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师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师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经济师的职业价值

经济师是企业要设立的重要岗位，在企业发展中意义重大。但经济师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目前我国很多企业经济师一职空缺，经济师的职责不明，权责失衡等问题比较严重。有的企业规定经济师主管后勤工作，有的规定主管某科或某几项业务，经济师在企业中地位的不适当造成其利益也没有充分的保障，挫伤了经济师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提升经济师职业价值的建议

2.1经济师个人方面

首先要不断学习，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经济师要将所学到的经济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经济管理的工作中，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在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的同时更好的掌握了相关经济知识。在实际工作中遇到新问题的时候，要重新学习理论知识，将一知半解的知识系统化，更好的理解和掌握经济管理知识，然后将新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解决实际问题。其次要增强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每一位经济师在考取经济师证的时候，都要考试职业道德方面的知识，目的就是让从事经济管理行业的人员明确该行业的职业特点、职业原则等。经济师要提高自身素质，以职业道德规范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律能力，增强法律意识。再次，勤思考、多学多问。经济师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用心工作，精益求精。经济师要定期进行专业的学习，不断获得全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师还需对本行业的发展及市场环境有相当程度的认知，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与世界及同行业最新的管理理念接轨，结合自身企业情况为领导出谋划策，做到有的放矢。

2.2企业方面

首先企业领导要对经济师的地位给予高度重视和认可。企业领导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师对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经济师根据政策和市场的变化，对企业的发展提出可行性报告，并对这些信息反复核实其准确性，这些可以使企业领导的决策更加灵活，更加科学合理，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决策失误给企业带来损失。其次要完善机制，强化对经济师的激励。要打破经济师职称化的格局，使其职业技能的提高与收益真正联系起来。如果没有合适的激励机制，经济师能力的高低与其工资待遇不成正比，就会造成经济师不求上进，消极怠工，甚至是工作能力较强的经济师离开公司，直接影响企业的竞争能力。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进一步调动经济师的积极性，开发其潜能。因此要提高经济师的经济待遇，增加他们的工资、补贴等。另一方面要提高经济师的政治待遇，邀请经济师参与企业重要会议的讨论，让经济师承担重要的工作，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环境，使其对自身工作有一种全新的高度认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为企业的发展把好舵。再次要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企业要为经济师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这个环境中要有良好的纪律、工作秩序、合作流程，这样公司全体人员就会遵照制度办事，按照流程工作，逐渐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团队意识。经济师在这种环境当中就会主动学习、交流，用心做好每一项工作，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企业要对经济师定期考核，监督经济师正确履行职责。最后要提供优质的培训。经济师在加强自身学习的同时，企业也要提供培训。培训的形式应该多种多样，可以是专业知识的培训，也可以是针对某一问题的培训。加大培训的范围，可以是企业内部高层经济师的培训，也可以是各个分公司、相关部门经济管理人员的培训，使得各层次、各岗位的经济师都能够积极行动起来，真正发挥经济师的职业作用，用正确的管理思想来指导我们的行动。避免出现决策只是高层管理者的工作与其他人无关的不良现象，而应上下齐心，提高管理一线工作建议、意见的专业性、市场针对性，这样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给公司的发展带来希望。

3结语

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的市场环境也随之发生了转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国已经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经济师的首要职责就是以市场为导向，制定符合企业发展的战略部署，以技术创新为手段，推出市场和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将市场的潜在需求引导为现实需求，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益。

高级经济师论文范文二：经济师企业知识管理的重要性

一、知识管理的起因

近20年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的增长方式、企业的经营方式、生产的组织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如下方面。

1、全球范围互联网络的形成使得知识与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共享成为可能,这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经营的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企业的经营资源,包括资本、原材料、设备、劳动力、知识等,将不再局限于某一部门、地区及国家内流动,而是按照收益原则和价值规律(价格机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也会延伸至世界的所有目标顾客。

2、随着本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知识在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发明显与重要,知识正在渐渐取代货币资本、劳动力、原材科等有形资源而成为经济增长中的最关键性生产要素,企业经营的重点也将由实物经营转为知识经营,企业拥有和能够利用的知识的种类、数量和质量将直接决定着企业的产出、绩效和竞争地位,从而决定着企业自身的价值。

3、社会消费或使用将由传统的实物消费转为以高科技产品和知识消费为主,知识价值已成为衡量商品和服务有效性的原则。知识价值是由包含在产品和服务中的知识含量或是智力密集程度决定的,知识含量越高,产品和服务的知识价值就越高。知识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甚至消失,因为新知识不断地产生和消费者的需求在不断变化。综上所述,现代企业只有实施知识管理,进行企业管理方式的创新,才有利于知识(包括信息)的积累、传播、共享与创新,进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自身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带来的挑战中获得新生。

二、知识管理的概念、目标

知识管理是通过改变员工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建立起知识共享与创断的企业内部环境,从而实现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最终达到企业目标。知识管理不同于信息管理,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筛选、分类、分析、评价和分配、利用等内容,而知识管理则强调把信息、人力资源、知识、市场与经营过程等协调统一起来,从而最有效、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经营效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知识管理区别于信息管理的最根本之处在于前者强调对人力资源和知识的开发和利用。知识管理的目标主要有以下三个:

1、构建全员参与的以知识的积累、生产、获取、共享和利用为核心的企业战略。企业战略是指引企业去迎接挑战、利用机会、发挥优势的保证。在以知识为最重要经营资源和主要消费品的今天,衡量企业成功的尺度在于知识(产品和服务中知识的数量及质量),而不是有形资产或是库存。因此,只有从战略上重视知识这种关键性生产要素,并努力实施知识战略,才是经营管理之本。

2、促进人力资源、信息、知识和经营过程的紧密结合。在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信息、知识与人的认识能力的结合将导致新知识的产生。同时,知识(原有知识和新知识)和信息反过来又会改善企业的经营过程,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

