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教育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国外教育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关注危险”课程简介

由美国家庭安全委员会（HSC）提供资金支持，美国消防协会（NFPA）开发研制的“关注危险”课程（RiskWatch）是专为中小学生设计的综合性伤害预防课程，该课程的最大特点是将伤害预防知识和技能融入到中小学的课程之中，并提供完整的课程指导资料，使课程容易实施且便于推广。“关注危险”课程将学校、社区、家长和安全专家联系起来组成技术同盟，教会青少年分析各种突况、权衡行为后果，学习怎样做出安全的决定和判断环境，增加安全知识和提高安全技能，并不断向青少年灌输自尊自爱和正面价值观。目前已在美国50个州和加拿大部分地方推广该课程，是影响力最大的安全教育课程之一，得到了学校、青少年、家长的广泛认可。

据美国消防协会的报告，威胁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和安全的意外事故主要有：交通意外、溺水、火灾、烫伤、中毒、高处跌落等，所以“关注危险”课程主要围绕这些意外伤害进行，其课程内容具体分为类：交通工具安全、远离火灾和烫伤、窒息防范、中毒防范、高处跌落防范、武器伤害防范、自行车和行走安全、溺水防范。美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比较常见的自然灾害有：地震、洪水、飓风、龙卷风、森林大火、暴风雪等），所以，“关注危险”课程也将自然灾害伤害防治纳入到安全综合课程中。教师要将安全知识、安全技能传授给学生，并且要教会学生对环境做出快速而准确的安全评估和安全抉择，减少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

“关注危险”课程根据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将安全教育课程分为5个教学单元［3］：幼儿园、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七八年级。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使课程快乐而有趣，“关注危险”课程为每一年龄阶段学生都设定了一个角色形象供他们去扮演和体验。每个教学阶段的教学内容都包括以上八类潜在危险，但是不同阶段侧重点和教学方式有所不同，详见表1。

“关注危险”丰富的“课程资源包”对课程的推广起了极大的作用，课程资源包提供了教师教学所学的一切资料，如包含课堂教学背景资料的课堂卡片，在每张卡片背后都有详细的课程计划、行动目标；为增强课堂活力，还有详细的步骤，比如撰写日志，在学习过程中向家人、社区成员提供咨询建议等。

（1）课堂卡片。为了使“关注危险”课程更具推广性和操作性，每一堂课在设计时都制作了“课堂卡片”，“课堂卡片”会告诉教师为什么这个教学内容如此重要和怎样开展这堂课，每个卡片都包含了课堂教学目标、可整合的课程、教学所需材料、具体的教学步骤这四个方面的内容［4］。

（2）课程资料共享平台。资源的免费共享是“关注危险”课程的另一特点，美国消防协会主办的网站www．riskwatch．org提供了大量的资源来帮助“关注危险”课程在学校顺利实施。教师、家长、社区工作人员、学生在这个平台上可以下载和共享课程计划、各种课程游戏、技术信息、不同的课程标准等，使用者还可以将自己的心得体会传到网站上与其他人分享经验。免费、快捷的互联网使得“关注危险”的实施和推广更为容易和高效。除了这些可以免费获取的资源外，美国防火协会还联合来自消防部门、医疗机构等其他专业组织联合开发了一系列的补充资源，如网络游戏、CD、歌曲、书本等，通过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方便购得，且价格低廉。

（3）课程评估手册。评估“关注危险”课程到底有没有作用，有多大作用，需要使用一套评估手册。课程设计者为教师准备了整套的评估工具，包括课程开始前和课程实施后对学生的测评等，通过安全知识考试来检验学生安全知识的技能的掌握、安全意识的培养等。“关注危险优胜者管理团队”非常重视搜集安全教育实施的实例，鼓励教师搜集学生在经过课程学习和培训后，在经历危险情境中是怎样应用安全知识和技能使得自己和他人免于意外事故伤害的事例。如一个小男孩在学习过家庭逃跑计划后成功地在一次火灾中逃生，教师可以将这些成功的案例编辑成新闻报道发给国家消防协会。协会将给这个案例的主人公颁发奖章以表彰他的勇敢和智慧，这些都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此外，课程资源包里还包括“关注危险———给监护人的信”［5］，向家长描述安全课程、提醒家长实施家庭演习等；为了增强课堂教学效果，课程开发小组还设计了精美的学生手册发放给学生和家长使用，共有幼儿园、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七八年级五套学生手册，指导学生和家长更好地掌握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

安全教育无处不在，其本身就和多种知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能正视这些关系并开发出其间的着力点，不仅能增强学生的主干课程知识的学习，还使课程知识有了实用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关注危险”课程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玩游戏、看录像、学唱歌、绘画、开办安全集市、创办报纸、表演小喜剧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传授安全知识和提高安全技能。教师和学生都非常喜欢这个教学方式，寓教于乐，教学过程轻松，同时还有良好的教学效果。5．师资培训教师是“关注危险”课程团队里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课程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关注危险”课程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对参与教师、学校管理者、社区工作人员等的培训，拥有一个完善的培训计划。在培训开始之前，组织者提前同部分教师和校长会面，进行培训需求分析，了解他们的需要和期望，为课程的实施提供支持和帮助，并依此设计培训计划。培训的目的是向教师和管理者展示“关注危险”课程在对青少年进行安全教育时的优越性和教会教师使用这套课程，所以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向教师展示安全教育课程的一些成功案例、课程目标、教师在课程中应扮演的角色和完成的任务、教师在培训中会得到的支持和帮助、怎样使用“关注危险”课程的官方网站等。

“关注危险”课程成功的因素

“关注危险”课程目前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学校推广，让无数的中小学生和家长受益，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安全教育课程之一。究其成功原因，技术同盟的成立、来自社会各界的拥护者、完善的课程计划和课程设计、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权威专家的支持、团结合作、坚持不懈的努力、具有创造性的课程推广计划、所有参与者的友善和奉献，缺一不可，这些努力使得“关注危险”课程得以顺利实施。

“关注危险”课程在开发之初就集合了学校、警察局、消防局、卫生系统等部门顶级专家的参与，其设计的课程一方面有专业科学的知识理论基调，另一方面充分考虑了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使得课程本身妙趣横生，深得青少年学生的喜爱；其次，“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将安全知识和安全实践演练巧妙地融合到学校的其他课程中，在数学、美术、音乐、语言等课程中开展安全教育，将安全教育的“根”植入学科课程中；第三，课程资料的获得便捷性促进安全教育实施，每堂课、每个知识点、每个教学活动游戏，甚至于每个教学活动用具都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免费下载，或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并有专门的网站供教师学习、交流和共享；第四，“关注危险”课程以标准化的模式进行实施和推广，使得课程实施有参照标准，更简便易行。

很多课程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忽视对课程的执行者———教师的培训，所以“关注危险”课程实施的开篇就是对参与教师、校长的培训。对在课程实施中校长、教师的责任、义务做了明确规定，并指导教师怎么开展安全教育，怎样获得和使用课程资料，怎么进行课程评价和分享课程经验等，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遇见的困难都罗列出来并提供解决方法。使得教师能轻松掌握课程的教学方法，并乐于接受这些新的知识。而且，这种培训是系统持续的，为安全教育课程的顺利进行解决了后顾之忧。

安全教育事关青少年的生命、成长和社会的稳定，所以怎样开展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应当包括哪些内容，采用什么手段进行，需要哪些部门的配合等都需要经过科学严谨的论证。所以“关注危险”课程得到了来自美国儿科学会、美国中毒控制中心协会、美国汽车协会、美国红十字会、儿童疾病预防服务中心、家庭安全委员会、国家伤害防治和控制中心、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美国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美国国家儿童安全运动协会、美国消费品安全协会、美国消防管理局、威斯康星大学等机构的支持。来自这些组织的顶级专家组成了技术同盟，对课程的开发和设计做出了重大贡献，保证了课程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关注危险”安全教育的启示

安全事故是14岁以下儿童的第一死因，所以加强对少年儿童的安全教育，降低各类伤亡事故的发生率，保护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刻不容缓。我国自1996年始，规定每年3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一为全国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日，每年定一个主题开展安全教育，提高青少年防灾、减灾的知识和技能。［6］但是安全教育在施行过程中却面临种种问题，尽管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改进，可是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引介美国先进的安全教育模式，在安全教育的理念上会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关注危险”安全教育课程是由美国家庭安全委员会提供资金支持，国家防火协会组织开发设计的，充足的资金支持是课程开发、实施和推广的后盾。我国的安全教育已经实施多年，但很多地方的安全教育有始无终，无论是教材、师资还是教学效果都差强人意，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有力的财政支持，所以寻找充足而稳定的资金来源是保障安全教育的首要条件。

篇2

(一)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取得的成绩

1.更加注重教学方法的多样性

语言教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复杂程度远非走路能够相比拟的，因此，我国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追求了教学法的多样性。主要采取了听说法、视听法、认知法、功能法、暗示教学法、全身反应法和任务型教学法等方法教学。最近不少教学工作者，吸取对外汉语教学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博采众长，吸收了外语教学各个流派、方法的优点为我所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综合教学法”。这种对外汉语教学方法是十分成功的，它代替了以往的单一教学法，改革了原有的课堂单调乏味的讲解局面，取得了极大的教学效果。

