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近代史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与原因

我们知道，美国经济的70%依靠私人消费，而且相当比例是负债消费。在那里，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等，贷款现象几乎无处不在。在过去几年，为刺激房贷，贷款公司提供了优惠利率、零首付(历史上标准的房贷首付额度是20%)、甚至头年不付利息等优惠措施，使一向自信的美国市民包括那些低收入人群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贷款买房。贷款公司取得了惊人的业绩。为分散风险，他们找到知名投行，推出了CDO(债务抵押债券)，让购买债券的持有人来分担房屋贷款的风险。在有利可图的低利率环境下，低风险的高级CDO很快卖了个满堂彩。对冲基金在全球利率最低的银行借钱后大举买入风险较高的普通CDO(普通CDO利率可能达到12%)，仅利差就赚了个盆满钵满。同时，对冲基金还把手里的CDO债券抵押给银行，换得数倍的贷款，追着买投行的普通CDO。投行再把CDO投保创造出CDS(信用违约交换)以降低风险。CDS也卖火了。投行在CDS基础上又创造一个CDS基金(“三毛”基金)，把先前赚到的一笔作为基金，放大数倍(例如10倍)地首发。这时，人们认为，买入1元基金，亏到0.90元都不会亏自己的钱，赚了却每分钱都是自己的!“三毛”卖疯了。于是，各种养老基金、教育基金、理财产品甚至许多其他国家的银行也纷纷买入。由于这批产品在OTC市场交易，法律上也未规定需要向监管者报告，无人知晓它们究竟卖了多大规模，这样就形成了2001年末以来，从贷款买房者到贷款公司、各大投行、各个银行、对冲基金，人人都赚的情形。美国房地产一路飙升，根本没有出现还不起房款的事情。

与之相伴的是，美国的利率不断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同时，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这使那些收入根本不高的购房者还贷负担大为加重。房价下跌也使得他们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于是又出现了2006年底普通民众无法偿还贷款，贷款公司倒闭，对冲基金大幅亏损，继而保险公司和银行相继巨额亏损报告，各大投行也纷纷亏损;然后股市大跌，民众普遍亏钱，无法偿还房贷的民众继续增多，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纵观次贷危机的产生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由松变紧的政策调控环境是次贷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从2001年初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个基点开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经历13次降低利率之后，2003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仅1%，达到过去4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期，30年固定按揭房贷利率从2000年底的8.1%降到2003年的5.8%，一年可调息按揭贷款利率从2001年底的7.0%下降到2003年的3.8%，这使得浮动利率贷款和只支付利息贷款这类创新产品滋生并占总按揭贷款的比例迅速上升。市场的火暴使富人们更加放肆地挥霍，穷人们看到自己的房子每天都在升值也开始购买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从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两年时间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连续17次提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升到5.25%。利率大幅攀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而且，自2007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住房市场开始大幅降温。随着住房价格下跌，购房者难以将房屋出售或者通过抵押获得融资。受此影响，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借款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开始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银行等贷款提供商降低贷款信用门槛是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国“经济学简报”网站编辑罗伯特·瓦拉赫在形容次贷危机爆发根源时这样说:“只要你还喘气儿，银行和抵押贷款公司就敢想方设法借给你钱。信用不好?没问题!无力偿还月供?也没问题!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无须证明文件就可抵押贷款的时代。”即使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形势下，为防止吓退次贷借款人，华尔街变本加厉疯狂放贷，甚至仅依据借款者自己填报的虚假收入就可放贷，次贷款额还可以大于总房价。降低放贷门槛，必然导致回收资金的风险升高。

部分金融机构利用房贷过度证券化转移风险是导致危机的表象原因。在低息环境下，次级房贷衍生产品客观上的投资回报空间，不仅使放贷机构在股市上一倒手就将债权转让给其他投资者，还吸引了美国以及全球主要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投资者。被无限放大的证券化规模究竟多大可谓深不见底，使得危机爆发时影响波及全球金融系统。

二、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启示

当前，中国与美国房市降温前的经济图景存在一定相似性。我国的货币政策也与美国如出一辙。美国次贷危机无疑给国内金融业敲响了居安思危的警钟。如果从美国次贷危机中吸取教训，加强我国金融业的管理和监管，可以防止金融危机爆发，保证经济金融平稳运行。

第一，金融产品的创新要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我国许多的居民希望通过投资房地产去获得财富，银行系统也曾想出各种吸引人们借贷款买房的“高招”。比如，深圳的银行推出了“双周供”，可使借贷人缩短还款期，少交利息，很受炒房户欢迎。又如“循环贷”，允许人们将商品住房抵押给银行而获得一定的贷款额度。这样，借贷人买越多的房产，就能获得越多的贷款额度，产生以房养房的现象，更受“炒房户”追捧。虽然目前尚未出现大规模的贷款违约现象，但是，不断上扬的通货膨胀率就有可能迫使央行提高利率，继而导致许多“炒房户”因交不起利息而违约。如，深圳一居民用首付购得一套房，又用这套房抵押购得第二套房首付，再租出第一套房来交付两套房每月所贷房款额。一旦银行对房贷和利率进行调整，就会产生违约，所以在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其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应高度重视房地产价格相对稳定的意义。对新兴的金融产品，要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和相对应的监管和调控手段。

篇2

1933年，凯恩斯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阐明了现实经济和新古典实物分析的经济的区别，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工资经济”，企业家雇佣劳动从事生产的目的是获得货币利润。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在批判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把传统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内容实体是马歇尔、庇古、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实际上是今天人们指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通过劳动市场上实际工资的变动决定就业量的就业理论和实际不符，因为现实中工人和企业签订的是货币工资契约，工人会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但鲜有听说有工人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罢工的情况。在凯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转而强调现实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认为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进而强调企业家在决定就业和产出方面的主导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所在：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本质上的不同（凯恩斯，1930）。

