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国际传播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从本质上讲,国际传播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跨文化的交流是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及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而这一切又会影响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在国际传播中,如果缺乏对传播对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己方的价值尺度去评判他方的行为,常常会引发歧义、曲解,甚至造成冲突。

文化差异制约着文化交流的有效进行。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实际上就是克服文化差异的过程。国际传播中影响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主要有三个:一是传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事物的判断往往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而这会影响到对新闻事件的取舍和报道中的态度;二是传播过程中会因为语言、文化习惯不同,带来表现方式和风格的不同,从而造成认知上的偏差;三是受者接收心理的差异,也会带来主观评价的多义性。

要建立一套适合全球的话语体系是十分困难的。任何国际传播都承担着弘扬本民族文化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双重责任,同时还要克服传播的消极因素。目前,国际传媒通常采取两种态势:一方面,加速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以其突出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感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实行本土化的传播版图扩张策略,不但内容本土化,合作伙伴也实行本土化,针对不同地区的受众特点,提供不同形态、不同面孔、不同包装的内容产品,以符合接收者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心理。即以文化的融合来适应跨文化传播的原则要求,力求在全球化语境下报道世界。

事实上,任何从事跨国界传播的全球性媒体,都不可能真正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文化,成为“无国籍”的“世界公民”。任何媒体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独立生存,而且传受双方均处于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使得在许多情况下,对国际事务的评价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沟通与理解将会长期并存。

二、单向度的媒介帝国主义

加拿大经济史家、传播学家英尼斯于1950年提出了著名的“传播偏向论”和“帝国模式论”。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中,他没有给“帝国”下定义,而是将概念建立在传播媒介的性质偏向上,对历史模式做出了有深度的解释。这把解释的钥匙就是他的“偏向论”——媒介、传播、时间、空间、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都有各自的偏向。主导媒介的时间偏向表现在它对文化和制度产生的影响上。倚重时间媒介的文明固守传统,强调连续性,突出社会的黏合力,紧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传统。相反,所谓空间偏向的文明是:强调地域扩张,强调中心对边缘的控制,世俗制度发达,宗教体制薄弱,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区生活逐渐瓦解,甚至衰亡,个人主义盛行。

国与国之间不能不交往,然而这种交往并不总是平等的关系。以美国学者伊曼努尔•华勒斯坦为代表的“依赖/全球系统论”(Dependency/WorldSystemTheory)认为,在全球系统中,所有国家通过交往而相互依存、联系,经济一体化将各种文化、政治整合在一起。然而经济力量的差异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不平等。发达国家总是利用自己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将一些不平等的新闻交流条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头上,并对发展中国家予取予求,使得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从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依赖。

然而,相互依存的全球系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国际网络。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导致了国际关系的不断调整和变化,因此,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流动实际上便是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1971年,美国学者嘎尔滕提出的“中心-边缘结构”(Center-PeripheryStructure)概念认为,在“中心-边缘”结构中,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带。这种结构实质上是全球帝国主义的表现。

国际传播领域的帝国主义表现在经济、政治、军事、传播、文化五个方面。其中,传播作为当今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世界范围内信息交流过程中不平等的权力话语关系。在信息时代,传播科技的跨越时空特性使得中心国家能凭借雄厚的财力和科技成果,通过全球性通讯社来操控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传播,从而达到新的殖民主义。最明显而直接的形式便是大量向边缘国家倾销传媒产品,形成了以单项流通为特色的媒介帝国主义。

中心国家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充当主角的表现形式有两种。首先,作为产品形式的国际新闻传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关於中心国家的报道;其次,作为国际新闻传播领域最大的传播者,在国际新闻输出和期刊贸易的数量上占据著中心地位。边缘国家由于没有占据全球传播系统的中心地位,任何产生于或关於这些国家的报道都得通过更多关卡的过滤,方能在国际新闻中聊备一格。

按照通常的分类法以及考虑到不断变化的新闻中心等因素,现在的“中心-边缘”国家划分情况是:美国、西欧(特别是英、德、法)、日本、加拿大为中心国家;其他欧洲国家(如瑞典、瑞士、俄罗斯)、亚洲的中国、南韩、新加坡、马来西亚、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埃及为半边缘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独联体的一些国家)则被划为边缘国家(Chang,1998)。

三、重构文明的全球化走向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写道:“地球是圆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摊平或铲平,全球化也正在进入继国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3.0时代,即个人全球化时代。”

处于全球化时代,媒体将为人类呈现一个无比透明的地球,不同地域的距离将被极大地拉近,人们朝夕相处,不分彼此,合而不同,欣赏和关心着对方的文化和现状。这时,媒体将很难分清对内、对外,而是要具备人类共通的价值取向。

实际上,自全球化理论出笼之日起,西方学者就没有停止过对它的质疑。赫兹和汤普森认为,现代社会充其量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某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巧妙地利用技术进步,在制造贸易和资本流通全球化假象的同时,事实上拉大了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为自身积蓄着统治世界的力量。《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夫尖锐地指出,全球化是人们在兴致勃勃地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全球化便利时,面对斑斓世界所产生的错觉,其实它是政治家宣传的结果,全球化进程将永远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

全球化不是单极化、西方化、同质化,不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全球化有不同的领域和层次,在每一个层次上,全球化都是一个理想而又不能完全实现的目标。全球化不应该也不可能磨灭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差异,更不能消解各个国家的。

全球化与多元化既是对立的两极,也是相反相成的同步历史进程。只有超越二元对立的僵化思想,寻找两极之间的平衡,才能创造一种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和各种民族文化的全新的全球文化,而不是武断地以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作为全球文化的中心或主导。

其实,广义的全球化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的进程。全球化是人类文明重构的过程,各民族必然要重新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审视、判断、筛选和定向。由隔膜走向交往,由自给自足走向世界市场,由相争、相搏走向多元一体,在各种矛盾对立中走向和谐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全人类的唯一选择。

参考文献:

[1]张振华.坚持实事求是改进国际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3).

[2]金初高.当代世界传播研究.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9.

[3]刘继南.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86-405.

[4][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

篇2

在媒介全球化的今天，国际舆论具有鲜明的媒介化特-征，大众传播不仅是国际信息流通的主要渠道，而且是国际舆论产生的主要土壤及其体现的主要平台。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国际舆论就是指国际媒体的言论，认为，“国际舆论已经约定俗成地特指外国媒体上的言论”。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认为，所谓国际舆论，是指以大众媒体为主要传播渠道，以大众媒体言论和报道倾向为主要表现形式，反映大众媒体、国际公众、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对国际事务，问题的相对一致、且具有广泛影响的信念和态度的总和。下文将从三个方面就国际舆论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

一、媒介技术与国际舆论

从技术角度看，媒介技术的发展及其所形成的媒介形态直接决定了受众如何获取外界信息和传播信息，并改变了信息的性质；媒介本身也成为信息的一个组成部分。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acLuhan)提出了“媒介(体)即讯息”的论断，认为。传播媒介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何种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影响和培养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方式。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有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正是媒介的形式上的特性革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理解世界的进路，因为媒介对信息具有强烈的反作用，它决定着信息呈现的清晰度以及信息的内在关系；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意味着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方式的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以及新社会类型的出现。

当代舆论处在全球化传播时代，依靠的主要是电子媒介，形成的主要是媒介舆论场。媒介技术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舆论生成的时间快慢、范围大小，以及国际舆论本身的质量问题，如理性成分的大小、偏见的多少等。

二、媒介信息与国际舆论

与媒介技术发展相适应的是，媒介内容的革新以及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消费需求对国际舆论生成和发展具有同样重要而显著的影响。媒介技术、媒介信息以及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消费需求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起作用，就像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时代一样，媒介技术的革新迫使(或者允许)媒介内容的形式和种类都发生了改变，我们对这些媒介内容的需求也改变了，旧有的媒介使用习惯被打破，当新兴媒介提供崭新的内容选择的时候，新的媒介使用习惯也在形成，从而完成媒介的“功能置换”，即当原有的媒介功能被新的技术所代替时，原有的媒介往往不是就此消失，而是通过自身的某些转型抑或直接赋予自身某些新的功能。从而获得“新生”。

因此，从媒介内容上看，其承载的信息本身也决定了受众如何观察和认知周围环境。当信息与公众认知形成共鸣，并产生一致效应时，国际舆论就能够形成。在国际信息传递过程中，各国媒体在不同程度上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国际信息传播，并在影响国际舆论上发挥中大小不等的作用。尤其是在国际信息传播过程中，大众媒体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而从普通人的认知能力上说，由于我们不可能直接面对如此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现实环境，我们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如大众传媒来认识外部世界，特别是众多的国际事务远离一般他们的视野，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借助于大众媒体来认识国际事务。

这其实说明r，虽然国际事务的相关信息与我们具有某种相关性或我们有了解的兴趣，但由于这些信息远离我们的直接认知范围或超越我们的认识能力，而且一般人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真正客观、独立地思考这些国际事务，尤其是国际性公共危机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公众对媒介更为依赖，依靠大众传媒来作出判断和通过大众传媒所构建的“虚拟环境”来认知世界。而一旦这种从媒介获取的认识形成，就会慢慢的被“固化”，“人们会对相反的一面视而不见，于是很容易对一个国家形成‘明显的态度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形成具有某种导向和指示器的作用。

然而，在分析这种影响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各种干扰媒介信息对国际公众和国际舆论的因素。关于这些干扰因素，传播学界先后提出了多种理论假设来说明在媒介的影响力到达现实舆论(或公众)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缓冲体(区域)，阻挡、分散、曲解、消融着媒介发出的信息，或减缓着信息的传播速度。对此，美籍华人学者、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李金铨认为，“受众不完全被动，他们隶属于各种团体，生存于各种社会关系，也有七情六欲，这些都构成媒介信息的‘缓冲体’，而这些‘缓冲体’(buffers)或‘过滤器’(filters)，把媒介的信息加以解释、扭曲、压抑，信息一旦到达受众身上，已经和原来面目不同了”。

虽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提出了受众对信息进行主动“解码”(Decoding)的三种立场更是体现受众主动性、能动性的理论结晶，因此。有人提出了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形成究竟有多大影响力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回到“魔弹论”的老路上，但在当今信息交流高度发达，人们对信息依赖程度在逐步加深的时代背景下，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重要建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戴维?莫利(DavidMorley)和凯文，罗宾斯(KevinRobins)所说的，“不应过高估计媒介消费者个人随意评说传送来的节目的自由。即使他们有这个自由，他们选择重新解读的节目也局限于势力强大的媒介机构建立的‘菜单’之内。再说，这些节目通常制作成‘更倾向于’某种解读的样子，从而即便人们永远也不会同意这种‘解读’，也诱使观众以某种特定方式‘领受’该启示。”。

综合来看，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是明显的。在短期内，受众从媒介上获得了认识外部世界的信息，知道了超出自身经验范围之外的人和事；从长期来看，受众在获得信息时。也会受到媒体对信息如何解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影响受众自身对事物的态度倾向。因此，在媒介对国际舆论倾向性形成的影响来看，国际受众是在对信息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会逐渐形成自已的某种态度、倾向、意见等，只是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是一个逐渐发挥作用、不断修正的过程。这对于我们更有效的开展国际舆论营造和引导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三、媒体言论和报道倾向与国际舆论

国际舆论的生成和发展与大众媒体有着明显的内在关系。对此，我国大多数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国际舆论就是指国际媒体的言论，因为在国际事务上，大众传媒扮演的角色最为重要。

