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产业结构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连云港产业结构调整成效分析

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实现资源在产业之间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促进产业经济协调、稳定和高效发展。

1、比较劳动生产率

比较劳动生产率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某一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高低，2比较劳动生产率越高，表明相同的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值越大。表1表明连云港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符合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的。与全省相比，连云港市一、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略低于全省水平。从纵向上看，自2005年以来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都呈下降的趋势，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先升后降的下降趋势，但是和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差较大，仍存在较大的剩余劳动力，资源配置不合理。2、产业结构偏离度产业结构偏离度（B）是反映产业结构效益以及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性的重要指标，当B＜0时，该产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当B＞0时，意味着该产业劳动力过剩，应该从该产业部门中转移出去。从表2看，2007年接近于零，此后波动抬升，平均水平低于全省2.21个百分点，说明连云港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较好。

3、产业贡献率

三次产业贡献率是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用以分析经济增长中各产业贡献大小的程度。从横向看（表3），连云港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平均为48.1%，略低于全省0.7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40.02%，低于全省平均6.16个百分点，表明第三产业发展层次依然较低，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第一产业平均贡献率为14.67%，是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倍，反映出连云港农业大市的特征明显。从纵向上看，2005年以来，第一产业产值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处于下降的趋势，但到2012年又上升到14.67%，这说明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和投入反映在地方，突出的表现为现代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增加。第二产业产值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处一种不稳定的波动状态的趋势，同时也表明连云港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也较为剧烈。

4、产业结构指数

产业结构指数是某一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乘积，而全员劳动生产率是指某一产业的增加值与该产业从业人员数之比。通过产业结构指数变化可以把握该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整体情况和各行业的变化情况，明确产业结构调整成效及其存在的问题。如表4所示，连云港2005-2012年的三次产业结构指数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是明显低于江苏全省水平。除第一产业外，二、三产业结构指数都低于江苏全省。连云港的二、三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较高，相对于全省来看，第三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三、连云港市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的构建

1、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按照“调高、调优、调强”的要求，顺应产业“绿色化、精致化、高端化”发展趋势，下一步我市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发展生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按照“传统产业品牌化、主导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化、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思路，突出绿色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在“工业化、信息化与生态化”融合发展中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篇2

从理论上看，三次产业结构理论的建立与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并创新的过程。

三次产业的分类

产业分类是建立产业结构概念和进行产业结构研究的基础。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是西方学者进行产业结构研究的最重要的分类方法之一。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的提出和应用，使产业结构的理论水平和研究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三次产业分类的主要原则，是把全部经济活动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序列与内在联系，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是欧美、日本和前苏联等工业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产业分类法。我国于1985年也首次对1984年的第三产业作出了统计，国务院并转发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①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指出建立这种分类法的必要性和我国三次产业的划分方法。

我国三次产业划分的具体标准和范围如下。

第一产业：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

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和建筑业。

第三产业：除了上述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

由于第三产业包括的行业多、范围广，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第三产业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流通部门，二是服务部门，具体又可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

第二层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

第三层次：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

第四层次：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三次产业分类法的确立，实际上是由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突塔哥大学教授费希尔（A．G．D．Fisher）完成的。本世纪30年代初，费希尔研究认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并没有穷尽全部经济活动，于是，把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外的所有其他经济活动，统称为第三产业。费希尔在当时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杂志上发表了数篇论文，不仅提出了第三产业的概念，而且指出第三产业的本质在于提供服务。1935年，费希尔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对三次产业分类方法进行了理论分析。他认为：综观世界经济史可以发现，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在初级生产阶段，生产活动主要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迄今世界上许多地区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上。第二阶段是以工业生产大规模地迅速发展为标志的，纺织、钢铁和其他制造业的商品生产为就业和投资提供了广泛的机会。显然，确定这个阶段开始的确切时间是困难的，但是很明显，英国是在18世纪末进入这个阶段内……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初，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不是继续流入初级生产和第二级生产中，而是流入旅游、娱乐服务、文化艺术、保健、教育和科学、政府等活动中。处于初级阶段生产的产业是第一产业，处于第二阶段生产的产业是第二产业，处于第三阶段生产的产业是第三产业。

费希尔虽然提出了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但他没有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克拉克则在继承费希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TheCon-ditionsofEconomicProgress）一书中，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研究了经济发展同产业结构化之间的关系的规律，从而拓展了产业结构理论的应用研究，使得三次产业分类方法得到了普及。因此，三次产业分类方法更多地是与克拉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种产业的分类方法又称为克拉克产业分类法。

1.配第-克拉克定理

配第-克拉克定理是提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经验性学说。早在17世纪，西方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已经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中心将逐渐由有形财物的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1691年，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的研究成果之上，计量和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后得出的。克拉克认为他的发现只是印证了配第在1691年提出的观点而已，故后人把克拉克的发现称之为配第-克拉克定理。

克拉克首先把整个国民经济划分为三个主要部门，即现在普遍称作的三次产业：农业——第一产业；制造业——第二产业；服务业——第三产业。克拉克所说的农业除了包括种植业外，还包括畜牧业、狩猎业、渔业和林业。矿业被认为处在边界线上。采矿业在经济活动中分明是取自于自然的产业，理应划入第一产业。但采矿业有更多的属性近乎制造业。克拉克在1951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第二版）时，将其划入了第二产业。这个部门的特点是所有行业都直接地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使用。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这个部门除少数例外，通常遵循报酬递减规律。制造业被定义为：一个不直接使用自然资源，大批量连续生产可运输产品的过程。这个定义排除了不可运输产品（建筑与公共工程）的生产和小规模的不连续过程（如手工缝衣或修鞋等）。制造业的基本性质是它的材料和产品娟必要即可远距离地运输，它要求有相当大的资本投资和高度的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部门的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第三部门由大量的不同活动所组成，克拉克把它们统称为服务部门。这个部门包括建筑、运输与通信、商业与金融、专业服务（如教育、卫生、法律等）、公共行政与国防以及个人服务业等。服务业按照某种目的还可以区分为直接提供给最终购买者（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的服务，和被用来帮助其他生产过程的服务（如商品运输、批发商业以及为商业目的乘客旅行和旅馆提供等）。

克拉克在搜集和整理若干国家的统计资料基础上，进行了国际比较和时间序列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在经济上变得更为先进，从事农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制造业的人数趋于下降，进而从事制造业的人数相对于服务业的人数趋于下降。”②克拉克认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变化移动的原因是由经济发展中各产业间的收入出现了相对差异所造成的。因此，配第-克拉克定理可以表达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减少，第二、三产业将增加。这不仅可以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分析中得到印证，而且还可以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上国家在同一时点的横断面比较中得到类似的结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小，而第二、三产业中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就越大；反之，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越大，而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越小。

克拉克对其本人总结的规律提出了两点解释，一是需求因素，二是效率因素。关于需求因素，克拉克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很明显，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一直在下降，而对制造品的相对需求开始上升然后下降，而让位于服务业。”③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把服务业限于对消费者的服务，那么，相对于其他产品，服务业不会表现出很高的边际需求。但是，若把服务业扩大到包括为企业提供的服务，那就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服务业的相对需求将是上升的。除了部门间需求差别外，部门间效率差别也是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克拉克观点，不同部门存在不同的生产产率。制造业的人时实际产品差不多总是比同一个经济中其他部门的人时实际产品以更大比例增长，因此，“制造品的一个静止的相对需求将会导致该部门就业劳动力比例的下降。甚至当制造品相对需求增加时，我们仍然可以一般地预期，在长期该部门的就业劳动力比例是下降的”①。农业劳动生产率除原始社会外也显示了持续上升的趋势，虽然通常没有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升得那么迅速。上升的生产率与持续下降的相对需求结合在一起，必然导致农业劳动力比例持续下降。当然，服务业的效率也同样得到巨大的改善，但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对服务业的各个部门的需求比生产率增加来得更为迅猛，因而服务业中劳动力的相对比例相应地迅速提高。

克拉克认为，“经济规律是从比较观察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从事先假定中演绎出来的”②克拉克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经济学应当是建立在对经济世界现实材料的收集和考察基础上的科学。因而，克拉克对经济世界分析方法的思想，体现在其产业结构理论中有如下特点：（1）克拉克的产业结构研究采用了三次产业分类法，即把全部经济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作为基本框架。③（2）克拉克采用了劳动力这一指标来分析产业结构的演变。克拉克考察了经济发展进程中劳动力在各产业中的分布状况的变化。（3）克拉克通过分析若干国家在一定时间序列中所发生的变化，来探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一国产业结构演进之间的规律。（4）克拉克引用了最终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以及劳动生产率劳动来规范经济事实。

因此，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上看，克拉克所发现的规律，其理论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配第定理，即产业间收入相对差异的描述性规律现象；二是费希尔的三次产业分类法。

2.库兹涅茨法则

库兹涅茨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在西方经济学界获得“国民生产总值之父”的美名。他特别强调经验统计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1971年，他因在各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的结构分析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产业结构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现代经济增长：速率、结构与扩展》④和《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出和生产结构》等专著中。

