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国近代史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材料：“冲击—反应”曾是国内外史学界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模式之一。其主要观点为中国社会存在巨大惰性，缺乏突破传统框架的内部动力；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的冲击促使中国发生剧烈变化。有人据此图示中国近代历史变迁（见图10）。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冲击—反应”模式。

（要求：对该模式赞成、反对或另有观点均可，观点明确；运用材料中的史实进行评析，史论结合。）

为了准确把握学生的学习状况，更好地备战2013年的高考，2012年6月底，笔者组织了淮北市四所省示范高中即将升入高三的学生共199人进行了模拟测试。为了保证测试效果，尽量缩小和高考实战之间的误差，虽然笔者选择了各校基础知识较为扎实的文科实验班学生作为测试对象，但测试暴露出来的问题依然令笔者大跌眼镜。

命题者选取了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问题，以学术视野俯瞰高中课程内容，在总结中国人追求现代化历程中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在当今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该如何应对世界的挑战。命题者希望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希望看到有创意且论证严密的观点，进而以此引领中学历史教学的发展方向。但学生答题的现实和命题者预设的理想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反差，折射出存在于中学历史教学现实中的偏差。

问题1：199人中，没有一个人选择“另有观点”，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与“冲击—反应”模式不同的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模式。（当然，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题目中的“运用材料中的史实”）

问题2：23人明确表示反对“冲击—反应”模式（15人），或认为该模式观点片面（8人），占总人数的11.5%。这其中只有10人能给出反对的理由，占总人数的5%。但理由无一例外都是干巴巴的一条：“外因决定论”的错误。至于其他解释，如“西方中心论”“逻辑论证上的矛盾性”“预设前提”等等，无一人涉及。

问题3：选择赞成“冲击—反应”模式的，占总人数的88.5%，但在如何“运用材料中的史实进行评析，史论结合”方面漏洞百出。具体表现以下几点：

（1）简单抄题，不会评析。基本没有什么评论，更甭提“评析”了。既没有从政治、经济、思想等角度对比分析近代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和近代中国文明的落后性，也没有从“器物—制度—文化”被逐次认识的角度深入分析西方的冲击怎样促进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深化。

（2）有史实无观点。部分学生自始至终未能清晰表明自己的观点，含糊其辞，罗列史实，甚至没有观点，对题目中要求的“观点明确”把握不够。不能充分提炼与运用材料所提供的答题信息，绝大部分同学都只是根据图片的提示，把“冲击”和“反应”中的史实一一对应起来，把图示中的重大事件用文字再重新描述一遍，依次罗列五次“西方的冲击”所导致的“中国的反应”。

（3）有观点，但缺乏史实支撑，而且有的观点明显偏离材料本意。

（4）史实与观点明显不符，分明是反对这种模式，但史实论证都是突出西方冲击的作用。

（5）缺乏思维力度。仅仅满足于完成观点到史实的罗列或做出平行的结论，对该模式的深层内涵理解不够，缺乏思辨精神，缺乏论证的理论高度。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理想与现实两张皮的现象呢？是教学出现偏差？学生基础太差？老师引导不够？还是命题者过高估计了中学历史教学的水平？弄清问题的缘由方能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经过认真思考，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1.缺乏学术背景，无法做到高屋建瓴

为什么199名学生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与“冲击—反应”模式不同的解释模式呢？为什么学生反对“冲击—反应”模式的理由仅能列出一条“忽视了内因的决定作用”呢？为什么学生不敢清晰表明自己的观点，含糊其辞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在平时的历史教学中，重材料训练，轻史观培养。师生缺乏学术背景，无法做到高屋建瓴，遇到超出教材范围带有学术性的问题，只能平视或仰视。在平时授课和高三复习时，中学历史教师虽然会用“冲击—反应”模式解读中国近代史，也对“近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有所了解，但有多少人做过系统的学术梳理呢？有多少人知道“西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三种模式：‘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和‘帝国主义模式’”？②有多少人知道“20世纪以来，海内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话语模式：一是‘冲击—反应’模式……二是‘侵略—革命’模式……三是‘早期启蒙’模式”？③有多少人知道“费正清‘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在70年代以后受到批判，被美国另一中国史专家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所代替”？④有多少人知道“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的局限性在于‘西方中心论’‘逻辑论证上的矛盾性’‘过分强调文化因素’‘预设前提’”？⑤……即使有人知道，又有多少老师认为为了应对高考，需要向学生粗线条地介绍“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模式”？即使老师偶有涉及，又有多少学生真正用心去记、去想、去思考？

有不少人反映这道题“超纲”了，其实，高考并不要求中学历史教师进行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只是要求中学历史教师了解基本的学术动态；高考试题也无意深究考生的学术观点，而更在意其是否能自圆其说。《课程标准》就特别强调，要“学会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辩证地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培养从不同视角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①这道运用史料创设情境的小论文题，真正凸显了对学生探究能力和创新意识的考查，让学生在考试中充分体现主体性和建构性，是对新课程理念的最好的诠释。既与高中课程方案相吻合，又符合高中历史课程设计的基本思路。不仅没有“超纲”，而且正是践行了《考试说明》强调的思想。②对照《考试说明》，反思一下我们的高三历史教学，是不是眼界太窄了，过于功利了，只顾就题论题了？！

2.囿于教材体系，没有做到“用教材教”

为什么高达88.4%的同学选择赞成“冲击—反应”模式呢？从教材本身来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为教材就是按“冲击—反应”模式编的，教师就是按“冲击—反应”模式教的，学生就是按“冲击—反应”模式学的。例如岳麓版必修二第二单元的标题是“工业文明的崛起和对中国的冲击”，下设“第7课新航路的开辟、第8课欧洲的殖民扩张与掠夺、第9课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第10课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第11课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第12课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第13课交通与通讯的变化”，非常系统地勾画出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中西历史的发展脉络，非常直接地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纳入西方工业文明崛起的冲击之中，非常清晰地印证了“冲击—反应”模式。再如，从二战后一直到60年代末，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差不多成为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大多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学者们都把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这种划分表明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近代的革命肇始于中国跟西方的接触。西方对中国的武力侵略，西方思想和现代技术的输入是这场革命的原动力”。③因为“冲击—反应”模式强调的是西方之“冲击”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只能把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④以教材为依托，中学历史教师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传授模式是：外部冲击导致内部变化（破坏性的变化和建设性的变化），导致中国人民的抗争与探索。学生高中三年都是在这种教材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熏陶下成长的，所以对于“冲击—反应”模式，他们很难提出反对意见，更遑论“另有观点”了。平时老师在指导学生复习时，都只是依赖于所使用的教材版本，拘泥于教材的表述，只是“教教材”，而不是“用教材教”，没有在课程标准的指导下，把教材转化为学习材料，训练学生多角度地看问题，培养学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怎能指望学生在考场上面对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呢？正如安徽省历史教研员徐贵亮老师所言：“奉历史教科书为圭臬，对教材知识、结论的固化与墨守，对教材以外史识、史料、史论和史观的视而不见，不仅不利于历史教师本身的专业发展，对学生知识观、历史思维和视野的开放与拓展也是极为不利的。”⑤