二、IS-LM模型与新古典综合派

1936年10月，在牛津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协会的会议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个简单的图表示这一模型。IS-LL模型作为对《通论》的解读，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实际上，扬（WarrenYoung）指出，哈罗德和米德对IS-LM模型的贡献同样重要，但他们只用了联立方程组而没用图形，使得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广泛认可（Young，1987）。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质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强调多个市场同时均衡，用联立方程组的方式求得最终均衡解。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均衡，貌似加进了货币，但却是建立在货币外生的基础上，其背后仍是实物分析的商品货币理论。IS-LM模型经过汉森的《<通论>导读》的推广，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迅速流传开来。汉森的学生，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阐述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一词，1970年时，萨缪尔森在第八版《经济学》中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蒋自强、史晋川，2008）。新古典综合派以“正统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身份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位置，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对《通论》的解释和后来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宾等对这种解释的修正，甚至曾一度达到了宏观经济学中除了“凯恩斯主义”，再无其他理论的程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费函数、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综合派推论出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和凯恩斯如出一辙，或者说人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完美的解释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此外，新古典综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事实。三是，新古典综合派为劳伦斯•克莱因和考莱斯委员会（Cowles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基础。这些计量模型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路径（斯诺登等，1994）。

三、剑桥资本争论与后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通论》的解读遭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卡恩（RichardF.Kahn）、斯拉法（PieroSraffa）、卡尔多（NicholasKaldor）。除卡尔多外，其余几位都是“剑桥学术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召集起来的当时剑桥大学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目的是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通论》的合作者（Kahn，1984）。剑桥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综合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解读凯恩斯《通论》，认为这有违凯恩斯革命的本意，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凯恩斯《通论》批判的对象。批判由琼•罗宾逊发起，针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但很快扩展至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这场争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剑桥资本争论”。当时几乎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有关文章也都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承认新剑桥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综合的逻辑批判是有效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流”等违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现象在异质品模型中会经常出现，从而不能够当作反常现象来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AEA）的新奥尔良会议（NewOrleansMeeting）上，琼•罗宾逊发表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演讲，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危机时刻到来了（Robinson，1972）。之后，罗宾逊出版了和她的学生伊特维尔（JohnEatwell）合作的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试图提供另一种经济学分析范式，取代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但事与愿违，《现代经济学导论》因其难度不适合初学者，而且选题和整体设计方面都有不足，从教科书流行的角度看，并没有取得罗宾逊期望的效果，主导经济学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综合派观点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罗宾逊夫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当时，新古典综合派仍是主流经济学，所谓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顶尖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仍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受到逻辑批判就放弃自己的“经济学阵地”。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罗宾逊、斯拉法、卡恩、卡尔多等剑桥经济学家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一时后继乏人，形势陡转直下，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声音大为减弱，甚至被完全湮没。剑桥资本争论被搁置，主流经济学得以继续使用遭受严厉批判的生产函数等理论工具研究经济学。新剑桥学派后来多被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罗宾逊夫人和她的剑桥同事们精心构建了其包含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拓展和完善了凯恩斯经济学（王璐，2014）。

四、新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古典综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因为不能解释现实中的滞涨问题而遭到了货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给政府留下了政策选择空间，即政府可以选择牺牲一定的物价稳定而谋求较低的失业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企的现实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转而攻击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认为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推论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扰乱了经济体系本身的自我调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人们会根据上一期的预期和实际的差距调整本期的预期，从而政府牺牲物价稳定谋求较低失业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长期则只会提高价格水平。如果政府频繁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则会损害经济体系本身的职能，提高自然失业率，造成长期来看物价水平和失业率同时上涨的后果。卢卡斯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则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认为政府的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无效的。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理性预期学派都是从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综合派，进而“正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成为学界共识。部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开始努力构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引入不完全竞争理论作为凯恩斯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即经济行为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关于经济的信息和知识做出最优决策，同时经济行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从而不会出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场出清均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完全打破了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之间的“统一”状态，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真实经济周期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出现了新的综合和统一的状况，诞生了“新-新古典综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综合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有成本的价格调整等理论。至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转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批判的新古典经济学重新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篇3

美国的次级房贷放款中存在的猎杀放贷和贷款欺诈是造成次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猎杀放贷指贷款机构或其没有依照美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消费者真实、详尽地披露有关贷款条款与利率风险的复杂信息;贷款欺诈是由职业罪犯导演的骗贷犯罪。在这两种违法行为中,前者的受害者一般是消费者,后者的受害者一般是贷款机构。2001～2004年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在经历了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在2006年春季,美国房价开始下跌。在2007年初,美国第二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宣布濒临破产,次级债危机开始显现,并波及银行业,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雷曼兄弟倒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成为银行控股公司,美国的投行开始回归银行主业。由于蝴蝶效应,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开始传向世界,成为一场席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暴。在这场金融风暴中,冰岛、迪拜等国家面临破产,即一个国家对外资产小于对外负债,即资不抵债的状况,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墨西哥等,面临信用降级,这些表明,世界正经历着一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本文在次级债危机的背景下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建议。

一、我国外贸出口现状

(一)我国外贸依存度高。外贸依存度,也叫对外贸易系数或贸易密度,最普遍的计算方法是进出口总额/GDP,它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对外开放程度大小的指标之一。商务部钟山指出,当一国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时,外贸依存度则会提高。一般说来,外贸依存度越高,意味着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的能力越强,外贸依存度越低,意味着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的能力越弱。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外贸进出口迅速增长,高于同期GDP增速。1978～2008年我国外贸年平均增速比GDP年平均增速高8.15个百分点。1980～2008年世界平均外贸依存度由34.87%提高到53.3%,我国外贸依存度也从12.5%提高到57.3%。

2001～2008年我国外贸年均增速比世界贸易年均增速高11.1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相应上升了20.7个百分点。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在2009年有所下降,这是由于金融危机对于中下层消费者的影响较大,对我国的商品出口影响较大,我国进出口总额比上年下降了13.9%。(表1)

(二)贸易保护主义复苏。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使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据WTO秘书处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数量分别增长28%和27%,我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我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

美国对我国实施了严厉的贸易限制措施,如2009年9月11日的轮胎特保案,10月7日的无缝钢管双反调查,10月27日对我国钢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11月3日对我国金属丝网托盘实施惩罚性关税,11月5日对我国油井管征反倾销关税,11月6日对我国铜版纸等征双反关税,12月30日批准对我国钢管征高额关税,2010年2月6日决定对我国大陆产礼物盒和包装丝带征高额反倾销税。2010年7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的“337”调查中,有5起涉及在华企业,占案件总数的55.6%。欧盟不仅使用“双反”大棒,同时开始尝试将多种贸易措施叠加使用,采用更加严厉的手段扼制或阻止他国产业对当地市场的占领,如近期欧盟对我国出口的“无线数据卡”拟采用反倾销、反补贴及一般保障措施并用的保护手段。日本经产省的消息显示,日本放宽了申请反倾销调查的条件,同时对反倾销调查作出肯定性裁定的几率已上升到70%～80%,并拟效仿美国在政府部门设立专门窗口接待企业的调查申请。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外贸出口的形势不容乐观,我国作为最先走出世界金融危机的国家,正在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众矢之的。