库兹涅茨在继承了克拉克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分布两个方面，对伴随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他探讨了国民收入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分布与变化趋势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化了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方面的研究。

库兹涅茨把第一、二、三产业分别称为农业部门（A部门）、工业部门（I部门）和服务业部门（S部门）。他认为：“分三个主要部门：农业及相关的渔业、林业和狩猎；工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水力电力、运输业和通信；服务业——贸易、金融、不动产、动产、商业、仆佣、专业人员及政府。每个主要部门所包括的行业，在考虑原材料、生产性营运、最终产品及其行业间的区别特征方面各有不同，因此，同广义分类一样，以上的狭义分类定有不同意见。”⑤

库兹涅茨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和产值的高速增长总是伴随着多种产业比重在总产出和所使用的生产性资源方面的明显变动”⑥他在收集和整理了二十多个国家的庞大数据基础上，通过对国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分布结构的演变趋势的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发达国家的增长进程中，这些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净值中所占份额的趋势是类似的：A部门的份额显著下降，从开初几十年的40%以上降到近年来的10%以下，I部门的份额显示上升，从开初几十年的22%-25%上升到近年来的40%-50%，以及S部门的份额微微的而且不是始终如一地上升……这些趋势在按当年价格和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份额数量中可看到……所有这些都由近年的按人口平均总产值中的部门份额间的截面联系进一步证实。”①

“在发达国家的增长进程中，A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急速地下降，从开初的50%-60%水平下降到60年代初的10%以下到20%左右的水平。I部门份额则从开初水平的20%-40%，在大多数国家都上升到超过40%—但情况与产值份额的变动不同：I部门份额的上升与A部门份额的下降相关地来看，它并不占支配地位。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I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上升，或是低于S部门，或是大体相等。I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和缓上升主要是由于制造业份额的和缓上升，这同制造业在产值中所占份额的具有支配作用的上升恰成对照。接着的则是S部门份额的显著上升，它抵消了A部门份额下降的大部分。如果说，产值结构的‘工业化’和部分地‘服务化’了。”②当然，“主要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趋势与按人口平均产值及劳动力份额间近年来的截面联系是相一致的”③。

库兹涅茨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部门相对产值的概念，对部门I的产值与部门I的资源份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

我们令：T和TI分别为总产值和部门I的产值；O和OI分别为总资源和用于部门I的资源（劳动力、资本或两者）；fi为部门I占总产值的比重；gI为部门I占总资源的比重。则有fi/gi=(Ti/Oi)(T/O)

因此，如果这个部门占总产量的比重上升比例（ki）大于其中总资源的比重的上升（mi），相对于全国劳动生产率，这个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如果这个部门占总产量的比重的下降比例少于其占资源比重的下降，也会有同样的结果。当然，这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绝对运动，也将依赖于全国单位资源产出率的变动（T/O）。

在多数国家农业部门占总资源（劳动力、资本或两者）比重的相对下降几乎与其占总产值比重的相对下降一致，那么ki/mi约为1。相对于全国的劳动生产率而言，这一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肯定保持着同一水平，因而，农业部门劳动率的增长速度肯定与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一致。同样地，工业部门的情况证明，其占总资源的比重上升比例比其占总产值比重上升慢得多；而且由于ki/mi大于1，与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相比，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肯定会明显地以高速上升。最后，事实表明，一些国家服务部门占总资源的比重相对上升得比其占总产量比重要快；且ki/mi小于1，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幅度，明显地低于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幅度。

三次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趋势

一、由“一、二、三”向“三、二、一”的转变

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这表现为三次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所处地位的变化。综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三次产业结构有由“一、二、三”向“三、二、一”转变的趋势。这种趋势分别反映在劳动力结构、产值结构等方面。

1、三次产业劳动力比重的变化趋势。随着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将减少，第二、三产业将增加。这不仅可以从一国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中得到印证，而且还可以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同一时点上的横截面比较中得到类似结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第一产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小，而第二、三产业中劳动力所点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大；反之，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越大，而第二、三产业中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越小，三次产业劳动力的比重次序必然会同“一、二、三”向“三、二、一”转换（表6—1）。

《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显示，世界各国在19605年至1980年世界经济普遍增长的情况下，发展水平不同的各个国家或地区类型，其三次产业的劳动力结构，都呈现出向“三、二、一”转变的趋势。这表现在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都有所下降，低收入国家或地区下降了5%，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下降了19%，发在国家或地区下降了11%。其中，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下降得尤为明显。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都有所上升，低收入国家或地区上升了1%，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上升了11%，发达国家或地区上升了14%。其中，发达国家或地区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得尤为明显。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或地区的比重有所上升，分别提高了4%和8%。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在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比重有所下降，而第三产业的空前发展，极大地吸引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向其转移，从而形成劳动力产业分布的“三、二、一”格局。

《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同时显示，在进行同一时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类别横向比较时，三次产业的劳动力分布比重也存在着向“三、二、一”演变的趋势。从1960年和1980年两个时点横向比较分别观察到，一国经济处在低收入阶段，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占绝对地位，而一国经济进入高收入的阶段时，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位居第一位。一国经济从低入到高收入的发展过程中，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大约下降了60%，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上升了约20%-30%，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上升更为迅猛，约为30%-40%。这些充分证明了，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第三产业对劳动力转移吸引力最大，从而形成劳动力产业分布的“三、二、一”格局。

2.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趋势。一般在工业化初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较大份额，而以食品、纺织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么饮食、商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较小，因而，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呈现“一、二、三”的格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社会消费需求升迁，以机械制造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迅速上升，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随之变化为“二、一、三”或“二、三、一”的格局。进入工业化后期，以金融、保险、医疗、教育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迅速软化，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随之演化为“三、二、一”的格局（表6—2）。

《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显示，1960年至1990年，发展水平不同的各个国家或地区类型，其三次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都呈现出向“三、二、一”转变的趋势。这表现在低收入国家及地区的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下降了17%，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11%，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6%，其中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比较显著。

因而，低收入国家及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结构，由1960年的“一、三、二”，转换为1980年的“二、一、三”，1990年演化为“二、三、一”。低收入国家地区在1980年和1990年的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属于向“三、二、一”演化的过渡状态。中等收入国家及地区的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始终呈现出“三、二、一”的状态，但其内部构造有所变化，即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继续下降，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得继续上升，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趋缓。发达国家及地区的三次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也呈现出“三、二、一”的格局，但产业结构软化趋势非常迅猛。在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迅猛上升的同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时趋于下降。因此，从不同收入的国家类型的时间序列中可以观察到，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先升后降。这必然使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次序由“一、二、三”演化为“三、二、一”。

《世界经济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同时显示，在进行同样是时间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类型横向比较时，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次序也存在着向“三、二、一”演变的趋势。对1960年、1980年和1990年三个时点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及地区，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得较低；与此相反，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而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对1960年、1980年和1990年三个时点横向比较同时发现，一国经济从人均低收入进入到人均高收入的发展过程中，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会持续上升，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会先升后降。综合横向比较分析结果可知：一国经济发展从人均低收入到人均高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次序必然由“一、二、三”演化到“三、二、一”的结构状态。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客观因素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客观因素，单就技术经济因素来说，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社会生产的发展首先开始于第一产业，在第一次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第二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同样，也只有在第一、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才会有第三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因此，第二、三产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必须以第一、二产业的发展状况为出发点和界限。所以，加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加强农业也就是支持工业和第三产业；为农业做贡献，也就是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做贡献。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主要表现为全社会提供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为第二、三产业提供原材料。工业的主导地位作用主要表现为为第一、三产业提供现代化的劳动手段。总之，产业间的关联性是双向的，但双向的关联性质又是不同的。这种差异具体地表现在三个产业的科技进步、社会需求、分工发展和市场规模的差异上。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对三个产业的发展都有巨大的推动力，但对各产业的推动作用是有差别的。由于第一产业的生产周期长，受自然环境限制较大，其科技进步比第二、三产业要困难得多，所以必须多方增加农业投入，发挥科技兴农的作用。科技进步会促进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逐步减少；而第二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又会不断从第一产业中吸收劳动力。这种减少和吸收相抵就导致了第二产业劳动力相对比重趋于稳定，这也是形成第二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和劳动力在社会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长期处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重要原因。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三个产业的发展有制约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其自身的劳动力相对比重降低和绝对量减少，这就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即劳动力必然要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三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比较，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于第一产业，这也是加速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动力之一。

社会主义生产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三个产业从不同的方面满足着人民的需求。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是相适应的。收入水平越高，对第一产业的产品需求比重越会相对下降，而对第二、三产业的产品需求则会相对上升。因为第一产业的产品主要是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其弹性不大；而且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需求在整个消费需求总量中会趋于下降。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对第二、三产业的产品提出更高和更大的需求。这就必须在大力加强第一产业的同时，调整工业结构。21世纪我国应在继续加强基础工业基础上逐步提高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加强对第三产业的规范管理，重点应发展为社会生产和广大群众基本生活服务的行业，规范和发展金融业，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大力发展知识产业与文化产业。从而使产业结构逐步由“一、二、三”——“二、一、三”向“三、二、一”的方向转变。

