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国近现代史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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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各个行业和领域的现代化发展。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下，我国档案管理工作也逐渐走向了科技化和现代化，资源处理系统、现代档案存储技术、信息采集分类软件等现代科技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档案管理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档案管理的工作效率，完善了档案管理手段，实现了档案管理的现代化过程。档案管理现代化主要是指在档案管理过程中，依据科学的理论指导，采取相关的科技手段，开展高效率的管理手段，使得档案管理达到预期的效果，并创造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目前，各种先进网络技术的应用大大推动了我国档案管理的现代化发展，并取得明显的成效，但在档案管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限制着档案管理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2 档案管理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档案管理现代化过程中主要存在档案管理标准化程度不高、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投入较少以及档案管理人员素质偏低等问题。

2.1 档案管理标准化程度非常低

档案管理标准化是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档案管理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在复杂的档案管理体系中，涉及到很多松散的管理问题，如：整理、鉴别、保存、查询等工作。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相对比较混乱，各个不同的基层单位根据自己的管理方式进行档案管理，因此管理模式和风格差别比较大。此外，不同的部门使用的档案管理软件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档案管理部门常出现档案数据不完整、管理水平低下、标准化程度不高等问题。由于部门管理分散、协调力度弱、配合度低，常出现档案重复建设的现象，严重限制了档案管理现代化进程的发展。

2.2 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投入较少

目前，很多企业对档案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全面，对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思想意识薄弱，在档案管理的资金投入上也相对较少。因此，实际工作中，常常出现资源紧缺、管理设备落后、安全设施不到位等现象。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的落后严重制约了档案管理的数字化和自动化，各种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方法在没有设备支撑的环境下是很难发挥其效用的。

2.3 档案管理人员素质较低

档案管理现代化发展不仅需要先进的现代化设备作为支撑，还需要具有相关技术水平和前瞻性知识的管理人员才能最大化地发挥设备的作用。只有不断地更新管理理念、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才能够更好地满足档案管理现代化发展的需求。目前，我国大部分档案管理人员并没有及时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档案管理技术和方法，仍保留传统的思维方式、采用传统管理方法，这种不紧跟时代步伐的做法严重制约了档案管理的现代化发展。

3 档案管理现代化的改进措施

档案管理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档案管理工作的顺利展开，针对上述问题，可以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加强档案管理的现代化，如重视档案管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增加档案管理的现代化设施、注重现代化档案管理人才培养等。

3.1 重视档案管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

在档案管理的实际工作中，为了实现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需要根据工作的实际需求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的实施标准，严格约束档案管理的秩序，这是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想要真正提高档案管理的质量和速度，仅仅依靠技术上的支持，是远远达不到档案管理上的专业化和标准化。因此，只有将档案管理规范化及标准化的建设视为档案管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步，才能为档案管理现代化发展打好基础。

3.2 增加软硬件设施的投入

在档案管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配套且齐全软硬件设施是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的基础。企业只有适当地增加档案管理资金的投入，用于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设备的购置，才能更好地将现代化档案管理技术应用于实际工作中。

3.3 注重现代化档案管理人才的培养

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是人才的培养，现代化档案管理人才在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说，加强对档案管理人才的培养势在必行。针对目前档案管理人员的缺陷，拟定适当的培养计划与方案，重点放在提高档案管理人才的技术知识和知识结构等方面，保证其能够充分快速地适应行业的发展需求。

4 结语

在科学技术水平快速发展的时代，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是档案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档案管理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只有充分了解认识到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工作实际需求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才能更好地完善档案管理现代化手段、加强档案管理现代化、提高档案管理质量和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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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7）04-0041

一、史论结合的重要性

首先，看近6年全国卷第41题回顾：

2011年（课标卷）试题内容：欧洲崛起的方式。试题设问：“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2012年（课标卷）试题内容：中国近代化的动力。试题设问：“评析冲击――反应模式”。

2013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东汉、唐代地方行政区划方式的比较。试题设问：“在两幅图片中提取两项有关汉唐间历史变迁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课标Ⅱ卷）试题内容：太和殿与英国王宫、首相官邸建筑风格之间的比较。试题设问：“提取图片材料中的信息，从建筑和政治关系的角度进行中英比较”

2014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关于内容的教材目录，试题设问：“对该目录提出一条修改意见，并说明修改理由”

（课标Ⅱ卷）试题内容：关于世界近代史相关内容的两幅教材目录。试题设问：“指出其中一处不同，并分析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

2015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科技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公式，试题设问：运用世界近现代史的史实，对上述公式进行探讨。”

（课标Ⅱ卷） 试题内容：1950-2008年，我国部分节假日状况，指出其中我国节假日的一种变化趋势并说明形成的历史原因。

2016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启蒙思想及实践。试题设问：围绕“制度构想与实践”自行拟定论题并阐述。

