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孙子兵法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政府职能严重扭曲，主要的工作就是管理人，而不是服务于人，“公仆”凌驾于人民之上。经过多年改革，这种现象正在逐步改变。服务已成为2l世纪政府行政管理的核心。建立服务型政府也已成为上下的共识。服务型政府与管理型政府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是否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这方面，孙子提出的“视卒如爱子”，体现了中国古典兵家的用人哲学精神，对于今天也有很强的思想启发作用。“视卒如爱子”的核心是对人关爱。今天，放到政府管理上，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政府工作的精力由管理人民转到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优质服务上来。虽然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要比较充分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利益要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以人为本作为我们的执政理念，应当坚定不移地贯穿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各个领域，贯穿到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去。实践证明，无论什么时候，在管理工作中，以人为核心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树立起服务理念，就是抓住了关键、抓住了根本。

二、“必以全争于天下”——政府管理目标要把握战略全局

孙子的全胜战略思想，是孙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孙子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拔人之城”、“毁人之国”都不是最好的结果，要把“用兵之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这样“用兵之利”才能“万全”。应该说，孙子的这一思想，在当今的政府管理中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当前，全球范围内国家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军事在竞争，经济在竞争，人力资源在竞争。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问题十分突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成为中心任务。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基本实现了小康。但一个时期以来，单独追求GDP增长，严重破坏生态、滥用资源，只讲经济发展、不讲社会进步等倾向十分突出，政府管理的缺位、越位现象严重。这样虽然经济一时发展了，但给子孙后代遗患无穷。如果对照孙子的思想，我们发现这种发展战略不是“全胜”战略，不是最上策，而是片面的、局部的胜利，必须予以改变。我们认为，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上，要追求发展的最高境界——“全胜”。体现在战略全局上，就是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一起抓，全面实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当然，在全面考虑的同时，在不同时期要突出不同的重点。

三、“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政府管理活动应善于任势。

任势是孙子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关于势，他有一系列形象的描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孙子势篇》)，“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孙子形篇》)、“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势篇》)。其核心思想是因势而谋，借势成事，利用客观态势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思想很值得现代政府管理者借鉴。在政府管理活动中，领导者必须善于借势。如何借势呢?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招商引资、筑巢引凤，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善于聚“气”，形成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通过鼓气鼓劲，聚集起发展的能量；三是把握大势，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在发展的上升阶段，地方政府要善于利用机遇，采取措施，全力推进，形成发展的加速度和必胜的态势。

四、“通九变之利”——政府管理途径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创新

现代政府是法制政府，决策和执行要尊重科学，尊重程序。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基本形成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使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但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各级政府在行政管理中要注意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上级的路线、方针、政策。正如孙子所讲，“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虚实篇》)。坚持规范、坚持程序，不是因循守旧，不是一成不变。形势是不断变化的，要灵活机动地用兵，临机制变，切忌墨守成规和经验；同样,政府管理更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要以转变职能为核心，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总之，要把握住一个“变”字，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坚决摒弃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以新的理论、新的实践去指导政府工作，从而取得胜利。

篇2

中图分类号:G845.2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7-3612(2010)06-0129-04

An Analysis of Rafael Nadal's Strategy thinking on the Perspecti ve of Sun Tzu the Art of War in the Winbledon Championship's final

HE Wensheng1,ZHANG Liwei2

(1.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321004 Zhejiang China; 2.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world top tennis athletes have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before the match and their achievements depend on whether their tactic thinking is reasonable or not . Sport strategy thinking is a thinking process that the player chooses,sets d own and implements tactic plan to gain mastery over the enemy according to the p ractical situation of the opponent and himself before and in the match. The aut hor of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Rafael Nadal’s strategy thinking process and measure exertion in Wimbledon Championships’ Final,which are including ge tting victory through str atagem,strength,vigor and change,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to the establ ishment of the tennis players’ sport psychological strategy in the match

Key words: Sun Tzu on the Art of War;Wimbledon Championships’ Final;t actic thinking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与规律概括的间接的反映。它是基于感知觉等初级认知 过程基础上的复杂的高级认知过程。思维能力是个体智力的核心成份之一。在激烈的运动竞 赛场上,运动员最后的获胜需要综合考虑其各项素质,包括体能、技能以及心智能力;而前 两者最终都是通过各种心智能力来控制和调节的。因此,可以说运动战术思维能力是引导运 动员取胜的核心能力之一。运动战术思维,是指在比赛前和比赛中,根据对手和本队实际, 选择制定战术并实施战术方案、克敌制胜的思维过程。[1]以往的运动员战术思维 研究较少 关注战术思维的整个过程,即使有,也仅仅粗略地提及一般化过程即感知判断信息、制定计 划、实施计划及评估结果。但是在世界顶尖级的运动交战中,不仅需要一般的思维过程作出 基础支撑,更需要进一步探索先进的战术思维。《孙子兵法》作为兵家圣典,历代将帅和学 者对其进行孜孜不倦地探索,力求从中汲取孙子战略战术思维的精髓。本文即试图用孙子兵 法的战术谋略思维过程及其思维策略来具体分析世界排名第二的网球选手纳达尔与世界排名 第一的温网五连冠费德勒两大天王的交锋,以期为网球竞技的战术思维提供一些借鉴。

1 实战案例

网坛的巅峰之战,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观众、同样的对手、同样艰苦卓绝的比赛,最后得 到却是不一样的结果。纳达尔、费德勒在2007、2008年两次对阵结果分别是2007年6-7(7) 、6-4、6-7(3)、6-2、2-6和2008年6-4、6-4、6-7(5)、6-7(8)、9-7。比 赛分别用时3 h45 min和4 h48 min,两人总得分差距仅只有7分和5分(表1),异常 激烈。运动员参赛目的只有取胜。获胜不仅可以得到巨大的物质奖励,如高额的奖金和更多 的商业机遇等;同时还能获得巨大的精神奖励,如积分的增加,排名的提高等。亿万人关注 下,巅峰对决,毫厘之差决定鹿死谁手,运动员的精神压力非常人所能承受。作为都曾取得 世界排名第一的运动员――费德勒和纳达尔,他们的对决具有技战术意义中不同类型典型代 表的碰撞,这样的比赛与其说是技能的较量,还不如说更是心理较量的经典案例。

2 战术思维分析

2.1 战术思维的准备阶段――先计而后战的慎战思想

“慎战”是孙子战争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重点讲人的因

投稿日期:2010-03-26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子课题。

作者简介:何文盛,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运动训练学、运动心理学。 素,知己知彼,全方位收集信息,提出目标。通观全篇,孙子的论述都体现着理智、冷静、 审慎的态度,从中看不到任 何简单、轻率的言论。开篇即言“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计篇。其要义是阐述要慎重对待战争。其“慎 战”思想的体现是先“计”而后 战。“计 ”就是谋略、筹划,同时也有“算”的含义。基本思路是:“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 索其情。”[2]计篇不但要算的全面(道、天、地、将、法),而且要定性定量分析 。在运动 战术思维的谋划中,考虑到临场所会发生的一切和准备好应激的预案,预案必须包括运动员 无法控制的所有内外部因素。只有工作做得越细致,运动员才会处变不惊,镇定自若。在08 年的决赛中,纳达尔在发球局中被费德勒拿到了13次破发点而挽救了12次;他和费德勒出于 裁判的误判、漏判、错判等各有30个重赛球;甚至在纳达尔领先和就快分出胜负的情况下两 次因下雨比赛中断,致使整个比赛延长到近7个小时,直到晚上9点多几乎快天黑才结束。但 这些都没对纳达尔造成多大干扰,最终赢得比赛。这当然和他平时早就做好各种战术措施的 预案有直接关系。正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2 ]虚实篇。

“慎战”思想的又一体现是“知胜”思想,“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 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2]谋攻篇纳达尔和费德勒已交锋过17次, 对费 德勒的特点已很熟悉,特别是通过与费德勒在之前温网里的两次决赛,对费德勒在草地球场 的技战术、体能以及心理特点都有深刻的认识。这是纳达尔能在温网战胜费德勒的基础。

表1 2007和2008年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决赛技术统计

数据统计纳达尔2007年

2008年费德勒2007年

2008年一发球成功率70%(118/167)73%(160/218)71%(111/156)65%(127/1 95)一发平均时速111MPH113MPH120MPH118MPH一发得分率68%(81/118)69%(111/160)71%(79/111)72%(92/127) 二发得分率57%(28/49)58%(34/58)62%(28/45)57%(39/68)一发回球得分率28%(32/111)27%(35/127)31%(37/118)30%(49/160 )二发回球得分率37%(17/45)42%(29/68)42%(21/49)41%(24/58)破发成功率36%(4/11)30%(4/13)37%(3/8)7%(1/13)挽救破发点率62%(5/8)92%(12/13)63%(7/11)69%(9/13)盘点2/33/73/102/5冠军点0/01/41/20/0ACE球得分率1%(1/158)3%(6/209)15%(24/165)12%(25/204)双误2332非受迫性失误32274052非受迫失分率21%(34/165)15%(30/204)27%(43/158)26%(54/209) 受迫性失分率9%(15/165)12%(25/204)29%(46/158)28%(59/209) 致胜分率32%(50/158)33%(68/209)38%(62/165)40%(82/204)上网得分率%69%(18/26)71%(22/31)59%(30/51)56%(42/75)总得分158209165204 2.2 除了收集与比赛直接相关的人的信息之外,还综合利用天时地利,使之服务于人和, 服务于目标――把握主动权的势战思想