当代世界的知识经济与文化经济之潮

长期以来的两极对立思维使我们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文化与经济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差异鲜明，独擅一域。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指出，一定的经济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上建立，一定的文化则必然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生成，文化中有经济，经济中包含着文化。

前已述及，随着当代世界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全球趋势就是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所谓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至少包括当代经济的产业下游化与公民需求上游化、高级化的趋势，经济的文化化趋势和文化的经济化趋势。这就是说，经济中的文化的、知识的、信息的、科技的乃至心理的因素将越来越具有重要的、主导的、甚至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文化作为日益强大的产业结构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的、以至支柱性的产业。

1990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玻特（M.PORTER）提出了经济发展四阶段论。这四个阶段分别是：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

要素驱动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廉价的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

投资驱动阶段：以大规模投资和大规模生产来驱动经济发展；

创新驱动阶段：以技术创新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财富驱动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追求文学艺术、体育保健、休闲旅游等等生活享受，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

也有学者把前三个阶段对应于资源经济阶段、资本经济阶段和知识经济阶段：

要素驱动阶段——资源经济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集约化

投资驱动阶段——资本经济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集约化

创新驱动阶段——知识经济阶段——知识密集型产业.........知识集约化

从以上可以看出，所谓创新驱动阶段，就是以知识产业为经济主产业的阶段，知识创新为经济发展主动力的阶段，也即今天人们常说的知识经济的阶段。而知识经济之后的财富驱动阶段，意味着第三产业将进一步分化，其中的自然产业、精神产业和社会产业将逐步成为经济中的主产业。

经济的文化化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产业结构的下游化和需求结构的上游化。产业下游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条重要规律。

产业结构下游化的突出表现是实业逐步让位于服务产业。如从总体发展来看，相对于农业和工业等生产部门，商业等流通部门的地位逐步上升；其后，相对于实体经济，金融产业等经济方式成为现代经济的中心；再次，服务业的地位：如从业人员数量、层次，吸纳社会资本的总量，资金流量和行业利润率等进一步上升。

产业结构下游化源于需求结构的上游化高档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社会需要也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层次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注重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生存质量。人们在生活中对第一产业产品的需求在总体支出中的比重会相对下降，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则会大大增加，比如人们对书籍、音像、影视、艺术产品的需求，对娱乐服务、旅游服务、信息与网络服务的需求。即使物质层次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的文化化了。比如穿衣，不再讲究结实、耐穿、耐用，而更多地关注审美、时髦、品牌与流行等服饰文化的当代特征。这就是德国社会统计学家恩格尔发现的定理：饮食费用占整个家庭开支的比重将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而减少。饮食费用与家庭总开支的百分比就叫做恩格尔系数，人们的收入越高，对主要提供人们食品的第一产业的需求就相对越少，恩格尔系数就越低。

70-80年代以后，随着新兴产业的崛起，人们提出将第三产业中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进行划分，将其中的脑力劳动部分称为第四产业，一般称其为知识信息产业。这一命名历时近20年，才为我国经济所瞩目。

下游产业和高级需求优先增长的规律，在文化经济领域就表现为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文化产品与文化消费的优先增长。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人们在满足了生活最基本需要之后，更加注重精神文化消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1997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在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方面的精神消费的支出不断提高。1995年此类消费的比重为8.84%，1996年提高到9.57%，1997年提高到10.7%，消费支出1997年为人均448元，比1995年增长43.1%，比1996年增长19.6%。其中在娱乐耐用消费品上的支出年人均为112元，比上年增长25.3%，用于教育的支出年人均238元，比上年增长16.5%；用于文化娱乐的支出年人均98元，比上年增长21.1%。另据林毅夫先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产业》（99亚欧文化产业与文化发展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一文提供的材料，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1994年社会文化娱乐用品的零售总额相当于1978年的16.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9.1%，1994年我国书报杂志的社会零售总额相当于1978年的12.7倍，年均增长率17.2%，而199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是1978年的3.6倍，年均增长率为8.3%。由此可见，社会文化娱乐用品消费的增长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

当代世界服务业异军突起的现实实践，促使人们又将第四产业中的满足人类心理感觉的服务业分出来，称其为第五产业。丹麦未来学家沃尔夫•伦森认为，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在商品世界中，不仅娱乐业，而且日用品行业也在产品中加入想象、故事和情感。他断言，在未来25年里，人们从商品中购买的主要是故事、传奇、感情及生活方式。贫穷将被重新定义为“无力满足物质需要以外的需求”。人们消费的注意力将从物资需要转移到精神需要，从科学和技术转移到情感和逸闻趣事。他甚至预言，未来收入最高的人要数那些“故事大王”，一个产品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他们给产品所编的故事。看看当今的“故事大王”们，你就会觉得此言不虚。看看今日席卷全球的世界杯足球浪潮，看看罗马里奥数千万美元的转会费就一目了然了。电视节目主持人欧普拉•温芙雷当然是讲“故事”的行家，闻名世界的大导演斯匹尔伯格也真正是讲故事的巨匠，大众文化明星迈克尔•杰克逊则更是煽情的高手，他们无一不是坐拥十亿的亿万富翁。而迈克尔•乔丹则是制造“故事”的“一代天王”。这位NBA的“激情王子”成了这个星球上激情事业的象征，ANYTHINGISPOSSIBLE，一切都是可能的，所有的梦都是可能实现的。NBA就象这个世界上曾经经历过的革命、摇滚艺术，甚至性解放一样，成为席卷世界的飓风。NBA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在一个消费故事和消费梦幻的时代，它出售故事和梦幻。所以有学者提出，随着人类对服务业、娱乐业、旅游业、影视业、信息业、网络业的日益增加的需求，未来的经济学将让位于心理学。当然这是指中心地位的出让，而不是指经济学的消亡。在我看来，今日的经济学已在大力关注知识、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因此，未来的发展不是心理学取代经济学，而是经济学与文化学、心理学的双向交融，是经济文化学或文化经济学取代今日的经济学。

总之，当人们的初级的、低层次的、偏于物质层次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之后，高级的、更高层次的、精神的、心理的需求就会凸现出来。人们要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实现。

传媒高新技术革命对艺术文化生态格局的巨大影响

文化在经历农业经济时代之后，步入工业经济时代。而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新技术革命，以及由此伴生的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的新经济革命。文化发展如果不与这种高新技术与经济的革命性突破相结合，就会被飞速发展的现实世界淘汰出局。因此，建设与未来世界新的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相协调的新的文化形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现代高新科技革命对人类当代文化的发展正在产生着以往所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当代科技的发展引起当代社会主导传媒形式的变化，而主导传媒形式的变化则引起了原有艺术生态格局的全面变化。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传播技术自动化技术和激光技术等高科技的发展，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风，已经导致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文化生产方式工业化，实现了从文化手工业到现代文化大工业的深刻变革，直接导致文化工业革命。文化作坊让位于文化工厂，社会文化大生产取代个人文化小生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高新技术的产生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导致所有传统艺术形态的升级换代和现代更新，而且创造了大量崭新的艺术形式。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文化传播随着现代大众传媒从纸媒质到电媒质的创生变换，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媒体革命。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多媒体网络艺术相继产生，不仅创造了崭新的文化工业——广播工业、电影工业、电视工业、音像工业、广告工业直至多媒体工业，而且带来了旧的传播媒体的更新发展，形成了专业化、现代化的造纸工业、印刷工业和出版工业。如果认为文化媒体革命仅仅只是传播方式变革，无疑是极大贬低了这次革命的重大意义。因为它同时带来了文化本体革命，实现了从纸媒质文化向电媒质文化的变革，荧屏取代舞台成为表演艺术的主要天地，广播文化、电视文化、电影文化、音像文化乃至多媒体文化代替图书文化，成为新兴的主导文化形式，并且在图书的基础上创造了报刊，新闻产业、广告产业等等相继诞生，文化不断经历创新扩容。文化的领土前所未有的猛烈扩张。

相对而言，如果说中国20世纪初叶经历了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新旧置换，是一场具有中国历史意义的文化本体革命；那么，以电媒质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的升级换代和创新发展，使人类文化具有了崭新的传载形式，不仅实现了人类文化史上继纸媒质发明之后又一次深刻的文化媒体革命，同时也创造了崭新的现代文化，实现了文化本体的更新发展和创新扩容，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革命。