3、管理知识资产。知识作为一种资产或是资本,要象对其它经营资源那样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知识资产的管理步骤包括知识资产的分类、评估、投资、新知识档案的集中及知识资产的利用。

三、实施知识管理需要进行的工作

现代企业要摆脱工业经济时代以物质经营为中心的模式,有效地实施知识管理,需要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组织管理方式的创新。缺乏科学性的凭个人直觉、经验进行管理的家长制及缺乏灵活性的权力依职能和职位分工与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官僚制(等级制度)已不能适应知识社会中企业经营与管理的要求,组织管理方式的创新已迫在眉睫,其方向应是利于知识和信息迅速传播、共享和创新的网络状结构。富有弹性的网络结构能够对经营环境与市场的变化作出快速反应,从而提高组织绩效。

2、设立知识主管。知识作为一种越发重要的无形资产与经营资源,应有专人对其进行有效管理。知识主管的职责是营造一个促进信息与知识积累、共享和创新的环境,促进知识集成、生产和利用,并保证知识流向于有助于实现企业目标的部门和个人。

篇2

首先要不断学习，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经济师要将所学到的经济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经济管理的工作中，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在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的同时更好的掌握了相关经济知识。在实际工作中遇到新问题的时候，要重新学习理论知识，将一知半解的知识系统化，更好的理解和掌握经济管理知识，然后将新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解决实际问题。其次要增强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每一位经济师在考取经济师证的时候，都要考试职业道德方面的知识，目的就是让从事经济管理行业的人员明确该行业的职业特点、职业原则等。经济师职业价值要提高自身素质，以职业道德规范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律能力，增强法律意识。再次，勤思考、多学多问。经济师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用心工作，精益求精。经济师要定期进行专业的学习，不断获得全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师还需对本行业的发展及市场环境有相当程度的认知，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与世界及同行业最新的管理理念接轨，结合自身企业情况为领导出谋划策，做到有的放矢。

1.2企业方面

首先企业领导要对经济师职业价值的地位给予高度重视和认可。企业领导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师对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经济师根据政策和市场的变化，对企业的发展提出可行性报告，并对这些信息反复核实其准确性，这些可以使企业领导的决策更加灵活，更加科学合理，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决策失误给企业带来损失。其次要完善机制，强化对经济师的激励。要打破经济师职称化的格局，使其职业技能的提高与收益真正联系起来。如果没有合适的激励机制，经济师能力的高低与其工资待遇不成正比，就会造成经济师不求上进，消极怠工，甚至是工作能力较强的经济师离开公司，直接影响企业的竞争能力。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进一步调动经济师的积极性，开发其潜能。因此要提高经济师的经济待遇，增加他们的工资、补贴等。另一方面要提高经济师的政治待遇，邀请经济师参与企业重要会议的讨论，让经济师承担重要的工作，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环境，使其对自身工作有一种全新的高度认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为企业的发展把好舵。再次要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企业要为经济师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这个环境中要有良好的纪律、工作秩序、合作流程，这样公司全体人员就会遵照制度办事，按照流程工作，逐渐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团队意识。经济师在这种环境当中就会主动学习、交流，用心做好每一项工作，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企业要对经济师定期考核，监督经济师正确履行职责。最后要提供优质的培训。经济师在加强自身学习的同时，企业也要提供培训。培训的形式应该多种多样，可以是专业知识的培训，也可以是针对某一问题的培训。加大培训的范围，可以是企业内部高层经济师的培训，也可以是各个分公司、相关部门经济管理人员的培训，使得各层次、各岗位的经济师都能够积极行动起来，真正发挥经济师的职业作用，用正确的管理思想来指导我们的行动。避免出现决策只是高层管理者的工作与其他人无关的不良现象，而应上下齐心，提高管理一线工作建议、意见的专业性、市场针对性，这样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给公司的发展带来希望。

篇3

二、应避免语言穿插过多,回复过大的现象

篇4

一个单位里，不管是国有事业还是民有事业，经济师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小觑。人力资源的管理在多年的发展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并且行之有效。但是，新时期，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固有的方法，还要不断创新。这其中，包括方法创新，制度创新等。众所周知，新的时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事业要抓住机遇，创造新的辉煌，不能全部都依赖资金的贡献，还要依靠事业员工对事业的贡献。事业里的员工本身就是事业的宝贵的财富。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宝贵财富创造价值，就要对事业的人力资源进行科学的管理。

一、当前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

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并不是一日两日就能完成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人力资源是一项基础性很强的工作，它同时牵扯到体力、脑力两个方面的投入，在管理制度的约束和指挥下，对于事业内部的人力资源进行系统而科学的管理运营，进一步增强事业的实力和员工的创造价值。而经济师一职则在事业内部承担了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任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要么直接参与单位人才的培养，要么创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要么从事人力资源体系的修订和完善。我国的事业对于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方法较为传统，一般不过分突出其地位作用或者给予特殊的权力或者待遇。这样导致经济师开展实际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时存在诸多掣肘和诸多不便之处，容易遇到各种阻碍和牵绊。再加之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往往缺乏持续性和连贯性，管理制度不太完善，人治大于制度，给经济师的工作制造了很大的困难。

二、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我国的大多数事业内部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作用和战略地位往往被忽视，得不到决策者和上层管理者的一致认同。在事业的运行乃至发展壮大过程中，往往对于人力资源管理不置可否，仍然按照人情世故的老一套来。机构设置不到位、人员配备不到位、工作权限不到位、思想观念不到位的人力资源管理与现代人力资源正规化、专业化管理极不符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机构设置不到位。许多公司设置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但是往往只是把原公司的人事部门换了一个牌子而已，换汤不换药，并没有动气根本，推倒重来，所执行的功能也和原来的人事部门大致相同，没有以现代的、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方法对公司人员进行管理，仍然以传统的以“人”和“事”为主线的管理模式进行简单粗放的管理，经济师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2.人员配备不到位。在许多事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内部，职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往往配备不足，有些人员是原来的人事部门人员，有些甚至是“皇亲国戚”，给老板的朋友或者亲戚找一个闲差，缺乏真正具有管理能力和科学素养的管理人才。特别是经济师人才，在大型国企内部还拥有市场，对于一些小型的公司和事业来说，经济师职位往往都没有出现在招聘公告内。

