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华传统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人权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篇2

中华民族是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精华。其中传统图形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艺术的结晶，它一直在各个领域默默的陪伴影响着我们的民族发展，现代设计如何能够真正体会其民族精神含义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挖掘传统资源和寻找文化传承的脉络，是传统元素运用的发展的趋势，它可以使设计拥有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未来发展空间。因此，如何借鉴，怎样"融合"是我们现代设计师要深入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现在我们面对一个高度现代化、信息化的时代，在"国际思潮"的影响下，中国设计一度出现追崇西方设计、而漠视中国的设计风格的现象，在对中国传统元素的借鉴和运用上，用简单的复制或生硬的拼凑的方法来完成图形组合，而忽略了传统文化艺术的精神内涵的诠释，这样的融合是对现代艺术的误解，会阻碍现代设计的发展。

在如何对待传统、应用传统等问题上，日本的做法是实践着把现代和传统同步并行的方法，互补互存，并以复活传统的手段推陈出新。也就是将已灭绝或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艺术用现代设计的感觉和手法去粗取精，在保留本民族特征的基础上以新的面貌使传统重获新生。

2008年中国奥运会的主办成功，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新的中国形象，由此"中国风"刮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在视觉设计上，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成功案例，使人们从新认识传统，设计师们越来越多地想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设计灵感，设计来源。中国传统图形作为一种民族个性的图形语言开始在今天的国际设计潮流中逐渐显现出它的魅力。实际上在坚持民族性的同时，中国的艺术设计必然要走与国际接轨的路线，在交流中融合和发展。

一、中国传统图形的造形特征

纵观历史，从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利用图形进行语言交流，并在彩陶上用图案来装饰自己生活，到明清时期“五谷丰登”“连年有余”等图形的发展，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带来了图形表现形式的更加多彩和丰富。

1、传统图形的形态要素

“图形”在每个时期的形态各异，让我们感受到在丰富多彩的图形中所表现出的特有精神气质，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衍变，那勃勃的生机仍然令我们为之赞叹。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彩陶上精美的鱼纹、青铜器上的兽面纹以及汉代漆器上隽秀的凤纹，无不传递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意识。例如传统图形中最有代表性的“龙”的形象，就是在设计历史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我们从世界的神话史或者设计史去寻找，都没有哪种图腾、神兽的形态像中国的龙那样，具有如此之多的属性，从形态上看“龙有九似”，蛇身、鹿角、狮鼻、虎须、鱼鳞、鹰爪……聚九种动物特征于一身，这足以看出龙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高等级的神兽，其强大的图形整合能力和精神特质，中国龙作为图腾或臆造的神，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是其它图形都无法超越的。

2、传统图形的形式要素

纵观中国设计的历史和世界平面设计史我们会发现，远古时期的图形、符号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类的平面设计、图形艺术，不变的主题是它们的表现形式、形象寓意，而它们的图形特征，却随着每个历史朝代的更替而转变，而且还跟当时的本土文化、工艺与技巧紧密相连，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在图形形式的衍变过程中，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图形形式"的演变都不是对其原始“图形元素”的彻底否定，而是以新的审美观念赋予其以新的形式，从而使这些“元素”不断的丰富与拓展使之符合时代的需要。从2008中国奥运会的开幕式的视觉表现形式上，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张艺谋对传统元素独具匠心的现代化的演绎，其艺术表现形式的视觉效果震撼世界。由此可见，任何艺术形式的运用，只有利用现代科技，现代化的设计工具对传统元素进行新的创意，才是未来艺术设计发展的方向。

二、中国传统图形的语言魅力

1、具有寓意的传统图形语言

中国传统图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它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图形美感，而是图形深层蕴藏着的吉祥寓意，这些寓意最初源于人们对自然和宗教的崇拜，而衍生出的具有吉祥象征意义的图形符号，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和企盼的表述。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宝库中，吉祥图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如牡丹象征着富贵、桃子象征长寿，石榴预示多子，鸳鸯象征成双等寓意，这些图形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情感，万事如意等美好愿望。其中最有特色的图形寓意是“吉祥”所谓的“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再也没有那一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注重吉祥如意的了。“吉祥”是人们美好的愿望，深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处。中国人借用传统文化把人们美好的祝愿画成优美的形象、吉祥的图案，并用这些元素去装饰生活、馈赠亲友、慰藉精神和满足心里需求。

2、传统图形语言的符号特征

在人类之初，人们就开始用图形符号来进行语言沟通了，因为图形比文字更形象、更便于理解。现代的视觉设计也是以自己独特的图形语意来传达设计主题的，因为，视觉设计本身就是力求以符号化的形式来表现丰富的思想内容，通过精练的图形语言符号传递一种设计的意境。所以，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图形的寓意特性，更准确的运用图形语言来进行设计创意，可深化设计的文化内涵，使设计和受众之间建立起思想上的沟通和视觉上的默契。

在传统图形形式上的转化也就是保留图形符号原来的意义内涵，同时通过形象结构的简化获得现代精神的表现。由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设计的中国银行的形象标志设计中，就用中国的“中”字与传统造型“古钱币”进行了形式简单的符号组合设计，“中字代表以中国资本的联营集团；古钱象征银行的服务特点；圆角的方孔是现代化电脑的联想，上下连串的直线则象征联营服务。”----靳埭强 。标识在保留了传统文化内涵的同时，创造出强烈的现代感，其视觉识别理念和识别效果早已被现代人认同。

三、中国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的融合

在现代艺术领域风格多样的艺术门类中，对传统文化艺术的运用表现得是多种多样。如在环境设计中具有中式风格的现代设计体现；在众多的具有"现代感"的服装、手饰设计中也出现了大量传统纹饰；传统相声的表演形式与现代演出风格的融合，备受人们关注和喜欢，事实上这些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已经有了很浓的“中国味”。这是走向世界所具备的中国特质，是中国设计的身份标志，代表着中国文化的视觉形象。

1、设计的本质就是创新

设计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创新，这也正是设计的生命力所在。如果一味地照搬和模仿，就势必为时代所淘汰。

2012年2月，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以“中国龙”设计作品为主题的"龙行天下"艺术设计展上，以“中国龙”概念为主题的参展作品，将传统与现代的审美理念融为一体，用全新的视觉效果对中国龙文化进行了阐释及传承。用现代的理念，把中国的龙文化与世界文化融为一体，和现代设计前沿相对接，这是一个把传统设计观念向现代设计理念迈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在传统设计基础上的创新过程。

以往对龙文化的理解，一直停留在龙形、龙纹、龙字的概念上，其表现形式也大多以传统表现手法为主，这些看似保留传统文化特征的表现方式，不但约束了我们对中华民族图腾"龙"的深入解读，也束缚了我们龙文化设计思维与世界先进设计理念的融合。

“龙行天下”艺术设计展的设计理念向我们展示了现代艺术设计的全新思路，而全新的设计理念应该具备的是创新精神，改变旧的传统概念，使中国设计走向未来与国际接轨。

2、“融入与再造”与时代接轨

将传统图形运用于现代视觉设计，不应该是表面的视觉装饰，或者简单的加工拼凑，要将传统图形所深含的中国文化精神表现在现代设计中，必须将传统图形作为一种承载深厚文化底蕴的视觉符号。

对传统图形的现代设计，还要对传统图形的形式和形态上进行重新分解再造，提取特征元素并且用贴近现代人的图形语言重新转换组合，这样才能做到“兼容并蓄、古为今用”。因此，设计者要充分认知本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将传统图形完全置于现代视觉设计语境中，同时，它需要我们要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创新能力、整合能力和现代设计表现能力。

3、添加新元素与世界相融

中国传统图形其图形表现.除了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外，它同时带给人们更多的精神享受。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的变化很大，不可能再完全重复以往的传统，所以传统图形的发展要不断添加新的时代元素，把以前过于繁复的设计简化并且将传统工艺、传承方式与现代的人文生活相融，人们更容易接受。