2.更加注重文化差异及个体性

由于对外汉语教学受者广泛，有不同文化背景，必然有不同的文化差异，针对如此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形成了差异化教学的方法。如在备课差异性方面，对外汉语教师在备课时针对了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在充分了解学生，准确把握学生的情况，包括了解学生的入门水平、学生的已有知识、学生的能力水平以及学生的特点(如学习目标、学习动机、文化背景、学习方法等方面的特点)的基础上，把着眼点放在全班大多数学生身上，统一要求，而且在强调统一要求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了“因材施教”，考虑了两端学生的情况，多准备了一些问题，多设计了一些活动，多布置了一些任务，让不同的学生都有收获，有进步，感到愉快。在科学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指导下，这种在教学过程中很重视教学对象的文化差异及个体性的方法，使教学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下去。

3.汉语水平考试体系不断发展

汉语水平考试简称HSK，它是为测试母语非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和中国国内少数民族人员)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国家级标准化考试，考查考生在各种语言交际环境中运用汉语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能力，包括HSK(基础)、HSK(初中等)和HSK(高等)三个部分。目前HSK考试已达到较高的科学化水平，实现了命题、施测、阅卷评分和分数解释的标准化。实现了预测统计分析、试题等值、考试报名、评分和成绩报告等的计算机化。并在此基础上，将推出计算机化自适应性HSK考试，这种考试将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个性化，从而可以达到更高的可靠性(信度)和更高的有效性(效度)。由于随着汉语水平考试(HSK)作为为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测试等级得到全球的普遍认可，HSK考试在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中已得到对外汉语教师和学生的高度重视，很多对外汉语教师已把它作为对外汉语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4.对外汉语教学教材更加丰富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对外汉语教材也越来越丰富，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编写的对外汉语教材已有近千种，基本上能够满足国内外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近几年来，教材种类迅速增长，其中亦不乏有特色和有所创新的教材，少数还成为国内外广为使用的优秀教材。对外汉语教材的日渐丰富，教材内容的实用性、趣味性的增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学习者学习汉语的热情和兴趣。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的对外汉语教材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提高，由于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材起着纽带的重要作用，没有好的教材，就好比是无米之炊，再好的教师也不能上出好的课来，因此教材也可以看作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前沿阵地和突破口，对外汉语教材的发展也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的一大重要表现。

(二)对外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1.对个体性重视还不够

虽然目前很多对外汉语教师在处理课堂教学时都注意到了学生的个体差异，但是对其个体性的重视程度还不够，从而对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不良影响。

2.HSK日渐突出的应试问题

随着参加HSK考试的人数逐年增加，HSK考试也越来越引起对外汉语教学相关人员的重视。有的城市还专门设立了HSK成绩攻关补习班，有些教学单位甚至还出现了“教学为HSK服务”的教学局面。这不免会给人一种应试教育的感觉。这种局面的产生是由多方面引起的，最深层次的原因是各个高校或者教学机构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这样虽然能在短期内得到一定经济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必然使众多留学生丧失学习汉语的兴趣，受到损失的也必将是对外汉语教学这门学科。

3.由于过于产业化带来的课堂管理松散

随着汉语热的升温，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汉语桥”工程的确立、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建立以及中国本土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都让我们看到了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广阔发展前景。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着重盈利而轻理论总结和研究的问题，如部分学校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为了争取更多的外国留学生生源，进行不正当的竞争。这样做只能使对外汉语教学越来越产业化，对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帮助甚微。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部分院校显然没有把重心放在真正学生的语言水平提升上，过度商业化的运营模式和短时间内大量灌输技巧方法的填鸭式教学方式都普遍存在于各种各类对外汉语教育中，这种畸形的汉语教学方法对于在世界范围内正处于上升期的汉语语言教学来说伤害尤其巨大。

4.教材需要更有针对性

目前，我国的对外汉语教材已有近千种，基本上能够满足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特别是近几年来，教材种类迅速增长，其中不乏有特色和有所创新的教材，少数还成为国内外广为使用的优秀教材。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关于对外汉语的教材问题，在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界和海外的汉语教学中都存在十分严峻的情况，大家普遍感受到选不到各方面都比较合适的教材。当前市面上常见的对外汉语教材出版商主要是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从事一线对外汉语教学的高校出版社，几乎每年各出版社都有新的教材推出。市场上大部分的教材只是对一些经典教材进行低水平的重复，缺乏对教材思想和体例的改进。另外，一些教材缺乏综合性和弹性，不能满足短期教学和自学的需要。

5.教师水平需再提高

对外汉语教师的数量与质量在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尤其是当前世界各国对汉语学习需求高增长的现状使得教师队伍的扩大和提高成了这项工作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据有关国际统计机构提供的资料，目前在国外使用和学习汉语的人数已有1亿人以上，有约100个国家在各级各类的教学机构内教授中文课程。相对于国外汉语教学的快速发展和学习汉语人数的急剧增加，各国汉语教师严重匮乏，许多国家纷纷向我国提出了派遣汉语教师的强烈要求。尽管国内教育部门努力做了许多相关工作，但师资缺口仍然很大。而与此同时，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的缺乏仍然是影响对外汉语教育学事业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队伍水平不一，个别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顾自己的实力，一再扩大招生，使得对外汉语教学水平参差不齐，对外汉语教学状况呈现一定程度上的混乱状况。

二、解决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问题的对策

(一)把语言考试(HSK)同日常教学结合

HSK虽然是检验汉语水平的考试，但它自身仍有一些不足，不能完全反映汉语水平。一些研究者已经认识到，汉语水平考试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还远未达到完善的程度。难度较大的口语测试和高级汉语水平考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口语能力的测试基本上被排除在HSK考试之外。限于诸多原因，HSK考试测试并不完善，对外汉语教学的课程不能为了HSK考试而设立，而应该着眼于学生的汉语实际应用。这就要求那些与对外汉语教学相关的人员应该正确把握HSK与对外汉语教学课程之间的关系，以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为目标，合理安排课程设置，不能让教学成为应试的手段。同时，我们也不能轻视HSK考试，同样要借助考试检验我们的教学成果，HSK与教学之间应该相辅相成。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中要考虑的是如何把对外汉语教学与HSK考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与进步。我们可以从听力课、口语课、阅读课和综合课这四种课型的改善来看一下如何把对外汉语教学与HSK考试结合起来。

1.听力课

要改变听力教材与汉语课教材同步的唯一局面，促进听力教材的多样化，在听力课中增加内容，加大专题的训练量，例如当学生学完数字和年月日后，可以在听力上对其进行强化，加快他们的反应速度，还可以在教学中渗透关于地点、人物关系的词语，为他们以后的考试打下基础。对于学习汉语半年以上的留学生来说，可以在教学中增加新闻听力和惯用语听力，由易到难，为学生介绍新新闻体裁、新闻术语，同时可以在每节课上为学生介绍几个常用的惯用语，既不让学生感觉听力课就是单纯的听，枯燥乏味，又能同HSK考试联系起来。此外，还可以讲授一些考试时的基本要点和技巧。由于把听力课与HSK考试结合起来，又增加了生活的内容，学生对听力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热情高涨，这正是迎合他们的需要所取得的效果。

2.口语课

通常在系统学习半年的汉语后，留学生对口语的重视程度往往不如起步阶段了，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的口语进步太慢，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要参加的HSK考试中没有口语考试，因此他们对口语课的重视程度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调整口语课内容，在平时依据教材的条件下，适当穿插一些惯用语的讲解。在考试前几周可以围绕考试经常出现的新闻、通讯类或评论类短文进行话题式口语教学，还可以集中给学生讲一些在考试的听力和阅读的第一部分常出现的口语惯用语，这样，学生上课的积极性也就提高了。

3.阅读课

与综合课配套的阅读教材通常文章较长，对于仅学习半年汉语的留学生而言显得有些陈旧。我们应该使用一些新颖的阅读教材，涉及科学、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这样才更有利于学生水平的提高。而HSK考试规定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为：考试应能综合运用汉语语言知识和阅读技能来理解汉语书面材料，能阅读各种题材(社会生活、人物传记、科普、史地、政治、经济等)和体裁(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应用文等)的文字材料，考生应能掌握所读材料的主旨和大意；了解用以阐述主旨的事实和有关细节；既理解单句的意义，也理解上下句之间的逻辑；根据所读材料进行一定的判断、推理和引申；领会作者的观点和态度等等，这样，这类教材就能很好地同HSK考试的阅读接轨。

4.综合课

综合课的教学任务主要有语言知识教学、语言技能教学的训练、言语交际技能训练和文化因素教学。留学生系统学习半年汉语之后，已经由语音阶段过渡到语法阶段，这时他们有了参加HSK考试的要求，但他们的语法知识点还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综合课教师应该在考试的前两周系统复习学过的语法知识点，同时有选择地讲解一些没有学到的考试常见的语法点。在讲解过程中可以举一些HSK考试的例题，来加深学生的理解。

(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在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中，教师的指导是关键。虽然新教学理念要求体现主体教育，它要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对外汉语教师要一改以前的统治对外汉语课堂的局面，创造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但这并不等于要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的发挥。其实，教师适时、适度、恰到好处的指导，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是十分重要、必不可少的。我认为对外汉语课堂要想取得进展，就要求对外汉语教师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提高和加强：

1.提高素质，更新观念。

对外汉语教学成败的关键在于教师，对外汉语教师要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就需要全方位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教师不仅要了解、熟悉、掌握教学内容，明确课堂标准中提出的各项要求，而且要置身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前沿，密切关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新动向，及时更新教学观念，不断给课堂教学内容注入新观点、新方法，这样才能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2.目标明确，全面具体。

明确、具体、全面的教学目标是提高对外汉语课堂教学质量重中之中。在制订教学目标时，要将教学内容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目标，首先做到完成每课的小目标，然后完成好单元目标，从而达到最终完成总体目标。在教学中要做到教有目标，学有目标，从而在课堂上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

