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成本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贸易成本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1―0081―06

篇2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与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1976）在论述其“市场内部化经济学”时认为，由于“在一定条件（如规模收益非递增）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因此企业以寻求效率为动机进行市场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是外部市场不完善。内部化规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避免了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低效率，进而产生了内部化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会抵消潜在的利益，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被确定在进一步内部化的成本与利益相等的那一点。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内部化时创造了多国企业。这就是他们解释多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逻辑。

学术渊源上，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观点源于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文中将企业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承认其“市场内部化的经济学”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经典分析，同样以“企业替代市场”的逻辑为基础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照此逻辑，他们的内部化理论是将跨国公司解释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效率动机而产生的经济组织。

（二）交易成本概念与Rugman的内部化理论

Rugman（1981）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投资问题，其内部化观点建立在极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纯理论相反，自由贸易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破坏，并由多国企业取而代之。在Rugman看来，针对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或外部市场的缺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内部（转移）价格，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即所谓的内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创论文中显示国内公司可以规避常规市场并利用内部价格以克服外部市场上过度的交易成本，为避免这些成本，企业的管理团队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三）内部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内部化学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虽都认为多国企业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替代市场，但他们所说的企业在内涵上只是作为外部市场替代物的内部市场。尽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科斯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ymer作为多国企业理论的开创者，其早年博士论文（1960）的观点早已进入教科书，并被冠以产业组织方法的标签。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发现至今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传播。Hymer是最早将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观点应用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该论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与Casson（1990）等人发现并刊行英文版译文。至此确立了Hymer作为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方法先驱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读Hym-er的博士论文和其有关科斯的著作”可以发现Hymer运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并同时考虑“管理资源”的作用以解释多国企业。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学术渊源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中体现得非常完整。也不难看出，在学术渊源上，Hymer的内部化观点同科斯（1937）的思想联系密切。虽然Hymer在其博士论文中并未明确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观点“企业将市场内部化或取而代之”与之类似；而Hymer（1968）后来则明确引用了科斯（1937）的观点，并将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命名为“企业是节约市场成本的工具”。可见，Hymer沿袭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从企业“是否有利可图”的角度选择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确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问题。总之，同科斯（1937）-样，Hymer（1968）体现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这同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所体现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显著的差异。

三、威廉姆森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ennart是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时候使用“内部化”一词（1982），后期则改作“交易成本理论／方法”的提法（2000）。其观点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对给定的交易进行分析。Hennart认为，对于给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场或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组织交易会经受不同的成本，内部化理论应当解释为何企业在组织交换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价格制度可以无成本地完成任何组织制度都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即告知每个人以他人的需要、补偿其生产性质的行为和抑制议价。

为减少上述成本，尤其是减少机会主义导致的“欺诈”动机，需要以等级结构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场价格，切断产量与业绩之间的联系，即市场不完善的解决方案是以等级结构作为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内部化转移了动机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当然，等级结构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的激励结构会引发“偷懒”，这就成为利用企业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业失灵与等级结构失灵同时存在意味着显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内部化的充分条件。由于使用单一的组织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二者兼用是最为现实的组织方式。在Hennart看来，多国企业的边界最终由此决定。

（二）Hennart多国企业理论的学理特征

Hennart对多国企业的解释是强调基于“自然的”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讲，是指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议价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从学理上看，虽然Hennart同样注意到确立、执行与转移产权的成本，但根据其理论对产权的确定与执行成本的重视，可以判断Hennart的理论体系中所讲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属于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确定与维持产权的成本。

虽然Hennart在其理论中运用威廉姆森类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属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观点，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同威廉姆森（1975，1985）-样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辙，但是Hennart（2000）强调其理论并不完全依赖，只是时而取用“资产专用性”这一标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Hennart的理论虽是威廉姆森的思想传统，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四、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

Hymer（1968）吸收并明确运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谓企业理论，也将企业视作协调生产活动的组织，企业家的“管理”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协调方式。Hymer指出“只有当市场不完善且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意识到诸（市场）不完善时，才需以多国企业的管理结构替代市场联系。”简言之，Hymer以企业作为解决方案是基于企业的管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活动这一认识。

总之，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进入多国企业理论后，Hymer与Hennart轻松地回应了内部化论中瑕疵明显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从协调和激励两个方面，清晰地解释了多国企业的存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挑战与理论的发展

篇3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与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1976）在论述其“市场内部化经济学”时认为，由于“在一定条件（如规模收益非递增）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因此企业以寻求效率为动机进行市场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是外部市场不完善。内部化规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避免了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低效率，进而产生了内部化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会抵消潜在的利益，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被确定在进一步内部化的成本与利益相等的那一点。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内部化时创造了多国企业。这就是他们解释多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逻辑。

学术渊源上，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观点源于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文中将企业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承认其“市场内部化的经济学”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经典分析，同样以“企业替代市场”的逻辑为基础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照此逻辑，他们的内部化理论是将跨国公司解释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效率动机而产生的经济组织。

（二）交易成本概念与Rugman的内部化理论

Rugman（1981）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投资问题，其内部化观点建立在极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纯理论相反，自由贸易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破坏，并由多国企业取而代之。在Rugman看来，针对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或外部市场的缺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内部（转移）价格，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即所谓的内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创论文中显示国内公司可以规避常规市场并利用内部价格以克服外部市场上过度的交易成本，为避免这些成本，企业的管理团队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三）内部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内部化学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虽都认为多国企业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替代市场，但他们所说的企业在内涵上只是作为外部市场替代物的内部市场。尽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科斯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ymer作为多国企业理论的开创者，其早年博士论文（1960）的观点早已进入教科书，并被冠以产业组织方法的标签。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发现至今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传播。

Hymer是最早将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观点应用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该论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与Casson（1990）等人发现并刊行英文版译文。至此确立了Hymer作为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方法先驱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读Hym-er的博士论文和其有关科斯的著作”可以发现Hymer运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并同时考虑“管理资源”的作用以解释多国企业。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学术渊源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中体现得非常完整。也不难看出，在学术渊源上，Hymer的内部化观点同科斯（1937）的思想联系密切。虽然Hymer在其博士论文中并未明确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观点“企业将市场内部化或取而代之”与之类似；而Hymer（1968）后来则明确引用了科斯（1937）的观点，并将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命名为“企业是节约市场成本的工具”。可见，Hymer沿袭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从企业“是否有利可图”的角度选择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确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问题。总之，同科斯（1937）-样，Hymer（1968）体现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这同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所体现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显著的差异。

三、威廉姆森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ennart是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时候使用“内部化”一词（1982），后期则改作“交易成本理论／方法”的提法（2000）。其观点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对给定的交易进行分析。Hennart认为，对于给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场或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组织交易会经受不同的成本，内部化理论应当解释为何企业在组织交换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价格制度可以无成本地完成任何组织制度都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即告知每个人以他人的需要、补偿其生产性质的行为和抑制议价。

为减少上述成本，尤其是减少机会主义导致的“欺诈”动机，需要以等级结构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场价格，切断产量与业绩之间的联系，即市场不完善的解决方案是以等级结构作为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内部化转移了动机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当然，等级结构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的激励结构会引发“偷懒”，这就成为利用企业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业失灵与等级结构失灵同时存在意味着显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内部化的充分条件。由于使用单一的组织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二者兼用是最为现实的组织方式。在Hennart看来，多国企业的边界最终由此决定。