一方面，大众媒体是国际舆论生成的主要载体和传播渠道。在媒介化生存的当今世界，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及传媒信息的传播极大地扩展了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和范围。从早期的印刷媒体到电子媒体再到当今的数字化媒体，它们不仅时刻在向人们构建“拟态环境”，而且其发挥的作用在逐渐增大，人们对外界世界的了解越来越依赖媒介机构，以至于将“拟态环境”等同于客观环境本身。“在这种由媒体构建起来的‘拟态环境’基础上，媒体决定了人们关注什么，决定人们从哪种角度看待问题和用什么逻辑来分析问题”，因而国际舆论的媒介化特征就愈发明显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谁支配着媒介，谁就控制着媒介话语权；谁支配着媒介话语权，谁就拥有掌控国际舆论的主动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舆论全都负载于大众媒体之上，国际公众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的对国际事务或对某一，某些涉及民族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态度、意见等也是国际舆论。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调查项目”(thePewGlobalAttitudesProject)每年就全球范围的若干重大问题在很多国家进行舆论调查，年度报告。当然，对于能否将舆论(包括国际舆论)简约为个人层次上的意见聚集曾有争议，但目前人们普遍倾向于将舆论调查测量出的意见作为舆论的一种呈现方式。

另一方面。国际媒体言论和媒体对事实报道的方式及其倾向直接影响受众对国际问题、他国事务的认识。虽然对媒体传播效果的认识不能回到“魔弹论”的老路上，但大众媒体对受众态度的影响一直是相当明显的。从国际舆论形成角度看，大众媒体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国际事务的知识结构，而且也改变了国际公众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思想过程，并促使人类社会由相对分散、孤立的发展逐渐走向相互依赖与融合，从彼此陌生到相互有所了解。传播学理论中“启动效应”、框架作用以及议程设置能力等，就明确指出了大众媒体言论和大众媒体对事实报道方式和报道倾向对国际舆论倾向性的生成和发展趋势的内在关系。

篇3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到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用一种语言即英语相互交流和传播思想。不管你是否喜欢英语，如果你要想融入全球化趋势和信息化浪潮，并开展有效的国际传播，或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家、商人和科学家，那么你必须（至少学会）能够用英语进行国际传播。“英语语言的这种强势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雪球，几乎无法阻挡”。[1]

一、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表现方式

首先，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表现为使用英语的人口数量上。目前，全世界有近3.8亿人口把英语作为母语，约2.5亿人口把英语用作第二语言。而学习英语的人数则更多。英国文化委员会估计，全球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口大约为10亿，另有15-20亿人口每天使用接触英语。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会较熟练使用英语。[2]

语言学家把上述使用英语的人口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把英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的人们，通常也是他们惟一的语言。这些人主要居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南非。第二类是指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人们，这些人一般居住在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或美国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尼加拉瓜、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的香港。第三类是指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与美国和英国没有十分密切关系。[3]

虽说把汉语作为母语的人口目前也要超过13亿（包括海外华人），但讲汉语人口多限于中国人和华人，外国人把汉语作为母语或第二语言毕竟凤毛麟角。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国力的增强，也出现了汉语热，但与英语热相比，还不能同日而语。

其实，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不但体现在使用的人口数量上，更多体现在英语的应用范围之中。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英语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外交、旅游、通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等。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性的语言。[4]有85%的国际组织把英语列为通用语言（联合国、欧盟等）。世界上有75%的邮件是用英语写的，80%的出版物和互联网信息都是用英语出版和的。[5]英语强势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中尤为明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语曾替代英语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语言。但是随着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20年中）美国在世界上超霸地位的确立，英语的强势已势不可挡。据科学引用指数（SCI）的创始者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教授对1997年全世界几千份主要科学期刊调查发现，1997年全球共发表925，000份科学论文，其中95%是用英语撰写，而且这些论文中只有一半是由来自英语国家的作者撰写的，也即有一半的论文是非英语国家的作者用英语撰写的。英语的强势可见一斑。[6]

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在我国也较为明显，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更是如此。我国英语媒体的大量出现便是例证。到目前为止，我国以传播新闻为主的英语媒体包括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外语电台、9家英文日报和周报、10家英语杂志和9大英文网站。这对于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言，已足以显示我国在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语语言的重要性。[7]上述的统计中还未包括全国各地以英语学习为主的英语报纸。

除英语媒体的发展外，中国的英语学习人数之庞大也足以说明英语强势的影响。据估计，我国约有3亿人口在学习和使用英语[8]，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英语热，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我国英语热的出现与国家的开放政策有密切关联，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更是如此。现在，我国不但要求高初中以上所有学生必修英语，从2001年起，还要求在有条件的城市中普及小学三年级英语教学[9]。英语也是我国每年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必考科目，还是提拔干部和晋升技术职称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人的英语能力还可以决定他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化人才的标志。

二、国际传播中形成英语强势的成因

英语语言的强势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1300年，英语还只是英格兰的“下等人”所说的语言到1500年以后，现代英语才开始形成，主要指英语已拥有相对稳定的拼写、发音和词义[10]。但英语真正作为国际性语言的出现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英语的国际性地位。

1.从宏观角度讲，英语强势并非语言本身所促成的，因此英语强势在国际传播中的出现并非只是这种语言本身的强势。正如牛津大学教授琼·艾奇逊（JeanAitchison）指出的那样，一种语言的成功或失败与语言的内在特性并无多大关联，而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力量有很大关系。[11]

就英语而言，这一点最明显不过了。在18-19世纪中，工业革命使得大英帝国的影响力开始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英语也随着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士兵和商人开始流行到世界各地，并向全球性语言的目标迈进。英语不光在英国的殖民地使用，就连非英语国家的外交谈判也用英语进行。1940年，德国和日本两国在商议建立反英美的联盟时，两国的外长（JoachimvonRibbentrop和YosukeMatsuoka）就使用了英语进行谈判。[12]

不过，无论英语的适应性有多强，也不管英语势力曾覆盖多大面积，目前英语的国际性地位主要源于二战以后讲英语的美国的大国地位。丘吉尔在二战结束后意识到大英帝国的没落不可避免，于是设想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英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当然他得到的只是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随着全球影响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转移，一种新的英语（美式英语）在全世界流行[13]。美式英语的流行与英式英语稍有不同：美式英语主要不靠政治和军事，而是依托流行文化和媒体市场的力量向全世界推广，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于是出现了“可口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的术语来描绘英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强势。

除上述原因外，20世纪末，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和新的政治格局也迫切需要一种“国际性”的通用语言，于是，英语语言本身的某些便利使其很快成为首选目标。

2.从语言层面讲，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与英语语言本身的生命力有密切关联。首先，英语与印欧语系的所有语言都有联系。对于东方人而言，英语也许会很难。但对于西欧人、俄罗斯人甚至伊朗人来说，英语也许不那么难学，因为他们会发现英语的语法和词汇与他们的母语有相似之处。

与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英语又独具“世界语言”的特性，即英语的多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尽管英语强势源于英国和美国英语，但是全世界五大洲都有国家把其列为官方语言。同时，英语虽然词汇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语言，至少有50万个单词，比德语（近20万）和法语（10万）都要多，但一般使用者只要能掌握1000到2000个英语单词就可以用英语有效交流。

此外，英语能允许非英语人士进行“本土化”，创造出适合他们的英语，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西式英语（西班牙文加英语）、日式英语（日文加英语）、克里奥耳语（西印地语加英语）、甚至法式英语（法语加英语）和德式英语（德语加英语）等[14]，也可以包括在上海出现的“洋泾浜”英语。总之，英语的强势表现为其“能容忍非英语人士用蹩脚的英语使用英语”，进而使他们觉得英语的便利性和亲近性[15]，使之更具“世界性”。

3.英语的这些“世界性”当然与其文化价值体系有密切关系。相比其他文化而言，英美文化价值观能更多地鼓励创新、能容忍“异己”。也许正因为如此，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可能只能出现在美国，他不太可能出现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欧洲和东方国家。

其次，英美媒体强大的市场化倾向和技术强势也足以使英语在国际传播中占主导作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效应”和“硅谷现象”。前者主要是指文化产品，包括英语媒体、电影等娱乐产品；后者主要是指电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技术产品。这些产品在世界的风靡必然导致产品所包含的英语语言流行到全世界，这些产品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当然也会帮助英语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取得强势。

最后，英语强势的形成还因为现存世界性文化中多数已以英语语言形式出现。如上文所述，世界上80%的文献是用英语撰写的。要把这些文献转化为其他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如世界语、汉语或德语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英语的强势的形成就成了一个轮回逻辑：英语是世界性的，因为它本来已经具有世界性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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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语强势的特点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三大特点。

1.首先，英语强势的实质是讲英语国家的强势。这在英语国家中也不例外。目前，美式英语之所以能取代英式英语也只是对美国在世界格局中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实力的反映而已。因此，如今席卷全球的语言虽然还被称为“英语”，但它携带的内容却是美国文化。[17]

2.这种英语强势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在短时期内较难改变。非英语国家可以选择顺应这种强势还是拒绝，但无法阻挡这种英语强势的出现。

3.由于语言和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等领域是紧密相联的。英语语言强势必然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上的强势。也就是说，英语强势不是简单的语言世界性的问题，它会通过其强势地位运用各种手段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产生影响。

四、英语强势的影响

英语强势的影响像把双刃剑。它们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也可以同时出现，即一个看似是负面的影响往往也会伴随着有利的一面，反之亦然。有趣的是这一点不但适用于非英语国家，也同样适用于英语国家本身。

1.对英语国家的影响

对英语国家或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而言，英语强势所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正面、有利的影响要多于负面、不利的影响。首先英语强势使得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强势进一步强化，这些强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强英语的强势；其次，英语强势还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国民自然产生一种民族优越感，使他们觉得作为英语人口的荣誉感。从长远讲，这是英语强势给英语国家带来的最大好处（或有利影响），因为这会使得整个国家和民族始终保持一种高昂姿态并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凝聚力。当然，这种优越感和荣誉感在各个英语国家中的表现程度也会有差别，实力最强的美国可能表现最为强烈。

但是，这种强势所带来的优越感和荣誉感有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由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通用性和便利性，多数英语国家的国民没有兴趣去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较少关心国际新闻,也不想学习外国语。据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使用其他语言能力最差。2000年，全美所有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人中，只有9人毕业，而英国是欧洲使用语言最单一的国家。这种惰性使得他们会越来越封闭，思维方式也会逐步僵化。[18]

此外，英语强势及其普及性也会导致英语的变种，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这种变种不但会引起某种语言交流障碍，同时对英美两国的英语语言本身也产生了影响。《金融时报》指出对英语的真正挑战来自那些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因为目前这些人口不但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英语母语人口，这些人口人数也正以迅猛速度增长。该报预言这种情况必将对英语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19]

2.对非英语国家影响

英语强势给非英语国家带来的影响可能与英语国家正好相反，其负面不利的影响可能要多于正面有利的影响。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流，但是语言并不仅仅是传播的工具，它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和身份的标志。面对英语强势的不可抗拒性，许多非英语国家觉得无可奈何，但对英语强势所带来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又表示担忧，因为这些文化入侵所带来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确确实实存在，而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有人甚至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这些殖民宗主国过去炮舰政策的延续，只是现在殖民的手段相对文明了一点。[20]

尤其是对那些少数语种和民族而言，英语的强势可能是毁灭性的，甚至意味着他们的语言、文化和身份的消亡。语言的消亡这种情况古已有之，只是现在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而已。有人说到本世纪中有一半的语言会消失，而有人说是90%。[21]

对于那些也想成为语言强国的非英语西方国家（如法国）而言，这种无可奈何的心理更为明显。现在，法国尽管每年花费一亿美元来推广法语文化，但是法语在世界语言中的排名仍然只有第9位，而且法语的衰落仍到处可见。法国的科学家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处境，“要么用英语发表文章，要么说着法语默默无闻地死去”[22]。

于是，非英语国家便会面临一种困境：是要融入世界、要现代化，还是要孤立自己、保持民族性？要现代化就必须融入世界，而要融入世界肯定会对于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变化。从目前情况看，能否成功地走出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有效处理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问题。

3.对中国的影响

英语强势对我国来说正面和负面的作用都有。从正面角度讲，英语强势的直接作用是促使英语在我国的大范围的普及，从而有效提高了我国国民的素质和国际化程度，改善了我国与世界接轨的软环境。试想：如果在过去20年中没有英语这座语言桥梁，我国改革开放的结局会怎样？如果我国不引入英语强势，不重视英语学习，不把英语水平与接受教育、晋升和就职等方面挂钩，那么过去20年中就不可能出现一个又一个的英语热：从新概念英语，到3L,到《走遍美国》，到疯狂英语，也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英语经济”，也不可能每年大批中国莘莘学子赴国外留学，也不可能出现上文中提及的那么多英语媒体。

