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电视剧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题材狭窄缺乏新鲜感

三、见好不收狗尾续貂

常言道“见好就收”，这是很有道理的。电视剧制作上也应该这样，适可而止，最热闹时收场，让人回味无穷。而现实情况是，一部剧播出后，反应良好，于是制片单位或主创人员便想让“好”持续下去。约来编剧（或另换编剧）再创续集。编剧只好挖空心思地杜撰，全不像当初的灵气与自然。导演也硬是将质地完全不同的两部分强行地拼接起来，这样拍摄出来的续集便多有狗尾续貂之弊了。如《西游记》之续集，基本是“师傅赶走悟空，师徒遇难难解，悟空重返”的老一套情节的重复，虽有高科技帮忙，却也不很成功；与前一部迥然不同的集与集间的连接方式（向唐皇汇报取经经过）使得与前一部很不谐调，也无新意，完全没有必要拍续集。可以说由于续集的播出，倒淡化了《西游记》这一精品剧在观众心目中已有的完好印象。《康熙微服私访记》续集虽未受到观众更多的非议，但笔者认为，第二部的“康剧”未能超越第一部，也如不续。

四、移植失当膨化虚空

将优秀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这是电视剧剧本创作的途径之一，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但当某部小说已先行被改编成了电影，还要不要再编成电视剧，这可要慎之又慎了。笔者认为，当被改编的电影拍得非常成功时，则千万不要再打电视剧的念头了。如果原小说十分优秀而电影拍得又很不理想或影响很小，将来改编拍成的电视剧有超过电影的把握，那么则可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这样成功的例子，笔者至今未看到）。因先前改编的电影的成功使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已在观众心目中确定了毋庸置疑的肯定地位（也有先入为主的因素），那么再重新塑造的电视剧人物形象和拉长的故事情节会令看过电影的人很难接受。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又何必去干呢？可我们的电视剧创作中却偏偏有这样敢于铤而走险的电视编导，任你电影再成功，他也要重新将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最终拍成的电视连续剧可能演员比电影中的漂亮，情节比电影更丰富，编导也自我感觉良好，可观众就是不认可。比如，早些年谢铁骊导演根据现代名著《青春之歌》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可算得上是电影中公认的精品，可是近年又有人把它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拍得固然也有声有色，但终未能超过原来的电影。尽管新闻媒体在拍片前进行了大肆的宣传，但也终不及未经怎么宣传的当年同名电影的影响之深、之广。即使是刚刚播出不久的20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艺术质量的角度看，也远远不及苏联早年拍摄的同名电影生动、光彩、震撼人心。当然以不很多的资金，将当年较有影响的革命影片重拍成电视剧以对年轻人进行思想政治上的再教育也是必要的，但那是与影视艺术不相关的另一层意义的事。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电视剧编导将目光盯在了独立创作的话剧的改编上，这也是不足取的。你改编不成功的话剧没有意义，而久演不衰的经典话剧作品，其稳固的样板般的地位和影响是不会轻易被取代的。特别是有些话剧剧本不是脱胎于小说或其它姐妹艺术的，而是有固定的独立的剧本，是经过话剧作者千锤百炼“打造”而成的。你将它改编成电视剧无非是想让他更丰富、更生动，而它又不像由小说改编成的话剧剧本，要参照原小说。在无可参照的前提下增加内容，这就势必要对原剧本加以膨化、拉长，添枝加叶地敷衍成连续剧了。那么电视编导附会进去的东西也许恰恰是原话剧编剧已想到的并舍弃的东西，而优秀的原话剧作家的功力往往又是我们电视剧的编剧不能相比的。这样由话剧膨化了的、拉长了的电视连续剧往往会出现蛇足之弊，试想它能超过原话剧的影响吗？我想不会，也没见过由话剧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超过原话剧的。与其如此，不如不作。比如20集电视连续剧《雷雨》便是由的同名话剧改编的。这部连续剧的导演功力是不浅的，演员也是十分优秀的，可以说，该剧如果不是脱胎于的同名话剧而是独立创作的，应该说是拍得很成功的。但它毕竟是依据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的作品改编的，其人其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闪烁着灼人目睛的光辉，而且在世界当代文学史上亦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雷雨》又是大师的代表作，剧本是炼到了精而又精多一字少一字皆不宜的程度。数十年来该话剧在中国各地舞台上久演不衰，怎么可以想象有人居然能把这样的2个小时的佳品膨化成十五六个小时的东西呢。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的《雷雨》颇失原剧的凝重、洗炼，注定是超不过原剧的，超不过即是失败。

五、语言直白缺乏生动

电视剧是表演的艺术，同样也是语言的艺术。既然是艺术，就要追求美，追求生动。目前，我国电视剧中应用的语言有三种，一种是区别于话剧的电影式的生活式的口语式语言。这是应用最普遍的。如反映现代题材各条战线的故事片和现代战争片、生活片等都使用这种语言，也包括一些古典题材的生活片。追求语言生活化，不等于不加改造地照搬生活中的毫无文学趣味的土语和大白话，而是要有选择地和经过提炼地使用日常生活中最新鲜、最有生命力、最生动的、最美的语言。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比如，我们塑造一个中国现代文化较浅的正面农民形象，当然不能让他说出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的语言，也不能说出中外哲学家的语言。但必须让他说出同时代同水准的农民中最典型、最生动、最准确、最符合其身份、性格、经历的语言，也就是最美的话来。这就要求编导要熟悉农民、了解农民并善于掌握和运用农民语言中的精华。决不能因为写得是知识浅薄的人而就可以胡编乱写，他们的话也可以胡说、乱说，越土越好，越没水平越好，如果那样，则恰恰说明编导是没有水平的。第二种是介乎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古典白话语言。这种语言多应用于中国古典题材的反映大的历史画面和高层官僚政治生活的作品，以及著名的文人墨客的生活剧目。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等。我们所见到的有关剧目，这类语言的运用是很成功的，除了编导的水平高超之外，与其原著雄厚的文学基础也是有关的。第三种是《大明宫词》首开先河的西方化的莎士比亚式的文雅、华丽、酣畅淋漓的戏剧语言。《大明宫词》中这种煽情的激越的人物台词的运用，是非常成功的，非常生动的。也只有这般语言的运用，才更有效地展示了盛唐时期的经济和发达的文化，特别是诗、词、歌、赋的繁荣景象。语言和时代是吻合的，和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和谐的。有些人对《大明宫词》中语言的运用持否定态度，那是因为他们还不习惯于这种有别于中国电影、电视剧和戏剧的传统的台词用语，只要在今后的合适题材的电视剧中持续用下去，他们就会慢慢接受了，并能渐渐地体会到这种语言的魅力。

篇2

“韩剧”在中国热播，不自今日始，但愈演愈烈，却不得不令人注目。1997年，《爱情是什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收视率高达4.2％。2004年，中央电视台《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看了又看》、《明成皇后》(第一部)和《人鱼小姐》等广受好评的韩剧，竟然取得了深夜23点以后高达10％的收视份额，这个收视率甚至超过许多黄金时段播出的中国电视剧。至2004年，中国内地引进的韩国电视剧竟然超过100部。而在中国香港、东南亚和日本，韩剧也深受欢迎。《大长今》登陆香港后随即创下了2005年香港电视剧收视纪录，超过40％的香港居民观看它；更离谱的是在香港，根据《大长今》剧情整理的菜谱卖到100多元一本仍然被市民疯抢，《大长今》在中国台湾播出也获得了有线电视收视率的冠军。

这些现象都说明了韩剧在中国以及东南亚市场受欢迎的程度。“韩剧热”的现象值得深思，我们应该探讨一下韩剧发展起来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成因，以及它对全球影像工业格局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影像工业的影响。当然，学术界和媒体都已有不少学者和专家对于“韩剧热”的现象进行了深入思考，笔者认为“韩剧”的成功得益于完善的“文化机制”，这种文化机制包含四个层面：

一、完善的制作制度。

从工业技术角度讲，韩国的影像工业技术已经相当完善发达，韩国电影人才济济，导演和演员均来自专业学校，非常具有职业专业精神。例如《大长今》中关于饮食和医术，编剧都是通过查阅大量的史料来确定的，虽然其中不免有些穿帮镜头，如满汉全席在明朝出现，明朝使节身着黄袍等，但他们在史料搜集方面确实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参考了很多关于饮食和医学的著作，如宫廷料理的配方和烹调方法就是根据韩国第三十八号无形文化遗产为基础的，其中的药膳和菜谱也符合中医药理。从制作水平和投入资金看，“韩剧”画面精美，具有很强的视觉效果，渗透着浓厚的唯美主义情调。“韩剧”的音乐选择，每一段音乐都是为特定的剧情量身定做。《大长今》在后期的色彩校正上花费了整整半年的时间。韩剧的投资也不算低，如《大长今》的投资每集达到140万人民币。当然，从技术、资金到个人，都说明“韩剧”制作的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