“新元素”的添加，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尝试，有的简单、有的深奥、都力图向先进的设计思维和理念上的拓展。由此，图形不仅仅是简单的视觉符号，它带给人们的是精神上的丰富和视觉上的精彩纷呈。

那么如何添加呢？纵观图形设计的发展历史，从早期图形的形成、到发展成熟，其在设计思想、表现手法和图形语言上不断的变化、添加和完善，它的内容和形式上也在发生着变化。虽然这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但它的历史发展脉络还是很清晰的。现代设计对“新元素”的添加要有更新的创新观念，不断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思维转换，用新的技术新的观念和新的表现手法代替传统意识和表达方式，使中国现代设计与世界相融。

结语：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现代设计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手段也在不断丰富和多样。面对着信息化快速的发展和人们对新视觉艺术元素的需求，视觉设计领域将面临着新的考验。但是可以看到，这种需求也给艺术设计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新观念思维方式的导入，也为我们对审视传统文化观念提供了更多的现实意义。

在国家十二五计划，发展文化产业精神的指导下，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下转第76页）

（上接第49页）艺术设计的服务对象也将呈现出全方位、多元化的局面，信息化的普及和人们因生存条件、环境、心理等方面的变化，会激励人们的想象和创新欲望。只要我们把握图形艺术的时展脉搏，对中国传统图形艺术设计进行深层次的思考，用创新的理念去发掘祖国传统艺术宝库，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变革中，推动传统图形艺术的前进，不断推陈出新，那么，具有中国特色的、兼容着传统和现代多重元素的中国图形艺术就会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参考文献：

《中国艺术设计史》 作者：夏燕靖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7年8月

篇3

生态伦理又称环境伦理或环境哲学，其主要内容是肯定自然界和一切生命皆具有内在价值，人应该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不再是自然伦理的中心，应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并承担道德人的责任；人与自然应协同发展。它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最终达到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称为“天人关系”，这是一个与中国古代自然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哲学命题，各家学说对此均有论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着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现代生态伦理的思想正在成为中国生态伦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们在理论倾向上更多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的一致性。的确，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并不是一种完全契合的关系，还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的地方。

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从根本上讲与道家是一致的。它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同类，因此对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赞天地之化育”的同时，又肯定人为万物之灵，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尽人事以与天地参。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丰富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这些思想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

(一)兼爱万物。尊重自然

儒家认为“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爱生灵，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长养生命)作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随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从自我生命的体验，转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对宇宙万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进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载物，博大无私。

苟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主张对自然万物博施以“仁”。汉朝的董仲舒则更明确地主张把儒家的“仁”从“爱人”向爱物扩展：“质于爱民，以下至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宋代张载进一步将仁爱原则推广到包括非生命物质，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爱必泛爱，成不独成。要真正的爱人，就必然要爱物。

儒家的这种“生生”、“利物”、“泛爱万物”的思想，类似于当代生态伦理观所主张的把人类的道德关怀从对人扩展到对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两者也有着本质区别。现代生态伦理学认为物与人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权利，应该受到同样的道德关怀；儒家强调爱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层层向外推扩。这里儒家的人与物虽为一体，但这一体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万物享受的爱的关怀也截然有别，有厚有薄的。对此，明代的王阳明从“大人与物同体”的角度，作出了独特的论证。他认为，在利益分化发生矛盾时，家庭血亲处于中心、优先的地位，先爱至亲、家庭，再爱路人，最后是禽兽、草木，层层向外辐射。爱护草木，是为了使禽兽有足够的饲料，而爱护禽兽则是为了养亲祭礼，所以爱护草木禽兽是围绕自身家庭这个中心运转的。王阳明还认为，如果接受上述这种观点，那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以人为中心，包含义、礼、智、信的整个封建道德准则体系，使五常之德适用于整个自然界。显然，儒家的爱物是有差异性的，强调的是要人们去爱惜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而“爱物”的终极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爱物就是爱人类自己。

(二)以时禁发，以时养发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农业生态环境的好坏与庄稼收成的丰歉关系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和百姓之生计。因此，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再生产能力，不能不成为历代君王与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据对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从利国富民，保汪人类生产和生活资源的持续性发展出发，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顺应事物的繁育生长规律，“以时禁发”，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为相，他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山林泽的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提出了“以时禁发”的原则。他说：“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要求山林与水泽要按时封禁与开放，老百姓在开放时间内去采集捕猎可免征税赋。

孟子、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以时禁发”思想。孟子主张对生物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时也。”“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苟子则使管仲生态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早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食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苟子的这些保护主张，是作为圣王安国治邦之策提出来的，并建议有德之君将保护生物资源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三)取时有节，物尽其用

儒家注重经世治国，他们所倡导的“礼仪”政治是一种有节制的政治，要求统治者节制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把节约人、财、物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孔子主张“政在节财”。唐代名相陆贽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长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为出。”儒家“政在节财”的主张，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它客观上具有自然保护的意义，从而避免了对自然的掠夺和资源的浪费。

儒家所提出的节约的主张，一开始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的，儒家从天地自然万物所具有的再生性与有限性规律得出了人事行为要有“节”的结论。“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同时，儒家把节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资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爱物”原则。儒家历代把“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用大网捕鱼、不射夜宿之鸟)自觉地体现在行动上。《吕氏春秋》认为破坏大自然是一种不祥的举动，它必将召来灾祸，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动物都销声匿迹。“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同时只有爱护、珍惜大自然，使各种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会出现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这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种灭绝，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正如朱熹所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儒家要求人们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认为，只有统治者谨慎地对待自身的物质利益，注意节约，鼓励生产，不断地权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财富丰裕，国泰民安。“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对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国之极也。”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物质财富相对匮乏，人们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实行节俭，所以也就比较容易做到物尽其用。现代社会虽然拥有很高的资源利用技术，但并非一切资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费用也相当高。所以，取用有节，物尽其用，仍然是现代社会解决资源短缺与环境保护的一项合理而有效的对策。

二、传统文化中的反生态伦理思想

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被纳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构成的系统中，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就如同天、地、人虽然可组成一个“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则是吾家之旧物。

它们虽然也时常得到主人的呵护，但那是由于它们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间的亲密无间并不意味着自然之天、地的独立性或内在性已经为人所尊重、认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仍然弥散着浓厚的反生态伦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着相冲突的地方。

(一)自然规律伦理化

传统文化中，天道则常常要服从于人伦之理，即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将自然规律伦理化的思想倾向。对自然规律的探究、对自然现象的揭示常常成为推导宗法伦理道德价值的一个逻辑环节，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为论证宗法伦理道德神圣性的铺垫或衬托。如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恶的评价依据，阴阳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为论证人世伦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逻辑环节，来神化儒家伦理道德。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关重要的，好像没有“天”的神圣性就无法体现出儒家伦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实际上，“天”的神圣性在这里只是体现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这一套，主要是为了以宇宙系统确立君主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宋明理学的产生，旨在建构儒家道德本体论，即为儒家道德确立终极的价值根据，“心”或“理”的形上意义同样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统一来确立，但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具有至高道德价值的“心”或“理”，反过来又形成了对整个自然界甚至整个宇宙的统摄、包容之势：“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该无载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倾向，张岱年先生明确指出：“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不得将其强加于自然界，汉宋儒家讲天人合一，其肯定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有正确的一面；而将道德原则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就完全错误了。对此问题，应作具体分析。”

