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艺术差异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西艺术差异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J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7）03-0079-03

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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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朱春玲徐俊辉陈诗兰作者单位：南方医科大学附属花都区人民医院眼科

术后59例59眼患者(86.77%)最佳矫正视力均有不同程度改善;术后最佳矫正视力:光感3眼;数指4眼;0．01～0．04者8眼;0．05～0．10者20眼;0．12～0．25者21眼;≥0．3者12眼。视力无明显改善7眼(10．29%)、视力减退2眼(2.94%)，为严重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或视网膜复发脱离患者。

自20世纪70年代玻璃体视网膜手术开展以来，使用最长、应用最广泛的是采用平凹角膜接触镜组合作为眼底手术观察系统，平凹角膜接触镜组合包括金属固定环和一组平凹透镜组成，由于应用平凹角膜接触镜组合观察眼底的范围受瞳孔大小的限制，即使是瞳孔充分散大的情况下，也仅能达到20°～44°，瞳孔缩小时严重影响眼底观察，甚至使手术进行困难;在复杂玻璃体视网膜病变条件下，如屈光间质混浊(角膜水肿、混浊，晶状体混浊以及玻璃体替代物:气-液交换或C3F8填充)，很难让术者获得清晰的眼底图像，使得玻璃体视网膜手术进行困难;并且术中需要缝合金属固定环、频繁更换和转动角膜接触镜、角膜镜面容易被血液和气体污染、同时需要助手配合顶压巩膜以利于观察周边锯齿缘，对助手配合性要求高，所以平凹角膜接触镜组合存在很多缺点。随着现代玻璃体视网膜手术技术的日益发展，要求眼底观察系统在成像质量、观察范围上能提供更为清晰、视野宽阔、立体感好、直立的眼底图像。在这个客观要求下，国内外学者不断创新改进，设计出非接触广角眼底观察系统，如非接触广角观察系统。其中双目间接眼底显微镜是在手术显微镜中应用了间接检眼镜检查法的原理，可以对眼底进行大于120°宽广视野、清晰、反转实像的无接触观察，不受瞳孔大小、屈光间质混浊的影响，还可高倍放大黄斑区域;SDI与手术显微镜一起使用时，SDI能将双目间接眼底显微镜的倒像改为直立，同时能够维持宽广、清晰、立体眼底视野，从而通过非接触广角观察系统使术者能在清晰、宽广、直立的视野下顺利完成双手玻璃体视网膜手术，提高手术的成功率。

更重要的是，随着现代玻璃体视网膜手术的发展，其手术适应证越来越广。过去我们采用平凹角膜接触镜组合作为眼底手术观察系统在小瞳孔、角膜瘢痕、晶状体混浊以及玻璃体替代物条件下进行复杂玻璃体视网膜手术时，需要进一步手术扩大瞳孔，切除晶状体或频繁换镜和巩膜压迫等繁琐操作，手术视野也不理想，往往是手术进行困难，并发症也多;而非接触广角观察系统克服了小瞳孔、屈光间质混浊的影响，可以使得术者在玻璃体视网膜手术中获得直立、立体、清晰、宽阔视野，从而使手术变得更加简捷，顺畅和安全，所以非接触广角观察系统在这些复杂视网膜玻璃体手术中更能体现其绝对的优势［3-13］。

篇3

中国画与西画的本质区别在于其民族性的不同，进而衍生出艺术自身表现方式和技术特点的各异。所谓艺术的民族性，就是指由民族历史的思想文化所决定并体现的区别于其他民族同类要素的特质，它是艺术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内因。同时，艺术的发展是建立在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民族思想文化、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基础之上的。中国画，特别是由于中国文人的参与，逐步把这门艺术同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结合起来，把艺术表现同人与自然的关系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艺术体系，也构筑了中国画艺术与世界其他民族艺术的本质区别。

中国人的宇宙观其实是受道家、玄学思想影响而形成的。道家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贯穿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始终。而西画则更加崇尚自然、科学和理性。中国绘画的艺术个性主要表现在意象和气韵两个大的方面，用气韵来表达神采。由于气韵是以人的个性情调为主要内容，所以在绘画中个性风格同样是指一种个性化的精神特征，中国绘画的这种侧重于内在精神气质方面的特征，与西方侧重于外在形式语汇差异的个性表现特征明显不同。具体表现在：

一、表现语言的差异

“空”的意境与“有”的实相

中国哲学中长期存在着“有”与“无”、“虚”与“实”的论争，中国艺术精神的出发点便是“无”，所谓道的境界就是“无”的境界，“无”生“有”，“有”生万物。WWW.133229.COM“无”之所以生“有”，在于“无”中充盈着创造动能的“气”。宇宙大气流行，衍生万物，所以中国艺术以气为本，中国绘画是一个“气”的世界。在这个气韵流贯的世界中，有音乐式起伏流动的旋律和舞蹈式回旋变化的节奏，以气为根本的中国画的构成，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是把时间和空间结合在一起，用一种流动的眼光、移动的立场摄取世界。流动的眼光、变换的视觉，也就是中国画中所谈的散点透视的方法，这早在山水画之前的人物画中就已形成了。因为情节中存在明确的流动时间，画家需要把不同时间、地点、情节表现在同一时间、空间和构图之中。

从“无”出发，以气为本，决定了中国画尚虚、尚空的意境。在空寂处见灵动，在灵动中见精神。强调人与宇宙、自然的情感交流。能空能虚是实现中国画意境的重要前提；虚实相生相变，虚实对立统一，是中国意境构成的辩证法。在中国画中，有形亦可以虚，无形亦可以实，如云、水、烟、霞，绘画时不用笔墨便化为虚像，画中的空白在实物的对照下，又显示出云、水、烟、霞的实景。

这种以气为根本的中国画，落实在“意象”的塑造上，便是通过笔法和墨法追寻物象的骨气，赋予自然物象以生命感、运动感、灵动感。因而中国画要求笔墨不被物象的表面形式、表面形象所拘束，笔墨的点、线、皴、擦必须从实体中解放出来，这样就导致对逼真的光影体感表现的遗弃。由于受西洋雕塑、实感、体面的影响，出现了晕染法，但最后晕染只深藏在浅的节奏中，对体面只做出一种暗示。中国画的主要语汇始终是线，因为线是时间和空间、情感和理性相融汇的语言，线的韵律是大气流行和变化的具体形象。

西画艺术的出发点是“有”的概念

西画是从实体出发，实体是主动的，占据空间的，并在空间中流动、生存、伸展。表现在西画艺术上，就是采用几何学的透视法，把人的视觉几何化。通过光影透视表现远近、明暗层次，把人的视觉物理化。总之，西画借用科学的合理而真实的空间感表现着自己实有的空间意识。西画同古希腊的雕塑有着渊源关系，在二度空间表现三度空间，使绘画真实再现，物体仿佛可以抚摸。这种有节奏的明暗和光影，加强了对物体结构块面的理解，由此而来，线在光影中消失了，只有面和体积的存在。所以西画（现代派之前）大都否认了线的存在，不过在作画时又难以完全逃避线条，因此就从纯科学的角度去解释线条，认为线只是面的压

