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外科医生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神经外科医生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据统计，在国外，神经外科手术的40～80%都是脊柱手术，而根据国内13家医院2010年11月～2011年11月神经外科手术的统计数据，在总量28412例手术中（包含血管内介入手术），脊柱脊髓手术（不包含脊髓血管病）仅1851例，占手术总量的6.5%，其中脊柱退行性疾病只有322例。

创建中国首个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

2005年，刚从意大利留学归来的菅凤增加入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在主任凌峰教授和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名誉主席赛米（Samii）教授的指导下，创建该院的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

宣武医院是我国神经外科的发源地之一，近50年来，在赵以成、王忠诚、丁育基、凌锋等几代著名教授带领下，成为设备先进、技术精良的以微侵袭治疗为特色的科室。

20世纪60年代末，亚萨吉尔（Yasargil）和卡斯帕（Caspar）等将手术显微镜应用到神经外科手术中，并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手术显微镜在许多脊柱外科疾病的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并成为治疗这些疾病的标准手术方式。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原骨科主任党耕町在他主译的《脊柱外科技术》一书中说道：“在欧美一些国家，很多神经外科医生从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等脊柱退行性疾病的治疗，使得显微技术在脊柱疾病的手术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而在中国，脊柱外科疾病的治疗基本上由骨科医生承担，以常规开放手术技术为主，所以显微外科技术在脊柱外科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凭着一股要干事业的闯劲，菅凤增和他的团队从零开始，勤奋工作，勇于创新，在脊柱神经外科这一重要医学领域，取得诸多成果，他们首创或率先实行的几项医疗技术在国内均处于领先水平。

2008年，菅凤增在国际上首创“单纯后路复位矫形及内固定治疗颅底凹陷及环枢椎脱位”技术，即颅颈交界区脱位的手术治疗新技术。

世界神经外科最权威的杂志《神经外科学》（Neurosurgery）刊出了此项技术的研究报告，赛米教授称之为“治疗理念与技术的重大突破”；北美脊柱外科学会主席本泽尔（Benzal）教授则发表评论：“这一技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避免了经口腔手术。希望治疗这一疾病的医生掌握菅凤增报告的技术。”目前这一技术已在中国逐渐推广。

2008年，菅凤增在国内最早报告了显微镜下“前外侧入路椎间孔扩大术治疗神经根型及椎动脉型颈椎病”，这是一项既不需要传统的内固定、又保留颈椎运动功能的非融合手术技术，手术的危险性和并发症的发生概率明显降低。

同年，菅凤增又率先在国内报告了显微镜下“一侧入路双侧减压治疗腰椎管狭窄技术”，它同样是不需要腰椎内固定、并保留腰椎活动功能的非融合技术。

2009年7月，菅凤增在国内首先实施了利用“显微镜联合内窥镜技术”切除胸椎后纵韧带骨化的手术。

菅凤增说：“几乎所有脊柱疾病都表现为神经受压，因此从神经外科角度可以更好地恢复及保护神经功能，同时兼顾脊柱的稳定性。”

海外留学形成创新思维

宣武医院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有13张病床，2011年，菅凤增和他的团队实施手术594例，这样高的流动率在业内实属罕见。

菅凤增解释说：“我们采用显微微创技术，伤口不大，只要处理得当，很少有术后感染。我们的病人一般做完手术就出院了，很少有等着拆了线再走的。最快的时候，上午住院，下午手术，第二天就出院了。”

这样的新理念和新思维源于菅凤增7年的海外求学生涯。“在国外等拆了线再走是不可能的，都是手术完就出院了。”菅凤增说，“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操作的。”

1997年，在国内已经是主治医师的菅凤增远赴意大利罗马大学攻读神经外科专家文凭（相当于中国的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临床医学做起来并不容易。回顾在罗马的日子，菅凤增笑言：“我是从缝皮起家的。”所谓“缝皮”，就是在医生做完手术后，为病人把皮肤缝好。

初到罗马，菅凤增先从住院医师做起，负责病人的日常生活。病人们一开始并不认可这位外国医生，一开口就是“中国人”，连“医生”都不称呼。

菅凤增毫不气馁，他技术精湛，耐心细致，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经过他缝合伤口的病人会对要做手术的病友说：“那个中国人缝得太好了，一点都看不出来。我的（颈椎伤口）就是他缝的，第二天就能下床，你手术时也让他缝吧。”

很快，菅凤增在病人中就小有名气，病人对他的称呼也从“中国人”变成了“中国医生”。医生和导师也开始注意这个踏实认真的中国小伙子。

晚上，值夜班的菅凤增就向一同值班的男护士请教，请他们检查他写的病案。

菅凤增笑言：“那帮护士老哥们儿很仗义，他们会指出我病案中的各种错误，告诉我别的医生是怎么写的。”

慢慢地，菅凤增的病案就挑不出错了。

“我在罗马第一年和第二年主要跟护士学习，第三年第四年跟医生学，第五年开始才跟着导师，接受导师的指导。”菅凤增说，“当时跟我一起进入住院医生行列的，有越南同学，也有也门同学，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毕业拿到文凭了。”

在罗马大学，菅凤增接受了欧洲正规的临床医师培训，临床技术和能力大大提高，这对他回国以后的工作帮助颇多。

“海外学习，最主要的是开阔了眼界和思维。学习的是方法，而不是单纯的技术。”菅凤增说，“现在我所做的都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这都得益于创新思维的形成。”

在几年的手术实践中，菅凤增还设计了2个小工具，都申请了专利，其中削骨刀已经由厂家在生产，准备拿到海外去推广。

医生的道义和责任

见证了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医疗体系和临床技术，满怀报国的理想和施展抱负的雄心，面对国内的现状时，菅凤增不是没有心理落差。

在事业初创时期，病人很少，他的压力也特别大。“作为一名医生，却没有病人，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菅凤增回忆起来仍是苦笑，“人都是很现实的，一个海外归来的外科医生，1年只有不到200例手术，能有什么前途？跟我一起‘创业’的同事们都在犹豫，我自己也很犹豫。”

从事着国内尚未普及的脊柱神经外科专业，菅凤增也很难得到业界的认可。为了交流学习，他也去参加学术会议，但那时国内还没有专门的脊柱神经外科专业学术会议，他只能参加骨科的学术会议。

篇2

入行:与脑外科结下“不解之缘”

1965年,周良辅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进入华山医院普外科工作。1970年,经过5年大外科轮转,已经做到住院总医师的周良辅被调到缺少医生的脑外科工作。这一干,就是40年。

专业的突然转换,令周良辅面临重重考验:尽管脑外科与普外科同属外科范畴,但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他必须“从头学起”;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脑外科的检查、治疗手段都相当落后,脑外科医生的工作最苦、最累、风险最大,而疗效却是最差的:每天早上6点半上班,为病人换药、拆线、打脱水药;带病人做气脑造影检查(当时没有CT、磁共振,只能经腰穿或颅骨钻洞把空气打到病人的脑子里,然后拍X线片,确定肿瘤位置);中午11点左右开始开颅手术,等肿瘤取出来,大多已是晚上七八点,午饭晚饭一起吃;由于当时手术技术不成熟、止血效果差,常常是术后没多久,病人又昏迷了,不得不再进手术室止血,深夜十一二点才出手术室,第二天一早又要准时出现在病房里……

谈到当时的情形,周良辅坦言,突然被调到“无人肯干”的脑外科,他当时确实有点失落。好在,他心态比较好,很快就调整过来。凭着一股不怕苦、不服输的毅力,他起早摸黑埋头苦干一年多,终于掌握了脑外科的基本技能,心态也从最初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索”。

周良辅说,每当回想起这段经历,他总是充满感激:庆幸脑外科“选择”了他,使他能够踏入这个充满无数未知的领域,并做出了一点成绩;庆幸5年的大外科训练赋予他扎实的外科功底,无论是复杂创伤的处理,还是显微外科技术,都令他一辈子受用;庆幸自己遇到了3位脑外科前辈,是他们的教育和指导令他快速成长起来。

行医:负责任的医生就该敢为患者冒险

周良辅说,医学有时是需要冒险的,没有冒险就没有突破、没有创新。面对危重病人,有良知的医生一定会想法设法去救治,哪怕只有1%的希望。如果什么都不做就轻言放弃、拒绝病人,一定会“问心有愧”。

舌下神经鞘瘤是一种罕见的神经科疾病,由于肿瘤位于脑干(生命中枢)的腹侧,手术难度极高,好比是在“老虎头上拍苍蝇”,术中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病人呼吸停顿,甚至死亡。一位来自广州的舌下神经鞘瘤患者在被国内多家著名大医院“拒之门外”后,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上海华山医院。面对这样一个病人,周良辅毅然决定冒险手术。经过周密思考和反复实验,他采用“枕下远外侧入路”的新方法进行手术,最终获得圆满成功!

