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菜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川菜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调节情绪。美国工效学家ick的实验证明，室内色彩会影响人的情绪，人们在喜爱的环境里积极的情绪反应如友好的言词、微笑能增加53%，消极的情绪反应如烦躁、敌意等下降了12%。可见良好的色彩环境对船员的心理健康具有促进作用。具体色彩与情绪效应情况如表2所示。

（2）调节温度。色彩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来测定色彩的温度变化。结果发现，在蓝绿色调房间工作的人，当温度下降到15oC时就会感到寒冷，而在红橙色房间工作的人，当温度降低到10-12oC时，才有寒冷的感觉，蓝绿和红橙两种色彩感觉造成的温差竟达到3-5oC。可见，在特殊航海环境里，利用色彩可调节温度特性可以调节船员对海上环境的不适。

（3）调节时间认知。美国色彩学家弗•比林指出：在长波系的色彩装饰房间，即暖色调房间里时间感知长，短波系的色彩装饰房间里，时间感知短。这是因为高纯度、暖色对视觉刺激较强，连带着疲劳感，所以易产生时间意识。因此，在娱乐餐饮等主张短时间停留的区域多使用高纯度涂装，而在工作、学习区域采用乳白色系低纯度涂装可以淡薄时间意识，便于集中精力工作和学习。

人性化舱室色彩设计的实现

“人性化”是人本主义思想在室内设计中的体现，它强调设计为满足人的生理、心理需求而存在，关心空间使用者的生理、心理及至情感的需要。从室内设计创作思想的演变史来看，人性环境设计已成为主流，设计以人为中心，开始注重人的因素和空间使用者的生理、心理及情感需求。色彩是室内环境设计的灵魂，它一经与具体的空间形体结合，便具有强大的精神影响，能唤起人的各种情绪和表达不同的情感，所以色彩是人性化设计表达情感、意境最重要的因素。

人性化的色彩设计从色彩的功能出发，运用色彩生理学、色彩心理学等理论，合理配置色彩与照明，避免色彩视觉引起的疲劳、紧张与错视等不良影响，从而缓解人们因工作和环境带来的精神压抑和紧张感，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船舶舱室色彩设计的“人性化”肯定了船员在空间色彩创造中的主导地位，强调色彩设计因空间使用者而存在，这是现代船舶舱室设计的方向，也是设计的最终归宿。在水上运动的特殊建筑空间里，探讨色彩与船员的生理、心理关系的问题，是个重要而且值得研究的课题。

1工作环境中的人性化色彩设计

驾驶舱在环境、采光、通风方面均好于其他区域，由于水手目光需室内外高频率交换，单调的室内外色环境容易导致船员色辨力降低，造成误读、误判、误操作。因此，在操纵区域的色彩配置上，应注意缓解疲劳，仪表局部采用橙色、黄色或者红色等明亮醒目色，起到警示功效。机舱内温度高、噪音大、采光差，应避免选用刺激性的暖亮色，宜选用以清、静、冷色为宜，以起到降温的心理作用。具体配色建议如表3所示。

2生活环境中的人性化色彩设计

（1）居住舱室的色彩装饰配色建议。居住舱室是调节船员心理的主要场所，宜用调和的同类色、邻近色等亲切静谧之色，有助于睡眠、休息。应避免选用易产生性幻想和暧昧感色彩，如粉红色等，或易使人兴奋和加快血液循环的红色和橙色等。配色调和时明度的构成是最重要的，一般对于接近肤色的明度6-8的亮度会产生亲近感。地面、舱壁及天花板的色相不要做明显变化，地面、墙面和顶棚的明度差依次相差1，使其逐渐亮起来，给人以安定感。例如，地面明度为6，舱壁7，天花板8，沙发的颜色比地面暗的时候，可以使用明度居于地面色和家具色之间的地垫，减少明度差，使空间稳定。具体配色建议如表4所示。

篇2

关于中国画色彩问题，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而言，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围绕自唐代以后形成并逐渐形成为中国画主流的文人画样式，也即所谓“墨分五色”的色彩命题，当然其中也涉及到“固有色”的观念。重点之所以放到前者，因为传统中国画的一些观念“山水居首”，“水墨为上”表明作为水墨画的墨分五色已发展为成熟的色彩系统。

中国水墨画色彩系统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不了解这个过程，就不可能正确了解中国画色彩的特点，他的独特的审美追求和表现规律，就会像有些论者那样轻率地指责中国画的色彩不够丰富和缺乏视觉冲击力，他们喜用西洋绘画的色彩传统和成就，在不经意中贬低我国传统绘画色彩语言的价值，这种割裂传统的认识和价值取向。不利于中国绘画事业的革新与发展。

当然，不了解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我们也不可能冷静地全面地认识我国传统中国画色彩语言的真实面貌，就会忽视传统绘画色彩语言特定的历史内容，一旦陷于固步自封的境地。背离了历史审视的目光，也会失去不断革新不断进取的锐气和方向。同样，会阻碍中国画的发展和提高。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中国画又叫丹青，可见，中国画本来是重色彩的。远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已有相当复杂的色彩：春秋战国和西汉色彩斑驳的帛画；辽阳棒台子汉魏墓壁画《车骑图》，有朱，赤。黄，绿，白，赭，黑，墨等几色，五彩缤纷；隋代展子虔勾勒重彩青绿山水《游春图》；唐代大小李将军的山水金碧辉煌：五代黄筌花鸟鲜艳夺目等，举不胜举的历代名作就是明证，传统中国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形成了异常丰富的色彩系统，明代杨慎曾经概括指出了“画家有七十二色”，而这个系统在宋代之前就是建立在“固有色”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无视这个历史事实，进而无端抹煞传统中国画色彩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其次，时至宋元，水墨画的崛起并逐渐成为中国画的主流，但他并没有终止对于绘画色彩语言的追求和更新。并没有中断我国绘画色彩运用的传统，而是在新的表现技巧的形成过程中，对传统的中国的色彩语言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这种革新导致了传统中国画色彩系统的形成，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充实，锤炼为一种高度精粹的独特的色彩系统，这种高度精粹的独特的色彩系统，是以墨白这两种最基本，最重要的色彩为主要载体，通过水与墨不同量的融合于宣纸上得渗化，产生黑，白，灰丰富的层次，表现了色彩无穷的变化，假如用今天的色彩构成学中的“蒙赛尔色立体”去剖析这种变幻，他反映在黑白两极之间的纵轴之上，是色彩明度的变化，与横向的色相和纯度的变化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正因为此，从自然物象抽取，概括出来的不是模拟自然色彩的黑白关系，却似乎更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更具有表现性，从而达到以虚当实，虚实相生。不似之似的艺术效果。

从以黑白为主的中国水墨画色彩系统的形成和变化看，这种新的色彩系统，新的色彩观是渊源有自的，他不中断传统，不反叛传统，而是执着于新的追求，新的突破，这种突破主要表现为对“固有色”的超越。

中国画之用色比较注重主观性，自有其历史文化和哲学土壤，先秦的儒学，用理性精神解释传统“礼乐”，将理性引向现实的日常生活，伦理情感及政治观念之中，在色彩的认知上，则表现为对客观存在的色彩的主观性格予以肯定，“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徇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日：“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在缣帛上施加彩绘的美丽女子之形象，之所以美，是因为这个形象统一在素色之中，以此比喻“礼后”。认为仁是礼节仪式的思想内容，礼节仪式是仁的外在表现，即强调外在的表现形式必须从属于内在的思想观念，重视的是正常情感的感受与理念的结合，而不是认识模拟功能，把中国画对色彩的处理引向带有主观性的表现轨道，在理论上则演化为谢赫“六法”中的“随类附彩”说。

“随类附彩”主张作画要表现物的属性，即物的固有色，而不去模仿物的现象即所谓环境色，这一特点，要求画家必须对丰富的客观色彩世界加以高度的概括处理，而这一过程本身就为主观心灵活动一审美选择赋予了较大的空间。“炎绯寒碧，暖日凉星”而“水色：春绿。夏碧，秋青。冬黑”。在中国画家看来，假如用绿色表现冬天的水(并非冬水不含绿色)，那是难以吻合冷，寂静的冬之情调。这里的色彩属性(固有色)所体现的冷暖关系，已经通过心灵感应的过滤概括出来。李思训父子的青绿山水，工整细润。缜密而富丽的设色；张萱，周昉的仕女图卷，轻简的衣裳，柔丽的色调：黄筌的工笔画鸟，几不见墨迹的五彩调子；范宽的雪景重林。云烟惨淡，风月阴霁之状。宋元之前，中国画丰富的色彩世界，无不通过对“固有色”的总体感觉的把握来表现“心”的世界。