（课标Ⅱ卷）试题内容：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试题设问：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史实加以论述。

从近6年的全国卷的41题中，我们发现对学科素养中史论结合的能力考查更加突出了史论结合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这种突出史论结合题型的小论文的能力呢？成为高中教学实践中的难题？

二、从高考真题实践演练探寻方法指导

例：（2011年湖南卷，12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西方的崛起曾被视为世界历史中最引人入胜的历程之一。这一进程始于民主与哲学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出现，继之以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制和骑士制度，经过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结束于西欧和北美对全世界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控制。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们只有在遭遇欧洲探险或被殖民时才会被提到，他们的历史也就是从欧洲的接触和征服才开始的。

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些历史学家对上述概括提出了颠覆性的认识。他们认为在1500年前后的经济、科学技术、航海、贸易以及探索开拓方面，亚洲与中东国家都是全世界的引领者，而那时欧洲刚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欧洲要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文明，直到1800年才赶上并超过那些领先的亚洲国家。因此，西方崛起是比较晚近才突然发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w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而不仅仅取决于欧洲本土上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

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1. 了解试题类型，明确观点，有的放矢

选择一种观点或两种观点表态。如赞成第一种观点或赞成第二种观点。或两种观点各有道理，既有对也有不对的地方。比如2011年41题：我认为，西方的崛起首先归功于自身的创造，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其他文明的成果。故此，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原因的表述不完全正确，论据及说明如下：

2. 联系知识，罗列论据，安排结构。一般来讲，高考试题中的小论文题的材料不会是生僻冷门的，应该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内容。如2011年的“西方崛起”原因，我们最好从内外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从我们熟悉的丰富的史实出发去论证观点，这样降低我们论述的难度。如近代西方通过自身的全方位社会革命而加速了崛起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全球霸权的建立。通过大航海和一系列殖民扩张，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实现了政治文明的现代化。通过两次工业革命，实现了生产力质的飞跃。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实现了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

3. 下笔成文，讲究格式，史论结合

一定要讲究格式。在高考评分中对论文的结构是要计分的，这就要求考生应该在论文中分段，突出结构。如2011年的“西方崛起”，就至少三段，第一段是观点，第二段是外因，第三段是内因，最好还有个总结。如果单列政治、经济、思想原因的话，最好也将它分开写，这样显得有层次结构。

4. 了解评价体系，分层论证，逻辑严密

5. 史论结合的历史小论文的三要素检测

（1）论点（观点）：观点应明确、清楚

（2）论据（证明观点的证据）：证据要准确求真。要选择能证明论点的典型史实。

（3）论证（用证据证明观点的过程）：

A. 论证过程逻辑要清楚、严密，经得住推敲，做到证据与观点之间的无缝连接。

B. 论证过程应有“历史味”，用学科语言，做到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切忌大白话和空发议论，或简单的罗列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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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传播简述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以人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其内容的系统。①我们被所处文化制约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文化。人类文化是种类丰富、多姿多彩的，在当今这个“越变越小”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间的摩擦与碰撞变得越来越频繁，因此跨文化交流显得格外重要，甚至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从古至今，吸引着无数的“探秘者”来一探究竟。而且中国需要走向世界，正是这些“探秘者”将中国介绍给了世界，一层层地掀开她神秘的面纱。

2.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游记》

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游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马可・波罗游记》（也称《东方闻见录》），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马可・波罗也因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他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并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时的文化交流还处于较低的程度，而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则逐步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3.以利玛窦为例的传教士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传教士们不自觉地充当了欧洲与文化交流的桥梁，而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利玛窦（Mat teo Ricci，1552）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揭开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同时也揭开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利玛窦积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使欧洲了解中国。他率先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创了把中国传统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尽管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传教活动带有浓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色彩。

由利玛窦等传教士所开创的早期汉学，为此一时期西方社会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开端，对西方学术乃至社会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西双方在更高水平上的交流与对话。②这些传教士汉语研究的成就主要有：开创了汉外辞典的编纂工作、开拓了中国语法的研究、开启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历程、丰富了中国近代汉语词汇。③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汉学研究则是现当代一些汉学家所作出的贡献。

4.汉学家

汉学家，本应译为中国学家，是指专门从事汉学研究领域的人，一般被称为汉学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非中国人或海外华人。近代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有美国的费正清和瑞典的高本汉等。

4.1费正清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在亚洲的下一步》、《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等，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4.2高本汉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本汉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作为世界语言学的巨擘，高本汉认为没有一种学术领域比汉学更广的，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更是情有独钟。为此，高本汉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看作汉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大的贡献是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中国语言学界对于古代语音原来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韵图加以考证，高本汉则用一套注音字母对古音做描写，与反切系统的韵部相互检验，又以现代汉语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的古汉语译借音进行对照比较。

