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审美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大众审美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英语作为世界上被应用的最广泛的语言已经成为我国大学中各学科的必修课程。近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不断的进步，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要求我国人才能够对英语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和掌握。加强对英语的学习，不但要加强英语这一门语言的学习，还要对英语国家文化进行深入的学习和了解。我国大学生英语等级考试中针对英美文化的考察少之又少，只是针对语言本身的考试，因此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很容易忽略英美文化知识，课堂学习不仅缺少了很多趣味性，更不利于英语的学习。

一、大学英语教学中英美文化渗入的必要性

1.社会和时展需要。当今世界处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交通运输事业中从磁悬浮列车大大提高了铁路运输的速度到航空和航海的事业的发展，都给人们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尤其是近年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越来越成熟，成功的压缩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使越洋交流成为可能。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这体现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科技传播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这一系列现象表明，当今世界，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和互相学习，是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在与外界的接触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的沟通是一个难题，不同的文化背景能够导致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因此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获得本国的不断快速发展，要从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背景开始，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我国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注重英美国家的文化背景的学习，对学生个人的发展和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增强大学英语教学效果的要求。

（1）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国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只注重英语技能的传授，在各种英语等级的考核中，也只重视技能型知识的考核，因此在日常的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始终采取传统的教学模式，在课堂上一味的进行知识的讲解与传授，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并增加记忆，使得英语学习生活枯燥乏味。在课堂教学中增加英美文化背景知识，历史知识的趣味性和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等能够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们能够积极主动的去学习英语，这将促使大学英语教学效率的明显提高。

（2）能够增强学生的交际能力。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能够培养学生在试卷考试中取得良好的成绩，然而学生运用英语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良好的锻炼和培养。我们知道语言是从一种文化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同时语言能够对文化进行反映，这也是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差别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加强对英美文化的渗透，能够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英语这门语言的内涵，在日常交际过程中能够选择正确的语言和态度进行不同场合的交际。

二、大学英语教学中渗入英美文化的方法

1.将教材中体现的英美文化进行深入挖掘。教师在日常授课过程中，不要只注重知识点的讲解，应注重将教材中所体现的英美文化背景知识进行讲解，重视交际能力的培养和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感知能力的培养。例如在讲到圣诞节、万圣节这一类西方国家极其重视的节日时，不要只看重单词的考核和课文语法点的讲解，帮助学生模仿西方文化举办一个圣诞节或万圣节晚会，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生能够对英美文化产生更深刻的感知，同时还容易引起学生们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2.注重文化差异之间的对比。不同的文化背景是会导致不同的思维习惯和交际习惯的，在日常交际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的人进行的交际实际上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际，人们对另一个国家的文化和背景知识的了解能够促进交际的顺利进行。因此，我国大学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中西文化的对比，注重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讲解，通过对比，学生们更能够对英美文化产生深刻的认识，对所学知识也能够得到深层次的认知，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的过程中，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增加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热爱和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从发展上来看，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促使各国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我国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和崛起，使得我国与世界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增加了我国与世界交流的机会。因此我国在人才培养方面，应注重培养大学生对其他国家文化的深入了解，从文化的学习中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从而掌握更加准确的语言知识，提高自身交际水平。在大学英语的教学过程中增加英美文化的渗入，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英语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篇2

―Introduction and Criticism to Aesthetic Existence

ZHONG Cheng-xiang

傅守祥博士的新著《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了,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审美文化研究领域很有实力的一项创新性成果。

这部专著起始于他的博士论文《欢乐诗学》,是他师从浙江大学T岱先生攻读文艺美学博士学位,凝聚四年心血铸就的,论文在盲审以及答辩时颇受好评;之后,他又进入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把形而上的学理思辩与形而下的现实审美文化思潮的演进紧密结合,潜心深钻细研,再费两载功夫,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了题为《审美文化与审美范式研究》的博士后工作报告。守祥博士也因这项连续性研究而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立项资助,出版时定名为《审美化生存》。

我作为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有幸先睹为快,不仅深受启发,而且感慨万端。在物欲横流、世风浮躁,学术规范也受到猛烈冲击的当下,能如守祥者一方面以学子之孜孜求学态度,排除干扰,甘于清贫,坐冷板凳,做真学问,另一方面又怀赤子之满腔热忱,忧患天下,关注人类圣洁的精神家园的坚守,真是难能可贵,令吾辈肃然起敬。我衷心地祝愿他终生坚守住党和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神圣职责、人格良知和学术操守,再接再厉,奋进不止,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添砖加瓦、贡献微力。

守祥的这篇学理性、现实性极强的研究著作,我最称道的是有思想、有见解,其思维的锐敏和见地的独到,构成它基本的学术品格。面对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强势,尤其是现代化电子技术普及引发的信息革命,人类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人文生态环境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多少专家学者和志士仁人都对此密切关注甚至忧虑重重。守祥作为知识分子的后起之秀,直面这种严峻现实,以深邃的理论眼光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受制于市场逻辑的大众审美文化“加剧了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延留了主客二分的精神困惑,消解了人文价值与审美意识的传统影响”。他主张进行一场“审美观念的探险”,目标是建设“新的美学范式与审美理念”――

研究资本与技术对大众文化发展的深层影响,透析“艺术终结”与“哲学终结”的内在背景,确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意义与普遍价值尤其是对当代文化生态平衡的长远影响,调整视角从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式转入新型的社会行为学范式、从哲学纵向超越的思维转入重视横向超越的想象、从封闭的本质论诗学走向开放的体验论诗学,剖析大众文化审美理念的文化美学、身体美学表现及其欢乐诗学构造,辨析审美泛化的形而下之轻与审美现代性的人性解放之重,以天人相通的感性想象和灌注价值理性的审美批判制衡技术理性与市场逻辑引导的轻薄与狂嚣。

这段话,概念叠加,内蕴厚重,可以看作是守祥从事“大众文化审美研究与哲学批判”的宗旨。其间的思想锋芒和学理色彩,令我想起了前辈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生前与熊十力先生对话的一句名言,十力先生深沉叹曰:“我想今后人们都不会思想了。”此语力透万钧,启人深思,在某种程度上已为今之现实证实,不幸而言中。但,有守祥们在,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之思便能代代相传,足可告慰前辈哲人的在天之灵!

篇3

关键词：

现代风景园林；审美文化；发展前景

现代风景园林以古代园林为依托不断发展与创新。在新时代背景下，审美文化不仅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而且是现代风景园林发展的方向。基于此，如何将审美文化渗透至现代风景园林中，成为园林设计者关注的焦点和探究的话题。

一、审美文化与现代风景园林

审美文化，指以人们的精神体验和审美观照为主导的社会感性文化。在现代文化系统、艺术文化系统等的作用下，审美文化不断发展和完善。人类工具文化、社会理性文化与审美文化是文化发展的三大形态。审美文化，其实质是群众对美的追求，是一项审美活动，人为性与非自然性是其基本特点。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审美文化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现代风景园林属于审美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是在审美文化作用下的产物，如城市公园。现代风景园林以大众为服务对象，以使用者需求为出发点。近几年，随着审美文化的发展，美的范围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促使艺术的边界不断拓展。现代风景园林作为审美文化的体现之一，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

二、现代风景园林中审美文化的表达

1.现代风景园林的审美功能现代风景园林的乐趣不仅包括精神需求，而且涉及审美功能。若以感性角度为出发点，即兴、观、群、怨。“兴”，即人们内心感触的展示，“群”则是人们亲切感情的表达，“怨”则与“群”存在相对立的关系。对于现代风景园林来说，连接景观与人们的情感是其重要的审美功能，设计者应体现情感的共鸣，达到契合人们审美观点的目的，增加人们的生活情趣，渲染人们的社会生活，充分发挥现代风景园林的审美功能。