缩。

二、色彩上的差异

中国画的色彩，在传统绘画理论中有南齐谢赫《六法论》中的“随类赋彩”一说，它比较尊重物象的固有颜色，但是并不是机械的“自然主义”，而是敢于突破物象本身的色彩特点，代之以从情感中酝酿的色彩。画家的色彩感不同，从而导致作品的色调也不一样，如齐白石晚年的花卉用色艳丽，而吴昌硕的色调含蓄而雅致。

所谓“色彩感”是画家对自然界色彩进行抽象而产生的一种情绪，山水画尤其注重这一点。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静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这是画家在一年四季中，经过观察而得出的感觉。中国画的色彩具有浓烈的装饰性，颜色单纯而不失凝重，更趋于非理性。传统的水墨画，强调墨即色，墨分五色，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水墨画是开了“抽象”的先河，比西画的抽象要早很久。

在西画中，对色彩的规律的研究已系统化、科学化。色彩本来就是光线的具体化，物体的颜色是千变万化的，光线的变化而导致物体色彩的变化，物体的色彩是固有颜色和环境颜色的综合体。这种色彩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在印象派（马奈、莫奈、德加、雷诺阿等）和后期印象派（凡·高、高更等）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因为色彩是最容易被我们感受到的，在现实世界中自然物象的色彩不论是明快还是暗淡，是强烈还是柔和，都会直接地影响人们的精神。所以，色彩不仅是西洋绘画的重要的造型手段，也是西洋画家表现感情的重要手段，这一点上，西画和中国画可谓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三、观察方法的差异

西画十分强调观察方式的必要和重要，注重通过写生来仔细观察、研究物体，直到它变成心中的“第二自然”。所以模仿的方法和数学逻辑，构成了西画中科学再现客观世界的基础。这种理性的形式分析方法，始终是西方艺术观察、理解世界的主要方法。在中世纪，人们认为“一切艺术和科学都是以数为基础”，认为美是适当的比例和鲜明的旋律。文艺复兴时期则把艺术上的形式主义拉到科学的怀抱。达·芬奇在一个圆形里分析了人体的比例数及其整体上的圆满，运用几何的方法对人体作了既精确又理想的歌颂。事实上，诸多的艺术家又是著名的数学家、建筑师。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都陶醉在几何、透视、解剖等形式的分析中，而在以后的各个时期的作品中，很难找到文艺复兴大师们那些具有理性的精确和结实的素描。这里所说的其实也是西画写生的一大特点，即真实地再现对象，也就是形象的再现。

而中国画的传统观念与这种观念完全是大相径庭。中国画强调的是“意象”，是画者情感化的物象。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于山水间”，通过对物象进行默记、整理，用高度概括、凝练的语言表现物象，撇开一切能左右物象形态的琐碎的东西，使物象更加集中而具有表现力。这样一来也就忽略了时空对物象的约束，可以更好地表现物象的精神气质，如山水画里面“画山不看山，画树不看树”的理念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四、构图中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

中国画家对于构图不是从形式上看待，而是从观念上把握。这种观念的把握不是靠理性分析去认识，而是靠身心去体悟。中国画家对构图的体认，使得中国画家对于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有着天生的自觉，甚至在他们心目中，诸如虚实变化、疏密变化、开合起伏、平衡和谐等等形式因素本身亦是“道”的体现，故而不遗余力地开掘其意义，将其提升。正是这种有意无意地将形式湮没在内容中的事实，使得中国画家们一直未能对形式，诸如构图作一番单独的、翔实的、综合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画构图的迷失，相反造就了一系列独特的构图观。如因为强调天地同观，因而产生了咫在千里的“映远法”和散点透视，产生了“天地位”；强调阴阳关系，因而注重虚实、疏密、接势、回势之说；强调时空一体，便有了长卷式构图……

中国画的构图其实就是经营位置，其主要的构图规律就是运动透视（散点透视）的具体运用，可以把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物象相互联系在一起，这是西画所不能的。再就是经营黑白，所谓计白当黑，知白守黑，注意画面黑白的安排处理及虚实相生的变化。

而西画则比较尊重科学，采用合理的焦点透视来表现事物的变化规律，采取科学的切割方法（包括黄金分割的方法），在不同的视点和视角中表现不同的物体，更趋于科学和理性。发展到现代，不论是中国画或西画，在构图上都倾向于构图的标志性：把自然的空间进行更有序的组合，打破常理，使之更规范，更具艺术感染力。

另外，这两个大的画种的工具材料和作品的形式也不一样，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决定了其技术特征：“三矾九染”，作品的结构形式丰富多彩，强调诗书画印合一。而西画则充满着理性的光芒，画面厚重，色彩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

当然，中国画和西画在发展中相互不断地影响着。国画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吸取西画的一些长处，比如透视、解剖、写生以及光色的研究。这期间老一辈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都做了不朽的贡献。林风眠在《东西艺术之前途》中总结说：西方艺术是以模仿自然为中心，结果倾向于写实一面，东方艺术是以描写印象为主，结果倾向于写意的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画的写实性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而这一点又是与院体风格的西化分不开的。

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出现了东方美术热，西方现代绘画中流动着东方的血液，闪烁着东方的神采。表现在绘画方面，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及日本画入欧洲，被人采用，便发生了‘印象派’……”马帝斯为中国的线描艺术所折服，其作品“单线平涂”的装饰性和克里姆特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与借鉴，在他们的许多作品中都打上了中国画风格的烙印，还有如凡·高等许多画家都受中国画很大的影响。但不管怎样，艺术只有根植在民族的土壤中，才会保持自己独特的发展和个性的魅力。中国画也好，西画也好，不管如何发展或融合，但评定其艺术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艺术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高度统一和完美，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参考文献：

[1]《绘画，东西方文化的冲撞》，王庆生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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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西方对音乐本质之定义的比较分析

1.1 音乐本质与社会政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渊源，是人类文化历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讲究人格，把自然理解为生命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审美方式和追求重人的心理体验，强调悟性，这都是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国传统音乐艺术和音乐美学思想生长在中国独有的政治、经济、伦理土壤之上。作为意识形态，它的产生发展及其本质、特征、形态和功能都与中国传统政治、经济、伦理息息相关。在中国的音乐审美标准中，政治需求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儒家把音乐看做一种完善道德规范的途径，一种获得灵魂内省的把握，一种对社会大众教化的工具，认为音乐的首要功能是教化，所以其美学思想的出发点是音乐服务于政治、礼法等。①如孔子认为音乐家可以反映人们的痛苦和欢乐，但在感情上必须受到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论理准则。强调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推崇”了“乐而不，哀而不伤”的雅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恶郑声之乱雅也”，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偏见。免费论文参考网。这种对音乐本质的认定，充分肯定了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的作用。荀子也认为音乐可以鼓舞前方将士勇敢征战，而在和平环境中又能合人们温良礼让等。免费论文参考网。而我国重要的音乐美学文献《乐记》代表儒家的音乐家美学思想论述了音乐的本源:“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是由音组成，其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感动，“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但同时《乐记》也提出了音乐艺术相关的许多问题。如:音乐的成因和特征、音乐与国家政治的关系、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音乐的审美作用、音乐的教育作用、音乐的社会功能等。这种音乐美学思想，有的内容和审美标准到今天仍还是适用的，如《乐记》写道:“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就是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一方面，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批评标准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以“和”为中心，对我国的音乐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

