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1 10:32:41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马克思理论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与动物的区别以及人的劳动出发,指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但是人又并非像动物那样与自然物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它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的感性、对象性是在劳动中产生、实现和得到确证的。鉴于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是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最根本标志。“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也正是因为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使人的本质不仅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是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更是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
在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又进一步发现了费尔巴哈思想体系的局限性,渐渐对其唯物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845年春,以批判费尔巴哈作为发挥自己理论的主要形式,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正式宣告了自己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彻底决裂,新唯物主义即哲学的诞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五条又说:“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完全克服了费尔巴哈的错误,开宗明义地表明了“实践”是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然后又以“实践(人的感性物质活动)”的视角来考察人的本质,实现了从把人仅仅看作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到把人看作是“对象性活动”的转变。
二、从“静态的感性直观”视角向“动态的历史发展”视角转变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批评了费尔巴哈。“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这就是说,费尔巴哈所说的“类”,是一种抽掉了个别性和特殊性的普遍性,它指的是与人的社会关系无关的把许多人结合在一起的人的“共同性”,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自己意识到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费尔巴哈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生来就有的,默默无声地潜藏在人心深处,由许多个人以纯粹的自然方式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普遍性”并不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个人应该是彼此区别的,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像费尔巴哈认为的那样是纯粹自然的、静态的、永恒不变的。
【英文摘要】InMarx’sworldtheory,theworldisasystem.Hisresearchandanalysisonthedevelopmentrulesofhumansocietyalsocontainhissystemthinking.Usingthemethodofsystematicanalysis,thispapergivesaoriginalexplanationtoMarx’sworldhistorytheory.TheauthorthinksthatMarx’sworldhistorytheoryhasthreecharacteristics:entirety,correlativityanddynamics.Theconflictamongsystemfactorscanbereducedtothedisequilibriumbetweenthedevelopmentsofeasterncivilizationandwesterncivilization.Theworldhistorydevelopmentispushedforwardbydisequilibrium.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分析/Marx/Worldhistory/Systematicanalysis
【正文】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系统论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质或精神,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世界是系统的世界,我们所涉及的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找出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一般规律,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因此,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过程中,是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
1.“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是说,对世界历史必须给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统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不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审视,而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从其形成的时候起,所显示的意义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P281)。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P86)。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世界历史的形成便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联相依的系统。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2.“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是说,如果把世界历史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那么,构成它的子系统便是民族和国家。系统的相关性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讲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几年学者们经常引用的那段话:“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里,马克思从“三个从属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系统内基本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为增殖资本而拼命扩展的结果。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P276)。应当说,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这种文明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而且有着继续强化的趋势。
3.“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是说,世界历史从整体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的、不变的事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P37)。他在另一个地方,把世界历史的动态性描述如下:“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P417)现代科学还告诉我们,对于动态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时空相关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入手才能够实现。由于整体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因此,事物只能从整体上才能够被理解,也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得到对事物的真实认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世界历史的实际过程为依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空表现及其有序性给予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特定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不同的世界历史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来。作为特定动态过程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范围内必然表现为世界历史过程发展的有序性或阶段性。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式”或“三阶段式”问题有着热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在于普遍承认世界历史过程和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或阶段性。而这种有序性或阶段性恰恰是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的展现。
【英文摘要】AccordingtoMarx’stheoryaboutaverageprofit,thecapitalwilltransfertheproductivedepartmentsdifferfromeachotherinprofitmargin.Thecapitaltransferencebringsaboutaverageprofitmarginandequalprofitwithequalcapital.Infact,freecompetitioninthecapitalcantransferunreservedlyservesastheanalyticalbasisoftheprinciple.,underthecircumstancesofsocialisteconomytherearemanyobstaclesincapitaltransferencebetweendepartments.Forthisreason,itbecomesextremelydifficulttogetaverageprofit.Onlywhenafullplayhasbeengiventogovernmentregulation,cantheobstaclesberemoved.
【关键词】资本流动障碍/平均利润率/自由竞争/政府调控obstaclestocapitaltransference/averageprofitrate/freecompetition/governmentregulation
【正文】
利润率平均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而利润率的平均化又总是以资本流动作为实现途径的。实质上资本能否流动不仅关系到能否实现利润率的平均化,更关系到能否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在资本流动遇到障碍的情况下,如何促进和引导资本流动,对于进一步继承和马克思的平均利润思想、对于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及分析基础
按照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各个生产部门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水平和资本周转速度不同,即使剩余价值率相同,彼此的利润率也是不同的。在利润率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受利益驱动,低利润率部门的资本必然向高利润率部门转移,从而使得高利润率部门的利润率下降,低利润率部门的利润率上升,利润率在各部门间逐步平均化。随着利润率的平均化,商品价值便转化为生产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便从以前围绕价值波动转变为围绕生产价格波动。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或生产价格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不仅解决了古典经济学家所不能解决的关于“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矛盾,而且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同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具有指导意义。