2.现代风景园林的审美形态一方面，中和，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基于此，现代风景园林的审美形态不再受字面表达内容的限制，采用现代化运作方式，达到中和的最终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另一方面，乐和，表达真情实感。艺术的优雅、婉转、柔和等特性是乐和的重要体现。现代风景园林情感表达较为婉转、含蓄，这促使现代风景园林的审美形态逐渐发生变化，推动现代风景园林景观设计不断发展，拓展其艺术发挥空间，实现提升现代风景园林审美文化的目标。

3.现代风景园林的审美本质基于儒家文化，可将现代风景园林审美本质归纳为两点，即比德与悦心。比德的审美本质主要集中体现于园林中具有德性的植物，通过植物彰显人的形象与园林的本质，如，梅、兰、竹、菊等植物均属道德本质的体现。至于悦心，若以空间设计为出发点，现代风景园林构成要素不仅需要满足人们娱乐的需求，还要取得愉悦人们身心的效果，引导人们在欣赏表象的前提下发现其审美本质，获得物质与精神的双层审美效果。

三、中国现代风景园林发展前景

在世界园林艺术史上，中国园林曾经取得辉煌的成就，是推动西方园林发展的有效动力。17世纪，“中国热”已在欧洲园林设计中得以展示。到了18世纪，不管是设计思想还是设计方法，中国园林对英国风景园林均存在较大的影响。包括环形游览线路布局、视点移动转换和散点式景点布局等在内的设计手法均在西方风景园林中得到广泛应用。

近年来，中国现代风景园林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但具有中国地域文化特色的现代园林文化发展尚不成熟。一些现代风景园林设计者以西方园林的内容与设计方法为指导，忽略了对中国地域文化特征、自然资源的考虑。由此可见，中国现代风景园林设计者需要在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园林的基础上，以中国本土文化特征为依据，结合现代生活环境需求，将审美文化渗透至现代风景园林的每一个设计环节，充分发挥审美文化的功能，推动现代风景园林的发展。

四、结语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提升，精神满足成为人们重点的追求目标。鉴于此，现代风景园林设计面临新的发展目标与方向，其中，审美文化成为现代风景园林设计关注的焦点。因此，设计者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过程中，应以园林主题和人们的需求为指导，在借鉴、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与经验的基础上，优化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使审美文化在现代风景园林中得到充分体现，获得预期的审美效果。

参考文献：

[1]白桦琳.光影在风景园林中的艺术性表达研究.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2]龚娟.审美现代性、大众审美文化与园林艺术制度的生成.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篇4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6—0136—04

尽管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就已经提出了“无形文化财产”的概念，但作为通行性概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在2003年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确定。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颇具生长点和生命力的学术领域，近年来国内如火如荼的研究态势便可见一斑，大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研究规律的探讨，小到对特定非遗项目的调查研究，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然而，综观目前的研究成果，几乎尚未涉及到非遗研究的哲学基础问题；即便偶尔有所涉及，也仍旧停留在认识论哲学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哲学是“爱智慧”的学科，是探究形而上一般规律和基本方法论、世界观的学科，它思考的对象不仅是方方面面的现实生活，更是研究这些现实生活种目繁多的人文学科本身。因此，哲学才有“学科之母”的称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也自然有必要首先探究一下它产生的哲学基础、它存在的基本价值、研究它的基本方法论等哲学问题，也只有在探究了这些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够使非遗研究更具明晰性、方向性，更具高度和深度。

一、非遗研究兴起的哲学背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精神文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和传承。那么，缘何在近年它才最终被确认提出，并得到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呢？这似乎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诚然，影响它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工业时代到来的社会背景，旨在构建炫目空间、景观世界的工业时代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不断被破坏的巨大威胁；商品拜物教、消费社会形成的经济背景，商品至上、消费至上的经济时代导致人们步履匆匆、欲壑难填，旧有的艺术与工艺品早已无法满足食利者的欲望之心；世俗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大行其道的文化背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甚嚣尘上，以“求新”为名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冲击，这些都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寻找被遗忘的家园。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哲学背景与缘由。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应，人类哲学史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的大致线性发展。所谓本体论哲学也即是一种以“预成”为主要思维方式的哲学，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在古希腊的肇始之初便基本是这种思维模式。众所周知，古希腊哲学家在思考万事万物产生之时，一般认为事物是不会从“无”、“不存在”产生出来的，这也即是说，他们在思及宇宙万物产生时总是预先设定了一个“最高实体”，这个“实体”可以是现实之物（比如泰勒斯所说的“水”），也可以是抽象之物（比如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他们认为正是这些“最高实体”衍生了世间万事万物。这种本体预成思维模式在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那里达到了顶峰，期间有不同的哲学家沿着这条思维路向提出了不同的“最高实体”。这种哲学思维模式“虽然表征了人类寻求世界终极解释的努力，反映了人类由感性向理性的飞跃与升华，但却有忽略人类主体性以及活生生的存在现象之嫌，也存有导致神学神秘主义之危险”①。

近代哲学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转向了一种认识构成论哲学思维。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加强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作为主体开始从一直被压抑的世界“客体”挣脱出来，开始思考“客体”、“分析”客体并最终“认识”客体。这种哲学思维模式在人类自然科学不断发展的鼓励下，开始认为只要将世界无限的细分，就可以无限地认识世界，人类作为世界万物的主宰所向披靡、无所不能。世界作为“客体”是可以无限被认识，甚至可以无限被改造。诚然，人类的认识能力、创造能力在这种哲学思维模式的指导下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人类的破坏能力、自我戕害能力也随之提高。两次世界大战、全球升温、新型病毒的全球蔓延、工具理性的压抑、自然环境的压力、人文环境的不断破坏等等随之而来，人类认识能力自信的无限膨胀，导致了可怕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最终形成了人类——世界、主体——客体之间无法逾越的对峙与鸿沟。人类就是在这种极度盲目而热烈的自信思维模式下，不断对过往的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进行着无情的破坏，也正是在这种哲学思维模式之下，文化遗产问题才真正开始成为一个问题。

对这种认识论哲学思维模式弊端的反思走向了存在生成论哲学。存在生成论思维“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思维方式，其特征为：重过程而非本质，重关系而非实体，重创造而非预定，重个性、差异而非反中心、同一，重非理性而反工具理性，重具体而反抽象主义”②等等。对认识论哲学的反思其实从马克思辩证哲学就已经开始，比如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批判等，但直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形成，才真正走向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天地。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对于“人在世界之中”的论述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海德格尔关于“诗意栖居”的命题，为人类文化与美学规划了审美理想；海德格尔毕生追求的“天地人神四方会游”则为人类审美化生存提示了归家之路；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关于技术、时间的思考则为现代文化、哲学敲响了觉醒的警钟。人类不应该再存在于世界之外，不应当再主客二分，不应当再设想自己与自然、与他人处在对立的境地，而该重新回到“前苏格拉底”诗意的时代，寻找自己弄丢的美丽家园。也许，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潮的感召与感染下，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在认识论的道路上走得太快太远，才开始惊醒是人类自己破坏了自己诗意的家园，才开始担忧脚步太快而遗失了文化的灵魂。换言之，也正是在认识论哲学弊端四起、存在论哲学强力反思之始，人类才真正开始思考过往对待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态度，开始挽留与保护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财产，开始研究这些财产所存在的整个生态环境。