(三)出口产品附加值低。我国相当一部分的出口企业只是一些国际大企业的加工厂、组装厂,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产品出口中,更多的是凭借低价来获取订单,生产的产品附加值很低。金融危机到来以后,国外的采购人员开始寻找价格更低的产品,一旦发现,就会缩减订单,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同时,在我国出口的产品中,自有品牌比例很低。根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我国所有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不足20%,自主品牌的产品甚至还不足10%。自有品牌的缺乏和品牌建设的不足也是我国出口商品附加值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我国外贸出口对策

(一)提高产品附加值,开拓新兴市场。美国财政部驻中国经济与金融特使杜大伟指出,中国应该让自己的产业链进行升级,这样才能使美国今后从中国进口更多的经过精密制造的产品。因此,对于我国企业来说,要想改变现阶段面临的出口不利情况,要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加强产品的技术升级,进行产品创新,同时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特殊时机,打造企业的自有品牌,进行适当的品牌营销,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对于我国出口企业来讲,在进行技术改造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引进外资,通过和外资企业的合作,学习外资企业在质量管理和品牌运作上的经验,同时实现出口企业的技术升级。同时,我国出口企业还应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出口企业可以通过参加一些国际性的展会和博览会来推销本企业的产品,同时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开拓网络销售渠道,根据金融危机对各国的影响来调整出口格局,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逐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程度,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

(二)积极应诉双反,提高企业应诉能力。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后期,为了防止出口转移对本国市场的影响,当一国针对某项产品采取贸易措施之时,其他国家的“联动”反应正在变得越来越迅速而频繁,典型案例发生在2009年轮胎案、钢铁案及今年的铝材案等。当我国某一产业出口受到一国制裁,很可能面临全球出口市场的贸易保护打击,出口企业事先的全球联动应对战略已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我国企业要充分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争取在WTO框架下解决双方的贸易争端,对于违反WTO规则损害我国外贸利益的成员国可以采取“反向报复”,即停止履行对该成员方在WTO项下的义务来迫使对方履行WTO裁决。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8月15日就中国非公路轮胎反倾销反补贴案肯定性损害终裁公告,裁定中方输美涉案产品对美国内产业构成实质损害。在政府支持及行业协会、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此案获得了比较低的倾销税率,补贴税率未出现两位数的惩罚性高关税。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到,只要涉及的企业能积极应诉,在统一的组织下还是可以在面对双反调查时获得比较好的结果。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出口企业在平时要注意规范企业的财务制度,完善财务信息,为以后的应诉做好准备。出口企业一旦面临双反调查,要积极应诉,寻找专业律师,同时与国外律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在决定应诉后全力以赴,对于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要做好准备,最好与同行业的企业进行抱团应诉,降低应诉成本。

(三)慎重对待人民币升值。美国众议院在2010年9月29日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该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虽然法案要最终生效还需参议院通过,并送交奥巴马签署,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在今年上半年进行的人民币汇率压力测试表明,对于出口企业人民币升值3%,出口企业利润将下降30%～50%,因此对于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国政府应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采取相应的汇率政策,为我国出口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

篇4

二、进一步加强对翻译出版的重视

在海外翻译出版的作品中，莫言是被接受与研究的最广泛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不仅被翻译成德语、法语及英语，同时，还被翻译成越南语、日语以及韩语等多种语言，可谓是当前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一位作家。更重要的是，莫言的作品还在不同国家获得了最高的奖项和荣誉，使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显而易见，必须加强对翻译出版工作的重视。早先，歌德在阅读中国的文学作品之后，提出了“世界文学”。由此可见，歌德之所以能够详细地了解中国的文学，主要是得力于他的翻译水平及能力。面对这样的一个现状，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其实，很早之前，也就是中国时期，我国有过两次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的机会，可惜，最终被错过，却使得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翻译过来的国外著名作品，照此一来，我国文学所特有的文学价值及重要意义就此被忽略。并且，在当前发展过程中，我国已经有了专业的翻译出版社，比如，上海的译文出版社及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社等多个出版社。他们所翻译的国外作品取得了相当不错的评价，在业界具有很好的口碑。当然，在此告诉大家在翻译作品的时候必须坚持“保护该民族的文字和语言本质”，这样做也是对该国家文化的一种尊重。

三、积极吸取国外作品的精华作为己用

著名哲学家罗素曾经这样讲：相互不同的文明之间的接触是人们进步的最主要表现。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国著名作家莫言，在他的《红高粱》作品中，他按照时间顺序讲述男主人公的战争生活，继而运用倒叙手法描述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表面上看，这并不是完整的叙述方式，属于集多个叙述方式为一体的叙述手法，把一段简简单单的感情描述得扑朔迷离，使其独有的魅力及吸引力大大地提高。更重要的是，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待“爷爷和奶奶”之间的情感故事及当地的生活历程，利用对其独具敢爱敢恨气质的自由个体生命的赞扬，展现出当地特有的民族文化及风情。与之不同的是著名作家福克纳，他擅长于写南方区域的一些事情，但是，莫言却将东北乡描述成一个包罗万象的王国。例如，在福克纳的作品《喧嚣与骚动》中，从一个的孩子的角度出发，去描述这个周密、完整、独具特性及普通性的国度，将不为人知的故事讲述得更动人。而利用班吉的角度出发看世界和了解周围所有的一切，即便是感受到了，最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唯一能感受的只有对人类的悲哀，怜悯之情。在写作过程中，必须积极吸取国外作品中的精华，为自己所用。同时，还必须对自身进行反思，放眼于世界。基于我国文化和民族的特色进行作品创作，吸取国外作品的精华，逐渐打破我国传统文化的枷锁，融入新的一些元素，促使我国立足于世界，向大众宣传我国现代文学及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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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作为专门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具有高负债性和高外部性的特点,这就使其不仅追逐收益性,也必须关注安全性和流动性。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银行又担负着“转型与发展”的双重使命,这必然使信贷风险不断积累。在当前的外部环境下,信贷风险管理已不再是对风险的规避和对冲的博弈术,而是一种保值增值的差别化技能。信用评级机构则在此中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甚至故意为投资银行提高其产品的信用等级,某种程度上对金融风险的扩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监管者的角度,由于长期的经济繁荣和市场繁荣,自由主义的理念在监管者的头脑中占据上风,放松管制、让金融更加自由化成为这一阶段监管者的核心价值观。比较而言,美联储对银行的监管是严格的。而恰恰次级债以及衍生产品均由美国证监会监管,作为长期监管股权资产的机构,对债权资产的利害关系肯定不如美联储,监管错位也可以看作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二、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可能面对的信贷风险及存在的问题

