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纠纷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

1．1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

经济学的产生被认为是起于1937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发表的《厂商的性质》一文，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是在20世纪下半期。有学者为了把它区别于19世纪形成的美国制度学派及后来的新制度学派(也叫新制度主义)，而把它称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而制度学派及新制度学派是批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正统分析方法的，它们是“作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对立面出现的”。我们都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即每个人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虽然延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但是它关于人的假设是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即受到现实生活中制度的制约条件下的活动，因为“更接近现实的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在回答企业起源的问题时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个概念，他认为，每种经济活动的资源配置都需要发现价格、签订合同等等，资源的配置由市场决定，而市场由价格机制决定，这就必然产生一定的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一种市场制度，它的产生是为了降低经济过程中交易费用，起到了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因此，科斯揭示了交易成本和制度的某种内在联系。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对交易费用进行了定义，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指为获取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付出费用以及谈判与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是事先交易成本和签订契约后的一系列费用。如今，交易费用泛指一切与交易相关的费用。

1．2科斯定理与产权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上

后人根据科斯的理论总结了“科斯定理”，即只要交易费用为零，那么无论法定权利归谁都不重要，资源配置都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产权经济学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组成部分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它强调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联系。它为解决外部性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不清是造成外部性和“搭便车”的主要根源，外部性的产生与产权的起源有着必然的联系，有效的产权可以降低或克服外部性。那么影响产权的形成因素有哪些了?根据卢现祥归纳的有:第一，技术。新技术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收益，而缺乏相应的技术可能是“搭便车”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人口数量。人口数量的增长与资源的有限，造成了人均资源的降低，于是，资源变得“稀缺”起来，这必然导致排他。而产权就是种排他性的经济权利约束。第三，资源的稀缺程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离开产权，任何稀缺资源的配置都是无效的。第四，要素和和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动。价格的上升导致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行为，“独占性”成为一种优势选择。那么明晰产权意义在哪呢?明晰产权可以解决责任不清的问题，有利于激励经济主体，有利于形成约束机制。通过以上新制度经济学的简单回顾，我们下面对黑树林的水资源纠纷进行适当的分析。

2黑树林水资源纠纷中的新制度经济学问题

黑树林有两条水沟，打洞大沟与竜宾大沟，黑树林地区的人们就是围绕两条水沟的问题展开的。这场纠纷的主体实则是“同一民族的同一个支系”，由于不同的行政区划，一种“地域认同”高过了“民族认同”的一种现象。生活在有限的同一水资源地区，几个村子围绕水资源的使用权展开了长达两百多年的争夺纠纷，不得不思考根本原因是什么的问题。对于黑树林地区的纷争原因，我们的直观感受就是因为“水”，缺水造成的。胡忠文、杨剑波和胡阳全都有各自的看法。胡忠文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是贫穷和人的素质低。过去因为穷而争资源和生存条件，过去人的素质低，封建宗法观念一度突出，群众中只有比高低、比输赢。现在的人观念变了，法制意识增强了，有分歧找政府，有争议靠法律。上级的扶持、基层干部的带动，使黑树林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有了坚实的基础”。杨剑波分析了村社组织的特点，认为:“传统的村社组织:(1)有较明显的习惯区域。(2)山林、土地、水等自然资源为村社共有。(3)有共同的祭礼活动与节日。(4)共同对外。这种由村社内不断发展的私有制和原来公有制之间的矛盾，反映到人与人、户与户、村寨与村寨之间，最容易引发矛盾，最突出的是对原来公有的自然资源的分配使用问题。在黑树林地区哈尼族中，村社观念对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传统观念中，部分自然资源属于公有，谁使用谁拥有，部份村寨和农户仍按传统习惯去做，但现实的黑树林四个乡却分属于不同的两个县，并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胡阳全认为:“影响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稳定的原因是因争夺草场、山林、矿山、湖泊、水源、土地等资源引发的纠纷经济因素，还包括社会治安、等因素。”我们都知道，水资源属于公共资源，对于公共资源的产权界定是相当困难的。公共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公共性、外部性等特征。正是由于公共资源具有这些基本特征，才使得公共资源具有尤为明显的外部性问题，而这种外部性伴随的产权问题是无法像私有财产那样界限十分分明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要解决外部性问题，应该从产权的界定。经济学界一致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也就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或者说是一种有价使用的权利。而像黑树林纠纷中的水这样的公共资源能够用“产权”进行解决吗?在黑树林水资源纠纷中，实质就是围绕“水”资源的使用权问题展开的一场资源使用权的争夺战。而当地村民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始终处于传统的解决思维中。虽然黑树林纠纷中有以立碑方式的“契约”、购买等权利意识，但是却没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产权”之说。笔者认为，黑树林纠纷的最终解决办法还是从治贫和解决当地生活条件入手。由于当地人的利益不同，认识不同，行政介入是不当的。云南省政府在黑树林地区大力投资，通过兴建水利工程、能源和通讯基础设施，改善当地交通，修建贸易市场，投资发展教育、卫生、科技，有其修建一座新水库，多头并举，有力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条件，提高了当地人的生活水平。这为解决当地资源纠纷起到了关键作用。而这些措施恰恰有效解决了当地资源“稀缺性”的贫困性竞争问题。

3黑树林给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公共资源管理的启示

从新经济经济学视角来看待黑树林的问题，是可以得到关于公共资源管理的相关启示的。王艳、韩方彦、楼惠新和王黎明都有各自的独特见解。谈到公共资源的管理，王艳认为“公共资源的产权界定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式工作，界定公共资源产权的方式不存在“唯一”，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主，辅之以法律、市场手段，以及民众支持，采取多中心治理体制才是合理界定公共资源产权的明智之举。”韩方彦认为:“公共资源产权的界定制度缺陷突出表现为未能清晰界定公共资源产权主体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经济权利。因而，需要健全公共资源产权制度，强化公共政策执行的目标指向，维护公共利益，建立并完善公共资源政策工具体系，构建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监管体系。”楼惠新和王黎明认为:“公共资源的参与式管理可以解决好各方利益，有利于公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综合效益的提高。以上都是都是学者给解决公共资源提供的一个问题解决思路。”笔者认为，由于公共资源的特殊性，它注定无法像用私有财产那样产权明确，所以，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恰当的解决因公共资源造成的纠纷的办法。黑树林是几个村之间因水引发的纠纷，对于群体性争夺资源使用权，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解决:第一，以发展当地经济作为根本大计。集体性争夺自然资源的使用权，无非是因为经济生产条件的制约，目的是为了生产和生活。因此，发展经济，解决贫困是首要的大事。第二，公共资源的参与式开发利用。由于共同需要同一资源，而中国乡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这就决定了不可能从私有产权的角度进行解决。公共资源的参与式开发利用要求各方主体明确各自权利和义务，有节制的使用资源，而不滥用、消耗等。各方制定好规则，依据制定的规则，根据自己的权重进行活动。第三，搁置争议，合作共享，共同开发。建立一种合作机制是互利双赢的模式，集体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帮助，团结协作。第四，建立综合治理管理机制，协调好集体之间的矛盾，及时处理潜在的纠纷问题。第五，进行教育引导。第六，政府应当特殊问题特殊解决，对因资源稀缺而造成贫困的地方，应该大力投资，帮助发展，解决人们发展的自然制约条件。总而言之，公共资源的开发、使用和管理，应该朝着合作开发、利用和共同管理的合作机制出发，制定好规则，明确各自权重，共同发展。

篇2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经济的空间集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如克鲁格曼所言：“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是什么?一个简短的回答肯定是集中”。与经济的空间集聚相伴而生的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非均衡化以及地区差距的扩大。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省区之一，江苏省内部表现出很强的经济集聚趋势，同时一直受到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困扰，地区间差距在最近20年迅速扩大。集聚是否是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长久以来，经济增长与经济集聚的研究几乎互不相关。然而，现实表明，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与经济增长是很难被分割的两个过程。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新经济地理学领域内的学者开始尝试整合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增长理论，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探讨集聚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开创性的工作包括Martin和Ottaviano(1999)、Baldwin(1999)、Baldwin和Forslid(2000)以及Baldwin等(2001)。他们通过强调技术外溢和空间集聚的相互作用，为解释经济集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和简明的理论分析框架。Fujita和Thisse(2003)在此基础上通过改进研发部门的生产函数和熟练工人的动态迁移过程，给出了一个数学分析更加容易、分析结果更加具体的整合模型。Dupont(2007)也在集聚与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分析了经济一体化过程对区域差异和不平等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集聚对于整体的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地理位置会影响到经济增长。

伴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开始针对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许多研究验证了集聚的增长促进效应。如Ciccone(2002)使用5个欧洲国家NUTS第3级地区的数据分析了就业密度对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制造业与服务业活动的集聚的确对区域经济的增长具有正面效应。Henderson(2003)使用70个国家1960-1990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城市首位度(一国最大城市份额)在低收入国家有利于经济增长。[SlCrozet和Koenig(2007)使用EU地区1980-2000年的数据，探讨了区域内经济活动空间集中对增长绩效的影响，发现生产活动的内部空间分布越不平衡的地区增长越快。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与理论预测相反的结论，如Sbergami(2002)使用6个欧盟成员国1984～199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率和经济集聚相互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高技术行业、中等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集聚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都是负面的。㈣更为复杂的是，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集聚促进增长；但当达到某个收入水平后，集聚对经济增长就没有作用，甚至有害于经济增长。这一假说得到了Brulhart和Sbergami(2009)的验证，他们利用跨部门OLS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研究了一国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对国家层面增长的影响，发现只在经济发展的某一水平集聚才能推动GDP增长，关键水平约为人均10000美元。