孙子在《势篇》中指出,“故善战者,求之于势”,把注意力放在把握、运用和创造出 战胜敌人的有利态势上。所谓势是指一种在战争中对主动权的把握,是由战场自然、地理和 人的因素综合决定的。[3]谋势是《孙子兵法》势胜思想的核心,所谋之势分为三 种 :气势、地势和因势。高昂的士气称为气势,险峻的地形称为地势,乘敌之需称为因势。

通过表二数据可以看出,总体上纳达尔在比赛中积极情绪表现远高于消极的情绪表现; 费德勒则相反,消极情绪表现多于积极的情绪表现。从运动员的个性特征来看,纳达尔是比 较开朗热情的运动员,而费德勒给外界的印象则是稳重少言的运动员。连续几年来跟费德勒 的交手,纳达尔的成绩稳步提升,17次交战中曾赢得11次胜利,并且在08年温网前的热身赛 英国女王杯草地网球赛中获得冠军。从观众角度来讲,很多球迷和资深人士认为,费德勒已 经统治草地很长时间了,对纳达尔的获胜期望很高,所有这些都从气势上给了费德勒赛前一 击。比赛中,纳达尔也携刚在法网中夺冠并完胜费德勒之威,表现出了强烈的取胜愿望。从 表二中可以看到,08年纳达尔在比赛中尽管积极情绪表现只比费德勒高一次,但在消极情绪 的表现上却比费德勒低得多,同时也比07年下降很多。观众的支持对纳达尔情绪的自我控制 起到不小的帮助,他在观众的助威声中拿下前两盘。

表2 07和08年温网球决赛中运动员情绪表现统计

纳达尔积极情绪(次) 消极情绪(次)费德勒积极情绪(次) 消极情绪(次)2007年1679122008年1221112 2.3 目标设置阶段――不轻言实力的力战思想

孙子主张一切智谋都是在实力的基础上展开,“先为不可胜”[2]行篇,“上下 同欲者 胜”[2]行篇,不但要求战前做好实力积累,而且要从各个方面整合力量。绝对的 实力还可 达到威慑对手的效果。这种实力来自于“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2] 行篇即强调实力建立在综合实力基础上。有备则胜利可以预见,但敌人是否有可乘之机则不 能强求。只能先使自己强大起来,当敌人有可乘之机时才能抓住机会。所有前面的准备阶段 ,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在这里强调比赛的终极目标、个人在比赛中所指定的目标以及为了 实现这个目标所制定的计划。

从表1可以看出,相比07年温网决赛而言,08年纳达尔发球成功率比较稳定且有所提高 ,一发球成功率由70%提高至73%,一发平均时速由111MPH提高至113MPH,一发得分率变化是 68%～69%,二发得分率变化是57%～58%。一发和二发回球得分率也很稳定甚至有所提高,一 发回球得分率变化是28%～27%,二发回球得分率变化是37%～42%,挽救破发点率有明显提高 :62%～92%,ACE球得分率变化是1%～3%。而费德勒在一发成功率由71%降低至65%,发球速 度也有所降低至118MPH,在一发、二发得分率和一发、二发回球得分率方面都有所降低,AC E球得分率降低了3%。这些都表明了纳达尔的接发球技术的大幅提高和发球技术的不断完 善。从比赛的关键点来说,纳达尔挽救破发点率两年相比得到很大的提升,从62%～92%提高 了30%,盘点由3个到7个,赢得盘点由2个到3个,拿到4次冠军点;费德勒挽救破发点率从37 %降到7%,由10个降到5个,赢得盘点由3个降为2个,冠军点2008年一次都没有。从这 些数据看来,纳达尔除了赢得比赛的能力得到提高外,把握比赛关键点的技术能力和心理技 能也得到极大的加强。

运动员在每一阶段都要设置好自己的目标,并踏踏实实按照设定好的目标努力,才能 实现自我的突破。正如纳达尔突然提高的接发球能力,令费德勒措手不及,发球时压力大增 ,所以一发球成功率大降6%,发球得分率降低2个百分点;同时纳达尔努力提高了发 球技能,发球的得分率08年比07年提高了7%。纳达尔正是通过这种强化自身素质,加强技能 训练,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2.4 计划实施阶段,以及在实施中运用多种策略――上兵伐谋的谋战思想

《谋攻篇》把制胜战略模式归结为四种:“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四策因情况而变,以实践为基础进行组合。对于具体操作,孙子在兵法中强调通过诡道 、示假,引诱,迂回,挑动,痹之,怒之等手段使敌人决策失误,行为被动,通过饥之, 乱之,分之,离之等使敌整体作战能力下降,有兵无势;通过避实攻虚,避强击弱,攻其要 害,攻敌之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出奇制胜,攻其惰归,攻心夺气,以火佐攻,半济而 击等手段胜于易胜。孙武以智取胜思想的核心是:强我弱敌以强胜弱,攻敌之弱,攻敌之误 。[4]在计划实施阶段,以及在实施中运用多种策略,不仅有认知策略还有情绪策 略,充分 运用了情绪对个体表现的影响。回看2007、2008年纳达尔与费德勒的比赛。也正是这些方面 的一个写照。

“兵者,诡道也。强而避之,怒而挠之”[3]。避开敌人强大的方面,激怒性格暴 躁的敌人 。从表3可见,2007年决赛纳达尔在每次发球前平均拍球5.20次,平均用时3.28 s,到200 8 年决赛每次发球前平均拍球7.25次,平均用时4.05 s,从拍球次数和拍球时间都有增加, 以 至于在比赛中受到主裁违反20秒时间准则的警告和费德勒的指责,实乃有意为之。其目的有 3:

1) 拖慢比赛节奏,强而避之。从以往的经验可以看出纳达尔具备超人的耐心,慢节奏是他 的强项,而费德勒属于脾气急躁的选手。如果想在快速的对抗中战胜费德勒,那是纳达尔力 所不能及的,这在2007年的比赛中已经得到证明。扬长避短,是纳达尔明确的战术意图。规 则 规定网球比赛分与分之间有20 s的间隔,所以他想尽一切方法使比赛节奏慢下来,包括增加 拍球次数、减慢拍球的频率、擦汗、来回走动等。单从比赛时间2008年288 min,比2007年 多63 min,就足以证明纳达尔达到了目的。他超人的耐心对于费德勒绝对是一种艰难的心理 考验。

2) 破坏费德勒的接发球。我们知道,注意动摇时间平均为8 s～12 s,接发球前准备时 间过长很这容易发生注意的动摇。在纳达尔的发球前,故意慢拍球,最多甚至要拍到12次, 用时近5 s,故意引发对方注意起伏,造成失误。这都是在达到他的战术意图。

3) 诱发费德勒烦躁情绪。发球前纳达尔的多次拍球,先是对费德勒的注意力造成挑战,次 数多了,情绪上自然烦躁,心态上容易起伏波动,甚至是影响到比赛裁判的判定。在2007年 比赛中,费德勒曾因挑战鹰眼和裁判发生争执以至于一度情绪失控,所以纳达尔利用这种方 式在2008年比赛中增加了很多次的鹰眼挑战(2007年11个,其中发球2个;而2008年17个, 发球5个),以此考验费德勒的心态。

表3 纳达尔发球前拍球次数和时间统计

比赛时间 最多拍球次数最少拍球次数平均拍球次数最长拍球时间/s最 短拍球时间/s平均拍球时间/s2007年925.209.231.113.282008年1227.258.481.174.03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最后的比赛结果证明了纳达尔的运动战术思维成功运用。第三盘 开始纳达尔成功利用挑战鹰眼化解了两个破发点,费德勒的心理平衡出现问题,连连失误, 如果不是强劲发球追回比分和大雨侵扰中断比赛得以缓冲的话,费德勒甚至有可能会丢掉第 三盘。

2.5 强调在整个过程中要加强监控与调节,随时调整策略应对比赛――因变谋略的变战思 想

面对敌强我弱的竞争形势,有效的竞争策略就是在“变”。任何一个运动队或运动员, 无论它有多强实力,都不可能独揽竞技场,洞察竞争对手的弱点,以己之长击彼之短,以我 之实击彼之虚,从而占据主动权。孙子任势求变,突出体现在攻守、奇正、虚实等战术思想 的活用。

“兵之形,避实而击虚”[4]。用兵的规律都是避开敌人最有实力的地方而攻 击敌人空 虚的地方。根据陶志翔(2008)统计,纳达尔和费德勒交手中不论是发球还是对打,有超过 五成的球都击向费德勒的反手区域[5]。由于纳达尔的球旋转强,上跳高,而费德 勒的单反 击球方式很难对高上跳球用力造成进攻机会,所以费德勒对于这样的球只能进行防守。通过 表一可以看到,纳达尔这样的底线型运动员非受迫性失误是非常少的,08年决赛只有27个, 几乎只有费德勒52个的一半。这样的战术思维运用,最后迫使费德勒只能通过大范围移动侧 身才能发挥自己正手所长,所以非受迫性失误急骤升高。对于纳达尔或者他的叔叔教练团队 来说,创造性地运用运动战术思维训练是纳达尔能获得08年温网冠军的坚实基础。战术创新 都是根据本方特点,采用避实就虚的方针,创造出特别的获胜之道。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4],纳达尔属于防 守反击型 选手,但是在2008年温网决赛中,他却加强了进攻,从表1可以看出,上网得分率变化是69% ～71%,制胜分率变化是32%～33%,ACE球方面上升了两个百分点。在防守方面也有很大提高 ,非受迫性失分率由21%降低到15%。虽然总体来说进攻是费德勒的主要得分手段, 但纳达 尔的进攻给了费德勒很大的压力,其受迫性失分率由27%提高到28%。因此进攻时运用对手所 不熟悉、不适应的战术,使对手被动挨打,穷于应付,同时又抑制对手的长处,削弱其进攻 的锐气。