5.总结

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学习中，才能永葆青春，不断地进步。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势必会更加深入，我们也应该在清楚认识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交流，使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① 于语和、庾良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第一页.[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

② 张宗鑫.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利玛窦为中心的考察.山东大学.2012（4）

③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7）

参考文献：

[1]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学术月刊.邬国义.[A].2012（8）

[2]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月刊.吴强华.[A].2003（5）

[3] 《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阎纯德.[J].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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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教育是我国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

在历史教育过程中，我们对历史教育内容的广泛性及综合性已经有了十分清晰的认识，但是，对如何发挥历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很少探索，对于历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认识不清。近年来，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及历史教育探索的不断深入，发现历史教育在提升学生全面素质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学生全面素质包括审美素质、道德水平、文化水平等诸多方面。

（一）历史教育涵盖诸多学科，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

历史教学过程中不难发现其涵盖诸多学科内容，如政治、经济、文学。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历史教育是与其他社会人文自然学科教育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加强历史教育可以使学生的思路更敏捷，开阔学生的思路，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利用各种知识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在这个过程之中学生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都得到很好地锻炼，使学生的综合素养得到极大提高。除此之外，通过历史教育不仅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其他课程内容，同时对历史课程本身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全面发展的教育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一特点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

（二）历史教育推动德育教育的发展，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

历史学科教育在德育教学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传承民族精神，形成良好个人道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外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是对学生进行政治观点及阶级教育的良好素材。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无数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起到的作用，是其他人文自然学科不能及的。在历史教育过程中，唯物主义思想贯穿始终，通过历史教育，学生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思想方面对学生进行理论教育，使学生以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世界，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实现历史教育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历史教育过程中加强德育教育，实现历史教学活动中的史论合一，实现教育过程中德育教育与历史教育的完美统一。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德育水平，同时对发展学生智力，促进历史教学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历史教育素质教育的作用

（一）历史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历史教育在对学生进行人文素养培育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学科的独特性，使其在人文素养培育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哲学能提供价值理性的思维逻辑，文学能提供价值理性的情感体验，那么历史作为人类以往实践的集体记忆能更全面更综合地为人们提供价值理性累积经验，并从历史上因价值理性的缺失而导致社会发展失衡中为人们提供深刻的教训。历史教育是一种综合素质教育，通过历史教育，学生在学的过程中变得更明智。历史教育使学生进行价值选择时有一个很高的起点，也使学生了解到自己肩负的使命，使学生有勇气面对各种挑战。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民族意识。

任何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独特的思想意识和民族精神、文化及传统。通过历史教育，学生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强化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目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加强历史教育可振奋学生的民族精神，将自己的个人理想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机结合起来，自觉服务于我国现代化建设。除此之外，加强历史教育可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学生自觉维护民族利益，保障国家安全。

之后中国近现代史在我国历史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的之一就是唤起学生的民族精神，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历史教育，尤其是本国历史教育，乃国民意志的表现。借助历史教育可以形成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可以将民族理想转化成每一个民族独立个体的理想，通过全民族的共同努力，将这个理想转化为现实。

（三）加强历史教育可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历史教育的对象是人，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通过历史教育实现学生在思想及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全面发展和和谐发展。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全人格。人格（Personality）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具体的人具有的意识倾向性及经常出现的较为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通过历史教育，学生认识到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规律，鼓励学生用历史观点看待人的生存轨迹，以正确的态度面对人生道路上的挫折和成功。通过历史教育，学生对自己的全面发展提供借鉴意义，为学生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历史学习获得人生启迪与感悟。

三、结语

通过中外历史教育，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人生启迪和感悟，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教育过程中使学生明白个人目标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培养学生对国家、民族、个人命运的乐观积极态度。历史教育在素质教育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今后历史教育要摆脱应试教育束缚，探索历史教育新方法，充分发挥历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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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学的传播

中国医学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传统科学。2000年前所奠定的理论体系，至今还在医学的实践中发挥作用，历代医学尊为经典的《黄帝内经》，仍然是今天中医的必读教材。

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19世纪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古代科学领域中，虽然中国医学作为硕果仅存，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但当时“中医不科学”的贬辞也随处可闻，一些近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曾声言不信中医，或者不请中医看病。

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医学中，特别是在它的基础理论中，确有不科学或不够科学之处；另一方面，它又能在十分发达的今天，继续发挥很好的作用。能否从传播学的角度，对这种矛盾现象进行新的观察和思考呢？这里只能提纲挈领地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阴阳、五行——在实践中可视为一种传播符号

