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外贸论文模板(10篇)

时间:2023-03-29 09:28:04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外语外贸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外语外贸论文

篇1

随着我国对外经贸联系的日益频繁,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外贸英语函电是对外经贸活动中使用的专业英语。培养具有较强交际能力的人才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有着积极意义。外贸英语在培养国际商务人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成功运用商务知识、发挥才能、顺利开展经贸活动的钥匙。

一、何为对外经贸中的“交际能力”

“交际能力”最初由美国社会语言学家Hymes提出。他认为“交际能力”可理解为一个人对潜在语言知识和能力的运用,包括语法、心理、社会文化和概率等方面的判断能力。该理论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新一代的语言学家,扩展了语言研究视野,引发了一股强大的外语交际教学法趋势。交际能力的含义现在发展为:一个人运用语言手段和副语言手段来达到某种特定交际的能力,包括理解和表达。随着各国间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化,为满足特殊的交际需要,产生了ESP(EnglishforSpecificPurposes)课程。ESP课程有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交际需要。ESP课程的目标和内容是以特定的语言交际功能和学习者交际需要而确定的。它以学习者的目的来确定教学目标,安排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是一种实践性、应用性课程,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功用性,使学习者的专业或职业英语知识和技能专门化。外贸英语函电就是一门ESP课程,培养学习者交际能力是成功教学的核心。

二、外贸英语教学中交际能力的培养

1.交际能力的需求分析

Munby的外语教学的需求分析的观点,外贸英语课程学习者主要是高等院校商务英语或国际贸易专业的中、高年级学生,有一定的英语基础。教学中英语用于写作符合规范的外贸信件。使用环境涉及对外贸易的公司、企业或招商局。学习者要学会如何与买方、卖方或银行、保险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就贸易中具体环节进行咨询、协商或洽谈。外贸英语教学要求达到的程度,视各学校情况而定。外贸英语中展现外贸业务中各环节,涉及许多交际事件,如建立业务关系、询价、报盘、还盘、订货、付款、装船和索赔等。交际过程中要掌握清晰简洁、礼貌貌周到等原则和对方本位的立场。

2.培养兴趣

要让学生能全身心的投入的学习,教师应采取措施帮助学生了解和引导他们喜爱该课程。教师的人格魅力是培养学生兴趣的一个直接因素。热情、亲切、幽默、开明、宽容的教师往往容易获得学生的好感和喜欢。对老师的喜爱会逐渐转化为对教师所教学科的喜爱。课堂话题也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商贸领域生动鲜活的事例或其他领域的话题,只要有助于教学内容的理解和培养学生的兴趣,都可以选择来讨论。多媒体和网络资源也可以加以运用,以便丰富教学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不断让学生体验到自己的进步和学习的快乐,也是增强学生学习兴趣的一个途径。在课堂上给予学生展示学习成果和进步的机会,同时建立一个全面而理的评估机制,对学生进步予以及时的反馈,激励学生不断进步。

3.提供真实的语言素材

近年来外语交际教学法被广泛应用于外语教学,尤其是ESP教学。交际教学法认为教学材料是影响课堂交际和语言使用质量的重要因素,能促进交际性语言使用。常用教学材料有以篇章味基础的材料,以任务为基础的材料和以及实物教具。函电课程主要涉及的是前两种。课本提供了大量的经贸信函。教师还可以补充些其他的语言材料。如讲到装船一章时,可以上网搜索国内外海运公司网站,查阅真实素材。即使是中文材料也可以给予学生很强的感性认识,有助于推进学习者的认知过程。

4.开展丰富的语言交际活动

根据交际教学法,外语课堂应是一个充满“交流”的场所,“用语言去学”,交际能力的获得依赖具体的交际活动。教师在具体教学中可根据各单元的主题,精心设计相关的情景活动。任务活动的开展需要较多时间,因此在设计任务时,要抓重点。学生基本掌握该单元信函的特点后,单元中的其他信可由学生课后自习,可另外安排时间让学生上台展示学习成果。展示形式可采用演示文稿,分析各信函中的交际事件、交际手段、写作特色、语言重点;或发挥想象力,进行角色表演,生动展示交际事件。教师应有针对性的评点,并把学生的作品与课文中相关的范例进行比较。学生通过实践,认知到其中的差距和优势,能发现各自应获取的新知识。教师可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接受和领悟能力,进行适度的文化导入。讲解翻译练习时,通过对比突现英汉语言结构与文化间的异同,使学生获得跨文化交际的文化敏感性。还可通过学生喜爱的讨论方式进行文化导入。5.抓好校外实践工作,增强商务交际能力

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也是提高学生商务实践能力的平台。外语的学习毕竟是不同于母语的学习,它需要有一个从学习知识到运用知识的转变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实现就是在实训基地。学生在实训基地的锻炼,可以让语言学习和实践同步进行,学生直接服务于社会,简化了就业环节。许多院校在加大校企结合的力度。在面临很多困难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积极与地方企事业单位签订长期接纳实习、互利互惠的合同,逐步建立合作、协作伙伴关系,使其成为实训基地,让学生在走向工作岗位前打下扎实的语言功底,成为应用型人才。

6.加大师资培育力度

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着外贸英语教学的质量。外贸英语教学对教师提出了较高要求。教师需要主动钻研教学理论、学科知识,还应联系企业、海关等相关单位,做到多请教、多实践、多总结,借此提高教学水平。另外,开设商务英语专业的学校应该有计划地进行师资培训。

参考文献:

篇2

(二)对外贸易的概念。所谓对外贸易指的是将我国做为主体,和各个国家之间开展的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对外贸易从本质上来说也具有交易的本质特点,而商务英语的交易过程当中主要涉及到的商品的宣传、商品议价、相互信任的建立等等过程。对外贸易活动是不同国家和商人之间开展经济交流的活动,而在此活动当中最为重要的是交流过程当中所使用的语言,如果语言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就没有办法保证交易的正常进行,对外贸易也就没有办法持续进行下去。英语在大多数国家的对外贸易当中是使用最为广泛的,所以商务英语的重要性也就不容置疑了,商务英语以其职业化、专业化在对外贸易当中充当着基本的交流和媒介的关键作用。

二、商务英语的特点分析

(一)商务英语具有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特点,主要是因为其语法的形式、所具有的背景知识、商务词汇、商务内涵。

(二)在英语的应用当中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实用性的,主要体现在了用词的简洁、规范、容易理解上,在商务英语当中常用词是商务英语首先选择的内容,它是保证语言通用性实现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各个国家能够达成共识的关键工具。

(三)商务英语不管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文体上都是非常的复杂和规范的,这点在商务合同上体现的是最为明显的。

(四)商务英语是以陈述事物做为根本的,所以在表达上更加的倾斜于明确和具体的表达方式,词语和句子的使用上更为注重直接的表达,做到了尽量的规避含糊语句的出现。

三、对外贸易当中商务英语发挥的作用

(一)在对外贸易当中使用商务英语利于新技术成果的获取和交流。现在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知识引来时代的时期,那么知识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进行分析。假如在某一商品当中有着一定的科技精华及知识的凝聚,那么这些科技精华和知识凝聚在对外贸易的过程当中就会成为竞争的主要动力。在对外贸易的实施当中,贸易交流的双方一直在进行着信息、思想、语言的交流和传递,在这一过程当中就会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更新的技能。作为科技人员在对外贸易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自己所熟知的商务英语将我国的技术和科技精准的翻译给对方。同时产品在进行翻译之后,再经过不断的加工和完善之后,商务英语是能够及时的将完善后的信息进行表达的,这对于更好的了解市场上的同类产品的发展情况是非常有利的。这些对于各个国家之间进行信息和技术的交流和合作,通过互相对新技术的推广和学习,可以实现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借鉴,同时还能够在借鉴的基础上将本国的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最后创造出更高的利润。

(二)在对外交流当中,商务英语搭建起了各国之间交流的桥梁。英语作为全球性的通用语言,在各国的交流过程当中已经得到了很高程度的认可,并且其重要性已经被各国所认同。根据知名语言学家所进行的初略估计,在全球的范围内,除去以英语作为母语的国家之外,世界上还与超过十亿的人能够能熟练的进行英语的使用。再有,在各种商务活动当中、全球性的贸易活动当中有超过七成是利用英语来进行洽谈、沟通的。我们知道在我国加入WTO之后,经济一体化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同时我国的对外贸易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着,这就使得商务英语在对外贸易当中所具有的作用表现的更加明显,而普通英语因为其实用性不强的特点已经没有办法和现在多元化的经济社会相适应,这时候兼具了创新和实用的商务英语的重要性就更为凸显了。在以商务知识、商务背景作为基础的时候,当中的交际技能、文化背景、知识等方面,商务英语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的,所以商务英语在对外贸易当中既充当着交流和沟通的工具,还充当着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其正确的使用可以有效的规避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误解,能够有效的维系贸易双方的关系。

(三)使用商务英语可以有效的减少在对外贸易当中出现的摩擦,保证经济更好、更稳定的发展。企业对国家市场的了解及对商品的了解都是商务英语的一个重要功能,同时商务英语也在对外营销当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世界市场上,基本上多数的商务活动和外贸洽谈所使用的语言都是英语,同时英语也在电传、信件当中是主要的语言方式。在对外贸易的电传当中商务英语的正确使用要做到在所有的环节上用词的精确、要保证语句的严谨,商务英语的使用当中要尽量的保证术语的专业性和行话的专业性,要避免因为用语问题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所以说正确的使用商务英语是能够有效的减少对外贸易双方之间的摩擦的,同时还能够对合作中的问题做到有效的处理,促进合作关系的达成。再有当在对外贸易的过程当中,双方出现摩擦的时候,处理问题的律师就需要使用商务英语来解决问题,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律师为了对双方国家的法律用词格式及习惯做到了解,是需要对各个国家的有关法律文件进行查阅的,只有做到这点才能够让本国在对外贸易当中的利益做到很好的保护,最后一点,商务英语还能够在国家谈判当中、合同签订的过程当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商务英语是能够促进对外贸易的发生的,那么也就是说其是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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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遭遇贸易壁垒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极大促进了商品、资本、技术等的跨国流动,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带来了新的活力,但同时也加剧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尤其是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遭受了国外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当前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贸易摩擦数量增长快论文

以反倾销和反补贴为例,根据WTO的统计数据,我国上世纪70年代遭遇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只有几起,但到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中国就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

(二)贸易摩擦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

在遭受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同时,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对我国出口产品采取诸多限制措施,例如2009年,印度对原产于中国、越南和斯里兰卡三国的紧凑型荧光灯征收反倾销税;对原产于中国和墨西哥的青霉素工业盐以及原产于中国的6-APA发起反倾销调查:对原产于中国的碳酸钡展开反倾销调查等。

