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印刷工艺的选择

在“红塔山・经典100”烟包的印刷纸张方面，我公司选用了转移光柱镭射卡纸，这是一种环保型可降解纸张，其所表现出来的熠熠光泽效果可以显著提升这款烟包的档次。

我们知道，烟包印刷最初采用网印工艺表现拉丝效果，但是所使用的网印油墨大多为UV油墨，墨层较厚，印刷后的气味较重，且生产周期较长，不适于批量生产。后来，凹印工艺凭借色彩艳丽、印刷速度快等优势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烟包印刷中，但由于其使用的油墨以醇溶性凹印油墨为主，由此造成的有机废气排放问题一直为烟包印刷行业所诟病。为尽可能降低有机废气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目前行业内生产的“红塔山・经典100”在印刷工艺方面，均采用了局部用醇溶性油墨印刷、实地满版用水性油墨印刷的组合印刷方式，使得这款烟包的VOC含量指标可以完全满足YC 263-2008《卷烟条与盒包装纸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限量》标准的相关规定。

为了将我公司承印的“红塔山・经典100”烟包打造成一款最具环保优势的烟包产品，我公司通过对烟包上条形码白色底框的印刷适性、条形码的识读性以及叠印在底色上的红色（咖啡色）细小图文的印迹扩张和模糊程度等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同时在制版和油墨供应商的配合下，对印版制作参数和水性凹印油墨配方进行了反复多次调整，最终实现了对“红塔山？经典100”烟包的水性凹印油墨全版印刷。

印后工艺的选择

在烟包印后加工工艺中，电化铝烫印工艺、压凸工艺具有突出的表面整饰效果，得到了广泛应用，且大大提升了烟包的附加值。“红塔山・经典100”烟包背面采用了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印章图案；“百年经典”四字以突出的红色为底色，并采用了镭射光柱字体，经过压凸工序后显得更加醒目、大方；品牌名称“红塔山”采用的是在镭射光柱纸上印刷的深红色半透明字体，色彩鲜艳、亮丽，经过压凸工序后显得更加醒目和富有立体感。“红塔山・经典100”烟包还采用了两种防伪烫印技术，一种是在“龙马抱塔”图案上选用了椭圆型明暗交替变动的激光全息防伪电化铝烫印技术，另一种是在“红塔山・经典100”印章标志上采用了专用的红色电化铝烫印技术。

在印后加工设备方面，我公司采用的是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MK920SS双工位自动平压平烫金设备，其性能稳定，一次走纸即可完成两次烫印或烫印后再压凸工艺。

我公司采用该设备对“红塔山・经典100”烟包进行印后加工的实现过程具体如下。

（1）“红塔山・经典100”烟包小盒的印后加工工艺主要包括5道工序，即品牌名称中文、古塔图案和“百年经典”印章压凸一次，品牌名称英文压凸一次，全息防伪电化铝和圆圈压凸一次，全息防伪电化铝和“经典100”红色专用电化铝烫印一次，模切一次。由于长荣MK920SS双工位自动平压平烫金设备的每个工位可控制3组全息防伪电化铝的跳步作业，实现全息防伪电化铝烫印和压凸工序一次完成，因此烫印次数可由5道减少到4道。

（2）“红塔山・经典100”烟包条盒的印后加工工艺主要包括4道工序，即品牌名称中英文、古塔图案和“百年经典”压凸一次，全息防伪电化铝和“经典100”红色专用电化铝烫印一次，全息防伪电化铝和圆圈压凸一次，模切一次。采用长荣MK920SS双工位自动平压平烫金设备，烫印次数可由4道减少到3道。

由此可见，采用长荣MK920SS双工位自动平压平烫金设备对“红塔山・经典100”烟包进行印后加工，不仅减少了烫印工序，降低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缩短了生产周期，还缩短了两道工序之间的时间间隔，避免了因纸张变形或规矩变化造成的套印误差，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和设备利用率。

篇2

中国画“象思维”再认识

质化、技术反智与拜金主义

在“常规电影”中锻造春节档

数字艺术应有独有的批评体系

网络文艺的主流化与新格局

精耕细作的影片才会有高回报

春节电影“新民俗”的文化意义

金融资本进军电影产业的利与害

当代学者的历史责任和精神追求

本刊召开编委会暨办刊工作研讨会

跨越时空的红色记忆与镜像呈现

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学记录与表达

题材文艺创作的立意与类型

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和跨文化研究

“中国古典舞”名分的古今之辨

中国电影结构性调整与科学发展

当今书法展览场域下的审美心态

超越影像:中国电影的文化景观

关于书法人文精神若干范畴的思考

北京剧场艺术生态失衡现状的思考

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之反思

传统戏剧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模式

诗意地栖居:自然文学的魅力与追求

张世英对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的推进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文化立命,万有相通

众筹:艺术公共化对“个体中心”的消解

热血铸就经典:红色戏剧的回顾和思考

论文化相对主义之下的当代分析美学策略

网剧生态观察:概念、历程与类型分析

中国传统音乐在世界音乐市场中的角色

近年来国产电影的表演美学及文化分析

从侯孝贤电影看电影与音乐的互文本关系

2015年中国电影创作的新格局与新问题

当代中国电影合拍片的发展模式与态势

从曲艺流变看艺术传统的活性与价值重塑

从第五届全国青年美展看创作的趋向与缺失

奥斯卡美学密码:谈《荒野猎人》的启示

从艺术价值链理论看文联组织的新职能

20世纪中国画学之理论建构与价值取向

首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培训班开班

构建中华民族当代哲学精神的一位学术大师

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样保护与发展保护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启动“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巡察

“新丝路·新思路:民族文艺论坛”将于呼和浩特举办

时代哲思,高远境界——我心目中的哲学家张世英先生

篇3

近年来,国学蓬勃兴起,传统文化经典的阅读在大学校园里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大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信仰的缺乏,价值观的迷离,使他们的生命迷茫而困顿:沉溺于网络,漠视生命,斗殴自残等现象在大学校园里屡见不鲜,“大学”已经不是一个让人充满无限美好遐想的一方净土,一桩桩自杀事件叩击着我们的心灵,从中国传媒大学的情侣的殒命到武汉大学的博士的自杀,乃至中国政法大学弑师案,一个个生命的凋零似乎用鲜血在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大学教育怎么了?

由此,有识之士试图通过传播文化经典来挽救大学生失落的精神家园。大声疾呼大学生生命教育必然要进行文化传统教育。而且一些院校开始了身体力行的实践:从江西师范大学“生命教育课”(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开设,到南阳理工学院在学生中推行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可以说,他们的努力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生命教育本质上是培养人格完善、心智健全的人。人的生命在教育中不断成长,人通过受教育而成为人,夸美纽斯说:“有人说:学校是人性的工场。这是明智的说法。因为毫无疑问,通过学校的作用,人真正地成为人。”[1]郑晓江先生把人的生命分为“血缘性生理生命、社会性的人际生命和超越性的精神生命”。[2]前者是生理生命,后两者是人文生命。人文生命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位列三才之一,可以顶天立地,在于人有情有义有灵,即人的精神性生命。

不可否认,传统文化经典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塑造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及中国人的思想品格,生命教育中社会性的人际生命与超越性的精神生命都是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传统文化经典是塑造人生命的基本力量,利用传统文化经典对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其一,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思想类经典,具有丰富博大的生命意蕴,可以丰富人的精神生命。传统文化经典浩如烟海,学者徐春林把传统文化经典分为四类:即思想类经典、文学艺术类经典、生活类经典、科技类经典。思想类经典可分为儒释道三类经典。儒家经典主要有四书五经,讲求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成己而成人,着重建构人的社会性生命。道家经典以《道德经》、《庄子》为代表,以得道成仙、自然无为为旨归;侧重生命的超越性精神生命。佛教禅宗经典以《坛经》为代表,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为核要,直指人的灵性存在,侧重生命的超越性。儒释道经典中所探讨的生命问题虽然各有侧重,但万论归一,讨论的是“有心灵生命的存在”。