“不过,目前的医疗环境不是太好,不少医生为了减少纠纷、避免麻烦,确实不太愿意冒险做高难度的手术。”周良辅不无忧虑地表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若长此以往,最终损害的还是患者的利益和医学的发展。医生和患者其实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面对的敌人是疾病。要打败这个共同的敌人,双方应该团结,还是对立?答案是非常明确的。”

周良辅认为,要改善医患关系、减少摩擦,互相尊重、相互体谅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医生对病人要多一点耐心,尽量多沟通、多解释;病人也要尊重医生、信任医生,不要把医生当作敌人。谈到医生收“红包”问题,周良辅表示,绝大多数医生是好的、医风是正的,无论病人送不送红包,都会尽心尽力去治疗。不少病人担心“没送红包,医生就不好好治疗”,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科研:做医生是没有退路的,只能不断突破、勇往直前

周良辅说,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神经外科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仅100多年历史,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只要善于发现问题、肯钻研、有毅力,创新的空间很大。

多年来,周良辅一直在临床一线辛勤工作着,除了看门诊、做手术,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看书、查资料和做实验上。为了寻找最佳手术路径,他和他的学生们在上海医学院的解剖实验室里,忍受着福尔马林刺鼻的怪味,在尸体标本上反复研究,独创多种术式,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在颅底肿瘤手术中,他独辟蹊径,率先采用扩大经颅底硬脑膜外手术入路,使术中肿瘤充分暴露,并有效避免了颅底血管、神经损伤,提高了手术疗效;他独创 “三明治”法颅底缺损修复术,不必植骨即能防止脑脊液漏和颅内感染;他在国际上率先采用“动脉瘤直接切除+动脉搭桥”技术治疗不规则形及巨大动脉瘤获得成功;为解决单一血管搭桥术后出现的脑血供不足问题,他采用‘载瘤动脉孤立、颅内外血管搭桥和多根血管吻合’新技术治疗难治性动脉瘤,再次获得成功……

进入新世纪后,周良辅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这一次,他把眼光放在了世界性难题――高难度、高风险的脑功能区(主管语言、运动功能)肿瘤手术上。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周良辅与工科专家合作,反复研究、论证,成功开发了“多功能影像融合+神经导航外科”新技术。运用该技术,医生可以清晰地看到肿瘤、脑功能区和神经传导束之间的三维空间毗邻关系(误差小于1毫米),并在一个可视的虚拟人脑模型的指导下进行手术,不仅能把肿瘤全部切除,还能够完好地保留神经功能,有效防止术后发生偏瘫、失语等神经功能障碍。凭借该成果,周良辅荣获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写科普:医生要会看病,还要会讲、会写

谈到科普,周良辅深有感触地表示,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神医张悟本”事件,其实在中国并不是头一次发生。上世纪60年代,“吃盐卤能长生不老”“喝鸡血包治百病”的说法曾经“红极一时”。这些看起来非常可笑的“歪理邪说”为什么会受到老百姓们的追捧?根源就在于大家对医学科普知识了解得太少,不懂得分辨真伪。

周良辅认为,一名好医生,不仅要能治好老百姓的病,还应当为普及医学知识、提高大众的健康素养做一点事,写科普文章、办科普讲座、参加义诊,都是很好的途径。当然,要写好科普文章并不容易,作者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基础,还要善于把深奥的医学知识转化成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老百姓能看得懂、能理解、记得住,其难度决不亚于写科研论文。

篇3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11（a）-0155-03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students in eight year program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in clinical neurosurgical practice

FAN Cungang ZHOU Jingru ZHANG Qingju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Eight-year medical students represent the current highest level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 which is an important way to train medical "elite" talents. On the basis of training requir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ight-year medical students as well as features of neurosurgery， we attempt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clinical guidance on the eight-year medical students by establishing a good work ethic and high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inishing medical records timely in standardized formation， studying clinical case by "four in one" method， training operating skills progressively， training clinical thinking via evidence-based medicine concepts and problem-oriented learning methods， pratic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to avoid patient-doctor disputes， and designing research projects on clinical experience. These method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stimulating self-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of eight-year medical students， thereby aids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clinical training tasks and future clinical work in as well.

[Key words] Eight-year medical education； Neurosurgery； Clinical teaching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医疗模式的转变，对医学人才培养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优潜质的医学专门人才是我国为适应新形势、培养与国际接轨的医学“精英”而推出的医学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北京大学医学部自2001年开始试办长学制（八年制）医学教育以来，已有5批八年制研究生业完成了临床实习任务并顺利毕业。现就我科多年来对八年制研究生的培养体会进行总结，以期对完善八年制医学教育有所帮助。

1 八年制医学生的培养目标

在2009年11月8日第六届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峰会中通过的《八年制医学教育临床教学培养目标与基本要求（试行）》中指出，八年制临床教学应遵循“八年一贯，整体优化，强化基础，注重临床，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办学原则；强调“通识通科的医学基础，贯穿全程的综合素质和面向未来的发展潜能”的培养理念；以“培养具备较扎实的医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较强的临床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良好职业素质的医学专门人才”为目标，为学生成为医学科学已知领域的革新者和未知领域的开拓者打下坚实的基础[1]。

2 八年制医学生的基本要求

就培养的具体要求而言，八年制医学博士研究生应具有良好的职业态度和伦理道德、优良的医德医风、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和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具有较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基础、坚实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临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能紧密结合临床实践选定科研课题、掌握临床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并完成学位论文[1]。由此可见，我国八年制博士研究生培养定位临床+科研的“复合型”人才，较美国的“毛坯型”医学博士有更高的要求[2]。

3 八年制医学生的自身特点

从生源情况来看，八年制学生具有较高的整体素质，具体表现在：①基础知识扎实，公共英语水平较高，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②思维方式活跃，接受能力强，知识面较广；③没有考研压力等因素的干扰，能将精力集中于临床学习和实习；④精英意识强烈，希望能获得重视和最好的教育；⑤自学能力较强；⑥有一定的优越感，自信心强，但也有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之不足。上述特点大部分对开展临床实习和科研工作十分有利，但自负、不愿意向带教老师和护士请教的不良心态则会成为学生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甚至某些学生还会不懂装懂或好钻牛角尖，这对临床专业学习十分不利[3]。为此，带教老师需予以耐心引导，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进行自我评价和定位，顺利地完成角色转变，树立谦虚谨慎、虚心求教的优秀品质，坚决避免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的不良作风。

4 神经外科的学科特征

神经外科是医学领域中最年轻、最复杂、最具有活力也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学科。与其他临床学科比较，神经外科学有其突出的特征：①专业性强、知识抽象，不易理解；②内容广泛、名词术语多，难记、难懂；③急危重症多，病情复杂且多变，学生难以掌握；④课时少、见习和实习时间短，学生对相关知识比较陌生；⑤以神经解剖、神经电生理和神经影像为基础，又与神经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呼吸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乃至妇产科有广泛联系，使学生感到谜茫。由此学生们往往感觉神经外科内容繁冗复杂、知识深奥抽象，觉得无从下手、难以入门，出现明显的畏难情绪和畏惧心理，学习的积极性明显受挫[4]。因此，带教老师需要耐心疏导，努力去除其为难情绪，树立起学习神经外科的信心。

5 八年制医学生的神经外科教学体会

基于八年制研究生的培养要求、学生自身特点和神经外科学科特征，优化教学方案的必要性显得十分突出。

首先，应帮助学生树立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度责任感。带教老师应向学生介绍神经外科大部分手术是对颅脑和脊髓进行操作，是临床医学中风险最大、难度最高的专业之一，稍有疏忽就会造成偏瘫、失语、偏盲、昏迷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患者生命。为此，作为一名合格的神经外科医生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度责任感，并应通过带教老师的言行潜移默化地使研究生感受到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责任之重大，使其从实习阶段就应注意认真观察和仔细分析每位患者的病情变化。例如，头痛是全麻术后的常见并发症，但对神经外科术后患者则应仔细询问其症状有无进行性加重，观察有无喷射性呕吐、意识障碍、神经系统定位体征、瞳孔变化以及对甘露醇脱水治疗有无玩应等，时刻警惕术后出血或脑水肿引起的高颅压，必要时应行头颅CT检查。如未进行上述观察而简单予以药物止痛和镇静药物治疗，一旦病情进展为脑疝阶段则预后极差，甚至可能会危及患者生命。

第二，加强病例书写基本功的培养，增强学生避免医疗纠纷的能力。八年制医学生常有明显的优越感，自我感觉良好、眼高手低，易出现重视手术操作和临床技能、忽视病例书写的缺点。为此，带教老师应使学生明确病历书写是临床医生最重要基本功之一，是全面掌握患者病情、系统收集临床资料和得出正确的诊疗方案之前提。此外，还应强调在当前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病历资料在医疗事故鉴定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及时、规范、详实的病历记录也是医护人员依法保护自身权益的有力武器。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电子化病历广泛普及的今天还应自觉避免病历的格式化、模板化和拷贝错误等问题，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带教老师还应应结合神经解剖和神经系统查体进行讲解和示范，鼓励研究生反复训练直至完全掌握。这样才能使研究生在采集病史和查体过程中有的放矢，书写出能充分反映患者临床特征、对明确诊断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病历[5]。

第三，结合神经解剖-定位症状和体征-神经影像学-手术录像“四位一体”的临床病例学习。神经外科手术技术的飞速发展得益于神经影像学技术的进步，先进的神经影像检查方法使以更微创的手术入路、更精确的显微解剖、更少的出血和更小的组织创伤来解除神经系统病变的“微创神经外科”成为可能。因此，应结合神经解剖、患者的临床表现和神经影像学使研究生对神经系统疾病常见病有全面了解，同时结合手术入路的设计赫尔手术录像使学生对相关的局部神经解剖形成三维的立体概念，从而对疾病获得全面的认识。

第四，以专科操作为中心，着重培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首先，带教老师应通过多媒体教学和现场操作演示使学生了解规范化操作的要点和注意事项。然后，在带教老师指导下先由相对简单的腰椎穿刺、腰椎置管引流、头皮裂伤和撕脱伤的清创缝合、头皮肿物切除等基本操作开始，逐步过渡到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脑室穿刺外引流、脑室-腹腔分流术等常规操作，进而参与颅骨凹陷性骨折整复术、颅内血肿清除术、颅脑肿瘤的开颅和关颅等相对复杂的手术操作。在整个过程中，指导老师应做到放手不放眼，在保证医疗安全的前体下使学生在循序渐进的临床实践充分锻炼动手操作能力。

第五，通过基于循证医学理念和以问题为导向的临床思维培养努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对科研课题的开展提供思路借鉴。如今临床医学行为已由过去的理论知识加个人经验为指导向循证医学为依据的模式转变，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对培养学生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开发创造性思维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带教老师应预先选择典型的临床病例并设置恰当问题，引导学生充分利用数据库资源进行文献检索和分析，以小组形式进行讨论，并与已发表的相关循证医学指南进行对比和学习，使学生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学习者，从而更加高效和深刻地掌握学习方法和临床知识，并对相关临床科研课题的开展提供重要启示。

第六，重视学生沟通技巧的培养，加强医患沟通，避免医疗纠纷。神经外科急危重症较多、患者病情复杂多变且术后神经功能障碍常见，这更凸显了医患沟通的重要性。首先带教老师应对研究生进行临床沟通技巧的相关培训，然后组织学生观摩老师与患者及家属交代病情和手术签字等沟通，进而由研究生先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再由带教老师进行补充和解释，从而使学生在循序渐进的亲身体验和观摩中提高沟通能力和技巧，有效地避免医疗纠纷。

第七，结合临床学习提早拟定科研课题。八年制医学生在专科学习的时间一般仅为1～2个月，科研课题的时间安排一般仅为3个月，在时间如此紧迫的条件下完成博士论文绝非易事。为此，应在学生进入临床实习期伊始便根据学生的兴趣、科室收治患者病种情况和国内外研究最新进展协助研究生确定科研选题，以便在随后2年半～3年的临床转科过程中完成病例积累、手术标本采集和随访工作，为顺利完成博士毕业论文奠定基础[6]。

综上所述，神经外科是综合性、复杂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也是高难度、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技术含量的学科，如何能在有限的时间和平台上最大限度地激发八年制医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其充分掌握神经外科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治原则、临床思维和科研方法，最终成为临床+科研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乃至神经外科的领军人物，仍是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艰巨而复杂的医学教育课题。

[参考文献]

[1] 第六届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峰会.八年制医学教育临床教学培养目标与基本要求（试行）[J].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09， 29（6）：158-159.