二、非遗研究的理论研究方法

就目前研究状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在实践层面上，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法国社会学所倡导的田野调查方法。也即是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身特质、存在环境来讲，田野调查方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深入民间调查，切实掌握非遗的存在范围与存在特征，进一步整理、挖掘非遗的保护策略都是必须进行的工作。就理论层面上，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是文化生态学。在生态学基础上衍生的文化生态理论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对非遗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在国内研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化生态学面对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关注文化研究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系统影响，为非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方法支撑。但在我们看来，非遗研究的理论方法指导还不够完善，尚未达到一定的哲学高度与方法论思考。

既然如上文所述，非遗研究所产生的哲学背景与哲学环境是存在论哲学，那么我们认为非遗研究最为合适的理论研究方法应当是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方法。此种理论方法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更能清楚指涉非遗研究的性质、内涵、研究对象等。通过“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这个名称，我们也可大致了解，它主要关涉非遗的三个方面的特征：审美价值、文化属性、存在论哲学视阈。这三个方面是非遗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可以共同引升为非遗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指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与发展必然也会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但总结前人的定义，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文化是指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我们通常所提及的文化概念，则大多数情况下仅指人类文明发展中所创造出的精神财富。伴随着认识论哲学弊端的日益显露，在20世纪中期兴起了一门新的文化研究学说——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以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为基础，将文化的变化与发展与其所处的各种环境联系考察，“它运用了系统论的有关原理，发展地看问题，把人类文化放到具体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加以研究，并着重强调文化与环境的互动”③，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与方法论优势。“它使人们认识到，文化是一个有生命的生态系统，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文化与它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生态平衡是文化发展的基础等等。”④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也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所以环境的变化对于非遗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故而，文化生态学研究对于非遗保护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文化生态作为一般的文化研究方法，尽管对非遗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却并没有更多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与价值，换言之，此种方法具有普适性，却并不一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与核心价值是什么呢？非遗作为人类的长期社会实践的创造产物，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其价值也是多元的。比如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政治价值、教育价值等等。然就其作为人类宝贵精神财富遗产，作为普世人类诗化存在的手段与状态而讲，它最为重要与独特的价值应该是审美价值。国内有的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比如丁永祥先生在其名为《当代美学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中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审美的密切程度，民俗技艺的审美性质以及民众对非遗的接受程度，详细论证了“人民群众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审美愉悦”，他们“最关注的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价值”⑤。何为审美价值呢？简单来讲，即是审美的愉悦性和超越性。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越来越多关注的是上流阶层的愉悦与超越，如高雅的歌剧、美妙的轻音乐、堂皇的影视剧作等等。与此同时，却在不断遗忘与破坏着社会下层的审美感观，非物质遗产文化的重要性恰在此处体现，它能够满足普世大众的审美需求与审美趣味，它能够使普世大众在辛苦的劳作之余获得审美的愉悦和暂时忘却生计所迫的世间纷纷扰扰。因此，它是一种关涉普世大众的审美文化、超脱文化，应当在非遗研究文化生态之前加上“审美”定语，也即是审美文化生态。“审美文化生态”一词并不是我们首创的，早在2008年就有学者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并认为“所谓审美文化生态，指的就是审美文化赖以生成、发展、变化的环境总和或有机完整系统。它以与审美文化关系的远近，由远及近大体包括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价值观念（包括哲学、宗教、道德、风俗等观念性态的精神文化）等直接或间接与审美文化生成发展有联系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⑥。此后，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高小康教授也认为审美文化生态研究“是从地域差异、传承演变、群落认同和文化空间等各种关系的联系中考察审美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的现实活态特征与当代中国的特殊性问题”⑦，并考察了自然与文化的审美诗意关联、城市群落的审美趣味以及当代审美文化的文化生态环境。这些学者们共同认识到了非遗的审美与文化生态属性的重要性，将二者结合探究非遗的存在与发展是必要的。

此外，正如上文所讲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不能忽略其存在的哲学背景。既然非遗研究的兴起是在存在论哲学背景下展开的，那么也如海德格尔所讲，“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⑧，而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通过对物质和精神实体的一种“悬隔”，直抵事物本身，从而对事物进行一种“本质直观”。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来讲，此种研究方法的内涵大致可以概括以下几点：第一，回到事情本身，回到人类精神的自然与文化基础，探索人类精神与存在的本然诗性关联。第二，对认识论哲学所带来的工具理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外在敌对的态度加以“悬隔”，以一种“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诗性态度“存在”。第三，“扭转人与自然的纯粹工具的，计算性的处理方式，走向平等对话的主体间性的交往方式。”⑨正如前文所述，非遗存在的整生环境十分重要，而过往那种对自然、社会不断攫取与破坏工具计算性处理方式必须走向一种“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主体间性处理方式，人类时刻不能忘记自我就存在于这种环境之中，而不是置身其外。第四，走向一种“前苏格拉底”毫无遮蔽的诗意澄明境界，反思“启蒙主义”以来“理性”带给人们的热烈与盲目。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现象学方法的终极指向便是让人们不断去蔽，从而重新发现“存在”、发现人类在世中的诗性存在。第五，从完全的祛魅回归到一种部分赋魅的状态。认识论哲学所开启的理性让人类的自信心无限度膨胀，认为可以为自然、为社会甚至于为世界一切祛魅。现代人类在“理性”的鼓动之下早已变得热烈盲目、无所敬畏，甚至连自己的神圣精神家园（比如非遗）都践踏脚下，毫不见惜。然而，正如西方有的学者所讲的那样，其实“只有当自然的他者性和陌生化拥有一种深不可测性的时候，那种对非人自然的尊重和敬畏的感情才会树立起来”⑩，这也即是说，现代人类也有必要对自然、对过往的精神文明等怀有一定的敬畏之下，认可它们身上所存有之“魅”。

综上所论，非遗的理论方法指导必须兼顾到“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三方面，所以我们提出了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方法，希冀对非遗理论方法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问题：

从认识论价值到存在论价值在美国著名古典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看来，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关键，在现代性进程中兴起与完成的现代社会科学更多关注的是绩效、功用、成果等事实，而几近忘却了价值本身。

在现代社会科学看来，价值问题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社会无限发展、经济充分发达、体制构造完美，每一种目的、每一种价值就自然会得到辩护和认可。如此，我们便可以搁置对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等价值问题的思考，只去追求最终的成果事实便可；我们便可以将古希腊哲学家们思考的“美好生活”直接置换为“成功生活”，而所谓成功生活不过是“基于对权力、金钱及赞誉的自我陶醉和永无休止的追求”；我们便可以不顾善恶质询的前提，不断追逐现代社会科学所规划的“自我权利”。此种价值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没有真正关心价值本身，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功利性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过程中，所谓的经济价值、历史价值、政治价值甚至于教育价值都是出于一种认识论哲学所导致的功利性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为唯一重视的方面。目前，单纯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已对保护工作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当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认识论价值我们不能全盘否认，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教育、文化内容，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升民族认同感、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仅停留在这些认识论价值上，并没有真正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论价值，我们也将此种价值称之为诗性价值或全生价值。

