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制度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供给制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民“私人产品”而言的具有消费的共同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是农村 经济 社会 发展 中的重要基础。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推进新农村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认真分析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现状，采取 科学 方法促进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构建科学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1．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弊端分析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制度框架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无论是人民公社时期，还是农业改革时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都陷入了相同的困境，其深层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由我国多年来形成的“二元化”发展模式和体制所造成的。由于实行的是“以农补工”、“重城轻农”，优先发展城市的倾斜性发展战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乡有别的重城轻乡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基本特征有以下三点： 

(1)农村公共产品的体制外供给是其根本特征 

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殊性来看，由于其所处的地域广阔性(广大农村地区)和分布的分散性，决定着政府必须具备雄厚的财力和完善的决策及监督机制。但是不管是人民公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在长期的 工业 化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中，政府没有雄厚的财力和健全的机制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而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无不体现了一种体制外的特征。 

第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筹集的体制外特征。在目前我国公共产品提供的职责划分上，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公共产品，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公共产品。而履行与农民收入增长及农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农村公共产品所需的费用并不能由地方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的制度内财政收入完全负担。由于农业税的轻税政策，因此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县、乡政府财政力量十分薄弱，财政缺口大。这种情况下乡镇政府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既要履行 法律 的职责，又要提供公共产品，因此通过制度外筹集公共资源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人民公社时期，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刚刚步、资本原始积累的匮乏时期，农村的公共产品主要由公社内部解决。由于政社高度合一，公社具有很强的统摄农村 政治 、财政的权力，再加上当时国家很困难，为了支援工业建设，农村就由农民出工出劳，自己想办法满足自己低层次的需要，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经费就不进入国这家公共收支系统。人民公社解体后，乡镇政府取代人民公社成为农村基层政权，并承担起本辖区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但是，新的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筹措制度并没有进行根本的变更，仍然沿用人民公社时期的供给体制，随着公共产品种类的增多、范围的扩大，公共支出的不断增加，乡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费用远远不能解决供给问题。为了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运转，乡镇政府就不得不强行向农民摊派各种费用和劳动，农民以制度外的方式承担着绝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第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体制外特征。在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下，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提供多少农村公共产品，通过什么渠道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都是由上级政府及其部门“为民做主”。农村基层政府作为一级组织具有独立的利益，它所追求的目标可能与农民的要求并不相同。为了达到基层政府的目标，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往往不对称，供求矛盾突出。与城市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公共产品的分散性、局限性和投资的周期长、见效慢，从而造成地方政府官员决策的短期行为。 

篇2

1．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界定

公共产品是与私人产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区分他们的标准主要是产品或服务在消费上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农村体育公共产品较之于一般公共产品，其特殊之处在于供给区域主要限定在农村，其产品类型主要是体育设施和服务等。因此，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应是指以农村为服务区域的，在消费和使用上具有一定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体育设施和服务。由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在既定的产出水平下，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这就意味着，若按边际成本定价，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必须免费供给。而且，由于其非排他性，无法排除打便车者毕业论文提纲，私人部门供给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成本无法通过市场获得补偿，市场无法有效提供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但由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可以改善亿万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丰富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应主要由政府承担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并辅之以其他供给方式。

2．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现状分析

2.1城乡二元发展战略所形成的城乡分割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以农补工”、“重城轻乡”的二元发展战略，以二元社会制度下城乡一国两策的“体制内、体制外”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重点或优先把财力、社会资源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在“以农养工、以农哺工”制度安排下，一些“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不公正政策措施名正言顺、大行其道。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渠道则是主要由农民自行解决，国家仅给适当补助。而且在特有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差别政策的作用下，国家通过工农价格的“剪刀差”等非经济手段提取农业剩余提供工业资本积累及城市建设，逐渐形成了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职能加强的同时却弱化了公共服务职能，严重阻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完善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正是由于城乡二元发展战略的影响，使得我国农村资金流出多、补偿少，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投资的“城市偏向”情况下，农村已形成了“城乡收入分配存在差距，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不足、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经济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资金来源、城乡收人差距进一步加大，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更加滞后”的恶性循环现状。因此，我国传统二元社会制度下农村公共政策的偏颇性和不公正性是导致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总量上供给严重失衡以及城乡极大差距的首要因素，同时也反映了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社会发展的初级性和城乡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均衡性。

2.2“举国体制”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形式的弱化

我国体育“举国体制”产生于20 世纪50 年代初。在半个多世纪中，这一体制对我国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毕业论文提纲，是我国制定和实施奥运战略不可动摇的基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虽然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时期以及现在的农村税费改革后时期二个阶段的变迁，但本质上都是一种以政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单中心”供给体制。在政府内部，各级政府之间的公共责任划分不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在以政府为供给主体的单一供给体制下，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是由各级政府联合供给的。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供给，地方政府只负责地方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很清楚。然而直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县乡财政目前困难重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便失去了必要的财政支撑。由此，处于边缘状态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更是首当其中成为“弱化”的对象。

2.3责任主体角色“缺位”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挤兑

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基础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决定了政府必然是公共产品的责任供给主体。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来看，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但农村基层政府、权力部门在各项达标考核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及目前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监督制度、激励制度、评价制度的还不够完善，体育公共产品资源配必然成了他们挤兑首选的对象。其次，农村实行分税制后，因制度变更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没有相应的财权作基础状态下下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承担过多的责任，本已捉襟现肘的基层政府，势必再次陷入与上级政府在税收激励和自筹边界确定问题的矛盾之中。虽然税费改革后农村的“一事一议”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一定制度空间，但广大农民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需求的非迫切性及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根本得不到多数人的统一和有效的供给。可见，在这一不公正公共财政制度和财事权不对应的裁判框架下，其必然的结果是各级政府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责任角色的长期“缺位”。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包办”单中心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在我国地广人多农业社会环境下毕业论文提纲，以及人们多样化与多层次的体育需求与服务面前，不仅显得杯水车薪，而且“缺位”现象越来越严峻。当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观念和体育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影响中国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

3．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

3.1改变传统观念，建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体制

历史地看，中国举国体制既反映了中国国情特定的发展道路和背景，也反映了人们在特定时期对于优先与兼顾、效率与公正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基本施政纲领是公民享有均等化的社会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公正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以及协调社会利益机制的立足点，从以往注重竞技体育走向两者之间的“同步化”或“相对平等度”，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和最好结合点，建立合理配置体育公共资源的新制度和公共政策体系。基于社会公正基本理念和规则，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应改变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的体育观念，以政府再分配职能的正当性，通过专门性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公共政策的出台，制定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以公共政策所特有的权威性、强制性和持续性，来确保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建设资金具有稳定的来源，以制度和法规的手段保障农村这“边缘群体”享有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权益。

3.2完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实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一方面，政府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有责任也有义务提供那些市场调控失灵的体育公共产品，而地方政府主要负责提供那些与本地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自身发展有关的体育公共产品，政府作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多元主体中的最重要一元，是由政府自身的属性和本质决定的。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该成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优先的供给者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另一方面毕业论文提纲，私人及企业可以提供一些产权归属明确、能够市场化运作和排他性收费的体育公共产品，私人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村非盈利组织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需政府的引导、扶持和监管。还有各种非政府合作性的农村、社会服务机构和组织也是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提供主体之一，可以提供收益界限清晰、可以排他性收费的体育公共产品，主要是某一领域或生产环节所需的重要的技术和生产信息。优化供给结构，实现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私人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村非盈利组织多元主体的转变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各供给主体的资金、知识、技术等优势，较好地使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相互协调，发挥开放系统的整体功效。

3.3实现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创新，建立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