虽然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切不可简单化。在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利润率平均化的关键就在于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马克思的抽象分析显然是以资本流动不受阻碍的自由竞争作为分析基础的。而在不同的条件下,资本流动的自由程度是大不一样的,因而利润平均化的难易程度也是不同的。
从历史上看,在自由资本主义初期,虽然商品生产比以前大大发展,商品的生产已经形成了各种专业化的部门,统一的社会分工体系已经形成。但由于封建行会的束缚,资本的竞争还只能在部门内部进行,资本还难以在部门之间自由转移。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资本才完全冲破了封建行会的束缚,实现了在部门之间的流动,最终实现了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这一历史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概括的:“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但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更高的水平。”[1])(P.201)因为只有这一“更高的水平”才能消除资本流动的障碍,才能实现利润率的平均化。
但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资本流动又遇到了新的障碍。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自由竞争完全为垄断所代替,资本流动便变得不再自由了——受到了垄断的阻碍。对于垄断的阻碍作用,生活在过渡时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有预见并作过深刻的分析。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以及如何消除流动障碍,则没有作出全面的分析。
值得说明的是,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金与资本概念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本文的讨论并不涉及这一争论本身。本文只是从资金与资本的一般共性出发使用“资本”这一概念的,以此来探讨作为运动着的并以增殖为目的的价值在转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其解决途径。
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流动障碍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制度的一场革命,从根本上说,生产资料公有制也更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但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能消除资本有机构成水平和资本周转速度的差异,因而也就不能消除各生产部门利润率水平的差异,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率的这种差异可能还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为了协调各部门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本和其它生产要素仍然需要在部门之间进行流动,利润率仍然需要平均化。但在实际生活中,有许多因素在阻碍着资本的流动、阻碍着利润率的平均化。其中,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既有资本所有者自身的主观因素也有其外部的客观因素。
(一)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就是解决资源配置的方式问题,不同的经济体制对于资本流动的是不一样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整个资源配置过程都以价格机制为基础,经济动力来自生产者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分散的决策主体在谋求各自的利益中彼此展开竞争,哪个部门的利润率高,资本就自动向哪个部门转移。显然,市场经济体制是有利于资本流动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曾普遍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过程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来推动的,经济管理的决策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和部门没有任何自,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不能自由流动。与这种管理体制相适应,整个社会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企业的经济效益根本不与经济成果挂钩,经济效益的差别完全被平均主义所掩盖,而平均主义与利润平均化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因为干好干坏一个样,生产要素也就根本不需要流动,企业也就失去了活力。因此,在与现实生产力严重脱节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本流动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
(二)市场结构。市场是以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存在的,所以各种市场的内部结构并不一样。一般说来,市场的结构不同,资本流动的难易程度也就不同。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由于生产者数量众多,且生产规模较小,因而任何人都不能控制整个市场的生产和销售,竞争是完全自由的、充分的,生产要素完全可以自由地进入或退出某个行业。因此,完全竞争市场最有利于资本的流动。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市场。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即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上,竞争就不再是自由的了,因为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垄断:(1)由竞争引起的垄断;(2)由独占资源形成的垄断;(3)由商品专利权引起的垄断;(4)由政府特许形成的垄断。尽管垄断形成的原因千差万别,但各种垄断的作用却是共同的,即都能阻止外部资本向本部门的转移从而阻止利润率的平均化。尤其是在完全垄断的行业中,由于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已经为独家所控制,所以外部资本根本没有可能进入该行业。
垄断阻碍了资本的流动,也就维护了部门间利润率水平的差别,并且进一步扩大这种差别。垄断者一方面可以凭借垄断地位阻止自己的利润被他人所平均,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制定垄断价格去占有他人的利润,“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不过是把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上”[1](P.973)。这样便形成了垄断利润,其利润率水平也就必然远远高于一般的非垄断部门了。
(三)规模经济。在不同的市场、不同的行业中,企业的最佳规模是不一样的。有的产业只有进行大规模生产,才更有利于专业化分工,才更能发挥技术和设备的作用,最终实现成本降低、效益提高的规模经济效果。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在其它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2](PP.686-687)而要达到最佳规模,就需要有足够的资本来满足设备购置、产品开发、技术研制、产品促销等要求。如果企业投资能力太低,则会使成本提高和效益下降。因此,有的行业虽然利润率高,但对企业投资能力的要求也高。如果没有相应的投资能力,资本和其它生产要素是难以进入这些行业的。
(四)技术条件。生产技术条件是人们根据实践经验及自然原理而发展形成的工艺操作和技能以及与这些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相适应的生产工具和其它物质设施,它直接联系生产过程,也直接制约生产过程。尤其是在企业生产中,技术条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产品的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就大,企业的经济效益就高。但产品的性质不同,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技术条件也就不同,不同的生产要求有不同的生产技术条件与之相配套。因此,资本的流动必先以技术条件的转变为前提,而技术条件的转变既需要专项的基金,又需要相应的人才,其转变过程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
(五)比较优势。企业在一个行业中经历的时间不同,其竞争能力也就不同。原有企业与潜在企业相比,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具有明显优势:(1)成本优势。原有企业拥有专门的生产工艺或制作方法,积累了许多生产经验和管理经验,并拥有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因而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在产品的成本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2)市场优势。原有企业不仅拥有稳定的原料来源,而且拥有稳定的销售市场。靠着产品的质量、服务的质量和大量的广告宣传,原有企业已经在消费者的心目中树立了一定的形象,赢得了一批固定的消费群体。由于原有企业在竞争中拥有上述比较优势,许多潜在进入者不愿甚至不敢进入该行业与之进行较量,资本流动也因此受到阻碍。
上述种种障碍,阻碍了资本流动也就阻碍了利润率的平均化。那么,这是否说明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已经过时了呢?结论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资本流动和利润率平均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资本不能流动、利润率不能平均化,既不利于企业加快资本周转、提高资本运作效果,也不利于协调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更不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资本流动和利润率平均化是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的。现在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解决资本流动障碍与利润率平均化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关键是要从理论上充分认识政府调控在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中的作用,通过政府调控来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在资本流动遇到障碍的情况下,只有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才能有利于消除资本流动的障碍、缓解资本流动的困难,最终促进资本的流动和利润率的平均化。