针对中国的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问题，范剑勇(2004)认为，中国现阶段仍处于“产业高集聚、地区低专业化”的状况，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总体上仍较低，且滞后于对外的一体化水平，这一现状使得制造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无法向中部地区转移，进而推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㈣张艳、刘亮(2007)运用工具变量法，基于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集聚对于城市人均实际GDP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集聚具有内生性，它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张卉、詹宇波、周凯(2007)构造了产业间集聚指数和产业内集聚指数，并以此作为解释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产业内集聚和产业间集聚都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影响。吴利学、傅晓霞(2008)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包含集聚经济的生产函数，分析了城市化和市场化对中国各地区集聚经济效应的影响，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集聚经济效应显著，且集聚经济效应在地区经济增长中作用明显。马君潞、郭威(2007)通过对我国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提升一个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集聚经济环境，因此，积累集聚经济优势是吸引外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

在这些实证分析中，虽然有的研究也考虑到了不同地区差异的影响并以地区虚拟变量来衡量，但从本质上看，区域总是被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进行分析，区域间潜在的相互影响往往被忽略。事实上，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它总是与其他经济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多数研究中，这一观点都还没有被正式引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空间计量经济学是在横截面或面板数据中研究经济单位的空间相互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明确将地理空间因素考虑到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去。Ying(2003)采用1978～1998年的省级横截面数据，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并指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来源主要是非农业劳动力增长率、制造业产出、资本积累和实际的外商直接投资。林光平、龙志和及吴梅(2005)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方法，研究我国28个省(市、区)1978～2002年间人均GDP的卢收敛情况，认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区间的空间相关性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地区间经济存在收敛性，但是它的估计值表现出增大的趋势。”吴玉鸣(2007)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2000年中国2030个县域的增长集聚与差异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县域经济增长不仅与人力资本、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与相邻县域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㈣符淼(2009)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技术传播的空间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技术和经济活动都存在局部集聚，技术集聚度高于经济集聚，且两者的集聚度随时间增强，地理分布高度一致。随地理距离快速下降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导致局部集聚和东西部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原因之一。

针对江苏经济表现出来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地区差距问题，本文拟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江苏省县域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二、江苏省县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相关性

首先，画出江苏省2007年县域人均GDP的空间分布四分图(图1)。按照人均GDP的大小，65个县域被平均分为4组，以颜色的深浅代表相应县域的人均GDP的大小。由图1可见，江苏省县域层次的经济活动在地理分布上是极不均衡的，呈现出苏南一苏中一苏北梯度递减模式。并且邻近区域的经济指标水平基本相近，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

接着，通过计算县域人均GDP的MoransI指数对其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Moran''''sI是最常用的检验空间自相关性的统计指标。利用GeoDa0.9.5软件，得出Moran''''sI=0.7445，在0.1％的概率上显著，表明江苏省县域经济的分布的确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

进一步，作出江苏省2007年县域人均GDP空间自相关聚类图(图2)，图中HigllHigh部分表示人均GDP高的地区被人均GDP高的地区所包围，Low-Low部分表示人均GDP低的地区被人均GDP低的地区所包围。这种分布显示出江苏省县域经济之间存在着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形成了某种空间“俱乐部”现象。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县域(H-H地区)集中分布在苏南地区，而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县域(L-L地区)则分布在苏北地区，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差异显著。

由此可见，我们观测到的截面区域之间在地理上是一些明显具有空间依赖性的经济实体，误差项独立的假设在统计上被拒绝了，也就是说，OLS估计的结果是不可信的。因此，这里将地理空间维度引入研究中来，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来估计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关心的问题是经济集聚是否会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进行实证检验时，需要对经济增长和经济集聚分别进行度量。本文选取人均GDP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县域经济的增长。由于各地区在人口和面积方面相差很大，因此选取人均GDP为测度指标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关于经济集聚，本文选取第二产业区位熵、第三产业区位熵和城市化三个指标来衡量经济集聚的程度。i地区i产业的区位熵定义如下：其中：Eij表示j地区i产业的产值，∑iEij表示i产业在整个区域的总产值，∑jEij表示j地区的总产值，∑i∑jEij表示整个区域的总产值。因此，该指标的分子是j地区的i产业占整个区域该产业总产值的份额，分母是j地区的总产值占整个区域总产值的份额，通过两者的比来评价i产业在j地区的集聚程度。区位熵小于1说明该产业的集聚化水平比较低，区位熵等于或大于1说明该产业的集聚化水平较高。区位熵越大，说明该地区的这一产业在整个区域范围内的集聚程度越高。

本文中令i=1，2，3，分别表示三次产业；j=1，2，…，65，分别表示江苏省65个县域。因此，LQ1、LQ2和LQ3(这里省略了下标)分别表示江苏省每个县域第一、二、三产业的区位熵，度量了三次产业在该地区的集聚程度。由于经济的集聚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以选择第二产业区位熵和第三产业区位熵作为衡量经济集聚程度的两个解释变量。

此外，城市的出现也是经济集聚的一种表现。经济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强调城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准确地讲，城市己被看成一种主要的社会制度。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尺度的体现，城市化不但表现为人口向城镇聚集和非农人口上升，还表现为人们生产与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由农村向城市文明升级转化的过程。因此，本文希望就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这里用非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衡量各地区城市化的程度。本文采用2007年江苏省65个县级行政区域的横截面数据，所有统计资料均来自《江苏统计年鉴(2008)》。

(二)模型设定

1经典线性回归模型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首先构建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nPGDP=β0+β1LQ2β2LQ3+β3URBAN+ε(1)

其中，PGDP表示县域人均GDP水平，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LQ2和LQ3分别表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区位熵指标，URBAⅣ是城市化指标，三者用来表示经济集聚，是本文关心的解释变量。

2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针对经典线性回归模型(1)，可以通过两种不同方式引入空间依赖性。相应地，空间计量模型有两种设定形式：

第一，空间滞后模型(SLM)，在解释变量中增加一个空间滞后变量，模型的形式为：

InPGDP=β0+ρW_PGDP+β1LQ2+P2LQ3+β3URBAN+ε(2)其中：W是空间权重矩阵；W_PGDP是空间滞后变量，定义为W_PGDG=WlnPGDP；P是空间自回归系数；ε是误差项；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原来相同。

第二，空间误差模型(SEM)，通过误差项引入空间相关性，即假设误差项是空间相关的。如果误差项是一个空间自回归过程，则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lnPGDP=β0+β1LQ2+β2LQ3+β3URBAN+ε，ε=AWε+u(3)其中：λ是空间误差自回归系数，Wε是空间滞后误差项。

3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Anselin(2005)提出，可以根据拉格朗日乘子LM-Iag和LM-Error，以及相应的稳健性拉格朗日乘子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在两种空间计量模型之间进行选择。首先判断LM-Lag和LM-Error的显著性，如果两者中只有一个是显著的，那么就选择相对应的模型，即如果LM-Lag显著就用空间滞后模型，LM-Error显著就用空间误差模型。如果两者都显著，则需进一步比较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的显著性，选择Robust指标中更显著的那一种模型。是选择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下文中根据判别指标的具体情况而定。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进行比较，首先给出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OLS估计结果，见表1。由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OLS估计的F统计量达到117.193，模型整体上非常显著。拟合优度为0，8521，说明拟合程度一般，可能与忽略了空间依赖性有关。LQ2、LQ3和URBAN系数的符号都与预期一致，均为正；LQ2、LQ3在1％的水平上显著，URBAN在5％的水平上显著。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ikelihood)、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作为衡量模型拟合优度的指标，在下文中与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

接下来，采用GeoDa0.9.5软件对OLS估计的残差进行空间依赖性检验。这里使用的江苏省县域地图数据来自中国分县行政区划界线数字化地图，①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的是一阶Rook邻接矩阵。检验结果见表2。表2显示，Moran''''sI指数在1％的概率上显著，说明OLS估计的残差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可能存在模型设定不恰当的问题。因此，这里采用OLS估计是不合适的，需要将截面单元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引入模型中。具体是采用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可以根据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的结果来决定。由于LM-Lag和LM-Error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比较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RobustLM-Lag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RobustLM-Error在10％的水平上显著，相比之下，RobustLM-Lag的显著性更强。因此，根据上文中提到的标准，选择空间滞后模型(2)更为合适。空间计量模型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估计值会有偏或者无效。这里用极大似然法(ML)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

首先，通过似然比检验比较原模型(不考虑空间因素的经典回归模型)与各择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自相关系数的渐进显著性。表3中SLM模型的LR值为25.4468，在1％的水平上显著，再次证明该模型中空间依赖性的存在。进一步，三个经典检验是渐进一致的，但在有限样本中，应该满足Wald>LR>LM。本文中，Wald值为28.4089，LR值为25.4468，LM-lag值为24.3492，与预期的顺序一致，说明SLM模型符合ML估计的渐进性质，模型的设定是比较合理的。