加快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真正实现农村村民自治，首先要实行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多中心决策体制，必须坚持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政府决策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在关系地区农村村体育发展大局的，如农民体育活动组织规定、农村体育场地建设方案等体育公共产品的决策中，要不断整合其决策程序，从而真正体现和维护农民的利益。其次，要积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建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深入基层了解农民需要什么，进行市场调研，科学论证，增强对农民需求的反馈，做出反映农民真实需求的决策。建立关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重大决策的听证制度。这样可以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资金的合理流向，真正体现广大农民的意愿。

3.4建立有效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评估与反馈机制

首先，要改革现行的农村干部考核制度毕业论文提纲，将农村基层干部的晋升与本地区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直接挂钩；其次，政府要加强对私人企业、非盈利组织供给体育公共产品的监管力度，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有效性供给。完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估制度，制定科学的组织方法、操作规则、评估标准及指标体系，建立相对独立的评估机构，配备多学科和具备政策科学知识的评估领导队伍，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评估。此外，要加大对偏远农村和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培养，采用“走下去”和“走出来”两种方式来进行培训；对投资西部偏远和贫困地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企业，除上述政策上给与优惠外，国家可对其企业的发展和运行给与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农村也可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吸引企业投资，采用共用、共管模式进行有效管理。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各团体以及农民朋友自身的大力合作来共同完成，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闵健，李万来，卿平，等.社会公共体育产品的界定与转变政府职能的研究[J]. 体育科学，2005，11.

[2]赵艳芹，等.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 农业经济，2006，5.

[3]闵健，李万来，卿平，等.社会公共体育产品的界定与转变政府职能的研究[J]. 体育科学，2005，11.

篇3

 

1．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界定

公共产品是与私人产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区分他们的标准主要是产品或服务在消费上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农村体育公共产品较之于一般公共产品，其特殊之处在于供给区域主要限定在农村，其产品类型主要是体育设施和服务等。因此，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应是指以农村为服务区域的，在消费和使用上具有一定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体育设施和服务。由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在既定的产出水平下，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这就意味着，若按边际成本定价，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必须免费供给。而且，由于其非排他性，无法排除打便车者毕业论文提纲，私人部门供给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成本无法通过市场获得补偿，市场无法有效提供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但由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可以改善亿万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丰富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应主要由政府承担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并辅之以其他供给方式。

2．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现状分析

2.1城乡二元发展战略所形成的城乡分割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以农补工”、“重城轻乡”的二元发展战略，以二元社会制度下城乡一国两策的“体制内、体制外”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重点或优先把财力、社会资源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在“以农养工、以农哺工”制度安排下，一些“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不公正政策措施名正言顺、大行其道。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渠道则是主要由农民自行解决，国家仅给适当补助。而且在特有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差别政策的作用下，国家通过工农价格的“剪刀差”等非经济手段提取农业剩余提供工业资本积累及城市建设，逐渐形成了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职能加强的同时却弱化了公共服务职能，严重阻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完善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正是由于城乡二元发展战略的影响，使得我国农村资金流出多、补偿少，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投资的“城市偏向”情况下，农村已形成了“城乡收入分配存在差距，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不足、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经济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资金来源、城乡收人差距进一步加大，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更加滞后”的恶性循环现状。因此，我国传统二元社会制度下农村公共政策的偏颇性和不公正性是导致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总量上供给严重失衡以及城乡极大差距的首要因素，同时也反映了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社会发展的初级性和城乡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均衡性。

2.2“举国体制”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形式的弱化

我国体育“举国体制”产生于20 世纪50 年代初。在半个多世纪中，这一体制对我国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毕业论文提纲，是我国制定和实施奥运战略不可动摇的基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虽然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时期以及现在的农村税费改革后时期二个阶段的变迁，但本质上都是一种以政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单中心”供给体制。在政府内部，各级政府之间的公共责任划分不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在以政府为供给主体的单一供给体制下，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是由各级政府联合供给的。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供给，地方政府只负责地方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很清楚。然而直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县乡财政目前困难重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便失去了必要的财政支撑。由此，处于边缘状态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更是首当其中成为“弱化”的对象。

2.3责任主体角色“缺位”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挤兑

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基础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决定了政府必然是公共产品的责任供给主体。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来看，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但农村基层政府、权力部门在各项达标考核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及目前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监督制度、激励制度、评价制度的还不够完善，体育公共产品资源配必然成了他们挤兑首选的对象。其次，农村实行分税制后，因制度变更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没有相应的财权作基础状态下下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承担过多的责任，本已捉襟现肘的基层政府，势必再次陷入与上级政府在税收激励和自筹边界确定问题的矛盾之中。虽然税费改革后农村的“一事一议”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一定制度空间，但广大农民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需求的非迫切性及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根本得不到多数人的统一和有效的供给。可见，在这一不公正公共财政制度和财事权不对应的裁判框架下，其必然的结果是各级政府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责任角色的长期“缺位”。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包办”单中心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在我国地广人多农业社会环境下毕业论文提纲，以及人们多样化与多层次的体育需求与服务面前，不仅显得杯水车薪，而且“缺位”现象越来越严峻。当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观念和体育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影响中国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

3．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

3.1改变传统观念，建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体制

历史地看，中国举国体制既反映了中国国情特定的发展道路和背景，也反映了人们在特定时期对于优先与兼顾、效率与公正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基本施政纲领是公民享有均等化的社会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公正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以及协调社会利益机制的立足点，从以往注重竞技体育走向两者之间的“同步化”或“相对平等度”，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和最好结合点，建立合理配置体育公共资源的新制度和公共政策体系。基于社会公正基本理念和规则，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应改变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的体育观念，以政府再分配职能的正当性，通过专门性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公共政策的出台，制定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以公共政策所特有的权威性、强制性和持续性，来确保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建设资金具有稳定的来源，以制度和法规的手段保障农村这“边缘群体”享有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权益。

3.2完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实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一方面，政府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有责任也有义务提供那些市场调控失灵的体育公共产品，而地方政府主要负责提供那些与本地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自身发展有关的体育公共产品，政府作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多元主体中的最重要一元，是由政府自身的属性和本质决定的。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该成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优先的供给者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另一方面毕业论文提纲，私人及企业可以提供一些产权归属明确、能够市场化运作和排他性收费的体育公共产品，私人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村非盈利组织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需政府的引导、扶持和监管。还有各种非政府合作性的农村、社会服务机构和组织也是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提供主体之一，可以提供收益界限清晰、可以排他性收费的体育公共产品，主要是某一领域或生产环节所需的重要的技术和生产信息。优化供给结构，实现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私人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村非盈利组织多元主体的转变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各供给主体的资金、知识、技术等优势，较好地使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相互协调，发挥开放系统的整体功效。

3.3实现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创新，建立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

加快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真正实现农村村民自治，首先要实行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多中心决策体制，必须坚持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政府决策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在关系地区农村村体育发展大局的，如农民体育活动组织规定、农村体育场地建设方案等体育公共产品的决策中，要不断整合其决策程序，从而真正体现和维护农民的利益。其次，要积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建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深入基层了解农民需要什么，进行市场调研，科学论证，增强对农民需求的反馈，做出反映农民真实需求的决策。建立关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重大决策的听证制度。这样可以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资金的合理流向，真正体现广大农民的意愿。

3.4建立有效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评估与反馈机制

首先，要改革现行的农村干部考核制度毕业论文提纲，将农村基层干部的晋升与本地区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直接挂钩；其次，政府要加强对私人企业、非盈利组织供给体育公共产品的监管力度，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有效性供给。完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估制度，制定科学的组织方法、操作规则、评估标准及指标体系，建立相对独立的评估机构，配备多学科和具备政策科学知识的评估领导队伍，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评估。此外，要加大对偏远农村和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培养，采用“走下去”和“走出来”两种方式来进行培训；对投资西部偏远和贫困地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企业，除上述政策上给与优惠外，国家可对其企业的发展和运行给与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农村也可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吸引企业投资，采用共用、共管模式进行有效管理。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各团体以及农民朋友自身的大力合作来共同完成，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闵健，李万来，卿平，等.社会公共体育产品的界定与转变政府职能的研究[J]. 体育科学，2005，11.