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诗里读出了存在主义的真谛——诗意的栖居，意味深长、影响深远。此后想要抵抗现代性所带来系列后果的哲学家们对此狂热推崇，且想藉此逃脱“工具牢笼”（韦伯语）、抵抗“白色社会”（鲍德里亚语）、匡正“价值位移”（舍勒语），规约“全自由人”（福柯语）等等。然而，以为找到了抵抗整个工业、后工业时代利器的人们，在扛着“诗意栖居”的大纛踌躇满志、一路狂奔之时，却根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到底是谁来诗意的栖居？换言之，诗意栖居的主体是谁？其实，荷尔德林诗里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充满劳绩的人们”。诗意栖居的主体至少在荷尔德林看来不是那些自命不凡的政客，不是腰缠万贯的富豪，亦不是养尊处优的中产阶级，而是充满劳绩的普罗大众。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海德格尔说：“诗不仅仅是存在的饰物，不仅仅是稍纵即逝的热情或空无。更是一种旨趣，一种娱乐。诗是历史的基础，因而它并非文明的外观，更绝非‘有教养者’的‘表现’。”然而，普罗大众如何诗意的栖居？或者讲，如何保障普罗大众诗意的栖居呢？答案就在普罗大众所醉心、愉悦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之中。当我们看到八旬老人饿着肚子也要唱句家乡戏，农村老汉推着板车也要哼着小调，乡间妇女溪涧洗衣时也愉快地唱着民谣，民间艺人苦于陶瓷烧制技术无人来继嚎啕大哭时，也许才能真正明白这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最深、最富意味的价值。也许正是在上述的那些状态中，一个个作为“存在者”的普罗大众才能在时间的无限敞开中体味“存在”，我们才能真正称他们在“存在”。

篇5

家居墙面的装饰是现代室内设计重要的构成要素，其中，以自然景致为题材，以手绘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室内墙饰在如今的装修中出现并逐渐升温，这种体现浓郁的人文风格、充满个性、智慧和创意的彩绘墙面深受人们的青睐。这种新颖的形式不仅满足了现代社会求新求变的消费趋势，而且还体现了当下的现代人对自身精神层面的审美文化渴求。

一、现代家居彩绘墙画的历史渊源

现代家居彩绘墙画，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壁画，如原始洞窟中的洞穴岩画、湿壁画等。伴随着宗教的发展，到封建社会出现了在墙壁上绘制了各类宗教图案类的图案。而这种视觉图式大都取材于宗教，因此，带有明显的宗教教化和象征的意义。而在那个战乱四起，民不聊生的岁月里，饥民对壁饰中隐藏的超自然的“神性”顶礼膜拜。此时，壁饰还往往会作为权利和财富的代表，尤其是皇家宫廷以其奢华、显贵令普通贫民叹为观止。

工业社会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壁纸等新型装饰材料的出现，极大的丰富了个人的私密空间，改变了平民化空间中单调的墙构材料本色。但是为了适应机器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往往许多本真、质朴的感性设计理念逐渐被统一、机械的工业理性所取代，钢筋水泥“笼子”里的现代人更渴望一种自然的、朴素的人性的回归。而纯手绘则以自然风景、动植物形象为题材、运用具象的和抽象的设计手法来使人们联想自然，感受大自然的温馨，身心舒逸。它的易亲近性、易感动性恰恰迎合了工业理性下人们“回归自然”的强烈渴求。

二、现代家居彩绘墙画文化的思想来源

以自然景象为题材的家居手绘墙悄然兴起并流传并不偶然，在思想根源上它与我国几千年传统居室文化是相通的。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农耕文化，它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这使得千年来木构架建筑成为我国独特的建筑文化构成，庭台楼阁假山池水、室内陈设家具与木雕屏风隔断的相互映衬，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文化趣味。文化的积淀与传承使这一思想一直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大脑，而当下以自然题材的家居彩绘墙的出现其实正是这种文化在现代社会大众意识中的延续。彩绘文化墙这一形式有效地将自然“搬进”私人空间，从而使个体居室回归到传统“天人合一”形态上，这是“推窗见景”的造物观念在个体生活中延续或再现的有效途径。

三、现代家居彩绘墙画的特征及整体设计

手绘墙可以摒弃画框装饰的生硬与造作，将一幅幅流动、立体的画面定格在墙壁上。图案选择的多样性也为家居装饰打上了“个性化标签”。家居彩绘的性价比很高。墙体彩绘价格实惠，而且还可依据主人的审美品位选择丰富的色彩和图案样式。此外，它具有环保且易于清洁修补的特点。

彩绘墙画风格有中华风情、简约、田园、卡通等。一般来讲，家居墙画设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整体设计:第一，墙画彩绘之前应该对其设计风格做一选择，以及不同的尺寸、不同的图案和不同的色彩造型。第二，充满创意的彩绘墙画并不局限于家中的某个位置，客厅、卧室、卫生间都可以选择，甚至是开关座、空调管等角落位置都可以用手绘的精致图案加以装饰。第三，选择合适的绘制材料并掌握正确的绘制技法。绘制的墙面需要2-10号的羊毛笔若干支，手绘用的涂料最常见的是丙烯颜料。在绘制时通常是由具有绘画功底的人用铅笔打好底子以后直接绘制，或采用幻灯片，将图案直接投影在墙上再描画。打好草图后，用排笔轻轻拍淡些，接着根据个人喜好进行涂色，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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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设计是一种对物质形式和结构的改造和组织活动，论文从人的因素来考虑与人有关的一切活动，使这个物质世界成为人类生活需求的一部分。这说明，任何设计活动都是从人的生理、心理、喜爱、生活习惯等因素来考虑，体现人性化内涵。随着社会的文明发展，任何设计都越来越注重人性化、人情化因素，强调以人为本。环境陶艺是一门新兴起的公共艺术，作为一种被设计的物质形式介入人们的生活空间，不仅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一种物质形态，还提供一种生活观念。

因而，环境陶艺设计必须通过一种有人性化、人情味的艺术形式来联结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情感生活，才创造一种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生活世界。人性化设计是一种注重人性需求的设计，也使人和被设计的物质形态有良好的、合适的互动关系，能更好地符合人的各种需求，提高和完善人的人性和人格。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是一种设计形态（符合人类的审美需求，适合人类自己的文化的、情感的、审美的趣味和生活理念），有利于环境陶艺作为一种迎合大众的视觉形式进入公共环境空间，赋予人们生存世界更多维的生活艺术化、自然化。

1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概念界定

环境陶艺设计是艺术家或设计师借用陶瓷材料媒介为某特定环境空间进行设计创作的艺术形态。简言之，协调“人、环境、陶艺作品”三者关系，人指（设计者或创作者和公众），环境指公共环境和个人环境，陶艺作品主要指三维陶瓷雕塑和二维陶瓷壁画等。

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是指艺术家或设计师通过在其作品设计方面注入“人性”的因素，使环境陶艺构成视觉艺术形态，更富有人情味和情趣性，引起人们视知觉的亲近，符合人们心理审美的舒适、愉悦、自然，营造公共空间的艺术氛围和亲切感。而这种设计主要表现在其形式与内容设计上符合人们理想的文化观念和审美心理，使其陶艺作品与人、公共环境之间形成协调关系，体现人性的关怀。它是注重人性需求的设计，不断地健全和完善人的审美需要，提升人格和性情，热爱人，尊重人，关心人。同时,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不仅仅强调其造型、题材、结构、色泽等因素,符合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文化心理、历史文脉、自然生态环境,并与现代科技和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而且使环境陶艺及其环境空间尺度宜人,满足环境陶艺使用者—公众的审美需求,创造人性化的空间景象,实现人性的关怀和心灵的体验。

2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的表达方式

环境陶艺构成空间景象之美与人们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以及文化心理相符，毕业论文才使环境陶艺作品、人和公共环境三者形成整体和谐关系，满足人类生活方式的理想诗意化。