3.思维能力不足，难于做到创新发展

本题的答题要求是“评析”，即分析和评论。“分析”是把一件事情、一种现象、一个概念分成较简单的组成部分，找出这些部分的本质属性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评论”是指批评或议论。“评析”本是带有总结性的认识，是分析持这种观点的原因和实质。但很多学生的回答却有史无论，仅仅罗列了某个方面的史实，没有用史实去说明自己的观点，没有将史实和观点之间建立联系，没有做到史论结合，甚至是毫无根据地乱发议论。不能把对问题的认识上升到抽象的理论认识层次，不能从理论上分析为什么持某一观点，以及这一观点的本质特点是什么。限于知识背景和答题能力，学生对“冲击—反应”这一模式唯有迎合，难以突破。只能就事论事，很难做出命题者所期望的有创意的分析、评论。

历史思维既要有证据，又讲究逻辑。没有逻辑的思维必然是混乱的。①要把证据逻辑化地表达出来，需要平时有目的地进行“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历史学习基本方法的训练。进行这方面训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根据材料分析得出结论，而不是围绕结论附会材料。但是，在日常的历史教学中，脱离材料抽象分析的现象比比皆是，教师分析得“头头是道”，学生则听得“一头雾水”，还美其名曰：培养思维能力。其结果，除了给学生又生硬地传授了一个结论，再次增加学生的记忆负担之外，别无所获。②

作为中学历史教师，面对高考命题改革，我们所能做的应当是尽快适应而非单纯抱怨。重视高考就应该研究高考试题，从优秀的高考试题中，领悟命题者在教学方面的引领意图，从中分析教学的差距，从而改进自己的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1.加强史观教学，关注学术动态

随着新课程的实施，从高考全国卷命题到地方自主命题都很重视联系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和学术观点的新变化，以此为命题素材，给学生以广阔的思维空间，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分析问题，以考查其历史思维能力和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目前的中学历史教学，虽然引进了史观，但基本上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的。而且因编撰工作客观性因素的制约，教科书的观点难免存在着滞后性，因此，关注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应该成为新课程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师的必修课。教师在备课时应充分利用教学杂志、专业图书、互联网等，搜索有关特定历史主题的研究资料，了解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将其适时运用到课堂教学之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命题改革的导向是迫使中学历史教师大量补充学术资料，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而是强调引导学生学会从不同的视角全面解读历史。

2.勤于阅读思考，完善知识结构

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高考新题型？怎样了解日新月异的学术成果？如何适应不断发展的教学实际？除阅读外别无他途。只有通过阅读，才能主动吸收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新成果合理地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与复习备考中来。③阅读有助于旧知识的更新，有利于学术视野的开阔，有益于理解力的提高，使知识结构更趋合理。读书的广度决定人生的跨度，读书的深度决定人生的力度，读书的厚度决定教学的高度。不会阅读的学生，是没有潜力的学生；而不爱读书的老师，也是没有希望的老师。面对高考命题改革，中学历史教师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广泛阅读，厚积薄发。

3.训练思维能力，培养创新意识

高达88.4%的同学选择赞成“冲击—反应”模式也说明平时的教学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中学历史教师没有充分做到带领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历史问题，学生面对新情境、新问题束手无策。纵观近年来新课程高考一些历史试题的材料或结论，常有突破教材束缚、质疑教材观点的情况，要求考生运用所学知识对其进行解释或说明，这代表着高考历史命题的趋向。已逝的过去无法“如实再现”，历史只能透过史料证据来重新建构。因此，所有的历史在本质上都是对过去的一种解释。教师的教学是一种解释，教科书的表述也是一种解释。研究者所处的立场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时代背景与学识水平的差异，也会影响到同一个人对同一个历史问题的评价。④新课程改革提出的“探究学习”，就是要让学生“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①因此，课堂上要求学生记忆的应该是那些基本史实，而不应当是历史认识。中学历史教师应当积极引导学生对历史问题进行多角度的分析与理解，教师不应当只是知识的灌输者，而应当是问题探究的引导者和方法的指导者，注重对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就学生而言，要改变过分依赖教师和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要积极思考、分析历史知识，特别是要积极参加研究性学习，培养探究问题的能力，在探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做到史论结合，做到在历史思维中的逻辑推理有史实依据。要以问题为主线，强化学生的思维训练，教会学生整理思路，注意思维的层次性、逻辑性和整体性。②

4.练习历史论文，学会论证问题

《考试说明》对考试的内容作了概括性的描述，它特别强调要“考查学科素养和学习潜力，注重考查在科学历史观指导下运用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③其实，这就是对小论文题型所作的提示。历史小论文的特点是用史实论证，有论点、有论据是小论文的基本思路。④获取试题提供的信息，对试题信息的认识、理解和把握是解答小论文试题的前提条件。获取和解读试题信息就是全面、准确地理解试题所呈现的图文内容和命题意图。首先要读懂试题探究的学术问题的范围，即依据试题提炼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物或历史现象；其次要读懂设问的角度；最后是解读试题的要 求。在具体的习题训练中，要注意避免将开放性的小论文试题当作列举题解答，只会罗列史实，不会表达观点；要通过不断变换材料、变换视角练习“小论文”这种题型，树立信心，把已有知识灵活应用，形成一家之言，言之成理，把观点进行提高和升华。要注意做到答题思路清晰，层次分明，文字通顺，逻辑性强。在表达过程中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将自己的思考融入文字中，做到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述有力。

一石激起千层浪，如果真能像第41题的“冲击—反应”模式那样，高考命题的“冲击”导致中学历史教学的连锁“反应”，引导中学历史教师加强史观教学，关注学术动态；勤于阅读思考，完善知识结构；训练思维能力，培养创新意识，引领中学历史教学改革进一步深入，那真是中学历史教学界的幸事！

【作者简介】赵剑峰，男，1969年生，中学特级教师，安徽省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历史教师。