其次，根据Loglikelihood、AIC和SC比较SLM模型和经典线性模型OLS估计的拟合优度。Loglikelihood越大，模型的拟合效果越好。而AIC和SC则相反，值越小，表示拟合效果越好。由表3可见，SLM模型的Loglikelihood值为-1.3229，大于OLS估计的Loglikelihood值-14.0463，SLM模型的Akaike值和Sehwarz值都小于OLS估计的相应值，说明SLM模型的拟合程度优于原经典回归模型，引入空间效应使模型的解释力有了明显增强。

最后，对SLM模型估计的系数进行分析。空间滞后变量WLNPGDP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县域人均GDP增长在地理空间的邻接上表现出了较强的溢出效应。县域经济增长集聚的空间相互作用或影响的途径可以通过邻接地区而相互传递。三个衡量经济集聚的解释变量LQ2、LQ3和URBAN的符号均为正，与我们的预期一致，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经济集聚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具体而言，LQ2的回归系数为2.3931，说明第二产业的区位熵增加1，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使县域人均GDP增加约2.39％；LQ3的回归系数为1.7357，说明第三产业的区位熵增加1，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使县域人均GDP增加约1.74％。LQ2和LQ3的系数比OLS估计中两者的系数均有所降低，说明OLS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向上偏误。URBAN的回归系数为0.0105，说明非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1％，则县域人均GDP可以增加约0.01％。与OLS估计结果相比，城市化指标的显著性有了明显提高(P值由0.0439降低到了0.0031)。总体看来，第二产业的集聚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明显。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主要结论

1江苏省县域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相互影响，但这种影响以回浪效应为主，扩散效应不足，因此导致苏南苏北地区经济差距加大。由于地理区位、经济基础、经济结构、发展政策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苏南地区集聚了大量资本、技术和人才，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成为江苏地区的“增长极”。政府希望通过增长极地区的优先增长带动周边更多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然而事实上，至少到目前为止，该增长极体现出的回浪效应——即吸引其他地方的资本、人才和技术，削弱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实力——远大于其扩散效应，从而导致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因此，为了防止在这种累积循环因果作用下区域间差距的无限扩大。需要政府创造条件，引导回浪效应向扩散效应的转化。

2以产业集聚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经济集聚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这种影响是地方性的，随空间距离的增加而衰减。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知识溢出是解释集聚和区域增长关系的重要概念之一。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会有效地促进知识溢出，推动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在产业活动空间集中的区域或人口密度多样化的城市中，知识、人才在不同企业和区域的流动以及与不同群体的互动交流，促进了知识的传播扩散，进而促进技术进步。同时，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不仅为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了便利，而且有利于企业间前向后向的市场联系，更有利于劳动力的进一步集聚以及知识溢出。但是，知识空间溢出具有局域性特征，其影响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陋瑚因此，苏南地区通过知识溢出产生的正外部性难以扩散到更远的苏北地区，导致南北差距加大。可见，如果希望通过集聚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充分考虑到地理空间的因素。

(二)政策建议

篇3

一个企业集团的经济区域状况,主要从生产规模、市场范围和经营领域几方面来考察。从生产规模上看,经济区域是指区域生产布局中企业集团的企业数量与质量、集中与分散的程度。从市场范围上看,经济区域是指企业集团的企业市场销售所涵盖的一切地区。从经营领域上看,经济区域是指企业集团的企业经营所涵盖的产业和数量和质量。这里,市场范围构成企业集团所处经济区域的广度,生产规模构成企业集团所处经济区域的宽度,经营领域构成企业集团所处经济区域的深度。将企业集团形象地刻画在三维坐标图中可以直观的形式给人们以生动启示。

武钢集团从生产规模上看,可以分为武汉青山经济区域、武汉汉阳经济区域和湖北黄石经济区域。1997年,青山经济区域产值占集团产值的95%;汉阳经济区域产值占集团产值的3·6%;黄石经济区域产值占集团产值的0·6%。从市场范围上看,青山经济区域的产品主要分布在国内的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和国外的东南亚市场,其中热卷、镀锌板、镀锡板、硅钢片所占市场份额较大。汉阳经济区域的产品也以中南、华东等地区为主,多以线材、螺纹钢为主要产品。黄石经济区域主要生产矿石辅料,为青山经济区域的冶炼厂家提供原燃料。从经营范围上看,青山经济区域初步形成了以钢铁产业为主、非钢产业为辅的发展格局,工程建设、机械制造、电气修造、综合利用、电子仪表、交通运输、冶金炉料、房地产业、商业贸易、金融证券等经营领域不断拓展。汉阳经济区域也在多种经营上下功夫,工程建设、商业贸易、综合利用等经营领域相继开发。黄石经济区域在铁矿石产量锐减的情况下,加大辅料的生产规模,利用矿山资源,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拓展经营领域。武钢集团从建厂直至如今,已经基本上形成以青山经济区域为“核心层”,以汉阳经济区域和黄石经济区域为“紧密层”,外加有直接经营联系的、分布更为广泛的经济区域的“松散层”的纵横发展格局,为集团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武钢集团区域经济增长分析

以1997年与1996年相比,武钢集团产品销售收入增长1·9%,工业总产值增长7%。其中,青山经济区域分别增长3·7%和7·9%,汉阳经济区域增长为负数,黄石经济区域分别增长21%和0·01%。十分明显,武钢集团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青山经济区域增长的拉动,其他经济区域增长呈倒退和停滞状态。从销售收入变动率和工业总产值变动率来看(见下表),青山经济区域保持着一定的经济增长势头,其中,销售收入变动率和工业总产值变动率均大于1,说明规模和效益呈扩大趋势;另外,青山经济区域的工业总产值变动率高于销售收入变动率,说明规模扩大的趋势可能受到外部市场份额的限制,如果改变外部市场状况,青山经济区域整体水平可能继续提高。黄石经济区域的销售收入呈增长态势,其规模变动率大于1,但生产规模出现萎缩症状,增长小于1,呈负数,说明整体水平难以持续增长。汉阳经济区域无论从市场状况还是从生产状况均处于不良状况,规模变动率都小于1,增长呈负数,说明市场状况恶化还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生产,走出低谷困难重重。

汉阳经济区域和黄石经济区域的负面状况对于武钢集团整体水平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对集团规模的影响。从销售收入来看,汉阳经济区域和青山经济区域都是直接面对外部市场,是集团效益的两大主要来源,砍掉任何一块,就等于缩小了集团规模,这与壮大武钢集团的战略要求是相违背的,不利于整体经济利益增长。二是企业成本的影响。黄石经济区域的销售收入有近一半是内销收入,是为武钢集团成员企业服务的。减少这些销售收入可能增加集团成员企业的交易费用和采购成本,影响企业利润的增长。另外,还要看到武钢集团三大经济区域增长的不同特点:

(1)青山经济区域的产业集中度大大超过汉阳经济区域和黄石经济区域,其中青山经济区域的大型厂家占武钢集团全部大型厂矿的70%,而汉阳经济区域仅占10%,黄石经济区域仅占8%。而且,青山经济区域的产业结构较整齐,钢铁工业,机械工业、电气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工业等专业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明显高于其他二大经济区域。是武钢集团发展壮大的根本基础。尽管汉阳经济区域也处在武汉工业密集带,但汉阳钢厂、汉口轧钢厂、武昌焦化厂和武冶设备公司各处一域,专业化和产品销售分散,企业之间经济技术联系较少,自成体系,经济效益很难上去。黄石经济区域远离武汉,地处边远地区,各企业不仅地理分散,而且产业单一、集中度低,经济效益也一直处于不高状况。

(2)青山经济区域的集团成员企业呈明显大型联合化特点。冶炼行业、轧钢行业、机械行业、交通运输业和电气行业资产实力、融资能力和市场占有率都较高,专业化和大型化色彩较浓。汉阳经济区域和黄石经济区域却呈明显中型化特点。经济区域由于地域分散、主业萎缩,依赖地方经济的扶植占较大成分,增长趋势可能向第三产业转化。

(3)青山经济区域增长是武钢集团的主业增长,在经济层次中属“核心层”。黄石经济区域增长是武钢集团的辅业增长,在经济层次中属“紧密层”。汉阳经济区域增长也是武钢集团的主业增长,但在经济层次中却属“紧密层”。这种层次性形成了武钢集团三大经济区域之间的互相联系和区际分工格局。黄石经济区域的一部分增长依赖于青山经济区域的发展;汉阳经济区域的一部分产品是青山经济区域产品的延伸。这种三大经济区域之间的互相联系和区际分工的现状既有促进集团经济整体保持增长的积极因素,又有阻碍集团经济整体保持增长的消极因素。化弊为利,合理配置资源,努力促进三大经济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是保持武钢集团稳定增长的关键。