总之，没有20多年来对英语强势的有效吸收，就没有我国现在具有初步国际化程度的大环境，而没有这样的大环境，我国要能够加入世贸、申奥成功也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的经验表明，只要能把英语强势处理得当，只把英语当作融入世界的工具使用，那么我们就能用较少的成本较快发展本国现代化，缩小落后的时间，为尽快进行“赶超”打下基础。

当然，许多中国学者对目前的英语强势和普及所带来的潜在危险表示担忧。1998年在哈尔滨召开的“技术进步和当今世界发展”研讨会上，他们认为在当今信息技术时代，语言的强势必然会触发文化强势，从而产生新的不公正。[23]

这种担忧显然是有道理的。只要看一下英语在汉语中的渗透就可以知道：政府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随口会说出WTO、PNTR、APEC等英语缩写，仿佛说自己家乡话一样。年青人中更是满口TOEFL、GRE、NBA。即使你问一位老太太去医院干吗，她会回答：“我做CT”。

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陈原认为这是汉语的奇观，奇在没有任何红头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英语单词会如此自然地出现在汉语中，即使像老太太不懂CT为何义但照说无妨。[24]

那么，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在带来积极作用时也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负面作用）呢？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对汉语甚至我国文化可能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本文认为首先我们没有必要杞人忧天。正如陈原教授所说的那样，有生命力的语言（或文化）从来不怕异物的“入侵”。任何语言都不是自给自足的，时不时会搀杂一些异物才能丰富和发展自己。[25]从另一个角度看，汉语在英语强势面前能够有效吸收众多的英语单词，正是汉语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现。因此，面对英语的强势和我们汉语的弹性，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不是满怀忧虑感。

语言如此，文化当然也如此。中华文化五千年来之所以能源远流长靠的就是其能去粗取精的特性。西方文化通过英语强势必然会影响我国的文化。但是，从长远讲，我们如果能吸取外国文化的精华，去其糟粕，中华文化也一定会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更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五、结束语：英语强势的未来

在英语强势之前，其他语言（如拉丁语、世界语、法语和德语）也曾出现过强势，但是随着讲这种语言的国家影响力的下降，这些语言的强势已经不复存在，有的甚至已经死亡。那么，英语也会沉浮吗？英语会像其他语言一样出现颓势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既然其他语言都会沉浮，英语也不应该是个例外。那么英语颓势的标志是什么呢？《英语的未来》的作者大卫·格雷多尔（DavidGraddol）认为科学技术是一大标志，他认为英语出现颓势的标志可能是当重大技术发现不断出现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时候。这个时候英语的重要性可能会大幅度下降。[26]

科学技术当然是一个标志，但笔者认为英语出现颓势肯定还会在其他方面（如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等）有所表现，毕竟一种语言的强势是靠其他强势来支撑的。事实上，英语国家公民中对国际新闻缺乏兴趣、对世界事务缺乏了解以及学习外国语言所表现出的“低能”都表明了这些英语国家（至少在这些方面）的不灵活性甚至僵化趋势。从长远来讲，这也许是英语走向颓势的开始，但是应该承认这一过程将是漫长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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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可：《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趋势和传播效果》，2002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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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hinaBoostsEnglish.21stCentury.March29.2001.p14.

[13]Stevenson.R.L(1994)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Longman.p.88.

[14]《地道英语将不复存在》，《参考消息》，2001年3月29日第6版。

[15]Stevenson.R.L(1994)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Longman.p.91.

篇4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最热门也是最敏感的话题。事实上，思想文化领域的全球化比经济和科技领域都来得广泛而不引人注目。如何应对这一冲击是一个目前不容回避的问题。这不是简单的互通有无的过程，而是激烈的生存竞争，它关系到世界占大多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的幸福和尊严。

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无疑是国际大众传播媒体。这些传媒依靠现代电讯手段，把信息传达给远距离的受众。有一定规模的国际传播始于短波广播出现之后。20世纪末，国际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以互联网为媒体的互交式传播为特征的“无中心”传播。有人指出，互联网的出现，使大众传播一夜之间变得“平等、民主”化了。但问题依然存在，如：在交流的过程中不可能摆脱一种几乎是终极的阻碍——文化差异的存在，而文化的差异又被不平等的文化势力固化了。

无论如何，国际交流以一日千里的信息革命形势为依托，正成为新世纪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地球村上的每个成员都有可能利用这一重新洗牌的机会，在国际传播业中重新调整策略。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体制上、观念上经历一番脱胎换骨的演变，从而在勾画新的国际传播格局中有所作为。

作为宣传的国际传播

国际传播的出现一开始就与政治紧密关联。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广播便是一个散布威胁言论的机关。

1923年，德法之间为鲁尔事件展开有史以来第一次广播战争。1927年，各国为了反击别国的敌意宣传，英、法、荷、比、葡均纷纷建立电台，加强发展国际广播以巩固其殖民地。

苏联于1929年建立了国际广播电台，从事对外宣传。

在第二次大战中，广播战登峰造极，德国使用恐怖战略，对捷克、波兰、荷兰、挪威等国从事宣传战。1941年，德国计用88个短波台对欧洲广播，但不准其人民收听广播，否则处死刑。

1942年，战时新闻局（officeofwarinformation）授权发展心理作战及国际广播。1942年成立了美国之音。1948年，美国国会授权“美国之音”从事国际宣传，由国务院管辖。

“国际广播电台即是外交的工具，其服务项目之一便是播出由政府提供的官方或半官方声音，这些声明可能以通告、报道、政策演说等方式播出。”①

可以说政府机构是国际广播的始作俑者，没有国家的介入，国际广播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广播可以说都是以宣传为目的的。

到了冷战时期，国际舆论的斗争也多半是依靠国际广播和后来的国际电视网来进行的。冷战结束后，国际大众传播行业里的对抗意识仍然主导着它的总体策略。

国际传播的市场化

冷战结束以后，对抗由两极变为多极，对抗的焦点已由意识形态转为对国际信息市场的争夺。

从80年代开始，商业电视媒体看到了开拓国际市场的可能性。媒体巨头通过文化交流和新闻自由的名义在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的节目和取得播映权。1980年6月1日，有线电视新闻广播公司的全新闻频道开播，它主要通过卫星－有线传送系统向世界各国的用户播出节目，它标志着商业性国际电视广播的崛起。1993年，CNN国际台总收入9300万美元，赢余不多，到1994年，它单单利润就达到6600万元。

CNN在商业上的成功和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推动了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先后开办了以新闻报道为主的对外电视广播，同时也吸引了许多商业广播公司纷纷开办各类卫星电视频道。

1991年5月香港卫星电视台开播后大获成功。1993年、1995年，该台的全部股权先后卖给了国际传播界巨头鲁珀特·默多克。卫星电视台的节目通过亚洲一号通信卫星覆盖亚洲的近50个国家和地区，根据1997年的数字，全球收看卫视的约有4200万户。

国际传播从政府行为转为商业行为是一个大的跨越。它大大减弱了国际传播中的火药味，部分传播的主要驱动力从意识形态宣传转为收视率和广告利润。市场和利益的威力是巨大的，曾经是孤独的领域如今一下子充满了推销者的殷勤。他们使国际传播体系变得多元化了，形势也变得尤其的复杂。这些老到的电视业资本家在大把掏钱占领空中覆盖面的时候，非常清楚他们在干什么：只要信号接受的技术障碍一旦克服，观众的收视品味和偏好都是可以引导的；他们相信优秀的质量和服务战无不胜。

在新的形势下，虽然意识形态的斗争淡出背景，但商人决不会把赢利放在损害本国利益和形象的前提下的。即使是一向以客观、公正为己任的新闻通讯社也不会例外。

“近年经传播学者研究证明，世界性与地区性之新闻通讯社均以其本国利益为前提，并非以服务世界或地区利益为目的，由此可断言，国家通讯社乃是国家利益的发言人。”②

同时商业化趋势也强化了世界范围内文化发展的两极分化。而且通过商业推销的往往不是文化的优等货色，而是迎合中低层的快餐型消费。

市场化随着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已经严重地威胁着弱势文化。以欧美为主的发达国家销售的文化产品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这种文化产品通过跨国媒体公司的推销，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着潜移默化并且是根本的影响。譬如，西方文化正在改变着本土文化精英的语汇，他们即便是在捍卫本土民族文化的时候也离不开用西方的概念和理念作为批评的基础。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计划基本上是追随西方的摹本，那些接受西方思想最早的文化和技术精英实际上已经无法摆脱全盘西式现代化的大语境。

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

20世纪90年代初，超本文电脑语言的发明和适合家用电脑使用的网络浏览器的出现使互联网被推到了信息革命的前沿，它实际上更是一场大众传播的革命。一批网络和电脑技术人员迅速以一种崭新的项目和方式在电信和传播界拓出一片领地，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传播媒介。

互联网的传播有很多优势，其中信息的高度平等是最具冲击力的。这一特征一下子扭转了大众传播权利对资本越来越多的依赖。然而，资本是无孔不入的，资本在寻找增值的机会，技术发展的后劲也要靠资本。掌握一定资本和管理资源的传统传播媒介为了维护它原有的地位纷纷主动介入互联网，试图利用他们的内容采集编播优势夺回失去的部分领地。但是，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尖端技术人才仍被新兴网站公司拥有。争夺网络人才的战斗方兴未艾。资本的流动也已经大幅度转入互联网业，它迫使这一继报纸、广播和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的发展渐渐呈集中化趋势，强强联合，大鱼吃小鱼之类的兼并每天都在发生。有人担心这种集中会改变互联网的自由、平等的性质。这种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如果没有相关的立法，优势网络公司可以大批量地发展强大的病毒武器攻击竞争对手，互联网上的“暴力”会迅速增加，而最终称霸的必然是大政府、大财团拥有的门户。

互联网的优势是明显的，它的影响还只是初显端倪。谁抓住了这一发展机会，谁就会在这新兴的国际传播舞台上站住脚。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广告效应；对文化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效率极高的同时是无限广阔的传播和交流的天地；对社会来说，它或是增强社团凝聚力，或是分化它的组织；对国家来说，它关系到国家形象的树立，做得好有利于国家的外交，做得不好，它危及政权的存亡。

互联网上信息的低质量和网络行为的无政府主义也增加了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很多像泡沫一样的消息网点在着无数未经证实的消息，事实和谣言混淆不清，无聊的内容也一样在消耗年轻人的时间。此类“非正规教育”正在把我们下一代引向何处，是个令人堪忧的问题。

总之，互联网已经毫无疑义地成为21世纪国际传播的最主要媒体。互联网一度让所有人——穷的富的、强的弱的站在了一条差不多的起跑线上，一些能把握机遇、做出正确对策的弱势群体就有可能完成一次发展的飞跃，从而过上扬眉吐气的生活。

国际传播的对抗意识和服务意识

如前所述，国际传播从他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打上了“宣传”的烙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宣传与反宣传可以说是国际大众传播的原型。苏联和英国是两个最早开始国际传播的国家。冷战时期中，美苏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是白热化的，他们所进行的国际舆论斗争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国际广播和后来的国际电视网来进行的。这种对抗原来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出现，现在多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势力上的对抗。这种政治概念主导下的对抗和市场竞争中的对抗是两个概念，它和大众兴趣无关，只注重国际政治的斗争，或在国际上树立自己的完美无瑕的形象。冷战虽然已结束10年了，然而国际大众传播领域中的冷战意识或者说对抗意识依然非常浓厚，主导着许多国际传播部门的编辑方针。

发展中国家多数没有商业国际广播，他们的国际广播是政府部门的一部分，在他们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中，往往处于舆论上不利的地位。西方媒体在冷战后期，自居为冷战的胜利者，在舆论上对非西方政府制度的国家更是颐指气使，是国际传播中对抗状态的诱因。所以，一旦哪个发展中国家拂逆了发达国家之意，他便立即陷入被动的国际舆论中，于是他们倾其力用自己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和发达国家新闻机构作针锋相对的反宣传，并由其政府施加外交压力，但发达国家政府以不干涉言论自由而不加理睬，这都加剧了国际传播中的对抗意识。