三、利润率的平均化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一)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为资本流动提供制度保障。经过20多年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的产品及其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自也在不断增强,但企业尚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行为主体,旧体制的残余仍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束缚着企业的经济行为、阻碍着企业资本的流动,因此还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加速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尽快建立企业制度。只有产权关系明晰,企业才能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才能真正自主地根据市场行情来调整自己的投资方向,实现资本向高利润率部门的流动。其次,必须加快建设一个竞争有序、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使所有生产要素都能顺利进入市场。资本的流动总是同其它生产要素的流动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在完备的市场体系基础上,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全面流动。另外,还必须进一步健全市场机制,使市场真正发挥对企业的导向作用和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二)加强经济立法,提高执法力度,限制垄断,反对不正当竞争。企业竞争、资本流动需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为了维护市场竞争的秩序,实现公平竞争,许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制定了有关来限制企业的各种垄断行为,如规定产量、瓜分市场、掠夺性定价、捆绑式契约或合同、价格岐视等[3](PP.253-254),国际上已有84个国家颁布了反垄断法。我们国家虽然也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规,但法规仍不健全,反垄断法至今尚未出台,而且现有法规也不够完善,再加上执法不力,所以各种各样的垄断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抑制,欺行霸市、合谋抬价、垄断资源等通过不正当竞争牟取暴利的行为几乎随处可见,至于价格歧视、官商不分、权钱交易、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等现象则更为严重[4](P.28)。因此,要实现公平竞争,就必须大力加强立法和执法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只有这样才能为资本流动提供一个切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才能为资本流动提供一个稳定、公平的经济环境。
(三)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鼓励企业间跨行业的兼并、联合和资产重组,以实现规模经济。
在现实中,既要保持竞争活力又要实现规模经济总是十分困难的,规模经济总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资本的流动。但资本流动与规模经济之间的矛盾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解决的,跨行业的资产重组与联合就是解决这一矛盾的较好途径。
当一个行业产品供大于求后,竞争必然更加激烈,价格降低收益下降迫使企业调整投资方向,努力将资本向高利润率部门转移。但如果企业资本有限,达不到其它行业的规模经济要求,的确是难以流动的。这时可以采取与其它行业的企业进行联合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企业通过多种形式的联合,不仅可以克服自身基础投资不足的困难,而且还可以直接利用对方成熟的生产技术条件,迅速地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形成集约经营和规模效益,这就既实现了资本的流动,又实现了规模经济。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应的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跨行业的联合和资产重组,以此达到资本流动与规模经济的统一。
(四)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促进和引导资本的合理流动。合理有序的资本流动有利于资源的最佳配置,而盲目无序的资本流动则会导致市场的混乱和资源的浪费。因此资本流动不仅需要促进而且还需要引导,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调控。政府可以通过灵活运用各种经济杠杆,来促进和引导资本的流动,并对资本流动进行调节。
价格是最重要、最灵敏的经济杠杆,政府可以通过价格调整和变动来资本的流动。对价高利大但供过于求的产品可以采取限制价格政策,而对那些价低利薄但又必不可少的产品则可以采取支持价格或保护价格政策。税收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杠杆,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调整税种、税率以及减免税等政策,引导企业合理调整投资方向。另外,信贷也是重要的经济杠杆之一,银行可以通过扩大贷款范围和数量、降低贷款利率的,来支持企业的资本流动,帮助企业克服在调整投资方向过程中遇到的资本困难和技术困难。除了价格、税收、信贷这三大杠杆之外,还有其它经济杠杆也都能通过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影响企业资本的流动。因此,政府应该根据各种经济杠杆的综合作用,制定出积极有效的经济政策,来对资本流动进行引导和调节,这样就能既促进资本的流动,又避免流动的盲目性,因而,也就更能保证在利润率平均化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平均利润不仅深刻地阐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平均化的客观必然性,而且地揭示了利润平均化的实现途径,因此这一理论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在资本流动面临诸多障碍的情况下,政府调控对于促进资本流动和利润率的平均化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基本思想的同时,还应该特别加强关于政府调控与资本流动即政府调控与利润平均化关系的,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最终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服务。
【】
[1]马克思.资本论(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在当今社会,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社会的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世界的突出主题之一。这样,尽最大可能地促进社会发展也就成为各国的目标,而时空观无论是对社会整体的持续发展,还是个人的全面发展都很重要,所以,深入地研究时空观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完全必要的。
一.传统哲学教科书关于时空观理论解读的局限性
传统教科书中时空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强调时空与运动的不可分离性,根除了牛顿“绝对时空”观认为时空与运动无关的错误观念;强调时空存在的客观性,否定了康德把时空理解为先天直观形式和马赫把时空理解为整理感觉材料的工具的过分夸大主观性的错误;强调了时空的无限性,否定了黑格尔认为自然界的发展是在空间以内、时间之外的观点和杜林认为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是有界限的时空观。
但是,传统教科书时空理论也存在严重失误:它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旧哲学从物质和运动出发来阐述时空理论的基本思路。它在强调时空客观实在性时又把时空绝对化、抽象化了。这种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始终是以抽象的物质或抽象自然界作为载体的时空观,必定是超越社会历史的。所以,传统教科书中的时空观是对马克思时空观的误读(或片面理解),它没有从根本上反映马克思的时空理论的全貌和特色。
二.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哲学时空及其特点
社会是高级的物质存在形式,按照的辩证的自然时空理论它当然也具有时空和空间。这乃是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所谓社会时间,是指社会活动的持续性。这种持续性表现为:人类活动存在和活动过程进行的久暂,一活动和另一活动,一活动过程和另一活动过程依次出现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之间间隔的长短。社会发展史就是社会运动和人类活动在时间上的展开和表现。社会时空的特点表现为:1.社会时空是实践着的人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2.社会时空具有社会历史性。3.社会时空之间具有可转换性。4.社会时空与分工,阶级,人的发展,自由,价值,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历史的根本问题相关联,具有价值性的特点。
三.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意义
1.理论意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发生的,他把唯物主义从传统的唯物质形态推进到唯实践的形态,创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时空观作为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表述也随之转化为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持续和规模的哲学表达。马克思以前的时空观都是本体论思维方式的产物,是适应“解释世界”的需要,为说明世界的终极本原或本体的属性或存在方式而出现的。这种时空观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与本体或本原相一致,是彻底脱离人和人的生活实践的,仅仅是对世界终极存在或“世界图式”的一种追寻。马克思彻底扬弃了本体论思维方式,不去追寻世界的终极本原和始基,而是赋予世界以属人性质,使世界向人和人的生活现实回归。从此过去一向与人类实践活动毫不沾边并只用来“解释世界”的时空范畴就转化为人类“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基本样态。马克思的新时空观不仅使时空与实践相联结,而且赋予时空以主体性和价值选择的功能。正确地处理好实践中的时空适度问题是当代科学和哲学的新课题,它鲜明地体现了时空观也像全部哲学一样,已离开“解释世界”的静谧王国,而向生活世界回归。
2.现实意义:
社会时空理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有助于我们丰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用社会时空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去透视人类历史上的一些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2)指导我们的社会发展。社会发展问题是当今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而社会发展又与社会时空问题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就是争取时间拓展人类的生存空间。在当前依然存在着社会对抗的情况下,时间因素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抓住时机,掌握关键才能趁势发展。当前我们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拓展我们的生存空间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选择。
(3)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是我们正确处理过去,现实,未来是时间的三要素,当然也是历史时间的三要素。这三个要素不可分离。过去由于自身的发展而演变为现实,现实由于自身的矛盾运动又发展到未来。要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就应当把它理解为过去,现实和未来的有机统一。在人们能动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不仅过去决定现实,现实也决定过去:不仅过去和现实决定未来,而且未来也决定现实和过去。过去,现实,未来之间呈现为极其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融过去,现实,未来于一体。
(4)充分利用现实条件,努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终身追求的崇高价值目标,也理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和归宿。在现实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尤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全社会占主导地位,一直存在于阶级社会中的社会时间内部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的对立与对抗也就愈来愈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了,这就有可能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提供愈来愈多的自由时间,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时间上的保证。在当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者素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人作为生产过程的当事人转变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趋势也已初现端睨,这样就为人最终退出直接物质生产过程,彻底减轻物质劳动的重压,提供愈来愈多的技术上的保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