对“固有色”的突破正是在唐代工笔重彩发展至成熟阶段水墨画出现之时，可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山水。花鸟画在这一时期的兴起更助长了水墨的滥觞。此后，水墨画则一发成为中国画样式的主流。尽管元代前后出现了浅绛形式，色与墨又融合在一起，但这种融合是水墨(不是墨线)与色彩的交融，并仍以墨为主，色为辅。“右丞云：‘水墨围上’，诚然。操笔时不可作水墨刷色想，直至了局墨韵既足。则刷色不妨。”浅绛的问世，虽使中国水墨画更为丰富，为墨这一极色增添了别样的光彩，但依然是以墨为主调的。以墨代色，墨分五色的发现，是对色彩论看似离题却也是惊人的创造。“墨分五色”这一高度精粹的色彩观的形成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原因，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因素。

其一，“墨分五色”的色彩追求。与道家追求与自然同趣的至大至美的艺术观是一脉相承的。既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们很自然的看到道家对色彩的去取，是摈弃人为的“无色”。所谓“五色令人目盲”，因而面向对自然本质的追求。他们认为人为的色彩追求是不足取的，因为追求人为的色彩就会破坏自然固有的“全美”。这种面向自然本质的精神。与以后中国画色彩演变之间。存在着非常内在的关联。用“墨分五色”的这种超主观的色彩观去突破“固有色”的主观色彩观，实际凭籍的真是道家的艺术哲学。作为道家最基本的思想的“道”。其本质是“无”是“虚”，而又表现为“有”为“实”，这种有无相生，虚实相成的艺术哲学对中国艺术(当然包括中国绘画的色彩追求)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这一色彩观与禅宗的人生哲学与文人审美兴趣也逐渐趋向一致。禅宗追求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文人画家自然淡泊，情境高雅的生活情趣融为一体，清幽，闲静的审美情趣也逐步形成。自然适意，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平淡幽远的闲适之情成为他们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而水墨色调那单纯，朴素，清雅。浑然天成的美学性格成为最适合于文人画家审美兴趣的技法手段。

其二，工笔画是以勾线填色的形式来表现物象的，这种方法与写实主义西画的区分，就在于形和色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既分离又关联的形式要素，简而言之，西画的形与色是相互融合，形是用色来体现的，而中国工笔画的形是用墨线轮廓来表现，色则是在这墨线轮廓之中的形象的固有色。这种表现形式发展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墨线与色彩的各自发展，势必要以侵入对方的领域为前提。用金线勾勒的金碧山水画，以明暗层次为主要特色的陆探微和黄筌的画作，可以说是用色人形，而水墨画的出现则是以墨线的扩展向色彩方面逼近。宋朝时期，出现院体画和文人画相互对峙的局面也并非偶然，这是中国画样式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另外。中国画传统强调的不是对象实体，而是主观情感所表现的气势和韵律，这种生动的气韵主要是通过墨线的“形”来表现的，像“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春蚕吐丝”，“风雷电驰”这样优美的词汇，都是用来描绘墨线艺术的独特风格及特殊韵味的。可以说工笔画样式发展的日趋成熟，也是墨线扩展为“墨分五色”的水墨画艺术的又一内在成因。

其三，我们还要注意水墨画及其色彩系统形成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从整体上看。唐代之后的审美追求。逐渐从儒家政教怀抱的束缚下挣脱而出，朝着追求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和形式规律的方向发展。于是以一种反对矫揉造作，追求自然平淡，质朴无华的情趣韵味，去表现那种超尘脱俗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便成了时代的审美风尚。因此，有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耐人寻味无穷的优美诗句；有了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临”的审美主张；也有了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的文人水墨画。

此外，毛笔，墨与生宣纸质的相互磨合为“墨分五色”的审美理想的实现又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即特殊的绘画材料。进而构成了特殊的绘画语言。:

篇3

关于中国画色彩问题，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而言，再具体1点说，就是围绕自唐代以后形成并逐渐形成为中国画主流的文人画样式，也即所谓“墨分五色”的色彩命题，当然其中也涉及到“固有色”的观念。重点之所以放到前者，因为传统中国画的1些观念“山水居首”，“水墨为上”表明作为水墨画的墨分五色已发展为成熟的色彩系统。

中国水墨画色彩系统的形成，有1个历史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不了解这个过程，就不可能正确了解中国画色彩的特点，他的独特的审美追求和表现规律，就会像有些论者那样轻率地指责中国画的色彩不够丰富和缺乏视觉冲击力，他们喜用西洋绘画的色彩传统和成就，在不经意中贬低我国传统绘画色彩语言的价值，这种割裂传统的认识和价值取向。不利于中国绘画事业的革新与发展。

当然，不了解这样1个历史过程，我们也不可能冷静地全面地认识我国传统中国画色彩语言的真实面貌，就会忽视传统绘画色彩语言特定的历史内容，1旦陷于固步自封的境地。背离了历史审视的目光，也会失去不断革新不断进取的锐气和方向。同样，会阻碍中国画的发展和提高。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中国画又叫丹青，可见，中国画本来是重色彩的。远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已有相当复杂的色彩：春秋战国和西汉色彩斑驳的帛画；辽阳棒台子汉魏墓壁画《车骑图》，有朱，赤。黄，绿，白，赭，黑，墨等几色，五彩缤纷；隋代展子虔勾勒重彩青绿山水《游春图》；唐代大小李将军的山水金碧辉煌：五代黄筌花鸟鲜艳夺目等，举不胜举的历代名作就是明证，传统中国画的1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形成了异常丰富的色彩系统，明代杨慎曾经概括指出了“画家有七十2色”，而这个系统在宋代之前就是建立在“固有色”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无视这个历史事实，进而无端抹煞传统中国画色彩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其次，时至宋元，水墨画的崛起并逐渐成为中国画的主流，但它并没有终止对于绘画色彩语言的追求和更新。并没有中断我国绘画色彩运用的传统，而是在新的表现技巧的形成过程中，对传统的中国的色彩语言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这种革新导致了传统中国画色彩系统的形成，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充实，锤炼为1种高度精粹的独特的色彩系统，这种高度精粹的独特的色彩系统，是以墨白这两种最基本，最重要的色彩为主要载体，通过水与墨不同量的融合于宣纸上得渗化，产生黑，白，灰丰富的层次，表现了色彩无穷的变化，如果用今天的色彩构成学中的“蒙赛尔色立体”去剖析这种变幻，它反映在黑白两极之间的纵轴之上，是色彩明度的变化，与横向的色相和纯度的变化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正因为此，从自然物象抽取，概括出来的不是模拟自然色彩的黑白关系，却似乎更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更具有表现性，从而达到以虚当实，虚实相生。不似之似的艺术效果。

从以黑白为主的中国水墨画色彩系统的形成和变化看，这种新的色彩系统，新的色彩观是渊源有自的，它不中断传统，不反叛传统，而是执着于新的追求，新的突破，这种突破主要表现为对“固有色”的超越。

中国画之用色比较注重主观性，自有其历史文化和哲学土壤，先秦的儒学，用理性精神解释传统“礼乐”，将理性引向现实的日常生活，伦理情感及政治观念之中，在色彩的认知上，则表现为对客观存在的色彩的主观性格予以肯定，“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徇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日：“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在缣帛上施加彩绘的美丽女子之形象，之所以美，是因为这个形象统1在素色之中，以此比喻“礼后”。认为仁是礼节仪式的思想内容，礼节仪式是仁的外在表现，即强调外在的表现形式必须从属于内在的思想观念，重视的是正常情感的感受与理念的结合，而不是认识模拟功能，把中国画对色彩的处理引向带有主观性的表现轨道，在理论上则演化为谢赫“六法”中的“随类附彩”说。

