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1 10:33:36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环境社会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二、智慧教育现状
在信息技术的融合下,各个国家已经意识到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把智慧教育作为变革国家教育系统的战略选择。目前国内外在智慧教育设计和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对于我国发展智慧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软实力的发展
国内外现阶段的智慧教育中,非常重视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宽带接入、云计算存储、移动终端的开发等,这些对促进学生进行随时随地学习提供了条件。IBM根据智慧教育五大变革,提出智慧教育框架:数据收集、存储与分析;个性化学习体验和优化教育管理。在IBM智慧教育核心就是利用信息技术,为学习者创设智慧学习情境。国内华东师大与华为公司合作的华东师大教育云、宁波智慧教育,架设高带宽校园网,创建了高智能实验室和新教学设施。这些基础设计的建设为后期智慧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提供了很好地保障。
(二)实现跨学科、跨部门整合,促进全员参与智慧教育建设
在新加坡智慧教育系统中,通过整合公众学校、私人部门/企业、公共部门政府合作模式,与各地方教育技术研究团体、信息通信研究人员、企业以及知名海外教育技术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学校与教师在电子教材、其他教育资源与教育应用的开发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通过多方合作交流,从而获得有利的实时反馈,实现活跃的思想与合作交流,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三)消除信息孤岛,促进各个系统融合共享
韩国智慧教育系统是结构化的插件式智慧教育系统,该系统由智慧内容子系统和家校学习子系统组成,通过学校和家庭联接,形成一个学习空间,促进正式和非正式学习,各个系统功能相互融合,全面实现数据共享和服务,有效提高学习和教学工作的效率。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经历了网络教育、数字教育。在数字教育中,我们基本实现了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教学系统、学习系统、管理系统等系统进行了开发,但这些系统是相互孤立的。在智慧教育未来发展过程中,整合各个子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和服务是我们智慧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
(四)重视智慧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我国先后颁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等纲领性文件,这些对我国智慧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支持,同时为智慧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智慧教育有条不紊地持续发展还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建立更完善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为智慧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我国智慧教育建设在各个学校侧重点各不相同,有侧重硬件基础设施、侧重网络带宽、数字化教材开发、教学系统软件开发等。如何更有效的发展我国智慧教育,更需要上层理论指导。笔者以学习科学为理论,促进智慧教育合理、个性、针对性建设,让学习者获得更高水平的创造性思维。
三、学习科学内涵
智慧教育建设围绕“以学习者为中心”,设计学习中的硬件、资源、环境和社会因素,根据所收集到的实时或非实时的数据,对设计进行适应性调整。而学习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则可以指导这一设计过程和具体技术的实现。根据学习科学理念,对学习情境中学习者的具体学习行为、感知信息的方式和态度,进行设计。
四、智慧学习环境设计
本文结合学习科学内涵,根据冯锐经验学习环境模型,利用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和智能技术,全面感知学习情境信息、识别学习者特性,灵活生成最佳适配的学习任务和活动,结合技术支撑下的智慧教学法,构建学生的知识意义,从而使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思维得到大大提高,设计智慧学习环境模型(如图1)。图1智慧学习环境设计模型在本模型中,“以学习者为中心”,把学习活动镶嵌在真实情境中,学习者通过体验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再检索、分析、解决和验证问题,通过广泛参与、自由探索、合作共享,获得知识的意义建构。主要有以下功能:
(一)学习情境自动感知
情境感知主要表征智慧环境对物理环境和学习行为的感知能力。一方面传感器感知环境的物理因素,系统自动调节物理环境,促进学生适应性学习。第二方面传感器获取学习者的位置、姿势、学习终端、操作、学习方式、情感等学习行为方面数据,结合学习行为分析,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提供适应性支持,促进学习者个性化、自我导向的学习。
(二)学习资源自动推送
在智慧学习平台,结合学习分析呈现学习者特征、学习内容、处理信息的方式等数据,为学习者自动推送相关学习资源,促进学习个性化学习。同时智慧学习平台还根据学习结果数据分析采取干预措施,通过迭代循环过程,更好实现个性化服务,从而达到提高学习和教学成效的目的。
(三)智慧评价
评价促进教学改进。在智慧学习环境中从评价主体的多元性、评价内容的多元性、评价方式的多元性进行综合性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主体有学生、同学、教师和学习共同体。评价内容有学生在线学习时间、发帖数据、参与讨论频率和测验分数等。评价方式有调查、项目设计、考试等。
(四)智慧教学模式
据文献分析,目前国内关于教学模式的研究非常多。然而目前如何选择恰当的教学模式,却没有相关原则和技术。在智慧学习环境中,我们充分利用技术的“智慧性”,灵活地选择智慧学习平台社交媒体,利用各种交互方式和媒体工具,设计与自己学科相适合的教学模式。同时还可通过教学助手的设计,如在线求助策略,促进学生进行高效的合作学习。在科学实验课中我们可结合认知科学仿真技术,建立3D情境馆,如博物馆、图书馆和生活馆,实现学习者真实的学习环境沉浸式学习,提高学习者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技巧。
(五)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相结合
在智慧教育系统,我们结合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环境特点,主要是了解和改善家庭、工作场所,课堂等实现虚拟的共同体与现实共同体中的学习环境,针对教学设计的认知、社会和技术方面都给予跨学科的研究,从而达到利用创新的技术来改变学习方式。
五、总结
目前,信息技术与教育在不断地融合,教育信息化持续良好的发展势在必行,十分迫切。现阶段我国关于技术支持深度学习的学习环境设计与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结合学习科学理论,从理论上设计智慧教育学习环境模型,创建具有智慧特性的学习环境,促进智慧教育的研究更好地发展。
作者:张亚珍 单位:九江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任友群,詹艺.国内外学习科学领域建设、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J].中国教育科学,2013,(2).
