开支。四是实行双轨制运作，企业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丧葬费和长期按月发放的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由社保局承担，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在职人员非因工死亡待遇费用仍规定由企业全部承担。

就待遇计发标准和办法，根据各地或各类企业的不同情况，大致也可分以下四类:一是原则上仍执行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的相应规定，实行一次性处理，只是待遇计发标准有所提高。二是在国有企业，相当部分地区已经将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政策演变为普惠制抚恤政策，长期按月发放。三是在相当一部分企业中尤其私营企业中，实行与家属协商制，一次性支付，待遇水平根据企业经营效益而定。四是为数不少的企业坚持不承担任何遗属供养费用，或只支付死者丧葬费。

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遗属供养不应该再是企业的责任

根据目前各地的现状，国家应该就企业在职人员因病工或非因工死亡供养直系亲属问题出台统一政策，其要点是必须明确责任主体。

在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下，要死者生前单位负担其直系亲属的供养责任，显然是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附属于国家或各级政府，企业员工由政府直接招用，员工身份是终身制的国家职工，与企业的关系就成了“人身依附关系”，“生是企业的人、死是企业的鬼”，国家的所有社会责任也均由企业全部包揽，所以企业职工无论是因工或非因工死亡，其遗属供养的责任主体和费用均由企业承担。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已经回归了它的本来面貌，工资、劳动报酬实质上只是劳动力的价值价格的体现，按劳动合同约定，员工付出劳动，企业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员工与企业只是一种由特殊经济合同约定下的劳动关系，而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当员工患病或非因工死亡后，他与企业的劳动关系也就自然终止，作为一个自然人不再是该企业的员工，与企业已经不存在任何关系，那么凭什么还要企业去抚养他的妻儿老少呢?

也许有人要发问，人死了，那留下妻儿老少谁管?责任应该回归社会。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和企业包揽了所有的社会功能，所以只能由企业负责；而当今随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逐步完善，这些失去抚养人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都可以通过已经或正在逐步建立起来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如低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等的基本生活保障。而不能再给企业转嫁不合理的社会负担。

三、对非因工死亡遗属待遇政策改革的几点设想

对非因工死亡遗属待遇政策的改革，按目前现状，设想以下三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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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业经济及其意义

林业经济是以林地生态环境为基础，在林冠业开展林、农、牧、能源等多种项目的复合经营。对缩短林业经济周期，增加林业附加值，研究和建立科学的人工森林群落结构，维护生态安全，保障森林资源永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发展林业经济必须以国有林场为主力军，因为国有林场是林业企业的主体，并且有很大的企业属性优势。

不论是国有的、集体的还是民营的企业，同样是人在管理，国有企业出现的问题绝不是权属问题导致的，国有企业发展的障碍在于管理层及管理机制带来的问题。发展国有企业经济必须建立针对管理层的，可监控的、有问责约束、民主的制度来给予保障，这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前提。国有林业企业更是这样，否则国有林业企业的资源优势、地域优势、人力资源优势、技术优势等都将会被损失殆尽。

二、林业经济的发展应该以国有林场为主力

(一)便于政策的执行

不论是哪个行业，对政策能够有效执行是该行业发展的关键。国有林业是林业的主力军，拥有相当多的优势。比如，拥有较大面积森林资源，并且有企业管理方面的经历和经验，同时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源优势，有稳定的行政关系、兄弟单位关系、技术信息关系和市场关系，对于各种政策的理解和执行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有利于统筹林地整体经营

林业经济是一种人工利用林地或改变森林群落结构的活动，因此这个活动既关乎生态安全也关乎林业资源的永续利用。林业经济的发展不适合私人随意的点状，相互无联系的布局，它的设计应该根据林地整体群落结构、林分、面积、地貌、水源等分布特征进行科学调查和设计，如果按生态群落的角度经营，一般来讲不必密植，不必集中，尽量仿原生态进行种植。这样的整体设计既是生态安全的需要，也是林业资源合理利用的需要，又是探索和优化森林群落结构的需要。因此，林业经济在整个林场内(或者整个林业局内)实现科学规划、协调发展、可调度发展是相当必要的。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自我保护竞争，凝聚大力量才能够快速实现发展。如此，只有以国有林场为主发展林业资源才有利于林业经济发展的统筹安排和调度。