3.把握方法，新旧互补。

课堂教学方法的选择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关键，采用适当、合理、有效的对外汉语教学方法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学方法的选择不仅要服从多样性的原则，也要具有创新性，这样才能促进对外汉语教学方法的不断改进。

4.优化时间，加快节奏。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另一个关键是合理地安排课堂教学中单位时间的使用率，有效地处理好课堂教学节奏。这就要求对外汉语教师减少那些不必要的教学环节，不必要的说明解释，争取以最少的教学时间和精力，取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5.结构严谨，环节紧凑。

保证教学结构的严谨性和教学环节的紧凑性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之一。教学结构严谨才能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教学环节的连接要符合教学规律，教学活动与活动之间的切换要恰当合理。在转换之间，教师的指令要清楚、明确。课堂教学过程要充满变化，教学环节层层紧扣，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引起他们不断的期待。如果教学中各个环节的处理缺少有效的方法，尤其是难点的处理缺少层次，就会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效果。

6.巧设活动，落到实处。

巧设教学活动，精心设计每项任务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保障。教师既要考虑到教学活动的趣味性，又要考虑到教学效果。教学活动要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来制订，要遵循教学规律，本着从易到难，从简到繁，难易渐近，激发兴趣的原则，使设置的活动目标明确，形式多样，形成梯度，这样才能激发不同个体性的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的吸引力。

(三)提高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以及学科理论体系的逐渐完善，不论从教学的角度还是从学习的角度，都对教材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为数众多的教材不能满足需要的现实，尤其是缺乏适应时代需求的、符合外国学生学习规律的、全新的对外汉语教材的局面，我们更应当把汉语教材的编写和推广当作对外汉语教学在21世纪发展的一个最重要任务来对待。

1.准确把握教材编制特点。

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必须建立在体现新世纪信息技术发展的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即基于网络和网络概念的对外汉语教材，这种总体创新的教材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由专家系统控制的网络智能环境；(2)基于网络信息资源数据库的筛选与编写方案；(3)适合教师引导课程(teacher-ledcourse)编写原则；(4)突出个体化教学的特点；(5)基于网络的训练方案。

2.加强教材编制突破创新。

要提高对外汉语教材实用性，关键是要不断突破与创新，一方面要更新观念，不断吸收汉语理论研究、教学法理论研究和语言习得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另一方面，要遵循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原则和规律，把握对外汉语教材发展的方向，不能随心所欲地“出新招”“出怪招”。可以从下面几项工作入手：(1)加强对外汉语教学与教材发展史的研究；(2)对现行教材进行科学的调查与评估；(3)针对构成教材的各种要素进行严密的科学试验，为教材编写提供可靠的数据；(4)更新观念，引进汉语理论研究、教学法理论研究和语言习得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3.明确教材编制发展趋势。

为了使对外汉语教材发展之路走得更好更稳，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出发：(1)选择作者群体。国家在资金、政策投入的同时，也要制订统一的编写、出版计划，组织一批结构合理的编写队伍，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实施，做好国内外市场的调研工作，积极开发国际市场。(2)选择教材内容。对外汉语教材的内容要新颖、科学、规范和实用。同时要紧密针对学习者的学习目的和要求选择课文内容，要根据读者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心理、不同习俗、不同年龄等方面的因素，仔细推敲，切实编写出多层次、多元化的应用型教材。(3)选择编辑。编辑要有语言文字的专业知识、对外汉语教学的经历，以及较强的编辑能力，如此才能使教材具有吸引力和应用能力。(4)作者、专家、编辑相结合。教材的编写、出版和研究要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保障教材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教材制作是一个团体合作的过程，无论哪一方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教材的出版质量。

(四)提高对外汉语教师水平

提高对外汉语教师水平，加快对外汉语教师队伍建设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汉语最主要的学习渠道是教师的传授，教师肩负着在短时间内把语言知识传授给学生，并使之能把语言知识转变为语言技能从而运用于日常交际的重任。要搞好对外汉语教学，必须先抓好教师，建立一支素质高的对外汉语教师队伍。而目前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师队伍的状况远不能适应新世纪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这给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不断提高教师的素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从而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不断开拓、发展对外汉语事业。具体措施如下：

1.加强对对外汉语教师的培养和培训，使对外汉语教师队伍逐渐壮大，从而满足国内外对对外汉语教师的需求。

在数量增长的同时，也要注意提高教师的素质，促进对外汉语教师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的共同发展。可以说，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对对外汉语教师来说是一个终身的过程。

2.改变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师队伍建设研究中以定性研究为主的局面，增加更多的量化研究，从而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科学化，更有说服力。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资格证书考试或能力证书考试的结果，来了解对外汉语教师培训工作的实际需求，进而研究考试大纲和培训大纲的制订。

3.在当今汉语国际推广的大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师培训工作也要向国际化发展

篇3

2.外国社区教育的培养目标外国的社区教育培养的目标主要是一些全方位的人才，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社区教育培养模式并没有明确的专业界限。为了保证美国社区教育培养的目标不仅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还考虑居民的就业需要，同时社区教育模式还满足居民的兴趣和愿望等，因此，美国社区教育的发展一般是从广大居民的实际需要出发，使得社区教育能够真正维护广大居民的合法利益。同时，美国的社区教育受到了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美国社区教育的实施一般是在社区中的一些社区学校，因而美国的社区教育具有更加明显的特点。针对社区成员不同的居民，美国的社区教育能够提供平等一致的教育服务。此外，美国的各级地方政府负责社区教育的资金提供和管理问题，而具体的教育一般是由学校负责。同时，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社区教育也采用这种模式。因此，美国社区教育培养模式重视对居民培养目标的认识度，从而提高美国社区教育培养的质量。

3.国内外社区教育培养目标的比较及分析通过对比我国和美国两国社区教育培养目标和分析可知，两国社区教育的培养目标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一，社区教育培养体制的不同导致培养目标的差异。由于美国是分权型的社区教育培养体制，社区教育培养的全过程都是由学校自行安排，因此，美国社区教育培养的目标主要定位于多向性，其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出专业型的人才。而我国的社区教育培养模式具有更大的选择性，近年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因此，我国社区教育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定向性。第二，社区教育指导思想的不同对培养目标的影响。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的社区教育教学还是以开放式教学为主，并且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求反映人道主义精神，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也反映在社区教育培养的过程中。同时，这种思想能够较好地符合广大美国人的心理。而我国的社区教育培养模式提出了全面教育的思想，旨在反映社区教育培养的目标方面。当然，我国的社区教育培养模式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方面应该合理且科学地贯彻我国社区教育的大致方针。因此，我国更加强调对社区教育的定性培养和专业型人才的培养。

二、国内外社区教育培养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1.培养目标的单一模式和全才模式我国的社区教育培养模式遵循的是专业型人才的培养，对某一个学科，某一个专业进行深造，培养一个领域的专业人才，对居民的人文教育、品德培养较少。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开始向全方面人才培养的模式转化，但是我国的这种转变还是处于开始的阶段。而美国遵循的是全才培养的模式，培养的居民可以担任社会上很多方面的工作。现在，我国社区教育在培养目标方面还需要不断地改革，因为我国社区教育的环境不是十分的发达，社区教育的资源不是十分的丰富，社会对于社区教育的投入也不够。

2.国外社区教育发展的启示从国外社区教育发展中受到的启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构建专门的社区教育培训基地，构建的这项教育基地是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壮大起来的载体，因而在社区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显得非常重要；第二，在社区中一些普通的小学可以承担部分社区教育发展的任务，进而实现社区教育的社会化；第三，借助完善的社区教育公共资源，实现对社区教育有效资源的共享，从而提高社区教育的教学效率；第四，强化对社区教育的立法合理性，同时，国家应该加强对社区教育体系的构建，使得社区教育工作人员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国家也应该加强对社区教育的资金投入，以保证我国社区教育的正常发展；第五，我国的社区教育应该学习国外社区教育多样化的教学形式，从而使得我国的社区教育内容更加丰富。

3.课程设置的优势与不足我国社区教育的课程设置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重视理论课程，忽视社会实践教学的培养；第二，重视思想课程，忽视素质教育；第三，重视专业课程，忽视选修课程；第四，重视技能的锻炼，忽视工具的使用。而美国的社区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特点是重视基础的课程、理论课程，并且自然科学的课程也比较多，选修课程全面。因此，在课程设置上，我国的社区教育应该继续保持优势、改善不足，对于忽视的部分要重视起来，尤其是实践的部分，只有进行充分的实践，才能在实践中发现居民学习的需求；进而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因此，认识我国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优势和不足对于提高我国社区教育的质量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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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安全教育的主流理念———“主动安全”教育

