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30 11:39:30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近代史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一、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与原因
我们知道,美国经济的70%依靠私人消费,而且相当比例是负债消费。在那里,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等,贷款现象几乎无处不在。在过去几年,为刺激房贷,贷款公司提供了优惠利率、零首付(历史上标准的房贷首付额度是20%)、甚至头年不付利息等优惠措施,使一向自信的美国市民包括那些低收入人群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贷款买房。贷款公司取得了惊人的业绩。为分散风险,他们找到知名投行,推出了CDO(债务抵押债券),让购买债券的持有人来分担房屋贷款的风险。在有利可图的低利率环境下,低风险的高级CDO很快卖了个满堂彩。对冲基金在全球利率最低的银行借钱后大举买入风险较高的普通CDO(普通CDO利率可能达到12%),仅利差就赚了个盆满钵满。同时,对冲基金还把手里的CDO债券抵押给银行,换得数倍的贷款,追着买投行的普通CDO。投行再把CDO投保创造出CDS(信用违约交换)以降低风险。CDS也卖火了。投行在CDS基础上又创造一个CDS基金(“三毛”基金),把先前赚到的一笔作为基金,放大数倍(例如10倍)地首发。这时,人们认为,买入1元基金,亏到0.90元都不会亏自己的钱,赚了却每分钱都是自己的!“三毛”卖疯了。于是,各种养老基金、教育基金、理财产品甚至许多其他国家的银行也纷纷买入。由于这批产品在OTC市场交易,法律上也未规定需要向监管者报告,无人知晓它们究竟卖了多大规模,这样就形成了2001年末以来,从贷款买房者到贷款公司、各大投行、各个银行、对冲基金,人人都赚的情形。美国房地产一路飙升,根本没有出现还不起房款的事情。
与之相伴的是,美国的利率不断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同时,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这使那些收入根本不高的购房者还贷负担大为加重。房价下跌也使得他们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于是又出现了2006年底普通民众无法偿还贷款,贷款公司倒闭,对冲基金大幅亏损,继而保险公司和银行相继巨额亏损报告,各大投行也纷纷亏损;然后股市大跌,民众普遍亏钱,无法偿还房贷的民众继续增多,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纵观次贷危机的产生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由松变紧的政策调控环境是次贷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从2001年初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个基点开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经历13次降低利率之后,2003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仅1%,达到过去4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期,30年固定按揭房贷利率从2000年底的8.1%降到2003年的5.8%,一年可调息按揭贷款利率从2001年底的7.0%下降到2003年的3.8%,这使得浮动利率贷款和只支付利息贷款这类创新产品滋生并占总按揭贷款的比例迅速上升。市场的火暴使富人们更加放肆地挥霍,穷人们看到自己的房子每天都在升值也开始购买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从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两年时间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连续17次提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升到5.25%。利率大幅攀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而且,自2007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住房市场开始大幅降温。随着住房价格下跌,购房者难以将房屋出售或者通过抵押获得融资。受此影响,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借款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开始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银行等贷款提供商降低贷款信用门槛是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国“经济学简报”网站编辑罗伯特·瓦拉赫在形容次贷危机爆发根源时这样说:“只要你还喘气儿,银行和抵押贷款公司就敢想方设法借给你钱。信用不好?没问题!无力偿还月供?也没问题!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无须证明文件就可抵押贷款的时代。”即使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形势下,为防止吓退次贷借款人,华尔街变本加厉疯狂放贷,甚至仅依据借款者自己填报的虚假收入就可放贷,次贷款额还可以大于总房价。降低放贷门槛,必然导致回收资金的风险升高。
部分金融机构利用房贷过度证券化转移风险是导致危机的表象原因。在低息环境下,次级房贷衍生产品客观上的投资回报空间,不仅使放贷机构在股市上一倒手就将债权转让给其他投资者,还吸引了美国以及全球主要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投资者。被无限放大的证券化规模究竟多大可谓深不见底,使得危机爆发时影响波及全球金融系统。
二、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启示
当前,中国与美国房市降温前的经济图景存在一定相似性。我国的货币政策也与美国如出一辙。美国次贷危机无疑给国内金融业敲响了居安思危的警钟。如果从美国次贷危机中吸取教训,加强我国金融业的管理和监管,可以防止金融危机爆发,保证经济金融平稳运行。
第一,金融产品的创新要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我国许多的居民希望通过投资房地产去获得财富,银行系统也曾想出各种吸引人们借贷款买房的“高招”。比如,深圳的银行推出了“双周供”,可使借贷人缩短还款期,少交利息,很受炒房户欢迎。又如“循环贷”,允许人们将商品住房抵押给银行而获得一定的贷款额度。这样,借贷人买越多的房产,就能获得越多的贷款额度,产生以房养房的现象,更受“炒房户”追捧。虽然目前尚未出现大规模的贷款违约现象,但是,不断上扬的通货膨胀率就有可能迫使央行提高利率,继而导致许多“炒房户”因交不起利息而违约。如,深圳一居民用首付购得一套房,又用这套房抵押购得第二套房首付,再租出第一套房来交付两套房每月所贷房款额。一旦银行对房贷和利率进行调整,就会产生违约,所以在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其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应高度重视房地产价格相对稳定的意义。对新兴的金融产品,要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和相对应的监管和调控手段。
