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的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问题的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

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篇2

1.学术性与现实性相结合

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管理和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及时反映，经济法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普遍关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但毕业论文是学术论文，学术性、先进性、独创性是学术论文的基本特点，学术性是其根本和生命力所在。因此，要注意保证毕业论文中学术性和现实性相结合，既可以是直接对一些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学理探讨，也可以是在宏观的现实背景下对一些纯学术问题的新发现、新探讨和新拓展。考虑到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与学科专业论文的区别，其对现实的关注和联系并不是直接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具体答案，而是通过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探讨推进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或是对一些现实问题的解决从学理上探寻对策和给出一个较为理性的思路。经济法专业硕士生在选择毕业论文研究方向时，一方面要敏感认知现实经济关系的法律需求，另一方面要考虑论文的理论水平高度。

2.专业基础与法学前沿问题相结合

作为经济法专业硕士的毕业论文相较本科生论文而言，对论文的学术性要求更高。硕士毕业论文是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综合检测，但不是对所学知识的简单总结和复述，是以所学的专业知识为基础研究并且探讨学科发展中的学术问题，或是为一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撑。一句话，作为学术论文，它旨在考查学生初步的学术研究能力。毕业论文实质上是学位论文，因此，毕业论文的选题应当与学生所学专业和所要申请的学位挂钩，要在本专业领域内选择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论题。因此，经济法硕士毕业论文选题不仅要立足于专业基础这一根本，而且要通过了解和把握经济法学术研究动态来确定研究方向和课题，把对法学前沿问题的把握与所具备的专业基础相结合。

二、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中的主要困惑

毕业论文的选题过程是一个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过程，这一过程真正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在一定意义上，发现和提出问题要比解决问题困难得多。论文选题并不是凭一时的兴趣、凑热闹、赶时髦就能做好的，而是需要认真地思考和论证，以明确自己的兴趣所在、有无能力、基础如何。

1.不能正确理解创新标准

有些硕士研究生考虑到写作时间有限和自身的理论基础，在短时期内往往很难形成新的理论，为符合毕业论文创新的要求，于是在选题是一味求创新，选择自己根本不熟悉的经济法前沿问题，结果在实际写作中无法把握选题，也很难找到相关资料作为帮助，最后只能放弃选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对论文创新标准的理解不准确。其实，创新从根本上讲就是人们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能有所拓展、深化，其具体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有推翻现有学说，另创一个新的学说或体系才算新，也不一定非得成一家之言。只要对某一问题的解决有推动、有帮助，对人们的认识有启发、有拓展，能对学科发展增添“一砖一瓦”，都称得上创新。因此，创新不仅是推陈出新，提出新学说、新观点，也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发现和补充新材料，开启新视角，做出新论证，引进新方法和新手段，以及做出新概括和新的语言表述。即使能较为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一个未被注意的新问题，一时又未能解决，也算是有新意。

2.不能正确判断选题的价值

在当前这个利益多元化的时代，经济关系纷繁复杂，经济法所涉内容也十分广泛。经济法硕士研究生在选择论文选题时，有时很难判断所涉问题的重要性。例如：有学生因为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计划写“企业工商登记法律问题研究”。这个选题表明上看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是个可行的选题。但仔细推敲，在这个制度中如果是探讨工商登记的内容，则成为具体的经济技术规范的推敲，容易写成工作报告：如果从工商登记的程序探讨，则偏向于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与经济法研究内容有所偏离：如果从企业行为角度分析，则偏向于律师实务研究。很难从理论高度进行发挥，提出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只有从企业的市场准入一般规则角度探讨企业工商登记的相关问题，才是比较好的选题。但这样的话，论文选题变成了“市场准入一般规则研究”。因此，经济法研究生在做毕业论文选题时，首先应该注意考虑选题的理论基础，能否有适当的理论可以用来分析该问题；其次再考虑选题的现实意义，是否值得花时间去深入研究来满足现实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判断选题的价值。

三、对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的几点建议

1.选定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选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专题作为自己学习、研究的具体方向。经济法所涉内容比较繁杂，学科之间差异性也较大。例如：市场管制法律制度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研究的重点和基本思路就有很大差异，而每个人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所限不可能精通一切。因此，要确定自己的选题，首先要对几年学习所积累的知识作简要的整理，总结一下自己究竟在哪些方面有所得、有所思、有所长，对哪些只是一般了解，从而将注意力凝聚到最能体现和发挥自己知识特长的某一点上，以此为基点通过了解和把握经济法学术动态，找到合适的研究课题。

2.结合学界研究主流方向来判断选题

不同时期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侧重点等总会不同，相应地在法律研究过程中会有一些相对研究集中的热点问题。毕业论文要合理选题，应尽可能全面了解和把握学术动态，对经济法领域所讨论的各种问题及其代表性观点、学说均应有基本了解，同时又要结合自己的专业基础和兴趣有所侧重，突出重点。这样能够保证自己的论文有足够的资料来分析论证。经济法学术研究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存同求异”的过程：“存同”，才能建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统一平台。对经济法硕士研究生来说，先准确理解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学说，才有可能正确运用理论解释现实经济问题；而“求异”是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不能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这样才能体现自己论文研究的价值，才能推动学术发展。特别是对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不必要一味跟风作为选题，因为如果是热点问题，许多学者都从多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全面的探讨，对硕士研究生而言，选择这样的题目风险比较大，很难发现新的思考角度或者形成新的观点，容易造成最后写作的困难。

3.选择合适的角度建立选题

论文选题是对平时所学知识的一个梳理过程，也是对平时所思考的问题的梳理和总结过程以及二者的综合过程。经济法研究领域中许多问题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和讨论，学生可以在对所学课程有了基本了解和兴趣的基础上，从自身的角度综合运用各种思维方法来进行选题。例如：在财政制度领域，长于理论抽象思维的学生可以考虑研究财政法的本质、财政法的基本原则、财政法律制度在经济法中的法律地位等问题；偏爱实证研究的学生可以分析具体财政制度，如转移支付制度的分析、预算法的完善、财政体制的改革等等问题：擅长比较研究的学生可以通过历史分析中国财政法律制度变迁、结合其他国家财政法律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无论在经济法的哪个领域选题，都存在一个怎么思考和总结的问题。需要综合运用同向思维和逆向思维、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形式思维和辩证思维等各种方法，以明确自己的知识储备与能力、兴趣与所长，以及当前学术动态中的定论、争论、未论所在，并从中找到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要查阅大量文献，提炼选题，形成自己的见解，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的训练和基本功的培养。

4.查阅相关文献来辅助选题

选题的判断必须建立在大量查阅文献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确定研究方案时，需要考虑论题是不是有相关资料来加以铺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大量文献资料的参考很难写出高质量、高水平的论文。在经济法研究中确实有一些领域研究学者很少，这样导致相关的文献资料也很少。例如：对我国特殊形态的一些企业的现状以及法律调整，如集体所有制企业、建设兵团等方面研究资料就非常少。由于毕业设计环节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设在毕业前夕，很多同学将绝大部分时间放在找工作上，大部分同学都很难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原始资料现场调查和研究，只能进行二手文献的查阅。因此，在选题时应该考虑现有文献的基础，对文献进行初步的查阅，这样可避免最后写作过程中因资料来源的单一而削弱了毕业论文的说服力。

总之，论题选得好，可以使毕业论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实用价值；论题选得不好，不仅会为收集整理资料、提炼论点、安排文章的结构和动笔写作带来一系列的困难，而且有可能造成论文写作半途而废，即使勉强完成写作，论文质量也堪忧。经济法硕士研究生选题时要广泛阅读相关经济法学文献，及时与论文指导老师进行沟通，通盘考虑自身的兴趣爱好、思维习惯、时间精力等因素，适当选择毕业论文的选题。

【参考文献】

1.董鹏、王滨，孙业全：硕士毕业论文选题来源与论文质量关系的探讨[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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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普亮：高等院校本科毕业论文选题的探讨，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2)

5.王晓敏：政教专业毕业论文选题应注意处理的几个关系[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J]，2002，15(3)

篇3

一、经济法主体的概念、性质和特征

（一）经济法主体的概念

我们研究经济法主体的首要目的是在归纳概括现实中各种经济法主体类型的基础上，给出经济法主体一个明确的定义，以确定受经济法规制的主体范围。

国内部分学者在分析此问题时，习惯性地把经济法主体混同于经济法律关系主体，或者走向反面，夸大二者的区别，而忽视了经济法主体的特殊性质。[注1]目前国内学术界很少有将经济法主体资格取得者与经济法律关系参加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全面论述。因此，目前国内学术界给经济法主体下定义时也就相应存在着两种不良的倾向：其一，是过于强调国家在经济法律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将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简单定性为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并机械地规定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只能是国家，有意识地缩小了经济法主体的范围，与实践中政府部门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借国家之名干预经济过于泛滥的非正常现象“不谋而合”；其二，是认为参加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并不一定由经济法本身设立，而依据行政法或者民商法的思维模式，推导出任何具有独立人格的法律主体（特别是公民）都可能成为经济法主体，这实际上是泛化了经济法主体的概念。