（二）Hennart多国企业理论的学理特征

Hennart对多国企业的解释是强调基于“自然的”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讲，是指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议价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从学理上看，虽然Hennart同样注意到确立、执行与转移产权的成本，但根据其理论对产权的确定与执行成本的重视，可以判断Hennart的理论体系中所讲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属于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确定与维持产权的成本。

虽然Hennart在其理论中运用威廉姆森类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属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观点，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同威廉姆森（1975，1985）-样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辙，但是Hennart（2000）强调其理论并不完全依赖，只是时而取用“资产专用性”这一标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Hennart的理论虽是威廉姆森的思想传统，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四、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

Hymer（1968）吸收并明确运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谓企业理论，也将企业视作协调生产活动的组织，企业家的“管理”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协调方式。Hymer指出“只有当市场不完善且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意识到诸（市场）不完善时，才需以多国企业的管理结构替代市场联系。”简言之，Hymer以企业作为解决方案是基于企业的管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活动这一认识。

总之，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进入多国企业理论后，Hymer与Hennart轻松地回应了内部化论中瑕疵明显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从协调和激励两个方面，清晰地解释了多国企业的存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挑战与理论的发展

篇4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追求效率的最重要原则就是计算所有的成本”（戴利，2006），

    毫无疑问，上述文献为本文写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拓展了比较优势的成本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由于已有研究对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认识不全面，导致其对塑造比较优势的成本外延的界定仍欠系统，同时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纳入比较优势形成过程的努力也极为鲜见。本文试图对李嘉图模型、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进行集成，并将其表达为“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在此基础上充分吸收分工和贸易理论的若干新进展，力图表明当代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正在逐步由生产成本拓展为“全成本”，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应通盘考虑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从而谋求贸易增长、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分析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比较优势的成本观，而且对于实现一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二、从李嘉图模型到规模经济模型：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

    从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李嘉图模型到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经济模型可最终归结为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不同阶段的贸易理论只是在寻求产生这种生产成本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基于这一考虑，本文通过对李嘉图模型、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进行集成，以涵盖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学术思想，从而确立本文的分析基准（Benchmark）。

    这一集成模型的基本假设融合了从李嘉图模型到规模经济模型的假设前提，具体包括：（1）两个国家、两种可贸易产品和两种要素。①两个国家分别为A、B，两种产品分别为X、Y，两种要素分别为L（劳动力）、K（资本）；（2）给定生产要素供给，生产要素可在国内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但不能跨国流动；（3）A国和B国在生产技术（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一个或多个方面存在一定差异；（4）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且不存在交易成本；（5）不考虑基于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在这些假设前提下，A国和B国能找到各自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吗？一旦综合考虑生产技术（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多个因素，就需要分别分析三者的变动对于生产成本变动的影响。若将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与另外一个国家生产该产品进行对比分析，可能在某种因素上有导致生产成本取得优势的作用，而在其他因素上则可能存在导致生产成本处于劣势的作用。比如，A国在X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B国更先进，但同时，A国缺乏生产X产品的生产要素，或者生产X产品不能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那么，A国生产X产品与B国相比究竟是处于比较优势地位还是比较劣势地位则难以判断。杨小凯、张永生（2001）[17]甚至提出了“不可能定理”，即“一般均衡是技术、禀赋、嗜好、交易效率等多个参数经由价格、数量之间无数反馈圈形成，根本找不出普适的规律”。倘若要对李嘉图模型、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进行集成与综合，理论上的突破点在于确认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两国之间生产技术、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因素引起要素投入向量a（X）、a（Y）、b（X）、b（Y）和（或）要素价格向量P（A）、P（B）发生变化后，经过综合反馈，基于生产成本的优势和劣势刚刚抵消，从而使得两国关于两种产品生产成本的“相对比较”完全找不出差异，即，进而无法找到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贸易现实来看，这只是一种小概率事件。更常见的情况是，经过生产技术、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多个因素之间的综合作用，两个国家关于两种产品的相对生产成本或多或少会存在一定差异，即，这正是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所表达的核心思想 。在李嘉图模型中，特殊之处在于假设只有劳动力一种要素投入，并认为不同国家在技术（劳动生产率）上的相对差异是形成上述不等式的根本原因。在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中，分别将分析视野由一种要素拓展为多种要素，由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拓展为不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递增，进而分别从要素禀赋和生产规模的角度找到了上述不等式成立的证据，但并没有影响上述“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作为评判比较优势的“基准”。

    三、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之拓展分析：“全成本观”的提出与论证

    （一）基本假设

    按照拉卡托斯（Lakatos，2005）[18]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笔者认为，若从成本视角审视比较优势理论，它的“内核”在于“比较”，其“外围保护带”主要体现为对稀缺要素及其成本基础的界定。因此可将本文基本假设总结如下：

    第一，两个国家和两种可贸易产品。两个国家分别为A、B，两种产品分别为X、Y。

    第二，国际贸易的相关当事人是“社会人”，国际贸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交易成本。也就是说，人是利己与利他的混合体，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现实中的人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伍世安，2010；[19]胡石清、乌家培，2011[20]）。从利己的角度看，为了“利己”，一些人甚至不惜以“损人”为手段，即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从利他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兼顾社会利益、生态利益、可持续发展等涉及“集体理性”和“长期理性”的事情。

    第三，A、B两国的对外贸易均会产生环境成本，并根据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将其纳入厂商的生产决策中。也就是说，就经济贸易活动作用的空间范围来看，大自然的诸多功能均具有经济价值，但经济学却将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21]因此本文在经济—环境大系统中分析国际贸易的成本和比较优势。

    第四，A、B两国的对外贸易均会产生代际成本，并根据代际成本内在化程度将其纳入厂商的生产决策中。也就是说，就经济贸易活动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22]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在动态的经济—环境大系统中考察国际贸易的成本和比较优势。

    （二）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模型：简化分析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贸易现实的发展，国际贸易中的成本或代价日益多元化，进而需要丰富比较优势理论中的相对成本外延，拓展其“外围保护带”，通盘考虑各种重要因素，构建系统和全局的成本观，为寻求科学合理的国际贸易成本补偿机制奠定基础。

    

    为简单起见，本文在对上述四类成本（即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进行加总时，先采取简单求和方式说明相关机理并拓展比较优势的“外围保护带”，然后再将其一般化。虽然这种处理难免存在一定误差，但是考虑到目前尚未发现更好的表达“全成本”的函数关系式，当前可以肯定“全成本”与其各个子成本之间是正相关关系，简单加总方式可以很明白地体现这一特点，故选用之。不过后续分析表明，这一简化处理并不影响模型结论的一般性。

    在t期，i国一单位j产品的全成本表达式可简化为：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若贸易模式为“A国生产X产品并出口至B国，从B国进口Y产品；B国生产Y产品并出口至A国，从A国进口X产品”，则有：

    

    （2）式左边为A国X产品对Y产品的相对全成本，右边为B国X产品对Y产品的相对全成本，根据公式（1），可将（2）式转化为：

    

    可分如下三种情况对此加以探讨。

    情况一：如果

    

    （3）式成立，此时A国在X产品上存在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B国在Y产品上存在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两国依然维持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下的分工和贸易模式。

    情况二：如果

    

    （3）式不再成立，此时A国、B国均不存在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

    情况三：如果

    

    （3）式不再成立，此时两国比较优势状况发生了“逆转”，A国在Y产品上取得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B国在X产品上取得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此时两国的分工和贸易模式也会随之发生“逆转”。③