1.信用级别管理不严及住房贷款比例增大可能导致个人住房贷款者信用风险的集中爆发

由于信用体系的缺乏,我国商业银行在实际贷款发放过程中,无法得到借款人的信用保证。相对于美国的信用等级而言,我国的借款人甚至达不到次级信用级别。我国商业银行在审核个人住房贷款申请时,主要是通过申请者从单位开具的收入证明来审查其收入状况,导致资信较差的借款者可能凭借虚假证明从银行得到贷款,进入房贷市场。银行为了扩展业务规模,按揭成数都比较高,近几年仍然维持在70%左右,甚至是“零首付”。目前,随着国家对房地产业进一步进行法规及商业银行控制风险的要求,2005—2006年按揭成数下降到了60%左右,但是这个数值还是偏高,依然蕴含着很大的风险。

2.抵(质)押物的评估价值相对较高且缺乏更新机制致使商业银行过度放贷

商业银行发放的大量贷款中,有部分贷款是抵(质)押贷款,其中有很多抵(质)押物的价值评估是在我国经济上行时进行的,那时的宏观经济背景还比较乐观,现在经济处于下行中,银行的抵(质)押物的价值已大幅缩水。而住房按揭贷款又被我国商业银行视为优质资产业务而大力发展。行业间的激烈竞争和巨大的利润空间又促使其不断降低办理条件,进而对贷款审查流于形式。许多银行还通过推出各种优惠业务刺激个人房贷消费,从而抢占市场份额。这种风险意识的缺失使银行业的风险正在不断累积。而且,商业银行对在建工程、未办理产权证件房屋作抵押的抵押物跟踪管理薄弱,没有建立动态更新机制,甚至会出现抵押的在建工程已经完工,还没有办理好后续抵押登记手续,使银行的抵押权“悬空”。

3.信贷投放过于集中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房地产业促使风险加大

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房贷风险暴露期通常为3到5年,而我国房地产行业个人信贷业务是最近4年才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我国银行业已进入房贷风险初步显现的时期。基于房地产市场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它已成为宏观政策重点调控的行业。2006年以来,住房市场的持续繁荣使借款者低估了潜在风险;同时,贷款机构风险控制意愿下降,使行业风险加大,最终导致从紧的货币政策出台。2007年连续加息导致住房开发成本高,同时也推高了贷款买房者的还贷成本。随着次级债危机影响下的经济下行,收入预期下降,还贷压力增大,个人住房贷款者可能选择提前还贷或断贷,出现类似美国次贷市场上借款人无力还款的情形。

三、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措施

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进行信贷风险管理,首先要明确信贷风险管理的目的不仅是保护资金的安全,而且还要提升构成银行经营模式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组合水平。信贷风险管理应遵循保本、稳健的原则,保护银行资产的安全,保证存量资产质量的稳定,这是银行生存的基础。对内生不确定性引致的风险,如银行由于内部的信息传导不及时、相关制度不完善而发生的操作失误、贷款抵(质)押物价值没有及时更新等,可通过加强控制程序和业务检查力度来实现。

1.严格控制个人住房贷款者的信用级别

商业银行必须使用内部控制的标准流程从严控制个人住房贷款者的信用级别,严格检查每一笔房屋按揭贷款业务,信贷员必须要与贷款申请人见面,而且必须面对面地签订贷款合同。对于新收到的房屋按揭贷款申请,由信贷工作人员到单位核实收入证明,通过核实贷款者真实身份。

2.增强我国商业银行自身的流动性

从宏观层面看,2007年央行10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6次加息、每周发行定向票据,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回收了银行体系内相当数量的流动性。而在金融危机过程中,保持自身流动性成为银行渡过难关的重要手段。

3.加强金融创新监管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再次印证了金融创新会给银行业带来双重影响。在国际金融市场和交易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必须清醒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审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过程发现,即使美国在监管体系完善的市场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监管缺失,尤其是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金融产品的复杂化导致了对其认识上的盲点和监管上的空白。

参考文献:

[1]葛奇.次贷危机的成因、影响及对金融监管的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8,(11).

[2]宋琳,齐腾.次贷危机的传导及其对中国金融监管的启示[J].现代商业,2009,(06).

[3]谭燕芝.美国次贷危机与金融监管—兼论我国最优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J].江西社会科学,2009,(02).

[4]姚兵,张乐,任益民.从次贷危机看美国的金融监管[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8,(10).

[5]熊维强.从次贷危机看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与监管[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8,(06).

[6]廖岷.次贷危机下美国对于金融监管的最新反思[J].中国金融,2008,(07).

[7]李娜.从美国次贷危机反思我国的金融风险监管思路[J].时代金融,2009,(01).

[8]汪思冰,郝登攀.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J].时代金融,2008,(11).

[9]周纪恩.从次贷危机根源和实质看宏观金融风险监管[J].新金融,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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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金融时代风险管理特点

无论是传统商业银行，还是从事金融业务的互联网企业，抑或是跨领域的金融服务提供者，都是在经营风险。没有风险，就没有收益，二者总是相伴相生。特别是在行业融合与博弈成为新常态的“长尾时代”，在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仅以风险定价为例，风险经营能力强的金融企业，在准确识别和计量潜在客户风险水平的高低的基础上，能够给“好”客户提供更为优惠的服务价格；而风险经营能力较差的金融企业，由于对客户风险识别不清、计量不准，只能给客户提供一个偏向于平均水平的价格，而这对真正的“好”客户来讲，反而得不到其应得的优惠条件。因此，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好”客户会流动到风险经营能力强的金融企业，因为其为同等服务付出的成本更低；“差”客户则会选择风险经营能力差的金融企业。这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因此，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风险管理能力依然是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可否认，互联网大数据将给金融企业带来很多思想理念和技术手段方面的变革。长尾时代，风险管理的方法需要主动应变，传统商业银行要向互联网企业积极学习和借鉴，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更加深入地了解位于“长尾”部位的新客户，并为其提供更加卓越的金融服务体验。但同时，传统银行业的风险管理理念不能丢弃，其思想精髓是经过长期实践和验证总结出来的方法体系，在互联网金融时代，不仅需要坚守，而且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