(二)重德性，轻技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宗法伦理道德精神的高扬，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间形成了较大的矛盾或张力。具体说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常常受到宗法伦理观的抨击或限制。孔子曾将要求“学稼”的樊迟斥为“小人”，将各种生产或手工技艺看成小器、“末业”，将从事宇宙探询或天文历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阴阳家所做的事情，从而开启了儒家重德性、轻自然、斥技艺、贬功利的思想。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断得到加固而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文价值传统，在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这种鄙薄探询自然、技艺的传统使得古代众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国事无补”或“玩物丧志”等诸般嘲弄，并导致长期以来中国的自然科学总是停留在一种直观、经验的水平上。

(三)重主体。轻客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所构架的天、地、人的思维系统中，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高扬实际上也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重生”意识，即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这与宗法社会促进生命生生不息的伦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还包含着这样一种内涵，天地万物都统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为保持生命、延续生命的手段和材料，这实际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终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则常被忽视，或所强调的仍然是其工具价值。因此，从这一点上看，尽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视自然必然性这点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自然物作为体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手段，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以饮食为例，在西周时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围，周朝为此设立了专门的“食医”，位于各种医师之首，其主要职责是掌握饮食的搭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饮食文化非常注意从人与自然相合的基点来决定饮食上的选量与选味，这其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东西。在历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华的生活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一个标志，把占有和消费自然珍稀之物作为个人身份的体现，豪门贵族常以奢侈为荣，竟事侈糜，饮宴常是“食前方丈”，“穷水陆之珍”。他们崇尚口腹之欲，广市齐珍异好，对难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际，捕食麇鹿、野象之风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总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许多教训，“滥捕野生动物就是深刻的教训之一。这一教训，在当时并看不清楚。因为野麋鹿等生动物还相当多，鹿肉等又为人们所喜爱，只是到了后世，当麋鹿等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成为珍奇稀有动物时，才会感到教训深刻，这对于今天来说亦应引以为鉴”。

三、评析

篇4

2中国传统文化花鸟画体系中花卉题材的演变

自古，花卉就是中国绘画上“最有力之中心题材，亦即于世界绘画之画材上，占一特殊地位”（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中国花卉绘画从起初发展的六朝时期到最繁盛的五代十国、南宋期间，许多专长于花卉绘画的人物，形成了“徐黄体系”，代表人物是徐熙、黄筌。徐熙和黄筌的绘画艺术风格不同，形成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黄筌的作品线条细且流畅，画面干净真实。徐熙的作品更偏向于追求落笔成型追求意韵。由此形成了花鸟体系中的两种绘画画法，工笔和写意。在中国人的意识中花卉作为物质形态展现带来的美好感受让人流连忘返。在中国人的毛笔下，不仅仅描绘了花卉的形态，同时花卉的气质秉性，独特魅力在浓墨淡彩下更加传神。画出了花，画出了花魂。花卉绘画发展最繁盛的时期是宋代，宋代文人的花卉题材作品是其精神意蕴的表现。例如，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提到国画映入人印象的首先就是四君子（梅、兰、竹、菊）。为何中国人如此爱花中四君子，这跟中国人所认同的精神气节息息相关。高洁坚毅如梅花、品质脱俗如兰花、气节不凡如竹、淡泊纷争如，这些都是千古至今中国人传唱的高贵品质，也体现出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在千千万万中国名画中，以四君子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尤为众多，耐人寻味。四君子的出现为中国传统文化花鸟体系添加了新的内容。明清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山人、扬州八怪。山人在自己的画中注入了思想，表达忧国之情、爱国之情。恽寿平的没骨花卉创新应用结合了徐熙和黄筌的两种不同的绘画风格，使花鸟体系得到新的发展。到现代的齐白石、潘天寿等都在中国传统文化花卉画中进行创新。潘天寿擅长于写意花鸟画。画面构图精妙，墨的浓淡到位，精致却也不显紧张，用笔潇洒肯定。使得笔下的平凡普通的题材却显得与众不同。现代的中国花卉画在传承古人的技法和绘画韵味的同时也不断地创新，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花卉绘画持续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花卉绘画的发展强调神韵和意蕴的制造，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绘画的大写意，形成了鲜明独到的特点并发展至今。如现在存放在的沈振麟《十二月花神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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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厚重博大，到了近代却不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的机器文明，从此便开始了中华民族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苦难历程。而今随着经济的增长、国力的强大，人们又不时地回忆起那曾经令我们无比自豪和骄傲的、辉煌的文明史。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又将我们推人了深深的思考中，“西方:是唯一的，而不是普遍的”(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ol}}我们将如何应对?

当今，面对现代化的未来，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似乎不再被某些人着成是一种财富，而是一种负担，我们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间题?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全球一体化趋势对民族传统的特性造成巨大冲击，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在融人国际大循环的同时又保有民族性?因此，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在全球范围内各种思想和文明相互激荡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传统文化重新回顾、审视、反思和定位。

一、伦理与政治一体化:以“忠”“孝”为核心的宗法血缘制

—中国传统伦理的基石

在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农业社会中，由“忠”“孝”所链结起来的宗法血缘伦理，始终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历史的变迁使中国社会由氏族制到奴隶制，再到封建制，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杜会结构的基本组织还是由血缘所链结起来的群体，而“忠”“孝”则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并最终形成了伦理与政治的一体化。

“孝”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是相对于家庭伦理而言的，它要求子对父奉养、尊敬和服从，表示的是封建社会里父子之间的人格隶属关系，也是父子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反映。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先改于父之道，谓之孝央0

“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父老也。}f31

“善事父母日孝。^IeJ

儿女孝顽父母，赌养父母是人伦之常情，同时也是维系家庭伦理的根本所在。《孝经·三才》中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把孝抬高到“天经地义”的高度，因而“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儿子不孝是大逆不道，是最大的罪恶，《孝经·五刑》中也说:“五刑之数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对父母应做到“生，事之以}L ;死，葬之以札，祭之以礼。”闭《论语·学而》亦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因此，孝是一个人的根本，一个人如果是一个孝子，那他就能做好其他一切事悄。在《水浒传》中宋江之所以被称为“孝义黑三郎”，就是与他的孝有关。例如，当宋江杀了阎婆惜逃难时，接到其弟送来的其父亡故的假信时，“自把胸脯捶将起来”，自骂为“不孝逆子”，这就是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最深厚的人伦情感。从此，我们不难看出，“孝”这一伦理观念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伦理中.另一个重耍观念就是“忠”。其本愈是指对人对事的正当的心理状态或态度。许慎《说文解字》:“忠，敬也。”整个古代杜会是典型的封建宗法式国家社会，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和氏族集团。在宗法性伦理的主导下的杜会结构中，家族、国家都是在家庭的基础上扩大而来，都带有一定的家族血缘关系。因此既然国是家的延长和放大，那么，作为家庭伦理核心的“孝”便可推衍为维系家族和国家关系的、根本的道德品质。一国之君即为全国大宗族的“宗主”或全国老百姓的“大家长”。君臣关系也是亲情关系延展。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中，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孝”便扩展为“忠”。可见，宗法关系，既是血缘亲亲，又是等级尊严;既肃穆威严，又含情脉脉。[6]

w孝者，所以事君也。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梯，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当“孝”进化为“忠”时，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伦理，首先就由敬父爱母延伸到爱社被国家，同时也把“尊尊”“亲亲”的价值观念和诉求扩大到整个社会群体中。这当然是人类社会集体梢神的伟大张扬，反映在民族意识上，则积淀为维护民族利益和民族团结的祟高品德，表现为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这也是培养了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沃土。

再进一步分析，我们便可以看出，由“忠”“孝”演变而成了两种关系:一种是父子兄弟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即社会伦理;一种是君臣上下之间的政治关系，即政治伦理。前者的主干是“父权”，后者的主千是“君权”。即用父权来维持血缘关系、社会伦理，而用君权来调整政治关系、政泊伦理。由此，以“君权”为轴心所形成的国家组织系统和以“父权”为轴心的社会组织系统—伦理和政治的一体化，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