    上述分析表明，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并且，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可增强、削弱、抵消甚至“逆转”一国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状况。一国要在某种产品上获得真正的比较优势，应将所有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言之，比较的成本不仅包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必然包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模型：一般分析

    贸易以生产为基础，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在此意义上，传统贸易理论立足于“生产”视角并从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角度解释贸易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人们对制度的认识逐步深化，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尤其是好的制度）要素的稀缺性日益显现，国际贸易的本质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在贸易活动中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交易成本）。伴随着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成熟和生态平衡破坏、环境污染等现实问题的凸显，宜人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人与生态环境之间打交道的成本（环境成本）。随着资源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完善和经济社会中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可持续性”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稀缺“要素”，④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当代人与 后代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代际成本）（杨青龙，2011）。[23]因此，除了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对于贸易活动是重要的，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也不可或缺，不过由于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公共品属性，在传统的基于私人产权的经济分析中，往往难以将其纳入分析视野。然而，由于包括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在内的“广义要素”在当今世界中都日益显现出明显的稀缺性（虽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这些要素的稀缺程度存在差异），使用它们均会发生成本或代价，进而有必要将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纳入比较优势的“外围保护带”，形成基于“广义要素”的成本范畴。根据前面的分析，就经济系统内部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本而言的比较优势可称为“狭义比较优势”，而在动态的经济—环境大系统中，基于生产、交易、消费等全过程和“广义成本”（或“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则可理解为“广义比较优势”。在此可从多个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如表1所示。

    

    从内涵看，“全成本”（Full Cost，FC）是某种物品的产权在跨国转移中，发生于国际贸易过程，进而涉及生产和消费、经济和生态、今人和后人，使用一切资源要素的代价总和；从外延看，“全成本”是以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PC）、交易成本（TC）、环境成本（EC）和代际成本（IC）等为子系统的动态开放系统。本文将“全成本”理解为一个系统，可将i国j产品出口至m国所发生的“全成本”的一般形式写作：

    

    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若贸易模式为“A国生产X产品并出口至B国，从B国进口Y产品；B国生产Y产品并出口至A国，并从A国进口X产品”，则有：

    

    对应于前文所述的“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在此可将（5）、（6）两式表达的思想称为“相对‘全成本’不等式”。⑤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是一种综合比较优势（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CCA），它是禀赋比较优势（TFCA）、制度比较优势（ICA）、环境比较优势（EECA）和“可持续性”比较优势（SCA）的有机结合，可将综合比较优势函数写成：

    CCA=cca（TFCA，ICA，EECA，SCA）（7）

    在此将全成本函数和综合比较优势函数等均表达为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从一般意义上说，“全成本”和综合比较优势并非它们各自子系统的简单加总的结果，而是由其子系统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虽然前文的简化分析中曾将“全成本”写为四种子成本的简单求和形式，但这只是全成本函数的一个特例，现实的“全成本”并不一定是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不排除将来还可能产生其他稀缺要素，进而纳入除了上述四大成本之外的其他成本项目，并且各项子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也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动态变化。

    四、结论与启示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证明了“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即不同国家在同种产品上的相对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比较优势的基础，本文将其理解为“狭义比较优势”。然而，制度差异可以塑造比较优势，使用制度要素而表现出来的交易成本应进入一国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而环境成本内部化和代际成本内部化，同样在塑造一国比较优势时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各类成本逐步内部化，它们的累积效应将会改变比较优势的定义（潘家华，2007）。[24]比较优势理论广义化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在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同时纳入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广义要素，进而可将使用或耗费广义要素的代价定义为“全成本”。其中，使用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的代价构成了生产成本；使用制度要素的代价构成了交易成本；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构成了环境成本；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代价构成了代际成本。随着成本的广义化，当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由“生产成本”拓展为“全成本”之后，“全成本”才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于是，可将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解为“广义比较优势”。需要特别指出，对国际贸易进行全成本分析并不是要彻底推翻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相反它恰恰是要在坚持与继承比较优势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尝试从成本视角拓展其外围保护带，形成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学说。正如王文先、王孝松（2008）[25]所言，比较优势概念揭示了国际贸易起因和影响的一些最为重要的东西，在许多与现实世界相符的假定之下，该理论本身仍能够成立。

    若以“国际贸易的全成本论”为指导，一国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必须综合权衡“全成本”的各类子成本，尽可能统一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谋求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为此，具体的战略和政策可包括：（1）以系统观念认识对外贸易中的成本和收益；（2）理性参与国际分工，谋求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3）制度创新和其他手段密切配合，谋求基于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4）逐步完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谋求基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5）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谋求基于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杨青龙，2012）。[26]

    注释：

    ①为了简单起见，此处不分析国家、产品和要素的多维（大于二）情形。但不难证明，将这里的要素拓展为三种甚至三种以上，基本结论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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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贸易方式要素禀赋产业基础

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是可持续发展大计的具体形式，是加快对外贸易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求认清产业和对外贸易发展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性。

1.贸易增长方式的含义。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可以简单理解为一国对外贸易的量的增长和质的增长这两种不同方式。量的增长表现为单纯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数量上的扩张,出口结构不合理,国际分工地位低,可能以较大的投入和资源的浪费为代价,且贸易利益和国民福利增加的效果不佳。总之量的增长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

2.贸易增长方式演进的一般规律。贸易增长方式的演进规律可以用贸易四阶段论来表述:贸易四阶段论很好的说明了贸易增长方式的一般规律，它是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演变主要依赖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的理论。它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会由初级产品依次向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转移。

3.贸易增长方式的产业结构基础及其相互关系。产业结构对贸易结构具有决定作用。按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比较优势结构，比较优势结构又决定了贸易增长方式。

从出口方面看，生产结构向高级转换，会带动出对外贸易方式的质的提高。从进口方面看，国际分工发展的结果，使一国生产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由此，国际贸易己成为生产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生产结构决定了进口结构。

一、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目前，加工贸易出口总额已经占对外贸易出口总额的60%，已经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贸易出口的主要方式。发展加工贸易符合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密集使用廉价劳动参与国际分工，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并从中获益,增加了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但同时生产扩张过分依赖廉价要素的投入的增加，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犷,经济效益低,能耗多，污染重;而且我国以廉价劳动承接的这些加工贸易普遍技术落后,效益差，位于“微笑曲线”两端的低附加值部分。

服务贸易在23年间增幅达35倍，年平均增长16.92%，大大超过了中国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而且服务贸易逆差自1999年首次降至94亿美圆，可以说服务贸易较过去在不断发展，这是事实。但是同时事实还有另一面，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发展不协调，形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发展形态，还表现为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额达14219.1亿美元，服务贸易额为1582亿，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的10.9%，这个比重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服务贸易的发展空间很大。但服务贸易的发展的不平衡却让我们看到了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现实途径。

产业产值上，服务业和制造业已非常接近。为什么贸易上差距如此之大？原因是我国服务业能够出口的服务大多附加值低，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壮大的同时并没有让服务产品有更多的国际市场空间，出口的服务创造的价值也低。产生诸多问题的加工贸易能否向集约型的服务贸易转变，下面从产业的要素供给角度分析问题。

二、基于要素的产业结构基础分析

分析服务贸易和加工贸易的产业基础着手,两个要素资本（K）和劳动(L)，要素只在两个行业间流动，假设服务业和制造业分别有一个生产函数Fs和Fm。为了分析服务业和制造业间的要素流动以及要素价格发生变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为了方便分析问题假设:资本和劳动的总量不变，技术不变,现实中的要素的增加减少抽象为模型中要素价格的下降和上升。