[2]J.IAndersonCTtransformingeducation:Aregionalguide[M].UNESCOBangkok,2010.
[3]祝智庭,贺斌.智慧教育:教育信息化的新境界[J].电化教育研究,2012,(12).
[4]靖国平.从狭义智慧教育到广义智慧教育[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3).
[5]JaechoonJo,KinamPark,DogilLee&HeuiseokLim.AnInte⁃gratedTeachingandLearningAssistanceSystemMeetingRequirementsforSmartEducation[J].WirelessPersCommun,2014,(4).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
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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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创刊于1958年,是江苏省教育厅主管、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国性林学与林业工程为主的学术期刊。该刊拥有以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国内一些综合性重点大学、农林院校、工科院校以及国外有关科研机构和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为主体的作者队伍。
该刊是中文核心期刊、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科技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统计源期刊”,曾连续多次荣获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期刊等多项全国性优秀期刊奖。连续收录《南京林业大学学报》的著名检索期刊和数据库有:美国《化学文摘》(CA) 、美国剑桥科学文摘、日本科学技术文献速报(JST)、英国“国际农业与生物科学研究中心”数据库(CABI) 、英国《动物学记录》(ZR) 、哥白尼文摘(CI)、中国科技论文引文数据库(CSTPCD)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文摘》、《中国生物学文摘》、中国林业科技文献数据库等。
1 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定位
在学术地平线上出现一个新的学科并非偶然,环境社会学便是社会改革和变化的社会运动所带来的知识界和政治上发酵的产物。“环境社会学”最早是克劳斯纳在他1971年出版的《论环境中的人》中使用的。随后,社会学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卡森所著的一本关于农业杀虫剂的生态危害的畅销书《寂静的春天》便是催化剂。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当时面临“生态危机”,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关于世界趋势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一度成为当代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人类环境宣言》。社会学家卡顿深受其影响,开始理性思考人口过剩和化石燃料枯竭,他的研究汇集成了一本深具影响的书《过度成长—革命性社会变迁之生态基础》。[1]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韩国分别建立了环境社会学。1992年,最早的日本环境社会学家之一饭岛申子协助成立了日本环境社会学学会(JAES)。到1999年,JAES有了自己的刊物《环境社会学期刊》。在韩国,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有了环境社会学课程。2001年10月,在京都环境社会学研讨会上成立了一个研究网络—亚太环境连线,主旨在解决亚太地区的社会与环境问题。[2]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环境总体形势不断恶化,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破坏日益加剧,对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人类健康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环境社会学开始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环境社会学是关于环境与社会之关系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是环境科学与社会学交叉渗透的产物。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将对环境问题的解决以及协调环境与社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人们开始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环境问题是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失衡的表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我国学者有意识引进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成果,进入21世纪,社会学者开始自觉运用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我国遇到的环境问题,推进了我国的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环境社会学肩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为政府环境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咨询服务,为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出谋划策,同时还将有效地参与社会现代化的规划﹑实施和检验工作。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市环境保护发展的客观要求,向人们提供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行为的指导方案,如环境公众参与﹑环境教育的实施﹑环境文化的构建等。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便由此应运而生。
2 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2.1 儒家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在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耗竭﹑酸雨﹑水资源状况恶化﹑土壤资源退化﹑全球森林危机﹑生物多样性减少﹑毒害物质污染与越境转移等环境问题频频出现的今天,中西学者开始把目光纷纷投向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我国学者也开始发掘“天人合一”所蕴含的生态意蕴。产生环境问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道德和伦理也是产生环境问题的因素之一。
环境伦理的奠基者利奥波德提出了“大地伦理”的概念,他主张把伦理学的道德规范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调节人与自然(大地)之间的关系,把道德权利﹑良心﹑义务扩大到动物﹑植物﹑土壤﹑水域和自然界的其他实体。[3]
环境问题的实质就是人的自身的问题,包括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三个问题,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价值观问题。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意蕴,要求人们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道家“天人合一”思想所蕴含的生态意义非常丰富,其最鲜明就是因任自然,它有助于我们确立人与自然互利共生的自然观,并在实践中采取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的方法论,解决环境问题。[4]
2.2 环境建构主义理论
上世纪60年代是绿色意识的精英启蒙阶段,1962年卡森发表的《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醒了警钟。70年代是公众绿色意识的动员和形成阶段,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正处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发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天才预言。80年代绿色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家喻户晓的常识。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已进入维护共同家园的全球时代。
建构主义认为,环境问题是不同群体表达自身意见的一个共同符号,对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理解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总是通过特定的﹑具体的社会过程,经由社会不同群体的认知与协商而形成的,解决特定环境问题的关键是利用科学知识﹑大众传媒﹑组织工具以及公众行动成功地构建环境问题,并使之为其他人所接受,进入决策议程,最终转变为政策实践。[5]