二、有效的文化政策。

前面说的是“韩剧热”的技术原因，“韩剧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政策扶持，国家政策对于文化工业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韩国受到重创。金融危机使得韩国政府和精英人士意识到，光靠机械工业还不足以立国，因此韩国政府提出了“文化立国”方针，把文化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提出要成为世界五大文化产业强国之一。危机之后，韩国致力于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把目标放在影像工业上，当年即成立了“文化产业基金会”，并且将原《电影法》中有关电影拍摄的审批审查制度改为“申报制”。其实早在1988年，韩国政府就制定了两项政策：一是逐步放开电检制度，允许影像人士随意拍电影和电视剧；二是加大对进口电影的限制，外国影视片不能随便进入韩国市场。中国的《还珠格格》曾经在韩国热播，但随即韩国政府就做出了停播决定，韩国精英认为，他们国家只有4000万人口，如果文化市场完全放开，将很难和中国、日本这样的大国抗衡，所以要限制海外影像工业，保护民族文化产业。2000年，韩国还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在法律上规定鼓励和建设文化产业，这些政策促进和刺激了韩国影像工业的发展。

三、多样化的电视类型。

由于实施了比较宽松的影视环境，韩国的影视工业得到了飞跃发展，电视类型也丰富多彩，新加坡学者赵慕媛在《韩国的电影市场：中国电影票房的艰难挺进》一文中就说，韩国影视业的文化类型相当丰富，这多样的类型给了观众无数的选择。而相比之下，中国影视业的类型很不成熟，显得十分单调。

四、浓郁的东方文化特色。

韩剧很强调文化因素。许多人观众声明喜欢《大长今》，就是因为《大长今》提供了富有特色的韩国饮食和医药文化，《大长今》的播放还引起了人们到韩国旅游的热潮。另外，靠俊男靓女来吸引眼球，确实也是韩剧占领中国市场的一种文化策略，韩国影星不是美女就是俊男，这是迎合消费社会的心理，把身体作为一种独特的消费品去展示。当然，韩剧也不是光靠外形，不是只做花瓶，韩国演员很敬业，在演技上很认真，女演员则表现出了东方女性的含蓄、内敛和敦厚的气质，这也是韩剧获得多方认同，尤其是获得中国老人认同的主要原因。

虽然韩国已步入现代消费社会，但以儒家文明为基石的道德和文化规范仍然是其社会与家庭结构的主体，把文化传统融入现代社会，使得韩国社会既能迅速地现代化，同时也不失其独特性。因此韩剧给人的感觉，渗透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意识，却又很容易被现代都市人所接受。当然，张扬文化传统也是“韩剧”建构现代消费社会的一种策略，在以电视媒介为主的消费社会中，“传统”、“历史”本身是被作为一种消费和美学对象展现给观众的。韩国人其实很“狡猾”，他们为了把韩国的影像工业推向海外，很注重文化策略，近年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国市场越来越大，所以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获得利润，韩国采取了“文化接近性”的策略，通过展示中国文化因素来吸引中国文化圈的观众，《大长今》许多地方都突出了对汉文化的景仰，这之中有历史原因，但也是一种文化策略。总而言之，合理的文化政策和文化策略、强大的资金和技术，浓厚的文化色彩和敬业精神，是“韩剧”飞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现在文化工业的利润甚至超过了汽车工业。

“韩剧”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世界，尤其是亚洲影像工业的传统格局，传统的亚洲影像中心如香港、印度和日本都在衰退。在韩国，好莱坞大片的市场占有率也下跌到三分之一，本土电影则上升至二分之一；在中国，韩国的电视剧、电影，大有超越日本文化产业在中国的地位之势，“哈韩”逐渐取代“哈日”，正是韩剧的冲击，引发了中国影像的危机和广泛的思考。面对汹涌“韩流”，中国影像人士忧心忡忡，张国立甚至对韩剧及其观众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把“韩剧迷”冠之以“汉奸”的称谓。

“韩剧热”确实值得思考，无论怎么论争，喜欢韩剧也好，批评韩剧也好，中国绝大部分观众都喜欢看“韩剧”。新浪网曾做过一个调查，有87％的中国人爱看韩国电视剧，只有不到13％的人喜欢中国的电视剧。这说明，中国的影像工业确实存在问题。有人把中国影像工业的问题主要归为经济因素，认为中国拍不出这么好的电影和电视剧是因为钱不够，所以比不上好莱坞和韩国电视剧。有导演声称如果给足了钱肯定会拍出好片子。经济在影像工业中虽有重要作用，但不是决定因素。中国是不可能跟好莱坞拼金钱，韩国、日本也拼不过美国。韩剧其实基本上都是室内剧，很少有特技镜头和大场面制作，没有花太多钱，《大长今》的成本每集140万人民币，在韩国已经够多了，但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无极》总投入是3亿人民币，比70多集的《大长今》奢侈的多，张艺谋《英雄》的投资也不低。前面说了，韩剧的发达既有资金原因，也有制作技术、影像制度、专业精神和文化策略的缘故。这就是说，韩剧的发达是其影像工业整体结构都合理、完善的结果。而在这点上，中国远远比不上，比如从影像制作上来说，韩国电视剧的拍摄方式是边播边拍，编剧也是边拍边写，编剧可以通过看网络上的视听留言，还有一些媒体的报道来适应观众的需求。有的电视剧甚至在网上采取观众投票的方式，调查观众希望主人公结局怎样，然后做出选择，有很强的观众意识。但中国相反，导演“决定一切”，导演看中了剧本就拍，根本不考虑观众反映。所以大量中国电视剧是脱离现实与观众需求的作品。从演员的演技看，韩国演员整体上要比中国演员演技好，像《看了又看》，100多集的剧集中没有一处接吻镜头，这就需要演员的演技要好，真正地投入到剧情中。只有真正投入到剧情里面，才不至于靠“脱”、接吻等镜头来吸引观众。韩剧的表演艺术风格很少歇斯底里的爆发，表演非常注意“度”，不过分的“做”。

除了技术、剧情和演技外，前面我们讲了，“韩剧”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文化机制”的完善。相比之下中国电视剧的制作缺乏完善的文化机制，与韩剧相比较，我国电视剧体现了相应的四个方面不足：

首先，制作工业的不完善。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电视剧制作都是由政府电视台承担，没有一套完善的制作计划和流程。20世纪90年代之后，市场机制开始建立，民营影视公司也多起来，电视剧制作才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但是许多民营公司资金不足，基础还很薄弱，没有形成完整的制作体系，缺乏强大的人才参与制作，这大大影响了电视剧的水平。

其次，缺少有力的政策支持。我国影视审查制度相当严格，中国2004年拍摄400多部电影，能公映的影片据说还不到一半，很多好作品通不过审查，还没经过市场检验就先被审查机构给审查掉了，这大大限制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导演拍电影、电视时，首先想的是这个题材能不能拍，是否触犯了政治?哪有精力再考虑创新和发展。为了不违反“禁忌”，要么拍一些无关紧的影视作品，要么以戏说方式调侃历史和现实，久而久之，导致了中国电视剧的“恶俗化”趋向。虽然有不少中国导演热衷于历史题材，但许多中国历史剧既不了解过去，也不了解现在，纯粹是胡编乱诌。

再次，单调的电视文化类型。由于缺少开放的制度和完善的文化工业体系，我国电视剧类型单一。尽管这几年发展了一些新的类型片，譬如侦探片、惊悚片、言情片、悬疑片等，但绝大部分电视剧仍然是按照传统的类型划分拍摄，乡村剧、战争剧、历史剧、文艺片是几种最常见的类型，单调的类型已经很难满足都市观众的多元文化口味。

最后，缺乏深层的文化内涵。前面我们说了，尽管韩剧倡导多样化的类型，使其适合现代观众的口味，但是“韩剧”非常注重电视剧自身的文化特色。这点我们在下面将进一步讨论。

韩国影像工业在中国和亚洲的快速发展，确实给了中国影像业有很多启示。其实中国是电影、电视剧生产大国，单从电视剧产量来看。2001年以来，每年批准立项的电视剧都在1500部以上，在这1500部的电视剧里，肯定有许多优秀作品，但是在生产了这么多电视剧情况下，韩剧还是“入侵”，并且形成了一股强大潮流，这说明韩剧的成功有它的独特之处，当然，“韩剧热”并不排除许多观众的跟从心理。我们也不要“谈韩色变”，更不能像张国立那样把“韩剧热”上升到“文化帝国主义”。韩剧确实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像市场构成了威胁，但韩剧并非十全十美。像《人鱼小姐》等剧，情节冗长，节奏缓慢拖沓，《大长今》达到了70集，也很冗长。