[3]王志刚,左振东,浅析社会发展中的时空观[J],黄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01)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以及第二卷第三篇等篇章中,对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进行了分析;在第三卷中对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作出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分析预付资本的增长方式的模型。
一、数学表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要积累,就必须要有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假设初始的情况是资本家先投入预付资本K,转化为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并得到剩余价值M。
设θ为资本家将一部分剩余价值M转化为追加预付资本ΔK的积累率(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即:
K=θM(1)
又设资本价值构成为λ=C/V,剩余价值率为m’,则:
K=C+V=(1+λ)V(2)
二、静态分析
假设积累率?兹、资本构成比率λ和剩余价值率m’是不变的,因而利润率r也不变。则由(6)式,预付资本的增长率是不变的。
在离散变量的情况下,上述差分方程可以写成:
Kn=(1+?兹r)Kn-1
它是一个等比数列,从而:Kn=K0(1+θr)n(7)
此处,n表示年份,取值为正整数。
则预付资本将以指数函数的形式增长:
K(t)=K0eθrt(8)
由以上公式,可以得到可变资本V、不变资本C及商品价值W的表达式:
Vn=V0(1+?兹r)n
Cn=C0(1+?兹r)n
Wn=W0(1+?兹r)n
或者
V(t)=V0eθrt
C(t)=C0eθrt
W(t)=W0eθrt
因此,预付资本K、可变资本V、不变资本C和产出W的增长率都等于?兹r。
《资本论》关于扩大再生产分析给出了一个例子,其中第一部类有:
Ⅰ4000C+1000V+1000M=6000
有机构成λ1=4,m’=100%,θ1=50%,可得r1=1/5,增长率为0.1。
三、两大部类的积累和交换
在分析扩大再生产时,马克思提出了再生产的平衡条件和平衡公式:
I(V+M)=IIC+IΔC+IIΔC(9)
设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C2有如下函数:
C2=C02(1+θ2r2)n或C(t)=C02eθ2r2t(10)
根据(6)式和连续变量假设,条件(9)可改写为:
(1+m1’-θ1r1λ1)V01eθ1r1t=C2+ΔC2(11)
因此,两个部类的资本增长速度应该是相等的,即:
θ1r1=θ2r2(12)
并且两个部类的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商品价值W等将保持固定比例:
四、动态分析
由(6)式可知,影响资本增长速度的因素主要是积累率和利润率,而利润率又是由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构成决定的。在静态分析中,假设资本构成是不变的,从而资本的增长率固定。在动态分析中,资本构成是变化的,因而利润率以及资本增长率也是变化的。
“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就表现在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使之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工人用来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的量,随着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即资本技术构成的增加。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随着资本增长和资本构成增加,根据第(5)式,利润率将下降。
为此,假设利润率与资本的数量负相关,用一阶线性方程表示如下:
r=α-βK(13)
式中,α和β为常数,K为预付资本数量。
连续变量的情况下,根据第(6)式,并带入第(13)式,可得资本增长率的方程:
五、周转与利润率
连续变量的情况下,预付资本将以指数函数的形式增长,如(8)式所示。其中,r为年利润率,t为资本积累(或周转)年数(t=0,1,2,…)。如果一年周转一次的话(t=1),则一年之后预付资本为:K1=K0eθr。
如果预付资本在一年之中周转n次(t=n),其利润率为r’,则一年之后:K1=K0eθr’n。
因此,年利润率r应为利润率r’的n倍,即:r=nr’。
六、结论
本文用数学方法来分析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并建立了一个模型,该模型表明预付资本的增长率取决于积累率与利润率之积。
在静态条件下求解模型,得到资本增长的方式,并指出两大部类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必须保持相同的增长率。因此利润率高的部类其积累率应低,而利润率低的部类其积累率应高。
考虑到利润率随资本数量增加而趋于下降的规律,通过负的线性方程的简化假设,得出资本增长的Logistic模型。该模型表明,从长远来看,资本增长存在着某种极限。
最后,本文对资本周转与利润率的关系做了数学论证,一年周转n次的资本,其年利润率应为利润率的n倍。
(注:本文入选2007首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教师征文。)
【参考文献】
电子货币创造了新的、虚拟的货币形式,它使经济结算活动在虚拟空间得以实现,使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生活发挥越来越大的反作用,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活动局面。面对这种全新的货币形式,有人对传统的货币理论产生了种种疑问:电子货币这种没有物理实体的符号取代有物理实体的纸币,充当支付手段,人类的相互交换活动不是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电子货币是信用货币,是个人和金融机构共同创造出来的,那么,货币的发行是否可以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约束了?电子货币是经济人在信用过程中创造的,它的供给不以中央银行为转移,那么,电子货币岂不是弱化了中央银行垄断货币供给的特权吗?对于这些疑惑,我们只能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给与科学的回答。
一、电子货币和电子银行
电子货币是以现行纸币为基础,以纸币计算单位为计算单位,以电子数据(二进制数据)形式存储在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中,并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货币。电子货币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1)储值卡型电子货币。一般以磁卡或IC卡形式出现,其发行主体除了商业银行之外,还有电信部门、商业零售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等部门使用的IC卡。(2)信用卡应用型电子货币。指商业银行、信用卡公司等发行的贷记卡或准贷记卡。可在发行主体规定的信用额度内贷款消费,之后于规定时间还款。(3)存款利用型电子货币。主要有借记卡、电子支票等,用于对银行存款以电子化方式支取现金、转帐结算、划拨资金。(4)现金模拟型电子货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Internet网络环境使用的且将代表货币价值的二进制数据保管在微机终端硬盘内的电子现金;一种是将货币价值保存在IC卡内并可脱离银行支付系统流通的电子钱包。该类电子货币具备现金的匿名性,可用于个人间支付、并可多次转手等特性,是以代替实体现金为目的而开发的。
电子银行是伴随着电子货币出现的网络银行,是指银行在互联网上设立网站,通过互联网向客户提供信息查询、对帐、网上支付、资金转帐、信贷、投资理财等金融服务。网上银行是个虚拟银行,它没有建筑物,没有地址,只有网址,其分行是终端机和因特网带来的虚拟化的电子空间,客户要想办理银行业务、接受服务,可以在办公室里、家里、旅途等,只要具有一定的通讯条件和一部个人电脑,随时都可以和银行接通,进行即时转帐、查询等各种银行交易。所以,在未来,银行也许不再以雄伟气派的建筑物为标志,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可能不再是银行信用的象征和实力的保证了。网上银行将使21世纪的金融从具有地理概念的中心走向无形的网络体系。随着电子货币广泛应用,所有传统银行使用的票据和单据全面电子化,使用电子支票、电子汇票和电子收据等,部分取代对应的纸制票据,实现金融交易无纸化。
电子货币作为新形式货币和传统的纸币有明显的差别;纸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实体;电子货币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纯粹的、抽象的电子数据;电子货币主要发挥货币的流通和支付的功能;纸币不仅具有流通和支付的功能,还是一个独立的价值额,还有贷款的功能,在借贷的过程中能够转化为资本;纸币以纸币本身、汇票和支票等形式和银行等物理媒介系统实现结算功能;电子货币是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货币。
二、电子货币并没使人类退回到物与物交换的状态
电子货币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储在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中,并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货币流通和支付功能,改变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人类传统的交易方式。因此,有人产生疑问,电子货币的出现,人类的相互交换活动不是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
货币的本质是信用符号,所代表的是一定的购买力。人们持有货币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为了它的购买力,也就是为了它所能购买的东西。因此,人们所需要的便不是若干单位的货币本身而是若干单位的购买力。因此,无论是占有黄金、占有纸币还是占有电子货币,都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是为了保存一定的购买力。电子货币作为计算货币虽然没有物理实体,但它仍然使用具有物理实体纸币的单位名称,这种单位名称足以表示购买力单位的形式。电子货币是它的所有者向电子货币的发行者支付一定金额的现金或存款,而发行者以电子、磁性等形式把仍然依现行货币单位表示的等值货币额储存在消费者持有的电子设备中创造出来的。所以,储存在发行者电子设备中的电子货币依然是储存购买力单位的形式,而表示消费的综合商品的物价指数则是衡量电子货币购买力大小的标准。电子货币与金币、纸币相比,本质是相同的,形式是不同的。金币有含金量,含金量似乎是它的“内在”价值的尺度,其实这是一种错觉。金币购买力的大小,不在于含金量的多少,而在于物价指数的变化情况。纸币和申子货币更是如此。
马克思说“计算货币不过是为了衡量可售物品的相对价值而发明的任意的等份标准。计算货币与铸币完全不同,铸币是价格,而计算货币即使在世界上没有一种实体作为一切商品的比例等价物的情况下,也能够存在”。
马克思认为,除非到地球末日,否则,是不能没有计算货币的。计算货币就是个人、企业和银行帐面上,甚至是人们头脑中、观念上的数字货币。
“电子货币出现人类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的观点的错误根源还在于没有搞清楚货币的职能和本质到底是什么。谁都知道,货币第一个职能就是价值尺度,把商品的内在价值表现为由同一单位名称表示的价格。把千差万别的商品转化为在质上相同,只有量的差别的同一物品。无论金币、纸币和现在的电子货币都是一样的。各国的电子货币都没有使用自己的专用的单位名称,都是用纸币的单位名称。这样,电子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这一功能时和纸币完全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都是计算货币。
既然电子货币与纸币有相同的单位名称,而单位名称的作用就是表现商品的价格,这样,电子货币就与纸币有相同的功能。所不同的是,纸币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实体表示商品的价格,而电子货币是以看不见、摸不着的纯粹的数字表示商品的价格。
更重要的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商品作为循环中的统一体是处在过程中的价值,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的哪个阶段上,首先是以计算货币的形态,观念地存在于商品生产者的头脑中。在这里,具有物理实体的商品只是价值的承担者,重要的是这种物品在买者和卖者头脑中用货币名称所表示的价格。即使金币和纸币在充当价值尺度时也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金币和纸币在充当流通手段时,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完全由符号来代替,甚至,连符号也没有必要出现,只用货币单位名称在商人脑袋里计算一下就足够了。
可见,只要商人们相互信任,相互讲究信用,那么,货币在充当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时,就没有必要以物理实体形式出现,而是以观念上的、幻想的、预测的虚拟货币形式出现。这样,金币和纸币也都升华为抽象的数字。与电子货币所不同的是,金币和纸币作为虚拟货币保存在人们的头脑中,电子货币作为虚拟货币保存在计算机系统中。我们不是把计算机称之为电脑吗?用人脑计算和用电脑计算是一样的,只不过电脑比人脑能存储的多、计算得快、准确得多。有了比人脑更先进的电脑,何乐而不用呢?有了比纸币更方便的电子货币又何乐而不用呢?