(三)贸易摩擦的涉案产品范围不断扩大

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发生的贸易摩擦涉及4000多种产品,涉案产品的范围相当广泛,已由最初的农产品:鞋类、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向钢铁、彩电、电信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转移。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必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贸易摩擦使得我国出口企业的成本增加、企业开拓市场的难度增加,企业利润受损,削弱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有深刻地了解我国频遭贸易摩擦的原因,才能制定有利的政策去应对。

二、我国遭遇贸易壁垒的理论分析

学者们从WTO的政策制定、政治因素、商品结构因素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例如,吴东云(2007)通过分析中外钢铁贸易摩擦,认为政治因素的介入是使得摩擦高发的原因之一;而李东荣(2007)认为,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才是产生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张正萍、李多全(2007)认为,中美之间贸易依存度的不对称,使美国频繁地挑起贸易摩擦;陶金国(2006)认为,我国遭遇反倾销的实质性原因是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及由此引致的出口秩序混乱。本文试图借用综合比较优势理论,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并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我国频遭贸易摩擦的原因。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经济体的综合比较优势是外生比较优势和内生比较优势的聚合,在分析比较优势时,不仅分析外生比较优势和内生比较优势,而且要分析两者有机结合所构成的综合比较优势。综合比较优势分布在生产、交易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其将生产、交易和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优势,分别称为生产优势、交易优势和需求优势。生产优势是综合比较优势在生产过程中的表现,具体表现为“低生产成本”。我国有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工资较低。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我国在2007年的小时工资为1.7美元,这个数据远远低于2007年美国的小时工资17.43美元。正因为中国具有低生产成本,也就是生产优势,使得我国出口的产品价格较低。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的某些产业,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限制较多,例如,蓝色贸易壁垒的出现提高了发达国家市场准入标准,削弱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

需求优势是综合比较优势在消费过程中的表现’这里所说的需求优势可以表现为别国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根据美国贸易委员会数据库可知,199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种类为7575,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种类为4424,而这一优势在2007年更是扩大到6067,说明我国的需求优势与美国相比在逐渐增强。在既定的市场规模下,我国较强的需求优势挤压了国外市场,使得外国产品的市场份额受到威胁,采取限制措施降低我国的市场份额。

交易优势是综合比较优势在交易过程中的表现,具体表现为“交易费用低”。基础设施、政府治理和教育水平都是一国交易优势的体现。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还没有发达国家完善,但建设速度很快。例如,我国每百人中拥有的电话数量从1995年的3.7部增加到2007年的73部,增长了20多倍。提高了我国的交易优势水平。交易优势的增强使得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但这势必会引起外国对中国产品的种种限制,削弱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

由以上理论分析可知,随着生产优势、需求优势和交易优势的逐渐增强,我国的综合比较优势也在增强,同时,遭遇的贸易壁垒也在逐渐增多。那两者在实证检验方面是否也存在关联?本文通过以下实证分析来证实。

三、实证检验

(一)变量的选取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借助于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把生产优势、需求优势和交易优势测算出来,最后计算出我国相对于美国的国家优势指数。以下通过计量经济分析来检验我国频遭贸易摩擦是否是我国优势增强所引起的。

根据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测算出我国相对于美国的国家优势指数,由于数据查找的限制,本文采用1995—2007年我国遭遇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数总和表示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

(二)Granger因果检验

经济时间序列常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即经济意义表明几乎没有联系的序列却可能计算出较大的相关系数,所以,本文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来排除国家优势指数与遭遇贸易摩擦增长之间的不相关关系。通过Eviews5.0软件直接得到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Granger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8511,表明在10%的置信水平、滞后2期的条件下,拒绝原假设即国家优势指数是导致我国遭遇贸易摩擦调查数量的原因。这与本文在理论分析中所述正好吻合。

(三)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由于国家优势指数是影响我国遭遇贸易磨擦的原因,所以就排除了存在伪回归的可能。因此,为进一步研究国家优势对我国频遭贸易摩擦调查影响的强度,本文利用E-views5.0软件,通过最小二乘法得到方程(1)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

贸易摩擦调查数量=92.33252*国家优势指数(1)

t=23.48683

(00000)

R2=0.7202R-2=0.7202D.W=2.086136

从方程(1)可知,国家优势指数的系数显著,且通过5%的置信水平。其中,R2=0.7202,R-2=0.7202,都较接近于1,说明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D.W=2.086136,接近2。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性。说明方程f1)通过了各种检验。模型的建立是比较合理的。

篇4

我国自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贸易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较突出,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超过2.1万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与此同时,我国连续12年成为全球涉及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改变。

一、我国面临的新一轮贸易保护现状及遇到的问题

在世界贸易组织强调推行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不断调整政府干预对外贸易措施的形式,其中,非关税壁垒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主要方式。这主要包括:

(一)反倾销。在各类贸易壁垒中,反倾销是我国遭遇最早、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措施。根据世贸组织即WTO统计,自1995年以来,共有40多个VeTO成员国对我国出口商品发起过反倾销调查,立案总数超过3000件,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超过2000件。当前,国际反倾销案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反倾销案件数量近年有所下降。第二,发展中国家发起反倾销案件数量增长迅速。在WTO成立前,反倾销案件的绝大部分均由发达国家发起,WTO成立后,发展中国家成员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迅速增加,目前在全球案件年度数中所占比例已超过发达成员国,在2005年超过70%。第三,反倾销调查针对的目标仍集中在少数国家。据统计,全球反倾销调查针对的前8位分别为:中国、韩国、美国、中国台北、日本、印尼、印度、泰国。中国仍是国际反倾销措施针对的主要目标。

(二)反补贴。美国和加拿大是利用反补贴措施最多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对我国进行反补贴调查已成为当前贸易保护的新热点。我国遭遇反补贴调查的突出特点是:第一,来势猛。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遭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10起,反倾销反补贴再调查4起,另有2起正在立案前磋商中。第二,影响大。反补贴调查不仅直接影响我国涉案企业出口,而且也是对我国宏观经济制度的挑战。如果这些指控被认定为补贴,不仅会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损害我国国际形象,还会影响双边经贸关系,使我国面临的国际经贸环境更复杂。此外,波及效应强。一方面,一个反补贴裁定中的补贴项目往往成为后续对我国反补贴的证据,从而引发更多新的反补贴调查。另一方面,美、加对我国进行反补贴调查的做法,容易引起他国跟进。据WTO统计,最近几年全球反补贴案件数量呈波动性减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WTO成员对其他国家政府进行调查通常持审慎态度。但对中国而言,这种趋势恰恰相反,近年来,我国是全球遭受反补贴最多的国家。第三,不公平。美国在对华反补贴调查中存在许多违反WTO规则之处,使中国企业遭受极不公平的待遇。如,在铜版纸初裁中,美方在已考虑补贴因素对国内产品正常价值影响情况下,又计算一个反倾销税,给中国企业带来双重负担。

(三)美国337调查。美国337调查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简称ITC)针对不公平的进口行为,主要是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制裁措施的做法。337调查逐渐成为美国遏制我国具有一定出口潜力,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对美出口的重要手段。美国对华337调查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调查案件数量迅速增长。从1975年美发起第一起337调查至2007年10月,美国共对我国发起75起337调查,其中,60起案件是2002年以后发起的,占全部对华案件总数的80%。2007年1月至10月,这一发展态势更为明显,美总计对我国发起14起337调查,占美同期立案总数的50%以上。第二,我国成为首要被调查国。上世纪,我国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一直排在被调查国家或地区的前三位。自2002年以来,我国已连续5年成为遭受337调查最多的国家(地区)。第三,受影响的行业和产品集中。在美国对我国发起的337调查中,88%以上的案件涉及专利,仅有小部分涉及商标和外观设计。其中,机电产品成为重灾区,60%以上的案件针对机电类产品。第四,申请门槛低但制裁措施严厉。337调查中,原告无需证明侵权产品对其造成损害即可申请337调查,极大减少了原告的举证责任。此外,原告可不仅针对列名被告,而且可针对所有相关进口产品向美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普遍排除令的请求。在美对华发起的337调查案件中,47%的案件原告都申请了普遍排除令,企图将中国产品全面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据WTO统计,从1995年至2007年5月31日,各成员国通报影响贸易的新规则总计23897件,其中技术性贸易措施16974件,占总量的71%。由于这些技术性贸易措施有涉及面广、隐蔽性强、技术性高等特点,会对全球贸易产生长期的影响,特别是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带来不利影响。2005年我国出口企业遭遇技术壁垒的比例达到15.1%,22大类出口产品中有18类遭受直接损失,金额达691亿美元,占全年出口额的9.1%;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给我国企业造成的出口贸易机会损失高达1470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出口额的19.3%。技术壁垒对我国影响的特点如下:第一,从趋势上看,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已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延伸。机电类产品受发达国家在安全性、噪声、电磁污染、节能性、兼容性等方面的影响已开始显现。第二,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纺织、服装、轻工等传统出口商品,继配额、许可证、原产地限制之后,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技术法规、环保法规等影响加大。第三,食品、土畜产品受到的影响面最宽。我国农产品因为受到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检验检疫程序、生态法规和国际公约,以及最近各国要求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等多方面的限制,出口贸易阻力很大。据日本厚生省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2006年日本厚生省查出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并最终采取了废弃或退货处理的进口产品共1440批次,同比增加了82%。其中批次最多的是中国,共476批次。这对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大削弱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第四,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是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从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看,主要有:一是我国综合贸易影响率接近贸易摩擦警戒线。对外贸易规模突破万亿美元,标志着我国外贸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然而,我国出口贸易规模大、增长迅猛,已接近贸易摩擦警戒区。目前,世界各国贸易综合影响率达25%以上的国家只有美国、德国和中国。按国际经验判断,国家贸易综合影响率在25%~30%之间还可以忍受,在30%~35%之间为警戒区,超过35%则难以忍受,可能引发全局性贸易摩擦。2003年我国出口对世界贸易的综合影响率为27.6%,2004年为26.9%,2005年至2007年保持上升态势。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尤其是出口的快速增长,今后一两年达到甚至突破警戒区的可能性较大。所以,我国对外贸易的适度发展问题很值得重视。二是我国出口企业的管理和行业标准化体系的建立还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一些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高,出口商品在安全和质量等方面与国际标准和法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目前的技术标准状况不佳是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如,在国际标准的采用方面,20世纪末,美、英、法、德等国家的国际采标率(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就已达80%,日本新制定的国家标准有90%以上是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组织的标准,而我国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技术标准的仅占43.5%。三是出口的无序竞争仍很严重。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竞争手段单一,主要实行薄利多销的营销战略,同行竞相压价,以低价求胜。这种策略必将受到国外的反倾销限制,也扰乱了出口市场。另外,我国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导致低价格,往往使我国产业成为国外贸易救济措施的受害者。四是执行WTO规定的补贴政策还不到位。加入WTO后,我国在补贴方面需要遵守《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多边贸易体制下有关补贴的各项法律规定,并承担我国人世议定书承诺的有关义务。我国目前已在中央政府一级逐步取消过去的各种补贴,但个别地方政府考虑经济效益、就业等因素,还存在清理不到位的情况,这些补贴政策很可能招致反补贴调查。二、应对新一轮贸易保护方式的对策