[2] 范学工，李亚平，胡卫锋，等.我国八年制与美国4+4医学博士招生与培养的比较[J].复旦教育论坛，2011，9（3）：93-96.

[3] 孙光远，赵学维，刘腾飞.胸心外科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带教体会[J].高教研究，2013，31（6）：25-26.

[4] 吕立权，王来根.八年制医学生神经外科临床实习教学模式探讨[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0，5：47-48.

篇4

随着现代外科学的不断发展，外科手术的领域和范围日趋扩大，新手术方法、 新器械、 新仪器设备不断推陈出新，对手术室护士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促使手术室护理人员向高度专业化和一专多能方向发展，手术室护士也应当由随意全面参与型向专科定人参与型发展。本院是一所综合性大型三级甲等医院，开放床位1 366张，于2006年10月启用洁净手术室，共有18个手术间，年手术量达10 000余例，可开展肝肾移植、冠脉搭桥、脑动脉瘤切除、关节置换以及各种微创手术，现有护士42名。根据外科专业的特点共分6个专业组：心脏、神经外科、肿瘤、骨科、微创、脏器移植等，现将体会总结如下。

1 人员选择

本着个人志愿、科室安排、医生认可三项原则，但是申请专科护士必须工作满5年、护师以上职称方可填写专业志向表，还要具备较好的沟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具有钻研业务的精神。

2 职能和作用

提高手术配合质量，利用专业知识和技术为手术患者及医生提供优质高效的护理服务，指导和帮助本专业护理人员提高护理质量并提供专科领域的信息和建议，率先参与本专业的新业务新技术的发展，并提供手术配合经验，负责手术常规的编写，参与质检小组活动，负责本专业护理质量的考核评价工作。

3 培训方式

采用院内培训+院外进修的方式。先由高年资的主管护师进行专科带教，熟悉本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常规操作，一对一组合，三个月之后考核，达到标准要求后再送往上级医院学习半年以上。

4 培训内容

重点掌握本专业的理论知识、所用特殊器械仪器设备 手术配合要点，另外还有社会学、 管理学、 行为心理学、 护患交流知识等。

5 技术达标

5．1 能熟练准确的做好专科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和术后处理。

5．2 专科手术摆放合理舒适。

5．3 专科手术器械使用娴熟。

5．4 掌握专科手术的安全防范与措施。

5．5 熟悉专科手术配合的特殊要求。

5．6 掌握本专科的理论知识。

6 三级管理

实行三级管理制：护士长-专科组长-专科护士。由各专业组长定期召开本专业组成员会议，讨论手术配合的质量，本专业的发展，并定期深入病房，参与查房，广泛征求患者及外科医生的意见，同时对本专业所用器械、设备定期保养并提出申购意见，及时汇总反馈。

篇5

卡纳韦罗在这篇论文中详细描述了“换头术”的步骤：捐献者与接受者必须处于同一手术室中，手术须在摄氏约12度至15度的低温下进行，捐赠者及受赠者的头部须同一时间切下，两个医疗小组同时进行手术。考虑到在这一温度下，哺乳动物的组织在体内血液不流动时最多能存活1小时，切割头部与缝合的整个过程必须在1小时内完成。

卡纳韦罗指出，在手术的过程中，必须要用一把极锋利的刀清脆利落地切割头部，以让身体与头部的脊髓神经里负责传递神经信号的轴突能连合起来，再以特殊膜融合物质——促融剂聚乙二醇（Polyethylene glycol，PEG）连接两端，解决脊髓连接融合的问题。此前的一些研究表明，促融剂能成功融合狗及豚鼠的脊髓。一旦连接成功，受赠者的心脏即能再次跳动，数分钟内体温就能回复正常。

按照卡纳韦罗的说法，整齐的切口是脊髓缝合的关键。他认为，100名医生组成的专家小组在36小时内就可以完成这种手术。卡纳韦罗还预测：“我认为，第一名接受手术的患者将是某个大脑未受损伤但身体瘫痪的人，很有可能是一个年轻人。”他估计，该手术需要1300万美元左右。

轰动一时的动物实验

虽然面临着很多伦理问题，但事实上，换头术的研究从未停止。

1954年，尽管前苏联卫生部门下达了禁令，但前苏联科学家弗拉基米尔·P·德米科霍夫还是进行了他的极富争议性的手术。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实验室里，他将一只小狗的头、肩膀和前腿移植到了一只成年德国牧羊犬的脖子上。德米科霍夫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展示了他的这一得意“作品”：怪物狗的两个头都能呼吸、活动，并能同时舔食碗里的牛奶；有趣的是，第二个头总想去咬第一个的耳朵。

这一罕见的场景被镜头记录了下来，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一话题。在短短15年间，德米科霍夫造出了20只双头狗，但却没有一只能长期存活——由于组织排斥，它们最长也只存活了一个月。

1970年3月14日，美国科学家也进行了类似动物实验——卡纳韦罗正是在这项实验的基础上才写出这篇论文。当时，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学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外科医生、神经外科教授罗伯特·J·怀特领导的一个小组，在德米科霍夫的激发之下，将一只恒河猴的脑袋移植到另一只猴子的身上，成功实施了“换头术”。但是，这只恒河猴由于脊髓无法连接，颈部以下身体瘫痪，只存活了8天。

解不开的伦理困局

卡纳韦罗的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就立即引起巨大的争议。

怀特的同事、神经学家杰里·西尔弗坚决反对进行这样的手术。2013年6月，西尔弗和其同事曾成功地让老鼠严重受损的脊髓恢复连接。但他表示，这一技术与卡纳韦罗所说的头部移植手术“相差有光年远”，因为他的研究在同一只老鼠身上进行，老鼠还有呼吸，血液循环也没有受到影响。西尔弗批评卡纳韦罗的想法完全不切实际。他说，成年哺乳动物脊髓受伤时也许能够使用促融剂，但要在“换头术”中这样做“完全是幻想”。

卡纳韦罗也承认，“换头术”目前在技术上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如何把每一根脊髓神经都连接起来？即使它们都正确地连接起来，促融剂也不足以让脊髓完全融合，以使躯体受到头脑的正确指挥。

更重要的是，换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面临无法绕过的伦理困局。

西尔弗说：“做这样的试验不道德，这是永远不应该发生的坏科学。”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回忆当时给恒河猴“换头”的场景仍痛心不已：“我记得那个脑袋醒来时，面部表情看上去非常痛苦、困惑与焦急。那个脑袋活了下来，但时间不太长，那真是可怕极了。我认为这种事件不应该再次发生。”

卡纳韦罗也在论文中写道：“‘换头’手术将创造一种嵌合体，他（她）具有接受者的思想，但他们的后代却携带身体捐献者的遗传物质。”那么，我们是该以生物学特性去定位这个“混合人”，还是该以思想特性去定位这个“混合人”？

篇6

求学美国，被“细胞刀”疗效震撼

1979年，李勇杰的母亲一句“咱家出一个医生就好了，你就学医吧”的话，让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他从此与医学相伴一生。他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又师从著名神经生理学家乔建天教授攻读研究生，199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留在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工作。

参加工作不久，单位给他分了房子。至此，李勇杰的生活似乎就这样安顿下来，然而，专业知识愈是增长，李勇杰愈清醒地感到自己视野的狭窄。他无法说服自己安于现状。

由于在神经外科学和神经电生理学两个领域的历练，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向李勇杰伸出了橄榄枝，资助他赴美进行博士后研究。1994年夏天，李勇杰飞往大洋彼岸，去这所世界知名医院做博士后研究，由此走近了当时国际前沿的微电极导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他清楚地记得一位来自马里兰州的原发性震颤症女患者，那天接受了丘脑切开手术，脑内准确定位后，毁损开始，几秒钟之内，患者右手剧烈的震颤消失了。李勇杰问她感觉如何，那名女患者一言不发，盯着手翻来覆去端详了许久，双眼突然涌出泪水：“oh，it stopped.Look，after 10 years！Oh，my God！（哦，它停下来了。10年了，我的上帝！）”

李勇杰被这种立竿见影的手术疗效深深吸引了，那一刻的震撼强烈而复杂，他听到来自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一定要掌握这项技术！”他甚至认为，与自己前期积累最完美结合的领域，应该就是这项被称之为“细胞刀”的技术。他冥冥之中觉得自己就是为了“细胞刀”――微电极导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才来到美国的。

然而，当李勇杰倾慕于这一领域之后却受到了不小的阻力――他的这一兴趣已经超越了规定的职责范围，一再被警告专心于本职工作。但这一切并未能使李勇杰放弃。在那些日子里，他着迷一样阅读着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方面的专著、文献，每逢手术日，必定6点起床，一边开车一边吃早餐，早上7点钟之前到达医院CT室。患者一到，马上帮助安装立体定向头架，观摩CT定位，然后是大约五六个小时的术中电生理功能定位。此外，李勇杰还尽量挤出时间去病房观察手术后的患者，体会手术疗效和术中定位准确性的关系，以及今后改进的方向等等，他一门心思地做这些本不属于他的“份外”工作。