二、伦理与宗教的互补:伦理宗教化，教伦理化

—中国传统伦理的委身和选择

几千年来，以儒家伦理主体和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对于培养、形成和强化人们的伦理观念起了重要而深刻的作用，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宗教伦理化的过程。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主要包括夏商周以来的正统宗法性宗教，东汉产生的道教及外来的佛教。}"[10〕作为上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必然要反映并维护它的社会基础，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即在儒学取得独尊地位的情况下)。

传统伦理的任务，是为了确定、调整并维系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并使之适应以“父权”和“君权”为中心的封建人伦关系。而宗教则是将这种人伦关系神圣化(不是神化。对于这种情况，王沪宁认为，神化是指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关系，神圣化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font)

在殷商时代，其时人事无巨细几乎都要通过占卜，求“老天”唱示。大至国家之间发动战争的大事，小至日常起居生活琐事，皆凭占卜而后行。稍加分析便可以发现，不论“老天”昭示什么、巫人怎么解释，最后还是由股代统治者发号施令。“老天”只不过是个幌子，为统治者的行动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而已。

在周代，统治者不仅把一套宗法性的伦理宗教化、神圣化为天命所定的行为规则，同时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伦理原则，即“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他宜称，既然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是天命之所定，那么上天对人间之事如何处理，便以人的言行动作是否符合伦理道德规范为转移。“上夭”因此便具有了伦理的属性，夭命里渗透着伦理的内容。“幻这样，宗教便伦理化了。 在汉代，大儒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说，完成了伦理宗教化的工作，将封建宗法社会的伦理规范的集中表现:“三纲五常”，演绎为“道之大原出于夭”的神圣准则，使之具有了无比神圣的地位。同时，其他一切宗教如果要在中华大地上扎下根来，也必须把儒家神圣化了的这一套封建伦理规范作为该教的伦理观的基础，以此为准则去塑造该教中各个神灵的道德形象。[13)

东汉以来的道教所宜扬的关于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基本理论，成了封建社会中人们遵守和实践封建宗法伦理的巨大推动力，是伦理宗教化和宗教伦理化得以实现的重要契机。而外来的佛教在经过长期的进化和融合后，不仅完全接受了“三纲五常”的封建宗法伦理，而且佛教本身所具有的“灭欲净心，忍辱无争”等道德规范也来维护封建制度。再加上其所特有的那一套“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信仰，起到了传统儒家伦理学说所不能起到的社会作用。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役有宗教调动“各路神仙”来宜传儒家伦理，而仅仅靠孔子、孟子那样完全通过世俗教育的手段，儒家伦理观念是不可能那样深人人心、根深蒂固的。“在这方面，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宗教故事，胜过许多卷‘子曰’‘诗云’的孺家经典教条”，“没有宗教化的伦理道德，枯澡无味，僵死无力，既不神秘也不神圣”，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运行的动力。宗教所神圣化的伦理是以儒为主的封建宗法伦理道德，这样，便把封建宗法伦理道德及其下面的种种人际关系和封建宗法制度，用神圣化了的伦理‘混凝土’预制起来，变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便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超稳定的结构体系中，被驯化为儒释道的信奉者。^[14]

三、非理性:伦理的绝对化和人的个性的泯灭

—中国传统伦理的缺憾

所谓非理性，不仅仅是指传统伦理作为一个独立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自身所包含的价值和思想上的缺陷、错误和功能上的悖谬，更主耍的是指由其价值和思想上的缺陷、错误和功能上的悖谬所带来的人的主体性的失落。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就其所涵益的某些价值和精神来说，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仍然有粉闪光及合理的成份，即使在我们迈向现代化的今夭，也仍需保持和发扬。中国传统上以家族和宗族为墓础、以杜会群体为本位的价值趋向和诉求，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凝琅和整合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其所具有的巨大历史局限性，特别当这些伦理在长期的历史演变和进化中被片面化和绝对化后，它的许多真价值、真精神被“阉俐了”，[ is〕变成了值死的教条，缺乏理性，导致了人个性的泯灭。

在孔孟时代，孺家文化的伦理观念还是充满理性精神的。但是到了汉代孺家手里，就变成了片面的关系和义务。例如，早期儒家虽讲“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但他们仍主张天地之间人为贵，充分肯定了人的欲望和人的价值。可到了汉孺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之说.则便成了绝对的东西。父为子纲，儿子就要听父亲的，儿子做错了事，父亲可以动用家法，打死也不犯法;夫为妻纲，妻子就要听丈夫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君为臣纲，做臣子的就要服从国王.“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由此，这种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伦理规范湮没和抹煞了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当它作为一个社会的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被绝对化和片面化时，自我存在和自我实现便无处可寻。

宋代程朱理学家们所提倡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泯灭个人欲望，维护封建伦理，不允许“我”惫识的存在和出现。只承认伦理道德和群体价值，不承认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这是中国传统伦理中“主体的失落，人的失落和人的价值的失落”。[160〕说到这里有一件事不能不提，现在人们常常叨念诺贝尔奖，其实我国至少有一次机会可以评上，那就是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科研成果。可那时国人好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号称“要上一齐上，要下一起下”，提交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名单上的发明人竟有14人之多，而诺贝尔奖只奖励有突出贡献的1-2人，最多不超过3人，结果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这一事件在今天看来犹如一场闹剧，靠这样的方式来满足自豪感，张扬集体主义原则，无异于缘木求鱼，自我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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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导演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赤壁》以其强大的演员阵容、壮阔的战争场景和恢宏的影片气势再现了东汉末年曹操和孙、刘联盟赤壁廖兵的历史事件。“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尽管并不在影视发展史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取材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影视创作仍然数不胜数，其中，还有许多杰出的创造”。可以说电影《赤壁》就是如此，作为一部华语国际大片，它不仅取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而且影片在铁马金戈、刀光剑影的宏大叙事中以现代影视手段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影片在叙述历史故事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有着娱乐的功能，它也能够起到传承文化、教育大众的作用。《赤壁》的编导组将中国传统文化以艺术的形式呈现给世人，使观众在领略电影艺术魅力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为其间所蕴含的诸多传统文化元素所熏陶。譬如影片《赤壁》中设置了周瑜和诸葛亮、关羽、张飞、鲁肃等人投壶的一个场景。投壶是我国古代一种达官显贵、文人雅士聚会游宴时采用的一种游戏娱乐方式，它的产生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先秦，秦汉时期更是得到极大的发展，在士人中风靡一时。电影《赤壁》中在曹、吴两军剑拔弩张、大战将至之际，展现周瑜和诸葛亮却能够平心静气地进行投壶游戏，影片中周瑜说敌人越是张狂，就更需要专注，心静就可排除杂念，将箭投入壶中。并通过张飞的鲁莽言行作为反衬，来表明一个道理，越是在危急的关头越是要保持头脑冷静，惟其如此才能有补于事。影片中此一幕，既再现了投壶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形式，又使人在观影后产生深沉的哲理思考。

跋鞠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游戏，同时，由于这一活动可以增强体质，所以古代兵家又把它引入军事训练中，如影片《赤壁》中就有曹操将跳鞠运用到士卒的日常训练里，厉兵袜马，准备攻打东吴的场景。两汉以降，跋鞠依然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和下层人民所喜爱，比如众所周知的《水浒传》中宋徽宗就颇为喜爱鼠鞠，而高休也藉此技艺侧身贵胃。现代足球追根溯源，其源头就是中国古代的墩鞠，这一点已经得到世界足球联合会的确认。中华文化水阔源长、博大精深，由此可见一斑。吴宇森在电影《赤壁》中将墩鞠这一古老的活动搬上银幕，鲜活生动、淋漓尽致地将之展现出来，使后人得以穿越历史的时空，领略这一尘封已久的运动的风貌，感受丰饶厚重的华夏文明。