“随类附彩”主张作画要表现物的属性，即物的固有色，而不去模仿物的现象即所谓环境色，这1特点，要求画家必须对丰富的客观色彩世界加以高度的概括处理，而这1过程本身就为主观心灵活动1审美选择赋予了较大的空间。“炎绯寒碧，暖日凉星”而“水色：春绿。夏碧，秋青。冬黑”。在中国画家看来，如果用绿色表现冬天的水(并非冬水不含绿色)，那是难以吻合冷，寂静的冬之情调。这里的色彩属性(固有色)所体现的冷暖关系，已经通过心灵感应的过滤概括出来。李思训父子的青绿山水，工整细润。缜密而富丽的设色；张萱，周昉的仕女图卷，轻简的衣裳，柔丽的色调：黄筌的工笔画鸟，几不见墨迹的五彩调子；范宽的雪景重林。云烟惨淡，风月阴霁之状。宋元之前，中国画丰富的色彩世界，无不通过对“固有色”的总体感觉的把握来表现“心”的世界。

对“固有色”的突破正是在唐代工笔重彩发展至成熟阶段水墨画出现之时，可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山水。花鸟画在这1时期的兴起更助长了水墨的滥觞。此后，水墨画则1发成为中国画样式的主流。尽管元代前后出现了浅绛形式，色与墨又融合在1起，但这种融合是水墨(不是墨线)与色彩的交融，并仍以墨为主，色为辅。“右丞云：‘水墨围上’，诚然。操笔时不可作水墨刷色想，直至了局墨韵既足。则刷色不妨。”浅绛的问世，虽使中国水墨画更为丰富，为墨这1极色增添了别样的光彩，但依然是以墨为主调的。以墨代色，墨分五色的发现，是对色彩论看似离题却也是惊人的创造。“墨分五色”这1高度精粹的色彩观的形成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原因，概括起来讲，主要有3大方面的因素。

其1，“墨分五色”的色彩追求。与道家追求与自然同趣的至大至美的艺术观是1脉相承的。既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们很自然的看到道家对色彩的去取，是摈弃人为的“无色”。所谓“五色令人目盲”，因而面向对自然本质的追求。他们认为人为的色彩追求是不足取的，因为追求人为的色彩就会破坏自然固有的“全美”。这种面向自然本质的精神。与以后中国画色彩演变之间。存在着非常内在的关联。用“墨分五色”的这种超主观的色彩观去突破“固有色”的主观色彩观，实际凭籍的真是道家的艺术哲学。作为道家最基本的思想的“道”。其本质是“无”是“虚”，而又表现为“有”为“实”，这种有无相生，虚实相成的艺术哲学对中国艺术(当然包括中国绘画的色彩追求)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这1色彩观与禅宗的人生哲学与文人审美兴趣也逐渐趋向1致。禅宗追求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文人画家自然淡泊，情境高雅的生活情趣融为1体，清幽，闲静的审美情趣也逐步形成。自然适意，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平淡幽远的闲适之情成为他们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而水墨色调那单纯，朴素，清雅。

浑然天成的美学性格成为最适合于文人画家审美兴趣的技法手段。

其2，工笔画是以勾线填色的形式来表现物象的，这种方法与写实主义西画的区分，就在于形和色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既分离又关联的形式要素，简而言之，西画的形与色是相互融合，形是用色来体现的，而中国工笔画的形是用墨线轮廓来表现，色则是在这墨线轮廓之中的形象的固有色。这种表现形式发展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墨线与色彩的各自发展，势必要以侵入对方的领域为前提。用金线勾勒的金碧山水画，以明暗层次为主要特色的陆探微和黄筌的画作，可以说是用色人形，而水墨画的出现则是以墨线的扩展向色彩方面逼近。宋朝时期，出现院体画和文人画相互对峙的局面也并非偶然，这是中国画样式自身发展的1个必然结果。另外。中国画传统强调的不是对象实体，而是主观情感所表现的气势和韵律，这种生动的气韵主要是通过墨线的“形”来表现的，像“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春蚕吐丝”，“风雷电驰”这样优美的词汇，都是用来描绘墨线艺术的独特风格及特殊韵味的。可以说工笔画样式发展的日趋成熟，也是墨线扩展为“墨分五色”的水墨画艺术的又1内在成因。

其3，我们还要注意水墨画及其色彩系统形成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从整体上看。唐代之后的审美追求。逐渐从儒家政教怀抱的束缚下挣脱而出，朝着追求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和形式规律的方向发展。于是以1种反对矫揉造作，追求自然平淡，质朴无华的情趣韵味，去表现那种超尘脱俗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便成了时代的审美风尚。因此，有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耐人寻味无穷的优美诗句；有了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临”的审美主张；也有了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的文人水墨画。

此外，毛笔，墨与生宣纸质的相互磨合为“墨分五色”的审美理想的实现又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即特殊的绘画材料。进而构成了特殊的绘画语言。

篇4

《水浒传》作为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对《水浒传》的故事有着很大的影响。鲁迅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　鲁迅的话对于解读《水浒传》也同样适用。可以说，没有道教就没有《水浒传》的故事。

一、道教神明在《水浒传》中的表现

道教如同一条线，贯穿故事的始终。从开始的张天师祈禳瘟疫，一直到最后一回徽宗帝梦游梁山泊，整个《水浒传》都脱离不了道教的影响。

在《水浒传》的楔子部分提到了一个叫陈抟的道士。陈抟的生平事迹众说纷纭，是一位颇具神奇色彩的传奇逸道士。以一个道士的身份道出宋朝的命运，以一个道士的身份引出其后诸多的故事，把这样一个传奇的道士放在全书的开端部分，可见作者在成书时颇为看重道教。

全书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中，洪太尉亲奉圣旨到江西龙虎山请张天师祈禳瘟疫，误开了封印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封印。自此梁山一百零八好汉就诞生了。天罡地煞本是道教中的神仙系统，道教称北斗丛星中有三十六个天罡星，每个天罡星各有一神，共有三十六位神将。道士在斋醮作法时，常召请他们下凡驱鬼。《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说：“三十六天罡，天中大神王……七总太元君，为吾驱祸殃。”

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在《水浒传》中被用来代指梁山好汉，并且每一名梁山好汉都是一员天罡地煞的下凡之体。《水浒传》的故事还没有开始，作者已经把众位好汉定位成了一个个的道教人物，可以说众好汉还没有出生就脱离不了道教的影响，把众位好汉的背景设定为道教神仙更是增添了故事的道教文化色彩，使得整个故事都脱离不了道教文化影响。

在全书的第四十二回，宋江在还道村受到赵能，赵得追捕时，躲进破庙而得见九天玄女。九天玄女不但救了宋江的性命，并且在这一回道出了全书的脉络和发展方向，而且在以后的故事中，也总是救梁山好汉于危难之中。例如在第八十八回颜统军阵列混天象，宋公明梦受玄女法中，九天玄女在梦中授予了宋江破阵之法，使梁山军能够得以战胜对手。

宋江的功成名就可以说是道教神仙哺育的结果，若离开了道教神仙的庇佑，他便寸步难行。不仅九天玄女佑护了宋江，其他道教神仙也在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在乌龙岭，若不是乌龙神庇佑宋江，恐怕他早已经落入邓魔君的魔掌了。若不是罗真人传授公孙胜五雷天罡正法，宋江何以战胜高廉？若不是公孙胜行妖作法，宋江怎能大败贺统军？总之，每到关键时刻，宋江总得到道教神仙的帮助，使他能够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正因道教对宋江有救命之恩，所以，他在衣锦还乡时“将钱五万贯，命工匠人等，重建九天玄女娘娘庙宇。两廊山门，妆饰圣像，彩画两庑，俱已完备”。

二、方术和道士在《水浒传》中的表现

在《水浒传》中，不仅有各种道教神仙，同时也有会道教符咒法术的人和法力高强的道士。神行太保戴宗和入云龙公孙胜就是这两类人物的主要代表。他们都是在梁山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用他们所习得的道教符咒方术来救梁山于危机之中。

在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中，戴宗为救宋江用神行甲马之术日行千里给梁山泊送信，这里的甲马属于道教符咒法术的一种。甲马是指画有神像、用于祭神的纸。据《清稗类钞・物品类》“纸马”一节记载，甲马本来叫纸马，起源于唐朝，是手绘的彩色神像，因为上面的神像大多披甲骑马，所以又叫甲马。清代考据学家赵翼《陔余丛考》卷30“纸马”条目说：“世俗祭祀，必焚纸钱、甲马。”万历时学者王士性《广志绎》卷三“泰山香税”条目说：“（士女赴泰山烧香）必戴甲马、呼圣号、不远千里、十步五步一拜而来。”袁枚《续子不语》卷一“天后”条目说：“天后圣母……灵显最著，海洋舟中，必虔奉之。遇风涛不测，呼之立应。有甲马三，一画冕旒秉圭，一画常服，一画披发跣足仗剑而立。每遇危急，焚冕旒者辄应，焚常服者则无不应，若焚至披发仗剑之幅而犹不应，则舟不可救矣。”民国时刻印的《六甲天书》载有“缩地法”，让施法人在两腿上各拴一个甲马，口念缩地咒：“一步百步，其地自缩。逢山山平，逢水水涸。吾奉三山九侯先生令摄！”可以日行千里。清朝人编写的《底襟集・地理秘旨部》载有“足底生云法”：取两个甲马，每个上面各写“白云上升”四字，分别绑在双腿上，口念乘云咒：“望请六丁六甲神，白云鹤羽飞游神。足底生云快似风，如吾飞行碧空中。吾奉九天玄女令摄！”可以日行八百。戴宗正是利用这样的一种符咒之术来去如飞的给梁山泊传送信息的。