3.工作权限不到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权力和权限往往不够，很多中小型事业一人公司、“一言堂”的现象依然存在。很多时候明明制度已经出台，也在正常地执行，但是在落实的时候会遇到来自各方的阻力，甚至涉及重大利益的工作都会撇开制度，完全变成了拉帮派、拼关系等不良行为的市场。

4.思想观念不到位。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作用并没有得到许多公司高层和老板的认可，很多人还停留在陈旧的管理观念上面。许多事业并没有把“管理”放到重要和核心的位置上，将人力资源管理置于其他事务之后，将人力资源部门视作一个管管招聘、解聘、统计人员信息的闲散部门。

三、解决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方法和对策

1.科学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

事业的效益提升和长远发展离不开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发挥，单位应让经济师特别是首席经济师参与到事业的日常运转和发展规划制定上来，科学地制定公司运转制度，正确审时度势，明确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

2.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科学完备的管理体系是经济师能够顺利展开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体制保障，是公司能够健康持续运转和发展的重中之重。要制定完备的管理体系，第一步要制定系统的人才培养和人才发展规章制度。在制度的制定过程中，要紧跟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特别是要分析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各方面状态的走势，同时要认真分析事业自身的具体情况，找准目标定位，实事求是，不故步自封，不好高骛远。

四、结语

经济师的人力资源管理是影响单位综合评价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力资源管理不仅要依靠人的努力，同时也和优秀的制度息息相关。事业的发展不仅要靠金钱的积累，也要依靠优秀的人才来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所以，要提升事业的综合实力和市场价值，一定要重视事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因此，务必要谨慎地编制人力资源管理的规章制度和实施方案，进一步完善管理体系，培养全能的经济师人才，将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推向更高。

篇5

电价是电力经济系统运行的关键因素之一，没有完善的电价管理体制，就不可能提高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但是，就目前电力企业的电力管理体制来看，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一方面，现在部分地区还出现严重的偷电、漏电的行为，而且也没有严厉的惩处制度，严重影响电的销售。另一方面，目前的电价标准制定还统一由政府制定，电力企业要开拓市场还要通过上报政府，等政府审批，政府的批准又得经过一年半载，等审批通过，电力企业已经失去市场机会，给电厂或电网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电力经济系统的运行要改善电价的管理体制，避免该管理体制的滞后性、不科学性等影响电力产业的市场营销。

（二）电网的经营机制有待完善

电网的有效管理也能促进电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然而，现在的电网经营机制还不是太完善。在如今的电网管理机制中，大都是政府垂直管理的，在财政管理上也是采用收、支两条管理线，电网的经济效益核算也是统一进行的，这会让电力企业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大打折扣，许多电力企业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人代表存在，电网经销者没有经营的主动权，这会影响他们工作的积极主动性，间接影响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

二、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促进电力经济系统的运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电力企业要合理分配资源，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还要建立科学系统的电力经济运行体制，尽可能地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在国家及相关政府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下，电力企业的相关制度也在逐渐改革完善着，对促进电力经济系统的运行有很大的影响。下面我们从电力企业市场的发展、电价体制的改善、市场供求机制及竞争机制的完善等方面具体分析：

（一）大力推广电力企业市场的发展

在相关法律的规定下，电力企业主要被划分为三个模块，即电力生产企业、电力建设企业、电网经营企业。电力经济系统的运行过程中，我们既要确保这三个模块的相对独立性，还要保障它们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国家及相关政府要给电力企业适当的自，确保公平自主、平衡发展的原则，从而有效开拓电力企业的发展市场，抓住发展的机遇，如农村电网的改建等，各电力企业公平竞争，在竞争中求发展，促进电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二）改革完善电价的管理体制

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中，我们要确保电价的科学合理，才能为电力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因此，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改革完善电价的管理机制是迫在眉睫的。一方面，国家及相关政府应该给予电力市场足够的自，让电力企业有权在某一范围内宏观地调控电价。另一方面，电价的规定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可以按照市场的需求，适当地上调或下降电价，以增加电的销量来提高经济效益，有效地实现薄利多销。另外，电价的制定要结合市场的风险、电力企业的成本、应缴的税额等，在合理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提高电力企业的利润。

（三）建立有效的市场供求及竞争的机制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电力供求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一定要时刻关注经济市场对电力的需求，然后适度地供应，做到电力市场的供求平衡。当电网的供大于求时，我们可以适当地下调电价，若供小于求时，上调电价，用这种电价浮动的方式来调节电力供求的平衡。除此之外，还需要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给电力分配同等条件的资源，让他们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对于某写大电网的交易，可以从中收取过网费等，从而有效地平衡各电网的经济效益，促进整个电力经济系统的可持续运行。

篇6

求学网小编为你提供论文范文：“中国经济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写出论文。

中国经济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中国经济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更多内容请点击求学网论文频道。

篇7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核心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参考文献

Abdel-Rahman,H.M.(1990),“AgglomerationEconomies,TypesandSizesofCitiesJournalofUrbanEconomics.27,25-45.

Arnott,R.(1979),“OptimalCitySizeinaSpatialEconomy,”JournalofUrbanEconomics,6,65-89.

BaumgardnerJ.R.(1988):“TheDivisionofLabor,LocalMarkets,andWorkerOrganization,”JournalofPoliticalEcnomy,96,509-527.

Blaug,M.(1996).EconomicTheoryinRetrospect,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Fujita,M.(1988),“AMonopolisticCompetitionModelofSpatialAgglomeration:DifferentiatedProductApproach,”RegionalScience&UrbanEconomics,25,505-28.