三、武钢集团区域经济增长的对策

1·强调武钢集团区域经济的整体合作优势,促进三大经济区域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形成集团区域经济的整体战略和具体战术,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武钢集团只有在交易成本(即各种管理费用和关键费用)最低的条件下,企业产出才能获得最大利润。“内部市场化”是降低交易成本的较好办法。只有将经济区域内的企业联合起来,才可能达到现代企业“内部市场化”的要求。另外,只有在单位成本最低的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得规模带来好处。而“内部市场化”又是降低单位成本的较好办法。这些,都是企业集团在一定经济区域内可以首先实现的。在技术上,各种实用技术只有在大范围内长时间运用,才可能让各种技术创新和技术人才适时脱颖而出。只有在最少阻力的便利沟通条件下(主要是地理条件),才能发挥作用。这些,也是企业集团在一定经济区域内可以率先创造的。

在信息上,大型计算机网络的设置和运用,各种知识结构的创新和技术人员的再教育和培训,只有在一定的区域内才可能获得最佳的效果和最少的成本。因此,强调武钢集团在生产规模上的区域化,将大中小型企业按专业化、系列化方向联合起来,有利于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青山经济区域目前已经初步形成冶炼——炼钢——轧钢联合体,机械制造联合体、电气修造联合体、建筑房产联合体,等等,这比单独企业更能得到集团的支持,获得较为有利的竞争优势和低成本条件。在金融上,只有将区域内各企业的财务集中起来,资金运作统一起来,才可能积聚起巨额投资基金,形成竞争力和资本实力,发挥武钢集团财务公司的金融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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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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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是最近几年国内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频繁出现的一个学术词语。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量探讨，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实践。但是，国内生态经济学界、环境经济学界以及主流经济学界对循环经济实质的认识至今仍存在较大差异[1]。为深入揭示循环经济理论内涵，部分学者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如，董艾辉在分析循环经济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一致性的基础上，指出循环经济是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扬弃，也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2]。张连国等认为，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有二，即知识论基础与存在论基础[3]。崔胜辉等则从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在内涵和目标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和经济伦理观[4]。

应该说，从哲学角度探讨循环经济，既是对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丰富，也为哲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课题。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循环经济的哲学研究在哲学分析与梳理上还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展望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

1.循环经济的哲学涵义

1.1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目标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和质量的忧虑，也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达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针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这种对环境的忧虑逐渐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反思，环境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国从参加1972年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循环经济不仅反思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资源耗竭，也积极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循环经济的目标就是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新的技术经济范式[5]。这种发展模式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体系的融合，减少单位产出资源的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生产技术与环境保护技术和清洁生产相结合，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旨在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社会大众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既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也要求改变环保企业治理生态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效益内部化。

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实践性是哲学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循环经济的实践性符合的实践观点。无论是其思想来源和目标指向都是实践，循环经济的理论发展更是离不开实践，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总结。因此，循环经济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或者实践是循环经济的基础或唯一尺度。

1.2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符合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并对认识起决定作用；人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完整体现了上述观点。首先，循环经济在特定时代产生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工业化以前和工业化的低级阶段，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消耗较少，还不足以使人类对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产生像今天这样的深刻后果。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环境和资源的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和影响时才可能产生循环经济思想。其次，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涵或全部规律，而且，认识的深化不可能脱离经济和历史发展阶段。最后，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能动的认识。这不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也不是对实践的简单反映和被动认识，而是为了应用于实践，改造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循环经济的这些特点，可以较好地理解当前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所遇到的种种思想障碍。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国生产方式仍较粗放、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较大等。这是事实，但也要注意到，我们不可能脱离我国的历史前提来谈论这些问题。者从来就不是先知先觉的智者，而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关键要遵循规律，对自身发展方式进行反思和扬弃，最终解决问题。毕竟，在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上搞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经济起步、经济总量和人民温饱问题，难以为了保护环境从一开始就放弃经济和工业发展。

1.3循环经济的模式特征符合哲学的普遍联系规律

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正是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探讨经济问题，或单纯采用经济手段分析解决问题。它要求综合考虑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进步。循环经济深刻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人与自然和谐模式进行大量有益的探讨。同时，将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虑，既注重分析经济生产领域各个部门、行业及其相互联系，又注重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及其相互联系，还注重生产与生活两大部类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中的具体情况与相互联系，统筹考虑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工业与农业、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等在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方面的关系。循环经济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时，也认识到单纯经济知识和经济手段的局限性，强调学科间的联合，强调经济社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领域的统筹并重。

1.4循环经济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为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代际公平以及国际视野，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哲学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既包含科学的逻辑推论，也汲取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正反经验；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态度，也体现了向历史、向子孙的负责态度。循环经济是在环境已遭受重大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的情况下产生的。根据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历史教训、现代科学和经济学的推断，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阻止和逆转，造成的后果将不堪想象。但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趋势并非不可逆转，通过循环经济的途径，人类完全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分析和对比揭示了人类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2.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循环经济的定义是目前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问题。笔者认为，只有解决本质属性问题，学科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加扎实，学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质属性问题解决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环经济哲学内涵已为探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作了铺垫。

2.1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

笔者赞同齐建国教授关于循环经济的描述，即循环经济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是中国新兴工业化的最高形式，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6]。齐教授认为，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微观上，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的定义，所谓技术范式可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宏观上，技术范式可定义为社会生产主导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对应不同的技术范式。在技术层次上，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核心是提高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本质是生态经济。

笔者认为，在齐教授定义的基础上，还可从哲学高度对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作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根据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总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变，每个社会历史阶段都有与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因此，循环经济应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技术范式。循环经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和发展，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可以预见，循环经济将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起重大的历史作用；同样可以预见，循环经济绝不是万能的，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范式的最高形态或终极形式。

2.2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

2.2.1特定的时空观念。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需要明确特定的时空观念。我国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21世纪开展循环经济，离不开立足自身现实发展循环经济。要花大力气研究我国的实际，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问题，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胜利。同时，要对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有着足够的心里准备。

2.2.2统筹观点。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统筹的观点和系统的观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问题，但由于资源有限，只能统筹加以考虑。要把握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重点领域和优先发展领域，循序渐进，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2.2.3理论联系实践。发展循环经济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以此指导实践，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如此反复，推动经济与社会向良性方向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实践的学科，循环经济理论和政策如果只停留在书本中、文件中、口头上，不能在实践中得以贯彻落实，循环经济的目标就会是水中月、镜中花。因此，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观点，尊重客观规律，努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同时反对把循环经济夸大化、万能化的倾向。

2.2.4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涉及全社会的各领域，离开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将难以成功。目前，我国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尚有待提高，特别需要在社会上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启蒙，通过政府政策宣传，引导社会生产和消费观念。公众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觉醒将是循环经济得以贯彻落实并取得成功的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3.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3.1系统的工作思想

发展循环经济特别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立足现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五个统筹，制定系统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综合协调区域、行业和部门利益，以长远发展和大局为重，抓住主要问题，确定重点领域、优先领域和战略步骤。

3.2制度和技术并重

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既注重制度层面的政策设计，也注重技术层面的政策设计。加强对现有经济模式、生产技术与过程、管理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加强对项目立项进行充分论证以及项目中、后期的评估；加强对节能减排领域重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同时，开展大量调查，掌握循环经济的动态发展，及时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3.3建立长效机制

根据循环经济的不同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大学、公众等，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同时，探讨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有效联系机制，完善政府考核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

3.4自主创新与学习借鉴

既要立足自身国情积极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理论和政策，又要学习借鉴一切有益的国外经济、管理和政策实践的成果；既要发扬自主创新的精神，建立基本技术支撑体系，又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引进和模仿消化。

4.未来展望

发展循环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既凝聚着人类对自身处境的深深忧虑，也包含了对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美好愿望。认为，尽管过程往往充满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发展的。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有着自身发展规律，虽然当前还有很多争论，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将促使循环经济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环经济在中国已经启航，并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进程长期相伴。尽管道路充满艰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1]李兆前，齐建国.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综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2]董艾辉.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20卷第1期.

[3]张连国.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东岳论丛》，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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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发展前景

信息经济学可以同时作三种理解：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信息的经济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的费用与效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信息资源的分配与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等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可以囊括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信息经济规模及其确定、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国民经济信息化等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研究则可以囊括非信息对称条件下市场参加者的经济关系、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信息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信息学与经济学交叉结合等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问题需要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并从中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水平和加快信息经济学发展。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信息经济的发展，最能充分反映经济活动中信息及其交流的特征。

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信息经济学研究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马费成教授认为，信息经济学是把信息和信息活动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学科。乌家培认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活动的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的信息问题。陈禹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信息现象及其规律的经济学。总之，学者们对信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围绕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及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问题展开的。

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1、信息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由于其研究领域中的矛盾特殊性所规定，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并按照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来建立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要学习、研究信息经济学，不了解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知道信息经济学围绕什么内容来研究，不清楚信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地位，就不可能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就会降低研究效率，甚至会影响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基本理论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经济的涵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学科地位、学科性质以及其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2、信息资源的研究。

如果说物质资源是“第一资源”，那么信息资源可称为“第二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渐变革，信息资源完全可能成为“第一资源”。如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好，不仅物质资源能充分发挥作用，信息资源本身也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信息资源的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资源的涵义、信息资源的类型与特征，信息资源提高经济决策水平、提高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的功能，信息资源共享的前提——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及配置的机制，作为信息资源主体的信息产品的性质、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信息生产力的相关内容。