剑舞也是为世人所熟悉的一种传统文艺形式，古人把习剑与舞蹈两种活动巧妙地结合起来，将充满杀伐之气的铿锵之技转为摧刚为柔的婀娜乐舞，使得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司马迁《史记》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典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现代出土的汉墓中，在许多汉画像砖上都雕刻有剑舞的图案，显示这一舞蹈技艺在当时已经十分兴盛。汉以后剑舞进一步得到继承和发扬。例如耳熟能详的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中描述剑舞的诗句:“耀如界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骆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圈。”形象生动地描绘出舞剑者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说明剑舞这种文化娱乐形式在唐代日臻完善。在影片《赤壁》中，梁朝伟扮演的周瑜身形矫健、姿态优雅，时而矫如游龙、气贯长虹，时而飘若浮云、灵巧轻盈，舞姿既英武豪健，又柔婉缠绵，刚柔相济，将剑舞这一技法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舞蹈是流动的雕塑，影片中周瑜的剑舞造型就如同一个个优美的雕塑，给人以强烈的视觉美感，使观众在获得审美偷悦的同时，不知不觉受到剑舞这一桂统文化的浸润与濡染。

中国的汉字不仅能够表情达意，具有实用功能，而且怡情悦性，具有审美功能，形成一种独特的书注艺术，成为妮紫嫣红的华夏文化百花园中一朵艳丽献奇葩。在电影《赤壁》中导演也巧妙地将这一传统文化形式置入其间，影片以张飞习书和小乔练字将之呈现出来。张飞不仅是一员晓勇善战的猛将，而且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张飞擅长书法，这在历代典籍中多有记载，其八分书，字体端庄刚直、遒劲有力，他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电影《赤壁》中借张飞习书一幕展现出我国书法艺术的魅力，而影片中也多次出现小乔伏案挥毫的镜头，还有影片中周瑜以隶书体写下“平安”2字的特写镜头，一点一划间都向观众传达出这一传统文化的迷人神韵，在潜移默化中入人深切。电影《赤壁》中不仅展现书法艺术，也包蕴绘画艺术。绘画是华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千百年而光华夺目，芳馨远播，《赤壁》电影中反复出现小乔风情万种的人物肖像画，在传情达意，演绎故事的同时也触发观众对这一不朽的中华文化艺术的无限遐思和神往。

电影《赤壁》中也蕴含中国的茶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茶的国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茶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品。饮茶不仅可以使人延年益寿，而且它是文化的一种表征，由饮茶而衍生出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茶文化。人们通过煮茶、品茶或酬宾交友、谈玄论道，或颐心养性、陶冶情操，历代文人墨客都笃爱茶艺，茶艺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影片中小乔只身独赴曹营游说曹操，席间她谈茶论艺，论茶、茶具、水质、水温等对于煮茶的重要性，并言茶的色、味、韵等茶道，以精辟的言语阐述茶艺茶道。在屋外“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中，却于室内营造出一种“小楼明月调筝”般幽静雅致的环境，侃侃而谈，展开了一番关于茶艺的解说，虽然影片中安排这一出戏是要表现小乔为了拖延时间，有利于孙、刘联军的进攻，以论茶艺而与曹操周旋，但观众从小乔之口中也获得了一些茶艺的基本知识，影片通过林志玲扮演的小乔的言谈，用电影艺术的形式重新诊释了茶艺这一传统文化，对于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华夏茶文化裨益良多。

在中国的艺术宝库中，音乐艺术极为辉煌灿烂，也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琴是中国一种古老的乐器，历朝历代都涌现出许多演奏琴的名家圣手，魏晋时期稽康临刑前弹奏的一曲《广陵散》成为音乐殿堂的千古绝响，而《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城楼气定神闲地弹奏古琴而吓退司马鼓大军的“空城计”一幕，更是为人津津乐道。电影《赤壁》中多次出现周瑜演奏古琴以及他与诸葛亮谈论琴艺的场景，周瑜弹琴的节奏时而急管繁弦，紧促迫切，如万马奔腾:时而又舒缓婉转，轻柔澄澈，似小溪流水。影片中借助弹琴节奏的缓急来表露战场态势波诡云的变化以及人物跌宕起伏的心情。与此同时，也向观众展现了这一传统乐器追魂摄魄，动人心神的优美旋律，使观众浮想联翩，沉醉其中，获得艺术的享受。周瑜练兵时校场外牧童悠扬的笛声，不仅深深打动了在场操练的每一个士卒，也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导演将紧张的军事训练赋予一种诗意的安排，使得电影故事情节开阖自如，张弛有度。在电影《赤壁》中音乐不仅对于情节的发展和主题的揭示起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使人对编导的运思巧妙扼腕服膺，而且影片也营造出良好的视听效果，使广大的观众为之击节赞叹，同时激发起对中国古典音乐浓厚的兴趣，在现代音乐风靡一时，人们翁然风从的情况下，这无疑对于我国古典音乐文化的继承弘扬颇有好处。 电影《赤壁》不仅展现了诸多的传统文化样式，它也将深邃的人生哲理蕴育其中，影片对于真和善给予热情的讴歌与赞美，对于丑和恶给予无情的鞭挞与唾弃。影片高扬着正义的旗帜，在孙、刘联军大败曹军，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意蕴上进一步延伸，生发出深沉的哲理思考。尽管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人们美好的愿望得以实现，但胜利的获得历经坎坷艰辛，来之不易，正如在影片中周瑜望着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心情沉重地说“大家都输了”，虽然寥寥数语，音调低沉，却言简意赅，振聋发绩。因为残酷的战争无情地剥夺了无数鲜活的生命，千百万人遭受兵资之苦，即便是对于交战取胜的一方，也无法体会到获胜后的那种轻松喜悦，只是心头升起莫名的怅惘与凄凉。影片结尾以小乔不希望萌萌成为战马，表达了广大人民摒弃杀戮，呼唤和平，企慕安宁的强烈愿望。儒家宣扬“和为贵”，反对杀戮、反对残暴、反对战争，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影片《赤壁》隐寓拒绝战争，渴望和平的深刻思想内涵，也传达出这一具有积极现实意义的理念，引人深思，给人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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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方法创新之实效性实现传统文化价值导向的教育目标，除需精要的内容安排，亦需生动、活泼的授课形式和教学方法为助，最忌“灌输”和“绝对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更重要的是直接推动学生对传统文化特质与精神的领会，当下启发悟性、身心受用。例如，在《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课堂教学中，梵乐静心、经典诵读、内观静修几大亮点设计使课堂教学大为增色。其一，以儒道音乐或佛教梵乐静心、净心。在“化人”、“立人”的教育过程中，音乐之教化作用非同寻常。昔日孔子在齐国听“尽美也，又尽善也”之韶乐，竟“三月不知肉味”，并由此感叹音乐之美竟达如此之程度！正因至极之音乐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统一，给人以善的教育、美的陶冶和灵魂的净化，故儒释道三家皆以音乐为教化世人之重要手段。就佛教来说，八万四千法门皆为净心之法，其中梵乐更是极方便、快捷、易深入人心的引导和启悟世人之重要方法。《楞严经》中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提，实以闻中入。”即言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中，属耳根最利，最为灵敏。因此，音声教化最易感染人，最能产生教育效果。传统文化课堂当然也离不开音乐化人之绝佳手段，创设优美、宁静、高雅的课堂音乐情境是非常独到的教育手段。在课前二三十分钟，我们选择与本次课程内容相关的儒道音乐或佛教梵乐进行播放，或课中读诵、讲解儒释道经文时配以背景音乐。儒道音乐清雅、宁静、中和，佛教梵乐则具虚、远、淡、静、庄严肃穆之内涵，可谓雅而不俗、觉而不迷。这些至真至善至美的音乐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带给青年学子的心灵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大多数学生会主动提前到教室，静静地聆听梵乐，感受音乐带给他们的全新心灵体验，虽未上课却已然在自我教育、自我感悟、自我提升的状态之中了。课前和课中的音乐不仅达到静心、净心的效果，更创设了宁静、愉悦、平等、高效的课堂氛围。尤为难得的是，师生在共享美乐的同时得到了身心的净化，不自觉敞开各自的心灵，无形中消除了彼此间的心灵隔膜，加强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如此不但进一步激发了教师内心对学生的爱与期待，亦大大增强了学生对教师的认同感、尊重感和信任感。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学生只有在情感上接纳教师，在人格上尊重教师，才能听从师之教诲。从教育心理学角度来说，师生之间建立的“爱”与“尊”的情感认同，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前提，因为从本质上说教学过程就是建立起教师和学生之间一种“坦诚、平等和接纳”的人际关系的过程。所以，一切课堂之成败关键在于“师”与“生”、“教”与“学”这些关系通道是否通畅，而传统文化的课堂因更多人文关怀、终极关怀，更具打通这些关系通道之优势。触动灵魂深处的儒道音乐和梵乐教学法，便是打通关系通道的极佳手段，成为传统文化课堂不可替代的教学方法。其二，课堂内外开展经典和美文诵读。儒释道经典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具原创性、奠基性的书籍或文章，蕴含无量智慧精华。经典诵读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钥匙，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根本方法和古代启蒙教育的首要方法，其中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孔子曰：“诵书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书，与古人谋。”专心诵读不仅可达到摄心、静心、提高专注力、记忆力和理解力的良好效果，而且反复诵读、吟咏、熏修就是与古圣先贤进行精神对话，必能促使人见贤思齐、向上向善。更深入地说，如能长期净心诵读渐次达到“随文入贯”，将智慧经文一一消归自性，便能直契经典深义，这就是经典内化、智慧开启的过程。当经典已然化为生命中的一个部分，必将在生活中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完成伦理道德的养成及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构建。此为从诵读到悟，悟而后能用，用而后生巧的过程。因此，从教育角度看，经典诵读是达到智育和德育兼具的简单、高效、科学的教育方法，可惜的是，“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极端否定使经典教育法被长期摒弃遗忘，造成了教育的巨大损失。而在今天的传统文化课堂上，经典诵读法无疑是还原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必要方法。除了安排学生每日晨读、午读或晚读经典，为了创造高效课堂气氛，我们还在上课之始，让几十名甚或近300名学生齐诵儒学经典《大学》、《中庸》，道家经典《道德经》，或佛学核心经典《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等。从教学反馈来看，学生非常肯定和喜爱读经尤其是庄严肃穆的集体诵读环节。当经典在他们的生命中产生作用，内在的纯真、良善、光明被激发出来时，他们的文字感受读来也是令人感动，甚至唏嘘不已的：“每次背诵心经，都有种清凉的感觉，如夏日一阵凉风袭过……。又好似与心灵进行了深层次的对话，对周围万物都有了一种不同程度的全新感触与交流，真想热情地拥抱自然，给与他人和社会最清新恬美的奉献。这让我感觉到了久违的轻松和自在，这是一个自我放松、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反省的有效途径。还有一种有与无之间的奇特感悟，一种大到没有边际又明净胜过月光的空间感，妙哉妙哉！”下课前，再让学生齐诵短文《能量朗读》。此文彰显中华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特质与精神，多次诵读强化，不仅能激扬志气，帮助学生重获人生之希望、重寻人生之梦想，亦能促进学生树立感恩、包容、尊重、精进的人生态度和原则。“《能量朗读》很励志，激发人心中的希望。‘爱’不是口头上的，爱就在身边，原来生活如此美好。在诵读后，常常会释放掉生活中的很多压力，能心平气和地处理事情，并且知道如何取舍。更明确了应该心中有大爱，要放开心灵的境界，容纳整个世界。”其三，课堂内观静修体验。中国哲学是高度实践性的心灵学问，教理教义的理论探究并非谈玄说妙，而是用来指导身心变革之实践。儒释道三家皆有内观静修之法，其不仅可以修身养性，更是求学问道之入门功夫。宋大儒朱熹就曾教导其学生：“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