与现代工业和信息文明相对应的文化艺术就是广播、影视、音像、多媒体艺术。广播艺术、电视艺术、电影艺术等都是现代化工业文明的产物，我们时代的最新创造是音像、多媒体艺术形式。它们组成了光与电序列。它们是间接艺术，并不直接面对观众，艺术本体通过电子艺术媒体传播。在间接媒体艺术领域，如今以它们为代表的电媒质艺术已经取代了以图书报刊为代表的纸媒质艺术上升到前沿地位。即使在广播影视音像多媒体艺术之间也是代际更替，相继领先发展的，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多媒体相继问世，依次占据时代前列，显示了文化发展生生不息的创新更生态势。这一序列才是典型的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标志性艺术形式。如果将来有一天，人们再问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艺术形式、代表性艺术作品和里程碑式的人物的时候，答案将会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广播影视音像多媒体艺术序列可以参加侯选。

一些曾经十分红火的文化艺术形式将逐步失去大众，一部分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文艺样式将失去原有的主导地位，被边缘化。其中一部分传统样式将主要依靠国家文化支持保护体系继续生存发展。如果说通常所说的文物是死文物、是死的文化化石或者静态文化遗产，那么它们则是活文物、活的文化化石或者动态文化遗产，应该列入文化遗产支持保护目录之中，受到国家文化支持保护体系支持保护，使之不断传承下去，不致于湮灭失传，从而保护人类和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而其中的一部分经过更新发展，获得新的文化生命，适应了新的文化生存环境，具有了新的生命力，将继续发扬光大，活跃在文化大舞台上。这正是我们提倡的积极的文化支持保护战略。

迅速动员，实施21世纪中国文化创新发展工程

面对飞速发展变革的社会现实，我们必须实施我国当代文化的创新发展工程，以推动我国当代文化的更新发展，创新扩容，转换生成为与当代高新技术时代相适应的新文化、新艺术。从科技方面来看，我国面对知识经济挑战，已部署了“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战略步骤。在科学界，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了“知识创新工程”，国家经贸委和科技部联合推出了以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为目标的“技术创新工程”，教育部推出了旨在提高高等院校教育科研水平、培养科技人才的“221工程”。这在宏观层面上形成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战略布局。但文化产业似乎被遗忘在知识经济与创新工程之外。文化似乎与未来的国家创新体系无关。这里存在着严重的思维误区。难道当代文化产业不是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难道文化的发展不应包括在国家知识创新的体系之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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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1993年开始，上市资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条块切块下达上市指标和额度，并对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规定，如中国证监会《关于1993年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产业政策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鼓励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企业，暂不受理金融企业，控制房地产企业，商业企业则各省不能超过一家；1994年l0月了《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暂行规定》，文件除对配股时限、数量等加以限定外，还强调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计委2002年1月《“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进人资本市场融资；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税务局2002年7月联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商务部、环保总局和银监会2003年12月关于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意见》特别指出证监会不能核准含有此类项目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的申请；2004年1月国务院签发《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认为资本市场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中国股市中这种特有的上市机制以及各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股市的资本配置朝着既定的地区和产业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过程往往就是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演进过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间，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股票市场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金融资产证券率仅为12％，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仅为8％，与此相适应，其产业结构则表现为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的特征——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50％以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仅占25％以上，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述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高度发达，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证券率已经高达5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比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高达l13％，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也达到了后工业化的水平——无论从就业比重还是从产值比重来看，第一产业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后来居上跃居首位。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国特有的上市机制，还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股市融资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但是通过对我国股市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我国股市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这促进作用是否实际存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文根据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对理论上应该而实际上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文献综述

关于股票市场发展与产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为代表的新金融发展理论，但是它只是将资本市场纳入研究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则始终停留在宏观数据层面，尚没有导人产业和企业层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入到金融与行业增长率的层面，并通过41个国家、36个行业数据，从一个国家内不同行业对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考察了金融与行业成长率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的发挥降低了外源融资的成本，从而把企业从内源融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础上，首先运用跨行业、跨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金融结构与产业增长的相关性，针对银行主导和资本市场主导两种金融体系，检验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在哪种体系中增长更快，主要评价金融机构是否促进资本流向了外部融资依赖性强的产业。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业增长机会概念，并认为导致金融发展效应差异的因素与其说是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不如说是行业增长机会。他们的实证过程表明，在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增长机会的乘积项或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乘积项时，其系数都是显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个新方法：以资本形成对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弹性)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并运用包括28个制造业部门、跨时33年的面板数据，对65个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与国外利用多个国家宏观数据研究不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以国内中观数据为主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充满争议。归纳起来，关于股票市场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股市融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朱建民和冯登艳(2000)、王军和王忠(2002)、王兰军(2003)、杨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弱相关或不相关。殷醒民(1997)通过对199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业结构分析发现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来募集资金的实际效果是加剧了制造业资金的分散化，并且认为股票市场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没有联系，蔡红艳和阎庆民(2004)度量了行业成长性，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各行业成长性的此消彼长并未在资本市场中得到体现。

上述研究多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徐炳胜(2006)为代表的多元统计方法，他主要通过我国资本市场于产业结构有关的经济数据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另一种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以市场作为配置主体，而且该模型因为缺乏理论依据、关键变量的内涵无法做严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们的质疑。基于此，本文将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股市融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与数据说明

股市融资指标：为了克服异方差和误差项序列相关，本文采用股票市场各年度筹资额分别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即：股票融资率SR=股票融资额／GDP。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衡量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可以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年代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等指标来衡量。本文选取当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和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衡量。即：产业结构优化率IR=(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产业绩效指标：产业结构理论中的“黑箱理论”即“投入——产业结构——产出”，产业结构在这里实质是承担一种产业转换器作用，而关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研究的核心，同样是如何促进高效率(绩效好)行业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绩效差)行业比重的下降，从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整体绩效的提高。而产业绩效定义是基于企业集合体的角度，因此，本文选择产业利润率来评价，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数为各地区的骨干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企业，因此在税收政策方面往往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优惠优势，所以以税前净资产利润率IP来评价，即：产业绩效指标IP=(税前利润总额／净资产X100)。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样本期间选取1991—2005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和CCER数据分析系统。论文下载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多数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这些序列的矩随时间而变化，然而某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不随时间变化，表现出平稳性。20世纪80年代初Engle与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就是解决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协整理论并不是对所有非平稳数据都能处理，它所解决的是某些单整序列的关系问题。根据E—G两步发，为防止伪回归产生，在进行协整分析前，必须检验序列平稳性，即序列单整性检验。单整性是指，如果一个序列经过n阶差分后才能平稳，则称此序列为n阶单整，记为I(n)。同阶单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如果是平稳的，称之为协整。常用的检验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计量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作变量SR、GR、IP时序图，初步判断序列平稳性，识别变量截距、趋势特征。从可以看出，各变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项.

然后，采用ADF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从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检验统计值大于临界值，说明它们是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AIP以90％的置信度通过检验，说明AGR、ASR、AIP为平稳序列。显然，可以判定GR、SR、IP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I(1)序列。

(三)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整检验结果，SR、GR和IP这些时间序列虽然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形组合却可能平稳。如果存在平稳的线形组合，这个线形组合则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关系。以产业结构优化率GR、产业绩效指标IP为被解释变量，资本市场融资率sR为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其中1、为随机扰动项，表示GR、IP中sR无法解释的其他因素，对GR和sR、IP和sR分别进行回归，得到模型(1)和模型(2)：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的截距项和系数显著，R=0．560618，调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项显著，而系数不显著，其R=0．246154，调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为了检验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协整，必须进一步对模型的残差平稳性进行检验。提取模型1残差，记为e，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残差e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是平稳的。说明GR和SR是协整的，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优化率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股票市场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优化率降低5．523358个百分点，可见我国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为了进一步确定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影响的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该模型能解释因变量的短期波动是如何被决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误差修正项(ecm)，即回归模型1的残差序列e。将ecm滞后一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述修正误差模型中ecm(一1)系数为负，说明在短期内或因为政策因素影响，或其他随机干扰影响，导致股票市场融资率与产业结构优化可能偏离均衡值，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偏离将因误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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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也不断深入推进，对资金的需求日益旺盛，但由于国家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入、较高的农业贷款风险及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现有的金融支持力度远不能满足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金融支持不足日益成为制约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瓶颈。因此，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使用好各方资金、创新信贷产品及构建配套的信用担保体系等来支持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是一道难题。

一、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使用分散，规范的管理机制尚未形成。目前，财政用于农业方面的资金，包括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农业科技支出、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等分散于发改委、科技、财政和农口各部门，由于财政支农资金分属多个部门管理，各部门对政策的理解、执行和资金使用要求各不相同，基本上是各自为政，资金使用分散和投入交叉重复现象比较严重，缺乏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形成合力，加上运行环节多、过程长、管理成本高，规范的管理监督机制难以有效形成，导致资金到位率低，真正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的资金大幅减少，财政支农效率较低。

(二)金融机构信贷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在现行信贷政策条件下，担保抵押资产是否充足是决定银行贷款的一个重要条件。由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经营场所、产品和经营周期有其特殊性，致使涉农融资中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往往不能提供符合信贷政策要求的有效的抵押担保品，因而制约了信贷的获取。另外，由于处在改革过程中的国有商业银行本身存在许多制度缺陷，如贷款权限的上收、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及对国有企业、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等为主体的贷款偏好，主观上造成农村金融市场的萎缩。