1995年3月，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李勇杰目不转睛地看着享誉世界的加州Loma Linda大学医学中心神经外科医生Robert P.Iacono教授用“细胞刀”给一位帕金森病患者做手术。凭着他在神经电生理技术领域的功底，李勇杰在电视屏幕上注意到一个细节――术中电信号噪音太高。李勇杰断定可能是电生理系统的设定不太合理，与高频电刀干扰的手术室环境不适应，需要更好地屏蔽。当晚，他就写信给Iacono教授，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技术改进的看法。这个大胆的举动引起了Iacono教授的注意，很快给他回了信，并发出了工作邀请。李勇杰没有迟疑，以优异的成绩提前结束了一般需要两到三年的博士后学习，于1996年2月从美国东海岸的马里兰来到西海岸的南加州，加盟Iacono教授所在的Loma Linda大学医学中心，任立体定向和功能神经外科专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临床治疗工作中。

就这样，李勇杰走近了当时国际前沿的微电极导向的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俗称“细胞刀”技术。在Rome Linda大学医学中心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他见证了无数成功的手术，目睹了太多从轮椅上重新站起来的帕金森患者的感激和泪水，也掌握了有关“细胞刀”的全部技术，更得到了连美国人都孜孜以求的终身职位和充足的科研资金，事业与生活无不春风得意。然而，刚30岁出头的李勇杰此时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回国！

报效桑梓，

成为中国“细胞刀”第一人

随着他接触到的“细胞刀”在临床上的成功运用，李勇杰逐渐意识到，在遥远的中国，帕金森病发病率已达1‰，对于一个当时已拥有12亿人口的国家来说，那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群体，而这一能够有效治疗帕金森病的先进手术技术，在国内还是空白。“如果将这项新技术带回去，一定能造福国人！”

抱着这种良好的愿望，1998年，李勇杰毅然回国，而那时正是他在国外生活得最好的阶段。经历了初到异乡的不适，他的生活已经逐渐殷实起来，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钻研功能神经外科学。况且那时候出去的人都绞尽脑汁想留在国外，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如此“异类”的选择，第一反应就是“李勇杰是个不安分的人”。对于别人的质疑，李勇杰却十分坦然，“我总觉得应该去尝试挑战新的东西，才能获得快乐。”

1998年，带着梦想回国的李勇杰选择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随后推动宣武医院与美国Loma Linda大学合作创办了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功能神经外科领域的临床治疗和科研机构。回国后手术的成功在意料之中，然而引起的反响却是李勇杰始料未及的。中央电视台等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冠之以“中国‘细胞刀’第一人”之称。无意之中，李勇杰成了宣武医院人才引进战略成功的范例，也成了当时各医院引进海外留学人员的典范。从此，被患者称作“细胞刀”的微电极导向立体定向疗法风靡全国，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也随之被美国帕金森病基金会授予“卓越成就临床中心”，成为亚洲唯一获此殊荣的临床机构。

说起这10多年的工作，李勇杰则淡然地笑了笑接着说：“其实‘细胞刀’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我们早已开始运用更前沿的技术手段治疗更多的疾病。”李勇杰在不断思索今后的道路：国内也曾引进过不少的世界先进技术，可过了一段时间后，却又被世界抛在了后面。原因很简单，缺少相应的技术创新与进步机制，先进技术的“老本”吃完了，自然就又落后了。帕金森这条“鱼”总有一天会吃光，还需织网谋“渔”。手术对帕金森病的治疗并不止于苍白球切开术和丘脑切开术，手术技术的适应症也不止于帕金森病一种运动障碍病。李勇杰给自己定的目标是科学家型的医生：“不是简单地做一名医生，而是要做研究搞创新，要有科学家的头脑。”

创下多项首例，

帕金森病手术量全球第一

在李勇杰接诊的患者中，为看病而跑遍大江南北致使家庭变得一贫如洗者数不胜数。每每遇到此类求医者，李勇杰心情都无比沉重。几经考虑，李勇杰提出了“终点站”概念。“我希望可以告诉这类病的患者，不要病急乱投医，这里解决不了，其他地方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李勇杰希望给这些患者一个信念，让他们心里更踏实些。但他心里也很清楚，要想让病人甚至同行真正认同自己“终点站”的概念，只有“细胞刀”治疗帕金森病的这项技术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拓展功能神经外科的内涵和外延。

在此理念支配下，李勇杰带领他的团队不断追踪功能性脑病的最新动态，改良技术方法，提升治疗水平，拓展治疗范畴。1999年3月，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应用丘脑底核毁损技术治疗帕金森病获得成功，同年又开展脑深部电刺激技术（脑起搏器治疗术）治疗帕金森病。1999年5月，首例全身性扭转痉挛的手术获得成功。1999年下半年，首例痉挛性斜颈、舞蹈症以及抽动秽语综合征等的手术相继获得了成功。李勇杰在创造性地把手术的治疗范围拓展到其他运动障碍性疾病之后，又开始了手术治疗癫痫和疼痛的工作，至今已拓展到30多种功能性脑病。十多年来，他领衔的研究所形成了以疼痛中心、运动障碍中心和癫痫中心为核心，面瘫、面肌痉挛以及精神外科为分支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学科构架，成为国内最大的功能性脑病临床、科研和教学基地，帕金森病和癫痫的手术量双双名列世界第一；自2009年起，研究所更是连续5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脑起搏器植入中心。

随着名声越来越响，李勇杰的“终点站”概念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慕名而来的疑难患者更是数不胜数，“半截人”彭水林就是其中一位“特殊”的病人。2004年3月，彭水林被一辆大货车拦腰轧成两段，原本身高168厘米的老彭只剩下上半身的78厘米，他以惊人的毅力闯过生死大关，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成为了世界罕见的高截位存活者，被人形象地称之为“半截人”。然而，一种奇怪的疼痛始终折磨着他，明明肚脐以下什么都没有了，可老彭却能清楚地感觉到身体残端常常袭来剧烈疼痛，疼痛的折磨让这个坚强的人有了轻生的念头。李勇杰说这种疼痛医学上称为“幻肢疼痛”，他和他的团队为彭水林进行了脊髓电刺激手术，也就是在老彭的脊椎中段安放一个电极装置，刺激他的脊髓神经，让疼痛感无法从脊椎下部传输到大脑皮层中，这样老彭就不会感觉到肢体的疼痛了。“这简直是个奇迹！我不疼了！”术后的彭水林终于告别了天天离不开的止痛药。

具有世界水平的

功能神经外科“中国队”

随着研究所不断发展壮大，李勇杰也开始转换角色，从“运动员”向“教练员”和“裁判员”发展，工作重心也随之进行了适时调整，从刚回国时90%的精力用于做手术、查文献、写论文，到现在60%的时间都用于规划研究所的学科发展。

学科要想发展，人才是第一位的。李勇杰在挑选“队员”时，对人品要求很高。“最根本的一点，他必须是好人。如果没有善良之心，他就不会很好地对待同事和患者；如果没有合作、没有诚信，也就不会有什么团队精神。”李勇杰说，做一个值得信赖的医生，首先是胸怀仁爱之心。他常常告诫自己、也告诫年轻大夫们，面对手术刀下经过数百万年进化的脑组织，要深怀敬畏之心。

这些年来，李勇杰和他的团队让10万余患者得到了世界水平的医治，得到最人性化的服务和最坚定的心理支持，手术治疗近15000例，有效率达到98%以上。患者不仅来自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还有来自美国、日本的外籍求医者。研究所从帕金森病的治疗入手，在这一领域内不断发展、引进、消化、吸收和提升新技术、新疗法，已逐渐将技术运用于其他运动障碍病，又相继拓展了癫痫、疼痛、脑瘫以及精神外科领域。同时，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也是高级医学人才的培养基地，是新技术、新疗法的传播者。李勇杰培养了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60余人，连续12年举办“全国功能神经外科宣武讲习班”，将探索成熟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出去。从2001年起，6000余名专业人员从他的培训班结业，并迅速成长为目前国内该领域的骨干人才。功能神经外科也在全国各大医院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学科水平与世界同步，甚至超越世界发展水平，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神经系统功能性疾病患者因此受益。

回顾十多年来的工作，最让他自豪和骄傲的莫过于业已成型的团队。李勇杰这样评价说：“发展得比当初想象的还要好。我当时回国的想法是有一个自己小的团队来做帕金森病手术治疗。没想到我们现在做的内容远远不止帕金森这一项；更没想到的是，我们的队伍已经由我回国创业时的一个人，扩增至100多人。带领这样一个团队，经常让我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我对未来信心百倍，憧憬多多。”

篇7

作者单位：130000 长春,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神经外科

通讯作者：房晓萱1 术中超声的发展史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物理学上发现了压电效应与反压电效应之后，人们解决了利用电子学技术产生超声波的办法，从此迅速揭开了发展与推广超声技术的历史篇章。1922年，德国出现了首例超声波治疗的发明专利［1］。1939年发表了有关超声波治疗取得临床效果的文献报道。40年代末期超声治疗在欧美兴起，直到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医学超声波学术会议上，才有了超声治疗方面的论文交流，为超声治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第二届国际超声医学学术会议上已有许多，超声治疗进入了实用成熟阶段。国内在超声治疗领域起步稍晚，于20世纪50年代初才只有少数医院开展超声治疗工作，公开的文献报道始见于1957年。到了70年代有了各型国产超声治疗仪，超声疗法普及到全国各大型医院。术中超声［2］(intraoprative ultrasound, IOUS)是在超声显像基础上为进一步满足临床外科诊断和治疗的需要发展起来的一门新技术，已经发展成为超声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自上世纪50年代早期，French等就利用A型超声的脉冲信号来检测切除脑组织和尸体标本内的肿瘤，此后WID和Reid利用A型超声在手术中准确地诊断了一例恶性脑肿瘤，这是第一次在神经外科手术中通过超声技术检测到病变。1961年Shlegel在肾结石手术中使用超声，1981年日本Makunchi率先将IOUS应用于肝脏外科领域，此后外科医师已日益将其广泛用于各脏器的手术操作。80年代至今，各种高分辨率，快速实时显像装置的开发与新型手术探头的不断改进，是IOUS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上世纪80年代以来，高分辨率实时超声显像设备的发展和术中专用探头的出现，是术中超声技术得到迅速发展。90年代后，彩色多普勒、能量多普勒技术和腔镜超声开始应用于手术中，并出现了笔式探头、Ⅰ型探头、穿刺探头等多种术中探头，使得术中超声灵活度提升，分辨率提高，穿透力增强，并且术中超声具有实时、灵活方便、安全无创、定位准确、费用低廉、可反复检查等优点，引起越来越多的外科医师的重视。