1933年,凯恩斯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阐明了现实经济和新古典实物分析的经济的区别,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工资经济”,企业家雇佣劳动从事生产的目的是获得货币利润。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在批判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把传统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内容实体是马歇尔、庇古、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实际上是今天人们指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通过劳动市场上实际工资的变动决定就业量的就业理论和实际不符,因为现实中工人和企业签订的是货币工资契约,工人会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但鲜有听说有工人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罢工的情况。在凯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转而强调现实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认为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进而强调企业家在决定就业和产出方面的主导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所在: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本质上的不同(凯恩斯,1930)。
二、IS-LM模型与新古典综合派
1936年10月,在牛津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协会的会议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个简单的图表示这一模型。IS-LL模型作为对《通论》的解读,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实际上,扬(WarrenYoung)指出,哈罗德和米德对IS-LM模型的贡献同样重要,但他们只用了联立方程组而没用图形,使得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广泛认可(Young,1987)。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质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强调多个市场同时均衡,用联立方程组的方式求得最终均衡解。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均衡,貌似加进了货币,但却是建立在货币外生的基础上,其背后仍是实物分析的商品货币理论。IS-LM模型经过汉森的《<通论>导读》的推广,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迅速流传开来。汉森的学生,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阐述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一词,1970年时,萨缪尔森在第八版《经济学》中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蒋自强、史晋川,2008)。新古典综合派以“正统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身份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位置,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对《通论》的解释和后来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宾等对这种解释的修正,甚至曾一度达到了宏观经济学中除了“凯恩斯主义”,再无其他理论的程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费函数、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综合派推论出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和凯恩斯如出一辙,或者说人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完美的解释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此外,新古典综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事实。三是,新古典综合派为劳伦斯•克莱因和考莱斯委员会(Cowles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基础。这些计量模型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路径(斯诺登等,1994)。
三、剑桥资本争论与后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通论》的解读遭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卡恩(RichardF.Kahn)、斯拉法(PieroSraffa)、卡尔多(NicholasKaldor)。除卡尔多外,其余几位都是“剑桥学术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召集起来的当时剑桥大学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目的是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通论》的合作者(Kahn,1984)。剑桥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综合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解读凯恩斯《通论》,认为这有违凯恩斯革命的本意,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凯恩斯《通论》批判的对象。批判由琼•罗宾逊发起,针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但很快扩展至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这场争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剑桥资本争论”。当时几乎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有关文章也都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承认新剑桥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综合的逻辑批判是有效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流”等违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现象在异质品模型中会经常出现,从而不能够当作反常现象来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AEA)的新奥尔良会议(NewOrleansMeeting)上,琼•罗宾逊发表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演讲,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危机时刻到来了(Robinson,1972)。