入云龙公孙胜作为一百零八好汉中唯一的一个道士，受到了作者的特别优待。在梁山好汉排座次时，作者把公孙胜安排在了第四把交椅上，地位在众朝廷将官之上，可见作者在《水浒传》中的崇道意识是很明显的。公孙胜位列第四，并不是只有其表的，他作为一个道士，多次用自己所掌握的道教神仙法术帮助梁山战胜对手，取得胜利。在第五十三回戴宗智取公孙胜，李逵斧劈罗真人；第五十四回入云龙斗法破高廉；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砀山降魔中公孙胜都有着精彩的表演。

公孙胜用罗真人教他的五雷天罡正法打败了高廉。这五雷天罡正法也是道教中一个著名的法术。五雷天罡正法即是雷法。雷霆为阴阳之气所生，依《洛书》五行之数，“东三南二北一西四，此大数之祖而中央五焉”。而雷霆行天地之中气，故曰五雷。《道法宗旨图衍义》：“希贤曰：五气朝元，一尘不染，能清能净，是曰无漏，肝为东魂之木，肺为西魄之金，心乃南神之火，肾是北精之水，脾至中宫之土。是以圣人眼不视而魂归于肝，耳不闻精在于肾，舌不味而神在于心，鼻不香而魄在于肺，四肢不动而意在于脾。故曰攒簇五雷。”道法认为，诸法之中，威力最大的是雷法。故此，在行法之时，多召役雷部将帅执行。且在召合（召将）之时，也特别强调本身的内功修为，强调聚合五行之气，这五行之气便为五雷。

每当梁山英雄遇到困难时，作者总是搬出道教神仙或者道教法术来救众人于水火之中。梁山好汉本属道教神仙，在道观现世，由九天玄女而知其使命，因道教祭祀而得名，得道教法术而解困于危难。可见道教与梁山好汉的紧密联系。

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对我国国民的日常生活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水浒传》中的道教色彩一方面是那个时代所不能避免的，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道教影响，所以会把一些神秘的无法解释的问题归结于宗教上，这也让《水浒传》多少带有一些宿命论和神秘主义的色彩，但是《水浒传》中的道教文化色彩的显现也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道教文化在那个特定时代的存在状况，使后人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真实的生活风貌。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　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篇5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1-0058-04

当前，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和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2003年文化部与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5年3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正式全面拉开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序幕；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9号），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意见》指出，要“加大少数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努力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素质较高的少数民族文化工作者队伍，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着力培养一大批艺术拔尖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积极保护和扶持少数民族优秀民间艺人和濒危文化项目传承人，对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突出贡献的传承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支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抢救濒危文化，推动相关学科建设，培养濒危文化传承人。”然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何有效、合理地培养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这是目前亟待探讨和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郑一民先生指出：“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传承和发展始终由其载体——‘老艺人’来完成。他们掌握并传承着古老的民间文化知识和民族技艺的精髓，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如果没有了传承人，就丧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传承人坚持非物质文化的生态延续，其保护与传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1]由此可见，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目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构建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面却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传承人才队伍青黄不接，断层现象严重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绝大多数来自广大的农村地区，这些掌握“绝技”的艺人大多数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偏低，而且年岁已高，一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随着这些老艺人去世而随之消失。而年轻的一代有的迫于生活的压力不得不外出务工，不能学习传承父辈们的“绝技”；有的对身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屑一顾，不愿意潜心学习和传承，致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大多数主要从事民族民间文学、民族民间音乐、民族民间歌舞等的传承人，因所从事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无法开发利用自己特长的传承技艺，又无时无力投身其他行业，而无法很好解决个人和家庭的生计问题。他们大部分处于经济来源困难、家庭生计困顿、年老无力的艰难状况，生活甚至不如一般人……极大地影响到了传承人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也现实地影响了年轻后生学习文化传承的积极性，造成了民族文化传承人的断代。”[2]

（二）传承人才培养缺乏规范性，随意性强

当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上做了大量工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约，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方面却非常滞后。尽管有些地方在尝试着探索传承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规范、可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模式；在国家的层面上，目前还没有出台一个具有全局指导性的人才培养方案；虽然有些地方政府、高校、协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制订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的计划和方案，但从整体来看，这些计划和方案大多数随意性比较强，而且缺乏规范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三）传承人才培养结构欠合理，质量不高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益重视，各级地方政府及高校等机构纷纷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加入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也被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全国有很多高校纷纷开设了一些相关专业，招收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的本科生、研究生，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这些人才培养机构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普遍存在着诸如师资力量缺乏、人才培养结构单一、课程设置缺乏合理的论证、人才模式过于偏重理论、学生实践能力不足等现象；而有些靠师徒传承或民间文化团体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由于对其培养的传承人过于强调实践的“技艺性”，而忽视了对其理论性的指导。这些都导致了我国传承人才培养结构欠合理、质量不高。

（四）相关部门对传承人才培养不够重视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是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久之计就是要加强对传承人才的培养。当前，有许多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整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却忽视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也缺乏必要的资金扶持和政策倾斜。其结果是导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而日趋消亡，许多工作甚至面临着前功尽弃的结局。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指出：“民间文化处于最濒危的现状有两种，一种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另一种是传承人的问题。而传承人濒危现象又在少数民族地区最为明显，极需关注。”[3]可见，传承人才的培养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以制度的形式制定规范有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培养方案，是解决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滞后问题的前提。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方案是指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需求，国家各级政府、社会团体、教育部门等机构为了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它对于保护、传承和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走向规范化、有序化的重要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要体现出指导性、针对性和可行性，具体可以制定国家、政府、高校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四位一体”的培养方案。

一是要从国家宏观层面制定一个具有指导性的人才培养方案。该方案要明确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中的指导思想、目的、基本任务、机制、目标，以及相应的政策、资金、法律等保障体系，从而为地方政府、教育机构、社会团体等机构制定具体的传承人才培养方案提供指导性的参照。

二是地方政府要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为指导，结合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存现状、文化特征、传承人概况等实际情况，充分调动各职能部门的积极性，利用本地各种资源优势，制定出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使该地区的传承人才培养落到实处。

三是各高校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要充分利用自身人才培养的优势，结合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的特点，制定出相应的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专业性理论和实践人才。

四是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协会要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结合本协会文化研究的特点和传承人才情况，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制定出本协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如《刘三姐歌谣传承人才培养方案》、《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人才培养方案》、《傣族孔雀舞传承人才培养方案》等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模式

要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持续健康地传承下去，除了要制定出“四位一体”的、系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人才培养方案外，还要有一整套切实可行人才培养策略，并采取一些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人才培养措施，培养出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从而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推向深入。

（一）重视“师徒传承型”人才培养模式

师徒传承型传承人培养模式，就是俗称“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方式。主要有家族世袭传承和社会师徒传承两种类型。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有些专业性、技艺较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等，其传承模式主要是师徒传承。这种模式是我国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充分重视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在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性”时代要求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特殊性”与“专利性”，要注意保护和协调好现有传承人的既得利益。一方面，要完善“国家+省+市+县”“四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和传承人名录体系，使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得到及时的发现和救助；另一方面，要切实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命名工程，建立传承人档案，将传承人的保护工作列入政府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要进一步加大政府保护传承人的力度和投入，为传承人提供良好的生计保护，为传承人开展传统文化传习工作提供支持和服务，使得老传承人无忧传承、年轻一代积极参与传承。