对此种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就做出了科学的概括:“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这就告诉我们,电子货币的出现并非意味着人类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而是交换媒介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由具有实体的纸币变为虚拟的、无形的电子数字。
三、货币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也受国家法律所制约
自从电子货币出现之后,有人说,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自从金铸货出现以来,货币就国家化,货币供给严格受国家法律所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货币是法律的产物。而电子货币则是客户、商业银行和其他经济机构自发的信用的产物,而不像现行的纸币的发行和流通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认为电子货币可以脱离国家法律的观点至少是片面的,也可以说是不对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私有制、分工和商品交换是货币产生的三个密不可分的要素。货币产生后,作为新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迅速地瓦解了原始共产制经济,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互相依赖的社会关系,把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引向文明时代。
马克思说:“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可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首先是在交换中产生的,不是由国家法律创造的。现代社会的纸币也是信用的产物,稍有宏观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当代,各国中央银行都通过公开市场买卖、变动贴现率和变动银行存款准备率这三种方式来增加货币供给。而这三种方式的运行都依靠信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无论是金币和纸币首先都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政府和法律仅仅是适应交换和信用发展的需要对货币的创造加以管理和保证。
现在新出现的电子货币同金币和纸币一样也是社会交换和信用的产物。当前,在我国典型的电子货币就是各类银行卡。最主要的银行卡是信用卡,也就是银行和其他财务机构签发给那些资信状况良好的用户,用于在指定商户购物和消费,或在指定的银行机构存取现金的特质卡片,是一种特殊的信用凭证,也是持卡人信誉的标志。但是,电子货币同当年的金币和现代的纸币一样也要受国家法律所管理。
当我们强调金币、纸币和电子货币都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时,不应忽视电子货币的产生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现在,所有国家的货币都是纸币,都是符号货币。这种自身几乎没有价值的符号货币不可能由个人随意发行并且普遍使用的,必须由各国政府决定它的发行,才能保证纸币的稀缺性,保证纸币的购买力。此外,政府还要规定纸币单位的名称,及不同单位之间相互固定不变的兑换比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计量单位、它的等分及名称的规定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在流通内部应该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所以它必须成为法律的规定。这个纯粹形式的手续就落在政府身上。”比如说在我国,“元”为标准计量单位,“角”和“分”都与“元”有固定不变的比例关系。我国的价格标准是我国政府通过法律规定的,其他国家的价格标准也是其他国家政府通过法律规定的。
因此,任何一种货币发挥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功能时,尽管仅仅是符号,但这个符号都是具有国家属性的,都在一国之内发挥其功能。货币从产生时起就带有国家的印记。时至今日,货币的国家属性更得到了充分表现,现在一切文明国家的货币都是国定货币。国家不仅指定货币的名称和计量标准,而且还管理和控制本国货币的发行和流通。货币是国有的,国有货币仅仅是国家授予货币占有者合法化权力的符号。
有的文章说,电子货币是信用货币,是个人和金融机构共同创造出来的,是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约束的自由货币,这种观点同样是片面的,是错误的。电子货币的基础是纸币和银行存款,电子货币所用的单位与纸币完全相同。电子货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纸币的限制,但又时时受到纸币的限制,摆脱不了纸币的限制。那么,既然纸币、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电子货币当然也要跟着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它绝不可能在国家法律之外为所欲为。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当年有不少文章说,欧洲美元是不受任何国家法律约束的货币,那也是错误的观点。其实,欧洲美元尽管在美国境外,但它绝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货币,欧洲美元归根到底还是美国的美元,还是要受美国的法律所约束,欧洲美元的出现,仅仅说明美国美元的外延。
四、电子货币弱化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特权之说不足为新
人们对电子货币的作用说得最多的是,电子货币主要影响货币供给,这主要表现为在电子货币部分替代流通中的通货以后,中央银行发行的通货仅仅是整个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因此电子货币对流通中通货的影响会直接影响到货币供给量。影响最大的是狭义货币M1。M1=通货+活期存款,通货在M1中占比重较大,所以电子货币替代部分通货以后,就必然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狭义货币M1,其主要表现是:第一,由于货币虚拟化,使流通中的通货数量减少;第二,由于电子化货币存在的形式不稳定,影响商业银行的存款也不稳定,从而会改变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数量;第三,由于电子货币既影响基础货币也影响货币供给量,所以电子货币也可以通过影响货币乘数的变化对M1产生影响。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但不足为新。同时这种观点有夸大央行作用之嫌。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要明了到底什么是货币供给?最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说:“货币还是按传统的定义为好:即通常可以被接受和使用的作为交换媒介的任何物品。”“货币供应量可以用国内公众所持有的货币总量来表示”。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获得者——萨谬尔森在他的大作《经济学》中写道:“货币M1的供给包括处在银行之外的硬币、处在银行之外的纸币和一切银行的活期存款。”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和萨谬尔森《经济学》,只要是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纸币和硬币,只要是存在银行的一切活期存款,只要是国内公众所持有的货币,不管进入不进人流通都构成货币供给。在这里,笔者斗胆地说,不管《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是多么权威,不管萨谬尔森的名气和对经济理论的贡献有多大,但是,他们对货币供给下的定义是否科学正确,是值得讨论的。
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说的通货量,指的是一个国家内一切现有的流通的银行券和包括贵金属条块在内的一切硬币的总和。”这就是说,货币供给并不是指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纸币、硬币和商业银行的存款,而是指进人流通中的纸币、硬币和被开具支票的存款。而那些贮藏在公众手中的纸币和硬币,那些在银行负债账户上还没有被贷出的存款都不能算作货币供给。因为它们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没有变成真正的购买力,没有转化为需求。我们一再强调人们偏好货币,并不是偏好货币本身,而是偏好货币的购买力。
因此,那些没有被花费的纸币和硬币,没有被贷出的银行存款,由于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没有转化为购买力,它们的货币灵魂就离它们而去,也不构成货币供给。在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就是货币盈余者对外所提供的贷款量。这个数量越多,货币供给越多,反之,货币供给就少。所以货币供给量是由流通领域中的货币量和进人借贷领域中的全部货币量构成的,不应该由银行已发行出来的全部货币量来构成。在我国人们坚持后者,放弃前者,根本原因就是只学习西方的货币理论,忘记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既然货币供给是由进人流通领域中的对商品和劳务进行购买的货币构成,那么,汇票和支票在购买中代替纸币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构成货币供给这是人人都接受的事实。马克思说:“几乎每种信用形式都不时地执行货币的职能,不管这种形式是银行券,是汇票,还是支票,过程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结果本质上也是一样的。”“这一切形式的作用,都在于使支付要求权可以转移。”这就是说,除了纸币和硬币之外,汇票和支票也是货币。
既然我们承认汇票和支票代替纸币在流通中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构成货币供给,那么,电子货币代替纸币代替汇票和支票执行流通和支付手段,理所当然地构成货币供给,这还有什么可疑义的呢?依据马克思的货币供给理论,电子货币既新又不新。所谓不新,就是因为电子货币所起到的流通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和传统的汇票和支票没有什么两样;所谓新,是因为传统的汇票和支票是具有物理属性的纸质货币,而电子货币是由纯粹抽象的数字表现的没有物理实体的货币。
既然电子货币像传统的汇票和支票一样在流通领域中发挥流通和支付手段的功能,那么,个人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相互信任创造出来的电子货币就是货币,就构成了货币供给的一部分。随着信用程度的普遍提高,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和应用,电子货币在总货币供给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英文摘要】Inhiseconomictheory,Marxdiscussesandanalyzescompetitionfromtheangleoftheunityandcontradictionbetweenproductiveforcesandproductiverelations.ThistheorycanbeveryinstructiveforChinainparticipatingi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undertheframeworkofeconomicglobalization.Forinstance,Chinashouldconcentrateresourcesonindustrieswithcomparativeadvantages,developscienceandtechnologyandeducation,maintainandnationaleconomicsecurityandsovereignty,enhancethedegreeofopening-up,andactivelyembraceinternationalcompetition.