但是，韩国影像工业的成功，还是值得反思。前面说过，韩国影像文化的发达不仅表现在技术、剧情和表演上，更重要的一点是韩国为了发展自己的影像文化，针对1998年的经济危机，采取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强调了保持韩国和东方特色，逐渐从全面西化认同中摆脱出来，回归了东方文化认同上。同时采取开放韩国国内市场、限制国外影像业进入韩国的措施，达到培育韩国的民族影像工业的目的，并把影像市场的目标投向“文化接近性”的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身上，韩国对自己在亚洲和全球影像市场的位置定位相当准确，所以坚实的文化根基、合理的文化政策和文化策略，使得韩国影像工业得以迅速发展。

其实在全球影像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日本也调整了自己的“文化政策”。作为亚洲大国，“明治维新”后日本采取了“脱亚人欧”的做法，逐渐脱离亚洲，全面西化，使得日本迅速发展，并取代中国，称雄亚洲。但二战之后，日本的全球野心受到遏止，美国和西方也对日本实行军事压制。所以日本在全面发展经济的同时，又不得不重新面临亚洲，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经济和贸易竞争，使得日本越来越意识到“亚洲的重要”，正如日本首相村山富士所指出：“就如同戈尔巴乔夫宣称苏联的家在欧洲，所以很自然地，亚洲才是日本的家，而非美洲或欧洲。”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像工业，也使得日本想在这个市场占有一定份额。针对日本曾经有的殖民历史，为了不引起曾被日本殖民过的亚洲国家的反感，改变日本历史上的坏形象，日本也选择了“文化接近性”的文化策略，利用日本同中国、韩国文化的接近性，将流行音乐和动画片等一些不含过多日本色彩的文化工业输入到这些国家；并且又发展了一种叫“观念贸易”的文化策略，所谓的观念贸易就是日本输出产品和技术，当地提供明星和演员的影像贸易模式，实际目的自然是推销他们的产品，但这样又不会引起亚洲各国人民的反感。通过这样的举措，日本的影像工业在亚洲，实际上依然占据着重要份额，1992年到1993年，世界动画市场上有58％的动画片是日本的，像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意味着日本是有意图、有策略地出口，而不是很盲目。但回头看看中国的影像工业却很容易发现，中国对影像工业的定位是模糊的，这种模糊说明中国还没有找到发展影像业的“文化根基”。

日本早稻田大学依田熹家说：后，中国最大的不幸就在于失去了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现在，中国的最大课题就是恢复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他说二战日本失败后，各种产业都丧失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首先被提出的课题就是建设文化大国”。他认为文化的普及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不是相反。他批评目前的中国只强调经济，而忽视了文化，以前亚洲国家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但现在中国正失去这个位置。他认为这对于中国而言是很危险的，这些都说明，中国只有走“文化立国”的道路，才能重新恢复它在亚洲的影响力。而影像工业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文化特性”，但在中国却普遍缺乏文化因素。中国的影像整体上缺少基本的文化理念，没有明确的“文化意识”，导致了传统的伦理秩序已经被破坏，而新的关系却没有固定的现象。

篇3

电视剧《上门女婿》(原名《黄河九十九道弯》)将黄河作为主线，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黄河流域的农村生活为背景，讲述了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在由贫困走向致富的时代变革中，生活、观念、心灵、情感以及命运的变迁。谱写了以“上门女婿”马四辈为代表的黄河儿女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向往富裕生活的一曲新歌。全剧围绕男主人公马四辈和两个女人高枝枝与冷洁之间的婚姻纠葛以及女主角高枝枝和另外两个男人陈斌、李双银之间的情感变故，讲述了这位上门女婿在其人生道路上所经历的艰辛、曲折的生存经历与爱恨情仇。下面我们试从美学的角度对该剧作以解读。

一、《上门女婿》的社会美解读

“审美存在是审美客体或审美属性系统存在。是指那些人化了的具有审美属性的客体系统存在，是人类社会、自然等领域中，具有审美属性的客体系统的总和。”电视剧《上门女婿》，从“社会美”这一审美存在的形式看，无论是演员的服装设计还是房屋、农具等道具的选择，都体现出了农村这一特殊环境中“生活美”的纯朴与敦厚。而剧中对马四辈个人品格的刻画，又使“人性美”成为该剧吸引观众的必不可少的亮点。

1、生活美分析

社会美是人类生产与生活中所体现的审美存在的总称，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及其创造的产品与结果的审美价值形式，社会美又分为生活美、人性美等形式。电视剧《上门女婿》中人们日常生活的质朴、有序与闲淡无不表现了生活的规律，体现出生活美的内涵。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而经济上的灾难主要是由农村粮食的短缺与相关土地政策引起的。生活在这个大环境下的《上门女婿》里的那一帮人也必然逃脱不了时代的灾难，他们的“目的需要”无非是通过自己辛苦的劳动。让自己多分点粮食。而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而又“可怜”的目的，使孩子能够出生在集体分粮日之前，郭大海的前妻丑花才从麦草垛上一跃而下，最终丑花实现了她和丈夫的那个所谓的“目的”，而她失去的却是因难产而告终的宝贵生命。目的需要、情感欲求、道德理性、认知理性，这些标志着“生活美”的因子，也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里被分成物质与精神两派，而支撑生命的最基础的物质层面，在此时所占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越了人们生活所需的精神层面。这就是《上门女婿》对所谓“生活美”的阐释，而这种阐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悲惨的。当镜头触及到丑花一家这个小小的社会个体的时候，“生活美”因丑花的悲剧而蒙上了一层让人辛酸的面纱。但是，当我们想到了人类历史永不停歇的进步与发展这一层面时，《上门女婿》里的那些为历史发展而辛勤劳动着的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的场景，又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纯朴、厚重与诚实的“生活美”。这种生活美更具体的却是体现在了剧中服装的设计与故事环境选取上。那粗朴的农家小院，那打着褶皱的土旧风格的服饰以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简约、粗朴的个性，又把此时此刻的“生活美”演绎的不悲不吭。

2、人性美分析

人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而所谓“人性美”就是指人这个结构体所具有的审美属性。在社会美的分类中，人性美是社会美的核心和集中体现，而在人性美的形体美、行为美和心灵美的这三个层面中，心灵美又是“人性美”的一种升华了的表现。而心灵美，在《上门女婿》中尤其让马四辈诠释的淋漓尽致。与高枝枝刚结婚时，马四辈就已经知道高怀了别人的孩子，面对这一残忍的现实马四辈选择的是包容与接受：当高枝枝与养蜂人私奔后，马四辈没有将内心的愤怒与羞愧发泄在自己的岳母和孩子身上，这位黄河的后辈将自己所有的感触都深深的隐藏了起来，却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果树的种植上，最终也为自己赢得了“苹果大王”的美誉，并最先成了桃花村少有的“万元户”，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而更让马四辈安慰的是两个女儿都考上了大学。马四辈在高枝枝与人私奔后又做爹，又做娘，又做儿子。还要照顾生病的岳母，他的这种心灵是伟大的，更是崇高的。到这里，马四辈这一艺术形象的心灵美被演员张丰毅诠释的真切而又感人至深，可以说达到了戏剧矛盾；中突的极点。也因此，剧中的马四辈真正超越了个人狭隘的欲求。走向了无私、伟大而自由的境界。《上门女婿》里马四辈的“人性美”被演绎到如此境界，究其原因，是与演员张丰毅精湛的表演技巧分布开的。张丰毅的影视艺术表演创作早在1980年就开始了，影片《塞外夺宝》中荆天雷这艺术形象的出现，正式标志着张丰毅首部成熟电影作品的现世。继而，在以后的几年里。张丰毅在银幕上成功演绎了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他所创造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有：《骆驼祥子》、《城南旧事》、《鸽子迷奇遇》、《商界》、《龙年警官》、《曼荼萝》、《青春无悔》、《霸王别姬》、《荆柯刺秦王》等等。而正是在这些作品中，他所表现的一个个富有特色的艺术形象，最终也将张丰毅的个人形象深深的植根在了观众的心目中。正如在电视剧《上门女婿》中所表现的那样，在电影表演艺术的创作中。张丰毅在其所演的每部影片中都将一个个艺术形象塑造的饱满、真切而又个性十足，把握住了艺术形象塑造的精髓。一直想饰演一次纯正的农民形象的张丰毅，在张晓春导演的本剧中恰到好处的满足了自己的这一愿望。

二、《上门女婿》的自然美解读

故事始终的主线，更在精神境界上为该剧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黄河的博大。源于其永不停歇的奔涌：而黄河的崇高。却因其顽强的生命力和气吞万里的气势《上门女婿》以黄河这一自然景观为贯穿全剧的主线，不但使黄河成为每次剧情升华的一个标志点，而黄河本身的开阔、雄壮与力量之感，也都让观众们领略到了一种自然的崇高、壮阔的“自然美”。同时，黄河的博襟与有容乃大的品格，也熏陶与感染着以马四辈为代表的黄河儿女们，正是这种精神让马四辈勇敢地承担起了生活给予他的所有困难。