1.2 音乐与自然科学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8—约公元前500年，把“数”当做音乐的本原;认为音乐的基本法则是“数”的关系;提出音乐的美与和谐只能到“数”的关系去寻找。毕达哥拉斯有着敏锐的音乐耳朵，对于铁匠打铁的声音，人们都习以为常，并不觉得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不同，但他却听出了差别。毕达哥拉斯最先是在路过一家铁匠铺，听到铁锤打击铁砧的声音，辨认出了四度、五度和八度三种和谐音，猜想是由于铁锤重量的不同导致了声音的不同，并通过称量不同铁锤的重量确认了其间的关系，随后，又用不同长度的弦的振动实验发现了弦长与和谐音的关系。他还发现谐声是由长度成整数比的同样绷紧的弦发出的—事实上被拨弦的每一和谐组合可表示成整数比，按整数比增加弦的长度，能产生整个音阶。例如，从产生音符C的弦开始，C的16/15长度给出B, C的6/5长度给出A, C的4/3长度给出G, C的3/2长度给出F, C的8/5长度给出E, C的16/9长度给出D, C的2/1长度给出低音C。他天才地用数学观点研究音乐，并阐明了单弦的乐音与弦长的关系，从而为现代音乐理论奠定了基础。他关于旋律、节奏、调的演说和对音响学的论证对音乐科学地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不仅仅关心数字和音乐与宇宙的和谐一致，他们将它们认同。音乐是数字而宇宙是音乐。而且，毕达哥拉斯在他的哲学中区别开三种音乐:用后代的术语来说，器乐——通过拨过琴弦，吹响簧管等创造的平常的音乐;musicahumana(人的音乐)-一由每个人的器官，特别是心灵和身体之间的和谐(或者不和谐)的回响所创造的连续但听不见的音乐:和musica mundane(世界音乐)-一宇宙自身所创造的音乐，被人们称做天体的音乐。免费论文参考网。

2. 中西方音乐创作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音乐，单声部居多，即使有些多声部的，也仅属于支声性(heterophony)或原始性的多声部，这与西方近几百年来高度发展了的多声部音乐大相径庭。西方音乐的最大特征是多声而非单声，但从顺序上，两方的专业音乐却可以说是以单声音乐作为出发点，单声是多声的基础，单声音乐的形式构建原则完全影响到多声音乐，多声音乐的出发点可以推演到严格的平行奥尔加农。严格平行奥尔加农在纵向结合上的“均等”特征，使其表现出单调、缺乏变化，但它的这一特征却是后来复音音乐发展的结构基础。正像圣咏中的装饰风格是通过引入非结构因素而获得变化和丰富一样，多声部音乐也是由非结构因素的插入而突破了严格平行奥尔加农的枯燥和乏味。14世纪以来，西方艺术便沿着中心结构原则发展，无论是建筑中的大厅楼梯还是绘画中的焦点，或是音乐中的终止式，都是这一原则的体现。西方以主音上方三和弦的大小区划调式色彩，是大三和弦的一类调式称大调性色彩，是小三和弦的一类调式称小调性色彩，形成了经纬分明的调式色彩体系。从音乐的织体的差异看，西方音乐体系在处理多声部关系时，倾向于纵向的立体思维，即特别注意主调旋律与其它声部的和声关系。音乐的织体思维主要是以纵向和声为主的网状立体织体思维。复调音乐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几个旋律结合为乐曲，旋律伴有定量节奏，文艺复兴和巴罗克时代的西方音乐呈现这种特点。在西方音乐中，.主调音乐体系也有一定的比例，一般说来，它只有一个曲调具有主旋律的意义。

3. 结论

与西方音乐相比，中国音乐更注重旋律美，旋律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并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各种旋律都讲究线条，这些旋律线的神韵可以与书法、绘画、舞蹈、戏曲、园林、建筑等其它艺术形式比美。有的延绵起伏，有的跳动剧烈，有的明显地呈现抛物线型，有的音符密集，有的音符稀疏。旋律中大量的运用“带腔的音”(又称音腔)旋律技巧，有效却不着痕迹的手法把一个不断重复的乐段连接起来而不使人觉得沉闷乏味，或把几个不同来源的乐段连接起来而使全曲具整体性，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创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组织思维方式，是构成中国音乐及其美学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大鹏. “中西合璧”在于补短扬长[J]国际音乐交流, 2001,(04) .

[2] 周薇. 俯而弹,仰而思—学习《西方钢琴艺术史》[J]钢琴艺术, 1997,(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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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导致两种文化对舞蹈美学研究的视角和切人点也不尽相同。以中国美学家宗白华和王元麟的研究为例,不难发现中国的舞蹈美学注重意境和舞蹈动作的研究。从西方形式主义美学家苏珊·朗格的研究来看,西方的舞蹈美学注重“力的幻象”与“张力结构”。经过对中西方舞蹈美学的对比我们发现,中西方的美学家们对于舞蹈的研究着眼点不同,超越度不同,于是构成了中西舞蹈美学的巨大差异。

    一、中国舞蹈美学思想

    宗白华先生在建构中国美学体系时,也从舞蹈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的美学精神进行了分析。‘他同样是对舞蹈做了形而上的把握.把舞视为中国艺术意境结构的重要构成之一,认为‘尤其是舞’,是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空间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艺术家从深不可测的玄冥的体验中升华而生,行神如空,行气如虹。这时只有‘舞’这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的境界‘具象化、肉身化’。”(1)宗白华先生认为舞蹈是一种境界,通过舞蹈的张力可以把人类内心的热情尽情释放出来。舞蹈的节奏和韵律为舞蹈的境界服务,使舞蹈的意境发挥到最大。他还认为“艺术是自然中最高级、最精神化的创造。……艺术是精神的生命贯注到物质界中,使无生命的表现生命,无精神的表现精神。”(2)的确,舞蹈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形式,艺术则是人类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舞蹈作为表现力最强的一种艺术形式,其本身就是对人类生命和心灵的表达,舞蹈家用其特有的形体和舞蹈语言展现出生命的活力和深刻的意蕴。

    舞蹈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获得了很大的关注,各种关于舞蹈美学的论文和专着层出不穷,其中王元麟的研究值得我们一提的。他的专着《论舞蹈与生活的美学关系》、《王元麟论美》都是在舞蹈美学界备受关注的代表之作。王元麟认为:“不管舞蹈这一艺术品种在中国特定的概念有多少不确定性,它即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某种艺术中的审美因素的公认存在,其对生活的反映关系就必然有其不同于其它艺术的形式和性质的自身特点……要把舞蹈本身的美学特点弄清,就要先抛开其它的特别是文学的审美作用因素,从舞蹈的纯然形式作用来进行分析和认识……它的纯然形式常常就是我们舞蹈界称为风格素材的舞蹈动作本身的舞蹈表现”。“我们对舞蹈审美的自身认识。不能不首先从舞蹈动作开始。通常有一种看法,以为舞蹈动作只是舞蹈的形式,其实动作本身正是它美学的内容之所在。”“事实上,‘舞蹈动作’是作为一个艺术概念并有着自己的美学规定的。它常是以一定的风格面貌出现,它不是由某个艺术家可以凭空创造的。艺术家可以依据某种风格去加工某种特定舞蹈中所需要的生活动作,但‘舞蹈动作’本身,它的美和它的风格却是一个社会生活的历史过程。我所说的‘舞蹈动作’,就是指这样一种为特定社会所认可的、具有广泛群众审美基础的人体动作的动律及其造型。这是一个民族和特定地区社会实践的产物。”(3)王元麟认为,舞蹈的审美主体是舞蹈动作,而舞蹈动作并不仅仅是舞蹈的形式这么简单,实际上动作本身也承载着内容。舞蹈动作所承载的内容是丰富的,这要求被社会认可,被群众接受,这些动作必须是特定的社会生活的再现。