3.而在佛学中，禅即为静虑，亦指“心一境性”。禅的智慧不仅可以促进对事物本性和自心的了知，帮助人找到久已失去的精神家园，理性对待尘世的喧嚣和功利，还可以开发自性潜能，创造安乐祥和、洒脱自在、富有价值的人生。更为现实的是，禅的具体修习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消除热恼、平复情绪、抚慰心灵的方法和途径。在西方国家，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很乐于用禅来引导人们顺归人性和自然，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更把禅与西方心理治疗方法结合起来，将其作为调节心理和治疗精神疾病的有效方法。青年大学生也是社会中人，面临着来自学习、生活、心理多方面的压力，内心有着诸多的焦虑、迷茫和困惑，迫切需要由内观静修开启的智慧之引导，在实际生活中学会疏导情绪、掌握认识自心、调控自心、净化自心的方法与技巧，以摆脱痛苦、愤怒、沮丧、忌妒等负面情绪，改变浮躁、易怒、自卑等不好的品性，保持一个良好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课堂内观静修虽然条件有限，没有专用的静修室和坐垫，时间也很短暂，但是同学们颇感新奇，整个过程都能主动、积极地配合，取得的效果也是极其明显的。在静定内观的体验与学习中，同学们初次品味了禅的清凉甘露，惊异、震撼地体会和享受到内心深处久违的宁静、安详与博大。“课堂体验内观静修是很有趣且有作用的，觉得内心非常安宁，更加远离物质社会的喧嚣与烦躁，让人通达，让人更加冷静地去应对面前的世界，不悲不喜，不焦不躁。禅修启发人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它不是无尽的物质财富，而是无穷的、广袤的心灵世界……”而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美妙感受，又会进一步促使学生以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看待世界、社会和周围的人，体悟“万物一体”之真实内涵：“课堂音乐禅修时，觉得身心正渐渐趋于平静与淡泊，此时周围的一切都已无法干扰我。而我，正全身心地与宇宙融会贯通，每一个细胞都是打开的，宇宙中所有的思想、能量都由我而不断传输，输入大地，流入星空，周而循环着。我，既是小小的我，也是影响着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我，我的情绪、心境、思想正时刻传向宇宙万物，影响着整个世界。”可以说，虽然课堂的内观静修因时间、地点等限制，不能深入内观修习，但正如运动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几次这样的课堂精神训练不仅已起到了培养心的专注力、控制力，激发学生自觉调控内心的目的，还让学生直观内在地体验到个体与他人、社会、宇宙的和谐一体，从而在内心中生发起平等、感恩、爱与慈悲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内观静修还初步培养了一定的觉知力，这种觉知力会随着日常练习的增加不断增强。而这份觉知在平日生活中极其有用，它能让人洞察问题的实质，不会被错觉、假象所蒙蔽，不会盲目地跟随旧有的习气产生恐惧、焦虑、嫉妒和憎恨等等，进而以真实、自由、有创意的行动来帮助他人。这，就是心的自主力，就是独立人格的建立。显然，内观静修的作用，是言语说教所根本无法企及，也无法代替的。课堂内观静修体验，将成为传统文化课堂教学中必不可少、颇具魅力的重要部分。