《上门女婿》采用大全景，摄录满银幕的黄河景象，这让此时的画面显得庄严而沉默。自然景物是影视剧中应用较多，也是十分自由的影视画面构成因素。它们虽很少承担实在的叙事任务，却能以不同的表达方式灵活地表达情绪状态、内心体验，传递出丰富的意义。每当马四辈身遇困难而又不想或不便和别人提及的时候，只能面对黄河，独自一人领略“把酒问黄河”的孤寂了。而此时，观众从屏幕上看到大篇幅黄河局部的全景描述，不禁感叹，马四辈的哀愁也正如这广袤的黄河滩，什么时候才有个头，何时才会触及其边缘呢!黄河景观的“自然美”，此时此刻又被观众赋予了一种饱含同情与哀怨的审美情绪，这便使得“自然美”，不再美的那么简约与单调。因此，黄河在剧中大篇幅屏幕形象的构造，成了具有独立意义的影视剧情组成部分《上门女婿》的画面构成经过这样的处理，使自然风景由被动的陪体转变为人物心灵的主动塑造者，从而触动了观众难以抑制的激情并引发其深沉的思考。

三、《上门女婿》的审美效应解读

电视艺术是集音乐、美术、戏剧等多门艺术形态于一身的综合艺术。采传统艺术百家的优点为其所用。“电视文艺充分发挥电视视听手段的魅力，调动声、光、色、画等多种视听元素，极大地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将戏剧的情节性、曲艺的诙谐性、诗歌的抒情性、杂技的惊险性等等，加以筛选、组合、运用，构成独特的电视文艺形态。”通过电视节目，观众可以享受到音乐的优美、绘画的绚丽与戏剧矛盾冲突的张力，使自己的审美经验得到一定的培养与强化。表现在外部，便是审美需要与审美欲求的迫切、审美理解与审美领悟的提升以及审美愉悦与审美情感的宣泄。当审美经验被慢慢培养起来之后，随着审美能力的逐渐提高，观众的审美境界也必然会达到一种超乎功力的层次。这整个的过程便是电视剧带给观众的“美”的效应。电视剧《上门女婿》便将这一“美”的效力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让我们领略了“生活美”的真谛，感受到了“人性美”的崇高，同时又将黄河这一自然景观所表现出的“自然美”的魅力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使观众一次又一次的被各种形式的审美存在所感动着、熏陶着。这一过程落实到人们的精神境界上，便是审美的经验的培养、审美能力的提高与审美境界的塑造。下面我们详细分析一下：

1、审美经验的培养与审美能力的提高

《上门女婿》主要塑造了两个极端的艺术形象：一个是集男人的所有美德于一身的马四辈，另一个是集中了女人所有缺点的高枝枝。高枝枝这个反面典型，爱慕虚荣，一心向往城市生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引发了婚前怀孕、婚后私奔、私生女不幸遇难、最终腰部严重受伤而坐上了轮椅等这样一些故事。从高枝枝一次又一次的背叛，我们理解了人性丑的一面，带着对高枝枝这一艺术形象的唾弃与厌恶，观众的审美经验也开始慢慢对此种行为予以排斥。相反，在高枝枝作出如此种种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之后，马四辈内心深处依然爱着这个让自己又恨又怜的女人。还担负起本该这个女人该尽的所有义务。马四辈这一艺术形象被庞一川编剧美化的实在太完美了，完美的几乎让所有的观众深深记住并爱上了这一艺术形象。当《上门女婿》上映结束后，带着对马四辈这一艺术形象的无限眷恋与回味，观众的审美经验被建立起来了，那就是马四辈的人性美是值得肯定的，而高枝枝的人性丑亦当是被绝对否定的。因此，当观众们认识到自己的审美需要在那里，审美欲望与需求是什么的时候，这也就标志着他们的审美能力得以进一步提高了。

2、审美境界的塑造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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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视剧供给模式的缺陷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电视剧供给模式存在着体制上、结构上和渠道上的多种问题，而这些问题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我国电视剧市场上的供需失衡。

1.消费者的双替代性选择使电视剧难以与其充分地沟通和接触

电视剧有效供给的首先应当是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因此，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电视剧才是最有效的决定电视剧供给内容、品质和数量的方式。但实际情况是，生产出来的电视剧首先要经过政府的审查才能获得发行的资格，接着发行商和播出商也要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购买部分电视剧的播映权，尤其是，在电视台同质化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各大电视台对电视剧的甄选也趋于集中，这就再次压缩了能够播出的电视剧数量。可见，从电视剧生产到发行再到最终提供给消费者，中间历经了政府和电视台（或新媒体视频服务提供商）的两轮选择，形成了终端消费的双替代性选择，这在体制和渠道上人为地造成了生产量与播出量的不对等。因此，如果不能给予消费者接触近乎所有生产出来的电视剧的途径和机会，就不能想当然地得出市场需求已经饱和的结论。

2.发行渠道的单一集中使得电视剧制作方常常无法得到合理回报，导致电视剧供给的恶性循环

尽管我国电视剧市场是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文化产品市场，但由于绝大多数的电视剧发行依然严重依赖电视台这一传统发行渠道，使得电视台在发行甚至制作上的垄断优势造成了电视台和制作商之间的不对等交易，从而电视剧制作机构普遍缺乏议价能力，在交易价格和利益分配上受到较大的牵制，使得制作商常常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发达国家电视剧市场的经济合作与分配比例基本上是2∶1∶1，按创作、播出、广告发行之间的一般情况，在美国，60%是属于制作方的，20%属于媒体，另外20%属于广告公司；而在我国，则是播出占80%~90%，制作等只占10%~20%。这无疑会影响下一轮的电视剧投资质量，造成电视剧生产和流通的恶性循环。我们仅从制作费上就可窥见一斑，在美国，剧情剧单集制作费通常在1500万元到2000万元人民币，HBO的自制大剧，甚至每集高达7000万元人民币；在日本，代表日本最高电视剧水平的NHK大河剧，其制作费每集也在400万元人民币；而中国较好的电视剧，单集制作费只有100万元左右。

3.电视剧生产具有经济的脆弱性，容易造成制片商和播出方的短视经济行为

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产品，电视剧的生产也具有经济的脆弱性，因此，一方面，为了降低风险，制片公司倾向于尽可能多地拍摄不同种类和数量的电视剧；而另一方面，电视剧生产率效益偏弱的倾向和演员片酬过高问题又严重制约了电视剧数量的提升和成本的节约，除非降低电视剧的质量，而这对于电视剧制片公司的长期经营来说，无疑为灾难性的作为。就目前来看，我国的电视剧市场显现出产量增加过多过快，很多公司规避大投入、大题材和大制作电视剧的现象，这不能不说许多制作公司是在通过降低质量来追求规模。同样，电视台、视频网站等播出主体也往往根据已播出电视剧的收视率和广告收入情况来选择电视剧，很多时候为规避风险不敢去尝试新方向，甚至还出现了抢剧等现象，在挑选电视剧种类、数量、来源等方面都有很强的路径依赖。

4.电视剧制作产业集中度低，无论从量或质上均不利于形成有效的电视剧供给

文化体制改革降低了进入电视剧市场的行政门槛，而较强的电视剧制作资产专用性形成了较高的退出壁垒，加之一些热播电视剧获利丰厚的诱惑共同催生了大量的包括外资、民营资本在内的电视剧供给主体。电视剧是高投入的行业，低产业集中度虽然加强了竞争性，但却容易产生制作公司跟风创作、缩短创作周期、争抢发行市场等恶性竞争行为，不利于供给主体做大做强，不利于电视剧精品的产出，更不利于整个电视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数据显示，“国内电视剧制作企业多达3000多家，远超国外，其中有较好的和一般的，却并没有大的、强的。例如，2011年国产剧交易份额为100多亿元，其中没有一家公司占据的比重超过5%。这意味着，我们几乎没有真正的领导型企业”。而从投资效益上看，到目前为止，中国每年投入到电视剧上的资金有50亿元，但是它创造出的产值只有不到17亿元，有一多半的钱不知去向。

三、新媒体环境下的电视剧供给模式创新

从上述分析来看，尽管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推动下，我国电视剧行业的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已经逐渐达成了一种平衡，产业化的市场也已初步建立，但由于电视剧市场的供给主体、供给流程、供给方式、产业组织、产业链等还不够成熟和完善，消费者对电视剧需求多样性与现有供给模式中的渠道单一、供给不畅、难以提供充分的沟通接触等现象存在矛盾，导致了我国电视剧供给同时存在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特征。要改变这一失衡现象，单从传统的供给模式内部进行改善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新媒体环境和技术出发，寻求新的电视剧供给模式的创新。突破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拓展播出渠道增加播出资源；二是建立消费者能够更容易接触产品进行选择的通路或者强化各类供给主体的专业性和独立性。