    二、西方舞蹈美学思想

    美国的符号美学代表人物苏珊·朗格对于舞蹈美学有深人的研究。苏珊·朗格的论述对以往的舞蹈美学思想有很大的突破。她认为舞蹈是一种幻象。“舞蹈的首要行动都是要创造一个虚幻的力的世界。”(4)对于这种力,苏珊·朗格是这样解释的:“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力,似乎像罗盘指针指向北极那样的物理的力,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物理的力,有的只是舞蹈的力,虚幻的力。”“舞蹈的基本幻象,是一种虚幻的力的王国—不是现实的、肉体所产生的力,而是由虚幻的姿势创造的力量和作用的表现。”(5)苏珊·朗格的舞蹈美学观是对以往舞蹈美学的巨大超越,她把传统舞蹈美学中的片面性、单一性完全克服掉,从中得出一种新的美学理念,这不能不说是这位美学家的独到之处。

    三、中西方舞蹈美学观念的差异

    (一)着眼点不同

    通过上述对于中西方舞蹈美学研究具体案例的比较,不难发现中西方的美学家们对于舞蹈美学研究的着眼点是不同的。宗白华和王元麟的视角分别着眼于舞蹈境界和舞蹈动作。他们各自认为舞蹈是一种境界和动作,并且分别对各自理解的境界和动作有深人的分析和研究。

    苏珊·朗格的舞蹈美学思想同样有着巨大的价值,然而她的着眼点却和中国的美学家完全不同。她的美学思想偏重于形式主义的研究,她对于舞蹈的研究也不例外。她反对把舞蹈作为人类个人感情的一种宣泄,她认为这样的分析会忽略形式问题。苏珊·朗格认为舞蹈的研究必须讲究形式,离开了形式问题,舞蹈美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她提出的“力的幻象”和“张力结构”的观点,着眼点异常新颖。“在舞蹈中,实际的和虚幻的姿势,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当然,动作是实在的,它们来自于一种意图,从这个意义讲它们是实在的。但是,由于它们看起来似乎是从情感中产生的,因此又不像是实在的姿势。舞蹈家用实在的动作来创造一个自我表现的形象,并由此转化为虚幻的自发动作或姿势。以这种姿势开始的情感是虚幻的,是一种舞蹈要素,它把整个动作变成舞姿。”我们不难看出,苏珊·朗格的研究视角宽泛,并且站在形式主义的角度上进行形而上的分析,这与我们中国的舞蹈美学家有着巨大的差异,由此构成了中西方舞蹈美学观念的差异。

    (二)超越度不同

    宗白华和王元麟的研究在中国的舞蹈美学界是极具代表性的,也的确是超越了以往的美学思想,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深人分析二位的研究,便会发现他们的研究是以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为基点,对于以往的超越并不大。

    苏珊·朗格的研究却完全不同,她试图超越以往的传统舞蹈美学思想,提出自己全新的、具有独创性的观点。苏珊·朗格的研究为西方舞蹈美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新颖的方式,也奠定了更深刻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李桂芳:力与美的空间一一舞蹈美学论议[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2).

    (2)宗白华:美学与艺术略谈[a].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王元麟:论舞蹈与生活的美学反映关系[a],美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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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导致两种文化对舞蹈美学研究的视角和切人点也不尽相同。以中国美学家宗白华和王元麟的研究为例，不难发现中国的舞蹈美学注重意境和舞蹈动作的研究。从西方形式主义美学家苏珊·朗格的研究来看，西方的舞蹈美学注重“力的幻象”与“张力结构”。经过对中西方舞蹈美学的对比我们发现，中西方的美学家们对于舞蹈的研究着眼点不同，超越度不同，于是构成了中西舞蹈美学的巨大差异。

一、中国舞蹈美学思想

宗白华先生在建构中国美学体系时，也从舞蹈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的美学精神进行了分析。‘他同样是对舞蹈做了形而上的把握.把舞视为中国艺术意境结构的重要构成之一，认为‘尤其是舞’，是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空间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艺术家从深不可测的玄冥的体验中升华而生，行神如空，行气如虹。这时只有‘舞’这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的境界‘具象化、肉身化’。”(1)宗白华先生认为舞蹈是一种境界，通过舞蹈的张力可以把人类内心的热情尽情释放出来。舞蹈的节奏和韵律为舞蹈的境界服务，使舞蹈的意境发挥到最大。他还认为“艺术是自然中最高级、最精神化的创造。……艺术是精神的生命贯注到物质界中，使无生命的表现生命，无精神的表现精神。”(2)的确，舞蹈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形式，艺术则是人类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舞蹈作为表现力最强的一种艺术形式，其本身就是对人类生命和心灵的表达，舞蹈家用其特有的形体和舞蹈语言展现出生命的活力和深刻的意蕴。

舞蹈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获得了很大的关注，各种关于舞蹈美学的论文和专着层出不穷，其中王元麟的研究值得我们一提的。他的专着《论舞蹈与生活的美学关系》、《王元麟论美》都是在舞蹈美学界备受关注的代表之作。王元麟认为:“不管舞蹈这一艺术品种在中国特定的概念有多少不确定性，它即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某种艺术中的审美因素的公认存在，其对生活的反映关系就必然有其不同于其它艺术的形式和性质的自身特点……要把舞蹈本身的美学特点弄清，就要先抛开其它的特别是文学的审美作用因素，从舞蹈的纯然形式作用来进行分析和认识……它的纯然形式常常就是我们舞蹈界称为风格素材的舞蹈动作本身的舞蹈表现”。“我们对舞蹈审美的自身认识。不能不首先从舞蹈动作开始。通常有一种看法，以为舞蹈动作只是舞蹈的形式，其实动作本身正是它美学的内容之所在。”“事实上，‘舞蹈动作’是作为一个艺术概念并有着自己的美学规定的。它常是以一定的风格面貌出现，它不是由某个艺术家可以凭空创造的。艺术家可以依据某种风格去加工某种特定舞蹈中所需要的生活动作，但‘舞蹈动作’本身，它的美和它的风格却是一个社会生活的历史过程。我所说的‘舞蹈动作’，就是指这样一种为特定社会所认可的、具有广泛群众审美基础的人体动作的动律及其造型。这是一个民族和特定地区社会实践的产物。”(3)王元麟认为，舞蹈的审美主体是舞蹈动作，而舞蹈动作并不仅仅是舞蹈的形式这么简单，实际上动作本身也承载着内容。舞蹈动作所承载的内容是丰富的，这要求被社会认可，被群众接受，这些动作必须是特定的社会生活的再现。