2 术中超声在神经外科的应用

神经外科手术中定位的准确性的问题是手术成功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3］。由于在手术中很多病变经脑表面不能被发现，为了显示脑组织内和脑被覆下地病灶，神经外科医生需要切开或牵拉作为完整实体的脑组织，而为了不增加脑损伤的情况下将病灶切除，则除了传统神经外科训练和随后积累的经验外，影像学机制的支持也是十分必要及关键的。

2．1 在颅内动脉瘤手术中的应用 颅内动脉瘤是一种致残、致死率较高的脑血管意外疾病。80％的蛛网膜下腔出血都是由颅内动脉瘤破裂引起的［4］。大部分颅内动脉瘤患者平时没有自觉症状，但是一旦发生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率可达50％，因此，颅内动脉瘤在神经外科有“定时炸弹”之称。开颅行动脉瘤夹闭术仍是其主要的治疗方法，但手术的治疗效果可能会由于术中动脉瘤夹位置放置不当或动脉瘤未夹闭完全受到严重影响。如果动脉瘤夹闭后出现邻近血管的狭窄或闭塞，会导致该血管供应区的脑组织缺血甚至梗死。如果动脉瘤夹闭不全，会仍然存在出血的风险。国外学者相继报道了微血管多普勒在颅内动脉瘤手术中的应用研究Bailes等在对35例患者共42个动脉瘤手术中研究显示：术中动脉狭窄的检出率为35％，并进行了瘤夹调整，结果认为IMD是一种可靠的术中监测手段，多数患者术后无需再复查DSA。Marchese等对13例动脉瘤患者术中行微血管多普勒监测发现，由于IMD的应用术后未出现相关并发症。国内方面崔华等人研究显示37例行动脉瘤夹闭术的患者中，共有11例(30％)动脉瘤夹被重新放置［5］。其中有2例IMD监测到血管狭窄的患者术中显微镜下却观察到血管充盈、搏动较为满意，提示术中通过肉眼观察血管搏动、充盈现象判断夹闭情况亦不能完全除外血管狭窄可能，特别是较为复杂的动脉瘤。该组患者术后所有患者均复查DSA结果显示动脉瘤完全夹闭，未见载瘤动脉或(和)邻近分支血管狭窄、闭塞，与术中IMD监测的结果相同。所以，在颅内动脉瘤手术中，术中实时超声对载瘤动脉及周围临近血管的血流监测是十分必要而且具有意义的。

2．2 术中超声在脑肿瘤中的应用 脑肿瘤主要包括脑膜瘤、胶质瘤、前庭神经鞘瘤、表皮样囊肿等，开颅手术切除仍是其最主要的治疗方法［6］。而手术中的切除率则是患者的预后及肿瘤复发的关键因素。不正确的手术入路及不必要的探查可能对患者造成极大的伤害。随着术中实时超声的应用上述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2．2．1 手术中常规开颅至硬膜，利用神经外科专用手术超声探头进行检查，可以准确地判断病变的位置、边界，通过脉冲多普勒还可以判断肿瘤的供血动脉和相应的回流静脉。术中超声还可以根据病变的发生部位、回声特点来判断病变的物理性质(囊、实性)。通常囊性病变的典型表现为无回声，边界清晰，后方强回声。

2．2．2 判断病变的切除程度。肿瘤术后残留是其复发的一个重要根源。术中实时超声的引进，可实时监测手术对肿瘤的切除情况，若有残留，则可根据超声显示的残留部分再次切除。国外Woydt等对45例幕上胶质瘤切除后进行了78次组织活检，将“残留肿瘤”的IOUS表现与组织学进行对照，结果表明，IOUS发现残余肿瘤具有很高的特异性，能提高肿瘤全切程度。由此可见，术中实时超声在脑肿瘤手术中应用价值很广，对提高手术疗效有着很大的益处，目前国内外尚无因行术中超声造成脑挫裂伤及颅内感染的报道。

2．3 术中超声在神经外科其他手术中的应用 术中超声目前除了在颅内动脉瘤及脑肿瘤手术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颅内其他手术中应用也日趋广泛。像海绵状血管瘤典型变相为边界清晰的强回声，中心多呈蜂窝样改变；动静脉畸形的典型变现为五彩镶嵌的血管团，同样利用彩色多普勒可准确地判断其供血动脉及引流静脉。

3 术中超声的展望

神经系统导航及术中MRI是近些年来新兴的前沿方法，但有着不可避免的弊端。手术牵拉、肿瘤切除、脑肿胀及脑脊液流失等引起的术中脑漂移，精度下降：术前术中很多因素可能影响导航系统的精确性。如何纠正术中脑漂移是神经导航技术亟待解决的问题［7］。术中开放式磁共振可提供精确的实时影像，是解决影像漂移最理想的方法。 但手术室需完全屏蔽磁场，且手术器械、显微镜、监护麻醉等设备均为特殊磁相容材料，成本过高，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一般认为：脑移位的主要原因有颅骨骨瓣去除、硬脑膜打开、脑脊液流失、病变切除、脱水剂的使用以及重力影响等，且受骨窗位置及颅内压的影响，病变移位的方向也难以预计。术中开放式磁共振可提供精确的实时影像．是解决影像漂移最理想的方法。对于行开颅动脉瘤夹闭手术，术中DSA可显示血管的形态，但不能显示确切的血流速度，且费用较高［8］。术中超声可很好的显示肉眼正常的血管其血流数值。不断发展的超声技术使先进的超声成像成为现实，并成功得应用于神经外科手术，包括不同类型的探头和新型阵列技术，不同的影响模式以及与其他影响技术的结合，如CT、MR和神经内镜等。Hata等首先报道了超声注册用于连接无框架立体定向导航系统，利用计算机系统对重新格式化后的CT、MRI数据与术中超声图像叠加，从而对钱影响资料进行实时校正。近年来，术中超声扫面利用了升学、磁性和光学追踪的办法，通过这些办法，减少对术区的干扰克服了对框架辅助下地订立定向技术的限制。 除此，术中超声具有实时、灵活方便、安全无创、定位准确、费用低廉、可反复检查等优点，已广泛的应用于神经外科领域。

参考文献

［1］ Takada T, et al． Surgery,1990,107(5):528.

［2］ Nagasue N, et al． Am J Surg,1989,58(7):40.

［3］ Schwartz ST,et al．Ann Surg,1990，211(1)：7.

［4］ Aaslid R， Markwalder TM， Nomes H． Noninvasive transcranial Doppler Illtmsound recoIding of now velocity in basal cerebral arteries．J Neurosurg，1982，57：769774.

［5］ Bailes JE， Tantuwaya Ls， Fukushima T， et al． Intraoperative micmvascular Doppler sonograhy in alleurysm su‘gery． Neurosurgery，1997，40：965970.

篇8

学医的同仁都知道，上颈椎是脊柱疾病治疗的最大难题，处理复杂，风险大，治疗效果稍不理想，就有可能波及到上颈椎局部的脊髓呼吸、循环中枢。呼吸、循环中枢受损的灾难性结果对病患而言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即使在脊柱外科迅猛发展的当代，上述认识仍然不过时。

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前辈们就率先在全国向这一生命发起了挑战。李浩鹏看到神经外科教授对颅底凹陷、环枢椎脱位行单纯减压、特别是经口减压手术，感到震惊和神奇，之后更激发了他对上颈椎的研究兴趣。上颈椎结构特殊，生理功能复杂，其上与颅骨相连，体积小，但活动度及活动频率最高，极易引起劳损和外伤。上颈椎疾患常是累及枕骨大孔、颈1和颈2水平颈椎和脊髓的疾病，发病原因包括先天性发育异常、创伤、风湿、退变、肿瘤等，主要问题是上颈椎骨与关节及韧带发生病理变化，进而影响到颈脊髓，严重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该部位解剖结构复杂，一直是医疗的难点和高风险部位。患者往往奔波于神经外科、脊柱外科和耳鼻喉等多个科室求医。上世纪因受医疗技术及医疗器械的限制，上颈椎疾患的诊治水平有限，而且远期效果差，很多患者放弃了对上颈椎疾患的诊治；而且由于风险高，效果不佳，多数医生也退而避之。查阅大量国内外资料，因其并发症多，死亡率高，风险大，有国外专著曾明确指出禁止经前路一期松解、后路融合固定。

随着医疗器械和技术的进展及围术期准备水平的提高，李浩鹏教授一直未放弃自己最初的追求，一次次去实验室，一次次去解剖室，多少次对着颈椎标本左量右算。他上网查阅文献资料、翻阅书籍，了解国内外治疗颈椎病的新动态。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件事情再次刺激了李浩鹏教授，最终让他开始行动。他从那时认定，要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努力在上颈椎领域进取。这件事情是：李浩鹏教授的一个患者、同时也是一个熟人的亲戚，不幸罹患了“颅底凹陷症”，四肢肌力感觉障碍不断加重，并开始出现了呼吸困难。在整个骨科主流学界对此类上颈椎疾病尚无成熟有效的治疗手段的20世纪90年代初，不得己的办法是佩戴头颈胸支具，至于剩下的事情，只能交给时间和命运。最后，在患者心目中医术高超、手到病除的李浩鹏教授也只能眼看着患者走向不治，尽管当时所有的脊柱外科医生都面临同样的尴尬和无助。李教授忘不了那个鲜活的生命，更忘不了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身上应担负的沉甸甸的责任。