(三)农信社受自身实力限制，难以满足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从现行经营管理看，农信社市场定位于服务“三农”，主要以小额农户贷款、农村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为主，从期限、额度和方式上很难满足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而且，尽管农信社在农村地区网点多，但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上都难以与实力强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和只存不贷的邮政储蓄相比，使其在吸储能力上明显处于弱势。再加上农信社历史包袱尚未解决，资金实力较弱，人员编制偏少，支付结算系统不完善，农信社支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显得力不从心。

(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的特点限制了信贷投入。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大，这使农业产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农产品供求弹性小又使农业面临相当大的市场风险，加大了农业收益的不确定性。因此，农业生产的高风险、周期长、低收益等主要特点决定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链条的脆弱性。金融部门在充分考虑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原则下，必然对产业初始阶段龙头企业谨小慎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信贷投入。有的企业和组织根本无法提供抵押，如养殖场的家畜家禽不可能作为抵押品。

(五)缺乏行之有效的信用评价体系和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从目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对龙头企业金融支持的现状来看，目前缺乏行之有效的针对龙头企业的信用评价体系。相对工业企业而言，目前农业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处于创业成长期。由于信用担保体系的不健全，获得贷款的门槛较高，而已有的政策性贷款在实践中也很难落实，直接制约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

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的对策

(一)转变思路，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和倾斜。整合各种支农财政资金，形成稳定的财政支农增长机制。对目前用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加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资金进行适当整合，可以考虑由各地方农业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主要用于充实政策性担保公司风险补偿基金，并将担保代偿损失补偿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应保证从每年的财政总收入中按固定的比例或增长率划出一部分投入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扩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同时，为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还应建立有效的审计监督制度，防止财政支农资金被挪用或被截留。

(二)加大针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信贷创新力度。一是开办特色农业、观光旅游农业、“农家乐”、生态农业等多样化的贷款品种，要根据农业资金需求多样化的特点，科学细分市场，适时加大贷款新品种开发力度，制订农户大额贷款管理办法，改进支农再贷款管理。二是创新信贷方式，拓宽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的融资渠道。金融机构可以选择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农村中小企业试点信用贷款方式。扩大抵押和质押贷款范围，允许农村中小企业以适销对路的库存产品和可靠应收款作为保证向银行申请贷款。有条件的可考虑借鉴目前在中小工业企业融资中的一种新方式“供应链金融”的模式，将订单担保贷款、公司为农户担保贷款、仓单质押贷款以及农业动产抵押贷款捆绑在一起，以此来推动“银行+担保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三)合理引导和利用好非正规金融渠道的资金。在正规农村金融功能有限和信贷供给严重不足的现实条件下，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可以有效缓解农村资金供求矛盾，拓宽融资渠道。因此采用“疏导”、“规范”的办法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十分必要。积极鼓励正常的民间借贷，有条件地允许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降低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有区别、有条件地培育出具有一定规模并且管理制度完善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可以为发展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农村合作金融提供良好的基础和环境条件。同时，要在利率逐步市场化基础上合理整合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将现存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纳入政府的正规制度安排中，为农村民间金融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生存空间。允许创建农村民间银行，允许民间资本、外资参股，实行民营银行试点，促使农村民间借贷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四)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农信社的改革。农信社定位“三农”，应该成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参与者。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快农信社改革步伐，完善省联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建设，多渠道扩充其资金实力。可以考虑建立省域内农信社联行支付结算系统，并实现与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支付系统的联网，适应企业支付结算的需求，也有利于增强吸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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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东省产业结构低碳化转型的现状

1.现状。山东省近几年一直重视建设生态环境，积极植树、种草；防治水土流失、荒漠化；建设生态产业。将发展低碳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主要任务，将产业转型与节能减排相结合，积极完善政策体系，创新机制，加大投入，各市的单位能耗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一方面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各项比例日趋协调。服务业及新兴产业等低碳产业发展迅速，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高了2个百分点，首次突破40%，完成了预定目标；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指新材料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以及信息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提高了3个百分点，达到29.1%。另一方面能源结构不断优化。清洁能源如：水电、风电等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在山东省能源消费格局中占有的分量越来越重。山东省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总装机的8.1%，达到了591万KW；余能发电装机占总装机的2.1%，达到154万KW；外电入鲁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2.9%，达到488亿KW。再者低碳化进度加快。全省万元能耗超额完成目标，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比2011年分别下降了3.1%，SO2排放量比2011年分别下降了4.3%。淘汰落后产能生铁、焦炭、粗钢分别为150万吨、60万吨、40万吨，关停小火电机组45.7万KW。四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得以控制。森林覆被率恢复到23.5%，大气主要污染物SO2、NO2、IP平均浓度同比分别下降10.8%、10.9%和4.4%,湿地面积增加到178.5万HM2，省控59条重点污染河流按照既定目标已全部恢复鱼类生长。第一产业发展现状。第一产业可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提供其发展所必须的原材料、能源、食物等，因此是国民经济中最根本、最基础的产业，它的发展状况会直接促进或制约着一个地区的发展。山东省的第一产业，近年来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由粗放向集约转变的特点，结构与布局越来越合理。以2012年山东省农业发展为例：2012年山东省农业内部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及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分别为3960.6、107.0、2285.9、1267.1、325.1。与过去的几年比较（图1，2003-2012年山东省农业内部产值构成），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的产业结构正逐渐改变，渔业、牧业等其他类资源的优势已经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第一产业内部结构正呈多样化发展的态势，但根据数据农业在第一产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过大，达到49.85%，山东省第一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仍有待进一步调整。第二产业发展现状。各个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第二产业的发展情况会直接决定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及产业结构调整的程度。2012年，山东省第二产业生产总值达到25735.73亿元，占总产值的51.46%,比全国的比例偏高，在我国东部沿海的其他相当的省份中处中游水平。从轻工业的产值与重工业的产值比看，2012年的比重为8:17，与沿海其它发展水平差不多的省份相比处于中间位置。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告诉我们，产业结构的主导产业由农业向工业的调整到以工业为主再到第二产业比重的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且其中轻工业的产值与重工业的产值比的变化体现了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优化的程度。根据这个理论，山东省的工业化程度仍未达到成熟阶段。第三产业发展现状。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必然要求第三产业越来越快速的发展。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第三产业的繁荣对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都带来了强有力的保障，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2007-2012年山东省第三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例分别为：33.44%，33.48%，34.71%，36.61%，38.29%，39.98%。此数据显示，山东省第三产业在GDP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发展速度较快，呈递增态势。在其内部结构中，结构比例日趋合理，但层次仍然偏低，发展空间较大。生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在第三产业中占的比值也连续增加，但对其投资的规模仍有待扩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虚拟经济如房地产业、金融业、收藏业等虽然也有增加但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2.存在的问题与障碍。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较低。产业结构高度化也可以称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其具体表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中占比重较大的产业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逐次转移的过程，它标志着该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发展阶段、方向。根据《2013年山东省统计年鉴》中的资料，2012年由能源消耗大、附加值低第二产业创造的产值占山东省工业增加值的58.8%，而其它知识密集、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如IT、金融等产业的增加值所占比重较低。由此可看出山东省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还未得到改变。低碳技术相对来说较为落后。低碳技术涉及到三次产业内部的冶金、电力、石化、化工、建筑、交通等高能耗部门，具体内容包括在煤的清洁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的开发、CO2的捕获与埋存、油气及煤层气资源的勘探开发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在低碳技术的角度看，发达国家的一次能源投入经济体的转换效率即其综合能效可以达到45%，而我们只有35%。但整体仍较为落后，且发展不平衡。要在低碳的视角下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只能依靠先进的低碳技术。近几年来，山东省的创新能力指数一直徘徊于7-9位，处于第二梯队。总体成绩中等偏上，但相对于处第一梯队的京、沪、粤、苏来说，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循环经济于发展的技术还相对落后。详细来看，某些重要领域的一些关键技术、产品还没有实现自己的生产，如高浓度有机废水治理、大型燃煤电厂烟气脱硫等；缺乏对省内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关键技术的一些信息的了解渠道。在具体实施节能减排时难度较大。一方面，低碳化整体水平较低，控制、治理污染的力度还不够；另一方面，废物资源化的程度较低。原因一是作为企业来说，大多数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主要能源以化石燃料等高碳能源为主，很少主动研究、采用低碳能源；二是作为政府来说，有时不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片面看重GDP的增长，而忽视了资源、环境的问题，对企业的监管不健全。成本回收存在困难。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的投资主体一般有政府金融机构或私人企业。山东省产业结构优化的投资主体一般是政府，并且其中对于环境的投入相对来说较少。其次，随着生产工艺的成熟、现代生产体系的形成，原材料的开采、加工的成本越来越低，使得废弃物的再循环、利用的成本比购买新的原材料的成本更高；再者，山东省排污企业承担的排污费与修复实际造成的污染损害所需的费用相差甚远，导致成本回收存在困难。制度方面的障碍。法律法规体系中缺少形成产业生态化发展的内容。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环境保护法》《节约能源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但配套的法规仍然不完善，一些法规较笼统、可操作性不强，相互还存在不协调的现象等，因此很难从制度上约束不利于环境优化、产业优化的经济行为。配套措施不完善，执法缺乏力度。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生效后有关的实施条例或实施细则的制定与落实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会导致已有的法律法规出现指导性不够，缺乏法律效力，监管和执法力度弱等问题。从而出现某些企业环保思想松懈，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环境的保护。激励机制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中的环境“外部性”属于“市场失灵”的问题，可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环境经济刺激制度改善。但是山东省尚未建立完善的经济激励、合理费用的机制，从而影响了产业生态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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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三次产业就业人数构成比例分析。首先对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的构成比例进行纵向比较。从赣州市2004年至2010年的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情况的直线图表（4）分析得出，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构成比例仍然较高，虽然今年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但是所占就业人口比重仍然很高，因为江西是个传统的农业的大省；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构成比例积聚上升，上涨的势头很猛；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数量较为稳定，但是其所占的比例明显上升。通过折线图可知，第二产业是迅速增加就业机会的产业，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一致，符合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