这两种倾向未能正确把握经济法主体的本质属性和外部特征，为我们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并且也不自觉地降低了经济法主体的实践价值。

第一种倾向过分提升了“国家”在经济法主体中的地位，而没有考虑到国家主体比较抽象，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多种角色，（如国家资产所有者、具体经济关系参与者、宏观经济调控者、维护市场竞争者、经济监督者等角色）需要不同具体主体加以代表，造成了认识上对“国家主体”的定位偏差。实践中，当非国家主体一方的合法利益受到国家主体“合法权力”侵害时，其救济方式往往被剥离为互不联系的民事手段和行政手段，出现原告主体因同一事由在民事诉讼中偶尔胜诉，却在行政诉讼中屡屡败诉的戏剧性场面，甚至会出现因法院拒不受理而投诉无门的情况。这种“国家”思维的背后是一种法律非公即私的观念：经济法顺理成章地在实践中被划定为纯粹的公法，公法的执行主体又怎能被私法主体随意告倒呢！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区分这些“国家”角色的不同性质而拟定不同的法律对策，就会导致实践中本已十分缺乏的、以维护社会经济权利为目的的经济公益诉讼等保障措施流产。仅在抽象层面上使用“国家主体”这一概念其实质就是无视公私因素融合的经济现实而把经济法定义为“公法”，这种倾向无法解决实践中屡禁不止、亟待解决的地方保护问题和行业部门行政性垄断的问题。

第二种倾向，由于引进了太过宽泛的法律人格概念，会使我们无法理解个人在经济法主体中的正确位置。实际上，没有相应的经济法律规范的规定，个人是不能随便成为经济法主体的。具体地说，一方面，个人作为经济法主体必须要符合一定的角色和条件，因为经济法是“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的法，[注2]不同于民商法的私法性质，不允许当事人随意创设经济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另一方面，经济法规制的重心是经济力量强大的组织而非个人，这从经济法现象产生之初以产业法和反垄断法的面目出现便能看出来。[注3]普通个人经济力量有限，能够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十分有限，所以法律重在通过民事规范对其经济利益加以维护，只要求他们承担与其行为限度相适应的法律责任。只有当组织性要素存在于社会关系中，需要国家意志涉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时，国家才有从经济法层面对某一类个人的经济行为进行规制的必要。譬如，法律对税收关系中具有不同收入水平和收入类型的个人规定不同的税率以实现国家有组织的资源再次分配职能；再如法律对公司内部经理、董事竞业禁止加以明确规定以加重公司的社会经济责任等。

所以，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即特定利益＋社会责任权利＋义务主体。据此，从抽象层面和具体层面、静态角度和动态角度，展开对经济法主体分类的研究，这是由经济法主体的“经济利益性”、“纵横统一性”、“责任优先性”等本质属性和“范围的广泛性”、“地位的层级性”、“角色的变动性”等外部特征决定的。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完备的经济法主体概念：经济法主体就是根据法律确定的社会责任而赋予不同资格的，代表不同利益倾向的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

（二）经济法主体的性质和特征

相对于民法和行政法主体而言，经济法主体具有不同于它们的本质属性：首先，经济法主体具有经济利益性，即它应当是某种经济利益的明确代表，是该种经济利益的积极追求和维护者。不论国家主体也好，还是组织主体、个人主体也好，法律对经济法主体经济行为的调控，更多地通过平衡协调的手段控制该类主体行为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完成的。

其次，经济法主体具有纵横统一性，这是由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应当是纵向因素和横向因素的统一所决定的。对某个具体的经济法主体而言，由于其所处的经济关系性质不同，可能与其他主体处于不同的相对地位，或者居于管理者，或者居于被管理者，也可能处于平等地位。并且对于一些特定的经济法主体来说，如第三部门主体，这几种角色因素可能天然地集于一身，不能简单割裂开来对待。

最后，经济法主体具有责任优先性，即它应当以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定位标准和行为准则，同时国家和社会也应当将社会责任作为评价其在法律关系中所处地位和所为法律行为的标准。这里的社会责任，从法律层面上，包括了以行政法、民法、刑法等调整方式为主的综合责任体系，但又不仅限于行为责任。社会责任的提出，意味着任何经济法主体在行使权利（力）的时候，必须同时意识到如果滥用该权利（力）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社会责任感将内化于每个主体的经济行为中。

因此，经济法主体的性质表现在其外部特征上，同样存在着大致对应的三个方面：第一，范围的广泛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法主体数量庞大，类型丰富，这是主体经济利益性的外在化要求：通过对每种经济利益都有数种具体经济法主体加以代表、维护和追求，实现各种经济利益的和谐发展，才能最终达致经济法所要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第二，地位的层级性。这里的层级性和层次性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层级更强调纵向位阶与横向位阶的统一。我们在理解经济法主体层级性的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法主体地位“不平等”并非行使国家权力的需要使然，而是源自根据主体各自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大小而由法律合理分配的需要，借用经济法“责权利相统一原则”的话说，就是要“以责定权，以责定利”。[注4]如果只看到经济法主体之间存在着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忽视了不同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协作和竞争关系，便会有本末倒置的危险，动摇经济法主体制度存在的基石。

第三，角色的变动性。就具体的某个经济法主体而言，由于其在不同经济关系中“角色”的不同，也令其主体外在类型和内涵发生着各种交错和转换，比如一个主体既可能是经营者（相对于生产者而言），或者销售者（相对于消费者而言），又可能是竞争者（相对于其他竞争者而言），或者被调控者、被规制者（相对于政府而言），甚至是经过授权的行业管理者（相对于本行业其他经营者），等等。这除了是由经济关系的流动性和复杂性所造成外，主体在不同经济关系中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不同才是主体具有角色变动性的根本原因。

经济法主体范围广泛，具有多种多样的类型，是实现经济自由和发展的保障；经济法主体地位不对等，具有层级性，又是保障经济秩序和稳定的需要；经济法主体角色的变动性，则充分体现了经济生活对各种经济主体之间和谐互动的一种需要，以及法律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努力营造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的原因。

二、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新兴的现代部门法——经济法来说，其社会本位的价值理念的实现，当然有赖于经济法主体制度的正确建立和发展。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的概念、性质和分类，既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又有重大的实践价值。一方面，经济法主体理论是构建成熟、完备的经济法基础理论体系的核心环节，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哪些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与其他部门法有何根本区别）和理论原则（如何指导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存在着逻辑上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经济法主体又是衔接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环节性要素：就经济法的制定过程而言，经济法主体的层级理论是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经济法律体系和区分具体经济法律部门层级的基础；就经济法的实施过程而言，经济法主体的动态角色研究，能够使经济法理念原则得以正确适用，并改善经济法在法律实践中功能受限等问题，[注5]以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国的经济法学作为研究经济法现象的新兴法律学科，是在大胆借鉴国内外法学和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别国市场经济未曾面临的新情况。譬如，怎样在不影响国家控股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的问题。这些新的变化需要我们经济法学者针对新问题摆脱旧有思维的束缚，加强法律理论的创新研究。

然而不论从经济法的发展历史还是价值功能来看，由于国内不少经济法学者成长和长成于标准化、模式化应试教育下，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呈现出天然的“贫困”，导致对经济法的本质与现代性认识不足，[注6]表现在经济法主体研究领域，就是不自觉地止步于静态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固守或依赖于民法、行政法既有的主体研究成果，采用“范式”（模式化）的方法论将之迁移到经济法理论中，而没有考虑到经济法的自身特色，造成了迁移来的经济法主体理论水土不服。

比如在民法领域中，民事主体包括平等的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三大类，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主体凭借意思自治进行民事法律行为，并根据法律承担以过错责任为主的民事责任。但是对经济法而言，如果从形式上照搬民法这种主体——行为——责任的研究路径，而不加以具体分析，就容易让人产生无法对经济法主体准确定位和分类的困惑，并纠缠于经济法是否应当像民法一样规定法人制度[注7]但又与其相区别，经济法是否应当建立一种不同于民法和行政法的责任制度等枝节性的问题。

我们认为，经济法可以设立自己的法人制度，但一定要脱离民法抽象的、形式化的、带有拟人色彩的“法人”窠臼。经济法人制度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主体如何以其社会责任为准则进行经济行为、如何具体合理分担社会责任等问题。经济法人制度的问题不应当也不能够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经济法主体的性质、行为和责任的障碍，否则还不如换一个角度来观察问题。譬如，思考如何建立主体的“经济责任制”就更有实践价值。[注8]同时，与经济法综合系统的调整方法相适应，经济法的责任制度体系是一种包含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社会责任等等的综合责任体系，过于强调各部门法与各种调整方法形式上的对应性，反而会失去经济法的特色。

