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节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文化节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国大陆电视谈话的兴起

作为电视媒介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节目形态之一，谈话节目在中国大陆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包含了“公共空间”、“娱乐”、“社会意见和舆论”的多种成分。

从西方媒体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电视往往在一开始就承袭或部分承袭了广播电台节目的传统，各种各样的谈话始终在电视屏幕上占有一席之地，象美国早期的娱乐杂耍谈话节目“BroadwayOpenHouse”（NBC1950）和新闻与公共事务谈话节目“MeetthePress”（NBC1947）、“FacetheNation”（CBS1954）等，多多少少都源自电台广播一样（GSCOTT1996）。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情况则多有不同。一方面，中国大陆的第一代电视从业者大都来自报业和电影业，使得电视节目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以画面的高度“唯美主义”和解说词的高度文学性和修饰性为主要表现风格和审美取向；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媒介所强调的宣传意识至上的原则和前苏联将纪录片视作“形象化政论”的观念，使电视从业者和受众双方都非常习惯于屏幕表达“高于生活”的神圣性，生活化的聊天自然难于涉足其中。除了政府高级领导的讲话外，在1980年代以前，电视节目中几乎不使用同期声（陆晔1997）。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社会的改革开放引起了人们对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普遍关注，中央电视台1995年2月开办了《电视论坛》，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就某些重大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当年12月11日主持人赵忠祥和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总指挥和总工程师们就宝钢建设问题进行的讨论，便是较早的一例以主持人和嘉宾为中心的电视谈话（陆晔1997）。然而，这种电视讨论与其说是“谈话”，到不如说是“采访+演说/做报告”更贴切。或者说，这类节目，传播方式仍然是“单向”和“自上而下”的，传播内容仍然比较单一，节目中出现的，往往都是具有相当级别的各种高层人士，普通公众较难介入。

中国大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谈话节目（TALKSHOW）当数1993年1月开播的《东方直播室》。当时，新成立的上海东方电视台在每晚7：00-7：30这个往往令地方电视台望而却步的晚间黄金时段，开办了这档演播室直播谈话节目，与中央电视台的王牌新闻栏目《新闻联播》进行收视角逐，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该节目以社会热门话题为依托，以演播室谈话为主干，以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的互动为支撑，既体现出中国大陆电视传播观念的变化，也是第一次把“演播室受众（STUDIOAUDIENCE）”这个特殊的受众群体放在了与主持人和嘉宾同等重要的地位，“构筑中国电视全新的传-受关系”（李良荣，陆晔1995）。在一些文化学者眼里，节目的直播形式和“演播室受众”对于热点话题的参与，使得这个节目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作为普通市民“将他们原有的群体心理释放出来，参与公共生活、表达社会情绪的民间思想空间”（王元化1995）。在这里，电视谈话开始体现出“公共空间”的文化特征。也许正因为这个节目承载了太多的社会意义，而“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其形式意义是要大过谈话内容的，谈话和要旨是‘问题’的提出而不是‘问题’的深入，而‘问题’本身又是很有限度的”（徐醒民1995），在开播两年多以后，该栏目因为社会性热点话题的“枯竭”从每周五档改为每周一档、双周一档，最后无疾而终。紧随在《东方直播室》之后开播的同类直播谈话节目《今晚八点》（上海电视台1993年2月）也几乎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偃旗息鼓。

1996年4月，中央电视台的谈话节目《实话实说》开播。较之于《东方直播室》“主要强调一种谈话的氛围和仪式”（沈莉1999）——“谈话”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实话实说》更具有市场化背景下现代电视节目生产的自觉意识：从话题甄选、谈话层次设计、有关资料的准备、记者前期调查、嘉宾的选择与搭配、主持人的风格定位与现场组织策略、大屏幕使用、灯光设计、现场乐队功能、现场多机摄录和后期编辑等，各环节的实施和有机协调多体现出对海外同类节目的模仿和借鉴，而且借鉴得十分到位，专业化程度很高——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已不仅是作为一种仪式和氛围的“谈话”本身的象征意义，而是“谈什么”和“怎么谈”——话题的市场“卖点”和谈话的技巧被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是主持人的自然、松弛、冷面幽默和平民化——被业界人士称作“犹如邻居大妈家的儿子”，使得节目在“生活化”的同时凭添了许多“娱乐”成分：即使是社会意见和民间舆论的表达，在这个节目中也因为语言的机智幽默和生动活泼而增添了单纯的娱乐色彩。《实话实说》开始作为一种“类型”（FORMAT）节目的市场化运作，影响中国电视界，进而影响受众。

于是，在1990年代后期，电视谈话大行其道，和其他大众媒介产品一起，成为影响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也同时体现出市场化大环境当中受众的文化选择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特征。

海派电视谈话节目的地域文化特点

上海是一个都市化程度高、地域文化特点突出的城市。尽管作为中国大陆最现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上海对于西方文化具有天然的吸收能力，但从中国大陆的媒介市场化的角度看，由于其自身文化上的紧密性，大陆其他城市的文化产品在上海并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更显示出上海的媒介产品和受众之间，在文化上具有十分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

1998年到1999年，上海的各家电视台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走红的情形下，重新相继推出谈话节目《有话大家说》（上海电视台1998年10月）、《城市心情》（东方电视台1999年4月）和《走进心世界》（上海教育电视台），同时，有线电视台的各个专门频道，也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先后推出《评头论足》、《看球评球》等影视类、体育类的谈话节目。此外还有东方电视台每周末的沪版《非常男女》——娱乐性谈话节目《相约星期六》，和幼儿游戏类谈话节目《欢乐蹦蹦跳》。这些节目以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较短时间内培养起相对稳定的本地观众，《有话大家说》的收视率目前已远在《实话实说》的本地收视率之上。（参见[表1]）

文化学者认为，海派文化，或者更进一步，可称作“上海文明”，其最基本的文化心理品性在于“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和“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融合了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和顾及现实可能性的世俗智慧（余秋雨1995）。

上海的电视谈话节目充分地体现出在受众和电视产品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之间的城市文化特征。《有话大家说》的节目定位是“大众话题评说”，虽然从话题处理和主持人的表达技巧上被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是《实话实说》的“地方版”，但和《实话实说》的文化取向和风格非常不同。从《有话大家说》的编导阐述中，便可以看到一些海派文化特征：

全中国，北京人被公认是最能侃的，上海人的嘴皮子真不如我们的头脑有名。但是，做了几期《有话大家说》节目之后，我们惊异于发现了上海人潜能的另一面——能说会道的一面。

上海人不是政治家，我们不善于调侃国家大事中的条条框框；却能从身边的小事中提炼待人处事的准则。

上海人不是雄辩家，我们务实，用一些最朴素的语言，讲一些老百姓的大实话。

上海人也不是小市民，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的国际大都市中，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正在逐步“接轨”……①

《城市心情》则以“理解都市情感，沟通凡人心灵”为主旨，试图“为城市人带来一种‘新世俗关怀’”，在话题设计和节目风格上较《有话大家说》更具有都市白领情趣；《走进心世界》发挥教育电视的特点，以“心理分析指导”的方式探讨人际关系、自助、心理和反映现实生活。