Fujita,M.(1989),UrbanEconomicTheory:LandUseandCitySize,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Fujita,M.andKrugman,P.(1994),“OntheEvolutionofHierarchicalUrbanSystems,”mimeograph,DepartmentofRegionalScience,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hiladelphia,PA.

Fujita,M.andMori,T.(1997),“StructuralstabilityandevolutionofUrbansystems”,RegionalScienceandUrbanEconomics,27,399-442.

Fujita,M.AndThissem,J.-F.(1996),"Economiesofagglomeration",JournalofJapaneseandInternationalEconomies,10,339-78.

Fujita,M.,andKrugman,P.(1995),“WhenistheEconomyMonocentric:vonThünenandChamberlinUnified,”RegionalScience&UrbanEconomics,25,505-28.

Fujita,M.,andThisse,J.-F.(2002),EconomicsofAgglomera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Fujita,M.,Krugman,P.,andVenables,A.J.(1999),TheSpatialEconomy,MITPress.

Gordon,B.(1975),EconomicAnalysisbeforeAdamSmith,London,Macmillan,p.41.

篇8

提要：“利他主义”可以分为“亲缘利他”、“互惠利他”与“纯粹利他”三种形式，对前两种利他行为，生物学和经济学已经给出了较为圆满的解释。但本文认为，要对“利他主义”作出全面说明仅仅满足于这点是不够的。本文提出了利他基因的“隐性遗传”和行为偏好的“广义效用”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对“纯粹利他”行为作出了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解释。

关键词：亲缘利他互惠利他纯粹利他隐性遗传广义效用

一、利他主义的表现形式

利他主义有三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第一，“亲缘利他”，即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提供帮助或作出牺牲，例如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姐妹之间的相互帮助。一般情况下，这种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的利他行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称为“硬核的利他”（hard-corealtruism）。但生物学的研究业已证明，“亲缘利他”对生物个体来说并非没有回报。根据“亲缘选择”理论，生物的进化取决于“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能够提供“亲缘利他”的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Hamilton，1963）因此，“亲缘利他”不仅在人类社会，而且在整个生物世界都是一种非常稳定、非常普遍的行为模式。例如，当幼鸟遭受攻击时，许多鸟类父母都会挺身而出，用伪装受伤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脱。在这一行为过程中，父亲或母亲虽然可能因此丧生，但由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从“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则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雏得以逃生，父亲或母亲作出的牺牲就是值得的。如果考虑到年幼子女丧生的几率远远超过经验丰富的父母，这类行为对生物繁衍所具有的“效率”就更一目了然了。所以，无论在人类社会或生物世界，“亲缘利他”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动人和充分。而随着亲缘关系的疏远，“亲缘利他”的强度也会逐步衰减。生物学家甚至设计出所谓的“亲缘指数”，并根据它来计算“亲缘利他”行为的得失和强弱。（Hamilton，1964）在这方面,生物学与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在逻辑相当一致：所有生命体的行为看上去总好象设法使某一“目标函数”最大化。有人曾经对《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博物学家》刊载的文章进行过比较，结果发现这两门学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典型的论文都是运用优化的方法来预测某种现象，然后再作出统计检验。(Tullock，1983）

第二，“互惠利他”，即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了回报而相互提供帮助。生物个体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竞争力帮助另一个与已毫无血缘关系的个体，因为它们期待日后得到回报，以获取更大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互惠利他”类似某种期权式的投资，所以有人把它称为“软核的利他”（soft-corealtruism）。例如，一种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为生，如果连续两昼夜吃不到血就会饿死；一只刚刚饱餐一顿的蝙蝠往往会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来反哺那些频临死亡的同伴，尽管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生物学家发现，这种行为遵循着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即蝙蝠们不会继续向那些知恩不报的个体馈赠血液。(Wilkinson，1984)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律”，当施惠者与受惠者互相换位时，同样数量的血液将产生更大的边际效用，从而使这类行为具有明显的经济学含义。不过，由于施惠与回报存在着时间差，从而使这种期权式的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互惠利他”必然存在于一种较为长期的重复博弈关系中，而且还要求形成某种识别机制，以便抑制道德风险和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虽然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直到20世纪晚期才由博弈论专家阿克塞罗德建立起来，(Xelrod，1984)但它的基本思想却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论述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时，就被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了。

第三，“纯粹利他”，即利他主义者不追求任何针对其个体的客观回报。例如，汤姆逊瞪羚（Thomson’sgazelles）的利他主义行为：当狮子或猎豹接近时，往往会有一只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跃向同伴们发出警告。生物学家观察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为方式，它只发生在最早发现危险的汤姆逊瞪羚身上。按照一般的行为原则，最早发现危险应该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生存策略。但汤姆逊瞪羚的“英雄主义”却放弃了第一时间逃生的机会，并以此代价向同伴报警，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这一行为看上去颇似我们前面提到的母鸟保护幼鸟的行为，但它们的内涵却有明显的差别。因为汤姆逊瞪羚所保护的并非是它的子女或亲属，对个体来说这是一项没有任何收益的投资。这一行为与吸血蝙蝠的“互惠利他”有着更明显的区别，对个体来说这一行为的投资风险与预期回报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而且也不可能通过识别机制来剔除那些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搭便车”者。因此，有些生物学家，比如《自私的基因》一书作者里查德·道金斯甚至对汤姆逊瞪羚的行为作出了如此自私的解释：高高跳跃的瞪羚是在向突袭者昭示——你瞧，我的体力有多棒！别来打我的主意，否则你会一无所获的！还是去追杀我的那些孱弱的同伴们吧！(道金斯，1998a）我认为这个解释非常勉强并令人怀疑。且不说把这种只有人类“超级智慧”才想得出来的“炫耀式欺骗”强加给汤姆逊瞪羚是否公平，就是从进化论角度看，其破绽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种行为真有效，当遭受猛兽袭击时为什么不会有更多的汤姆逊瞪羚跟着一起“跳舞”呢？

显然，要对利他行为作出全面说明，仅仅满足于“亲缘利他”和“互惠利他”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纯粹利他”作出解释，而这正是本文试图达到的目的。