从此，李浩鹏教授更加留意国内外关于上颈椎外科的进展和动态，同时结合自身临床实践，多琢磨、多思考，仔细推想、小心实践。当时关于上颈椎疾病，主流学术界无论从诊断到治疗都莫衷一是，争论纷纷，甚至到了混乱的地步。可想而知，他在思想上的迷茫和困惑也不少。李浩鹏教授一点一点地思考，一点一点地实践，曾经为了方便时刻揣摩上颈椎的解剖生理特点，随身衣兜总揣着两个实体骨骼标本：寰椎和枢椎。他有着救治成功的喜悦，同时仍然不能避免无助和无奈，也正是他坚持不懈地得来的一点点经验和教训，让关于上颈椎疾病诊治的模式在脑子里逐渐清晰，并逐渐认识到哪些流行的做法是值得怀疑的，而哪些要点才是上颈椎治疗中需要遵循和重视的。缘于学术上的严谨，他并没有迫不及待地把自己认为并不完全成熟的想法抛出来；但回过头来看，李浩鹏教授在当时独立取得的一些认识，和现在主流学术界对于上颈椎疾病认识的精华部分不谋而合。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和临床研究，一道道难关被攻破，经口一期松解、后路固定手术取得了成功，未出现一例死亡及瘫痪病例，解除了患者痛苦，大大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临床诊治中，李浩鹏教授善于收集临床资料，归纳、分析、总结，积累经验。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00年，他根据临床经验，对环枢椎进行了分型，分为可复型、难复型、不可复型三类。在临床上，他针对不同分型给予相应治疗，取得了良好效果，为上颈椎疾病的诊治提供了有力依据，2004年得到了我国著名上颈椎诊治专家、北医三院王超教授的指点，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全麻下大剂量牵引，对原来需前路松解的大部分患者均可牵引复位，经后路固定完全可以达到。经多年的努力，对颈椎疾病的诊治已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标志性手术，前路松解加后路固定一次完成，手术3小时，出血几十毫升，病人麻醉苏醒后即可下地活动，效果良好。

更为可贵的是，李教授并没有为自己的进步而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他清楚地知道，还有人比他走得更快更远；而承认差距，虚心学习也是一个优秀学者所必备的品质。在李浩鹏教授、贺西京教授的组织下，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二科近年来年年不遗余力地主办关于上颈椎疾病的高峰论坛，邀请全国在该领域的大牌专家，共同解析上颈椎疾病诊治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促进了陕西及周边地区对这一疾病诊治的规范化。

目前在李浩鹏教授的带领下，该院骨二科这个团队已经在上颈椎疾病的诊治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手术在近期、远期均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李浩鹏教授团队的上颈椎疾病治疗水平已经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这和李浩鹏教授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是无法分开的。

3D打印，开创脊柱治疗新局面

脊柱外科学界公认有两大领域特别要求医生有过硬的技术实力，也就是俗话说的有“金刚钻”才敢揽下来的“瓷器活儿”：一是上颈椎领域，另一个就是脊柱侧凸领域。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二科（脊柱外科）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李浩鹏教授作为科主任、学科带头人，多年来带领团队致力于脊柱疾病、尤其是颈椎疾病的诊治与研究，治疗了大量脊柱、脊髓损伤，颈、腰椎间盘脱出及椎管狭窄，脊柱脊髓畸形等临床疑难病、高危病，并在此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们敢于开拓，勇于创新，不仅将3D打印的钢板应用在脊柱外科中，更是应用在了复杂的上颈椎疾病的治疗中。他们首创了3D打印寰枢椎前路钛板，应用于上颈椎的手术治疗。李浩鹏教授和贺西京教授共同主持，独创性地设计了3D打印寰枢椎前路钛板，应用这一钛板系统非常巧妙地解决了治疗中的关键问题：复位和内固定，使患者的脊髓功能在术后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恢复。

2015年，该科室收治了1例特殊的上颈椎疾病患者，李浩鹏教授带领专家团队经过仔细检查后发现，该患者病情特殊，无法按常规治疗方法手术。该患者颈椎畸形，已经过一次手术，局部解剖结构已改变，常规钢板无法固定，且前路手术也仅有一次机会，如果手术失败，患者将面临生命危险。这名患者的病情对术者是一个考验，要求术者必须有高超的医术、细致的操作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更要有敢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对此李浩鹏教授与学科带头人贺西京教授及专家团队讨论认为，患者已经饱受疾病折磨，必须拿出合适的方案来为患者解除病痛。他们经详细讨论后决定，大胆创新，采用目前国际上先进的3D打印技术，为患者量体制作个性化纯钛钢板。做好一切准备后手术如期进行。他们大胆细心，一丝不苟，经过6小时的紧张手术，经口将钢板顺利植入患者颅颈交界的病变处，成功实施复位、减压、固定手术，解除了困扰患者多年的痛苦。术后患者肢体活动良好，目前已顺利出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在原西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时期，就致力于脊柱侧凸手术领域的探索。王尚昆教授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几名能够开展哈氏棒内固定脊柱侧凸矫形手术的医生之一。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李浩鹏教授接过了王尚昆教授的接力棒。在脊柱侧凸手术技术飞速革新的时代里，李浩鹏教授始终和国际前沿接轨，他的团队的脊柱侧凸手术水平日臻成熟。

2015年，该科室收治了一例罕见的极重度脊柱侧后凸畸形患儿。该患儿脊柱向外成角>160度（Cobb角超过160度），脊柱严重畸形，椎旁肌肉僵硬，胸廓畸形。为了确保患儿安全及保护神经功能，李浩鹏教授带领脊柱外科团队最终决定运用渐进的方式进行治疗。他们首先采用头颅及双下肢骨牵引术，即在头顶两侧使用颅骨牵引架向上牵引，在双下肢胫骨踝上打克氏针向下牵引，通过上下两个方向同时逐渐牵拉，将弯曲僵硬的脊体牵长、拉软，为手术做好准备。在持续牵引2周后，胸廓畸形、椎旁肌肉僵硬等情况得到较大改善，身长由130厘米增加到了145厘米。

为了降低手术风险，他们应用3D打印技术，制作出了脊柱畸形模型，详细制订了手术方案，为手术做好了精细的准备。此后，由李浩鹏教授主刀，在团队的共同协作下对患儿实施了全麻下全脊柱截骨矫形术。手术全程在诱发电位严密监测下进行，及时反复监测神经传导速度，判定神经功能。在手术、麻醉及护理人员的紧密配合下，手术取得了圆满成功。术后患儿即可平卧，大驼背畸形显著改善，双下肢感觉、运动良好，自解小便。术后患儿恢复良好，终于直起了腰杆儿。

微创骨科的开拓者

曾经有学者预测，未来的外科时代是微创的时代。当普通外科、妇产科、泌尿外科的微创腔镜技术如火如荼地开展时，骨科的微创手术进展却稍显滞后，这当然和骨科手术的天然特点有关。因为骨科手术缺乏天然的腔隙，或者天然的腔隙虽然存在，但狭小并且难以定位、难以操作。随着关节镜外科、微创脊柱外科技术在国外的日益成熟，微创骨科技术的潮流已变得势不可挡。

20世纪90年代，敏锐觉察到这一前沿变化的李浩鹏教授再也不满足于单单通过开放手术获得好的疗效，让患者的创伤更小、恢复得更快的理念，已被他深刻认同。当国内京沪等地的顶尖医院骨科刚刚开始微创骨科的实践不久，李浩鹏教授就赶往北京某著名骨科进修微创技术。鉴于当时骨科同行对于微创骨科都处于摸索阶段，并没有特别多的成熟经验可资分享，因此李浩鹏教授的学习很大程度上属于“自学”。

此后，李浩鹏教授带着学习的收获，筚路蓝缕地在西北地区率先开展了膝关节镜手术和脊柱内镜手术。微创骨科技术有别于常规腔镜技术之处在于，骨科医生需要发现潜在的腔隙甚至“创造”腔隙。除了腔镜技术，骨科医生可能还需要借助于X线、CT、工作通道等技术的辅助，在狭小的罅隙里完成一系列具有难度的手术操作。李浩鹏教授刚开始开展工作时，的确也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但他凭着对工作的热情和对微创理念的执着，硬是坚持了下来。1997年，他首次在西部地区开展内镜下手术治疗脊柱畸形及骨折，使脊柱微创治疗成为现实。轻度特发性脊柱侧弯在镜下一次完成矫形；先天性脊柱侧弯在腔镜下去除半椎体、内固定矫形；椎间盘镜下微创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些手术具有损伤小、出血少，恢复快、效果好等优点。

如今，在李浩鹏教授的领导下，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二科的微创骨科的学科建设得到了飞速发展。在脊柱微创方面，椎间孔镜、微创经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合术（MIS-TLIF）、经皮椎体成形术（PVP）、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技术等先进技术均已成为科室的常规术式。李浩鹏教授在西北地区椎间孔镜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获得了椎间孔镜先驱者德国Thomas Hoogland教授的肯定和赞赏。

李浩鹏教授不搞技术垄断，积极奖掖后进，着意培养人才梯队。在21世纪初，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脊柱外科方面后，放手让科室的年轻医生接过了关节镜外科方面的工作。在李浩鹏教授的精心指导和积极扶持下，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二科的关节镜治疗组迄今已成功完成各类关节镜手术上万例，技术水准一直领先西北地区，并为陕西省以及周边地区培训了大批关节镜外科医生。

篇9

环钻术(trepanation)就是在颅骨上打孔、暴露颅内结构的外科手术[1]，现有考古学证据表明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神经外科手术，这一手术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0年[1，2]。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环钻术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以至于今天现代神经外科开颅术中仍然能够看到它的影子。

1 环钻术的概念[1～3]

环钻术这一术语起源于希腊文“τρυπαυου”，意思是钻孔、钻头或环钻。它的确切定义是：为了医学和神学的目的，在颅骨上钻孔、暴露颅内结构的过程。它含有4项技术内容：(1)环形钻孔去除颅骨(图1a);(2)钻孔后刮除或挖除颅骨(图1b);(3)在颅骨上做4个垂直的直线切割，去除一块方形的颅骨(图1c);(4)在要切除的颅骨周围钻若干小孔，然后将这些小孔通连以去除中间的颅骨(图1d)。在世界各大洲的考古活动中，如中美洲、南美洲、非洲、亚洲、欧洲和太平洋岛国均发现有实施环钻术的证据，表明当时环钻术的应用十分广泛，几乎遍布世界各地。