(三)有利于信息的利用

信息已经成为了各个行业前进方向的航灯，没有足够的信息就没有足够的分析和预测，就如同一个人没有视觉、听觉和嗅觉，企业就无法生存和发展。由于国营林场有本行业多层、多种信息的渠道，比如政策的、上级单位的、科技的、市场的。所以在国营林场基层上很容易建立和完善信息渠道，并得到信息支持。这是国营林场的又一个优势。

(四)有利于技术扶持

国营林场拥有自己的技术资源，又有自上往业的技术网络，对于发展林业经济中获得技术支持是重要的基础。技术是维护和发展企业的重要因素，没有技术，没有更新技术的优势就如同没有了营养，没有了营养的适时更新。(五)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林场有很丰富的人力资源，也很容易调度利用人力资源，所以，对于林业经济的发展，国有林场在人力资源上也是一个优势。

三、多方向发展林业经济

(一)发展能源型林业经济

人类一些重要的能源面临枯竭，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人们把能源开发的对象无奈地转向了植物，玉米等农作物做了首选，但是这又严重地威胁了粮食安全。而能源草类植物的发现和利用有望极大地解决能源危机，比如有荻、芦竹、象草、柳枝稷、草芦等。能源草一般为禾本科多年生高大的丛生草本植物。从化学组分上来说，能源草富含碳氢化合物，炭活性高，灰分含量低，热值高，适用于作燃料原料。因此，能源草是最有发展前途的生物质能源资源之一。再有就是能源矮林，在瑞典已经有了比较成功的经验。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伴随石油燃料被新能源取代的趋势，短周期柳树矮林的栽培被引入瑞典。瑞典曾进行大量研究，寻找可通过集约经营生产能源的速生树种，结果表明以矮林形式经营的柳树是最适合用于生产能源的。瑞典通过栽培短轮伐期柳树矮林获得生物能源，其造林地主要是农地，所生产的生物量在地区供热厂中用于联合热电生产。可见，在林区发展能源型林业经济将是大有前途的举措。

(二)发展园林资源型林业经济

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审美、养生、休闲、环保意识逐步增强，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旅游、绿化产业随之兴起，园林苗木业做为城市绿化、美化、环保的重要构成异军突起，发展强劲。而林区有大量的林地资源，也有若干植物可以提供给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比如：沙棘果、白桦、油松、忍冬、山桃、刺楸、兰草、刺玫蔷薇、三叶草、珍珠梅、紫丁香、绣线菊、芍药等。那么，在现有植物资源的前提业发展园林型的林业经济是可行的，如果在此基础之上引进外来园林植物进行种植则更有前途。

(三)发展畜牧业型林业经济

发展牧草地，池塘生态养殖，在林业可规模饲养肉牛、奶牛、肉兔或野兔，在林中养鸡、鸭、鹅、雁等禽类，在郁闭的林业饲养肉鹅、柴鸡、乌鸡、肉鸭等，放养、圈养均可，每年可养3～5茬，技术简单，群众易接受，市场潜力大，收益可观，是发展畜牧型林业经济的首要模式。

(四)发展林药型林业经

在未郁闭的林地内种植较耐阴的中药材，如白芍、板兰、人参根等。也可以种植五味子、天麻、沙参、党参、玉竹、贝母、灵芝等等。技术比较简单，收益可观。

(五)发展菜果型林业经济

草莓、西瓜、甜瓜、菌类、蕨类、刺五加、刺老芽、大叶芹、山菠菜、薤白(小根蒜)、蒲公英等都是可以在林业种植的品种，应该以点带面形成特色和规模发展经营。

最后，林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当地农村、农民的支持，所以，以国有林场为主力带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佰顺.林业经济植物栽培技术[M].中国林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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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过剩”的概念是2004年国有商业银行首先提出的。“……流动性相对过剩和经营结构调整,利率风险和流动性过剩已日渐显现……”。此概念提出后,一直被不断地引用。首先在银行界达成了共识,成为对银行巨额储蓄压力的一种替代说法。2006年以来,这一概念的外延被进一步扩大,成为整个经济界的口头禅。