再如，若模仿关于行政法主体划分为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行政监督主体的分类思路，将经济法主体的基本分类确定为地位不平等的决策主体、管理主体、实施主体、监督主体等。或者更简略地划分为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并认为管理主体自然包含了决策主体和监督主体，它们都属于国家主体。类似的困惑同样存在。因为就任何法律规范而言，都有其创制主体、实施主体和监督主体，那么这种似是而非的分类实践意义何在！这只会把我们研究经济法的视角限定于相对狭窄的国家经济管理领域，以自圆其说！这是法律理论对法律实践现状的一种倒退和妥协，而非对经济生活现实需要的一种积极响应。

应当注意到，该种分类的实质是确立了“国家主体”在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固定地位，即不管何种经济法律关系，都必须有“国家主体”参与其中，才能称之为经济法意义上的法律关系。而这实际与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地位相对恒定的特点如出一辙。[注9]关于“国家主体”提法是否科学的问题，本文随后会有专门论述，这里需要置疑一点：行政主体在各种行政法律关系中也并非永远处于管理者的地位，而这种连行政法学者也注意到的“恒定”分类法局限问题，为什么某些经济法学者却视而不见，将“国家主体”以管理者的姿态进行到底了呢？虽然很多学者认识到了这种基本分类方法的不足，并对其加以充实改进，例如用更详细的经营主体、消费主体取代笼统的实施主体，用更具体的政府机构取代抽象的管理主体，以平衡原来过分突出国家主体轴心地位的分类，但仍有换汤不换药之嫌，该分类方法对于具体经济法部门的主体类型涵盖性和针对性不强的先天弱点，也并未因此得到改善。

事实上，这些研究思路忽视了问题的真正关键，即三类部门法主体设置的逻辑起点并不相同。民商法是市场经济中个体权利的维护者，强调以权利来界定和约束权利，以实现主体在平等秩序下的最大自由和利益。行政法以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为核心，强调以权利和权力来限定和制约行政权力，以实现政府有序行政的最大效能。而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其主体行为模式更偏重于权利（力）基础上的责任，强调要在主体之间合理分配社会经济资源，从而形成一种和谐的经济秩序，以实现社会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这里的分配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分配，而是一种需要动用市场的自发力量和政府的自觉力量，以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为基础、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相配合的合乎经济理性的分配，政府经济行为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和脱离法制轨道，否则政府就违反了其承担的社会责任。这里的和谐也不能单纯理解为制衡，而是一个远比制衡更加宽广和深入的概念。主体之间只有对抗与制约，而没有合作与协调是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的，和谐是经济法价值的核心要素，是贯穿于经济法调整社会关系过程始终的一种基调，也是经济法制定与实施的出发点和灵魂所在。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并且变动频繁，公私因素逐渐相互交织融合，经济法律关系具有包含纵向因素和横向因素的层级性，[注10]更需要我们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观察才能完整揭示经济法的本质。否则仅仅套用传统思维固守静态分类的老路子，我们就会陷入与别的部门法学者大打无谓的口水仗、人为扩大或缩小对经济法调整范围认识的误区。譬如，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大民法”与“大经济法”之论战，中期的“经济行政法”理论之兴起和衰落，到现在的“经济法”和“社会法”之争。[注11]所以，对于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标准，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民法的横向划分或者行政法的纵向划分思路加以替换，而应当从实践出发勇于创新，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探讨经济法主体的分类层次。

因此，凭借这种全面的、创新的视角，我们要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和本质属性的传统路径之不足，[注12]找到明确经济法的定位、验证经济法独立性的新突破口，最终建立和拓展实现经济法在实践中功能和价值的有效途径，把经济法真正从“应然”的众说纷纭之法转变为“实然”的主客观统一之法。

三、经济法主体的分类

长期以来,学界对经济法主体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不够,使现有的对经济法主体的类型化并不是建立在对经济法主体的固有本质的基础之上。因此已有的对经济法主体所进行的类型化,无法使人们认识到经济法主体和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的区别。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对经济法主体进行概括和抽象。经济法主体的归类体现了经济法和经济法主体的本质,开始有了经济法的色彩和内涵。有人指出,经济法的主体可分为宏观调控法的主体和市场规制法的主体。前者分为代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体和承受国家的宏观调控的主体即调控主体和承控(受控)主体。后者分为代表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管理或规制的主体和在市场经济中接受国家的市场规制的主体即规制(管理)主体和受制主体(市场主体)。谢次昌教授把经济法主体分为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并且认为这两种主体的划分是相对的。李昌麒教授则认为经济法主体应分为经济决策主体、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实施主体。漆多俊教授的几种分类方法里,有一种就把经济法主体分为国家经济管理主体和被管理主体。史际春等认为经济法主体大致可以分为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活动主体。较之此前的研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对主体进行分类时,不再简单的对经济法主体做外部性的描述,而是逐步的开始对经济法主体进行特征上的抽象,基本上是在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相一致的前提下,按照“决策——实施”、“管理(规制)——受管理(受制)”、“管理——(参与)经济活动”的模式展开对经济法主体的研究。但是,这些观点的不足之处是很明显的。就“决策——实施”模式来看,由于在行政法的实施过程里,也有就某一特殊事项作出决策并实行,因而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也有决策主体和实施主体,而且,就实施一词的意义来看,实施通常是主体积极的、主动的行为,而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对于大多数的非国家主体而言,他们履行的多为消极的不作为义务,因而这一模式不能涵盖经济法上的全部主体。而“管理(规制)——受管理(受制)”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长期的法律实践中,“管理”一词被视为行政法主体所实施的行政行为的代名词,而被习惯性的用于行政法中而成为行政法的常用用语。经济法和行政法的难以界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们难以准确界定“管理”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把国家对经济的协调和干预等都视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进而也就认为,既然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行为是管理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就是行政行为,因此,经济法在事实上就是行政法,充其量也就是经济行政法。所以把经济法主体放在“管理(规制)——受管理(受制)”模式下加以归类,本身就没有能够区分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主体,无法为经济法的独立性找到主体独特性的依据。而“管理——(参与)经济活动”模式的缺陷在于其内涵和外延的过于狭窄。

我们认为,由于经济法的特征在于协商性和他所体现的利益的整体性,对经济法主体的归类就要体现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协商和相互关联性、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单向的、管理和服从的关系,而是一种联动的和互动的关系,经济法律行为是一种利益关系范围极为广泛的、民主性和群体参与性极强的活动,我们要从经济法主体所参与的经济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本身来考察经济法主体本身。由于经济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在体现利益的整体性的基础上,还存在国家对经济干预所在领域的不同而存在基于整体利益的不完全相同的法律关系,这两种法律关系分别是国家在对市场的管理中与市场主体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和国家在宏观调控中和参与在宏观调控的其他主体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前者我们称之为微观经济法律关系,后者我们称之为宏观经济法律关系。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以微观和宏观来界定经济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并不是指经济法律关系所涉及的利益的对象的多少,而是指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领域的法律关系,我们把经济法主体分为微观经济法主体和宏观经济法主体,也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的。因此经济法主体也分为微观经济法主体和宏观经济法主体两类。

微观经济法主体是指在市场管理活动中产生的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就微观经济法主体而言,由于在市场管理中往往涉及市场中的各个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国家对市场的管理,这就需要区别平等的经济法主体和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具有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微观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

首先,在市场的运行中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并不必然就是经济法主体或者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对经济活动参与者不加区分的一律归类为任何一种法律关系主体的做法都是片面的。我们认为,区分经济法主体和民事法主体的唯一标准就是,参与经济活动所涉及的利益是否具有整体性、公共性。主体是否具有平等性不是经济法主体有别于民法主体的根本标志,经济法主体中的市场参与者,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经济法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唯一区别就是利益范围的大小。民法的产生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产生的,人们之间的民事交往活动是人类生存的必然,人们之间在生产、交换生活过程中,不断的约定俗成,形成习惯,并具有约束力,以致有了国家之后,上升为法律,这就是民法。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对个人权利的极大限度的保障,在民法制度体系下,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个人利益冲突的裁判者,国家并不是对经济活动置之不理,只不过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在于事后的裁断而已,国家以事后对冲突进行法律上的判断、制裁来促使个人利益在民法体系下自由成长,并最终增加社会总财富的积累;而经济法是在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高度关联性从而使纯粹的市场调节机制面对极端的个人利益追求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日益显得无能的背景下产生的。“经济法的产生却是一种自觉的过程,国家的意志在该部门法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国家凭借其权威力、强制力,调节、干涉自发的经济活动,避免其产生的弊端”。经济法对市场所进行的规制,国家不再是消极被动的等待市场经济主体把矛盾和冲突交由自己裁断,而是积极的运用国家力量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国家已经不只是市场秩序的恢复者,而是市场秩序的建设者,而且他的基本职能主要是后者。经济法区别于民法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防范市场的混乱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混乱的修正,在微观经济法律关系中始终存在国家主体,而且国家主体加入经济法律关系的时间是提前介入,而民事法律关系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主体,国家并不以有别于其他主体的资格加入到民事法律关系中来,充其量也就是在民事关系被扭曲后作为裁判人加入到对恢复关系的关系中来,但这时的国家已经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的国家,而且,这时的法律关系也是诉讼等法律关系了。