从个人收视情况看，上海电视谈话节目的主体受众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0岁至59岁的城市市民群体（参见[表2]）。这个群体本身就是最能够集中体现城市文化品性的主体人群。因此，业内资深人士认为，尽管在电视谈话走红之前，屏幕上一种十分兴盛的以语言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节目——大学生电视辩论，但至少在《有话大家说》当中，真正的受到观众欢迎的电视谈话高手，却不是有较高文化水准的大学生，而是平民百姓当中的中年人。②这不仅和生活阅历有关，也和电视谈话节目的主体观众的城市文化需求相关。

话题选择：电视受众与电视产品的文化依附关系

一般认为，对于电视谈话节目的观众来说，话题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一项有关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受众调查表明，73%的观众认为，电视谈话的话题是决定其是否收看一个节目的最重要因素，尽管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吸引力也很重要③。

从中国大陆电视谈话节目的话题选择看，从《东方直播室》直到早期的《实话实说》，电视谈话节目起步阶段的话题选择，大都集中在社会热点上，而进入成熟阶段则逐渐分化：《实话实说》正在“改进社会生活话题节目类型的同时，发展人生体验话题的节目类型”。④上海的电视谈话话题则较多集中在都市生活方式、生活形态和生活观念，以及社会问题和社会公德。（参见[表3]、[表4]）即使是同类话题，《实话实说》一般围绕个案展开，而上海各电视谈话节目的话题则更趋于群体化，更接近上海城市市民的生活趣味和文化品性，如《有话大家说》有关生活方式的话题“经历公厕革命”、“家电故事”、“股民故事”，有关婚姻家庭和人际关系的话题“嫁在上海”、“什么样的女性最幸福”，有关社会问题和社会道德的话题“戳穿马路‘阿乍里’”、“说话要说普通话”、“自行车被透以后”；《城市心情》的时尚消费话题“追风网球”、“透视内衣橱窗秀”等，都是取材于上海特有的都市生活和城市文化，与受众在文化上的契合程度是比较高的。《有话大家说》2000年的收视率几乎在6至9个百分点之间，“电视谈话节目收此效应，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成绩。”⑤

简短的结论

电视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文化情景。业内的批评家们因此而认为，在笛卡儿时代，一个人可以说“我思故我在”，但在今天这个大众媒介时代，恐怕只能是“我上电视故我在”（RobertAbelman,1998）——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把传统上私人领域的文化元素和社会公共领域交织在一起，而且由于受众的深度参与，更加强化了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情景之下，电视产品和电视受众之间除了消费产品—消费者相互依赖关系之外，在文化上同样紧密的共生共荣关系。上海的电视谈话节目，为我们提供了在电视受众和电视节目的关系基础上，一个透视海派文化特征的样本，并最终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电视作为社会文化传感器，对于当代社会文化品格表达和塑造的作用。

有话大家说城市心情实话实说

1网络故事（生活方式）畅想未来

2人体模特儿（文化观念）漫游未来我的儿子太潇洒（消费观念）

3出国打工记（生活方式）聪明的烦恼（青少年教育）

4我与电影（娱乐）“保险”保险吗（社会观念）强子（个人奋斗经历）

5自行车被偷后（社会问题）昨天、今天和明天（青少年教育）

6过年话吃（生活方式）没完没了好心情（娱乐）新世界（残疾人的社会关怀）

7初九话酒（生活方式）读本好书过个年（生活方式）

8我在马路边拣到……（社会公德）文明养狗（生活方式）再哭一次就长大（青少年教育）

9今年冬天几把火（安全）走自己的路（交通安全）

10讨债人的苦恼（法律）洋雷锋（社会道德）住家男人（家庭关系）

11网上消费谁来保护（法律）

类别（%）政治/社会事务经济/消费教育娱乐生活方式社会问题/公德婚姻/家庭关系法律法规环境体育其他

有话大家说3.96.610.56.618.414.510.57.95.36.69.2

城市心情4.2-8.316.729.216.712.5--4.28.2

实话实说4.67.710.86.216.010.827.74.61.51.58.6

注释：

①/yhdjs

②应启明，谈话常识，广播电视研究1999/5

③Broadcasting&Cable,Sept.28,1998

④/talkshow

⑤/yhdjs

⑥资料来源：上海广播电影电视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⑦资料来源：陆云鹏，上海地区谈话类节目个人收视率分析，广播电视研究1999/5

⑧资料来源：/yhdjs,/talkshow,《城市心情》栏目组

⑨资料来源：同上

参考文献：

Abelman,Robert,ReachingACriticalMass,LEAInc.1998

Fiske,John&Hartley,J,ReadingTelevision,Methuen&Co.Ltd.1978

Morley,David,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ies,RoutledgePublishers1992

Scott,GiniG.,CanWeTalk?ThePowerandInfluenceofTalkShow,

Williams,Raymond,Television:TechnologyandCulturalForm,RoutledgePublishers1990

陆晔，电视时代——中国电视新闻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李良荣，陆晔，从《东方直播室》看中国电视传播观念的突破，东方直播·文化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

王元化，《东方直播·文化篇》序，东方直播·文化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

篇2

推动世界茶贸易。中国茶向世界的传播，推动了世界茶贸易的发展。茶叶贸易的发展与饮茶风俗的传播关系极大。长期以来，中国茶主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虽然茶叶贸易随之兴起，但贸易数量仍然有限。只有当饮茶风俗传入欧洲，并随西方殖民扩张传播到世界各地后，茶叶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茶叶贸易勃然兴起，世界茶贸易数量才不断被刷新。19世纪40年代前，中国几乎提供了世界茶叶贸易的全部货源。据笔者推算，16世纪的中国茶叶出口总量微不足道，17世纪约在21010担以上（1050.5吨），18世纪增至8889241担以上（444462.5吨），19世纪40年代，达1500万担左右（75万吨）。如果加上每年2.5万～5万担的帆船运茶出口量，则总数更多。从16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前的约300年间，中国出口茶叶总计2396万担（约119.8万吨），1840年约为40万担（2万吨）。此后，世界茶叶市场上出现少量日本绿茶、印度红茶，且数量不断增多，但中国茶叶出口量也不断增加，1886年达到巅峰的13.4万吨。这一时期，中国茶叶90%以上销往欧洲。20世纪40年代后，由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世界茶叶生产、出口、消费均有所下降。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茶叶产量迅速增加，但世界茶叶贸易额同样增加迅速。世界茶叶出口贸易由19世纪70年代的12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178.37万吨，显示了这一贸易产品的巨大活力。