篇2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11年中进士，1838年12月道光帝先后8次召见，商讨禁烟事宜，并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东禁烟。就是这个时候，这位“天朝上国”的士大夫开始直接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对话、斗争。他表现出了中华民族高贵不屈的品质，充分显示出了一位伟大爱国者的素质，这种高贵的爱国心不仅表现在中，而且贯穿了他整个一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保护民族权利

当英国及其它国家商人大量向中国贩卖鸦片，直接损害人民利益时。林则徐向道光帝上书：“鸦片泛滥将使中国数十年后出现兵弱银涸的严重局面。反对白银流向国外。中国的财富，宁可“损上益下”，也决不可“漏向外洋”。这种初步的民族意识，是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突出的特色，也是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鸦片泛滥以后，他曾亲自向江苏苏州、湖北汉口一带“禾闾聚集之地”的“行商铺户”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到民族经济遭到破坏和商人破产的现实之后，他指出：“行商铺户…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反二三十年以后，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货何售，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这种认识，初步了解并且触及到了中国的近代问题，即利权问题，这是后来一切爱国主义者所要寻求解决的重要课题。“挽回利权”的爱国主义口号即是根据这个事实提出的。所以林则徐一到广州就坚决表示：“若鸦片一日未决，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这说明，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初步触及保护民族权利的内容。同时，他反对鸦片泛滥较多地着眼于大多数百姓遭受毒害的后果，这些都是他在当时所达到的思想高度。

二、寻找富国之路

林则徐的民族意识还表现在，努力寻找祖国富强之路，使整个民族富强起来。当鸦片泛滥、白银大量外流，引起清政府财政严重困难时，林则徐主张在经济上实行“兴利除弊”的改革，为了军事斗争的需要，林则徐组织翻译了有关欧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和战舰图式的资料，并建议设立新式国防工业，“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以粤海关关税的十分之一来制造新式大炮”，“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借此以保卫海防。后来，林则徐在谪守新疆期间，针对沙俄向外扩张对我国西北边疆造成的严重威胁，主张实行“屯田”、“耕战”，采取“兵农合一”的措施，增强边防的防御能力。到了晚年，他还提醒：“终中国之患者，其俄罗斯乎！”林则徐的这些言行，表明了他已从单纯的军事反侵略发展到寻求富国强的道路，不愧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已经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大部分爱国者（这里指诸如顽固派和处于顽固派与林则徐思想之间的中国人，当然，他们都是爱国的，只是思想、主张不同罢了）。林则徐所要求的是改变中国旧有的经济、军事制度，代之而起的是运用西方先进的科技使中国富强起来。

三、重视执法

林则徐为维护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突出表现在他重视执法上。当然，就封建大法而言，他执行的大法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与外国关系而言，他执行的大法在于违法在华外商，就具有维护国家的意义。当鸦片泛滥时，林则徐坚持“大清律例”，不但适用于“华民”，而且同样适合在华“外夷”，“夷人有犯，并依律科断之”，“与华民同照新律一体治罪。”坚持执行“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政策，他还明确地向英国政府宣布：“凡在六个月内，误带鸦片，但能自首全缴者，免其治罪。若过此限期，仍有带来，则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断不宽宥。”“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林则徐反复强调，“夷商致内地”，必须遵“天朝法度”，犹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一样。这反映了林则徐维护我国和法律的鲜明爱国思想。

四、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的爱国主要义思想在近代史上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失败后，中国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对长期以来“天朝上国”至善至美的思想开始产生了怀疑，他们开始把追求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独立作为自己的理想，当作外御强敌的根本道路，纷纷寻找独立富强的方案。近代资产维新派先驱冯桂芬认为，中国“屈于西国之下者”是莫大耻辱，但是“耻之莫如自强”，而“自强之道”在他看来，应从林则徐提出的魏源总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而得知。明确提出了求富求强的口号，所以在19世纪中后期才出现了使清廷“中兴”的，可以这样说，林则徐的思想无不在左右其中。

林则徐，这位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当时封建官僚集团中最有远见卓识的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以往民族主义思想的伟大总结，又是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伟大开端，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林则徐和许多志士仁人追求国家富强的真诚的愿望和可贵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都为后来的中国人民所继承。今天中国已经站起来了，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为了实现中国梦这一宏伟的蓝图，还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先辈们外抗强敌，内求振兴中华的可贵精神。

参考文献：

篇3

所谓龙涎香,就是抹香鲸肠内分泌物(粪便)的干燥品,是抹香鲸吞食墨鱼之后,肠胃道分泌出的灰黑色蜡状排泄物。龙涎香味甘、气腥、性涩,具有行气活血、散结止痛、利水通淋、理气化痰等药用功效,因此被当做药材使用;由于干燥后具有持久的香气,也被作为香料、熏香使用。龙涎香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东西方各地,使用方法不尽一致。

明朝嘉靖(1522-1566)年间,因为几位方术之士的蛊惑,龙涎香被当成制作“不死药”“万岁香饼”的主要材料。所谓“不死药”,实际上也就是。于是,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此物。

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如此重视这味的配制,事出有因:为了巩固自己偶然得来(明武宗朱厚照31岁时猝死,因为没有子嗣,根据“兄终弟及”的规定,年仅13岁的兴献王长子朱厚就成了皇帝)的至尊宝座,他要尽早生个儿子立嗣。但是,事与愿违,尽管他先后册立过三位皇后,10年之间,仍然没能生下一儿半女。情急之下,这位朱厚皇帝一面皈依道教,一面下令寻访各种奇效药物,希望出现奇迹。

葡萄牙是龙涎香的集散地

皇帝尊口一开,当然是大数目。嘉靖三十四年(1555),下令让户部“取香百斤”。龙涎香虽然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发现的时间据说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但是,这是一种稀罕之物,国内数量十分有限。“遍市京师不得”之后,又下令由龙涎香主要产地广东藩司负责采买。尽管朝廷为了采买龙涎香,开出了每斤一千二百两银子的天价。但是,收效甚微,东拼西凑,不过十几两。距离百斤之数,遥不可及。

中国难得觅见的龙涎香,葡萄牙人手中却有不少。葡萄牙人对龙涎香很早就有认识和应用,1265年已经出现了ambre的定冠词形式,(ambre是龙涎香的葡语名称),大航海期间,葡萄牙有关东方的书籍中就有多处提到龙涎香。龙涎香在葡萄牙的用途主要有两个,香料和药物。葡萄牙人十分重视龙涎香,将其与黄金、象牙、犀角、海马牙等一同列为贵重货物。16至18世纪,葡萄牙人一度垄断了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龙涎香贸易,葡京里斯本成为龙涎香的欧洲集散中心。