2.1主体审美尺度的平衡性

主体审美尺度的平衡性是指设计者在设计环境陶艺时，个人审美观的传达与公众在欣赏其作品时反映出的审美标准、审美情趣等相符一致性，构成审美欣赏关系的亲和性和愉悦性、自然性。而这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限制和约束其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方面，即设计者在其作品设计的表达方式须反映公众的审美需要。

一方面，环境陶艺的形式（造型、色彩、肌理、装饰手法等因素）设计，须考虑公共空间人群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能力等。首先，设计者在设计造型的形态方面，寻求与公众的审美能力、审美理想形成和谐，针对性选择装饰性的写实人物、动物、器物等造型，还是变形夸张的直观化造型，或者抽象几何体的象征性造型等，这样，才使其造型更生动、形象化贴近公众的审美标准。其次，其色彩饱和度、明度、纯度、冷暖的搭配与组合，符合公众视知觉的舒适感和心理的情趣感，以及风俗习惯等，即与公众的审美理想达成一致性。还有其肌理组织质地的细腻美和粗犷感，组织结构构成形体空间的秩序美与分割排列关系，装饰方面汲取传统纹样，地域文化符号（如景德镇的青花、粉彩等），以及采用绘制、刻划、雕刻、镶嵌等手法，才会形成公众的丰富审美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环境陶艺的内容（题材、主题、内涵）表现方面，须反映公众的审美生活、审美情趣等。

首先，题材是设计者设计环境陶艺的重要素材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映现，也是使作品贴近公众生活的重要方式。其次，主题也是环境陶艺表现的重要思想内涵和文化语言，如标志性、教育性、宣传性等环境陶艺，其主题思想不仅要反映地区性文化特征，还要体现公众的审美情趣。

主体审美尺度的平衡性，不仅是环境陶艺人性化设计的重要前提和表达方式，英语论文还是贯穿于其作品的设置与审美的主要参照或空间景象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评判。这种平衡性强调艺术家或设计师在进行环境陶艺设计时，除了将自己的主观审美理想、审美情趣、设计意图、统一构思之外，还须更重要地从公众的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理想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考虑，并把主观的审美意思纳入客观的审美对象之中，才可以建立起陶艺作品与公众审美相呼应的关系。

2.2公共空间环境的和谐性

公共空间环境是指陶艺作品设置在某特定环境内，依附着周边（城市文化、建筑特征、自然景观等）某种空间的“场”或“群”，以及与此环境中人群共同构成空间环境。它主要指自然环境、场所环境、城市环境、人文环境等。环境陶艺与公共空间环境的共存和谐才能构成空间景象的美，形成具有某种“场”或“群”的氛围，引发人们视知觉的亲和性和凝聚力，提供给人们的舒适、愉悦、自然、诗意化的生活空间，赋予人们审美的人性关怀和心灵润泽。

2.2.1自然性

自然性指“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观。作为置身与特定环境中的环境陶艺设计，在介入大众生活空间的同时，应从自然生态的地形、地貌、地物、人文等诸方面探索设计的取向。因为从功能出发，在这个特定环境中的最佳位置设置环境陶艺，其作品的尺度、体量、距离关系受周边自然环境形态的约束和限制，使人感受到自然的生态完整性（指人文景观、历史遗

产、植被绿化、交通畅通等），并使环境陶艺成为自然环境美的一部分，体现“情”与“景”的融合。同时，“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观，反映环境陶艺设计因素（造型、色彩、肌理、光影等）符合人与环境和谐的关系，在追求人类与自然的长期平衡发展中，又赋予自然景观美的意识形态，求得一种人与自然共生的空间场所。2.2.2文化性

环境陶艺设计受制于城市的特定人文环境和空间特质，才能展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氛围，硕士论文营造城市精神风貌和树立地域特色。环境陶艺的设计形态因素融入其文化语境，如地域文化、风俗习惯以及特定环境人群的文化心理和建筑空间文化氛围等。它可能表现在对原有文化结构的延续，强调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或者适应时代的审美需求，在本土文化结构上嫁接新的设计思想、手法、思维方式，包括嫁接外来文化和其它类型文化等，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结构。这样，环境陶艺才作为视觉经验的对象，能强化场所传达的社会文化意义或生活方式，能引发环境观赏者的共鸣和联想，使其作品、公众与环境三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激发环境的生机与活力以及缓解人们的精神压力，同时，它反映该特定环境中人群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和生活情趣，肯定了此空间景象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2.2.3交流性

公共艺术的发展,其支配权由“精英”向“大众”的转变，反映公众精神和公众审美，与人形成一种可交流性的视觉艺术空间。这种交流性决定环境陶艺设计须面向大众审美心理，促使设计者设计出符合公众的审美趣味、生活习惯、文化观念等因素的作品。其环境陶艺的形式设计要体现人们审美心理的生动性与直观性，个性化与人情化，场所性与文化性等，才能引起人们的亲近心理，使其作品与人们实现可欣赏交流空间，如造型设计符合人们的理解、安全心理，色彩设计符合人们的情感心理以及风俗习惯。因此，环境陶艺设计的某些实施方案，应采取开放化、民主化的策略，由大众（指具有一定艺术审美能力和文化修养的人）的参与抉择，这样设计者才能准确地获得公众对审美对象物的反馈评判信息，更加合理地使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表现与公众的审美趣味、生活习惯、文化观念等积极因素相符，真正地开启了一个展现人性审美需求的艺术空间。

2.3时代性

人类审美行为具有一种活的生命力，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也会相应地流变。那么艺术家或设计师在环境陶艺的艺术形式设计上应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环境陶艺设计赋予人性的审美需求，其表现形式（造型、装饰、色泽等）与内容（题材、主题、内涵）都应该具有现代人认同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即创造性建构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形式与内容，融入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气息和国际化艺术的多元思想，才促使环境陶艺文化的自身积淀和发展，使公共艺术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格得以延续和扩展。

2.4通俗性与趣味性

这里所说的通俗性并不是指“世俗性”或“庸俗性”。环境陶艺不仅设置于公共空间之中，而是表征和蕴涵着广泛的社会群体所认同的文化精神，审美意象及道德理想等。由此，环境陶艺的公共性决定了其设计形式，显示大众化文化精神，大众化审美需求，即公众的通俗性。环境陶艺的艺术形式设计的通俗化，主要指其视觉形态语言的表现符合大众审美文化心理，赋予大众与其作品更形象化、情趣化的欣赏交流，让人易于理解它，亲近它。其通俗性体现在造型设计的生动性与直观性，色彩运用的丰富性与时代性，题材表现的人情性与趣味性，内容反映的生活化与平民化。通常，这种趣味性表现在其作品的物质形态赋予人性的情感、情趣、个性和生命，而这种趣味性包含了滑稽性、幽默性、好奇性、幻想性和亲和性等。环境陶艺设计者的趣味性与公众审美的趣味性之间相符，才能建立一种物质和情感的交流关系。然而，趣味性的艺术形式主要表现在装点性的环境陶艺设计中，装点性的环境陶艺是为配合既成的环境（指开放自由化的场所环境）而进行的艺术设计。当然，像标志性、宣传性、象征性等类型的环境陶艺或者庄严、理性化氛围内的环境陶艺，其主题性表现因素会削弱其形式设计的趣味性。虽然环境陶艺设计的趣味性以注重其自身的价值为主要因素，但却脱离不了环境对它的制约和要求。