其二,传统文化经典中蕴含丰富的生命智慧,有利于提升人格,涵养心灵。中国大学生生命教育无法离开传统文化而自成一格。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丰富的人生智慧,如道家的重生养生、少私寡欲;儒家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佛家智悲双运,自利利他等思想,对于引导大学生确立生命的价值与信念,保持良好心境,处理人际关系,提升大学生的生命智慧与修养,不无裨益。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很多高校,都开设了传统文化课,但是却没有很好地发挥生命教育的作用。纵观大学校园传统文化经典阅读,仍然不尽人意。虽说《论语》、《孟子》等一些传统文化经典一直是很多大学本科生的必读书目,但在经典教育中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通过传统文化经典对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面临困境。

原因似乎显而易见:

其一,西方的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的价值观的影响。近些年来,西方的实用主义的思潮,伴随着市场经济,席卷中华大地。人对物表现出无限的贪恋,金钱曾一度成为生命价值的标尺。大学校园亦非净土,实用主义成为大学生的主要价值观,“学ⅹⅹ有什么用?”成为大学生思考问题的主要方式。所谓“有用”即是否有利于考证、就业、赚钱等等,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所学知识与教育的价值。“教育即成长”的内在生命价值消失,“大学生”的生命开始物化,实用功利成为生命的全部价值,精神价值与智慧价值一片荒芜。美国教育家艾略特不无讽刺地说:“要不是教育意味着更多的金钱,或更大的支配人的权利或更多的社会地位,或至少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那么费心获得教育的人便会寥寥无几。”[3]所以阅读经典在一些学生看来,费时费力,又不能获利,没什么大用。自然不会去阅读,更谈不上以经典涵养生命。

其二,一些大学教师的理论素养与人文素养无法承担教育的责任。大学生虽然已经成年,高中“应试教育”以高考为终极目标,与提升人格的教育主旨无关,与功利性的目标有关。学生在挤过“高考”的独木桥后,他们的生理与心理也发生急剧的变化,人生开始失去方向,需要更多的关注与引导。

而大学教师的理论素养,人文素质,道德水准不尽人意。无法承担起生命教育的责任。院校中真正懂得传统文化的教师,数量并不多,难以满足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需求。而更让人忧虑的是,高校教师的人文素养让人堪忧,君不见高校教师抄袭事件屡屡见诸于报端,其中不乏名校;一些“专家学者”因为缺乏社会责任,正在使这一称号失去光环,“高校教师”这个神圣的称号不再神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现在的大学教师更多是在“授业”而非“传道”。大多在“谋食”,而非“谋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4],一语道破高校教育现状。很多教师成为教书的机器和工具,而非教育者。人文教育与素养,绝非几节人文课就可以解决问题,教师的言传身教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庸》有言:“修道之谓教”[5],讲授传统文化经典的教师,应是“经师”与“人师”的合一。

古人“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6],庄子认为教诲之人,“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7]反躬自身,仁义忠信,恭俭推让这种素养,我们多数为人师者并不具备,而大学生命教育的主要承载者是教师,教育的本质是人对人的启迪!笔者以为,要让学生的生命通过传统文化经典得以涵养,必须塑造教师自己良好的人格与心灵,否则无法涵养学生的生命。夸美纽斯说:“我们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它就是学习能提升我们、使我们思想高尚的智慧——我们把这种学习称之为道德和虔诚。”[8]一个拥有美好心灵的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启迪与教育将是最为直接而有效的,胜过任何教学技巧。老子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9]

针对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笔者在教学与教育中进行了一些尝试,进行了相关的探索与尝试:

其一,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多角度渗透传统文化经典,提升学生的生命意识。首先在课堂教学中渗透经典。在阐释“和谐社会”的理念时,从“和而不同、中和为美、以和为贵”等角度阐释其文化内涵,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儒家理念。并介绍道家和谐观念,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与自我生命的和谐,强调道家“道法自然,敬畏与尊重生命”的发展理念。由于课时有限,不可能在课堂上过多讲述,为使学生达到自身生命的和谐,把笔者所撰写的论文《老子的心理和谐观》发到学生公共邮箱,供学生阅读与参照!在阐述先进文化时,介绍传统文化之精粹,激发学生阅读传统文化经典的兴趣,鼓励学生修身养德,经邦济世,承担社会责任。其次,课外开设讲座,讲解经典的读书方法。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了让学生掌握读书的方法,激发学生对经典的兴趣,应学生社团之邀,专门做了“以经典浸润人生”的讲座,结合自己的求学读书经历,从各个角度阐述以经典浸润人生的重要性、必要性与意义。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我所执教的班级有一部分学生开始对传统文化经典产生了兴趣。

再次,鼓励学生写读书笔记,计入学分。在笔者所列学生的书目中,除了与毛邓课程相关的一些红色经典外,还有《论语》、《孟子》、《道德经》等传统文化经典。朱光潜说:“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经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是一部,口诵心惟,咀嚼得烂熟,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都受用不尽。”[10]所以在开学初,我告知学生“与其到处挖井,不如深凿一井”,在对书目做了具体介绍后,让学生选择其中一本,作为本学期的经典精读书目。让我感到惊异的是,百分之六十的学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论语》。要求学生的读书笔记字数不限,但必须结合人生与社会现实谈出自己的体会。写读书笔记的过程既是认知的过程,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一位同学在读书笔记中这样写她关于曾子三省的体会:我们每天也应该反省自己,回忆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和朋友交往,有没有不守信的地方,反省一天中所学的知识,是不是已经熟练掌握了,不能虚度每一天!”。从所交上来的读书笔记来看,学生确实从阅读文化经典中受益。

其二,课外组织《论语》读书会,以经典滋养生命。在教学中发现,少部分学生对经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缺乏教师的指导!因势利导,组织了《论语》读书会。之所以选择《论语》这本经典,原因有三:首先学生之兴趣与需要。近几年,随着于丹百家讲坛《论语心得》的热播,《论语》几乎家喻户晓。大学生渴望接近《论语》又缺乏指导,尤其是人文知识比较薄弱的理工院校学生。其次从《论语》这本经典的文体来看,是格言语录式的对话,又比较贴近生活,很少有抽象思辩与论理,大学生读起来不会有太多的陌生感,读来会有亲近感。再次,《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心魂”之所在,其所体现的实用理性有助于学生在行动中践覆。正如李泽厚所说:“这里很少有‘什么是’的问题,所问特别是所答(孔子的回答)总是‘如何做’的问题。但这些非常实用的回答和讲述,却仍然是一种深沉的理性思索。[11]所以这些处事格言关乎人作为本体存在的价值体认,从而成为准宗教性能的教诫与体会。因此容易得到学生的情感认同。

因此利用业余时间,每周与学生一同学习与讨论《论语》,学习分为几个过程:注音解字、释意连篇、涵泳讨论。由教师先主讲几次,每次不可贪多,不宜超过五章。学生掌握了方法后,可以由几个学生分别主讲。目的只是让学生通过《论语》的学习,了解儒家文化,体会人生,躬身自省。在讨论阶段必须结合自身与社会现实,如孔子在《论语》第二篇《为政》中集中论述了“孝道”观,我结合《弟子规》与《孝经》介绍了中国传统孝的文化观念,也指出要辨证看待“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孝道观。学生结合自身的实际,谈到了对父母的孝道,发现按照儒家的孝道观,我们每个人自身有很大的差距,深刻体会了孔子所说“色难”之理。结合社会现实,大家也讨论了现代社会对传统孝道观的冲击。最后形成了“行孝当及时,论心不论迹”的共识,对待父母尽力做到愉色婉容。在这样的经典阅读中,《论语》变成了启迪生命的文本,生命与生命可以真诚地交流,卢梭说:“利用日益成长的感性给这个青年人的心中投下博爱的种子。正是由于在他一生中,只有这个时候对他的关心教养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12]。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是个引导者,同时也是参与者,每一次与学生讨论《论语》,自己仿佛做了一次心灵体操,自身的生命同时得到教益与提升!在共同的阅读中阐述道理,点化智慧、丰盈精神,从而滋养生命。

其三,在读书会的基础上,鼓励学生成立“《论语》修身会”的学生社团。社团以“阅读文化经典,提升人文修养”为宗旨,以生命来影响生命,形成良好的氛围。学生在读书之余,组织了考察孔庙的活动。学生组织者对杭州孔庙先进行了考察,有一位学生讲解,提出相关问题,并召开了协会的会议,大家互相介绍,彼此熟悉。在考察的过程中,对孔子生平主要事迹,儒家思想及礼仪有了感性和具体的认识,又发现了传统文化知识的不足!我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深入阅读《论语》。结合孔子弟子颜回与曾子的事迹进行教育,当学生面对塑像时候,他们了解知识与人物的愿望比较强烈,教师的言语更容易渗入他们的心田!“《论语》修身会”刚刚起步,作为教师,如何更好地引导?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实践。

在探索以传统文化经典浸润大学生生命的过程中,深感“知易行难”!以传统文化经典进行生命教育,由于各方面的因素,还不能吸引起大多数学生加入其中。同时需要教师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经历,真正做到“诲人不倦”。指导学生进行传文化经典阅读,关键在于教育者的真诚。孟子言:“诚者,天之道;思诚,人之道也”[13],坦诚地对待学生,与学生一起分享生命的悲欢与感受!此外,一人的力量极为有限,需要学校多方力量的配合,教育应该形成合力!由于初步探索与实践,从笔者自身素养与教学教育实践来说,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诗人泰戈尔曾说过:“播种一个信念,收获一个行动;播种一个行动,收获一个习惯;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个性格;播种一个性格,收获一个命运。”生命教育本身是“以心传心”的。没有经过实践与思索的理论是苍白与肤浅的,生活与教学中的生命教育是鲜活与丰富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躬身而行!相信经过同仁的共同努力,生命教育的星星之火终有一天会成为成燎原之势!