2.6 结果评估阶段――胜利以后的总结评估思想

尽管孙子兵法没有直接提到胜利后应如何,但网球竞赛是一个比赛接另一个比赛。自我 评估与反馈对于运动员来说极其重要。继2008年夺得温网冠军后,纳达尔在09年初的澳网比 赛中更是气势如虹,再次战胜费德勒夺得他第一个硬地比赛的大满贯冠军。这和他在08年温 网比赛中战胜费德勒后所获得的经验与自信,以及赛后对在快速场地与费德勒比赛的研究总 结是密不可分的。

3 结 论

纳达尔在2008年温网夺冠绝非偶然,而是力与智的完美结合,是《孙子兵法》慎战、谋战 、力战、势战和变战五战策略的鲜活演绎,充分展现了运动心理学中战术思维的不同过程以 及各种高级策略的娴熟运用。具体说,这个过程包括准备阶段目标设置与计划制定阶段 计划实施阶段评估阶段。首先是准备阶段包括运动员本人的内部准备和外在环境因素准备 ,即慎战与势战;第二阶段为目标设置与计划制定阶段,即力战,以 目标为导向,制定计划整合各方力量;第三阶段为实施阶段,即谋战,不仅运用智力策略, 更运用情绪策略搅乱对方的心理,攻破阵局顺理成章;第四阶段为结果评估,最终取得胜利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为监控调节,它既独立于以上四个阶段,又渗透于各个阶段,即 变战思想。

具体模式如下:

图1 “五战”策略的战术思维过程

综上所述,运用《孙子兵法》战略思想,对纳达尔与费德勒在07、08年温网决赛中战术 思维的分析,总结出网球运动的“五战”策略的思维过程,以期在以后的网球运动训练与竞 赛中得到检验和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张力为,毛志雄.运动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181 .

[2] 吴九龙.孙子校释[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3] 孙宝连.《老子》与《孙子兵法》战略思想的辩证统一及时代意义[J].滨州学院学 报,2008(5).

[4] -type=v5_one&label=r ela_prevarticle.

[5] 陶志翔,祁兵,林建健.费德勒与纳达尔对阵时发球阶段技战术特点的对比分析.[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31(11):1560-1562.

篇3

课 题:“2010年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立项研究课题”成果论文。课题号:2010lsz017。

职业生涯规划,是指结合自身情况及所处的环境确立职业目标,采取措施实现目标的过程。我国学者罗双平用一个精辟的公式总结出了职业生涯规划的三大要素,即“职业生涯规划=知己+知彼+抉择”。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其中的谋略与职业生涯规划的要素有相同之处,可以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提供许多启示与借鉴。

一、运用“知己知彼”评估,是职业生涯规划的必要环节

1.以“知己”观进行自我评价,充分了解自己

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与人之间个体差异的存在决定了一个人对于某种职业适应性的不同,任职者只有找到符合自身个性特征、兴趣,又有能力去完成的职业,才能充分发挥自身潜力,提高工作效率,取得好业绩。因此,全面、客观地评价自己,是确立职业理想的前提。《孙子兵法·谋攻》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的着眼点在于“知己”。如果说“知彼”不易,“知己”则更难,所谓“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道理就在此。

大学生可以借鉴孙子兵法的“知己”观点,通过以下的几种渠道去充分了解自己。首先,明确“我是谁”,以此掌握自己的气质、性格等;其次,明确“我想干什么”,把握自己的兴趣、爱好等;最后,明确“我能干什么”,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学识水平、能力、特长、潜能等,以此正确评估自己,为树立职业理想打下基础。

2.以“知彼”观分析外部环境,把握社会因素

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了解社会环境,同样是树立职业理想的前提,是制定职业生涯规划的必要环节。孙子兵法认为成功的要素是“道、天、地、将、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从职业生涯规划来看,就是要分析社会环境,认清所选择的职业在社会大环境中的发展状况等。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从职业生涯规划来看,就是了解所选择的职业对任职者的素质和能力要求。职业生涯规划者就要认真的思考自己是否具备这种要求,或者是否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这种标准。此外,可以借用《孙子兵法·用间》中“五间”的方法来了解社会:一通过社会调查,二通过社会实践,三通过网络媒体,四通过亲朋好友等。

二、以“道”确立目标,是职业生涯规划的核心

《孙子兵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道”在国家来讲就是治国用兵之道。对应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就是职业理想。职业理想是职业生涯规划的核心,其体现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高尚的、符合自己特点个性的理想,能增强人的主体意识,挖掘人的一切潜能,激励人积极向上。此外,确立职业理想除了要“知己”和“知彼”,还要结合国家、民族的利益来思考。

三、借“法”制定方案,是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环节

《孙子兵法·始计》:“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在国家指的是法令规章,对应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就是职业生涯规划的方案。确定职业生涯目标后,要制定相应的行动方案来实现目标。在制定执行方案时,需要考虑的是:一是达到目标所需要的时间,二是达到目标所需要的途径和方法,三是达到目标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四是在实现目标时可能遇到的阻力和困难以及解决的方法等。

四、利用孙子兵法,实施职业生涯方案

《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指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意思就是实施计划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调整。《孙子兵法·虚实篇》中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这里,孙子明确地强调用兵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高明的将帅应依据敌情的变化机动灵活、随机应变,这样才称得上用兵如神。制订了职业生涯规划后,还要善于利用计划,督促自己始终按计划行动。而且职业生涯规划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是随着客观环境和条件发展的变化而变化,要因地制宜,不能刻舟求剑。但是方向一般是不能变的,目标也只是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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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名武，字长卿，也称孙武子，春秋末期齐国人。孙子的著作《孙子兵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价值不仅在于军事领域，它博大精深的思想还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

一、《孙子兵法》与传统伦理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根基是伦理道德。孙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各种思想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孙子兵法》必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儒家文化根源于齐鲁文化，孙子作为齐国人，受到齐鲁文化的影响也是必然的。

“仁”是中国传统伦理最高的道德原则，用“仁”去解读《孙子兵法》，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仁爱”，如“爱卒”、“善卒”、“养卒”，“安国”、“保民”、“利主”。二是“义恨”。“爱”和“恨”是构成“仁德”的两个基本要素，也是基本道德规范，对人民越是爱，对敌人就越要恨。三是“大仁”。作为军人，最大的仁就是实现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发动战争、进行杀戮，不是不仁，相反。这正是最大的“仁”。孙子在《用间篇》中指出：“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出兵打仗，动用军力人数众多，国家财力物力耗费巨大，全国的老百姓也都不得安宁，有时战争还要持续数年，如果吝啬一点儿小钱而不肯重用间谍，导致战争失败，那就太“不仁”了。《用间篇》又说：“非仁义不能使间”，意思是不仁义的将帅不能使用间谍。“用间”带有耍阴谋诡计的意思，按常理属于不仁不义之举，但为了国家利益就成为“仁”，国君、将帅都要有这种“仁”。

《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讨论一个战争主题，但通览全书，则篇篇充满“慎战”、“抑战”，甚至“不战”的思想。作为一名军事家，在一部专门论述战争的著作中，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孙子博大的仁爱情怀。

中国传统伦理把“三纲五常”作为最高道德原则，五常的仁、义、礼、智、信，除了以上所讲的仁，其他的在《孙子兵法》中也多有反映。如“智”，《孙子兵法》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军事智慧的著作，论述如何运用高超的智慧夺取战争的胜利。又如“信”，《孙子兵法》在提出“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的同时，也包含诚信的思想。首先，“上下同欲，民弗诡者”是一种体现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政治公信。

其次，“令素行者，与人相得”，是其“将道”中“信”的基本要求；信赏明罚是“信”的形式；将士用命、部属相得则是“信”的核心内容。最后，“不令而信”是一种高超的用兵境界，反映了道德的巨大力量。

二、《孙子兵法》与军事伦理

《谋攻篇》指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里的“全胜”战略思想，可以认为是《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孙子认为，兵凶战危，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争端，必然造成杀戮和破坏，因而，“非善之善者也”。通过政治的、外交的手段加以解决，才是“善之善者也”。通过施行仁政、争取人民支持，从而“夺气”、“夺心”，既可以避免或减少杀戮和破坏，又能达到战争的目的，这样的战略策略才是上善之策。

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从目的来看，是“必以全争于天下”。这里的“全”，不是攻城略地，打败敌方，使敌方“降”服，而是争得敌方人心，使之心悦诚服，如果仅仅使敌方降服，不能认为是“全胜”。从手段来看，一是“伐谋”，二是“伐交”。从对象来看，所谓“全”就是要保全，大至于全国、全军，小至于全卒、全伍；不仅保全已方，还要保全敌方；不仅保全军队，还要保全城池、村庄、人民以及财产。从适用范围来看，不仅适用于战略，还可适用于战役甚至一次具体的战斗。从作用或意义来看，一是己方代价最小，不费一兵一卒；二是敌方损失最小，保全了可为我所用的大量物资和人力；三是人民遭受灾难最小，因为任何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总是人民；四是世界获益最大，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争端，不仅双方不受损失，更重要的是双方不结冤仇，人民得以稳定安宁，社会得以进步，世界得以和平。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孙子可贵的惜财爱物、珍视生命，主张和平共处的伦理思想。

