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传统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医传统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同样包含有丰富的系统观念。《黄帝内经》中人体被看作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进一步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养生规律是与外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故有“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主张把生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相联系，提倡整体辨证施治的观点。

中医药学的这种观点受到国际上系统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当代著名系统科学家，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Prigaogine)曾说：“我们正是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限于自发组织世界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1］。

中医的诊断方法中依然蕴涵着大量的系统论思想，中医的诊断包括四诊和辨证，四诊除通过望、闻、问、切外，还包括参考病人的社会心理状况、体质状况以及自然环境状况等信息，对病因、病位和病机做出明确判断。辨证是以一定的经验（包括理论）为基础的信息加工、分析和处理的过程，辨证既是对四诊资料的处理，又反作用于四诊技术的运用，同时还受治疗结果的反馈，并不断完善和更新。中医药学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种，药物治疗的方法是针对证候组方遣药，非药物治疗也同时针对证候或病因，选择针灸、推拿或心理、音乐等来治疗。其治疗思路整理如图1。

1.2演化论思想中国古代演化观主要表现在阴阳学说、五行说、太极图等学说之中。大多都是将万物的演化描述成为一个相生相克、连锁轮回的变化链条，其变化在一个闭合的回圈中进行，而始点最后又变成了终点。中医药学思维活动是动态的过程，通过人的机体在自然状态下的动态描述，去反映出症状或生理现象的表现，如临床中获得的脉象、病人的面色、舌体形状。中医药理论认为人的复杂性在于它自身和环境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元气学说阐明了“形”与“气”相互转化的发展观，强调“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注重人的生命活动统一过程状态演化，如中医理论中健康概念实质上体现的是阴阳之间交互作用，形成自和的最佳状态，医疗的任务就是调整这种状态的非平衡或非最佳状态。中医学对生理过程的认识角度是从气化的结构和气化的活动这一“耗散”系统出发的。

2中医药学传统方法论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启发

2.1中医药整体认知论的科学思想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天人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之一是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相互影响，相至制约，因而人应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天人观在古代曾表现为“天命论”“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有不少秘化、不科学的内容。但在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和能源浪费等社会问题日益加重的今天，注重天人和谐的中国古老天人观有助于在现代科学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

从实践角度看，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影响。日本哲学家和农学家福冈正信先生依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要以“自然农法”取代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科学农法”，并亲身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功［2］。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受老子“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主张“有机建筑”的理论，充分注意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人与自然有机协调的特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还影响到现代技术的发展，这就是强调技术程序应有益于人的身心愉悦和健康，强调技术的功能是解放人，现代的人体工程学、人－机系统工程学和技术美学研究，正是适应这种需求的体现［3］。

2.2中医药直觉、体验的方法论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思维模式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某种不同于西方的艺术特性——既有原则，又能进行灵活调整；不仅有科学思想，而且有驾驭科学的智慧。他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是直觉的领域——日语叫做‘勘’（がん），这就是一种敏感或机伶。”［4］老庄的思想在汤川秀树的物理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庄子的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的故事的启发，联想到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虽未分化，却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这就是“浑沌”。汤川秀树还受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句话的启发，提出了时空量子的空域概念。

中医药学思维中的直觉和理性总是互补存在，这种直觉赋予了科学家以新的顿悟使其有所创造。正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所说：“量子力学迫使我们认识到，宇宙并不是物体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但这正是东方神秘主义体验世界的方式。”［5］卡普拉相当重视“体验”的作用，他通过中医和《易经》来体验事物的对立统一和动态平衡，通过《华严经》来体验事物的相互依赖和时空的相互渗透，通过中国哲学中道与气的学说体验“空”与“形”的关系，并将这些体验同现代物理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对基本粒子结构和关系、量子场论和宇宙自洽性的深刻理解。

西方思维模式的严密逻辑性决定了其强调“非此即彼”的刻板和局限性，这限制了创造力的有效发挥，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体验的模式认识成果恰恰能够启发和激励科学家的创造和想象力的发挥。

3中医药学协调思想为现代科学关于有机事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李约瑟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成为“有机自然主义”［6］，因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主要是针对存在有机联系的事物加以整体的认识和体验，其典型的科学成果应该就是中医药学。这是传统科技体系中至今仍有现代价值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中医药学在不破坏生命有机体的内外联系的前提下，通过观察、体验和辨证施治，调节人体内在机能，达到内外平衡，抗病祛邪的治疗特点，以其举世公认的疗效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在认识生命有机体方面独有的方法论意义。

管理科学是现代科学体系中体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具备社会有机体特点的组织或群体。早期的管理科学理论重物不重人，西方的“泰罗制”实际上把工人看作从属于机器生产工具，用机械论观点看待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关系。现代管理科学中的Z型理论改变了这种倾向，开始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际的有机协调。提出Z型理论的美籍日本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主张经济组织中每个人和每个团体正好象人体中的器官，管理的机能主要不是控制而是协调，这种观点显然带有东方文化的特征。日本管理学家伊藤肇进一步指出，日本企业家能够使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经典的影响应居首功［7］。

从分子到细胞再深入基因，希望能找到针对功能的遗传学早有定论：基因产物必须在细胞内环境中发挥功能，细胞必须与其他细胞相互作用，机体必须在多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因此基因表达及作为结果产生的表型常是通过个体基因型与内外环境相互作用而被修饰和改变［8］。最新文献也认为，很多人类常见病代表着我们的基因组与环境毕生相互作用的一种积累，预测基因在复杂疾病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种令人气馁的任务［9］。由上可见，基因型与表型不总是一一对应。因此单纯以基因表达谱作为“证”的实质或作为“证”“病”的连结点似欠全面。

正如李政道教授指出的，“仅是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10］。美国《科学》杂志19990402出版复杂系统专刊，其编辑部导言“超越还原论(BeyondReductionism)”就直截了当指出现代基因组学还原论方法的不足，指出:“还原论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主要是信息过载和过分简单化，从而可能需要把整合性提上议事日程(integrativeagenda)以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还原论方法”［11］。

中医药学中蕴涵着现代系统科学的基因，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医药学特色和优势的深入挖掘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科技发展呼唤中国传统科学观启迪的今天，中医药现代化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其科学内涵将会得到充分揭示和发展，中医药学一定能全面走向世界，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中医药学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古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中医药学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展示了现代科学一体化的新趋势。从以上的优势和特色可以看到中医药学不但具有极强的科学性，而且在许多方面提示和反映了现代人体科学、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以至现代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研究的前沿。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正在从分析的科学嬗变为整合科学，中医药学中所蕴涵的文化优势、思维优势将对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伊·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2.