刺激世界茶生产。中国茶向世界的传播，刺激了世界茶的生产。随着茶的传播，茶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茶国家和地区逐渐增多，茶叶生产得到稳步发展。笔者曾估计，中国茶作为世界茶叶唯一产地时的1832～1837年，年均茶园面积为34.73万公顷，茶叶产量13.03万吨，单产374.9公斤/公顷。由此可知，中国茶向世界传播对茶叶生产的巨大刺激作用。以1832～1837年茶园面积、茶叶产量和单产为基数，1934年这三项数据分别增长了2.59倍、2.93倍和1.13倍，1990年这三项指标则进一步增至7.2倍、19.3倍和2.68倍。从1934年到1990年，世界植茶面积增长1.78倍，茶叶产量提高5.6倍，茶叶单产增加1.36倍。进入21世纪，世界茶叶产量持续增长，每年均超过300万吨，2010年跃至408.7万吨，2012年增至452.80万吨。茶叶生产的惊人发展由此可见一斑。

二、丰富人类文化礼仪

中国茶向世界的传播过程，不仅是饮茶风俗的传播、茶叶知识的输入、茶叶贸易的开展及茶产业的兴起，更重要的是礼仪文化的传播。与中华文化一道远播海外的茶文化，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相结合，日益生根发芽，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饮茶礼仪、饮茶文化。在新产生的茶文化中，东方茶文化最具典型的是朝鲜茶礼、日本茶道，西方茶文化最为典型的是荷兰茶会、英国下午茶。这几种最为典型的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茶风俗传入这些国家的产物。朝鲜茶礼。随着中国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流入朝鲜，茶随之传入该地，并加以传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唐太宗时期茶传入朝鲜。据朝鲜正史《三国史记》载，新罗善德女王（632～646年在位）时，留学僧人从中国带回茶籽种植。《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十）兴德王三年（828年）十二月条载：“入唐回使大廉带回了茶种，种植于地理山上。在此之前，善德王之时茶已有之，但是自兴德王时代兴盛起来。”朝鲜李朝文献《东国通鉴》说“：新罗兴德王时，遣唐大使金氏，蒙唐文宗帝（827～840年）赏赐茶籽，公元828年种于金罗山的异山。”这是茶的再次传入，表明饮茶已有一定程度的普及。新罗时代已全面输入中国茶文化，饮茶由上层社会、僧侣、文人向民间传播、发展。这一时期新罗国内开始植茶、制茶，茶文化进入兴盛时期，茶礼形成。日本茶道。日本奈良时代，“文化的引进，并不仅仅限于制度、技术等，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也被热心地学来了。其中之一，即饮茶之习惯也被热心地学来了。”

［2］以最澄、空海、永忠为代表的学问僧在学习、传播佛教的同时，还带回了中国的茶籽、茶饼、茶具。从弘仁饮茶中对陆羽亦步亦趋的模仿及弘仁茶诗与中国茶诗的相似表达，可以推测《茶经》一书及唐代饮茶诗文也由以此三人为代表的学问僧带到了日本。以嵯峨天皇为首的日本上流社会对新传入的饮茶文化怀有极大热情，尤其是嵯峨天皇不仅多次参加茶会，还在皇宫中开辟茶园，下令在近畿地区植茶。饮茶文化在日本迅速发展，形成一股“弘仁茶风”，为13世纪后南浦缫明、村田珠光、千利休等人在日本传播茶道打下了基础。荷兰茶会。欧洲茶会，以荷兰为最。中国茶传入欧洲时，价格高昂，非普通人所能饮用，只有贵族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要人才能享用。荷兰输入中国茶叶的同时，中国茶壶、茶杯也一起被输入，使之能够同时使用。1637年前后，有些富商的妻子开始以茶待客，于是茶叶输入量稍微增加。1666年，茶价有所下降，但每磅售价200～250弗洛林（相当于80～100美元），茶叶仍然只能为富人所享用。此后，输入量再次增加，价格下降，饮茶略有普及，这个时间是1666年至1680年。富有的家庭辟有专门茶室，普通市民则在啤酒店饮茶。饮茶俱乐部的形成，推动了一般妇女的饮茶热。茶会是一件十分郑重其事的事，饮茶客人多在下午2时光临，主人郑重接待，礼貌周全。女主人取出各种茶叶，放入配有银制滤器的小瓷壶中。女主人请每位客人选好自己的茶，然后放入小杯中。需要加其他饮料的客人，女主人则以小红壶浸泡番红花，用较大的杯盛放较少的茶递给客人，让其自行配饮。饮茶时，要咂吸有声，表示女主人的茶味美好。大家足靠火炉，一边喝茶，一边吃着糖果饼干，一边交谈。饮茶结束后，再喝白兰地酒，吃葡萄干、糖等食品。茶会风靡一时，成为荷兰妇人重要的社交方式，这一著名活动丰富了她们的日常生活内容。饮茶习俗对荷兰人社会生活产生了许多潜移默化积极影响：政府通过社区免费聚餐，加强与民众的互动与沟通；生意兴隆的茶馆，丰富了近代荷兰的城市服务业，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彼此联系；追求饮茶，刺激了人们对茶器收集及茶亭兴建的热情。

［3］英国下午茶。欧洲茶会，以英国为次。英国饮茶晚于荷兰，但发展势头迅猛，至18世纪已形成午后茶。1763年，在哈罗门诸贵妇轮流供给午后茶与咖啡。此后，鉴于人们早餐食用丰富，中餐与晚餐间距时间太长，晚餐后则在会客室饮茶的情况，第七世裴德福公爵夫人安娜推出了17时进茶、饼干的项目，午后茶遂成为时兴礼仪。这种礼仪一经产生，风靡一时。同时，饮茶习惯迅速普及全国各阶层，英国遂成为世界最大茶叶消费国，人均年茶叶消费量最多时竟然达到10磅。饮茶方法的讲究，为其他国家所不及。泡茶是一种艺术，全国男女老幼都懂得怎样泡制一杯合口的好茶。［4］

篇3

（二）海迪耶海迪耶意为礼物、赠品、馈赠，即人情往来，是人际交往中的礼仪的表示，不属于赛德盖的范畴。回族在过开斋节和古尔邦节两大会礼时，要好的人家会互赠海迪耶，表示亲近。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家里的红白喜事也会赠送海迪耶，主要是以金钱的方式赠送。海迪耶密切了人们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回族社会网络的发展，显示了回族强烈的民族内聚力，并不断地强化着作为稳定的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三）“攒茶”从接受“攒茶”的对象、目的及用途上看，“攒茶”是斋月里特定的经济文化行为。封斋的人无论富裕或者贫穷，都应接受他人“攒茶”。“攒茶”的可以是未封斋的人，也可以是封斋的人。通过“攒茶”的方式来看，一种是“攒茶”给集体，即在清真寺吃开斋饭的封斋穆斯林，另一种是“攒茶”给个人（大都是关系较好的亲朋）。后者含有海迪耶的意思，有一定程度上的人情礼仪。因此“攒茶”是即区别于赛德盖又区别于海迪耶的行为。