3、信息市场的研究。

信息市场是作为信息形态独立存在的商品，在流通领域传递交流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流动方式，也是信息商品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或交流，使之扩散、应用、渗透到生产领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在信息市场中我们主要研究信息市场形成的历史及其作用，信息市场的基本类型与功能，信息市场的基本特点及其运行机制，信息市场的价格水平极其运动变化规律。4、信息产业的研究。

信息产业被认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信息产业的研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作用。这部分主要研究信息产业涵义、分类、产生过程与发展，信息产业的特征、作用，信息产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信息产业结构的涵义、形态、演进的特点和规律，信息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准、基本思路和调节方式，信息产业的投入产出分析，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规模以及与信息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措施等。

5、信息化的研究。

信息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什么是信息化，乌家培认为，信息化是信息活动(包括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等)的规模相对扩大及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相对增大的过程，它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信息化一定要成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信息化的直接作用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可见，研究信息化的意义重大。

6、信息系统的研究。

信息系统按信息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经济信息系统、科技信息系统、社会信息系统等。而经济信息系统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任何信息系统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经济信息系统的帮助。信息系统的研究主要也是侧重于经济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系统的产生与发展，国家、地区、企业信息系统的基本任务，信息系统的费用与效益的比较，对信息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价和评价方法，信息系统的运行、反馈、控制、监督等有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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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主流顾客满意度测评模型有瑞典顾客满意度晴雨表指数(SCSB)模型(1989)、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ACSI)模型(1994)和欧洲顾客满意度指数(ECSI)模型(1999)。SCSB模型中影响顾客满意有两个基本的要素:顾客期望和感知价值。顾客期望是指顾客预期将会得到何种质量的产品或服务。感知价值是指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与其价格相比,在顾客心目中的感知定位。ACSI模型在SCSB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前置因素—感知质量,将质量感知从价值感知中分离出来。ECSI模型继承了ACSI模型的基本架构和一些核心概念,但又增加了另一个前置因素—企业形象,它是指顾客记忆中和组织有关的联想,这些联想会影响人们的期望值以及满意度。

Kano模型是定性层次上对顾客满意度进行分析测评的一个模型工具。Kano模型由狩野纪昭等人提出,他们认为传统的质量模式仅是一维而已,若对某一项的质量因素评价时,当此质量因素充足时就能令人满意;反之,当其不足时就让人感到不满意。本文采用Kano模型对顾客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赫兹伯格因素理论基础上,Kano模型将影响顾客满意度的质量因素分为三类:当然质量、期望质量和迷人质量(见图1)。

当然质量是顾客认为产品“必须有”的属性或功能。当其特性不充足(不满足顾客需求)时,顾客很不满意;当其特性充足时,无所谓满意不满意,顾客充其量是满意。

期望质量要求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比较优秀,但并不是“必须”的产品属性或服务行为。期望型需求在产品中实现的越多,顾客就越满意;当没有满意这些需求时,顾客就不满意。

迷人质量要求提供给顾客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产品属性或服务行为,使顾客产生惊喜。当其特性不充足时,顾客无所谓,当产品提供了这类需求中的服务时,顾客就会对产品非常满意,从而提高顾客的忠诚度。

经济型酒店顾客满意度影响因素测评

(一)问卷设计

顾客满意驱动因素包括:核心产品和服务、服务和系统支持、技术表现、互动沟通和情感因素(傅云新,2005)。刘文涛(2008)则把顾客满意驱动因素归结为:核心产品和服务、支持系统、服务质量和情感沟通。本文综合主流顾客满意度测评模型和学者对顾客满意驱动因素的研究,从企业形象、感知质量、感知价值、顾客预期和服务公平五个方面构建经济型酒店顾客满意度测度模型(见图2)。

企业形象既包括企业整体的形象,也包括企业的业务形象。其观测指标包括企业知名度、企业的熟悉度和企业社会责任感。

顾客预期是指顾客在购买和使用某种产品或服务之前对其质量的估计。决定顾客预期的观测变量有3个:产品符合个人特定需要预期、产品可靠性预期和产品质量的总体预期。通过这三个指标可以考察顾客对于经济型酒店市场定位的认可度。

感知质量是指顾客在使用产品或服务后对其质量的实际感受,包括对产品顾客化即符合个人特定需求程度的感受、产品可靠性的感受和对产品质量总体的感受。对于经济型酒店来讲,主要从酒店的软硬件条件、提供的服务质量和其他的支持系统来测度顾客的满意度。

感知价值体现了顾客在综合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价格以后对他们所得利益的主观感受;感知价值的观察变量有2个,即:“给定价格条件下对质量的感受”和“给定质量条件下对价格的感受”。

服务公平用于考察酒店与顾客在交易过程中的地位是否平等。比如酒店所定的退房条约,节假日价格上涨等,酒店的这些做法是否会对顾客的满意度产生较大的影响。

运用Kano模型进行顾客满意度测评,要计算出产品或服务的质量特性的重要程度以及顾客对该产品或服务质量特性的满意程度。在Kano模型中,满意度明显高于重要度的是迷人质量;满意度与重要度接近,几乎是线性关系的是期望质量;而重要度明显高于满意度的是当然质量。

(二)调查数据收集与Kano模型处理结果

根据统计学相关原理,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抽样的方法,还要确定合适的样本大小。样本要具有很高的代表性,代表性越高,类推出母体的性质就越准确。D.A.deVaus(1986)研究成果显示,在95%置信水平下,要使抽样误差控制在5%,样本规模应该是400份。风笑天(2001)指出,对于实际采用的复杂抽样,要达到同样的精度需要乘上它的设计效应deff。根据经验,deff通常取1.8或2。本次抽样调查对杭州经济型酒店的顾客采用随机发放问卷的形式,共发放问卷752份,回收700份,经对问卷进行整理,共得到有效问卷610份,样本有效率为86.56%。

经过对问卷的数据统计处理,得到Kano模型的运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企业知名度、企业熟悉度、企业社会责任感、产品和服务的可靠性、产品质量的总体预期、订房便利性、客房价格、生活和交通的便利性、服务种类、与竞争对手相比的价格感知、与竞争对手相比的质量感知属于期望质量;产品符合个人特定需要、硬件设施、服务人员业务能力、服务响应时间和服务人员的热情程度属于当然质量;客户关怀、企业与顾客平等性和公司的诚信属于迷人质量。

经济型酒店提升顾客满意度的对策与建议

根据Kano模型的运行结果,现阶段经济型酒店的品牌经营、市场定位、提供的服务等已成为影响顾客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因此,经济型酒店可从以下方面提升顾客的满意度,从而提高顾客的忠诚度。

提供适当的当然质量,对顾客不满意的当然质量及时改进。国外学者认为经济型酒店应该为消费者提供“早餐+睡床”的服务,而根据调查,顾客对于酒店是否提供符合其个人特定需要、酒店的硬件设施、服务人员的业务能力、服务响应时间和服务人员的服务是否热情的满意度要低于其重要度。因此,经济型酒店的市场定位要准确,应提供与目标顾客期望价值一致的服务质量。比如定位于经济型商务酒店的企业,则选址倾向于选择繁华的商业、娱乐、金融中心地段,以及在交通便利的枢纽地区,硬件设施简单但高质量,服务水平有保证,品牌形象鲜明。

为顾客提供优异的期望质量产品,保持经济型酒店特色。经济型酒店要树立良好的酒店形象,酒店形象直接影响顾客期望的产生,良好的形象可以令顾客产生较高的期望。同时,与竞争对手相比在相同的价格下给顾客让渡更多的价值,比如提供给顾客更方便的预订途径、免费的宽带上网、免费的长途电话等。只有为顾客提供最优价值的利益,才能赢得真正的顾客忠诚。

应用客户关系管理思想,给顾客提供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服务行为,使顾客产生惊喜,提高顾客的满意度。比如给老顾客的生日问候、对节假日住宿的顾客赠送节日礼物等。而调查也显示,企业与顾客平等性和公司的诚信也属于迷人质量,这表明如果酒店改变一些做法,如退房的时间、节假日涨价等,对提高顾客的满意度非常有效。

目前,经济型酒店的竞争已由价格竞争、质量竞争过渡到品牌竞争阶段。事实上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更多的是对其所提品可靠性的认同。因此,经济型酒店在立足于向顾客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更应该准确定位自己的目标客户,采取更为细致的市场划分方法和产品创新手段,以提高目标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参考文献:

1.王林林.电信企业顾客满意度前置因素设计及卡诺模型的实证分析[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2.傅云新,张成杰.试论酒店的旅客期望管理[J].江苏商论,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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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历来是利益矛盾的反映，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早就指出，法律的目的是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实现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结合。〔1〕从法与利益的关系出发，经济法有两种最基本的功能，即分配利益的功能与维护利益的功能。人们通常更关注法律维护利益的功能，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利益的分配功能，但在经济关系日益复杂的今天，经济法的利益分配功能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法律关系的焦点。本文着重分析经济法的利益分配功能。