二、西方舞蹈美学思想

美国的符号美学代表人物苏珊·朗格对于舞蹈美学有深人的研究。苏珊·朗格的论述对以往的舞蹈美学思想有很大的突破。她认为舞蹈是一种幻象。“舞蹈的首要行动都是要创造一个虚幻的力的世界。”(4)对于这种力，苏珊·朗格是这样解释的:“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力，似乎像罗盘指针指向北极那样的物理的力，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物理的力，有的只是舞蹈的力，虚幻的力。”“舞蹈的基本幻象，是一种虚幻的力的王国—不是现实的、肉体所产生的力，而是由虚幻的姿势创造的力量和作用的表现。”(5)苏珊·朗格的舞蹈美学观是对以往舞蹈美学的巨大超越，她把传统舞蹈美学中的片面性、单一性完全克服掉，从中得出一种新的美学理念，这不能不说是这位美学家的独到之处。转贴于

三、中西方舞蹈美学观念的差异

(一)着眼点不同

通过上述对于中西方舞蹈美学研究具体案例的比较，不难发现中西方的美学家们对于舞蹈美学研究的着眼点是不同的。宗白华和王元麟的视角分别着眼于舞蹈境界和舞蹈动作。他们各自认为舞蹈是一种境界和动作，并且分别对各自理解的境界和动作有深人的分析和研究。

苏珊·朗格的舞蹈美学思想同样有着巨大的价值，然而她的着眼点却和中国的美学家完全不同。她的美学思想偏重于形式主义的研究，她对于舞蹈的研究也不例外。她反对把舞蹈作为人类个人感情的一种宣泄，她认为这样的分析会忽略形式问题。苏珊·朗格认为舞蹈的研究必须讲究形式，离开了形式问题，舞蹈美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她提出的“力的幻象”和“张力结构”的观点，着眼点异常新颖。“在舞蹈中，实际的和虚幻的姿势，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当然，动作是实在的，它们来自于一种意图，从这个意义讲它们是实在的。但是，由于它们看起来似乎是从情感中产生的，因此又不像是实在的姿势。舞蹈家用实在的动作来创造一个自我表现的形象，并由此转化为虚幻的自发动作或姿势。以这种姿势开始的情感是虚幻的，是一种舞蹈要素，它把整个动作变成舞姿。”我们不难看出，苏珊·朗格的研究视角宽泛，并且站在形式主义的角度上进行形而上的分析，这与我们中国的舞蹈美学家有着巨大的差异，由此构成了中西方舞蹈美学观念的差异。

(二)超越度不同

宗白华和王元麟的研究在中国的舞蹈美学界是极具代表性的，也的确是超越了以往的美学思想，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深人分析二位的研究，便会发现他们的研究是以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为基点，对于以往的超越并不大。

苏珊·朗格的研究却完全不同，她试图超越以往的传统舞蹈美学思想，提出自己全新的、具有独创性的观点。苏珊·朗格的研究为西方舞蹈美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新颖的方式，也奠定了更深刻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李桂芳:力与美的空间一一舞蹈美学论议[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2).

(2)宗白华:美学与艺术略谈[A].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王元麟:论舞蹈与生活的美学反映关系[A]，美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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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8日，伦敦奥运组委会公布了伦敦奥运会火炬的设计，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设计界的广泛关注，人们很容易将该火炬与08年北京奥运会的祥云火炬进行对比，两者风格迥异，体现了完全不同的设计风格。奥运会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难逢的重要的盛会，而奥运火炬又作为一届奥运会的一个象征，深受重视，因而我认为奥运火炬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设计风格的工业产品、艺术品。接下来我就通过对Barberosgerby奥运火炬和祥云奥运火炬设计风格的比较来粗略的谈一下中西文化及思维方式对各自国家工业设计风格的影响。

12年伦敦奥运火炬―Barberosgerby，火炬形状是易让人牢牢握住的三棱形状，金色代表了奥运圣火的光芒照耀着大地。火炬造型时尚现代流线型强，设计元素简单但却独特。08年北京奥运会的祥云火炬，祥云火炬创意灵感来自“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祥云”图案。祥云的文化概念在中国具有上千年的时间跨度，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火炬上下比例均匀分割，祥云图案和立体浮雕式的工艺设计使整个火炬高雅华丽、内涵厚重。无论从整体设计风格上的形状，颜色，纹饰还是寓意元素的运用，两个火炬都是截然不同的设计风格，非常突出地体现了中西当代设计风格的一个差异，我认为是中西各自的文化下，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事物的认知，从而影响了人们在工业设计这一门类的不同见解。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祥云火炬的设计突出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又不乏现代感。相对于祥云火炬，伦敦奥运火炬―Barberosgerby体现的英国传统元素较少，多体现一种现代感。这种对待传统元素运用的差异的原因我认为这是由于两个国家不同的文化性质造成的。从文化上来讲，中国是高语境文化的代表，而英国相对于中国是低语境的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差异形成的一个原因就是两国的历史，中国用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而英国相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积淀较少。正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而决定了中国人对自己历史文化的重视，这种特殊的重视体现在当代设计上就是对传统元素的运用，中国人希望弘扬历史文化，借助产品设计来体现历史，体现传统。而西方等国家，注重未来，这点我们从电影电视剧中也能有所感觉，西方的电影很多都是反应未来的生活，而我国的电影历史剧很多。由于这种认识的不同导致西方国家在设计上现代感甚至是未来感特强，而中国在设计上运用传统元素比较多。而中国文化的兼容性，决定了中国的文化并不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从实际出发，根据自身情况加以吸收和创造，使之更好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之中，因而我们看到祥云火炬并不是一味的使用传统元素，而是在现代的设计中糅合传统元素，是两者达到一种统一，甚至升华。

人们的行为习惯是由他们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而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是受各自的文化深刻影响的。中西方有着各自的历史文化，因而对各自人民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观察问题的角度等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在工业设计中，中西设计师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做同一类设计时，考虑问题的方式及切入点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也产生了不同的产品设计。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就是中国的设计师的切入点往往是感性的，类比的，甚至是一种比喻式的手法，习惯将设计赋予一定的寓意，使之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比如祥云火炬的设计就是运用了纸卷轴这一造型元素，使造型上具有纸卷轴的特征，让人们能够联想到纸卷轴这一事物，从而体现中国悠久的历史以及过去辉煌的技术。这种设计思路有利于赋予产品一定的寓意，增加卖点，但也造成了一定的不好的影响，某些设计只追求形态上的寓意而忽视了与产品本身特点的联系，是我国的设计普遍出现一种杂乱，低水平的局面。而在西方设计中，切入点较为理性，逻辑性比较强，而不会过多考虑这种寓意性。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不同的文化，而文化的差异很重要是语言文字的差异，从文字上来看，中国人使用的文字是象形的，比如说甲骨文，是用图形，画来代表事物，而西方使用的文字是抽象的符号，用一组抽象的符号来表示某件事物，这种文字的差异对人们的思维方式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较为理性，对事物更喜欢用可视化的方式进行表达，而西方人较为理性，对待事物更为理性，解决问题时逻辑性比较强，讲究合理性，而中国人多靠自己感觉来。这也同时影响了中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的科技起步很早，但是发展缓慢，这是由于中国人在发现并解决问题时讲究一种经验性，不过多考虑背后所藏的原因。而西方，解决问题时逻辑性强，多乐于用抽象的思维来解决问题，用理论来证明经验的可行性，这导致了西方的科技突飞猛进，而中国一直滞后。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人们在设计上的很大的差异。中国的文化讲究中庸，较为保守含蓄，讲究和谐。而西方的文化略带侵略性，较为进取，寻求个性的发展，张扬自信。这种文化差异中西方的设计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西方的设计较为大胆，创新，讲究个性，造型上也很有特色，流线型造型突出。由于我国文化讲究静，而西方讲究动，我国的设计很多都体现一种沉静的感觉，而西方的设计风格上，动感，力量感很强。