（二）鼓励社会文化团体“职业型”人才培养模式

一直以来，我国民间文化演艺团体或组织在丰富人们的日常精神生活、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这些文化团体或组织也以独特的团体职业型传承人培养模式续写着各自文化的辉煌。社会团体职业型传承人培养模式是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一些民间文化演艺团体或组织（如马戏艺术团、彩调歌舞团等）为了职业演艺发展的需要，将一些文化演艺技艺传承给该团体或组织的成员，使这些民间文化演艺团体或组织的文化技艺后继有人，世代相传。社会团体职业型传承人培养模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职业性的团体传承方式，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和地方政府应积极鼓励这种传承人才的培养模式，充分调动各民间文化演艺团体或组织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为它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三）扶持高校“理论实践型”人才培养模式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摇篮，聚集有大量的理论型、实践型、管理型人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的培养应充分利用好高校这个有利的平台。国家和地方政府要积极指导和扶持高校，培养既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又具有一定实践能力的复合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高校可以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结合地方民族文化特色，通过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班，聘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校授课、讲学，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从而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良性持续发展。如哈尔滨师范大学结合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设置了黑龙江省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专业，定向招收黑龙江省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本民族考生，对黑龙江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专业化培养。而“北京城市学院2012年起也将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科专业。学校将把老北京传统手工艺老艺人请进学校，采取艺术家和学校联合培养的模式，努力培养出高学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手工艺者。入读该专业的学生可同时享受课堂教学和老艺人‘师傅带徒弟’的工坊式教学。”[4]伴随着全国各地高校纷纷加入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行列，高校将成为我国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重要阵地。

（四）倡导群众“业余爱好型”人才培养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长于民间，传承于民间，它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其“活态性”。因此，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源渊流传、经久不衰的强大动力在于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加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来，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日常生活。我国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广大人民群众业余爱好的方式来传承的，如广西刘三姐歌谣、侗族的芦笙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就是如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不是单一的个人或文化团体中的“圈内人”，而是爱好这些民族民间艺术的广大人民群众。因此，积极倡导群众业余爱好型传承人培养模式，也是保护和传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条重要途径。

学者祁庆富指出：“非物资文化遗产的本质不在于‘物’与‘非物’，而在于文化的‘传承’，其核心是传承文化的人。”[5]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承载着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重任和神圣使命。在当前，制定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采取积极有效的培养策略，充分发挥上述四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势，是确保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薪火相传的必要条件，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郑一民.保护传承人是“非遗”工作的重中之重[J].领导之友，2008，（3）：37.

[2]安学斌.民族文化传承人的历史价值与当代生境[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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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画色彩问题，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而言，再具体1点说，就是围绕自唐代以后形成并逐渐形成为中国画主流的文人画样式，也即所谓“墨分五色”的色彩命题，当然其中也涉及到“固有色”的观念。重点之所以放到前者，因为传统中国画的1些观念“山水居首”，“水墨为上”表明作为水墨画的墨分五色已发展为成熟的色彩系统。

中国水墨画色彩系统的形成，有1个历史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不了解这个过程，就不可能正确了解中国画色彩的特点，他的独特的审美追求和表现规律，就会像有些论者那样轻率地指责中国画的色彩不够丰富和缺乏视觉冲击力，他们喜用西洋绘画的色彩传统和成就，在不经意中贬低我国传统绘画色彩语言的价值，这种割裂传统的认识和价值取向。不利于中国绘画事业的革新与发展。

当然，不了解这样1个历史过程，我们也不可能冷静地全面地认识我国传统中国画色彩语言的真实面貌，就会忽视传统绘画色彩语言特定的历史内容，1旦陷于固步自封的境地。背离了历史审视的目光，也会失去不断革新不断进取的锐气和方向。wWW.133229.cOm同样，会阻碍中国画的发展和提高。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中国画又叫丹青，可见，中国画本来是重色彩的。远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已有相当复杂的色彩：春秋战国和西汉色彩斑驳的帛画；辽阳棒台子汉魏墓壁画《车骑图》，有朱，赤。黄，绿，白，赭，黑，墨等几色，五彩缤纷；隋代展子虔勾勒重彩青绿山水《游春图》；唐代大小李将军的山水金碧辉煌：五代黄筌花鸟鲜艳夺目等，举不胜举的历代名作就是明证，传统中国画的1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形成了异常丰富的色彩系统，明代杨慎曾经概括指出了“画家有七十2色”，而这个系统在宋代之前就是建立在“固有色”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无视这个历史事实，进而无端抹煞传统中国画色彩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其次，时至宋元，水墨画的崛起并逐渐成为中国画的主流，但它并没有终止对于绘画色彩语言的追求和更新。并没有中断我国绘画色彩运用的传统，而是在新的表现技巧的形成过程中，对传统的中国的色彩语言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这种革新导致了传统中国画色彩系统的形成，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充实，锤炼为1种高度精粹的独特的色彩系统，这种高度精粹的独特的色彩系统，是以墨白这两种最基本，最重要的色彩为主要载体，通过水与墨不同量的融合于宣纸上得渗化，产生黑，白，灰丰富的层次，表现了色彩无穷的变化，如果用今天的色彩构成学中的“蒙赛尔色立体”去剖析这种变幻，它反映在黑白两极之间的纵轴之上，是色彩明度的变化，与横向的色相和纯度的变化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正因为此，从自然物象抽取，概括出来的不是模拟自然色彩的黑白关系，却似乎更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更具有表现性，从而达到以虚当实，虚实相生。不似之似的艺术效果。

从以黑白为主的中国水墨画色彩系统的形成和变化看，这种新的色彩系统，新的色彩观是渊源有自的，它不中断传统，不反叛传统，而是执着于新的追求，新的突破，这种突破主要表现为对“固有色”的超越。

中国画之用色比较注重主观性，自有其历史文化和哲学土壤，先秦的儒学，用理性精神解释传统“礼乐”，将理性引向现实的日常生活，伦理情感及政治观念之中，在色彩的认知上，则表现为对客观存在的色彩的主观性格予以肯定，“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徇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日：“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在缣帛上施加彩绘的美丽女子之形象，之所以美，是因为这个形象统1在素色之中，以此比喻“礼后”。认为仁是礼节仪式的思想内容，礼节仪式是仁的外在表现，即强调外在的表现形式必须从属于内在的思想观念，重视的是正常情感的感受与理念的结合，而不是认识模拟功能，把中国画对色彩的处理引向带有主观性的表现轨道，在理论上则演化为谢赫“六法”中的“随类附彩”说。

“随类附彩”主张作画要表现物的属性，即物的固有色，而不去模仿物的现象即所谓环境色，这1特点，要求画家必须对丰富的客观色彩世界加以高度的概括处理，而这1过程本身就为主观心灵活动1审美选择赋予了较大的空间。“炎绯寒碧，暖日凉星”而“水色：春绿。夏碧，秋青。冬黑”。在中国画家看来，如果用绿色表现冬天的水(并非冬水不含绿色)，那是难以吻合冷，寂静的冬之情调。这里的色彩属性(固有色)所体现的冷暖关系，已经通过心灵感应的过滤概括出来。李思训父子的青绿山水，工整细润。缜密而富丽的设色；张萱，周昉的仕女图卷，轻简的衣裳，柔丽的色调：黄筌的工笔画鸟，几不见墨迹的五彩调子；范宽的雪景重林。云烟惨淡，风月阴霁之状。宋元之前，中国画丰富的色彩世界，无不通过对“固有色”的总体感觉的把握来表现“心”的世界。

对“固有色”的突破正是在唐代工笔重彩发展至成熟阶段水墨画出现之时，可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山水。花鸟画在这1时期的兴起更助长了水墨的滥觞。此后，水墨画则1发成为中国画样式的主流。尽管元代前后出现了浅绛形式，色与墨又融合在1起，但这种融合是水墨(不是墨线)与色彩的交融，并仍以墨为主，色为辅。“右丞云：‘水墨围上’，诚然。操笔时不可作水墨刷色想，直至了局墨韵既足。则刷色不妨。”浅绛的问世，虽使中国水墨画更为丰富，为墨这1极色增添了别样的光彩，但依然是以墨为主调的。以墨代色，墨分五色的发现，是对色彩论看似离题却也是惊人的创造。“墨分五色”这1高度精粹的色彩观的形成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原因，概括起来讲，主要有3大方面的因素。