从各国学校安全教育实践中可以看出，虽然各国都根据本国实际和需要采取不同的安全教育策略，但有着显著的共同点，大家都秉持了近似的学校安全教育理念———“主动安全”教育理念。“主动安全”教育理念核心是突出强调培养人的主动性，强调人的主动性在安全防范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有一种不良倾向逐渐引起了各国安全专家和教育者的关注，就是人们越来越依赖技术、防护设施来保护自己。汽车安全就是个比较明显的例子，人们越来越迷信汽车厂家的安全技术宣传，诸如碰撞星级、安全气囊、ESP 系统等，认为依靠这些安全设计，驾驶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正是这种错误观念才埋下灾难的种子，很多车祸的根本原因就是驾驶者主动安全意识的降低和缺失。安全专家和教育者都认为，技术防范始终是一种辅助，是低级防范策略，它只有与人的主动性防范结合起来才有意义，发挥人防范的主动性才是高级防范策略。学校安全教育之所以意义重大，就在于它建立了和发展了人的防范主动性。“主动安全”理念下的教育实践表现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重点：其一，着重培养人的主动安全意识和主动安全行为习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这方面教育实践，这是“主动安全”教育的核心内容。从英国的小学生守则中，我们可以看到，十条内容虽然不多，但几乎全部都是安全教育的内容，而且非常具体，通俗易懂，例如“……5.不喝陌生人的饮料，不吃陌生人的糖果；6.不与陌生人说话；7.遇到危险可以打破玻璃，破坏家具；8. 遇到危险可以自己先跑；9. 不保守坏人的秘密；……”安全教育（有学者也认为是“生命教育”）可以说是英国人受到的全部教育的重要基础和开端。其二，积极运用多种有效的技术手段作为辅助，以人为本且不断改进。随着安全防范技术的进步，技术手段既成为安全工作的重要工具，也成为安全教育的重要辅助。法国在学校中推行了校园安全监测系统，监测项目细致，且系统和数据库不断升级。监测系统及其监测评估结果，既是学校安全管理的有效手段，也是对教师、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最好教材，可以将教育培训活动与实际问题的解决紧密结合起来。日本还专门开发了保护学生尤其是低龄学生的安全防护设备，如带 GPS 定位功能的安全报警器、手机、隐蔽的发射装置等。教师和家长经常辅导孩子使用这些设备的方法，辅导的过程就是有效的安全教育过程。其三，制定具体可行的法规、制度、标准等，保障安全教育及成果的落实。美国是依法保障安全教育的典型，奥巴马政府延续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CBL）关于学校安全的年度公告制度，要求各学区对校园暴力事件进行详细统计，并公布结果。该法规定，各州必须对“长期处于危险境地的学校”作出说明和认定，保证学生的知情权。这与法国的校园安全监测系统的作用是相似的，而且上升到法律保障的水平。美国学校都严格执行门禁制度，对来访接待和学生外出都严格审查和登记。这对学生是很具体的安全教育，让学生懂得，服从学校的管理制度自己才是安全的，服从管理也是有利于自护的良好行为习惯。

二、我国学校安全教育需要改进和创新

我国学校安全教育，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在学校安全教育实践、安全防范技术、相关法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较大成绩。国家教育部 2006、2007 年还先后了《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和《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学校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工作有了明确的指导。但是，与世界学校安全教育理念和实践的主流比较，我们仍存在差距。比较突出的不足是，我们的学校安全教育理念还没有跟上“主动安全”理念的主流，安全教育实践没有充分体现“主动安全”理念的重点，大多还停留在“应急”的层面，有些初步体现“主动安全”理念的教育实践还需要结合我国实际进一步改进和大胆创新。首先，法规制定方面。我们的法规条文相对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是以教育部令的身份下发的，具有一定法律效力。其第五章安全教育的第四十一条“……学校应当对学生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有条件的可以组织学生到当地消防站参观体验……”这值得商榷，消防安全教育是必须做好的，而且要特别重视学生的实践体验和技能训练，没有条件也要结合实际创造条件做好。第四十二条“……学校应当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针对洪水、地震、火灾等灾害事故的紧急疏散演练……”这要求太低，一个学期（半年）1~2 次，这很容易使演练流于形式。《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关于安全教育讲的相对更具体可行，但《纲要》又没有法律效力，只能靠学校自觉，实际没有保障。这种状况显然需要改进。笔者认为，需要在国家法定课程中明确纳入安全教育的内容，保障课时，严格考核，可以和“品德课”“、体育课”结合。各地政府还要明令增加学校安全演练的内容和频次，并监督落实和考核。其次，教育实践方面。目前我们的学校能落实的安全教育比较不足，多数都是“应急”或“应季”的提醒式告诫，如寒暑假前，学校发给家长一些注意交通安全、防止溺水等告诫通知。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进行比较系统的体现“主动安全”理念的教育实践。笔者建议，要重点做好几个方面：其一，要明确学校安全教育的领导和指导，建议设置专职负责安全管理教育的学校负责人，专门指定公安、消防等专业安防人员作为学校安全教育的协调指导人，而且这些人员任期 4~5年，其工作情况纳入本人业绩考核。其二，统一编写具有专业水准的、符合“主动安全”理念的、适合各地实际需要的安全教育计划和教材，由品德课、体育课教师分别负责知识和技能教学，期末严格考核，考核结果记入学生操行档案。安全教育教学情况也纳入学校工作考核指标，并加大其权重。其三，加强学生安防演练，规定每月都要安排学生不同专题的安防演练，各地政府要明确要求社会有关单位给予演练大力支持，并监督年度演练计划、演练过程和演练效果。再次，安全技术辅助方面，要加大投入，强化支持系统建设。笔者认为，加大投入不要只想到为学校添置安防设备，更重要的是，要在全社会支持下为教师、学生和家长建立安防学习和实训的支持系统。这个系统应该是在社会各部门发挥优势、密切合作下建立起来，可以在国家安全、国防、公安交通、消防、卫生、食品安全、环保等社会职能部门的支持下，整合和开放各种资源，建设多种安全教育专业学习和实训基地（国防基地、消防基地、交通基地、防疫基地、环保基地等），并逐步形成相互配合的安全技术支持网络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信息服务系统，为学校安全教育提供全方位高层次的技术支持。

作者：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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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学并没有让人眼热的，但有骄人的贡献，有充满活力的现在，活力后的纷争又预示着未来的发展。它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从诞生始，它就不处于边缘地位而成为教育学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标的“母学科”之一。1971年以来，这一领域闪烁着一群光彩夺目的星星，譬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鲁(Giroux)、瑞威（Renway）、赖塞尔（Lather）、麦克赖恩（Maclaren）、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1。当然还包括不久前刚逝去的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他的研究凝聚着一个杰出社会科学家对教育问题与实践的关注与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划地为牢地限制在贴着教育学家标签的狭小圈子中。他们的研究使教育社会学——无论是登台唱大戏的各路理论流派，还是唱念坐打招式不同的论与认识论，皆成为吸引人的智力同时生长快速的领域。

鲍尔（StephenJ.Ball）在2000年出版的《教育社会学：重要论文集》（SociologyofEducation:Majormes）出口就发出这样的感慨：任何教育社会学的努力都是困难的，相应作出的任何概括也是脆弱的。本文无力也无意步此后尘，仅从最吸引笔者的两点出发，即在研究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在研究主体上，追问“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的凸现，以透析西方、准确地说是国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一、“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Take”（接受）的对象一定是外在的——与“你”（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头上，你之为你的一切，成长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无关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任何眼睛看起来都一样。这个"take"所针对的是自然事实，准确地说是物理事实，象桌子、凳子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自然事实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实，向日葵可谓是自然事实了吧？在梵高的眼里与画中，向日葵充满着生命、激情，我们从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阳光、风影、干湿，看到透明的、流动的空气，看到画家的性情与生命。梵高是在“建构”（make）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现（take）向日葵——“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3。而建构（make）所强调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开始向生活中的“你”回归，虽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问题关怀凌驾在学科戒律之上，主导着“你”的探究之眼。

对同样一个问题，接受（Take）与建构（Make）的研究策略与问题意识均有诸多差异。接受（Take）及其后的自然主义研究传统所关心的是各种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传统企图将社会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相关性、现场实验、机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寻找”人的行为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实”——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寻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性认识。自然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的，在美国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譬如科尔曼（Coleman）与布劳(Blau)的研究；在英国则是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的传统，区别于“教育社会学”（thesociologyofeducation）。4我们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重要的教育社会学问题来分析两者的路数有何不同。

“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所关注的是化民主社会中教育机会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艾坡（Apple,1996）将其表述为社会分层与所达成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出身——先赋地位（社会阶层、地位、性别、种族等）与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为代表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教育视为一种补救，教育对既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洗牌，学校教育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援助，使他们能在一个更为公平的起点上开始其职业、文化与社会历程，因而学校被视为一个生产民主与公平的社会建制。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穆勒（W.Muller）与卡尔（W.Karle）的《欧洲教育体系的社会选择》，多尔·伯拉特（M.Duru-Bellat）的《法国中等学校中的社会不平等：从数字到理论》等5。

一币两面，“补救”的社会学又有一美誉——“黑箱”的社会学，只关心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忽视——严格地说是其研究方法上不能涉入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过程。

建构（Make）及其后的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从自然主义视为当然、准确地说视为处起步。对教育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传统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来源——新、互动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依照“敌人的敌人即为朋友”的简单分界，它们常被笼统地视为一类，并被冠以“新教育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ducation,NSOE）6。而新教育社会学（NSOE）的核心就在于坚持不断地建构（making）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那里接受（taking）任务。“教育的机会均等”这样一个在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下被表述为事关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学命题，被解释主义者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域：在时间滴滴哒哒的流逝中，学校这个黑匣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在扬（M·Young）那里，就成了“知识与控制”的问题7。教育机会均等后面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民主这样一些核心价值，其后又是所建构（make）出的“贫困”概念。在英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贫困”的内涵逐步由经济意义转变为文化意义，贫困者逐渐由物质上的赤贫者被建构为文化上的匮乏者——布迪厄所贡献出的文化资本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而优良合理的教育应该成为“补救”文化匮乏者的利器，教育机会均等成为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途径。随着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关注，学业失败者、学业能力欠佳者开始吸引教育研究者乃至公众的眼球，并被建构为一个教育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功效观出发，认定其为“教育浪费”；随着探究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步被转换为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关注兴趣乃至不同的研究域。学业失败者的特征首先被描述成心理特征，诸如智力商数、学业能力等等；其后学业失败者的特征又与一组社会变量相关连，诸如家庭、阶级、族裔乃至性别，学业失败者与社会中弱势人群相勾连。此类研究后隐蔽着歧视、排斥甚至压迫——社会的等级秩序再制于学校对学生的分类过程中。