宏观经济法主体是指在宏观调控中产生的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就宏观经济法主体而言,则只需要区分宏观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就可以了。在经济法地位的独立性的长期的争论里,宏观调控这一国家行为的性质成为争论的焦点。不赞成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学者把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视同为行政行为,从而把参与宏观调控法律关系的各类主体等同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这种观点,显然混淆了经济法和行政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我们看来,宏观经济法主体所参加的社会关系,是不同于行政法律关系的,国家对经济进行的宏观调控和国家的行政管理有显著区别,“经济法所调整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国家行政管理有时也涉及经济领域并具有一定的经济性内容。这一部分行政管理,也可以称为国家经济管理。但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这一部分经济管理,同经济法所调整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在管理的目的与任务、管理内容和深度、管理方式和手段等等方面均有不同。”行政法虽然也可能涉及经济内容,但是,行政管理的基本价值取向完全有异宏观调控的价值取向。前者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或政治秩序,保证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实现,而后者则是国家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正常运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的主体,通常是一对一的关系,不仅国家作为一方主体是比较固定的,而且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另一方行政相对人也是固定的,具体的主体只能够提起具体的权利请求,而不能由其他人就同一的权利义务提出主张;而宏观调控法律关系的主体,尽管国家也是作为主体的一方无可争议的参加到经济法律关系中来,但是经济法律关系的另外一方主体,却因为宏观调控涉及的利益的广泛性,从而导致经济法权利的享有主体的不能确定性。这是宏观调控显著区别于行政管理的地方。可以说,宏观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关系主体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有国家始终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而是在于主体在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内容。

在市场运行中，从抽象层面看，经济法主体有静态和动态两种角度的分类。

所谓静态主体分类，其目的是要揭示预设主体的社会关系，即主体相互利益关系和总体构成；而动态主体分类的目的则是要揭示主体的行为，即主体经济活动和社会职能。

一方面，抽象经济法主体的静态基本分类是：国家主体（政府主体）、社会中间层主体、市场主体。通过此种分类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法对这三大类主体从总体上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因，它们是三大利益代表群体、也是经济法主体的三大社会本源。

所有经济法主体的行为，最终都应当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目标，但由于地位和角色的差异，它们各自实现公共利益的途径是不同的。比如对国家主体来说，更多地是由政府凭借国家权力来实现资源分配，包括各种经济利益的分配，因为政府权力具有扩张性，所以应当明确政府经济行为的边界，不应让其超越一定的范围；对市场主体则以维护权利、促进权利的实现为主，并对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权利加以平衡协调，通过市场主体对自己利益的追求间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中间层主体则以鼓励扶持外加适当限制为主，一方面令其代表国家行使部分国家主体的职能，另一方面则从法制层面加强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信念和力量。

其次，市场主体之间仅仅在私法层面具有抽象的平等性，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对抗，以及因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引发的经营者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这些都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畴。尤其在垄断组织或特殊企业形态中，由于涉及经济竞争秩序的维护和公共利益的实现等问题，需要国家意志根据实际情况介入以加重其义务和责任。因此市场主体并不能等同于市场规制法主体，与后者是一种交叉关系，其中包含有不需要由经济法调整的私法意义的平等经济关系主体，也不能涵盖市场规制法中存在的市场监督管理主体等。

最后，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新近涌现出来的经济法主体群落，它们与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发生角色转换，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十分重要的一环。但我国社会中间层主体正在逐渐形成中，其具体类型同样十分复杂，并非都能把它们理解为单纯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因而目前社会中间层的提法尚有其局限性，应当在具体经济法律制度中加以详细区分。

另一方面，为弥补这种静态分类的不足，还有必要从动态的角度入手，将经济法主体进一步分类为：生产主体、交换主体、分配主体和消费主体。

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创造增量利益的过程，需要法律制度予以规范，需要以经济正义作为评价标准。经济正义表现在生产环节、交换环节、分配环节和消费环节，就是生产正义、交换正义、分配正义和消费正义，尤其以分配正义为核心，这使我们分析市场经济中的四类传递社会资源的利益“流动”主体具有了深刻的意义。当然，这种分类同样需要从抽象层面上观察才能彰显其意义，与前面所说的静态分类不存在谁包含谁、谁主导谁的问题，构成我们认识主体的相互补充的两个不同角度。

动静结合的经济法主体基本分类标准可以让我们发现，经济法意义的法律关系的产生，主要是围绕着经济领域社会公共利益的形成、维护和实现进行的，如果离开这个主题，那么所谓市场主体（比如经营者）、经济行政主体（比如地方政府）和社会中间层主体（比如市场中介）或者生产主体（如生产者）、交换主体（如经营者）、分配主体（如政府机构）和消费主体（如消费者）进行的各种“经济”行为什么时候应该属于经济法调整，什么时候应该属于民商法和行政法调整就会显得难以区分。经济利益是永远不变的，但利益主体却因其社会角色发生着不停的变化，唯此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总之,通过对经济法主体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不同部门法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更深入的了解经济法律规范的实际运行机制。

注释：

[1]一些学者认为应当对经济法主体和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两个概念加以区分是有道理的，但其因此淡化经济法主体概念而强调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提法则值得商榷。经济法主体是比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外延更加宽广内涵也更加丰富的概念，本文对经济法主体的性质随后将有论述。

[2]参见前引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第二版）》P65－66。

[3]参见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P7－9。

[4]参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P65。

[5]这种情况也可称为“缺位”，参见拙文《论我国经济法的缺位及缺陷弥补方法》，我国经济法在法律实践中存在缺位现象，表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环节。无庸讳言，这些问题是跟人们对经济法主体的性质和分类认识不清息息相关的，其中尤其以人们对政府主体的角色定位不明确对实践干扰最大。

[6]参见拙文《论我国经济法的缺位及缺陷弥补方法》，经济法不是自古就有的神话，而是现代社会之法，我们不应当过于关注其产生源头而忽视了其随现代社会发展“与时俱进”的重要特征；经济法所彰显的价值体系也非套用传统法律理论能够阐明的，这种价值体系是带有层次性的，以和谐为核心的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系统。

[7]参见刘溶沧李茂生主编《转轨中的中国财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P103：“法人制度……本身只是一种中介的而不是最终的所有权，离开了发起和组织法人并为法人财产真正承担风险的那些最终所有者，法人既无从产生，也无法真正生存。”

[8]这里的“经济责任”概念已经与普通的法律责任有了明显区别，参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P118－121。

[9]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P86。

篇4

 

本文以《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2004》中经济刊物的200个标题为基础,根据其结构特征分为词组型标题、分句型标题和提示性标题三大类, 词组型标题可分为偏正词组型标题(82个,占41%),联合词组型标题(53个,占26.5%),动词词组型标题(5个,占2.5%);分句型标题(4 个,2%)可分为陈述句和疑问句;提示性标题可分为含破折号(28个,14%)和冒号(28个,14%)的标题。下文详细分析了其结构特点并提出对应的翻译方法,如直译,意译,增译,减译等。

 

2 对词组型标题的分析

 

词组型标题中的偏正词组型标题可分为以名词为中心和以动词为中心的两种标题。以名词为中心的词组常使用直译法。中英文的修饰语位置不同,中文修饰语常放名词前,而英文修饰语常放中心词后。如:

 

(1)中国经济学的历史转型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in China(《经济学动态》,2007, 12)

 

事实上,以动词为中心的偏正词组型标题是由动宾词组演化而来。出现频率较高的动词有“分析”,“研究”,“考略”,“探讨”等,常将其翻译成名词,如:

 

(2)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研究The Study of the cost of Inflation in China(《经济研究》,2007, 4)

 

但有时也为了简练而不译,如:

 

(3)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分析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Differences of Energy Intensity in China(ibid, 2007, 7)

 

联合词组型标题靠连词“与”“和”连接,英译时采用对应的格式。多数情况下采用直译法,但有动词词组时要英译为名词词组,如:

 

(4)所有制、制度环境与信贷资金配置 Ownership,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apital Allocation(ibid, 2007, 12)

 

动词词组型标题一般英译为名词词组,出现频率较高的动词有“论”“谈”“评”“议”等,要么不译,要么译为介词on,如:

 

(5)论又好又快发展 On the Development with Better-fast Growth(ibid, 2007, 6)

 

3 对分句型标题的分析

 

此类标题不常出现,可分为陈述句和疑问句,只占2%,一般英译为分句,如:

 

(6)人民币升值是紧缩性的吗?Are Currency Appreciations Contractionary in China? (ibid, 2007, 1)

 