然而，我认为，从发展趋势来看，在国际传播中制胜的还是服务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而不是对抗意识。

向观众提供服务的意识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是把服务意识作为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则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它只有在非官方的商业国际传播媒体出现之后才真正得到了体现。商业传播媒体把国际传播不再看作战场，而是当作有利可图的市场。鉴于跨国公司的品牌急于在远东、东南亚开拓市场，商界巨头非常乐意在覆盖全球的媒体上做广告投资。这样，国际传播就有了和经济利益结缘的历史。美国在线电视新闻广播公司CNN商业运作的成功刺激了众多媒体向国际化发展。他们追求的首先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胜利，而是传播的效果和稳定的收视率，从而保障广告的收入。CNN承认它的收入增长的大部分来自国际市场。美国广播公司（ABC）开办了亚洲台，在欧洲开办一个商业频道。全国广播公司（NBC）开办了对欧洲的有线电视频道（CNBC），对亚洲的商业新闻频道（ANBC）和对拉美广播的西班牙语频道。特纳公司在拉美和欧洲全面覆盖，英国传播大亨默多克也迅速进入国际传播业，开设了空中新闻电视台和香港卫星电视台。“它们进行电视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更多的利润。”利润的驱使使他们非常注重服务和推销技巧。

毫无疑问，服务意识的注入使传播的内容更具有可读可视性。做到这一点，对具有商业运作历史的媒体来说是很容易的，他们只要把在国内的一套做法，搬到国际上来，就会有差不多的效果。但对国家管理下的传播机构来说，要用服务意识来替代原来的宣传意识就比较困难。由于体制上依然是对抗时期的体制，原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没有及时转变，所以，很多国家的国际传播的主导思想仍然滞留在强调对抗的形态上，或是把服务作为手段，对抗作为目的。这种没有建立在市场上的服务总是肤浅的，因为服务与否不影响生存，他们便不太注重市场调研，节目的生产往往不与市场挂钩。这样，去迎合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口味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本能，而似乎是很多研究人员在论文中反复呼吁和提倡的一种分外的要求。

服务意识看似无高尚的立场和目标，但没有它，就没有市场竞争，想对抗都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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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中民族主义的陷阱

国际媒体仍然因循着冷战时期的理念，往往急功近利，要把自己的爱憎强加于受众，使民族主义情绪蔓延到国际传播中，希望全世界各族人民像传播者本人一样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政党，这纯粹是一厢情愿的事。如果这种宣传政策在本国国内是必需的话，在国际传播中则是不宜直接表达出来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受众群体来自不同的民族，并都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他们也许愿意了解一些传播者国家和民族取得的成就，但不应指望他们也一样会津津乐道这种成就，弄不好反而会引起妒忌心理。

所以，在国际传播中要特别忌讳民族主义的宣泄，要特别避免挫伤其他民族的“爱国主义”情绪。有些国家基于自己强大的国际地位，说话无所顾忌，刺伤了别国“人民的感情”，使自己在道义上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这种误区在发达国家的传播中有，在发展中国家也非常突出。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际传播大都是从属于国家政府部门，或刚刚在经营政策上获得一些独立性，管理决策层有很强的对抗意识。因为有过被殖民化的历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意识更加敏感，他们把爱国主义的宣传在国际传播中加以不适当的突出强化，并不能容忍任何被视为有辱国家形象的消息和评论。这种意志通过行政管理和政治审查的渠道贯彻到媒体从业人员的具体操作中，就使得整个传播业为一种偏颇的使命感所笼罩，形成一种和市场亲合力相反的力量。

国际传播研究者从技术上指出了4种影响文化间传播的因素，其中就提到了民族优越感。

美国人类学家桑奈（W.G.Sunner）对种族优越感有专门研究。他指出从很早期的社会中就有团体的内外之分。团体对本身的感觉总是优于外团体。（一群团体彼此之间可能有某种关系，如血亲、邻居、盟友、姻亲或商业伙伴，这种关系使他们团聚一处，但又彼此分得清楚，因此我们开始区分你、我——外团体与内团体。）他们总是认为内团体是道德的、优秀的，自己团体的风俗是独创的、人本的。但这种态度由外团体的主观出发，往往得出否定的描述。如果某团体对本身的描述是“我们有自尊，并且敬重祖先留下的传统”，而外团体可以把它描述成“他们一切以自我为出发点，自我中心，他们爱自己比爱我们多”。如果某团体对本身的描述是“我们勇敢求上进的。我们为维护本身的权益而奋斗，我们保护自己不受外人欺凌”；而外团体会把它描述为“他们具有侵略和扩张的野心，他们想牺牲我们超越前进”。

文化传播的学者还发现“种族优越感的程度与社会地位、教育水准、性别和年龄没有显著的关联；越是属于一个社会中的弱势团体，种族优越感的倾向越严重。然而“一个人越是闭关自守、独断专行，优越感也越重”。④

除了民族优越感之外，他们还指出了文化间传播中的刻板印象和为他人设想的能力（empathy，一译‘神入’）的作用。刻板印象所触及的范围不但涉及其他的种族、社会群体，也及于自己所属的种族、群体。所代表的印象可能是歪曲的、不利的，但也可能是有利的，甚至也有部分真实在内。总的来说，“刻板印象往往妨碍了不同种族间有效的沟通”。⑤

文化间的传播不少是自我中心型，在这种情况下，甲方完全以他本身的价值观来评估了解乙方。传播学者遂提出了提高“神入”的能力来促进交流。

“我们要有‘神入’或替他人设想的能力，才能充分理解信息的意义，事实上，为了达到有效的传播的目的，送出信息的人也必须能够为收受信息的人设想。”⑥

在根本上作出完全正确的假设是困难的，最合理的做法也许是避免过早形成一种态度或印象。也就是说，国际传播者应该对其他文化事物尽量保持客观开放。如果发现对方有不同之处，也要尊重对方的想法与做法。这种为他人设想的技能如果能够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或不同种族的传播与交流中得到广泛的推广，这对整个人类的文明都将是伟大的贡献。

管理中的毒瘤

现代科技支持的国际传播已经向传统传播发起了挑战。国际传播的多元性和大众参与性将成为国际传播的主流形态。资本或权力对传播的控制将越来越困难而且不合时宜。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姿态从事国际传播，在管理上要有更多的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观念，同时要不懈地和作顽强的斗争。

是管理中的一个毒瘤，是企业或服务部门低能、落后的一大原因。的主要症状是不求创新、不求效益，但求无过，以保住自己的官职。这种作风与迅速发展的国际传播模式格格不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媒体中的每个从业人员要以为受众服务为目的去处理问题，而不是违背这一原则，把个人的利益放在事业的发展之上。众多管理人员把大量时间花在写不实的成绩汇报上，形式主义的文山会海中。从上至下，层层加码，会议不断打乱了正常的经营和业务管理，浪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许多需要及时处理的事情都在无止境的公文旅行中贻误了时机，时机的丧失在全球化迅速推进的今天是莫大的罪过，因为信息技术革命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失去一个机会，便意味着一连串的机会的丧失，意味着又是几十年经济地位的落后。

国际传播即是全球化最大的载体，主动介入国际传播即是介入全球化进程。在全球化中竞争即是在国际传播中竞争。你不把自己的思想全球化，别人就会把他的思想全球化。当前，以互联网为主要形态的信息革命使全球化成为21世纪的重要议题。信息革命给了每个人一个广阔的天地。让我们抓好这一时机，使世界在改变你的同时，你也在改变着世界。

注释：

①李瞻：《国际传播》1984.第198页

②李瞻：《国际传播》1984.第9页

③郭景哲：《让世界了解中国》第112页

④汪淇：《文化与传播》1983.第114页

⑤汪淇：《文化与传播》1983.第94页

⑥汪淇：《文化与传播》1983.第142页

参考书目：

《国际传播》，李瞻，三民书局，1984

篇5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2)03－0082－06

手机被人们称为继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之后的“第五媒体”。进入21世纪后，随着手机以惊人的速度普及，手机的功能逐步增多，它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通信工具了，手机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快改变着人们的传播方式和文化思维，并营建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这其中，空前普及的手机短信给人们带来了表达节日心声和感恩祝福的新功能，其在中国节庆传播中的作用十分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节庆传播的传统景观，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化与社会生活。

一、传统节庆文化的现代传播意义

“新年到，龙跳耀，家家户户齐热闹；辞旧岁，迎新春，鞭炮声声喜相随。祝愿新的一年里，龙马精神精气爽，事业步步稳步升，国泰民安日子甜！”这是一条2012年春节流行的短信。这条短信，可以说很准确也很精炼地概括了中国春节的节日特点。据相关部门统计，2012年春节期间，全国的手机拜年短信发送量突破了300亿条。而此前，2011年为近300亿条，2010年为230亿条，2009年为180亿条〔1〕。由此可见，用手机短信祝贺节日在人们的媒体运用中呈现出爆炸性增长，逐渐成为中国人最喜欢的传播方式，已经从传播时尚成为传播主流，“手机春节，短信过年”，是当今中国人过年过节特别是元旦和春节的一大景观。

从2008年开始，我国正式把清明、端午、中秋这几大民族传统节日从民俗节日上升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传统民俗节日越来越受到重视。元旦、春节、清明、端午等这些传统节日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生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标志。从大众心理需要来看，民族文化深厚、民族情感激荡的传统节日体现了其巨大的文化生命力和受众满足效果；从现代传播内容来看，用传统节日来进行文化传播是任何形式的传播媒介活动的常态，古今都如此。与其它文化形态相比，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几乎是不受时空限制、地域限制的，而且诉诸于人的情感世界，让人乐于接受。“传统文化只有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才能鲜活灵动并源远流长。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节日是一种‘活’的文化，它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合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当中。”〔2〕

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一致遵循和共同享用的一整套文化符号系统。被称为“中国的狂欢节”的春节，是节日文化广泛性和群众性最典型的代表，同时凸显出中华民族的节日诉求和文化特质。清明节的郊游踏青、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中秋节的月夜赏月、重阳节的登高赏菊等，都广泛存在于中华各民族和不同区域的传统节日活动中，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文化财富，其文化传播活动在全国都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特点，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意识和文化精神的相同是节日文化广泛性和群众性的一大体现，它们囊括了节日文化的一切传统与现实形态。几千年来，许多节日生活内容和活动方式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众思想情感的积淀，反映了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文化追求，甚至成为中华各族人民的集体无意识。对于节日文化的仪式化和世俗化体验、节庆的循环周期与天象的统一对称所反映的天人合一精神、以儒学政治为核心的中庸和谐意识和节日政治化、贵人伦重亲情的大团圆内容和人际关系偏向、强调集体观念、讲究道德秩序的价值取向、以道制欲、以乐为教的娱乐规范等，都是从历史到现实、从时间到空间广泛存在于传统节日中，并且是决定中华民族文化生活、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播的关键因素。

虽然传统节庆表现出自己的稳定性特征，但它们却是随着时代与传播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传统节庆在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上的发展体现为：在内容上，每朝每代“过春节”的文化内容都被统治者所规定，融入了当朝当代统治者的要求和规范，其节日文化主题表现了一定的且又是每个时代不同的政治内容和意识形态，在传播内容上也不断变化。在形式上，历史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过节形式和过节手段不断更新，所以，人们过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的形式和手段也在日新月异。这恰如王安石在一首歌唱春节庆祝活动的诗中所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新桃换旧符”是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传播发展与变化的显著方面。现代人们过春节就不仅仅只有玩狮舞龙观灯放爆竹这些“旧符”了，还随着时代推出了一些富有高科技特点的新的文化活动方式的“新桃”。比如2008年的清明节，网上追忆亲人和献花留言等就逐渐成为节日活动的新潮流。同样，一些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节庆活动形式，如唱卡拉OK、汽车旅游、看电影电视、打电子游戏、发手机短信、送网络歌曲等等都正在普及。显然，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不仅能给现代人提供精神支柱和价值导向，而且还具有心理满足、行为调适甚至情绪表达和压力释放的功能，因此，对于手机传播媒介而言，宣传传统节日的现代意义，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注重在文化继承基础上的文化创新，对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的文化转型和心理变革加以引导、促进和保证，给人们的节日文化活动提供阵地，就应该是其重要的文化传播职责。