随着我国进入人世“后过渡期”,许多领域已按承诺对外开放,我国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大,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面临新的复杂局面,这就要求我们要适时调整外贸发展战略,妥善应对贸易争端,创造和谐的国际贸易环境。

(一)适当调整我国外贸发展战略

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外贸事业取得巨大成绩。1978年,我国外贸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外汇储备仅为1.67亿美元;2006年,外贸总额达17607亿美元,增加近80倍,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外汇储备达到上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现有外汇储备已充足且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下,必须清醒地看待形势,警惕并努力避免外贸依存度过高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稳定。

1、保持对外贸易的适度发展。对外贸易适度发展的内涵包括适度规模和适度增长两方面。一定的贸易规模是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的基础,贸易规模越大,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越大,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就越突出,资源配置大量投向外贸,尤其是投向加工贸易,然后大量出口。这种资源配置倾向导致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贸易通道和交易平台。贸易增长要保持合理的水平,不能使综合贸易影响率超过贸易摩擦警戒线。对外贸易保持适度增长,不仅需要从整体规模把握,还要细化到具体的商品和市场。涉及贸易摩擦最多的商品一定是已超过警戒区的商品,而发生贸易摩擦最多的地区,一定是有某类商品在该区域市场占有率增长过快。

2、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从长远战略出发调控出口和进口,通过增收关税以及产业政策调整,对出口综合影响率指标超高的纺织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采取有所抑制的政策。调控进口增长速度主要通过调控国内经济、产业增长水平来实现。在继续适度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主动发展国内大市场,发展内需型经济,进口资源型及高科技型产品,尤其是关键技术设备产品,这不仅是平衡贸易、应对贸易摩擦的需要,也是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和推进新兴工业化进程的需要,是使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经阶段。

(二)实施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

1、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据调查,我国每100万人占有的发明专利只有1项,而日本达900多项,韩国达700多项。我国电子类100强企业2004年投入研发的资金总额还不如IBM公司一家企业的投入。目前,企业最迫切的就是要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这需要依靠政府和企业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下功夫。政府要综合运用技改贴息、研发扶持、标准认证等手段加大对企业研发,特别是出口产品企业自主研发的支持力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一方面,企业要培育自有技术、创立自有品牌、提高研发能力和商品档次,强化对产、供、销的管理,以对自己内部的资源进行整合。另一方面,要通过分拆、兼并、收购等行为,对外部资源进行整合,以达到优势互补、增强核心竞争力的目的。

2、努力建立企业知识产权体系。企业要想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有利地位,从根本上防范知识产权纠纷,必须从源头抓起,重视创新,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努力构建自身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将知识产权工作纳入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中来。企业要从产品研发、专利申请、专利管理、专利使用、市场开拓等各环节出发,跟踪了解竞争对手的专利情况。要重视专利检索,及时在主要出口市场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依法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全面提高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

(三)实施“以防为主,积极应对”战略

1、建立预警机制。我国应紧密跟踪重点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情况,保持信息的高度敏感,以便及时了解国外某些贸易壁垒的动向,定期或不定期预警信息,建立一套有效的预警机制。有效的预警机制可帮助我国对国外可能实施反倾销调查、反补贴调查和新的技术法规时有所估计和预测,提醒企业及时进行价格自律,实现对外贸易保护前置化。

2、建立健全应对机制。国家商务部在总结多年指导应诉经验并在充分借鉴WTO成员应诉工作的成熟做法的基础上,本着“信息共享、协调沟通、形成合力、快速应对”的原则,鼓励形成商务部、地方各级外经贸主管部门、进出口商会和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以及相关企业的“四位一体”的出口反倾销和保障应诉工作机制以及“两横一纵”的反补贴应对机制,各方面都应积极参与,使之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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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企业教学模式在外贸英语函电课程中的设计及实施

(一)设计思路如下图所示,虚拟企业教学模式是根据外贸工作岗位,设置目标岗位的关联部门,如进口公司、出口公司、银行、货代、政府机构等,每3-4个学生组成一个小组,其中4组分别担任外贸相关部门:银行方、货运公司、政府部门(如海关、商检)、其他相关公司(如保险公司)外,其他各组分别成立进出口贸易公司,借助网络资源,设置企业背景和产品资料,教师搭建交易平台,各企业借助平台选定其他组企业开展业务。在模拟仿真的环境中,以项目引导,任务驱动的方式,按照目标岗位工作流程(公司筹建、业务磋商、合约订立和合约履行),体验和模拟进出易中各种环节和实际业务的操作。在开展具体业务时,由各组长负责项目的计划和实施,并做好任务的分配和监控,并要求创建企业邮箱进行往来信函和文件的处理,整个交易的过程可以互相设置商业难题、突发事件,从而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判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等。在每次完成任务后,应拟写日志,记录业务进展及心得,并对往来信件和文件进行归类整理,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交易完成后由优秀学生做成果汇报和教师点评。(二)实施过程1.公司筹建阶段在完成角色定位后,每个小组应挂靠实体企业网站,参考设置完整的商业背景,如仿真公司名称、联系方式、经营范围、业务规模、公司所在国家,制定仿真案例选用的产品、规格、单价、技术标准,常用贸易方式和支付方式、币种,生产周期、运输周期等资料,并按照确定好的信息制定出相应的企业便笺,这是仿真度高低的关键。接着由各组合作,自主探索,学习制作公司简介、产品目录及价格清单等。鼓励学生利用网络查阅并分析市场信息及本公司经营商品的相关资料,并撰写市场调研分析;教师启发引导学生进行市场开拓和客户开发,可由教师搭建交易平台(如举行教室展销会,建立商业平台,或开通公共邮箱),各公司可展示产品,互相参观和交流,也可以借助网络平台,产品信息,或采购信息等,让学生学会宣传产品,发掘更多的潜在客户。2.业务磋商阶段各组公司取得潜在客户的资料后,自主选择交易对象开展外贸交易的磋商(询盘—报盘—还盘—接受),利用网络平台,通过E-mail运用学过的词语、句型等表达方式撰写往来函电。该阶段的关键点之一是报盘,各组收集相关资料,根据本公司经营的产品和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贸易术语,根据报价条件核算国内费用、购货成本和出口退税,并分别向银行、保险和货运等公司咨询和协商具体工作事项,核实银行费用、运输和保险费用,确定外销商品的最终成本、费用和利润,填制“商品报价预算表”。关键点之二是还盘,可以鼓励各组公司互设商业难题或突发事件,以全面培养学生判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职业素质、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等。3.合约订立阶段各组公司总结前期磋商结果,根据往来函电谈定的条款和条件起草合同。各组可举行室内模拟合同谈判,买卖双方就相关条款进行面对面的商洽和修订,并最终达成协议,最后举行签约仪式,双方代表签字并互换合同。另外,各组可结合实物投影仪、多媒体工具在完成业务的基础上进行各环节的现场展示,由交易双方代表分别展示完整业务流程的往来函电和合同文本供各组评点。4.合约履行阶段根据外贸流程,各组公司以签订的合同为基础,按外贸作业流程(信用证的催审改、订舱、投保、报检报关、收汇核销等)执行合同。在该阶段,银行、商检、海关、货代、保险等公司可在教室现场模拟业务办理,各出口公司到相关部门办理业务,并根据信用证和合同的要求,完成各项工作后,填制发票、装箱单、提单、装船通知书、保单、报检单、报关单和汇票等相关单证。在外贸业务流程模拟过程中,学生能身临其境体验具体工作的操作,有效地提高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三)评价体系进程性评价:虚拟企业教学模式是根据工作进程设计,并以任务驱动的,因此评价体系也应体现进程性,必须对教学项目进行分解,以任务完成的进度和质量作为评价的基本指标,学生只能在完成上个交易任务后才能进入下个任务,从而使每项任务都能对学生产生激励作用。多层面评价:在每个交易任务完成后,可以采用小组成果展示、小组交叉评估、教师点评、专家点评等多种方式对学习成果进行评估。还可由教师、外贸专家以及学生代表组成评议组,对各组公司PPT汇报作现场评议。多角度评价:坚持进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综合考察学生在各个岗位训练模块中体现的各种职业能力(计划能力,执行能力,分析能力,业务熟练度、工作独立性和工作态度等方面),并以此评定学习效果。总体评价由平时考核、个人作业和小组任务几部分组成,其中小组成绩对各个学习阶段的总结和反馈。(四)实施效果虚拟企业的教学模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兴趣和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学生主动参与信息的搜索和业务的操作,不再感到枯燥无味。这种以用促学,在做中学的方式,真正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氛围。在虚拟企业的交易中,随着任务的持续推进,迫使学生必须紧随工作进度保持高度认真的学习状态,这样能有效避免学生平时不用功,临阵抱佛脚的现象,同时可以及时运用强化专业知识和技能,取得更好、更持续的学习效果。在模拟训练过程中,仿真实践使学生对整个外贸流程有更全面、更完整的认识,使他们更了解进出口贸易的业务操作和洽谈技巧,懂得妥善处理外贸业务的各种情况。同时,在多次的往来函电中,学生不仅能很好地阅读理解信件,还牢固掌握了各环节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和术语,实现语言、商务知识和实践的良好结合。在模拟实践的过程中,通过任务的讨论和分析,更能活跃学生的思维、激发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应变能力,与同事的沟通合作能力,执行任务的动手能力,全方位培养综合职业素质。

虚拟企业教学模式应用中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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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我们曾提到,商务英语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由于其涵盖到有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营销、国际贸易以及各种国际法律和当地法律等方面,由此,商务英语在使用时必须注意到这些领域的专业性,通过运用该领域的专业词汇和专业术语来表现。如“CIF”一词于我们大多数人是陌生的,但在商业领域却是十分常见的,它是“Cost,InsuranceandFreight”的缩写,作为一个价格术语,不仅有“成本、保险费加运费”的意思,据《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它还有其他特定的含义与规定“,CIF”对对外贸易中交易双方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有一个规定,包括交货地点、运输和保险及其相应费用、进出口许可证申领和进出口关税的缴等方面。由此我们知道,商业英语不能只做简单的字面翻译,还要考虑到其代表的专业领域的含义。为了保证商务英语在应用时体现出专业性,我们需要对商务基础知识、商务英语涉及的领域做出相应了解,才能在国际商务中实现有效交流的基础上避免自身利益被损害,进而促进交易的达成。商务英语最大的特点体现在它的实用性上,商务英语是一种职业英语,它必须在英语的基础上再突出商务的特性,在应用于洽谈、签约和信函等商务活动时必须注意对英语沟通技巧的发挥,这使得商务英语将英语与商务密切联系,从而展现出实用性的特点。