一、集团利益———利益分配之对象

经济法利益分配的核心在于对集团利益的分配，利益分配的对象是集团利益，而不是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基于经济法与集团利益自身的特点所得出的结论。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共性。〔2〕这种公共性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经济法以直接促进市场经济的整体发展为目标；第二，经济法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同程度地带有社会公共性质；第三，经济法所要维护的秩序属于宏观经济秩序；第四，经济法以平衡带有社会性的利益为使命。上述四点证明了经济法的社会公共属性，并为人们所认可。由于社会公共性质的决定，经济法不仅需要通过对利益进行分配发挥对经济的影响，而且需要通过对利益的分配实现对经济宏观运行的影响，而不是具体分配个体间的利益。这决定了其所分配的利益不仅是一种中介性利益，而且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所分配的利益必须具有可分配性；二是所分配的利益具有宏观范畴的意义，即利益的分配必须能够影响经济的宏观运行。

集团利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所产生并逐渐壮大的一种新的利益形态。①在传统的利益结构中，人们通常将利益分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两个经典性的种类。利益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耶林与赫克都认为法律以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为目的。〔3〕但这种传统的观念是从终极性划分利益类别的，不能完全适用于对经济法利益分配功能所进行的解释，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与合作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自治程度也随之增强，大量社会自治性的经济主体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开始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力量，很多利益不再单纯属于社会意义或个人意义的利益，而是以一种集团利益的状态存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某些利益只有纳入到集团利益中才有意义。例如，单个劳工的利益仅仅体现在其与雇主所订立的劳动合同中，属于普通意义上的合同利益。但劳工作为一种弱势群体，他们具有相对于雇主的集团利益，即所谓劳工法上的劳工利益。如果劳工利益脱离了劳工这个集团概念，便不再具有合同利益以外的任何其它意义。这种集团利益的保护也正是劳工法存在的基础。

集团利益不仅是一种团体性利益，而且在利益结构中处于一种中介地位，是一种中介利益，即联结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集团利益的进一步公共化就转化为社会公共利益，其再分配即具体化为全体性利益，所以，集团利益具有可分配性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集团利益虽然不如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公共化程度高，但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公共性，即集体性。在生活中，集团利益通常表现为消费者利益、投资者利益、股东利益等形态的利益。集团利益的集团性使其对市场经济具有宏观意义上的影响，也可以说，不同集团利益的分配，可能会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状态。例如，如果法律过多地分配给消费者利益，必然影响生产者的积极性，并进而导致生产率的下降。因此，集团利益符合经济法利益分配对象的两个基本条件，并成为经济法的利益分配功能的直接对象。

集团利益作为中介性利益，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再分配。集团利益的分配实际上最终会导致社会利益的变化。换言之，经济法如果想要影响社会公共利益，也必须从集团利益分配入手，而不能通过个体利益的分配来实现。这也是经济法利益分配应当以集团利益为对象的原因之一。

在利益结构的三种利益中，社会公共利益具有最为明显的社会公共性，并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有着明显的宏观意义上的影响作用，为此，人们通常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视为经济法的基本功能。然而，社会公共利益不具有可分配性，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利益结构中最为公共层面的部分，是社会所有或绝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利益，是利益结构的一个终结点，其主体是边界较为模糊的社会公众，不能用来分配与再分配，所以不能作为经济法利益分配的直接对象。如果必须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分配的话，应将其分配到各集团或个人，这实际上不再是对社会利益的分配，而转化为集团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分配。因此，社会公共利益由于其自身不具有可分配性，不能作为经济法利益分配的对象。如果说到经济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应当说经济法负有确认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使命，但不能分配社会利益。在实践中，也很难发现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分配的例证。有人可能认为，俄罗斯曾将所有的公有财产分配给个人，实行所谓的私有化，应当属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分配。从表面上看，这的确是对社会公有财产的分配，但由于所分配的财产是国有财产，仍然是对集团利益的分配，①即将国有财产分配给作为个体的公民，而不能视为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分配。

个体性利益作为利益结构的另一终结点，虽然具有可分配性，但由于个体利益不具有社会公共性质，对其进行分配不能实现对市场经济宏观上的影响。即使个体利益分配的最终结果是个体利益的变化，但经济法自身并不直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个体利益也不能作为经济法利益分配的直接对象。

在此还必须注意，集团利益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集体利益不完全相同。集体利益在总体上是一种社会组织的利益，没有超出个体利益的局限，仅是个体利益的一种。而集团利益是由众多个人与组织利益构成的利益，不再属于组织利益和个体利益的范畴。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主体，国家利益可能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很大范围的重叠，但仍然属于一种特殊的集团利益，而不能纳入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

二、利益不对称———利益分配的新原因

在利益的分配问题上，我们自然会将其与利益的不公平联系起来。这种观念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仅仅将利益分配的原因归结为利益的不公平，就无法解释利益分配中的某些现象。例如，我国正在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国家通过经济法律手段分配了一些利益，以促进西部的发展。虽然这种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与东西部地区利益的不公平有关，但绝不能认为不公平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很多问题已经不再是用公平与效率所能解释清楚的。因此，理解经济法对利益进行分配的原因时，我们不妨引入利益不对称的概念与观点，以寻求对利益分配原因的新解释。著名社会学家科尔曼曾对利益不对称的现象进行了详细的阐明，并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利益不对称在社会决策中的作用。〔4〕我们将利益不对称的概念引入到经济法的理论中，是将其作为利益分配的原因来分析的。

利益不对称指利益由于集中程度不同所产生的利益在集团间及集团成员间分配的不平衡性，通常存在于生产者与消费者、大股东与小股东、中小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劳工与雇主、外资公司与本地公司、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等不同的集团之间。②这些利益虽然从实质上讲仍然是利益矛盾的范畴，但却不能用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来解释，也不能用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解释。总之，这种利益因其自身的特殊性而不能将其归化为传统的利益矛盾中看待。所以，利益不对称实际上成为现代社会一种特殊的利益矛盾现象，是现代社会必须面临与克服的问题之一。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利益矛盾与我们所说的公平可能没有必然的联系，而需要从新的视角去认识与解决它，这个新的视角便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利益不对称问题。

利益不对称通常存在于集团利益中，并具有以下属性：第一，集团性，即利益不对称是以集团为主体划分的，是集团利益矛盾的反映，既包括集团利益分布的不对称，也包括集团内部不同部分主体间利益的不平衡，而不是单个主体间利益分布关系；第二，不平衡性，即利益分布的主体数量与集团内成员的利益分布量差别很大，少数人可能获得大量的利益，多数人却只能获得少量利益。例如，在证券市场中，中小投资者与大投资机构所投资的业务额度可能是相当的，但中小投资者往往获得较少的利益。第三，互动性，即不对称的利益是相互联系与互动的。例如，消费者与生产者两大利益集团的利益存在不对称问题，但他们的利益又是相互依赖和消长的。

利益不对称包括了两个基本层面：一是集团间的利益不对称，即少数利益主体分享大量的利益，而多数主体分得相对少的利益。例如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利益即为一例。二是同一集团内部利益的不对称。例如在生产者之间，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间的利益差别也很大。

利益不对称通常由两种原因造成：一是市场自身的缺陷；二是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市场缺陷主要指信息偏在、自然垄断与外部效应三种人们所熟悉的事实，这三种缺陷通常被视为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信息偏在与自然垄断都是利益获得条件的差别，这些条件的不同必然进一步加剧利益的集中程度，使利益更为不对称。外部效应虽然不属于利益获得条件的范畴，不会直接导致利益的不对称，但可能会不合理地转移负担，同样会产生利益不对称问题。所谓制度安排不合理，是指因国家提供了不恰当的制度或不恰当地提供了制度，导致利益的不对称。最为典型的情况有：一是国家在提供制度时的立场不中立，偏袒某一集团的利益。例如，我国在证券上市制度中，曾经只允许国有企业上市，而不允许民营企业上市，从而导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利益的不对称。二是制度自身存在缺陷。此外，由于社会现代化生产的高度集中，导致资源的集中，并最终出现集中化利益与分散化利益间的不平衡。

利益不对称可能会直接导致三个不同的后果：一是导致利益结构的不平衡，引起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矛盾并加剧这种矛盾；二是导致弱小利益集团的不满，降低了社会对现行制度的认同的程度，出现制度不均衡现象；三是当制度出现不均衡但又不能通过制度变迁作出及时和恰当的反应时，可能导致制度的失灵与失效。从上述三点可以看出，利益不对称的最终后果是影响生产率的提高。因此，经济法的利益分配功能应当是对利益不对称进行矫正，使其重新处于相对的状态。利益不对称与利益不公平有明显的区别。从一般意义上讲，利益的不公平通常会表现为利益不对称，但利益不对称并不完全等同于利益的不公平。利益不公平通常指利益交换或利益分配的不公平，包括条件与结果的不公平或程序的不公平。利益不对称既有因不公平导致的不对称，也有非归因于公平的其它原因造成的不对称，对于这些利益不对称现象，很难从法律上认定为是因不公平所致。

三、利益平衡———利益分配的新目标

一般说来，经济法的价值目标被界定为公平与效率。这当然不能说不正确，但经济法利益分配的原因之一在于利益的不对称，因此，分配的目标应当有利益的平衡性目标，而不仅仅是利益的公平性及效率。如果说经济法利益分配的目标是公平与效率的话，那么，平衡正是经济利益分配的新价值目标。