二“、攒茶”的功能分析

（一）心理上的自我调适内心的约束程度直接影响到言行举止。内心里没有嫉妒与怨恨，将不会产生邪念与恶行。“攒茶”是内心的斋戒，同时可以弥补身体上没有斋戒所带来的遗憾，从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安慰。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调适，有利于内心的平和。“攒茶”的本质在于通过该行为替代其应履行的“斋功”从而达到“斋功”缺失的心理层面上的补偿。从“攒茶”者的身份来看，大多是由于职业、社会角色等客观因素和身体健康状况、自身条件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下而没有把斋的回族。他们与伊斯兰教既存在一定程度的“界线”①，又表现出溶于一体的模式。这是现实与愿望的矛盾，当把斋的愿望与现实条件无法平衡时，进而造成了心理层面上的缺失感。“攒茶”的出现正是对这种缺失感的补偿，是人们心理上亟需的一种自我调适。正如马凌诺夫斯基所说，文化不仅要满足社会的需要，更要满足人们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要。攒茶文化正是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在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人们需要的一种调试，从而需求人与社会、宗教的一种心理平衡。

篇4

第二，娱乐化倾向的凸现。随着生活、工作压力的日益增大，社会对于娱乐休闲的需求显著增强。民众逐渐远离精英文化、公共话题，转而获取趣味性、娱乐性强的信息，在消费这些娱乐产品的时候，获得精神的宣泄和情感的释放。媒体也在此时迎合了受众“娱乐至上”的需求，制造了大量的娱乐节目，满足不同类型受众的多样化娱乐需求。

第三，拜金主义的泛滥。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带给民众一种“焦虑”的情绪，这种焦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财富分配不均后出现的一种“相对剥夺感”，社会对于金钱的崇拜异常剧烈，伴随产生的是一系列传统道德的解构、人类情感的贬值。如今，电视娱乐节目中也同样充斥着拜金、浮华，通过给观众构建出一个虚拟的浮华世界，从而满足了一部分民众的感官的虚荣。在《非诚勿扰》“拜金女”马诺事件中，女主角“宁在宝马中哭泣”的言论是浮华世界最好的注脚。

电视娱乐节目的审美追求康德曾经把人的愉快归纳为两类：一是经由感官或者鉴赏获得的“感性的愉快”，二是通过概念或者理念表现出来的“智性的愉快”。而目前的电视娱乐节目多注重文化消费层面上的游戏、娱乐、炫耀和欢愉，旨在逃避现实生活和调节世俗，而作为审美层次上的“智性的愉快”却往往被忽略。挖掘隐私、讽刺人物外形、突出感观刺激等大行其道，成为电视娱乐节目的惯用伎俩，大大颠覆了传统的审美价值，走向了传统审美的对立面。

电视娱乐节目出现审美缺失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也有电视台自身的问题。一方面，商业逻辑制约着媒介运作和媒介伦理，电视台的商业运营性质在讨伐声中备受责难。另一方面，电视受众的审美和价值追求发生变化。作为文化消费者的观众，手拿遥控器投票的商业化运作性质使得电视节目将受众的口味和兴趣放在第一位，因此，受众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电视娱乐节目的走向和底线。

审美，作为一种体验，是人在心理上超越了异化的存在状态。审美是满足人们对美的高级需求，而不是对本能的低级满足。仅仅把审美对象当作一种本身无需道德判断的东西，就失去了审美的基础。②笔者认为，电视娱乐节目的审美追求应当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电视娱乐节目需要有正确的审美观，媒介不能盲目地迎合受众偏激的需求，更不能让不健康的审美价值观通过媒介向大众传播，造成不良影响。

电视娱乐节目的根本目标还是应该放在满足广大电视观众文化需求，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品位的层面上。电视娱乐节目能够给观众们一种精神美的享受。

第二，电视娱乐节目的主题要贯彻三贴近的原则。电视娱乐节目的兴起，真实地反映了受众力图摆脱传统类电视节目中精英文化“宏大叙事”的模式和框架的意图。“芙蓉姐姐”、“犀利哥”、“凤姐”等人物符号的流行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主流话语渠道的偏差，没有传统精英分子的学识、财富等等，没有过多的包装和修饰，反而给人一种相对真实的感觉，也更容易引发受众的关注度。

电视娱乐节目需要做到在世俗化与低俗化之间寻找到平衡点，真实再现普通民众的“原生态”生活，在柴米油盐的感性生存体验中展示人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人生境遇，从中挖掘出值得回味的戏剧性、趣味性和娱乐性。但是同时也要避免过度世俗化所引发的低俗化的隐忧，在应有的思想深度和品质格调上疏于要求而丧失其在整个社会背景下的意义真实。

第三，电视娱乐节目技术环节方面，注重舞台设计、灯光配置、音乐效果、画面切换、节奏把握等等。

审美最基本的也是最直观的就是视觉美，一个节目的场景设计对于一个节目的成功与否非常重要，华丽但又朴实的场景布局加上高科技手段的装饰，给人们一种新颖的美，而在节目各个环节的安排上也要环环相扣，将内容紧密整齐地连贯起来。

电视娱乐节目的价值定位目前，青年人是娱乐节目的主要受众群，观看节目的过程也是对青年人的价值观、婚恋观进行再塑造的过程，因此娱乐节目的价值定位有着较为重要的社会影响。选择“娱乐至上”的纯粹娱乐价值还是选择寓教于娱乐之中的价值，决定了电视娱乐节目的品位和层次。就媒体的“教育引导”功能来看，我们的选择当然是明确的，寓教于乐的形式最符合社会文化健康发展的需要。“从根本上说，娱乐节目的教育功能是那种能够影响人的思想感情、伦理观念、精神品格的人生境界的力量，是那种能够净化人的灵魂、激励人的意志、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素质，从而实现改造世界重铸自我的功能。”③笔者认为，电视娱乐节目在策划制作过程中应当努力达到以下几方面要求：第一，倡导健康向上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应当立足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道德传统，弘扬时代先进理念，表现出一种催人上进、奋发努力的精神气质，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第二，注重社会效益的实现。媒体有自身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要求媒体在实现自身经济价值的同时，为丰富社会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塑造民族性等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电视娱乐节目也是如此，娱乐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电视娱乐节目的根本目标还是应该放在发扬传统文化，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品位的层面上，满足广大电视观众文化需求。

第三，不断进行节目内容与形式的创新、超越。

由于诸多历史与现实原因，我国的电视媒体原创能力不强，引进吸收电视强国的节目形态和创意是有效解决我国电视节目形态老化问题的好办法。④但我们同样要强调自主创新，即使引进节目，也要注意本土化的完善和创新，不能全盘照抄。在节目发展起来后，也应当不断创新，加入新的内容，不能一直走老路。另外，主持人要追求个性风格多样化，时刻给观众新鲜感。

观众在观看娱乐节目时，心情一般都是轻松愉悦的，很多信息就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观众。所以娱乐节目给自身一个健康的价值定位的基础上，担负起社会责任，才能在寓教于乐中营造良好的娱乐氛围，提高全社会的欣赏品位。

参考文献：①谢耘耕、唐禾：《2006年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报告》，《现代传播》2006年第6期。