【关键词】/竞争理论/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世界市场
Marxism/competitiontheory/economic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worldmarket
【正文】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日益融为一体。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置身于国际竞争之外,笔者试图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当代世界经济的国际竞争问题,并提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具体策略。
一、马克思的竞争理论
竞争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理论部分,而是贯穿并服从于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平均利润理论之中。马克思正是在其经济理论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统一和相互矛盾的角度讨论与分析了竞争问题,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竞争理论。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竞争的本质是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在竞争理论发展史上,马克思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为研究竞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他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看作与人的本性相符合的永恒范畴的观点,第一个把竞争当作历史范畴加以考察,揭示了隐藏在竞争背后的经济关系本质。马克思认为,竞争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在商品经济下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交换双方都具有自身的物质利益和要求,要实现这种利益就必然产生竞争。他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394)。他第一次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竞争现象背后所掩盖的经济关系本质,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在竞争中是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251),“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352)。因此,竞争是一个历史范畴,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生产者之间争夺经济利益的斗争。
2.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进步决定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从而决定竞争双方的胜败。马克思考察了在竞争中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价值形成和价值实现的影响,并且把这一变化过程看作是规律性的、长期的必然趋势,从而在竞争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竞争的动态性质。他指出:“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201)。这个相同的市场价值是由在竞争的作用下形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而且受劳动生产力高低的影响。“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53)。这里,马克思是从社会经济运行的角度,把竞争与其他相关因素放在一起,在其相互作用中,揭示竞争的性质和功能,从而为研究竞争提供了科学的动态分析方法。马克思还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生产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影响。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利,不断地改变他们的行为参数。其中,总是有少数资本家率先进行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于是,其他资本家也不甘落后,竞起摹仿,使这种创新的收益得到扩散,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基于对新的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又会导致新一轮的创新,而后又是创新的扩散,带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消失了,但相对剩余价值却增加了。如此循环往复,就使竞争过程表现为一个周期性的动态过程。
恩格斯曾从一般意义上把竞争使供求变化导致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概括为竞争规律。他指出,“竞争的规律是:供和求始终力图互相适应,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从来不会互相适应”(613)。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揭示了竞争的作用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即通过竞争导致供求关系的变化,迫使商品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而形成商品市场上供求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运动。这种运动促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一个生产领域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领域,使社会劳动重新趋向合乎比例地在不同生产部门进行分配。通过竞争调节供与求的平衡,但又由于竞争的作用,使供与求的平衡不断被打破,从而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
3.资本主义的三种基本竞争形式。马克思认为,竞争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而价值规律的要求包括三个层次,竞争的基本形式也包含三种:
(1)生产领域的竞争。在生产领域中,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各个资本家的个别劳动时间量不一样的,为了解决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只能通过同一部门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从而形成商品的价值,在这一层面上,单个资本家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进行的竞争,其目的在于缩短个别劳动时间,降低社会价值,获得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
(2)流通领域的竞争。在流通领域中,价值规律要求商品按其内在价值量进行交换。但在不同的供求状况下,价格和价值在每个个别场合往往是不一致的,这就构成了价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才能解决,商品价格才能以它的价值为基础,商品价值才能转换为生产价格,等价交换的原则才能实现。
(3)分配领域的竞争。占有和瓜分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但资本家内部如何瓜分剩余价值是通过竞争规律的作用由平均利润率规律决定的。就资本的性质和目的而言,任何单个资本在客观上都要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种内在客观要求是通过内部之间的竞争使利润趋向平均化来实现的。由于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利润率,通过不同部门的资本家以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自由转移为特征的激烈竞争,转化为平均利润率。这时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可见,利润平均化过程也就是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资本家激烈竞争的过程。
4.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集中和资本积聚,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最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提供条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加剧了市场供求矛盾,从而形成更大规模、更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687),这“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686),是“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831)。这一过程不断进行,最后由于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最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提供条件。对此,马克思精辟地指出,“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831-832)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而资本主义积累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5.世界市场的竞争推动了世界市场商品的供求变化并引起商品国际价格的波动,促使商品国际价值的形成。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当商品超越国家的地域范围进入世界市场时,其价值就不能再由任何一国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不同国家由于其经济技术水平、劳动强度以及劳动生产率不同,商品的国别价值有高有低,“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614)但是,决定商品国际价值量的,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而是一定时期内,国际市场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大致相同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和劳动强度的情况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这就是国际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当然,在国际市场上这个平均单位是通过竞争来形成的,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通过这个计量单位,可以将每个国家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还原为国际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程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614)它构成商品的国际价值。商品国际价值在世界市场上的货币表现就是国际市场价格,国际市场价格的基础是国际价值,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交换根据商品的国际价值来进行,这是国际市场价格形成和变动的基本规律。但这并不是说,在每一次交换时,国际市场价格都是和国际价值相一致的。因为国际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都是变化不定的,这种价格上的不一致,通过竞争,反过来又会影响世界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使它们逐渐趋于平衡,从而使国际价格接近国际价值。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上的作用也是通过竞争来强制实现的。
二、马克思竞争理论的意义及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策略
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以资本主义竞争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竞争的本质、形式和结果;既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竞争特殊性的分析,也包含了对竞争一般性的深刻分析,是两者的高度统一。因此,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为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竞争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竞争的理论基础。
1.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又反过来推动了国际竞争的发展。早在16世纪,随着欧洲一些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并力图把其产品向国外推销,世界市场即开始萌芽。到了17世纪中叶,商业和航运的快速发展,使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廉价的原料来源地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各国瓜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的斗争渐趋激烈。而17世纪后半期开始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则采用机器生产,实行最广泛的分工,使大工业得以尽快发展。技术进步、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交通工具的更新极大地拓展了市场范围。这种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趋势,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一直在不断地强化之中,并形成了全球范围的国际竞争。可以说,正是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深化推动了国际市场竞争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国际分工构成了国际竞争的基础,反过来,国际竞争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从深度上讲,正是国际竞争的激烈使国际分工日益细密,由过去单一的垂直型分工发展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等多种分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而从广度上讲,国际竞争使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和地区遍及全球,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深化把每一个国家都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推动了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面前,中国绝不能将自己置身于国际竞争之外,而只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自我,依靠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马克思指出,只有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89)。为了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在企业层次上,要不断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适应能力和组织能力;通过科技进步和有效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绩效,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在不断进行的技术创新活动中开发设计出具有创新性、高需求、高附加值、高价格的产品;并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其次,在国家层次上,建设与竞争相关的基础设施,培育企业生存、应变和发展的环境;积极促进市场开放和高新技术引入,使企业始终感到外在的竞争压力而不得不提高生产率,最终缩短与世界最具创新和竞争能力企业的差距;精心制定增强国家新优势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贸易政策和规划政策;由政府出面对国内各个部门和组织的竞争力进行系统整合,即根据国家总体发展的战略目标,用系统的观点与方法,以网络与数据库为手段,把权力、资金和知识在产学研一体化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