［2］葛荣晋.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张相轮，凌继尧.科学技术之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篇2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在文化初期，第一类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带，生活资料的空间配置和组合十分优越，因此世界上最古老的几大文明之国都出现在这一代。地理环境？，是指能够为人类提供文化生活的物质资源和活动场所的系统。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产生的基础。几千年来中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地理环境？，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具有广泛的影响。如果单纯的从地理上划分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一般都是以秦岭――淮河为界。秦岭淮河以南被称之为南方，以北则称之为北方。然而文化上的南方和北方的划分一般则是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称之为南方文化，以北称之为北方文化。罗家伦先生曾在《历史的先见》中写到：“中国的气候是温带性的，它的文化始自黄河大平原，然后至于长江流域。温带的气候，没有酷热严寒，因此养成趋向中和的民族性，中和的思想便容易发达。”所以说，中庸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然而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南方和北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这两种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南北文化上的差异总的来说表现在性格差异、饮食差异、艺术差异、方言差异以及建筑差异等方面。

首先是南方人和北方人性格上的差异。北方的自然条件相对恶劣，造成北方人的生活条件较差，人们的心思大多会被用于和自然斗争，和生存斗争。因此北方人的思想比较单一，直率，质朴，甚至可以说是纯真的傻，在思维上善于走直线，不喜欢拐弯抹角。因为在强大的大自然面前，人们显得非常渺小，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于是北方人习惯于过这种简单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他们身材高大，粗犷彪悍，性格暴躁好斗，思想上则比较保守，进步虽迟却得寸守寸，败之不易。相比较北方南方则生活条件良好，人们的心思在满足生活所需的同时还会有大量的剩余，他们就可以对自身和大自然进行冥思，于是文学，艺术，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在南方就得到了迅速发展，他们逐渐养成了曲线思维的习惯，做事比较含蓄委婉，在考虑自己的情况同时还会考虑别人怎么想，因此处事灵活，头脑发达。相对北方人的好斗直爽，南方人则习惯于安逸委婉，勤于休养，身体柔脆退化，性格温婉喜和，比较开放，但感官敏锐，害怕死亡。

其次北方人与南方人性格上的迥异造就出南北方饮食文化差异。北方人爱吃面，南方人喜吃米；北方人喜欢大块吃肉，南方人则要把肉切得细细的，煨的烂烂的，炒的嫩嫩的；北人喜欢大碗喝酒，甚至在冰冷的冬天也喝冰啤酒，南方人则喜欢把酒烫的温温的，甚至是煮出来的“黄酒”；南人喜欢吃青叶子菜，几天不吃就不能如厕，北人就无所谓，即使只吃肉也不影响；北方人爱吃饺子，尤其是过年或者团圆的时候最不能缺的就是饺子，在北方人看来饺子意味着团圆。南方人喜欢吃混沌，北方的饺子用醋蘸蘸就吃了，一口一个，而馄炖则要汤碗、调料齐全，一口只咬半个，这也就体现了北方人的豪爽南方人的考究；在调味料方面：南方人喜欢吃葱，北方人喜欢吃蒜，南人喜欢吃泡菜，而北方人爱吃咸菜；由于南北方地理环境的差异，南方人吃辣椒是为了祛湿，北方人吃辣椒则是为了驱寒，南方人是咸辣、麻辣、油辣、甜辣，北方人则多是干辣、酸辣；北方人把吃读成“痴”，痴痴地只管吃，不包括其他，南方人喜欢把吃叫做“七”，叫“恰”，叫“食”，叫“噎”，叫“夹”，叫“塞”，南方人喝茶也叫吃茶，南人喜欢吃各种各样的茶，细细品味每一种茶的味道。北方人大多只喝花茶就够了，他们觉得花茶既香且浓，却不知那是花香而非茶香，北方人不懂品赏真正的茶中精品，比如龙井、碧螺春，因为这些茶大多味道太淡，所以要细细品慢慢嚼才有那么点味，不适合牛饮，这正如南北方人的性格，北方人直爽而南方人则感情细腻。

此外南北方的差异还表现在艺术的差异上：比如北方唱戏热闹喧天，甚至有些剧种干脆就是“吼”出来的，如秦腔。而南方唱戏则抑扬顿挫、一唱三叹，许多剧种近似于民间的小调，如黄梅戏、花鼓戏。北方剧讲究的是真功夫，适合演帝王将相，演绎历史剧。南方剧则是玩弄小情调，更适合才子佳人，民间传奇。北方剧艺术的代表就是京剧，其特点是男人妆扮女人。南方剧艺术的代表则是越剧，其特点是女人妆扮男人。北方的女人唱京韵大鼓，也能够唱出一股子英雄豪气。南方的男人唱评弹，咿咿呀呀的仿佛是小鸟依人，所谓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具有男子气概，除了吃出来，还有很大一部分程度都是唱出来的。北方人唱歌是燕赵悲歌，悲壮、苍凉、激越、凝重、悠远，南方人唱歌则是轻快、婉转、玲珑、亲切、凄凉。中国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情绪来分量唱南戏或北戏，唱南歌或北歌，哼南方调或北方调。

另外，南北文化的差异在语言方面则表现在方言上，比如骂人，南方人喜欢骂人是瘪三，冲子，十三点，二百五，一般事从经济收入题，原因是南方人多少受到徽商文化的影响，因为穷人受教育程度不如富人高，而且骂得很委婉，充分表达了对你的蔑视，很符合南方人的思维习惯；北方人骂人骂得很干脆直接，比如下三滥，彪等，一般是从道德品质入题，这主要是受了北方晋商文化的影响，就事论事，从不指桑骂槐。在称谓上，北方男人称朋友父母为咱爸咱妈，偏重于自己与朋友的关系；南方男人则称朋友的父母为张叔李姨，偏重于双方父母的关系。北方女人称公公为爸爸，是顺着丈夫叫，南方女人称公公为爷爷，是顺着儿子叫。

最后南北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建筑风格上：南北方在建筑上风格明显，各成系统，一提起南方的建筑，很多人立刻就会想到那小桥流水的美丽画卷，江南的一些旧式的保留着原始气味的小镇，比如乌镇，它们大多是一条小河流过，两岸都是青灰色的小房子，一顺的马头墙，青灰瓦，安安静静的。由于南方纬度低气温高，多阴雨潮湿，所以南方的建筑屋顶大多是高而尖，且建筑的窗户较大，这样是为了利于通风散热，及时排水。北方维度较高，气温低阴雨少，所以北方的建筑屋顶大多数是平的，建筑的窗户较小，这样利于太阳直射取暖，且可以收集雨水，增加资源的利用，缓解干旱。在园林的设计上南北方也各自不同。南方园林轻巧纤细，玲珑剔透，内外空间连贯且层次分明典型代表就是苏州园林；北方园林建筑的设计大多平缓严谨，粗壮质朴，内外空间界限严格分明，典型代表就是皇家园林。中国著名的园林学家陈从周总结中国园林特点：南方为相间，多敞口，北方为窝多封闭。

总的说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南北差异的特点，我们要充分利用南北文化的特点来实现南北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使中华民族几千的文化更加辉煌灿。

参考文献：

[1]张九辰.中国近代对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及其影响[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6）.

[2]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4.