为什么不能仅仅以公平与效率作为经济法利益分配的目标，关键在于二者自身的局限性。虽然公平一直被视为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但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利益的分配可能并不主要考虑公平的目标，而且公平是一种主观性非常强的标准，在某些情况下，以公平为目标进行利益分配时，可能很难取得共识，也很难把握。例如，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在确定税率时很难说主要是以公平为目标的。效率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结果，虽然具有客观性，但在有些情况下，利益的分配同样不会或不主要考虑效率的要求。例如，价格法中对生产者与消费者间利益的分配不是以效率为主要目标的，甚至价格法的利益分配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不利于生产效率提高的。在一些情况下，经济法利益分配的目标既不是公平也不是效率，而是两种目标以外的其它目标，即利益的平衡性。利益平衡性是社会利益关系正常与合理存在的最基本的状态，但这种平衡性是公平与效率均不能完全包容的。另一方面，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分析，公平与效率作为法律的两个价值目标，存在着矛盾的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讲，经济法的利益分配功能所要消除的矛盾可能正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例如，我国的西部开发中，经济法通过税收及转移支付的方式促进西部的发展，虽然不能排斥公平与效率的要求，但总体上来讲，既不是为了一种公平，也不是为了经济发展的效率，而是为了实现不同地区利益分配的公平与发展的效率性的恰当结合，即相对平衡。又如中国的国有股减持，同样是国家运用法律的手段分配利益的过程，虽然不能说国有股减持与公平和效率没有关系，但既不是为了公平，也不是为了效率，而是为了证券流通制度的改革，其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国家利益与投资者利益的平衡。

平衡作为经济利益分配的价值目标，不仅能够超越公平与效率的局限，而且完全可以包括这两个目标的要求。此外，平衡性还具有以下优点：第一，平衡性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即利益是否对称是可以通过科学的计算手段证实的，而且平衡性作为一种目标，较少地强调公平之类的主观评价的价值观念，具有更为明显的中立性。从这个角度看，平衡目标更接近经济结构自身的规律性要求：第二，平衡更注重利益结构的合理性，强调的是整个社会利益关系的合理存在状态，而不仅仅局限于具体个体间的利益分配的公平问题；第三，平衡要求经济利益达到整体协调与和谐，这种利益整体上的和谐与协调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保持相适应的必要条件，与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功能在思想与精神上是一致的。

四、充分交换———利益分配的有效条件

经济法利益分配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利益的充分交换。因为法律意义上的利益分配是在立法过程中设定并通过法律实施完成的，所以利益的充分交换是指立法中各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充分交换。经济法分配利益不是为了仅仅确认和维护利益，而是为了改变集团利益各方所获得的利益的量度，使之趋于相对合理。之所以经济法的分配利益必须以集团利益的充分交换为条件，是因为经济法对利益的分配必须以利益集团各方接受为前提。换言之，法律对利益的分配必须以各利益主体取得共识为条件，取得共识的前提又是利益的充分交换，因此，利益主体只有在立法中获得了利益的充分交换，才会赞成法律对利益的分配。①关于立法的利益集团理论，应当说一直是法律、经济与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5〕当代著名法学家波斯纳在其著作《法理学》中用竞争理论与交易理论解释了立法活动，同样强调了利益交换对立法的重要性。〔6〕如果在立法中没有实现利益的充分交换，可能会产生两种影响利益分配的情况：一是利益分配无法获得利益集团的共同认可，出现制度非均衡现象，导致法律在实施中难以获得理想效果；二是立法中的利益交换转移到法律实施阶段进行。在第一种情况下，常常表现为利益没有获得补偿的集团会在尽可能的限度内阻碍或规避法律的实现，提高了法律实施的难度与成本。即使法律靠国家强制力推行，但法律的实施还会受到如法律意识、习惯等国家强制力不能完全控制的因素的影响，利益主体会利用这些法律不能完全控制的因素影响法的实现。在第二种情况下，没有在交换中获得充分利益的主体为了弥补利益的损失，会努力在法律实施阶段寻求新的交换。②由于正式的利益交换方案在立法中已经设定，在法律实施中要想进行利益交换，利益主体不得不寻求正式制度以外的交换，例如权力寻租、私下交易等。由于法律实施的复杂程度更高，在法律实施中的交换利益一般都会提高法律实施的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在正式制度以外进行利益交换，不仅可能导致利益分配的非正当性，还会导致权力的寻租与滥用，使利益分配机制失灵。所以，从利益分配的有效性看，阻止与杜绝利益交换过程的转移，是法律尤其是经济法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实例说明上述问题。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以高票通过的，但实施的效果比较差。为什么？有人将此归结为法治不健全，或法律责任太轻等种种原因。但如果我们从利益分配的角度分析，就会发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在于利益交换从立法阶段转向了实施阶段。对于国家与社会而言，在立法中交换利益的成本是相对较小的，即制定法律分配权利比实施法律保障权利更为容易。但由于中国立法机制中缺乏有效的利益交换机构，而且中国法律实施的水平相对较低，利益主体便谋求在法律实施阶段通过正式制度以外的手段交换利益，而且这种利益交换对于一方当事人来说，可能是更为容易与随意的，成本也可能更低。因此，利益主体不会对立法中的利益交换尽最大努力去争取，而是通过法律实施中的权力寻租等手段获得不对称甚至非法的利益交换，加剧了利益的不对称性。不仅如此，将应当在立法过程中进行的利益交换转移到法律实施过程中进行，必然加大利益分配的总成本。这种增加的成本最终又会通过利益的分配，转化为其它社会成本。③除此之外，在大量的管理法规制定中，国家机构以自身的立场与观念为中心，很少考虑利益的充分交换问题，使中国大量的经济管理法规成为由少数官僚所把持的工具，既缺乏透明度，也缺乏科学与公平的精神。例如，近期国家推出的国有股减持，为了解决股权流动性分割的问题即为了弥补国家的社保基金缺口，既没有取得股民的认可，也没有给股市投资者任何利益交换，更没有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就强迫投资者以高价购买国有股，使国有股减持成为国家向投资者转移负担的措施，成为证券交易中的“搭售”。这种制度供给活动根本谈不上利益的充分交换，更谈不上利益交换的充分性。

五、对中国经济立法的建议

在中国的立法理论中，国家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并可按照自己的意志立法的理念仍然盘踞在人们的心中，并指导着中国的立法活动，这在前面我们所提到的经济管理法规的制定中已经有充分的表现。从利益分配的功能看，中国的经济立法必须修正现行的观念，理性地思考立法中的利益交换机制。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角色是纠正市场的失灵现象，平衡利益的分配。价值规律既然是市场经济铁的规律，那么，从理论上分析，干预市场的经济立法活动本身也不能将价值规律置之度外，而必须遵守这一规律，因此，在关于利益分配的经济立法中，必须由利益各方实现其利益的充分交换，而不是由国家自作主张设定利益分配方案。另一方面，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国家，作为很多利益关系的主体，在制定利益分配方案时，难以做到中立性，国家可能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其它主体的利益，因此，一些具有法律形式的规则自身的合理性本身就存在问题。从制度均衡的角度讲，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立法通常会形成政府垄断制度供给的结果，出现制度供给不足的非均衡现象。虽然从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制度非均衡虽然是一种常态，但毕竟是我们所力求纠正与避免的现象。〔7〕此外，以政府为核心的国家在经济立法中必须保持中立的地位，因此，国家在立法中仅仅是个组织者与召集者的身份。如果国家替代各利益集团进行立法，其中立性也就不复存在。

从制度上看，民主立法固然有利于立法中利益的交换，但民主立法仅仅是一种立法思想与体制，并不是最直接的立法制度，所以，中国的经济立法应当引入更为直接的立法利益交换制度。如果说中国没有利益交换的立法机制，也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在中国的许多立法活动中，国家机关之间争权夺利的现象并不少见，这当然是国家机关间利益交换的表现，只可惜这种利益交换对市场经济的利益平衡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有很大的危害性。因此，中国经济立法所引入的利益交换机制应当是社会中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交换，这表现为同类利益主体自然结成利益集团积极参与立法活动，而不是国家机关间利益的交换。国家机关间的利益交换应当在宪法及行政立法中设定。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有压力集团制度，让利益各方在立法阶段充分实现其利益交换，为法律的实施提供更为坚实与合理的利益关系支持与意识上的共识。我国并不一定采用压力集团制度，但可以考虑引入发挥类似功能的机制。

对于权力机构的正式立法，因为权力机构具有民主的个性，所以，即使不引进压力集团之类的制度，仍可以一定程度上自觉地按照民主立法的要求去做，只是民主立法的程度与效果可能有所差别。但对于经济管理机构的立法活动，由于其自身的性质与地位，决定了他们常常将利益平衡的目标放在次要的地位，而将其它的目标如政策目标与功利主义的目标放在更为优先的地位。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国有股减持，关系到国家、投资者与企业等多方利益的决策，且通过证券市场交易来实现，但不让市场主体说了算，而是由国家机构决定，难免对市场主体的利益进行一些不合理的分配。这就充分反映出经济管理机构由于自身地位的局限，很难自觉地在制度的供给过程中让各方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交换，而可能以国家的利益代替之，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中国的立法尤其经济管理法规的制定，应当引入听证制度。最近，为了适应WTO规则的要求，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法规之前，应当先举行听证会。按照这种制度，经济管理机关制定有关市场管理的规定，包括提高价格等，都必须举行听证，在利益各方的监督与参与下进行。如果参与听证者的反对达到一定数量，应当终止制定法规的行为，或对原来的方案进行变更。只有这样，国家的行为才能与市场的要求相一致，才能不会因国家权力的行使而破坏市场的规律，利益分配才能合理并达到相对的平衡。否则，如果利益分配方案由少数人说了算，市场中的利益机制无法实现平衡目标，市场经济体制很难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1〕〔3〕张立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29，130。