《九变篇》指出：“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君命有所不受。”《地形篇》也指出：“故战道必胜，主日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日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里，产生了两个道德命题：道德选择和道德责任。本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基本的军人伦理，“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即是指此。但战场情势发生了变化，国君的命令已经成为错误时，将帅就要临机应变、作出选择，即使国君的命令也可以不执行。样，如果有必胜的把握，即使国君不让打，也要坚决打，相反，如果不能取胜，即使国君命令打，也可以不打。作为将帅，进不求功名，退不避抗君之罪责，只求保全民众和士卒，符合国君根本利益，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最宝贵的人才。将个人的功名、罪责置之度外，以国家利益为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这是将帅应有的道德责任。

此外，《作战篇》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要速战速决，这反映了孙子爱惜民财，珍惜民力的思想。《作战篇》还指出：“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十去其六。”本来，军队就是为了打仗的，考虑如何打胜仗就行。这里，言战争却能同时想着国家经济、人民生活，反映了孙子的人道思想。 转贴于

三、《孙子兵法》与管理伦理

管理者应具备的道德素质，《计篇》总结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即将帅要有智谋才能，要赏罚有信，要爱护下属，要勇敢果断，要军纪严明。其中的前三个方面“智、信、仁”是普遍的道德要求，后两者“勇、严”是对军事管理者提出的特殊要求。“智、信、仁、勇、严”，是将帅必须具备的“五德”，既是素质要求，更是道德要求。“智”即智慧，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都是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品质，这里主要是说将帅要足智多谋。《九变篇》日：“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就是说，聪明的将帅，总是能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的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祸患就可以解除。“信”主要指将帅要取信于下属，主要表现即《计篇》所说的“赏罚孰明”，将帅赏罚无度甚至失度，就是道德上的“失当”甚至“失德”，必然失信于部下。“仁”如前所述，包括“仁爱”、“义恨”和“大仁”。“勇”即要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敢于勇往直前，能够视死如归。那种胆小如鼠、临阵怯战的人最为军人所不屑，也被认为是最不道德的军人。“勇”必须是与“大仁”、“大智”相联系的“大勇”，而非匹夫之勇。“严”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将帅要有威严，能够令行禁止；二是要治军严格，“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日‘乱”’(《地形篇》)；三是要严于律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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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3?0135?05

《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兵学著作，内含丰富的人生哲理，而且在语言文学方面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它具有词约意丰、朗朗上口的文学特点，其句式结构独特，内容言简意赅，带给读者阅读美感。该书几乎运用了先秦时期中国文学所有的辞格（最典型的有比喻、对偶和排比等），并且读起来酣畅得宜，自然妥帖。但在《孙子兵法》英译历程中，许多译者仅仅视之为标准的军事议论文，为了迎合英语读者的理解需要，选择的也多以归化的翻译策略为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流传最广的翟林奈(Lionel Giles)译本(1910年出版)。直至2002年，丹马翻译小组(Denma Translation Group，后文简称丹马)才在辞格的翻译策略方面作出显著性变化，他们选择以断句分行的散文体来译介源文，甚至部分段落采用的是散文韵体形式，以期再现该书的文学艺术价值。

在李运兴教授看来，翻译时有五种处理文化成分的模式，即文化直入(Go-ahead Model)，即源语文化表达形式直接进入译文；文化融合(Integration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与目的语表达形式相融合，以一种新语言形式进入目的语；文化诠释(Annotation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提供文化语境信息；文化归化(Adaptation Model)，略去源语表达形式，代之以目的语表达形式，使得源语文化意义丧失；文化阻断(Block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消失，文化意义未进入目的语语篇[1](123?124)。借鉴这五种模式，我们可以勾勒

出《孙子兵法》各英译本针对源文辞格所作出的翻译策略选择。

比利时语用学家杰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提出了“语言顺应论(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他以综观视角和适应论观点来理解语用学现象，深刻地阐释了文学翻译的策略选择。维索尔伦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语言选择，原因就在于语言具有变异性(variability)、协商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2](59?61)。语言可供选择的一系列可能性即为变异性，而协商性指出高度灵活的选择策略是人类对语言选择的基础。顺应性则是语言使用的核心，它使得语言使用者能够根据相关语境，从许多可能选项中作出协商性的语言选择，发挥出主体性，以满际对象的需要。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是语言和语境互动的过程，不同的语境左右着语言的选择，并改变了语言符号的意义，而语言选择的目的则是为了保证交际的顺畅性。

语言顺应论常用于指导对文学翻译的探讨，笔者拟尝试在该理论框架下，结合李运兴教授的文化成分处理模式的比较分析，以翟林奈和丹马两部译本为研究对象，针对比喻、对偶和排比这三种典型辞格，考察译者在翻译策略方面所作出的顺应性选择，最终揭示典籍英译活动中处理源文辞格的译介规律和原则。

收稿日期：2012?03?18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地委托项目(2010JD03)；中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人文社科杰出青年人才专项资助项目“翻译本体研究”

作者简介：屠国元(1964?)，男，浙江宁波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吴莎(1976?)，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一、两译本在比喻上的顺应性选择

比喻是增加文章形象性最常用、最有效的修辞方法。它可以将生动、具体的形象诉诸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增加读者对文章的形象感。《孙子兵法》中妙喻迭出，句句精密，曾被认为“庄子妙于用虚，左传妙于用实，兼之者孙子之论兵也”。丹马在《导言?应用孙子兵法》中写道：“《孙子兵法》松散地组建起一套观察结论和模式，却极少讨论它们之间的联系。孙子没有通过逻辑实证来形成其学说，而是采用类比(analogy)和隐喻(metaphor)。”[3](xix)显然，丹马已经意识到比喻辞格可以使得议论透辟晓畅，也让概念呈现得爽利俊洁。随后，让我们比较一下翟林奈译本与丹马译本是如何就“势”这一核心概念来译介复杂微妙的比喻辞格的。

《势篇》中“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上，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木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一段中，孙子所指的“任势”即为“造势”——造成有利的主动态势。他以木石“可方可圆、方静圆动”来比喻“造势”的诀窍——掌握规律，因势利导，其关键在于掌握和运用好军队，因敌变化地运用战略战术。作战指挥如果能够做到机动灵活，就像将沉重的圆石从高山上滚下，用力小，却战果丰。此后，他又谈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矿弩，节如发机”。其今意是：“激流的快速奔泻，以至于冲走石块，这就是‘势’啊；凶猛的鹰鹞搏击小鸟，以至于猎物毁骨折羽，这就是‘节’呀。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帅，他所造成的‘势’是险峻的，突击行动时节奏短促而猛烈。‘势’，就像拉满的弓弩；‘节’犹如扣动弩机。”这段文字生动地表现出“势”和“节”的文化意蕴，而巨石、激流、雄鹰、强弩这样一些力与美的形象突出了战争要素“势”与“节”的重要意义。

因此，在阐述“势”这一抽象的军事学概念时，孙子摒弃了直接采用文字定义的方法，而是化抽象为形象，变深奥为平易——通过间接的比喻(“转木石”“激水”“矿弩”），如同绘画般描摹景象。丹马在分析“势”时就指出，“该书通过隐喻和意象(image)来说理：‘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势如矿弩’，‘如转木石于千仞之山者’。这些意象留在我们脑海中，无意识地形成思想；采用直白的散文体(in linear prose)却无法复述出这些思想的力量”[3](75)。而翟林奈译本则先后采用“onset of troops”和“energy”两个译名来指称“势”[4](24)。若是不看源文，英语读者根本无法认识到它们源自同一个概念——“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概念的统一性，制造了理解上的湍流。

丹马则深刻地认识到孙子阐释“势”的表达形式是“隐喻和意象”，于是他们选择了“以隐译隐”的翻译策略，通篇采用原音（拼音）译名“shih”来译介“势”，随后又通过详加评论来进一步注释。这颇具“无为而治”的风范，也属于“文化直入”的翻译选择策略。事实上，这种明显的异化翻译策略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应：丹马以“文化留白”的方式保留了“文化分歧”，强调了文化差异，唤起了西方读者极大的兴趣。而此前，所有的译者都采取的是“化隐为显”的译法，正如翟林奈，他们不得不选择一个或多个近义词在译文各处中解释“势”。

按照阐释学观点，无论是《孙子兵法》源文本，还是英译本，它们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美自洽的整体，其内部存在很多“未定点”和“空白处”，而这些“文化空白”正是带给西方读者阅读乐趣的源泉。因此，译者在典籍英译过程中，应该尽可能避免选用多个近义词来阐释某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性概念，这样容易让读者感到思绪不清，扑朔迷离；而且隐含意图被显义译出后，也造成“信息浅薄化”，让读者无法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体悟比喻，自然也无法深入体验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和美学效果。有时候，像丹马这样刻意经营好某些“文化留白”，反而能让西方读者参与其中，激发出兴趣来慢慢品味、细细解读。西方读者的阅读可视为一个不断向译本提问的过程，译文则在不断提供答案；适当的问题会不断激发读者去追根穷源，这就顺应了读者强烈的阅读愿望，让比喻造成的审美意象交叉、重叠、缠绕，逐步推进阅读进程。所以说，阅读“文化直入”法处理的译文可以让读者的文学审美体验融入新的文化语境，经过再次整合，将呈现出潜在意蕴。所以西方读者经过细心阅读和回味隐喻，往往可以逐渐发现“未定点”和“空白”中所隐藏的微言大义。