我们的疑问是“学业失败者”过去怎么不成为“问题”？是过去没有学业失败者吗？非也。学校是现代社会的人才编码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各色人力进行分类、塑造，在强筛选、强分类的教育观下，教育的一个职能就是分层与淘汰，学业失败者自然在教育决策者、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或隐匿不现或视而不见。由此看来，“学业失败者”的产生与建构应了福柯（Foucault）的一句话：从隐匿到可见，从命名到定义，从描述到，都是社会建构——即建构（Making）的过程。

直到扬等知识社会学家开始追问：学校中的分类标准由谁制定？学校中的知识代表谁的利益？在何种利益角逐中，谁被界定为“学业失败者”——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课程——Take取向下的“法定文化”才从超越种种利益之上的Given（被赋予的、给定的）知识被还原为一种社会组织中的知识，课程这只旧时王孙燕不得不落入寻常百姓家，课程是“做”出来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建制”。扬与艾坡8用不同的语句指出：课程是经由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的意识形态）所界定的知识、所选择的知识、所分配的知识，所实施的知识。无论是正式的官方课程还是非正式的潜在课程，这些课程无论假借圣谕的权威，理直气壮地“替天言道”，还是假借科学的魅力，将自己转换为客观、中立、远离是非利益的“真理”，都被挑破了面纱，被迫承认其情境性。知识也罢、课程也罢，都是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种建构，甚至是复数利益群体之间相互角逐、相互妥协的社会建构。课程在此早已不是一种天赋的（Take）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人为的（make）社会建构。当利益、权力这类社会控制凸现出来时，“更有成效地传授知识”被转换为“更公正、更合理地传授知识”这一事关社会公正的价值问题。

我们略为回溯一下二十余年间，建构（make）一派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核心兴趣是教育的传递过程：新讨论着学校经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学校与教室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当为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1976年提出的“符应原则”与莫尔（Moore）的《符应原则与的教育社会学》；互动理论与学校人种志研究则揭示着教师与学生的社会身份的建立过程，揭示着教室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选择；知识社会学则将学校中的知识与学科从教室中置换到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课程与教学都是社会的建构。知识社会学进而责难自由主义的知识观与教学观，认为知识内部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精确知识的地位、尤其是可概括为数字的知识地位最高；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知识的地位高于口述的、民间流传的知识；远离生活的知识即与个人生活距离较远的知识地位高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教学中倡导个人化的，而合作学习得来的知识地位就较低，这就是知识的层级化（knowledgestratification）9。课程、课堂教学——看似中立的学校知识场已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角逐场，文化实践中包含着权力斗争，教育中充满着不平等与压迫。吉鲁（HenryA.Giroux）等提出将文化学转换为政治学，弗莱雷（P.Freire）等学者提出学校教育学应该是“可能性的”学校社会学，教师应该勇敢地成为“解放者”与“转化型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或吉鲁所说的“跨越边界”10。

同时，新教育社会学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而非修正性的改良，其间有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值得再提。70年代后，教育中批判性的研究谴责教育再制着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充任着压迫的社会体系。美国鲍尔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欧洲伯恩斯坦的《阶级、符号与控制》，布迪厄与帕森斯（Passeron）的《社会的再制：教育与文化》皆在讨论着教育，通过其空间与时间的组织，对课程知识的选择，对居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语言的传递，有效地维持着阶级的边界，学校被视为传递社会控制的“隐性课程”。用阿图塞的术语，这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功能在于再制等级秩序。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研究凸现，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学校中学生的抵抗力量，抵制论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威尔斯（Willis）对英国劳工阶层子弟的研究：《学习成为劳动者》11。新教育社会学在美国的研究者主要是艾坡、吉鲁和威克勒斯（Wexler），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相应，接受（Take）与建构（Make）取向之后也预示着教育社会学在方法论与研究技术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接受（Take）后多为量的研究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建构（Make）后多为质的研究与解释主义传统。塞拉（Searle）1999年说：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取向是乐观的，所强调的观念实体具有理论普遍性，研究所根植的世界独立于人类的关怀之外——尽管这个世界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相反，质的研究承担着双重责任——真实性（发现与再现行动者的意义）与建构性（社会行动者的观念是社会世界的解释）。研究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关心就是理解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理解与共享社会世界之于他人的意义。最好的理解建立在对所研究的生活情境的熟悉与持续参与上，这一立场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再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再科学化的观察者，无论进行多么细致的研究都无法代替对研究之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本身的熟悉。12

Make后的努力正如曼罕（Mehan）所说的是一种“社会行动、文化传递与建设性的活动”，它与人们亲密互动，密切地观其言察其行，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矛盾与细微的差异。它同样为二十余年间所活跃的不同理论与认识论所共铸：符号互动理论、人种志研究与现象学等，为获得更多的普适性与大众性，还将实证主义的逻辑性接纳其中——以回应对其“太软”或“太随意”的批评，同时也在接受与包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冲击。

如同一场学术接力赛跑，到为止，新教育社会学在其活跃期所呈现出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反省性角色——新教育社会学将工作的基础更多地放在自我批评上，而下一棒——女性主义研究的活跃将承继着批判的传统并开启新的方向。13

二、者是谁？

如果说在新与新学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教育社会学中充满着阶级、阶级再制与阶级抵抗这类术语，随着有性的（女性主义）与有色的（种族的）研究者的活跃，批判话语从宏大的、阶级这类“大词”（BigWords）转换为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者的立场等充满着微观学色彩的“小概念”。“研究者是谁”——立场（standpointtheories）开始活跃，并主导着80年代后的。

在以往的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生产中，充满着学科的微观政治学，有人称之为“社会学系研究生的隐型课程”，隐型课程有两种，其一为弱形式，它界定与控制着“像一个社会学家”，即在具体的、主题、关怀与旨趣上对学生进行社会学专业化，也即布迪厄的“惯习”；其二为强形式，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再制既存的权力层级化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白的、男性的学者居重要的地位；而女性、少数民族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被排斥于知识生产领域之外14。许多人甚至认为女性研究仅是针对父权制的狂躁的报复而非合法的学术探讨。在此类学科戒律下，研究者所身居的社会位置、他（她）的生活世界所赋予其独特的意识是不重要的。教育社会学内部同样有此吊跪：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来说，不管身处于多么边缘的情境，有多么真切的现实关怀，但一走入学科体系，就需要采用主流的、官方的语言、问题、与思维，——准确地说，将自己处理成一个抽象的“人”，一个虚假的、被异化的“人”来进行学术操作，热的问题关怀常被冷的学术技术所肢解。艾德兰·莫兰就说：社会学者尤其是的社会学者常是一群精神分裂的人15。

然而，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科学化的努力只会使研究者远离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教育学这样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可以高居（远居）于人之上（之外）吗？并保持所谓中立的立场吗？——这种理性主义的进步论调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不独研究者的身份被架空，教育的实践者亦被架空了。

鲍尔指出近些年来如日中天的管就是一种道德技术16，由于管理学的介入，办学如同办工厂，在市场竞争的逻辑牵引下，教师基本失去了对教学环境的控制，矮化为技工。不独教师被架空，更为严重的是教育中的人也被架空了。

福柯指出管理学是一种道德技术或权力技术，管理学使学校更象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版本。它引入一对“天眼”，个人的一切都纤毫必显；它引入效率与规训，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为最节省、最经济的塑造。校长和教师都仅关注技术与能力，学校复杂、纵深的背景被简约为客观的效率——教育非人化了，教育也化了。集中体现为两点：其一，学校中的知识即课程与教学日渐远离教师与学生的具体生活，自称其为客观知识，是与具体人不关联的、不容怀疑的外在知识，学生只需与掌握它们就可以了；其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忽视了，家庭与学校两个世界被认为是同质的。学生如同孙悟空，从石头缝中蹦出来——学生文化、学生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后的阶级文化都被忽视了。教育中的人被架空了。

如此之多的“被架空”的必然结果是，教育研究被架空了。女性主义就批判教育研究被雄性化（maleable）——即被权力化与庸俗的权威化了。刻板的技术简约主义使教育远离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贫困者，教育可以为社会中的高地位人群锦上添花，却不肯为弱势人群雪中送炭；教育研究远离种族主义、制度混乱、社会隔离与社会融合这类真切的现实议题，或只顾大而空泛的“应然”理念，或一味钻入琐屑的细节之中。

立场理论从一种批判的理论更多地转换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种被压迫者的声音，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开始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在以往的主流教育社会学中被消匿的声音。有色人种、女人、同性恋、有障碍者开始重新划定其疆域，挑战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工具甚至研究传统。

首先，立场理论挑战着本质主义17。立场理论强调研究者的立场，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知识与认识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知识是外在的、等待着被发现的事实（outthere）。晚近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后现代的研究域中，知识是建构出来的（make,nottake）。立场理论质疑认识上的特权主义，白男人在所生产的理论中凝冻着其自身的特权，他们凭借认识上的霸权、出版上的霸权，将建基于其立场上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主义的叙述，并采用去立场化、去价值化、去情境化的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