随着设计的不断发展，文化也不断于设计融合，各个国家对设计的深入思考，以及对自己文化的合理运用，形成了他们国家设计的强大竞争力。所以，我认为在设计中应体现自己国家文化的精神，并通过工业产品将文化影响、传播到全世界。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我们设计的产品不仅有创意，还具有我国的独特的文化风格，从而形成较强的设计竞争力，向设计强国迈进，不再沦为一些国外大企业集团的产品加工厂。真正摆脱中国制造，实现中国创造。

参考文献：

[1]罗怡.《在中国设计》.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

[2]（2）Linell Davis. 《中西文化之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

[3]李梁军 托马斯・霍夫曼. 《全球化设计》. 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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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 广告创意 民族文化

在全球化浪潮的今天，中国广告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点，但与西方广告发展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中国广告要走自强发展之路，就要不断学习和吸收西方广告创意的经验，结合自身的民族特色形成独特的设计风格，实现带有中国中华民族特色的广告创意。而对中西广告创意差异性的对比分析和研究，将为我国广告创意的发展和提高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1、广告创意的内涵

“创意”的原意是创造性的意志，随着广告事业的发展，创意有了更深厚的底蕴，创意是广告的灵魂，它能使一个新的品牌从一无所知到名扬四海，所以广告创意使人类的创造力得到了最典型和最广役的体现。

广告创意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离不开在市场调研基础上的独特创意，是广告人员根据广告客户的营销目标，用广告语言和新颖独特的表现形式将对企业产品、目标消费者、市场竞争者、品牌形象等市场元素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创意概念，也就是将抽象创意概念转化成具象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实际上，这个概念涉及到广告创意的文化、广告创意的表现形式、广告创意的核心诉求、广告语的运用等，这也是我们进行中西广告创意差异研究的几个方面。

2、中西广告创意的差异

2.1中西广告文化差异

任何国家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任何民族都离不开文化的滋润，任何民族都必须借助于文化的装扮。中国广告承载了中华两千多年的历史与文化，在广告创意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的关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一切顺应自然。而这种顺应自然的广告文化，使我们在广告创意时忽略了很多主观的创造性思维，更多的去顺应客观的现实，广告创意在艺术设计上追求细腻唯美的的画面，将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怀得以再现。西方人不断研究自然界中的各种问题和现象，努力去寻求答案，广告文化以人为中心，注重个体，强调个人的权利。总的来说，西方的广告文化是一种外向型的文化，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和渗透性。中国的广告文化是一种内敛型文化，重国、重家、重情。而中西广告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

2.2各具特色的表达形式

广告创意是将抽象创意概念转化成具象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就受到了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本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主要以群体为中心，为了群体利益要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以仁爱为核心的社会道德系统和服从社会的规范体系。西方强调的是个体独立和个性的张扬。于是在广告创意的表达形式上中国广告以产品和服务为重点，多采用直接推荐的模式，简单合理的直接把产品信息传达给消费者，西方广告则以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人为中心，具备一定的故事情节和重视情感性。

2.3广告诉求的差异

中国广告作品大多以产品的核心功能为重点展开诉求，强调商品本身的实用性能和商品本身的价值向消费者进行利益承诺，多以告诉消费者使用产品会获得的实质性利益和好处，广告创意定位太多太模糊，相同产品具有大致相似的定位；使众多广告信息被淹没，原有的广告效力大大减弱。西方广告诉求以“品牌形象”诉求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商品推广。商品广告创意时定位准确、具体且具有差异性。西方广告作品都是力图塑造并维持一个极高知名度的品牌形象。西方极其个性的品牌形象诉求，有助予创立持久和有价值的品牌，更有助于消费者的选择购买。

2.4广告语的差异

广告创意是将抽象的创意概念转换为具象化的艺术呈现，这种呈现要从广告语言的运用来实现。中西广告创意在广告语的运用方面也存在着迥异性。中国广告是先用一段叙述性语言作铺垫，广告语言篇幅较长，画面、色彩、声音等的运用较为宁静平和，最后再讲出与产品有关的广告语。这样的广告要达到吸引消费者注意力和打动消费者的效果较差。而西方广告一般叙述性语言较少，广告多为一系列有寓意的画面，整个广告的画面、声音和广告语的运用都具有震撼性和冲击力，每个广告的广告语言具有差异性，给消费者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这样更能吸引消费者的关注。

3、中西广告创意差异性原因

3.1经济发展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还不富裕，人们还停留在消费物质利益的阶段，过多的关注商品的功能和最终效果，产品在广告中以宣传功能性为主，广告在创意和设计上受限于国民的功利心理，极少有创意突围的个性广告。而西方经过工业革命之后一百多年的发展已进入消费社会，使消费者的目光由产品本身转移到品牌价值、消费体验和个人爱好的层次上，消费者也有实力去享受商品物质利益背后的精神利益。

3.2技术创新

中国设计艺术人员大多重技能轻思想，重模仿轻创新，习惯惯性思维和定向思维，受传统教育理念和习惯思维的影响，在广告表达中多体现在亲情的温馨、朋友的互助和爱情的美满。不去考虑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和视觉感受，以致形成了大量低级、无聊的商品广告；西方的创意人员更注重市场调研的运用，更重视创新性思维的培养，强调以受众为中心进行广告信息编码，不断创新、制作出精彩而受众喜闻乐见的广告作品。

3.3民族性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民族性的艺术和文化，广告创意就是艺术创作的过程，艺术创作必须根植于本民族文化的土壤，用最具特色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表达，更能体现民族性。而中西传统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语言、价值、思想和生活上都有着体现。造就了不同的人文性格、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审美观点和商品价值的判断。中西国家自古以来的民族文化的不同造成了广告创意的差异。

4、总 结

面对全球经济的日益一体化，中国品牌渐渐走进了国际市场，而中国广告也将面临着跨国界、跨文化等各种挑战，中国广告需要走自强发展之路，需要以民族文化为本，了解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充分发挥中国广告的国际性，凭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不断借鉴和吸收西方广告创意的经验，结合中国社会的自身特点和西方先进创意，实现全面的融合和共享，发展带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广告创意，这样中国广告才能越走越远，越走越成功。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韦伯・扬，创意[M]. 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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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82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京剧和欧洲歌剧分别代表着东、西方戏剧文化艺术的最高水准，倍受人们的关注。中国京剧起源于祭祀歌舞，传承了中国戏曲文化，荟萃了中国戏曲音乐、歌唱、舞蹈和各种表演艺术的精华，是中国戏曲艺术的代表剧种，被称为“国剧”、“国粹”。它是一种歌唱表演的戏剧形式，以演员的歌唱为中心。通过研究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京剧和欧洲歌剧同属于戏剧范畴，有一些共同点，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也非常大，追根溯源归结为东西方的历史、人文、民俗及哲学观的迥异。