(7)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 Why Does China Enjoy So Much Better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ibid, 2007, 3)

 

4 对提示性标题的分析

 

冒号或破折号将标题分为前后两部分,英译时基本上保持原格式,或者符号互换(即原标题为冒号的英译为破折号,反之亦然),或者省略一部分不译,或者省略符号合译,如:

 

(8)中国长期煤炭需求:影响与政策选择 China’s Long-run Coal Demand: Impacts and Policy Choice(ibid, 2007, 2)

 

(9)国有企业改制对就业的影响——来自11个城市的证据The Impact of SOE Reform on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11 Cities(ibid, 2007, 3)

 

(10)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Local Officials and Economic Growth(ibid, 2007, 9)

 

(11)外商直接投资:垂直型还是水平型?Vertical FDI or Horizontal FDI? (ibid,12)

 

(12)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动态研究——基于卡尔曼滤波的仿射模型实证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 in China with Kalman Filter(《南方经济》, 2006, 12)

 

篇5

公路运输对促进经济的发展、货物的流通和劳动力的流动提供极大地便捷，特别是在内陆欠发达地区，公路运输是核心交通运输方式，对促进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路运输作为基础产业能够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经济发展起来了又会促进公路运输的不断改进和完善。

2.公路运输会促进板块区域的发展

历史实践表明，要想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先铺设道路，道路打通了，交通方便了，能够促进劳力的流动和货物的流通。公路交通网络一旦建立起来，可以增强对投资商的吸引力度，对周边地区的各类经济发展具有辐射促进作用，经济的发展和公路交通的发达程度是正比例关系的，落后的公路交通则会制约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公路建设需要适当的保持超前速度。

3.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良好协调有利于社会发展

公路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对创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和谐稳定的社会能够增强人们安居乐业的信心，提高生产的活力，促进经济的增长。公路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公共交通设施，是解决人们出行的主要运输方式，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要求，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进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公路运输经济管理的措施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对公路运输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为实现市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加强公路运输经济的管理。

1.整合运算并控制好公路运输经济成本

加强对公路运输经济的管理力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拉动周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也不能盲目过度、不计较效益的膨胀化地发展公路运输经济。发展公路运输经济往往是要以一定的牺牲为代价成本的，比如修路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对农田耕地占用、对周边居民的迁移成本等等，这些都是发展公路运输经济的成本，增加可持续发展的负担。所以，在发展公路运输经济的时候要整合运算公路建设和维护的成本，每一项工程的施工都会涉及到相关的利益体，这些利益都可以折算为成本，不管是工程前期还是勘验阶段都要做出科学合理的预算编制，以防止可能出现的市场经济风险，并落实好工程职责，以合理、稳健推进公路运输经济规模的发展。

2.提高电子信息化管理水平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了促使公路运输经济进一步迈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就有必要采用电子信息管理手段来实现对公路运输经济的管理。在公路运输经济的实践管理过程中，要根据实际需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特别是以计算机技术应用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将现代化的技术应用到经济的信息管理中来。电子信息化技术能够将相关的参数用数学模型模拟出来，并随着参数的变化自动得出相关的交通信息，可以更好的合理引导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正在向规模化发展，现有传统的管理手段效率低，已经无法适应管理的需求了，提高电子信息化管理水平，有利于实现公路运输经济的信息化和数字化，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益。

3.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以行政手段为辅

公路运输经济是在市场经济这个基础条件上进行运作的，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前提条件而套用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思维模式来进行管理。但公路作为国家的基础设施，公路运输经济具有一定公共事业性质，具有公共服务特性和非营利性质。所以，在面临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安全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公路运输经济项目时，需要调动政府的行政力量对其加以适度的管控，以确保国民经济的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但不能让行政管理手段作为主要的管理管理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以市场经济发挥主要的调控作用，行政手段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负责公路交通运输的政府管理部门要协调运输经济的发展，承担其相关的责任，并将责任落实到位，保证公路运输经济在合理的市场调控范围内可持续的发挥作用，并配合适度的行政调控，使公路运输经济发展不会偏离轨道。

篇6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018-03

自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各个国家各个行业或多或少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有的甚至遭受重创。面临经济危机的袭击,如何使企业生存下来,并保持不败之地是众多企业关心的问题。很多企业想尽各种办法稳定生产,寻求技术上的突破,扩大客户群,采取一系列销售手段等。但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除了以上应对经济危机的具体方法之外,采取措施提升企业的精神层面,进一步打造企业文化的建设也是重中之重。“一年的企业靠老板,五年的企业靠团队,十年的企业靠企业文化,百年的企业靠与时俱进的企业文化”。经济危机正是一个契机,在这个背景下进一步提升企业文化,做到企业文化与时俱进是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一、企业文化的概念

企业文化,是一个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组织。在现代管理学里,这是一种通过一系列活动主动塑造的文化形态,当这种文化被建立起来后,会成为塑造内部员工行为和关系的规范,是企业内部所有人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对维系企业成员的统一性和凝聚力起很大的作用。

企业文化有三种表现形态:表层,物质态的视角文化;中层,制度态的载体文化;深层,理念态的精神文化。

(一)表层:物质态的视角文化是指企业形象文化层和行为文化层的总和。企业的形象文化层包括了企业创造的生产环境、企业的产品、技术、广告、企业的包装与设计、企业的标志等。他们是企业形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为文化层是指企业员工在生产和管理过程总的活动文化,它包括企业的整体行为、企业家的行为、企业模范人物的行为,员工的个体和群体行为等。它是企业作风、精神面貌、人际关系的体现,也是企业精神和企业价值观的反应。

(二)中层:制度态的载体文化是指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主要包括企业领导制度、企业组织结构和企业管理制度三个方面。企业制度不仅是企业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且体现着企业的内在精神,但是,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不仅仅局限于制度这一种表现形式,企业的内在精神,也不可能完全用制度来体现。所以,企业制度是企业文化的中层载体。它起到了介于企业的表层文化和内层文化的传递功能,使企业在复杂多变、竞争激烈的经济环境中处于良好的状态,从而保证企业目标的实现。

(三)深层:理念态的精神文化是指企业精神、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企业价值观念等,是企业意识形态的总和,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精神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一经形成就会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

企业文化如果被员工和社会认同,将是企业长期屹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力量。企业文化同时也会在企业内部和外部产生营销效应,即用企业文化的影响来实现企业营销。企业文化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企业品牌的内涵。所以,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结合经济形式和企业自身特点,进一步提升企业文化是应对经济危机的内在策略,这对于企业长期发展至关重要。

二、经济危机背景下提升企业文化的策略

所谓危机,既有危难,又有机会。采取措施较好的应对危难,事实上就为企业赢得了一个机会。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成功的提升企业文化实际就是为企业赢得了一个长期发展的机会。当前,一些企业面对业务量剧减,产品进出口减少等情况,只关注生产销售等“硬”环节,而没有关心企业文化的塑造。有些企业没有给员工过多解释就减薪或给部分员工放假,对员工造成恐慌并对企业失去信心,容易导致人才流失。还有一些企业为了节省开支,降低员工原有的一些福利待遇,若没有很好的和员工沟通,也会导致员工工作积极性的下降,更加不利于企业应对经济危机的挑战。所以企业在当前形势下更需要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

(一)从“深层”入手:进一步打造企业精神

1.树立员工对企业的信心。在经济危机中员工的信心很重要。只有相信企业的实力,坚信企业能度过经济危机,员工才会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贡献自己的力量。信心需要一系列外在措施来保障,比如,确保员工福利待遇基本保持不变。若由于业务量下降确实需要削减员工福利待遇,要对员工做出说明或承诺。比如,企业CEO发给员工一封信;召开全体员工大会,等等。

2.进一步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价值观。以人为本,是把人视为管理的主要对象和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指企业给员工充分展示自我,发挥能力的平台,这与员工的基本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很多企业以追求收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企业之间除了比技术财力,更主要的是靠人才来一争高下。如何能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核心就靠企业文化。真正让员工忠于企业的,不是金钱,也不是升迁,而是认同,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因为人们对金钱与升迁的欲望是无限的,永不满足的。而对一种企业文化的认同,是一种价值观点相融,这种价值观的相融会使员工得到满足,并且这种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忠诚,是难以改变的。这才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根本。

例如,宝钢集团秉承以人为本的发展策略,为员工发展铺设平台。在宝钢,早已打破了八级工作制度,高技能岗位上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甚至可能高于公司领导;优秀的员工有机会被送往国外的企业培训,参加国际会议;通过普通工人―中、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技能专家这一平台,扶持技能工人“登高”,创造“学而优则专家”的氛围。这调动了宝钢工人的积极性,出现了获得55项专利的汽车电器修理工孔利明,第一个走上国际论坛的宝钢工人杜国华,实现专利技术返销的傅方中和施卫忠等,这种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为宝钢的发展积累了人才。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留住人才,为经济危机后企业长远发展做了铺垫。例如,全球金融行业的危机已导致大批金融人才暂时失业,这将为上海创建金融人才团队提供机会。另据报道,2009年初,在目前全球经济危机日益深化的时候,北京5&5总裁俱乐部最近完成的“2009年度总裁信心指数”调查显示,仅有17%的企业表示将会裁员。超8成(83%)的企业表示企业员工数将不变或增加。在所有企业总裁中,44%的人表示2009年还将增加员工数量。这也说明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仍然是成长型企业的主要任务之一。