2.5生态可持续性

环境陶艺设计注重生态可持续性发展时，工作总结决定着艺术家或设计师设计环境陶艺，不能仅仅停留在建构当前视觉景观的审美意识中，还须考虑未来此周边环境空间（指建筑、植被、绿化、交通、和人的审美观念等因素）的变化，对作品构成视觉美景的影响以及价值的评判。同时，生态可持续性也反映出环境陶艺设计要考虑其作品的易安装性和可拆卸性、维修性和持久性、抗压性和安全性等因素。这样，环境陶艺设计充分考虑人与城市环境以及公共空间构成的和谐性、高效性、整体性、多样性、全球性、人文性；从而体现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真正遵循以人为本，在物质和精神上维护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和道德伦理观。

3结语

任何艺术设计活动须关注人,关注人性,体现心灵,不仅是创造一种物质形式,更重要是要创造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环境陶艺是艺术设计实现人们审美需求的一种创造性活动,环境陶艺的人性化设计是艺术家或设计师通过对其设计形式和功能等方面赋予“人性化”的品格,使其具有情感、个性、情趣和生命,提升和润泽人的心灵,才使环境陶艺作品起到审美、休闲和娱乐民众的目的，为大众创造出愉悦感、快乐感，以及增加城市公共生活的亲切感，激发人们的艺术审美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引起人们的好奇、触摸，依偎、攀沿等活动行为，成为一种公众性的生活审美化、自然化的艺术空间，构成空间景象的愉悦之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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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建盛.希望的变异—艺术设计与交流美学.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1

[3]朱红文.工业.技术与设计—设计文化与设计哲学.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1

[4]施慧.公共艺术设计.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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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1][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 西方的没落[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2][加拿大]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劳承万. 审美的文化选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篇8

一

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关注及研究首起西方学界，波德里亚、罗蒂、詹姆逊等大师级学者均早有涉猎，正式命名者则是费瑟斯通。此后，这一学术课题渐成热点，持续至今。

我国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和探讨稍迟于西方，始作俑者便是学者陶东风和《文艺争鸣》期刊，随后童庆炳、金元浦、王德胜、鲁枢元等知名学者纷纷参与其中，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探究与讨论，学界蜂拥而上，趋之若鹜，沸沸扬扬，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总体而论，这些研究和探讨，拓展并深化了我国学界对审美文化及大众文化的研究，促进了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但也难免西方话语移植和转销之嫌。

二

作为无法躲避的审美现象，“日常生活审美化”愈发强烈地冲击了并继续冲击着美学研究，与之相应，对高校美学教学也发起了挑战。传统的高校美学教学基本上还沿用着精英式的经典化美学知识体系和话语范式。美学的这种知识体系和话语范式主要以德国古典美学为基石，注重思辨和逻辑，理性有余而感性太过匮乏，实质上有悖作为“美学之父”鲍姆嘉通创立美学学科的初衷，因为鲍姆嘉通当初创立美学学科时，恰是基于对人的情感的关切，所以特意命名为“感性学”。人类鲜活的生命活动，充满质感的生活气息也被上述这种美学高傲地撇开了，结果是美学孤独地悬浮于生活之上，难接地气。而晚近，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日益加强，美学已处身尴尬，不得不“屈尊”，俯身直面生活，这就意味着，美学不得不“审美日常生活化”。这就对高校美学教学提出了要求，将基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势下的诸多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美学现象及问题吸纳进来并进行与时俱进的研究已经大有必要，甚至刻不容缓了。

当然，“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为高校美学教学提供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新机，使之丰富多彩。与美学扩容相应，高校美学教学也应更加丰富、充实。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日益突出，高校美学教学也势必将大量的基于日常生活的审美文化现象吸纳进来，从而对原来的高校美学教学内容、方式等产生影响。

然而令人倍感遗憾的是，学界及美学教育工作者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势下的高校美学教学的关注和研究却远远不够。到目前为止，高校美学教材尽管一增再增，但基本上还是沿袭旧制，重复雷同现象严重，；尽管个别教材已增专章介绍“审美文化”（如王德胜主编的《美学原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又如陈望衡主编《当代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3），但还是未能真正打破窠臼反映“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未能将日常生活审美现象及时吸纳进来，未能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传统美学体系、原理、规律、命题、范畴等等的冲击反映出来。

到目前为止，仅有为数不多的几篇美学教研论文牵涉本课题，且意非专此，多涉他务，难以系统化和深度化，未能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势下《美学》课程教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考核制度进行研究，如周霞《“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当代美育策略》（《江西社会科学》2008.5）一文主旨在于“日常生活美育”，指出“从政府到个人，从企业到家庭，从传媒到受众，都参与其中，各司其职，并认真汲取传统美育资源，真正做到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审美追求”，可以看出，该文并未真正论及高校美学教学问题。

三

“日常生活审美化”对美学教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对美学教学内容的冲击

“日常生活审美化”使得美学泛化成为“泛美学”，于是，审美从过去那种高傲的地位上走了下来，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的寻常事件。这种趋势无疑对美学教学内容造成冲击，冲击着传统美学教材的编写范式以及教学内容中的原理、规律、命题、范畴等，如传统美学理论的本质主义思维范式、“审美无功利”、审美的精英化、应用美学的缺失或淡化等问题，这就要求美学教学应与时俱进，在教学内容上突破传统教材的束缚，及时吸纳新的审美现象，突出时代感和现实感；但是要做到有机融合，就必须关注美学界基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对美学理论的探讨和阐析。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对高校美学教学方式方法的影响

当代的审美文化正在日益朝着视觉文化发展，图像（影像和视像）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当今时代的文化标志，也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表征，与之密切相关，审美对象视觉化的结果便是审美方式的直观化。这种趋势和情况就要求美学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方法，充分运用现代教学设备和技术，突显视觉化和直观化特征。

（三）“日常生活审美化”对高校美学考核方式方法的影响

篇9

一

在设计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对设计的审美有着不同的阐释。从20世纪初阿道夫・卢斯提出的“装饰即罪恶”，到路易斯・沙利文的“形式服从功能”，再到密斯・凡・德・罗的“少即是多”等，这些都是基于哲学思潮的更替和社会环境的差异，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设计审美观念。

当前，我国的设计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社会大众的审美高度层次不同，在貌似平静的设计表象下，一些设计乱象丛生，抄袭之风肆虐、设计行业门槛过低、整体设计水平低劣、作品缺乏创意等等。探寻其背后所隐藏的重要原因，除了经济利益等因素外，恐怕还与大众和设计师之间审美观的不同密切相关。有一位设计师曾说“许多设计非自己所愿，客户说什么是什么，不满意不付款，这让设计成了一件很费心费力的事情”。因此，面对当下设计发展现状，设计师应该以批判性思考来探寻其根源。

二

（一）大众的审美

审美，是人们对事物的美丑好坏所做的一个判断评析，即美感与否的产生和体验，可以说，这是一种客观反映在主观的一种心理活动过程。既然是一种心理活动，那么它必然受制于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时代背景、文化氛围、审美观念等。同时也会受到一些主观因素的干扰，比如个人的知识水平、文化修养、兴趣爱好等等。

当前的中国，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物质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大众对美的需求也在不断地提升。一些设计师的作品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被大众所知，并在试用后能得到大众的认可使之成为流行趋势，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审美趋向。这种符合大众审美潮流，并得到社会大众普遍认可的审美趋向，就是社会主流审美即大众审美观。

（二）平面设计师

从事专业平面设计的设计师，多数曾长期受过专业训练，对于事物美的认识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也即专业设计师以“设计师的眼光”来审视事物。他们与大众的审美感知不同，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追求与众不同的设计