阴阳本是古人解释自然现象的一对概念，进入中医学以后的阴阳学说，成为用来解释人体腑脏生理以及诊断、治理和处方用药的一种说理工具。春秋时期的医和认为，人致病原因有“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他还说，“阴寒疾，阳热疾”。意思是阴气太盛使人患寒病，阳气太盛使人患热病。这种理论很难用今天的科学原理来说明它，但它本质上是唯物的“气”一元论，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阴阳是一组对立的属性，既是对立的，又是互相依托的，同时还是互相消长的，即所谓的“阴消阳长”、“阳极反阴”、“阴极反阳”，可见，阴阳学说反映了古人对事物矛盾的认识，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至于阴阳学说后来为儒、道家所利用，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和宗教迷信服务，则自当别论。

阴阳学说用到医学理论中，虽然也有一些牵强附会的地方，但它在描述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以及在诊断和用药归类上，起了至今仍然无法否定的作用。人体在生理活动过程中，物质与机能之间，必须经常保持着相对的动态平衡，如果阳气（如热能）与阴质（如体液）在消长过程中不能保持这种平衡，就会产生阴阳的偏盛偏衰，从心理状态向病理状态转化。所谓“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就是这个意思，[9]治疗时则“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寒热理论是阴阳学说具体运用到医疗实践中时用得最多的理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阴阳，还是寒热，其作用都突出地表现为对病理现象的分类，起到类似标记和符号的作用。虽然这种阴、阳、寒、热，很难用现代医学的语言来做细致的描述，更难以作量化分析，但它把具有某种相同特征的病理归为一类，如寒症或热症，然后对症治疗，就不能抹杀其科学性。与此相匹配的是，中药虽然多达数千种，但其性能也可以用阴阳加以概括。中医药性分为寒、热、温、凉四类，温热药属阳，寒凉药属阴。所以，虽然阴、阳二词有些玄，似乎不可捉摸；寒、热有时也难以区分，更难以定量，但它们作为一种符号，用以标识同一类病理，或同一类药物，这在医疗实践中是有意义、起作用的、这是2000多年的医学历史充分证明了的。

中国医学还把古人的五行学说搬到医学理论中，五行即古人所认为的人们生活离不开的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五行说搬到医学中来以后，金、木、水、火、土分别以肝、肺、肾、心、脾代表之。五行说在医学中的应用，不乏牵强附会和主观臆造的部分，并含有机械循环论的成分，但其积极意义是，它强调人的脏器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的关系，这对于医疗实践是有指导意义的。金、木、水、火、土套用到医学中，不过是社会意识形态渗透一切的证明，没有带来多少新的实质性内容。剥去其神秘主义的成分，五行之比五脏，只不过是一套新的术语、新的符号而已。甚至于中医学中的肝、肺、肾、心、脾，也分别是人的某些生理功能的符号，它们与现代解剖学中的肝、肺、肾、心、脾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后来的解剖学证明，某一功能并不是这一种脏器所发出的。因为这个符号标识的是某些生理功能，并不确指某具体的脏器。比如，中医学中的“心”有“主神明”的功能，故有所谓“心者，精神之所舍也”的说法。而解剖学证明，心脏根本无此功能。

（二）药物学的积累式传播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被奉为中药学经典。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

中国所使用的药物，绝大多数是植物，其中又以草本植物为多，故中国古代药物学著作，几乎都称“本草”。自汉至清，“本草”传之不绝。中国最早的药物学专书——《神农本草经》，出现于汉代。该书共载药物365种，是由若干医家陆续写成的。梁代陶弘景把新发现的药物又整理出365种加进去，编撰成《本草经集注》。唐、宋时期，朝廷曾组织专人整理修订中药学书籍。唐代苏敬等人编写的《新修本草》是我国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比西方著名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明代李时珍“穷搜博采，芟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著成《本草纲目》。该书52卷，共载药1892种，绘图1160幅，这一巨著对我国医药学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清代的赵学敏又在《本草纲目》的基础上，补充药物716种，编成《本草纲目拾遗》，共载药2608种。[10]以上情况说明，中国的药物学，是一代一代的后人不断丰富补充前人的著作的结果。它靠知识积累，滚雪球式地传播到今天，堪称源远流长。

（三）借注经立言，严重妨碍医学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也确立了它在中国医学中的经典地位。堪称经典的，还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等权威著作。历代著名医家，借经典立言，著书立说的比比皆是。这种注释经典的风气对医学界影响很大，以至于人们认为，不注经就不是名家。所以，中国医学虽然历史很长，学术争鸣空气却不浓，大多跟着经典走。医学史上的金元各家学术争鸣，对丰富和发展医疗方法颇有成就，但是这样的争鸣并不多见，特别是与经典著作争鸣更无勇气。明清时期，温病（属于急性外感热性病范畴）的研究比较热。一些医家，在总结既往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对温热病的发病原因和诊治等提出了新的见解，对后来研究记性热性病的治疗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不过有的温病学家，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他们没有勇气申明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已经突破前人的论述，反而强调他们的见解，都是符合‘经旨’时，因此在某些论点上，难免出现有自相矛盾的地方。”[11]每个医家著书立说，都唯恐别人指责没有经典上的根据，就使得中国医学只能套着前人的步子走。因此，中国医学起步早，发展慢，基本理论体系未有人突破。