篇3

关键词：年画种类；艺术特点；传统设计意识

中图分类号：J5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200-01

一、论文的研究背景

年画起源于“门神”，关于门神的传说有很多，据说唐太宗生病时常梦到鬼哭神嚎，大将秦叔宝、尉迟恭便身披铠甲守卫在旁，这才安然成眠。后命画工将二人威武形象画在宫门上，才有了门神，并在民间流行起来。到宋代演变为木板年画，渐渐的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形式内容。张道一提出中国古代美术历史发展的三条主线中民间美术工艺表现出的质朴纯真，反映了劳动者健康的情感。

木板年画艺术风格独特，地域性及民俗特点突出，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一也是中国民间美术中的一笔巨大遗产，本文对古人传统设计思维方式进行探索找出中国设计的传统意识对中国年画的影响。

二、年画的种类及艺术特点

年画的种类多种多样，极具艺术风格。在这选取几种独具特点的年画种类进行简单的介绍：苏州桃花坞年画始于明代，其制作工艺精美，色彩多样，有桃红、大红、蓝、紫、绿、淡墨、柠檬黄等多种。画面构图丰富，色调艳丽，极具装饰性，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具有朴实、稚拙、简练和丰富的民间美术特色。天津杨柳青年画在清代雍正、乾隆、光绪年间很是流行，内容大多是传统戏曲、人物等。其线条工整，色彩艳丽，画面构图丰富。对人物头部、脸部等重要部位，多以金色晕染，独具特色。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盛于清代，其风格重用原色，想象丰富，线条粗犷而对比有力具有北方特色。四川绵竹年画的雕版艺术十分精湛，有很高的艺术情调。造型质朴简练，色彩鲜艳悦目。朱仙镇木版年画在明、清时期畅销各地，影响深远。画面中人物形象夸张，构图饱满，左右对称；色彩艳丽，而且门神题材多，严肃端庄。

三、年画的社会意义及价值

（一）年画的社会意义

年画从最初的神祗信仰的表达逐渐发展为具有承载人们的愿望――驱邪纳祥、祈福禳灾和欢乐喜庆及装饰美化环境的工艺品，表达了民众的思想情感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年画的题材内容、刻印技术及艺术风格，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不仅对民间美术的其他门类曾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与其他绘画形式相互融合成为一种成熟的画种，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深受人们的喜爱。

（二）年画的价值

1、年画的收藏价值

首先将年画视为一种独特文化和艺术并进行收藏和研究的是西方学者。他们从异文化的视角，比较容易看到年画的形态具有强烈的中国特征。历史上最早进行年画研究的是俄罗斯汉学泰斗阿理克谢耶夫院士。他在我国北方一些产地广泛地收集年画，继而从事研究，著书立说，逐渐成为一位中国年画的专家。苏州桃花坞年画在欧洲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及艺术馆都有收藏。钟敬文先生创立的民俗学为我们这种文化上的自觉奠定了理论基础。现而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年画的文化底蕴和收藏价值，年画也成为收藏家的藏品之一。

2、年画的人文价值

年画的题材里边有避邪的内容，也有祈福的含义。木版年画往往是在广大民间进行道德伦理规范、生活知识教育、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工具。木版年画所涉及的历史、宗教、神话、传说、小说、生产、建筑、风光、戏曲、自然、游戏、节庆和社会生活之广阔，可谓无所不包，对了解和研究人文有非常大的帮助。

3、年画的艺术价值

年画的艺术特色鲜明，具有艺术性和独创性。为了满足殷实与丰足的年心理的需要，年画的画面基本不留空白，画面饱满和内容的红火。色彩基调是相互对比的，使画面强烈又明快，明艳夺目，简洁又丰富，具有很强的冲击力。这正是木版年画独到的色彩表达。年画的表现手法又与吉祥喜庆的文字谐音有关。利用与字同音的形象，将美好的寓意和词句通过视觉形式展现出来。如出现蝙蝠寓意“福”也谐音；露出许多籽儿的石榴寓意“多子”；一匹马、一只蜜蜂和一只猴子的组合表达着“马上封侯”的愿望等。不谐音的吉祥图像大多源于历史典故，具有象征与寓意的性质。这些只有在年画中才能见到。

4、年画的经济价值

木版年画在表达美好愿望辟邪纳祥时也会改变当地民众生活、增加农民收入，现而今已悄然成为礼品、纪念品，或收藏品，而不仅仅是年货，特别是盒子装、礼品装以及清代版的木版年画尤为受人青睐。收藏年画更多的是一种怀旧情结，或出于对艺术学习及欣赏的需要。

四、年画与传统设计意识

中国传统设计思维方式在古人的千万次造物设计实践中不断积淀并日趋稳定、明确，成为古人对造物设计认识的定势和进行设计思维活动的样式。年画的设计从色彩、构图及寓意上具有一定的潜科学的特质，既能反映出当时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能从侧面了解到古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古人对天、地、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年画的演变特点受传统设计意识的影响，表现为应时而动、因人而异及和出于适。

（一）应时而动

“天”对应的是时间。不同时代社会结构、生活内容的变化必然在年画的题材和表现技法上有所反映。一开始年画用于佛教的传播，发展到后来就成为普通老百姓表达美好愿望、驱邪纳祥的载体了。它的题材和表现技法在不同的朝代和地域有不同的展现方式并受到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同样是孩童，有的年画中孩童的刻画是简单的线描，干练简洁，有的是丰富的色彩填充和纷繁的装饰。

（二）因人而异

年画因为地域和人的性情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地”对应的是空间。北方地区的年画粗犷豪放色彩艳丽，南方年画线条细腻色彩柔媚。就北方各个产地的画风也不尽相同。比如山东杨家埠受地域影响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天津杨柳青显示着都市大户人家的审美要求，精雅华美。在清代中晚期，木版年画带有都市文人性质的绘画倾向，在构图和技法上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华贵富丽，达到了另一种极致。这些北方木版年画产地虽然同属北方的乡间美术，因制作者的不同技法和购买者的审美要求影响彼此又都是独树一帜的，而且不同的购买者贴不同内容的门神这使得年画的题材广泛丰富。

（三）和出于适

中国传统设计思维以“和谐”作为价值结构模式，将“适”置于“和”的范畴上。年画中无论是吉祥图案还是具有象征和寓意性质的形象组合都是在适应自身资源和外在环境下发展演变的。在有限的时间、人力和资源技术等有限条件下生存，传播。年画在适应了“天时”――时间、气候，“地利”――地域环境、资源，“人和”――使用者三者的情况下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特色。

五、结语

篇4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研究语言的过程中发现，东西方语言的差异是由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并进一步提出“文化和语言的基础或者源头就是思维模式”。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导致了东西文化的差异。季羡林说，只有西方那一种分析的思维模式才能产生以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等为首的具有词类、变格、变位等一系列明显特征的印欧语系的语言。这种语言容易分拆、组合，因而产生了现在的比较语言学，实际上应该称之为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这一门学问。过去，某一些西方自明为天之骄子的语言学者努力贬低汉语，说汉语是初级的、低级的、粗糙的语言。现在看来。真不能不使人嗤之以鼻了。