3.促进并购后企业文化共融

经济危机下,很多行业面临重新洗牌,企业并购情况屡见不鲜。2008年中国并购活动仍保持强势,并购额飙升至1 596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比2007年跃升了44%;并购后,如何促进企业文化共融是一个重要课题。在医学上,新输入的血液若和原有血液差别过大,会出现排斥现象,导致身体不适,严重的会威胁生命。在企业中也是如此,若不能很好地使新并购进来的公司员工快速融入到原有公司的企业文化中,会影响整个公司的发展。

对于并购后的公司企业文化共融,企业可以采取一些人性化措施。比如,通过培训,培养认同感。培训的方式有很多,杰克・韦尔奇在任期间的工作中心之一就是巡回于GE总部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价值观方面的演讲。这种行动取得了非凡的效果,使GE成为全球最受尊敬的企业之一。此外,还可以搞专题教育,拓展训练,也可以把企业价值观念故事化和理念化。例如,惠普公司流行一段十分感人的故事:HP的创办人有一次在巡视各部门的时候,走到研发部,看到零件柜上了锁。当时该部门主管不在办公室,创办人问其他同仁,为什么零件柜要上锁?同仁回答,主管担心有同仁拿走贵重的电子零件,回家做自己的电子产品。创办人听完不说一句话,借来一只钳子,将锁剪短,并留下一张纸条,签上自己的名字:“请不要再上锁,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员工。”惠普公司信任员工,以人为本的精神在这个故事中得到充分体现。每一位曾经任职惠普的员工都津津乐道公司这个小故事,并遵守公司诚信正直的企业文化。

(二)在“中层”把关:用制度保发展

1.建立开放性创新机制

创新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也是一个企业得以长期发展的法宝。在此次经济危机中,在一些企业纷纷倒闭的同时,各地不少高科技企业却表现出良好的免疫力,鲜明的对比折射出科技的重要性,如何建立开放性创新机制成为企业转危机为机遇的重要途径。

所谓开放性创新机制不仅指企业能引进外部技术和创意来辅助内部创新,而且意味着把不适用于企业当前市场的创新成果,通过授权转换,开发新市场或进入他人的市场。在国际化背景下,没有一个企业能独立地完成彻头彻尾的创新,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创新体制,把资源用在最关键的地方,用分工协作的方式产生更大的价值。

此外,在企业内部建立创新机制,鼓励员工有创新思维,对取得实际效益的创新给予各种形式的奖赏。例如,海尔公司洗衣机事业部检验班班长田丰青在工作中提出创新想法:使洗衣机的“耐压”和“接地”两个检测工序合二为一。厂里的技术人员依此想法就很快改造出了一台先进的仪器。这位普通工人的创新事迹在2004年8月3日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这对所有员工都是一个无形的激励。海尔的成功与这种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密不可分。

2.把简单的奖惩机制变成有效的内在激励机制

公司之中必须存在奖惩才能更有效地激励员工,但奖惩一定要科学规范公平,这样才能成为激励员工的内在机制。目前,很多企业都有年终考核和其他奖惩措施,但很多中小企业并不规范,奖惩存在“人治”,这种会令员工感觉不公平,导致人才流失。企业可以引进一些员工绩效考评软件,结合日常的一点一滴,把业绩考评和工作状况量化,也可以使考评绩效公开化,这样能有效激励员工,既使员工感受到公平,又不会因压力过大而感到压抑。总之,要将企业经营理念和价值观体现在具体的企业管理制度中,体现在经营实践中,体现在员工的行为方式中,由此构成一个良好的组织气氛,来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凝聚力。以文化的力量推动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保“表层”形象,构建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物质形态和体现,表现在整洁的工作场所、现代化的工作设施等“硬件”中。物质实体可以直接体现出企业的文化追求,使员工处于良好的文化氛围中。SAS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私人软件公司,员工分布在全球近200家分支机构中。在CIO Insight杂志的“2005年供应商价值调查”中,SAS被列为商业智能领域的领导者。而SAS美国总部建有一个面积达77 000平方英尺的娱乐健身中心,员工可以在工作之余参加各种休闲放松项目,这就是“寻求工作于生活平衡点”的最好体现。对于经济危机下的中国公司来说,在保持企业生存的前提下,进一步构建物质文化基础设施的做法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利用经济危机企业业务量少的情况,利用这个机会,对企业办公环境进行改善,对办公楼进行适当装修和翻新,虽然表面上看投入了资金,但带来的是员工高昂的工作士气。

篇7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084―03

近年来，文化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中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纵观之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经济问题的研究状况，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主要局限于探讨文化与经济的各种联系，而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研究还不多见。一方面，传统上的大多是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等角度，把文化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精神活动，乃至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来研究；另一方而，即使国内外现有的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文化产业内部运行，还是研究其具体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往往就事论事．缺乏一个必要的从经济学角度全方位、整体的研究框架支撑，更没有建立系统的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在吸收周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经济的角度系统地研究文化生产活动是非常必要的。

一、文化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定义、内涵和外延，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形成一种有影响的权威性的科学概念。如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用把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现象都看作文化现象来进行分析与认识的大文化视角去界定文化经济的概念：认为文化经济学是用一种大文化视角去审视社会经济现象(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各种现象)的学问，是探讨经济现象与经济发展的文化意义，揭示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及相互影响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经济运行的深层动因，推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学问。同时，也有更多的学者(方家良，1991；程恩富，1999；胡惠林，2003)则比较倾向于以经济学的角度定义文化经济之概念，认为文化经济学就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侧重从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产业中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

本文认为，所谓文化经济学，就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环节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从经济范畴的角度和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的经济性和蕴涵的经济逻辑，以揭示文化经济活动的特征、变化趋势和客观规律。虽然传统上，经济学分析方法主要被运用于物质生产领域，所以，给许多人造成了似乎经济学只适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假象。但是，近20多年以来，经济学当作一种方法论，运用于分析了政治、家庭、制度、历史等多种社会现象，已经把经济学的分析领域拓展到了多个领域。可以说，文化经济学也正是这些拓展逻辑的合理延展，它是经济科学向文化领域的延伸和渗透，是经济理论与文化理论相融合的结晶。因此，文化经济学应包含以下三方面的涵义：

一是文化经济学是从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出发，运用有针对性、适应性的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来说明文化之本体，并把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关产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资源作为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是作为整体的文化经济学，它并不研究文化经济各分部门的特殊经济规律，而是关注点集中于文化生产诸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上，是透过这些规律的分析，揭示其共同普遍的经济规律．．

三是虽然文化经济学着重考察和研究文化活动中的经济要素，揭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活动的经济学品格但由于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是文化领域中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原则，因此，对文化经济的研究不能脱离文化的本质特性。

二、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文化，这一广泛地被使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向广延度和深刻度拓展的概念，因此，关于文化的定义较有影响的就有200多种，其中较为著铝的是1871年英国“人类学之父”E・B・泰勒(E-B-TYh)的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我国《辞海》曾为文化下过较为权威的定义：“从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或者说，是在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方式的总和”根据以上定义，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可以被视作文化现象，文化表现的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内涵。

然而，作为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文化本身。“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文化经济学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利学，就因为它也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文化生产活动为研究对象，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视角对文化资源、文化商品、文化商品价格、文化市场、文化投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经济管理等一系列主要范畴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探索文化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因此，作为文化经济学的对象性研究范围，主要是指和文化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有关的文化活动现象，包括文学艺术、广播电视、图书出版、文化娱乐、文物博物、音像制品、文化旅游，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设施与组织机构、如艺术表演团体、出版社、影剧院场、影视制作公司、书店、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

文化经济学建立的主要依据是的经济哲学观，的经济哲学是关于社会经济运动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既需要消费物质生活资料，也需要消费精神生活资料。文化生产属于精神生产，是精神生产的一部分，文化生产以文化产品来满足社会的文化精神需要。而且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他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对象就会产生。并指出：“宗教、家庭、国家、道德、法、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他所说的“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实质上指的就是广义的文化生产或精神生产。因此，文化艺术生产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虽然不同于哲学、科学、教育和宗教等其他精神生产，更不同于物质生产，但文化艺术生产同样也要“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总之，文化经济学是以文化生产活动中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视角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的利学。其关注点集中于文化生产诸要素的合理配置、文化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上。