二、手机短信强化和拓展了节庆传播的内容与形式

中国的移动通信网络早在1994年就具备了短信功能。从1998年开始，中国移动、联通先后大范围拓展短信业务，手机短信由纯文本形式进化为融声音、图片、文字于一体的多媒体彩信，近年来中国成为短信发送量增长最快的国家。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至2011年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同比增长17.5%；手机即时通信是渗透率最高的手机应用，在2011年其使用率有大幅度的增长，同比增幅达15.4个百分点。在这其中，中国传统节庆的短信发送量是增长最快的。随着3G和智能手机在消费者生活中的日益普及，手机拜年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现代化，手机短信已经逐步取代了书信、电话、电子邮件等祝福方式而成为现代社会节日祝福的主要方式。在新媒体中，手机短信的普及大大强化了传统节庆的传播内容，也拓展和丰富了表达形式。

第一，手机短信以新技术加强了人们有关传统节日的时空意识。每个民族在节日文化生活和节日文化心理中都有鲜明的时空意识。在中国人心中，节庆狂欢的时间意识是以自然节序中的岁时节日为基础的，中国人最大的娱乐狂欢是在季节性的春节和元宵节。可见，中国人过节的时间意识是“自然时间”，遵循了人们日常生活和自然秩序的节日时间。而且，中国人节庆的“时间意识”正好契合节庆文化活动的“和谐之为美”的审美心理。在空间上，中国人一贯注重空阔乡野，节庆活动讲究空间关系上的“天人合一”，人伦和天然要融为一体，时间与空间不能分割。在中国传统节日的时间和空间中，四时节庆纷至沓来。春天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夏天有端午节、七夕节，秋天有中秋节、重阳节，冬天有除夕等。即使一些带有社会政治意义的节日，如“五一”、“国庆”等非古典传统性的节日，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也被中国人传统地“季节”化了，融入了中国人的“自然时间”意识和“宇宙空间”意识。时序谐调，天人合一，人伦和乐，被中国人视为节日文化的“最高境界”。“元宵的灯、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重阳的花糕，礼尚往来，情深意浓。千百年来，传统节日已成为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重要的感情纽带。只要是中国人，都可以从中真切地体验到一种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亲和力。”〔3〕考察我国手机短信的传播高峰和时空走向，显然可以看到其传播都是以满足老百姓的岁时节日狂欢的亲情和审美需要而产生的，季节时序性和空间节奏感非常明显。每年的岁末除旧迎新、春节来临以及各种节庆日都是发挥手机短信传播功能的最好“黄金时间”和“无垠空间”。如我们常见的几则短信:

一笑忧愁跑，二笑烦恼消，三笑心情好，四笑不变老，五笑兴致高，六笑幸福绕，七笑快乐到，八笑收入好，九笑步步高，十全十美乐逍遥，端午节快乐!

清明时节雨纷纷，墓前亲人念故人。清明时节天晴亮，短信亦可悼故人。

国庆巧遇中秋万家欢，人生适逢盛世精神爽。祝您节日愉快、合家团圆，与时俱进、心想事成。

以上短信中的时间观念非常突出。在中国，因为文化传统的原因，手机短信有自己的“传播季”，主要传播时空就是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以及现在开始流行的“中国情人节”七夕节等，都是按照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及其影响下的“节庆”审美心理来进行短信传播。在节庆传播的内容方面，手机短信紧贴传统节日的“亲情友情”、“吉祥如意”心理，以“贺新春”、“喜相逢”、“春满人间”、“中秋月圆”等富有中国特色的乐感、文辞、意蕴、祝福的短信，构成了传统节庆传播的文化风景线。

第二，手机短信以新方法加强了人们传统节日的节庆仪式。人类节日活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仪式化”。“菲斯科将‘仪式’定义为：将不同年龄、背景和社会地位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分享一种共同的体验，以创造共有的意义和统一的身份的活动。”〔4〕“作家肖复兴指出：任何一种节日都会有自己历史形成的传统仪式，这种融化在节日里的仪式，渐渐形成了对世界与人生的一种祈求和寄托。缺少节日的仪式感，便缺少了对节日的尊重与敬畏。”〔5〕

在中国，尽管节日时间和节庆形式各不相同，但中国人创造共有意义和统一身份的活动的节日主题大都一致，基本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人间骨肉同此团圆”、“明月千里寄相思”的“大团圆仪式”。这样的“大团圆仪式”明显是与中国人的岁时季节“周而复始”、“气象万千”的“自然时间”密不可分的。我们看到，遵循着自然时序的“回家”、“团圆”是中国大众传媒节日传播永恒的“仪式”和“主题”。比如，在常见的春节手机短信祝福和拜年中，海量的内容都是以“回家”和“团圆”作为主题的，形成了一个个“仪式”组合。

祝你在新年中,一帆风顺,人财两旺,三羊开泰,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威风,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祝福你：新年大吉，一如既往，二人同心，三口之家，四季欢唱，五福临门，六六顺意，七喜来财，八方鸿运，九九吉祥，十分美满！

月缺时我想你，月圆时我念你，无论月圆月缺，我的心如那恒古不变的月光默默的追随着你的每一次微笑!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愿今夜的月光照亮您所有的梦想，衷心祝愿美梦成真！

新春快乐！吉祥如意！幸福康健！新的一年，心平气和，顺顺利利，和和美美，团团圆圆！

以上这些节庆祝福和拜年短信都体现了传统节日“团圆心理和回归意识”对人们审美心理结构和现代传播内容的重大影响，同时大大增加了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仪式感，增强了社会凝聚力。

第三，手机短信以新手段增添了人们传统节日的娱乐方式。在传播学视野中，传播具有四大功能，在其环境监测功能、社会整合功能、文化传递功能之外，就是越来越重要的娱乐功能。传播的娱乐功能是现代传播多种功能中最显露、最有力、最大众化的功能。在当代社会，随着各国的文化交流和与外界环境的接触的不断增多，人们越来越重视和喜爱娱乐，娱乐文化在当代短信文化领域的突出体现具有超乎国界的普遍性，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节日中的手机短信。

祝你:兜儿里装满money,心情总是happy,每天都很sunny,快乐得象个baby,一生一世都那么lucky,新年快乐!

乐快心开旦元你祝就那 吗易容我心开你让了为 啊难真可一第个弄头年这 到收次一第是你计估式形这 套老样一人别和愿不就我

节日来了,我一直想对你说六个字,但又怕说了连普通朋友也做不成,可我控制不住,还是想说:借点钱，好过节！

我祝你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彩生活八面威风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年好合千里有缘万贯家财新年快乐!

祝新春快乐，捂着肚子乐，蒙着被子乐，流着鼻涕乐，对天哈哈乐，喝水咕咕乐，不想我也乐，想到我更乐，此时肯定乐，健康又快乐！

以上节庆短信语句幽默，诙谐，句式或中英语混杂，或用倒装语言，或语言连缀而形成一种特别的娱乐效果。特别是3G手机的使用，使手机在节日中除了传统的信息传递功能、时尚的照相功能外，更具有了MP3功能、录音笔功能和网络游戏功能和观看电视功能，基于首位的就是对人们节日娱乐需要的满足。作为移动通信和娱乐终端，手机正在成为一种强势节日娱乐手段，它在短信中还融合了文学故事、影视表演、动漫游戏等诸多功能，其新颖别致，机智有趣，大大地张扬了节日祝福语的通俗性、娱乐性、口头性和民间性，既幽默地表达和宣泄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各种情绪，又松弛了人们紧绷的神经，人们借助手机短信中的娱乐内容在节日中得到心灵放松和精神调节。

第四，手机短信给节日祝福和信息传递带来了许多新的形式，这些形式达到的效果是其它媒体难以达到的。如铃声下载、图片传情、手机QQ、手机短信和视频,仍可以时刻在线与QQ上的好友聊天。大量的节日祝福短信中,出现了语码混用，标点、数字、键盘符号等在短信文本中占据一定比重的现象。祝福短信表达方式的多元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汉字表形表情功能的不足,增添了语言情趣,使祝福短信具有了很多新颖别致的语言表达形式。

利用汉字与数字组合，或利用数学公式表达节日问候，在节庆短信中很常见。这类短信用数字谐音成义，既增加了短信的意义，又增加了娱乐效果：

新的1年开始,祝好事接2连3,心情4季如春,生活5颜6色,7彩缤纷,偶尔8点小财,烦恼抛到9霄云外!请接受我10心10意的祝福。

摘2009颗星星照亮您的前程，种2009朵玫瑰陶醉您的心情，做2009个纸鹤陪您时刻欢乐，找2009种理由祝福您：元旦快乐！

送你一份100%纯情奶糖,成分=真心+思念+快乐,有效期=一生+营养=温馨+幸福+感动,制造商=真诚+朋友。

愿你365天，天天开开心心，8760小时，时时快快乐乐，525600分钟，分分健健康康，31536000秒，秒秒幸幸福福！

又如现在手机上网，手机用户又喜欢网络聊天和BBS,因而很多节日短信利用电脑键盘、文字符号或者网络上各种特殊符号巧妙地来表达心愿，使节日祝语图文并茂,相映成趣，生动活泼，形象直观。手机短信的特殊形式，形成了手机短信语言的特色，增强了短信语言的生动形象性。如：

$$$$$$$$$当你收到这些钱的符号时,就表示你已接到财神爷的祝福,他会为你在新的一年里带来财运哦!

/#####/@

|_〔〕_|_|降温了,送你一个小木屋给你避风用!

祝你每天:(^^)(-_-)〔.〕〔@.@〕。我要坦白告诉你:520,1314179。(符号组合成脸谱表示表情:开怀地笑、温柔地睡、天真地发呆、放心地酒醉。数字谐音表义:我爱你,一生一世一起走。)

/）/）/）/）

（-.-）?(-)（-.-）?(-)，又是一年春来到！特地养了两只幸运兔送给您，它们真的会给您带来幸福哦！祝新年开心快乐！

手机短信作为新媒体的一种新传播手段,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和文化意义。“短信贺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类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转型，即现实社会关系正在部分地被新媒体所建立的虚拟空间里的社会关系所取代。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新技术在重塑社会关系和文化方面，正展现出强大的能量。”〔6〕手机节庆祝福短信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涌现出颇为壮观和新颖的节日祝福形式，成为新媒体传播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显示了新媒体传播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借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对民族审美的喜爱与继承，更表明了新媒体并不是完全解构传统文化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与传统文化接轨，从而发展出新的传播文化。手机这种新时代的传播媒介，拓宽了人们节日祝福的心愿,拓展了节日表达的方式，便于人们用更多的表达方式和新鲜词语来表现丰富的难以言状的内在意蕴，同时显示出新媒体传播方式的文化影响与创新功能。

三、民族文化和新媒体传播的传承与创新

就文化传播而言，一切媒体都是文化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新媒体同样是建立在大众社会文化环境根基之上的，必然以自己国家和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为传播核心。就媒介的社会影响而言，大众传媒不仅仅靠传播和沟通来维系社会生活，而且可以说社会就存在于传播和沟通之中，媒介被社会形态所规定，又不断地改变着社会群体和他们的交往方式。加拿大文化学家马修·弗雷泽在他的《软实力》一书中说到美国为什么发展迅速并且成为全球性大国时就指出：“如果说美国式的文化全球化具有颠覆性，原因恰恰就是因为它强大的信息传播效率惊人，极易让人欣然接受。”〔7〕美国文化传播的这一“全球化”策略，正在于他们以美国民族文化作为核心内容，以宣传他们所谓的“美国精神”和文化价值观。所以，我们的新媒体既需要紧跟现代先进技术的发展，又必须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运用具有国家“身份特征”的民族话语系统，着力传播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精神和现展，这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逐步成为文化大国的重要途径。手机短信发展与中国传统节庆的紧密联系，以及传播浪潮的汹涌澎湃之势令世界瞩目，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道理。