创新是设计师的灵魂，设计师在设计的追求和表现上，都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个性和创意，即与众不同。缺乏个性的设计，尤其是对于平面广告设计，将会使设计作品逐渐陷入大众化和平庸化的泥淖。设计师潜在的审美认识呈现在其设计的作品个性中。在平面设计行业里，设计师与大众相比，对美的认知更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人们通常认为被设计师视作美的事物，应该是大众及整个社会公认的美，如同“盾”，设计师希望将其审美趋势传达并保护起来。

2、设计作品应该与艺术作品一样受到重视

在设计师的眼里，自己设计的作品如同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一样，都是自己情感和思想的表达，设计师的设计有时候会被认为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不接地气，往往被束之高阁，或者完成的设计作品，需要按照客户非专业的眼光要求进行修改，甚至是重做。设计与艺术如同孪生一样，二者虽有着不同的创作领域，但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需要有独立的设计创作与审美欣赏的空间。

3、设计不应该被规则束缚

设计是人类按自己的意志对自然界进行的创作，用于改善人类的生活，发展文明社会的一种广泛活动，或者说设计的发展也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缩影，设计的审美就是社会文化的亚系。在当今，每一条信息传递都通过了设计的美化，设计美以无可替代的独特性呈现在社会的每一处。在设计师的眼里设计是天生有趣无拘束。如果设计师墨守成规、按部就班，我们所见的事物是否都会以同种方式呈现，变得单调无味，所以设计师的创意应该是天马行空，不断突破和尝试创新。

（三）大众审美对平面设计师的影响

平面设计师与产品设计师、建筑设计师一样，会针对不同客户，解决其具体的需求。同时设计的审美会受到这些目标消费群体的共同需求倾向的制约，即设计受大众的影响，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局限性，面临着“矛”的攻击。在这场与“矛盾”的交锋中，设计师和大众如果能实现设计审美的共鸣，那可能会产生一个名利双收的好结果，但实际的生活中却不然，这样的主动权往往是大众掌握设计审美，而不是设计师。

例如以时尚性感女郎为主的平面招贴和低级趣味的户外广告。这些广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大众的眼球，迎合了部分大众喜好，也能起到相应的宣传作用，但其营造了一种庸俗低下的社会风气，它严重影响了社会大众的设计审美趋向。低俗设计是当前不良文化的诱因之一。

无法回避的是，客户是大众审美的参与者和提倡者之一，会在设计之初或设计进行时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如“去掉所有英文，只留中文，消费者看不懂的” 、“字要大，不然消费者看不到”、 “不要做这么洋气，不然消费者会认为太过高端超出他们的消费水平”等等。这样一些非专业的评价和要求，严重地干扰和束缚了设计师的专业创作，导致设计无所适从，只能低就，因此一些设计混乱、无美感的作品也就源源不断地产生。

从设计的理论角度来看，设计分为两种，一种是满足需求，另一种是引导需求。从平面广告设计的小环境看，设计师所接触的大多数客户都是私营企业业主或公司的中层干部，他们对广告的价值有一套自己的判别标准，他们要求广告以直接的方式呈现，并尽最大的尺度来吸引目标客户。受到客户这种简单粗暴的思维导向的影响，使广告的表现形式缺乏美感。目标受众群体长期观赏这样的广告，逐渐接受并认可这样类型的广告。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人们认为大众的审美观日趋单一化和同质化，好像所有的受众群体都持这样的审美观。设计师处于这样氛围的环境中只有去迎合目标大众的审美，设计的引导功能就变得越来越微弱。

（四）大众审美与平面设计师的关系

大众审美与平面设计师审美具有因果的关系，同时又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如果大众客户的想法得到采纳，并且大众最大限度地给设计师提供发挥创意的个人空间，便可使广告达到功能与价值、美观与形式统一的效果。反之，大众审美一味主导设计师的设计思路，就会有不和谐的审美作品出现。

基于这样的关系，在设计领域，无论是以什么样审美效果来吸引大众眼球，都应该注重人文精神的渗透。让人们在人文关怀的设计中，感受到一种和谐的审美体验，在关注视觉设计本身同时，应更加关注大众与设计师在社会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未来设计将着眼于与大众审美和设计师审美的共鸣。大众审美和设计师审美的关系是相连的、内在的、互动的、广义的。当然，要设计师们和大众群体立即改变观念，达成统一正确的审美态度并非易事。目前，在平面设计领域内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有的平面设计作品过多地注重形式，只追求绚丽缭乱的效果而忽略了首要表达的信息；有的平面设计者过分依靠电脑预先设置好的程序，失去了自己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使其作品平庸无奇；更有的平面设计者惟利是图，急功近利，其作品缺乏个性，简单粗糙，毫无艺术生命力等等，都严重影响平面艺术的繁荣发展。未来平面设计师的职责是满足客户需要的同时，维护社会伦理和道德，引导大众有一个好的审美意识。好的设计将是未来正确价值观的体现，设计师在提高生活品质、促进文明进步中起着积极作用。

三

当前，我国平面设计任重而道远，这场“矛”与“盾”的斗争还将继续，且随着大众审美水平的提高，对设计师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设计师促进设计的发展同时，使设计师和大众需求两者之间实现良性循环。此外，设计师对于设计审美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不仅要求设计师本人按照大众的需求，以人为本的目标去设计产品，还要求设计师承担起提高社会大众审美品位和审美水平的任务。在公共场所，相关部门是否可以加大力度对低劣广告作品进行控制监督，给大众提供一个更美的空间。相信在社会活动中，如果大众受到美的环境的熏陶，他们的审美能力必然会有质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邹一. 大众文化的审美存在与审美现代性批判.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09.

[2] 刘学兰. 试论大众审美文化的消费性.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

篇10

20世纪80年代文学以及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合谋”形成的繁荣，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以下简称90年代文学批评)备受指责的参照与证据。每当论及90年代文学批评时。总有不少论者以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热烈与之相比从而发出批评“缺席”、“失语”的感慨。事实上，90年代文学批评纷繁复杂，学术界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评价也莫衷一是。“对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进行大致相当的描述和作出公允的评价是极其困难的，不仅是距离近，我们身在其中，还因为这是个价值多元的年代，价值多元决定了作者不可能以定于一尊的框架来梳理每时每刻发生在我们周围巨大而庞杂的批评现象。”虽则如是，但透过这种种现象与迷雾，把90年代文学批评放之于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观照．以批评话语的价值取向和批评话语的践行方式来加以考察，那么，90年代的文学批评都可以囊括在“大众”和“学院”的范畴内加以描述和讨论：一是大众化的倾向，这主要是指批评在多元价值体系的文化现状中，呈现为一种通俗化、商业性、娱乐性为价值主导的批评话语，具有鲜明的大众色彩，关注当下文学现实和热点问题，注重感性的体味；二是学院化的努力和特色，这主要是从文学批评内在本质来说的，它具有文学批评的精英理论建构色彩，注重批评的学理性和深度诉求。

大众化是指一种文化氛围。将大众化作为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特征走向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大众化”批评是与“学院化”批评严谨、注重“规则和体裁”且具有理论建构性的批评风格相对的，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浮躁、缺乏学理性的批评形式和风气，这类批评措辞尖酸，甚至流于谩骂，有的还涉及到人身攻击。观点极端且有失偏颇，往往使批评演变为事件而广受关注——这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市场意旨。二是指通俗、注重感性思考和体味的话语批评方式，通常是以一种轻松、活泼和灵动的面貌出现，显得平易近人。