参考文献

[1][8][捷]夸美纽斯著:任钟泉译,《大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第191页.

[2] 郑晓江:《生命教育演讲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96—105页.

[3] [英]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04页.

[4]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18页.

[5][6]陈绍敏主编:《大学·中庸》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第10页.

[7] 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37页.

[9] 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 页.

[10]朱光潜:《谈修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南宁,2008年版第92页.

篇4

一、确立文学与影像互读的教学观念，突出文学与影像互读教学的必要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目前存在“老化、僵化、不适应时代的问题”[1]（p21）。而忽视影像资源，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不适应时代的一种表现。众所周知，当今时代是图像文化时代，图像在当代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读图时代的到来引发了一场图文“战争”，“文学作品不断被影视‘殖民化’……越来越多的非图像文化资源被图像化地开发利用，许多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名著被搬上影视银屏，或被改编成漫画和连环画”[2]（p137），给文学教学提出了时代性挑战。而从学生的学习需求来看，他们当下的阅读已经从专注于文字理解转向热衷于图像，普遍优先选择接受影像化的信息，用影像作品来代替文本的阅读。笔者的课程教学调查就显示，百分之百的学生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应当利用影像资源，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讲课效率和内涵。因此，直面图像时代的挑战，变危机为契机，从学生的学习需要出发，打破旧的教学观念，将文字、声音、图像等综合起来，探索文学与影像互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方式，是现实的必然要求和课程教学与时俱进的应然选择。

二、力求适时适量，坚持文学与影像互读教学的科学性

实施基于文学与影像互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应当根据各教学因素来科学合理安排，做到适时适量。课程性质不同，文学与影像互读的教学处理就有所不同。在必修课教学中，以精选原著和影视作品为基础，截取一些典型片断来配合文学讲解，时间不宜太长。而在选修课教学中，则相对宽松，有时可以使用片断式影像资料，有时可以放整部电影甚至是师生自己拍摄的影像dv。从教学内容安排来看，进行作家作品的教学，要回到文学作品的情境或文学史现场，适合进行文学与影像的互读，如果是文学思潮运动的教学则不太适宜。考虑时长因素，如果影像是电视剧就只能精选片断，如《围城》等。而电影或学生自拍的影像则可视情况全部播放。另外，选择不同作家甚至是同一作家的作品影像均要注意典型性和代表性，如鲁迅小说改编的电影《阿q正传》、《祥林嫂》与电影《鲁迅》等，张爱玲小说改编的《金锁记》、《色戒》等，要选择据文学代表作品拍摄的成功影像。从课堂形式来看，实施文学与影像的互读教学，必须充分利用课外第二课堂来补充第一课堂的不足，通过布置学生的课外阅读和观看任务，引导学生自主实施互读，鼓励有条件的学生选择现当代文学教材中的剧目或小说加以改编，自制dv和ltv。在中文专业上课，可联合学生工作部门举行“红色经典”或舞台剧表演大赛并全程录像，通过课外活动创造与运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影视资源，实现第一课堂引领第二课堂、第二课堂深化第一课堂的开放式教学。从教师方面来看，教师要体现主导性，在问需于学生之时，要总体把握实施互读的内容、时间、方式、节奏和数量，不能给学生以互读教学的点缀或泛滥感。

三、贯穿教学全过程，坚持文学与影像互读教学的连续性

实施文学与影像的互读教学，贵在坚持，要通过“五进”，做到长时间不断线。一是进课堂，贯穿各教学环节。教学前先让学生阅读观看要讲内容的文学文本和影像文本，最好是要求学生能形成问题。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结合学生中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文学与影像的互读并引导讨论。课后布置相关改编或写小论文等，最后落实检查批改并及时反馈评价。以《边城》教学为例，在学生课前阅读观看文学和影像文本的基础上，综合学生的疑问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并得出结论，对于争论较大的问题（如“《边城》所展现的生活世界有何特点，如何理解和评价？”和“小说《边城》和电影《边城》有哪些异同？”）则让学生细读细看文学或影像文本，写成小论文，最后及时反馈评价。二是进活动，把课外活动视作课堂教学的有机延伸，支持学生开展影视社团活动，开展自编自导自演自拍活动，开展校园影视文化活动，实现活动课程与理论课程的统一。三是进毕业论文(设计)。在选题中，教师可有意识安排诸如“老舍/张爱玲/金庸作品的影视改编研究”等题目，我们目前指导完成的这方面本科生毕业论文就有多篇，如《贾平凹小说〈高兴〉的改编研究》和《电影〈边城〉与小说〈边城〉的比较研究》等。四是要进科研。课程任课教师要开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视改编研究，申报此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和校教改课题，推动了教学科研的互动。最后就是要进课程考试和评价，在实施课程考试和评价时，要把是否进行互读作为考核的内容之一。平时成绩的计算要把互读状况纳入进去，利用平时成绩这一手段，恰当评价和促进学生的互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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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研究性教学，坚持文学与影像互读教学的创新性

研究性教学是将课内讲授与课外实践、教师引导与学生自学有机结合并达到完整、和谐、统一的教学[3]（p37-38）。在文学与影像互读的教学中，要实施研究性教学，培养学生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的能力。从文学作品到影像作品是二度创作，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自觉寻找二者间的异同，特别突出“异”的教学，从中发现新问题并提出新见解。一个典型案例是在《骆驼祥子》的教学中对虎妞形象的重新理解，传统观点对虎妞形象的定位是老丑怪变态。我把对虎妞的理解定性权交给学生，预先布置学生认真研读小说和观看同名电影，让学生记录自己的印象和感受，结果有女学生感到电影中的虎妞不同于小说中的虎妞，她有可爱之处。我于是安排课堂讨论，最后许多同学认为虎妞是一个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爱情，有超前女性性别观的现代女性，从而为虎妞评了反。又如《芙蓉镇》的教学，通过课内讲授与课外比较阅读原著和同名电影，学生往往获得对作品的新理解，如有学生发现李国香对胡玉音的批判不完全是阶级政治因素使然，而是有心理忌妒的原因。他们认为老女人李国香对长得比自己漂亮且受到芙蓉镇男人们宠爱的胡玉音在政治运动开始前是一种心理嫉妒，政治运动开始后，她把心理嫉妒转化为政治批判，李国香的政治疯狂正是其作为女人内在自卑心理的外在转移。

篇5

关键词：江苏省；旅游特色村镇；品牌建设优势

1.村镇品牌定位准确

一个成功的品牌离不开它的建设与经营，但在进行建设前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对品牌进行定位，村镇品牌也不例外。江苏省目前9个特色旅游村镇都已形成自己清晰的品牌定位，我们结合过去的文献和网络资料做出归纳。