新媒体的飞速发展虽然给传统文化的传播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但更多的是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延伸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使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的社会时期迸发出了更加强劲的影响人们思维和行动的力量。在新媒体出现之前，传统文化的传播在许多方法和手段上存在缺陷，无法和受众及时互动，难以多向传播，而这一点则是其最大的缺陷。以中国传统节庆的传播为例，在手机出现之前，人们只能通过书信和电话进行拜年和祝福。书信没有及时性，电话难有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所以传统节庆在以前很难有今天的传播规模和传播效应。手机传播特别是拜年短信的出现，从根本上“补救”了中国传统节庆的传播缺陷。这正如保罗·莱文森所指出：媒介进化是一种系统内的自调节和自组织，其机制就是“救性媒介”（remedial media），即“后生媒体”对“先生媒体”按其“人性化趋势”有补救作用，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有极大的补救功能。“一切媒介都是立竿见影的补救性媒介”，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者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充”〔8〕。因此，从一个方面说，新媒体不会自发地、孤立地出现，它们都是从旧的文化形态和媒介手段中逐渐脱胎、变化出来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同历史上每一次文化变革一样，传统文化只有通过适应新的文化传播形态和文化生存空间，用新的“补救”老的，转换传播语境，才有可能获得传承与发展。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整合、运用新媒体的传播手段，延伸和拓展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使民族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到深入人心的传播。

从手机短信传播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影响的视角来看，显然与民族文化具有血缘性和同构性。传统节庆由于有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显现出丰富多彩、形态各异的表现方式，而且节庆的拜年与祝福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因此具有相当的私密性。用今天新媒体传播的话语来描述二者，可见其都具有传播的“碎片化”特点。在新媒体中，手机也是最具有“碎片化”特点的传播工具之一。手机传播在传播社会事件的同时，许多时候更多地用在“碎片化”个人、“碎片化”地点、“碎片化”时间中，以传达个人心情、生活细节、奇思妙想、家庭事务、幽默个性，表达对亲人和朋友的慰问和祝福，而这些又正好契合了传统节庆传播“碎片化”、随机性、多样化的需要。“手机之所以迅速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是因为它能很好地满足现代人多样化交流的愿望。人们一方面害怕寂寞，希望与更多的人交流；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厌倦与人交往的心理。有了手机，不需要总有一个人陪伴在身边，但在需要的时候却可以随时与他人通话或通信，且无须直接面对对方。现代人都有一种脱离组织和社会的约束、享受孤独的愿望，但同时又希望在需要的时候能够与伙伴在一起，手机正好满足了这两种需要。”〔9〕由于手机具有便携随意、个性化强的特点，因此通过手机媒体获得亲人和朋友的丰富信息也是手机用户普遍、常见的一种需求动机。“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每个人的‘碎片时间’越来越多。你在乘坐公共交通、在银行、在机场、在餐厅都会出现大量的‘碎片时间’，如何连接起这些‘碎片’并进行充分利用是个很重要的课题。而用户的手机是随身携带的，阅读信息不受地点限制，可以有效利用‘碎片时间’，从而为用户节省了时间。”〔10〕毫无疑问，手机短信之所以能在每年的传统节庆中成“排山倒海的爆发”之势，正在于这种传播方式在传者和受者之间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与沟通。

另外，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虽然对今天人们传播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新媒体始终只是传播工具和手段，传播内容还是需要延绵不断的文化书写来决定。从古到今，传播工具和手段不断变化，但文学写作还是文学写作，写作的本质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今天流行的网络写作和手机写作在语言形式、表达方式、文体运用上都与传统写作方式紧密相关，显示着文化传承是不能被中断的。比如，我们所看到的或者说收到的节庆拜年与祝福短信写作，大量地运用了传统的诗词与格言，突出地表现为对传统文体存在形式的继承和演化，受着中国传统写作的内容影响和形式制约。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新媒体虽然改变了今天人们传播的写作方式，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写作的传情达意的本质，新媒体是传统书写的传承和发展，而并非颠覆。手机短信写作“高手”的写作技巧、文字运用、意境营造、短信形式，都与深度浸润传统文化、学习古典文学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可以这样说，要在传播中实现手机短信写作，甚至全部新媒体写作的“一呼而百应”，特别是在民族传统节庆传播中能感人而心动，这是最受欢迎的一条路径，也是新媒体文化创新的坚实根基。

参考文献：

〔1〕万 里.今年拜年短信全国超300亿条〔N〕.重庆晚报，20120130（4）.

〔2〕纪宝成.从清明节为法定假日谈传统文化〔N〕.中国教育报，20080331（2）.

〔3〕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25.

〔4〕大卫·麦克奎恩.理解电视〔M〕.苗 棣,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72.

〔5〕赵 玙.传统节日：不应消逝的文化记忆〔N〕.光明日报，20110131（1）.

〔6〕胡翼青.短信贺年与屏幕文化〔N〕.人民日报，20120112（21）.

〔7〕马修·弗雷泽.软实力〔M〕.刘满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3.

篇6

2设计计划管理

设计计划管理是项目管理的核心部分之一，计划是整个项目进展的导向。设计计划管理主要包括产品设计线表计划管理、技术协议谈判计划管理、设备资料供图计划管理、详细设计图纸送审/G版图计划管理、生产设计模型平衡计划管理、生产设计图纸计划管理、MP/POR计划管理、计划考核管理等内容。通过对计划管理内容的梳理，逐步形成了设计院内的设计计划管理业务流程。

2.1产品设计线表计划

产品的设计线表计划主要针对各船型的首制船在设计院内部编制的设计线表，确定各专业室的详细设计、生产建模、生产设计出图等关键节点，通过节点来控制设计的整体进度。一般首制船的总设计周期为10个月，其中详细设计周期为6个月，生产设计周期为6个月，详细设计与生产设计并行周期为2个月。由于船舶市场竞争激烈，营销部在接船时会过多考虑船东的要求，压缩设计和生产的周期以满足船东要船的时间。计划员在编制院内计划时就会适当压缩设计周期，运用并行协同设计的方式压缩设计周期。

2.2设备技术协议谈判计划

设备技术谈判是船舶详细设计的开始，设备技术谈判对船舶设计至关重要，不仅关系到船舶的性能，并关系到产品的成本。根据产品设计线表主计划，计划员按照厂商表内、厂商表外设备清单编制设备谈判计划。船型首制船一般为开工前10个月开始，后续船开工前6个月开始进行设备谈判以及技术协议的签订。计划员按照项目的开工时间、设备的重要性和系统设计的顺序倒推编制设备谈判计划，而设备的POS文件的提交时间为设备谈判计划前10d。由于厂家和自身的原因，对设备技术协议的签订过程控制比较困难，一般采取看板管理，由计划人员定期更新看板中的谈判时间、技术协议签订时间和技术协议提交SEM系统时间，以保证设备技术协议按计划签订。

2.3设备资料供图计划

设备资料的供图计划主要包括设备认可图、设备工作图、设备完工图。设备资料的供图计划管理对后续设计的详细设计图纸送退审以及生产设计建模出图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计划员将根据技术协议签订的具体签订时间往后推20d要求设备厂家提供认可图资料，设备工作图的供图时间为认可图意见关闭后15d，设备完工图供图计划为试航前2个月全部提供完成。由于设备资料的供图时间比较紧，国内的厂家提交设备资料不及时，对设计的影响比较大，“供图预警机制”和看板管理是必不可少的解决方式，经常会采取双周供图滚动机制进行每周报警。

2.4详细设计图纸送审/O版图计划

详细设计图纸送审/O版图是设计人员进行生产设计的基础，所以合理编制详细设计图纸送审计划/O版图计划是进行生产设计的关键。详细设计图纸送审计划根据设计院产品设计大日程计划、设计主节点计划标准和详细设计关键图纸的先后顺序进行计划的编制和平衡。详细设计的O版图即详细设计的清洁版，是生产设计建模出图的输入。详细设计图纸送审结束后，船东、船检进行图纸退审，设计人员对退审意见进行回复和关闭后，进行最后O版图的出图。O版图的出图计划一般按照图纸送审结束后一个月进行编制O版图的初步计划，后续根据退审情况以及意见回复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但是必须满足设计院的大日程计划。

2.5生产设计模型平衡计划

生产设计模型平衡是生产设计出图的基础，保证船舶设计的合理性和准确性，避免生产过程中由于设计原因产生的返工。模型平衡的原则：根据产品设计线表主计划，按分段总段划分图、区域划分图、搭载网络图，根据搭载顺序，确定生产设计模型平衡的区域计划。首先，确定各区域平衡计划节点包括结构建模开始时间、结构背景提供时间、结构建模完成时间、舾装建模开始时间、舾装建模结束时间、区域平衡时间、开孔/加强提供时间、出图前平衡时间。结构背景提供时间一般在建模开始后15~20d内完成；舾装建模开始时间即结构背景提供时间；区域平衡时间在舾装建模结束时间2~3个工作日进行区域平衡；区域平衡后5个工作日为开孔/加强提供计划时间；区域平衡后10个工作日为出图前平衡计划时间。由于模型平衡后，经常会发现平衡的内容由于专业室的疏忽或者牵涉的专业较多等原因，导致模型修改不到位的问题。计划管理需要进行模型平衡后的检查确认工作，保证模型的准确性。

2.6生产设计图纸计划

生产设计模型平衡后，将进入生产设计出图阶段。根据项目中的设计图纸目录，计划员编制生产设计图纸计划。计划员根据公司生产先行中日程计划以及各类图纸标准提前期，在公司SEM系统中生成设计图纸的发放计划。生产管理部通过与生产部门、设计院沟通协调后确定的民船首制船标准提前如下：1）船体切割、加工、组立、相应工艺图，以相应最早分段切割（A）时间提前10d；船体出库单以相应分段切割（A）时间提早12d；钢板BOM以相应分段切割（A）时间提早20d导入SEM；船体涂装图以相应分段涂装（E）、总段涂装（H）时间提前30d；2）C阶段图纸，制作图以及相应工艺图以相应分段组立舾装（C）开始时间提前45d，安装图以及相应分段工艺以相应分段组立舾装（C）开始时间提前20d；3）B阶段图纸，制作图以及相应工艺图以相应分段预舾装（D）开始时间提前45d，安装图以及相应工艺图以相应分段预舾装（D）开始时间提前20d；4）P阶段图纸，制作图以及相应工艺图以相应总段舾装（G）开始时间提前45d，安装图以及相应工艺图以相应总段舾装（G）开始时间提前20d；5）D阶段图纸，以该区域里最后一个总段搭载（K）开始时间提前45d；6）分段U单元图纸，制作图以及相应工艺图以相应分段预舾装（D）开始时间提前45d，安装图以及相应工艺图以相应分段预舾装（D）开始时间提前20d；7）总段U单元图纸，制作图以及相应工艺图以相应总段舾装（G）开始时间提前65d，安装图以及相应工艺图以相应总段舾装（G）开始时间提前20d；8）区域U单元图纸，制作图以及相应工艺图以该区域最后一个总段搭载（K）开始时间提前60d，安装图以及相应工艺图以该区域最后一个总段搭载（K）开始时间提前20d；以上标准可以随着公司生产节奏的变化以及设计的进度进行阶段性的调整，保证设计出图和生产的进度要求。

2.7POR/MP计划

由于以前的设备订货计划主要靠设计部门按照生产管理部的生产大节点编制设备订货，会经常出现设备订货晚和过早的问题。设备订货晚会导致生产节奏脱节，设备订货太早可能会导致仓库丢失等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司利用SEM的订货系统进行控制订货的计划。SEM中的POR就是设计采购订单的需求，即设计部提供给配套部的采购号船的物资依据。MP就是物资计划，即设备或者材料的采购计划。MP的计划是通过PND（现场需求日期）和LEADTIME（采购周期）由SEM系统精确的自动计算出物资采购计划，做到采购的JIT。设计院所、配套部和生产管理部共同编制完善准确的MP计划是保证配套及时订货和设备及时到厂顺利生产的保证。