三、大数据：机会与陷阱仅一步之遥

互联网和大数据革命性地降低了批量获取尾部客户的成本，使长尾时代的到来成为了可能。谈到大数据，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商业智能和无限商机，但实际应用中，要对其持有客观和理性的态度，技术方面更要谨防“大数据陷阱”。大数据分析和挖掘算法可以帮助金融企业找出很多潜藏在数据里的“规律”，但这只是商业智能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值得引起高度关注的是，数据量大不一定就是好事。一方面，当数据量从几十条变为几百条、几千条、上万条甚至更大时，很多微弱相关的变量会在大数据里变得显著相关，很多实际并无关联的变量会呈现相关的表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甄别地盲从于数据挖掘的结论，往往造成模型运行中的偏差，或加速模型本身区分能力的退化。这方面的案例很多，基本都是过度挖掘的结果。另一方面，大数据不仅仅是“大”，更要求“全”，即不同领域、不同来源的数据需要进行整合汇集，这也意味着数据种类和形态变得更为多样和复杂。然而，数据“全”是一把双刃剑，既赋予了数据挖掘无尽的想象空间，也带来了数据质量的良莠不齐。特别是互联网“全民造数”时代，数据应用者必须审慎区分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即哪些属于客户真实的交易数据，哪些则可能属于客户在好奇心理驱动下的“试试看”行为。因此，数据挖掘要谨防“伪规律”。防范大数据滑入“陷阱”要做到三个尊重。一是尊重数据质量，在充分了解数据来源、意义和规则的基础上，做好数据质量的甄别、纠正和取舍；二是尊重小数据时代的统计分析规范，如合理抽样、充分验证等，并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严格的实验设计，以确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性；三是尊重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和专家经验，不能唯数据或唯挖掘，而是要在数据分析和应用的全流程引入专业经验，并对模型规则进行合理的经济学解释。

四、金融企业践行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

对于金融企业来讲，互联网金融时代依然要面对信用、市场、流动性、操作、科技、战略、声誉等常规风险，与过去相比，虽无本质区别，却有量的差异。要求金融企业建立健全风险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组织架构、操作流程、系统工具、企业文化和人员队伍。重点包括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客户选择与风险偏好管理，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并把风险与收益的最优平衡作为经营管理的最终目标；二是信息对称与“全流程”管理，确保在业务的完整生命周期内充分了解客户的风险状况并采取相应的风险缓释措施；三是数据应用与风险计量能力，将专家经验与基于大数据的风险分析进行有效结合，精准计算和预测客户风险；四是资本约束与风险文化建设，按照巴塞尔协议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体系，完善与各类风险相对应的资产管理，并建立与之相对应的风险文化体系，确保各项风险管理工作在前、中、后台得到有效落实。以渤海银行为例，其开业之初即构建了全面、垂直、独立的风险管理模式，并在经营管理实践中按照巴塞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和理念逐步完善了适应本土管理实际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架构、风险偏好政策和风险管理流程，对于所面临的每一种主要风险，均通过“四眼原则、双线报告”建立矩阵式风险报告体系和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断加大研究和开发力度，持续提高风险分析、信息管理、计量工具、系统等量化风险管理基础能力，持续推进风险管理的精细化、专业化品质提升；业务发展方面，不以放松风险管理为代价换取短期发展，不脱离风险管理实际盲目扩张，资产质量始终保持同业领先水平。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以“锻炼和培养一支职业操守好、专业水平高的风险管理队伍”为目标，注重开辟立足长效的风险管理人员培养机制，开展深入、立体、全方位、渗透式的风险管理培训。文化建设方面，注重在风险管理实践中培养和塑造独具特色的风险文化，提炼出以“专业、责任、规范、创新”为基础的风险文化理念，并力求使之成为凝聚力量、规范行为、推动持续稳健发展的“无形之手”。上述措施无疑将为渤海银行在互联网时代的“蓝海”航行保驾护航。

五、监管与创新间的辩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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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7-0118-03

一

广告历来是企业实施推广宣传的有效手段：“夫商业之有广告，犹陆行之有火车，水行之有轮船也。若舍广告，则名不出咫尺。良珠韫犊，善价难估，用广告则一传十，十传百，百而千，千而万，名声洋溢，购者麕至。”然而，广告要想达到上述效果，必须使大众“从心理上接受之”，这样就要求外国在华企业的广告宣传活动，从内容、形式以及广告手法上都要与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环境特征相结合，才能使中国消费者从心理上实现对产品的接受，达到产品推广的真正效果。

二

从推广宣传的内容上看，外国在华企业十分注意在广告宣传中如广告词、宣传画的设计上借用中国传统文化要素，使之更具有“中国特色”，以适应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质。

1925年，著名的柯达胶卷在此年一至十月的《申报》上，连续刊登了十则广告，根据每月份的国人生活传统，向人们展示胶卷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在柯达胶卷的这些广告中。往往是大幅的广告画，一般最右侧标注本月的广告主题，如“新年喜事”、“青春乐事”、“扫墓纪念”、“古寺纪念”、“运动纪念”、“毕业纪念”、“避暑纪念”、“游园纪念”、“重九登高”等，以系列主题的形式生动描述了不同时令国人的风俗习惯，在画面的下侧，还相应附上一首诗，与主题想对应，并将品牌商标“柯达”巧妙地隐藏在每首诗中，并按照主题配以大幅手工画，达到意想不到的奇特效果，兹选取其中几首，以窥其一斑：

新年喜事：有客到门，恭贺新禧，在此时际，柯达摄影，留作纪念，亦一乐事。

扫墓纪念：三月清明，家家扫墓，背山傍水，桃红柳绿，柯达摄影，留作纪念，为人子者，以誌孝思。

重九登高：九月重阳，飞雁成行，登高远眺，极目苍茫，客子思乡，每动愁肠，慰情机械，柯达最良。

“新年喜事”主题以中国传统新年为主调，渲染了新年时节中国人亲朋之间相互拜年的文化习俗，强化了在此喜乐之时使用柯达胶卷留影的必要。“扫墓纪念”同样“重九登高”主题也同样以清明扫墓、九九重阳登高等传统习俗，将柯达品牌与传统文化要素相结合，巧妙地借用诗词所描绘的感人场景，从而达到宣传柯达产品的效果。