立场理论宣称其理论的发展来源于研究者所身处立场的差异性，女人的天地不同于男人，女人的社会位置不同于既往生产知识特权者的位置，因而，女人的研究视野能够引导知识的生产与对社会实体的新解释。哈丁（Harding）从女性的生活引发出这样的疑问：“谁的科学？谁的知识？”，知识根植于不同的主观情境与社会情境，研究本身体现出社会的价值诉求与政治诉求18。知识总是落座在具体的社会情境，甚至是个人境遇的某种表达，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唯此，表述才是真实的，也才是真诚的，水一般清澈的日常生活中才有那么多常人难以觉察、难以置信的诡秘。在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中，每个人的解释在其个人情境中都是真实的表述，本质主义的犯罪观被重新解释了——谁是谁非，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再存在，而是借助权力，某些特殊的话语能否转换为公众的意识；或许是特殊的话语之间彼此协商、沟通，并达成共同接受的一种解释。

女性主义研究者进而开始质疑本体论，并将新的本体主义感觉论带入教育社会学和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新领域——将特殊的性别与情感带入研究领域之中，女性主义开始了其身份政治。女性主义赋予学校性别的视角与框架，认为学校的场域极大地忽视着女性独特的经验，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评价上以及课程与知识上，教育都再制着男性与女性的区隔与对立，将女性定义为“非男性”——男人的指标成为人的常态指标，女性在此指标体系下永居劣等。女性主义批判的锋芒甚至直指与新，认为仍然是观念上的“父权制”。19女性主义正是从询问性别本质为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开始，扩展到询问社会身份本质，女性主义也开始消解着本质主义。

其次，立场理论还挑战着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女性主义活跃在文学、、大众文化、和社会科学话语中，女性主义挑战着这些学科的“科学集体无意识”，既包括研究过程本身——生产学术的模式，也包括研究的主题——研究者的悖论——寻找研究者的主观性20。哈丁1986年指出，社会学研究如同“手工劳作”，而非现代科学研究中盛行的化与科层化的模式。女性主义从最根本上挑战着男性研究中的“上帝之眼”。21

在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反省上，莫蕾（L.Morley）1996年发表了《与父权制协商：女性研究的挑战》，指出许多研究都是所谓“研究”（raperesearch）。女性在参与父权化的研究中被视为可以被任意剥削、任意闯入的客观对象，研究者为了自己的专业声誉与职业发展可以任意闯入女性的生活之中，却从不反省这样的研究过程对参与者有什么伤害22。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化的研究批判中，呈现出多元的认识论，她们还试图用协作的、参与的、合作的新型研究风格来替代男性化的研究风格——个体主义、竞争主义与主客对立的研究风格。赖塞尔（Lather）称其为“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她们致力于让沉默的、受压迫的人发出声音来。相应，也有声音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或精神助产士（催生婆）来寄托对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的期许，每一次询问既是话语，更是新的实践23。

值得重视的是，立场理论并非一个整合的理论，在强调研究者立场这一策略下，各种立场的研究者之间也充满分歧与冲突。譬如，主流的女性主义与同性恋、有色人种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然而，女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女性所共享的诸多经验超越了种族与阶级性、年龄与文化背景，因而，迥异的女性经验被笼统地归类于“女性经验”的框架之中，将女性研究者视为一个共同的“阶级”或享有一个“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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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经济正越来越走向世界世界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具相关数据统计.2005年中国进出口总额14221亿美元比上年又增长23.2，排列世界第三从这一点能过看出.我国对外语外贸人才的需求也来越大，怎样能培养出符合经济形势和国家需要的人才是摆在每一个外语教学工作者面前的严峻课题。

为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目前我国许多院校开设了商务英语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不一而足，但总体有两个方向二一类是传统课程，即以国贸实务为核心围绕这一主线设置如怎样与外商书信往来的外贸函电、怎样与外商谈判的商务谈判等等在已开设商务英语的院校中，鉴于师资经验、学生就业的考虑这种定位占大多数:另一类是将经济管理类课程用英语(ESP)去学习.比如开设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国际金融等课程，以求拓展学生视野培养综合性人才.为以后学生深造创造可能，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为代表。但这种定位要求教师素质较高除一些条件较好的院校一般不易实施。

二、外语系学生现状分析

以传统模式定位商务英语的院校既然占多数那么这种教学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呢，我们是否可以更加完善它呢，这是我们有必要讨论的。据笔者调查和粗略统计在目前我国外贸从业人员当中，外语专业毕业的占到多数，而且用人单位因其深厚扎实的语言功底也偏向于聘用外语类毕业生这可以说是我们学生的优势。

但是我们和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的学生相比也存在不可回避的劣势。这特别体现在专业知识结构上。国际贸易专业学生从进校，会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国际商法、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理论、就实务还有具体的贸易惯例、国际支付、国际运输等最后还有实验操作课。可以说学生能够透彻的掌握和理解进出口贸易这一过程。而外语类学生一般在入学到二年级之前.诸多基础课程如口语、听力、综合英语等占据大部分时间.又有专业四级等考试的压力很少人会把精力放在这些课程的学习上等到高年级开国贸实务课时上来就是英文原版教材英语授课，简直是一头水，不知究竟要干什么或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等到稍明白点了，一学期课马上也要结束了如果以后毕业从事相关工作基本上也是自己边干，边从实际中总结学习这样增加了时间成本，降低了企业效率。我们作为人才的输出者，从培养实用型人才这一角度是否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呢，通过研究学习法理论.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三、商务英语课堂的问题

目前，我国商务英语的教学中仍主要采用普通英语的传统的系统讲授法。课堂以教师为中心内容围绕语言点展开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讲解单词、短语、句子、语法分析及课文的翻译。考试的大部分题型是英汉互译、单向选择等而缺乏具体的实务应用。

当然系统讲授法容量大、成本低、通用性强，但这些作为商务英语的教学模式容易误导学生的学习方向.不能体现商务英语的实用性目标，难以培养出具有业务能力的人才。笔者在担任该课程教学过程中，曾安排了一次实务性练习要求学生根据合同审查对方银行信用证，找出问题并致函对方修改。结果学生感到束手无策。这说明“灌输十笔记+技艺“的学习方式对于灵活应用知识和具体操作解决问题缺乏训练。因此，笔者认为商务英语作为专门用途英语(ESP)的一个分支必须围绕“实务性”的特点和该课程中学生的熟悉英语语言的特征，运用新型教学方法创造学习情景激发学习动机以学生为中心展开教学活动。

四、学习法中的认知学习理论

认知学习理论是在否定和汲取了行为主义理论后形成并成为当代心理学主流学派，在我国外语教学领域如交际教学法(communicativeapproachl、意念教学法(notionalapproach)等教学法中运用广泛。代表人物有托尔曼的”符号学习”、”行为的信息加工理论，布鲁那的“认知一发现学习”等。它强调在学习过程中有机体积极主动地参与认为学习的实质就是主动的形成认知结构。教学是传递客观世界的知识，使学生达到教育者确定的目标既帮助学习者习得客观事物及其特征使外界客观事物内化为其内部的认知结构。其中对学习理论和课堂教学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学习’‘是其代表，提倡发现学习也就是学生利用教材或教师提供的条件自己独立思考，自行发现知识，掌握原理和知识。

在认知学习理论上发展起来的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进一步提出: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建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它一方面是对新信息意义的构建，同时又是对原有经验的改造和重组。合作学习受到特别关注。针对教学实践，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提出了促进教学的四个条件:第一学习要以学生为中心;第二，学习情景要与实际情景相符合:第三，注重教学中的社会性相互作用和协作学习;第四，注重教学环境的设计要为教学提供充分的资源。

五、认知学习理论在实务课中的运用

在引入认知学习理论之前我们应该了解国贸实务这门课程的知识特点。实务课是一门知识性、操作性很强的课程。对贸易术语、跟单信用证等这些概念，只靠单纯的归纳讲解是不够的，还要配以实际案例，更重要的是对于有关章节，如信用证使用流程，订舱运输流程这些偏重实际操作的部分我们一定得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他们才能发现问题找出缺漏巩固知识，将教师输入的内容，通过独立思考和自行发现转化为自己的内部认知结构。这也正是认知学习理论认同的学习的一个基本规律。所以，课堂教学中我们建议引入实验课。针对外语系学生掌握专业知识较少、没有专用实验室及课时有限的具体情况，为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应对实验课的安排精心策划。

1基础知识的铺垫。介绍主要的专用术语，如托收(Collectio门)、汇票(Draft)、信用证(LetterofCredit)等。

2学生的准备。首先，每章的实验课应安排在一两次正式授课之后这样学生对本章的内容已经有了清晰的概念为实验课将他们头脑中的知识点连成线和网(可以在教师的协助下)创造客观条件次要求学生做情感上的准备。课前应给学生先分好组，30人班级可分成3组并固定下来形式上可围坐在一起营造友好合作的氛围。

3.教师的准备。实验课成功与否直接取决于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课上教师虽然是让学生自己去操作但大量心血花在课前备课。首先教师要准备课堂会用到的系列信函和空白单据的文本每组一套人手一份。实验课开始时，教师提出问题创造问题情景提示问题的解决途径必需的知识。然后，明确各组学生的角色划分。如运输这一章，谁做托运人;谁做承运人谁是海关分别负责一至几个业务环节，分别布置任务。其实有时学生做不出我们的预期效果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扮演的明确职责。最后，教师有必要在黑板上将操作涉及的每一个步骤以流程方式写出来以指导学生的完成。其间，教师可以在各组间观察及时纠正错误并随时解决学生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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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高校创业教育模式比较