二、纯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事实上，许多生物学家，比如劳伦兹（K·Lorenz）、威尔逊（E·Wilson）、爱得华兹（W·Edewards）等，早就在一定意义上给出了“纯粹利他”行为的生物学解释，他们的理论在生物学中被称为“群体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遗传进化是在生物种群层次上实现的，当生物个体的利他行为有利于种群利益时，这种行为特征就可能随种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和进化。（Wilson，1975）但“群体选择理”论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缺陷，它无法解释导致个体生存适应性降低的“纯粹利他”行为怎样才能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保存下来。因此，在主流生物学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恰恰是与之对立的“个体选择理论”。“个体选择理论”认为，“纯粹利他”行为与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成反比（只要想一想那只以生命为代价向同伴报警的汤姆逊瞪羚就可以了），而利己行为却与生物个体的生存适应性成正比；一个利己的个体有更多的机会生存下来并繁殖自己的后代，而这些后代都有继承其自私特征的倾向；只要前者的生存适应性低于后者，不管这种差别在初始状态多么微小，经过千百万年的自然选择，生存适应性较低的生物性状也会被无情淘汰掉。以至于里查德·道金斯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你认真地研究了自然选择的方式，你就会得出结论，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自私的”，“对整个物种来说，‘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益’等在进化论上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概念”。(道金斯，1998b）

但“个体选择理论”并没有解决由汤姆逊瞪羚所引起的深层矛盾，我们不仿把它称为“汤姆逊瞪羚悖论”：一方面，现代生物学认为，只有交互繁殖的种群才能保持相对恒定的基因库，所谓进化是生物种群的进化而不是生物个体的进化；（陈阅增，1997a）因此，“纯粹利他”行为作为一种符合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在生物长期演进过程中保存下来是符合进化论自身逻辑的；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所有生物学的实证研究似乎都证明了，生物进化必须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介质才能实现；有利于个体生存适应性的生物性状，才会在遗传进化中得以保存并不断强化；而与个体生存适应性无益甚至有害的生物性状，其有效信息最终都会在遗传进化中丢失和湮没；因此，“纯粹利他”行为是不能从生物学意义上得到解释的。(道金斯，1998c）“汤姆逊瞪羚悖论”给解释“纯粹利他”行为提出了两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1、有利于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怎样才能通过生物个体的基因介质保存下来？2、有利于种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状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得到必要补偿和激励？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不但可以回答，而且答案已经包含在现存的生物学知识框架之中。

“个体选择理论”显然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生物的遗传性状与遗传介质之间是一种直接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我们不能不设问：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一种间接的、非对称的遗传关系？事实上，现代生物学已经观察到许多非对称的遗传现象：两种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生物性状，通过同一基因介质实现遗传；随着其中一种被自然选择，另一种也同时保留下来。最著名的例子是引发镰状红细胞贫血病的隐性基因：镰状红细胞贫血病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适应性的生物性状，但生物学家发现，带有这一基因杂合子的人却具有较强的抗疟疾能力，因此在非洲某些恶性疟疾流行地区，这一隐性基因的出现频率就很高。（陈阅增，1997b）以此推论，“纯粹利他”行为虽然对生物个体是非适应性的，但它对生物种群却具有很高的生存价值；因此，在生物长期演进的过程中，它可以与某些利己行为一起借助于同一个基因介质以“隐性遗传”的方式保留下来，这恰恰体现了生物性状对生存环境高度的适应性。为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遗传模型来说明这一假说：假设AA与Aa为利己型基因，aa为利他型基因；在Aa中A为显性的等位基因，a为隐性的等位基因；如果利他行为的生存适应力低于利己行为，那么根据自然选择原理，aa型的利他基因最终将被淘汰出局；但由于在Aa型利己基因中含有隐性的a，它并没有随aa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当Aa型基因与Aa型基因通过减数分裂进行繁殖时，根据“哈迪-温伯格定律”，仍然有可能复制出AA（占25%）、Aa（占50%）和aa（占25%）三种类型的基因，从而实现利他行为的隐性遗传。

“纯粹利他”行为在“非零和博弈”条件下对生物个体生存适应性的损益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般推断，两个具有“纯粹利他”倾向的生物个体更容易营造一种协作氛围；与两个只有利己倾向的生物个体相比，它们可能具有更高的生存适应性。如果这一猜测是正确的，则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博弈方阵来解决“纯粹利他”行为的补偿和激励问题（叶航，2001a）：

--------------------------------------

||利己主义者|利他主义者

--------------------------------------

|利己主义者|-5，-5|12，-2

--------------------------------------

|利他主义者|-2，12|5，5

如果我们以X代表利己主义者，以Y代表利他主义者；根据以上假定则利己主义者的期望适应性为-5X+12Y，利他主义者的期望适应性为-2X+5Y；当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的比率为7：3时，每个个体的适应性都是一样的（-5X+12Y=-2X+5YX：Y=7：3）；如果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的比率大于7：3，则利己主义者的适应性会减少而利他主义者的适应性则会增加；反之，则利己主义者的适应性会增加而利他主义者的适应性则会减少。因此，在生物种群及其个体行为模式中“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将以某种大致固定的比例同时存在。它说明，“纯粹利他”行为是能够通过补偿激励机制得到进化的。事实上，这一结论的依据正是现代生物学中的ESS理论。ESS理论是英国著名生物生态学家梅纳德·史密斯1982年创立的，它在现代生物学中被称为“自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建立以来最重要的发展之一”。（道金斯，1998d）ESS是生物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y）的缩写，如果生物种群在进化过程中能够形成某种稳定的策略（行为）均衡，这种策略（行为）就是ESS。显然，“利己”和“利他”都是在生命世界长期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稳定的生物行为。必须指出，用基因的隐性遗传和ESS理论解释“纯粹利他”行为不是向“群体选择理论”的回归。这一分析仍然是以“个体选择理论”为基点的，但是它又与传统的“个体选择理论”不同，它把解释的重点放在有利于群体利益（当然，归根结底它也有利于群体中每一个个体）的生物性状怎样才能通过个体的基因介质实现遗传进化，从而在现有的生物学知识框架下对“纯粹利他”行为作出符合实证要求的解释。