2.3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结构功能主义非常强调共同价值观与信仰对于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它认为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价值观的扭曲,特别是工业社会,过度役使自然环境与资源,导致环境状况恶化。西方文化具有物质主义与贪婪的本质,过于强调物质消费以及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西方文化与环境之间有密切的关联。社会系统是在对于环境的不断适应中进化的,但它忽略了社会系统内部强制与紧张的一面。此外,一些环境主义者认为,结构功能主义关于解决环境问题的乐观看法有可能模糊人们的环保意识。[6]
2.4 社会冲突理论
社会冲突论强调社会中的权力分配是不平等的,掌握权力的精英影响着社会事件,环境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必然制造环境威胁,全球环境为经济正是全球财富与权力分化的直接后果,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是促进资源在全世界的公平分配。[7]
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1987年,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了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在人类生产﹑生活中要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综合效益(经济﹑环境﹑社会效益)的关系,不能单独地考虑经济效益。
2.6 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着眼于人类进步的负面性,尤其是工业和科技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危害。贝克指出,在“风险社会”中,现代风险—特别是环境风险﹑核技术风险﹑化学污染风险等等—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将是“平均化分布”的,一旦空气或水受到大面积污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知识与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的,温室效应﹑酸雨﹑大气污染大都是人类高度发达的科技“制造”出来的。
3 结语
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学理支撑,同样地,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丰富实践,也将促进我国环境社会学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 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定位
在学术地平线上出现一个新的学科并非偶然,环境社会学便是社会改革和变化的社会运动所带来的知识界和政治上发酵的产物。“环境社会学”最早是克劳斯纳在他1971年出版的《论环境中的人》中使用的。随后,社会学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卡森所著的一本关于农业杀虫剂的生态危害的畅销书《寂静的春天》便是催化剂。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当时面临“生态危机”,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关于世界趋势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一度成为当代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人类环境宣言》。社会学家卡顿深受其影响,开始理性思考人口过剩和化石燃料枯竭,他的研究汇集成了一本深具影响的书《过度成长—革命性社会变迁之生态基础》。[1]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韩国分别建立了环境社会学。1992年,最早的日本环境社会学家之一饭岛申子协助成立了日本环境社会学学会(jaes)。到1999年,jaes有了自己的刊物《环境社会学期刊》。在韩国,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有了环境社会学课程。2001年10月,在京都环境社会学研讨会上成立了一个研究网络—亚太环境连线,主旨在解决亚太地区的社会与环境问题。[2]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环境总体形势不断恶化,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破坏日益加剧,对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人类健康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环境社会学开始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环境社会学是关于环境与社会之关系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是环境科学与社会学交叉渗透的产物。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将对环境问题的解决以及协调环境与社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人们开始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环境问题是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失衡的表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我国学者有意识引进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成果,进入21世纪,社会学者开始自觉运用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我国遇到的环境问题,推进了我国的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环境社会学肩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为政府环境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咨询服务,为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出谋划策,同时还将有效地参与社会现代化的规划﹑实施和检验工作。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市环境保护发展的客观要求,向人们提供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行为的指导方案,如环境公众参与﹑环境教育的实施﹑环境文化的构建等。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便由此应运而生。
2 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2.1 儒家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在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耗竭﹑酸雨﹑水资源状况恶化﹑土壤资源退化﹑全球森林危机﹑生物多样性减少﹑毒害物质污染与越境转移等环境问题频频出现的今天,中西学者开始把目光纷纷投向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我国学者也开始发掘“天人合一”所蕴含的生态意蕴。产生环境问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道德和伦理也是产生环境问题的因素之一。
环境伦理的奠基者利奥波德提出了“大地伦理”的概念,他主张把伦理学的道德规范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调节人与自然(大地)之间的关系,把道德权利﹑良心﹑义务扩大到动物﹑植物﹑土壤﹑水域和自然界的其他实体。[3]
环境问题的实质就是人的自身的问题,包括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三个问题,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价值观问题。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意蕴,要求人们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道家“天人合一”思想所蕴含的生态意义非常丰富,其最鲜明就是因任自然,它有助于我们确立人与自然互利共生的自然观,并在实践中采取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的方法论,解决环境问题。[4]
2.2 环境建构主义理论
上世纪60年代是绿色意识的精英启蒙阶段,1962年卡森发表的《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醒了警钟。70年代是公众绿色意识的动员和形成阶段,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正处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发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天才预言。80年代绿色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家喻户晓的常识。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已进入维护共同家园的全球时代。