如图1所示,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各自的约束条件下选择最优的生产，m约束表示的是制造业的约束条件，s约束表示的服务业的约束条件,这里的约束可以理解成是行业在一定时间内所能整合的总的资源，或者是发展经济所付出的成本在一定时间内是一定，可以是环境成本，可以是资源成本，也可以是一定时期内的发展规划的约束。Fm=ym表示的是制造业产出是ym的等产出线，Fs=ys表示的是服务业产出为ys的等产出线。资源数量某时期一定,形成均衡状态，劳动力和资本得到充分利用，制造业和服务业最优化生产。在(K’m,L’m)点时形成新的均衡。从(Km,Lm)到(K’m,L’m)均衡位置的转移表现了服务业吸收要素，发展壮大的趋势。制造业产出水平有下降的趋势,而服务业有产出水平上升趋势。

三、结论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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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外包;经济效应;印度

一、全球服务外包发展概况

(一)全球服务外包发展的背景

从宏观背景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世界经济重心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贸易环境的不断开放,使服务业全球化趋势愈益明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IT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新浪潮席卷全球,全球范围内的通讯成本迅速下降,便捷程度飞速提高,信息传输量巨大,由于地理距离造成的障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客观上推动可贸易资源的全球配置效率提高,使全球化进程大大加速。企业可以跨越时空隔阂,到全球寻找质优价廉的生产要素,提高生产效率。而现代服务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主要借助于通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在全球的普及对于交流打破时空限制起到关键作用,为服务外包的出现并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总之,服务产业全球化是服务外包出现的宏观背景。

从市场基本面因素看,跨国公司是服务外包主要推动者和实施者,也是发包和接包企业的主体。顾客需求永无止境,更好、更快、更便宜是企业持续面对的压力,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多的功能与服务迫使企业从事离岸外包。企业或主动或被动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机会,以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

(二)当前全球服务外包发展的基本情况

一般来说,服务外包分为信息技术外包(ITO)与商务流程外包(BPO)。前者主要包括系统操作服务、系统应用服务、基础技术服务;后者主要包括企业内部管理服务、企业业务运作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据研究机构GARTNER预计,全球ITO支出2004年为1928亿美元,到2008年可增至2442亿美元,增长率达26.7%。全球BPO支出2006年全球市场总值达1347亿美元,较2005年上升8.3%;到2008年,全球BPO支出将由2004年的1113亿美元上

升至1575亿美元,增长率41.5%。BPO外包成为服务外包发展中的亮点。

二、服务外包的经济效应分析

(一)比较优势效应

所谓比较优势指某种经济活动能利用地区或经济体内部较丰裕要素带来的成本优势。依据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服务外包是分工深化、专业化度提高的结果。通过服务外包可强化企业生产的垂直非一体化,使企业资源更加集中于核心业务。生产既可外购也可自制,关键是比较企业外部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组织成本,外部交易成本相对低,则发包企业可通过外部资源带来的互补优势整合企业竞争战略,因此在实际业务过程中,服务外包发包商首先是对接包地即国家做出选择,之后在接包国家内再选择合作伙伴即服务接包商。国家是否具备竞争优势,成为首当其冲面对的问题。目前,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被视为发展最为成熟离岸ITO与BPO接包市场,这些市场中,印度最具有竞争力,占全球ITO与BPO市场40%以上的份额。这与印度国家的在成本、语言、产业环境、政策支持方面的比较优势是分不开的。举例,软件产业,印度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计算机软件出口国,软件出口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0%,美国客户购买的软件产品有60%是印度制造的。2004年,印度软件和相关服务出口产值达205亿美元。又如在我国比较落后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印度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与欧美接轨比我国至少早30年,公民、企业、政府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普遍较强。

(二)学习效应

经验经济效应指企业在生产或提供服务过程中因其管理、工艺技术等能力的积累使企业长期平均成本呈下降趋势的学习曲线效应。可建立一个数学模型:C=f(Q),C=A+BN-β式中,N是可达产出的累积单位才C表示单位产出的劳动投入单位,A、B、β均为常数且A、B为正数,β介于0到1之间,β值越大,说明学习作用越重要。这一学习程度可在企业积累较多经验时降低经营成本,使企业长期总成本由LTC降低到LTC′。企业如何让积累经验,这与发达的发包企业在进行外包时所产生的强大知识外溢效应分不开。外包活动离不开业务的沟通与交流,承包企业可以由此获得先进的管理经验,在合作的过程中还可以获得先进的研发与服务经验。多方面的积累经验从而降低承包企业的经营成本,那么该企业便获得了学习效应。为此承包企业应该向尽可能大的范围接包,从而获得更高的学习效应,降低成本。印度的TATA公司面向全球承接软件开发,在管理、研发等方面积累先进经验,实现学习效应。21写作秘书网

(三)规模经济效应

企业的长期生产成本线呈U型线状,随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固定资产的有效使用率更加充分,当到达最适规模时,成本曲线达最低点,实现规模经济。服务外包企业也要寻找其规模经济。长期看,企业规模应处于生产成本最低处,即企业规模边界的约束条件。服务发包企业把企业非核心业务推向市场,由自身控制定价权和购买权,而外包对象仅存有生产权的外包行为。这是从服务发包和受托双方说明服务外包与规模经济的关系。发包与受托双方都可以实现规模经济。举例来说,印度充分利用优秀的、成本相对低廉的软件人才优势,通过政府全方位政策扶持,积极开拓国际软件开发及服务市场,形成了以软件承包和服务出口为主的软件产业发展模式,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创造了产业基础本不强大的国家在短时间内跳跃式发展的奇迹。印度将软件园区作为出口基地,2001年为止,印度先后建成17个软件园区,出口额到占印度软件总出口额的近70%。印度以软件园和加工区为基础而形成软件产业集聚,为印度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贡献,服务外包及软件业以近3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CAGR)高速增长,2005-2006财年行业总产值为303.3亿美元,占国家GDP的份额为4.7%,出口总额为236亿美元,同比增长32%。2006-2007财年行业总产值为396亿美元,占国家GDP份额为5.4%,出口总额为313亿美元,同比增长29%。

(四)就业影响分析

有学者用数学模型分析证明,服务外包(离岸外包)可以带来业务输出国和业务承接国双方技术型劳动相对工资的增长和技术型劳工就业的增加,服务业离岸外包对双方都可以带来净福利的增长。在现实中,该结论也是正确的。以印度这一主要的服务外包承接国为例,承接服务业离岸业务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带动经济的综合发展。印度服务业的强劲增长拉动了其GDP的增长。印度2003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达到10.4%,不仅是印度的最高季度增长率,而且也高于中国过去8年来任何季度的增长率。在2001-2004年度印度获得的服务业外包业务收入和就业增加情况。2003-2004年度,印度外包收入达到了将近36亿美元,2005年达到51亿美元,到2008年服务业离岸业务将达到170亿美元。2001-2002年度,服务业离岸外移为印度创造的就业岗位是10.6万个,到2003-2004年度,就业人数增长到24.55万人(资料来源:世界投资报告2004),极大地缓解了印度的就业压力。此外,印度国家软件协会预测:2008年,仅在全球计算机用户电话服务中心领域就为印度提供了110万个就业岗位和210-240亿美元收入。可见服务外包对就业影响之巨大。