三、纯粹利他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现代生物学的进化和遗传理论认为，物种演进的目标是“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这一结论所包含的逻辑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完全一致。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推论，所有生物都会按照“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要求来“理性”地计算和规划自己的行为。事实上，进化的“理性”最初是通过“情感”、“偏好”等感性形式“殖入”生物的遗传基因并成为生物个体的“自觉”行为，我们不妨把它称为理性的“本能”。（Wright，1994；叶航，2002）对生物个体来说，“本能”所表达的正是生物进化内在的逻辑要求：所谓“理性”的行为，只不过是经过自然严格筛选后留存下来的、能够被我们观察到的、相对稳定的生物行为罢了。（贝克尔，1995）

“情感”与“偏好”是触发生物行为的按纽。当“情感”与“偏好”得不到满足时，建立在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神经动力学基础上的生物内部平衡系统便会受到破坏，由此造成一系列生理或心理上的压力。这种压力超过一个阈值，生物个体就会产生行为的动机，进而通过一定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需要，以便消除和缓解身心的紧张状态。因此，生物行为的遗传首先表现为一个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神经动力学系统及其触发机制的重构与再现，本能或者由本能冲动所引导的生物“理性”行为可以看作是该系统由不平衡向平衡的运动过程。“理性人”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预设。按照该预设，一个人的行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所谓“效用”只不过是“偏好”的一个函数。（瓦里安，1997）经济学不研究“偏好”是如何产生的，那是生物学、进化论、也许还有心理学的任务。经济学的任务是在给定的“偏好”状态、“偏好”结构与“偏好”序列下研究行为主体如何“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如果生物学业已证明，“纯粹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一样具有进化优势，生物个体能够通过基因介质把触发这种行为的“偏好”保存起来并遗传下去；那么，只要给定这一“偏好”，我们就可以对“纯粹利他”行为做出标准的经济学分析。

在微观经济学中，消费集（consumptionset）X也可称为选择集（choiceset）X，通常假定集合X是k维实数空间Rk中的一个非负子集。如果行为主体对集合X中的选择束具有偏好关系，而这些偏好关系又能满足完备性、自返性、传递性和连续性的假定（事实上，这些假定已经包含在“理性人”的预设中），则偏好关系就可以用一个连续的效用函数来表示：即存在一个函数u：XR，使得x1﹥x2，当且仅当u（x1）＞u（x2）。如此，我们就可以把行为主体内含的偏好关系转化为一个函数关系：

U=u（x1，x2，…，xn）（1）

我把上述函数称为“广义效用”函数，因为其选择集X中的偏好项xi可以用来表示包括经济偏好、道德偏好（我们可以把“纯粹利他偏好”包括在“道德偏好”中，因为“纯粹利他”是道德行为最显著的特征）、情感偏好、审美偏好、甚至宗教偏好和信仰偏好在内的所有偏好，只要这一偏好是相对稳定的、可观察的。（叶航，2001b）如果行为主体的资源总量为I，实现广义效用所需的单位成本或影子价格分别记作p1,p2,…,pn，则其资源约束可以表示为：

p1x1+p2x2+…+pnxn=I（2）

可以证明，只要目标函数是连续的，约束集是闭的并且是有界的，则以式（2）为约束条件的广义效用最优（最大化）解就是：

MU1/p1=MU2/p2=…=MUn/pn=λ（3）

式中MUi=du/dxi，即xi的边际效用；pi为i种偏好（x）的单位成本或影子价格；λ为约束资源的边际效用；i=1，2，…，n。

根据式（3），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有意义的推论:

第一，在广义效用最大化过程中，行为主体将依据一定的偏好状态、偏好结构和偏好序列使自己的行为呈现出形态各异的“价值”取向。

举例来说，如果x1代表具有利己倾向的经济偏好，x2代表具有利他倾向的道德偏好，则当MU1/p1＞λ时，行为主体的行为才会偏重经济选择，表现出利己倾向；而当MU2/p2＞λ时，行为主体的行为将偏重道德选择，表现出利他倾向。特别地，当MU2/p2＞λ且MU2/p2＞MU1/p1时，行为主体将为了利他目的放弃或部分放弃自身的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叶航，2000）因此，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主体不一定就是一个“自私自利”或“钱迷心窍”的人。人们的行为将取决于他们的偏好。事实上，在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学家就已经关注过“优越感”、“荣誉感”、“自豪感”、“成就感”、“责任感”、“道德感”等等纯精神领域的偏好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对“闲暇”和“炫耀”的研究，则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第二、就某一特定行为来说，行为主体的行为倾向取决于某一偏好的“成本—效用”比，即MUi/pi。

举例来说，如果x2代表具有“纯粹利他”倾向的道德偏好，当pi和λ给给定时，MU2越大，人们的行为越偏重道德选择。事实上，伦理学所谓的“良心”，从广义效用的角度看，就是道德行为在一个人心目中的效用水平。它表现为一个人未采取某种道德行为时所感受到的内心矛盾与痛苦，以及采取某种道德行为后所体验到的内心解脱与愉悦。如果MU2和λ给定，则p2越小，人们的行为越偏重道德选择，我们可以把p2称作“道德成本”。值得指出，“道德成本”是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甚至被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所忽视的范畴，其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任何一个行为主体在进行道德决策时都有权力考虑自己的“道德成本”，而社会则应该努力营造一种降低“道德成本”的机制，以促进个人道德偏好的形成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第三、当其他条件不变时，λ的值越小，行为主体的非经济偏好越强。

由于λ为约束资源的边际效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λ越小，体现广义偏好的行为倾向就越强。但其中的例外是，由于经济行为具有资源再创造的特殊功能，其效用水平与λ成正比。因此，λ越小经济行为的效用水平就越低，从而一个人的非经济偏好就相对越强。事实上，当物质资源相当匮乏时，一个人很难产生出非经济偏好；反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质资源越丰裕，一个人的非经济偏好，比如道德偏好、情感偏好、审美偏好等等，就越丰富、越强烈。显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学说支持这一结论。(马斯洛，1987)

第四、上述分析没有改变传统经济学的根本结论，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分析范例将作为一个特例包容在广义效用的分析框架中。

如果以x1代表经济偏好，xi代表除经济偏好以外的其他所有偏好，则当行为主体的偏好结构符合条件：MU1/p1＞MUi/pi=λ（i=2,3,…,n）时，传统经济学的狭义效用范式将成为广义效用范式的一个特例。

参考文献

[1]贝克尔,G.《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PP349-50.