2 环钻术的发展

2. 1 新石器时代中、早期的环钻术[1～6] 新石器时代中、早期人们使用尖锐的石头进行环钻术，手术的目的是治疗小儿癫痫和头外伤造成的颅骨骨折、癫痫和头痛。那时候人们认为癫痫的原因是颅内存在邪恶的幽灵，通过环钻术将头颅中邪恶的幽灵释放出来就能缓解癫痫发作。另外，考古学家发现环图1 环钻术的方法

钻术的部位多见于左颞及前额，因而推测手术的目的是用来治疗头外伤，因为古代战场上右利手敌人易造成被攻击者左颞受伤，攻击也多来自前方造成前额受伤。考古学家还发现有的环钻术部位有骨折线，这是环钻术用于治疗头外伤更为可靠的证据。这个时代人们使用环钻术除了用于医疗目的外，也用于宗教活动、驱除妖魔。早在10000多年前人类就能进行这种开颅手术实在是一个奇迹!但更让人惊奇的是手术后居然有很多受术者能够存活。考古发现很多实施环钻术的颅骨钻孔边缘有新生骨形成(图2)，这表明受术者术后存活了相当长的时间。Julio对400个秘鲁出土的实施过环钻术的颅骨研究发现，250个颅骨钻孔边缘有新生骨生成的证据，也就是说超过50%的受术者术后存活了相当长的时间。考虑到有些环钻术是在伤者死后进行的，所以有人推测术后存活率为70%左右。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考古发现环钻术后存活率高达90%。图2 秘鲁出土的公元前约2000年的颅骨，显示钻孔周边有新生骨形成

2.2 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环钻术[1，2，7，8] 新石器时代末期古希腊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医学家、科学家和思想家--Hippocrates。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图3)生活在古希腊文明最辉煌的时期，对包括环钻术在内的人类医学起到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Hippocrates是第一个将医学和神学、巫术区分开的人，他反对以前人们认为疾病是由于邪恶的幽灵造成的观点，认为疾病的形成是有客观原因的，医学是一门不同于神学的科学。他在治疗病人时强调详细了解病史、仔细观察和检查、对外伤要进行触诊，然后确定治疗方法和判断预后。这些与现代医学诊疗病人的过程基本一致，因而后人将Hippocrates称作医学之父。Hippocrates不仅善于治疗疾病，还注重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医学文稿。他这些文稿被后人于古罗马时代(主要于117-138年)收集整理成为一部医学巨著--《Hippocrates文集》(图4)。这部文集收录了Hippocrates70篇各种题材的文章，包括教材、讲稿、研究记录、哲学散文和各种治疗经验。这些文章不仅包含有医学方面的内容，也涉及伦理学并阐述了医学与哲学的关系以及医学不同于神学的观点，其中《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仍是今天医学生的必修课。Hippocrates所处的年代战争频发，当时包括Hippocrates在内的医师有很多接触和处理头外伤病人的机会，这促进了人们对头外伤治疗的进步。Hippocrates对人类神经外科的贡献是他于公元前400年前后写成了《头外伤》(On Injuries of the Head)。书中对头外伤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分类并提出了不同类型头外伤的治疗方法。Hippocrates将头外伤分为6类：(1)线形骨折;(2)颅骨挫伤;(3)凹陷性骨折;(4)凹痕骨折，即兵器打击颅骨造成外板凹陷，但内板完整;(5)远处骨折，既伤口远处的骨折;(6)颅缝处损伤。

对线形骨折、颅骨挫伤、凹痕骨折和远处骨折Hippocrates提倡用环钻术进行治疗，但奇怪的是他反对用环钻术治疗凹陷性骨折。Hippocrates认为同样外力造成的颅缝处损伤较其他部位的损伤更为严重，预后较差。在用环钻术处理颅缝处骨折时要避开颅缝，不能在颅缝上钻孔，这与现代神经外科学的观点一致，但Hippocrates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处理头外伤时Hippocrates也提倡使用切开技术，既将伤口延长扩大，目的是便于检查骨折情况，选择治疗方法。也有学者认为切开技术有利于引流，减少感染的发生。在那个时代Hippocrates就观察到颞部血供丰富，因而不提倡在颞部使用切开技术，同样道理Hippocrates也禁忌在颞部实施环钻术。Hippocrates不仅提倡用外科手术处理头外伤，也重视外科干预的时机。他主张对头外伤应尽早实施环钻术，对伤情较重或暂时不能明确诊断的头外伤应将伤口切开扩大，然后用煮熟的面粉和醋做成的糊剂充填伤口，24h后重新检查伤口，对有指征的骨折实施环钻术，手术一般应在伤后3天内完成。Hippocrates除了用环钻术治疗头外伤外，还治疗颅高压造成的视力障碍。Hippocrates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没有明显眼部疾患出现视力障碍时，应在顶部切开头皮实施环钻术，释放下面的液体--这是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治疗后病人能够好转。”新石器时代末期用于环钻术的手术器械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由原来的石器演变成了青铜器，由原来单一的钻演变为多种器械并用。Hippocrates描述的环钻术手术器械主要有4种--普通钻、带锯齿的钻、探条和骨刮匙。普通钻用于钻孔，带锯齿的钻可锯除颅骨，探条用来探察钻孔的深度和钻孔底部骨质的活动度，防止损伤硬膜;骨刮匙用于探察伤口和刮除挫伤的颅骨。在那个时代环钻术手术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Hippocrates强调：钻孔需要耐心和时间，钻孔过程中要不时地停下来观察和用探条探察钻孔的深度和剩余骨的活动度，防止损伤硬膜。那时环钻的性能已大大优于以往的石器钻，钻孔速度加快，钻孔过程中会产热，因而Hippocrates提倡钻孔时要不时地用水降温。Hippocrates所处的年代不允许解剖人体，人们只能通过对人体的观察和外部触诊来了解人体解剖学知识，有时也通过动物解剖来推断人体结构。因而那时候人们对人体的解剖结构了解不多，在Hippocrates遗留下来的著作中仅有对颅缝的描述。他认为人的颅骨上有3条颅缝，分别呈希腊字母的“χ”、“τ”和“ι”形。图3 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雕像图4 《Hippocrates文集》封面照片

2.3 Hippocrates之后的环钻术[1，2，9，10] Hippocrates之后环钻术不断地得到传播和发展，但不论是手术适应证还是手术技术、手术器械以及相关的解剖研究都进步不大。直到公元2世纪人类医学史上出现了另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Galen，环钻术的发展才得到了又一次的飞跃。Galen(公元129-200，图5)出生于土耳其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位建筑师，但对医学也很感兴趣。在家庭的熏陶下，Galen进入医学院校学习，先后学医8年，28岁时被指派做专门为角斗士治病的医师，从而积累了大量治疗外伤，特别是头外伤的经验。6年后Galen来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罗马帝国，由于他出类拔萃的医术，很快就成为了皇家私人医师。在皇权的保护和支持下Galen进行了大量的医学研究和教学，并写下了大量医学著作。Galen的著作包括讲稿、论文和书籍，总计超过400万字。Galen十分推崇医学实验，包括解剖学、生理学和治疗学的实验，由此将过去的经验医学转变成为经验加实验的医学。图5 Galen(公元129-200)画像

Galen十分强调解剖的重要性，在他的著作中有这样的描述，“一个人(可能指外科医生)如果不了解重要神经、肌肉、血管的位置，他很可能造成病人的残疾甚至死亡。”他解剖了大量类似于人的动物，如猿、猴等，并派他的学生到战场上解剖战死的敌人的尸体，从而获得了大量解剖学知识。在神经解剖方面Galen首次描述了胼胝体、脑室、中脑导水管、穹隆、顶盖、松果体、垂体和颅神经。通过实验Galen还发现了周围神经与脊髓的关系、神经和肌肉活动的关系以及部分颅神经的功能。

环钻术在Galen所处的时代也获得了巨大的进步，首先是手术适应证得到了扩展，其次是手术器械得到了改进和增加，手术技术进一步提高。Galen不仅将环钻术用于治疗，也用来进行实验研究。例如他用环钻术打开动物的头颅，压迫脑室观察动物的反应。在头外伤的治疗上Galen主张各种骨折包括凹陷性骨折都适合用环钻术治疗，手术的目的是去除或撬起骨折片、缓解颅内压、清除颅内血肿、引流颅骨下面的脓液。Galen也是脑积水研究的先锋，他首次对脑积水进行了分类，并用环钻术进行治疗。1995年在罗马市郊的一次考古研究中发现了用环钻术治疗脑积水的实物证据。当时发现行过手术的颅骨骨窗位于额顶部，范围达5cm×5cm。Galen描述的环钻术手术器械除了钻外还有骨钳(图6)、骨撬(图6)、骨凿和硬膜保护板。当时所用钻最大的进步是有了硬膜保护装置，这个装置主要是通过限定钻头的长度保护颅骨下的结构。骨钳能够更安全的取除颅骨，骨撬用于撬起凹陷的颅骨，骨凿用来扩大骨窗和去除颅骨。在手术过程中，将硬膜保护板通过骨折线深入到颅骨和硬膜之间，用于进一步的硬膜保护。图6 Galen描述的骨钳(上)和骨撬(下)

在手术技术方面Galen提倡病人采用坐位手术，这样有利于术中出血的引流，保持术野清晰，在当时没有吸引器和良好照明的条件下这一做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Galen也十分注意术中硬膜的保护，他除了在术中使用硬膜保护板外还强调：钻孔时要反复观察钻孔的深度和内板的情况，避免钻孔过深损伤颅内结构。Galen也注意减少术中出血和术后失血，但目前还没有发现他术中止血方法的证据。术后Galen用两种药膏涂抹伤口以达到止血和治疗的作用，一种是醋、蜂蜜、海盐和雨水的混合物，另一种是草药汁加鸽血和黑珊瑚粉。在颅骨上开较大的骨窗时Galen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先用小的钻头在要去除的颅骨周围钻若干小孔，然后用骨凿将这些小孔通连，整个去除一块颅骨;另一种方法是先在颅骨上钻孔，然后用骨凿凿除钻孔周围的颅骨，逐渐扩大骨窗。Galen还观察到并描述了术中脑膨出，但当时包括Galen在内的医师对此毫无办法。Heliodorus是与Galen同时代的另一位杰出的医师，他关于环钻术的手术指征、手术技术和手术器械的描述与Galen大体一致，但他强调根据不同的手术部位，病人采用不同的，手术者站在不同的位置。他也提倡手术时堵塞病人的耳朵以减少病人对手术噪音产生的恐惧和紧张。Galen和他同时代的医师创造的这些有关神经系统的医学理论和环钻术手术技术在以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神经解剖、神经生理理论的发展和其他领域科学技术的进步环钻术这一古老的神经外科手术逐步发展成了现在的开颅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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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imopouos VG，Kapsalakis IZ，Fountas KN. Skull morphology and its neurosurgicalimplications in the Hippocratic era. Neurosurg Focus，2007，23 (1):1-3.