[2]赵艳芹，等.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 农业经济，2006，5.

[3]闵健，李万来，卿平，等.社会公共体育产品的界定与转变政府职能的研究[J]. 体育科学，2005，11.

[4]楚永生，丁子信.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消费水平相关性分析[J]. 农业经济，2004，7.

篇4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11-03

一、西方公共产品理论观点及其发展

由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城乡差别小,西方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专门研究文献比较少见,大多将其纳入公共产品的一般研究当中。由于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较为均衡,城市和乡村公共体系较为完善,基本没有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大差异问题,因此西方较少采用“农村公共产品”表述方式。

(一)公共产品理论概述

1954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提出了至今仍被广为接受的、经典性的公共产品的定义:每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给出的公共产品定义是:“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X1、X2……Xi……Xn中的任何个人Xi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适当地排斥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则该产品是公共产品。布雷顿根据公共产品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布坎南提出了“俱乐部产品”概念:就是这样一类产品,一些人能消费,而另外一些人被排除在外。布坎南的“俱乐部产品”拉近了“公共产品”与现实的距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亚当・斯密开始到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为止,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在政府财政税收的限度内探讨公共产品问题,把公共产品本身作为政府设计税收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第二个时期是从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至今,这一阶段是公共产品理论形成并得到发展的时期。公共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传统对公共产品进行研究,从公共产品的内在属性出发,通过揭示公共产品与市场机制的内在矛盾,提出了针对不同的公共产品,采用不同的制度安排来供给的观点,形成了多主体提供公共产品的理论。

(二)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发展进程

公共产品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我国著名财政学家张馨教授曾经考察过公共产品理论的起源,认为最早对公共产品的论述可以追溯到英国学者霍布斯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现在一般认为,国外最早对公共产品的分析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其次是亚当・斯密从国家职能角度对公共产品展开研究,奠定了财政学的理论框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除了阐述“看不见的手”原理外,特别指出政府必须提供某些公共服务:建立国防、设立司法机关、维持公共事业和维护公共设施等。1882年,瓦格纳提出了“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或称“政府活动扩张法则”。这一观点后来被人们称为“瓦格纳法则”( Wagner’s Law)。瑞典人林达尔(Lindahl,1919)在其博士论文《公平税收》中正式提出“公共产品”一词。1919年产生的林达尔均衡是公共产品理论最早的成果之一。林达尔均衡的功绩之一在于从理论上论证了公共物品(包括信息商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原理与私人物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原理之间的差异,为进一步探讨信息商品的价格问题找到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同时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费用的来源问题,极大地促进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以及公共产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真正赋予“公共产品”形式化定义始于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中将公共产品定义为这样一种产品: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这一描述也成为经济学关于纯粹的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可以将公共物品概括为三个特征:(l)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2)消费的非竞争性。 (3)受益的非排他性。对公共产品的研究学者们对公共产品的定义,几乎都是在萨缪尔森定义的三个特征的基础上做出界定的。

随后詹姆斯・布坎南、斯蒂格里茨等学者对其进行了极大丰富,如詹姆斯・M.布坎南与戈登・图洛克、肯尼思・阿罗等人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成为现代“公共部门经济学”的起源。而布坎南在萨缪尔森等人研究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俱乐部产品”。1965年,布坎南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指出,萨缪尔森定义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产品”,现实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商品”。布坎南的“俱乐部产品”拉近了“公共产品”与现实的距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著名学者马斯格雷夫出版了堪称经典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一书,第一次引用了“公共经济学”的概念。至此,成熟的公共产品理论体系框架已经完全形成了。

从上面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源远流长,产生了不同的流派,建立了不同模型,内容庞杂,十分丰富。当前,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关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包括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评估的数量化;公共产品研究的国际化;关注现实问题解决的多元化。

二、国内农村公共产品研究与进展

(一)农村公共产品定义与特征的辨析与明确

国内学者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的定义大都基于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是这样的产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的减少”,即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村私人产品而言,是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的总称。张军、何寒熙(1996)和雷原(1999)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由消费的非排他性和供给的连带性定义的。徐小青(2002)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地区农业、农村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或服务。王国华、(2003)、冯海波、郑婷婷(2005)和杨卫军(2005)都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民的“私人产品”而言,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石玲红(2008)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畴内私人不愿提供或不能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其范围涉及农村公共设施、公共事业、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聂火云,周黎鸿(2008)认为,由于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农村公共产品也有其特殊性。一是绝大多数农村公共产品为地方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并非所有的公共产品都能覆盖整个国家,更多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只能局限于有限的地理范围内。二是满足特定人群需要的公共产品,指对居住在大、中、小城市(含城关镇)以外,居住在乡村的我国约9亿农民需要的公共产品。曾福生、李燕凌,匡远配(2006)认为农村公共产品具有特定区域性、生产的分散性、农民对其强烈的依赖性、供给主体的弱替代性、农村公共产品范围的流动性和生产性消费特征等。该分类摆脱了公共产品特征的一般描述,真正结合了农村农民的实际和特殊性。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模型与数量化

国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研究类型相对较多,包括了效率现状、效率低下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解决的途径等。总体上,国内对于供给效率的研究,可分为供给效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类型。如黄季馄、李宁辉(2004)利用CAPSIM模型分析了农村公共政策在国家层面上对于农业生产消费价格和贸易的综合效率。匡远配(2006)研究了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低下导致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质量堪忧。王磊(2007)借用分级条件下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最优规模的模型和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为量化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效率提供理论依据;同时根据IMD测度政府效率的指标体系和国内相关的研究和实践,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效率分析应采用DEA的方法,探讨了公共产品最优供给规模及效率的模型与方法。陈会玲,杨丹,石智刚(2008)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相应的对策主要是从立法保障、分级体制的建立、产权安排,以及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方面提出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8)从绩效出发研究如何确保农村公共产品高效供给,并提出绩效是实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高效供给的必由之路。

当前国内的实证研究较多,如郑洲(2007)以扎囊县德吉新村朗赛林提灌站的建设与维修为例,考察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问题。并指出,政府在有限的财政投入下,在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数量的同时,更应注重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同时必须建立在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这一根本前提条件之上。并提出了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政府努力控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必须充分考虑农牧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状况,农牧民显示自己的真实需求偏好等建议。刘文勇,吴显亮,乔春阳(2008)构建了这样的模型:Xj=aY+c,其中,Y代表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X代表农村居民消费的产品;j代表农民消费产品的种类,其中包含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 a是边际消费倾向;c是自发性消费。为了消除非线性相关对模型回归分析的影响,对公式1作双对数变换后,有:lnXj=alnY+c。经过实证分析后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发挥出的效用水平低于私人属性产品供给发挥出的效用水平。李燕凌(2007)通过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结合,在翔实的农村调查和权威统计数据基础上,通过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双层效率因素分析”(DEFA,double一decked efficiency factor analysis)等模型,采用微观层面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主观评价“满意度”分析、宏观层面县级截面数据包络分析(DEA)等手段,综合考虑农村公共品投入与产出两个子系统功能协调效率问题,揭示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现状及其变化规律。并提出了“存量盘活、增量扩大;资源节约、效能升级;分权改革、统筹发展”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双层增效创新模式”及其对策建议。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细化与创新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概念。张军、蒋琳琦(1997)认为公共品供给制度是多种具有关联性的规则制度所构成的一个组合或者说体系。这一个体系的每一组成部分都有多种不同的选择,每一种不同的选择就构成了新的一种公共品供给制度。公共品供给制度主要包括公共品供给的决策规则、成本分摊制度、生产和管理制度以及使用(分配)制度。公共品供给制度较为本质性的变迁事实上体现在决策、成本分摊和使用制度的演进之上。