中国京剧和欧洲歌剧的产生、发展、到成熟，具有各自丰厚的艺术积淀，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中国戏曲，它的许多传统精华至今还尚未全部挖掘出来。中国戏曲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是一个比较冷寂的园地，20世纪末只有武均达等少数专家在坚守阵地。这几年的研究成果稍硕，学术视野有所拓宽，该方面的论文、著作开始增多，各类音乐、文学类期刊、书籍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也有30余篇关于中国戏曲与欧洲歌剧演唱比较的文章。

本文则从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和莫扎特的《魔笛》之间比较，探索出中西戏剧的异同，并试图从两者在声音、故事情节等细节上的不同来宏观把握中西戏剧背后蕴含的文化底蕴的无限意蕴。

1两者从声音上比较

中国戏曲和欧洲歌剧均有多声种合作，但划分依据的不同导致人声的音响效果不同。京剧《贵妃醉酒》是梅兰芳中年之后，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代将前人作去芜存菁赋予梅派特色的作品，其剧中人物的唱法声调基本代表了京剧中的典型。

王文在中国戏曲呼吸的运用中讲到，“天伏地，地伏天，天地贯通，气走丹田”。在语言的运用中指出，西方语言属于节奏性语言，高低起伏不大，但颗粒感较强，节奏变化多样。中国语言属于旋律性语言，乐音四声的高低起伏是西方语言所没有的。中国传统唱法一般讲究两种共鸣焦点，一个是穿鼻而过的固定共鸣焦点，一个是在念字行腔过程中形成的游走焦点。中国戏曲唱法对喉头位置的要求有一定的自由度和相对的灵活性。

2故事情节不同

2.1精雕细琢，归于天然：唱腔身段

《贵妃醉酒》是梅兰芳中年之后梅派特色的作品。此刻的梅兰芳，经过青年时代编练《嫦娥奔月》《天女散花》等历史神话题材剧目，以及《邓霞姑》《一缕麻》等时装新戏两大阶段，心中已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因此《贵妃醉酒》虽然剧情十分简单，仅仅表现贵妃失宠的借酒消愁过程，却通过一招一式，唱念做舞，塑造了成功的贵妃形象。

有一种说法，“梅派”即“没派”。欣赏梅派唱腔，心旷神怡的同时很难描绘它的特色，决不是因为梅派平庸，而是梅派演唱风格已斟于化境，达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程度。不及程派之幽咽冷艳却自然天成地表达人物内心之忧怨；不及荀派之俏丽活泼却能生动地刻出人物一颦一笑的悲喜之情；不及尚派刚健挺拔，却自有女性一番风流妩媚。《贵妃醉酒》中，无论是前面的“四平调”还是后部的“二黄”皆不温不火，不焦不燥，不蔓不枝，不靠怪腔高腔取悦观众，甜美温润，晶莹素洁的娓娓道出杨贵妃之高雅性格及心态。

2.2观赏《魔笛》是非常美妙而丰富的音乐之旅

《魔笛》是一部多元化的歌剧，莫扎特在其中放入了许多歌剧元素，他融合了十八世纪以前德、奥、意、法、捷等国家所特有的各种音乐形式和戏剧表现手法，音乐语言十分丰富。

莫扎特的歌剧《魔笛》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整部歌剧透着庄严、肃穆的气氛。他为我们呈现出十八世纪巴洛克时期的均衡、对立理念，王子塔米诺代表善良、真理的一方，而捕鸟人则是盲目追求物质享受的一方，祭司萨拉斯妥也以其高贵的情操来感化夜后的报复，莫扎特成功地将自己的意念寄托于这个童话般的题材中。

从这两部经担的剧作中我们可以从角色、表演的形式等多方面看到中西戏曲文化的不同，中西戏曲各自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只有认清它们的相同和差异，并互相借鉴，才有助于它们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俞为民.《中国古代戏曲简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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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103-03

一直以来，翻译都是一项类似文学的活动，在翻译中会有创作和译者的思想在其中，而翻译比喻的使用，正体现了翻译具有创造性的特点。长久以来，翻译活动的参与者常常会运用各式各样的比喻来描述翻译，使得众多枯燥难懂的翻译理论能以生动活泼的形象示人。虽然我们对翻译比喻已经较为熟悉，也常常在论文以及各类讲座中地谈论以及使用它，然而，却鲜有人研究中西方翻译比喻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以及有些翻译比喻中所隐藏的翻译活动中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人们对于翻译比喻的认识，常常只是停留在表层上，未能系统深层的挖掘其背后的知识。19世纪70年代后，传统的翻译研究出现了诸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等理论分支，而美国学者劳瑞？张伯伦就是女权主义翻译理论这一分支的代表人物。她早1988年的《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一文，就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分析了翻译理论中一些涉及女性的翻译比喻以及隐喻。在中国，站在翻译比喻研究最前沿的是香港浸会大学的谭载喜教授，其着眼点在于梳理发掘各种翻译比喻，进一步发掘和领悟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质意义之所在。本文通过分析中西方翻译比喻的实例，运用分析比较的方法对中西方翻译研究中出现过的典型、为人熟知的翻译比喻进行全面扫描，进而分析出中西方翻译比喻所隐含的不同文化内涵差异，以及所体现的翻译活动中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一、翻译比喻的定义

所谓“翻译比喻”就是关于翻译的比喻，是指翻译或者把翻译比作另外一类事物（谭载喜，2006）。如较为有名的法国学者梅内将译文比喻为“不忠实的美人”，德莱顿将译者比作“原文的奴隶”，等等。翻译比喻以类比和形象的手段来界定翻译活动中的各种理论意义，其功能以及效果往往要好于平铺直叙的枯燥乏味的解释，可使理论更为形象、更易理解。

二、中西方翻译比喻的文化内涵及差异

各式各样的翻译比喻，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反映着创造者与应用者的聪慧以及母语文化的诗学体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仅有异彩纷呈的文学想象力，也有文学背后所体现的独特的人文社会情怀。不同时期的翻译比喻体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以及中国特有的文化特点。

公元5世纪的鸠摩罗什，是佛经翻译的大家之一，他就提出“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认为翻译工作恰如嚼饭喂人（冯友兰，2013），道安则在《比丘大戒序》中将翻译喻为“葡萄酒之被水”，钱钟书认为“翻译犹如沸水煮过的杨梅”（钱钟书，1984）。这几处翻译比喻表明“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在中华文化中根深蒂固，诸如鸠摩罗什、道安以及钱钟书等翻译家们也不免用最为熟知的东西来比喻翻译。

中国自古就是以农业为本的国家，古代的经济也是农业经济，千百年来形成了“上农”的思想。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王科一先生就有：“拿种子的譬喻来说，虽然‘桔逾淮北而为枳’，但毕竟不会变为苹果、柿、梨，要紧的是不能蕃殖谬种，易言之，译诗的起码的，但也是首要额要求，是传达原作的境界，要入神，这也可以说是译诗的‘极致’。”（王科一，1962）