②田维钢、：《真人秀电视节目的

篇5

2对大学生开展廉洁文化教育的意义

廉洁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要求把廉洁教育作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要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加强大学生的廉洁教育，能促使他们提高思想道德素养，树立拒腐防变意识，引导他们树立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信念，不断提高道德自律意识，增强拒腐防变的良好心理品质，能够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校园氛围，增强高校师生员工的反腐倡廉意识，提高高校领导干部拒腐防变能力，构建具有高校特色的廉洁文化体系，促进高校和谐校园建设。能充分发挥廉洁文化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教育、示范、熏陶、导向作用，使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教师提升师德师风和学术道德、成为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廉洁从教的示范者，使学生的价值观和道德情操得到培养。

3将廉洁文化教育纳入思政课教学的途径

3.1将廉洁文化教育融入思政课理论教学

在思政课理论教学中要专门开设廉洁教育专题，并与思想道德教育、法律法规教育、政治理论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等教学内容有机结合，引导大学生自觉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正确的道德认知，养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健康的生活情趣，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他们内心常保警惕，善于防腐拒变，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价值判断，切实增强反腐倡廉的自觉性，养成敬廉慎独的思想作风和行为习惯。

3.2将廉洁文化教育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

要通过思政课实践教学项目的实施，组织大学生读“廉政书”、唱“廉政歌”、听“廉政课”、观“警示片”，组织大学生开展廉洁书画赛、廉洁摄影作品展、廉政公益广告大赛等实践活动。同时要充分利用校报、校园网、宣传栏、黑板报、校园广播、校园电视台等载体，大力宣传推介学生廉洁实践项目成果，普及廉洁教育有关知识。此外，还要结合廉洁教育主题活动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如学风建设、特色党团日、主题班会、典型事迹报告、廉洁诗词吟唱会等，营造廉洁文化教育的浓郁氛围。

3.3将廉洁文化教育融入教师的师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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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早的太阳历以及《国礼·春官》明确记叙了“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的天文历的最基本常数。

农耕社会以后，人们发现日、月、年构成了历法的三要素。2000多年前甚至更早，我们的祖先就已形成了24节气。24节气综合了天文学和气象学等方面的知识，编排了“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的农事歌谣。其中清明被排在歌谣的第五位。也是农历历法中的第五个节气。节气是我国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

由于24节气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所以我们的祖先们用它安排农事活动。《淮南子·天文训》中有：“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就是说，春分后十五日的时候，北斗星指向乙方（卯方，即正东方）。东方是生气方，天地起运，万物始生。清明者，清风和煦，阳光明媚也。此时，天气转暖，大地回春，万物复苏，一片生机盎然。作为以花信为标志的花信风，清明的花期为“一侯桐花，二侯麦花，三侯柳花”，也表明了清明节气的花期和时期。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可见这个节气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亲近自然，爱护生命，珍惜人生美好生活。

每年的4月上旬前后，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此时，天气转暖，大地回春，万物复苏，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也是人们蠢蠢欲动的时令，人们窝居了一个漫长的冬季，此时正是适于到户外进行春游（古代叫踏青）的好时候。人们出外踏青，亲近自然，享受春阳的沐浴，感受人生美好的生活。所以古人早就有“清明踏青”的习俗，开展一系列户外活动，如踏青、郊游、戴柳、插柳，射柳、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拔河、植树、放风筝等。

三、感恩“天、地、君、亲、师”，缅怀先祖故人，传承孝亲文化。

清明，作为天地运化的气节，又包含着浓郁的传统文化中“知恩图报”的人文精神。清明节，是一年中的良辰美景，也是一年的开始，象征着生机和希望。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唯我独尊的。我们每个人，都受惠于“天、地、君（国）、亲、师”的恩情和化育。所谓“天有覆盖之恩，地有承运之恩，君（国家）有水土之恩，父母有养育之恩，师长有教化之恩”，我们的身体受之于父母，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康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美好的生活......无不蒙受着天地、国家、祖先、双亲和师长们的化育、遗德、福荫和代代血脉传承的恩情。因为有了“五恩”的恩爱延续，才拥有现在的一切。“知恩投报”是人格中最基本的组成因素。在这一年中最美丽的春季时令，对他们的感恩和缅怀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人性彰显。于是中国的孝亲精神就在清明节前后体现得格外突出。所谓“谁言春草心，报得三春晖”。清明时节，除了天、地、神祗、祖宗的祭祀外，人们还纷纷走到先人们长眠的坟前，除杂草，培新土，烧纸钱，设供品，行祭仪，尽缅怀、悼念、感恩之情......就这样，清明节自然地演绎成了我国人民传统的祭祀的节日，成了最重要的祭天、祭地、祭祖、扫墓和传承孝文化的时日。

清明节由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古有清明前一天为“寒食节”之说，确切地说“寒食节”的日子是在冬至后的105天），渐渐地，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唐玄宗时，曾下诏钦定“寒食扫墓”为当时王公以下人员进行“五礼”中“吉礼”的必备内容之一。此后，国人就形成了在清明节前一天进行拜祖扫墓的活动习俗。“寒食”是清明时节的另一个习俗，即是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据悉，“寒食节”源于春秋时期晋文公悼念介子推“割股奉君”的典故。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成了晋国的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自去请。可是介子推不愿见他，早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文公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晋文公于是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被烧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象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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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旅游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人们对于旅游文化的渴望也愈来愈强烈。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大众传播特别是电视，占据了人们休闲生活中大部分时间，人们从电视上大量接触异国他乡文化，同时也不满足于此，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在导游的带领下身临其境地感受旅游文化的魅力。电视和导游，作为旅游文化传播的两种媒介，代表着典型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本文旨在探讨电视和导游在旅游文化传播中作为不同的媒介分别具有怎样的特点，存在哪些异同，能否有机结合以及结合模式问题。

    一、旅游文化传播与媒介

    1、旅游文化传播

    旅游文化是由于旅游活动的介入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是旅游者为了休闲和娱乐而进行的短暂迁移。旅游者把自己原来居住地的文化带到旅游地，在旅游地又领略了当地的文化，在此过程中，各种文化交汇融合，形成了旅游文化传播。但是，在人们被大众传媒密不透风地包围住的今天，以上关于旅游文化传播的概念只能算作狭义的概念。今天的人们如果有一台电视机就可以足不出户地领略异国他乡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而旅游目的地的居民也可以通过电视节目接受外界文化影响。因此，要探讨当今的旅游文化传播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真实世界”，还要着眼于以大众传播为基础的“传媒世界”(参见图一)。基于“两个世界”的旅游文化传播都带动了人员、信息、物质和资本的流动，促进了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增进了不同地区之间文化的大传播和大融汇。

    2、旅游文化传播的媒介

    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也是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前所述，当今的旅游文化传播具有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双重属性，因此旅游文化传播媒介包括人际传播媒介和大众传播媒介。本文主要选取其中的导游和电视进行分析。