二、中国传统文化课外实践模式体验式情景式拓展

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实践性之特质，必须积极探索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注重学与思结合、思与行结合，大力提升课程的教学实效性。长期以来，不少课程的课外实践仅仅停留在参观游览的层面，难以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中国传统文化课外实践是辅助课堂教学的重要部分，应引入现代教学理念的开放性、情景性、体验式教学理念，达到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的目标。事实证明，实地参访的体验式新教学模式在开拓学生文化视野、激发学习兴趣、开发善性、德性、悟性等方面功用非凡，实非课堂教学所能比拟。几年来，《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课外实践以带领学生多地游学、拓展体验的多内容、多形式展开。儒家文化课外实践以合肥国桢书院为本校实践基地，学生在基地先后开展为期一周的活动。活动以儒学文化为背景，结合现代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实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有益尝试。如，家庭礼仪实践以“孝”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感恩知恩”、“反哺图报”的家庭礼仪意识，并学习家庭礼仪知识，开展家庭礼仪训练；职业礼仪实践以“敬”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处事敬”、“与人忠”的职业礼仪意识，并学习职业礼仪知识，开展职业礼仪训练；生活礼仪实践以“谨”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居处恭”、“言行谨”的生活礼仪意识，并学习生活礼仪知识，开展生活礼仪训练；社交礼仪实践以“信”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诚则明”、“信则任”的社交礼仪意识，并学习社交礼仪知识，开展社交礼仪训练。同时，还指导学生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了文明礼仪现状调查和文明礼仪宣传，具体包括孝道文化、文明修身、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等四个主题内容。整个活动过程由国桢书院老师全程带领，以讲座、观看影片、小组体验、讨论、分享等形式展开，实现了“探索中认知”、“体验中学习”、“行动中教育”的教学目标，在大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佛教文化课外实践更是依托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场所，开展情景式、体验式学习，形成了一个新型立体、系统有序、颇具震撼力的参学模式。为开拓学生文化视野，尽可能实现多地参访，。寺院实地参访由法师全程带领，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参观以上四大寺院及东林寺大佛工地，感受千年佛教文化魅力；聆听儒学讲座，了解儒家文化实质，把握孝道、人伦精神；聆听佛学讲座，把握佛学文化特质，了知佛学精神对净化心灵、和谐身心、促进向上人生的积极作用；体验晨钟暮鼓的丛林生活和禅修实践，掌握心理调控的方法、感受心灵的震撼及来自生命深处的宁静感、愉悦感、尊严感和崇高感；举行传灯活动，体验合作、奉献、爱和感恩的真义；品味素斋，思惟五观堂“五观”之义，体会俭以养德、节用惜福的理念，生起知恩报恩、敬畏生命之心。从活动现场及学生的反馈信息来看，已采取的参观、听讲座、传灯、丛林生活体验等活动方式，文化内涵深厚、新奇多样，且紧紧贴近现代生活和大学生思想状况，学生们颇感欢喜，也收获良多，耳濡目染中不仅对儒释文化有了较为准确的理性认知、启迪关于生命、道德等问题的深度思考，且多能反躬内省、确立止恶行善的人生原则。几天的体验式生活虽然短暂，却得以零距离的感受佛教文化，成为大学生活中难以忘怀的记忆，其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从这几年的教学过程来看，课外实践起着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教学环节。当然，还可以就实践地点、活动内容及形式等多个方面进一步调整完善，形成更为成熟、高效的参学模式。比如，在实践地点方面，为解决因经费缺乏导致的课外实践难以可持续的困境，计划通过多方沟通、协调，以合肥开福寺为大学生传统文化实习基地，长期合作开展活动；在有经费来源的情况下，则应尽可能拓展外出实践地点，如可就近参学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庐山白鹿洞书院，了解古代书院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把握儒学精华。而就活动内容方面来说，可安排更丰富多元的课程内容，如可在参观、听讲座、禅修之余，增加山林行脚的活泼内容。在丛林山水间一路行脚、听法，参与讨论与分享，带给大家的感受应该是长时难忘的。既可沿途游访多个人文景观，感受文化魅力，又能让学生舒展身体、放飞心灵，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更重要的是，在亲近自然的行脚活动中，极易打开尘封已久的心灵，不管是老师与学生之间，还是学生与学生之间，都会显现出率真自然的一面，营造出一种自由轻松的学习与交流氛围。在融于自然、回归本真的状态中，享受听闻真理带来的内心的深度喜悦，感受生命的律动，启发内在的精神资粮，从而达到开拓生命深度与宽度的目标。而这些，其实就是大学素质教育的根本实现，仅凭课堂教学是无法达到这种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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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我国的文化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他们对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出色运用，向国内专注于服装设计的人们提出新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如何选择、如何继承、如何与服装设计相结合，要既不失传统、又能符合现代生活品味，这是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话题。

一、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

我国的历史悠久，传统艺术的遗产极其丰富并且辉煌，每个时代都拥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各地方各民族都有着不同的地域、民族和宗教文化。剪纸、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工艺美术等等，都有几千年的积累，都有伟大的创造，都透着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传统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艺术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淳厚的艺术内涵和生动的历史痕迹，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和欣赏，成为众多设计师们创作的灵感源泉。

服装文化的发展决定着服装的技术、服饰审美趋向等发展变化。古希腊风格、古埃及风格、巴洛克、洛可可风格，这些在现代服装大师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我们看到的服装设计作品中更多的是差异：而这种在服装作品中的差异，往往成为服装作品的生命力。服装艺术设计，归根结底是通过艺术、思想和科学共同合成的。一个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的服装设计人员，就不叮能有什么优秀的创意作品：

我是从事教学作的，我认为往教学过程中应该计学生学习了，解传统文化艺术的思想，特别是要领会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以及意境美、形式美。这些都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学生，明天的服装设计师的未来创作活动，打下坚定的创造基础。认真研究、挖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正确认识中华民族悠久而又丰厚的文化知识宝库，把握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吸收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精华，对学习服装设计的学生来说大有益处。通过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的了解，使学生的视野拓宽了，设计构思更丰富了，审美观念也提高了，对民族文化有了良好的认知，才能创造出源于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时尚服饰作品，并在作品中，体现出本民族的独特风格、风土人情及人文情怀，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带有中国韵味的服装，也能让世人更好的去了解围。

二、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艺术的成功在于有根，而我们的创作之根就是中华民族之根!中国五千年的义化沉淀了很多优秀哲人的思想，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思想，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思考形式：五千年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展现出众多的表现形式，很多元素可以用现代的思维方式去诠释，用现代的语言，去解读以前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多元传统文化将是我们进行艺术创作的灵魂。不管承认与否，我国传统多元文化与历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观和创作观

当我们追溯传统文化的渊源，民族服饰的特色，去解释当前的服饰现象和当代的服饰风格时，可以看到，现代服饰并不是所处时代仅有的和自发的创造，而是历史进化的产物、传统文化的延伸一服饰没计的艺术表现力需要丰富的文化内涵来支撑，没有文化积淀的作品是苍白无力的、浅薄的。因此，传统文化至善、至真、至美的文化内涵，是现代服饰设计中的灵魂文化，传统文化深厚的艺术美感，是现代服饰设计创作的灵感与激情源泉：

在民族化设计巾所表现的不应只是表面文章，这样做必然要受到工业化生产和审美观念的制约。民族化存各时代所共有的超时代性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继承传统不是复古，而是继承前人的艺术创新精神，继承传统的正确态度是不断地丰富它，不断地推陈出新，使传统与现代融合，从而创造出有个性的新风格服装在学习借鉴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不能简单地模仿某一个民族传统的服饰，照搬图案或修改传统的款式使之成为具有民族性的服装，而是应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内涵，民族性的灵魂和精神。时代改变了，服装设计的语言也要与时俱时。服装设计必须立足于当代人的审美要求和穿着习惯，这就要求设计师能够敏锐地捕捉时尚热点。并将其巧妙地揉入自己的设计风格中，服装设计不再是简单的款式照搬，而应体现为人们对时尚生活方式的理解，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设计。

三、在继承中发展中华文化

中国的传统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服装设计中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在服装设计表现手法上适当运朋当代服饰设计艺术新设汁理念与设计手法，通过现代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将服装的造型、色彩、面料与现代时尚潮流完美结合，来诠释民族性的服装设计，也就是说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借鉴、继承、改良、发展并赋予它新的形式、新的变化，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服装风格，所以深刻了解巾华民族这个千年古老文明国度的深厚传统文化艺术底蕴，并将它与现代意识巧妙结合，是我们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的，也是每一个设计师都不可忽视的课题。