张军、何寒熙(1996)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在改革后的变迁作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村制度向非集体化的变迁和集体化农业组织的瓦解,中国农村原来的用来提供当地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林万龙(2003)则在《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研究》中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了家庭承包制的实施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影响,论证了其提出的两个理论假说:(1)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是宪法秩序意义上的变革,因而将可能引发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变迁;(2)这一变迁包括主导变迁和需求诱致变迁两方面内容。叶兴庆(1997)将通过政府税收来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称为制度内公共产品供给,把通过非税收形式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称为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建国后,我国以制度外供给为特征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却无实质性的改变。谷洪波(2004)、叶子荣、刘鸿渊(2005)等都认为,现行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制度是公社时期制度的延续。陈永新(2005)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造成了农民负担过重,维持现有制度的成本越来越大,而收益越来越小,出现了制度变迁的迫切性。杨卫军、王永莲(2005)认为一方面,税改堵死了制度外筹资渠道,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外供给的终结;另一方面,“一事一议”制度仍不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了真空。

总体上,国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研究牵涉到了制度现状、制度不足和缺陷、制度完善和创新等内容,但部分研究在观点上缺乏创新,研究思路上过于宏观和空洞。相反国内也有一些专家独辟蹊径,从某一创新视角或领域进行了研究,如乌东峰(2005)从农村生态环境这一细分公共产品出发,对农村社区机制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了通过调动中国农村社区机制,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参与环境保护,使环境保护成为群众共同行动和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是未来解决中国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选择。朱有志(2008)从“两型社会”出发,对“两型社会”综改区城乡统筹中的机制创新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应重点从建立动力机制、协调机制、扶持机制和保障机制着手。

(四)农村公共产品未来研究应在国际视野下脚踏实地

总体上,国内研究成果在理论与实践发展中有了较好研究基础,出现了一批扎实的研究成果,但相关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第一,多数研究热衷一般调查和发展战略研究,而应用性和实证性研究偏少,对所研究之问题的理论和现实背景缺乏清楚描述。现状调查和发展战略的确非常重要,但当前的多数成果缺乏新意和创新,并最终流于空乏和空洞;第二,当前研究大多集中发达地区或都市周边农村范畴,边缘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农村地区研究较少。尤其是西部等少数民族地区,其农村具有地理、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和特殊性,其关注度有待提高;第三,缺乏模型分析与数量推导,缺乏多学科多方法的综合视角。现有研究中,以问卷调查法和文献资料法为主,调研数据处理的方法过于简单,缺乏模型分析与数理化论证,应在经济学思想指导下重视数学推导和计量分析的采用;第四,在有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中,对其一般研究较多,有关国内外对比研究等领域较为少见。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J].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

[4] 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第7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5] 柯武钢,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经济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7-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7] 程恩富,胡乐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

篇5

1.1项目争取难度大，专项经费流失严重

我们知道，能不能争取到项目经费表面上看是凭竞争实力，但是，除了科研实力以外，在实际运行中人为因素影响很大。有项目资金分配、相关资质审批、相关技术认定等权力部门和项目申报单位的关系有时变得很复杂，甚至不择手段谋取立项支持，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时有发生。有报道称，中国是个“跑部钱进”的社会，也间接证明了有限项目经费存在流失现象。

1.2资源配置不合理，财务管理难度加大

竞争使弱势学科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项目经费较少，一些优秀人才无法发挥作用；优势学科项目多，经费相对宽余，大量的科研仪器设备不能资源共享，甚至闲置浪费，项目资金运行效力匮乏的现象普遍存在。会计人员对项目经费的管理主要还是集中在会计核算方面，迫于预算管理与维护单位利益的压力，会计监督有时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单位财务管理意识，加大了财务管理的难度[2]。

1.3农业科技贮备少，科研精力投入不足

忽视农业应用基础研究现象较为普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制约农业科研工作正常开展和水平的提高，是科研成果技术含量和成熟度不高的主要因索[4]。导致农业科技贮备和长远发展后劲不足。即使在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应用技术和开发研究方面，一些科技精英身兼数职，既是领导，又是学术带头人；既是专家，又是评委，整天集中于申报项目、撰写论文、申请专利和申报各类奖项的竞争当中，导致科技自主创新专注力下降，无法扑下身子搞科研，科技成果也就无法做实、做深、做大、做强。

2.“供给制”的设想与定位

农业科研项目经费的投入不能完全采取“竞争制”，要从农业科研实际出发，不断研究和探索多元化新的形式。

2.1农业科研项目的特殊性

农业应用基础研究就是把自然科学或者其它有关基础学科领域中带普遍性规律性的理论，变为农业科学的应用理论。主要任务是揭示生物生长发育规律、高产形成、优质低耗、抗病虫、抗逆性的生理基础与遗传规律，拓宽其遗传基础，不断探索育种新途径、新方法、病虫害发生规律与防治等理论[4]。不同于一般的工程类、服务类、推广类等一次性项目，基本上都是与农作物、畜牧业研究有关，具有周期性长、受自然灾害影响大、技术成果见效慢的特殊性。基层的农业科研单位接触农业生产平台多，需要有长期的、稳定的、一定规模的资金做支撑。

2.2“供给制”预算的设想

所谓“供给制”通俗地讲，就是你需要的东西不是你来买而是无偿分配给你，如现在部队的士兵就是实行供给制。这里讲的项目经费“供给制”，就是将基层科研单位承担的农业应用基础科研工作，所需运行资金按一定标准和方法予以保障。可以通过部门预算的形式纳入专项支出预算，无需科研人员竞争性获取，为科研人员创造宽松的科研环境和拥有相对固定的研发经费提供支撑。

2.3“供给制”预算的作用

农业科研机构作为政府的一类公益性事业单位已得到确认，人员经费在部门预算时已经基本保障到位，但项目支出又没有资金做最基本的保障，项目经费的“竞争性”，使许多科研人员得不到项目，科学研究无法正常开展，造成科技人才的浪费。实行“供给制”，可以节约大量的申报项目资金成本和竞争性费用；可以为科研人员节省大量的精力，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关注科研；可以为政府部门集中财政资源，重点投入，从繁重的项目规划和论证、组织项目申报、检查、验收、审计等规定程序中解脱出来，减低政府管理成本，有利于发挥财政资金的效率，有效防止不正之风。

3.几点建议

政府要建立多元化项目资金投入体系，为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供支撑。投入产出不能急于求成，要给科研人员“自主”研究的空间，引导科研人员兢兢业业搞科研、一心一意谋创新、求真务实出成果，为农业经济与科技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

3.1坚持“公平竞争、择优支持”的“竞争制”为主导

科研人员在项目竞争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撰写项目申报书，不断的编制项目可行性方案，不断的研究许多科技前沿知识和项目技术路线，有利于增强科研人员的科研思考能力；需要依靠一切可以依靠的力量，整合优势资源，吸收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地区具有较高研究能力的科技人员组成研究团队，有利于增强科研人员的协同研发水平；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每一个项目尽量做好做优，提升技术含金量和成果，使其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为以后竞争项目经费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有利于科技创新整体能力的提高和增强。为此，必须坚持“竞争制”为主导。

3.2创新“供给制”投入模式

虽然“竞争制”优势明显，但是，自然界除了的竞争法则，还有互助合作的共生法则。“供给制”在农业应用基础科研项目方面也具有优势，农业财政专项资金投入模式要扬长避短，建立多元化项目资金投入体系，要适当增加应用基础研究经费比例。发挥“供给制”的优势，使各学科和团队，在互助合作的共生法则下生存和发展。把农业应用基础研究项目资金管理权交给农业科研单位，根据自身发展目标和研究任务，进行学科调整，确定资金使用的规模和方向，增强其自主研发能力，通过提升财务管理水平，承担项目资金风险防范的责任。