（一）美国高校创业教育美国开展创业教育已70多年，在不断的实践中形成了完善的教育体系。美国各所大学基本上都开展了创业教育，授课对象主要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但是各所大学创业教育侧重点却呈现多元化，如百森商学院、斯坦福大学创业教育偏重综合型，而麻省理工大学创业教育是面向高科技领域。在美国创业教育体系中，按照创业教育组织模式分类。一种是聚焦模式，即只在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内部开展，培养专业化创业人才和研究者等。在聚焦模式中，学生经过严格筛选，课程内容呈现出高度系统化和专业化特征。采用“聚焦模式”进行教学的典型代表是哈佛商学院。另一种是全校性创业教育，即对全校学生开设创业课程与活动，培养不同学科背景下大学生的创业精神与创业意识。

（二）英国高校创业教育20世纪80年代，英国高校创业教育发展飞速，并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英国创业教育遵循自上而下的发展道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启动了高等教育创新基金。同时，建立英国科学创业中心，系统地进行创业管理和教育，从而将政府、高校以及社会融为一体，互助互利。在创业教育的组织形式上，分为商学院主导模式和大学主导模式。其中商学院主导模式又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分离式，即从事创业教育的教师彼此独立进行研究与教学；二是融合式，即从事创业教育的教师组成团队，在学院内部组织或安排课程和活动；三是嵌入式，即创业团队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范围更加扩大，普及教育到各个学院各个专业的学生。

（三）日本高校创业教育2000年，日本教育改革国民会议上提出了创业家精神的概念，强调创业教育应培养学生的创业家精神、生存能力和思维方式。日本政府将“官、产、学”的理念融入到高校创业教育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结合自身的国家特点，日本建立了四种典型创业教育模式。一是创业家专门教育型，即针对商学院或经济学院或以创业为目标的学生专门设立课程。二是经营技能综合演习型，即以经济学院或商学院商业计划书的制定为主要课程形式。三是创业技能副专业型，即主要针对理工类为主修专业，以创业为辅修专业的学生设置课程。四是企业家精神涵养型，即针对全校性质的创业素质培养的普及课程。

（四）澳大利亚高校创业教育澳大利亚高校创业教育经历将近30年的发展，创业课程全面覆盖高校。政府通过支持小企业发展、鼓励人们创业，在大学中建立企业孵化器，主办商业计划竞赛，并将创业教育上升为国家战略支持计划。在创业教学课堂中，多采用“创业模式”“普及模式”“培训模式”教学。创业模式仅针对商学院的学生，对其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的培养，强调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共同打造创业型人才；普及模式面对非商学院学生，结合专业背景，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兴趣与能力；培训模式则针对全校学生，由创业中心或其他创业机构中的教师授课，注重培养实战方面的创业意识与创业技能，实践性强。在这种课堂教学体系下，高校学生可利用课余时间，参与丰富的创业实践活动，如澳大利亚商业计划竞赛、美国商业计划大赛等等，在比赛过程中，积累更多的实战经验。

（五）国外创业教育模式的比较基于对国外高校创业教育的梳理，以及对各个国家高校创业教育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抓住各国创业教育的特点，也为我校创业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

三、对我校创业教育的启示

（一）树立良好的创业教育观念我国传统的高校教育是以知识的传授为主，是一种单纯的知识教育模式。由于高校学生就业的压力，许多学生只关注专业知识的了解，往往忽略自身兴趣和创造力的培养。因此，我校应首先统一认识，以培养学生创业意识为主要办学宗旨，以提升学生创业能力为根本，以创业课程和创业平台为主要实施途径，将创业教育理念融入到日常教学和科研中。

（二）建设与培养师资队伍高校创业教育的核心还应注重教师队伍培养的问题，教师队伍的好坏直接影响创业教育是否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针对目前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缺乏的现状，我校应加强师资的培训与整合，从而形成一支政治素质高、理论功底扎实、有一定实践经历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首先，高校可招聘或培养一批可从事创业教育的教师，如果条件有限，也可从已有的教师中抽取有创业方面经历或有兴趣创业的教师。在培养队伍方面，可以聘请国外的教授进行定期培训，或者组织我校创业教师队伍与国外优秀创业教育院校合作访学，去企业挂职锻炼等等。其次，应建立并完善创业教育教师的选拔和竞争机制。在教师队伍方面应当采取多角度选拔制度，不仅要选拔学校已有的创业型教师，也可以向社会招聘一些具有创业经历的企业人士作为高校创业教育的兼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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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小模块课程对我国高职公共基础教育改革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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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6-154-03

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说它古老，因为西欧早在文艺复兴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学校型外语教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的语法一翻译教学法；说它新兴，因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文化因素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并开始实践将文化教学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去。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著名的外语教学法专家罗贝尔，加利松(Robert Galisson)首先提出将外语教学法更名为“外国语言和文化教学法”，1985年后又创立了“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同一时期的法国语言教学专著和论文等也对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做了系统阐述。对法国在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方面的理论构建和教学实践(教学法)进行考察和解读，以期对我们的外语教学有所启示。

一、外国语言－文化教学从课堂教学方式方法到教学法的演进

直到20世纪70年代，外语教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教师如何在课堂上教外语”的层面上。无论是直接法、听说法，还是后来的视听法，教师都是通过声音或影像等辅助教学设施来训练学生的听说，使其达到听懂外语并运用外语进行表达的目的。“这种以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的教学思路发端于19世纪末，并一直在世界外语教学界拥有广泛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法国外语教学，不论是师资培训，还是常规教学，其主要内容就是语音、语法、拼写、词汇、讲解课文等。

外语教学是一个内涵深刻、外延广阔、相互关联的系统工程。其中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非惟一的、非完美的、特定的和临时的”。这样，人们就把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的研究对象从以前的专注于课堂“如何教”扩展到“如何学”，以及“教”和“学”二者的关系问题上。这种思考的结果便产生了外语一文化教学法的雏形(见图1)。

这一图表形象而直观地反映了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语言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以往的课堂教学方式相比，教师开始由以教案和教材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早已准备好的课堂内容(语言文化)，他们可以对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内容、教学效果等作出反应；教师也要对学生的个体情况、教材选用、课程进度、讲授方式方法等进行观察和反思。通过师生互动，促成教与学的良性循环。并且，教师还要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帮助其获得个性化的学习方式方法，最终要让学生运用适合自身特点和习惯的学习方式方法进行自主学习。这也正是当今社会所倡导的现代化学习方式。

二、外国语言－文化教学从教学法到教学法学的演进

正如教学法是对课堂教学方式方法的宏观思考那样，教学法学则是对教学法的宏观思考。它同样发端于法国，但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名为外国语言－文化教学法学。其创始人和积极推动者为罗贝尔・加利松。

罗贝尔・加利松是一位在法国和欧洲外语教学界享有盛誉的外国语言和文化教学法专家，著作丰厚，如：(论思考型外语教师的培养)，(论外语教学法上的伦理道德)，

“根据罗贝尔，加利松的界定，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是一门主要面向外语教学第一线教师的学科，其宗旨是努力使外国语言一文化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进程实现最优化”。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利松坚持认为，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必须从观察教学实际情况出发，找出教学中的具体问题，通过教师个人和集体的思考讨论，形成自己的认识理论，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措施和办法，然后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的丰富多彩和错综复杂性决定了这一领域的所谓理论只能是“非惟一的、非完美的”，而且是“特定的和临时的”，亦即是说，理论必须与动态的实际相结合。仅就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言，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从根本上揭示了理论与实际、理论与实践在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领域不应有天然的鸿沟；另一方面，它将激发外语教师重视科研。用罗贝尔，加利松的话说，一个外语教师完全有能力既是教学法专家，又是教学法学专家。

2　在语言和文化，特别是二者的关系上，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有许多独到之见。如果说目的语与目的语文化在外语教学上的不可分割性现已成为外语教学界的普遍共识，罗贝尔・加利松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文化”和“大众共有文化”之分，并积极主张将后者教学法化，引入学校的外语课堂。根据罗贝尔・加利松的定义，“知识文化”是人们描述、表述出来的一种显型抽象文化，属知识范畴，因此属理性思考，理性认识类。讲授“知识文化”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和理解目的语文化中那些能够反映其民族文学、历史、地理、艺术和科技等成就及其发展进程的背景性系统知识。讲授的方式多为独立于语言的专门的文化课程。所谓“大众共有文化”，主要指人们具体实践的日常生活文化，国内有学者称之为“交际文化”，属感性认识，其首要特质是隐含在目的语语言和非语言当中，却常常反映目的语国家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社会习俗、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等。因为是隐含的，所以目的语国家的人常常只需意会，无须言表。传授“大众共有文化”的目的是通过比较目的语文化与本族语文化的异同，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目的语中蕴涵在字里行间的为目的语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所共有共享的文化，最终实现成功学习和有效交际。“大众共有文化”与语言形式的互为依存性决定了语言和文化教学必须同步进行。罗贝尔，加利松一手开创了“法语词汇文化语用学”，长期致力于“法语形象表达法”、“法语拼接词”、“法语大众共有文化词”、“法语隐迹文化词语”、“境遇词”、“法语成语谚语”和“法语委婉语”等的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卓著。

3　在外语教学法上，以罗贝尔・加利松为代表的当代法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理论将外语教学视为一个由学员主体、学习对象(目的语及其文化)、教育者(教师)、班级或小组、学

校、社会、人际和物质空间、时间等要素组成的开放性系统，其内又可细分成若干子系统，几乎涵盖了外语教学的所有方面。通过它，既可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找出每个因素的内在联系、发展规律和存在的问题；也可开展纵向分析，找出各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发展规律和存在的问题。不言而喻，如此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外语教学工作绝非某一特定的、现成的教学法所能驾驭。