因此，丹马译介“势”时避免选择近义词，也就规避了产生文化歧义的可能性。他们适当“留白”，不去追求在译文中进行“最终”的阐释。这样就让西方读者保持了心灵的开放，使之自行寻觅豁然开朗的阅读喜悦。此外，丹马还结合了文化诠释法，而不是一味“留白”，他们在第三部分的评注地交代了“shih”的来龙去脉，给出了详细注释：“势是形态（军事布局）的内在力量。势并不单单依赖于力量要素。正如老子所言，水乃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此水之力源于其特殊形态，沿沟壑而成瀑 布。”[3](154)该翻译小组还评论道：“随着条件的变化，任何特定形势下的‘势(shih)’会持续改变；正如我们沿着秤杆挂上砝码，其平衡点总在移动。通过‘计’获得认识后，更容易找到支点。”[3](132)于是，西方读者在阅读译文正文时虽然心存“悬疑”，却能够一气呵成地完成阅读；在激发出联想和审美愉悦之后，读者被诱导着深入思考，然后通过“评注”中与译者的理解“协商”，最终探寻到“shih”的真意。

二、两译本在对偶上的顺应性选择

《辞海》将“对偶”定义为“采用字数相等、句法相似的语句表现相反或相类的意思”。因此，“对偶”这种修辞格是将相反、相对的事物放在一起，通过相互比较，来描述和说明它们的性质。对偶的灵活应用可以极大地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而在英文修辞中，“对偶(antithesis)”通常是指“不可调和的对立面或对比强烈的意思骈置一道并处于持久的张力中”[5](151)。从英汉语中对“对偶”的定义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别：汉语严格要求“字数相等”，在古汉语文学形式中的骈文和律诗中尤其如此；而英语只要求“对偶”做到短语、从句或句子在长度上大致相当，并不强求字数相等。其原因就在于，英语属于多音节语言，并且在语法上也富于词尾变化。从拼写形式来看，即便是单音节词，其拼写字母的数量也有可能不同。而汉字在语音上具有单音节性，一字一音，声调也可资区别；在语法上，汉字也具有孤立性，既无词尾变化，又书体方正。因此，将两个英语单词骈置一道，不太可能产生像两个汉字那样“结体方正、两两相对”的对偶效果。不过，英汉民族在文学领域中都具有共同的追求——要求文章在视觉效果上呈现出形式整饬的美感。

(1)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虚实篇》）

孙子将“先敌到达立即部署”与“后敌到达仓促部署”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军事行动置于一处，形成鲜明、强烈的比较，让读者易于鉴别，明辨利害得失。

翟林奈译为：“Whoever is first in the field and awaits the coming of the enemy，will be fresh for the fight；whoever is second in the field and has to hasten to battle，will arrive exhausted. ”[4](27)

在这一句中，“awaits the coming of the enemy”与“has to hasten to battle”，不论是句式结构、还是从句长短，其属性均有所不同；而从译文“be fresh for the fight”与“arrive exhausted”，我们无法看出源文“对偶”的辞格特质。所以说，翟林奈的译法属于典型的文化归化法，他以“文化聚合”的处理思路，采用英语读者常规的表达形式，从而顺应读者的理解 需要。

而丹马译为：“One who takes position first at the battleground and awaits the enemy is at ease. One who takes position later at the battleground and hastens to do battle is at labor. ”[3](20)

细看丹马的译文，我们隐约可以看到翟林奈译文的影子。但该译文采用分行断句的技巧，凸显前后两句在结构上的工整对称，三对核心词“first/later” “awaits/hastens”和“at ease/at labor”之间的对比强烈，具有鲜明的文化融合特点，体现出源文“对偶”的文学特质。不过遗憾的是，以“awaits the enemy”对“hastens to do battle”，这在结构和单词数目上并不完全匹配。

(2) 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军争篇》）

源文中存在“正正”与“堂堂”这样的叠字形容词，要译成英文，追求在外形与音调上与源文对等几近不可能，而要实现这十二字的“对偶”也极为困难。

翟林奈译文是：“To refrain from intercepting an enemy whose banners are in perfect order，to refrain from attacking an army drawn up in calm and confident array：——this is the art of studying circumstances. ”[4](36)显然这句话完全无法再现出源文的“对偶”特征。

丹马的译文则为：“Do not engage well-ordered pennants. Do not strike imposing formations. This is ordering transformation. ”[3](28)

在此，丹马以“engage well-ordered pennants”对“strike imposing formations”，他们尽力让句子的长度保持大致相当，并让句子结构呈现均衡平行。不过，即便是这样，“对偶”仍然不太彻底，从译文中很难看出源文的文学特征。事实上，英语在修辞中的“对偶”远不如中文那样严格，并不追求绝对工整。在大多数情况下，中文的“对偶”在译介为英文时，往往沦为排比。

三、 两译本在排比上的顺应性选择

“排比”是《孙子兵法》中使用最多的修辞手法之一，源文中不下二十余例，篇篇皆具，通贯全文。大量巧妙地应用排比，再加上文采斐然，使得《孙子兵法》的语言节奏鲜明，和谐流畅，条理清晰，气势贯通。《辞海》定义“排比”为：“修辞学上的辞格之一，用结构相似的平行句法构成。如：‘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陈望道先生指出：“排比与对偶颇有类似处，但区别有三：一是对偶必须字数相等，排比不拘；二是对偶必须两两相对，排比不拘；三是对偶力避字同意同，排比却以字同、意同为经常状况。”[6](437)在《文学百科全书》中，“排比(parallelism)”被定义为“英语诗体及散文体修辞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在短语、句子或段落中安排相互并列、协调的意思，以使重要性相等、措辞相似的各成分间平衡、匀称”[5](153)。详细的译文分析如下：

(1)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计 篇》）

翟林奈译文为：“Hold out baits to entice the enemy. Feign disorder, and crush him. If he is secure at all points，be prepared for him. If he is in superior strength, evade him. If your opponent is of choleric temper, seek to irritate him. Pretend to be weak, that he may grow arrogant. If he is taking his ease, give him no rest. ”[4](9) 从这段译文中可以看出，翟林奈并未重视源文的排比辞格形式，也并未努力促进译文的齐同性。这些译文的句式各不相同，根本无法再现排比辞格的气势。

而丹马的译文则是：“Thus when he seeks advantage, lure him. When he is in chaos, take him. When he is substantial, prepare against him. When he is strong, avoid him. When is wrathful, harass him. When he is humble, make him proud. When he is at ease, make him labor. When he is in kinship, separate him. ”[3](132)

丹马曾对此评论道：“前四句以四言(in four- word)、韵联(rhymed couplets)体行文，措辞为中国最古老的诗体，也具有战国时期文体的常见特征。”[3](132)此处的韵联指的是“两行一韵”，但丹马译文并未完整体现出源文用韵的特质；不过，他们让译文的句式保持了一致——“When he is(adj.)，verb him(ad.). ”，以期再现出排比的文学特征。

(2) 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势篇》）

源文呈现出“三句一组”的结构，其中有两种排比句式：(1)“A生于B”；(2)“CD，E也”。翟林奈译本写道：

“Simulated disorder postulates perfect discipline; simulated fear postulates courage；simulated weakness postulates strength. Hiding order beneath the cloak of disorder is simply a question of subdivision；concealing courage under a show of timidity presupposes a fund of latent energy；masking strength with weakness is to be effected by tactical dispositions.”[4](25)

丹马的译文则是：“Chaos is born from order. Cowardice is born from bravery. Weakness is born from strength. Order and chaos are a matter of counting. Bravery and cowardice are a matter of shih. Strength and weakness are a matter of form.”[3](18)

针对源文，翟林奈选择了两种排比句式来作出合适的应和：“①Simulated A postulates B；②doing A +介词+ B is a C。丹马则分别采用两种排比句式来译介源文：①A is born from B；②A and B are a matter of C。其译文完整、充分地反映出源文意旨，将“文化融合法”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3) 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形篇》）

这三句话属于典型的并列式暗喻，孙子连续采用三个排比，形象地说明：不可能轻而易举、真正高明地预测出战争的结果，而实施完美的全胜战略也并非一般世俗之辈就可以达到的，并且强调了预知胜负以及争取全胜的重要性。丹马针对第一个比喻“举秋毫”作了以下注释：“根据中国古代传说，秋天来临后鸟兽的柔软羽（皮）毛十分纤巧。”[3](148)

他采用“Verb+ing A does not mean adj. B”的句式来译介源文：

“Thus lifting an autumn hair does not mean great strength. Seeing the sun and the moon does not mean a clear eye. Hearing thunder does not mean a keen ear. ”[3](14)

而翟林奈译本则写道：“To lift an autumn hair is no sign of great strength; to see sun and moon is no sign of sharp sight; to hear the noise of thunder is no sign of a quick ear. ”[3](20)

以上观之，译介排比辞格时，翟林奈没有特意去保持译文句式的齐同，他所采用的是典型的“文化归化法”，以顺应读者的阅读需要。而丹马则应用“文化融合法”来突出源文排比句式的并列感，以期达成形式上的对称之美，其结构工整、使得译文增色不少，并且平添了一定的权威感。不过，终因英语语言文字特质的制约，译文在“形对”和“义对”的工整程度上仍然逊于源文。

四、结论

在《孙子兵法》英译历程中，译者们逐渐认识到应当尽量让译文展呈出源文的文学神韵，既适应同时代英语读者的阅读需要，又顺应文化语境的动态变化。于是，译者会根据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采取个性化的翻译选择策略，以顺应读者阅读目的以及文本的外部制约因素；这本身也是一个对译文语言的动态选择过程。译者在辞格方面所作出的取舍，集中体现出译者如何与孙武以及英语读者进行“协商对话”，并彰显出翻译活动的主体创造性。在英译《孙子兵法》这一动态选择过程中，译者选择的方式是协商，选择的目的是顺应。其具体的顺应选择模式可以表述为：译者解读源文本《孙子兵法》，选择源文本意义（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选择英语表述的意义（明确翻译目的，在词汇短语、句子辞格、篇章文体方面选择相应翻译技巧），实现顺应性选择。