篇6

一、简述统计需求与统计供给

1.简述统计需求

近年来，市场经济在不断进步与发展，各行业之间都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所以统计需求就成为市场竞争主体获取市场信息，分析市场发展前景的关键。统计需求包含有效和无效两个方面的内容。有效的统计需求可以帮助市场竞争主体充分掌握市场信息，只有充分掌握正确的市场信息，才能正确地分析市场经济，做出正确的、科学的投资决策。

2.简述统计供给

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条件下，统计单位去市场进行实时统计，收集市场信息，然后将统计到的信息数据提供给相关人员（政府经济研究部门或者市场经济主体），这称为统计供给。通常情况下，统计主体及统计信息数据的机构主要是政府以及其他相关统计机构。统计供给同样也分为有效和无效两种情况。

二、思考与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需求与统计供给出现的问题

1.分析统计需求与统计供给中出现的问题

（1）统计需求与统计供给不平衡

近年来，随着我国逐渐进入市场经济，并且取得不断进步与发展，但是针对目前存在的统计供需主体所统计的信息而言，有效供给缺乏。统计主体-政府，注重管理，统计能力大但是统计的信息内容所包含的市场经济范围相对小。相比于政府，其他统计机构在进行统计工作时，心有余而力不足，全面统计经济市场需要的信息相对而言比较难。

（2）不科学的统计结构

统计工作必须要保证信息的全面、准确，所以统计工作所涉及的范围包括国内外，包括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等等方面，总之要全面展开统计工作，才能保证信息数据的科学和完整。目前统计结构所出现的不足之处，在于其工作展开缺乏科学性，国内信息、公有制经济信息占据主要结构内容，而其它信息则相对比较缺乏。值得一提的是，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逐渐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是在这方面的信息不足。如此不科学的统计结构，会成为统计事业进步和发展的阻碍因素。

三、分析统计需求与统计供给出现问题的原因

1.不完善的统计制度

主要变现在对政府的统计信息数据的重视，而忽视其他民间统计机构。统计工作对于政府而言，只是为了满足管理工作而进行的，其所包含的信息内容不完全。而其它民间统计机构又由于不能全面掌握信息，产生统计结果不完整、不准确。

2.落后的统计方法

目前统计工作的着重点在于对统计信息数据的事后处理，对于事前预测的关注程度比较低，而且忽视事中的监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推广，一些统计部门在进行统计工作时，已经开始运用计算机技术，但是不足之处在于，这些资源信息没有被充分利用，没有实现资源共享。

四、分析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需求与统计供给出现的问题1.深入改革统计制度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完善，我国现在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所以统计制度也需要不断进步和完善，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全面统计准确的信息内容。所以深化统计制度改革十分有必要，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内容：（1）促进政府与其它民间统计齐发展；（2）实现统计工作的信息化、市场化；（3）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保障统计工作的进行。

2.调整统计工作观念：调整统计观念，以更好的服务统计事业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1）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统计工作服务于政府以及市场主体，为他们提供信息，调整统计供需不平衡的现状；（2）将统计工作纳入到市场竞争机制中，在竞争中提高统计的效率，保证统计的准确性；（3）解决目前存在在统计中落后的方法，把握统计各个阶段的工作。

3.实现资源共享，提高信息利用率：

将互联网信息技术与统计工作相结合，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在不泄露商业机密的前提下，在不涉及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统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有效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统计工作的成本费用以及由于掌握信息不完全出现的损失等等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用户的信息反馈，适当采取多样化统计方法，有效减少不平衡的统计需求与供给现象。

例如：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逐渐发展和普遍应用，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采取相关的网络调查问卷等方法，习惯比之前传统调查方式，更简便易操作。同时，可以将传统统计方法进行改善或者结合应用，比如将整体统计和抽样调查结合起来等等。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市场经济逐渐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统计工作已经逐渐出现不足之处，所以必须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断完善统计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已经逐渐将计算机技术与统计工作相结合，但是也要注意提高统计工作人员的素质水平。只有不断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需求与统计供给所出现的不足之处，不断完善这些暴露的问题，才能促进我国达到统计供需的平衡，实现统计信息的准确和完整性。本论文主要分析目前存在的不足，以及分析出现的原因，进而提出解决方法。

篇7

   “十一五”规划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不仅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扩大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目前,农村公共产品普遍短缺。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严重障碍。因此,着力扩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仅以石家庄市为例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作一调查和思考。

   一、石家庄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的是两套政策,一套政策是城市所需要的水、电、道路、通讯、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公共基础设施由各地财政来提供:另一套政策是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主要靠农民自身解决,国家仅给予适当补助。由于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政府提供,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因此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基础教育、发达的交通、完善的医疗服务以及优美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农村居民不仅与此无缘。而且在公共产品供给条件远低于城市的状况下。还要为享用这些公共产品交费。石家庄市与全国情况一样,一边是市政府在经营城市、改善投资环境的激励下为民办实事,迅速地提高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使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锦上添花”,让市民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一边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城市极为悬殊的态势,农民要为增加的大多数公共产品供给全部或部分“埋单”。这种供给主体的差异和政策待遇的不同,直接造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 

   1.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从卫生经费上看,2003年石家庄市财政用于卫生的支出为4.91亿元,其中3.32亿元投向石家庄市区,占卫生投入总额的67.3%,而用于县城及农村的只有1.59亿元,占卫生投入总额的32.7%,直接投入到农村的卫生资源大概在20%左右,这足以表明,卫生资源配置极不合理。目前,承担了大量的公共卫生职能的乡镇卫生院,由于投入不足。公共服务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一些乡镇卫生院名存实亡,甚至已不复存在。2003年石家庄市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有4858人,农村平均每万人拥有8.5人:市区和县城拥有23798人.每万人拥有72人,城市是农村的近9倍。农村乡镇卫生院有病床5320张,平均每万人拥有9张:市区和县城为20019张,每万人拥有60张。城市是农村的6倍多。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早已不复存在,有些地方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型合作医疗体制也还在探索和完善中,农民成为最大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民不愿看病、看不起病,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大量存在。 

   2.农村社会保障像蜻蜓点水。目前,石家庄市市区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和职工个人要缴纳社会保险费外,市财政每年还要给予大量补助。2003年市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补助4.3亿元,其中3.54亿元用于石家庄市区,占社会保障补助总额的82.3%,0.76亿元用于县城及农村,仅占社会保障补助总额的17.7%。城市人均161元,农村人均11元(其中还包括农村特困户救济和优抚军烈属等),相差将近15倍。石家庄市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还没有延伸到农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已基本实现全面覆盖,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6.7万,仅占农村人口的9.2%,主要集中在石家庄市区周边县、市,其他县、市特别是贫困县,农村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几乎为零。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84.4万人,失业保险覆盖率为95%:农村根本就没有失业保险。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市财政为向低保和下岗职工发放补助和生活费共支出2.2亿元。其中95%以上都用在城镇,全市有7.65万人接受城镇最低保障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率100%;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都是由县、乡、村三级负担,由于资金来源的拮据而使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也大打折扣。在保障标准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石家庄市的低保标准为205元,而灵寿、赞皇、行唐、元氏、井陉仅为125元。这也只限于县城的职工.许多县市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约有34%的农村贫困人口得到了救济,但人均救济款不足百元。 

   3.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捉襟见肘。2003年的资料显示,石家庄市辖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3440.91元,而最低的一个县仅为560.89元.市辖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是该县的6倍:市辖区生均公用经费额为1470.98元,而最低的两个县分别为0.4元、2.27元.市辖区生均公用经费额分别是这两个县的3677倍和648倍。全市有相当部分的中小学是完全依靠学生的学杂费在支撑运转。在农村教育经费较低的情况下,农村义务教育的师资、教学设施及其他条件与城市无法相提并论。城市小学的升学率100%,而农村小学的升学率为98%;初中的升学率,城市98%,农村仅为68%,农村比城市低30个百分点。由于农村教育落后,使农村从业人员中文盲和半文盲占1.9%,小学文化程度占24.1%,初中文化程度占44.6%,高中文化程度占19.6%,中专文化程度仅占1.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8%。劳动者素质低下必将影响到新农村建设进程。 