    在“真实世界”的旅游活动中，帮助旅游主体完成旅游活动的中介组织称为旅游媒体。它是旅游文化传播的渠道，包括各旅游组织和企业的活动。导游人员的活动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类。一般而言，游客首先接触且接触时间较长的目的地居民就是导游人员。他们通过语言、手势和神态等非语言符号进行传播活动，连接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属于较为典型的人际传播。导游人员对旅游目的地的介绍和讲解，不仅使游客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目的地的风土人情，也扩展了游客对自然风光的审美欣赏能力，促进了不同国度、地域、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通过旅游主客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传播着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是一种广泛的文化传播。

    从大众媒介来讲，电视是最具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媒介形式。电视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形声并茂、声画同步，可以传递更多、更直接的信息。在“传媒世界”的旅游活动中，电视能够把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产品生动、形象、逼真、立体地展示给受众，让受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对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产品栩栩如生的可视化展示，会对受众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是电视传媒的优势。旅游目的地宜人的自然风光与独特的人文景观通过电视媒介广泛的传播，可以让受众直接地、感性地领悟到旅游地的魅力。通过电视媒介传播的旅游文化，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旅游需求，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受众的旅游动机。

    电视同时也是受众接受旅游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根据卿志军和郑岩在《电视对旅游文化的传播作用》中对海南海口、三亚部分旅游者的调查，受访者获取旅游信息的渠道主要是电视(39.9%)，也最关注电视上的旅游信息(48%)。那么看电视是否能够代替实地的旅游活动?电视旅游信息是否能够代替导游的讲解呢?答案是否定的，个中原因则要从两种传播媒介的比较分析中去寻找。

    二、两种旅游文化传播媒介的比较

    1、电视与导游的差异: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

    大众传播是传播手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指特定的社会集团通过文字、电波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图像、声音、符号等形式，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过程。从构成大众传播的要素来看电视对旅游文化的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大众传播中表述的“特定的社会集团”是指专门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这就意味着，经过电视台采编后形成的电视旅游节目中的旅游信息具有很强的公开性、权威性和全面性。相比较而言，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导游人际传播中，导游人员带团的讲解则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每个旅游者所接受的信息也是不平衡的，有时还因为导游个人素质和职业责任感的参差不齐导致错误旅游信息的传播。

    第二，大众传播以社会上不特定的大范围受众为传播对象，且受众具有匿名性和不确定性。电视旅游节目具有大众性，这就意味着它是点到即止的，对旅游目的地的介绍通常是广泛而肤浅的，因而难以满足观众个性化的文化需要。导游员通过与游客面对面个性化交流，可以满足不同类型游客的需要。比如对同一古建筑的介绍，面对知识界游客，导游员主要讲解该建筑的历史背景、建筑特色等;如果面对的是一般游客，他们感兴趣的可能是关于此建筑的奇闻轶事和神话传说，导游员可根据情况调整导游词的内容和形式。

    第三，大众传播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电视凭着它独特的魅力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体。电视声画合一的传播方式，给观众以身临其境的现实体验。经过编辑和修饰的“媒介世界”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让人感到“媒介世界”比“真实世界”还要“精彩”，不少游客去过旅游景点后感叹“没有电视上看着那么好”!

    第四，电视在节目形态上具有多样性。电视的旅游文化传播形式主要有电视旅游新闻、电视旅游广告、电视旅游节目、影视剧等几种。丰富的节目形态不论从对旅游文化传播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具有很强的传播优势。相比而言，导游员的带团讲解似乎单薄了很多。也许在大众传媒让这个世界变的绚丽夺目时，人际传播很容易被忽视，但它依然是最基本的传播方式，依然有它独特的传播特点。

    人际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形式。在人类的传播行为中，人际传播有许多种样式，如交谈、争论、讲演、会议、教学，甚至包括电话、电子邮件形式的交谈等。“当人们最大限度地以表现个性的方式，在一起谈话和倾听时，这种传播的样式就发生了”。旅游文化传播中的导游和游客之间就是典型的人际传播。

    首先，人际传播具有双向性，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频率高的特点。反馈是旅游人际传播的重要环节，它是游客对导游员讲解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旅游人际传播的进程。旅游过程中，游客可以随时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向导游员反馈得到解答，对导游传递的信息有接收不到位的，也可以及时补充信息。因此，游客在实地游览中对旅游文化信息的了解是深人的、透彻的。同样的信息，如果通过电视媒介来传播，情况会截然不同。虽然网络的兴起弱化了大众传播的单向性，但是受众对电视媒介的传播反馈依然是延迟的、低效的。电视的特性决定由它传播的信息也是易消逝的。

    其次，人际传播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人际传播最具有魅力的就是它的符号传播，比如表情、手势、姿态等，由这些符号传达出来的意义往往更加丰富和复杂。人际传播的意图就是要产生理解，而理解就在于要领会传播者的意义。通过这样的理解，概念中的人际传播范围刁讯深度却加大孔导游的人际传播相对于大众传播，更易于沟通旅游地和旅游者之间的情感，产生共鸣。比如，每个导游员都有自己的讲解风格，或风趣幽默，或引经据典，在讲解过程中不仅仅是机械的旅游信息交流，还是情感的交流，进而对目的地产生综合的印象。

    2、电视和导游的契合——“把关人”角色

    传播的过程牵涉到对某些信息的选择与传递，以及对另一些信息的剔除与摒弃。美国社会学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尸库尔特·卢因1947年首次提出了“渠道与把关人理论”，传播学者怀特1950年又进一步提出了新闻筛选过程的把关模式，从而形成了传播学中的“把关大，理论体系:传播过程中存在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人传播渠道。由于传播渠道的有限性，以及一些社会集团对传播过程不可避免的制约，信息不可能无限制地传播，选择与剔除的活动自然成为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

    旅游活动中导游为游客讲解时，对内容也有一个类似“把关”的取舍选择过程。一般来说，无论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抑或人类的开发演绎中，大都已经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讲解体系。导游词的内容包罗万象，包括一般性的景观介绍、背景材料、典故、相关的文字作品和文化事迹以及传闻轶事等等。如前所述，在浏览的动态的有限时间内，导游基本上无法对上述内容一一进行讲解，同时由于游客的个体差异性，可能层次悬殊、审美情趣不尽相同，导游一般会有选择地针对不同游客选择不同的讲解内容，导游词的深度、广度及结构都会有所不同。在这一过程中，导游是传者，游客是受者，导游对大量讲解素材进行甄选，确定传播内容，可以说，导游是旅游文化传播的“把关人”。

    电视旅游节目同样延续着传媒内部的普遍规则，介绍什么样的旅游文化，安排在什么时间段播出，节目时间长短等等这些无一不是在对传播进行“把关”。而在旅游活动中，导游每一次带团都是一个旅游文化传播活动，同时也是一个“把关”过程，导游作为旅游文化传播中的“把关大，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尽管有行业条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相对于电视旅游节目的“把关”程度来讲，导游的“把关”有更强的主观性。