飞利浦灯泡作为日常家庭用品，其尤其注意以营造温馨家庭氛围来进行宣传。在飞利浦灯泡广告中，设计了很多日常家庭活动场景，如画面中一家围坐一桌玩麻将娱乐，一副其乐融融的和睦场景，旁配广告词：“家庭娱乐得飞利浦电泡，益增高兴”；如主人在家庭客厅会见挚友，详谈甚欢，则日：“厅堂客室得飞利浦电泡，益见辉煌”；又有一美貌女子，手扶家中艳丽灯罩，旁白谓：“日日用品，美丽绝伦，货真价实，比众不同”。惜用普通市民家庭生活的常见场景，玩麻将、会客等，使飞利浦灯泡融入其中，其作为日常家庭必备消费品的产品形象日益深入人心，取得不俗的效果。美商科发药房甚至根据传统中医学中刮痧的保健医疗技艺，开发了刮痧药水，并声称“此水系德国第一良方，本药房精选上等材料，按中国人之体质，凭五十年之经验制成。”

力士香皂的广告更是瞄准了上海现代女性追求摩登的心理，展开宣传心理攻势。近代上海多元速变的社会节奏，新奇巧妙事物的不断出现，不仅养成了上海女性认同、接受与追求新事物的习性，也使得生活方式发生新陈代谢，逐渐形成追逐流行与时尚的消费心理与消费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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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辽金时期的河北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为统一北方与辽之间在河北地区频发战争，对当地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公元1004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今大清河一线）为界，双方罢兵求和，从此进入和平相持时期。这种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河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进入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中南部地区属宋，北部地区属辽。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河北全境统一属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设路、府、州、县等，河北主要分为两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所辖地区主要有：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以及沧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辖地区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庆源府，以及相州、卫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两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区。

辽代行政建制设五京道，道以下设府、州、县。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辖地域，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区。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当于金代的河北东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辖范围。

宋辽对峙与金统一河北，对河北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发展与面貌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北此一阶段的古文化遗存，呈现出宋的中原文化传统与辽、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独特特点。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宋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丰富的各类文物。已发现的宋代遗址约260多处，其中城址13处；辽金时期遗址约1600处，其中城址61处；另外还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遗址以城址和瓷窑址最为重要，考古发掘工作亦主要针对此两项内容开展。比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500米，东西宽约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残高1~8米。城内发现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残器片，另外还发现有石雕佛像残件。位于今巨鹿县境内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12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垣遗迹已湮没于地下，文化层距今地表约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间，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盘、盆、罐、瓶等瓷器和绢画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遗址发掘的很少，遗迹主要是简单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遗物以泥质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为主，器型主要是碗、盘、罐、瓮等。

定窑、磁州窑和井陉窑遗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时期三大重要瓷窑址。定窑乃宋代著名瓷窑，其创烧于唐代，至元代渐衰落。核心窑址位于曲阳县涧磁村附近，发掘出的遗迹有窑炉和瓷器作坊遗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为著名，即闻名于世的定窑白瓷，种类主要有碗、盘、碟、瓶、壶、盒和枕等，胎质细腻，釉色润泽，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和印花等，图案以花卉和动物形象为主，有的瓷器上题款有“官”、“尚食局”、“尚药局”等，多与宫廷和官府有关[1]。

磁州窑兴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时期北方著名的民间窑场，包括磁县观台镇和邯郸彭城镇两个窑址群，遗迹发现有窑炉、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产品以白釉器为主，次为黑釉、绿釉、黄釉器等，器型种类有碗、盘、罐、瓶、壶、枕和建筑构件等。装饰技法极为丰富，有划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装饰最具风格[2]。1989年调查新发现的井陉瓷窑遗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烧制白瓷器为主的瓷窑群，产品表现出一些独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为主，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和黄釉器[3]。

北宋墓葬的发掘以井陉柿庄墓群较为著名。共发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带墓道单室仿木构砖室墓为主，其中尤以6号墓的“捣练图”壁画最为完整精美。该墓地的年代，发掘报告认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认为应晚至元代[4]。

北宋与辽对峙存在，位于两国交界地带的河北中部地区留下了不少军事性遗迹，如永清、雄县境内的北宋地道遗址，属抗辽的军事防御设施遗迹。地道距地表约4米，洞高约1.5米，宽约1米，一般系用灰砖垒砌而成，砖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7厘米。洞内发现有灯龛、通气孔等设施。出土遗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残片。这些地道遗存为研究宋与辽金的战争及军事防御设施提供了资料[5]。

从北宋开始，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宋时期建筑遗存在河北有着较好的保存。正定隆兴寺是现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规划的寺院，为国内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现存有4座宋代原构木结构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与殿顶形式常见于宋画，而实物罕见，故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开元寺塔，高84米，为全国古塔之最。另一处著名的宋塔是高达63.9米的景县开福寺塔，也为国内少见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广惠寺华塔，一层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单层小塔，主塔上部满饰各类壁塑，为国内佛塔罕见形式。临城普利寺塔为宋代少见的方形砖塔，塔身一级满嵌砖雕坐佛，各层斗拱形制各异，极具装饰性。刻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的赵州大观圣作之碑，在国内同类遗存中形体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赵州陀罗尼经幢，幢高16余米，为国内现存形体最高大的经幢，造型华丽，雕刻精美，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净众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6]。

三、辽金考古

辽金时期的遗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张家口、承德一带，多为内涵简单、文化层较薄的一般性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残片。发现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边长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较大型城址，城垣边长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连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续到元代。九连城城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920米，东西宽760米，城垣外侧建有独特的半圆形马面，直径20米，间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区辽代墓葬发现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群的发掘收获最为卓著，是辽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该墓群属汉人家族墓地，时代集中在辽代末年大安和天庆年间。墓葬形制多为带墓道的仿木构穹隆顶单室或双室砖室墓，墓室平面有圆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内均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内容以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为主，如出行、散乐、侍吏等，特别是还发现了“茶道”和“备经”等壁画新题材。随葬品除陶瓷器、铜器外，引人瞩目的还有许多保存较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为骨”或“以木为骨”制成人体偶像。张文藻等人的木棺上还有用梵文和汉文墨书的佛经，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统三年（1143年）时立爱墓、兴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兴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资料，对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金代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固安于沿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金银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辽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铭补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10]。