其1，“墨分五色”的色彩追求。与道家追求与自然同趣的至大至美的艺术观是1脉相承的。既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们很自然的看到道家对色彩的去取，是摈弃人为的“无色”。所谓“五色令人目盲”，因而面向对自然本质的追求。他们认为人为的色彩追求是不足取的，因为追求人为的色彩就会破坏自然固有的“全美”。这种面向自然本质的精神。与以后中国画色彩演变之间。存在着非常内在的关联。用“墨分五色”的这种超主观的色彩观去突破“固有色”的主观色彩观，实际凭籍的真是道家的艺术哲学。作为道家最基本的思想的“道”。其本质是“无”是“虚”，而又表现为“有”为“实”，这种有无相生，虚实相成的艺术哲学对中国艺术(当然包括中国绘画的色彩追求)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这1色彩观与禅宗的人生哲学与文人审美兴趣也逐渐趋向1致。禅宗追求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文人画家自然淡泊，情境高雅的生活情趣融为1体，清幽，闲静的审美情趣也逐步形成。自然适意，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平淡幽远的闲适之情成为他们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而水墨色调那单纯，朴素，清雅。浑然天成的美学性格成为最适合于文人画家审美兴趣的技法手段。

其2，工笔画是以勾线填色的形式来表现物象的，这种方法与写实主义西画的区分，就在于形和色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既分离又关联的形式要素，简而言之，西画的形与色是相互融合，形是用色来体现的，而中国工笔画的形是用墨线轮廓来表现，色则是在这墨线轮廓之中的形象的固有色。这种表现形式发展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墨线与色彩的各自发展，势必要以侵入对方的领域为前提。用金线勾勒的金碧山水画，以明暗层次为主要特色的陆探微和黄筌的画作，可以说是用色人形，而水墨画的出现则是以墨线的扩展向色彩方面逼近。宋朝时期，出现院体画和文人画相互对峙的局面也并非偶然，这是中国画样式自身发展的1个必然结果。另外。中国画传统强调的不是对象实体，而是主观情感所表现的气势和韵律，这种生动的气韵主要是通过墨线的“形”来表现的，像“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春蚕吐丝”，“风雷电驰”这样优美的词汇，都是用来描绘墨线艺术的独特风格及特殊韵味的。可以说工笔画样式发展的日趋成熟，也是墨线扩展为“墨分五色”的水墨画艺术的又1内在成因。

其3，我们还要注意水墨画及其色彩系统形成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从整体上看。唐代之后的审美追求。逐渐从儒家政教怀抱的束缚下挣脱而出，朝着追求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和形式规律的方向发展。于是以1种反对矫揉造作，追求自然平淡，质朴无华的情趣韵味，去表现那种超尘脱俗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便成了时代的审美风尚。因此，有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耐人寻味无穷的优美诗句；有了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临”的审美主张；也有了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的文人水墨画。

此外，毛笔，墨与生宣纸质的相互磨合为“墨分五色”的审美理想的实现又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即特殊的绘画材料。进而构成了特殊的绘画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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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芬芬（1982-），女，湖南祁东人，南华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讲师；廖建军（1965-），女，湖南宁乡人，南华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院长，教授。（湖南?衡阳?421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华大学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中国传统‘和’文化在设计艺术人才培养中的应用研究”（批准编号：2010ZZ024）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9-0025-02

“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魁宝，它是中华民族普遍具有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工作、交往乃至艺术活动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中国传统“和”文化在设计艺术人才培养中的应用对于增强当代中国设计艺术类大学生的历史文化底蕴、培养他们的“和谐化设计”能力、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合格的设计艺术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基本内涵

要自觉地把中国传统“和”文化应用于设计艺术人才培养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首先必须了解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基本内涵，把握其精神实质。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构成一个民族自身特色的重要内容，是维系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李瑞环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1]中国传统“和”文化源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金文中的“和”字。早在西周末期，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和”文化逐渐成了诸子百家的共识。汉代以后，“和”的思想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可见，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是一个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文化理念。目前，“和”文化已经蕴藏着政通人和、内和外顺、和以处事、和衷共济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包含着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和合等多种涵义。概括起来，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基本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和为贵”的价值取向

“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特色。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在孔子看来，“和”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审美价值。孟子进一步强调“人和”即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除了儒家十分重视“和”的价值之外，佛道墨是诸家都极力推崇“和”的思想。佛家反对杀生，主张与世无争，强调生态和谐、社会和谐、人自身和谐。道家特别强调“天和”即生态和谐的重要性。庄子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乐优于人乐，天和重于人和。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也十分重视“和”文化的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不仅具有社会价值，而且具有审美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认同。早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明确指出：“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

2.“和而不同”的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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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博物馆事业起源较早。从 1914 年的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 ( 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 成立至今，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发展较为缓慢。到七八十年代，伴随着杜甫草堂、武侯祠、永陵 ( 时称 “王建墓”) 等几家专题性纪念馆的正式挂牌和成都市博物馆的恢复，成都的博物馆事业开始了新的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成都兴建了一些企业办的博物馆和私人陈列馆、艺术馆，为成都博物馆文化事业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到目前为止，成都共有历史考古、地质、名人纪念、民风民俗、酒文化、医学、钟表等专题门类博物馆约 86 家，其中，国有博物馆 5 家，民办博物馆 36 家。这 86 家基本涵盖了目前成都所有面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收藏馆、陈列馆、艺术馆。这些博物馆的分布除了成都市区，也有在周边的郫县、新津、彭州、大邑等地。基本上形成了门类丰富、国有馆与民办馆共同发展的博物馆体系。

成都博物馆业藏品丰富、种类齐全、且富有特色，如四川省博物馆和成都市博物馆是市区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 四川大学博物馆是西南地区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也是全国高校中唯一的综合性博物馆; 成都理工大学地质博物馆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地学类自然博物馆; 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是西南第一家医药卫生专业博物馆; 建川博物馆是目前国内民间资金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的民间博物馆;

川菜博物馆，是世界唯一以菜系文化为陈列内容的主题博物馆等等。

成都博物馆业的发展是喜忧参半，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1. 总体发展较快。博物馆数量明显增加，博物馆藏品范围不断扩大，藏品量迅速提高，私人收藏家日渐崛起。21 年安仁古镇 “中国博物馆小镇”挂牌，更是为成都博物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篇9

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提高，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寻求新的休闲方式，旅游的文化性、新奇性、感官体验受到旅游市场的青睐，美食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舌尖上的中国》大热，使得游客出行目的不再单一，出行意向选择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中国饮食文化经历了五千年的沉淀，有着“烹饪王国”的称号，并且饮食在旅游六大要素中排名首位，可见饮食文化不但能够体现中国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更是旅游经济效益的体现。川渝地区地处祖国西南，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使得川渝饮食既充满了江湖味又时时体现着现代文明。川渝饮食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及历史优势。

一、川渝少数民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川菜是中国菜系之一，具有别具一格的烹调方法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川菜具有麻、辣、鲜、油等特点。而川菜最负盛名的菜肴钧出于少数民族传统作坊，如自贡江湖菜、宜宾燃面等。全国少数民族有30个民族分布在西南地区，而每个民族特有的语言文化、服饰文化和饮食文化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也是旅游资源开发的重点。目前川渝地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尚且处于附属资源，直接带动经济效益作用较小，只是通过游客被动消费带来旅游增长点。

二、川渝少数民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重视度不够，规划发展不协调

如今少数民族地区政府重视旅游业发展，大力开发和建设旅游景区，缺忽视了对民族餐饮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没有把饮食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看待，忽略了饮食的精神层次，忽略了饮食文化和体验式消费的结合开发，未能将饮食相关的饮食文化、饮食禁忌、饮食节庆以及饮食礼仪与旅游结合起来提升民族区域旅游品牌，政府缺少对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视。

（二）饮食知名度低，宣传推广方式落后

川渝少数民族美食众多，但都未形成品牌效应，许多美食只在民间流传。最传统的川菜做法、最地道的民族菜肴，只有形成品牌效应，才能传承和推广。美食旅游宣传力度不够，美食旅游的品牌影响力尚未形成，政府、旅游企业及餐馆经营者对美食旅游推动旅游业整体发展所起的作用认识度较低。少数民族地区饮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但是人们品牌意识淡薄，做工复杂工序繁多的美食，知名度只限于地区，未能全国推广。

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化社会信息交流畅通无阻，传统的宣传方式已然不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全国餐饮业竞争激烈，旅游者消费观念也越来越理性化、推进品牌化发展是大势所趋。