建构主义认为,环境问题是不同群体表达自身意见的一个共同符号,对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理解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总是通过特定的﹑具体的社会过程,经由社会不同群体的认知与协商而形成的,解决特定环境问题的关键是利用科学知识﹑大众传媒﹑组织工具以及公众行动成功地构建环境问题,并使之为其他人所接受,进入决策议程,最终转变为政策实践。[5]
2.3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结构功能主义非常强调共同价值观与信仰对于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它认为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价值观的扭曲,特别是工业社会,过度役使自然环境与资源,导致环境状况恶化。西方文化具有物质主义与贪婪的本质,过于强调物质消费以及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西方文化与环境之间有密切的关联。社会系统是在对于环境的不断适应中进化的,但它忽略了社会系统内部强制与紧张的一面。此外,一些环境主义者认为,结构功能主义关于解决环境问题的乐观看法有可能模糊人们的环保意识。[6]
2.4 社会冲突理论
社会冲突论强调社会中的权力分配是不平等的,掌握权力的精英影响着社会事件,环境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必然制造环境威胁,全球环境为经济正是全球财富与权力分化的直接后果,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是促进资源在全世界的公平分配。[7]
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1987年,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了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在人类生产﹑生活中要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综合效益(经济﹑环境﹑社会效益)的关系,不能单独地考虑经济效益。
2.6 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着眼于人类进步的负面性,尤其是工业和科技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危害。贝克指出,在“风险社会”中,现代风险—特别是环境风险﹑核技术风险﹑化学污染风险等等—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将是“平均化分布”的,一旦空气或水受到大面积污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知识与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的,温室效应﹑酸雨﹑大气污染大都是人类高度发达的科技“制造”出来的。
3 结语
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学理支撑,同样地,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丰富实践,也将促进我国环境社会学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一、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19世纪初期社会学一般理论转向专门研究后出现的学科,总体上与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知识社会学的出发点是把知识当作一种精神现象(知识生产)、认识活动、思想方式来研究。它把精神活动及其成果(思想范畴与知识体系)归结为某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最早将社会发展的阶段与知识发展的阶段对应起来加以考察,开辟知识与社会关系研究之先河的是社会学家孔德。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科学体系中每一门学科的发展既依照一定的逻辑顺序,也与历史的顺序相对应。到19世纪中、后期,创立了唯物史观,区分了知识类型,研究了知识的社会功能,对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马克思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先行者,其观点直接影响了舍勒和曼海姆建构的知识社会学。
二、默顿知识社会学范式形成的背景
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年一2003年)是美国著名的知识社会学家。在默顿生活的时代,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发生了快速的转变。
从知识论角度来看,科学与知识的内涵逐步走向具体。知识完成了从追求确定性的不懈努力到不确定性不断凸显的过程。“在知识‘不确定性’凸显的历史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从逻辑上排除错误而寻求不容置疑的确定性知识形式的越来越不可能性,它实质上揭示了人的思维能力建构确定性知识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从哲学领域中分化出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摆脱传统的哲学思维而步入社会学领域。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学对知识问题的研究和解释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知识社会学伴随着社会学的产生而产生。知识社会学理论经历了不同的范式转换的曲折过程。尽管作为一门学科它还在不断探索自身的发展方向,但与知识社会学相关的基础环境却在悄然发生变化:知识、科学与科学知识范畴分化,社会学分析方法的思辨性与经验性分野。知识社会学经历了哲学和社会学的探讨及反思之后,呈现出现展的局面。
三、默顿知识社会学范式的主要内容
1945年,默顿发表了《知识社会学范式》一文。这篇论文是默顿知识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总结。论文对当时知识社会学在美国得到发展的社会基础进行了回顾,归纳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分析了知识社会学发展的未来走向。
默顿在对各种知识社会学研究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后指出,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研究基本上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他发现,马克思、舍勒、曼海姆、迪尔凯姆、索罗金等学者对知识的分类存在巨大差异,各种理论的阐述不尽相同,学科概念以及研究变量急剧增加,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这无疑给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对此,“为了给出现在这一领域中杂乱无章的种种研究的可比性提供一个基础,我们必须采取某种分析图式”。于是,默顿形成了他的知识社会学范式,其主要内容包括:
1.知识的存在基础。默顿分析了马克思、舍勒、曼海姆、迪尔凯姆、索罗金等不同理论家的观点后,将知识的存在基础概括为两种:社会基础与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包括社会地位、阶级、职业角色、生产方式、群体结构等,文化基础则囊括了价值观、精神特质、舆论趋向、时代精神、世界观等。默顿认为这是社会学的中心命题。讨论各种理论的存在基础是为了使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形成共识。由于各种理论对这种存在基础的论述有很大差异,一旦涉及存在基础的本质时,各种理论的本质诉求便显示出多样化。“存在对知识的影响相对于知识的认识论地位的意义这个持续多年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2.知识的类型。社会学对知识领域的分析涉及诸多方面,默顿认为,涉及“道德信仰、意识形态、观念、思想范畴、哲学、宗教、社会规范、实证科学、技术等等”。不同的知识社会学家对知识分类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默顿认为,知识社会学者对知识分类的多样化划分,是建立在其不同的社会学基础之上的。他依据不同学者的著述,分别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曼海姆、舍勒、迪尔凯姆、格拉内、索罗金等人的知识类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分析内容包括各种理论关注的焦点、抽象化程度、概念的基本内容、验证方式、思维活动的对象等。虽然在分析家看来,各种理论都有一定的破绽,但是要真正否定其中之一二,从客观上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默顿对各种知识观偏重综述,仅对其中个别类型的划分方式表达了个人看法。
默顿特别重视马克思的知识社会学理论,认为“是知识社会学风暴的中心”。他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知识类型的划分。马克思“明确地将自然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区别开来”,把知识划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型。其中,自然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它是人对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在默顿看来,自然科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不同于其他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的。