就《孙子兵法》英译本辞格的嬗变来看，由于翟林奈是一位具有扎实汉学功底、治学态度严谨的汉学家，因此其译文严谨通顺，行文流畅，还富有一定的韵律，至今仍为经典之作，并且在译文的文学性上颇受世人推崇。不过，他的译文并未着意去再现源文辞格的文学美感。而丹马不同，他们经过历时十年的《孙子兵法》研究，选择典型的异化翻译策略，力争让译文在形式上更为接近源文。其文笔简洁，甚至有些晦涩，文体上也介乎诗歌体与散文体之间，目的就是为了尽量保留源文本的文学风貌。正如上文例句所示，为了较好地再现源文的辞格特色，译者理应力争采用文化直入法来保留源文的语言形式，选择异化性的翻译策略；或是运用文化融合法来实现源语与目的语的文化表达形式之间的交融。而文化融合中新形成的表

达形式必需具有独特性，句法辞格这一文学语言特征则可以为英语读者提供理解上的“交际线索”。格特(Ernest-August Gutt)在专著《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中指出：“译文之所以要保留源文风格，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们的内在价值，还因为它们提供了交际线索，这些交际线索能够引导读者获知作者的交际意 图。”[7](98)若实在无法再现源文中“交际线索”，也可以像翟林奈那样，多采用文化诠释法来补充足够多的文化信息，例如撰写大量的评论、注释和附录，以消除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障碍。当以上三种处理模式仍然无法取得理想的顺应性译介效果时，还可以考虑文化归化法和文化阻断法这两种模式。在《孙子兵法》的英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具有历时性特征，而不同译本的辞格处理模式也顺应了当时代读者的阅读需要。在典籍英译活动中，译者应当去探索如何让译文尽量保留源文的风貌，并予以相当程度的文化补偿，来凸显出源文的文学特性。

参考文献：

[1] 李运兴. 语篇翻译引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123?124.

[2] Jef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59?61.

[3] Denma translation group. The Art of War[M].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2002: xix.

[4] Lionel Giles. The Art of War[M]. New York: Barnes & Noble Classics, 2003:24.

[5] 汪洪章. 比较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 151.

[6] 陈望道. 陈望道文集(第二卷)[A].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437.

[7] Ernest-August Gut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nd edition), 2000: 98.

Translation Strategy on Figures of Speech in the Art of War from the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Based on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TU Guoyuan, WU 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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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我国古代社会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它的许多优秀成分，已经超越了时空，历久弥新，对今人依然有许多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建设现代化应该借鉴齐文化中的优秀政治思想

重视人才，选贤任能，是齐国政治思想的重要特点。在齐国政治家和开明君主看来，“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要“霸诸侯，一匡天下”就要培养造就人才，大胆启用人才。立国之初，姜太公就制定了“举贤而上功”这一基本国策。齐桓公时，又发扬光大这一重用人才的优良传统，并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用人的 “三本”、 “四固”原则和学说，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用人标准 、选拔措施和考核办法。齐桓公大义相管仲及设庭燎招士、齐威王用人不疑、齐宣王礼贤下士等尚贤重才的做法，也都集中反映了齐国对人才的重视。

崇尚法治，依法治国，是齐国政治思想的又一特点。齐国当时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法治体系，但统治者已认识到了法的重要性，主张用法治代替人治，用法来规范臣民的行为，把法看成是行政施令的法宝，开始运用“法”这个工具为自己服务。《管子明法解》认为：“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君主治国要以法律、制度为准则，实行法律化、制度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齐国统治者特别强调法律先行，重视立法，并认为立法应遵循以下五条原则：一是顺天时，法自然；二是因时而变，顺乎民情；三是令于民所好，禁于民所恶；四是重安居，利耕战；五是慎其立，严其行。不仅强调要法律先行，搞好立法，而且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为依法治国要贯穿于君、臣、民之中，法律一经制定出来，“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此外，《管子》还认为，执法必须从严，执法必须 “公正”。《管子·版法解 》日：“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礼，事不尽应。”《管子》对法的论述，体现了齐国以法治代替人治，用法来规范百姓行为的治国思想。虽然齐国的法治思想尚处于初级阶段，很不系统 、全面，但却起到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先行作用。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 ，治国必须依靠法治，而不能靠人治；越是经济发展，越要加强法制建设；发展市场经济，必须依靠法制作保障。

以廉为本，反对奢侈，是齐国政治思想的另一特点。齐国的政治家从治国安邦 、维护 自己的统治出发，强调统治者要 “薄于身而厚于民”，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制定了许多为政清廉的具体规定和措施。如《管子·八观》中说：“山林虽广，草林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公室必有度。” 《管子·权修》又说 ：“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 ，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此外，还主张对官吏实行严罚重赏。齐威王时，即墨大夫由于治理有方，百姓富庶，被 “封之万家”；阿大夫因欺压百姓 ，收受贿赂 ，被 “烹”之。齐国不仅有廉政措施，而且还涌现出许多勤俭持政的官吏。晏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晏婴身为齐国宰相，历仕三朝，却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穿缁衣，吃粗粮，驾驽马，居陋室，并多次谢绝君主赏赐的封邑、新宅、美女、车马和衣裘，堪称廉洁楷模。不管齐国统治者倡导廉洁勤政出于何种 目的，客观上却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启示：要想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现代化，就要惩治腐败，保持廉洁。

二、建设现代化应该借鉴齐文化中的优秀经济思想

齐国之所以在诸侯纷争中成为大国、富国、强国，关键在于其重视发展经济。姜太公初封齐国时，齐地如《汉书·地理志》所记载，乃“负海渴卤，少五谷而人民寡”，地薄人少，百姓贫困。然而，齐国却背山面海，有山木鱼盐之利。根据这样的国情 ，齐国因地制宜制定了优先发展工商业的建国方针，使齐国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在春秋战国时期一直领先于其他诸侯国，成为经济大国、军事强国。建设现代化，也要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生产力的大发展促进经济的大发展。重视农业，以农为本，是齐国的一贯经济主张。齐国重视农业主要体现在既抓粮食生产 ，又注意发展多种经营，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管子·臣乘马》日：“彼王者不夺农时，故五谷兴丰。”《管予匡君小匡》又说：“无夺农时，则百姓富。”而且还颁布禁令以保证农时，“无夺农时”，其目的是为了搞好粮食生产，使百姓有足够的食物。为保证粮食生产，促进粮食生产，齐国推行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 “均地分力”，按劳动力平均分配全部耕地；二是 “与之分货”，即在 “均地分力”基础上实行按产量分成的实物地租制。为发展粮食生产，还大搞农 田水利工程和防洪抗洪工程建设 。

齐国不仅重视粮食生产，而且注意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如鱼盐生产，太公时就 “便鱼盐之利”，桓公时又 “设轻重鱼盐之利”，并对煮盐业实行国家专营的政策 ，使齐国鱼盐业 “通输海内”。又如畜牧业生产，《管子·山权数》说： “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对六畜的饲养实行保护政策，反对对饲养六畜征收赋税。再如林业生产，主张大搞植树造林，严禁乱砍滥伐，并实行 “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 的奖励政策。齐国坚持以农为本、发展多种经营的经济思想，使其成为经济大国。在我国这样人 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要牢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既搞好粮食生产，又注意林木副渔各业的协调发展。

重视工商外贸，是齐国经济文化的又一重要内容，并因此而形成齐国经济文化的特色。与当时其他诸侯国相 比，齐国手工业和商业外贸都是非常发达的。齐国一直有手工业生产传统。建齐之后，又设“工正”、“工师”、 “铁官”等官来负责手工业的管理，因而齐国在制铜、治铁、纺织、制陶等行业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都获得空前提高，对此，《考工记 》作了详细记载。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再加上便利的交通优势，齐国的商贸业也越来越活跃。为促进商贸业的更加繁荣，齐国采取了 “驰关市之征”的政策，并强化市场管理，改善服务，以吸引更多的商人到齐国从事商品交易。齐国重视工商贸易的传统和精神，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加快工业现代化的重要性、必要性。这是因为，看一个国家是否富强，工业化是重要标志。没有发达的工业 ，就没有市场经济的繁荣，也就没有国家的富强。

齐国经济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既重视市场作用，又重视宏观调控。《管子·乘马》说：“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认为市场虽然不能使商品的数量在流通中增加，但却可以通过市场刺激消费，影响商品的生产。因此，《管子·揆度》强调说“千乘之国，中而立市。”这不仅强调市场的作用，而且主张国家要利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商品价格，调节生产，实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管子》既重视市场作用，又重视宏观调控的理论，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启迪价值。

三、建设现代化应该借鉴齐文化中的优秀军事思想

齐国的军事理论，主要包括在《六韬》、 《管子》、 《孙子兵法》、 《孙膑兵法》、 《司马兵法》《子晚子》 (后轶 )等古籍中。另外，《左传》、 《国语》、 《战国策》、《史记》等典籍中也记录了齐国王公将相的一些军事言行。齐文化中的军事思想内容丰富，对后世影响深远，对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齐兵学主张慎战。《孙子兵法》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认为战争涉及到国家的存亡、百姓的生死，因而主张要慎重从战，不可轻易用兵。 “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 ，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齐国的这种战争观，与我们倡导的积极防御，并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问题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是一致的。实现国防现代化是为了更好地防御外侵，维护国家利益。“积极防御”，就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稳定为目标来加强军队的建设 ，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去侵略别国。 “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问题”，就是以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为目标，力求避免和制止战争，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努力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国际环境。