尚方宝剑让龙涎香成为敲门砖

中国皇帝急需大量龙涎香,葡萄牙人手中拥有大量龙涎香。产需关系,促成了这样一个事实:葡萄牙人得以在澳门居住下来。比起鸦片,龙涎香是西方强盗使用得更早的敲门砖。

关于葡人入居澳门的原因,中葡史学界有过“受贿说”、“霸占说”、“驱盗说”等不同理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理论都暴露出了各自的局限性,皆有格难通之处。相比之下,“龙涎香说”显得颇有道理。最早提出“龙涎香说”的是台湾学者梁嘉彬(1910-1995),早在1968年,他就在《明史稿佛郎机传考证》一文中发表过如下一番感慨:

篇4

在各类经商冲突事件当中，或是合作对付工匠、或是合作控告无赖胥吏、或是与商场竞争对手从事商业竞争，商人和商人之间，产生了更多的或合作、或冲突的紧密互动关系，彼此间的交往与竞争机会愈来愈多。互动关系的增多，才使商人加强了定期捐款创建维持一个团体组织的意愿，会馆公所这类团体组织才有成立运作的坚强基础。会馆公所成立以后，不仅使捐款商人在贮货、议价、陈设公定度量衡等方面节省了交易成本，也使捐款商人和同乡官员增加了交往亲近的机会，使许多商人具有更省成本与更多保障的经商环境。

同时，苏州地方政府官员也在诸如协议工资、保护商标等经商冲突的处理经验中，不断累积着各种相关赋砂浮沟拇砭椤5娜罚僭辈⒉皇俏舜俳梅⒄苟；ど倘说木倘ㄒ妫晒僭倍跃坛逋皇录拇矸绞嚼纯矗僭倍陨倘烁髦志套杂珊筒撇ɡ谋；と肥荡嬖谟谇宕捌诘乃罩荩荒芩嫡僭痹谥葱兴降摹敢稚獭拐摺V敝镣砬逡郧埃泄晕丛嬲鱿执罅χС志梅⒄沟摹钢厣獭拐吖倘皇鞘率担床荒芙宕捌谡粗С稚桃捣⒄沟南窒笏党墒恰敢稚獭梗种粕桃敌枰导实闹贫群驼撸伤罩莨僭贝砭坛逋坏姆绞嚼纯矗比晃薹ㄋ凳恰敢稚獭埂?BR>

到底传统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有效性如何？其实这要区分差异来看。中国上的政府的确执行过所谓「重农抑商政策。至少自战国以来，政府对商人经营商业采取压制措施的「抑商政策即已形成。有学者指出：禁榷制度、官制度和土贡制度三者，即是秦汉以下政府落实「抑商政策的三项「重要支柱，政府以此将民间和政府的消费需求以及地方特产，束缚在官营事业和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有效地阻碍和缩小民间商人的经商范围（傅筑夫，1980b：667）。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原因，是和战国时代部份富商大贾以「轻重术造成贫富不均有关，政府为抑制严重的贫富不均，有时便藉官营手工业等制度来抑制商业贸易的自由（杜正胜，1990）。另外，为避免富商大贾勾结资助政敌，先秦时代政府也曾采取「抑商政策以保持政权的稳定，这种历史经验也到战国秦汉以下政府采取「抑商政策（吴慧，1982）。

然而，战国以来政府的「抑商政策其实并非没有变化。至少自宋代以来，不少官员即已指出「抑商政策的不切实际（谷霁光，1942）。晚明以后，有更多官员看到粮价和物价变动对平民生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无论是抑制商业或是加重商人税捐，结果不仅对商人不利，更造成平民百姓生活因为粮价物价上扬而受到严重骚扰，反对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改革主张也愈来愈多（林丽月，1988），很多官员都公开主张保障商人的经营自由和财产安全。更重要的是，晚明以后，各种官手工业解体崩坏的速度日益加快，许多资源的开发和生产都转由民间商人接手经营（陈诗启，1958；徐泓，1986），政府更加丧失了落实「抑商政策的制度基础。在清代前期，官手工业没落的趋势仍然持续发展。整体来看，将宋元明清传统政府有关管理民间商业经营的政令概约简化为「抑商政策，其实是错误的。由清代前期苏州的经商冲突案例来看，政府官员对商人经商自由和财产安全的保障和维护都是很明显的事实。尽管有不肖官员胥吏骚扰商人的经商安全，但却不能将这种骚扰事件当做是政府正在执行一种刻意侵夺商人财货和危害商人经商自由的「抑商政策。也就是说，当时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下的官商关系。清代前期政府之所以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压抑民间工商业的发展，而是因为政府始终没有「扶持民间工商业的发展（Perkins，1967；Feuerwerker，1984；张瑞德，1992）。如果说「压抑是种消积的「抑商政策，则「扶持便是种极积的「重商政策，清代前期政府执行的固然不是晚清才开始的「重商政策，但却也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

本文未讨论上商人的地位，因为如何有效地界定「社会地位并不容易，需要更好的取径才能深入讨论。本文重心只放在所谓「重农抑商政策中的「抑商政令部份，用清代前期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的案例来做检视其中的。来看，若以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来概括清代前期最发达的苏州地区，其有效性是很令人怀疑的。如果当时中国的经济先进地区不是因为「抑商政策而阻碍经济，则草率地使用「重农抑商政策做为检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受挫的历史原因，则这种论述便有很大的局限性。

表一：道光以前苏州商事纠纷中的商人联名立碑统计

号|年代|人数|联名立碑人身份|立碑缘由|官府级衔|类别|立碑地点|资料来源

1|1650|55|「商民|禁「关棍假冒盘诘|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158号

2|1662|18|木商；木牙人|木商木牙联控漕船占泊码头|长吴二县|乙|未详|苏碑70号

3|1670|21|布商|商匠争端并核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0号

4|1676|12|糖果铺户商人|「永禁铺户当官|长洲县正堂|乙|未详|苏碑159号

5|1677|19|花素缎行经纪牙人|禁止县胥、市棍滋扰|苏州府正堂|乙|城隍庙内|苏碑09号

6|1680|48|木商；木牙人|禁止派取木料滋扰商民|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71号