几年前，密歇根大学的一名叫理查德・尼斯比特的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研究表明“东方人似乎更‘全面’地思考问题，更关注背景和关系，更多借助经验，而不是抽象的逻辑，更能容忍反驳意见。东方的思维模式关照普遍的联系，有些模糊。季羡林先生认为，妙就妙在模糊。他说，上个世纪末西方兴起的模糊学是发人深思的。

二、人文思想

东方的综合的思维模式，深深影响了我们的文化。东方人从很早就开始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于是形成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观念――天人合一思想。结合当今社会环境恶化、全球变暖、新疾病滋生、地区冲突不断的严酷现实，这种体现了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有多么大的现实意义。由此我们不得不感叹中国古人深邃的智慧。但是这个养育了人类的地球正在受着人类无情的践踏。天人合一思想如果不能被人类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其结果必然是人类自己毁了自己。

三、艺术境界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另一个重要的标志――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的。中国书法、绘画、陶瓷、唐诗宋词等等，无不体现着我们先人超凡的智慧与才华。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种文字，它们一般只作为语言工具来使用的，唯独中国的汉字，不仅仅是语言交流的工具，古人无穷的智慧还使它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书法艺术，工具变成了对象――审美的对象。历代书家在汉字的一点一横、一撇一捺间追求着书法艺术的境界，并结出了累累果实。

篇5

中图分类号：G85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7-0868-03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概念上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青年站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1］”非物质文化遗产浓缩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民族自尊自信的精神湿地。但是，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的那样，当今的全球化趋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2］”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武术的现代文化价值和面临的时代挑战研究，来讨论如何保护好这一笔具有悠久历史和博大载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便在全球化进程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与核心竞争力。

1研究方法

1.1文献资料法

笔者查阅了有关非物质文化方面和有关传统武术方面的文献资料共80余篇。

1.2田野调查法笔者曾对传统武术进行过多次田野调查，并还多次调研过传统武术的赛事活动。

2结果

2.1传统武术的现代文化价值

20世纪末的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之中。从现象看，以后工业社会为标记的现代文明，对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整个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有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它对现代社会具有互补、调适和启迪的作用，从中展现出传统文化的历史张力和现代价值。

2.1.1传统武术是一种优化生命存在的价值系统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为基本运作机制，在日益喧嚣又高速运转的现代文明中，人们品悟到了传统文化中的古朴情趣，想给自己找回一点失落的“野性”。于是，传统武术以它特有的价值与魅力为世注重。传统武术在提高技击能力的过程中追求“技、身、性”的和谐统一。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技”是指技击功能，不仅是形式上的套路演练，更重要的是从“形”到“化”，从“有”到“无”――技进乎道的深刻把握；这里的“身”是指强身功能，即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而达到形体与精神的完美结合；这里的“性”是指对习武者道德情操的砥砺。技、身、性的和谐统一，是传统武术价值系统中的基本结构，充分反映了传统武术积极进取、奋发自强的不屈精神。可以说，中华先祖一贯倡导的“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在传统武术中得到了最为生动的彰现。阮纪正在《武术：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一文中指出，传统武术阴阳互济，顺势化解等操作方式，反映了一种通过内部自觉颉颃制衡调控求得稳定和谐的内源性多样化取向，以太极图为这种文化符号的价值取向，在当今社会中似乎并非全部都要让位于体现十字架精神那种两极对立、实力抗衡的操作方式和价值取向不可［3］。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也是传统武术的文化价值所在。

2.1.2传统武术是当代体育文化中的另一图景不用否认，长期以来的世界体育“大观园”是以西方体育为主要场景的。由田径、体操、球类等等主要活动内容构成的西方体育，呈现出强烈的物理学特点，它要求运动员跑的速度更快，投的距离更远，跳的高度更高，举得重量更多，旋转的难度更大，打击的力量更猛，因而逻辑地提出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4］。然而，讲究“躬行体悟”、“阴阳互济”的传统武术，洋溢着浓郁的传统哲学文化意味和传统美学特色。在技击观上，它追求“以巧斗力”，而视“气力愤发”为下乘之技；在健身观上，强调以“内”为主的内外兼修，而非西方体育那种外在的自我张扬；在审美观上，并不刻意形架的规范，而追求一种“练神还虚”的神明之境。当代世界文化，越来越呈现出东西方互补的多极化发展趋势。具有独特文化价值的传统武术，应该在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中坚持“和而不同”的中华精神，按照自身的文化逻辑来谱写出今天世界体育文化中的“华彩乐章”。

2.1.3传统武术蕴含着当代中国武术发展的生命活力当代的竞技武术无疑是对传统武术的一种时展，但是，“棍图”（Stick diagram）化的套路运动和与套路相分离的散手运动，并没有使中国武术走入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发展。世纪之交，在对“中国武术向何处去”的历史发问中，不少人把环视的目光对准了涌动着生命活力的传统武术。在延绵的历史中，传统武术曲折坑坷而传承不绝，这本身就是对它旺盛生命力的绝好证明。它那深邃、广博的文化蕴藏，是重构当代武术文化的丰厚资料源。在世界体育史上，人们对古希腊文明的发掘，从而点燃了近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圣火，成为当代人类文化中蔚为壮观的一幕，这也是否预示着中华武术的振兴，寄希望于传统武术呢？

2.2当代传统武术委顿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新旧鼎革的巨变，武术也霍然进入了一个由近代武术向现代武术的历史转型。然而，在这过程中传统武术的文化家园渐趋委顿、荒芜，以致什么是“传统武术”似乎成了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如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常常是因人自身造成的一样，传统武术目前所面临的时代困顿也由多种深层原因所致。

2.2.1社会转型中的文化震荡当代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无逃于天地之间”的巨大社会变革，而这场变革是以全球化为背景的。对于中国而言，融入全球化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时代特征，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然而，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以科技、教育、商品、信息及大众娱乐等为内容的西方文化逐步成为当代世界的强势文化而不断扩张，其他民族文化则处于这种强势文化的“笼罩”下，并被日益消解，显现了中华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改变。我国传统武术所遭遇的冷落与尴尬，某种意义上正是西方体育文化无孔不入的侵蚀结果。