（三）专业人才缺失，饮食教育落后

餐饮企业随着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竞争越发激烈。消费者的餐饮选择与餐饮企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相关。因此，提高餐饮企业人员服务态度和管理水平对少数民族地区餐饮经济效益起着重要作用。川渝少数民族地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厨师极少，甚至有些只有中小学水平。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进入性的提高，游客饮食要求不再是简单的吃饱和吃好，他们更加注重菜肴的艺术水平及文化内涵。但目前民族餐厅餐饮服务人员素质和教育水平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四）饮食文化内涵缺乏，饮食环境粗糙

川渝少数民族地区美食旅游开发过程中，对美食本身所包含的文化挖掘不够。例如藏族团圆饭吐巴（类似于饺子），面团中将石子、辣椒、木炭、毛线等放于面皮中。每一种物品代表不同的含义，石子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心肠硬，毛线表示心肠软，木炭表示心肠黑，辣椒表示嘴如刀。这是一种饮食娱乐，无论谁吃到什么，都必须即席吐出。深度开发美食文化既能满足游客旅游活动又能体验当地特色饮食风俗带来的高层次境界。

川渝美食中除了大品牌大规模连锁店吸引游客之外，一些口味正宗地理位置偏僻的“苍蝇”馆子同样受到青睐。川渝地区尤其是民族餐馆，常常会出现人流爆满却买不到的现象。众多的“苍蝇”馆子就餐环境简陋、餐馆景观设计陈旧，极大地影响游客就餐体验。

三、川渝少数民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对策

（一）注重资源保护，强化宏观管理

首先，各民族在旅游发展期间，既要去迎合游客，迎接市场的需要，以获得经济和生活上的提高，更要加强对饮食旅游资源的保护，让其原汁原味地呈现在游客面前，保持饮食文化的传统性，建立文化保护机制。其次由政府牵头，制定政策与方针，积极引起餐饮企业方向，实现宏观管理。加大对特色餐饮创业的扶持奖励政策、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支持和帮助企业提升餐饮档次，组织企业参加各种旅游产销会、博览会、交易会等，拓展饮食旅游资源市场。

（二）树立饮食文化品牌，拓宽宣传手段

一方面要求政府引导川渝少数民族地区餐饮、食品加工、配送等企业树立起自身的品牌，形成品牌文化优势；另一方面也要鼓励和支持企业对已有的特色产品的商标注册，加快形成品牌效应，以品牌为龙头带动其他民族旅游行业升级发展。

川渝少数民族饮食文化旅游产品应该加强宣传和推广，不仅仅是人们熟知的菜肴加大宣传力度，更应该重视民族特色菜肴的推广。除了利用电视、报纸、杂志等进行传统宣传手段外，还可以利用新媒体如：微信、微博、第三方等形式进行宣传。同时，借助电视平台打造美食节目、视频直播吸引观众眼球、网络平台设计美食网、旅游节庆活动提高市场影响力。以此吸引旅游者的关注点，加快川渝少数民族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三）加强人才培养，提高饮食教育水平

首先要转变餐饮企业管理者思维。餐饮企业生存的根本不单单依靠口碑效应更重要的因素是创新。企业管理者只有跟随市场的要求不断提高创新水平，才能将民族餐饮做大做强。其次，加强对厨师队伍的培训。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的人注重营养搭配养生长寿，而这些需要专业的营养学厨师。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不但能够提高餐饮的内涵更加快了中国餐饮的国际化进程。最后，民族餐饮企业应加强与知名院校的合作交流，既能宣传本地区的餐饮文化又能提升现有餐饮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四）挖掘饮食文化内涵，改善饮食环境

饮食文化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背景、民间传说、神话故事、风土人情以及历史渊源是餐饮企业提高产品内涵打造品牌影响力的关键。饮食旅游的开发还应该注重内涵的开发，将饮食禁忌与饮食文化相结合，既能满足游客好奇心又能提高美食旅游的开发层次。少数民族餐厅景观应重点突出民俗特色，围绕饮食开展多种文化活动，有利于加深游客对美食旅游的体验，满足个性化的市场需求。

篇10

相信有颗星星，你是与人一起看的；相信有片叶子，你曾做成过书签。从此，无论走到哪里，那个故事都会挂在夜空之上，留在风里。

如果你没有看过星星，没有摘过叶子，那么，你的生活，可能也还行。更可能的，是没什么味道。

在味道的词典里，有几个词，会跳出来，让我觉得印象深刻――它们是怅然、漠然和简约。

这些词，摸起来，都挺冷。

这回先说说张然。

一

气味可以是令人怅然的。有这种效果的香水和葡萄酒，并不多。

怅然有时是因为暧昧。

暧昧，是有感觉又不强烈。是得不到又不想失去。是比远的关系近，比近的关系远。是没有承诺却想有些担当。是除了情人节，其他节日都互送礼物。是你感冒的晚上，有人打电话来，让你多喝水，按时吃药，盖好被子，打电话的人，却不能来倒水，端药，盖被子。

暧昧高手，可以在暧昧中自得其乐。大部分人。在似是而非的关系中，会心神不定，把握不住，若有所思之后，若有所失。

气味暧昧的香水，有人说是“鸦片”和“毒药”。我觉得不很准确。

伊夫・圣・罗兰公司(Yves Saint Laurent)的“鸦片”(Opium)，如果非说与暧昧有关，在于它确实有些似是而非。

“鸦片”香水被称为东方香调中的经典名香。它还是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著名香水，在“鸦片”创作和销售策划上，打的都是中国牌。不过，认真推敲起来，“鸦片”的里里外外，其实并不中国。

上期说娇兰(Tacpues Guerlain)时提过，西方人弄出来的东方情调香水，都是西方人的理解。多少年来，东方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相对透彻，而除了少数扎根在东方的西方人，西方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理解过什么是东方。过去几百几千年了，西方人一提东方，还是会想到什么宫殿、灯笼和功夫，还有鸦片。这些概念化符号和现实早已没什么关系，或是点缀，或是误读。

圣・罗兰自称创作灵感来自中国。1977年“鸦片”上市时，会用了“北京号”帆船做会场。色彩上，浓烈夸张，以深紫和艳红为主；装饰上，奢靡张扬，珠光宝气。这种浓烈张扬的基调，恰与中国文化的精髓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

稍具中国文化底蕴的人都了解，中国哲学是讲究中庸的，中国画是讲究写意留白的，中国诗歌是追求意境空灵的，中国太极是强调以柔制刚以静制动的，中国人性格是含蓄内敛的，中国式的爱情是欲说又止的。

为了进一步强化中国符号，会现场干脆造了个鸦片馆，里面还有卧榻靠枕。我想，应该没有国人会认同那东西可以代表中国。所以，会引发当地华人游行抗议，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不少人说“鸦片”香水瓶的造型来源于中国的鼻烟壶，这大概也是误读。有论证表明，这种造型源于日本人一种小型盒式漆器――用来装药的印笼。虽说印笼的前身确是中国收藏印章的容器，但它终究是一种典型的日本赏玩器类。

“鸦片”本身的香气，也有些似是而非，听起来挺中国。其实有些牵强附会。

能联想到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香气，最直接的意向是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花卉。比如日本与樱花、保加利亚与玫瑰、荷兰与郁金香、墨西哥与仙人掌、朝鲜与金达莱、法国与鸢尾。

圣・罗兰“鸦片”中的中国香气，倒没有用罂粟花。不过也好不到哪儿去，它选择了一堆调料――茴香、生姜和胡椒。听起来不像花香，更像菜。调香师可能比较喜欢中国料理，而且偏爱川菜。

茴香是“鸦片”的前调。最早的茴香并不在我们这儿，出自埃及和印度，五代时才由波斯传人中国。传进来后，似乎也较少用来做香水，基本用途是炖肉烧鱼包饺子。

中调中有胡椒。汉语名字中凡带胡字的物品，除了胡须，大体都是外面传进来的，比如胡琴、胡椒和胡萝卜。所以，胡椒也不是正宗国货，原产印度，后传播甚广，还被利比里亚定为国花。有论文考证。我国直到1951年才从马来西亚引种胡椒到海南岛(我有些困惑，这么晚才进来，莫非过去的川菜只辣不麻?不过也据说，川菜确实是现代以来才变麻的。过去并不太麻，甚至不怎么辣。有人找到道光年间的一份川菜谱，二十多道菜中竟然没有一道菜是辣的。川菜转向辛香调，重用辣椒、花椒、胡椒这三椒，据说已经是很晚很晚的事情咧。嗯，跑题了，回来)。