7|1682|18|米铺商人|重申官定度量衡并定脚夫价|长洲县正堂|丙|山塘街|苏碑151号

8|1683|49|木商；木牙人|与「省商均派木料|苏州府正堂|乙|大兴公所|苏碑73号

9|1688|141|木商；木牙人|禁止木牙借「行头病商|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4号

10|1693|72|布商|定踹户与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1号

11|1701|69|布商|以「包头约束踹匠|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3号

12|1715|72|布商|禁立「踹匠会馆|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4号

13|1720|45|布商|将踹坊与踹匠编为坊甲制度|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5号

14|1722|100|「金阊市民公立|禁革流丐勾结胥吏勒索抢劫|苏州府正堂|乙|广济桥上|江碑253号

15|1734|61|机户作坊主|「永禁机匠叫歇|长洲县正堂|甲|玄妙观|苏碑12号

16|1739|45|布商|定机匠工资与禁机匠叫歇|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7号

17|1741|14|冶坊作坊主|定冶坊坊匠工资|元长二县|甲|西园|苏碑97号

18|1742|240|腌腊渔肉商人|定订牙佣|长洲县正堂|丙|高宝会馆|苏碑161号

19|1756|34|纸坊作坊主|定坊匠工资与禁止停工勒价|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58号

20|1779| |「长元吴三县布商等|议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广济桥上|苏碑49号

21|1781|5|贩木商人|禁止牙行脚夫自称「小甲|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6号

22|1793|34|纸坊坊主|定工资与定坊甲司月制|元长吴三县|甲|仙翁会馆|苏碑59号

23|1806| |「山塘铺户居民|禁革结党勒索商家与商船|元和县正堂|乙|山塘街|苏碑257号

24|1810| |「湖南北、江南西通帮|禁地痞索诈米商商船|元长吴三县|乙|枫桥镇|苏碑258号

25|1822|26|账房机户|禁机匠停工并立机户规条簿|元和县|甲|云锦公所|苏碑20号

26|1832|28|布商|禁革踹坊勒借累业|元长吴三县|丙|新安会馆|苏碑51号

27|1837|26|造箔坊铺作坊主|申定工匠工资|吴县正堂|甲|丽泽公局|苏碑104号

28|1844|13|酒牙商人|设立官定公砠并禁阻私牙|长洲县正堂|丙|醴源公所|苏碑169

注一‧「立碑缘由的「类别说明：甲类——与工资争议有关者；乙类——与经商安全有关者；丙类——与商业契约有关者。

注二‧「苏碑指《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碑指《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征引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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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清）赵尔巽修，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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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惠全书》，(清)黄六鸿，书前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自序，(日本)「诗山堂1850年板。

5.地方志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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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域志》，(明)顾炎武编，书前有嘉庆三年(1798)序，同治年间蓝栏钞本。

康熙《长洲县志》，(清)蔡方炳等撰，康熙二十二年(1684)序刊本。

乾隆《苏州府志》，(清)邵泰等撰，乾隆十三年(1748)刊本。

嘉庆《贞丰拟乘》，（清）章腾龙原本，陈勰增辑，嘉庆十五年（1810）聚星堂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册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道光《苏州府志》，(清)石韫玉等修，道光四年(1824)刊本。

光绪《苏州府志》，(清)冯桂芬等撰，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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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环志略》是中国较早的世界地理志，上海青浦博物馆藏书为同治癸酉（1873年）云楼刻本，略如32开本，六册，以及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老扫叶山房本，八册，均十卷，书中不仅仅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还从地球开始介绍各大洲的风土人情，对其他地区文明也尽可能地做到了客观真实。全书四十多张插图，除了关于清朝、朝鲜、日本的地图以外，其他地图都是临摹欧洲人的地图所制。这些与19世纪初开始的西方史学的东传是密不可分的。

19世纪是世界历史动荡的时期，也是交流的时期，而位于东方的清朝廷还处于大国迷梦之中，传教士作为西方各国的先驱首先来到中国，打破中国封闭的坚冰。这个世纪前期，传教士以基督教新教徒为主，由于清朝禁教令，活动主要集中在澳门、香港、广州和南洋一带（1），西方史学也就在这样紧张的政治空气中开始了艰难的东来之路。

一、西方史学传播的方式及原因

这一时期，传教士传教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引进西方教育、出版或翻译书籍、举办医疗慈善事业、办报刊等方式来扩大影响并传播其宗教思想，其中史学传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内容。

刘耕华在《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本土回应》中讲到，从万历年间利玛窦、罗明坚入华至康熙初80年多年间，是以认同儒士身份在社会行为上遵循儒士礼仪习俗，在传教著述中认可儒学思想并借助欧洲的科技来佐证西方文明的高度发达，以取得中国士人的心理认可为特征的“附会期”，在明末清初中国文化占优势情况下，不可避免采用附会中国文化为主，辅以西方科技的策略，而在19世纪初西方进入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高出中国，但受“文化传教”传统的影响，仍采用办印刷所、译书、办杂志等方式传播西方文化，潜在的仍是附会中国文化的传教心理。

另外，来华传教士之所以采用“文化传教法”不仅仅受来华传教士传教传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强大的排外群体，他们自身知识储备积极的反应，可以说传教士同时拥有西方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他们接受中国文化之后，其行为不可避免有一种超越宗教传播即文化传播的倾向。

中国知识分子极为关注华夷之辨的同时，常常伴随着“用夏变夷”的沾沾自喜心态，正如王炳燮所言：“中国人自有中国人之教，为中国之子民，既当尊中国圣人之教，犹之为外国之人世守外国之教也。”（2）而矛盾的是，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思想界经世思潮盛行，知识分子强烈要求接触西方的知识，了解西方的情况来拯救中国。于是出现颇为戏剧的一幕，知识分子反对基督教却又接受传教士的西学，在这一夹缝中以“知识传教法”传教是传教士的不二之选。

二、西方史学在中国传播的内容

据英国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基督教在华传教十纪念录》为例，1810年至1867年来华传教士中文著述目录统计，在约760种出版物中，绝大部分仍属宗教读物，严格意义上的史地译著仅20余种，其中重要的有：

（1）《美理哥合省国志略》（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裨治文编，为最早较系统介绍史地的中文著述，1838年出版于新加坡，署名高理文，简述美国地理疆域、历史、居民、人口、自然状况、经济、政治、宗教、语言、风俗、国防等。《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是这一阶段传入的史学著作中最为系统的一部。

（2）《东西史记和合》（Comparative Chronology），巴达维亚，1829年石印本，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编。书中将中国史书某些记载与《圣经》记载比附排列。