之后,罗宾逊出版了和她的学生伊特维尔(JohnEatwell)合作的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试图提供另一种经济学分析范式,取代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但事与愿违,《现代经济学导论》因其难度不适合初学者,而且选题和整体设计方面都有不足,从教科书流行的角度看,并没有取得罗宾逊期望的效果,主导经济学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综合派观点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罗宾逊夫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当时,新古典综合派仍是主流经济学,所谓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顶尖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仍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受到逻辑批判就放弃自己的“经济学阵地”。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罗宾逊、斯拉法、卡恩、卡尔多等剑桥经济学家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一时后继乏人,形势陡转直下,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声音大为减弱,甚至被完全湮没。剑桥资本争论被搁置,主流经济学得以继续使用遭受严厉批判的生产函数等理论工具研究经济学。新剑桥学派后来多被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罗宾逊夫人和她的剑桥同事们精心构建了其包含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拓展和完善了凯恩斯经济学(王璐,2014)。
四、新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古典综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因为不能解释现实中的滞涨问题而遭到了货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给政府留下了政策选择空间,即政府可以选择牺牲一定的物价稳定而谋求较低的失业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企的现实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转而攻击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认为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推论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扰乱了经济体系本身的自我调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人们会根据上一期的预期和实际的差距调整本期的预期,从而政府牺牲物价稳定谋求较低失业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长期则只会提高价格水平。如果政府频繁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则会损害经济体系本身的职能,提高自然失业率,造成长期来看物价水平和失业率同时上涨的后果。卢卡斯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则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认为政府的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无效的。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理性预期学派都是从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综合派,进而“正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成为学界共识。部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开始努力构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引入不完全竞争理论作为凯恩斯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即经济行为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关于经济的信息和知识做出最优决策,同时经济行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从而不会出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场出清均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完全打破了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之间的“统一”状态,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真实经济周期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出现了新的综合和统一的状况,诞生了“新-新古典综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综合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有成本的价格调整等理论。至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转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批判的新古典经济学重新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美国的次级房贷放款中存在的猎杀放贷和贷款欺诈是造成次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猎杀放贷指贷款机构或其没有依照美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消费者真实、详尽地披露有关贷款条款与利率风险的复杂信息;贷款欺诈是由职业罪犯导演的骗贷犯罪。在这两种违法行为中,前者的受害者一般是消费者,后者的受害者一般是贷款机构。2001~2004年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在经历了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在2006年春季,美国房价开始下跌。在2007年初,美国第二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宣布濒临破产,次级债危机开始显现,并波及银行业,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雷曼兄弟倒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成为银行控股公司,美国的投行开始回归银行主业。由于蝴蝶效应,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开始传向世界,成为一场席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暴。在这场金融风暴中,冰岛、迪拜等国家面临破产,即一个国家对外资产小于对外负债,即资不抵债的状况,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墨西哥等,面临信用降级,这些表明,世界正经历着一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本文在次级债危机的背景下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建议。