1.大力拓展新媒体发行渠道，积极探索制片商、电视台和新媒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模式

新媒体发行模式不仅可以增加电视剧供给的通路资源，更重要的是由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消费者、甚至不同新媒体之间的消费者存在较大的差异，而新的发行渠道的拓展无疑可以满足更多不同需求的消费者。目前以网络视频为主的新媒体发行还远未成熟，2009年起，国内视频网站进入了激烈的版权资源争夺战，竞争主体也经历了新一轮的洗牌，尽管这些行为会推动和加速视频网站的整合，但他们依然在复制传统发行的旧有模式，以单一视频网站购买电视剧版权再播出给消费者为主流形式。版权价格的一路暴涨催生了近年视频网站自制电视剧、版权购买同盟、合作拍片的出现，这是视频网站在竞争压力和盈利动力的驱使下进行的新的尝试，但这还远未将新媒体发行的优势开发出来。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应积极地参与到扩展电视剧产业链条中，根据各自的特点探索各种渠道和各产业链环节的竞合方式，推动各类制片商、传播平台、消费者和广告主有效的多重互动融合的实现。

2.探索从电视剧成品到消费者的“类直销”似的供给方式

尽管从整体看，消费者对电视剧的需求有同质性，但由于收入水平、教育水平、信息获取方式、视频观看习惯等不同，其电视剧消费需求的种类、数量、时间以及终端形态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传统的电视台发行方式以规模经济为基础，提供大众化式的传播服务，因此其在电视剧类型、选题、叙事策略、演员上都有偏好，在盈利上重视“二八法则”，在电视剧供给上无法真正实现多样化。而随着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和碎片化发展，分众化和窄众化的产品需求愈发明显，新媒体技术和环境在降低成本、聚合信息和受众规模以及发现、关注多元需求等方面存在突出的优势，更容易利用“长尾定律”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制片商生产出来的通过终审的电视剧可由“多媒体数字发行平台和互动式媒体”这一协作体到达消费者，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生产出来的电视剧都能较为平等地接触到消费者，而通过消费者选择实现优胜劣汰可以提升电视剧供给的有效性。具体来说，建议仿照线下影院的模式，采用分账形式进行电视剧的发行。在盈利模式上，除了针对不同的消费者需求开发视频点播、广告服务等之外，还应当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优势，深入研究电视剧的传播特点，与制片商、协作体和广告主甚至传统媒体开展全方位的整合营销传播活动，充分释放新媒体的活力和魅力；在生产模式上，可以在传统生产的基础上开发适合新媒体发行的产品形态和组合产品（例如拍摄花絮，演员或导演访谈，剧中音乐歌曲等），还可以模仿美国的电视剧生产方式，尝试边拍边播制度，将制片商、协作体、广告商直接置放于市场一线，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在消费模式上，协作体不仅需要提供多样化的电视剧产品，还应当提供参与式和分享式以及便于消费者评价、沟通和反馈的体验式服务，形成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全方位立体化的消费体系。

3.在音像品市场之外，积极开发电视剧特许衍生品市场

这是为了延长电视剧的产业链，获得更多的收益补偿，进而反哺电视剧生产，提高制片商的经营实力和电视剧品质。同时，衍生品的开发也迎合了消费者的切实需求。需要指出的是，衍生品市场不是单独的、孤立的，需要将对电视剧衍生品的推广宣传和销售嵌入各层次的电视剧供给环节以及需要新纳入的制造商、房地产开发商等市场参与者中去，以改善目前效果并不理想的衍生品市场开发。

4.无论在哪个层面上，加强电视剧发行分销商的塑造是提升有效供给的一个关键环节

从制作商到播出商之间需要有经验的中介进行运作，以促使优质且符合消费者需求的电视剧顺利地进入流通领域。但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的制片公司多自主发行，其他公司的片源无法进入，制片商各行其是，造成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政府应当鼓励和培养独立于制片商和播出平台的专业电视剧分销商的成长和强大，促使他们从市场需求出发，以消费者调查为基础，利用专业的电视剧质量评估手段和市场预测能力发现、分销和评估有市场潜力的电视剧，使得真正地以消费者偏好为基础的优质产品进入发行市场和播出平台，并鼓励生产好剧的制片商开拓创新，切实通过有效的市场机制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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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一味地反对拍长剧，而是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应像鲁迅先生倡导的要以内容的含量为依据，以不脱离主题为原则来安排剧的长短，即要深刻、生动、精彩、充实、饱满、好看。不要人为地将单本能完成的戏硬拉成连续剧；将10集能完成的连续剧硬拉成20集；将20集能完成的连续剧硬拉成30集的长篇连续剧。现播出的电视剧动辄20集30集40集，而视其内容含量有的用其一半的集数足矣。有的电视剧如再紧凑些本是很好的，可正是由于拖拖拉拉地太长而显得乏味了。这就如同一块饼干，本来是很好吃的，你硬用水将它泡大，结果就无味了。比如《康熙微服私访记》第一部很好，第二部就乏味了，又不是什么大题材，小故事拉拉杂杂地拍了30集，实在是太长了，严重地削弱了艺术的魅力，完全没必要。《西游记》（续集）情节与前雷同，无新意，也完全没有必要续出25集来。本来很好的故事倒使人越看越无味；《大明宫词》可以说是一部很成功的片子，无论是内容、语言，还是主要演员的表演都颇具特色，属上乘之作。但有的段落节奏亦显过慢，播出时虽已由40集压缩到37集，但若压到30集似更好些。《罪证》《黄金缉私队》等亦显过长。而有的故事内容非常丰富的，如《三国演义》虽则84集，但并不觉长；《红楼梦》20集亦不觉得长；《水浒传》43集，不但不长，而且有些短了，原作中的好多重要英雄人物的入伙原因及过程都未得以充分展现，若再用几集加以补充当会更精彩些。因此不能机械地论长短，而是该长则长，该短则短，现有好多剧是该短些却未短。

三、见好不收狗尾续貂

常言道“见好就收”，这是很有道理的。电视剧制作上也应该这样，适可而止，最热闹时收场，让人回味无穷。而现实情况是，一部剧播出后，反应良好，于是制片单位或主创人员便想让“好”持续下去。约来编剧（或另换编剧）再创续集。编剧只好挖空心思地杜撰，全不像当初的灵气与自然。导演也硬是将质地完全不同的两部分强行地拼接起来，这样拍摄出来的续集便多有狗尾续貂之弊了。如《西游记》之续集，基本是“师傅赶走悟空，师徒遇难难解，悟空重返”的老一套情节的重复，虽有高科技帮忙，却也不很成功；与前一部迥然不同的集与集间的连接方式（向唐皇汇报取经经过）使得与前一部很不谐调，也无新意，完全没有必要拍续集。可以说由于续集的播出，倒淡化了《西游记》这一精品剧在观众心目中已有的完好印象。《康熙微服私访记》续集虽未受到观众更多的非议，但笔者认为，第二部的“康剧”未能超越第一部，也如不续。

四、移植失当膨化虚空

将优秀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这是电视剧剧本创作的途径之一，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但当某部小说已先行被改编成了电影，还要不要再编成电视剧，这可要慎之又慎了。笔者认为，当被改编的电影拍得非常成功时，则千万不要再打电视剧的念头了。如果原小说十分优秀而电影拍得又很不理想或影响很小，将来改编拍成的电视剧有超过电影的把握，那么则可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这样成功的例子，笔者至今未看到）。因先前改编的电影的成功使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已在观众心目中确定了毋庸置疑的肯定地位（也有先入为主的因素），那么再重新塑造的电视剧人物形象和拉长的故事情节会令看过电影的人很难接受。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又何必去干呢？可我们的电视剧创作中却偏偏有这样敢于铤而走险的电视编导，任你电影再成功，他也要重新将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最终拍成的电视连续剧可能演员比电影中的漂亮，情节比电影更丰富，编导也自我感觉良好，可观众就是不认可。比如，早些年谢铁骊导演根据现代名著《青春之歌》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可算得上是电影中公认的精品，可是近年又有人把它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拍得固然也有声有色，但终未能超过原来的电影。尽管新闻媒体在拍片前进行了大肆的宣传，但也终不及未经怎么宣传的当年同名电影的影响之深、之广。即使是刚刚播出不久的20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艺术质量的角度看，也远远不及苏联早年拍摄的同名电影生动、光彩、震撼人心。当然以不很多的资金，将当年较有影响的革命影片重拍成电视剧以对年轻人进行思想政治上的再教育也是必要的，但那是与影视艺术不相关的另一层意义的事。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电视剧编导将目光盯在了独立创作的话剧的改编上，这也是不足取的。你改编不成功的话剧没有意义，而久演不衰的经典话剧作品，其稳固的样板般的地位和影响是不会轻易被取代的。特别是有些话剧剧本不是脱胎于小说或其它姐妹艺术的，而是有固定的独立的剧本，是经过话剧作者千锤百炼“打造”而成的。你将它改编成电视剧无非是想让他更丰富、更生动，而它又不像由小说改编成的话剧剧本，要参照原小说。在无可参照的前提下增加内容，这就势必要对原剧本加以膨化、拉长，添枝加叶地敷衍成连续剧了。那么电视编导附会进去的东西也许恰恰是原话剧编剧已想到的并舍弃的东西，而优秀的原话剧作家的功力往往又是我们电视剧的编剧不能相比的。这样由话剧膨化了的、拉长了的电视连续剧往往会出现蛇足之弊，试想它能超过原话剧的影响吗？我想不会，也没见过由话剧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超过原话剧的。与其如此，不如不作。比如20集电视连续剧《雷雨》便是由的同名话剧改编的。这部连续剧的导演功力是不浅的，演员也是十分优秀的，可以说，该剧如果不是脱胎于的同名话剧而是独立创作的，应该说是拍得很成功的。但它毕竟是依据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的作品改编的，其人其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闪烁着灼人目睛的光辉，而且在世界当代文学史上亦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雷雨》又是大师的代表作，剧本是炼到了精而又精多一字少一字皆不宜的程度。数十年来该话剧在中国各地舞台上久演不衰，怎么可以想象有人居然能把这样的2个小时的佳品膨化成十五六个小时的东西呢。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的《雷雨》颇失原剧的凝重、洗炼，注定是超不过原剧的，超不过即是失败。