    1.2文化差异显着

    商务英语的本质仍是英语,其出生成长时被滋养与熏染的文化与我国并不相同,区别于根植我国文化土壤的汉语,因此,文化差异也会在其语言的使用中体现出来。中华民族自古崇尚“龙”,并以之为民族图腾,象征着民族的优秀精神,将自己称之为龙的传人。西方文化却认为龙(dragon)是贬义的恶魔、邪恶的象征,在两种文化中不同的意义也表现于汉语和英语之中。如中国人以“亚洲四小龙”来称呼时,英语的表达并非“thefourAsiandragons”,而是“thefourAsiantigers”。因此,在商务活动中,业务人员需要了解到语言的交流亦是文化的交流,各国文化差异需要被尊重亦需要被重视,避免由于文化差异而出现的交流误会。

    1.3语言简洁且规范

    商务英语惯用简洁的表达,较多使用缩略语。这一点符合发过言语学家A.Martinet的言语经济原则:人的惰性使人们在言语活动中尽量减少力量的损耗,采用熟悉的、省力的、多功能的表达形式。这一理论又符合当今商业领域的高效工作理念。由此,我们常能看到类似于“B/L”表示“海运提单”“、forex”表示“外汇”的现象,这种缩略短语的使用可以提高日常生活的效率,减少投放于沟通方面的而精力。规范且正式的语言要求在商务英语的书面用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商务英语专业性强,涉及到的领域往往又牵连到法律问题,所以,商务英语的使用又必须添加规范正式的特点,以防止误解或歧义的产生。如商务英语在表述购买的意思时通常选用“purchase”而非“buy”的原因便在于为了满足这一特点,商务英语多选用正式用语而非口语。在书写文件时,为了使其看上去更加庄重,撰写人也往往使用古词汇或拉丁语。

    1.4固定句型与套语使用

    商务英语正式、专业,在撰写文件时会有一些特定表述,这是在长期的外贸业务交流中逐渐形成的固定的句式和套语。例如,如果我们用“sir”作为外贸函电的称呼语,那么“Yoursfully”或“Respectfullyyours”则被作为结束语使用。当然,套语的使用并不局限于此,也有一些成文的套语和句式被使用在合同和外贸英语函电之中。

    2、商务英语在对外贸易中的应用

    商务英语作为对外贸易活动的基本交流工具,在多个方面都有运用,在此,我们针对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叙述。

    2.1在国际谈判中的应用

    在实现对外贸易合作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双方会面,就一些事务进行磋商与交流,达成共识或签订合同。在谈判时,双方进行交流的语言是商务英语,签订合同等书面文件时依旧采用的是商务英语,由此可见商务英语在对外贸易合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在使用商务英语时必须达到准确标准的词汇运用,以促进合作双方谈判目的的达成。

    2.2在商务贸易广告中的应用

    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广告的运用。在对外贸易广告中的商务英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分别是通过广告宣传向外界更好的展示自身和推介自身产品,并在这两个过程中注重对商务英语的策划。在产品广告中使用的是一种应用语言,文案人员要使用优美、标准、能够准确的表达自身的风格特征的语言以激发目标受众对产品的购买欲望,这与普通语言风格并不相同。为了将商务英语的知识、欣赏和商业价值充分展现出来,我们要勇于打破传统思维方式,注重推陈出新,以表达出广告的深层次含义。

    2.3在商务函电中的应用

    全球一体化的步伐在不断推进,由此我们可以做出未来国际间越来越频繁的商务合作的推测,在这一演进中,商务函电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商务英语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也愈加明显。商务函电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双方进行有效交流,进而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它包括纸质函电、电子函件和商务电话三大类。通过使用商务英语,在函电中交换双方意见,表达己方合作意愿与自身特点,促进双方的互相了解,最终达成双方意见,实现双赢。

    2.4在对外贸易翻译中的应用

    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商务英语已经成为这一商务活动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由于其在翻译环节(包括书面翻译和口语翻译)的高要求,使得商务人员正不断加强这一方面的学习,通过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商务英语水平来完成对外贸易翻译。书面翻译要求达到标准化、用词准确、清晰,使函件中的信息能够被正确,完整的表达。口语翻译,一般说来,难度要大于书面翻译,因其是实时翻译,需要在考虑到交流双方当时的语境、了解对方用语风格与当地风俗习惯之后进行准确、及时的翻译。我们相信,在企业不断重视员工商业英语专业化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对外贸易的一系列活动一定可以发展的更加完善,企业在对外发展中会更加顺利。

    3、影响商务英语应用于对外贸易的因素

    3.1商务英语的背景知识

    商务英语的背景知识对商务英语在对外贸易中的应用占据一定影响,贸易背景的了解是使用商务英语的前提。在开展国际商务活动的过程中,从业人员如果对关系到贸易交流的相连环境知识(包括是时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报以业务发展历程和未来贸易发展趋势等)有了一定的掌握,则在对外贸易活动中能够对商务英语的使用做到更好的运用。在针对不同文化、地理背景的人们交流时做到有的放矢,尤其注意不要触碰放低敏感话题。

    3.2商务英语的语言决策和交际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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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务业的跨国转移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服务业跨国转移是当前经济全球化新的显著特征。促进服务业跨国转移的动因主要有:一是生产的国际化带动了服务的国际化。二是以IT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在世界服务业中的应用,取得重大突破,从而为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全面深化打下基础。三是WTO将服务贸易纳入了全球贸易自由化体系之内,全球服务市场自由化不断加深为服务业转移提供了前提条件。服务业跨国转移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2、世界服务贸易结构调整加快,新兴服务贸易快速增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服务贸易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贸易结构日益向知识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和以高科技为先导的一系列新兴服务,将成为未来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和强大动力。

3、服务外包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外包国际化(又叫离岸服务外包或海外服务外包)得到快速发展,服务发包市场仍是传统的美国、欧洲和日本,但接包市场除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印度等被视为发展最为成熟的离岸ITO与BPO接包市场之外,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以及中东欧地区逐渐参与进来,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服务外包的国际化(或离岸外移)及与其相伴的服务贸易全球化,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并将对全球经济版图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1.服务贸易总量增长迅速

在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从规模来看,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从1982年的44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1917亿美元,24年间增幅超过43倍,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从0.6%增长到3.6%。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6的第8位,进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6位。从服务贸易增长率看,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增长率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增长趋势,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06年中国服务出口年增长率达24%,远高于美国的10%,英国的11%,服务进口增长率为31%,也高于英国和美国的14%。

2.服务贸易仍集中于传统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无论出口还是进口,中国服务贸易都以传统的旅游、运输等行业作为支撑,其主要属于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在服务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资本密集型服务如航空、通讯、建筑以及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如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部门对中国服务贸易的贡献微弱,中国的服务贸易仍以传统的落后方式增长,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严重制约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代服务产品的需求迅速扩大,而中国在这些行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需求,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不仅是应对国际服务业对中国服务业冲击的需要,也是满足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需要。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对策

1.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努力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服务贸易总体水平落后,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中国第三产业规模和比重较小,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服务部门、种类和设施尚不健全。为此,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稳步推进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提高服务消费比重。培育生产者服务市场,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加强产业链的连锁作用,加大相关产业的协调与支持力度,完善交通、文教、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特别是加强新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技术和服务创新,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努力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2.推进新兴服务贸易出口,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按照积极推进新兴服务贸易出口与扩大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相结合的原则,重点扩大工程承包、设计咨询、技术转让、金融保险、国际运输、教育培训、信息技术、民族文化等服务贸易出口;充分利用外资,利用外资企业在新型服务贸易部门的示范、人员培训和产业前后向关联等途径实现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我国服务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手段,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4、积极培育国内服务外包市场

一是要积极稳妥地开放服务市场,放宽对服务贸易领域市场准入的限制,为跨国企业来我国开展服务外包业务创造条件。二是制定鼓励承接服务外包的专门政策措施,进行外包企业认定,仿照给予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政策,为外包企业提供低息信贷,减免企业开展离岸外包的所得税和营业税,对用于提供外包所需的进口设备可以免征关税及进口环节增值税。三是积极推进服务外包商务环境建设,外包模式的出现和迅速发展将不断对现有的市场环境和商业法规提出新的要求,这就需要不断研究新问题,采取新措施,建立服务外包的行业标准和信用体系,形成有利于外包市场发育的商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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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无论是初级的墟集市场还是高一级的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在明清时期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与发展。更具意义的突破区域范围的全国性市场,由于因交通的便利而发展起来的长距离贩运贸易的成熟和商品经济生产的拓展,也在明中叶形成。[①]在全国性市场及其网络中,由于多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②]以运河为南北交通干线的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的市场发育较为成熟,网络较为密集,从而成为中国国内市场的重心。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华东市场的优先发育成熟不仅是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力量已经多次叩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海外货币资本首先对华东市场产生了魅力,日益成熟和壮大的国内商人队伍及其资本,已不满足于国内市场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出现的不充分的流通能力,开始向海外延伸,参与以海外贸易为主体的海洋社会经济活动。华东市场与海外贸易的这种互动力也是华东市场成熟的营养剂。这是明末清初商业发展有别于前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近代中外贸易的序幕。

一、华东市场的构成及其对外贸易的扩张力

市场的构成,主要是商品的流通量和流通内容。流通量的大小取决于市场的交通辐射情况和商埠码头的大小;流通内容则指集散商品的种类。明末清初,华东地区不仅拥有贯穿南北的大运河——长江——赣江——北江黄金水道,这条水道串连了以北京为枢纽通向全国各地的8条干线要道中的3条:北京分别至南京浙江福建、至江西广东、至山东;[③]而且拥有全国2/3的大中型工商城市[④]和大量传统与新兴的手工业商业小城镇。[⑤]明清两代人口密度前4名的省份在华东,明末华东6省人口6900万,为全国15省12000万人口的58%(1578年)。[⑥]清中期统计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00人以上的府州全国有29个,华东占24个(1820年)。[⑦]便利的交通、发展起来的工商城镇和众多的人口为市场的构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从商品生产与流通关系看,市场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由专业特色明显的手工业市镇构成的专业市场。华东地区拥有一大批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城镇,迅速增长的人口生存需求,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城镇及其周围农村的手工业商品生产,并且向更广的范围辐射,构成交易网络。例如松江棉纺闻名于世,因而形成了棉布市场;景德镇、佛山等地也都是这一类型的专业市场。