同时，文化经济学是一个独立的、涉及面相当广的兼有文化和经济双重特性的领域，它有着自身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在自己的活动领域中表现出种种特殊的矛盾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经济学是文化生产活动与经济生产活动相互融合而衍生出来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并在根本上把自己同其他经济学分支和文化学分支区别开来的经济分支学科。

此外，要注意文化经济学与经济文化学和知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别与联系。文化经济学分析的应是各个文化领域的经济问题，而经济文化学分析的应是各种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现象，如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消费文化、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东亚经济崛起中的文化因素等，而文化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和范围也不尽一致，知识经济学是单纯研究知识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

三、文化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

由于文化经济学是侧重从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生产活动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因此，文化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研究内容应是一般经济学的拓展。如经济学中的资源、商品(产品)、价值、价格、供给、需求、消费、市场、成本、效益、资本、投资以及分工、贸易，竞争力等。文化经济学则有文化资源、文化商品(产品)、文化价值、文化供给、文化需求、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生产率、文化资本、文化投资以及文化分工、文化贸易，文化竞争力等；另如经济学中的市场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而文化经济学中的市场是以文化商品为经营对象的市场。这两个市场的活动，都要受到价值规律的支配。从以上罗列对比可以看出，文化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概念、范畴和内容应是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并以这些基本范畴为核心，再加上其他派生的范畴，一起构成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理论体系。并且，通过对这一系列范畴的分析，阐明整个文化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

正如概念、范畴和内容是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一样，文化经济学的也应需要吸取经济学科学体系的精华，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要注意经济学研究的是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和特点，而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则是文化生产中的特殊规律和特点：如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中研究的“商品”(产品)都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物质产品本身没有特殊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但文化产品一般都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此，文化经济学没有必要也不应机械地模仿经济学，应根据自身特点以一定的逻辑顺序构建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体系。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资源的配合，因此，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关产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资源是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具体来讲，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应着重从文化资源配置角度，以文化资源的分析为开端从微观、中观、宏观乃至全球层面层层展开其他内容。微观上阐明文化资源配置与开发、文化供给与需求、文化产品的价值与价格、文化投资与消费、文化市场等现象的特点和运行规律中观上研究文化产业的组织、结构、管理与发展等问题；宏观上研究文化经济与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及宏观调控等问题；全球层面上阐述文化经济的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力以及国家文化安全等问题。总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如下：

微观基础篇中观产业篇宏观发展篇国际竞争篇

1.文化与文化资源2、文化产品及价值决定3、文化产品的供求机理4、文化投资与消费5、文化市场6、文化产业的结构7、文化产业的组织8、文化产业的管理9、文化产业的发展10、文化经济与国民经济11、文化经济与收入分配12、文化经济与劳动就业13、文化经济与宏观调控14、国际文化分工15、国际文化贸易16、国际文化竞争力17、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

四、文化经济学研究应注意的几个矛盾

不断推进文化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根据不同种类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结合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文化经济它不仅引出了诸如民族文化资本化等“经济”问题；文化产品、文化产业、文化背景等对一定国民经济体系的作用、影响和意义等“社会”问题；而且基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质，甚至扩及于文化安全等“政治”问题。因此，在推进当代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密切注意文化市场机制发展中的众多的尖锐矛盾。比如文化产品的物质商品属性与非物质精神属性的矛盾、文化产品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矛盾、文化市场规律与文化艺术自身规律的矛盾、市场运作方式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矛盾以及文化经济效益与文化社会效益的矛盾等等。这众多矛盾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重矛盾之间。在众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当代市场条件下文化发展的物质商品经济性与非物质精神文化性之间的矛盾。

篇8

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区域经济学在当前是一门有着较短发展历史的新兴学科，因此并没有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而且对所研究对象进行的表述有着很大的差异，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点：

（一）诺斯（H. O. Nourse）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为人们所忽视的经济空间秩序，研究稀有资源的地理分布的科学”。

（二）程必定（1989）认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地域组织规律。”

（三）刘再兴、周起业等（1989）认为：所谓的区域经济学也有另一个名称为区域科学。主要是针对一个国家的区域经济系统的建立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然后再根据区域分工与合作的方法原则对区域的各类型产业进行布局，进而保证该区域的经济能够与世界经济发展相接轨，又能够将当地的优势产业发挥到极限；得出一个企业大小规模大小都有的多层次区域经济，进而让当地的城乡经济连接成一片的有机经济体。

（四）艾萨德（Walter Isard）认为：区域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该区域内的一些进行生产工作从而来收获利润的个体产业或者企业；让当地区域的居民的福利扩大化；当地区域的人均收入增加，收入分配得到有效改善和衡量让该区域内的资源能够得到每个产业的合理利用等等。

（五）杜贝（V. Dubey）认为：“区域经济学是在经济学观点下研究资源不均衡分配的科学”。

（六）陈栋生（1993）认为：区域经济学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及相互关系的决策性科学”。

（七）郝寿义、安虎森（1999）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区域经济活动的自组织和区际经济联系科学”。

因此，针对以上研究与论述的比较可得：首先，（1）、（2）两者都有着较为一致的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认为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为经济地域系统与产业分布。并且两者主要强调内容都是低于组织、地理分布与经济空间秩序的规律。不过实质上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还是有着一定去别的。再者就是（4）的观点中对区域的经济发展效率问题和市区内经济的发展进行了主要强调，但是却忽略了区际的关系。然后就是与（4）相反的（5），主要强调了区际关系与地区差异的重要性，而对区内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忽略。不过（5）观点中有一点创新就是区际关系没有被限制在国内，即区际关系是可以跨国界的。还有就是（3）、（6）、（7）三者的观点都对区内经济及进行了重点强调和研究，同时也注重对区际关系的研究。不过各自的表述有所差异，（3）（6）认为区域经济学是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的，而（6）（7）则是将区域经济学认为是决策类型的科学学科。

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属性

（一）属于经济学科论。

区域经济学在多数的经济学家眼中是产业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相融合的学科，即被分为了应用经济学范围内。经济学家们一直以来都只是关注和研究宏观、围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但是都却不注重经济发展要素的空间布局和运动规律问题、产业与空间方面的区域资源分配问题以及区域经济管理的主要运行机制问题。所以对区域经济学科的发展，实质就是对经济学进行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所以，包括我国官方的大多数区域都认为经济学科内包括区域经济学。

（二）属于地理学科论。

针对区域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差不多是一致的，这是最近多数地理学家的观点。尤是针对区域地理经济学的研究。区域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一个经济地域内如何建立较为完善的经济系统、布置地域内的产业布局，进而使得空间内的产业布局结构较为合理。而区域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是经济地域系统与产业布局。因此，比较二者可发现研究对象几乎相同，且很多的经济地理学家后来都开始事区域经济研究工作。所以地理学内应包括区域经济学。

（三）属于边缘学科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区域经济学既不是经济学范围又不是地理学范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边缘性质的学科。虽然区域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与地理学内容类似，同时也对区域差异和条件分析持重视态度；不过区域经济学也是与经济学相同，对经济学内的企业、产业、和相关政策的研究也是比较注重。研究者的群体中包含着经济学和地理学两个学科。因此，将区域经济学看作为两者的边缘学科，对经济学与地理学两者的精华内容进行吸取，并对进行全面发展。

我们的观点则是，看一门学科是否有这比较旺盛的生命力主要是实践功能强大与否。即根据问题出发，结合实践内容而跨学科的主要攻关是奔着学科、市场以及实际实践的需要而说的，也是未来时间内的发展趋势。所以将区域经济学科视为是地理学与经济学两者的边缘学科是更有利于将区域经济学的实践功能发挥极致。

三、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及规律性

（一）空间规律的不平衡性。

区域资源由于受到社会、自然以及经济方面的影响使得区域经济的空间分布与空间配置开始出现不平衡性。虽然平衡是暂时性的，但不是绝对性的不平衡。区域资源空间配置和经济的空间不平衡分布的恒久性在全球角度下来看主要是自然环境对进行了主导作用。而部分地区和国家不平衡的区域资源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空间分布则会由于社会、自然以及经济条件的综合作用出现相对稳定；如果再根据一个国家的一级行政区进行分析，则区内资源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空间分布不平衡，由于区位条件、自然条件、劳动力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等之间的差异而使得存在普遍性。因此，那种盲目的追求区域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而忽略了实际情况，除了让预期目的实现出现困难之外，还能够让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甚至使得宏观效益得以下降。

（二）时间规律的阶段性。

根据时间规律来分析，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过程，分析每个区域的以前、现在和未来的整体过程都会根据当地区域经济的变化而表现出每个时期各个的特点，所以就会由较为鲜明的发展阶段出现，这也是当地的区域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的主要体现。区域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超越发展阶段的，深圳就是一个发展的特殊例子，不过该种跳跃式、超常规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在一般情况下实现的。

（三）动力机制人地互动性问题。

区域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时间规律是区域的阶段性，那么空间规律就非不平衡性莫属了，区域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是人地互动性。而人地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则就是区域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即人与地理环境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此人地之间关系的互动和综合平衡是区域发展应重要关注的，同时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过程。