二、赣州市产业机构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赣州市产业结构现状的分析，对三次产业中存在的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和了解，从中得出赣州市产业结构未来的发展趋势。

1.调整农业比重，进一步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在今后农业的发展中，应注重科技的应用，将过多的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分流，使得三产比例协调，同时对农业内部结构进一步优化，在种植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林业、牧业、渔业，提高林业、牧业、渔业的产值比重。扩宽资金来源，大幅度增加农村科技投入，同时也要注重农业科技的创新，大力推广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尤其要加强新技术的研究、引进和推广，全面提升农产品科技含量和竞争能力，建立农业优质、高效、生态、安全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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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对行序列X0、Xi进行初值象，再进行始点零化象,之后利用公式（1）、（2）、（3）就可算出相对关联度γ01.

1.2灰色综合关联度

根据公式ρ01=θε01+（1-θ）γ01，其中θ=0.5，即可算出综合关联度.之后，对综合关联度数值进行排序.

2内蒙古三次产业的灰色关联分析

2.1内蒙古三次产业与GDP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以2005-2012年的GDP数据列为参考数列,以同一时间段的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列为比较数列,通过计算绝对关联度和相对关联度，最后得出综合关联度为p01=0.6330；p02=0.8424；p03=0.8095.(4)式(4)中p02>p03>p01，可以看出第二产业与GDP的关联度最大，其次为第三产业，最小的是第一产业.虽然内蒙古第一产业增加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呈上升的趋势，但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却在逐年递减，从2005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的15.1%一直下降到2012年的9.1%，说明第一产业就业已经达到饱和，并且在逐渐排斥劳动力.而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不仅一直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而且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年快速增长,从2005年的45.4%增加到55.4%.因此,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大体趋于平稳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在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一直在34%-39%的区间内上下波动,可是总体上却是处于下降的趋势，但下降的幅度远小于第一产业下降的速度.

2.2内蒙古三次产业内部灰色关联度分析

2.2.1第一产业内部关联度分析以2005-2012年的第一产业的产值作为参考数列，以同一时间段的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数据为比较数列，同理得出综合关联度为p01=0.8676；p02=0.7139；p03=0.8540；p04=0.7000.（5）式(5)中p01，p02，p03，p04分别代表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产值的关联度，其中p01>p03>p02>p04,可以看出农业与第一产业关联度最大，其次为畜牧业，再次为林业，最小的是渔业.从数据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内蒙古第一产业产值确实主要以农业和畜牧业这两个传统产业产值为主，而其它两个部门产出成果较小.从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变动来看，农业的比重大体在47%-48%之间进行波动，只有2006年上升幅度最大，达到了51.2%，总体来看农业产值一直趋于稳定.畜牧业产在2005-2012年这段期间还是趋于稳步上升的.而林业和渔业两个行业的产值一直趋于稳定状态，其中渔业产值只在1%左右波动.因此，从未来发展角度来看，可以把农业和畜牧业发展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支柱产业，[2]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尤其要做大做强畜牧业，打造更多的知名品牌.2.2.2第二产业内部关联度分析以2005-2012年的第二产业增加值数据作为参考数列，以同一时间段的工业和建筑业数据作为比较数列，同理得出综合关联度为p01=0.95712；p02=0.6739.(6)式(6)中p01和p02分别代表工业和建筑业产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关联度，其中p01>p02，说明工业产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关联度最大.2.2.3第三产业内部关联度分析以2005-2012年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数据作为参考数列，以同一时间段的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产值数据作为比较数列，同理得出综合关联度排序为,批发和零售业(0.7809)>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0.7665)>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0.7629)>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0.7415)>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0.7205)>住宿和餐饮业(0.7199)>房地产业(0.7163)>教育(0.7036)>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0.696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0.6712)>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0.6541)>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0.6504)>文化、体育和娱乐业(0.6452)>金融业(0.6359).从关联度数值中可以看出第三产业14个行业产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关联度不算高，最高的数值也只为0.7809.批发和零售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这些传统服务业的关联度数值都高于0.75，并且排序相当靠前.而应该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支柱产业的关联度排序却排在最后.其中教育行业关联度排序处于中间位置，这说明了教育并没有得到高度的重视，只片面地追求科学技术的产出，二者并没有建立起协调发展的关系.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关联度排序也靠后，这说明内蒙古应积极扩大消费,增加公民收入,提高社会保障力度.[3]当前，金融业是第三产业的核心，也是衡量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关键性指标，并且具有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它的关联度数值却排在最后一名，说明内蒙古应该重视金融业的发展，积极引导金融服务领域发挥其领头军的功能.2.2.4内蒙古第三产业总产值与第三产业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灰色关联度分析以2005-2012年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数据作为参考数列，以同一时间第三产业14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为比较数列，同理得出综合关联度排序为，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0.7446）>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0.7378）>住宿和餐饮业（0.6803）>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0.6765）>教育（0.637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0.6091）>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0.6041）>批发和零售业（0.5795）>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0.5694）>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0.5521）>金融业（0.5333）>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0.527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0.5264）>房地产业（0.5164）.从关联度排序中可以看出，生产业中只有传统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服务业的关联数值最高,而新兴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关联度排序都处于后面.因此，应对新兴服务业给予高度的投资来促进其生产功能，进而推动第三产业整体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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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文章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作为基本的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平等对待系统中每一个变量及其滞后值，以便找出变量之间互相作用的机制、路径以及相互关系和对冲击的反应。而脉冲响应是建立在VAR基础上，可以把握来自每个变量的冲击对其他变量的影响。若变量是同阶单整的，则协整分析是必要的，通过协整分析可以揭示价格变量之间长期的均衡关系。根据前述分析，文章选择的变量共有3个，分别是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城市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转化过程。文章采用非农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记为INSU。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在现有技术基础上所实现的产业之间的协调，可以度量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的耦合程度，常用产业结构偏离度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文章借鉴干春晖等(2011)的研究。

2.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城市化互动关系检验（1）变量平稳性检验文章采用ADF检验方法，单位根滞后期选取依据SC(SchwarzInfoCriterion)最小值原则。检验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序列LNURBAN、LNINSU、LNINSO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但可以拒绝这三个序列的一阶差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这三个变量均是一阶单整序列。经过平稳性检验说明三个变量均是一阶单整的，故它们之间很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文章使用Johansen方法对其进行协整检验。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需要确定合理的滞后阶数，通过AIC和SC准则。根据数据的波动趋势以及模型本身的性质，文章选择检验类型是存在截距没有趋势项的类型，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显示存在1个协整关系。（2）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用来确定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变量之间影响的方向，其检验思想为若自变量本身的变动或通过误差调整项领先当期因变量的变动，则说明自变量为因变量的Granger原因。文章依据Johansen变量协整方程的结果决定误差修正模型的设定，并根据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城市化水平提升的Granger原因，城市化是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的Granger原因；但城市化不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Granger原因；产业结构合理化也不是城市化提升的Granger原因。即产业结构高级化直接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并不一定带来城市化水平的变动，同时，城市化有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并不一定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

3.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城市化之间互动关系的作用路径的实证检验上述的协整分析，只是说明了变量之间存在着这种长期的均衡关系。而这种长期关系和变量之间的短期传递路径会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为了进一步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城市化相互作用路径，需要建立VAR模型。如此可发掘三者之间具体的传导关系与时滞，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脉冲响应函数，刻画具体的冲击响应路径。完成这两步计量后，可以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城市化的互动作用机理与路径，将会有更为清楚的认识。（1）基于VAR模型的分析（2）基于脉冲响应函数的解释利用前文LNURBAN、LNINSO和LNINSU建立的无约束VAR(4)模型，基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可以分别得到LNURBAN和LNINSU对来自三者冲击的动态响应路径。分别选择CholeskyOrdering：LNURBAN、LNINSU、LNINSO，可以得到其combined脉冲响。城市化对来自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冲击产生逐渐增加的正向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开始是逐渐增强的负向影响，随着时间累积又会产生逐渐增强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来自城市化的冲击对来自城市化的冲击产生先增加后减小的正向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逐渐下降的正向影响。