一、我国外贸出口现状
(一)我国外贸依存度高。外贸依存度,也叫对外贸易系数或贸易密度,最普遍的计算方法是进出口总额/GDP,它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对外开放程度大小的指标之一。商务部钟山指出,当一国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时,外贸依存度则会提高。一般说来,外贸依存度越高,意味着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的能力越强,外贸依存度越低,意味着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的能力越弱。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外贸进出口迅速增长,高于同期GDP增速。1978~2008年我国外贸年平均增速比GDP年平均增速高8.15个百分点。1980~2008年世界平均外贸依存度由34.87%提高到53.3%,我国外贸依存度也从12.5%提高到57.3%。
2001~2008年我国外贸年均增速比世界贸易年均增速高11.1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相应上升了20.7个百分点。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在2009年有所下降,这是由于金融危机对于中下层消费者的影响较大,对我国的商品出口影响较大,我国进出口总额比上年下降了13.9%。(表1)
(二)贸易保护主义复苏。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使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据WTO秘书处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数量分别增长28%和27%,我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我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
美国对我国实施了严厉的贸易限制措施,如2009年9月11日的轮胎特保案,10月7日的无缝钢管双反调查,10月27日对我国钢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11月3日对我国金属丝网托盘实施惩罚性关税,11月5日对我国油井管征反倾销关税,11月6日对我国铜版纸等征双反关税,12月30日批准对我国钢管征高额关税,2010年2月6日决定对我国大陆产礼物盒和包装丝带征高额反倾销税。2010年7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的“337”调查中,有5起涉及在华企业,占案件总数的55.6%。欧盟不仅使用“双反”大棒,同时开始尝试将多种贸易措施叠加使用,采用更加严厉的手段扼制或阻止他国产业对当地市场的占领,如近期欧盟对我国出口的“无线数据卡”拟采用反倾销、反补贴及一般保障措施并用的保护手段。日本经产省的消息显示,日本放宽了申请反倾销调查的条件,同时对反倾销调查作出肯定性裁定的几率已上升到70%~80%,并拟效仿美国在政府部门设立专门窗口接待企业的调查申请。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外贸出口的形势不容乐观,我国作为最先走出世界金融危机的国家,正在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众矢之的。
(三)出口产品附加值低。我国相当一部分的出口企业只是一些国际大企业的加工厂、组装厂,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产品出口中,更多的是凭借低价来获取订单,生产的产品附加值很低。金融危机到来以后,国外的采购人员开始寻找价格更低的产品,一旦发现,就会缩减订单,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同时,在我国出口的产品中,自有品牌比例很低。根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我国所有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不足20%,自主品牌的产品甚至还不足10%。自有品牌的缺乏和品牌建设的不足也是我国出口商品附加值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我国外贸出口对策
(一)提高产品附加值,开拓新兴市场。美国财政部驻中国经济与金融特使杜大伟指出,中国应该让自己的产业链进行升级,这样才能使美国今后从中国进口更多的经过精密制造的产品。因此,对于我国企业来说,要想改变现阶段面临的出口不利情况,要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加强产品的技术升级,进行产品创新,同时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特殊时机,打造企业的自有品牌,进行适当的品牌营销,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对于我国出口企业来讲,在进行技术改造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引进外资,通过和外资企业的合作,学习外资企业在质量管理和品牌运作上的经验,同时实现出口企业的技术升级。同时,我国出口企业还应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出口企业可以通过参加一些国际性的展会和博览会来推销本企业的产品,同时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开拓网络销售渠道,根据金融危机对各国的影响来调整出口格局,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逐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程度,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
(二)积极应诉双反,提高企业应诉能力。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后期,为了防止出口转移对本国市场的影响,当一国针对某项产品采取贸易措施之时,其他国家的“联动”反应正在变得越来越迅速而频繁,典型案例发生在2009年轮胎案、钢铁案及今年的铝材案等。当我国某一产业出口受到一国制裁,很可能面临全球出口市场的贸易保护打击,出口企业事先的全球联动应对战略已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我国企业要充分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争取在WTO框架下解决双方的贸易争端,对于违反WTO规则损害我国外贸利益的成员国可以采取“反向报复”,即停止履行对该成员方在WTO项下的义务来迫使对方履行WTO裁决。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8月15日就中国非公路轮胎反倾销反补贴案肯定性损害终裁公告,裁定中方输美涉案产品对美国内产业构成实质损害。在政府支持及行业协会、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此案获得了比较低的倾销税率,补贴税率未出现两位数的惩罚性高关税。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到,只要涉及的企业能积极应诉,在统一的组织下还是可以在面对双反调查时获得比较好的结果。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出口企业在平时要注意规范企业的财务制度,完善财务信息,为以后的应诉做好准备。出口企业一旦面临双反调查,要积极应诉,寻找专业律师,同时与国外律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在决定应诉后全力以赴,对于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要做好准备,最好与同行业的企业进行抱团应诉,降低应诉成本。