舍勒是较早提出知识社会学名称的思想家之一。“他提出了关于知识社会学的广泛的纲领计划,既从内部的逻辑关系考察思想知识,又从外部的社会功能与条件的角度考察思想知识”。舍勒在对世界观进行体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知识类型学说。舍勒认为,知识“按照人为的程度”可以分为7类:“(1)神话与传说;(2)隐含在自然的民间语言中的知识;(3)宗教知识(从模糊的情感直觉到一个教会固定的教义);(4)各种类型的基本的神秘知识;(5)哲学—形而上学知识;(6)数学、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实证知识;(7)技术知识。”舍勒区分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但默顿认为他并没有提出知识划分的标准问题。因此,这种假设的收获并不大。 3.知识生产与存在基础的关系。在知识与存在基础的关系问题上,知识社会学家的见解更是各具特色,而其结论却让后来者无所适从。因为在同样的问题上,马克思主要探讨的是“观念与经济基础之间的某种因果关系”;舍勒探讨的是“观念与存在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曼海姆是在知识社会学领域中论述最多的学者,但是他的论述却集中在“思想与社会的联系”上;索罗金构造的是“社会与主导文化的有意义的整合”,并将其研究的可信度建立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
因此,默顿认为,要描述知识社会学的范式,必须从细节人手,重新采用一种分析图式。他认为,知识生产与存在基础相关联的方式或途径有两种:一是确定因果关系或功能关系。如决定、原因、对应、必要条件、制约、功能上的相互依存、互动、依赖性,等等。二是明确符号关系、有机关系或意义关系。这是由知识的功能决定的。
4.知识的功能。默顿认为,知识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如“维护权力、促进稳定、确定取向、剥削、掩盖现实的社会关系、提供动力、引导行为、回避批评、转移敌意、提供保险、控制性格、协调社会关系”等。他认为,“这些功能大概可以用来说明知识的持久性。尽管默顿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去论述具体的功能涵义,但是他认为这种分析将是很有意义的,他说:“功能分析并不旨在说明一个社会中的特定的范畴系统,而是要说明存在这个社会所公有的范畴系统。在知识社会学学者中,马克思、迪尔凯姆对知识的功能研究较为用心。马克思没有把知识的功能归结为整体的社会,而是归结于社会中独特的阶层。迪尔凯姆则认为,范畴是社会的产物,有社会功能。
当然,默顿也认为以上几点并不能完全概括知识社会学范式中的内容,要使分析研究得到深化,还需要另外一些范畴。
四、知识社会学的局限性及发展趋向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04-0038-03
目前,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逐渐受到学生的重视。不仅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把社会调查方法课看成社会学专业的基本功,而且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也同样重视社会调查方法课。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部分专业培养计划中设置了社会调查方法课。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公共事业管理、文化产业管理、行政管理等专业的教学计划中都把“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课程列为必修课;其次,大学生创新实验性计划的常规性申报凸显了社会调查方法的重要性,促使学生重视社会调查方法课的学习。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2007年以来,教务处每年都会组织国家级、学校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的申报、中期检查、结项验收。申报成功的项目负责人、参与者在保送研究生、评奖学金、评优等环节中占优势。所以,大学生们申报项目很积极。在所申请的项目中,社会调查类的项目占相当的比例。这促使学生重视社会调查方法的训练。在2009年10月笔者作评委的某次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立项答辩会现场,有一个新闻系2008级的学生答辩一结束就向笔者咨询关于她的立项设计方面的问题,以求改进;第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实践教学占相当的比例,促使老师和学生必须掌握社会调查方法的知识。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将社会实践环节计入总学时中,按照2学分计算。该课程一共是6学分(16学时1学分),其中,课内4学分,课外实践环节2学分。实践教学内容就是安排学生利用暑假作社会调查,撰写社会调查报告。2009年春季学期,社会学系的教师应邀给所有上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一个年级的两千多名学生讲授过4学时的社会调查方法基本知识课。再如,重庆大学2008级学生 2009年的寒、暑假和2010年的寒假都安排了学生的社会调查。前者是假期的学生活动,后者是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作业,计3学分。社会调查的过程使学生发现了自己相关知识的储备不足,从而重视社会调查方法课的学习。
但是,重视社会调查方法课并不等于这类课程的教学效果好。如何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的效果是个难题。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接受了系统的社会调查方法训练的社会学专业学生,在运用社会调查方法进行调查、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从2004级学生的毕业论文来看,虽然大家都按照要求作了社会调查。但根据调查结果所写的毕业论文却存在很多问题。表现在:对具体单个问题或层面的分析基本没有大的缺陷,但是从文章的整体布局来看却存在较大问题。主要体现在前后文的分析思路不连贯,存在较明显的前后逻辑漏洞,缺乏一条贯穿全文的中心线索。另外,经验材料和理论分析相脱离,这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中传社会学专业的论文非常强调实证资料的重要性,任何分析都要求基于调查所得的经验资料。但是很多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都是实证资料归实证资料,理论分析归理论分析,两者缺乏紧密联系和结合。这说明,学术科研精神与方法的培养、提高是非常必要的和迫切的。2005级学生在毕业论文选题上就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题目过大,如《关系:基于中国文化的一种策略性选择》;有的社会学理论色彩不浓,如《厦门市民商业医疗保险购买行为的研究》;有的存在逻辑性问题,如《新媒体与大学生择偶观》。在具体写作论文的过程中,也存在2004级学生出现过的调查结果和理论性的结论脱节的问题,如《新媒体与大学生择偶观》这篇毕业论文,作者在内容提要中写道:
当今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我国已经迎来了新媒体传播时代。大学生作为“网民化”程度最大的一个群体,其包括择偶观在内的价值观不可避免的受到新媒体传播的影响和冲击。本研究采用问卷和深度访谈的方法,以随机抽样的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为例,从分析新媒体对大学生的有效影响开始,进一步调查研究当代大学生的择偶观,并着重从网络时代带来的西方价值观对大学生的渗透,虚拟文化带来的冲击,公众人物对大学生的示范作用以及网络传播的消极信息产生的影响四个方面,分析新媒体对大学生择偶观的直接影响。
这个内容提要概括了全文的轮廓,但致命的问题也在于此。因为,大学生择偶观决不是仅仅受新媒体所影响的,很多其他因素(如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家庭、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价值追求等)会比新媒体影响大得多。而且,枪弹论在20世纪后半期已经被传播学界彻底抛弃了。如果还直接地把新媒体的影响和大学生择偶观联系起来,无疑会闹出简单化、幼稚的笑话。这说明,上社会调查方法课和实际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知识在某些学生那里是两张皮,是脱节的。这就需要作深入、细致的关于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效果的探讨。在这个探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考虑角度是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的针对性。
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文化人类学”等课程的教学经历和体会,并结合指导社会学专业学生社会实践、非社会学专业学生社会调查的经验,探讨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的针对性问题。通过具体探究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的必要性和途径,本文试图推进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效果的提高,并以此对社会调查方法的现实意义略作建树。
一、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的必要性