4.小结实证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显著的均衡关系；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升，对于城市化水平的提升都产生了正向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化的促进效应比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效应更显著，从脉冲响应图中也能看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城市化形成了较好的互相促进的作用路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化的影响比城市化对产业高级化的影响更大；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城市化还没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冲击引起城市化先负向再正向的变动。

二、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政策选择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推进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化进程的互动关系，与较同步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达国家相比，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为此，政府在制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城市化进程的相关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在扎实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更要注重合理有序地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以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调整对城市化的推进作用。为此，文章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1.夯实农业发展基础，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巩固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农业的发展制约着城市发展水平。因此，首先政府要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引导农民积极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在继续发展农业优势产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农村产业化经营模式，延伸农业产业链，实现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并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更好的巩固城市化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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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1]在1981至2000年的20多年间，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利用外资的贡献。随着我国2001年成为WTO正式成员，可以预见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将会有较快增长，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及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都将继续提高，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将更大，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特点及其成因

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必须先了解外商投资在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特征，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加以分析：

1.外商投资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目前，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而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则偏低。如表一所示[2]

表1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构成（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

2.产业内部结构。总体来看，外商在我国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一直不大，在整个外商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很小。1979-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累计仅120亿美元，而外商投资额最大的1995年也只有17.4亿美元；同时，第一产业的外商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也较小。从第一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农业，尤其是种植业，而对林业、牧业和渔业等部门的投资极少。在2001年1-6月第一产业的3.3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农业项目为2.22亿美元，占66.26％。

在第二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而建筑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部协议投资中，工业比重最高的年份达到80.46％（1991年），最低也有45.85％（1993年）；而建筑业的比重最高为5.07％（1997年），最低只有1.05％（1991年），平均为2.98％。在2001年1-6月第二产业的163.12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工业部门的投资为160.59亿美元，比重为97.87％。

1979-1990年，在外商对第三产业的协议投资额中，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为60.27％，90年代后上升到70％左右，尽管最近几年这个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的绝大部分。综上所述，外商对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农业、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

3.工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外商对我国工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其中加工工业的比重很高，原料工业的比重不大；轻工业的比重较高，重工业的比重较低；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高于一般加工工业。

从最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在工业内部的分布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很高，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较低。在1996-2000年的外商协议投资额中，制造业的平均比重为88.53％，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只有2.06％和9.41％；在同期的外商实际投资中，制造业的比重为89.78％，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为1.87％和8.35％。在制造业内部，外商投资比重较高的是机电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业。

4.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从外商在我国投资的地理分布来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从表3可以看出，在过去的20多年中，外商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相当少，无论是从协议金额来看，还是从实际投资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不足整个投资的15％，而85％以上的投资集中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一系列优惠措施的，西部地区对外商的吸引力有所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世界500强中已有80余家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

表2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外商投资情况（截至2000年底）（单位：亿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第3页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几个特点，主要与下面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与厂商经营的目标相关。厂商经营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占领我国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这既与我国人口众多的市场优势相一致，也与外商经营目标相一致。

第一产业是我国重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领域，但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至2000年底仅为1.78％。其原因在于农业开发投资大，回收期长，利润率低，风险大，这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标不符。但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农业开发条件较差，对外商的吸引力不大。因此，我们在如何改善农业投资环境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外商投资方向的选择同时也与我国的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相关。由于我国对消费品的进口限制较严，外商想要进入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只有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而我国对重化学工业产品的进口限制较松，因此，对于我国的重化学工业品市场，外商主要通过贸易来占领。

二是与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相关。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是轻工业投资较容易，而重化学工业投资较困难。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所需投资较少，能耗低，对于交通运输要求相对不严，选择余地大；加之轻工业品投资能够利用消费变化快的特点，投资者可以开发出更新、更适用、更美观、更便宜的产品来吸引消费者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所以，外商比较青睐于对轻工业的投资。而重化学工业能耗大，对交通运输和相关产业发展的要求较高，而且投资额大，回收期长，因此，外商对该行业投资兴趣不大。

三是与区域经济投资环境相关。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加之交通条件较差，基础产业薄弱，西部地区的整体投资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3][4]因此，尽管外商投资有向我国中西部扩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进展相对缓慢，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商投资仍将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二、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改革和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增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认识我国的产业结构现状，找出调整结构偏差的对策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有以下特点：第一，GDP中第二产业比重偏高，服务业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为49.2％，高于标准结构的比例，服务业在GDP的份额为32.8％；与“标准结构”相比，明显偏低。第二，在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49.9％，显著高于标准就业人口28.6％，偏差程度超乎寻常；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就业比率为26.4％，而标准就业比率为30.7％。第三，城市化程度不高。2000年，城镇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30.4％，远远低于标准化水平53.0％，表明中国标准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过程。第四，轻重工业比重偏差严重。最近几年，关于今后我国重工业应该得到较快发展，重工业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应有较大幅度上升的观点比较流行，主要理由是中国工业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发展过于“轻型化”，中国目前的重工业比重较低，轻工业比重较高。

我国三次产业出现以上结构偏差，与外商对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结构性偏差有一定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偏低。在1996至2000年的外商实际投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高达70.38％，其中工业的投资比重高达66.57％，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1.42％，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只有28.20％。在2001年底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就外方注册资本而言，第二产业的比重为64.08％，其中工业的占61.32％，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为1.54％，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4.4％。显然，外商投资结构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倾斜的特征很突出。

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为突出，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其主要表现为：

1.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助长了我国消费品工业的过度扩张。近几年我国工业消费品相对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除了城乡消费需求趋缓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工业比重过高的条件下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8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品工业一直扩张，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资过度集中于消费品工业。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三资工业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轻工业的比重占58％，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占42％。

2.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外资工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业。由于结构倾斜的存在，外资工业占我国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目前已接近1/3，占加工工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已达1/3，而占原料工业的两个比重只有10％左右。这个特点使外资工业的迅速发展更多地推动我国加工工业的扩张，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高加工化的进程。

3.外商投资在第三产业的结构性偏差对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产生了明显影响。目前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而对其他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的投资比重很低，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十分突出。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结构的高度倾斜，与我国第三产业内部对外开放度的差别有很大关系，除了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以及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之外，其他的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目前的对外开放度仍较低。

随着加入WTO之后我国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外商将较大幅度增加对目前投资比重很低的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一些重要的服务业部门的外商投资比重在“十五”期间将明显上升；相应地，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时间内，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过度倾斜的状况会明显改变。

三、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与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政策

产业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既有来自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有来自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盲目追求一、二、三次产业产值（或劳动就业）比重主要地位的转化，而是要面向国际产业的发展，在提升一、二次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真正提高产业素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结构呈现规律性的演变趋势。具体表现是：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在第一次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在全部就业的劳动力总数中的相对比重处于不断下降趋势；第二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和劳动力就业比重逐渐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于下降；第三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就业的相对比重上升，其中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三次产业变动呈现的这种总的趋势，是由各次产业的内在特征决定的。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第一产业农业相对比重下降幅度最大，这是因为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属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当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农产品的需求并不随收入增加的程度而同步增加，这样就使农业实现的国民收入份额趋于减少。第二产业工业相对比重上升，不仅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工业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处于有利地位，而且经济发展中用于投资的增长也在不断扩大工业品市场，从而整个国民收入中工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上升。但随着技术进步，工业有机构成提高会排斥自身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内各行业扩张的增殖又吸收劳动力，两相抵消劳动力相对比重逐渐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向下降。第三产业服务部门的比重上升幅度大，既由于“服务”这种商品比农产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也由于第三产业门类繁多，许多行业具有劳动力和资金容易进入的特点，农业劳动力得以大量流入服务业，因而第三产业各行业呈现广泛而显著的增长，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大大增加。

目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偏差的主要表现是工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太低，产业结构内部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结构的升级缓慢，因此今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升级。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和目前外商投资的产业构成及其影响来看，我国政府部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力度。

1.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工业的投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下降，使得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加突出。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水平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我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高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而且也高于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我国的第三产业的比重也远远低于这些国家的水平。目前，国际直接投资中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较之20世纪80年代迅速上升，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则相对下降。因此，我国应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这不仅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2.引导外商增加对重加工业的投资，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目前外商对我国工业的实际投资中，大概有60％分布在消费品工业，对重工业的投资只有40％左右。外资工业占我国消费品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以及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的比重约为30％，而重工业的同样比重只有15％。外资工业占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消费品工业的增加值比重和产品销售收入比重2000年为38.25％和41.28％，固定资产净值比重和流动资产比重为34.52％和35.67％，而外资工业占重工业的前两个比重为27.67％和28.96％，后两个比重为24.35％和22.84％。但是，我国消费工业的产品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比重工业更加突出，“十五”期间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适度重型化，加强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相应控制消费品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因此，需要引导外商对工业的投资更多地转向重加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部门，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比重。