2.2.2传统武术发展的文化迷惘“传统武术是武术之源，是武术的发展基础”［5］。传统武术是以追求技击之道为本质属性，以此规定并制约着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并逻辑地延伸出了以技（技击）、身（强身）、性（道德）三者有机结合的基本价值体系，长期来被习武者所恪守、遵循，由此融铸了传统武术博大的文化载量，而当代对传统武术的文化迷惘也正是从这儿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就有部分人士先将追求技击之道的传统武术本质属性混同于价值功能的技击格斗，继而再将其技击价值与健身价值对立起来，将武术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功能相混淆，至今是目前武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盲点。另外，对传统武术发展的文化迷惘还表现在自觉以西方体育文化为参照，使得传统武术无论是其活动样式、价值体系及文化内涵，均发生了过滤和割裂。近年来，各级武术管理部门不时举办一些传统武术的赛事，“传统武术”一度成为时髦而走热。但是，由于竞技武术活动样式的强烈辐射以及理论上缺乏对传统武术概念的厘定，因而所谓的“传统武术比赛”难以根据传统武术的文化特点来进行（其中甚至不乏近十多来才兴起的木兰拳、扇），其评分标准是依照竞技武术的《竞赛规则》，评分者是竞技武术的裁判，加剧传统武术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得不向竞技武术靠拢的局面，这类“赛事活动”根本无益于传统武术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2.2.3竞技武术的强烈冲击作为当代中国武术运动主流文化的竞技武术，其中的套路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定位于“自由体操”和“艺术体操”，所以其历年制定的《竞赛规则》和技术样式也越来越呈现出西方体育文化的色彩；即便1979年开始试验的散打运动，是对原来单一套路比赛形式的补充，或是对社会上批评操舞化套路运动的回应，但无论是比赛方式还是场地等，处处透显着西方搏击运动的文化痕迹，难以寻觅中华武术的文化灵魂。由于“一花独秀”的竞技武术其异于寻常的发展动力基本上来自于一种由主管部门介入、被高度组织化的各类赛事制度，因而对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整个中国武术活动格局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格局下，使得传统武术面临两种境遇选择：要么被竞技武术化；要么充当一朵离散聚合任自由的“花”。人们总是在现实的世界中来把捉文化的现实性的。由于上述影响使然，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竞技武术成了中国武术的全部。

3结论与建议

国务院2005年下发的《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指出：“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6］”作为非物质文化形式的传统武术，是华夏文明长期氤氲滋养的文化成果，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斑斓历史。但是自近代以来，传统武术发生了根本性的文化嬗变：它的技术样式被日益过滤，精神价值在不断淡忘，身怀技艺的传人先后离去――其宝贵资源每一刻都在流失、湮灭。在我国近年悄然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一些传承有源的传统拳种纷纷提出申请，要求政府部门将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一个侧面清晰显现出当代武术号称有六千万习武人口的表面“盛世”下传统武术文化濒临危境的无奈事实，这显然不符合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维护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发展传统武术，不仅是个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更是个迫在眉睫的实践问题。为此，本文谨提出以下几点芹荛之见：

3.1发挥多方互动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武术保护工作，是个面广量大的“系统工程”，其中政府的宏观主导和社会的积极参与是两大不可或缺的方面。长期来，传统武术并没有得到国家各级体育主管部门的应有重视，他们更关心的是争分夺牌的竞技武术；而在民间，传统武术则沿袭原来的传承方式，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而面临一种“合法性危机”，诸多文化精神和技艺内容渐趋黯淡。

对于传统武术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政府的主导与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了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统筹与支持，所谓的文化遗产保护将一事无成。另一方面，传统武术的文化生命在民间，广大民间习武人士是目前传统武术主要传承载体，具有很高的文化认同。政府部门的统筹与支持应该是宏观层面的，不能以行政力量来越俎代庖。因为这样做不但会严重挫伤民间保护、传承传统武术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因不清楚传统武术的具体文化内容而使所保护的对象变味。同时，有关武术理论研究者应积极主动参与其中。在当今社会里，传统武术任何一个层面的发展，都离不开理论研究的介入，尤其是有关传统武术的文化保护，更是一项学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必须得到理论研究的支撑。

3.2落实两个重要环节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就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16字的“工作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7］。传统武术的文化保护无疑也应以这16字方针为指导，并在这基础上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具体保护措施。

首先是传统武术的保护在目前当以“抢救”和“保护”为紧要。传统武术是一种动态文化，它主要由师徒传承方式而逶迤发展。近些年来，许多掌握、了解传统武术拳理技法精髓的老人逐渐相继过世，致使不少技艺功法已成“广陵散”。因此，应该按照国务院的部署，采用多种手段，在20世纪80年代“武术挖整”工作基础上，培训专门人才，进一步开展有关传统武术文化遗产的挖掘、普查与整理，并在这基础上建立有效保护机制。对于一些传承有源并符合条件的，应积极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利用国家力量加以保护。目前，已有“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回族重刀”、“沧州回族武术”、“邢台梅花拳”等已进入了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次是使传统武术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得到时展。传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对于传统武术的保护，绝对不是对“吾家旧物”的原有循袭，这也就是国务院文件中提出的“传承发展”。从农耕社会发展而来的传统武术本身是一个瑜瑕互见的复杂文化体，其中既蕴藏着前人的智慧精华，也裹挟着不可避免的历史积尘，同时还更多地隐匿着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转换机制才能焕发出其时代价值的文化传统。这必须在对它进行深刻理性把握基础上的扬弃和创造性转换。如不善于吸收前人的文化成果，传统武术的智慧精华只能是“绿水青山枉自多”；如不善于批判否定，传统武术就无法实现其自身发展。“海纳百川”、“生生不息”，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力所在。

3.3注意传承人才培养文化的发展是需要载体来进行绵延的。有着巨大历史跨度的传统武术，是通过代际传承最终凝聚为具有自身价值的文化系统。可以说，武术的文化性质决定了对它的历史衍传主要不是靠对文字的理解来进行的，而是需要“犯手实做其事”。从这个意义上，技艺传承当是传统武术文化生态保护工程中的最重要任务。当前传统武术的濒危，很大程度上也是技艺的失传，这必须引起有关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对于传统武术技艺的继承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人群：一是社会上的普通武术爱好者，他们是营建传统武术生态环境的基础；二是全国各体育院校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习的学生，由于专业基础与要求，他们应比前部分人群对传统武术技艺的理解和掌握更为深刻；三是应像竞技武术运动那样，形成一个传承传统武术的专业化精英群体，他们是传统武术拳理功法的薪火接续者。三者相互关系，但承担的任务及作用有所不同，由此构成传统武术的人才传承载体，成为传统武术文化家园“莫失莫忘”的自觉守望者。眼下各地开展的传统武术“申遗”工作固然能引起社会的一定重视，但如没有基本载体的实践传承，可以肯定说，难以改变它在全球化浪潮下被荡涤和吞噬的濒危厄运！

3.4形成自身赛事制度竞赛是橇动体育运动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铺设的快车道。形成于50年代的竞技武术，也正因为得益于它的竞赛体制，才迅速提高了它的运动技术水平，并奠定它独领的文化地位。所以，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机制就不能不引起传统武术时展的思考和借鉴。在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中，靠自发状态的民间土壤养育不出传统武术的参天大树。请看，从奥林匹克运动的惊人发展到中国竞技武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又有谁能离得了竞技杠杆的橇动作用呢？

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内部成熟的文化内涵如同遗传基因，并不能以削足适履的“外科手术”方式进行随意更换，尤其难以用单一的西方标准来进行评价、切换。因此，我们应该在对传统武术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立即着手制订出一个符合其自身文化价值和技艺特点的赛事制度，不能设想一个传统文化样式的复苏可以无视自己的文化命脉与价值规定。通过对传统武术的文化归纳，把长期被忽视的武术文化特点整合起来，从而获得一种内源性的文化张力，形成当代武术运动发展的“双轨制”，使竞技武术不再成为当代武术的主流文化现象，而是两种同源异流武术文化的互补共存，互相映辉，使已逐渐失去身影的传统武术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

参考文献：

［1］ 文化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指南［G］.