    三、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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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在傩事活动中自始至终都起着神像的作用，是活动的神灵。早期原始社会的傩面具，主要是模仿动物，面部表情传达了一种狰狞、恐怖、凝重的情绪。通过面具制造的恐怖气氛达到躯鬼逐疫的目的，克服现实原型局限，表演者戴上面具就具有了神的神的威慑力。现代的面具根据刻画人物的性格特点、身份的不同确定不同的面部表情和色彩，面具神态更加自然趋向脸谱化，如红面的关羽突出他的忠义的品德，黑脸的包公表现他的公正、清正廉明等。[4]不管面具的造型如何，其神力从来没有消失过。现代的人们仍然坚信戴上面具就可以把天上的神请到人间和神进行对话，诉说人间的疾苦，通过一些供养的手段，让神能心情愉悦的为人们消除疾苦。如图2所示。现代的傩事活动中，表演和娱乐的成分逐渐增多，为了烘托活动隆重、喜庆的气氛，服装色彩上也逐渐丰富，但仍以鲜艳的颜色为主，服装表面纹饰增多，特别是傩戏的表演中，扮演者根据角色的要求，从头饰、面具到服装都搭配的非常完整。服饰的扮装拟态功能在傩事活动中清晰可见。

池州傩是以宗族为单位祭祀神灵、祖先的一种古老的仪式典礼。祖祖辈辈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对于土地的情感从傩事活动中清晰可见。据《贵池地区志》记载，“池州地区在6月至7月为多雨季节，大雨和大暴雨多数分布在5月至8月，南部多，北部少，山区多，沿江圩区少。多雨季节形成的洪涝灾害是最为突出的自然灾害”。这些水旱灾害，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畜疾疫及庄稼损失，给人们留下惨痛的记忆，这成为傩文化存续的一个内在的重要原因。[5]在傩仪和歌舞表演中，祭祀土地、自然神灵的内涵是不变的主题。如各村都保留的傩仪《问土地》，虽然土地爷的服饰面具造型有一定的差异，但祈福的内容基本相同。一年一度的青山庙会盛况不减。青山庙始建于元大德年间，原为昭明太子祠，每年的正月十五，姚村、茶溪汪、南山刘、南边姚、西华姚、荡里姚等各自在五色神伞和锣的开道下，抬着供奉有儺神面具的龙亭，在彩旗队、锣鼓队、“肃静牌”、“回避牌”及刀、枪、戟、锤、矛等兵器模型的簇拥下，穿着黄色对襟马褂，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青山庙前。人们在这里祭祀池州最高土主--梁昭明太子，祈福纳吉，期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青山庙会把傩事活动推向。

民间信仰是指由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民间信仰的存在，使村民心目中自然生成一种自我约束机制。他们大多相信“抬头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6]此外，在当地的傩服俗文化中有许多不成文的禁忌和规定，体现着乡民们对于宗族信仰的坚守与重视。例如傩事活动，族长在打开面具和服装道具的箱子之前要洗手，用稻草把子上熏烟除秽。穿戴服装和戴面具的演员要先向面具行礼等。乐舞、戏曲只能由男性演出，戏曲中的女性角色要由男子扮演。女子是绝对不许参与操作的，否则便是对祖宗的不敬不孝。参加演出的人必须沐浴，还要提前三天禁绝，演员沐浴的目的是洗去身上污秽，禁绝是杜绝沾染妇女身上的秽气。跳傩人穿得鞋子的鞋底只能用旧的上衣制作，下装的材料是不能用在这个鞋子中的。这些口传身授的傩事服俗都是由村民们自觉遵守，以虔诚的态度传递着傩乡人淳朴的民间信仰和对神灵和祖先崇敬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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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以优秀企业精神为核心，借鉴和吸纳优秀企业精神文化，结合已有的文化资源、办学传统，形成了富有校企文化融合特色的办学宗旨、学院精神、办学理念、办学指导思想、校训、办学定位等办学文化理念。在这些文化理念的统领下，校风、校纪、校训建设与企业精神培养和企业道德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学院精神成为企业精神的延伸，实现了与企业和市场的有机衔接。在行业企业的共同参与下，根据行业企业相关岗位培养目标要求，设置专业和培训项目，按企业要求组织教学活动，针对企业开展职工培训和技术咨询，有利于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

2.有利于建立校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校企合作对于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是培养高职人才的有效途径。在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条件下，校企合作不会自发地实现，构建高校、企业、学生、政府等校企合作主体的动力机制是推行工作过程系统化的关键所在。运用经济措施构建校企合作的利益诱导机制，通过建立法律法规构建对校企合作主体的约束机制，运用教育手段构建校企合作主体的合作价值观影响机制。构建促进校企合作动力机制，既要靠经济政策的指导和法律法规的约束力，也不能忽视合作价值观的影响力。为此，就要运用教育手段培育企业和高校追求合作效益双赢的理念，营造合作的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从而形成在合作价值观影响下的促进校企合作的内在动力。学校与企业之间通过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融合架设学校与企业合作的桥梁，提升校企合作的层次。校企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3.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职业素质仅仅通过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是无法形成的，职业实践和企业文化的陶冶，是养成良好职业素质的不可缺少的途径。而且不同的职业(行业)往往有明显不同的职业素质要求，这种不同的素质要求需要有不同的文化来陶冶。要使高职学生在校学习时，就能感受这种职业(或行业)文化，初步形成较好的相应职业的职业素质，必须通过包含有一定职业文化内涵的校园文化来引导和规范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使学生逐步了解、习惯和自觉遵守相关职业的素质要求。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学生赴扬州强凌有限公司进行社会实践、企业调研。学生首先是角色的转换，由学员变为企业员工，由消费者变为生产者，由学理论变为实实在在的商品生产实践。“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企业文化的熏陶，工人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生产工艺、质量成本的严格管理，规章制度的约束，高效、快节奏的工作运转，这些为学员们的思想提升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课堂。

4.有利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

不论是学校还是企业，在市场中的影响和作用，往往取决于其创新动力。因此，高校与企业作为创造性人才培养的主要环境，作用日益突出。校企文化建设的科学与否，直接决定着能否培育出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和科技。许多诸如交际、审美、创造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不能完全从传统、正统的教育活动中获得，必须通过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的长期熏陶才能逐渐得到。所以，高职生需要不失时机地参与到企业文化的活动中去，提升自我，更多地了解社会、了解企业。校企文化的互动，能使高职校院的学生真正明确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到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二、基于校企文化对接的高职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

1.探寻校企文化融合点，促进校企文化相互渗透。

校企合作中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难以很好地融合，这成为建立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一个障碍。学校与企业的文化内涵、价值取向各有自己特殊的一面。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建立依赖校企深度融合，需要共同的文化理念、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是物质载体，制度文化是运行制导系统，精神文化是它的核心内容。而在企业文化中，企业的精神文化是以指导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种行为规范、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念和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决定着企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它是企业发展的灵魂。校企文化的这种共同性，需要在实践中予以优化组合，从高职生的实际特点出发，构建一个科学的校企文化体系，实现两者的优化组合、融会贯通、相互促进，以实现各自的既定目标。高职院校与产业界定期进行战略对话，校企共同组建董事会、专业指导委员会；企业兼职教师进校园、教室和专业教师进企业，进行人员文化交流；校企共同开发课程、教材，进行课程文化共建；建设能够彰显企业文化的工厂化实训基地，车间型实训室，进行环境共建等，都是高职院校建设特色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2.积极开展校企文化的交流活动，搭建校企文化对接的平台。