周庄作为旅游特色村镇其品牌建设开始于1994年，第一任周庄旅游公司总经理屈玲妮在初始接手经营的过程中业绩一直不理想，她开始反思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并开始查阅很多产品营销相关的书籍，希望能从中获得启发。有一天她在一本台湾杂志中无意中发现周庄被外界称为“中国第一水乡”，顿时醒悟，认为可以借鉴，便有了周庄第一个品牌定位。之后周庄将村镇内特色的旅游景点整合起来，以“中国第一水乡”的品牌向海内外进行营销推广，这也开发了“水乡古镇旅游”的新兴市场；同里以“醇正水乡，旧时江南”的特色闻名于海内外，199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镇，著名景点“退思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10年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际水乡古镇”被同里选为自身的品牌定位，但这一定位与同里自身优势特点还有一定距离；徐霞客镇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据考证本地区已有7000年历史、5000年文明史和2500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徐霞客故居及晴山堂石刻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该镇将自己定位为“游侠故里”，利用名人为自己宣传造势；沙家浜镇将自己定位为“红色沙家浜”，借助红色现代经典京剧《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来为自己代言；湖父镇山清水秀，风景如画，是太湖阳羡风景游览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环境良好，力图建设华东第一生态旅游镇；木渎镇将其品牌定位为“中国园林古镇”，这个定位不仅考虑其独特的景观资源优势，而且区别于其他特色古镇，与差异性较弱的水乡古镇相比，特色优势明显。溱潼镇对自身特色品牌定位并不明确，仅为水乡古镇，但相对于江苏省众多的水乡古镇没有明显特色，竞争优势不强；蒋巷村和旺山村都是旅游特色村，都致力于建设生态村，其定位没有独特性，因此知名度不高。

2.品牌识别系统较为完善

品牌识别系统是对每一品牌，设计者都会列出许多消费者符号，再从每一组中选出恰当的将意思相近的列在一起，再从每一组中选出一个最能代表这组意思的，然后开始分类。品牌识别系统，包括品牌名称、品牌口号和品牌标志。总体而言，江苏省旅游特色村相对于其他省份更好，但也有个别乡镇的品牌识别系统是不完善的。表1总结了江苏省九个旅游特色村镇的品牌识别系统[1]。

同里的品牌标识是一个蓝色的小桥，流水和品牌名称同里构成，表现其“家家临水，户户通舟”。形成“水巷小桥多，人家尽枕河”，“柳桥通水市，河港入湖田”的独特景观，是江南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古镇；木渎古镇的品牌口号是“古镇木渎——乾隆六次到过的地方”，.康熙三次南巡和乾隆六下江南，每次偏幸木渎，为这里的山水风光而倾倒。让游客们不尽遐想乾隆当年的巡游故事；周庄品牌标识通过运用淡蓝色的背景表达“中国第一水乡”的品牌口号，突显其在众多古镇开发中的优势位置，也让游客永远不会忘记它的品牌定位。“中国第一水乡”既是周庄的品牌口号，也是其品牌定位。这不仅突显出周庄在水乡古镇的领先地位，而且明确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徐霞客镇、湖父镇和旺山村这三个村镇没有明确的品牌标志，在游客心目中印象不深，其品牌识别系统有待提高。

3.品牌传播工具多样

为了让游客了解自身的品牌，各个村镇都通过打造自己的品牌来进入市场，使游客通过认识其品牌形象来形成良好印象，通过喜爱品牌来促成最终的旅游消费。江苏省各个特色旅游村镇都充分利用当下各种传播工具进行对外宣传。9个江苏省特色旅游村镇都已建设自己的互联网网站，便于世界各地游客随时了解村镇的基本信息和最新活动，随着互联网的全球发展，已成为特色村镇宣传自己的最主要手段。（作者单位：1.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2.盐城纺织学院；3.北京大地风景景观规划院）

参考文献：

[1]李泽华.江苏省旅游特色村镇品牌建设研究——以周庄古镇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

[2]挖掘丰富多样的特色景观规划生态宜居的旅游村——研究中心方明主人谈特色景观旅游

[3]王文霞.邢台峡谷群旅游品牌建立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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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一书，有清晰的思想主线和严密的结构体系。全书在导语、结论外，共分六个章节，分别是“现代中国文学的话语转型”、“红色文学话语秩序的建构”、“话语屈从立场：对自我的逃避”、“话语反抗立场：对自我的坚守”、“话语忏悔立场：在屈从与反抗之间”、“话语疏离立场：对自我的寻找”。从章节目录看，李遇春是将红色文学秩序中的“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文学”视为一个相对独立而且完整的话语系统，这避免了许多当代文学研究中容易出现的条块分割式断裂的毛病。用作者的话说，他借鉴了美国社会文化派精神分析学家霍尔奈论及不同人际人系所带来的心理防御策略的三种类型（屈从、反抗和疏离）[1] 32，来论述这三十年文学史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内部的政治性冲突，以及体现于作品中的作家个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对这三个阶段的作品和有关创作活动的分析，探讨置身于该话语系统中的中国作家的话语状况，尤其是话语困境问题，揭示出其根植的心理人格困境，并进而展示出这种心理人格困境所根源的文化困境[1]1。

研读全书，研究的重心所在乃是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述在高度组织化和集体化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中，作家作品所呈现出的几种心理冲突状况。在第三章，作者选择这一时期的红色经典为主要证据，尤其是结合作家的创作谈和对作品的阅读阐释，分析人物形象的再创造和作家对文本的修改，从创作的表层状貌研究许多作品所普遍存在的“革命英雄情结”、“文化恋父情结”、“完美主义社会性格”，以及这些因素在创作中的具体呈现方式，论证40-70年代的多数作家在面对来自权威文化（文学）规范的外在压抑，承受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焦虑后，有意无意地采用了一种向红色文化规范表示认同的心理策略[1] 134。

第四章则通过分析作家们“被压抑的启蒙英雄情结”、作品中的“反抗者的心理画像”，以及“文化审父”内容，来论述处于红色文学话语边缘地带的少数创作主体的“话语反抗立场”。作者指出，话语反抗立场是通过抵御异己的符号性文化秩序的入侵，阻碍或延缓创作主体的集体化的理想化自我的顺利成形，积极地促成创作主体的个体化的理想化自我的潜在形成[1] 240。该章有别于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和时期的一般认知，通过分析在红色文化规范中的尽管被压抑但也一直活泼不息的文心，强调创作主体对真实自我的坚守或者某种留恋。

第五章是李遇春在霍尔奈的心理防御策略三种类型之外，根据40-70年代作家创作的实际情况而单列出来的。这也显示出作者不囿于理论而灵活运用的思维特性。这一章主要论述作家们在将自己的作品处理为试图谋求政治救赎的“自白书”或“忏悔录”的同时，也通过有限的、曲折或变形的话语策略进行反抗；在屈从于革命文学话语的政治忏悔情结之外，出现人道主义忏悔立场的回归；呈现处于革命秩序边缘地位的作家们表现出的自卑或自尊的心理反射。

在第六章中，作者将认识对象分为两类：一是与权威文化有意识保持距离的另类作家，二是主流作家。他认为前者主要通过日常性人伦情感空间的构筑和审美性的自然（风俗）空间的营造，表达对权威文化秩序的话语反抗；后者则主要是在作品中展现出文化恋母情结，以真实的自我疏离于权威文化秩序。

总的说来，该论著并不在意是否突显这段时间文学史的阶段性和异质性，而是根据建国后红色文学话语秩序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多次、连续的作品修改的背景，以一种在场感和将心比心的情感体验，站在创作主体的话语立场建构与文本解读的结合点上，不但分析外在文化场与文学场的相互渗透，也着眼于不同文学作品的内部，将其分别视为一个个发展的、动态的、开放的对象进行研究。作者深厚的文学积累、文学史积淀，以及非凡的文学审美感受能力，为最终结论的得出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材料。这些材料既具有理性的审视，也保有感性的同情，这为全书能成一家之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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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题背景

海报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的表现形式之一，通过画面的构成在第一时间内吸引人们的目光。海报的发展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主要分为公益海报和商业海报。图形创意在公益海报中的表现尤为常见，正负形海报是其中的一种，给人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觉感受。正负形是图形的边线共用，图底反转。平面正负形是一种艺术图案，它可以给人以幻觉，使人产生两种感觉，这就是平面正负形的魅力。正形与负形是靠彼此界定的，同时又相互作用。一般的意义上，正形是积极向前的，而负形则是消极后退的，形成正负形的因素有很多，它依赖于对图形的具体表现与欣赏心理习惯。在2016年“世界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期间，以“创意海洋”为主题，用正负形的手法创作《孕育》海报告诫人们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为我国未来的海洋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2 正负形在海报设计中的应用现状分析