齐兵学主张强化军训。《孙子兵法》提出对部队的教育训练标准要高、要求要严 、教导要明，使部队行军宿营、攻防追退做到 “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绝不允许 “弛、陷、乱”现象发生。 《管子·幼官》也规定了对士兵进行教育训练的内容，包括 “动慎十号，明审九章，饰习十器，善习五官，谨修三官”。没有严格的军训，部队就没有战斗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是关键。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军队主要是靠教育训练提高战斗力，必须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来认识。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的中心工作，要以提高战斗力为标准，加强对高科技知识的学习，注重合成作战训练，特别要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

齐兵学重视武器装备。《管子·参患》说：“故凡兵者有大论，必先论其器”，把武器装备看作是战争胜败的重要原因。还提出了制造精良武器的三条措施一是 “聚天下之精材”；二是 “来天下之良工”；三是进行严格的试验、检查和保管，做到 “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主要标志之一。

为此 ，要制定装备发展的战略目标，贯彻突出重点、少而精、质量第一的方针，坚持在自力更生、搞好科研的同时，注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先进装备和先进管理办法，着力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

齐兵学重视后勤供应。后勤供应能否及时，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败。古代战争的后勤供应主要是粮食。有了足够的粮食，部队才能坚持战斗。孙武提出了著名的 “因粮于敌”的主张。 “因粮于敌”就是从敌国取得粮食。这样做，可以避免远距离运输而带来的民困国穷。 《孙子兵法》重视后勤供应的思想，对军队后勤现代化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现代战争靠的是强大的后方供应，在一定意义上是 “打后勤仗”。因此，要从现代战争着眼，努力加快后勤供应的现代化建设。

齐兵学强调要依法治军。齐国的军事思想家都主张要严肃法纪，执法如山。《孙子兵法·行军篇》指出： “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主张对军队严格管理。孙武斩美姬和司马穰苴斩庄贾都生动地体现了这种以法治军的思想。穰苴治兵，首先是严明军纪，树立军威。他初次出征时，就斩杀了误期失约的监军、齐景公的宠臣庄贾。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重点同样是要坚持从严治军，依法治军，大力加强军队的法制建设。要根据新时期军队建设的规律、特点和环境，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严格按条令条例和法律法规办事，用法规制度把军队的行动统一起来。

注释

[1]《管子·霸言》

[2]《论语·宪问》

[3]《汉书·地理志》

[4]《管子·任法》

[5]《管子·匡君大匡》

[6]《孙子兵法·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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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论文三要素

    我很赞赏《中国音乐教育》上的一段话:写作音乐教学论文要:口子小,点子新,挖掘深。过去有些人老抱怨发不了文章,他们殊不知自己的文章要么漫天撒网,不着边际;要么面面俱到缺乏深度;要么重复别人写过的东西,且不如别人。因此,我向想要写好论文的人们大声推荐——论文写作三要素:口子小,点子新,挖掘深

    因为这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再加一法:多读书

    常见论文格式

    1、条理型:按论述顺序阐述观点,图式如下: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但要紧扣中心论点)。2、简约型:简单开头,重点论述观点,小结有力,中心突出。图式如下:开门见山——论据、论证充分、深刻,具有说服力——结尾简略、主题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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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荆州。荆州是东汉末年最大的两个州之一，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第一，荆州是军事要地，有着相当好的地理位置。当时，曹操虎踞北方，孙权稳坐江南，而荆州正位于二地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诸葛亮与刘备在隆中时，诸葛亮就曾说：此用武之地。第二，荆州为第二大州，人力物力资源自然丰富，这为巩固霸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荆州这块“肥肉”到谁嘴里谁就会死死地咬住，能把它送人么?对刘备来说，就更不能扔了。为什么呢?他一直四处流浪，无家可归，怎么对得起他那顶“英雄”帽子?而诸葛亮是为刘备这个老板做事的，一个能让蛟龙腾飞的要地，他能拱手让人?而且占了荆州，就等于王业开辟了一半，就可再取益州、汉中，他诸葛亮不就能大显身手了么?所以，为了刘备能够早日立业，为了他自己能有用武之地，诸葛亮自然不会让出荆州。

可他不让荆州，有人就不高兴了，那个人，就是为孙权办事的周瑜。

诸葛亮、周瑜二人是各为其主，他们对荆州的战略地位都心知肚明，自然免不了要为荆州一事大动干戈，从最初的以礼相待到智斗再到武斗，周瑜可没少下工夫，但是，周瑜的智慧怎么也比不上卧龙啊，自然得了个悲惨下场。

诸葛亮的不守信用以及气死周瑜，都是为了能让刘备立下霸业。在军事和政治中刀光剑影，没有什么信用可言，有的只是成王败寇的现实。这是当时的政治体制下的必然。

(请作者速告知详细联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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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里的大数据战略

如今，美国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对信息爆炸时代的崭新描述，它的基本单位是“太”（TB），而1000个“太”则等于一“拍”（PB）。这个单位有多大？举个例子，美国国会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它所有印刷品的信息量加起来只有15太，而全美国仅在2010年一年的新增数据量就足足有3500拍，这比13亿中国人人手一本1500页的书加起来的信息量还要大。

奥巴马政府意识到大数据技术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未来的新石油”。2012年3月，奥巴马政府在白宫网站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2012年5月，美国数字政府战略，更是提出要通过协调化的方式，以信息和客户为中心，改变联邦政府工作方式，为美国民众提供更优的公共服务。其中关键，就是政府必须保证美国民众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任何平台或设备获取政府信息和公共服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国防部、能源部、国防部高级研究局、地质勘探局等六个联邦部门和机构承诺，将投入超过2亿美元资金用于研发“从海量数据信息中获取知识所必需的工具和技能”。

美国最重要的数据开放平台就是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推出的Data.gov，Data.gov也是美国“开放政府”承诺的关键部分。依照原始、地理数据和数据工具三个门类，涵盖了农业、 气象、金融、就业、人口统计、教育、医疗、交通、能源等大约50个门类，汇集了“从家庭和企业能耗趋势分析到全球实时地震通知等，甚至还可以查询从好奇号火星漫步者发回来的数据中得知火星的天气情况”。

为了确保美国民众能方便快捷地找到政府服务栏目，美国在各联邦政府层面实施了“数字分析项目”，“这是政府IT部门第一次摸清公众都在网站上寻找什么信息、在哪里寻找这些信息，以及他们是否能够顺利找到信息等情况。”政府IT部门还对联邦政府网站在移动设备上的使用进行了优化，并开发了移动应用程序，确保美国公民随时、随地，通过任何设备都能获取政府信息。

大数据战略在企业

除了政府，美国企业也同样拥有对于数据重视和应用的历史传统。

早在大数据概念火热起来之前，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在大数据产业已经有了很多技术积累，这使得美国的大型信息技术企业可以迅速转型为大数据企业。有的企业自身是大数据技术的推出者，谷歌就是典型代表。大数据核心技术Hadoop是雅虎员工Doug Cutting根据谷歌2003年的学术论文研究而来。有的企业则通过收购业内已经存在的大数据企业来建立大数据业务，典型代表是IBM。自2005年以来，IBM出资160亿美元收购了超过30家大数据企业。大数据不同于传统的结构化数据，而是充斥了非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数据，美国在结构化数据库领域有数据库行业的领头羊甲骨文公司，但甲骨文公司也推出了大数据业务。甲骨文公司成为了业界首个以全面、软硬件集成的产品满足企业关键大数据需求的公司。它可帮助客户进一步提高效率、简化管理并洞察数据的内在本质，从而最大限度地挖掘数据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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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8-008-02

一、简介

竞争是竞争情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当前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已不再只是国家间企业的竞争或产品的竞争，而是国家间的整体竞争。有竞争力的企业及其产品最终是国家的产物，因此，竞争必然归结为国家间的竞争。可见，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竞争主体，无疑也是一个最主要的竞争情报行为者及利用者。自美国“9.11”事件后，有关国家层面的情报工作再度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一些国家新近一致反思并重视国家层面的情报能力建设的事实又表明，国家竞争情报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探索并研究的理论课题。

二、国家竞争情报

1.什么是竞争情报。作为一个组织理解竞争、参与竞争和赢得竞争的导航和参谋的竞争情报(Competitive Intelligence)，是战略管理的兴起、市场竞争的激化和社会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军事学—军事情报，经济学、管理学、竞争理论和情报学相互融合的结果，是21世纪一个组织最重要的竞争工具之一。{1}{2}竞争情报的定义很多，国内比较认可的看法为:{1}{2}竞争情报是关于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争策略的信息和研究。它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产品。过程包括对竞争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产品包括由此形成的情报或谋略。一般意义上，竞争情报又分为国家竞争情报和企业竞争情报。国际上，竞争情报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80年代中期引入中国。90年代，竞争情报作为知识经济的产物和智能服务业的构成在国际上迅速崛起，引起了世人瞩目。综观国内外竞争情报业的现状和发展，竞争情报的主要内容包括:{1}{2}

(1)环境监视。通过对组织外部环境事件、趋势和相互关系有关信息的获取和利用，以减少企业决策过程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2)市场预警。分析市场早期预警信号，发现并预知可能的变化，以避开威胁、抓住机遇、寻求发展。

(3)技术跟踪。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产品竞争是市场竞争的主要内容。技术创新和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地区和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为此，不断跟踪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和竞争对手的科技进步，以未雨绸缪、抢占先机。