三、外国语言－文化教学理念在汉语教学中的体现

20世纪末期以来，汉语学习的热潮在全世界汹涌而起。法国作为欧盟多元语言文化政策的主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在汉语言文化教学方面更是一马当先，独树一帜。由于中西语言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在汉语教学实践中，中国文化元素和文化课程被置于特别突出的位置。在这方面，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edes Langues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的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非常值得我们探究和借鉴。

关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概而论之，“语言和文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文化包括语言。语言既是文化的制造者，又是文化的产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着二百多年历史、从诞生之初教授三门外语到如今教授93种外语的法国东方语言学院就一直奉行“语言和文化紧密结合，培养一专多能的开放型外语翻译人才”的办学宗旨。现任校长吉尔，德卢什(Gilles Delouche)先生说：“我校的与众不同就在于除了语言课外，还开设了涉猎广泛的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课程。学生的任务不仅是掌握一门外语。还要学习目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并负有传播目的语国家文化的使命”。前校长安得烈，布尔热先生(hndr6 Bourgey)也曾强调指出：“多学科性是东方语言学院的古老传统，应该传承下去。如果我们只单一地教授语言，学校便失去了精髓，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的法语名称是“Departement Chine”，并非“Departementdechinois”，直译应为“中国系”。一字之差，内涵相去甚远!恰恰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亘古未变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理念一脉相承，这就是立足语言，着眼文化，培养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传播的使者。这一理念在该学院开设的中国文化课程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学院中文系的哲学、科技、历史、社会、宗教、语言学、经济、政治和文学艺术等具体学科大致分类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中国文化课程构建的是一种中国观念文化知识体系，也就是要让学中文的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宗教情感和思维方式。东方语言学院一向有着语言教学紧密结合文化的历史传统，但如此丰富的中国文化课程从来没有削弱或者取代汉语语言教学的主体地位。语言与文化互为依托，相互促进，才能最大限度地达成现代外语教育的既定目标。

四、对我国外语教学的启示

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作为外语教学之目的语的法语或英语等语种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流通的语言，承载着新兴的科技文化，外语学习者无不追求这种文化。因此，我们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估上都向西方看齐，以西方理论为改革取向和评估准绳。然而。西方理论是立足西方学校、学生、语言、教学环境而研制出来的，决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为我国外语教学导航。所以，探索与中国的外语教学环境，教学内容与教学主体相适应的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手段和活动才是我国外语一文化教学界的当务之急。

2　外语教师不能满足于按照现有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来组织教学活动，更要与时俱进，既要学习、吸收外语教学理论，也要总结教学经验，包含师生代代相传的经验和自己探索出来的经验。外语教师既要广泛学习、借鉴中外的教学理念和主张，但又不能生搬硬套，只能借助这些理论通过反思去提炼代代相传的经验和自己的经验，从而形成适合具体教学环境的自己的理念，并不断更新、丰富自己的外语教学理念。

3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文化教学应该是在外语教学的语言教学过程中教学目的语相关文化知识的教学过程、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同时也包括开设与语言教学有关的语言文化专业课程(如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设置的中国文化课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一方面，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理解包含着文化理解，同时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另一方面，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2][3][4][5][7]傅 荣，解读外国语言一一文化教学的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6)：2―7，

[6]张占一，交际文化琐谈[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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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磊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诉请被驳回后，该案被允许直接上诉至南非，南非认为，该国宪法要求政府有义务考虑来自那些遭受别国国际不法行为损害的公民提出的外交保护请求，并且对这些请求做出适当处理。其他类似案例也经常被援引。还有的学者指出，在过去的30年里，个人越来越多地控诉自己的国家没有为他们实施外交保护。与早先驳回所有诉请不同，今天的法院已经开始对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实施外交保护的义务可以在国内司法系统中找到。德国、瑞士、英国和南非的法庭都从本国法律中找到或演化出这种义务，他们的结论仍然是外交保护作为斟酌权的性质正在改变。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理由存在诸多漏洞:1．保护的义务并不等同于外交保护的义务。如果仔细阅读上述所援引的这些国家的法律条文，包括我国《宪法》第五十条和第八十九条，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条文只要求国家保护海外国民，并没有明确要求国家必须采取外交保护的方式。很显然，外交保护并不是国家保护海外国民的唯一方式。2．国内法上的义务并不等同于国际法义务。退一步讲，上述论据最多只能证明这种保护义务是该国国内法上的义务。在外交保护领域，我们要区分国际法义务与国内法义务。外交保护是一项国际法领域内的法律制度，所以，我们讲外交保护是国家的权利是就国际法层面而言的。外交保护的法律性质不因国内法的规定而改变，这种国际法与国内法并行不悖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在美国，要成为有对外效力的美国公民，在美国出生或者入籍是必须条件，但要成某个州的公民只需在那里居住即可。所以“州公民”在国际法上可能不是美国公民，美国政府对“州公民”的法律义务也只是国内法层面的。3．国内法的趋同并不能等同于国际法规范。再退一步讲，即使大多数国家国内法都规定国家有外交保护的义务，那么这种趋同也不必然导致一项新的国际法规范。首先，由于目前关于外交保护并不存在国际条约，因此，国家义务论没有条约依据。其次，国内法的趋同也尚未构成国际习惯。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约翰•杜加尔德(JohnDugard)在提交国际法委员会的《关于外交保护的第七次报告》中曾经建议将外交保护界定为国家的义务。但没有被各国所采纳。正如奥地利的政府意见所言，在制定《草案》的过程中，各国对外交保护是国家权利几乎都不持异议。这些都足以证明国际习惯所要求的心理要素尚未成立。再次，国内法的趋同也尚不构成《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所谓的“一般法律原则”。国际法院尚未在任何判例中将国家实施外交保护的义务论作为一般法律原则加以运用。事实上，一般法律原则并不是一项独立的国际法渊源，因为《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将其限定在“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所谓“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就是指经过国家的同意。正如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所分析，这种同意的表达方式有两种———明示同意和默示同意。前者构成国际条约，后者构成国际习惯。因此，无论采取哪种途径获取国家的同意，所谓一般法律原则都难以避免地成为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

部分学者提出，外交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人权，国家既是权力和权利的主体，也是责任和义务的主体。作为保护人权的重要手段，外交保护已是国家的责任。另一部分学者从国家职能的角度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外交保护作为政府职能，即保护人权，是国家核心本质的必然结果。所以，国家理所当然地有义务对个人实施外交保护。然而，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不一定正确。国际社会既强调保护人权，也强调法治精神在强调保护人权的同时，国际社会也在朝着法治化的方向前进。法治化意味着国际法自身的发展更加谨慎，然而，人权保护理论在很多方面还不成熟，各国存在分歧。如果简单地以模糊或有争议的理论来改变一项存续百年的制度，这似乎是武断的，与法治化背道而驰的。外交保护并不一定总是保护国民的最优选择有的学者认为，从人权保护角度来看，将外交保护定性为国家义务会更有利于保护海外公民的权益。然而，现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联合国大会2005年通过了《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它指出人权保护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途径得到实现。至于哪一种程序或补救办法最有可能实现有效保护的目标，这取决于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所以，外交保护不是唯一的选项。事实上，外交保护也不一定是最优选择。外交保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国家之间的激烈对抗，因此，国际法才要求首先用尽当地救济，要求用尽当地救济最有力的理由就是它使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不致因为众多细小争端而受到威胁。所以，不应当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国家必须实施外交保护。另一方面，外交保护还涉及一个成本问题。如果其他方式能够用更小的成本取得与外交保护一样的效果，那么就没有理由将外交保护作为国家的义务。例如，领事保护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实施条件简单，不要求等到实际损害业已发生，不要求首先用尽当地救济，不会引发国家之间的激烈对抗。将外交保护规定为国家的义务缺乏可操作性首先，假如外交保护是国家的义务，那么，世界上的一些强国将不幸地沦为一些个人营私的工具。个人完全有可能通过变更国籍或者获取多重国籍的方式来驱使一个或几个强大的国家来保护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国家却对这种裸的“利用”无法拒绝。这一缺陷的最大受益者很可能就是跨国公司。在新时代，跨国公司国籍中的效忠义务正在逐渐淡化，他们第一效忠的是利润，而不是个人雇员或者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地方或者国家。其次，国际争端是纷繁复杂的，国家需要斟酌来应付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传统外交保护制度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设计的。

例如，国籍持续原则是外交保护条件之一。该原则要求个人在从发生损害之日到保护国正式实施外交保护之日持续具有保护国国籍。换言之，即使个人在保护国实施外交保护之后不再具有保护国国籍，外交保护可以继续，也可以被终止，这取决于保护国的态度，因为外交保护是国家的权利。然而，假使外交保护是国家的义务，那么在上述情况下，国家就不得不继续保护一个“外国人”。这无疑是尴尬的。再次，假如外交保护是国家的义务，那么不实施外交保护的国家就要承担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那这种国家责任该如何追究，目前尚无有效的国际法途径。即使《欧洲人权公约》可以对千百万欧洲人提供救济办法，但很难说《美洲人权公约》或《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此外，世界人口多数都在亚洲，但亚洲却至今尚无一项区域性人权公约。即使可以追究，这种问责制度也还有很多限制条件需要明确，否则，国家将因为种种琐事而疲于应诉。国际法人本化思潮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外交保护的法律性质已经转变为国家的义务。各国国内法的趋同与国际法规范的产生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因此，这不能成为外交保护性质变化的依据。即使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提出外交保护是国家的义务，在必要性和可行性方面都存在值得质疑的地方。事实上，保护人权并不一定要给增加义务;给予斟酌的余地也并不等于不保护人权。所以，综上所述，外交保护仍然是国家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