[2]陈阅增主编,《普通生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a)pp.470;1997(b)pp.466.

[3]道金斯,R.《自私的基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a)pp.216;1998(b)pp.3-5;1998(c)pp.3-4.

[4]Hamilton,W."TheEvolutionofAltruisticBe-havior"AmericanNaturalist,Vol.97(1963).354-56.

[5]Hamilton,W."TheGeneticlEvolutionofSocialBehaviour"JournalofTheoreticalBiologe,Vol.7(1964)No.1,pp.1-52.

[6]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7]Tullock,G."Territorialboundaries:anEconomicView"AmericanNaturalist,(1983)121(3).

[8]瓦里安,H.《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9-103页。

[9]Wilkinson,G."ReciprocalFoodSharingintheVampireBat"Nature,Vo1.308(1984),No.59,pp.181-84.

[10]Wilson,E.Sociobiologe,theNewSynthesis,Harvard,BelknapPress,1975.

[11]Wright,R."TheMoralAnimal"NewYorkPantheon,1994,pp.190.

[12]Xelrod,R.TheEvolutionofCooperation,NewYork:BasicBooks,Inc.1984.

[13]叶航,“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类道德”，《学术月刊》，2001(a)年第2期。

篇9

1管理素质

第一，有用人之德之道。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企业经营者之间用人之道的一种较量。卓越的企业是由卓越的人才构成，一切竞争的实质都是人才的竞争。企业经营者必须彻底解决思想，牢固树立远见卓识的人才意识，提高识人用人艺术，以生产力为标准去选拔人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在市场竞争中发现和选用能力挽狂澜的“领头雁”。用人不避嫌，要有“弃仇而纳”的用人气魄、胆识和胸怀。现代管理学认为：“只有无用的管理，没有无用的人才”。所以，企业经营者应把如何用人、管人放在企业管理的重要位置上，明确“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道理，顺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大胆起用一批具有市场意识、懂市场规律、敢于到市场大潮中拼搏的开拓性人才。第二，有公共关系之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形象起着关键作用。企业经营者为企业形象的化身而展露在职工和社会关系之中。与上级、同事、下属以及客户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至关重要。企业与社会是一个整体，经营者突出的应该是“我们”，而不“我”。所以，经营者不仅需要在企业内部充分发挥个人魅力并知人善任，而且更应善于“公关”和社交，与外界人士融洽相处，注重公共关系。公关中，企业经营者应具有企业家的头脑，外交家的风度，军事家的胆略，宣传家的技巧，演说家的口才，以奠定企业坚实的公共关系基础，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第三，有稳定人心之术。稳定人心的管理是当今一门新课题。从实践来看，企业经营者必须具备两点：一是清廉自律，管人先管己。“公生明，廉生威”应是企业经营者的座右铭。应保持清廉的自身形象，赢得职工爱戴，增强管理的说服力。二是肝胆相照。经营者应把职工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要与工人、下级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树立“企业兴旺我光荣，企业衰败我耻辱”的思想，使企业的整体效应得到更好的发挥。

2经营素质

第一，以“智”克“愚”。经营者的“智”在于独具慧眼。要在强手如林、信息纷纭、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求得生存和发展，经营者就要具有较高的智能和运筹帷幄之谋，善于发现对手的弱点，并设法“击败”对手。同时要善于扬长避短，保持自身优势，积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智能的养成，重要的是靠后天艰苦的学习，在实践中锤炼。具体来讲，要多掌握销售理论和相关知识、如经济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心理学等等；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要大胆谋划新、奇、活的营销方略，做到“天天都有新感觉”，让消费者置身于新鲜的营销气氛之中，感悟到企业经营者智慧结晶的芳香；要勇于实践，不断在业务操作中摸索积累增长才干。第二，以“勇”攻“敌”。企业经营者的“勇”在于独辟蹊径。商品经济的本质就是竞争，市场中的每一项经营活动都具有风险性和挑战性。在竞争中大胆开展对竞争对手的调查，了解竞争对手的经济实力、企业规模、职工素质、市场经济、经济效益、发展前景等基本情况，掌握竞争对手的售货渠道、价格水平、推销方式等经营策略；合理地运用各种营销组合方法，合理地配置资源，找到一条最佳效益的方法，或战胜对手，扩大阵地；或坚持到底，争取优势；或携手协作，同舟共济；或激流勇退，另辟蹊径。当营销工作一帆风顺、门庭若市、兴旺发达时，应以更大的勇气向新的目标冲刺。当营销工作处于被动、劣势地位时，不能怨天尤人，坐以待毙，而是要沉着应付，主动出击，以变应变，积极调整营销策略，以其独到的促销手段扭转局面，以求“东山再起”，再度辉煌；当争得销售市场时，还应多方面收集市场信息，分析、预测商品走势，在巩固现有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潜在市场”，从而成为拓宽营销市场的开路先锋，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腾飞。

作者：马丽丽姜艳周海生单位：徐州市泉山区农业水利局江苏捷宏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福玉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篇10