［2］ 向云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M］.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314.

［3］ 阮纪正. 武术：中国人的存在方式［J］.开放时代，1996，（3）：24-29.

［4］ 李力研.野蛮的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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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传统声乐是中国人秉持本民族固有文化观念，运用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声乐。它不仅包括着历史上产生、世代相传至今和在历史长河中湮灭了的古代声乐作品，也包括着今人运用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现代声乐作品。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灿烂的民族传统声乐，其作品之丰富，形式之多样，风格之独特，在世界声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世界声乐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中国传统声乐源远流长，早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就产生了最初的歌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声乐文化已经相当发达。《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声乐作品之集大成者，尽管其曲谱已经失传，仅留存歌词，但仍能从中领略当年歌咏的风采。其后传统声乐一路发展，曾多次出现过繁荣昌盛的时期。传统声乐的艺术形式呈现了多样性特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以综合艺术为主，以民歌、说唱、戏曲为代表的民间声乐。中国国土辽阔，民族众多，民风民俗千姿百态，孕育了品种繁多的民间声乐。仅是民歌，就达30万首之多，这还不包括散落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歌谣，不少至今还呈现原生态；戏剧曲艺亦是一朵传统声乐奇葩，据粗略统计，仅曲艺就有200多种，戏曲更超过360种，至于其中丰富多彩的曲目、剧目、声腔、曲牌等等更是无法计数。

中国传统声乐植根于中华民族这块丰沃的土壤之中，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民族文化内涵。深入地了解传统声乐的文化背景，认真地探究传统声乐的文化内涵，正确地认识传统声乐的文化精髓，对于民族声乐的继承和创新，促进中国声乐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意义重大。本文拟就中国传统声乐艺术的本体观、功能观和技能观作一探讨，以期有助于厘清民族声乐的文化内涵。

一、“心为乐之本”

声乐是什么?它的本源又在哪里?关于声乐本体的种种追问历来一直是有志于声乐研究的人们共同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所谓本体，指终极存在，也就是表示事物内部根本属性、质的规定性和本源，与现象相对。”声乐本体，与声乐现象相对，即声乐之所以被称之为声乐的质的规定性及其本源。然而，对于声乐本体的认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度有着相异甚至完全对立的理解，形成了形形式式的声乐本体观。

西方，特别是欧美，他们虽然未给声乐进行明确的界定，但却对其上位概念“音乐”(包括声乐和器乐)作出了如下的判断：音乐是乐音运动的形式。由此推论声乐则是利用人体器官发出的嗓音(乐音)有规则的运动方式。在他们看来，声乐艺术仅仅是一种物质(乐音)运动，这是从经典物理学的角度给声乐作出的科学解释，然而却忽略了人在声乐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李曙明先生尖锐指出的那样：“纵观古希腊至近现代西方音乐美学中的音乐定义大都为‘乐音运动’之审美客体定义，即实体音乐定义”，“人(主体的)现实的审美心灵活动完全被排斥在‘乐音运动’之外”。

而在我国，传统声乐不仅注意到审美客体，而且更注重审美主体：“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不仅承认乐“生于度量”，须要符合科学规律，而且更强调它的本源却在“太一”，须要符合人文精神，“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既崇仰创造万物的大自然，又重视人的内心体验，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传统哲学。由此，传统声乐从人本的角度对声乐艺术作出自己的阐释，认为“心为乐之本”。心灵，不仅是思维的器官，更是情感的器官，心为乐之本，即人的情感才是声乐的本源，声乐是人们情感表达最直接最有效的形式。“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我国古代音乐著作《乐记》中有过许多这样的概括，揭示了传统声乐的本体观。

人的情感是如何“形之于声”的呢?《诗序》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言、嗟叹、永歌，其含义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言语、吟诵、歌咏(唱)。论述显然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鉴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性，使语言向音乐的转化具备了基础条件。杨荫浏先生指出：“由语言而吟诵，由吟诵而歌唱，其间有着一贯的关系。吟诵调之用五音，可能是由于语言之有五音，而南曲之用五音，也可能是由于吟诵调之用五音。”“五音”相同或接近，使得言语与歌唱在音韵上得以整合，为从言――嗟叹――永歌的转化提供了条件。其二，从言――嗟叹――永歌的转化须要动因。动因是什么呢?是人的情感，是人情感抒发和表达的欲望。“逻辑语言，由于情感之推动，产生飞跃，成为音乐的语言，”“情不自禁，就要说出，普通的语言不够表达，就要‘长言之’和‘嗟叹之’(入腔和行腔)”，最终到达了“歌唱的境界”。所以声乐“能够以特殊的力量和准确性揭示语言表现所不能达到的最隐秘的情感运动、委婉的感情以及不可捉摸的流动的情绪。”因之，声乐在抒发和表达情感方面是比语言更直接更有效的方式。而这种源自人类本能的独一无二的情感表达方式，不仅具有无可比拟的力量，抒发和传递难以名状的喜怒哀乐之情，而且也最容易激活听众的情感共鸣，使之达到单靠语言永远无法达到的程度和水平，最终发展成为一种人类相互传承、共同追求的精神生活方式。

传统声乐不仅认定情感是声乐的本体，还进一步认定情感与声乐有着对应的关系。这种“音心对映”的关系在《乐记》中就有明确的表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哗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哀、乐、喜、怒、敬、爱，是人在经历心理体验过后产生的情感，而“噍以杀”、“咩以缓”、“发以散”、“粗以厉”、“直以廉”、“和以柔”则是经历过心理体验后产生的情感在声乐中的表现形态。可见，中国传统声乐强调的是心声相合或心物相合，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实行心声两分或心物两分。传统声乐正是从中国辩证哲学的高度概括了声乐艺术之主体心灵与客体声响之间的相互协同作用。

心为乐之本，这便是传统声乐艺术的本体观。

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在古今中外各种各样关于声乐运用的描述中，声乐艺术被赋予了不同的作用和价值，形成了不同的声乐功能观。具体说来，有的从调节生活的角度，强调了声乐艺术娱乐消遣的功能；有的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强调了声乐艺术审美的功能； 有的从精神薰陶的角度，强调了声乐艺术塑造人格的功能；有的从移风易俗的角度，强调了声乐艺术治国安邦的功能；还有的则从情感传递的角度，强调了声乐艺术人际沟通的功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就曾列举出10种音乐(声乐)的社会功能。