长城在金代有着奇特的发展。金长城又称金界壕、壕堑，与前代长城不同，它掘土为壕堑，掘出的土在壕内侧夯筑为墙，重要地段双壕双墙并列。墙体外侧筑望台（马面），内侧建戍堡、关城，防御体系比前代长城更为严密。金长城有主线和多条支线，河北境内的金长城属南线，位于康保、丰宁、围场境内，总长约216公里。长城由外壕、墙体、望台（马面）构成，墙体夯筑迹象不明显，坍塌严重，残高不足1米，望台间距200~300米。许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为乡间大车道。

来自东北地区的辽金两族在汲取汉文化基础上，也创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风格的各种建筑作品。河北境内保存有不少质量上乘的辽金时期建筑遗存。高碑店开善寺大殿，为国内现存不足十座的辽代木构建筑中经后代修缮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辽应历十六年（956年）的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保留的辽代壁画及部分彩画弥足珍贵。河北北部辽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涞水庆化寺华塔、易县圣塔院塔、涞水镇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临济寺澄灵塔、昌黎源影寺塔、易县双塔庵双塔等。金代重要经幢有卢龙陀罗尼经幢，高11米，雕刻精细华美，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区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有多种多样的突出发现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最佳区域。两种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两种文化对峙的前沿地域则是研究这种关系的最重要环节。因此，河北在宋代与辽金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河南（下转39页）（上接25页）地区，而与之毗邻的河北则是宋代抗击北辽的前沿重要区域，因此将大名府升为“北门锁钥”之北京，成为陪都。这种特殊的政治因素为河北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因此也成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辽代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之陪都，成为辽代的重要区域。金代迁都燕京，称中都，河北地区成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区自然成为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总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区域以及丰富的考古发现，使其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辉柄：《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2期；b.徐苹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精粹展〉札记》，《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处：《永清县古地道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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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银行要与互联网企业竞争也必须建立自己的互联网平台。

银行的平台优势在于拥有众多的营业网点，在营业网点部署互联网WiFi，可以通过WebPortal页面的推送实现网点轻量级门户平台的搭建，通过定制化WebPortal页面银行最新的金融动态及营销活动广告。不仅可以让银行客户进行手机银行客户端的便捷下载、银行官方微博、微信的点击关注，并且可以拓展网点的无纸化智能排队、银行电子商务实体店营销等业务。依靠营业网点的无线互联网平台，也能通过Portal短信认证方式合规获取用户实名信息（如姓名、手机号等），并收集客户的上网行为日志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实现用户的大数据挖掘与分析，为实现后续精准化的产品营销和用户信贷级别的智能评估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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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允许信贷资金入市有利于规范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的渠道和方式，克服银行信贷资金向股市流动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在信贷资金流入股市问题上，我国一直存在着现实状况与法律规定悖逆的不正常现象。一方面，有关法律法规严禁将银行信贷资金用于炒股；另一方面，现实中却又有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方式流入股市。而且，由于信贷资金入市绝大部分属于暗箱操作，因此除了少量的券商股票质押贷款有据可查外，没有人能确切知道流入股市的信贷资金数量。有人估计，2000年流入股市的银行贷款就达1000亿元左右。既然严格的法律规定亦难以堵死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的暗道，而且各种暗道的存在使银行对信贷资金向股票市场的流动完全处于一种无法监控的状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固守原有的法律和政策限制，而应使信贷资金入市公开化和合法化，变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的各种暗道为明道。这样对规范信贷资金向股市的流动，减少银行贷款向股市流动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允许信贷资金入市有利于减少银行资产业务风险。我国之所以禁止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对银行信贷资金安全性的考虑。我们一直认为，股票市场风险很大，而银行信贷资金的绝大部分是来自各项存款，特别是来自居民的储蓄存款，如果允许信贷资金入市，则一旦运用银行贷款进行的股票投资失败，不仅会使银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而且也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应当说，上述看法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对商业银行而言信贷资金入市的风险有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答案应当是否定的。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允许信贷资金入市还有利于银行减少资产业务风险。一是因为过去信贷资金入市的风险主要源于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的盲目性和无序性，而如果允许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变银行贷款流入股市的各种暗道为明道，就可实现信贷资金向股票市场的规范和有序流动，并使银行可以对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的时间、规模、途径和方式等进行有效监控，这相对于过去的那种信贷资金向股市的盲目流动而言，不是加大了银行的风险，而是减少了银行的风险。二是因为股票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即投资者可以将持有的股票随时在股票市场上卖掉，换取现金。既然如此，与工商企业的设备贷款相比，银行以股票为对象所发放的贷款也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换言之，银行对股票市场主体贷款的风险并不高于一般工商企业贷款。如果考虑到银行可以要求借款人提供股票作为质押品、而股票的流动性又远高于其他抵押物的情况，则允许信贷资金入市就更有利于增强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从而更有利于降低银行的风险。三是因为允许信贷资金入市，并不意味着银行可以不加选择地对股票市场主体发放贷款，相反，如同对一般工商企业贷款一样，银行可以在贷款对象、贷款时机、贷款方式、贷款数量和贷款期限等方面进行严格论证和自主选择，从而把贷款风险控制在最小限度以内。可见，对信贷资金入市的风险应当辩证地看待。在很大程度上，允许信贷资金入市实际上是减少银行风险的一种有效措施。