第二类是由传统文化城市或工商城市构成的综合性市场。例如苏州,既是文化古城,又是丝织业中心。杭州、南京、扬州等都属于这类市场。

第三类是并无特色的手工业生产,而是以交通枢纽或河埠港口地位而构成纯然市场,如临清、济宁、淮安、宁波、泉州、厦门、月港等。这些城镇港口市场首先是因商而兴,如果有手工业,也是在流通的刺激下然后形成的。又如江西广信府属铅山,既无特色手工业,而且偏僻落后,由于地处闽、浙、赣交界之处,又是闽浙商人经锦江入鄱湖北上湖广江皖南下广东的要道口,成了南方各地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甚至还有海外商品的集散地,纯然的贸易市场。如果我们认为为了商品的交换而进行的长途贩运的流通形式具有近代商业意义的话,那么最能体现这种意义的市场应是这第三类。

明清时期,国内市场最大宗的商品依次为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铁、瓷器等。[⑧]按人均占有量、产地、集散地、人均消费量等方法计算,华东都是最大的市场并拥有最大的流通额,总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基数决定了这一判断,而且前述三类市场使华东地区形成了层次不同的市场网络。

粗略的估计,明末清初,占人口58%的华东地区,占有80%以上的商品市场和更大比率的商品流通额,以及更多的商业资本。当时,国内市场是主要市场。但是,当我们注意到市场上最大的交易量为粮与布和粮盐,即Ⅰ类工业品(布、盐)和Ⅱ类粮食之间的交换,注意到Ⅲ类经济作物(棉、丝、茶)主要是城市消费,一个问题便出现了:Ⅰ类和Ⅱ类商品基本上都由农民生产,属于农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不形成由商人作为媒介的商业市场的交换流通,Ⅲ类商品又很少流向乡村,[⑨]城市的自我生产消费必须保持供需平衡。但是,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作物商品化生产和手工业商品经济决不可能停滞在自给自足的平衡水平,于是买方的缺乏便造成市场的不充分。这也许是明清时期手工业品价廉物美,江南城市消费趋于奢靡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多的商品必然由于国内市场的不充分而产生寻找新市场的欲望。向农村?可能性不大,农民缺乏购买力,那只有向海外,海外有需求,何况外国人已经用大船载着银元来做生意了。近代海外贸易序幕的拉开首先不是商人的企图,而是商品的欲望。当海外市场不仅广大,而且利润可观时,商品寻找市场的欲望与商人谋利的企图便构成了向海外贸易的扩张力。当时,除了武器装备落后于欧洲,中国的远洋航海技术与物质条件都是第一流的。如果国家允许,这种扩张力就能得到正常的外放;如果国家不允许,它就以各种非法形式实现不正常的外泄。

华东诸省,大多沿海,自古有涉海贸易的传统,至明,已形成宁波、福州、泉州、月港、厦门、广州等外贸港口。华东市场作为外贸腹地,正可借此外销商品。问题在于货利之谋与王权之稳之间的平衡。嘉靖中,原本为消极外贸之果的倭乱又成了禁海之因。隆庆开禁,准贩东西二洋,给明末华东市场的发展带来生机。万历中再次因倭禁海,海上“人辄违禁私下海,或假借县给买谷捕鱼之引,竟走远夷”[⑩]。清初为郑成功之事,海禁更严,但设法走私的商人渔船时有冒险出海。“海中之利无涯,诸番奇华本一利万,谁肯顿息哉”[①①]?

华东市场的扩张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是国内市场的不充分与华东商品经济的较发达的矛盾,促使商人向海外寻找市场。“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①②]“童华,兰溪人,以巨资为番商”。[①③]明人王在晋《越镌》卷21中列举4件海商案,其中3件为商人聚资购买当地的丝织品和磁器白糖等,与日本通商。徽州、宁波等地商人携带大量资金进入沿海市场,参与海外贸易,而广东、福建沿海商人以特有的地理优势活跃于海上贸易。[①④]“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番为市。”[①⑤]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贸易数量的考察》,1611年到1646年约有1100艘“唐船”赴日;1662年到1699年有2819艘,其中从中国本土赴日的为1972艘。[①⑥]又据钱江《1570~1760年中国和吕宋贸易的发展及贸易额的估算》,当时中国赴马尼拉商船总数为3097艘,其中明末的64年中有1677艘,康熙开海禁后的第二年1685年至1716年有525艘。

二是发展起来的华东市场对海外诸番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①⑦]“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度,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①⑧]至于西欧对中国茶、丝、丝织品、磁器、糖等商品的向往,乃是自丝绸之路阻断之后,欧洲人冒险开避通向东方商路的主要动机。据美国学者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卷第二十六章统计的1739年和1740年广州的欧洲商船情况看,两年中商船24艘,运载吨数为13905吨,分别来自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在澳门出入,1740年1年中有12艘,运载吨数为4400吨。华东市场的商品价格内外有别,外销比内售明显高出许多,也有劣质货物,但总体上是价廉物美,外商能够接受,即使再加上船钞税银、官吏勒索及其他费用,以及万里航海之险,欧洲人也愿来中国投资贸易,因为回去后仍有大赚头。即以丝织品论,中国的要价是西方市场上同类产品的1/3或1/4。[①⑨]

二、外来贸易对华东市场的拉力

利润是推动商业发展和市场成熟的主要动力,商品寻找市场的扩张力通过商人的趋利行为表现出来,因此,商品的扩张力与寻找中的市场的利润拉力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明末清初,正在向中国寻求贸易的欧洲和东西洋诸国市场拥有的货币对华东市场产生了这种利润拉力。这实际上是已经形成的世界市场初期竞争在中外贸易上的表现。

以英国为例,在明末清初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1635~1753年),“英国对东印度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22条远洋商船运来货物约合中国白银727669两,运来白银(主要是银元)折合中国银元7713078两,总资金达14267452两。[②⑩]英国对华贸易中悬殊极大的入超在证明中国商品的扩张力的同时,也表明那数以百千万计的白银对中国市场,首先是对华东市场的拉力。

这种拉力主要表现在同一商品的内外差价上。在中国的出口货物中,签约并完成贸易最多的先是丝和丝织品;后来由于英国国会法令禁止几种丝和丝制品在英伦零售或穿着[②①],丝和丝织品贸易曾略有下降,而英国人对中国茶叶越来越感兴趣,茶叶贸易上升很快;还有糖、瓷器、铜、白铜、水银等。在“公司”大多数商船的货单上,茶叶和丝、丝织品常常放在首位。以茶叶为例,1701年至1736年,茶价每担,工夫茶38两或35.3两或23.1两,武夷茶27两或17.15两或14.8两,白毫38两或35.3两或24.4两,松萝19两或16.15两或22.1两,瓜片24.5两,色种49.4两,最贵的是贡熙细茶54.9两。而道光初年的茶叶国内市场价每斤在48文至200文之间,[②②]当时的银钱比率是1两:1300文左右,每担约合3.7两至15两。以此来计算“公司”当时从广州买到的茶叶,至少是国内市价的三倍甚至更高。

实际上,外商已经注意到这种内外的差价。在广州,英商“自行进入城内,询问店铺的货物价钱,我们发觉比他们从来向我们索讨的价钱便宜得多”[②③]。

内外贸易中的价格差额构成的更高利润,对商人的诱惑力是极大的,这其中首先被吸引的是华东商人。“茶叶是由安徽、江西及湖南等省运来的”[②④]。“董事部又命令购买南京手工织制品,特别指定幅宽一英码的南京棉布”[②⑤]。“我们与米森诺会同和德少、秀官及保商启官平分订约,购入最好的南京生丝400担,每担175两银,缴清各项费用,一百天内船上交货。该商人等在广州没有这样大批的生丝存货,一定要到外地搜购,逼得我们预付款的80%给他们,这是我们能够劝诱他们索取的最低数额。”[②⑥]以广州为交易市场,货源100天内搜集,应是从广州到江浙来回所需的时日。利玛窦从广东北上去南昌、南京、北京沿途见到了这种长途贩运以供外贸的盛况。[②⑦]当时来华外国商船不仅在广州贸易,也沿海岸线北上厦门、舟山(定海)等地商贸。有的外船在广州订到货后,还必须航往舟山、宁波口岸去装货。[②⑧]可见华东市场接受海外贸易的拉力的形式是多样的。

由于各种原因,借依广州、厦门、宁波等港口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下与外商贸易是有限的,港口管理外贸的官员对外商成千上万的银元更具贪婪之心,他们千方百计地向中外商人勒索,官商、皇商欺行霸市现象也很严重,市场交易常常出现波折甚至夭折。但海外贸易的高利润依然存在,它吸引市场以商人走私的形式进行交易。于是,华东商人走私贸易在明末清初更为盛行。“夫漳、泉之通番也,其素所有事也,而今乃及福清。闽人之下海也,其素所习闻也,而今乃及宁波。宁波通番,于今创见。又转而及于杭州。杭之置货便于福,而宁之下海便于漳。以数十之货,得数百金而归,以百金之船,卖千金而返,此风一倡,闻腥逐膻,将通浙之人,弃农而学商,弃故都而入海。”[②⑨]漳州、泉州、福清和宁波、杭州之间的市场辐射关系已发展成走私外贸的利害联系了。“原来这边中国的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这条路。”[③⑩]明中叶后发生在东部沿海的海外贸易、海外移民、走私冲突甚至倭寇之乱的主要原因应是华东经济发展与海外贸易之间的推拉作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此作了阐释:“今海贼据浯屿、南屿诸岛,公然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济,杀之而不能止,则利权之在也”。[③①]

明末清初的海上走私贸易可分为近海岛、港贸易和远海诸番贸易两种。第一种近海岛、港贸易。如浙江,舟山城东南百里的双屿港,“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③②],在嘉靖年间发展成为华东走私商人与日本、葡萄牙等国商人的集散中心、国际贸易港,主要经营丝和丝织品。[③③]这个走私市场有多大?当时曾到过中国沿海活动的葡萄牙人宾托(FernaoMendezPinto)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双屿港总人口有三千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以上,还有房屋一千余幢,有的房屋建筑费达三四千金;还有教堂三十七所,医院二所。每一年进出口贸易额达三百多万葡币(Cruzado),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银锭作货币的。”[③④]浙江沿海还有可以避风良港四五十处,都成了当时海上走私的贸易市场。又如福建,福建沿海由于海岸线更为曲折,岛屿众多,加上闽东南郑芝龙家族海商集团拥有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台澎相距不远,形成接应之势,沿海的走私贸易更为活跃。“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沦、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③⑤]等,其中月港为最大海港。明末,月港衰微,郑氏海商集团总部所在地安平港兴盛起来,到清初,成为与清廷抗衡的海上贸易大港,直到清军剿郑的战火把它毁为灰烬。福建还有下属台湾府的澎湖、大员、鸡笼淡水港。广东除了人们熟知的澳门之外,还有可以辐射闽、赣、粤三省的南澳岛,也是当时走私贸易的国际性市场。走私贸易的商品流通量与贸易额永远是一个谜,双屿港的年进出口贸易额也只是一个参考数字,但不可怀疑的是,以华东丰富的商品市场作为腹地,沿海岛、港走私量一定很大,否则,不足以引起再三发生的“倭乱”,不足以形成持续16、17两个世纪的十几个私人海商集团。[③⑥]