（3）《贸易通志》（Treatise on Commerce），刊于1840年，凡5篇，63页，附一海图。郭实腊编译。叙述商业史、世界各地商业现状以及与贸易有关之交通运输、货币信用、关税制度、契约等。

郭氏另有《古今万国纲鉴》（universal history）、《大英国统志》（history of England）《万国史传》（general history）、《万国地图全集》（universal geography）等中文史地译著，出版后均几经修订重印。

三、西方史学反映的主要史学思想

以上的历史著作既非专门史学理论著作，也不是体现西方主流史学理论观点的典型作品，但作品成书于西方史学最辉煌的19世纪，经过传教士翻译修改，就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的史学观念主要有：

首先，极力宣扬宗教神意史观，如慕维廉在《大英国志》中便一再宣扬：“做史者衡量古今盛衰开降之势若何，其理若何，又以之所以盛衰开降之源于上帝。上帝之手布特垂于霄壤，抑且以天时人世事翻之覆之，俾成其明睿圣仁之旨……”（3）这类著作中出现的神学史观与西方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浪漫主义史学观念极不协调，传教士认为万事皆决于上帝，这与中世纪的史观很相似。

其次，西方与东方平等论。这一时期史学作品多以叙述介绍性质为主，目的让中国了解西方，消除排外意识。1833年6月，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4851）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的《创刊计划书》中写道：应通过出版物的宣传，让中国人了解西方的技艺、科学和准则，以“消除他们高傲的排外思想”（4），次年11月广州成立的有传教士参加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也设想以这种方式，使中国人在“智力炮弹前让步”（5）。但是这一时期传到中国的史著水平不高，基本上是对历史泛泛介绍的作品，史学理论介绍涉及较少。

四、中国人对西方史学的回应

19世纪前半期传教士对西方史学的介绍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环，从中国史学发展角度看，它是19世纪后半期西方史学大量传入的序曲，给中国史学反省与重建提供了机会。从中国的发展历程看，他更是为国人敲响救亡图存的警钟，开阔了知识分子眼界。

主动地进行积极的文化选择，以及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的积极成果，从来都是和历史学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6）。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经世致用思潮兴起，西北史地研究、外国史地研究都处于发展阶段，西方史学的传入推动这些史学研究活动的开展。道咸年间，研究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知识的，有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姚莹的《康纪行》等。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外国史地研究中首部世界史地志、《瀛环志略》姐妹篇《》的出版。《》是魏源在林则徐《四洲志》之上广搜中外著述，按区分国，增补整理，于1843年呈50卷，他一再强调《》与前人记海外史地最大不同在于“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书中引录最多的资料，便是当时传入中国的西人著作，如选取英国人理哲的《地球图说》34处，马礼逊的《外国史略》60处，《每月统纪传》26处，又选取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美国人裨治文编译的《美理哥图志略》的部分内容等等（7）。地图也多采自香港英人送给清朝广州地方官府的“洋图”。内容上，详述各国史地，介绍了西方近代机器生产情况。《》出版不久就传到了日本（8），对日本维新变法也产生了积极作用。“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其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一霸，或不免于纩，其不然哉”（9）。

这一时期清王朝还处于“天朝大国”迷梦之中，对国内外危机束手无策，史学传播正是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由传教士进行的，它不仅带有基督教文化传教的传统特点，又由于时代特征及历史文化的传播特点而区别于明末清初的西学传播。

注释：

（1）鲍绍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8页。

（2）刘小枫：《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王丙燮：《王丙燮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11页。

（3）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4）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9页。

（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页。

（6）于沛：《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浙江学报》（杭州），2004，（6），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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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画派, 简称海派, 是清末民初在上海浙江一带形成的一个画家群体, 大师会集, 成就斐然, 曾一度引领中国画界, 在中国绘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卢辅圣指出, 19 世纪中叶以来产生深远影响的“海派”, 既非惯常意义上的绘画流派, 更非地域性质所能界定,而在较大程度上呈现出模糊、多元、变动不居的特点，从而导致了人们对于“海派”概念使用和评价的莫衷一是。但不管怎样，海上画派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写意花鸟和人物画为主体的新画风, 与正统派陈陈相因的复古画风相抗衡, 冲破了元明以来的框范, 将中国绘画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一、海派绘画不同前代的新特征

海派绘画艺术是其现实性、艺术性与国际性和商业性的统一。

（一）、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阶段进程

海派绘画发展时期，正值西方列强，清廷腐败垂死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民族救亡图存，“学习借鉴”西方文明，是彼时社会图强求存的共识。在十九世纪60至90年代，清廷推动的“”，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其实质内容，就是师“西洋”富强之术，来振兴国家。而《天演说》等西方译著的广泛传播，使进化、国家、国民等新概念在彼时社会得以确定并产生影响。这种中国特殊时事格局的形成，其原因，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扩张，，使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局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其根源性，正是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其全球侵略扩张，一方面掠夺他国的资源和财富，另一方面，则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企图影响被侵略(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进程，使其中止本国的传统演进，而直接向新阶段转化。通过以上分析，海派绘画形成发展时期，中国社会由封建帝制向民国体制转变的过程和原因，是极其明显的。而这一进程，正是中国社会步入新阶段的进程。因此，发展于这一时期的海派绘画，必然受到彼时社会情境的制约和影响，而呈现出与彼时社会历史景况相对应的，更相对民族绘画古典形态的中国绘画新阶段的特征。

（二）、绘画创作的偕俗性、商品性以及画家的入世观

海派绘画的新阶段特征，还体现在画派艺术创作的“偕俗”性，以及由作品商品属性所带来的绘画作品的“量产”、“重复”，以及完全根据买家需要的作品“订制”方式。“新阶段特征”并不仅仅是画派发展的进步和积极的一面，它只是相对于所谓中国绘画的古典性和既有特征而言的。古典绘画多是画家通过所谓“澄怀观照”来达成绘画境界的营建。澄怀，强调自我的修炼，观照，则是对世事人生的体味思考。因此，艺术创作往往是避世的、个体的精神观照的产物。而海派画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爱国自强精神，对时事的关切，以及“冬令施米，夏令施药”的济世情怀。则非常鲜明的反映出，作为艺术家对世事的关切，对民族前途的忧患，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向民国近代转变的社会大变革中，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挣脱封建帝制枷锁的“民主”意识的形成，更是作为一个画派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区别于古典绘画的新阶段的体现。而这一新阶段的实质内容，同时也反证出海派绘画社会学因素对画派发展的深刻影响和实际作用。