五、语言直白缺乏生动

电视剧是表演的艺术，同样也是语言的艺术。既然是艺术，就要追求美，追求生动。目前，我国电视剧中应用的语言有三种，一种是区别于话剧的电影式的生活式的口语式语言。这是应用最普遍的。如反映现代题材各条战线的故事片和现代战争片、生活片等都使用这种语言，也包括一些古典题材的生活片。追求语言生活化，不等于不加改造地照搬生活中的毫无文学趣味的土语和大白话，而是要有选择地和经过提炼地使用日常生活中最新鲜、最有生命力、最生动的、最美的语言。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比如，我们塑造一个中国现代文化较浅的正面农民形象，当然不能让他说出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的语言，也不能说出中外哲学家的语言。但必须让他说出同时代同水准的农民中最典型、最生动、最准确、最符合其身份、性格、经历的语言，也就是最美的话来。这就要求编导要熟悉农民、了解农民并善于掌握和运用农民语言中的精华。决不能因为写得是知识浅薄的人而就可以胡编乱写，他们的话也可以胡说、乱说，越土越好，越没水平越好，如果那样，则恰恰说明编导是没有水平的。第二种是介乎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古典白话语言。这种语言多应用于中国古典题材的反映大的历史画面和高层官僚政治生活的作品，以及著名的文人墨客的生活剧目。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等。我们所见到的有关剧目，这类语言的运用是很成功的，除了编导的水平高超之外，与其原著雄厚的文学基础也是有关的。第三种是《大明宫词》首开先河的西方化的莎士比亚式的文雅、华丽、酣畅淋漓的戏剧语言。《大明宫词》中这种煽情的激越的人物台词的运用，是非常成功的，非常生动的。也只有这般语言的运用，才更有效地展示了盛唐时期的经济和发达的文化，特别是诗、词、歌、赋的繁荣景象。语言和时代是吻合的，和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和谐的。有些人对《大明宫词》中语言的运用持否定态度，那是因为他们还不习惯于这种有别于中国电影、电视剧和戏剧的传统的台词用语，只要在今后的合适题材的电视剧中持续用下去，他们就会慢慢接受了，并能渐渐地体会到这种语言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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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明星作为电视剧植入广告的传播者，具备良好的形象，能发挥名人效应。“光辉泛化法”是一种能取得好的宣传效果的宣传技巧。光辉泛化法，又称为晕轮效应，是将某事物与好字眼联系在一起，借好事物的光，使人们不加证实地接受或赞同另一类事物。电视剧植入广告的传播者是明星，不但具有高的知名度，而且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由他们传播的广告产品或服务，自然会产生名人效应，不但获得较高的知名度，而且借明星的光环，提升形象，观众也较容易赞同甚至接受该商品或服务。

其次，电视剧植入广告的传播者作为剧中角色，他们可能是家庭妇女、教师、白领、学生等等，这些角色与观众群体在身份、个性、立场等方面可能十分接近，因而通过他们传播的广告信息更易得到观众的认同和信任。

电视剧是一种贴近生活的浅显易懂的艺术形式，剧中塑造了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观众总能在电视剧中找到与自己某方面相似的人物形象。在相似的生活场景中，与自己某些方面类似的人使用的产品或服务呈现在眼前，最初观众也许只是视线简单扫过，而后，它往往还会多次出现并强化观众对其印象，在潜移默化中加深消费者对品牌的关注和认可，远胜于硬性广告的轰炸，有利于消费者对品牌的接受和认可，“润物细无声”地增强观众对产品的认可和信任。如《我爱男闺蜜》中“立白去渍霸”的广告植入，作为母亲的角色在洗手间为离家出走归来的儿子洗衣服，儿子说：“这不有洗衣机吗，干嘛手洗呀，多伤手啊。”母亲说：“手洗得干净，而且这个洗衣液，洗出来没有化学残留。”儿子说：“那你也戴个手套啊。”妈妈说：“不用，用它不伤手的。”在合情合理的剧情中以一个慈母的口吻来呈现产品的优点，观众在关注产品的同时，自然会受到剧中人物的影响，增强了对产品的信任感。

二、观众对广告内容关注度高

观众对广告内容的关注程度直接影响广告的效果。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的产生有4个过程：Attention（注意）—Interes（t兴趣）—Desire（欲望）—Action（行动），没有“注意”这一环节，购买行动就不可能产生，因此，“没人注意的广告是没有价值的。”广告关注度高，广告效果就好，观众就更有可能产生购买行为。

电视剧植入广告的关注度比传统电视广告要高。传统的电视广告“在信息传播上具有搭播的特性”，“一般难以引起受众的有意注意，甚至会引起观众的有意不注意”，大部分观众往往会采取“闪频”或是转移注意力的方式逃避广告。而电视剧植入广告是通过电视剧这一载体实现传播的，植入广告与电视剧是一体的，观众观看电视剧时，对植入广告无从躲避，观看电视剧就必须接受剧中的广告；而且植入广告穿插于整部电视剧，通过台词、道具、标识、情节、角色、音响等多种方式进行植入，电视剧具有相当的时长，同一产品在剧中往往是多次出现，观众对其关注度在其不断强化之下会越来越高。在《我爱男闺蜜》中，“中国平安”就通过场景、台词、剧情等植入方式，让观众在观看电视剧时有意无意中关注“中国平安”，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对中国平安品牌的认知和了解。

三、广告信息传播精准度高

广告信息传播精准度高，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广告信息传播的方式与受传者偏好的接受信息方式相契合；二是广告信息传播对象与其宣传推介的产品或服务的潜在消费者相契合。显然，广告信息传播精准度高，广告信息就容易被传播对象接受，并产生购买行为，传播效果就好。电视剧植入广告就具有信息传播精准度高的特点。

首先，电视剧植入广告是在电视剧剧情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植入的，是在情节发展过程中，使用与情境相吻合的方式来呈现的，多是感性诉求广告，其广告的说服方式是“诉诸情感”的说服方式，符合电视剧主要收视人群———女性的信息接受偏好。所以，电视剧植入广告受众的精准度高于传统电视广告。其次，电视剧可以划分为很多类型，每个类型的电视剧都有其特定的收视群体，而收看这些类型电视剧的观众与电视剧植入广告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常常是一致的，这是其它广告形式所不具备的优势，例如：家庭剧的收视群体主要是家庭妇女，其中主要植入与家庭生活相关的产品或服务，如洗浴用品、银行、保险等；偶像剧的收视群体主要是学生和年轻人群体，其中主要植入一些与年轻人生活相近的产品或服务，比如饰品、饮料等。

除此之外，同一电视剧中，电视剧植入广告信息传播在不同产品上受众精准度也很高。电视剧中，不同的人物角色所代言的产品是不一样的，人物角色与产品特性十分吻合，广告商将角色与产品融合在一起，产品的受众定位就是这些与该角色类似的群体，对观众进行了更加精确的定位。例如在《我爱男闺蜜》中方依依作为伊利优酸乳的广告传播者，她为优酸乳设计的外包装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且她在生活中更是优酸乳从不离手，其阳光、青春、充满激情的形象与伊利优酸乳一贯的形象定位十分吻合，这部电视剧拥有大量的年轻观众，他们和她一样充满激情，这些年轻观众就是伊利优酸乳的主要消费者，甚至有消费者在观看《我爱男闺蜜》时，像剧中方依依一样手拿伊利优酸乳，边喝边看。