第二种远海诸番贸易。这是沿海岛、港走私的辐射性向海外的延伸,所及的国家与地区东起日本、朝鲜,南经吕宋至南洋群岛,西及阿拉伯半岛并直至东非,而且在这些地区和国家同葡、西、荷、英等国商船贸易:这种贸易额也是很难确计的。林仁川先生根据国外有关史料,作了估计工作。其中1641年6、7两个月,郑芝龙运往日本长崎的诸多货物中有白生丝25700斤,黄生丝15550斤,各种纺织品140760匹;1641年,销往日本长崎的各种糖5726500斤,1644年为1417550斤,1645年为3377900斤。[③⑦]明末清初远海贸易的总额估算,年平均出口约918万两,进口约738万两,利润约942万两。[③⑧]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华东市场参与海洋社会经济的海上贸易,与世界性的海上贸易存在着互动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示出华东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的新发展。但是这种新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在民间,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特征是民间走私,在本国政府的有限贸易和海上禁令以及番国洋人中的海盗前后夹击中,华东特别是沿海商人不畏艰险依然起锚,趋利而去,干着赴汤蹈火的事业。中国近代中外贸易的序幕充满活力与艰难。注:

①⑧⑨关于国内市场等级的界定和明中叶始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参见吴承明先生《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一书的有关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256页。

②关于多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主要参见傅衣凌先生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另外五条干线要道为:北京分别至河南湖广广西、至陕西四川、至贵州云南、至山西、至(辽宁)开原。见明人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和儋漪子的《天下路程图引》,杨正泰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5页、第354~512页。

④根据傅崇兰先生《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统计,明清时期比较发展的32座城市中,华东占21座;清代工商业城市,华东占六座。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⑤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42页。

⑥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表12、13。

⑦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表88。

⑩[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7,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页。

①①[明]王世懋:《策枢》卷一,《通货》,丛书集成初编本,第十二页。

①②[明]周玄wéi@①:《泾林续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二十七页。

①③①⑧[明]姚士麟:《见只编》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五十、五十一页。

①④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有关章节,黄山书社1993年版。

①⑤①⑦③①[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6册,《福建》;四部丛刊三编本。

①⑥转引自郑永昌:《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政治经济思想》,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版。

①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页。

②⑩这里的三个数字根据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一卷第309~321页《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船只对华贸易表(1365—1753年)》的有关数据统计而来,原表多用镑和八单位里亚尔后称元为计算单位,这里根据100英镑=416.67元、100元=72两、100英镑=300两换算,0.72两×416.67=300.0024两。又:货物价值与白银相加不能等于总资金的原因是有许多船只只有总资金的记录。

②①②③②④②⑥②⑧《编年史》第一卷第十一章、第八章、第十五章、第二十八章、第八章。

②②黄冕堂:《清史治要》,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441页。

②⑤《编年史》第一卷第二十一章。所谓的南京棉布应是指当时苏松地区的棉布织品,南京和苏州都有棉布市场。

②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78页。

②⑨[明]王在晋:《通番》,《越镌》卷21。

③⑩[明]凌蒙初:《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拍案惊奇》卷之一。

③②天启《舟山志》卷2,《山川》。

篇9

"纱缎为数千年之实业,各国未通商以前,遍销全国,虽因丰欠,营业年有盛衰,然平均计之,频年造货与销货之比较,尚足相抵,机工即无辍业之虞,原料亦无造匮之虑,自海禁洞开,各国互市以来,虽有船舶来品之输入,内地纱缎销场,不无渐减。然丝织品之运销出口者,亦足相抵,其时各国税率,尚属平等,中外通商,名实相符。……自日、俄两国,于光宣年间,先后加税至五六倍至十余倍不等,纱缎之销路遂绝"(注:"汤一鹗关于苏州丝绸原料生产,销售和出口等情况的调查报告",1919年2月5日,转引自《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1385-1386页,苏州市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下同。)。

19世纪中期的运动曾给江南经济以沉重打击,江南丝织品业几遭灭顶之灾,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江南丝织业织机总数不过3万余台,不及战前盛时之半数(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几乎所有桑树均已根除或被毁,从事丝业的居民,大多数星散。丝业的普遍衰落就是这几年骚乱的结果"(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第6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运动及日后的社会动乱,导致了社会购买力的下降,这对以国内王公贵族富商大豪为主要消费对象的丝织品市场而言,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刺激了苏州丝织业的恢复发展。1853年,太平军进入江南后,南京城乡约5万台织机停产,江浙一带所产生丝得以大量挤进外贸市场。同时,由于意、法等欧洲国家生丝减产,"从1853年下半年起,中国生丝出口猛增,到1858-1859年度,仅上海一个口岸出口的数量即扩大到85970包,较上海开埠初期1844-1845年度的6433包增加了12.4倍"(注:《上海对外贸易》(上),第62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得苏州地区丝织业的恢复速度高于同时期的南京等地,到同光年间,为苏州地区纱缎业的全盛时代。"营业总额年达六百余万元,纱货远销俄国、高丽(朝鲜)、缅甸、印度等处,官方特设织造府于苏州,从事办差"(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

革命也使苏州地区著名的丝绸中心盛泽镇异军突起,盛泽镇是江南著名的丝织品集散地,"盛泽纺绸昔蜚声于世,在前清乾隆嘉庆年间,营业即已发达,各省客商来该地办货者极多。在全盛时代,出品不但行销国内各埠,且销行南洋各属,甚至推广至于欧洲"(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距京杭大运河5公里,非水陆要冲,在运动中损失轻微,并成为众多富商大贾的避难地,据《吴江文史资料》记载:清咸丰十年,太平军与清军数度鏖战,尤其是清军在攻陷城镇后的大肆劫掠,江南地区普遭荼毒,南北交通受阻,苏州及浙江的杭州、湖州、双林、濮院等传统丝绸城镇受到重创。浙江嘉兴府的濮院镇,"机废业,织工失业"(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王江泾"当兵道,被兵后十九瓦砾……泾之士商同时避乱迁盛(泽)者无虑数百家";"湖州逃难来者,尽至盛泽,人众比平时数倍"(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59页。)。来盛泽避难者多为丝绸富商,其中王江泾以绸商居多,双林镇以丝商占优,太平军占领后有"商民苟安"的记载,并划归浙江秀水县管辖。据《盛川稗乘》记载,太平军在盛泽设局抽厘,两年零一个月获银数十万,盛泽绸市呈现"千家一簇万间楼,估客如云采买绸,分寸黄金分寸土,行人不断市捎头"(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59页。)。这一切为苏州及至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继续发展保存了实力,即便在中国丝绸被排挤出西欧市场之时,盛泽的狭幅轻绸仍在南洋地区拥有广大的市场,并带动了江南丝织品的出口量,使之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水平上(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110页。)。

丝绸与生丝是苏州丝织业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出口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前夕,由于西欧发展了近代丝绸业,中国丝绸逐渐被排挤出西欧市场。同时,又增加了对中国生丝的需求(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58页。)。当时中国丝类出口主要"有白丝、白经丝、白缫丝、黄丝、黄经丝、黄缫丝、野蚕丝、野蚕缫丝、蚕茧、乱丝头、烂茧壳之分"(注:《1916年3月21日在江苏税务处为出口丝茧价格致苏总商会函》,《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788页。)。苏州地区的吴江县是其重要的丝织业基地,震泽丝是吴江蚕丝业的支柱,长期以来,震泽只缫丝而不织绸,其缫丝纯是以出售为目的的商品经济,由于家庭缫丝业零星分散,生丝购销极为不便,丝行行业应运而生,以沟通产销渠道(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孔令奇:《清前期苏州的手工业行会》,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史》1996年1月。)。建于清道光咸丰年间的徐世兴丝行是近代震泽镇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丝行(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0页。)。

盛泽镇作为丝绸生产中心,同时也是生丝聚集地。盛泽本地不产丝,其生丝主要来源于浙江的双林、菱湖、新市、濮院等地。据《盛湖杂录》记载,盛泽丝业在清"咸同间局面极阔在,外县皆直接收买,用护照运销各地,而以上海出口为大宗,名曰洋庄,岁销额值银千余万"(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62页。)。

同治以后,盛泽丝业经营范围仅限于织造用丝的购销,震泽丝经则始终保持出口。替代辑里湖丝而崛起的震泽辑里干经,出口外销全盛期在19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清光绪6年(1880),仅震泽一地出口即达5500包(每包约60.48公斤),最多的年份是光绪33年(1907),达13100包,其后至民国8年(1919)均在万包以上(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2-84页。)。当时全国白丝经出口仅南浔和震泽两地,震泽的白丝经出口约占总数的一半左右,出口地大半为欧洲市场。

民国初年丝织产品出口基本保持上升趋势,本世纪20年代中期,出口开始下降,在出口商品价值比例上,生丝比重高于丝绸的比重。当时中国出口英国的商品中,主要是丝、茶两类,其中丝在英国市场上的贸易量仅次于法国和英属印度,在英国市场上尚有一席之地(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64-966页。)。而丝绸在欧洲的市场贸易量则远远低于生丝。

苏州丝织品的对外贸易主要以日、俄、朝、南洋等地为大宗,"清光绪间,运俄绸缎岁有巨额,以海参威为无税口岸,运商皆由此进口"(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日本市场方面,清朝末年尚有苏缎商"自往设庄营业,关税值百抽五"(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苏、浙、闽商往长崎贸迁寄居者,络绎不绝"(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朝鲜市场更是当时苏州丝绸的主要出口地,其纱缎销售高丽市场占30%(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1919年至1921年,我国驻朝鲜元山和仁川领事馆的商务报告中,均有各类盛纺输入的记载(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页。)。"韩人夙爱祖国,故其全国所需要之礼服,向来悉用苏州专造之高丽纱缎"(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吾苏纱缎一业,向为中国大宗贸易,每岁产额几千万元,工商之赖以生活者几千万人,其对外贸易较大者向有二种,一行销高丽、安东等处者,名高丽纱缎,一行销南洋群岛各处者,各曰阔货"(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1页。)。到前,苏州纱缎销售到朝鲜的,有宫纱、亮纱、仿绸、素罗、板绫、库缎等品种(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页。),岁值一千五百万以上,工商之赖以生活者甚众(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37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意、法等国蚕丝生产锐减,给中国蚕丝出口一绝好的机会,辑里干经供不应求,丝价飞涨,每百两自45元涨至100元左右(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5页。)。盛泽绸在其行销极盛时代,"远及南洋群岛、东方诸国,甚至北欧、南美、俄国,每年输入国外及供给全国各地,统计生产约一千数百万,故当年有一日万绸之豪语"(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5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自日俄等国开始征收高额关税之后,销路锐减。1928年,苏州纱缎业海外贸易中,仅南洋群岛尚有运输之货。为此特设苏州出口阔缎检查所以管理运销南洋的丝织品(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2页。)。到30年代后期,海外市场由于受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影响,盛泽绸的销售急剧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285页。)。