三、结论与启示

印度服务外包发展经验对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印度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本国服务业,获得学习效应的同时,实现规模经济,最重要的一点是缓解印度作为世界人口第二大国的就业压力问题,印度服务外包的发展模式值得我国借鉴。目前,我国的服务外包远落后于印度、东欧等国家,原因在于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承接服务外包较晚,而且国内缺乏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大型外包服务企业,难以在国际服务外包市场中形成自身的比较优势。但是中国外包业务与亚太地区时区差异最小,使公司能从有效支持中受益,中国还拥有许多掌握日文、韩文等语言的人才,因此,中国战略性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几乎所有世界500强公司在中国设立亚太地区的服务外包基地。此外,中国具备发展服务外包的政策支持体系。2006年商务部出台了发展服务外包的“千百十”工程计划,诣在大力促进我国服务外包业的发展。预计2010年全球外包市场将达到20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我国应充分利用在市场、成本、配套能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大力吸纳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吸引先进的服务业FDI的进入并培植本土的服务业,成为国际服务链的主要提供者,提高我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在新一轮的国际分工中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参考文献:

[1]对外经贸大学课题组.国际服务外包发展趋势与中国服务外包业竞争力[J].国际贸易,2007(8).

[2]孟庆亮.服务外包国际化的经济学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08(1).

[3]赵美江,刘洪凤.服务业外包的经济学分析[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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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典作家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动机的理论解释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马克思有关资本国际化，尤其是有“过剩资本”和资本输出的思想，对于我们分析当代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有现实意义，马克思有关资本输出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过剩资本”，形成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资本的增大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进行，形成大量的相对人口过剩。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国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同样，相对于国内日益下降的平均利润率而言，必然存在大量过剩资本。与生产过剩、相对人口过剩同时并存的大量过剩资本正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2．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过剩资本的一条出路。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增值运动并不受国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来就是具有国际性。马克思、恩格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都成为世界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虽然在当时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输出并未成为经济现象，一国资本越出国界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但商品生产的本性必然导致生产商品的企业为扩大商品销路而到国外去投资，以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廉价原材料和追逐高额利润为目标的资本输出就成为过剩资本一条必要出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3．高额利润和获取高额利润是过剩资本输往海外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而且过剩资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较高的利润率，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润量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可见，资本要取得更多更快的增殖特性是资本输出的最根本动因。

二、西方主要经济学者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分析

1．优势理论。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率先提出了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理论，即垄断优势理论，海默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产交易过程，它还包括非金融和无形资产的转移，是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和发挥其内在组织优势的过程。美国企业之所以能从事海外直接投资，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于美国企业拥有技术和规模等垄断优势，而垄断优势源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经营。后来金德尔伯格系统阐述了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亦被称为“海默-金德尔伯格学说。

2．市场内部化理论。概括而言，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用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代替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并以此作为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关键性前提。第二，由于市场和企业是组织、配置要素和商品交换的两种基本途径，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交易应在企业内部即外商投资企业所属各企业间进行，从而形成一个内部交易、内部转让的内部化市场。第三，内部化过程超越国界，外商投资企业便应运而生，因此，内部化优势促成了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但巴克利等人强调，外部市场的自然性的非完善性是相对于效率而言的，因此，内部化优势并不是指给予企业拥有特殊优势的这种资产本身，而是指这种资产的内部化过程（相对于把这种资产出售给外国生产者而言）赋予外商投资企业以特殊的优势。换言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并不需要一定有垄断优势，而只需要创造比外部市场更有效的行政机构或内部市场。第四，海外的直接投资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国际经济交易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是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三大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第一，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在邓宁的几篇论文中定义不尽相同，但主要是指企业拥有或能够得到的别国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无形资产和规模经济优势。具体包括：技术优势，包括专门技术、专利和商标、生产诀窍、营销技能、研究与开发以及产品特异化功能。企业规模优势，它是由规模、垄断和获得资源的能力所产生的优势。如规模大的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强，产品创新优势突出；寡占企业易控制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大规模企业能充分利用各种要素禀赋、市场—政府干预等方面的国际差异，分散企业经济经营风险，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它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的非完善性而将企业所有权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所获得的优势。邓宁所说的市场非完善性既包括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竞争壁垒、政府干预等），也包括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知识性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及高交易成本等）。邓宁认为，企业将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可以避免世界资源配置的外部市场非完善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持和利用企业技术创新的垄断地位，从而有利于获得最大化的利润。第三，区位优势。它是指国内外生产区位的相对禀赋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吸引与推动力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区位优势是由东道国和母国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决定的。若东道国经济中的有利因素吸引外国投资者前去投资，则形成直接区位优势；若母国经济中的不利因素迫使企业到海外从事直接投资，则称为间接区位优势。概括而言，区位优势主要取决于：一是，劳动成本。由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性，尤其是妨碍各国之间劳动力移动的移民管制，导致实际工资成本的差异；而外商投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总生产成本最小。因此，企业在选择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时，必然先考虑劳工成本较低的地区，特别是当产品技术已经标准化以后，企业更倾向于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劳动投入的来源地。典型的例证是东道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会吸引国外企业前来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二是，市场购销因素。尽管寻求廉价劳动成本的投资一直在迅速发展（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增长很快），但在数量上相对并不重要（尤其是与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相比仍然只是很小数目）。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性的竞争不只是包括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劳动成本而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地点，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出售产品和占有市场。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交换力”和“市场范围”最终限制着因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发展阶段以及当地竞争程度等市场购销因素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有到头重要的影响。例如，市场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由于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较高而不利于开展贸易活动，但却能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活动；又如，若东道国竞争激烈，出口厂商会考虑在对方市场投资生产，以“当地制造”的标签推销其产品，而更为重要的是，迎合东道国不同口味和需要的生产和营销活动，严重依赖于东道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增长的桎梏不是来片于供给，而是来自于需求，不管是对消费品还是对工业品，外商投资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和出售复杂的产品将取决于成熟的市场。为了寻求市场需求，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打破了所有国家间、地区间的界限，将生产性的环球工厂与环球购物中心相互补充，从而将全世界都作为其市场目标。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极其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三是，贸易壁垒。东道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存在，会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企业在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选择。许多东道国一直在意识地将利用关税、配额和当地标准等手段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地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地发展中东道国，贸易壁垒可诱使那些过去向其出口地外国企业到当地进行直接投资。四是，政府政策。一般而言，政法、社会和经济环境等直接关系到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母国对外投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等，都会对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方式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如母国的投资鼓励政策和东道国的引资优惠政策能增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第五，心理距离。前述由于经济条件不同形成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物质和经济距离是跨国区位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由于历史、文化、语言、风俗、偏好、商业惯例等因素形成的心理距离，也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心理距离越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就越大。

邓宁认为，区位优势不仅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生产的倾向，而且也决定着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类型。不难看出，邓宁有关区位优势的解释，不仅吸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家优势的思想，而且承袭和发展了不少国际经济学者有关区位因素的分析。邓宁在抽象出上述三个决定外商投资企业行为和外国直接投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根据三种优势的不同组合来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如何在技术转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三种国际经济活动方式之间作出选择。若一国企业仅拥有所有权优势，则企业将选择许可证安排方式进行技术转移；若一国企业具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两项优势，而无区位优势，则企业将选择国内生产然后出口的方式；而一个企业只有同时拥有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种优势，该企业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西方经济学者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被人们最广为接受的综合性国际生产模式，被誉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通论”。