圣・罗兰选择这些菜做香水，也许是为了凸现个性，也许还是不很了解中国。虽然世界大国中唯独中国没有正式国花，不过能代表中国的花也多了去了。梅花、牡丹、兰花、、月季、杜鹃、荷花、茶花、桂花、水仙等中国名花的香气，应该都比那些调味品有代表性。再不济，也可以选选中国树，比如中国独有的珙桐、杜仲、鹅耳栎什么的。即使选杉树，也可选择中国的“活化石”银杉或水杉，结果选个西洋杉作了后调。

如果是国人制作这款香水，估计大多会选梅花或者牡丹。如果是我，我就选梅花。嗯，冰清玉洁，凌寒留香，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很中国，多够味儿。

而现在的“鸦片”，一打开，味道熏人一跟头。应该没有几个东方女性会真的喜欢这款东方名香。如果竟然真的喜欢，这个女性骨子里一定不怎么东方。或者，她是四川人或者重庆人，非常喜欢吃麻婆豆腐、泡椒凤爪和口水鸡。

“鸦片”在中国销售的时候，有的销售商觉得名字难听，悄悄地改称为“雅片”，还偷着乐，自认是神来之笔。其实是弄巧成拙，“鸦片”根本就不想走雅的路，而是直奔诱惑的主题。圣・罗兰创意总监推出的“鸦片”香水广告，竭尽诱惑之能事，是我看过的最活色生香的香水广告――黑色皮毛上，模特向后仰躺，朱唇微启，睡眼胧。

从这个角度说，圣・罗兰选用姜和胡椒作中调，倒是阴错阳差，有点中国了。中医认为，胡椒，辛热，纯阳之物；生姜，助阳佳品，“男子不可百日无姜”。所以，生姜也叫还魂草，姜汤又叫还魂汤。

不过，虽说暧昧也是一种诱惑，而单一的诱惑却不是暧昧，更谈不上怅然。

如果，谁要在“鸦片”中寻找怅然，一试之下，应该会怅然。

二

相比之下，“毒药”(Poison)似乎离暧昧更近一些。虽然听名字，“毒药”比“鸦片”还生猛。

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对此并不掩饰，有些人把“毒药”翻译成奇葩，是想文化一些，端庄一些，其实这违背了迪奥的本意。奇葩不奇，此类名字俯拾皆是，而迪奥要的是惊世骇俗。

毒药!充满挑衅意味，诉说自由，激情，性感，豁出去，侵略性。让人过目难忘，极大地挑起好奇心，迷死也无怨无悔。这款香水能大卖，

名字功不可没。

何况，香水和毒药，本来就有些关系。早在16世纪，巴黎的首家香水公司，卖香水，兼卖毒药。这倒方便了女人，迷死或者杀死男人的东西，一家店里都能买全了。此外，有句话说，用香如用毒，用对香水，令人失魂落魄；用错了，不但扼杀气氛，还可能扼杀一段姻缘。

对“毒药”，也常有误读。比如，有人说，“毒药”从头到尾是一个调，根本没有前中后的区别，馥郁浓烈，一味地性感。其实，“毒药”的调性并非那么，实际上用的是暧昧。

不同的“毒药”品种，都以辛香掺入花果香气，形成了带刺玫瑰的效果，成为危险的美丽，羞怯的魅惑，突破传统的欲望，撕开面纱的冲动。

欲说还休是一种暧昧，欲休还说也是。“毒药”让你欲说还休，然后欲休还说，直到宁愿饮鸩止渴。

与“毒药”相似的花卉，要数夜来香。香气浓郁，还有夜的味道。殊不知，夜来香除了这个妖娆的名字，还有一个雅致的别名――紫茉莉。小时候不怎么喜欢它的味道，也许是觉得它异香扑鼻，像个旗袍女人，扭啊扭的，是个危险的动物。

这个感觉其实准确，老的流行歌曲提到夜来香，都是“夜上晚妆，霓虹闪亮，脂粉催开夜来香”一类香词艳语。实际上，夜来香的花语，就是危险的快乐。

现在尽管仍不喜香艳，但已经会欣赏穿旗袍的女人了，还知道旗袍其实可以穿得很娴静，很幽婉，很暧昧。

还有人说，“毒药”这种颇具杀伤力的香水，不是给穿套装的女性职员准备的，是给露背装的华丽晚宴、声色舞厅和魅惑约会准备的。

然而，“毒药”针对的并不是某种女人，而是全部女人。绵延20余年，“毒药”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系列，几乎可以将各类女性，一网打尽。

整个系列，就是一个有计划的阴谋，企图让所有女人使用，让全体男人中毒。紫毒、温柔绿毒(Tendre Poison)、午夜蓝毒(Midnight Poison)、蛊媚红毒(Hypnotic Poison)和冰火白毒(Pure Poison)，虽然无论如何变奏，主旋律都是个毒字，但药性却有区别，有的贴上了温柔、清新、纯洁等标签。

只是，你我心知肚明。穿上温柔纯情糖衣的绮靡肥腻，更加致命。

当然，女人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不同。只是，似乎外在不同多过内在。女人内心好像有很多相同之处，其中之一，是期待捕获。捕获方式之一，是媚。不是取悦之媚，是媚好之媚，明媚之媚，魅之媚。“毒药”，为女人提供了施媚放魅的工具。

每个穿职业套装的女职员，走出写字楼，都可以换上露背装，喷上“毒药”香氛，释放女人天性。

三

比“毒药”更具有暧昧色彩的香水，我觉得是款男用香水。听起来有些奇怪，其实挺正常，很多时候，男人比女人更善于玩儿暧昧。

乔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i)的黑色密码(Black Code)香水，有柠檬和橙花的味道，这种水果气味，看起来清新，其实很难拿捏。弄不好，显得平常甚至平庸。弄好了，很撩人。柠檬和橙花，留香短，倏忽不见，剩下的，只是个影子，若有若无地在。这款香水里，还有地中海香料以及Guaiac木的味道，都有些辛香，显出一些男人气，而且是那种冷静的男人气。

这种男人有吸引力，有时还显得难以抗拒。就像阿玛尼服装特点，理性、中性、讲究质感，除去所有繁复装饰，不枝不蔓，只剩充满雕塑感的线条，诉说无法形容的优雅和性感。

在这里，优雅和性感并行不悖。实际上，当性感与优雅结合时，就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性感，似乎漫不经心，但又在煽风点火。其效果，远非肌肉男和波霸女能够企及。

黑色密码香水尾调的东加豆(Tonka Bean)，能提炼出香豆素，那是一种抗凝血剂，剂量大时可以致命。暧昧男人易使人伤心，有些像现在流行的“三不”男人，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对“三不”男人，最好远视，不可近观。

四

如果要找具有暧昧风格的葡萄酒，大概首推黑比诺(Pinot Noir)葡萄酿造的酒了。

黑比诺的诱惑力，有些深藏不露。它果实脆弱，果皮薄，香气却极其复杂，一会儿是樱桃，一会儿是覆盆子，一会儿又是小蘑菇，层层浮现，难以捕捉。这种姿态，很像林黛玉，脸上心里，一会儿风，一会儿雨，一会儿晴天丽日。可如果喜欢上这个丫头，往往会沉溺其中，难以自拔。

勃艮第的香波一蜜斯尼园(Chambolle Musigny)酿的酒，是黑比诺的经典之作。酒色艳丽迷人，口味极尽细腻之能事，把黑比诺女性化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时候的蜜斯尼，确实可以“迷死你”。

只是，黑比诺不仅只有好女人的一面，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习惯。比如，顶级年份的成熟黑比诺，却会有青春少女的草莓香气。它如果长在不适合的地方，或者有些老了，会发出甜菜根的味道。有些令人崩溃的是，最优秀的黑比诺，竟会有农场的肥料味道。不过，有时也说不准，这种味道，也可能来自硫化物。

更使人抓狂的事情，是品尝黑比诺需要锻炼耐性。据说专家公认，品尝一瓶黑比诺，至少需要4小时。只有如此慢品，才能体会到她既强劲又温柔的味道，才能体验到那种不可言说的感觉。关于这种感觉，有位专家形容得很形象――被戴着天鹅绒手套的拳击手猛击一拳。

因此，有些狂热的黑比诺忠实拥趸，会整夜守候一瓶上好的黑比诺，等它慢慢苏醒。

这种情形，也像男人对待女人。与有些女人相处，你会喜欢看到她沉睡的样子，也会喜欢她清醒的样子，最喜欢的，却是黎明时分，她似睡似醒时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