（三）、海派画家绘画艺术的新阶段特征

海派绘画的新阶段特征，正是通过海派画家绘画艺术所彰显的。吴昌硕绘画艺术的新阶段特征，是通过吴昌硕绘画图式的现代特征来体现的。吴昌硕的“图式”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石鼓文篆书字体的“间架结构”，迁想妙得，而进行的对所描绘客体形态的重新组合、变化，形成的独特的构图形式。其二是将作品题跋的书法，作为“块面”和一个“形”的元素，参予到画面的经营之中。同时，印章在画面不同位置的“布局”，既产生所谓诗、书、画、印的合璧，同时也形成了平面的点、线、面的现代构成特点。其三，“苦铁画气不画形”的主张，明确宣示了通过作品形成的符号化，而凸显海派绘画新阶段的精神理念的重塑。“气”的提出，既有“金石气”以及涉及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气”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作品超然象外的，具有观念意味的艺术思维方式。任伯年绘画艺术的新阶段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任伯年花鸟画题材的广泛性，构图的抽象性，这里所说的“抽象”，是指其花鸟构图的设置和造型的变异性特点。同时，因偕俗性影响的绘画色彩的丰富多样、艳丽夺目，一反传统花鸟画的以水墨为主的特征。其二是任伯年在任熊、任薰人物画传统基础上，对人物造型的处理，通过夸张、变异、线条的疏密，疾徐的对比变化，极具韵律和节奏，呈现出中国绘画新阶段的特征。其三，任伯年人物肖像画的人物面部结构处理方式，以及《酸寒尉像》等作品的没骨大写意画风，力避传统人物画陈式，也呈现出了鲜明的新阶段特征。

关于海派绘画，薛永年在《海派对扬州八怪的发展与中国画》指出，在特殊环境中形成的海派画家，虽同处艺术商品化进程时代,“扬州八怪”仍隶属于传统“养士”范畴,而海派画家则已叩开了现代社会的大门。嘉道之后，清政府的腐败程度已经到了极顶，因此，有识之士率先冲破封建桎梏，举办各种有益于社会的事业。就美术届而言，创立学校便是一个例证。光宣之时，有师范学堂的设置，江苏的两江优级师范，有图画手工科设置，为后来创办美术专门学校起到了领先作用。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出国留学的美术青年，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就有容闳去法国巴黎；光绪十三年（1887年），有李铁夫去英国阿灵顿美术学校；接着，自1989年至1911年，先后有周湘、陈师曾、高剑父、李毅士、李叔同、冯刚百、何香凝、高奇峰等，或去日本、或去德国、墨西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欧绘画的逐渐东来，这批留学生对发展我国绘画事业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们把西方的办学经验以及西方绘画的画法带回中国，此后，他们兴办学校，担任教席，使中国的绘画产生新的发展趋势。除此之外，还值得我们重视的，那就是海上画家的集体力量，他们互相激励，形成一股振兴中国画的力量。当时上海是新兴的城市，这个城市，既具封建性，又带有殖民性，其风尚有本土的，有海外泊来的。就在这种复杂的、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的形势下，使得清末民初的海派绘画，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局面。

（四）、绘画作品的平民性及画家自我意识的觉醒

海派画家，名家众多，各呈鲜明的个人面目，突显了画家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显现出现代绘画语境中的所谓“多元特征”。海派绘画的新阶段特征，还表现在以现代社会之民权民生为基础的“民主”意识，形成了对古典绘画文人士大夫人生理想和精神诣归的高贵传统的颠覆，使绘画从“精神圣坛”走向民间，出现所谓平民艺术。海派绘画，在历经第一期、第二期的“偕俗”后，最终以吴昌硕的以俗为雅、变大俗为大雅来完成了中国绘画的新阶段建构，并在其后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画坛。海派绘画发生、发展并最终鼎盛于中国社会，由封建体制向民主共和政治转折的社会政治风云激荡，且面临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和疯狂殖民掠夺的非凡时刻。海派绘画，必然伴随着中国社会由封建帝制走入近代民国的新的政治体制，而呈现出其必然的新阶段特征。

二、中国绘画的新阶段

正如张鸣坷在《寒松阁谈艺琐录》中所载“ 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而来侨居卖画。” 可见，正在兴起中的近代工商业都市文化对他们的吸引, 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社会与人的变化促使文化艺术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变，市民文化或者说通俗文化因此而在上海蓬勃兴起。就这样, 海上画派使绘画从文人士绅的雅玩走向贴近大众的、市民的艺术。海派用清新、活泼、通俗的形式, 突破了传统绘画超逸、绝俗、不食人间烟火的隐逸情调。伴随这个经济的繁荣, 富商和广大市民阶层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 这就为绘画作品开辟出广阔的市场。随着传统绘画的逐渐转型, 其世俗化、商业化和多元化的特质使海派日益与前代绘画中的相关特质形成明显的区别, 并逐渐切入近代城市市民文化的格局之中。绘画不再局限于过去表现传统文人画的隐逸情调, 他们笔下的山水是可游可居的, 是让人感到亲切的自然风景。花鸟不再局限于梅兰竹菊四君子, 而是画一些富有象征寓意的题材, 以服务于购画者为宗旨, 坚持以满足需求为主的基本态度和艺术取向。虽然在题材上有所变通, 但大多表达祝祷祈盼富贵吉祥的大众意愿, 常见的题材除梅兰竹菊四君子之外, 还有松、荷、紫藤、芭蕉、桃花, 牡丹、玉兰、绣球、石榴, 批把、鸳鸯、孔雀、振鱼、鹤、鹿、猫等，这种绘画风格,迎合了市民、 商人的口味有关。

总而言之, 海上画派的兴盛,促进了美术教育事业,把对西洋技法的参用推向消化,提高了美术出版刷、美术理论与评论的水平,加强了美术对工商业的参与程度,因此,海上画派的成就不仅在整体上提高了国画的现实感、生动性和观赏性,符合新兴市民阶层对美术审美的要求,而且带动了其他相关领域的发展,推进了美术文化事业的繁荣,这为上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全国美术的中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上半叶的海上画派,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崭新阶段, 对近现代中国美术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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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自2007年开设以来，各高校对其教学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许多教学模式。目前世界和中国都发生着巨大变化，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一变化，对这些教学模式进行总结，探索未来努力的方向，显得非常必要。