海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苏州地区的丝织业,吴江县则保持领先地位,据不完全统计,1913年江苏省25县桑田总面积为1023004亩,其中吴江县200000亩,占总数的19.55%,位居第一(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6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全省全年共产茧63081689斤(其中春蚕茧49366655斤,夏蚕茧13715034斤),吴江县产茧5800000斤(其中春蚕茧5000000斤,夏蚕茧800000斤),位居第一(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43-44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1913年江苏省21县制丝人数达350417人,吴江县945000人,仅次于溧阳县(制丝人数134024人,占总数38.25%);全县全年共产丝2049486斤(其中人工拣制1715266斤,机器拣制334220斤),而吴江县产丝1100000斤(全系人工拣制),占总数53.67%,高居首位(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9页。)。

到1917年,苏州吴江的盛泽镇大约"共有8000台织机,几乎全部都在盛泽镇周围二十五华里以内,所产丝绸,大部分是轻量的,所有生丝再缫,牵经上机以及织绸全由妇女为之"(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9页。)。据估算,当时盛泽镇各类丝绸每天正常产量为三千匹,按一年三百个工作日计,年产90万匹。每匹平均重量以九两计,共重506250斤(合303750公斤)。生产过程中生丝的损耗,当时苏州为35%,而盛泽镇已减至15%。因此,若再加上15%的重量,则全年共用生丝的总数为582187斤(合349312公斤)(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47页。)。由于盛泽本地不产丝,这些丝绝大部分来自南浔、平望以及浙江省的嘉兴、王店、濮院、新市等地,带动了周边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市场需求的发展促进了苏州丝织业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首先是在生产技术方面的进步,民国时期的苏州丝织业已开始注意现代新技术和机制工具的引进。1919年,由民间袁钟瑞、沈鹏、张文蔚等集资创设经成丝织有限公司,购进提花铁机24架,改用新法制造,"每年可出绸1650匹,每匹价值37元至40元,运销上海、广东、天津、北京及长江各埠"。其织出之绸,"新丽夺目,精美异常,尤推为绸业中之特色"(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2-33页。)。这一行为荣获当时农商部的奖励(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2-33页。)。1920年,苏州从日本引进了第一台电力丝织机,不久即发展到24台(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到30年代中期的抗战前夕,苏州丝织业已拥有电力织机2100台(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10页。),生产工具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次,产品的原料结构发生变化--改变了传统的以纯天然丝为原料的生产形式,一些人造丝与天然丝的混纺品也加入了丝织品的行列。产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国外人造丝和人造丝织品的输入,传统的天然丝织产品受到冲击(注:据海关贸易报告,我国1919年始有输入人造丝的记录,参见《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2-284页的有关资料。)。

由于人造丝与棉纱的混合品较纯蚕丝品价值低廉,很快为国内各个阶层人们所喜爱,其"光泽之美丽逾于真丝,更以纺织学之精巧,与棉纱混合制造人造丝之织品价值既廉,用途尤广","财力不能着绸缎者固所为唯一用品,即平昔衣绸缎者亦以其值廉与夫光泽美丽而购用之",因而"服用人造丝织品者变渐增多"(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1-283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人造丝及外国机制产口的输入给传统的苏州纱缎以极大的冲击,"生机益形断绝矣"(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这是世界市场经济对苏州丝织业的又一影响;由产品原料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苏州丝织品销售市场的变化--丝绸贸易开始倾向国内市场,到1933年,盛泽丝织品运销总额五百余万元,天然丝织品仅百余万元,其销路则"东北已绝迹,南洋亦甚微,大部在苏浙闽及长江流域一带"(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78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丝织品结构及销售市场均发生了很大变化。

30年代中期,以蜡线和人造丝为原料的中山葛年销额已占总销售额的75.12%,其他人造丝织品如条子纺和天真纱,年销近10万元;而传统的天然丝织品盛纺年销仅6万匹,加上印度纺,洋纺等品种,仅占总数的16.435(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0-182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销售市场也主要转向国内。

第三方面,丝织业的发展,带来了苏州地区市场机制及社会关系上的新变化。

19世纪下半叶,震泽业市由内向转为外向,著名的辑里丝及丝经由湖丝船装至上海转口输出,震泽丝市东延至沪,咸丰十年(1860),震泽、南浔两地丝商为推动出口,在上海合力组织江浙丝经同业总公会,震泽各丝行,丝经行或单独或联合派员常驻上海丝栈,办理收货及成交和结算等业务,丝栈建有仓库,丝货入栈后,由通事(兼翻译和跑街双重角色)到各洋行接洽销售,丝栈与丝行,丝经行之间建有相对固定的业务关系(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4页。)。

本世纪20年代,震泽镇上丝行共有二三十家,丝行按其经营性质,范围主要分为三类:乡丝行--收购土丝,略加整理后转售于丝经行,绸丝行--收购土丝,大部分为肥丝,分档后售于苏州、丹阳、盛泽等地织造绸缎;吐丝行--收购缫丝及摇经过程中剔下的废丝,整理卖出,大多用于制造丝线。

盛泽镇的绸领头,既要帮绸庄选办货物,又要代替机户销绸,成为介于绸庄与机户之间的仲卖人,按绸价之高低收取佣金,机户将绸送交绸领头,即可向绸领头支借现金约七八成,绸领头负责将绸卖出,若有余则交给机户,不足则向机户追回前所支借现金的一部分,其特点为绸领头必须替机户将绸卖出,而何时卖出,则机户不能过问(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从这些丝行绸庄所反映出来的市场机制来看,这一时期江南市镇内部管理流通的市场机制较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牙行、领投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已大不同于传统封建制度下牙行、领投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牙行内部和领投之间分工极细,它们向生产者传递商品市场信息,向商人传递产品生产信息--从而更接近于近代市场机制的运行功能(注:樊树志:《江南市镇的市场机制--吴江个案再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月号。)。

另一方面,丝织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苏州地区社会关系的许多新变化。"吾苏纱缎一业,向为中国大宗贸易,每岁产额几千万元,工商之赖以生活者几千万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1页。),"苏州纱缎业在盛时,共有木机9000余架,职工30000余人,连同摔花、机具工、掉经等男女人几之赖以生活者,约十万余,占全城人口三分之一"(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仅盛泽一地,当时"以丝织为业者,殆不下万户,男女工作人数殆在五万以上,所织之绸如绫、罗、绉、纱、纺等类,岁可出数十万匹至一百万匹,行销各地,除本国各省外,其外洋如高丽、@①罗、印度以及欧美各国,莫不有盛泽绸之销路"(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众多的人以丝织为业,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格局。以苏州地区的吴江县为例,1935年2月,吴江县各乡镇各类副业总收入为15015942元,其中机织品收入最高,达9580000元,占总收入的63.8%,加上丝、丝茧、绸收入,共10543400,占总收入的70.21%(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09-311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换言之,吴江地区的纺织业收入已大大超过农业收入,纺织业实际上已成为农民经济生活的"主业"。

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中,农村副业无处不在,农副业紧密结合所表现出来的小农经济的坚韧性,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重要特征,但是,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却导致了传统农业结构中"副业"一词内涵的变化。以盛泽为例,盛泽的织绸并没有大规模的工厂,"盛泽纺绸,为一种农民副业,无所谓绸厂,农家织绸,卖于绸庄,农民为生产者,绸庄为销售机关"(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换言之,盛泽的丝织品"皆系零散机户,散处乡间,工人即系本地之乡人,纯为家庭工业,……盖乡人之居室即为织造之工场。凡机户家庭中人口多者,便有织机三、四具,人口少者,只有一、二机,且机户中亦有时织时止者"(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90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这些机户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地农民,盛泽的纺织业,也确是农村副业的一种。但是,仔细探究其内部的关系,就会发现,盛泽的纺织业做为副业,和普通地区的副业大不相同,我们通常所讲的副业,主要指农民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于农闲时从事的从属于农业的一种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当然还是以农业为主,而盛泽的情形则不然,"该地农家多以纺绸所得为主要收入,农田收获,反漠视之,大约农户依此为生者,约2万余人"(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从事纺绸业的农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都是自耕农,可是对于农业并不重视。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是在于纺绸,这一年纺绸业如兴盛,他们竟至可让土地去荒芜。所以,年岁的丰歉,他们视之漠然,而纺绸业的盛衰,却是他们全部的生活所系"(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7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副业实际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业"。这一变化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或属凤毛鳞角,但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却是不争的事实,正是这一"主、副业"的颠倒,带来了江南地区土地关系的新变化。

自清代道咸以来,上海地区农村土地分散化已呈明朗趋势,其主要原因是,伴随近代化的步伐及新兴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农业外的投资机会。与工商业利润相比,传统的地租就显得微不足道,最富有者对购买土地已不感兴趣,他们逐渐放弃了传统的雇工经营方式,全部出租土地,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迁往新兴的工商业市镇,把它们变成新式的工商业资本。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地权的分散化(注:樊树志:《上海农村土地关系述评》,《上海研究论丛》第八辑。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经式农业的消长及其经济背景》,《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地权分散化的直接体现是以中农为主体的自耕农经济比重增大,并出现了"一田二主"、"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的"现象(注:樊树志:《上海农村土地关系述评》,《上海研究论丛》第八辑。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经式农业的消长及其经济背景》,《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像上面提到的盛泽镇从事纺织的农民,他们固然都有土地,且大部分都是自耕农,可他们对于农业并不重视,"农家织绸卖于绸庄为该地农家之主要收入,农国收入反漠视之"(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8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他们还常常把土地转租给来此地打工的绍兴、温州等外乡人,传统的封建土地关系实际上已被打破。

苏州及至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土地关系的变化确实值得注意。从明清到民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生产力基础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历史"长时段"的发展角度来看,民国初年的苏州经济实际上是明清以来江南经济发展延伸的缩影。在农村,像盛泽及其周围地区的经济仍是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但由其纺织业的发展而带来的土地关系上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新变化,则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步解体的一种途径,也是传统农村经济发展前景的一个缩影;在城镇,随着大量的专业经济市镇的崛起及原有的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地主投资。以苏州而言,从20世纪开始建立的近代手工工场及机制工厂,开辟了近代机械工业的先河,预示着传统手工业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过渡的必然趋势。