四、新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一）新区位因素研究。

社会经济条件、自然资源、生产技术以及地理位置等是研究传统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区位因素，并且对于自然资源、运费、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的重视程度更大，但是对社会经济条件的状况忽略了，该状况在我国区域研究和原苏联的区域研究突出更加明显。新型的区域经济学在对传统区位因素进行研究时，对网络、市场、信息技术、政策、外资等新位因素研究重视程度更高。自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不断增多，专家学者非常重视这一系列新区位的影响因素。并且他们试着想根据数学相关模型来解释这些新区位影响因子的作用机理。这与传统区域经济学对区位因素的分析思路有差异。

（二）新地域运动规律研究。

1.新地域运动的影响因素研究。要探讨跨国公司、信息技术以及经济全球化地域运动之间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主要原因，发现限制因素，并分析几个因素间的互相作用模式。

2.新地域运动的空间模式及演化规律研究。要研究跨国公司、信息技术以及经济全球化之间地域运动的功能与构成要素、空间组成模式，并分析这些空间模式的不同演化规律。

3.新地域运动的城市效应研究。根据实证调查结果，分析跨国公司、信息技术以及经济全球化对城市规模、性质、空间组织所造成的影响机理，并根据这个基础，分析全球城市体系的形成和演变规律。

（三）新空间集聚研究。

1.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研究。对报酬递增和集聚空间的研究内容在早期是阿瑟、维纳布尔斯和克鲁格曼等人开展的。根据形成专业化和贸易方面的报酬递增、经济规模以及不完全竞争相比于报酬更加稳定、完全竞争的相对优势是更加重要。使得报酬递增的主要因素、技术、市场等并不是国内也不是国际上的规模，而是一个区域经济通过集聚而逐渐形成的。每个学者对于报酬递增在空间集聚过程中的形式强调是不同的。例如，维纳布尔斯、克鲁格曼研究得出的模型里将技术溢出、劳动力市场、中间商品的供求关系这三个外在因素作为集聚的动力，是这些外在因素使得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开始集聚。

2.区域成长与空间集聚研究。区域增长与空间集聚两者存在的内在联系是新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强调对象，人们研究区域集聚的兴趣来源是由于一些经济学家在增加内生增长变量与新古典增长模型改进大前提下得出了新增长理论。据分析沙拉马丁和巴罗的研究成果，国际之间的新古典集聚模型没有国内的区际之间的实用性强。主要是由于同一个国家内的各个地区的文化、政府管制政策、技术、立法体系等工业发展因素都是比较相似的。因此一国内部的各个地区间的集聚比国际方面的集聚形式实现比较容易。

市场的交通费用、波及范围、区域间劳动力可移动性等都是根据区际经济活动的扩散与集聚受到经济全球化影响而决定的因此，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劳动力的可移动性得以提升，并使得空间集聚开始向更大范围发生，边缘与核心区之间的差距也将变得更大，进而导致空间不平衡性情况更为严重。

参考文献：

[1]柏银玲.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关系研究[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

[2]滕少霞，骆玲.论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的整合与分异[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01）.

[3]杨开忠.区域经济学概念分支与学派[J].经济学动态，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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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规范体育经济管理和完善奥运会是政府迫切的对政府在体育经济方面应发挥怎样的作用而产生反思和思考。例如，要着重支持什么方面的体育经济，要如何发展体育用品生产产业，如何调动体育经济带动其他产业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发展，甚至包括政府应该支持体育用品和体育相关产业的发展私营还是国家进行主导适当放权于私营。这些问题随着奥运会的举办而进入人民是视野，但是它们却不是伴随奥运会而发生的，而是一直存在，只是奥运会给我们一个契机，用心反思这些问题，并寻找到解决突破的方法。因此，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一方面推进了我国体育经济产业的制度改革，加快了体育产业的转型和发展。奥运会起到了一个催化剂的效用，使可能平常情况下缓慢转变的状况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快最优的转变。这无疑是对我国体育经济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在促进产业改革和发展的同时，因为国家注重改革的品质，因此，相配套的监督和指导机构也随之诞生，在整个奥运会的筹备和举办的过程中全程把握着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有助于经济的发展首先，奥运会的举办，直接效应是使体育相关企业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提供的不可多得的契机和商机。另外，奥运会的举办，从场馆建造，到举办期间的宣传实况报道，以及大量外国游客涌入而产生的外汇收入，都从建筑业、交通业、旅游业、新闻出版业、交通业、电信业、餐饮业、房地产业等各个方面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应。另外，举办奥运会而生产的种类繁多的纪念品也因其收藏价值而受到国内外人民的广泛青睐，这些相关纪念品的销售无疑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好的促进作用。也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弥补前期的经济投入。最后，从长远角度看，奥运会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来到北京来到中国，可以最直观的了解中国的社会氛围和民族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状况。这也为中国树立国际形象，中国企业树立品牌意识提供的机会。在此过程中也给国际友人提供了了解中国的机会，积极促进了改革开放，吸引的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积极作用。

我国体育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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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4.6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4-134-02

自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地位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逐渐活跃，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商业经济背景下企业的诚信问题日渐突出，还需各方面齐抓共管，把诚信建设摆在企业发展更加重要的位置。

一、商业经济背景下讲诚信的依据和重要意义

1、讲诚信的重要历史依据

我国是有5000年文明传统的文化古国，自古以来就有不少名著论诚信。比如，儒家的一部经典《中庸》中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意思是说，诚信是上天的法则，天道运行真实无妄，至公无私，比如日月星辰、冬寒夏暑等自然现象，每天或者每年都会日期而至，从来不违反规律。当然，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说法，是人在思想上赋予天一个诚心，以此来激励自身，实现有诚心，讲信用的做人之道。古人还认为一个反面:如果违背了诚，就等于背离了“天道”，就会一事无成。这说明早在2500多年前就已经非常看重诚信这一美德。“狼来了”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小孩子总爱撒谎，不诚实，结果头两次大家都被上当，没有看到他所说的“狼来了”，最后以此，狼真的来了，他又高喊呼救，结果这次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助他了。这有力地说明了“狼来了”不可怕，失去诚信最可怕。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荀子曾将“诚”与“信”连用，“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认为诚实守信可以产生神奇的社会效果，相反虚夸妄诞则产生社会惑乱；“诚”侧重指“内诚于心”，“信”则偏重于“外信于人”；“诚”是“信”的依据和根基，“信”是“诚”的外在体现，要以诚取信。

2、讲诚信的重要现实依据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春潮涌动了整个神州大地，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恢复和发展，国家更加注重人们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统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是做人的基本品质，是人品的修养，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我国需要通过建立社会机制保证、通过法律确认的权利和义务。诚信建立的是信誉，良好的信誉是做人的价值，也是人生存、立足社会的无形资产，是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生存发展的重要保障。建立诚信，要从提高人们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品位的角度来把握，而不能将诚信作为一种功利的手段，更不应该把诚信的目的定位在谋取利润的工具上。

3、讲诚信的重要意义

对国家来说，讲诚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和认可度的根本保证。十多年前，为遏制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所导致的全球变暖的温室效应，多个国家共同签署了《京都议定书》，承诺减排任务标准，中国按时按质地完成了目标，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能够不惜减缓经济发展速度也要为全球大气环境的改善作出贡献，中国政府的这一恪守诚信、遵守承诺的典范赢得了各签署国一致的好评与赞许。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也随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对企业来说，诚信经营更是关乎企业生存发展的大计，企业只有在抢占国际市场的同时，与同行业保持公平竞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真诚为消费者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才能赢得长远的利润。1984年，海尔集团公开砸毁40多台不合格的电冰箱，并向全社会作出郑重声明，今后一定不会再有产品重大质量问题。此后，海尔通过不断技术创新、扩大研发规模，逐步生产出一系列高品质、高标准的电器产品，海尔利用“海尔，真诚到永远”的企业口号，将诚信带入发展运营的全过程，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仍然是我国自主创新品牌的佼佼者；对个人来说，诚实守信是立足社会的根本，更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在未来激烈的人才竞争中，个人要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懂得用诚信作为衡量自身一切行为的尺度。唯有此，才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才能营造更宽松的人际关系。

二、商业经济背景下存在的诚信问题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市场监管力度不够和个别企业利欲熏心，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出现了含有三聚氰胺等有害成分的毒奶粉、劣质地沟油和含有皮质成分的毒胶囊等产品恶性质量事件，这不仅使产品生产者身败名裂，更给我国加大食品药品行业的违背诚信经营的监督和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此之前一些先进制造业基地生产假冒手表、鞋子和仿名牌服饰等假冒伪劣案件屡见不鲜，这严重破坏了市场的正常发展秩序，更给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如不加大措施整改，将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

三、商业经济背景下加强诚信建设的对策

1、国家要加大立法、执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