加强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的针对性,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学习效果,帮助学生完成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实施实践教学计划,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训练学生科学思考、研究问题能力等都是非常必要的。
1.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是非常必要的。兴趣是最好的学习动力、导师,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可以培养学生对社会调查方法课的兴趣。现在的学生崇尚效益思维,如果他们所学的对他们将来的就业、深造没有帮助,那么他们对这些学科是不感兴趣的。这也是基础类学科不受学生青睐的根本症结所在。在社会调查方法课的教学中,注意针对学生的需要进行讲授和引导,必然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提高学生学习效果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提高学生学习效果是非常必要的。空洞地讲理论、技巧,不能针对学生的特点和期待,这样的教学,其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3.帮助学生完成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实施实践教学计划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帮助学生完成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实施实践教学计划是非常必要的,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社会学专业的课程中,很多都设置了实践性教学环节(如社区概论)。实践教学计划的落实也是很多专业必须的条件。中传的实践教学计划总学分为30学分,除军训、毕业论文等必须完成的学分外,需要系里老师安排的学分还有近20学分。这就要求老师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以帮助学生完成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实施实践教学计划。
4.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大学生必须具备初步的研究能力,没有创新能力是不能实现的。而社会调查方法课对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而言是最基本的条件。以下是中传2007级媒体创意专业某学生2009年12月31给我发的一封电子邮件,说明了创新能力培养的必要。
冯老师:
您好!感谢老师一个学期以来给我们上“文化人类学”这门课!我和很多同学都有交流,大家觉得这一个学期下来,我们感觉到自己相比以前有了很多收获。我想这其中跟老师您有很大的关系,这门课不仅仅是让我们学到了一些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知识,还引导了我们如何用严谨的态度去写论文,看问题,做研究……
黄 晶
5.训练学生科学思考、研究问题能力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训练学生科学思考、研究问题是非常必要的。现在的学生一般都很善谈,但他们的言谈往往基于自己的直观思考,缺乏严谨的逻辑性,更缺乏经验材料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调查方法课对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能力有很大作用。
二、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的途径
针对学生的需求进行讲授,做到有的放矢;针对学生在选题和设计、实施社会调查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课堂讲授,以加深印象。这两条途径对于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是必须的。
1.针对学生的需求进行讲授,做到有的放矢。
老师了解学生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或相关内容的讲授,是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的基本途径之一。中传2007级媒体创意的李舒沁同学2009年12月31日曾给笔者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咨询寒假社会调查选题的问题,笔者有针对性地作了答复。这样的互动在社会调查方法课的教学过程中是必要的。以下是我们电子邮件交流的内容:
李舒沁:寒假里我想做一个关于民族融合问题的社会调查。我们市那儿有个南通市民族中学。那边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就来在这个学校里上初中、高中,据说当地大学的学生常年去那儿爱心教学,藏中也会安排同学寄住在当地人家中。您上课讲过关于民族融合的问题,我就想做一个这个方面的社会调查。但是具体的切入点还是不太明白。老师您觉得这个选题可以吗?具体的切入点方面能给我出出主意吗?非常感谢老师。
笔者的回复:民族问题在当代中国很有研究价值。你说的调查,我想题目就定为《内地民族中学教育与藏族学生的民族认同》,可以调查藏族学生怎样接受教育、接受了哪些方面的教育、效果如何。在作总体描述的基础上,从民族认同感是否弱化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民族融合范围太大了,先从这个角度做好,以后有机会再做其他的。
就社会学专业学生而言,从大一开始,老师就引导他们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主题进行研究,带着这个问题一以贯之地上社会调查方法类的课程,直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把对该主题的思考形成研究结论、见诸系统、科学、规范的科研成果,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高社会调查方法课针对性的模式。中传2005级社会学专业学生罗文宏在一次征求专业建设意见时曾经说过:他们以前在上方法类的课程时,由于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用处,很多人都没有好好学,以为能过关就行。但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发现当初没好好上课,现在就没有驾御论文调查阶段的能力了,悔之晚矣。
2.针对学生在选题和研究设计、实施社会调查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课堂讲授,以加深印象。
以下是学生在社会调查知识运用方面的常见问题分类:
(1)选题中的问题
选题不当是社会调查、论文写作中的常见问题。以中国传媒大学2009年秋季学期的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申请为例,有不少项目的选题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通过比较香港与北京电视台的饮食栏目研究两地的观念差异》(所用概念过宽、过大)、《影像调查当代中国中西部乡村教育现状――以山西省榆社县为例》(混淆个案研究和总体的关系)、《版权与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之中国网络版权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题目太烦琐,不精练、表达不准确)、《中国直销从业人员生存现状调查》(用词不当)、《对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社会学研究――以中西四大快餐品牌为例》(题目过大)。
(2)研究设计中的问题
例如,关于定性研究与假设的关系问题,有的同学没有弄明白,以为所有的调查都应该追求假设和假设的验证。实际上,定性研究不应该以追求假设验证为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全面地理解调查对象。“深度访谈的目的并不在于解疑释惑,也不在于验证假设,抑或是通常所说的‘评价’。深度访谈的核心是,了解其他人的‘鲜活’经历,理解他们对其经历生成的意义。”中传2007级媒体创意专业的晏昭同学于2009年11月交的文化人类学课堂论文题目是《“在京新疆青年”文化融合过程调查与分析》,文章非常认真地呈现了她的深度访谈调查过程和结果分析。但有个明显的问题,就是过分追求提出假设和假设的验证,这种研究设计使她的调查和调查的结论误入歧途,没有挖掘出定性研究的更深刻的意义。以下是晏昭同学这篇论文的摘要和提出的假设:
本文全程展示了一项针对“在京新疆青年”的文化融合过程的调查,这个调查主要是以文化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和研究视角来实施。研究发现,被调查者“在京新疆青年”在受到文化冲击,融入北京文化的过程中后,会自发寻求一个同是“在京新疆人”的群体,以群体为壁垒抵抗文化冲击。同时,调查结果表明,“在京新疆青年”这个群体(文化区),还因为民族的不同分为许多小群体(小文化区)。在这些小群体中,文化之间差异很大的群体更难实现文化融合和“同化”。另外,当时环境对“在京新疆青年”的情绪影响也起了重要作用。
本次研究的假设
假设一:新疆青年来到北京会遭遇到文化震惊和文化冲击,之后会进入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同化”现象出现。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会不同程度的感到孤独和无助。
假设二:“在京新疆青年”在受到文化冲击后,可能会主动寻求一个同样是“在京新疆青年”的群体,以群体作为壁垒抵抗所受的文化冲击,他们还从这个群体寻求情感和安慰。
假设三:最后,他们决定长期在北京生活之后,就面临着一个重大选择,是坚持自己原有的文化,还是接受北京的文化改变自己。此时,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会对他们的选择造成怎样的影响?