篇10

人们经常诟病的还有年轻医生的动手能力，诚然，好的医生是培养出来的，但现在的年轻医生普遍缺乏动手机会。某医院做过小范围调查，博士毕业的二线值班医生，有相当一部分晚上急诊不敢独立做手术，要拖到第二天教授上班，由教授们来操刀。

“现在很多实习的孩子偷懒，懒到你无语。”

说这句话的，是上海某知名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

他不愿透露姓名，暂且称其为Z。

Z是神经外科医生，用他的话说，搞神外是件颇有成就感的事，病人病情恶性程度高，手术难度大，每一场神外手术，都是在“攫取医学王冠上最大最亮的宝石。”

但他带的学生很多都不这么想。

“我们实习的时候是天天泡在医院的。”Z说，“急诊手术时间比较长，有时候要干一晚上，回去晚的时候，宿舍门关了、锁了，我就在病房里随便找个医生办公室里的长条椅子，睡一晚上。”

而现在的学生“不仅不会主动跑过来，有时候安排到实习，过来报到，就说，老师我要考研，或者老师我要找工作，就不来了。”

实习期“泡在医院”有多重要？

“很多常规的、基础的东西，教科书上不一定写，都是要在实习当中教的。”

比如伤口换药，正规操作应当需要2个弯盘、3把止血钳，并且让病人到专门的换药室去，但很多情况下，医生只使用1个弯盘、2把止血钳，并且直接在床边操作。

要把消毒用品带到床边，各家医院各个医生的做法多少都有些出入，很多老医生虽然知道应当如何做，但苦于现实条件达不到，只能“将就”。

这“将就”的结果，就是很多学生以为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

Z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学生正确的做法，但结果却很无奈。

“这些东西考试不考，考研不考，执业医师考试也不考。”Z说，“你讲这些东西给学生的时候他们就不爱听，因为考试不考，升职称也没用。”

他其实也明白，现在的学生比起他们那个时候压力更大，“不是准备考研，就是要找工作，参加招聘会和各种面试，实习期就变成了复习期、求职期”。

反正实习期结束达不到临床要求，再参加规培，规培的内容其实就是重复实习期间要求掌握的东西，但规培要求轮转各个科室，专业技能还是会受到影响。

“你会看到现在的年轻医生英语很好，能写文章，但是临床技能远远达不到要求。”

当医生和做科研矛盾吗？

人们说医生越老越吃香。吃香不仅说明医生医术高明，沟通能力也很关键。如今医患矛盾备受关注，但医学院的教育并没有足够重视医患沟通的培训。某院耳鼻喉科曾举办过以医患沟通为主题的模拟训练。其中一个“患者”问医生：“我得了肿瘤会不会死？”参加模拟训练的年轻医生竟回答：“每个人都会死。”换位思考，这让人实在难以接受。可是他并没有坏心眼，就是不会说话。

培养不出年轻的好医生，我们的医学教育是怎么了？

中山一院院长肖海鹏教授说：“这是个宏大的问题。但‘指挥棒’值得探讨。根据现在的‘指挥棒’，医学生硕士、博士毕业都必须发文章，而且大多数做基础研究，导致年轻医生很多都得去养小白鼠，没太多心思投入到临床训练中，也缺乏规范系统的住院医生和专科医生培训。这样的年轻医生，更加不会与患者交流。”

欧美的医生培养体系，“同质化”很，医学生一直培养下来约在32、33岁可独立行医，无论你是做家庭医生还是到大医院做医生，水平是相当的。因为此前经过了严格、系统的临床技能培训。所以，病人看病不用“货比三家”，就能享受到均为较高水平的服务。所以从成才曲线看，他们刚过而立就能接近能力的峰值，但中国的大多数医生往往得到四五十岁才可能达到能力的峰值。培养出高水平、同质化的医生，让群众享受到均等的医疗服务，这是医疗系统要加倍努力的方向。

肖海鹏教授说：“因为要晋升，中国的医生、护士每年都得发论文，但大部分文章对提高临床实践、解决临床问题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此前，我们和英国伯明翰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展开合作。该中心从1995年至今的十多年间已在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发表100多篇文章，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16篇文章。能发在这些杂志上的，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了，很多对指导临床实践、改变医学指南有重要指导意义。”

“以疾病临床问题为导向的这样的科研，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所以我们要走出去。这些年我们不断送医生出去，在全球顶尖的医疗中心进修，提升临床和科研能力。对中青年医生，我们和美国西南医学中心、哈佛医学院、英国爱丁堡外科学院等合作，针对具有杰青、长江学者、院士潜力的专家，我们投钱、投人力支持。可以明确的是，这些研究都是有价值的研究，并非脱离实际的科研。”

只能做手术的医生只能算是匠人，更优秀的医生会善于从临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临床问题为导向的科研，会更能指导临床的实践，推动医学科学发展。将心比心，才能将年轻一代培养得更好。

美国中年医生也深受年轻一代观念改变之“苦”

近期，美国Medscape网了《Medscape年轻医生2016年度薪酬报告》（Medscape Young Physicians Compensation Report 2016）。来自20多个专业的19183名医生参与这项调查，其中，有4162名被访者年龄在40岁以下。调查时间为2015年11月17日至2016年2月9日。这份报告分析了年轻医生和年长医生之间的差异，除了涉及薪酬方面，还包括他们对职业的满意程度。

（受访者按专业分布）

结果1：年轻医生年薪多少？

这份报告显示，40岁或40岁以下的医生中，整形外科医生年薪最高（329，000美元），紧接着是皮肤科医生（312，000美元）和麻醉医师（309，000元）。当考虑所有年龄层的医生时，年薪最高的还是整形外科医生（443，000美元）。不同的是，心脏病科医师排在第二位（410，000美元）、皮肤科医生（381，000美元）紧随其后。

注：对被雇佣的医生来说，患者护理（patient-care）薪酬包括工资、奖金和利润分成。

结果2：年轻医生VS年长医生

年轻和年长的整形外科医生都是收入最高的，两者的收入差异是150，000万美元，是各专业医生中差距最大的。差距最小的专业是家庭医学（family medicine），年轻和年长医生收入差距为22，000美元。

结果3：年轻男医生VS年轻女医生

报告称，不管是初级护理（primary care），还是专业（specialties）医生，男医生的收入都高于女医生。

结果4：哪一个年龄层女医生多？

报告称，小于40岁的医生中有37%是女医生；相比之下，40岁-69岁的医生中仅有29%是女医生。

结果5：年轻医生的净资产

参与调查的医生还评估了自己的净资产。毫不意外的是，年轻医生的净资产远低于年长医生。72%的年轻医生净资产低于500，000美元，而年长医生仅有24%净资产不足50万美元。

问题6：年轻医生的消费习惯如何？

尽管收入和债务存在差异，但年轻和年长医生的消费习惯几乎是相同的。

结果7：多少年轻医生觉得他们的薪酬是公平的？

54%的年轻医生觉得他们的薪酬的公平，51%的年长医生也这样认为。

结果8：个人与患者在一起的时间是多少？

调查发现，年长医生花在患者身上的时间更多，其中有44%的年长医生个人与患者共度的时间超过17分钟。相比之下，只有39%的年轻医生做到了同样的程度。

结果9：哪些年轻医生会再次选择医学专业？

调查发现，年轻医生中，超过75%的传染病医生和家庭医生会再次选择医学专业。

结果10：年轻医生对职业的满意度排名

40岁以下的医生中，满意度最高的是皮肤科医生，达64%；满意度最不佳的是肾脏科医师，仅达32%。

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中年医生们也在为如今风头正劲的“小鬼”们头疼着。

根据美国医院协会的调查，与2001年相比，美国2011年直接受雇于医院的医生数量增加了30%-40%。

而那些独立诊所或医生集团的日子却“很不好过”，2005年之前，美国有超过2/3的医疗机构的“私立”的，但在短短3年间，这一数字就跌到了50%以下。

为什么？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开个人诊所、或是加入医生集团“太累”。

“3、40年前的那代医生，被称为有企业家精神的医生，他们那一代出来之后就觉得自己要赚更多的钱，行医当然是他们很重要的追求，但他们开个人诊所的目的，在于他们的野心和企业家精神，”陈一谷（哈佛附属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说，“但是现在那些30岁左右的医生，他们是2000年之后成年的‘千禧年一代’，生活观念发生了极大改变。”

“我不需要很多的钱，”这是当下许多美国年轻医生的新理念，受雇于医院的薪水已经非常够花，他们更想追求生活与工作的平衡，而不愿在治病救人之外还要操心市场竞争。

再加上，美国医学院费用昂贵，很大一部分学生是用助学贷款完成学业，自己开业需要承担盈亏，收入不稳定，风险太大，而成为医院雇员收入会稳定得多。

这种观念转变导致的结果是，越碓缴儆腥搜裥驴诊所，且原先那些诊所或是医生集团也越来越难招到年轻人，青黄不接，只好卖掉。

除了埋怨年轻人，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老一辈抱怨新一辈，并不少见，徐虹却从不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不好”。

她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党委书记，即使在“儿科医生大逃离”、“儿科医生荒”这些概念被炒到鼎盛的时候，她也从不指责年轻人离开钱少、活重、医患关系紧张的儿科是因为“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