〔2〕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形式〔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篇9

“流动性过剩”的概念是2004年国有商业银行首先提出的。“……流动性相对过剩和经营结构调整,利率风险和流动性过剩已日渐显现……”。此概念提出后,一直被不断地引用。首先在银行界达成了共识,成为对银行巨额储蓄压力的一种替代说法。2006年以来,这一概念的外延被进一步扩大,成为整个经济界的口头禅。

一、“流动性过剩”的成因

1.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体现为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

国民经济的基本运行体现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我国目前,生产环节的深层次矛盾为粗放型经营的现状与集约性经营目标的矛盾,粗放型经营的一个标志性的现象就是重复建设。分配环节的深层次矛盾是投资与消费的矛盾,投资率高而消费率低。交换环节的深层次矛盾体现为供需结构不合理,我国目前供大于求的商品达到了70%到80%。至于消费环节的深层次矛盾为国内购买力不足。不仅如此,供应商的产品供给结构和居民商品需求结合也存在严重的不匹配问题:一方面低附加值产品充斥市场,而居民对这类商品处于充分消费状态;另一方面市场需求的一些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研发不足。国民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导致社会资金过剩,而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过剩的资金最终体现为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

2.居民储蓄率过高

(1)收入差距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40%以上,甚至超过印度。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因而富人的存款倾向会更高。

(2)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中国目前的特点是,不仅富人储蓄率高,普通居民的储蓄率也很高。这是中国体制改革的特殊时期的特定结果,一方面旧有的福利体制被打破,住房的商品化、教育的产业化以及公费医疗成为过去式,都使居民把大量的收入存入银行作为养老金、医疗费用以及子女的教育费用。

3.巨额顺差与货币超发也是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

当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贸易顺差贡献尤多)是流动性过剩的重要成因。2007年以来,国家不断出台政策试图遏制顺差过度增长,但外汇储备激增不减。这就意味着,由于中国央行需要发行基础货币结汇,中国的货币供给量将在今年随外汇储备的增加而继续增长。这些增加的货币供给自然也首先会体现为商业银行的存款。巨额顺差导致了经常账户的巨大盈余,进而导致了过剩的储蓄,以及由过剩流动性带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化。

二、“流动性过剩”的危害

过度的流动性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它既可能表现为高通货膨胀率,也可能表现为资产价格泡沫。

1.“流动性过剩”是通货膨胀的前兆

“流动性过剩”首先带来的是资产价格的上涨。但是,我们也要明确,资产价格膨胀也会导致通货膨胀。仅看到物价指数的稳定而不注意金融资产和不动产价格的上涨,很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过松,以致不能及时制止泡沫经济。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股票价格和不动产价格急剧上升,但物价指数却相当平稳,因而没有提高利息率,紧缩银根。泡沫破裂后,日本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目前中国存在大量超发、但暂时沉积为居民储蓄存款的货币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过度发展(也可以是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发展)很可能激活处于冬眠状态的沉积货币,暂时退出流通的货币将重返流通领域去追逐商品,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复活。这一过程在我国已经显现,去年资产价格猛涨,而CPI稳定,进入2007年后,尤其是进入下半年,基本副食品价格开始上涨,通货膨胀已见雏形。所以,流动性过剩是通货膨胀的前兆,从流动性过剩到通货膨胀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2.“流动性过剩”带来的“流动性风险”

一般认为,商业银行经营中“流动性”原则是为了抵御“挤兑”风险。而我国以往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症结之一就是资金不足,因此以往理解的“流动性风险”是流动性不足的风险。但目前来看,我国商业银行面对的不是流动性不足的流动性风险,而是流动性过剩的流动性风险。过多的资金无处投放,货币市场上甚至利差倒挂,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这是2004年以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不曾想过的问题。一方面我国的商业银行存在巨大的存差,反映为“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资产负债期限结构错配的现状,这就产生了巨大的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而利率风险是因流动性风险而派生出的风险。

3.“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货币政策被动性

在金融市场充分发展以前,过多的流动性可能会导致资源错配,引发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问题。为此,在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扭转,在我国金融市场弹性还不够充分情况下,需要回收流动性以防止其可能产生的危害。而且,央行通过大量的对冲操作,为外部失衡条件下的经济创造一个相对较为平稳的国内货币环境,为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赢得时间,这是可取的策略。但是,又必须看到,通过央行发行票据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对冲因巨额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又是不可长期持续下去的,是有一定限度的。

三、缓解“流动性过剩”的途径探讨

首先,应改变信贷投向结构,大力开发中小企业和个人信贷市场。通过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规范金融生态秩序,强化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以保护债权为中心的规范有序的社会法律和信用环境,消化中国持续增长的国民储蓄。

第二,鼓励、支持银行业的产品创新,调整金融产品结构,疏导流动性。要拓展商业银行的运作空间;发展货币市场基金,发展包括资产证券化,以债券为基础的衍生工具以及多种组合的利率、汇率产品和债券品种系列等新产品,发展公司和私人理财增值服务。发展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外的理财托管产品,逐渐改变商业银行的生存方式。

第三,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调整金融市场结构。鼓励合规资金进入股票等资本市场,鼓励和扩大企业通过发债方式筹措资金,培养机构投资者,使之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建立统一的全国债券市场、多元化的市场风险配置机制,有效配置金融资源。

除了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和金融体系的改革,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更应有长远的眼光。中国的高储蓄率是“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长期的根本原因,而要改变目前过高的居民储蓄率,不仅要靠扩大居民的内需,更要增加居民可选择的投资途径。中国居民应该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和进口;但是减少储蓄就要求中国的改革更多地指向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医疗以及养老金体系。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储蓄率的下降绝非一蹴而就。

而且,我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在更深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均衡,只有从制度入手,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结构性不均衡。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篇10

一、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需求的多元回归模型构建

根据经济学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分析方法，可以把一个经济体的总需求Y分为教育部门的需求De和非教育部门需求DN。因此，总需求与教育需求、非教育部门的需求关系可以表示为:Y=De+DN（1）

教育对总需求的增加通过两种途径进行：第一，教育的支出使总需求直接增加；第二，教育需求的增加引发非教育部门需求的增加。由于教育因素的影响，非教育部门的需求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是原来的正常需求DN1;二是教育需求引发的非教育部门的需求增加部分，也就是教育的引致需求DN2。由于正常需求DN1不受教育需求变动影响，可以假设其按固定增长率增长，但引致需求则是由教育需求引起的。而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产生，它的需求是人们作为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对教育产品的一种有支付能力的购欲望买，它与许多因素有关。从主要的方面分析来看，主要的需求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1.私人对教育的需求Dp。它指私人的教育投资性和消费性需求，包括学费（继续教育的学杂费）、教育用品支出和其他费用等。

2.政府对教育的需求DG。它主要指政府的教育支出，包括财政计划内教育支出、教育拨款、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支出以及社会教育捐款等。

3.交流对教育的需求DE。它指经济体横向交流时外出学生所支付的费用与接受外来学生所产生费用的差值。

总之，教育对教育部门、对非教育部门的引致需求以及对总需求的影响通过以上三个基本途径发生作用的。单位的各种教育需求增加引致的非教育部门需求不尽相等，所以用下式来表示

又由于总需求的可加性和对非教育部门的正常需求恒定增长率的假定，总需求可以表达为

三部分的教育需求通过直接增加教育部门的需求和对非教育部门的引致需求从两方面影响经济体的总需求。通过对时间t求导数可得：

中分别是总需求对的偏导数。公式(4)两边除以Y得：为简化研究，上述模型存在着一个隐含量，即非教育部门正常需求DN1。由于它不受教育影响，可将其增长率设为一个常数α0，可得到以下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多元回归模型：其中分别是产出、私人教育需求、政府教育需求、交流对教育需求的实际增长率；分别私人教育需求、政府教育需求、交流对教育需求各自的贡献系数；为扰动项，即为剩余残差，且有，与三个自变量无关。二、多元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1.数据的确定

本文数据主要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年至*年统计年鉴和河南省教育年鉴。其中,政府对教育的需求数据主要由国家财政教育经费、社会团体与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助办学经费组成；私人对教育的需求数据主要由学杂费支出、上学期间的花费等其他费用组成，但数据统计有一定难度，故采用私人教育支出=农村年人均教育支出×农村人口+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城镇人口的值来近似代替；教育出口的计算主要采用（河南省高等教育外出求学学生人数-河南省高等教育外省入学学生人数）×1万元/年进行估算，忽略了学生奖学金和助学金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需求各因子的具体数据参见表。

2.模型检验:

用SPSS14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得出如下分析结果：可决系数R2=0.987

常量弹性为-0.122，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的经济增长弹性为1.248，私人对教育投入增长弹性为-0.155，教育出口投入增长弹性为-0.023.

3.结论与启示

由以上数据可以最终得到回归模型为：

根据结果可以初步得到以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