四、广告播出性价比高

相比传统电视广告，电视剧植入广告以电视剧作为载体，植入方式丰富多样、广告播出时间较长、信息传播次数多、传播效果好、而制作播出成本低，因此，性价比高。

首先，电视剧植入广告的植入方式丰富多样，传播效果好。电视剧中的广告植入方式发展至今，主要有以下几种植入方式：台词植入、道具植入、场景植入、情节植入、角色植入和音效植入等。在电视剧中进行广告植入时，企业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植入方式来宣传产品或服务，多种植入方式齐用，能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

其次，相比于传统的电视广告，电视剧植入广告的成本较为低廉，企业在与传统电视广告花费同样资金的情况下，广告的量能有很大的增加，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同一产品，以低廉的广告费用能在剧中获得多次上镜的机会，也可以在多部电视剧中进行广告的植入，以扩大受众范围并加深观众的印象。此外，电视剧植入广告的时间较长，能表现企业的文化，有利于品牌形象的塑造。品牌形象是指企业或其某个品牌在市场上、在社会公众心中所表现出的个性特征,它体现公众对品牌的评价与认知。形象是品牌的“脸面”。传统电视广告因为对时间的严格限制，一般都是以秒计的硬广告；电视剧植入广告是一种“软广告”，相较于传统广告，电视剧植入广告有足够的时间“婉转”地呈现产品或服务，产品或服务结合剧情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播，有利于品牌形象的塑造。例如：《咱们结婚吧》关于佐卡伊品牌的植入就十分利于企业形象的塑造。作为该剧的珠宝赞助商，佐卡伊“巴黎印象”求婚钻戒贯穿全剧，在求婚这一精彩的情节中，钻戒作为道具与剧情高度融合，观众既没有抵触心理，还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部剧播出之后，很多观众在网上搜寻这款钻戒的信息，在产品得到良好推广的同时，品牌形象也得到良好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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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育儿剧展现了个性化的育儿理念。

育儿剧的主角通常是刚刚步入婚育年龄的80、90后年轻族群，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为他们提供了相较以往更为优裕富足的成长环境，独生子女的国家政策为他们创造了相对简单的家庭伦理关系与封闭自我的生存空间，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经常在心智上表现出与实际年龄不相称的青涩，他们常常不自觉地拒绝长大，恐慌成人世界的复杂人际关系，害怕承担繁重的社会责任。他们的家庭观念与上一代人相比显得更为淡薄，他们更为注重自我感觉，追求新鲜与刺激的个性化生活。因此，在这些育儿剧中，剧情中的男女主角可以为了他们眼中的爱情打拼追逐、成疯成魔，因为恋爱的感觉极富冒险刺激意味而且不用承担过多人伦责任，但是，当他们遭遇怀孕事件，面临生儿育女重任时，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恐慌、不安与躲避的心态。孩子的到来使他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极大的调整与变动，《小儿难养》中的简宁与《断奶》中的安琪都因为怀孕而无缘升迁，《辣妈正传》中的夏冰因为怀孕被老板数落，《小爸爸》中孩子的从天而降导致于果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因此，面对突如其来的孩子，他们没有像父辈那般欣喜，由于工作与生活的改变，一种“被入侵的剥夺感”迫使他们在亲子关系与育儿理念上明显有别于上一代人。比如他们对待孩子不再是如上辈人那样孺子牛般一味的隐忍与付出，《小儿难养》中的简宁生完孩子后心心念念想的还是自己喜欢的工作，以至于她的婆婆发出“儿子心里最重要的是简宁，简宁心里最重要的是工作，谁也不会看重孩子”的感叹，《宝贝》中的陈静波生完孩子很快到国外出差，丈夫有时还会沉浸于电脑游戏；陈QQ当了父亲后依旧花天酒地、寻欢作乐；《辣妈正传》中生完孩子的夏冰更为关注的还是自己的身材外貌，甚至为此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夜里会任由孩子哭闹不起来喂奶，玩性大发时还会跑出去喝酒、跳舞导致第二天喂奶时孩子酒精过敏。夏冰一句“我是妈，我更是我”代表了很多育儿剧主角的呼声。由于他们对待孩子不再是盲目的付出与牺牲，在养育子女方面也就不会像上一代人那样有过多的干预与控制欲望，从而能够建立起一种相对平等的亲子关系。《宝贝》中的一丫尊重孩子喜欢玩水的天性，将婴儿学步车进行改装允许孩子满屋子自由乱转；《小爸爸》中的于果起初更是将儿子以“兄弟”相称，带儿子出去喝啤酒、吃肉串，毫无禁忌。这些初为人父母的年轻人与其说是孩子的长辈，不如说更像是孩子的玩伴。但是，不少老年观众与育儿专家在观看了这些育儿剧后却情绪激动，将育儿剧视作洪水猛兽，直言剧中做父母的“不靠谱”。的确，仅从剧名来看，小爸爸的“小”与辣妈正传的“辣”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剧中年轻父母的不成熟，但剧情更为重要的部分则是展现了年轻父母逐渐从不成熟到成熟的一面，比如，《宝贝》中的浪子陈QQ不再花天酒地，他耍宝卖萌给女儿唱歌展现了别样的父女温情；《小爸爸》中的于果与儿子为了在一起而彼此付出的努力令人动容，这种看似不靠谱的年轻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情互动却常常具有更为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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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式平民情节与美式英雄主义

当前中国的社会构成中，中低文化水平人口仍然占很大比重，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6年2月28日宣布的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内地城镇人口为5.62亿（占43%），农村人口为7.45亿（占57%）。平民是构成我国社会结构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优秀的电视作品总是能引起社会绝大多数人群的认可的，而收视率的提高也有赖于这部分人群的努力。07年热播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后《乡村爱情》、《金婚》无一不是在演绎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就算是《士兵突击》等军队题材以及近期火热的《潜伏》为代表的谍战题材电视剧，在故事情节上和人物性格塑造方面都能引起观众情感上和思想上广泛的共鸣。

美国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他的电视作品中也有平民主义的倾向，反映社会中小人物的命运，最大程度的贴近生活。同时，个人英雄主义更是美剧中的一大特色，从早期的电影西部片，惩恶扬善；到之后的警匪片，悬疑片，一切都好像中国戏剧一样有特定的程式。就算是反面人物，也是为了声张正义而生。《越狱》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也反映了观众不同的审美期待。中国观众长期接受正统教育，遵纪守法，不违反法律和道德也是中国社会赖以稳定和谐的基础。而《越狱》挑战了国家和法律，这一点不同于国产电视剧，这种审美差异造成了新的期待。

二、不同的叙事题材来源于文化的差异

1958年6月15日，自我国的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莱饼子》起，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与故事的亲和力便深深地根植于电视剧中，强调天、地、人和谐的理想境界，成为中国特定民族审美心理积淀。所以，中国的电视剧中重视情理的统一，因此家庭伦理剧在中国的电视连续剧中占很大的比重。老百姓喜欢看别人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美国是一个强调自由、民主和博爱的社会，少受殖民统治，生性都热情奔放，电视剧内容丰富，少受政治的局限，面临激励的竞争，极度商业化，节目制作日趋精良，内容也非常的丰富。美国电视剧是美国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重要表征，透过美国电视剧，我们可以直接地感受到美国社会的情感、想象、价值、身份乃至时代的现状和演变。

因此，在中国流行历史奇幻色彩的清宫戏、武侠片，反映现实社会生活题材的都市言情剧，家庭伦理剧，以及不断反映人们对现实不满等的反腐倡廉题材电视剧等，这些都和中国社会的文化、历史和现实背景紧密相关。而美国的西部片、医生律师剧、惊险动作剧等，代表的是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众的拓荒精神、冒险精神和专业精神。

三、叙事手法与结构的差异

中国电视剧遵循“开端-发展--结局”经典式叙事结构，并且结局大多为封闭式大团圆结局；美国电视剧喜欢开放式，循环式的结局。每一集的情节没有明确的结束，人物性格也不会随着剧情而变化，而是固执地一成不变，但却成为推动每一集故事发展的动力。

中国的家庭伦理剧占电视剧的很大一部分比重，反映社会现实，坚持善恶有终的原则，缓解观众心中的不平之气；美国观众里，中产阶级占很大比重，由于他们的收看电视时间不固定，所以追求完全的娱乐和释放压力的机会，更倾向于在较短的时间内接受到最多的信息量。中国电视剧的每集的结尾，每每都留有悬念，像中国古代的章回体小说，给观众一种强加的收看愿望：“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叙事手法上：“不平衡-平衡-不平衡”。故事只有一个核心事件，每一集都围绕它展开；而美国电视剧则相反：“平衡-不平衡-平衡”，每个小故事本身有一个核心事件。《越狱》便是这样的电视剧，每集独立成篇，来发展人物和不同的事件，不影响观众的理解和社会构成有很大关系。