2.从竞争理论的观点来看,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本质上仍然是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国际市场上,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本质又是经济利益关系,是世界各国为了追逐更大的自身利益向外进行扩张形成的一种国际利益关系。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2),而“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因此,各个国家为了追逐经济利益,都不会囿于国家边界的限制,而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实现他们在国内无法实现的经济利益。比较优势原则的本质是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来建立产业和配置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用本国花费劳动较少的产品交换到本国需要劳动较多或即使花费较多劳动也一时生产不出来的产品,这样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原料、燃料以及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使不变资本更加便宜,从而节约了用于不变资本的成本费用,提高了剩余利益。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壮大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我国也必须根据本国国情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竞争。当前我国的要素禀赋状况仍然是劳动资源丰富而资本和技术有一定积累但仍短缺,因此,中国必须集中资源继续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品,并向具有较好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倾斜。
关于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论文: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两层 意义上看待生产,他的艺术生产理论也是在两层意义上提出的,但还带有浪漫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的背景,由此形成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三重内涵,即:物质生产 制约下的精神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一种生产;自由的精神生产。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的两层意义在本雅明、布莱希特、阿尔都塞、马歇雷、伊格尔顿 等人那里得到了发展,但又受到鲍德里亚等人的挑战。因此,恰当地厘定马克思说法的多重内涵与语境,有助于认识艺术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
(来源:文章屋网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但就业率并未随经济增长而增长。学者们从不同侧面来说明我国失业问题,但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十分复杂,需要系统的理论来解读。
一、马克思失业理论能够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吗
马克思失业理论是建立在科学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其主要内容是:第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根源,来源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第二种形式是相对剩余价值,它表现为工人劳动力的发展,就工作日来说,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就人口来说,表现为必要劳动人口的减少。”即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通过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使生产相同剩余价值的劳动力数量下降,必要劳动人口减少,使形成的过剩人口成为产业后备军。第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失业人口产生的条件在于资本量及资本结构的变化。因为相对过剩人口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出现的,而随着资本积累的加速,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由此引起对劳动需求的减少。“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同时,“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第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失业,还与资本家通过在内涵方面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有关。因为当单个工人能够较以前提供更多的劳动,则可变资本增大时,资本家无须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利用现有工人来推动更多的劳动。哪怕是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也只会使就业人数减少得更多。“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工人的游离,此生产过程随着积累的增进本身而加速的技术变革,比与此相适应的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减少,更为迅速。”第四,马克思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有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停滞的形式,而长期失业者往往与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有密切关系。处于长期失业的劳动力“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第五,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技术进步形成机器排挤工人及其补偿的问题。他认为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使用机器,主要是为了节约劳动成本,获得最大的资本增值。“通过机器进行的资本的自行增值,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特别是由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如果还受本身的技能制约,则社会总体的失业率还进一步地升高。同时马克思并不同意“排挤工人的机器,会同时游离出相应地资本,从而可以如数雇用被排挤的工人”的观点,并认为,可变资本减少,社会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下降,长期下去会形成生产生活资料的工人失业。这样,“机器不仅在采用它的生产部门,而且还在没有采用它的生产部门把工人抛向街头”。第六,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对扩大就业或减少失业有重要作用,因为分工能增加生产力。“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但分工既有正面效应的作用,又有负面效应的作用。例如,正面效应表现在“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现在,单个资本家所必须使用的最低限额的工人人数,要由现有的分工来规定。另一方面要得到进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须进一步增加工人,而且只能按倍数增加”。而负面效应表现在它可以使工人长期处于技能单一,不能充分发挥才能,最后导致能力弱化,失业后难以再就业的境况。“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的专业”。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不稳定的工作与失业后不易再就业的矛盾。第七,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是受资本的支配及控制的。“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资本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
马克思的失业理论有严密的逻辑内涵和关系:资本为了追求最大利润,通过剩余价值特别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迫使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大量的产业后备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排挤出大量的失业工人。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社会分工、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单个工人内涵的剥削,资本结构的变化都是造成工人失业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失业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根源、形成失业的原因、造成失业的手段、失业的表现形式以及失业的社会后果。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基本上不存在失业现象。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当时存在着严重的“隐性失业”,但这只是描述在计划体制下,工人劳动效率低,未能发挥出劳动力应有作用的状态。根据国际劳动组织关于失业、就业的界定,以及世界各国对失业的界定和统计口径,特别是根据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失业内涵,这种“隐性失业”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失业。改革开放后,我国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大量失业现象难以用一般的理论来解读,这也是学者们观点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失业问题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原因。马克思失业理论是科学而完整的理论,如果用马克思失业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必须要克服下列困难:第一,马克思失业理论是否对当代中国失业问题有现实意义;第二,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内容,是否符合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现状。
不可否认,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创立于100多年以前,而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形势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这个时差障碍成为其解读中国当代失业问题的困难之一。笔者尽管不同意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理论“过时了”的观点,也不赞成有的学者要用“建设的”取代“革命的”的观点,但要用马克思失业理论解读中国当代的失业问题,的确必须要说明其具有现实性。
此外,马克思的失业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为追求增殖所形成的一种必然的社会结果。当代中国的失业,是否也是根源于资本增殖,是否也符合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现状,是否仍然受社会分工、产业结构变化、技术结构调整、资本结构变化的影响呢?如是,则解决当代中国失业问题,其理论指导作用将极为重大。
二、西方主流失业理论能够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吗
西方主流失业理论有以下内容:
第一,认为技术进步促成的机器使用和劳动分工对劳动者技能造成损害及约束,从而限制了就业的数量,增加了失业的可能性。因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通过管理,会尽量降低雇佣劳动的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在提高效率过程中,以大机器的使用为代表的技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它的应用不光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还造成了对工人潜能的束缚。“机器可能做到的事非常之多,其中不少可能性都被资本故意挫伤了,而不是发展了”“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里,发展最迅速的大量职业部门是与科学技术关系最少的那些部门,机器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而是为了减少从属于它的工人的数目。”即机器的使用,目的是为了减少成本,不是为了工人。这个观点与马克思失业理论的相关内容是类似的。
第二,认为工资高低会影响失业率。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只要按照边际收益产品来支付工资,就能保证充分就业,即不会出现失业。这个观点与马克思失业理论研究失业问题的视角不同,且使用的经济范畴也不同。
第三,认为消费需求对失业状况有重大影响。美国经济学家谢尔曼认为,消费不足与投资过度将起到双重作用,使生产成本上涨及价格下降,从而造成危机导致失业。按照另一经济学家卡莱茨基的模型,低工资反而无助于高就业。因为由收入分配决定的低工资往往使得消费增加。Marclavoie认为,高工资产生失业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在现有的有效劳动需求条件下,工资下降使工人的消费需求不足时,需要依靠来自利润的消费和投资的增加,才能维持总的有效需求。但无论是资本家的自主花费或政府花费,都将最终伴随工人工资的降低,使得“失业的最终解决还需要降低工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也得到相应的结果。Rowthorn及Glyn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在1979—1985年期间,一些人均消费大幅度出现负增长的国家,如西班牙、荷兰、德国等,失业率也很高。