   4.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无能为力。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石家庄市农业推广系统长时间处于“有钱养兵、没钱打仗”的尴尬境地,乡镇的一些农业技术员早已挪做他用。农业技术推广、引导农民科学种田、科学施肥、有效防治病虫害、提高农作物的品质,已成为纸上谈兵,不得不靠上级部门的“科技下乡”活动来推动。据调查,2003年石家庄市财政支出79.7亿元,支农资金约为2.4亿元,仅占财政总支出的3%。低于全国4.7%的水平,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更是少的可怜,据调查资料显示,石家庄市近60%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没有业务经费。由于农业技术推广不到位,石家庄市农村的广大农民无法及时得到有关的信息和技术。因而在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方面,仍然采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不计成本、不考虑投入,这也正是造成石家庄市农业效益不高、农民收入低、农村地区生产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陷的负面影响 

   公共产品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对于农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生产力增长缓慢,农民增收幅度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业投资效益降低,农业不能获得平均利润率造成的。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给农业以及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1.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城乡差异,是“三农”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公共产品是体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实现社会利益公平分配的一个重要途径。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所反映的是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均,这实质是制度设计的不平等。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重城市轻农村”,规避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责任。在现行公共品供给体制下,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到了城市,农村中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承担的公共产品成本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本来应该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通过上级政府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提供,最终落到乡镇政府和农民头上。农村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责任主体的缺失,通过供给责任的层层推卸,农民自己不得不充当公共品的提供主体,在农民收入水平很低、收入增长缓慢且在承担了各类隐性和显性负担后,还要用其有限的收入支付公共产品的成本,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使农村贫困人口终年处于贫困状态。公共产品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已构成了私人产品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它的供给水平及获得的难易程度决定着私人生产成本的高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恶化了农村的发展环境,增加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严重影响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已成为我国“三农”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所以,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陷不仅使农民的负担加重,进一步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造成恶性循环。当前,“三农”问题成为困扰政府、学界及业界的难题。其实,解决“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的关键,就是要以人为本,优先解决广大农民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城乡协调发展制度,让农民同城市居民在权利与义务方面享有同等的生存权、发展权。

   2.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城乡差异,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首先,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影响。由于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两个方面,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往往更加依赖于公共消费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的公共消费明显要高于农村居民,如加上可支配收入巨大差距,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显着高于农村居民。在这种状况下,农民要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就必然要求政府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其次,对城乡居民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受教育的程度、医疗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直接决定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受教育程度与医疗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约束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在这些方面公共消费的显着差异会使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明显低于城市居民。而个人收入又是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所以。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又决定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收入差距又直接决定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再次,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公共产品供给差异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增加生产成本。比如,没有良好的水利设施,就会增加灌溉成本;没有良好的交通设施,就会增加运输成本。二是减少农民对农业的投入。比如,对农民不合理的制度,不仅直接加重农民负担,而且会降低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直接减少对农业的投入。三是降低农民抗风险的能力。比如,气象与市场信息等服务差就会降低农民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总之,公共产品供给差异的存在降低农民私人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资本、人才的外流,形成农村经济活动的高成本运行,农业竞争力下降,农村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能力,妨碍了农民的增收、农村的进步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将严重影响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三、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思路 

   1.把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居民生存、发展、健康、文化娱乐等多层次和多样化需求的满足,也影响了农村居民生活综合质量的提高。甚至在不少地区,“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等基本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因缺少基础设施,仍不能消费现代家用电器,使用现代通讯手段,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新生活。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因为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不得不以私人品替代,从而造成生产生活中的高成本的情况十分普遍和严重。改革开放后,大多数集体经济已日趋弱化,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中央补贴农民的思路恰恰又是直补到户,所以,靠集体经济无法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应该是立足农村,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来打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找到有效的供给公共产品的办法,为农民提供廉价公共品,使农民在受教育、医疗、保障、文化娱乐、衣食住行等方面切实得到实惠,这是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改变农民生存环境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 

篇8

目前在会计领域中造假现象愈演愈烈，已经撼动了会计诚信基石。如何重塑会计诚信，遏制会计造假，不仅要加强法律、制度和规则建设，而且必须积极倡导诚信精神，建立会计诚信体系，才能提高会计诚信度。

1 会计诚信的重要性

会计诚信体系建设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是会计从业人员的基本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但是，伴随“银广厦”事件、“蓝田股份”事件的出现，会计造假、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却愈演愈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如果会计诚信问题得不到解决，其“不和谐”因素必然会阻碍和谐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

2 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

2.1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会计诚信缺失的前提

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经济的活动主体享有不同的信息。一般来讲，会计信息的制造者都会直接参与公司的运作管理，并控制着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且拥有企业内部的各种信息。而多数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则不能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只能靠会计信息制造者提供的信息来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这就造成了会计信息的制造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计信息的制造者可能违反诚信原则，向使用者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

2.2 民事赔偿机制不健全，违规成本低是会计失信的动力

在当今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欺诈性的信息披露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其中就包括高额的民事赔偿，往往令违法者赔得血本无归。在我国，《证券法》对股票发行人未按有关规定披露有关信息，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规定了行政和刑事责任，但没有提到民事赔偿问题，难以使违规者受到严厉的经济处罚。正因为违规所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违规所付出的成本，这就为不法分子“冒天下之大不韪”添加了动力。

2.3 注册会计师审计缺乏独立性，监督不力，是导致会计诚信危机的直接原因

注册会计师在客观上需要他们维持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保护社会公众的经济利益。但是，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审计失败案件却使我们大失所望。不论是安然事件，还是银广厦事件，莫不与独立性问题相关。审计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独立性，独立性是审计的灵魂，没有独立性就没有审计。注册会计师职业规范要求它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独立于审计委托人和被审计人，而在现实工作中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却很难。通常会计师事务所同时为同一客户提供审计和会计咨询服务，会计师事务所从被审计单位获取丰厚的咨询收入，损害了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的独立性，从而也使会计信息失真成为了必然。

2.4 公司制度缺陷是我国会计失信的根本原因

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由国企改制而来，由于改制不彻底，上市公司未能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较突出的问题。第一，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现象严重，股权结构不合理。我国的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集团公司绝对控股，股东大会就成了大股东会议，由大股东说了算，这样就很难保证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第二，董事会、监事会存在缺陷。董事会、监事会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缺乏必要机制来保障全体董事严格遵守义务，维护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第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财务、资产、机构、业务上没有实现真正分开，导致上市公司被大股东操纵，从而造成控股股东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这种公司制度的缺陷严重制约着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是会计信誉度低的根本原因。

3 会计诚信缺失的对策

3.1 建立会计信用中介机构，完善会计信息的供给制度

建立会计信用中介机构，审核供给者的诚信度和会计信息的质量，并据此评出信用等级，这给了诚信供给者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完善会计信息的供给制度，这包括会计信息的披露、对会计信息的审核和对供给者的监督，以保证所提供会计信息的质量。

3.2 建立民事赔偿机制，提高会计失信成本

建立民事赔偿机制目的在于抑制供给者获取不正当得益的愿望，如果供给者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给会计信息使用者造成重大损失的，使用者可以起诉供给者，要求惩罚并给予赔偿。同时，借鉴外国成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和规章，加大对造假者的处罚力度，建立民事赔偿机制，使其造假的预期成本远远大于其造假的效益，使造假者无利可图，切实从根本上防止造假信息行为。

3.3 加强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管理，建立诚信档案

注册会计师信用体系，应包括:以《注册会计师法》和《会计法》为指导，以独立审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以中华传统美德为基础，以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为中心的职业道德教育体系;以内部行业自律和外部监管相结合的监管体系;以检查指导和档案管理相结合的职业道德管理体系。为保证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的实施，应当设立专职机构或人员对执业机构和执业人员履行职业道德准则情况进行检查，把优秀的和不良的都记入诚信档案，作为奖优罚劣的依据，提高注册会计师履行职业道德准则的自觉性，保证做好各项工作。