一、“流动性过剩”的成因

1.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体现为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

国民经济的基本运行体现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我国目前,生产环节的深层次矛盾为粗放型经营的现状与集约性经营目标的矛盾,粗放型经营的一个标志性的现象就是重复建设。分配环节的深层次矛盾是投资与消费的矛盾,投资率高而消费率低。交换环节的深层次矛盾体现为供需结构不合理,我国目前供大于求的商品达到了70%到80%。至于消费环节的深层次矛盾为国内购买力不足。不仅如此,供应商的产品供给结构和居民商品需求结合也存在严重的不匹配问题:一方面低附加值产品充斥市场,而居民对这类商品处于充分消费状态;另一方面市场需求的一些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研发不足。国民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导致社会资金过剩,而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过剩的资金最终体现为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

2.居民储蓄率过高

(1)收入差距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40%以上,甚至超过印度。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因而富人的存款倾向会更高。

(2)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中国目前的特点是,不仅富人储蓄率高,普通居民的储蓄率也很高。这是中国体制改革的特殊时期的特定结果,一方面旧有的福利体制被打破,住房的商品化、教育的产业化以及公费医疗成为过去式,都使居民把大量的收入存入银行作为养老金、医疗费用以及子女的教育费用。

3.巨额顺差与货币超发也是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

当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贸易顺差贡献尤多)是流动性过剩的重要成因。2007年以来,国家不断出台政策试图遏制顺差过度增长,但外汇储备激增不减。这就意味着,由于中国央行需要发行基础货币结汇,中国的货币供给量将在今年随外汇储备的增加而继续增长。这些增加的货币供给自然也首先会体现为商业银行的存款。巨额顺差导致了经常账户的巨大盈余,进而导致了过剩的储蓄,以及由过剩流动性带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化。

二、“流动性过剩”的危害

过度的流动性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它既可能表现为高通货膨胀率,也可能表现为资产价格泡沫。

1.“流动性过剩”是通货膨胀的前兆

“流动性过剩”首先带来的是资产价格的上涨。但是,我们也要明确,资产价格膨胀也会导致通货膨胀。仅看到物价指数的稳定而不注意金融资产和不动产价格的上涨,很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过松,以致不能及时制止泡沫经济。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股票价格和不动产价格急剧上升,但物价指数却相当平稳,因而没有提高利息率,紧缩银根。泡沫破裂后,日本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目前中国存在大量超发、但暂时沉积为居民储蓄存款的货币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过度发展(也可以是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发展)很可能激活处于冬眠状态的沉积货币,暂时退出流通的货币将重返流通领域去追逐商品,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复活。这一过程在我国已经显现,去年资产价格猛涨,而CPI稳定,进入2007年后,尤其是进入下半年,基本副食品价格开始上涨,通货膨胀已见雏形。所以,流动性过剩是通货膨胀的前兆,从流动性过剩到通货膨胀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2.“流动性过剩”带来的“流动性风险”

一般认为,商业银行经营中“流动性”原则是为了抵御“挤兑”风险。而我国以往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症结之一就是资金不足,因此以往理解的“流动性风险”是流动性不足的风险。但目前来看,我国商业银行面对的不是流动性不足的流动性风险,而是流动性过剩的流动性风险。过多的资金无处投放,货币市场上甚至利差倒挂,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这是2004年以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不曾想过的问题。一方面我国的商业银行存在巨大的存差,反映为“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资产负债期限结构错配的现状,这就产生了巨大的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而利率风险是因流动性风险而派生出的风险。

3.“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货币政策被动性

在金融市场充分发展以前,过多的流动性可能会导致资源错配,引发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问题。为此,在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扭转,在我国金融市场弹性还不够充分情况下,需要回收流动性以防止其可能产生的危害。而且,央行通过大量的对冲操作,为外部失衡条件下的经济创造一个相对较为平稳的国内货币环境,为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赢得时间,这是可取的策略。但是,又必须看到,通过央行发行票据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对冲因巨额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又是不可长期持续下去的,是有一定限度的。

三、缓解“流动性过剩”的途径探讨

首先,应改变信贷投向结构,大力开发中小企业和个人信贷市场。通过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规范金融生态秩序,强化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以保护债权为中心的规范有序的社会法律和信用环境,消化中国持续增长的国民储蓄。