作者：谢芬芳

对于近现代实践观的理解，就不会有一个终点，需要经常地审视、反思和矫正实践的反生态性。在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发展瓶颈的现实制约面前，从实践论的立场来看，只有通过选择合理的实践方式才能解决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必须对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进行理论沉思，必然要推动生态的观念走向实践论的思维路向。因此，人类实践的生态向度作为当代实践观的一个重要问题必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对于实践内涵的新理解———生态实践对实践内涵的理解，在学术界很长时间占主导地位的是“征服说”“控制说”“改造说”等，如现行的许多教程将实践定义为“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5]这种对实践理解是以天人相分、征服与掠夺自然为特征的，其必然导致一种不断激化人与自然矛盾的扩张性实践方式。低碳经济时代强调生态向度与实践的结合，一方面，用生态整体性来约束人的实践；另一方面，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彰显生态环境价值。可以说以生态为优先、倾向于推动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的实践方式，就是人们的生态实践。因此，所谓生态实践“，是以生态学原理为依据，以生态环境的整体性规律为内在制约、以人地协调发展为价值旨归和对良好的生态环境的需要为根本动力的物质性活动”。实践方式构成要素重申1.生态实践的主体是“生态人”。人是实践的能动因素，人的素质和能力集中体现实践的发展水平，外在自然条件或自然资源只是潜在的社会财富，自然条件的优劣只是发展生产的可能性，而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把作为潜在社会财富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财富必须发展和提升人自身的自然力。在当今低碳时代和低碳经济生产方式下“碳道德”[7]等精神要素是劳动者及其劳动产品的“灵魂”，实践主体的“碳道德”对实践方式的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碳道德”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主体对客体和中介的认识、变革及其利用的最终效果。因而要求实践主体树立绿色观念、生态环保意识，自觉遵守生产节制、消费适度、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等道德规范。2.生态实践的客体是人类一切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所指向的清洁、无污染、可循环利用的对象，它包括自然、社会、人自身及人—社会—自然耦合而成的复杂生态系统。以往实践概念对客体的概述仅从人类主体出发，没考虑原材料及产品的可持续性和生态性。资源的供求矛盾是当今实践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进而要求考虑实践客体的可再生性、可循还性理论/和生态性，要求利用的劳动对象和产品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同时又能真正满足人类的生态需要。3.生态实践的中介是生态技术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生态工具。科学技术及形成的各种工具已成为当今世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提高生产力和优化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手段。近代以来对技术的片面使用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生存危机、社会危机的根源之一，但单纯的摒弃科技并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问题的最终解决还要依赖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没有高科技搭建物质平台，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根本无从谈起，关键在于要正确使用科技，使用那些利于环境保护、节省资源的科技，避免使用污染环境、耗能耗资大的科技，把科技应用在造福人类方面，而不是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面。因而“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

实践基本形式的重申1.物质生产劳动。物质生产劳动是生产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生活资料的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工业文明以来的物质生产劳动依托于当时丰富的自然资源，以“资源———产品———废弃物———污染物排放”的单向流动为基本特征的生产实践发展模式，走的是一条高能源、高消耗、高浪费、高污染的道路。近300年的开采使用，造成了自然资源几近枯竭耗尽，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这必然要求在低碳经济时代物质生产实践实行生态转型，实现人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和谐以及共存共荣，即人从生态环境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时又必须通过精心呵护生态环境来保证这种获得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的循环流动为特征的生产方式，从而减少资源消耗，实现生态环境平衡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2.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实践。在传统实践中，人们对于直接的物质利益的需求被无限地放大了。因而，对于物质利益和短期利益需求成为人们实践最主要的动力。正是这种过于功利化的需求和与之相适应的实践导致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激烈矛盾。当前，生态实践正是在为了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人类对长远利益需求的动力下不断前行的。生态实践关于人与人与社会关系实践的理念是：共同发展、全面发展、持续发展。包括如下几方面：第一，生态性政治实践。树立21世纪“生态性政治”“、绿色政治”等新的政治观，并努力在此基础之上的新实践；第二，生态性经济实践。把人类的每一项经济活动都统一到人类大的生态系统中来的经济实践形式，同时努力探索竞争与合作相统一的经济发展的实践模式。第三，生态性文化的实践。大力生产生态型文化成果和发展生态型文化产业，努力探索批判与继承、批判与借鉴相统一的文化发展模式。3.科学实验。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但是人们用来处理与生态系统关系的技术却是在强调支离分散的机械论和还原论的指导下设计出来的，这种忽略对象整体性的技术设计必然会导致对环境的破坏。因而在低碳经济时代，科学试验性实践的理念是科学的生态化、科学的人类化、科学的辩证性。即重点开发和利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技术，发展有助于解决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等全球问题的技术。具体的形式主要有引进、改造、创新，包括“高碳改造、低碳升级和无碳替代”。“高碳改造”包括节能减排，“低碳升级”包括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升级原有设备，“无碳替代”包括新能源：核能、风能、太阳能等。[9]4.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由于实践能力的时代性差异，人类在与自然界的矛盾关系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人类的劳动能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类屈从于自然，为强有力的自然所支配，人崇拜自然的伟力，也开始学习、了解自然。随着对自然的认识的深化，人的实践能力得到提高，人用提高了的劳动能力再去改造自然，引起自然的变化。在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中，人类逐步地凌驾于自然之上，支配、利用和控制自然。此时，自然是人的“敌人”，人类的任务就是去征服、改造、控制自然，使其为我所用，服从人的意志。然而，当代的生态伦理学认识到人是自然固有的一部分，生态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失去这一基础，整个人类社会将无立足之地。人类要设法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征服自然的历史中，我们亲手导致生态环境越来越难以为继，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远离人的本真存在。因此，人类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再把自然当作“敌人”，而当作“伙伴”，以主客体互益的价值观协调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将生态环境当作人类实践活动的紧密伙伴，尊重和服从生态环境，即人在从自然中获取物质资料的同时，有责任保护自然，修复人对自然所造成的损害。保护环境也是一种不同于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基本实践活动，发展生态实践必须保护生态、修复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