(4)对手分析。辨析现实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了解他们的未来目标、现行战略、自我假设和可能反应，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5)策略制定。在充分占有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企业自身信息的基础上，研究发展战略和竞争策略是现代政府和企业的重大任务，也是竞争情报的重大主题。

(6)信息安全。在知识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环境下，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一个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大情报课题，而反情报已成为竞争情报研究和咨询的重要功能。

2.什么是国家竞争情报。所谓国家竞争情报，就是以国家作为一个竞争主体，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类组织机构和成员为国家战略目的而对一切相关的信息、知识、情报等，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一切活动。它是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服务的。{3}

三、国内外文献对国家竞争情报的研究

“国家竞争情报”这一术语在国际学术研究领域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鲜有提到。笔者查阅了一下在学校的图书馆资源中，我国的研究者发表的论文仅有十几篇。缪其浩、张左之发表于1989年的论文{4}(1990年发表英文版{5})，在研究了半官方的“日本贸易振兴会”之后，明确提出了该案例就是国家竞争情报(state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这在国际上可能属首次。在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2002年的年会上，缪其浩再次就“国家竞争情报”这一主题作了相关报告。2004年，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赵刚、{6}{7}陈峰{8}等人在国内期刊上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开始初步涉及国家竞争情报这个课题。

在国外，迄今在正式文献报道中尚未出现“国家竞争情报”(National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NCI或State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SCI)这一特定概念的词汇。与其词意相近的名词有“国家情报”(National Intelligence，NI)、“社会情报”(Social Intelligence，SI)、“竞争情报”(Competitive Intelligence，Cl)以及“政府竟争情报”(Government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GCI)等。{9}竞争情报出现的比较多些，竞争情报(Competitive Intelligence，Cl)是关于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争策略的信息研究。

关于竞争情报的特征，美国的学者比较强调CI的战略性、可行性和增值性;中国的学者比较关注CI的针对性、对抗性和谋略性，从不同的视角对CI的特征进行了描绘。{10}

关于竞争情报的范围，按组织划分，可以分为国家CI和企业CI;按领域划分，可以分为商业CI(CBI)和技术CI(CTI)。{11}{12}他们的核心内容是竞争对手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主要涉及环境监视、市场预警、技术跟踪、对手分析、策略研究、竞争情报系统建设和商业秘密保护等多个领域。{13}

四、国家竞争情报研究阶段

1.国家竞争情报研究的起源:早期国家的国情国力调查分析活动。自国家产生以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以及为赢取竞争而进行的国家竞争情报研究活动也就开始了。由于最初的国家竞争主要通过战争这种最野蛮、最暴力的方式来进行，因而国家竞争情报研究活动也是以赢取战争为目标的。

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为了巩固政权、维护既得利益进而称霸天下，十分重视农业和军事因素在诸侯争霸中的作用，开始对土地、人口、军队和钱粮等进行统计，以备管理调度之用。这就是最早的国情国力调查与分析活动。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在其所著的《管子》一书中，就用很多篇目论述了他的国情调查统计与国力论思想。例如，他在《管子·治国第四十八》提出了“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的主张，意思是说发展农业是富国强兵和称雄列国之本。在《管子·问篇》中，他详细地论述了70多个提问纲目，从军事力量、官员情况、士人情况、人口迁移、就业分布、下层贫民和道德行为等方面来揭示和反映当时农业国家的国情国力。{14}《孙子兵法》则是一部专门研究国家军事竞争问题的不朽巨著。在《计篇》中，孙子对国家军事竞争力的构成要素、评价尺度和管理法则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强调作为国家竞争情报研究活动的“庙算”的重要性，“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在《谋攻篇》中，孙子进一步提出了“知胜有五”的竞争情报法则:“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15}孙子的兵法思想，不但适用于军事竞争，而且同样适用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竞争。

在西方，《孙子兵法》现已成为竞争情报理论的经典。西方社会的国情国力研究则发轫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至前322年)。那时，希腊各“城邦”之间竞争激烈，战争频繁。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环境下，不少学者开始研究起关于国家的学问。亚里士多德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与弟子们编著的《城邦状况》是最早描述各城邦国家国情国力的专著，该书不是从国家的一般原则出发，而是在努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上以及当时的各城邦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叙述，包括各城邦的历史、政治制度、公共行政、经济状况、艺术、科学与宗教等方面的内容。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国家形成与变化的“四因论”，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形成了西方国力论体系的最早雏形。这些思想对1000多年后欧洲(德国)“国势学”的兴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6}

不过，在此后长达千年的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中，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国家竞争情报研究都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由于自秦始皇之后，中国一直都是“大一统”的社会结构，外部竞争相对较小，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比较注重国家的内部治理，而对国家之间的竞争关注较少。其结果是，对统治艺术的研究日趋繁荣，而针对外部竞争的国情国力研究却越来越冷落。欧洲封建社会的情况与中国有些相似。由于宗教统治和经院哲学的长期桎梏，科学理论和科学思想遭受空前的压制与禁锢，亚里士多德的国势比较思想也一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与光大。{17}

2.国家竞争情报研究的发展: 情报工作重心的转移。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政府情报工作的重心逐渐从军事情报转向兼顾经济技术情报，直接为增强本国的经济技术实力服务。美国政府正在把经济安全作为对外政策的支柱之一，将经济情报作为对外交流的重点。美国国务院还组织驻外大使馆向企业界介绍情况，调整使馆人员结构，增派商务官员。美国中央情报局已成立6个与搜集经济情报相关的“特别情报队”，{18}专门搜集、分析国外产业情报。俄罗斯以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为基础，组成新的情报机构，搜集经济情报，以提高本国的产业技术和经济水平。英、法、德为了搜集欧共体以外的经济情报，还加强了合作机制。{19}为了加强情报工作，各国都增加了情报活动经费。美国中央情报局曾透露，谍报活动的40%在经济领域，并把谍报活动经费的2/3用于经济谍报上。种种迹象表明，全球正卷入一场经济与科技情报战。{20}

3.国家竞争情报研究的高阶段: 情报工作以专门的中小企业竞争情报服务和支持体系服务于国家竞争情报中心。中小企业作为经济实体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对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将更加突出。虽然国内中小企业几乎占到了企业总数的99%，但是他们的规模一般都很小、资金有限、信息利用能力较弱。政府应该构建专门的中小企业竞争情报服务与支持体系，一方面继续开展有关竞争情报的技能培训，加强公共信息服务的力度;另一方面继续实施竞争情报示范工程，在推动企业信息化的同时推动竞争情报的实施，提高他们抵抗风险和开展竞争情报的能力，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在这样的基础上，{21}我们可以建立国务院直属的独立的国家竞争情报领导部门和竞争情报中心。由国务院直属领导可以提高它的规格，有足够的公权力和影响力来方便协调，解决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跨部委、跨地区的合作问题，体现国家对建设国家竞争情报体系的重视，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竞争情报体系和运作机制。另外，通过设置一个国家竞争情报中心，不仅能及时地将国内外的情报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分别递送给军事、安全、商业和经济部门，还有利于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和指导地方竞争情报工作。{22}{23}

五、结语

由以上内容可见，作为竞争情报研究主体的国家竞争情报，所涉及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要远比企业竞争情报宽泛，需要根据不同目标采用切实有效的研究方法。唯有如此，才能形成针对性较强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尽管国家竞争情报研究的开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要更新原有的情报理念和情报工作定势，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发挥现有竞争情报研究力量的作用并加以有效组织，国家竞争情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会有所作为的。

注释:

{1}包昌火.峰会寄语:提升企业情报竞争力.2001年现代职业经理清华峰会，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等承办，2001年12月8日-11日

{2}赵刚，汤世国等.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3}江涌.科技信息机构在国家竞争情报体系中的定位与作用研究. 科技管理研究，2007(9):81-83

{4}缪其浩，张左之.对JETRO海外技术情报活动的剖析.情报学报，1989，8(4):281-291

{5}Qihao Miao，Zuozhi Zhang.Anatomy of JETRO’s overseas technology monitoring:bibliometrical and content analysis.Scientometrics，1900，19(l-2):75-90

{6}赵刚.建立国家竞争情报体系:目标与原则.情报学报，2004(3):367-371

{7}{20}赵刚.重视建设国家竞争情报体系.中国创业投资与高科技，2004(5):45-47

{8}陈峰，梁战平.政府竞争情报与企业竞争情报的互动与融合.中国软科学，2003(4):100-104

{9}陈庄，刘家伶，成卫.信息资源组织与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61-262

{10}朱红，王素荣.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213-214

{11}CubillO J.Techno-economic Intelligence in the l990s:a development policy perspective.Social Intelligence.1991，l(1):55-71

{12}Radosevic S.Techno-economic Intelligence in the l990s:a development policy perspective.Social Intelligence.1991，l(1):55-71

{13}陶翔，缪其浩.国家竞争情报的概念及其演变过程.图书情报工作，2005，49(9):16-20

{14}管仲.管子.戴望校正.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

{15}孙武.孙子兵法.LionelGiles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

{16}施祖辉.关于综合国力论的历史探索.财经研究，1996(1):24-32

{17}侯经川.关于国家竞争情报研究的历史梳理.理论与探索，2006，29(5):516-519

{18}Savitz S.Mission to Beijing:government-sponsored CI in the 18 century.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Magazine，1999，2(2):55-71

{19}Parker D.Can government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bolster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Review，2000，11(4):57-64

{21}韩玺，王翠萍.国家竞争情报体系构建研究.情报杂志，2006(9):67-69

{22}Calof J，Skinner B.Government’s role in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what’s happening in Canada.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Magazine，1999，2(2):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