参 考 文 献

[1]陈秀山等．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魏后凯，贺灿飞，王新．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译．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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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指导教师课题性质毕业设计（论文）题目设计学职号称教师专业班级单科研位教学√生产其他

论文√

课题来源

浅谈企业应收帐款的管理

开题报告（阐述课题的目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进度安排、预

期结果、参考文献等）一、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1、研究目的：在竟争越来越激烈的状况下，企业正确运用赊销，切实加强应收账款风险管理显得尤其重要。企业应收账款的增多，成本等费用的偏高，信用水平的偏低使得公司应收账款风险加剧，从而导致了企业经营管理问题，企业亏损，甚至造成企业的破产倒闭，使得企业越来越重视对应收账款风险的管理与控制。所以可以说应收账款是企业资金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应收账款管理直接影响到企业营运资金的周转和经济效益。积极有效的应收账款管理将有利于加快企业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也有利于防范经营风险，维护投资者利益。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意识到应收账款的重要性，应收账款管理已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纵观我国的研究现状，企业应该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本论文研究目的就是对企业应收帐款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有针对性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措施。2、研究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商业信用的国度扩展，导致大中小各种企业的应收帐款比例不断增大，当前国内企业对应收帐款管理重视程度和力度不够，相关信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规范，导致应收帐款质量低下，回收程度偏低，而应收帐款的增加和质量的降低必然导致其中一部分应收帐款的呆帐坏帐的产生，这些应收帐款的沉淀，使企业资产实际质量降低，严惩影响了企业资金的流转和经济的正常运行。作为影响企业财务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应收帐款的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分析应收帐款的管理方法和及其不足之处的改善方法，这些对于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以及相关政府部门都有借鉴和参考意义，对于我国企业管理质量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一定的帮助。二、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西方对于应收账款的相关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其信用控制体系已经非常完善，因此，企业对应收账款的控制也相对比较容易。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西方学术界对传统意义上应收账款的控制研究，逐渐转向对应收账款后期的证券化和保理业务的研究。1．应收账款的证券化研究成果。Zweig认为资产证券化为原始权益人提供了一种降低风险、多样化资产组

合的手段，增加了一种融资工具。Schwarcz指出，资产证券化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吸引力是因为证券化引致的交易成本节省远远高于其它融资工具。他还认为发起人证券化资产的投资报酬率小于其它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因而资产证券化也是一种有成本效率的融资工具。2．应收账款的保理业务研究成果。BenJ.Sopranzetti(1998)教授从企业的融资的角度探讨了应收账款保理的问题。由于企业应收账款的存在，减少了企业在一定时期的现金流量，应收账款是具有一定信用的资产，那么可以通过信用评估，与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鉴定协议，把应收账款作为金融产品进行交易，从而达到投资融资的经济活动的目的。LannyLatham（2004）应收账款是各种企业拥有的一项很常见且非常重要的资产，它的安全与否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可用资源、损益情况、现金流量。从企业内部管理出发，对企业应收账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剖析，提出了“要加强企业应收账款的管理，必须提高产品竞争力，注重客户资信调查和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力度”的观点，并对建立企业信用信息管理体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Jamesc.Van.Horne（2003）教授认为整体经济环境和公司的信贷政策是影响公司应收账款管理水平的主要原因。整体经济环境是不可控制的因素，而信贷政策的变量包括交易账户的质量、贷款期限的长短、现金折扣、季节性延迟付款、收款程序等。企业通过改变这些变量必然导致额外销售产生的边际利润和应收账款增加产生的机会成本。管理应收账款实际上转化为了对额外销售产生的边际利润和应收账款增加投资所要求的收益进行评估，只有两者相等时，应收账款所产生的收益才是最大化的。国内研究现状：由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问题，导致国内对应收账款的研究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企业和学术界逐渐意识到应收账款管理的重要性。因为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还不完备，信用管理体系尚在探索和建立中，同时我国大部分企业应收账款管理意识比较淡漠，管理方式比较单一，所以我国的应收账款研究还在起步成型阶段。1.关于应收账款的现状研究吴蓬生、张维迎、李恩柱、闫培金等学者从我国应收账款的管理现状出发，努力的从全方位的角度提出改进措施。这其中学者们最初的观点看上去并不能完整的构成一个体系，但是仍具借鉴意义。2.关于应收账款法律方面的研究吴蓬生从法律的角度提出，把应收账款看作债权人与债务人的一种契约，解决手段(远期的应收账款)主要是通过法律法规。他对不良债权涉及的许多缘学科问题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并做出回答。3.关于应收账款从博弈角度的相关研究应收账款是以信用为基础才得以存在，其价值的实现程度由当事人双方的博弈决定，张维迎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应收账款形成的原因，解决的方法是通过建立健全有效的信用制度，进行信用调查、信息跟踪，把握事前、事中、事后三道关，进行控制管理。4.应收账款风险研究李恩柱企业应收账款的风险防范进行了研究，对应收账款对企业产生的分析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对应收账款风险防范对策进行了研究，以确保企业财务的安全性。陈英新从风险的角度指出：应收账款的风险是由于市场因素的不稳定性和债权、债务关系在清偿时具有不确定性，导致了赊账企业的应收账款在回收时间和回收

数额上具有不确定性。我国的社会信用基础还比较薄弱，社会信用体系还不完备，信用管理体系尚在探索和建立之中，有关政策法规尚未出台，我国还很难直接照搬西方国家的应收账款的管理模式。因此，我国企业只能根据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应收账款系统化的管理知识来制定适合自己的应收账款管理模式。三、研究内容本文首先阐述了目前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存在的问题，针对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存在的问题做出原因分析，并运多种措施加强企业应收账款管理。一、企业应收账款的概述（一）应收账款的概念（二）应收账款的范围（三）应收账款的确认二、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存在的问题（一）应收账款拖欠严重，企业面临信用危机（二）应收账款降低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使企业效益下降（三）应收账款增加了企业的总成本三、企业应收账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一）企业之间市场竞争的产物（二）实现销售和收到款项的时间差所致（三）应收账款管理制度不健全（四）信用政策制定不合理（五）企业防范风险意识薄弱（六）外界市场环境复杂四、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措施（一）全面核算应收帐款的成本（二）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三）加强客户信用管理（四）加强应收账款的风险防范，提高企业风险管理水平（五）以应收账款转为应收票据来降低风险（六）提高人员素质（七）应收帐款的控制结论四、进度安排1、确定毕业论文的选题，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完成论文的任务书。2012-9-8至2012-9-262、编写论文提纲，撰写开题报告，进行开题，实习期间进一步查找资料，作社会调查。2012-9-27至2012-10-113、撰写论文，完成第一稿，并交指导老师。2012-10-12至2012-11-24、修改论文，完成第二稿，并交指导老师。2012-11-3至2012-11-155、修改论文，完成第三稿，并交指导老师。2012-11-16至2012-11-29

五、预期结果

应收账款作为企业流动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能够及时收回关系到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能否正常周转，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针对应收账款管理存在的问题，找到加强企业应收账款管理的措施。

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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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企业是天然存在的，并将其抽象为一个关在神秘“黑匣子”中的生产函数：要素从一头输入，产品从另一头输出。企业家要做的只不过是在不同的生产技术中做出选择，以求成本最小化。此时的企业家完全不需要奈特所说的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以及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精神。