晏昭同学作研究的态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遗憾的是,她不清楚这个趋势:实际上,“定量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和假设的运用,被新一代的定性研究者所拒绝。”“定性研究者致力于一种主位的、具体的、基于个案的立场,这一立场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特定个案的特殊性上。”
(3)实施调查中的问题
在实施社会调查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过程中很好的针对性素材。例如,2009年4月底,笔者带学生到陇南调查地震灾区灾后重建的问题。有位同学非常“机灵”地在笔者和一位公交车乘客聊天的时候,跑到乘客后面,悄悄地拿起了录音笔录音。过后我对她说,如果要录音,应该征求被访谈者的同意。她说:“另一个老师说了,千万别告诉人家,如果告诉了人家,他就该拒绝接受访谈了。”这就涉及到了社会调查中体现的伦理原则问题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绝不强迫任何人参与研究,且不给参与者带来任何伤害”的基本伦理原则。知情同意应该是多数访谈调查的伦理要求。“研究者要让受试者了解他们将要去参与的是什么形式的活动,活动的性质是什么,研究的程序有哪些,研究的风险有多大,是否有什么收益或可能受到什么伤害等。”
目前,国内社会学界关于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效果、针对性的探讨尚不多见。本文的探究也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尚需要进一步的、持续的、长久的关注与探究,才能取得更深入、更上乘的研究成果。
注释
1 埃文•塞德曼著.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指南(周海涛主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9
2 诺曼•邓津、伊冯娜•林肯主编.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风笑天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12~13(第1卷)
3 林聚任、刘玉安主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第二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392
参考文献
1 埃文•塞德曼著.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指南(周海涛主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2 诺曼•邓津、伊冯娜•林肯主编.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第1卷)(风笑天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3 林聚任、刘玉安主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第二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4 中国传媒大学社会学专业2004级、2005级部分学生毕业论文
5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创意专业2007级部分学生文化人类学课社会调查报告
2.面向规划学科需求的城市社会学教学研究
3.城市化、公共政策与城市认同——市民创造城市:城市社会学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探索
4.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的一种视角
5.城市空间结构分化的社会学解析:经典与启示
6.城市社会空间分化如何可能——西方城市社会学空间理论的中国意义
7.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主要理论述评
8.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9.试论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
10.城市社会学的兴起与困境——兼议城市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地位
11.浅谈城市规划层面的城市社会学研究
12.城市社会学研究前沿:场景理论述评
13.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城市社会学
14.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
15.新城市社会学:197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社会学的范式转变
16.城市社会学教材建设中的问题和思考
17.恩格斯早期城市社会学思想及其当代回响
18.城市社会学的产生与理论发展
19.农民工居住形态的城市社会学解读
20.城市文化研究与城市社会学的想象力
21.群体性“冷漠行为”的社会结构成因分析:一种城市社会学的视角
22.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
23.何谓“空间”——一种来自城市社会学学科的思考
24.社区、空间与城市社会学——再议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25.城市人的社会特性——源自城市社会学的理解和认识
26.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27.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生态学视角
28.反思性延续:认知视角下的城市社会学思想流派
29.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30.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城市研究——以《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为例
31.关于城市社会学界定的辨析与整合
32.城市社会学视阈下城市规划理论的演进
33.世纪之交的城市社会学新前沿
34.试析人类生态学范式与新城市社会学范式之不同
35.论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
36.新城市社会学视域下我国当代城市空间生产的特征
37.在社会学和城市学双重视野中发展城市社会学——兼论在新的城市社会学框架中的城市社会发展与预测研究
38.新城市社会学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示
39.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形态与城市融入——基于城市社会学视角
40.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41.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42.日本城市社会学的历史发展
43.关于城市社会学界定的辨析与整合
44.城市社会学实践教学环节的创新性探讨
45.城市社会学视角下的传统建筑文化保护与开发——以闽侯县南屿镇为例
46.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47.新移民浪潮中的城市社会学浅析
48.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
49.当代大学《城市社会学》课程组织与教学改革探讨
50.城市商业步行街区建设的社会学研究
51.城市社会学主导下的旧城更新之路
52.西方城市社会学的早期发展
53.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城市社会学原理》简介
54.有关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探究
55.城市社会学的领域及理论流派
56.社会学渗透下的城市规划泛论——兼论现阶段的中国城市规划
57.城市道路交通环境的社会学分析
58.基于城市社会学角度重构旧城改造的和谐对策探析
59.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城市生态系统的特点、结构和功能(一)
60.从城市社会学视角看我国城市传统古建筑现状——以南昌老城区传统古建筑为例
61.对照教学法进行城市社会学教学的模式研究
62."社会空间视角":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
63.教育与城市互动关系新探——《教育与城市空间生产——基于对城市社会学空间研究的拓展》评析
64.城市社会学带有倾向性的理论问题——介绍《城市社会学》一书
65.从城市社会学角度重构旧城改造的和谐对策
66.新城市社会学
67.我国城市白领群体生活方式的社会学研究
68.集体消费理论对城市社会学经验的再认识
69.新的城市社会学
70.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化
71.城市空间社会学:溯源与拓展
72.新城市社会学下我国当代艺术社区的逻辑探寻
73.城市社会学
74.北京学——从城市文化生态学到城市社会学
75.社会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
76.足智多谋的城市:梦想与忧思——国际城市社会学与区域发展协会2013年学术会议纪要
77.解读《新周刊》的城市社会学