3.4 注重会计文化建设，培养会计诚信氛围

会计文化的建设是培养会计诚信的根本。会计文化主要指会计人才培养、会计实务操作人员的继续教育、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等与会计相关的各类人员的教育上，注重诚信与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考核和评价。此外还需与企业诚信、个人诚信建设相结合。

3.5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部会计控制体系

会计诚信建设，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必须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有效控制和引导经营者的行为。企业治理是确保会计信息质量的内部制度安排，为此必须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责权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完善公司内部会计控制体系，规范公司财务行为。

总之，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会计执业机构和会计人员的立身之本，所有会计人员只要真正做到“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一定会建立一个信息和信用有机统一的会计诚信环境，摆脱目前所面临的会计诚信危机。

篇9

关键词 农村公共品 农民收入 影响

一、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的理论评述

1．关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有效性的研究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问题一直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其研究主要从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效率以及如何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不足等问题入手。林毅夫（1999）认为，政府应当大力加强农村公共品投入，通过发动“新农村运动”，既可以刺激内需，又可以有效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吴孔凡（2006）认为农民对已有的公共品评价不高。由于在公共品决策中农民受益主体的没有参与使有限的公共资源难以生产出符合农民真实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张应良、王钊（2006）通过制度逻辑分析的视角得出，只有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并建立对应的实施机制，才能保证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有效。贺雪峰（2009）认为当前解决我国农村公共品不足问题的方法，一是充分发挥农村的民主，让农民表达自己利益；二是强化村社集体的力量。

2．关于农村公共品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

关于农村公共品与农村收入关系的研究近些年来才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王国华（2004）从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提出必须关注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建立起完善的农村公共品体系。郑英宁、郭江（2007）认为农村的教育及医疗卫生水平对提高农民收入具有促进作用，而农业基本建设和农村生活基础设施的供给状况却制约着农民收入的提高。陈东（2008）、唐国华（2009）提出长期以来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短缺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唐国华（2009）还并不是所有公共品的供给具有相同的效应。鄢奋（2010）以福建省为例研究农村公共品得出的结论是，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村公共品筹资方式增加了福建农民的负担，而其筹资方式的改革增加了福建农民的收入。

由现有文献看出，学者对我国公共品与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非常丰富，但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重点是如何增加农村的公共品，减轻农民的负担，目前对农村公共品与农村当地的产业发展联系的研究尚少，尤其是对于贫困的地区公共品的供给如何通过产业传导促进经济发展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

二、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理论分析

由经济理论和现实我们可以得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与农民收入的增长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

1．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对农民批收入的影响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农村公共品充足的供给会为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有效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有利于减少农民的生产成本，减轻负担。发达的交通网络、及时的技能培训等有助于农民掌握多方面的信息，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稳步增收；农村公共品充足的供给会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2．农民收入的增加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反作用

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会伴随着对农村公共品需求的不断增加，促进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农民收入的增加会增加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农民收入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下一步投资的欲望，投资欲望的增加必然会增加对公共品的需求；农民收入的增加会促使公共品的供给多样化。

按照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假设：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增加会给农民收入的增加带来正面的效应，两者是相互促进的。

三、数据的选取与实证分析检验

1．变量的说明及数据的来源

研究样本是重庆开县，开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国家和市级扶贫的重点对象，本文采集的是从2001-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被解释变量选定为开县不同年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解释变量为开县的行政村公共品供给情况。解释变量具体设定为行政村通公路比例（WT）、通电比例（LT）、通电话比例（PT）、通广播电视比例（TT）、有卫生室比例（HT），其他相关变量假定为不变并放入随机扰动项μt。

数据及资料大部分来源于实地调研数据，由重庆市开县扶贫办提供，部分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及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库等官方网站。

2．模型的选择与研究方法

根据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的理论关系的分析，并借鉴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建立模型：

lnYt=β0+β1lnWT+β2lnLt+β3lnPT+β4lnTT+β5lnHT+μt

其中Yt表示t年的农村人均纯收入，Wt、Lt、PT、TT、HT分别表示行政村t年的通公路比例、通电比例、通电话比例、通广播电视比例、有卫生室的比例，μt表示随即扰动项。β0，β1，β2，β3，β4，β5是有待估计的回归参数，其中β1，β2，β3，β4，β5作为弹性系数，分别表示的公路、电、电话、广播电视、卫生室的改善对农民收入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运用时间序列分析的相关模型，并运用Eviews软件的OLS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然后对模型进行检验，采用首先运用T检验与F检验进行参数的检验，其次就是计量经济的检验，主要包括多重共线性、自相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最后就是对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得出检验的结果。

3．估计结果与检验

运用Eviews5统计软件对上述计量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LNYT = -17845.18+ 165.89LNWT105.3LNLT + 98.17LNPT +385.02LNTT - 317.31LNHT ①

（-9.54） （1.91） （-2.42）（2.58 ）（4.61）（-9.16）

R2=0.994491 DW=2.782371 F=108.3049 T=9，（2001-2009）

以上估计结果显示，R2=0.994491，调整的R2=0.985308可决系数较高，F检验值108.3049，说明模型整体对样本数据的拟合度较高，总体显著性也比较好。

（1）多重共线性检验

通过OLS估计结果看出，模型解释变量的T检验基本上是显著的，所以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不严重，不会对模型的解释力产生很大的影响。

（2）序列相关性检验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就是模型的随机干扰项相互独立或不相关。如果随机干扰项违背了相互独立的基本假设，成为存在序列相关性。从上面的检验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模型DW为2.782371，从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推测随机误差项存在负的序列相关，但是从模型的总体显著性可以看出序列相关性不是很严重，不需要进行修正。

（3）格兰杰因果检验

用EVIEWS5统计软件分别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F的所有统计值都大于0.05，即F检验通过了，所以接受被解释变量LNYT不是解释变量LNWT、LNLT、LNPT、LNTT、LNHT的格兰杰原因，也接受解释变量LNWT、LNLT、LNPT、LNTT、LNHT不是被解释变量LNYT的格兰杰原因。

四、结果分析与政策建议

1．结果分析

从以上估计可以看出，模型的解释能力比较强，这说明了开县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对当地农民的增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又从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开县农村公共品供给不是当地农民增收的Granger原因，同时农民增收也不是农村公共品增加的Granger原因。由此，虽然近年来开县只是单纯的公共品的增加，并没有和农民的增收产生协调互动的关系。

进一步挖掘，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给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但是现阶段公共品的供给首先满足的是当地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基本人权需要等，如道路的修建、不断改善的医疗保健水平，对当地经济的拉动力较弱，造血功能不足，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农民的增收。

2．政策建议

（1）逐渐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政策倾斜力度

长期以来，重城轻乡的政策，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所以，要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财政政策。还须从根本上改变非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由依靠农民自身解决向以国家为主的政策目标过渡，让农民真正享受到公平的国民待遇。

（2）重点深化对贫困区的公共品供给的扶持

地区越落后，其农村公共品的正外部性越小，落后的基础设施无法支撑现代农业的发展，更无法形成产业的集聚。所以政府应给予更多持续性的支持和补贴，加大对该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充分发挥出公共品的经济传导功能，使公共品供给的增加能很好的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3）在政府的引导下，建立起农民需求导向型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

当前，开县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效率不高，并且与农民需求不相吻合。虽然整个开县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虽然在逐年增加，但是其供给数量和类型基本上是由上级政府或基层组织来决定，农民的需求没有及时地得到响应。所以政府要充分联系当地的实际情况，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出发，发掘农村公共品的增加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

（4）在政府的引导下，农村公共品要逐渐实现多元化供给

开县基层组织和村级组织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较差，农村公共品供给渠道较为单一，供给模式比较僵硬，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所以，应该逐渐形成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农民“三管齐下”的共同投入的新模式。政府逐渐退出公共品供给主体地位，主要起到引导作用；同时，逐步采用一定的社会奖励或经济奖励的方式引导与当地资源及产业相关的企业入主提供公共品。一方面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环境，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提高企业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又促使企业下一次的投资，实现公共品供给的多元化。

基金项目：本文受重庆市软科学项目（CSTC，2009CE9016）资助。

参考文献：

[1]刘明明.安徽省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关系研究.硕士论文.2010.