美剧在我国播出后，打开了我国观众的视野，同时也给国产电视剧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并且在一些经典剧目上实现了本土的成功改编。比如美剧《欲望都市》的成功改编，成就了国产电视剧《好想好想谈恋爱》；情景喜剧《成长的烦恼》成就了《家有儿女》因此，在中美电视剧比较之余，国产电视剧应该扬长避短，不断提高我国电视剧的制作水准，以应对全球化背景下视觉产品进入我国市场后必然带来的考验和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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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28年，美国纽约州WGY广播电台播出了世界第一部电视剧——《女王信使》。从此，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戏剧类型诞生。此后美国电视剧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进入21世纪，美国电视剧产业早已形成完整的体系，而美国电视剧的影响力也已经波及到全球范围。

一、按季播出，制约效应

美国电视剧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按季播出，每年都有相对固定的时间表。每年九月中旬到第二年五月下旬是一个完整的映季。映季当中，各大电视网每个星期会播出四十余部情景喜剧和二十余部情节系列剧。每年十一月、次年二月和五月，所有剧集将经历三次收视率考验。收视率不理想的剧集将被立即淘汰，而通过考验的剧集则会取得相当的地位。

每年九月，由美国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的黄金时段节目艾美奖，都是映季即将正式开始的仪式。艾美奖结束之后一个月内，新剧首播，老剧重新亮相。每年各大电视台分别在黄金时间推出针对不同教育程度、社会及文化背景观众的电视剧。每部电视剧在每周固定时间以固定时长播出，这种做法便于最大化分割黄金时间，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

这种播出机制，在电视剧和观众之间形成一种制约意识，每个星期固定时间的播出可以让观众慢慢培养出在固定时间收看节目的习惯。

二、边拍边播，流水线生产

相当一部分美国电视剧制作成本高昂，且任何一部剧集都可能因为收视率过低，半路被腰斩，所以边拍边播就成了从经济角度考虑的必然选择。任何一部作品都不会拍出大量集数库存。

边拍边播的形式使剧情具有相当的灵活性，编剧可以在剧情当中添加时事热点、根据观众反馈对剧情设置和人物命运进行调整、随着季节的变迁同步加入相应感恩节、圣诞节等假期主题。这种调整可以调动观众的情绪，拉近观众与剧集之间的距离。

美国电视剧的制作体现了浓重的大工业化生产特色，采用流水线作业形式。

电视台、制作公司、经纪人公司之间建有稳定的三角关系。

一方面，制作公司为电视台提供创意和制作服务，并与电视台方面达成委托关系，一旦电视台确定制作公司的剧本后，便会委托制作公司进行拍摄制作；另一方面，经纪人公司则负责为制作公司网罗演员、编剧和导演，与他们保持长期合同。

美国电视剧生产的经典流水线包括以下程序：主笔设计情节，提纲作者编写提纲，对话作者撰写对白，总编剧汇成脚本，制片人和导演作前期筹备，前期拍摄，后期制作，发行播出。

三、编剧主导，观众至上

由于美国电视剧采用大工业化生产方式，需要编剧定时提供剧本，决定故事的走向和细节。电视剧要靠故事和对白取胜，因此，编剧的地位不容忽视，剧集成熟之后可能成为一部戏的“总指挥”，统管全局。

每部美国电视剧背后都有制作公司配备的庞大编导小组，但整个小组的工作要由主笔编剧在统一的架构下完成。从很大程度上，整部剧集的情节和风格都由主笔编剧掌握。

美国时间2007年11月5日至2008年2月13日，由于美国编剧协会与制片人协会合约到期，制片人协会没有在影视剧DVD和互联网销售分红方面做出令编剧们满意的让步，美国编剧协会大举罢工。

由于编剧罢工，虽然还在映季当中，众多美剧不得已只能集数大量缩水，各电视台只能紧急启用各类脱口秀节目救场。电视收视率大幅下降，直到四月罢工结束部分剧集回归，收视率疲软现象仍然持续一段时间才反弹。

编剧罢工期间，大量演员及相关工作人员暂时失业，波及整个电视剧产业。由此可见编剧在整个美国电视剧产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美国电视剧业第一号准则就是“收视率决定剧集命运”。这条原则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充分投观众所好的表现。

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和各方参与度的不断提高，观众已经越来越多地加入到美剧的制播过程中去。

编剧会在剧本写作当中考虑观众意见，从而改变一些角色的命运，包括为观众喜欢的角色增加戏份，让观众不喜欢的角色离开剧集。

电视台也可能会考虑观众的意见，再给原本打算停播的剧集一次机会。比如，CBS电视台曾经复活过原计划停播的剧集《浩劫余生》（Jericho），增加了7集计划。因为该剧的剧迷们发起拯救行动，他们一共寄出了25吨花生到CBS电视台在洛杉矶和纽约的总部“示威”。

四、长期经营，打造品牌

美国电视剧绝大多数采用富于弹性、结构开放的系列剧形式。每一季当中，一部系列剧一般通过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贯穿联系其中，采取基本统一的叙事风格和叙事模式讲述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故事。系列剧结构开放，可以根据观众意见、演员变更或其他情况进行不断调整，而不影响故事整体的连续性。这种开放的结构有助于每一季故事的开展，可以延长剧集的生命。

大多数比较有影响力的美国电视剧都曾伴随观众多年，《老友记》播出了十年，《黑道家族》播出了八年。随着秋季新一个映季的到来，众多长寿热播美剧也即将推出新一季，《犯罪现场调查》将播出第九季，《好汉两个半》将播出第六季。

美国电视剧产业崇尚收视率至上的法则，使得美剧的市场竞争显得异常残酷。各大商业电视网每年委托制作公司拍摄十几部新电视剧，但其中也只有1—2部可能获得足够的观众，以拿到继续制作的合同。老牌电视剧也有可能因为收视率下降，无法拿到继续制作的合同。

经历过收视率检验的“大浪淘沙”，一部存活下来的电视剧就已经具有自身的品牌号召力。该电视剧锁定大量观众在每周的特定时间观看某个特定频道，就提高了该频道这个时段的广告价位。

从经济学角度看，在以买方市场为特征的消费社会，新产品打开市场是最困难的，消耗的费用也非常高。在新产品打开市场后，如果只是短期经营，显然是无法取得好的经济效益。进行长期品牌运作的好处在于，使用相对少量的品牌维护费就可以继续取得品牌的高额回报。

对电视剧产品而言，取得了先期好评之后，继续一定的投入保持高收视率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可观广告效益。由此可见，延续热门电视剧的生命可以继续其影响力从而带来更大的广告收益。

参考文献：

[1]苗棣，赵长军.论通俗文化——美国电视剧类型分析.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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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有效地使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趋利避害，从而使“量”的“繁荣”向“质”的飞跃转化，构筑出真正的精品乃至经典，必须重申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首先是创作观念问题。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要有一个正确的创作观念，这种观念说到底就是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现实的问题。这就要求编导者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如何辨别历史中的精华和糟粕?在这里，要坚持历史主义唯物主义的原则，而克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要尊重历史规律，而不是违背历史规律；要以先进文化意识和历史批判精神来审视精芜并存、良莠难分的历史的原形态。这不是一个新解题。早在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明确指出必须以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来指导历史剧的创作。但在当下的创作实践中，这种观念常常缺席，因此，仍有重提之必要。否则，“帝王史观”、“贵族史观”、“盛世之梦”、“粉饰装点”必将泛滥成灾，“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就无从体现。

其次是创作态度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存在着严重的以游戏和玩笑的态度来对待创作的问题，一些编导不是以严肃的态度来创作，而是游戏历史，调侃历史，乱语讲史，随意拿古人开玩笑。这种极不严肃的创作态度，严重地消解了作品的意义内涵，损害了历史剧的艺术形象。甚至有人认为历史剧的本质是游戏而非历史。不错，历史剧绝非完全等同于历史，但历史剧的本质也决非是游戏。早在20世纪60年代，史学家就认为“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我认为这才是历史剧的本质所在。这就要求历史剧的创作者，要具备历史家和艺术家的双重品格，既尊重历史规律，也尊重艺术规律。而我们的一些编导却无视这一点，比如《康熙王朝》的编剧甚至说：“历史上的康熙怎么样，我并不知道，只能靠猜想和感情的期待去慢慢接近他，揣摩他。”这是历史剧创作的正确态度吗?仅仅靠猜想和揣摩能塑造出符合历史真实的艺术形象吗?这怎能不令人怀疑?

再次是创作方法问题。古代题材的电视剧究竟应该怎么写?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里关键之点是创作者怎样对待历史，怎样对待现实，怎样对待虚构的问题，还是那句老话：必须坚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坚持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水融的创作方法。在这点上，近现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态度比较审慎，因此，成效也较大。相反，古代题材的电视剧创作，穿凿、附会、篡改，编造的痕迹更明显，“硬伤”也更多，不要说逃不过史学家的眼睛，就连一般的观众也往往能看出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