本世纪20年代后期始,苏州丝织品的国际市场呈萎缩态势。其原因,除传统产品自身的缺陷--式样老化,不规范,生产工艺落后,难以适应欧洲新潮多变的市场需求以及消费观念的局限、管理方式的滞后等因素外(注:据有关史料,生产工艺的落后,制约了苏州丝织业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市场信息的闭塞,消费观念的局限使丝织品生产者不能主动调整产品结构,也缺少主动适应市场变化的意识。)。帝国主义的关税壁垒和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则是导致其丝织品海外贸易下降的直接原因。

民国初年,日俄等国为排斥中国丝织品开始征收高额关税,苏州丝织品销路锐减。1928年,苏州纱缎业海外贸易中,仅南洋群岛尚有运输之货。为此特设苏州出口阔缎检查所以管理运销南洋的丝织品(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2页。)。1932年盛泽各类纺绸的28个品种中,外销产品只有8个,主要销往香港、@①罗、新加坡等地,其余均销国内(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到30年代后期,盛泽绸的销售急剧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285页。)。具体地说:

朝鲜市场:后,日本吞并朝鲜,并把持入朝商品关税。1920年以前尚未加税,其最高税率为百分之三十,最低税率为百分之十五(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页。)。1920年始征高额奢侈关税,值百抽百"以拒华绸"(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35-937页。)。到1931年,日本人造丝大量倾销朝鲜,并趁杜绝中国丝织品进入朝鲜市场之际,"仿造我国同样丝织品及人造丝织品,以廉价竞卖给朝鲜人所用",至此,中国丝绸在朝鲜完全绝迹(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895页。)。

日本市场:自1924年7月开始征收奢侈品税,值百抽百,"遂无运往者"(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

美国市场:美国人"好著光彩多目之绸",而"华绸门面太狭,裁西服颇不合算",且"货物之光彩"不及他国机织产品,丝绸被挤出美国市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54页。)。生丝方面,由于中国缫丝方式陈旧,丝条不均,不能应付美国绸机之用,因此曾一度风靡美国的辑里丝也逐渐退出美国市场,1923年,中国生丝出口美国仅占其市场的6%(日本占80%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59页。);1928年9月,纽约组织生丝交易所以推动日益发展的美国丝业,但交易所明确声明,"惟将来交易以日本丝为限",以"华丝价格过高,行销不广",不能迎合美国之标准为理由,拒绝华丝进口(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61页。),中国生丝在美国竟无立足之地。

另外,在越南、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及澳洲等地,中国丝织品销售市场均出现萎缩(注:光绪《归安县志》,卷13。)。

丝织品作为消费层次较高的商品,售价也较高,没有棉布的消费层次广,"吾乡绫一匹,平价银2两以上,织文极细,……弘治间,绫匹官给银一两,……近时乃有银10两,买绫四十匹,布二佰者,率计绫匹银一钱,布匹银三分而已"(注:光绪《归安县志》,卷13。)。换言之,一般性的丝织品,其价格要贵于棉布三倍左右,这就使它失去了人数最多的广大的国内下层消费者,就清代苏州地区丝织品市场变化看,虽然其在国外市场销售中仍然保持优势地位,没有像棉布那样受到其它地区产品的严峻挑战,且受江南民俗奢靡之风的影响,消费层次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国内市场有所扩大,但总体上看,丝织品的市场贸易没有棉布市场贸易广泛,其产品市场贸易的触角虽很遥远,但经济意义则逊于棉布(注: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就市场购买潜力而言,江南丝织品的真正出路还应该是海外市场。

篇10

1FDI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国际经济学观点

1.1替代论:贸易替代

俄林(Ohlin,B.G)等认为,在开放经济中,区际间因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将通过生产要素和商品的国际流动两条途径来缩小,直至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前者称为直接均等,后者称为间接均等。自由贸易代替要素流动,间接促进国际间生产要素价格趋于一致。当国际自由贸易出现阻碍时,国际贸易量就会减少,从而扩大了生产要素价格在国际间的差别,进而会促使要素的国际流动。这时资本流动将会替代商品流动,由此达到要素价格的直接均等。

蒙代尔(R.Mundell)认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两国的生产要素的绝对和相对量完全一致,资源实现了最合理的利用和最大限度的福利,并不存在引起要素流动的原因。如果满足要素均等化及两国有相同生产函数的条件,贸易与资本的流动有完全替代的关系。且资本流动越自由,替代国际贸易的作用就越大。资本跨国流动较之商品流动更能自由,更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本资源,并直接起着使各国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以蒙代尔等为代表的关于FDI对国际贸易的替论有效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个国家之间发生的直接投资。

1.2互补论:贸易创造

迪克西特(Dixit)、克鲁格曼(Krug?鄄man)等人认为,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资本交易和对外贸易都是不可能完全自由的,因而存在不完全的替代。不论是国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动,还是国际间商品,都不能消除各国间要素和商品相对稀少的状态。

邓宁的OIL理论认为,企业可以根据所拥有的优势(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在商品出口、技术许可和对外直接投资三种方式中进行相应选择。因而根据这一理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并存的。

小岛清(KiyoshiKoiiman)认为,生产要素移动虽然减少了商品的稀缺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但另外一方面,生产场所的开辟与建立,会创造新的贸易园地。他提出,国际贸易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的,而国际直接投资也应按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扩大两国间比较成本的差距,创造出一种新的比较成本格局,从而使得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在更大规模上进行,扩大了国际贸易的规模总量。

玛库森(Markusen,1984)在蒙代尔研究的基础上,假定企业可以拥有与使用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即假定存在不同的生产技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证明了生产要素流动会增加贸易。

美国经济学家帕特瑞(P.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异进行研究的结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使贸易和投资的关系也不同。帕特瑞将国际直接投资分成了三大类: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为了绕过东道国严厉的贸易壁垒或者是为了占领当地市场的需要,而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适应当地文化、风俗的要求,以实现在当地生产、销售。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通过在那些拥有一种或多种廉价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与土地这些流动性比较差的生产要素的国家进行的直接投资。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为了更好地配合母公司或总公司的出口贸易活动,提供各种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只有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容易成为贸易的替代。因此贸易替代的投资只是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部分。高水平的贸易保护壁垒最有可能导致以逃避关税或占领本地市场为目标的直接投资的涌入。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则会增加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

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可分两种,即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现代国际经济学研究大多认为FDI与国际贸易之间更多是互补的关系。

2FDI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2.1FDI与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变化关系的实证分析

自从1998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大幅度攀升,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11547.4亿美元,相比1984年的535.5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5.8%。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606.3亿美元,相比1984年的18.02美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0.2%。

关于我国对外贸易总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建立贸易乘数模型如下:

T(t)=a+mCFDI(t-1)+sFDI(t)+u(t)

775.031.2361.232

R2=0.9381F=136.3374

X(t)=b+nCFDI(t-1)+qFDI(t)+v(t)

361.0940.634210.85758

R2=0.9517F=177.6354

M(t)=c+pCFDI(t-1)+rFDI(t)+w(t)

413.962250.6016370.374895

R2=0.9168F=99.1570

其中,T(t)、X(t)、M(t)分别代表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CFDI(t-1)为第t-1年末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FDI(t)为第t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a、b、c、m、n、p、s、q、r为待定参数;u(t)、v(t)、w(t)分别为随机误差项。通过回归分析可知,r2=0.9381、0.9517、0.9168,三条直线的拟合度较高,此模型可以用来很好地解释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关系。当FDI每增加1亿美元,我国对外贸易总量可增加1.232美元。FDI对我国贸易总量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2.2FDI与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关系的分析

这里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指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本国的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可体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我国外贸进出口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初级产品。从出口来看,随着FDI逐步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的外贸出口结构实现了由初级产品向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劳动密集型机电产品的转变。我国工业制品在出口中比重已由1990年的74.4%上升到2003年的91.3%。2002年,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电子技术产品出口545.33亿美元和79.17亿美元,分别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80.54%和11.69%,分别增长50.5%和2.3%。从进口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流入带进了大量的机器设备,特别是外资企业中加工贸易的比重较重,进口了大量的原材料,促使我国的进口结构由消费型转向生产型。自1997年来,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的进口比重逐年攀升,初级产品进口则逐年减少,进口商品结构得到改善(见附表)。

3FDI在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3.1FDI在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近20年的发展,2002年,中国已超过美国经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作为外资流入的主要载体的外商投资企业,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优化了外贸商品出口结构。但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增长的制约性因素。主要表现在:

(1)引进外资项目层次低。集中反映在技术层次、产业投资上。FDI虽然带来了中国市场需要的先进技术,但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外商手中,转移到中国的只不过是已进入“成本竞争”阶段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相对先进的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进入成本竞争阶段的高新技术产品(如电脑、手机等)在我国大量生产和出口,长远看有贸易恶化的倾向。近年来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从产业投向上来看,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具有一定出口优势的食品加工制造、纺织、玩具、自行车等行业,而技术密集型行业投资较小,仅占20%左右。

(2)产业间外商投资分布不均。第二产业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2002年,在累计吸收合同外资金额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1.90%、63.31%和34.78%。第一、第三产业吸收外资在总量中所占比重仍不乐观,三产业的不协调发展势必延缓我国工业化进程。

(3)外商投资地区分布不平衡。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不仅存在产业布局的不平衡,还存在区域布局的不平衡。东部地区吸引外资总量远超过中部与西部。2002年东、中、西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占到86.7%、9.5%、3.8%,而且东部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这无疑会进一步拉开东部与中西部的发展水平,制约社会全面发展。

3.2对策建议

(1)完善环境,为外商投资提供更为优越的外部条件,提高其运作质量与效率,带动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环境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目前,我国在硬件环境上已基本不构成FDI流入的瓶颈,而投资的软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与提高,首先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其次是保持吸引外商投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在国际投资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努力保持我国利用外资政策及相关法律的稳定性,对于引进FDI而言至关重要。再次,完善服务环境,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效率,树立为外企服务的思想观念,完善服务体系,依法加强管理。

(2)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正确引导外资投向。按照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鼓励外商投资于第一产业;大力吸引外资发展电子信息工程、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继续鼓励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积极引进外资,重点发展石化、建材等基础行业;鼓励外商投资企业扩大出口,落实出口退税政策,引导国内中小企业加强对外合作,发展外商投资配套产业,带动国内产品出口。

(3)引导外商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投资,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扩大中西部地区鼓励外商投资的领域,加快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的审批,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

参考文献

1〔美〕斯蒂格里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