2.8动态计划

对于设备技术协议谈判计划、设备认可图退审计划、POR发放计划、详细设计送退审计划、详细设计O版图计划、生产设计建模平衡计划、施工图出图计划等各产品计划，若因船东/船级社退审、设备资料供图、设计专业自身等原因，无法满足相应计划，专业室必须提前14d进行计划延迟申请。由设计管理部计划运行室和生产管理部（海工项目部）协调同意后方可进行计划延迟，以保证生产部门的生产计划顺利完成。

2.9计划考核

计划考核管理就是通过对设计研究院产品设计任务计划完成情况的过程跟踪和考核，更有效地推进设计研究院产品设计任务有序、节拍化开展，提高计划执行率，确保公司经营计划的顺利实现。设计计划管理以考核为手段，通过对设计院所专业室进行周度和月度的考核，促进各专业室对项目计划的及时完成，保证公司的经营生产任务顺利完成。

篇7

随着教育领域内科学技术成果的不断介入，各方面都发生重要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教育过程中广泛采用现代化的传播媒体。教育信息传播是传播理论向教育研究渗透而产生的结果。教育工作者应认真研究教育信息传播的特征，运用传播学的原理，并根据教育的客观规律，探求获取最佳教育效果的途径；重视研究教育传播过程自身的特点，通过对知识信息的传递来培养和训练人，发挥教育的总体效益。

1教育信息传播过程及其构成要素

教育信息传播过程是教育信息的传递与交流的过程，是通过教师、媒介、学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得以实现的。传播过程的主要环节是：教师先把教学内容进行编码整理，形成信息载体，通过媒体通道(如电脑)进行展示；学生通过各种感觉器官感受这个信号，在自己原有的认知基础上对该信号进行理解(译码)，并做出一定的响应；教师根据这个响应进行分析并进行诊断评价，以调整自己认识，形成新的认知结构。

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是教师、学生。教师是信息的传播者、处理者、帮助者、组织者，根据学生的情况确定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媒体手段进行教学传播。教师的传播技巧及对媒体使用水平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学生的作用在于能动地根据学习目的接收信息，根据自己的认知处理信息并做出反馈，最后对信息进行再整理。客体包括传播信息及载体、教学环境、师生的心理因素。客体产生促进教学或干扰教学的效果，最后被组合到学生的认知结构中。

2教育信息传播的—般规律

2．1学生对教师发出的信息具有进择性主要表现在不同的学生，他的学习动机、兴趣、知识水平及学习能力不同，对教师所要表达的信息接受能力也大不相同，导致其对信息的认识角度不同，或接受的信息量的不同。教师所传播的信息要符合学生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并正确引导学生进行观察，学生就可以选择接受更大的信息量。

2．2传播的信息要具有薪异性新异信息能引学生更大的注意，能给学生带来更多的新问题，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教师应对教学信息加以编码，增加有用的信息，使用图文声像增强信息的新鲜感，使信息更具有表现性，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增强学生对信息进行记忆的动力和能力。

2．3信息传播过程要有科学性人类接受信息的速度是有限的，所以传播的速度不能太快；同时人类对信息编码的方式极为敏感，如对黑白图片的识别需要1．2秒，而对彩色图片的识别只需0．9秒。教师采用科学的编码表达信息，尽量控制信息的冗余，能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

2.4合理排除和利用信息的干扰干扰总是伴随信息传播出现。教师应该尽量排除客观上的干扰，减少信息的冗余，采用合适的编码方式，创建适合于教学的传播环境，利用自身的心理状态调动学生的注意力，将干扰降到最低限度。

3教育的控制

篇8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1]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评论《道德经》一书：“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鲁迅曾说过：“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现代学者萧?j焘谈到：“老子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道德经》是一部不朽的哲学全书。”[2]

二、《道德经》的英译概况

《道德经》英译本最早见于1868年伦敦图伯纳出版社出版的沾约翰牧师翻译的《老子玄学、政治、道德伦之思辩》。此后译过《道德经》的西方译者有里雅格、韦利等。胡子霖在1936年出版的译本是中国第一个《道德经》英译本，此后初大告、林语堂、汪榕培、辜正坤、称鼓应等也纷纷将《道德经》译成英语。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道德经》的帛书版，给英译《道德经》带来了挑战，刘殿爵等中国翻译家开始英译帛书版《道德经》。据不完全统计，从1868年至今各种《道德经》英译版已有182多种，几乎每年都有一两种新译本问世。

三、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文化思想的传播作用

（一）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哲学思想的传播

《道德经》仅有五千余言，但文约义丰，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鲁迅说：“不读《道德经》，就不知中国文化。”。[3]《道德经》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也越来越显示价值。《道德经》中的哲学观点也引发了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思考和探究。《道德经》通篇渗透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该效法天道，包容一切，处事公平，只有天下归从，才能长久。

《道德经》的英译，传播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唤起了西方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也引发了西方学者对自然哲学的思考。黑格尔的辩证法、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莱布尼兹的“二进制”、物理学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等也都有《道德经》的痕迹。[4]老子的哲学思想也影响了文学界，例如托尔斯泰把老子的“道”和“无为”思想发展成为“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成为托尔斯泰主义的重要内容。

（二）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教育思想的传播

《道德经》对中国教育思想作了如下阐述，“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老子）”。此话之意为学习不是逼出来的，而是施教者以身作则，正确引导学生树立兴趣与爱好，而不是一味地通过测试分数、评比等硬性指标束缚学生的学习行为，要以“不言之教”达到“不教而教”的效果。在中国教育史上，老子这一教育理念很少得到运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教育也向着“不言而教”发展。英译《道德经》使老子“不言而教”的教育观点传播到西方，“不言而教”在西方教育理念中的体现十分明显。西方学校主张张扬学生个性，鼓励创造和独树一帜，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学生的学习过程应当是基于学生兴趣和自发努力的自身行为，教师通过有技巧的提问激发学生潜在的观念和意识以及仿效典范等。[5]英译《道德经》影响帮助中国教育理念广为传播。

（三） 英译《道德经》对中国养生处世思想的传播

篇9

面向国家社会音乐文化建设和音乐传播学科及学术发展的现实，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论文征集”活动正式启动。本届活动以“音心相印，乐至道存”为宗旨，以激发更多的音乐传播学术思想和追求，呼吁音乐传播研究的价值理性，倡导音乐传播的积极社会效应和人文精神价值，顺应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律、文化自强的时代潮流。

一、征文对象：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及在校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等），科研院所的青年科研人员，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媒体等领域的音乐传播从业人士等。

二、参考选题：下列为本届征文的参考选题方向，投稿者也可以此为提示，围绕活动精神自拟论题方向。

音乐传播理论研究 理论建设与学科建设；学术史与学术群体；传统文化思想与音乐传播等。

社会音乐文化建设 大众（社区、社会群体等）音乐文化生活调查研究；音乐文化产品创作品格、品位的社会导向；音乐文化特色城市/乡镇/社区建设等。

传媒音乐教育 音乐传播相关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传媒与音乐研究 各类音乐传播媒介（报纸、广播、影视、网络、演出等）的运作特点和规律；各类媒介音乐产品（如影视剧音乐、广播电视音乐节目）的生产、传播。

传统音乐文化传播研究 各民族民间音乐和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当代传媒音乐产品中的传统音乐元素等。

音乐文化产业研究 音乐文化产品创意；音乐文化产业链及各要素；音乐商品及市场的历史与现状等。

中国（高校）校园音乐文化建设 高校音乐类社团建设；特色音乐类公共选修课；校园歌手和音乐比赛；音乐演出进校园等文化活动与现象的调查与解读。

音乐期刊研究 音乐期刊编辑；音乐期刊的历史与现状、社会活动；期刊评估等。

流行音乐传播研究 流行音乐的生产、批评、接受（尤其是青少年）等方面的实证与文化研究等。

三、稿件要求：必须为首发原作，否则取消获奖资格。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0。来稿务必齐、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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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大学“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教育培养模式的创新研究与探索”（2014JSDXLXSJY04）；江苏大学“高校国际汉语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与课堂评估研究”（2015JGYB014）项目研究成果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汉语国际教学中，汉语教师除了具备牢固的语言知识外，更需要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对外汉语教学实际上就是一次次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教学效果的有效性，取决于汉语教师的跨文化的交际能力。而人际交往功效的优劣是受诸多因素制约的。不同的文化背景、接受教育的程度、社会经历与兴趣爱好、认知水平等等，势必影响着汉语国际推广中的跨文化交际与汉语言教学，势必制约着每一位汉语教师的交际能力。而语言和文化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从事汉语国际推广的工作者，需要把相关的交际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理论体系的学习放在首要位置上，不仅仅是熟知汉民族的文化习俗，还需要对来华留学生的母语文化有一种包容姿态，从细微之处遵守言语交际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更好地发挥交际言语的信息沟通、自我认识和人际协调的诸多功能。

二、跨文化沟通中的误区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语言和非语言及文化影响方面各不相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外界的认知必然存在着很多差异。跨文化沟通，最重要的是要对对方文化的了解和认同，能够在沟通中对对方的编码和解码求同求异，这样才能够保障沟通的畅通性。从对外汉语教学师资选拔与培训方面看，我们更多的是强调教师如何掌握中华才艺，如何把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等烂熟于心，而在了解他国习俗或文化方面一直是一种忽视甚至是无视的态度。这种状态明显会影响到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因此分析归纳跨文化沟通中的障碍与误区很有必要。

（一）思维模式

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就是特别重视直觉感受到的东西，并且在人际交往中常常以自己的感受“以己度人”，那就是思维的整体性与统一性。有人认为汉字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相联系的文字，为中国人擅长形象思维提供了便利的参照工具。

按照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决定论”，即一个人的思维完全由母语决定，因为一个人只能根据其母语中编码设定的范畴和区别定义来认识周围世界。而中国人的直觉感受与形象思维又恰恰是依赖于客观世界的，所以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表象定势。这种表象定势带来的先入为主，忽视了个体差别，从交际活动开始就带着明显的固化模式，这样的思维定势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与汉语言教学的效果，造成跨文化交际的种种失误。主要表现在：

1.文化差异导致误解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现在社会用语方面，就是语言的表达方式是本民族早已习以为常的交际模式。而这种模式在跨文化交际中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在交际时出现误解或失误，达不到预期的交际目的。比如中国人的好面子吃完饭抢着付钱、在车上抢着买票等等行为举止，在外国人眼里是非常不文明的行为。外国人擅长契约制，在外出就餐或旅行中奉行AA制，所以通常不会发生各自抢着付钱、买单之类的肢体碰撞的行为。再有因为认知范围的局限性，导致一些个体无视跨文化者之间的差异，盲目类推，或自高自大，总是设想自己的文化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些都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

2.交际界定导致语用失误

在跨文化交际时，交际者对对方的文化掌握得不够全面，就会造成语用失误。比如，中国人习惯询问他人的年龄、工资、婚恋状况、所购物品的价格等，自认为是关心或喜欢与对方交往才会如此表达。而许多异民族认为是自己的隐私问题，不宜在社交场合公开谈论。这方面在对外汉语教材语料使用中，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西方人则对此很敏感，甚至反感。在与学生交往过程中，汉语教师往往会热心提醒学生衣食住行方面的注意事项，而作为成人的学生并一定领情，甚至觉得教师过于干涉他们的个人行为，或小瞧了他们的判断能力与自理能力，从而引起不快。