第四,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这是西方主流失业理论的重要观点。宏观经济生产函数表明,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正相关。当然,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途径有赖于经济增长。另一著名的理论是奥肯定律,这个定律表明经济增长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西方主流失业理论着重分析了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工资高低及消费需求对失业的影响,指出经济增长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从现实性看,这些理论较之马克思失业理论更符合当代时空条件。然而,其内容在解读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现状时,有着较大的缺陷。其一,这个理论本身与西方国家实际情况不能很好地吻合,使其理论的可信度差。其二,这个理论所描述的事实与趋势,与当代中国失业的现状不能很好地吻合,使其理论可信度进一步减弱。例如,在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尽管达到空前的地步,劳动分工也进一步细化,并形成了长达4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并没有带来失业率的下降,反而居高不下。英国中兰开夏大学的高级讲师密尔沃特200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主要发达国家失业率不断上升。英国1960年的失业率还不到2%,以后不断升高,1983年甚至接近12%,1990年以来稍有下降,但至1997年,也仅下降到7.2%左右。在加拿大,1960年的失业率不到5.4%,1997年超过了12%。日本1960年失业率不到1.8%,1996年及1997年达到了3%的历史高峰。德国1960--1966年基本上无失业,但以后失业率不断上升,1995年达到13%左右,1997年仍在9%的高位。法国1980年的失业率为6%,1997年上升至12%。意大利1960年的失业率为4.1%,1997年升至12.5%。荷兰在1970年,失业率仅为1.8%,1997年则达到6%。澳大利亚1960年失业率仅1.2%,1997年达到8,5%。在经合组织(OECD)20多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美国和爱尔兰情况稍好,失业率时高时低,但总体水平仍较高。如美国在1982年和1983年,失业率超过9%,1997年也在4.8%左右。1997年以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失业率还将持续走高。本人认为在2009年将达到7%左右。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而就业增长率除了1990年达到15.5%以外,其他各年份均远远低于同期经济增长的水平。就业增长弹性虽然在不同的年份有升有降,但是从长期看,仍然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79—1982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425%,同期就业平均增长率为3.075%,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O.414个百分点;1983--1988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9%,同期就业平均增长率为3.07%,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0.26个百分点;1991--2002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76%,同期就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19%,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O.122个百分点;而2003--200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1%,同期就业年平均增长率为O.97%,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仅增加0.096个百分点。
2006年,GDP增长10.7%,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业仅增加0.092个百分点。数据显示,1991年以来至今,我国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大幅度降低,奥肯定律在中国出现严重不相符合的情况。
三、理论的困惑及实践的出路: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解读
西方主流失业理论把失业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工资率及消费需求的不足,而这些在马克思的失业理论中也早有论述,只不过其表述手段及方法不同罢了。如果考虑到两种理论在“失业”这个经济范畴的内涵上并无根本冲突和歧义,且考虑到时序的延续性及理论的发展性,也可以认为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受到过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影响,或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马克思失业理论。
然而,在解决失业问题的途径上,两种理论产生了根本的冲突。马克思失业理论要求从根源上解决资本无限地追求增殖而最大限度地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造成大量失业的问题。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则希望通过经济增长的途径达到失业问题的解决。虽然,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通过刺激需求、改变工资率等作为扩大就业的途径,但实际上他们主张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仍是倡导经济增长。
马克思失业理论既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根源、原因、表现形式,又指出了资本家造成失业的手段及引发的社会后果,显得系统而严密。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对失业的原因分析得多,对失业的根源揭示得少;对失业的表现形式论述得多,对失业的社会后果及资本家造成失业的手段论述得少,其系统性不如马克思失业理论。
通过两种理论的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失业理论与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在解读中国失业问题的时候均会出现理论困惑:马克思失业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问题,而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失业问题;西方主流失业理论尽管形成于当代历史条件之下,具有现实性,但其理论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状况乃至与世界的现实情况严重不合。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任何理论都需要有系统性、现实性、相符性三大要素,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相符性。再精致的理论,如果不能被现实证实或检验,即没有相符性,其理论的指导作用将不存在。因此,西方主流失业理论不能解读当代中国的失业问题,理所当然地不能作为解决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理论依据。
异化(alie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alientio和alienate,表示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等义。在近代,欧洲哲学家霍布斯是第一个提出异化概念的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异化(他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像狼一样,总是处于战争状态),异化主要是指转让。法国的哲学家卢梭的异化思想反映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表的《人权宣言》中,他主要从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角度阐述了这一思想,把异化看成是人们利己主义的结果。而真正从政治上探讨异化,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是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在他的伦理学和社会理论中,汲取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积极因素,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的社会往往使人们行为的结果也发生异化,良好的愿望并不产生良好的结果。由此可见,在近代,异化概念是唯物主义或启蒙学派的哲学家们用来表达反封建社会政治观点的一个工具。真正把异化概念纳入唯心主义轨道,还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首先使用异化概念的是费希特。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一“自我”和“非我”中,异化是个基本概念。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在本体论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是绝对观念向自然和社会的外化和退化;异化是正源的对象化或物化和客观化;异化是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建立了自己的人本主义的异化观;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从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这是人的一切异化的基础。只有把人的异化最终地归结为劳动的异化,才能展示人的异化的秘密,进而揭示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析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即劳动对人的实际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的异化的本质,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化劳动,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异化概念严格的确切的含义,赋予了这个概念以社会经济的实质内容,树立了一个正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起点。
二、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概述
总的来说,《手稿》是马克思从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进行的初步分析。马克思把哲学的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同资本家尖锐对立的经济现实,看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深刻矛盾。《手稿》有关异化劳动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论述,通过对工资、资本和地租的考察,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结构和规律(中心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第二部分,马克思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出发,把异化和对劳动的分析结合起来,运用异化理论对社会基本阶级关系进一步作了分析,指出上述对立和矛盾的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本质批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总的批判,为他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确定了出发点,即“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1](P42)。而所谓的前提就是“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分离,还有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1](P42-43)。其实质也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对“异化劳动”进行了规定。
(一)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产品本应该属于工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1](P44)。就是说,工人劳动的产品不仅与工人相脱离,而且变成与工人相对立的东西,劳动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1](P46)。
(二)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一种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智力。而异化劳动则使劳动变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1](P45)马克思还指出:“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1](P47)转(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这是马克思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导出的第三个规定。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1](P48),人的类生活、类存在就是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标志。人类通过改造对象世界,使人类的类本质对象化,在改造无机自然界得到表现和确证。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生活、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而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P51)。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确证其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是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于是造就了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类本质的人。
(四)从人的社会交往看,人与人关系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人的异化,一般说来,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P52)。
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必然同他人相对立,也是他们中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他指出,如果劳动产品对工人说来是异己的,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如果说劳动者的活动对他来说是苦恼,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1](P53)。至于这“别的什么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由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资本家。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这样,马克思就解决了开始时所提出的任务——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学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私有财产)的任务。
马克思这里的整个思考线索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肯定的事实出发,分析了他们所说的劳动其实不过是异化劳动,然后由劳动的自身异化理解了人类的自身异化,理解了阶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对象化不等于异化,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才表现为异化,从而把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联系起来,因而要消除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异化是现实的、客观的,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异化劳动概念及其四个规定就是对现实劳动异化的概括。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论证了历史必然性。
三、异化劳动理论在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是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其中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较深。但《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其核心概念劳动异化导引着马克思以后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向,劳动异化理论正是不成熟的马克思思想向成熟的马克思思想过渡的中介和桥梁。异化劳动理论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为马克思以后发现并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