对我国证券市场而言，信贷资金入市的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允许信贷资金入市有利于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证券市场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重要场所，其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和交易的活跃程度，而要扩大市场的规模，并保持市场交易的活跃，其前提条件又是必须维持一定的市场资金存量和流量。允许信贷资金入市的意义正在于可以为我国证券市场提供增量资金来源，从而可以对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我国目前股市低迷、股票市场融资功能削弱，而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货币市场又资金过剩的情况下，允许信贷资金入市更可以改变两个市场的不均衡状况，从而对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整体运行效率发挥特殊作用。第二，允许信贷资金入市有利于减轻股市波动，促进我国股票市场的规范运行。如前所述，在信贷资金流人股市问题上，我国一直存在着现实状况与法律规定悖逆的不正常现象。由于大量银行贷款暗中无序流入股市，监管部门又要依法对信贷资金入市予以查禁，因此，在这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博弈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股市的剧烈波动。当监管者放松监管或监管不力时，大量信贷资金就会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股市，在市场上兴风作浪，推动股票价格的猛烈上涨。而当监管部门加大对违规资金的查处力度时，原来流人股市的信贷资金又会大量从市场撒出，从而导致股价的剧烈下跌。这种现象已经为2000年以来我国股票市场运行的实践所证实。允许信贷资金入市则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允许信贷资金入市后，银行贷款流人股市的渠道和方式得以透明化和规范化，信贷资金向股市的流动成为公开、合法、有序和可以由银行加以控制的流动，原来信贷资金向股市的非规范和无序性流动将不存在，这就可以避免由信贷资金的流出流人所引发的股市过度波动，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平稳运行。第三，允许信贷资金入市有利于监管当局对股市进行宏观调控。目前我国股票市场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依靠政策来调节，即当股市过度高涨时，有关部门就会推出“利空”政策，以此阻止股市的过度繁荣；而当股市长期低迷时，有关部门又会抛出“利好”政策或措施，以求刺激股票价格的回升。这种主要依靠政策进行调节的方法不仅不利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而且也使股市的宏观调节缺乏经常性和连续性。因此，笔者认为，为了保证我国股票市场的平稳运行，当务之急是建立起经常性的、依靠经济手段对股票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机制，而这一机制的核心就是在允许信贷资金入市的前提下建立股票信用交易制度。因为，建立股票信用交易制度后，中央银行便拥有了调整保证金比率这一调控股市的有效手段，它可以根据股票市场的运行状况，通过及时调高或调低保证金比率来有效控制银行贷款流入股票市场的数量，防止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这对股票市场的长期稳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信贷资金入市无论对商业银行还是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平稳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寻求信贷资金入市的合理而又安全的渠道，以便降低信贷资金入市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分业经营条件下，由于银行不能直接进行股票的买卖，因此信贷资金入市只能采取间接方式。具体说，可供选择的信贷资金入市途径有以下几种

1.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下发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管理规定》，这为银行信贷资金通过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间接入市提供了一条合法的通道。此后，中国人民银行又相继批准了多家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通过交易主体的相互交叉，使两个市场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相互渗透。实践证明，这条通道的打开，不仅使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效率得以提高，而且使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资金实力得以增强，各项业务的开展更加顺利。同时，这一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增强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当然，同业拆借由于具有期限短的特点，因此这种方式只能解决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短期融资需求。

2.对券商实施股票质押贷款。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联合了《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贷款，从而为证券公司自营业务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信贷资金通过这种方式入市，无论对券商还是对商业银行都十分有益。对券商而言，股票质押贷款可在较大程度上满足其相对长期的资金需求，适应了其资产结构调整的需要，增强了券商的经营灵活性与资产的流动性，使一批符合条件的综合类券商在竞争能力、经营实力和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得到不断增强。对商业银行而言，在整个金融系统稳健运行的条件下，股票质押贷款业务的开展则可以推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和金融服务的创新，给商业银行相对充裕的资金找到新的运用渠道，从而增强银行资金的流动性，提高银行资金运用的效率。此外，由于证券公司的社会信誉一般要高于普通工商企业，作为抵押品的股票又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因此，商业银行通过这种方式将信贷资金间接投入股票市场，其风险比之一般工商企业贷款的风险要小得多。

3.推出除券商之外的股票质押贷款，即开办个人股票质押贷款和企业股票质押贷款。如果个人和一般企业可以通过股票质押获得资金，则其一部分可用于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以及用于实业或不动产投资；另一部分资金将进入证券市场，这种乘数和放大效应将大大增加证券市场的资金供给量，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鼓舞新老投资者的信心，也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流入市场开辟新的途径。同时，由于能够用于质押的股票一般均业绩优良、成长性较好，因此，全面开放股票质押贷款后将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市场的理性投资。而券商通过为个人股票质押贷款提供中介服务，也可以获得新的利润来源；此外，如果能使在本公司开户的投资者用其所持股票进行质押获得贷款，也将大大增强券商对客户的吸引力。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对个人和企业开办股票质押贷款业务，可以为其资金提供更为宽阔的运用途径，从而可以更有效地缓解目前信贷资金运用效率低和大量闲置的问题，增强银行的盈利能力。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与银行的其他信贷业务相比，股票质押贷款具有很强的变现性，这对于注重资产流动性的商业银行来讲，无疑具有莫大的吸引力。银行将会由此进入新的领域，拓展新的生存空间，分享资本市场发展的成果，获取资本运作的收益。对中央银行来说，则可以通过对股票质押比率、贷款利率、贷款期限等关键性指标的调整，来有效调控通过这个渠道流人股票市场的信贷资金数量，最终实现调节市场运行、分流储蓄、缓解通货紧缩的目的。

4.商业银行为券商提供除自营之外的其他业务贷款，如投资银行业务贷款等。就性质而言，证券公司是企业，而且属于资本密集型的金融企业。作为企业，证券公司与一般工商企业只有业务类型和经营范围的区别，而不存在企业本质的不同。所以，证券公司应该与一般工商企业一样成为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象。如券商开展企业重组并购等投行业务时需要大量资金，如果可以向商业银行申请专项贷款，就可以缓解券商资金实力不足的问题，有利于券商业务的开展。

5.建立股票信用交易制度，开办股票信用交易。这也是实现信贷资金间接入市的可行方式。所谓股票信用交易又叫保证金交易或垫头交易，它是指股票交易者按照确定的比例，将一部分价款或一定数量的股票交付给经纪人，不足部分由该经纪人向银行贷款垫付而进行的一种股票交易方式。股票信用交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借钱买股票和借股票卖股票；二是存在经纪人与股票交易者以及经纪人与银行之间的双重信用；三是存在双重利息支付，即投资人要对经纪人的垫付款项（或代垫的股票）支付利息，经纪人也要对银行的贷款支付利息，前者高于后者的差额构成经纪人的收益；四是其交割方式仍以现货交易为原则；五是股票信用交易的保证金比例由中央银行制定，中央银行可以根据股票市场的运行状况，通过调整保证金比例来调节银行资金流入股票市场的数量，从而起到调控股票市场运行，防止股票价格过度波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