在中国传统声乐看来，声乐艺术具有重要的社会教化作用。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声乐在改造社会不良风气、改造社会陈规陋习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尤其是对人们道德的影响，更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对声乐的社会教化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论语・阳货》集中反映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远之事君。”在这里，“诗”指的是《诗经》中的诗歌(歌曲)，即声乐作品。“可以兴”。即用起兴的方法，诗歌(歌曲)可以感发意志，抒发感情，启动想象；“可以观”，即通过诗歌(歌曲)，可以观察风俗之盛衰，观察道德之优劣，以了解社情民意；“可以群”，即通过诗歌(歌曲)，可以让人流思想和情感，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可以怨”，即通过诗歌(歌曲)可以鞭笞不合社会道德规范的h恶和卑劣，引导人们加以鄙弃。质言之，诗歌(歌曲)可以塑造人格，可以安邦治世。这便是儒家的声乐功能观。由于儒家在长达三千年的中国社会历史中始终被奉为正统，因而这也就自然成为中国传统声乐的功能观。曾遂今先生在分析传统声乐功能观的社会特质时，还特别提及音乐(声乐)的双向作用，一方面“通过音乐，使人们体察到社会风气，道德情操的健康向上或颓废腐败……”另一方面“音乐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的精神状态。”儒家不仅充分肯定声乐艺术的社会教化功能，而且将乐教视作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方法和手段。礼，是孔子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可见，礼强调的是社会群体必须有一定的结构和秩序，形成一定的伦理道德，不同等级的人都应在自己阶层的特定准则下，依据伦理道德生活，不能超出范围，社会才能治而不乱。而要实现这一政治理想，除了礼教外，还需要乐教。礼教与乐教的社会作用和功能是相辅相成的。儒家的这一思想在《乐记》中充分体现出来。《乐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杰出的音乐美学著作，它将孔子以来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加以系统化，“礼乐相济”便是其论述的核心：“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正则元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礼的作用是把不同等级的人区分开来，乐的作用是使不同等级或同一等级的人之间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礼教内容畅行，则“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乐教目标达成，则“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礼行乐达，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多么和谐稳定而又繁荣昌盛的治世、盛世的景象。《乐记》不仅认识到“乐”和“礼”的作用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还进一步认识到乐教在实现治世、盛世中的特殊作用，因为礼教是通过外在的行为规范来实施的，而乐教则是通过艺术手段对内在的情感感化来实现的，“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外部的行为规范只属强制约束性质，而内在的情感感化必定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因而乐教具有比礼教更好的效果。所以，孔子说实现“治世”的政治思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便是传统声乐艺术的功能观。

三、“有韵则生”

声乐技能观反映了一个民族在声乐创作中的审美情趣和美学理想，有什么样的审美情趣和美学理想，就会有什么样的声乐技能观。西洋声乐，“唯美”是他们的美学理想，反映到技能观上就在于追求华美之声，要求用一种统一、华丽、完美的声音艺术达到感染听众之目的。

中国传统声乐艺术如同其他艺术样式一样，“写意”、“神似”是共同的美学理想，追求韵味就成为传统声乐艺术的技能观，比之西方来，更多的是要求用一种变化、独特、有个性的声音艺术和真情去征服听众。事实上，“韵味”是中国声乐艺术的生命，无韵味即无声乐艺术可言。明人陆时雍说过：“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可见，“韵味”对于中国传统声乐而言是何等重要。

什么是“韵昧”呢?“韵味”实质上就是歌唱中所含蓄的意味和情趣。它是歌唱者把内心最丰富、最真挚、最细腻的情感和艺术美感揉进歌声和表演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听觉感受。“余音绕梁”就是这样的一种听觉感受。“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实际上并非指物理的声音三日不息，而是指“歌声中的那种生命状态对听者的生命状态所产生的塑造过程既深且久，逾i日而仍未结束”，所以，“意韵萧然，得于声外。”这声外，就是生命，就是对内在生命律动的深入体验、感受、捉摸和表现。这当是中国传统声乐所竭力追求的最高境界。要唱出“韵味”，首先歌唱者就需要长期深入生活，扎根文化之中，认真体验、感受和琢磨，非此是难以感悟的。其次，歌唱者还须锤炼自己的声乐技巧，概括起来便是八个大字――“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它有三个要点。

一要“字正”。字正是指歌唱中要讲究语言的清晰、准确和纯净。以字带声，以字传神，以字传韵，字不正则这一切都无从说起。首先，字不正，则意义难明。声乐艺术是时间的艺术，声音稍纵即逝，它不可能给听众留下许多思考的时间。歌唱者吐字明晰，让听众一听就懂，方能实现双方语义与情感的交流。倘若咬字不正，听众对语义不明，甚至产生歧义，语言与情感的交流就是一句空话。其次，字不正，则声音难听。艺术总是要让人产生美感的，声乐艺术同样如此，它要讲究声音悦耳动听，让听众获得审美享受。倘若咬字不正，听众就会觉得十分别扭，从而彻底破坏了艺术美感，产生厌恶情绪。

二是“腔圆”。腔圆是指歌唱中要讲究行腔的顺畅、圆通和完整。清代王德晖等人在《顾误录》中指出：“由字头轻轻发音，渐转字腹，徐归字尾。其间运化，既贵轻圆，犹须熨贴。”“轻圆”、“熨贴”之说即是这层意义，惟其如此，才能构成声腔的美感。而这一切关键在于气息的拿捏和把握，轻重、强弱、疾徐、长短、直曲，必使得语调、语气、语势与歌曲作品的内容吻合，恰到好处地表现其意义和情感。

三要“情真”。情真是指歌唱中要讲究情感的自然、真挚和贴切。字正，腔圆，并不能保证歌唱确有韵味，因为韵味的核心是一个“情”字。郭建民先生指出，歌唱中，咬字、行腔“只有通过情感的推动，将歌唱技巧与感情抒发融为一体，才能最终产生飞跃，使歌唱进入化境，成为有韵味的演唱。”这即是说歌唱者不能机械地按照声乐作品的文字、曲谱进行演唱，而必须揣摩声乐作品的情感基础，同时融人自身的真情实感，对声乐作品进行再度创作，才能使咬字、行腔情感化，才能唱出韵味，达至化境。清代徐大椿在《乐府传声》中说：“唱曲之法，不但声宜讲，而得曲之情尤为重。”声情并茂，其实情是重于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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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艺术教育，应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这块土壤。这是艺术教育发展、成长的源泉，离开它，艺术教育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各种不同的艺术教育模式，不管是舶来的，还是本土的，无论是学习、继承还是发展，我们本身应具有一个较高的视点去评判。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否则舶来的东西就难辨良莠，或导致另一个结果，即盲目地排外而妄自尊大。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今天的艺术教育出现了偏颇，即重技艺而轻人文。我们今天的艺术教育与传统的人文教育产生了严重的断层，这足以导致人的精神领域极其浅薄与苍白，加之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介入，我们正在加速度地蜕变为“香蕉人”，而我们的艺术教育也增加了“功利”与“竞争”的倾向。过分重功利就会轻仁义，人与人的过度竞争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国与国的过度竞争最终的结果将是共同毁灭。