或许是新古典经济学需要关注的现象太多了，假设企业的天然存在性确实减少了经济学家不少的麻烦。但过于简单的抽象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实在是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1 文献回顾

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科斯提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配置资源的手段，“企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两者的区别在于：在市场上，资源配置由价格机制自动调节；在企业里，资源配置由权威的组织来完成。但无论用市场机制还是企业组织来协调生产，都是有成本的。进一步科斯指出“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最明显的成本，是去发现相关价格是什么”，至此，事实上科斯己经向我们回答了企业出现的逻辑起点，以及企业与市场的界限问题。企业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有些交易在企业内部进行比通过市场进行所花费的成本要低。但是企业的组织成本与企业是形影不离的，它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而扩张，当在企业内组织交易的成本扩大到等于市场组织交易的成本时，企业与市场的界线也就划定了。

张五常在其1983年的论文“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中指出，企业并非为取代“市场”设立，而仅仅是用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这被张维迎理解为“关子企业性质的更透彻的解释”。事实上，科斯早就指出，企业用“权威”在组织生产，无非是“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的结果。“通过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同意在一定的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契约的本质在于它限定了企业家的权利范围”。从这里可以看出，科斯并不是简单地认为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而是一个企业契约对一系列市场契约的替代。企业节省交易费用的奥秘就在于此。“张五常真正不同于科斯的地方，是他认为要素市场上的合约，即企业合约，与产品市场上的合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张五常曾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如果你不会因为到百货公司买了一双袜子，就被看成与这家公司同属一个企业，那么为什么你聘用了一个工人，你就与这个工人被看成同属一个企业了呢？在张五常那里，买袜子的合约与雇用工人的合约都是市场合约，没有本质区别。也正由于此，张五常“不知企业为何物”。

除了张五常，威廉姆森（1975年）和克莱茵（1978年）也继承了科斯的观点，认为企业是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交易模式，一项交易要选择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结构”来完成（威廉姆森，1985年）。随后，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年）以及哈特和莫尔（1990年）建立了一个所有权结构的模型。他们认为，当确定所有特殊权力的成本过高而使合约不能完全时，所有权具有重要意义。科斯（1937年）经由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年）、威廉姆森（1975年，1980年）、克莱茵（1978年）、詹森和麦克林（1976年，1979年）、张五常（1983年）、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年）以及哈特和莫尔（1990年）等人的发展，形成了新制度学派的企业理论——企业的契约理论。

2 创造市场的企业

关于创造市场的企业这一概念，在科斯的论文之中的阐释堪称经典，其经典性不仅在于其论文独到的原创性，更在于其后来引出的一系列经典论文。威廉姆森将科斯的交易费用思想发扬光大，创立了交易费用经济学，企业的契约理论也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现代企业理论。

我们把科斯的思想提炼一下，其核心观点就是：企业是用一个市场契约替代一系列市场契约（周其仁，1996年）；企业由于能够节约交易费用而出现；当企业内的交易费用扩大到等于市场的交易费用时，企业达到其最大边界。对于科斯以及新制度学派所阐述的企业的契约性质和边界问题，本文不作断然否定。需要提出问题的是，科斯简单地认为交易费用是决定企业边界的唯一因素，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是执行相同职能因而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的两种机制，企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价格机制（市场）的替代，企业的出现是因为用企业组织交易的费用低市场组织交易的费用。既然科斯讨论的是企业出现的问题，我们就必须把科斯意义上的“市场”理解为不存在企业的市场。按照古典的看法，市场是交换产品的地方（我们不考虑现代意义上的虚拟市场）。在私有产权得到法律有效保护的前提下，要素（包括人力资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资源配置的方式一一将要素转让给者，自己按合约获取收入；或者自己组织生产。显然，按照科斯的理解，如果一个人购买了其他人对之拥有产权的生产要素——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非人力资本，用这些要素组织生产，并将产品用于市场交换，科斯意义上的企业就出现了。马克思可能不会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提到：同一资本雇佣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为生产同种商品服从企业家统一安排时，这在历史与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马克思所理解的企业至少包括雇佣工人。如果个人通过组织自己己有的（不是购买来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即使他将产品用于交换。我也不能称之为企业。由此看来科斯意义上的“市场”专指产品市场，不可能包括要素市场。

现在，我们已经理解了科斯所说的“企业”与“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了。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企业与要素市场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企业创造了对要素的需求从而创造了要素市场。从一个不存在要素市场的市场中突然冒出一个要素市场，这真是“惊险的一跳”。表面看来，当要素所有者将要素转让给者支配时，他自己就失去了亲自组织生产的机会，也就失去了跟别人交换产品的机会，这不就是科斯所阐述的张五常所理解的用要素市场代替了产品市场吗？从企业本质的角度来讲，无论是科斯所说的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还是张五常所理解的企业是用要素市场去替代产品市场，都是站不住脚的。企业的出现不仅没有替代（产品）市场，反而创造出了新的（要素）市场，这一解释与日益繁荣的市场经济是相符的。只有两个企业纵向一体化时，才可以说是用企业替代了市场，或者说是用要素市场替代了产品市场，但那己经是企业出现以后的事了。

3 企业出现的解释——对科斯的质疑

科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了企业的起源问题，认为当用企业组织交易的费用小于用市场组织交易的费用时，企业就出现了。斯密强调分工的好处，用市场协调分工会遇到困难，企业的出现就是用来协调分工的。科斯（1937年）明确否定了这一观点：市场本身就是用来协调分工的，根本无需企业多此一举。马克思认为：企业的出现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可以扩大自己的规模。

我们假定三个人达成一个契约：甲成为科斯式的“权威”，乙和丙将自己的劳动力转让给甲，在甲的指挥下进行生产。生产完成后，三种产品在甲、乙、丙三人之间进行交易（或分配）。这样一个“企业”确实大大节省了交易费用，但同时这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吗？初看起来，乙和丙将主产要素转让给甲，由甲指挥生产，这似乎己经符合了企业“雇佣劳动”的定义。但稍加思索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所谓的“企业”只不过是一个封闭的组织——与外界没有能量交换，生产只是为了“企业”内部员工的消费。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个企业会把多余的产品拿出去跟别人交换，但这种偶然的交换——就像个人或家庭之间的偶然交换一样，绝不可能便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或者，这个“企业”除了自己消费之外，也专门从事与别人交换的业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交换纯粹是为了生理或生活上的需要而不是赢利的需要。因为在这种初级社会中，储存过多的产品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只会导致腐烂。我们姑且遵从这一假定，即这个“企业”也专门从事与别人交换的业务，当它发现有些交易需求又不能够互补时——交易费用过高，按照科斯的想法，它又会去扩大“企业”规模，把交易费用过高的市场交易内部化，如此下去，这个“企业”的规模会不断扩张，直到所有的交易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企业”内部完成为止。看来在这里，科斯的“交易费用”对“企业”规模的解释是相当有力的。可是这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吗？与其说是一个企业，还不如说它是一个社会，或者说它是一个全能的“人”，这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基本上不需要与外部发生联系。

货币与信用的出现是企业大规模产生的先决条件。经济社会由自给自足发展到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分工贸易，人们在分工与贸易中发现了获利的机会。但是离开了货币，这种获利的机会是无法被人们抓住的。正如亚当·斯密（1776年）所说，只有金银才是财富积累的惟一手段。货币的产生使得企业家能够将市场中的价差转化为货币形式的利润，使财富的积累成为可能。因此，结论是：企业的产生与货币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货币的产生催化了企业的产生。驱逐利润的本质而不是节约交易费用使企业从市场中孕育而生，科斯的观点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科斯的“交易费用”与其说是用来解释企业产生的不如说是用来解释企业之所以合并的。