3.角色意识导致语用失误

中国传统教育中，师道尊严使得教师的角色一直是处于被尊敬的地位。师生之间的交流基本是导师引导、W生回答这样的模式，课堂一切进度与环节都在教师的掌控之中。而在汉语国际教学中，这样的格局并不能适用于任何课堂。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来华留学生，或是国外中学大学的汉语课堂，学生们对待汉语教师都是尊敬的，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他们积极学习的态度，往往会不停地打断教师的讲课程序，影响教师的讲课进度，学生会因为刚刚听课过程中自己没有理解的问题随时发问。针对这种情况，一部分教师能够及时调整心态以应对这种自由开放的互动式教学，与学生迅速建立起合作友好的沟通关系，创设愉悦轻松的教学课堂。而另外一些教师则始终坚守自己的教师身份，从表情到身体语都流露出一种“为何要打断我的讲课秩序”的情绪来，甚至有教师说出：“这个问题我上节课已经讲过了，你不认真听讲或者你就没来听课，跟我没关系”等诸如此类的怨言来，严重影响了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失去了建立合作关系的良好契机。

（二）语用差异

在跨文化交际中，同一种语用表达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中往往有不同的含义。人们能够容忍对方语音的缺陷或语法的误用，但对语用的失误，人们常常把他归结于不礼貌或不友好，甚至认为是粗鲁和恶意的自然流露，因为各自民族或文化群体固定的文化模式制约相互之间的沟通与领会，甚至会带来一定的冲突，产生尴尬的局面，直接影响到交际的效果。

以一种包容的姿态对待所有的异族文化，语用失误就会大大减弱。我们应当承认，本民族文化中视为阳光的、正义的，也许不能被另一种文化所理解。因为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绝不可认为自己所处的价值标准是先进的，而另一种价值标准是落后的。每当交际双方编码与解码出现偏差，交际活动中语用失误的发生就不可避免。

1.称呼语的误用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说话方式或语言使用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差异，意识不到文化因素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就会不自觉地受到本民族语言使用习惯的影响和干扰，在跨文化交际中就会犯“文化错误”，让对方感到迷茫或困惑，甚至引起相互之间的误解。不同国家、不同种族，面对的关系图式基本一致，称谓方式大同小异。但不能小瞧这“小异”，这可作为一个镜像，折射出不同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异。比如汉语中由词头“老”构成的称呼语，老王、老李、老刘等等是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后来由此衍生出“老外”这个词语，统称外国人，在实际使用中并不能外国人愉快地接受。早在2000年毕继万先生就这个词语的使用专门发表文章，明确提出：“老外”一词还是慎用为好[1]（毕继万，2000：35）。但是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并不受外国人欢迎的称呼语竟然进入部分教材，让留学生很无奈，在教学中往往需要花时间去解释。2007年东南大学还出版了一本《老外在中国》的汉语教材，网络媒体方面也出现英语脱口秀“老外看东西”，“老外在中”等等栏目，而中央电视台首个以外国人为主体的纪实性专题节目的名称却是《外国人在中国》，语体很正规，很得体。笔者认为“老外”一词还是得慎用，它仍旧是一个值得商榷的称呼语。

2.问候语的范围

问候语是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的言语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问候语表面看是一种礼貌语的使用，似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它传递的信息是潜在的，表示双方的友好关系的建立或延续。汉语的一些询问式的问候语常常因与对方文化因素的差异，造成一些本不该发生的误会。比如，你到哪里去？你吃了没有？今年多大啦？你家里有些什么人？你的爸爸收入高不高？你的妈妈为什么不工作？你怎么还不结婚？等等诸如此类的询问语，让大部分留学生觉得中国人喜欢探听隐私，甚至觉得很不舒服。再有，在教学中当请学生介绍“我的家”之类的话题时，有的教师非得纠正学生表达中的“我家有爸爸、妈妈、哥哥、我，还有小狗皮特”这样的句子。在西方人眼里，小狗就是他们家庭的一分子，自然是“我家”的一个成员。再有，汉语教学中，我们也常常面对这样的句型练习：你好，好久不见，你的身体好吗？我很好，你呢？……其实这样的句型是英文翻版，并不是汉语的常用问候语。达到较高汉语水平的留学生很快发现，在与中国人沟通中，中国人并不喜欢这样的问候语，大多数中国人与普通人交流时并不是很乐意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做为一个话题来谈论。诸如此类的问候语，在汉语教学中，我们主张，尽量使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语句，以确保交流的质量。

3.态势语的界定

在人际交往中，交际者的风度美、气质美、形象美等等，都必然给对方留下良好的印象。因此态势语的运用不是一般的信息传递，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沟通，一种情绪和情感、态度和兴趣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感应，是语言交流的最好补充，而且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沟通手段。在人际交往中，人与人间隙大小取决于沟通情景及交际对象的关系。交际距离远近又受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习惯、性别、政治地位的影响，因而人际交往距离的远近就有不同的观念。比如，中国人为了表示彼此的亲近，长辈在夸赞对方孩子的时候，伴随的体态语常常是抚摸对方孩子的脑袋或搂抱孩子等动作，这在欧洲人眼中是不尊重孩子的举动，因为他们的传统教育是，只有父母才可以抚摸或搂抱自己。未经许可，外人不得随意抚摸或搂抱对方的孩子。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清楚地了解什么行为是对方比较忌讳的，哪些行为是对方接受和认可的。只有正确掌握并辨析彼此文化上的种种差异，规范个人的行为举止，才能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

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需要。他认为人类对自己独有的空间表现为四个区域：（1）亲密距离（2）个人距离（3）社交距离（4）公众距离。对外汉语教学中，通常使用的是公众距离，有的教师忽略了这个界定，引起学生的不快，就会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当然，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具有一定的伸缩性，这依赖于具体情境、交谈双方的关系、社会地位、文化背景、性格特征等。只有当交际双方了解了彼此所需的自我空间及适当的空间需求，才能有意识地选择最佳的社交距离，更好地开展跨文化的人际交往活动。

三、跨文化交际与汉语言教学

在汉语国际推广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是学者同仁需要探索的共同话题。

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理念是确认文化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跨文化交际者不仅仅是依据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语言编码程序，而是同时需要了解对方与自己有关联的所有的关系。这里面包括所有的自我特征、文化的独特性与认同感，再进行双方都认可的语言编码程序。因此，研究跨文化交流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交际学、文化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理论知识，并且在汉语国际推广中加以运用。

（一）熟知各国的礼仪文化

跨文化交际的双方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了解并熟知不同的文化背景与风俗习惯已经成为跨文化交际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几年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来华留学生的文化背景更为复杂多样，对外汉语教学不再是简单面对西方人，或是亚洲人，而是同时面对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各国人。因此了解各国的风俗习惯、信仰与禁忌、尊重各国的交往礼仪、区别言语之间的差异，就显得更为重要。比如，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数字6，西方人认为是不吉利的野兽数字；俄国人偏爱的7，加纳人视为不祥之兆，在中国人的礼仪交往中也是一个忌讳数字；俄国人喜爱的3，在汉语中同样是极为活跃的数字，3在汉族文化中往往表示很多、极多，甚至是表示尊贵之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生有幸、三思而行、三朝元老、三绝韦编、三句不离本行等等。不同国家与民族对数字有着不同的喜好，因此 “在跨文化交际中慎重运用数字就显得十分重要，掌握不同民族的数字文化，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心理障碍，促进相互沟通，使交际更为顺利，人际关系更为和谐” [2]（刘光准、黄苏华，1999：137）。

（二）包容并理解异族文化

在跨文化交际中，许多事实证明，当交际双方对彼此文化上的差异了解得越多，认识得越深，跨文化交际就能顺畅进行并获得成功。所以，交际双方在文化方面的相互包容与理解就显得至关重要。

为了M足自身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本民族物质和非物质产品的总和就是本民族的文化。当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在进行持续不断的直接接触时，文化适应性便产生了。文化适应性主要体现在一种文化对于另一种文化环境的适应，有时也指文化的各个部分的相互适应。确认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超越自身文化的过程，即通过反思自身的文化价值，由民族中心主义向文化价值平等的方向转变。

跨文化交际不仅仅是从理解尊重异族文化差异的角度进行说教，而是必须从文化交流实践过程中去感知、理解并解开双方的心结，以达到包容、适应、理解的目的。洪堡特曾在探讨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时指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都是人类精神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显示的结果，语言是精神的创造活动，或者说是“精神不由自主地流射” [3]（威廉・冯・洪堡特，1999：48）。人类的跨文化交际活动都是人类精神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显示的结果，探求各种文化之间的微妙的心理差异，寻求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可能性，是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另一个有效路径。

（三）知己知彼，提高认同感

21世纪是跨文化交际日趋频繁的时代。重视并开展相关的跨文化交际的教育已成为世界公民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教育不仅可以帮助交际者提高文化差异的认知度，还可以帮助交际者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力求避免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失误和行为习惯的不得体。

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常常以本族文化的行为习惯来解释和评价另一种文化现象或他人的行为，用本族文化的语用规则去套用另一种文化中的语用规则，这种因语用迁移造成的交际障碍屡见不鲜。比如，汉族文化别注重面子，双方在交往过程中，无论是小到时间的商定，大到请客送礼都是要考虑面子问题的。维护自身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是在汉族文化人际关系中显得尤为突出的一大特点。离开他者的理解和认知，自我认同就变成了自言自语，失去了意义。根据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4]（丁允珠，1998：336），中国人所讲究的积极面子包括“要面子”和“给面子”。“要面子”表示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这种群体价值导向的文化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谋求“群体包容”，也就是通过不断地“给面子”，来满足人们的“要面子”，从而化解冲突。这种面子协商策略在中国文化群体内是有效的，一旦转移到与他者的跨文化交际中，“面子协商”由于文化的差异，不能分享面子的意义，就无法在面子问题上沟通了，这种谋求他者包容的“要面子”心理很难得到西方人的理解。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他者并不能理解主人在喝酒、请客时劝酒劝吃的那份热情都是源自于“要面子”的心理活动，往往弄得双方尴尬不已。许多民族文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文化礼仪是崇尚平等与自由的。只有了解了彼此之间的差异，才能避免让“面子”尴尬。

（四）强化文化认同意识，提升交际能力

汉语国际教师和来华留学生管理者都应增强文化差异的认知能力，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不断提高语用的应变能力，在教学中得体得当地进行交流，逐步提高汉语教学的效率。

何兆熊认为“跨文化言语交际指交际一方或双方使用非母语进行的言语交际。由于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使用的第二语言总是伴随着母语的一些特征，因此称为跨文化言语交际”[5]（何兆熊，1999：243）。汉语国际教师在语言教学中需要不断提高学生对目的语文化传统的认知与认同，在课堂与课外帮助学生不断提高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克服文化的制约和语言的制约，从而减少语用失误。同样的课堂有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学生，他们的信仰不同，饮食习惯不同，对待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同。有一些善于谈论的学生，常常喜欢提一些话题，来了解目的语国家的社会现状，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汉语表达能力。比如，“大龄青年”“ 闪婚”“ 白富美”“ 高富帅”等等，在与中国年轻人交往中获得的新词新语，留学生往往会向教师询问。教师在教学中应客观而中性地讲解，并借此机会引出“中国人喜欢询问年轻人婚恋问题是一种民族习惯，不是打探对方隐私，而是一种关怀……”等话题，诸如此类的教学环节就是对汉文化习俗讲解的最佳契机。再比如同性恋问题，在欧洲一些国家是可以受到法律保护的，人们也是可以谈论或者持包容的态度。而对于南亚与非洲的穆斯林来说，同性恋问题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在课堂上，教师不易就这个问题多加讨论，而是借机对有关词语的理解与发音开展分类训练，从而发挥课堂教学话语策略，减少语用失误，力争国际学生彼此都能接受。因此，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中，双文化比双语言更加重要。只有熟知双文化、多文化的差异，才能在教学中不断提高文化认同意识，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才能超越文化交流的重重障碍，以确保汉语教学的顺畅进行。

注释

① 语文建设[J].2000.11：35

② 俄汉语言文化习俗探讨[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11：137.

③ 论人类语言机构向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商务印书馆，1999.11.48

④ 初识传播理论・面子协商理论（第7版・影印）[M].1988：31

⑤ 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243.

参考文献

[1] 贾玉新.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J]外语学刊，1992（3）.

[2]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在美国，外语研究[J].1994 .

[3] 胡文仲.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