当下国内学者及设计师对图形创意中正负形这一艺术表现手法，在海报设计中应用的优势进行探析越来越多。北京交通大学硕士胡艳霞写了《福田繁雄海报的视错觉图形表现语言探析》，在论文中就福田繁雄海报中视错觉图形表现语言的运用这一章中描述了正负图形的运用与表现，平面设计中的正负图形是由原来的图底关系转变而来。解析了1915年的代表作品“鲁宾之杯”，是图底视错觉表现语言的经典之作。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图形与基底之间的关系，就是指一个封闭的式样与另一个和它同质的非封闭的背景之间的关系。” 对福田繁雄的早期海报设计进行解析。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牛彦然写了《视错觉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与研究》，在论文中各类视错觉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这一章中描述正负形同构，写了正负形的含义，对福田繁雄1975 年为日本京王百货设计的海报和《UCC咖啡馆》海报进行说明，得出正负形共生正是利用了人们视觉心理上的不确定性，观众是通过转变视觉中心所看到的不同形态，具有动感。由于正负形是正形和负形共同使用同一条外轮廓线，最大限度将画面利用，其结构非常简洁紧凑，会被广泛地应用在平面设计中。山东艺术学院艺术实践与创作处王立章写了《论图形创意在招贴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在论文中得出了正负形在招贴中的应用，赋予了招贴一种情绪，一种无形的巨大能量，使招贴常常富有深层寓意，达到一语双关，深化了平面招贴中图形和招贴的主题之间产生的共鸣。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王婷婷写了《正负形在海报中的优势探析》，在论文中提出我们欣赏过海报在宣传过程中的有效应用和正负形这种幽默的表现形式，正负形和海报相结合更是设计师不竭的源泉，这样的设计作品，表现力极强。同时正负形在标志设计、产品设计、服装设计等各个设计领域有一定的影响。通过这些论文的例子总结正负形让海报设计充满视觉冲击力和艺术张力，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并喜欢正负形海报。

3 研究正负形海报设计的意义

第一，研究过程中选择了总结多篇论文对正负形在海报设计中运用的观点，来论证研究和创作正负形海报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对鲁宾《阴阳花瓶》、德雷维斯《安托尼和克雷欧佩特拉》、福田繁雄《京王百货宣传海报》进行全新的说明，为后续的正负形海报创作提供一些参考和论证。

第三，对“创意海洋”主题进行海报创作，呈现给人们污染环境后的画面，呼吁大家要好好保护我们的海洋，为我国未来的海洋和海报文化做出贡献。

4 正负形海报设计案例分析

鲁宾的《阴阳花瓶》最早表现正负形原理。我们在画面里看到的空间是人还是杯子，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注意力停留在图形还是背景上，或者是对画面的整体看还是局部看。画面里杯子的部分是白色，如果把视觉集中在黑色负形上，两边黑色部分是相对的两张脸，而白色则为“底”，成为空“间”，图与底随时可以转换，都是图形。鲁宾《阴阳花瓶》对平面视觉设计领域研究正负形和正负形在海报设计中的运用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京王百货宣传海报》是福田繁雄于1975年为日本京王百货公司设计的宣传海报，在海报中福田就开始利用“图”、“底”间的互生互存的关系来探究视错觉原理。作品中巧妙利用黑白、正负形成男女的腿，上下重复并置，黑色“底”上白色的女性与白色“底”上黑色男性西装裤腿，用这些具象的元素，使它们共用轮廓线，图与底视觉进行换位，共生共存，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简洁而有趣的效果。这幅作品带给观者丰富的视觉体验，增加了海报设计的互动性与感染力。

德雷维斯基・雷克斯创作的爱情剧《安托尼和克雷欧佩特拉》海报中，我被大师那种巧用正负形艺术手法所触动。在女性与蛇之间采用正负形，一线两用，将基督文化中蛇与女性的关系表现得非常的巧妙，当我们把视觉放在白色的女性体态时，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柔美的女性形象，当我们停留在红色线条时，一条蛇在画面中缓缓游走，红色的分割线是人体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正负形的互相借用，能使画面产生更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通过分析以上案例得出结论，正负形海报能增加海报设计的互动性与感染力。作品里的图形都共用轮廓线，所有共用轮廓线都是曲线。曲线的基本属性是柔和，具有变化性、虚幻性、流动性和丰富性。在正负形海报中运用曲线可以变化出多种可能的图形，将正负图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5 《孕育》海报设计

随着沿海经济的迅猛发展，近海海域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使海域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并对生物资源和人体健康产生有害影响。海洋环境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海洋污染，即污染物进入海洋，超过海洋的自净能力；二是海洋生态破坏，即在各种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下，海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面临海洋环境的严重污染，海洋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的局面，根据自己的特长，以“创意海洋”为主题对《孕育》海报进行创作。

海洋不仅孕育了地球上的生命，也孕育了人类文明。海洋中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人类21世纪实现可续发展的唯一资源。海洋孕育了我们，水是生命之源。以正负形的手法表现画面，第一张白色的为婴儿，黑色为海马图1；第二张白色的为妈妈的身体，黑色为海螺图2。画面里的黑白巧妙相融，寓意海洋与人类共生共存。正负形视觉冲击力强，不需要设计者费力思考添加装饰以烘托主题。所以画面采用黑白两色，添加了一些石油胡乱飞溅的效果，表现海洋的石油污染。污染了海洋，同时也污染了自己，作品中正形相互映衬，含义清晰，简洁明了，主题鲜明。

6 结语

通过总结别人的论文对正负形在海报设计中的应用进行论证，学习经典的正负形海报创作手法，耐心的观察，细心的感悟，对《孕育》海报进行创作。经历了以上的各个阶段，对正负形海报的设计有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在创作正负形海报的时候切记采用曲线，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变化性、虚幻性、流动性和丰富性的作品，将正负图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参考文献：

[1] 胡艳霞.福田繁雄海报的视错觉图形表现语言探析[D].北京交通大学，2012.

[2] 牛彦然.视错觉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与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15.

[3] 王立章.论图形创意在招贴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山东艺术学院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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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室内设计的含义

所谓室内设计，是指将人们的环境意识与审美意识相互结合，从建筑内部把握空间的一项活动。具体地说就是指根据室内的使用性质和所处的环境，运用物质材料、工艺技术及艺术的手段，创造出功能合理、舒适美观、符合人的生理、心理需求的内部空间;赋予使用者愉悦的、便于生活、工作、学习的理想的居住与工作环境。从广义上说，室内设计就是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创造性活动。现代室内设计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尽管还只是近数十年的事，但是人们有意识地对自己生活、生产活动的室内进行安排布置，甚至美化装饰，赋予室内环境以所祈使的气氛，却早已从人类文明伊始的时期就存在了，室内空间设计产生一开始只是为了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安全与温暖。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生活空间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更加对精神文化的渴望和培育。室内设计文化往往具有鲜明、浓郁的传统特征。

二、室内设计与传统室内文化

(一)传统室内文化

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我国历史上，不管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出土的文物，都证明了我们古代在室内设计方面不仅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而且还创造出了许多经典的范例，令人惊叹!