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领域的绘画等都也渐入翻译家们的知识体系中。而中国水墨丹青又与西方写实的素描油画大不相同，它更多的是讲求神似写意，让人们更多地领会画面中所蕴含的的委婉意义；西方的绘画则是强调写实，更注重光线与角度，让人一目了然。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起步较晚，除了借鉴西方的翻译理论外，中国的翻译家们也会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以及自身文化，提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翻译理论。如傅雷先生在翻译《高老头》时就曾总结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认为翻译如画中国国画，译作应是写意，力求能传达所画事物的意境，不必一一“临摹”。傅雷的艺术造诣极为深厚，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涉猎，同时他还是出色的艺术评论家。他从自己所熟识的艺术领域的专业出发，结合中国绘画与西方写实绘画的不同之处，完善“写意”之说，形成“神似”之理论。我国大文学家钱钟书则认为：“翻译正如用琵琶，古筝，方响奏雅乐，节拍虽同，而音韵乖矣。”翻译如奏乐，不同的乐器奏同一乐曲，听者所听到的感觉不同。翻译也如此，不同的译者翻译同一译作，定然不同，译作也会带有译者的风格。以翻译中国古典诗词见长的许渊冲先生则提出“三美”理论，即“意美”、“音美”以及“形美”，他结合古典诗词的音律、写意等特点创造了译作应超越原作的理论。

西方文明虽不及中华文明年代久远，但文化特点独特，如独特的天主教及基督教宗教文化、与中国不同的图腾文化等。同时，西方文明到近代开始飞速发展，逐渐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明格局。这其中翻译理论也产生了很多学派与分支，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英国19世纪杰出的翻译家菲茨杰拉德在翻译《鲁拜集》时总结：“活犬胜死狮。”认为译作虽然不能面面俱到地将原作呈现出来，但是译作注入了译者较为新鲜的思想，是鲜活的。

19世纪70年代后，翻译理论蓬勃发展，兴起了许多分支，研究也更加深入，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而该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张伯伦，在其《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一文中，对翻译理论中最为有名的隐喻“不忠的美人”进行了分析。梅纳日认为，翻译的忠实与婚姻的忠实有着很大的相似点：译文像婚姻中的女方，而原文则是婚姻中的男方，婚姻中女人应对男人忠实。翻译也如此，译作应忠实于原文。张伯伦认为该理论是在贬低女性的社会地位，认为译作不必完全忠实于原作，因为还要考虑到译作和原作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差异。

此外，西方的奴隶社会历史比较漫长，所以奴隶社会在西方的文学艺术等领域都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例如17世o英国的翻译家德莱顿说：“（译者）都是奴隶，都在为别人干苦力，辛勤地打理着葡萄园，但是最后酿出的美酒却是归主人（原作者）所有。如果翻译得不尽如人意，我们便成了众矢之的；如果翻译成功了，这却是我们应尽职责，没人称赞半句。”这说明在当时社会，译者远不及作者的作用大，这段话多少有为译者“喊冤”的意味。同时可以窥到，奴隶社会对德莱顿等翻译家们的影响。

三、翻译比喻中的各要素关系

在很多翻译比喻中，有些是探讨翻译活动中涉及的各要素的关系的，即原作和译作的关系、作者和译者的关系等。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的过程中，所以也会有很多有关翻译过程的翻译比喻。现对这几种关系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翻译与译作的关系

德国翻译家施奈特格尔认为：“艺术翻译是一种拼死拼活的决斗。”这表明翻译是一场很艰苦的斗争，需要译者与原文进行斗争。法国的德里达认为：“翻译的过程是处女膜破裂的过程，是对原作的粗暴进入。”他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将原作进行解构，融入译者自己的文化背景及知识体系，因而，译作不完全等同于原作。此外英国的苏珊・巴斯奈特认为，翻译过程像婚姻一般，“理想的翻译可以看做是两种不同文本间的美满婚姻，它将两者领到一起，和谐共处，同甘共苦”。认为翻译过程是将原作和译作想结合，以达到一个圆满和谐的效果。此外，巴西的一些翻译家对翻译有一个奇特的比喻，他们将翻译者描绘成一个“同类相食者”（cannibal）的形象：翻译者将原文“吞下去”，然后“吐出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东西来），这个比喻展示了一种对翻译本质认识的观念性变化，即吸收、内化、再创造的过程。

（二）原作与译作的关系

法国17世纪的翻译家梅纳日就曾经针对原作与译作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翻译比喻：“美而不忠实的女人。”（Les belles infidèles）认为无论译文译得如何成功，也不可能盖过原文的“风头”。他认为要注重研究原作与译作的关系。德国学者本雅明认为“译文是原文的来生”，即在经译者加入了自己的思想以及对原文的感悟后，译文会比原文更为丰满。此外，美国学者让・帕里斯则认为：“成功的译作不是原作的儿子，而是原作的兄弟，因为译作和原作都始自先验的思想，这种先验的思想就是作品无形的父亲。”他认为原作与译作“出自同宗”，是“兄弟关系”，他们同出于“先验主义”，是凭译者和作者以直觉感觉而行文的“父亲”。译作与原作的关系一直是翻译领域较为有争议的话题。传统的翻译理论中，译作是原作的重生，应在思想内容、文章风格等方面接近并忠实于原作。但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译文无法在思想与风格方面与原文完全保持一致。所以，就译作与原作的关系来讲，它们之间应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三）作者与译者的关系

古希腊学者菲洛认为“译者是作者的代言人”，译者就是作者委托的“”，就是作者第二，菲洛用生动的语言指出了译者和原语作者的关系。另外，加拿大的女权主义者谢丽・西蒙认为：“译者和女人在它们各自的阶层上都是弱者，译者是作者侍女，女人则比男人低下。”她从女权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的地位远比不上作者。除此之外，翻译理论中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翻译比喻，即17世纪英国的翻译家德莱顿所提出来的“（译者）都是奴隶，都在为别人干苦力，辛勤地打理着葡萄园，但是最后酿出的美酒却是归主人（原作者）所有。如果有时翻译得不尽如人意，我们便成了众矢之的；但如果翻译得成功了，这却是我们应尽职责，没人称赞半句。”这是“译者地位不如作者地位高”的观点支持者。当然，无论翻译理论家们对于作者和译者的地位孰高孰低持何种观点，译者和作者作为翻译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也一直是翻译理论家们的主要研究点。

翻译比喻是描述翻译活动的一个独特手段，也是翻译文化中一个生动有趣的研究点，同时也是更好更全面的认识翻译活动的一个很好的渠道。通过翻译比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涉及多种学科――文学、社会学以及伦理学等领域的活动，关于翻译比喻的系统、全面的研究可以成为跨学科研究翻译学的一个新颖的研究视角。研究翻译比喻不仅有助于业界增进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同时也对翻译学学科领域的扩大和充实具有独特意义。

参考文献：

〔1〕Lori Chamberlain， Gender and the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 [A]. In Lawrence Venuti （C）.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s[C]. L ond 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37.

〔2〕Sherry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 ledge，1996.59.

〔3〕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A].1951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C1983）[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80-81.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4.

〔5〕钱钟书.林纾的翻译[A].1979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267-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