“大众化”作为90年代批评的倾向，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动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流话语支配了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商业文化的发展获得了极大的空间，文学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商品化的深渊。在商业文化和大众传媒市场化运作的双重夹击下．我们看到文学批评不时有这样的景象：报刊编辑与媒体合谋不断制造热点进行商业性炒作，抛出了诸如“新XX”、“美女作家”、“身体写作”标号或术语；评论家与作家(或编辑)合谋，不断上演一出又一出文学事件：某些知名学者策划的文学大师排座次、“马桥之争”、《十作家批判书》等等，还有诸多在人情之上、利益之下的“红包批评”。这些批评活动的共同特征带有很大的“广告”、“宣传”、“炒作”味道，这种貌似审美批评的言词实则是商业文化下的市场意旨。具有浓重的商业意味和明显的市场运作痕迹。但这些批评现象得以出现却包含着社会文化现实中的某些新因素。“在充分注意到这些批评实践的负面效应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正是这些显然是被‘戏剧化’或‘漫画化’了的批评事件当中，包含着九十年代批评发展的新因素，诸如批评自由的获得，批评模式的变化，批评家与被批评者的关系的改变以及批评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心位置的变化等。”尤其是当大众传媒已经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进入了市场经济阶段之后，这些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批评被纳入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因此，文学批评的商品化成为必然的文化现象：报纸编辑、记者和批评家联手纷纷挑起、发动、参与文化争论。推着读者不断地从一个话题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从一场争论转移到另一场争论。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消费话题的时代，媒体源源不断地策划出无穷无尽的话题，增加其可读性，从而吸引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化的文学批评推进了文学批评面向市场的进程。

另一方面，由于大众文化盛行，人们的审美趣味转向平面化。追求感观的愉悦。放逐了对精神的深度诉求。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代表了人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艺术选择，人们更愿意在色彩斑斓的文化世界中享受轻松休闲的视听与阅读，而不愿意阅读通过细致的体味与思索才能心领神会的精英文化文本和叙述。这种审美文化心理的微妙变化，使得大量通俗、时尚的批评文字得以流行。同时。大众文化使得一切带有形而上倾向的精英文化显得步履蹒跚。

文学批评不去追求文学的韵味、意境和意义的深度，而去追求表面的、感性的、平面的形象性、直观性、代表性。其目的不是引起读者去回味、思考和评论，而是引起读者去感受、享受。这种感悟式、直观性的批评文字比之于学理性的抽象思维更具文字亲和力，读者的接受来得更轻松，这使得文学批评从神圣的祭坛走下来，来到了大众中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化的文学批评对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学文本的关注与解读是大众与文学审美之间的桥梁。传统的文学批评往往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和作家、评论家圈层。难免自说自话，甚至自我欣赏。在这里媒体的功能使文学批评的功能得以扩展，会更加及时地捕捉更多、更新的文坛信息，加上自己的注释与判断，以受众更易接受的话语方式表述出来。更重要的是。媒体的关注视野也使文学批评的关注视野突破了传统的纯文学的文本范畴。“文学批评的概念在90年代已经不再关注于纯粹的文学文本，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概念在90年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的确，90年代文学批评的审视对象也因此扩大到对影视作品的评说、对网络文学的分析。甚至对流行歌曲的艺术与文化的审视。可以说，文学批评的视角已逐渐更加平民化、大众化，这对引导普通读者的审美活动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而当文学批评在大众传媒上占有自己的席位，并大有引领受众阅读、鉴赏的趋势时。文学批评的功能便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有效发挥。“大众化”的批评风气和样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文学批评多元化的格局。

由此观之，我们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及其批评正在发生某种转向——即“大众化”文学批评倾向的形成。这种转向和传媒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和大众文化的盛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直接导致了大众化批评的勃兴。改变了理论批评一统天下的格局。也弥补了理论批评疏于关注“当下”的不足。使批评格局趋向于合理和多元。

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一个多元并存的社会文化局面，这期间，各种批评观念和方法蜂拥而至。西方话语的霸权、中国传统批评方法的发掘、西方批评方法的引进、中国本土批评家的创造等共同构成了文学批评发展的多元化境遇。在90年代文学批评的坐标上，如果以大众化批评为横坐标。学院化批评为纵坐标。那么它们的交汇点就是当下的文化现实；如果说面对相同的文化现实，批评家选择以大众化的方式发言使文学批评呈现出大众化倾向，那么学院化批评就是从揭示本质和理论指引的深度践行着他们的批评活动，构建着具有学术规范、讲究学理背景与知识传统的专业化的批评形态。

学院化批评主要是一批在高校及文学研究所任职的职业学者进行的专业批评，虽然在市场经济时代中面临边缘化的局面，但学院化批评的主体以其自身广阔的学术视野、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日趋成熟的现代体系，以理论和文本意识的深度支撑着当代文学批评学科建设的基石，以强烈的精英建构意识推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从批评的成果和批评话语空间的拓展来看，90年代学院批评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就90年代出版的文学批评和研究著作来看，就有陈思和、王晓明主编，学林出版社出版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谢冕、李杨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以及杨匡汉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十年代文学观察丛书”等，其涉及到了西方近百年的各种文学批评，如精神分析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阐释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等。这些颇具学术含量的文学研究著作显现了文学批评的成果，凸现出学院批评力量的强大。就90年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和研究路向来看，90年代以来批评的话语空间又有了更大的拓展，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文化研究以及后殖民理论的兴起等都拓展了批评言说的空间。此外，与从西方引进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不同，90年代初有一批学者转向传统寻找学术资源，作“学术史”的研究，以期通过对学术传统的重新审视和发掘来找到一种研究文学的思路。张扬纯粹的学术研究，退而进行学术史的梳理是知识分子在大众面前的一种姿态，体现出学院精英在拓展批评话语空间的某种努力。

这些批评活动极其文字共同构成并体现了90年代文学批评的学院派特色，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学院化批评不仅仅面对文学，大多数从事学院批评的职业学者也不仅仅是文学麦田的坚定守望者，转型期社会纷繁的文化文学现实急切需要批评家加以阐释和批判，学院批评的使命就是以其学者素养和学理分析来透析现象，揭示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给人们以精神指引，从而体现知识分子的价值，找到维系自身价值的场域。他们通过专业性的研究工作，承载着启蒙与代言的责任，这种情况如实地反映了知识分在社会大众和整体文化构成中的地位与作用。他们科学的理性的学术思想中渗透着感时忧世的使命意识．这种意识以表达广大民众的社会理想为巨大支撑，保持着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学院派的这种品质，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魅力的展现。从这个角度而言，学院批评不是封闭的象牙塔，它往往处于十字街头，以内省的学术思索向社会开放，向现实延伸。在诸多学院派的批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用文学话语向复杂的文化现实不断介入的努力，现实，作为一个最终需要阐释和反映的目标，始终渗透在学院批评的方法和过程之中。从另一个角度看，90年代的学院批评同时也隐含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省与反抗。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和各种思想、观念、理论的包围中，批评的精神正在淡化和消解，某些批评借口转型和改革而放弃批评精神，放弃批评一贯坚守的人文精神和立场，有的趋炎附势，有的趋俗媚众，有的争名夺利。这是市场经济的商品意识在批评家身上投下的阴影，批评家人文精神和批评精神的淡化必然造成批评的人文精神和批评精神的淡化。而学院化批评以前所未有的理论的丰富性和观念的多样性参与了这一时代的文学建构，在商品经济大潮和多种复杂因素的困扰下，捍卫了文学批评所剩无几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