第二,鼓励、支持银行业的产品创新,调整金融产品结构,疏导流动性。要拓展商业银行的运作空间;发展货币市场基金,发展包括资产证券化,以债券为基础的衍生工具以及多种组合的利率、汇率产品和债券品种系列等新产品,发展公司和私人理财增值服务。发展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外的理财托管产品,逐渐改变商业银行的生存方式。

第三,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调整金融市场结构。鼓励合规资金进入股票等资本市场,鼓励和扩大企业通过发债方式筹措资金,培养机构投资者,使之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建立统一的全国债券市场、多元化的市场风险配置机制,有效配置金融资源。

除了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和金融体系的改革,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更应有长远的眼光。中国的高储蓄率是“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长期的根本原因,而要改变目前过高的居民储蓄率,不仅要靠扩大居民的内需,更要增加居民可选择的投资途径。中国居民应该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和进口;但是减少储蓄就要求中国的改革更多地指向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医疗以及养老金体系。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储蓄率的下降绝非一蹴而就。

而且,我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在更深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均衡,只有从制度入手,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结构性不均衡。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篇9

本文将武汉主要制造业的经济效益作为研究对象，对武汉市实施“工业强市”战略、抓住工业发展的第三个最好历史机遇、推进武汉制造产业升级、振兴老工业基地无疑将有重大意义。制造业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经济实力，是所有与制造有关的企业机构的总体，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因子分析法原理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多因素出发，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初选因子进行筛选和综合，找出影响武汉市34个制造业经济效益的主导因子，即公因子，然后进行评价分析。评价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出武汉市制造业34个行业的经济效益得分与排名。

因子分析法基本思想是根据相关性大小对变量进行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结构，因子分析中将之称为公共因子。通过统计软件计算出每个研究对象的各个因子的得分，然后计算出因子综合得分。

武汉制造业经济效益因子评价

（一）数据选取及处理

本文选取了7个与制造业产业经济效益紧密相关的统计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工业增加值率（V1）、总资产贡献率（V2）、资产负债率（V3）、流动资产周转次数（V4）、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V5）、全员劳动生产率（V6）和产品销售率（V7）。

本文选取武汉市2005-2007年34个制造业上述7项指标的具体数据，计算每个制造业指标3年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综合评价的原始数据。为了消除由于评价指标的量纲不同而带来的影响，本文采用Z-SCORE方法对原始数据的34个制造业、7个定量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无纲处理，将指标实际值转化为可比较的评价值，得到表1。

Z-SCORE方法一般也认为是标准化转换，具体求法为，先求出每个指标的样本均值x和标准差S，然后从指标实际值中减去该指标的均值，再除以标准差S，就得到标准化的评价值Yi，公式为：

（二）武汉制造业经济效益因子分析

按照因子分析的步骤，本文利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计算，利用标准化的数据表1中的34个样本、7个变量，求出7个指标（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R的特征根及相应的特征向量。

确定取几个因子作为主因子的判定方法有两种：一是取所有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作为主因子；二是根据累计贡献率达到的百分比值确定。本文采用第一种方法，由表2可知，将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两个因子作为主因子。

由表3和表4可知，第一主因子与工业增加值率、总资产贡献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上的载荷因子较大，因此该因子集中反映了制造业利润创造能力，定义为利润创造因子。第二主因子在流动资产周转率和产品销售率上的载荷因子较大，流动资产周转率和产品销售率均反映“流动性”，就将该因子定义为流动能力因子。

根据计算因子值的系数矩阵，可进一步得出因子计算等式：

F1=0.199V1+0.290V2-0.169V3-0.039V4+

0.287V5+0.267V6+

0.097V7

F2=-0.349V1+0.209V2+

0.046V3+0.552V4-

0.073V5+0.126V6+

0.491V7

利用两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进行线性加权求和，便可以得到经济效益的综合评价模型：F=0.699F1+0.301F2

依据上述三个等式，计算得出2005－2007年武汉市34个制造业在2个因子上的得分和行业经济效益评价总得分，结果如表5所示。

结果显示，烟草制品业的经济效益最佳，其次是非金属矿采选业，饮料制造业排第三位，居制造业前10位的依次还有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居制造业末位的5个行业是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纺织业和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政策建议