原始社会西安半坡村的方形、圆形居住空间，已考虑按使用需要将室内作出分隔，使入口和火炕的位置布置合理。在原始氏族社会的居室里，有人工做成的平整光洁的石灰质地面，在新石器时代的居室遗址里，还留有修饰精细、坚硬美观的红色烧土地面。也就是说，在人类建筑活动的初始阶段，人们就已经开始对居室的“使用和氛围”、“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功能同时给予关注。

在商朝，从宫室出土遗址显示，宫室建筑空间秩序井然，严谨规正，宫室里装饰着朱彩木料，雕饰白石，柱下置有云雷纹的铜盘。而秦朝的阿房宫和西汉的未央宫，虽然宫室建筑已荡然无存，但从文献的记载、从出土的瓦当、器皿等实物的制作，以及从墓室石刻精美的窗权、栏杆的装饰纹样来看，毋庸置疑，当时的室内装饰已经相当精细和华丽。

在经过我们古代文明的不断沉淀和深化下，室内传统文化也不断的传承和发展。清代名人笠翁李渔对我国传统建筑室内设计的构思立意，对室内装修的要领和做法，就有着极为深刻的见解:“盖居室之前，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烂漫”，“窗权以明透为先，栏杆以玲珑为主，然此皆属第二义，其首重者，止在一字之坚，坚而后论工拙”。

由此可见，中国的传统室内装饰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有许许多多宝贵的经验和设计元素值得我们挖掘并“古为今用”。 (二)室内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1.室内设计反映了传统文化:室内设计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何种风格的设计，它都有着特定的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展开和完成，反映出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念，体现当时的文化风貌。因此设计形式来源于文化，并且反映现实文化。

2.传统文化影响了室内设计:设计从来就不是可以任意作为纯个人行为。从媒介、语言、表现手法等方面的显性传统到对设计认识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审美观点等隐性传统，都影响着每一个室内设计师，即使是任何一个宣称“反传统”设计师都不可能完全的抛弃传统，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室内设计无时无处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室内设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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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您谈到，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是培养青少年正确价值观的需要，现在全国很多区域都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请问，肇庆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什么样的优势？

彭银祥：我们的优势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

优势一：建立了政府强力推进的运作机制。2013年肇庆市工作会议和2014年《肇庆市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了要在全市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的任务，由市委市政府倡导这项工作，在全国应该是首例。

优势二：准备充分，试验先行。我市的课程决策至少经历了四年多的试验和准备。在多方听取意见，多次进行调研、咨询和评估的基础上，制定这个《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课程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和适用性。

优势三：教学内容更具导向性、系统性、可持续性。我市目前使用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汇编》，既较好地体现了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又结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以儒家经典“四书”和《礼记》为重点，兼及《道德经》和《周易》，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体系。

：如此明显的优势，想必肇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一定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彭银祥：是的，经过三年多的探索和实践，我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特色日渐凸显。

首先是形成了立德树人“知行结合”的课程运作模式，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什么教”的问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全覆盖―扩面提质的基础上，制定全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知行合一”行动方案，推荐若干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拓宽德育渠道，通过“学典立德”内化学生的思想品质，通过知行合一外化学生的行为，达到“修身育人”的教育目标。

第二个方面是规范“学典立德”教学模式，解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什么”“怎么教”的“落地”问题。课堂教学一方面强调传统文化经典诵读的规范化要求，一方面突出经典教学对于学生个体价值观形成的关注，总结出诵读经典―理解经典―拓展延伸（领悟和实践经典）―背诵经典这样一个基本的教学模式；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结合学校实际，开设“孔子文化”“包公文化”“龙母文化”“端砚文化”“竹文化”“玉文化”“花文化”“红色文化”等专题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扩展了我市的优秀传统文化课程。

：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需要多个抓手，其中课程是最基本的保证，肇庆是如何整合这方面资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教材的？

彭银祥：我市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化”问题。一是教育人群全覆盖，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整体贯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二是学科课程全覆盖，将教育内容融入语文、历史、体育、艺术等学科课程中去。三是教育环节全覆盖，形成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合力育人的良好局面。

首先来说教育人群的全覆盖。我市目前从有教材、有课时、有教师、有经费这“四有”上保障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的落实。从幼儿园到高三，每班每周一节传统文化经典诵读课，安排专任教师上课，教材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进行分层设计：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使用蒙学经典――《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七、八年级使用“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九年级至高二着重传统文化经典选读――《道德经》《礼记》，高三主要是“中华文化之源”――《易经》。这样的设计既体现出每部（篇）经典的独立精神，又能兼顾系列经典的整体关联，具备系统性和完整性，较好地遵循了道德行为习惯养成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

再说说学科课程的全覆盖。我市各学校结合思品、语文、历史、体育、艺术等主要课程，利用课前五分钟、早午读、大课间和升旗礼时间进行多种形式的经典诵读活樱让学生做到“乐读”“美读”，从而激发学生诵读经典的兴趣，培养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切感、认同感，理解和传承中华文明和传世智慧，感悟民族精神内涵，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全方位渗透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人格修养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最后来谈一谈教学环节的全覆盖。根据《方案》要求，我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由进校园到进课堂，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社团活动作延伸，校内外主题实践活动为拓展，县（市、区）主题活动为窗口，各中小学通过周末大讲堂、研究性学习、艺术节、科技节、读书节等活动，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初步理解和理性认识，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进而辐射社区和家庭，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格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施的关键一环是教师，只有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学生才能更好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那么，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肇庆做了哪些工作？

彭银祥：我市坚持以人为本、研训结合的原则，为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搭建平台，努力提高教师队伍的传统文化素养，并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搭建多元学习平台，全面提升教师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学能力：

专业指导引领。我们成立了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中心，制订全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学目标、计划、方案，组织指导全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活动、教学研究、课题研究与实验工作，定期开展专项调研（督查），有力推进了传统文化教学的常态化开展。

强化教师培训。市教育局联合有关单位共同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班，组织各类学校分管领导、教师参加中华书局、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学艺术中心等专业机构举办的传统文化教育培训班，培训教育教学骨干教师三千余人次。各县（市、区）和学校也纷纷组织传统文化专题培训，为老师提供交流学习的机会。

注重教研提升。教育局定期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优质课评选活动，努力通过教育教学研究活动打造一批骨干教师，锤炼一批优秀传统文化教师；各县（市、区）教育局和学校也通过举办教学比赛和传统文化教研活动，以传经、教研的方式进行培训学习。

搭建展示平台。我们还开展了全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规划和教案共享活动，通过经典诵读展演、演讲比赛、教师素养比赛等活动，展现教师个人魅力， 引导教师创新发展，促进教师的自我肯定和专业成长。

健全激励机制。市教育局每两年评选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多方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教师的活力和创造力，真正打造出一支热爱传统文化、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队伍。

：学校任何一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家校合作。请您谈一谈，肇庆是如何搭建家校合作平台，发挥家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作用？

彭银祥：一方面强化家校互动。要求各学校通过“小手拉大手”形式，邀请家长参加学校举行的传统文化教育活动，把《肇庆市中小学生传统美德行为指引》和低年级教材印发到学生手中，开展亲子诵读活动、传统美德“五个一”实践活动；通过评选“经典诵读家庭”“美德之家”等途径提高家长参与的积极性；借助家长会、校讯通等平台倡导家长通过言传身教，形成遵守公德、珍视亲情、勤俭持家的良好家风，营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庭教育氛围。

另一方面创设交流平台。市教育局编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简讯》，开设肇庆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网站和新浪、网易博客平台，及时全市各地各校教育动态，报道各地各校教师、家长和学生的学习心得，开辟“锦言录”专栏，反馈分享家长对传统文化教育的观点和心得体会。

：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来，肇庆教育系统发生了哪些变化？

彭银祥：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学生精神面貌的改变。根据我们的访校记录和家长、学校反馈，课程实施以来，无论城区还是乡村的学生，都已经能熟读或背诵相关经典选段，学生通过诵读和吟诵，熟悉经典、领悟经典，培养了学习兴趣，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尊师行孝等行为有明显的改善，日常行为更趋规范，涌现出一批“美德少年”和“美德之星”。在公布的2015年“创全国文明城市”活动测评中，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得分以高于第二名15分的压倒性优势取得了广东省五个城市中第一名的好成绩，得到了测评组的高度评价。

在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我市教师积极参与，深入研究，大胆创新，专业能力不断提高，教育成效显著。市教育局先后面向全市教师进行了“示范教案推荐”和“优秀课程规划与教案征集”，评选出25部优秀课程规划和203份优秀教案，并向全市推广使用。此外，在由国家重点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工作委员会等机构举办的“第四届全国传统文化进课堂教学研讨会”录像课、教学设计、论文评比中，我市教师获得三个项目的特等奖，有27名教师获得一等奖，获奖总人数达51人，获奖档次之高，覆盖面之广，令人瞩目。

全市各学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通过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通过学校教育辐射整个社会，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辐射到家庭和社区，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市教育局还接到家长表示赞扬和支持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电话，一对耄耋之年的退休大学教授，听说学校专门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还专程到学校听课。如今，传统文化经典亲子阅读、创建“书香家庭”、传统文化进社区等活动在肇庆蔚然成风。

：正所谓努力耕耘结硕果。四年播种，肇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取得了诸多可喜的成就和变化，但实施的过程中必定有苦有甜，请您谈谈这中间遇到的主要问题和困难，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彭银祥：确实如此，我想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认识是先导。同样是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县区之间、学校之间、甚至校内班级之间，课程教学水平和质量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均衡现象。造成不均衡现象的根源，主要是管理层以及任课老师的思想认识差异。帮助全体教育工作者觉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是推进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先导性问题。