(一)在传统文化上进行改良

创立中周风格的服装，不是一味钻研民族服饰，而弃世界流行大趋势于不颐，我们知道，任何民族的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是交织着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如今全球化风潮扑面而来时，创造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服装，应该是在世界性、时代性这个前提下，立足于中国风格，即“世界之精神，中国之本质”。中西服装文化观念虽然存在差异，但二者并不是格格不入，相反进行一定的吸收和借鉴能够增强服装的生命力和时代感。

借鉴传统文化，是对传统素材的再认识、再创造，包括文化内涵的改变与表现形式的转换；而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设计者必须把激发创作灵感的原型因素转化为切身的心灵感受，分析、归纳原型因素的主要特征并加以提炼，然后以一种明确的、恰当的、符合时代需求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旗袍，本是中国满族女子穿的一种长方形大袍，开始的造型并没有显示出女性的性感特征，也没有体现女性的形象美。后，旗袍大胆吸取西方女装的先进观念、现代人文精神和设计、造型艺术特点，使旗袍的款式造型和裁剪制作方法得到改进，中西女装的长处有机地融人旗袍之巾，花样不断翻新。改良后的旗袍变得收紧腰身，缩短长度、提高开衩，甚至出现低领无袖的造型，由卡住整个颈项的高领逐渐改变，直到取消领子时还未休止．义把领子开低，使美丽的颈部和颈饰完全显露出来，进而再把肩部变为吊带，充分展示人体的曲线美．这种中两合擘的服装款式既是借鉴西方服饰文化传统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提取传统文化中元素进行创造

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与艺术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库．为现代时装设计乃至其他众多艺术、设计领域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表现形式和设计素材。具有中国元素的传统文明产物数不胜数：艳丽的唐三彩、灵秀的水墨、素雅的青花甚至亭台园林、坊间乡趣都可以激发设计的灵感。例如，“天意·粱子”的主题“濡”中．借鉴中国书法艺术中纤毫、墨水和宣纸之间的轻灵接触，一气呵成、体现出纤浓适度的形式美和神韵美。这样的元素符号运用不仅仅是视觉设计，也是一种东方式的生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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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民族。在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正统，道德教育不但成为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途径，而且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著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道德教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道德教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王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要想把自己的品德昭示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想提高道德修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要想端正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诚实，首先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而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这里就提出了《大学》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明确提出官员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在孟子的论述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诚然。要实现以上的道德理想，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一个人连“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小事都不愿干．又何以谈论治理国家呢?因此，我们的道德教育必须启发受教育者形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之心，胸怀天下的道德理想．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目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有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教育方法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并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启示作用。挖掘和概述中国传统德育的主要内容，目的是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精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文化食粮。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道德结构的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虽然没有关于品德心理结构成分的系统阐述，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极着丰富的品德心理结构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想．就是强调道德认识在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其提出的“仁者不忧”的思想．即有道德的人是感到快乐的人，强调的就是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认识是指人们对社会中的道德关系以及这种道德关系的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在培养品德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形成道德认识。道德情感是指人们心理上对某种道德义务在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爱憎、好恶态度。

孔子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憎什么人．可见仁德中含有“爱”和“恨”两种情艨道德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道德义务有发自内心所具有的定信念。孔子提出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均强调道德信念对道德行为的导向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提出的“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已成为激励华夏儿女道德意志的格言警句。道德行为是指人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与社会有道德意义的活动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十分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和道德行为的激励。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不能转变为道德行为。不能践履自己的道德诺言．这是一种可耻；言而不行．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言语慎重迟钝．行动却敏捷干练．强调了道德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孔子也十分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性。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坚守仁德规范，甚至连吃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违背仁德；一个人处处事事都要实行仁德，甚至在“流离痛苦“的时候也要按仁德行事。也就是说，即使遭遇不幸变动、困难等逆境，仍然不改初衷．坚持道德操守。

(二)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

古代教育家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方法。这些方法和技巧至今仍闪耀着生命的光彩。概括起来，这些道德教育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1．启发诱导法

孔子说：“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就是善于抓住“愤”、“悱”的时机来进行启发。启发诱导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循循善诱”。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样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要逐渐形成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并付诸道德实践，从而养成道德习惯。

2．因材施教法

对不同的个体．先哲们很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的手段对其进行示同方式的道德教育。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表扬颜渊道：“回也好学”，“回也不愚”“贤哉．回也”；而对于子路。由于其秉性亢直．又骄傲自大．很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孔子就采用批评的方式教导他。

3．以身作则法

孔子在德育中不仅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他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以身垂范，时时处处以自己高尚的德性品行向学生们示范，以自己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熏染学生。深受其弟子及后人的崇敬和膜拜。子路问君子。子臼：“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人。”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百姓”。

4．修心德育法

根据儒家的道德观点．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开启善的心灵和德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心灵的道德修养。“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得为心得．则修亦修之于心。”在具体方法上，古代学者先后提出了诸如寡欲法、唤醒良知的自我育德法、培育羞耻感法、慎独法、诚敬存心法和返璞归真法等，其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修心育德达到至善的境界。

(三)品德考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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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作方法

“藕合”可归为紫色系，首先从大的方面着手研究其染色的方法。在我国，染紫色的草木染料主要有紫草、紫苏《。天工开物》中记载，“染紫色，先用苏木煮水染成底色，再配上青矾作为是颜色容易附着媒染剂。”清人郑复光曾说：“凡色万有不齐，皆可以五色概之，皆可以浓淡概之。”虽然没有明确记载详细染制方法，但通过对其色彩特点的分析以及染色经验可以假定一个实验方案，既以苏木为主要染料，通过对染液与水的比例调配，媒染剂的运用以及套染的选择来控制染色效果。这与国画中的施色技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使用套染方法，则可拟定多种实验方法。大致过程为染蓝后套红。染蓝需要的材料为蓝靛染料；染红需要的材料为苏木或紫胶。

3主要材料

苏木。苏木又名苏枋、苏方、苏芳，原产地为印度、马来西亚。苏枋被当作染色材料，早在唐代被引进中国，目前主产地为广西、云南、台湾、海南岛、四川。苏木的心材色彩呈现带有红色感觉的黄色，在欧洲曾经被用来作为红葡萄酒的染色用。苏木是使用其树干的中心部，如果使用二氧化铁来媒染的话，就会得到偏紫的红相染色效果。靛蓝。凡可制取靛青（即靛蓝）的植物，均可统称为“蓝”。蓝草一般在小暑前后、白露前后两期采集。主产于河北安国、江苏南通、浙江等地。蓝靛是中国蓝印花布所使用的一种特殊的植物还原染色材料。采集蓝草制作蓝靛在中国的古籍中早有记载。据古书《夏小正》记载，我国在夏代已种植蓼蓝，并已知道它的生长习性“，五月，启灌蓼蓝”。就是说到了农历五月，蓼蓝就要开始栽种了。在《诗经·小雅·采蓝》中记载“：终朝采蓝，不盈一詹”《；说文》中记载“：蓝，染青草也。”《；荀子劝学》中记载：“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这些古籍诗文中所说的“蓝”，就是指的蓼蓝。由此可见，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植物染料来进行织物染色的国家。紫胶。紫胶虫吸取寄主树树液后分泌出的紫色天然树脂。又称虫胶、赤胶、紫草茸等，可作为良好的食用红色素。紫胶首先是用作药材，其次用作染料。《吴录》说紫胶可以染絮物（即丝织品）；苏颂著《本草图经》说今医方亦罕用，惟染家所需，说明到了宋代紫胶用作染料，已超过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