(三)慎重对待人民币升值。美国众议院在2010年9月29日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该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虽然法案要最终生效还需参议院通过,并送交奥巴马签署,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在今年上半年进行的人民币汇率压力测试表明,对于出口企业人民币升值3%,出口企业利润将下降30%~50%,因此对于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国政府应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采取相应的汇率政策,为我国出口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
二、进一步加强对翻译出版的重视
在海外翻译出版的作品中,莫言是被接受与研究的最广泛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不仅被翻译成德语、法语及英语,同时,还被翻译成越南语、日语以及韩语等多种语言,可谓是当前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一位作家。更重要的是,莫言的作品还在不同国家获得了最高的奖项和荣誉,使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显而易见,必须加强对翻译出版工作的重视。早先,歌德在阅读中国的文学作品之后,提出了“世界文学”。由此可见,歌德之所以能够详细地了解中国的文学,主要是得力于他的翻译水平及能力。面对这样的一个现状,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其实,很早之前,也就是中国时期,我国有过两次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的机会,可惜,最终被错过,却使得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翻译过来的国外著名作品,照此一来,我国文学所特有的文学价值及重要意义就此被忽略。并且,在当前发展过程中,我国已经有了专业的翻译出版社,比如,上海的译文出版社及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社等多个出版社。他们所翻译的国外作品取得了相当不错的评价,在业界具有很好的口碑。当然,在此告诉大家在翻译作品的时候必须坚持“保护该民族的文字和语言本质”,这样做也是对该国家文化的一种尊重。
三、积极吸取国外作品的精华作为己用
著名哲学家罗素曾经这样讲:相互不同的文明之间的接触是人们进步的最主要表现。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国著名作家莫言,在他的《红高粱》作品中,他按照时间顺序讲述男主人公的战争生活,继而运用倒叙手法描述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表面上看,这并不是完整的叙述方式,属于集多个叙述方式为一体的叙述手法,把一段简简单单的感情描述得扑朔迷离,使其独有的魅力及吸引力大大地提高。更重要的是,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待“爷爷和奶奶”之间的情感故事及当地的生活历程,利用对其独具敢爱敢恨气质的自由个体生命的赞扬,展现出当地特有的民族文化及风情。与之不同的是著名作家福克纳,他擅长于写南方区域的一些事情,但是,莫言却将东北乡描述成一个包罗万象的王国。例如,在福克纳的作品《喧嚣与骚动》中,从一个的孩子的角度出发,去描述这个周密、完整、独具特性及普通性的国度,将不为人知的故事讲述得更动人。而利用班吉的角度出发看世界和了解周围所有的一切,即便是感受到了,最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唯一能感受的只有对人类的悲哀,怜悯之情。在写作过程中,必须积极吸取国外作品中的精华,为自己所用。同时,还必须对自身进行反思,放眼于世界。基于我国文化和民族的特色进行作品创作,吸取国外作品的精华,逐渐打破我国传统文化的枷锁,融入新的一些元素,促使我国立足于世界,向大众宣传我国现代文学及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等。
商业银行作为专门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具有高负债性和高外部性的特点,这就使其不仅追逐收益性,也必须关注安全性和流动性。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银行又担负着“转型与发展”的双重使命,这必然使信贷风险不断积累。在当前的外部环境下,信贷风险管理已不再是对风险的规避和对冲的博弈术,而是一种保值增值的差别化技能。信用评级机构则在此中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甚至故意为投资银行提高其产品的信用等级,某种程度上对金融风险的扩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监管者的角度,由于长期的经济繁荣和市场繁荣,自由主义的理念在监管者的头脑中占据上风,放松管制、让金融更加自由化成为这一阶段监管者的核心价值观。比较而言,美联储对银行的监管是严格的。而恰恰次级债以及衍生产品均由美国证监会监管,作为长期监管股权资产的机构,对债权资产的利害关系肯定不如美联储,监管错位也可以看作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二、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可能面对的信贷风险及存在的问题
1.信用级别管理不严及住房贷款比例增大可能导致个人住房贷款者信用风险的集中爆发
由于信用体系的缺乏,我国商业银行在实际贷款发放过程中,无法得到借款人的信用保证。相对于美国的信用等级而言,我国的借款人甚至达不到次级信用级别。我国商业银行在审核个人住房贷款申请时,主要是通过申请者从单位开具的收入证明来审查其收入状况,导致资信较差的借款者可能凭借虚假证明从银行得到贷款,进入房贷市场。银行为了扩展业务规模,按揭成数都比较高,近几年仍然维持在70%左右,甚至是“零首付”。目前,随着国家对房地产业进一步进行法规及商业银行控制风险的要求,2005—2006年按揭成数下降到了60%左右,但是这个数值还是偏高,依然蕴含着很大的风险。
2.抵(质)押物的评估价值相对较高且缺乏更新机制致使商业银行过度放贷
商业银行发放的大量贷款中,有部分贷款是抵(质)押贷款,其中有很多抵(质)押物的价值评估是在我国经济上行时进行的,那时的宏观经济背景还比较乐观,现在经济处于下行中,银行的抵(质)押物的价值已大幅缩水。而住房按揭贷款又被我国商业银行视为优质资产业务而大力发展。行业间的激烈竞争和巨大的利润空间又促使其不断降低办理条件,进而对贷款审查流于形式。许多银行还通过推出各种优惠业务刺激个人房贷消费,从而抢占市场份额。这种风险意识的缺失使银行业的风险正在不断累积。而且,商业银行对在建工程、未办理产权证件房屋作抵押的抵押物跟踪管理薄弱,没有建立动态更新机制,甚至会出现抵押的在建工程已经完工,还没有办理好后续抵押登记手续,使银行的抵押权“悬空”。
3.信贷投放过于集中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房地产业促使风险加大
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房贷风险暴露期通常为3到5年,而我国房地产行业个人信贷业务是最近4年才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我国银行业已进入房贷风险初步显现的时期。基于房地产市场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它已成为宏观政策重点调控的行业。2006年以来,住房市场的持续繁荣使借款者低估了潜在风险;同时,贷款机构风险控制意愿下降,使行业风险加大,最终导致从紧的货币政策出台。2007年连续加息导致住房开发成本高,同时也推高了贷款买房者的还贷成本。随着次级债危机影响下的经济下行,收入预期下降,还贷压力增大,个人住房贷款者可能选择提前还贷或断贷,出现类似美国次贷市场上借款人无力还款的情形。