校园文化是一种使命文化，而企业文化则是一种责任文化。通过这两种文化的交流，让企业与学生之间都达到双赢的效果。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碰撞、融合，也能使学校更好地为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培养适用人才。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与扬州强凌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文艺晚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首先，文艺晚会使得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的先进理念相互交融，让两种文化一脉相承，散发出自身的独特魅力；其次，学生们通过与企业家“零距离”接触，可以更加了解认识到企业要求、企业文化，明白作为准职业人应养成的道德素质和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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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6-0247-02

一、档案的文化属性

档案属于文化现象，记录了人类活动和思想，凝结了人类社会特征和民族标志，包含了知识、信息、信仰、道德、法规、习俗等智力的、审美的、技术的和精神的成果。档案记录了物质生产过程和精神生活进步的状况，社会制度的改造和进步状况，反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也反映了社会文明的程度。

档案本身是一种智力产品，属于精神生产范畴，具有传播知识的功能，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被誉为“历史文明之母”，是社会文明的产物和表现，对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影响[1]。档案以各种方式和各种类型的载体将人类的历史活动过程和思想认识和成果记录并流传后世，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遗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档案是社会文明的记录与标志，对社会建设和发展有重要价值。

档案的文化属性把档案和档案事业及人类的社会活动密切联系起来。档案文化不仅仅指档案实体文化，在档案管理活动中，档案技术运用、档案管理方式、手段与设备反映着档案文化和档案价值观念的认识程度。因此，档案文化的类型可以分为档案实体文化、档案管理文化、档案产品文化、档案事业文化及档案学文化等[2]。不同类型的档案文化构造了特定的档案文化结构。

二、档案文化结构与特点

（一）档案文化结构由核心结构和外部形式两部分组成

档案文化的核心结构由档案观念、档案价值和档案管理组成。档案观念即档案传统、或档案意识（心理及思维方式），档案观念承担着档案文化价值体系的构造功能。我国有优良的档案文化传统基础，历经了各代改革与完善，档案管理制度、档案工作法制建设、史料编纂、档案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技术等传统对当今档案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档案传统是档案文化内积淀最深、最久的文化内涵，档案意识或心理也无不渗透着档案传统。

当代档案意识主要内容是历史记录、信息来源和文化遗产，受经济基础、国家政治、社会文化影响。档案意识对档案理论产生重要影响，与档案理论存在交叉，对档案理论有评价和校正功能，可以说正确的档案意识是档案理论产生的条件。此外，档案意识对档案实践工作也产生控制作用，更能影响社会记忆构建[3]。

档案文化价值本身具有多元性，由档案记录范围的广泛性和记录形式的多样性。档案文化价值是文化形成者和档案工作者在文件的制作、形成、积累、保管、整理、鉴定等创造性活动中劳动的结晶[4]。档案文体的形成是经过档案工作者有效的、科学的筛选活动，最后成为记载和传播人类文明的媒介。每个档案个体都是人类有效劳动的创造物即文化的创造物，既有人们工作、活动、经验的总结，也有对经验升华至科学总结的形态。档案是文件形成者的劳动、经验和知识创造的产物，也包含了档案工作者创造性的劳动即把文件转化为档案的过程。档案工作者挑选有价值的文件，经过文件鉴定的过程，从而成为档案文化另一个重要的创造主体。

对档案行为的理性要求也是档案文化的核心部分，如法规、行政管理规章和理论、工作标准[5]。档案管理和利用的理论、经验、技术、规范是对档案活动目标的规范，具有文化连接和文化控制的功能。

（二）档案文化的外部形式由档案行为方式、行为成果、记录手段和组织机构共同构成

档案行为方式即档案的形成和存贮行为、档案利用、档案研究等行为。通过一系列的档案行为可以把档案从无序转化为有序、从较低层次转化为较高层次，对档案现象形成新的认识，这是档案从形成到开发的过程，也是档案从形成科研成果的文化活动过程。

档案行为结果是档案行为方式的产物，档案行为结果又可以进一步分类为档案形成阶段的行为结果和档案利用阶段的行为结果。档案行为结果具体反映了人们对档案现象认识的新发展，为进一步开展档案工作创造条件。

档案手段依靠一套成熟的符号系统。档案符号系统成为人类文明的记录手段，符号系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凝聚、积累和传递社会文化。

（三）档案文化具有稳定性

档案文化核心结构是处于文化结构深层中的静态结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核心结构具有内隐性，对档案文化发展起决定作用，核心文化具有从内向外的扩张性，有制约和控制能力。档案文化的核心结构具有相对独立性，是最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核心文化是档案文化产生的根本原因，起决定作用，有着较高的精神元素和文化含量。

（四）档案文化具有动态性

档案文化的外部形式是易为公众感知的文化现象，具体表现为公众档案行为、档案利用方式、档案资源的渠道和方式，档案管理机构、档案部门行为方式的物化成果、档案宣传和展览等内容。档案文化外部形式是是档案文化功能的体现，处于文化结构的表层，是文化的显性部分，具有很强的动态性。

（五）档案文化具有社会性

档案文化的外部形式受社会活动影响较大，是档案文化中较为活跃的部分，直接展现档案的文化功能。社会是档案文化外部结构的生态环境，不同的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的文化结构，档案文化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自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自然条件、政治制度、历史背景、的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档案文化形态。

（六）档案文化具有转化性

外层文化是核心文化的衍生，它围绕核心文化体现文化内核的精华，又具有内聚性。核心结构和外部形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外部的表层文化经过长期积淀可转化为核心文化的组成部分。核心文化中不适于社会发展的部分会被逐渐淘汰。

三、我国档案文化结构存在的问题和发展途径

我国档案文化核心结构中有着良好的档案文化传统，如集中统一的档案管理体制、严格规范的管理风气、丰富的典藏和发达的史料编纂等。但我国档案文化也存在着问题，档案文化中的“官方文化”色彩和“精英文化”色彩过于浓重，档案仅向国家行政机关服务，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淡薄。这种狭隘的档案观念、档案意识和畏惧档案开放的心理已成为我国档案社会化和面向大众的障碍。

我国档案文化结构中的外部形式发展相对滞后，尚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社会性和文化性。我国档案文化传统中还带有农业文明的一般特征，对外开放与交流不够，相对封闭。此外，档案理论基础薄弱，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还有待改进。

对此，我国档案文化应当改变传统档案文化社会化程度低的现状，面向大众开放。档案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应当走档案文化社会化的道路，充分发挥档案文化的价值。这就需要消除“官方文化”色彩改变官本位的档案意识和心理，消除“精英文化”色彩的不利影响。同时，增强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面向大众，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和社会教化的使命。

目前，我国的档案的管理已经开始了从政府范式向社会范式的转变，档案文化对社会生活正在产生积极影响。档案开发、信息公开，一方面可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可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王英玮.档案文化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3.

[2] 潘连根.文件与档案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