资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武汉制造业中所占比重很大，而且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方向，但是武汉市资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经济效益差，鉴于资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自身具有风险大、周期长、高投入的特点，其发展必须要依赖政府财政资金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大力支持。建议由政府牵头联合制造业企业设立资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业投资基金，大力发展制造业。

充分利用武汉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烟草加工业、饮料制造业等经济效益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立足武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现有比较优势，有效利用武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加快这些产业的设备更新与技术进步，尽快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产品的升级，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

加速用信息技术改造、提高传统产业。通过促进信息产品与传统产品的融合，以及信息技术在新产品的广泛应用，增加产品的信息技术附加值。加速传统企业信息化进程，把推广应用信息技术作为改进企业管理、推进传统企业技术改造、节约能源、实现由数量型向质量型和效益型转变并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同时，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坚决淘汰一批企业。大力引进高新实用技术、先进设备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企业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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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需求的多元回归模型构建

根据经济学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分析方法，可以把一个经济体的总需求Y分为教育部门的需求De和非教育部门需求DN。因此，总需求与教育需求、非教育部门的需求关系可以表示为:Y=De+DN（1）

教育对总需求的增加通过两种途径进行：第一，教育的支出使总需求直接增加；第二，教育需求的增加引发非教育部门需求的增加。由于教育因素的影响，非教育部门的需求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是原来的正常需求DN1;二是教育需求引发的非教育部门的需求增加部分，也就是教育的引致需求DN2。由于正常需求DN1不受教育需求变动影响，可以假设其按固定增长率增长，但引致需求则是由教育需求引起的。而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产生，它的需求是人们作为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对教育产品的一种有支付能力的购欲望买，它与许多因素有关。从主要的方面分析来看，主要的需求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1.私人对教育的需求Dp。它指私人的教育投资性和消费性需求，包括学费（继续教育的学杂费）、教育用品支出和其他费用等。

2.政府对教育的需求DG。它主要指政府的教育支出，包括财政计划内教育支出、教育拨款、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支出以及社会教育捐款等。

3.交流对教育的需求DE。它指经济体横向交流时外出学生所支付的费用与接受外来学生所产生费用的差值。

总之，教育对教育部门、对非教育部门的引致需求以及对总需求的影响通过以上三个基本途径发生作用的。单位的各种教育需求增加引致的非教育部门需求不尽相等，所以用下式来表示

又由于总需求的可加性和对非教育部门的正常需求恒定增长率的假定，总需求可以表达为

三部分的教育需求通过直接增加教育部门的需求和对非教育部门的引致需求从两方面影响经济体的总需求。通过对时间t求导数可得：

中分别是总需求对的偏导数。公式(4)两边除以Y得：为简化研究，上述模型存在着一个隐含量，即非教育部门正常需求DN1。由于它不受教育影响，可将其增长率设为一个常数α0，可得到以下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多元回归模型：其中分别是产出、私人教育需求、政府教育需求、交流对教育需求的实际增长率；分别私人教育需求、政府教育需求、交流对教育需求各自的贡献系数；为扰动项，即为剩余残差，且有，与三个自变量无关。二、多元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1.数据的确定

本文数据主要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年至*年统计年鉴和河南省教育年鉴。其中,政府对教育的需求数据主要由国家财政教育经费、社会团体与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助办学经费组成；私人对教育的需求数据主要由学杂费支出、上学期间的花费等其他费用组成，但数据统计有一定难度，故采用私人教育支出=农村年人均教育支出×农村人口+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城镇人口的值来近似代替；教育出口的计算主要采用（河南省高等教育外出求学学生人数-河南省高等教育外省入学学生人数）×1万元/年进行估算，忽略了学生奖学金和助学金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需求各因子的具体数据参见表。

2.模型检验:

用SPSS14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得出如下分析结果：可决系数R2=0.987

常量弹性为-0.122，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的经济增长弹性为1.248，私人对教育投入增长弹性为-0.155，教育出口投入增长弹性为-0.023.

3.结论与启示

由以上数据可以最终得到回归模型为：

根据结果可以初步得到以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