三、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措施
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进行信贷风险管理,首先要明确信贷风险管理的目的不仅是保护资金的安全,而且还要提升构成银行经营模式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组合水平。信贷风险管理应遵循保本、稳健的原则,保护银行资产的安全,保证存量资产质量的稳定,这是银行生存的基础。对内生不确定性引致的风险,如银行由于内部的信息传导不及时、相关制度不完善而发生的操作失误、贷款抵(质)押物价值没有及时更新等,可通过加强控制程序和业务检查力度来实现。
1.严格控制个人住房贷款者的信用级别
商业银行必须使用内部控制的标准流程从严控制个人住房贷款者的信用级别,严格检查每一笔房屋按揭贷款业务,信贷员必须要与贷款申请人见面,而且必须面对面地签订贷款合同。对于新收到的房屋按揭贷款申请,由信贷工作人员到单位核实收入证明,通过核实贷款者真实身份。
2.增强我国商业银行自身的流动性
从宏观层面看,2007年央行10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6次加息、每周发行定向票据,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回收了银行体系内相当数量的流动性。而在金融危机过程中,保持自身流动性成为银行渡过难关的重要手段。
3.加强金融创新监管
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再次印证了金融创新会给银行业带来双重影响。在国际金融市场和交易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必须清醒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审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过程发现,即使美国在监管体系完善的市场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监管缺失,尤其是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金融产品的复杂化导致了对其认识上的盲点和监管上的空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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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邪王氏自汉代兴起,儒学背景深厚,可谓礼法世家。王氏成员的思想中,儒家的成分、现实的内容占主导地位。他们关注现实,积极入世,比较重视实务和事功,且由于他们长期处于权利的中枢位置,比较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和礼仪,因此,王氏家族可以称之为礼法世家。在家族中,他们讲求伦理道德、提倡孝道,以维持家族的亲善和睦,从而形成长盛不衰的局面。在国家,王氏家族的成员则研习朝廷典制仪理,重视实务。无论谁建立王朝,他们都不敢不看重王氏的门第,而且还要借重他们的学识和特长,这样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往往能够成为旧朝之重臣、新朝之佐命。礼仪已经成为王氏人物维系门第的重要工具之一。
作为两晋长盛不衰的世族,琅邪王氏在文化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除以儒学为立身之本外,对玄、释、道也兼容并蓄。这使王氏家族文化更加多姿多彩,这更利于王氏子弟的与时推迁。在当时,玄学可谓名士的文化标志,由儒入玄也是一个家族地位上升的必具条件。王氏一门自王戎、王衍始,子弟多善清言,尤其是王导作为东晋权相,亲自参与、组织谈玄,对东晋玄风的盛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总的说来,王氏家族是玄儒兼修。王氏子孙从王祥、王览那里继承了儒学伦理的因子,从王戎、王衍那里因袭了玄化的细胞,以儒学持家、治国,以玄学博取名誉、地位。正因为儒玄双修,故王氏子弟鲜有过于放浪颓废者。
两晋以降,佛教对士族思想、生活影响日益显著。如王导与高僧交往甚是频繁,与他们谈论义理,为其子孙接受佛理打开了方便之门。王羲之与名僧支道林等交往甚密,支道林是一位玄化很深的高僧,他以佛理释《庄子·逍遥游》,新义迭出,对王羲之颇有启益:“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①]。王羲之的《兰亭序》很明显受到了佛理的影响。此后王氏子孙多有信佛法者,如王珉、王珣皆信佛,《晋书》有这样的记载:
时有外国沙门,名提婆,妙解法理,为珣兄弟讲《毗昙经》。珉时尚幼,讲未半,便云已解,即于别室与沙门法纲等数人自讲。法纲叹曰:“大义皆是,但小未精耳”[②]。
这说明东晋时王氏与佛教已有不解之缘。
另外,琅邪王氏还世代崇信道教。《晋书·王羲之传》记载: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③]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④]
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王羲之在浙东隐居期间,就与许迈等道士往来甚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对道教更是痴迷,以至因此被害。这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氏家族的。据陈寅恪先生研究,我国东部滨海地区为天师道之发祥地,而琅邪王氏正生活在这一区域,自然也会接受这一普遍的地域性宗教文化的影响。即使王氏家族后来逐渐崇尚儒学,但在宗族内部仍然信仰天师道。陈寅恪先生曾说:
天师道以王吉为得仙,此实一确证,故吾人虽不敢谓琅琊王氏之祖宗在西汉时即与后来之天师道直接有关,但地域风习影响于思想信仰者至深且锯。若王吉贡禹甘忠可等者,可谓上承齐学有渊源,下启天师之道术。而后来琅琊王氏子孙为五斗米教徒,必其地域熏习,家世遗传,由来已久。此蓋以前读史之人所未曾注意者也[⑤]
不仅王氏如此,本地域其他家族也多是这样。这一是王氏家族文化的一个传统。王氏子弟名字多有一“之”字,父、子皆如此,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便如此,这明显有违当时宗族内避讳的原则,但这是天师道信仰的符号,故照常流行。
天师道信仰对王氏家族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史籍中的许多记载都显现了天师道影响的痕迹。但在诸多影响方面,对中国文化意义最大的,莫过于促进王氏之好书法。书法艺术在东汉后期日渐摆脱一味实用的束缚,不断雅化、艺术化,受到士人的重视,名家辈出。但在晋代,尤其是东晋,书艺最盛、贡献最大、成就最高者无疑是琅邪王氏,家族中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这样的大师。王氏家族之所以成为典型的书法世家,除了一般的社会文化原因外,也与其重视实用和笃信天师道有着很深的渊源。在古代,宗教与文学艺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艺术的发展往往受到宗教的影响,不断从宗教思想与信仰中获取资源,而宗教的传播和发扬广大则多以艺术为媒介。这不但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一个普遍的规律。基于这种通识,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关系》一文中专门讨论天师道与书法之关系这一问题说“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⑥]陈先生此文发前人所未发,在他看来在普遍好书法的两晋南朝,王氏等尤精于此,其主要原因在于天师道信仰要求写经文,而写经文正与功德相关联,故道教信徒皆致力于书,以至薪火相传,成为家族传统,终于从中孕育出了最杰出的书法艺术家。