78.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相邻学科关系
79.论城市规划的社会学转向
80.近年我国城市社会学研究概述
81.西方城市社会学研究概况
82.必须重视城市社会学的研究
83.要重视社会学在城市建设上的作用——《新城市社会学》读后感
84.城市的形式与内涵——关于《城市社会学》的课程教学研究
85.对城市旅游景点无障碍环境问题的社会学思考——以成都市为例
86.社会学视角下的国内外城市空间研究述评
87.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解构”与“结构”——新城市社会学的视角
88.城市研究中的空间分析
89.阅读城市的社会学视角——评《巴黎社会学》
90.评《城市社会学》
91.芝加哥城市社会学与实证研究的发展
92.当代日本城市社会学探析
93.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化
94.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筹)成立大会综述
95.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96.唐长安文明成就的城市社会学分析
97.研究城市社会 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介绍郑也夫的《城市社会学》
本文以1990年徐隆瑞、梁向阳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0版),1999年顾渊彦主编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9版)、卢元镇主编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2003版)为研究对象,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四个方面来探讨其学科内容和体系;同时在比较国外相关研究及参阅国内同类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
1、研究方法
1. 1文献资料法:查阅(体育社会学》专著和教材近10部,并通过计算机检索相关文章数篇,这为本文的进一步分析莫定了资料基础。
1.2专家访谈法: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10余名教授进行访谈,访谈包括《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及研究内容等。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 1学科性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我们来比较三个版本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学科”;2003版认为,“其学科性质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具有综合研究的性质,具体来说,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既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1999版的观点是“体育社会学是在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综上可看出,《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这一说法得到一致的认可。
就国内有关《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的相关文章及资料显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①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②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③既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
由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它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关于它与体育科学的关系是分支,还是基础,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著名学者卢元镇先生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体育科学的基础学科。
2. 2研究对象。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理论出发,研究体育的社会性或社会过程的学科,或者说,体育社会学是研究体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学科。”此处的社会过程和社会性不仅表现在体育活动系统内部,而且还体现在体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及社会总体的关系上。1999版引用《中国体育社会学》中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具体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2003版《体育社会学》中清晰地阐述:“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
综上可以看出,研究者对《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观点,与其对学科性质的不同看法有密切关系。对不同学科性质的看法,决定了不同研究对象的观点。
2. 3研究内容。我们对3个版本《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在1990版、2003版本中清楚的介绍了研究内容,其中有3个共性的方面,①体育的社会结构、特点及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其中包括整个体育结构及其组织形式的研究;体育与社会现象(包括经济、政治、宗教、教育、文化等)之间的关系等。②体育社会学的理论和体育社会问题。这既包括创建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也包括解决体育中的具体社会问题。研究者通常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促进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和谐发展。③不同体育形态的研究(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据目前的资料来看,对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研究较多。大众体育包括大众体育的群体与组织、闲暇与体育、生活方式与体育、影响大众参与体育活动的因素、各种群体的体育等等方面。
由于近来关于社会化的定性研究已经为理解社会体育界和体育参与提供新的、很有洞察力的见解,所以对社会化问题的研究也很关键。体育运动与社会分层的研究,包含的内容也较多,如体育运动中的阶层差异是什么、不同项目之间是否存在活动者的阶层差别及其程度如何等。
西方有关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与我国有相似的地方,同时也存在一些时空及文化差异。随着进一步广泛的交流和发展,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将更加具有多元化、包容性和普适性。
2. 4框架结构。3个版本《体育社会学》分别有13、 15,20章组成,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我们对其章节的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体育社会学》有一些共同之处: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及性质,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体育与人的社会化,体育群体与体育组织。随着10多年的社会及体育学科发展,《体育社会学》自身也不断增加新的内容,社区体育、妇女体育、老年人体育、残疾人体育及体育社会问题逐渐受到研究者关注,被纳人到《体育社会学》体系中来。
应该来说,《体育社会学》的框架结构是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受其指导而建构形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科自身也不断的增加新质,特别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体育现象和问题领域。此外,《体育社会学》的框架结构也受特定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及不同文化土壤的影响和制约,这一切就决定了《体育社会学》目前的多元化发展。但从相关研究来看,我们仍可发现其中的类似内容,如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及性质、体育的社会问题等方面。
3、结论与建议
3. 1本文通过比较国内3版本(体育社会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找出有关学科发展中的相同及相异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