[2]陈万龙.促进农民增收的公共品供给政策研究.博士论文.2008.

[3]鄢奋.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收入影响分析―以福建省为例.东南学术.2010(3).

[4]王国华.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问题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1).

[5]李燕凌,曾福生.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8).

[6]唐国华.农村公共品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7]陈万龙.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增收关联分析.经济分析.2008(6).

篇10

虽然近年来政府已经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给予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如取消农业税、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出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这些政策的实施的确助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质和量有很大保障，但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依然存在。

二、柯桥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研究

在原计划经济体制驱使下，政府几乎包揽一切社会公共事务，这就形成了单中心管理模式。在该模式下，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由国家承担，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要需农民自己“埋单”，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职责存在“缺位”现象。就柯桥区（原绍兴县）而言，虽然柯桥区是中国经济十强县，又通过近些年强镇扩权方式，将财事权下放给镇级政府，使镇级政府有能力不断加大其镇域内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提高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义务教育等领域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但是柯桥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仍存在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模式不科学等问题。

（一）供给总量严重不足

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与城市相比，农村很少有人参加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城市居民已经能享受到相对完善优质的基础设施，比如游泳池、社区健身休闲娱乐所等，但是柯桥区的个别农村，如稽东镇的交通还不便利、不能统一饮上小舜江水等情况仍然存在；农村教育基础上来看，农村诸如师资力量薄弱，教学器材陈旧、图书量不足、班额过大等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和教育公平的实现。在很多层面，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

（二）供给结构不合理

在纯公共物品上，由于政绩考核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也因为政府偏好的存在，为追求政治目标和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追求短期目标。乡镇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上存在“左右失衡”问题。对于一些能够展示地方政府政绩（即“硬”指标）的公共物品的供给过剩，如村村通公路，家家安数字机顶盒等，但却疏于事后的维护与管养。在一些村庄中，公路成了龙须沟、电线线路老化、电线杆歪歪斜斜等情况经常出现。目前开展高科技农业情况下，农民当前急需的农业科技信息、培训等方面的提供却严重不足。

（三）供给模式不科学

由于上级政府下决定，下级政府来执行的这种“自上而下”政府决策机制存在，越是基层的政府要负担的事权也就越大。目前又按照着各级政府成本分摊：物质成本由乡镇的各项临时收费、摊派分担，使得基层的财政负担过重。造成事权大于财权的基层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能力有限，不足以满足农民的日常公共物品，也更不可能追求公共物品的多样化。

（四）供给效率低下

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上级政府和农民信息双向传递上阻碍较多。从农民向上级政府反馈角度看，信息传递链越长，信息失真程度就越高，导致上级政府无法准确获得农民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而从上级政府向下提供公共物品角度看，上级政府经过层层下拨的中间环节较多，公共资金就越被剥削，公共物品数量和种类也不断减少；另一方面，在不同乡镇由于公共物品外溢性的存在，每个乡镇谁也想搭便车，坐等渔翁之利，从而加重农村公共物品无效供给。上述两大原因导致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低下。

三、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不合理的城乡分治的公共物品二元供给体制

在国家重城轻乡的政策背景和挖农补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下，城乡二元供给体制一直在影响着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4]在农村，许多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物品在很大程度上需由农民自己“埋单”，政府只是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助，这其中一大部分本应由政府来承担的费用无形中转嫁给农民，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城乡分割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不仅挫伤农民的积极性，而且使农民的压力不断加大。造成城乡差距扩大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能顺利开展。

（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问题的存在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单一、职责不清。由于农村公共物品具有自身特点，加之市场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上影响甚微，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等主体的作用未被挖掘出来，使得政府成为公共物品单一供给主体。另一方面，由于在实际中各层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责未被科学合理划分，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错乱缺位”。“财权上交，事权下放”的存在，越基层政府承担的事权过重，享受到的财权过少，致使农民不能享到尽多和丰富的公共物品。

（三）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的影响

“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并未充分考虑到公共物品使用者的需求状况，难以达到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在这种模式中农民很难表达自己的意志，也对公共资金滥用、公共物品供给不透明、暗箱操作等状况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如柯桥区于2001年进行了乡镇撤扩与改革，但是这就造成了干部人浮于事，增加了财政的支出，然后并没有提高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四、多中心理论视角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构建

奥斯特罗姆夫妇共同创立的多中心理论可以说是针对单中心治理思想提出的，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了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意味着在进行社会公共事务中，除政府主体外，还包括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在内的多个主体，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各个主体可以发挥自身优势，以多种形式共同行使主体性权力。在公共物品供给这个特定领域，多中心理论强调公共物品供给结构、供给方式和规则等需要多元化。

基于多中心理论，完善柯桥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通过多元供给主体（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在协同机制的作用，促使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并通过多元供给方式可以有效提高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和效益。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良好的监督评价机制做保证。基于多中心理论视角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要模式如下图所示，

（一）多元供给主体

1、政府。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难免会存在外部性和“搭便车”现象，此时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则下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供给。而出于政府的基本职能，提供那些市场供给失灵的农村公共物品无可厚非。[5]尤其在两大类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上政府应该主动并且承担这个责任：一是诸如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农村基础设施方面的纯公共物品；二是诸如电网、自来水等排他成本高的准公共物品。当然要强调的是政府只是在市场、第三部门等其他主体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时才提供公共物品，同时，政府转交的只是服务项目的提供，而不是服务责任的移交。[6]

2、市场。政府行政官员的“理性经济人”动机使得在提供公共物品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利倾向，因而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可能存在“失灵”现象。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物品无法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这些原因都促使市场能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中发挥作用。最后由市场的特性决定，能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能提供一些产权归属明确、具有排他性特征的农村公共物品，如小型水利设施、农用固定资产等。

3、第三部门。第三部门又可称之为非盈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它是介于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一个部门。当前农村中已经有诸如农村老年协会、妇女发展类民间组织、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农民工协会等第三部门，这些第三部门发挥其自身优势不但可以弥补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中的缺位，解决政府管不了、管不好、又不愿管的事，也能对市场失灵作出积极回应。因此，第三部门理应与政府相互合作，与市场共同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

（二）资金来源多元化

当前，农村公共物品出现供给不足的现状，主要是因为农村公共物品的资金来源渠道狭窄，过于依赖政府的拨款。当政府不能有效的支配足够的资金时，就必然导致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提供的公共物品不能保质。因此，保障资金来源多元化极其重要。与多元供给主体相对应，农村公共物品的资金筹集模式应该采取政府财政投入、市场筹集和第三部门弥补相配合的多元筹集模式。首先，乡镇机构的责权利相统一，能有独立的预算权和财政支配权；其次，明确中央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财政职能，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第三，在明确产权的前提下，通过采取私人供给、政府给予适补贴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农村准公共物品。

（三）多元供给方式

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有以下几种供给方式可供选择：一是政府直接供给方式，即由政府作为供给主体之一，直接向属于本级职责范围的农村提供公共物品。二是政府委托除政府部门以外的私人（或团体）的供给方式。在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中私人与政府通过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一起供给某些农村公共物品。政府以合同承包、特许经营等方式在规范条件下把公共物品供给转让给私人经营。三是政府与私人（或企业）合作的供给方式。政府通过补贴的方式，鼓励私人或企业参与提供农村公共物品事业中来。

（四）多元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