总之,王氏书法世家,在崇儒之外,对当时主要的文化思潮及诸“才艺”,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这使王氏之家族文化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弹性,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这也是王氏书法世家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郡谢氏是东晋时期与琅邪王氏齐名的侨姓世族的杰出代表,后人合称此二家为“王谢”。不过与王氏相比,谢氏名流在数量上不如王氏密集,更重要的是在人物性格上,谢氏子弟与王氏也有所不同,谢氏似较“率性、自然”,而王氏则“务实、隐忍”。而谢家子弟这种性格直接影响到了谢氏在政治上的消长,权势上的得失。谢氏人物这一普遍的性格特征,显然与其独特的家风有着必然的联系。
唐代李延寿曾用“雅道相传”[⑦]来概括谢氏的家风,它是维系谢氏门第的精神力量。在魏晋南北朝之际,老庄思想盛行,士人以高蹈出尘、任情背礼为高雅,而以世务经心、拘于礼法为卑俗。这固然是极而言之,但这一时期一流的世族大都徘徊于这两种人生取向之间,而并非非俗即雅、非雅即俗。不过,要做到完全的平衡与中庸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同的士族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或倾斜,相较之下,王氏略偏向“俗”一点,而谢氏则“雅”的成分多一些。晋代陈郡谢氏几代,皆不同程度的表现出尚自然、轻礼法的风格,这可谓谢氏家风中最突出的特征。此诚如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谢氏文化传统的殊相是名士家风,这种家风的精神底蕴是老庄心态,这种心态的结构是轻礼重情。陈郡谢氏家族乃“新出门户”,是一个晚起的家族,与显名于汉代的儒学世族相比,其家族“资本”比较薄弱,可谓起自寒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家族中旧观念的积淀也较少,儒家礼法传统的制约也轻,由儒入玄的转变也较容易和彻底,在玄风的熏染下,谢氏很快便形成了重情轻礼的新门风。
作为一个传承
数代的世家大族,陈郡谢氏虽然表现出了鲜明的名士风采,并以此形成了其家风的显著特征,但在宗族内部,谢氏与其他家族一样,仍然有着坚实的儒家礼法传统。
总的看来,谢氏的门风是以玄为表,以儒为里,这与琅邪王氏有相同之处。但谢氏的玄化更重些,礼法则更自然些;王氏更注重事功,又信天师道,故门风显得较为刻板。另外作为一个一流书法世家,谢氏子弟具有多方面的才艺修养。在书法、围棋、音乐等方面,皆代有人才,留下了许多令人称道的风流雅事,尤其是谢氏“雅道相传”与江南风光相交融,孕育出的精美山水文学,更是令人称道。
以上以王氏和谢氏书法世家为例,简单地介绍了两个书法世家的家风和文化的一些个性。通过对王、谢两家个性的考察,对以此两家为代表的晋代书法世家的共性作一个简单的概括:
第一,每个士族书法世家都是一个群体,带有不同程度的集体性。在同一代人中,一般有多人爱好书法。他们彼此影响,互相促进,在共时性阶段创作了许多重要的书法作品。从历时性来看,都是几代人上下承接,连绵不断,每一代都有人在书法上取得杰出成就。书法世家中的书法家,既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同时也离不开其家族而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晋代士族书法世家都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相结合而构成的书法创作力极强的群体。
第二,书法世家之间关系盘根错节,联系密切。两晋书法世家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师承和婚姻两个方面。两晋的书法世家大族出于种种原因,互相联姻的很多,如被称之为“中古第一豪门”的王氏书法世家,曾与同是书法世家的谢氏、郗氏都有通婚。因为师承和婚姻,书法世家之间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原来相对封闭的家族内部的传授扩展为家族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正是导致两晋书法世家之间书法风格相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书法世家之间彼此取长补短,差异逐渐缩小,共同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第三,每个士族书法世家,在书法方面都有几个核心人物,如王氏家族中的王导、王羲之、王献之;郗氏家族中的郗鉴、郗愔;庾氏家族中的庾翼、庾亮;谢氏家族中的谢鲲、谢安等等。这些核心人物在家族中有相当大的权威,在书法上都有贡献。他们有感召力,重视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和培养。核心人物的多少,书法水平的高低,影响的大小,寿命的长短,是决定和影响士族书法世家的地位和演变的重要因素,当然这些核心人物也离不开书法世家。法国艺术家丹纳说过: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⑧]
丹纳讲的是艺术家与“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息息相关,其实从历时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就晋代的士族书法世家来说,如果没有书法世家内几代积累的集体性文化环境,书法世家中的核心人物恐怕也难以出现。
第四,晋代的士族书法世家的书家除了书法之外,大多还长于文学和兼善其他门类的艺术,如绘画、音乐等。如王氏书法世家中擅长文学的书法家就有王导、王廙、王濛、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王珉等,同时王廙、王濛、王羲之、王献之、还擅长绘画,另外在音乐方面王羲之、王献之均有较高的造诣。
第五,在书法世家中,最流行的字体是行草书,其中书家最擅长的书体主要是行书。如在东晋长于行书的书法家当中,影响大、生命力强的也多是出自门阀士族书法世家。北宋《宣和书谱》卷七收有东晋著名行书家九人,其中有七人是门阀士族子弟。赵宋御府所藏行书十五帖中,有十三帖是出自门阀士族书家之手。从上面的品评和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到,爱好书法,热心于书法创作,且成就卓著,确是晋代门阀士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晋代书坛上,占据峰颠的是门阀士族中的书法家。
第六,书法世家书法风格的相似性。在中国书法史上,晋代是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美学思潮、政治经济状况等因素,以及字体演变的完成、书法世家之间的交流等具体条件,使两晋的书法世家在书法风格上具有大致相同的时代风格。即如后人所说的晋代书风尚韵。
通过对以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个书法世家的比较,可以发现在两晋的这些书法世家中,一方面都有自己的个性,有着不同于其它世家的独特的地方;另一方面,这些书法世家又有着共同性和相似性。总之,两晋的书法世家既“和而不同”,又“不同而和”,其中“不同而和”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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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7-0118-03
一
广告历来是企业实施推广宣传的有效手段:“夫商业之有广告,犹陆行之有火车,水行之有轮船也。若舍广告,则名不出咫尺。良珠韫犊,善价难估,用广告则一传十,十传百,百而千,千而万,名声洋溢,购者麕至。”然而,广告要想达到上述效果,必须使大众“从心理上接受之”,这样就要求外国在华企业的广告宣传活动,从内容、形式以及广告手法上都要与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环境特征相结合,才能使中国消费者从心理上实现对产品的接受,达到产品推广的真正效果。
二