本文以中国最古老、最有特色的几门科学天文学、数学、医学为例证，研究了中国古代科学传播的状况及特点、从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一个社会中，逆向传播难以存在，其科学就难以发展。

所谓逆向思维，就是传播跟当代社会的主流观点相左的看法与信息；对于科学的某一领域来说，就是传播与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或者权威性观点不同的意见与信息。

在古代的封建专制社会，没有思想自由可言。天人和一、阴阳五行这类官方意识形态，是不可以挑战的，学者总是试图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去印证它们。中国天文学尽管历史悠久，积累的观测资料举世罕见，但始终笼照在神秘主义气氛中，出于对天的敬畏，不能客观地解释天文现象，所以除了为制定历法服务以外，就是把观测到的天文现象作“预测”吉凶的根据，天文学差不多成了占星术的附庸，自然也就产生不出出色的天文理论。

即使在不涉及意识形态的学科，逆向传播也常常困难重重。某一权威著作被奉为经典以后（特别是在得到朝廷的赏识和肯定以后），与之向左的科学观点就很难露头。中国传统文化有的注经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学者不敢偏离主流，另辟新径的表现。当然注经也有其必要的、积极的一面。有的学者有了真知灼见，却因与传统观点不同，也以注经的形式，曲曲折折地表达出来，怕被指责为离经叛道。因为离经叛道者历来很难得到承认，还可能受到打击和迫害。

清朝有个医生王清任（1768～1831），深感了解脏腑情况对医生的重要。他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医林改错·脏腑记叙》）他对经典中有关生理和病理的论述大胆提出怀疑，为此曾亲至义家、刑场，观察尸体脏器，还与动物内脏比较，发现古书所绘脏腑图形与实际有不符，遂将42年的观察所得绘成《亲见改正脏腑图》，连同他的医学论述，一同收载于《医林改错》中。王清任在该书中明确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观点。但是他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却遭到冷嘲热讽，他被讥为在死尸堆里靠吃胔肉起家的，对他的《医林改错》很长时间不予承认，幸得当时的西学东渐之风，未闻王清任受到迫害。

图为王清任在观察人体脏腑

毫无疑问，当一个社会中，学者随时心怀被指责为“离经叛道”之忧，就很难有划时代的科学理论提出，更谈不上爆发科学革命。

长期的封建专制秩序何封建正统观点，养成知识分子的保守传统，不肯接受新事物，也增加了科学传播的困难。比如要学习西方数学，除了接受阿拉伯数字和其它一系列数学符号以外，书写形式上采取横写也是不可少的，这种书写方式在利玛窦来中国时已经带来，例如利玛窦、李之藻编撰的《同文算指》，就是用横写的汉文数字来介绍西方笔算的。但差不多半个世纪后，像梅文鼎这样优秀的天文学家、数学家，还坚持使用老符号，并且又改横写为竖写。[12]只是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被摧毁以后，中国才扫除了接受近代科学传播的障碍。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科学无、科学无国界等有利于科学传播的观点，逐渐深入人心。（连载完）

注释：

[1] 顾炎武《日知录》。

[2]《史记·历书》。

[3]《史记·历书》。

[4]《史记·历书》。

[5]《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38年。

[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

[7]《颜氏家训》。

[8]《古今数学思想》，第1册290页、301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

[9]《实用中医学》，第27-30页，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校编，1981年。

篇6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8-0089-05

在多年的环境史研究和教学实践中，无论是自己的思考，还是同学们的询问，都涉及环境史研究的意义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些心得体会，并通过多种方式，与学生们做过或深或浅的交流。这里，将近年来的一些想法以及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思考总结出来，以飨读者。

关于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当然可以从多种角度去思考和表述，对于不同的受众来说尤其应该如此。对于从事环境史学习和研究的历史学专业的同学来说，笔者重点强调的是，从推动历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具体而言，是从历史研究对象、历史认识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把握。