4 结语

企业的出现不是替代了（产品）市场，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要素）市场，企业绝不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才出现的（虽然节省交易费用可以增加一些利润），对利润无止境的驱逐才是企业的本质。信用货币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手段，是企业产生的先决条件。离开了代表财富的货币，是无法理解企业的起源的。科斯的企业理论使企业一下子跳出了新古典的神秘“黑匣子”，但神秘的色彩依然挥之不去。当我们摘下有色眼镜而用一种审视的目光去面对他的时候才发现，使“天使”神秘的不是“天使”神秘的光环，而是我们的无知。

参考文献

1 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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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8-106 -02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发展迅速，随着中小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与进步，管理者的素质与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拥有了一定的专业外贸人才和强有力的技术竞争能力，出口产品也逐渐从单一性转向为多样性。央视财经根据海关数据统计，2015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14.14万亿元，其中中小企业出口总额为9.1万亿元，占出口总额的64%。然而在伴随着中小企业对外贸易体系的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一些发展瓶颈也逐渐显露。我们根据数据统计发现2015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比2014年出口贸易总值仍然有所下降。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中小企业虽然较之前了很大进步，但从理性上来看，不论是学术中将中小企业对外贸易与绿色发展相结合的探究还是具体现实中将二者结合的实践都存在意识缺乏或不给予足够重视的现象，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的环境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已经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日益严重的影响。为突破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发展新瓶颈，适应国内外环境发展的行情，必须走一条适应时展新潮流的道路――绿色发展。所谓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的绿色发展道路，就是让绿色发展这一新理念贯穿于中小企业价值观，规范着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发展的战略制定、目标、重点、阶段和相应的策略。简单地说，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的绿色发展道路就是让中小企业以绿色发展新思路作为指导思想。

本文将中小企业对外贸易与绿色发展结合起来，通过详细分析国内外环境指出当代绿色发展已成为刺激中小企业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发展迫切需要的新思路、新道路，并对如何落实对外贸易绿色发展的具体措施进行探讨。

二、适应国内外发展潮流：积极倡导绿色发展新理念

（一）从本国角度来看

“十一五”规划以来，我国大力倡导绿色发展，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坚持推进传统行业的绿色改造，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鼓励企业工艺装备更新之外，发展绿色经济。我国大力倡导走绿色发展道路，在经济的长远发展中绿色经济处于主动和有利的位置。“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这句话是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要理念。当代中小企业在发展对外贸易过程中应当有效地与绿色发展相结合，遵循本国经济发展趋势，这既是响应国家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对外贸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从国际角度来看

随着工业发展加速，经济高速发展，环境与贸易的问题日益突出，绿色贸易壁垒自20世纪80年代应运而生，随后得到不断发展，现已成为限制我国中小企业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阻碍。所谓绿色贸易壁垒就是环境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领域中，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科技优势，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目的，通过立法，制定繁杂的环保公约、法律、法规和标准、标志等形式对国外商品进行的准入限制，它属于一种新的非关税壁垒形式，已经逐步成为国际贸易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壁垒使得出口产品的各个流程成本增加，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不能将出口产品内部化，出口市场份额、贸易机会、企业和商品信誉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尤其是中小企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从资金和技术上难以使出口商品环境成本内部化，这样就改变了以往的贸易条件和比较竞争优势。绿色壁垒的产生无疑是对我国缺乏绿色发展意识的中小企业发展对外贸易的严重打击。

三、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绿色发展道路的实施

现如今仍有很多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没有树立正确的观念，把扩大对外销售作为第一理念，缺乏对外贸易绿色发展理念的认识。要想促进中小企业对外贸易顺应时代潮流，破除发展新障碍，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走绿色发展道路，这是带动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并积极发展绿色产业

绿色理念对贸易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小企业要想促进对外贸易的新发展，必须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并将这一理念贯彻、落实到对外贸易的各个环节，发展绿色产业。绿色贸易壁垒成为我国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发展阻碍的这一事实已无法改变，那么中小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次挑战带来的机遇，提高中小企业的环保标准，大力倡导并发展企业的绿色发展，在生产、管理和服务过程中彰显人性化，让绿色成为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的一大特色。与其同时，政府要在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绿色发展道路中充分发挥这只有形的手，给企业一定的引导和支持。

（二）中小企业进一步自我完善，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中小企业在管理者素质与能力、专业人才与技术竞争能力有所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自我。要充分、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外实行的绿色壁垒的实时信息以及发展的动态，充分做好迎接绿色壁垒的准备，让绿色壁垒成为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机遇。尤其是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的领导要率先树立绿色发展意识，抓住机遇，带动全体员工为企业生产和经营的每一个环节把好关，全面提高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发展的效率和能力。在优化出口商品的结构上要树立创新意识，尤其是技术创新方面，优化并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出口产品的各个环节。环节包括研制开发、加工、包装、运输、销售、服务、废弃物处理，让绿色发展贯穿于这一系列环节的始终，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

（三）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外部的作用

由于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更多的是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政府积极组织、宣传或成立为引导和推进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绿色发展的专门部门，为它们收集更多关于其他国家环境壁垒的数据和信息以及有关绿色发展的实时信息，让中小企业在了解更多国外贸易环境的基础上发展绿色贸易。同时，政府应当为这些中小企业给予技术、理论支持，为降低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的生产成本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和绿色壁垒补贴，从而降低中小企业对外贸易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

中小企业外部作用除了政府，还包括各个中小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在走对外贸易绿色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小企业加强合作，有利于共同应对国外贸易环境的挑战，共同营造绿色发展道路，在国际市场上树立中小企业的绿色形象，共同突破贸易壁垒。

四、坚持绿色发展的建设性意义

（一）顺应当代绿色需求给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重视和关注环境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设置的绿色壁垒正是对绿色产品需求增强的体现。绿色需求对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发展不仅是挑战更是探索新战略、促进自身发展的新机遇。如果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忽视绿色发展道路，不能正确认识绿色发展在当代国际发展的新局面，就会被淘汰；国外消费者需要什么产品，中小企业就销售什么产品，既然绿色需求是国际市场的需求，那么中小企业就应当顺应此需求，为中小企业获取利益谋求发展的机遇，如果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中以绿色发展为导引并提供绿色产品或服务就能在未来贸易中得到迅速发展。

（二）在国际市场树立中小企业绿色形象，赢得竞争优势

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实行绿色发展战略有利于在国际市场中树立绿色企业的形象，拓展绿色产品在国际上的潜在市场，提高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尽管绿色产品的生产成本比较高，但是它的价格也高于同类产品的价格，因此它的收益也是可观的，而且加上国际对绿色的重视，中小企业更应该从绿色发展上实行对外贸易，让自身跟紧世界大舞台发展的步伐。

（三）优化产业结构，实现资源合理配置

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绿色发展道路的推行成效关系到在未来国际市场竞争中的话语权，在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重视绿色发展战略，走绿色发展道路，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管理的全过程不论从最开始的产品设计还是到产品的售后与废弃物处理，都考虑绿色、环保，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五、总结

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的经营和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实施对外贸易绿色发展道路与中小企业经营、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各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应当积极主动走绿色道路，克服一切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并探索出适合自身对外贸易绿色发展的思路，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不断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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