从推广宣传的内容上看,外国在华企业十分注意在广告宣传中如广告词、宣传画的设计上借用中国传统文化要素,使之更具有“中国特色”,以适应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质。
1925年,著名的柯达胶卷在此年一至十月的《申报》上,连续刊登了十则广告,根据每月份的国人生活传统,向人们展示胶卷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在柯达胶卷的这些广告中。往往是大幅的广告画,一般最右侧标注本月的广告主题,如“新年喜事”、“青春乐事”、“扫墓纪念”、“古寺纪念”、“运动纪念”、“毕业纪念”、“避暑纪念”、“游园纪念”、“重九登高”等,以系列主题的形式生动描述了不同时令国人的风俗习惯,在画面的下侧,还相应附上一首诗,与主题想对应,并将品牌商标“柯达”巧妙地隐藏在每首诗中,并按照主题配以大幅手工画,达到意想不到的奇特效果,兹选取其中几首,以窥其一斑:
新年喜事:有客到门,恭贺新禧,在此时际,柯达摄影,留作纪念,亦一乐事。
扫墓纪念:三月清明,家家扫墓,背山傍水,桃红柳绿,柯达摄影,留作纪念,为人子者,以誌孝思。
重九登高:九月重阳,飞雁成行,登高远眺,极目苍茫,客子思乡,每动愁肠,慰情机械,柯达最良。
“新年喜事”主题以中国传统新年为主调,渲染了新年时节中国人亲朋之间相互拜年的文化习俗,强化了在此喜乐之时使用柯达胶卷留影的必要。“扫墓纪念”同样“重九登高”主题也同样以清明扫墓、九九重阳登高等传统习俗,将柯达品牌与传统文化要素相结合,巧妙地借用诗词所描绘的感人场景,从而达到宣传柯达产品的效果。
飞利浦灯泡作为日常家庭用品,其尤其注意以营造温馨家庭氛围来进行宣传。在飞利浦灯泡广告中,设计了很多日常家庭活动场景,如画面中一家围坐一桌玩麻将娱乐,一副其乐融融的和睦场景,旁配广告词:“家庭娱乐得飞利浦电泡,益增高兴”;如主人在家庭客厅会见挚友,详谈甚欢,则日:“厅堂客室得飞利浦电泡,益见辉煌”;又有一美貌女子,手扶家中艳丽灯罩,旁白谓:“日日用品,美丽绝伦,货真价实,比众不同”。惜用普通市民家庭生活的常见场景,玩麻将、会客等,使飞利浦灯泡融入其中,其作为日常家庭必备消费品的产品形象日益深入人心,取得不俗的效果。美商科发药房甚至根据传统中医学中刮痧的保健医疗技艺,开发了刮痧药水,并声称“此水系德国第一良方,本药房精选上等材料,按中国人之体质,凭五十年之经验制成。”
力士香皂的广告更是瞄准了上海现代女性追求摩登的心理,展开宣传心理攻势。近代上海多元速变的社会节奏,新奇巧妙事物的不断出现,不仅养成了上海女性认同、接受与追求新事物的习性,也使得生活方式发生新陈代谢,逐渐形成追逐流行与时尚的消费心理与消费习惯。
二、传统银行要与互联网企业竞争也必须建立自己的互联网平台。
银行的平台优势在于拥有众多的营业网点,在营业网点部署互联网WiFi,可以通过WebPortal页面的推送实现网点轻量级门户平台的搭建,通过定制化WebPortal页面银行最新的金融动态及营销活动广告。不仅可以让银行客户进行手机银行客户端的便捷下载、银行官方微博、微信的点击关注,并且可以拓展网点的无纸化智能排队、银行电子商务实体店营销等业务。依靠营业网点的无线互联网平台,也能通过Portal短信认证方式合规获取用户实名信息(如姓名、手机号等),并收集客户的上网行为日志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实现用户的大数据挖掘与分析,为实现后续精准化的产品营销和用户信贷级别的智能评估铺路。
图2
图4
图5
作为全球三大DLP投影机制造原厂之一的明基BenQ,始终把投影技术的持续改进放在首位,并且一直处于色彩技术的领导地位。BenQ数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追求DLP色彩的真实感与视觉的舒适度,从04年第Ⅰ代黄金色轮技术的推出到第Ⅱ代、第Ⅲ代,BenQ一直以来秉承的理念就是关注消费者的使用感受,将最好的画质呈现给用户。
2004年,当大多数DLP品牌仍采用四节点色轮的时候,BenQ推出第Ⅰ代黄金色轮技术,在传统四节点色轮(RGBW)中,加入比例正确、精准的黄色,构成五节点色轮(RGBWY),从而可以在不降低亮度的前提下, 大幅改善色彩还原表现,特别是能将一般投影机最难表现的肤色、草绿色、金属色做比较忠实的呈现,媲美于黄金分割,而被誉为“黄金色轮”。
2005年,明基在第Ⅰ代黄金色轮技术的基础上,运用更为领先的色轮涂布技术对色轮五个色段的比例进行了更为精准的调整,增加全域色彩的表现范围。同时,依据多年来在最佳γ值调校技术领域积攒的经验,研发出Notebook模式(演示模式)和通过国际认证的sRGB模式(照片模式)。一改DLP投影机色彩软肋,使得投射出的色彩可以符合市场主流笔记本所采用的液晶显示色彩标准。
2006年,第Ⅲ代黄金色轮技术的推出,让BenQ继续领跑DLP投影机色彩革命。
第Ⅲ代黄金色轮技术
第Ⅲ代黄金色轮技术是运用在DLP投影机上的一种色彩处理技术。它糅合BenQ最新的软硬件技术,能获取比第Ⅱ代更宽广的色域与丰富的色阶,除了色彩还原能力得到更大提升之外,其图像处理能力更比一般色轮技术提高4倍。呈现饱和亮丽的色彩与细腻的画面。
第Ⅲ代黄金色轮技术与第Ⅱ代最大的差别在于色彩管理、影像处理器、色轮涂布三项技术的提升。它包括三维色彩管理技术( 3D Color Management)、先进色轮涂布技术(Advanced Colorwheel Coating Technology)、10位图像处理技术(10-bit image processing),在色彩还原和图像处理方面有了质的飞跃。
原理介绍
三维色彩管理技术?穴3D Color Management?雪
三维色彩管理技术,不仅可以精准的确定色调与饱和度,同时还可以提升画面的亮度。从工程光学上来讲,颜色有三种表现特征,即色调、饱和度和亮度。色调是区分不同色彩的特征,饱和度表示颜色接近光谱色的程度,亮度表示颜色明亮的程度。(如图示1)
一般的色彩管理方法是二维的(如图示2),这样对于同一色调的颜色,其饱和度与亮度将是一个“天平”的关系。即二者往往不可兼得,在保证了亮度的情况下,饱和度很难提升。而BenQ最新的三维色彩管理技术(如图示3),对各种颜色的管理,在不影响饱和度的情况下,同样可以提升亮度,从而得到更加亮丽、真实的色彩。
先进色轮涂布技术(Advanced Colorwheel Coating Technology)
色域主要由色轮涂布决定,BenQ第Ⅲ代黄金色轮技术,采用了最新的先进色轮涂布技术(A.C.C.T.),扩大了整个色域,与第Ⅱ代相比,在不需要牺牲亮度的情况下,能带来比第Ⅱ代sRGB模式(照片模式)更佳的色彩饱和度。(如图示3)
(二)对就业环境和形势了解不清,产生盲目的乐观和悲观心理学生对就业环境和所需的准备认识不够清晰,有盲目性的特征。近些年社会上多次出现学生“考证”扎堆的现象(3),反应出大学生了解到就业越来越难,出现惶恐,希望准备得越“充分”越好,误以为职场和学校一样,以考试成绩和所获证书为标准。他们无法意识到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最重要的是具有职业素养和综合实力的人才,而这并不能简单靠成绩单和证书来衡量。另一方面,在信息社会里,媒体大量报道“财富新贵”“年轻有为”,也让年轻人对事业成功的渴望愈加紧急和强烈,认为互联网新时代下创造性的无限可能,加之对自身价值和定位的不清晰,很容易对就业现状产生盲目的乐观和悲观。
(三)责任认知不清晰,对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逃避本应承担的责任一项相关调查显示:有73%的受访大学生都把社会关系当成是自己择业的最大困难,有81%的受访大学生把面对择业信息时的无从选择归于择业信息不公开、企业公司的信息网络不畅通等社会原因,而不是自身取舍信息的能力问题。(4)这中种归因和社会的相关现象有所关联,但成长和个人发展归根结底是自己的责任,外因要靠内因才起到作用。一些大学生在毕业后并不主动找工作,而是宁愿呆在家里做“啃老族”,或者指望父母亲友解决其工作问题,均是对自己的责任认识不清晰,将个人发展职责推卸给他人的表现。
二、从大学生本人出发,解决就业心理问题的对策
(一)尽早开始思考人生目标和职业规划就业是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的起点,是从学校迈向社会的第一步。找工作是仅仅是实现职业生涯规划当中的一小部分,与此相关的是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是什么,如何在未来进入社会后实现。这才是之所以读书和受教育的原因所在,也是应该尽早考虑的核心问题。对于大学生来说,需要意识到思考和规划未来是一件重要又紧急的事情,有了清晰的人生目标和职业规划,将是实现顺利就业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