3.引导外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利用外资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促进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进步，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国公司外，目前外商投资过度集中于一般加工工业，而一般加工工业中，有些是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和竞争激烈的产业，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复建设、引进的产业。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造成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的强烈冲击，致使部分国有一般加工企业的处境十分困难。目前，外资工业虽然在机电工业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对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外资企业同时在不少加工工业中也占有较高比重，这部分企业主要是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中小企业。而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具有由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趋势，因此应利用这一趋势，进一步重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薪技术产业，同时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

4.引导外商投资增加对薄弱的第三产业投资，减少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导致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波动比较大，并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在我国经济扩张时期，外商对房地产和社会服务的直接投资高度扩张，往往导致整个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经济相对紧缩时期，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迅速收缩，导致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第三产业中投资结构倾斜现象的存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大幅度波动会直接造成整个第三产业的大幅度波动。显然，只有当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结构过度倾斜趋势得到逐步改变后，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才会明显减少，由此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会相应下降。

在第三产业中，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的部门，如金融、保险、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教育和文化艺术等，多数属于层次较高的服务部门，我国要提高其发展水平，必须通过相应的外资产业结构导向政策，引导外资合理地向这些行业投资。[5]

5.引导外商加强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进程。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中西部地区还未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以优势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体系，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相对薄弱，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很大差异，这势必会严重阻碍我国整体产业升级的进程。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外资地区流向的引导，以便有更多的外资投入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中，从而加强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使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产业关联机制，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胡新文.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动向及我国的应对策略调整[J].世界经济研究，2002，（1）：19-22.

[2]张德修.入世后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变化趋势探析[J].经济科学，2001，（6）：81-87.

篇10

（一）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共同演化趋势

相关的理论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归纳，主要包括由欧美学者从广义的两种方法出发提出的两类不同理论模型。一种方法是使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注：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两类模型都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和对象，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注：对此，库兹涅茨曾有明确的说明。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尽管这两类理论模型迄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国家的研究视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从第一种方法出发作了开拓性研究，该研究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模型采用费希尔(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趋向的内在关联。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则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发展阶段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持续下降的所谓“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开创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但理论模型过于简单和不够成熟。为此，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钱纳里等(1975、1986)在不断改进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了的理论模型。

西蒙·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总量出发，对5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此后，霍利斯·钱纳里等则更多地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将分析样本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综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劳动力和产值指标等，对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关系作了彻底的考察和验证；2、深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对其结构变动作了细致分析；3、研究了影响结构变动的三组因素，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变量；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差异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国际性传播；5、通过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对结构转变作了动态分析；6、通过若干国家多部门模型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发展模式，考察了战略、政策等因素和结构转变之间的联系等。

从广义第一种方法出发的理论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了从广义第二种方法出发的一些产业结构变动的特殊理论。其中，阿瑟·刘易斯(1954)的二元结构模型和W·W·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主导产业理论最具影响力。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通过三个基本假定和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研究了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进程和途径。该模型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假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罗斯托则以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方法，试图把握住在经济成长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部门所起作用的动态力量。为此，不仅按技术标准提出经济成长的六阶段论，而且对推动阶段演进起决定作用的主导部门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效应作了规范解释。此外，罗斯托曾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例如，已从另外角度意识到并主张，研究单位应由国家改为相互关联的贸易地区，并放到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加以考察。（注：G·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欧美学者提出的两类理论模型，尽管各自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侧重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基本倾向和主线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都以若干国家为分析样本，通过国别间比较研究，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演化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类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物。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一些日本学者除了对欧美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作出修正和补充（盐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注：例如，佐贯利雄(1981)曾提出“战略产业领先增长论”等，参见：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25页。）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行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行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73)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后又扩展为五阶段，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模型2（变型Ⅰ）：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但次序由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或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型3（变型Ⅱ）：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进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该模式也将转换。即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但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注：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7期。）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型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作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三）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结构关联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波及和关联日趋密切，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间资源配置重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学术界在对产业结构研究中，也逐步将国际间产业关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

关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条线展开。前者从本国和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联系，以及从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动趋向，研究本国应有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术进行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1.用贸易结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将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例如，依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制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状况（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为止，各种结构联结模型主要通过贸易联接完成的。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关联，但主要考虑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性波及由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导。因而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间关联。

二、立足全球视角研究当代产业结构的思考

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包括近年对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互动的探讨，反映了学术界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轨迹。但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还没有脱离原有的思维框架和传统的视角。

首先，现有的产业结构研究对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的本质性、飞跃性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本质性变化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板块结构”已成为可感知的一个个群体，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邻成片的地域范围为基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个个巨大的跨国经济实体。因为，世界经济的现实运行主体，在局部区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国家经济体和国际区域经济体并存。整体上由原来倚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别型世界经济正在向倚重信息资源和服务业的全球和区域型世界经济过渡。这种本质性的变化源于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中相互联接关系的演变。与历史对比，联接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联接强度上大大增强和联接形式的多样化，还在于联接拓扑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联接关系的变化导致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界不断扩张。因此，单纯从国别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经济系统的时代特征，客观上要求立足全球视角，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当代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没脱离传统经济学中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或是将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直接作为对象，从一开始就研究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化及趋势。由于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因而无法将现实大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立体结构来深入地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或是立足于单个国家层面，考察与周边国家的结构互动关系，但通常将其他国家等同于环境处理，最终停留于浅层次的对策研究，缺少综合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虽已触及到国与国产业结构间的联接关系，采用各种定量分析技术进行验证，但在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贸易联接机制的分析。在现实中，除了贸易联接机制外，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经济周期等作为联接机制，各自通过错综复杂的渠道发生着各具特点的联接作用。特别是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联接作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已超过贸易的联接作用，成为各国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核心驱动力量。因此，各国产业结构间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

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与域内周边国家的结构变动联为一体、互动演进，而且也和域外各国的产业结构处于相互波及、互动演化中，但由于与全球化并行的区域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结构呈“板块”状格局等，各种联接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因而往往使处在同一区域的各国产业结构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联接的关系。因此，立足全球视角，运用整体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从该切入点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论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封闭条件假设下的理论与度量方法研究。确立新的切入点或对象后首先对其定义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础。立足全球视角，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可定义为：地域空间上相邻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国家产业结构体的集合。它既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一个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对性或非完整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整体性这四大基本特征。现实中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既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可运用抽象法暂且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处理。通过构建封闭式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国际区域内务国（地区）产业结构相互关联成整体的成长及其内在运行机理。包括其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动因、机制和整体内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必须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或计量经济模型作为分析技术的出发点，但需在贸易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联接机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分类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现实中的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是由各个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及其关联机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联接中构成的。因此，理论研究需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由封闭系统转向开放系统，对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进行考察，这是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需要对各种联接机制从国际区域间立体、多向幅射和多边反馈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其各自的联接特点和传导规律，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空间上的变化。同时，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系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构间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也同样处于动态演变中，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时间上的变化。此外，在现实中，由于形成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的联接机制较多，因而渠道复杂，各种联接机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机制体系。鉴于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国际区域间结构互动关系的各种联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时，需要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3.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存在着各具特征的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作为一个个相对的整体，需分类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相互关联中体现的整体演进的形式或表现出具有某种共性的演进方式。鉴于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方式的复杂性，可选择若干典型国际区域（如东亚、北美和西欧），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具体分析方法，对某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存在的稳定性特征和变动性特征及变动趋向作出细致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然后把静态和动态分析分别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研究其相互关系，综合归纳出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体系各自相异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结构变动与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动往往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中，某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是在参与区域国际分工中才相互联接形成整体性演进，各区域产业结构在整体性演进中表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各区域分工子体系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当代全球国际分工体系并非是一个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交叉叠加的复杂的立体结构，需要对此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由于没有深入到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内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因而相联系的国际分工研究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各种研究往往关注不同的侧面，其成果可以解释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某一层次或侧面，然而适用范围不广，自然也难以真正认识本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准确位置。

5.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以往的产业政策一般以本国产业为对象，通常更多地考虑对本国结构调整及预期，而没有顾及国外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与调整对本国产业结构运行和政策执行结果的反向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互联、互动强化，直接导致了一国产业政策对内作用弱化，对外作用强化的质变，使产业政策以国际产业政策方式实施，其核心在于协调。事实上，当今某些国际区域经济的整合程度已相当高，因而政策更由本国独立制定，并以本国产业为主要对象，但其政策制定基础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地域空间范围，已超出本国地理边界，外延扩大到与本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区域或周边国家。目前，虽对制定国际产业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齐东平，2000），但对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需深入研究多国、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的特点、规律和动态博弈过程，以及全球化时代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