一

我们知道，史学界已有人认识到，环境史的一个突出的贡献，是使史学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时下关注的引起全球变化的环境问题上来，这些问题包括：全球变暖，气候类型的变动，大气污染及对臭氧层的破坏，森林与矿物燃料等自然资源的损耗，核辐射的危险，世界范围的森林滥伐，物种灭绝及其他的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外来物种向远离其起源地的生态系统的入侵，垃圾处理及其他城市环境问题，河流与海洋的污染，荒野的消失及宜人场所的丧失，武装冲突所造成的环境影响，等等。[1] （P2） 上述认识，显然是从历史研究对象的角度对环境史研究意义的一种阐发。简言之，环境史研究大大拓宽了史学的范围，其中一个方面，如上所示，即史学家已经将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环境问题或环境灾害纳入史学的范畴，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这也是对人类历史内容之认识的一个很有意义的突破。关于这个方面，笔者曾结合洛维特的《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中的一个观点，[2] 谈过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洛维特在书的“绪论”中说到：“无论是异教，还是基督教，都不相信那种现代幻想，即历史是一种不断进步的发展，这种发展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决恶和苦难的问题。”[2] （P7） 针对洛维特的这一说法，笔者不敢肯定异教或基督教是不是“都不相信那种现代幻想”，但笔者认同，世界历史进程的确催生了这样一种现代思维现象，即历史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其中一个衡量标尺，是“我们这一代”比上一代活得更好，而活得更好的体现，则可能是物质的占有量更多，精神的自由度更大。并且，如果将这种“历史不断进步的发展”认识，全然说成是一种“现代幻想”，肯定会惹来众多的非议，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无需用什么深奥的道理，只要列举凭经验就能感知并触摸的诸多事例，就可以指证洛维特的“现代幻想说”的虚妄。

然而，愚见以为，洛维特的上述说法是有着深刻的道理的，因为，时下的环境史研究几乎可以证明的，不是“现代幻想说”的虚妄，而是“那种现代幻想”的虚妄。换言之，环境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表明,“历史是一种不断进步的发展，这种发展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决恶和苦难的问题”确乎是一种现代幻想，因为它可以通过并已通过一个个实证研究，无情地向人们揭示，人类在维系自身存在的同时，很可能打破了神圣的自然秩序，或者说切断了伟大的“存在之链”（The Chain of Being）。这样，不管他如何抗争，到头来未必能逃脱“弑父娶母”的悲惨命运。所以，我们很不情愿地看到，在人类文明史，尤其是近代以来以“现代化”为发展方向的历史进程中，有多少生命、多少存在成为了现代化进程的祭品。可以说，人类在“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决恶和苦难的问题”的同时，也在“自毁长城”――制造了更多、更深的苦难与恶；其中最为深重的，可能莫过于人类自己制造的核弹有可能将人类文明及其赖以支撑的大地炸得粉碎。如今,“生存还是毁灭”，的确成了问题。并且，今天人类的生死之忧，并非只是像哈姆雷特那样对“人”的生生死死这一个体问题的忧虑，而是对生养人类的大地母亲及其养育的无数生命之存亡的整体问题的思索。因为，如果不讳疾忌医的话，我们就应该坦承，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实包含着重重悖论。在一定意义上，人类为生存所需，可能有意无意地破坏了“存在之链”。创造即毁灭。人类为改善衣食住行所创造的哪一项物质成就，不是以其他存在的被消耗或死亡为代价的？譬如水泥路面的建造。人们在发明坚固耐久的材料，用它来构筑平整光洁的路面时，也阻塞了地下水源的涵养，干涸了地上、地下生物的生命之泉；更何况，这样的材料可能还是以挖空、炸碎山体而取得的。

的确，环境史家所研究的各类环境问题，是一个事关包括人类自身的整个地球的“生死之忧”的大问题。由此，笔者认为，即使环境史研究停留在这一层面，也足以体现它存在的价值，因为它已惊醒一度沉睡在“发展”、“进步”之春秋大梦中的人类。在人们当下所制定的应对环境问题的各种措施中，不能说没有环境史学家所贡献的智慧。关于这一点，美国环境史学家沃斯特在《我们为什么需要环境史》一文中作了精辟入理的分析，[3] 其看法颇具代表性。

当然，环境史研究肯定不能也不应停留在为人类文明大唱挽歌的层面，毕竟，人类所拥有的理性“又是一个最坦诚的监督者，会对人类生存的偏颇行为发出调整的信号”。[4] （P431） 其实，理性在“对人类生存的偏颇行为发出调整的信号”时，也不能不受“自然感性”的感召，所以，我们断不能将它们两者割裂开来。实际上，人类也正是在其理性和自然感性的共同催促下，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要求人类自身调整的强烈信号的。梭罗、缪尔、利奥波德、卡逊……无数先贤往圣的言与行，正是他们在面对人类偏颇行为时所发出的这样的信号。我们既然有志于环境史研究，就不仅要学会倾听和接收这样的信号，而且还要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宣扬这类榜样的力量。