一、各种教学模式的探索

（一）教学组专题教学模式

北京大学采取的是这种教学模式，首先将《纲要》的教学内容依据教学大纲和教材要求，设置成教学专题。每个教师承担自己最熟悉的3至5个专题。除了课堂专题讲授，还开展了其他的教学环节，丰富教学内容，活跃教学方式。学生成绩主要由平时考勤、期中论文和期末开卷考试构成。这种模式教学风格多样，增强了课堂的吸引力，同时减轻了教师的教学负担，达到教学、科研的统一。[1]

（二）“MSD教学模式”

这种模式是指以现代化为课程主线，采用基础课专题化的方式，发挥“纲要”多样化教学的群集优势这是以现代化为主线构建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模式，表明了教师的学术倾向，即认同“现代化范式”。[2]

（三）专题式讲授、学生参与式教学、案例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专题式讲授是把内容分成若干专题由教师讲授；参与式教学是采取多种教学形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案例教学，就是通过对典型事例加以分析、讲解、讨论，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去指导实践。实践教学就是借助参观探访各种红色革命资源引导学生由抽象走向感性。[3]

（四）互动式教学模式

互动式教学模式是指教师根据教材内容设计多种活动，系统地利用教学中动态因素之间的互助，促进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合作，以达到教学目标，提高教学效率的一种教学模式。纲要课互动式教学模式以教师的“先动”为基础，以学生的“主动”为关键，以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为重要环节。互动式教学对于改变大学“纲要”课堂单一、沉默的状态，提高教学效果有重要的作用。[4]

（五）研究型教学模式

这种模式要想法设法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通过以研讨的方式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史实和理论，学会用史学观去理解、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并形成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正确认识。包括以专题讲授构建研究型教学内容、实施教学相长、双向交流的研究型教学方法、改革传统考核方式。[5]

（六）“整合式”教学模式

这种教学模式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将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为完整的教学过程，将教师指导与学生自主学习整合为完整的教学过程，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活动整合为完整的教学过程。[6]

（七）八环立体教学模式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以历史教育的形式承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功能，由讲、听、看、读、做、谈、走、写八个环节相结合，形成立体教学模式，该模式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增强了纲要课育人的效果，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7]

（八）“1+1+5”教学模式

这一模式包括：走出一个误区――对这门课的特殊性质和功能的认识误区，体现一个原则――“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创新五种教学方法，采用体验式教学法、史论结合教学法、历史人物教学法、影视教学法、情理交融教学法相结合。[8]

（九）立体化教学模式

这种模式是在《纲要》的教学中建立以课堂教学为中心，自主性学习、实践性学习、创新性学习“三位一体”的立体教学模式。自主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依托图书馆和网络对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深化学习的过程；实践性学习是指以“历史剧”为基础，以红色资源为依托，结合校内校外的资源延伸学习的过程；创新性学习是师生之间和学生相互问交流探讨，探索新问题，形成新观点。[9]

（十）“剧情式”教学模式

这种模式是将戏剧情节运用于教学中，使教学活动产生戏剧效果，从而提高教学质量的一种模式。即通过结合本土历史文化教学，穿插名人名言、家世、典故，插播电教短片，讲解时事，开展课堂讨论等教学兴奋点，形成“剧情”，使学生感受到听课的乐趣，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获得快乐，在快乐中获得了思想升华。“剧情式”教学模式要求专题教学，每个专题一次课，如同戏剧上、下集，其内容逻辑完整、前后连贯。[10]

（十一）开放式教学模式

开放式教学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把课堂开放给学生，使学生充分参与教学过程；把课外开放给学生，使学生的疑惑及时得到解答；把考试开放给学生，使学生不再为分数而死记硬背。[11]

（十二）“设问一探求一反思一创新”四位一体教学模式

这种教学模式，是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启发学生思维，引导学生探究，在教师的“导”与学生的“探”的有机结合中，完成教学任务，使学生对历史有所感悟、思想有所升华，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终极目标的教学活动形式。[12]

（十三）体验教学模式

这种模式要求教师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学科的特点，从课程教学的整体目标出发，充分挖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以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实践使学生全方位的触摸历史，接受精神文化的熏陶，实现知识与认识的内化。包括以情动情的课堂教学体验模式、在历史中体验历史的实践教学体验模式和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增强教学效果。[13]

（十四）“因材施教”教学模式

这种模式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学生群体特点，采取多种形式，调动所有学生的积极性，共同探讨、研究、回答并解决时代、社会、人生中不断碰到的难点、热点问题。课堂教学实行个性化教学，课外注重加强实践环节，实行课内课外两个课堂相结合。[14]

二、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模式探索的思考

（一）关于专题式教学模式

根据调查，现在多数高校采用专题式教学模式。

专题式教学模式又有两种形式：一是专家专题型，即每个教师主讲最擅长的几部分，几个老师轮流授课；二是内容专题型，即把内容转化为若干专题，有一位老师通讲。这种模式有利有弊。优点在于这种教学模式解决了课时少与教材内容多的矛盾，突破了教材原有的章节结构，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教师可以有限的课时内完成教学任务；突出了教学重点，主题明确，注重宏观把握和多维度分析，可以及时追踪学术前沿，培养学生多维度分析问题的能力。

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课程的前后联系疏离，有脱节的危险。二是高估了大学生历史知识水平，不利于教学目的的实现，弱化了教书育人的作用。高校实施专题教学模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减轻教师教学负担，以便让教师有更多时间搞科研，但这样做付出的代价却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师生交流机会更加减少。[15]三是专题设置不当，有的学校设置了23个专题，不知道在32个学时内如何完成这么多的专题任务。

（二）关于评价体系

不少学校配合教学模式，对于评价方式和手段上也做了不少探索。一般实行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相结合，平时成绩主要由学生出勤、平时作业和课堂讨论等组成，权重不高，期末考试权重大，采用开卷方式，注重考查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模式重点还是在期末考试，还是容易造成学生背教材的局面，不利于达到教学目的。应该加大过程考核的权重和增加考核方式，弱化期末考试的重要性。

（三）实践教学不足

在《纲要》课中采用实践教学可以改变以往单纯传授思想的方式，促进学生积极思考，促进思想内化。目前实践教学方式主要有观看历史题材的视频、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请老革命作报告、组织学生演讲学习心得等。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定作用，但有两个问题需要克服，一是时间问题，给予纲要课的学时有限，如何安排？二是资金问题，这需要学校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纲要》课教学的根本目的不是考试，而是对大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具有创新能力和富有个性的公民。因此，纲要教学模式的探索不仅需要教师的努力和付出，更需要学校的真正重视和投入以及社会环境良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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