篇10

去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举国上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文学界也不例外。在感叹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反观这30年来文学走过的历程，考量着30年来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思潮、文学理论建树等问题。反思是必要的，反思是我们成长的策略和认识自身的方式(胡亚敏语)。然而在目前这些形形颇有成效的反思与研究中却少有对文学接受者进行考量的。尽管众所周知接受者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文学接受者作为文学研究的重心也随接受美学的诞生而得以实现，但在目前这次反思研究热潮中文学接受者依然是被遗忘的角色。“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语)，社会语境在变，文学思潮在变，作家的创作在变，文学语言、文学风格在变……作为受众的读者能不变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就在人们的不经意间，我们的文学受众尤其是青年读者群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下面笔者试图就30年来青年读者群的嬗变情况、嬗变原因及相关反思等问题作些初浅的分析与探讨，以期敦清这30年来青年读者走过的路，从而更好地把握文学受众与社会时展的关系。

一、嬗变的整体观照

对文学受众(或说读者)身份进行单一而准确的描述或界定是困难的，因为就其实际情况而言，接受者的身份是游移不定随时而动的。西方接受反应文论学者们对文学接受者有过很深入的研究，提出过形形的读者概念，有“冒牌读者”、“零度叙述接受者”、“超级读者”、“有意向的读者”、“有知识的读者”和“暗含的读者”等等。在笔者看来这些均是假想的读者，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实际的读者，确切地说应是时代的普通读者，而不是从事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精英读者。众所周知，读者的阅读过程既充满创造性又有许多不确定性，实际读者是具有历史性和个体性的品质的，所以我们很难对时代的普通读者做进一步的界定，在此我们只能把我们所要探讨的青年读者当作虚拟的大多数。但话又说回来，“一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个体读者之间尽管存有很大差异性，但从读者群体角度而言由于共同的语境、共同的追求，他们还是有许多共通性的，事实上也存在着在思想观念和艺术趣味比较一致的青年读者群。

30年来，随着社会的转型，经济的突飞猛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状态和价值观念等的变化以及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便利，文学在嬗变。尼采说“上帝死了”，福柯说“人死了”，罗兰·巴特提出了“作者之死”，世纪之交则展开了“文学终结”的争论。2006年学者唐小林、刘朝谦等又展开了“读者之死”的讨论。文学读者日益减少，文学接受日益稀薄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读者未必真“死”，他们在变。就青年读者群而言，30年来他们已经完成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性变化。这个转折性的变化就是，对文学充满梦想和激情、高度统一的欣赏读者群——文学青年已经远去，取而代之的则是痴狂和率真而又趣味不一的消遣读者群——文学粉丝。

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这是不无道理的。在那个年代，文学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中心，在普通人看来与文学沾上边就是个了不起的文化人。许多青年读者以亲近文学为荣，孜孜以求于文学，希望能从文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和幸福。他们对文学保持着一种崇敬，他们愿意从文学中寻找满足和寄托，如饥似渴地欣赏文学，阅读文学，借着各种机会充实自己。他们相信文学能给他们以力量，也愿意做作家梦，执著地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和梦想，哪怕为之付出青春年华也在所不惜。许多青年读者在读到心怡的语句时似乎就找到了自己感情的依托，找到了自己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顾城的“黑眼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等诗句就给了无数文学青年以鼓励与共鸣。当他们在现实生活遇挫时首先想到的是文学，是从文学中寻找抚慰，于是，路遥、张贤亮等人的有着极强的现实主义写作姿态的小说就成了当时许多热血文学青年的励志之作。

随着时间的流逝，进入90年代以后，青年读者群依然还是文学青年，但此时的文学青年已非彼时的文学青年，此时的青年读者对文学高涨的热情开始滑坡、冷却，曾经那么牢固的文学信念也松动了。作为曾经整齐划一的青年读者群随商品大潮的冲击已开始分化，能够与作品融为一体、死心眼地爱文学的青年读者已不多，更多的青年则是怀疑文学，不再把文学视为惟一，对文学也不再抱有热切的期待，从作品中体验崇高、进行民族关怀已不再是此时青年读者的主要阅读动机和心理期待，更有甚者受王朔的作品影响反以反崇高而自居和骄傲。此时的大多数文学青年随个人的趣味似乎更愿意从文学中寻找日常与闲适，追寻时尚与流行，让缺失得到代偿，让伤痛得到抚慰，让感官得到刺激，让欲望得到释放。青年读者群则随这些个体性的趣味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有些青年读者追寻高雅文学，有些则喜爱大众文学，有些喜好品味散文，有些则喜好阅读小说。他们比80年代的青年读者似乎更理智洒脱。跨入21世纪，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的普及，现代传媒的狂轰滥炸，此阶段的青年读者绝大多数严格地说早已不再是对文学充满梦想和激情的文学青年，很多青年远离了文学，或是作为局外人在观望文学、消遣文学，这时的青年读者如果还酷爱文学那就应该称之为文学粉丝。“粉丝”是近年来在中国出现的一个极为流行的网络新名词，它的出现来自英语“fans”，把它译为“粉丝”，是取其谐音，意指“热心的追随者、狂热者、爱好者”等。在著名学者陶东风教授看来，“粉丝是一群特殊的大众文化接受者，他们以异乎常人的热情投入于他们所倾慕或崇拜的特定个人(明星、名流)、节目／作品(电影、电视、音乐作品)、团体(流行乐团、球队)等，与一般接受者的区别就在于粉丝是过度的、不节制的受众。这些青年读者拥有了更充分的自由与随意，他们不仅可以随意地阅读文学，甚至可以随意地进行“七嘴八舌”式的、过度的、不节制的评论，比“我是流氓我怕谁”更甚。这些粉丝在现代传媒的鼓动下对明星作家、作品是率真、痴狂的崇拜，在他们眼里偶像似乎永远是对的，偶像的作品永远是好的，谁说不中听的就群起而攻之(如著名的韩白之争事件)。难怪有人说，他们只知消费而不知审美，只知调侃而不知使命，也确有一些人群将文学看作打发自己无聊的游戏，过着犬儒式的生活，连同“祛魅”本身一同无聊化。此时青年读者远离了宏大叙事，放弃了日常生活审美，转而热衷于一种纯粹的精神消遣与和宣泄。

二、嬗变的原因探究

纵观30年来的文学史实，青年读者群之所以会发生这些嬗变，由高度统一对文学充满梦想和激情的文学青年嬗变成痴狂和率真而又趣味不一的文学粉丝，在笔者看来，皆是接受语境嬗变的结果。其中，既有文学自身语境流变的的原因，也有社会历史语境变化的因素。

(一)文学接受语境的嬗变

在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中，从某个特定角度来说读者是最为被动的。他阅读什么，如何阅读实际上是受文学接受语境制约的，因为个人期待视野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社会文学思潮的影响，个人接受是受社会接受影响和左右的。尤其是在80年代，那时的青年读者在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的冲击和从众心理支配下可以说没有更多的选择。简单地说，30年来就文学接受语境来说，它经历了80年代的经典化语境、90年代的大众化语境和新世纪的偶像化语境。

在笔者看来，时期文学接受语境是榜样化语境，说它是榜样化语境主要是因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文学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受到特别的重视，它实际上是政治说教或宣传的工具，而宣传是很注重榜样的。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文学作为政治宣传工具已不那么重要，它开始脱离政治而承担起启蒙的重任，或者说文学开始回归本体。80年代的接受语境整体上来说是经典化语境，近年有关经典(尤其是红色经典)很多学者做了不少探讨，也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共识的，那就是能被称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应是具有深度内涵和独特艺术韵味的。经典化语境时代就是人们重视文学，以为文学是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工具；人们重视作家，以为他们是社会文化的主宰者。读者喜爱反复细读经典，作者热衷创作经典。文学的创作、文学的阅读和文学的作家，都被神圣化了。从而形成了作家的写作，读者的阅读，文学史的纪录，都去追逐经典的总体情势。80年代就是个典型的经典化时代，中国的文学和青年读者一样处于兴奋状态，这是阅读、创作的黄金时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一波又一波；朦胧诗歌、先锋文学，一个又一个。随着西方大量经典文学名著和美学名著的引进出版，尼采、叔本华、萨特、弗洛伊德等人哲学与文艺思想受到青年读者的广泛欢迎。在这个时代中，文学青年在持续不断地享受着阅读、欣赏的。