从这个方面来说，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一书中，[5] 已经为我们勾勒了如何把握这种“信号”的清晰线索。笔者近几年在这一领域也有所探寻，并拟定了系统研究的计划。目前，已从政府立法和民间环保两大层面着手，指导研究生共同研究。在政府立法方面，已指导同学研究过英国1876年的《河流防污法》和1906年针对空气污染的《碱业法》（制碱业在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被英国人视为污染空气的大户）。[6] 在民间环保方面，我们目前关注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相关内容。譬如：关于美国，有同学研究了以缪尔为首的自然保护主义者和以平肖为代表的资源保护主义者之间的交锋。[7] 关于英国，有同学研究了“国民托管组织”（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的环境保护行动，[8] 有同学梳理了“皇家鸟类保护协会”（The Royal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Birds）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并分析了其活动的意义和影响，[9] 还有同学正在研究和总结“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的历史和成就。关于日本，有一位同学从环境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日本新水俣病问题，探讨水俣病患者与同情他们的人士的维权行为。为此，他去日本留学一年，除了收集文字资料，还作了必要的调研工作，从而将一个普通的日本匠人――旗野秀人在35年里积极支持水俣病患者并倡导地域再生的言行呈现出来。他在毕业论文中，花了一节的篇幅记录了他对旗野秀人的采访。从中可以看出，在一些日本人眼中的这位“怪人”在帮助那些面对死亡和痛苦的患者时，以他自己的人性之美，呼唤着人们对人与自然之爱的追求。[10]

2006年，我们编写了《和平之景――人类社会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一书，[11] 该书分三大部分，主要梳理了20世纪人类社会存在的环境问题和环境灾害，人们面对环境问题所作的反思，以及各方面力量针对环境问题所采取的行动。这项工作的开展，从两个方面增进了我们的认识。一方面，我们从学科层面认识到了环境史可以拓展和深化的历史内容，以及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我们认为，环境史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譬如物质环境史的同时，还可以与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军事史等相结合，从而发展出环境政治史、环境社会史、环境思想史、军事环境史等众多的次分支领域。并且，我们已对其中某些领域及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12] 另一方面，我们在思想层面领悟到环境史研究可以揭示出人类所具有的深刻的悲剧精神。自近代以来这种悲剧精神的某种体现，在于哈姆雷特式的形而上沉思始终在与克劳狄斯式的冷静计算相较量。虽然后者可能一时占上风，甚至仍在变本加厉，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人类文明史中，对真实的、有机的“家园”之爱和冥想，一直不曾中断；对自然之内在价值的倡导似乎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的强音。①

以上是从历史研究对象的层面来谈环境史研究的意义的。对此，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就历史研究领域和主题的扩大，以及重新探讨与解释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而言，譬如，重新探讨19世纪英国的霍乱，[13] 重新解释近代欧洲国家的殖民活动[14] 等，环境史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

那么，从历史认识论层面，我们又如何把握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呢？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在《世界近现代史基本理论和专题》研究生课程教学中，讲过“环境史：作为一种反思的史学理论”这一专题。在此笔者想同大家一同思考这样的问题，当史学工作者受到当代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运动的影响，而着手研究环境史时，他们看待历史的视角有什么变化？他们对史学作出了什么样的新的思考？为此，笔者从认识对象、认识主体和认识中介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且突出强调，当我们说环境史学工作者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认识历史运动，意识到人与环境的关系自古以来在每一个时期都具有塑造历史的作用时，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并深入研究，环境史到底应如何认识人、认识自然、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关于环境史对人的存在的认识及其意义，笔者曾做过专门的分析。[15] 目前笔者正在思考和研究的是环境史对自然、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认识和书写问题。对前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高国荣先生在其博士论文《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中有一章专门谈及，而且谈得比较透彻。笔者认为，环境史研究者在思考这个问题时，除了要充分揭示各时期各文明（包括各学科）中的人们关于自然的“实然”认识外，还应该进一步挖掘他们针对人类自己、约束人类自己而赋予自然的“应然”蕴涵。在这方面，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无疑是我们从中汲取思想养分的宝库。其中，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大地伦理学、深生态学、自然价值论、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等学说或主张，对于我们如何认识和定位环境史的自然观，可能会很有启发。在笔者看来，生态价值或自然价值本身，不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而是一种信仰，既然是信仰，信以为真即可。谁都能感觉到，人类能存活到今天，全仰赖着大自然的恩泽；迄今，人类也只能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得滋养的乳汁，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饶有兴味的是，自然之先在的权利和价值作为不争的事实为何在今天非得经过论证还要大力倡导不可呢？这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而纳什在其著作中已为我们勾勒了这一研究的线索。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笔者在教学中从物质、能量和信息之交换的角度进行了论述，现在看来，我们的认识停留在这一步是很不够的。固然，环境史研究作为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必然要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数据资料，① 乃至范畴和思想，但是它肯定不应满足于对有关事实的陈述和对外在关系的认识。我们不要将环境史局限于专门之学，而要首先将其主张的人与自然互动的核心理念视为一种通识观念，以重新考察人类的历史运动，从而如上文所述，对许多历史现象作出新的解释。其次，还要将环境史的人与自然互动理念内化为一种情感。这样，在涉及人与自然之关系问题时，虽然我们已看到，古人早有“天人交相胜”的论述，其中既有交相利的一面，也有交相害的一面，但是我们仍然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内在的生命关联，人应该践行对自然的无条件之爱，而这种爱是不需要论证和计算的。为此，也需要我们通过研究将历史上本来存在的这类爱与美的言行揭示出来，使其中的思想智慧融入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三

还有，从历史方法论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认识和分析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对此，笔者从治史原则、叙述模式与具体方法等方面，谈过环境史应有的特色及其推动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譬如，关于环境史的治史原则，笔者的看法是“上下左右”，这是从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出发，并结合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的原则而生发出来的。具体而言,“上下左右”是对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史的形象概括。其中,“上下”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中的上层、下层，一是自然中的天上、地下；“左右”主要指人周围的动、植物和其他环境要素。而对上下左右的有机联系及其历史变迁的认识和研究，因将社会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勾连起来，从而与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相比，可能会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或揭示历史的存在。这样，环境史凸现的“上下左右”的原则，即是对传统史学的英雄史观和新史学的“自下而上”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在这里,“继承”可以从人及其社会的角度来认识,“发展”可以从自然的角度来理解。关于环境史的叙述模式，笔者的表述是“天地人生”，这是对环境史叙述的立体抽象。其含义是，环境史的叙述，包含了天、地、人、生物等各种要素，人们通过讲述这些要素之间因相互影响、分合交错而演绎的各种故事，构建了一种立体网络状的历史画面。② 至于环境史研究的具体方法，尤其是跨学科研究，已有不少学者作了论述，③ 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关于环境史研究的意义问题，我们可以从诸多方面加以把握。对于笔者个人来说，从事环境史研究也是自己摆脱环境无意识、增强环境意识的环境启蒙过程。这确实是实情，因为在这之前，笔者从没考虑过自然的意义这类带有哲思的问题，即使对自然有些认识，那也只是人人在与自然打交道时都必然会有的那种朴素的直观的想法。现在，笔者这方面的认识多少有些升华，对自然的爱、对弱者的关怀已内化为自己的心性气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较好地遵循深生态学的理念，俭朴、节制已成为一种自觉意识。这样，笔者从事环境史研究也就能做到更自觉、更积极；不盲从、不懈怠。

如果笔者不研究环境史，就产生不了上述各方面的认识；换个角度说，笔者以前所学习和研究的历史，并没有教给笔者上述那些可能更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史学智慧。此外，对于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功用或现实意义，笔者曾用三句话来概括，这就是：环境史研究是认识环境问题的一条路径，是解构有关环境问题之不当论调的一种方法，是增强环境意识的一个措施。而且，为了将这种认识运用到对现实环境问题的理解之中，笔者还于今年4月申报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百人工程”项目，倚重“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的两位朋友，计划对北京市危险生活垃圾的现状展开调查，并从废物流的角度加以分析。我们期望，通过关键问题和关键角度，从一个方面切实深入地把握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和处理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以便对危险生活垃圾的收集、处置和管理提出具体的建议，并为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特别是分类回收体系的建设提供决策依据。这一调查计划已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并已按计划进行。可以说，这项调查工作的开展，正是环境问题研究者和环境教育宣传者接触现实、了解现实问题的一种方式，也是环境史研究的现实意义的一种体现。

[参考文献]

[1]Hughes，J. Donald.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M]. Cambridge，UK: Polity Press，2006.

[2][德]卡尔・洛维特著，李秋玲、田薇译.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M]. 北京：三联书店，2002.

[3][美]唐纳德・沃斯特，侯深译. 我们为什么需要环境史[J]. 世界历史，2004，（3）.

[4]周春生. 悲剧精神与欧洲思想文化史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美]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著，杨通进译. 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M].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6]郭俊. 1876年英国《河流防污法》的特征与成因探究[A].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2004届硕士学位论文；张一帅. 科学知识的运用和利益博弈的结晶――1906年英国《碱业法》探究[A].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

[7]胡群英. 资源保护与自然保护的首度交锋――1901-1913年美国人关于修建赫奇赫奇大坝的争论[J]. 世界历史，2006，（3）.

[8]宋俊美. 为国民永久保护――论1895-1939年英国国民托管组织的环境保护行动[A].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2006届硕士学位论文.

[9]魏杰. 英国皇家爱鸟协会的兴起、发展及其意义[A].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2007届学士学位论文.

[10]陈祥. 从日本安田町反公害运动的新模式看地域再生的内涵与意义[A].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2006届硕士学位论文.

[11]梅雪芹主编. 和平之景――人类社会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12]贾B. 高技术条件下的人类、战争与环境[J]. 史学月刊，2006，（1）；刘向阳. 环境政治史理论初探[J]. 学术研究，2006，（9）；刘向阳. 从环境政治史的视野看20世纪中期英国的空气污染治理[A].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2007届硕士学位论文.

[13]毛利霞. 霍乱只是穷人的疾病吗？――在环境史视角下对19世纪英国霍乱的再探讨[A].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2006届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