90年代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大众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文学步入了大众化时代，文学似乎失去了关注社会的热情，社会也失去了关注文学的热情，文学不再那么神圣，理想、信仰、崇高、伟大离文学青年似乎很遥远。作家也在躲避崇高而转向大众皆可接受的个人日常生活叙事，于是，写实主义、日常主义、个人写作日渐盛行，衣食住行、锅碗瓢盆、七情六欲等成了吸引青年读者眼球的文学元素。各大文学杂志、出版社为了迎合青年大众读者，纷纷改头换面，举起了大众化、通俗化旗帜。青年读者在这时期也不再受政治语境的影响，可以依自已的兴趣喜好，随意选择文学作品。在这种大众化语境中下，青年读者出现了严重分化，除少数专业学子为了欣赏阅读外，大多数青年则可能只在茶余饭后或睡眠之前，为了娱乐、休息、消遣才会翻翻、读读文学。

本世纪以来，文学步入了商品与传媒联姻的偶像化语境时代，“偶像”字眼与青年读者如影随形，从网站的偶像化包装，到大小媒体的明星作家式运作，直至“偶像派”命名的出现，时下青年读者正处于一个偶像化崇拜的接受语境。有些青年靠形式的绚美、青春偶像的装扮、青春叛逆的书写等来投合青年读者青春期“偶像崇拜”的心理，现代传媒则与之不媒而合，借助现代传媒的强大势能将他们包装成明星式的偶像，在时尚的包装下，青年读者一轰而起，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且庞大的“文学粉丝团”。其中又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三人的“粉丝”为最。我们可以看见，在这样的接受语境里创作数量、销售数量巨大，但精品却不多，热衷于崇拜且过度、不节制的青年读者不在少数，而真正进行文本阅读的理性青年读者却不多。

(一)社会接受语境的变化

文学青年嬗变为文学粉丝的原因除了文学自身接受语境的流变外，还有更为重要和复杂的社会原因，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文心雕龙·时序》)80年代的青年读者恰逢意识形态去政治化时代，90年代青年读者所处的是商品化、消费化时代，2l世纪青年读者则处于现代传媒的网络时代。

结束后，长期的精神窒息、文化饥渴和人性压抑所积郁的巨大的情感能量，迫切需要有一个释放的渠道，可以“兴、观、群、怨”的文学就理所当然地被赋予了一个特殊的重任，承担起了抚慰人心、填补沟壑、通顺人际的功能。这不仅是因为“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的文学具有启蒙性，还因为当时社会条件的落后，文化资源的稀缺，传媒方式的单一。象《班主任》《伤痕》《李顺大造屋》《大墙下的红玉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作品在当时之所以会轰动，以及“朦胧诗”、各种新潮小说之所以会受宠，一是由于其意识形态去政治化后的启蒙性，二是由于当时文化资源的不足。

90年代的青年读者则是处于市场经济大潮和大众消费时代，商品在刺激青年欲望的同时也改变着他们审美的追求和阅读的方式，他们更愿意选择轻松娱乐和休闲的阅读方式。而对于创作者来说也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取悦消费者，追求感官刺激，将文学变成消遣游戏，尤其注意青年读者的趣味，取媚于他们，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在这时期，创作上文学总的来说在日益边缘，走向世俗，因而创作数量虽然庞大，受青年读者欢迎的精品却不够多。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年们可以选择接受文学的方式已很多，不再是单一的报刊和书籍，电影、电视等图像可以让青年更容易接受，他们觉得与其花时间和精力去啃文字名著还不如看改编后的影视。这种语境下，青年读者对文学的远离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乃至于有人惊叹文学危机的到来。

文学走向市场就意味着文学创作要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和审美期待，同时也意味着现代媒体也要考虑自己的上帝，要制造上帝，让之消费。兴起于世纪之交的网络在改变文学传媒的同时，也改变了读者接受文学的方式，接受的在线性可以让读者直接参与评论和互动，而网络的虚拟性又给了青年读者畅所欲言的机会，可以毫无顾及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与看法。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可以亲自进行网络写作，成为网络，体会写作的，而这正是青年读者的喜好。难怪学者赵说：“互联网的问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写作生态，改变了文学文本的存在形式，改变了文学传播、文学阅读以及文学批评的原有格局，而且对传统文学的发展与存在也产生了诸多具有实质性的影响。”[7]正是网络的便捷、媒体的炒作与青年读者的热情造成了一大批过度的、不节制的文学粉丝。

综而观之，20世纪80年代青年读者对文学充满激情与梦想，一门心思追逐文学，欣赏文学，是由于他们处于一个意识形态去政治化的启蒙经典时代；90年代的青年读者走向分化是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人欲释放的商品化、消费化与文学大众化的时代，21世纪的青年读者是处于一个现代传媒热炒偶像崇拜的网络时代。可见，30年来文学青年嬗变为文学粉丝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嬗变的辩证反思

30年是个值得纪念和反思的时段，分析、考量这一个时段的青年读者嬗变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能让我们探悉青年受众们接受心理、接受方式和接受效果的流变，进而还可能揭示出引起流变的诸多因素，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反思。就如学界对目前文学的现状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一样。

30年青年读者群的嬗变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青年受众以至文学由单一走向多元化的过程，有些“觉醒”了，不再把文学当作惟一，有些则过度偏执地沉浸其中。那种高度统一的接受模式已不复存在，多元化的接受需求已经决定性地形成并彻底取而代之，官本位、说教式的被动接受已相当淡化，作为青年的读者如今可以更为自由轻松地进行阅读。这个过程也是我们文化资源由稀缺走向丰裕的过程。由前所述，80年代之所以会成为文学青年经典化时代，就是因为它的文化生活资源稀缺和供给不足，而文学被赋予了很多额外的功能。如今文学丧失了经典文学的感觉，青年读者丧失了从容的阅读心态、“细读”的可能，是因我们文化资源有充足“供给”。

但充足的“供给”是否能给文学以繁荣?这又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通过反观青年读者群的嬗变可以看出其嬗变过程既是文学走向繁荣的过程也是文学走向危机的过程，说它繁荣是因为每年创作量都在递增，如今每年有千余部长篇、难以计数的中短篇及诗文问世；说它是走向危机的过程是因为青年读者与文学的距离在慢慢疏远，对文学已没了先前的激情与梦想，当很多作家在精心玩文字游戏的同时他们要么在冷漠地观望，要么是过度的崇拜。这就造成了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的畅销与纯文学的萎缩并存。难怪有人感叹，文学成就越来越大，作用却越来越小；作品越来越多，读者却越来越少。

80代的青年读者群——文学青年对文学的热情是纯真的、自发的，21世纪的青年读者群——文学粉丝对文学的酷爱也是率真的、自发的。但两者之间有着迥然的差异，80年代文学青年的热情是对社会的一种参与，如今文学粉丝的热情是个人体验的表达和个人欲望的宣泄。从整体上说青年读者对文学的热情似乎是趋于衰退的，这未必完全不好，事实上这也是青年阅读行为成熟健全的标志。没了往日的一轰而上，现在青年读者更多的是自由和自主地阅读，但自由和自主地阅读的状况如何呢?据学者刘朝谦统计，中文专业学生真正从事经典文本阅读的学生少之又少，其中完整读过中国四大名著的学生占所调查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只完整读过四大名著中的一部名著的占百分之五，而对《战争与和平》《复活》《荒原》《喧哗与骚动》等西方经典文学名著，完整读过的学生则为零。[8]很多青年学子接受经典也是通过接受图像叙事来完成，这已经引起了教授、教师们的巨大焦虑，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青年读者怎么啦。

其实，反观30年的历程，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一嬗变的过程实际上还是青年读者由“披文”(刘勰语)转变为“读图”的过程。80年代文化资源短缺，青年读者只能“披文以入情”，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实现自已增长知识、接受教育、审美愉悦或借鉴的目的，随科技的发展，文化资源的丰裕，青年们不愿去“披”抽象间接的文而转向享受影视图像和网络的直观与便利。在如今这个读图时代，文学已被青年们冷落，真正的青年读者确实显得很孤独。可见，学者刘朝谦所统计的上述现象绝非个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