一、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比较

近现代西方注重的是科技教育。在科技进步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犯罪率上升、环境污染等。核能的开发本来是可以造福于人类的，但我们今天却随时都要遭受核战争的威胁。因此，人们形容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盲目地发展科技无异于盲人骑瞎马。

近现代西方注重的是竞争教育。孩子从小就被灌输竞争意识，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中国传统的教育是教人礼让、互助合作、共存共荣。中国古人并非不懂科技，但更懂得科技发展的弊端，因此，大力提倡发展人文教育，认为这样，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当前是科技发展的时代，我们无意开历史的倒车，只是尽可能地让科技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状态。科技好似一匹野马，需要一名睿智的骑手去驾驭。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方面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并非基于一种民族情结去赞美和宣扬自己的文化，也并非基于一种复古的情结而厚古薄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集称为经典，“经”是纵贯通达，“典”是典范、标准，古今一成不变之真理，可以超越过去、现在和未来。

二、 艺术教育包含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之内

马一浮先生在《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文中曾提到：“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举其大概言之，如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艺术教育依托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可使其理论更加完备、深广，还可使其教育理念达到一个更高、更新的层面，在其空洞的“形式”中摄入更多的人文色彩，使其能够更多地关注人本身、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三、艺术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现

艺术教育不应被认为仅仅是画画、唱歌、弹琴等技艺的传授，艺术教育是要把人类最高的智慧、德能与才艺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造福于人类。

中国历史中的绘画、雕塑、戏剧等大多展示、宣扬的主题思想是“忠、孝、仁、义”，在娱乐之余不失其“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教育功用。无论是过去的君主时代还是现在的民主时代，艺术教育也要承担起一种责任与义务来改善我们的身、心、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的典集又可称为内典，内典即是内学之典集，其中所盛载的智慧与德能来自心灵的最深处，是人心本来具有而非从外学来的一种亲证的现量境界，不是一种想象、推理构建的理论。通过这些典集可以开启我们内心深处处于休眠状态的智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启发式教学”。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国学，被马一浮先生称之为“六艺之学”。马一浮先生在《论六艺统摄于一心》的文章中写道：“举网者必提其纲，振衣者必挈其领。”先要识得纲领，然后可及其条目。六艺之教可以统摄一切学术，这是一个总纲领，真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一遗。学者须知六艺本是吾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德本来具足，帮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艺术也本是人心中分内的事。艺术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表里的关系。艺术教育中的“教育”本身就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艺术教育中的“教”，左边是“孝”，意思是说老与子、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右边是“文”，其意为文以载“道”。教育是师道，其根本是孝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师道与孝道。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是人生宇宙的真理、规律。在人与人之间表现为五伦十义，即“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人与人的关系应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长惠幼序、朋谊友信、君敬臣忠等关系为原则。思想、行为不违背自然规律，并把这种品德保持、发扬、增长就是“育”，久而久之会有所得，德者，得也。人与人的关系依止于“仁”，仁者爱人，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他人，这种爱是“仁爱、博爱”，而非贪爱，这种博大而崇高的品质正是出自这样的文化背景的熏陶，这种品质可物化、外现于各种艺术表现形式。

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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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设计的过程中，作品的“形”、“意”和人的内心情感一直是设计师和心理学家共同的研究对象，文章通过异质同构论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解构，运用组合、转换和再生的方式对这些元素进行创新、组合形成新的作品，从而让中国传统文化既赋予作品传统的神韵又不失时尚的优雅。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异质同构论；纪念品设计

作者简介：蒋亚丽(1988—)，女，陕西人，硕士，研究方向为产品设计与方法、人机交互设计及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

张阿维(1964—)，女，陕西人，教授，研究方向为产品艺术造型、设计理论和方法及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

穆王君(1989—)，女，陕西人，硕士，研究方向为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CAID系统开发技术及网络化工业设计。

1　中国传统文化简述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而形成的文化精髓。它不仅蕴含了中华民族几千来的人文特征及精神内涵，同时也蕴含了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宗教文化和地域特色。这是一种多元化的美，我们不仅要传承，更要用这些美去创新去发展。

在当今设计领域中，各种新兴元素不断涌入，这就需要我们将传统的中国元素和现代化思潮相互结合，让中国的设计不仅富有民族特色同时要与世界接轨。而“中国风格”的设计不仅只是对传统图案表面的套用、移植，更多的创意是让中国文化元素作为媒介，运用新的设计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解读，从而将其融入到新思潮中，表达出更具中国味的创新设计。［1］

2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设计方法——异质同构

2.1　异质同构概述

从格式塔心理学观点来看，心理和物理是同型的，心理中有个力学的“场”，知觉对象到大脑皮层都是能动的力的结构，不管什么事物，只要其力的式样在结构上与人情感中的力的作用相似，这些事物就能表现出人的情感。当物体的形态在视域中出现时，它在大脑中激起的是一种特定的电化学力的式样，这种力虽然产生于人脑这种媒介中，但其基本结构却与物体形态中所含的“力的图式”基本相同，格式塔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为“异质同构”。即当外物与艺术形式中体现的力的式样与某种人类情感生活包含的式样达到同构对应时，事物与艺术形式就具备了人类情感的性质。如夕阳西下、树叶飘落都与人在悲伤时大脑力场的力的结构相同，都会给人带来落寞的感觉，因此我们在艺术创作或文字创作时就可以用这些具象的形来表达人的感觉。阿恩海姆认为，对事物艺术形式的审美知觉，本质上是对其中力的式样的知觉，一旦某两个特定事物（或艺术形式）在大脑中激起的力的式样在结构上相似时，即使这两个事物（或艺术形式）的外表和种类都不相同，但引起的情感经验或本身具有的情感表现性也会相同；同样，如果某种外部事物或艺术形式在大脑中激起力的式样与某种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力的式样同形，那么就可以用这种可见的艺术形式或事物去再现或表现内在的和不可见的情感生活，即力的式样可以使不同事物构成同感、同美。［2］

2.2　异质同构原理

“异质同构”是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核心。它是用一种元素的形去破坏或者去嫁接另一种元素，使两者之间产生冲突和连接，从而产生新的视觉形态，弱化形的作用而强调意的存在。异质就是载体“物、我”，同构就是桥梁“合一”。［3］简单地说是把几种不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生成一个全新的视觉图形，在视觉传达上自然地从一个视觉语义延伸到另一个视觉语义，从而产生新的视觉效果和新的意义。但这些视觉形象之间必须有一定属性关系的相似性，这种相似可以是心理上的、视觉上的、也可以是知识及经验上的。所以，要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元素组成一体从而形成更具意义的图形，我们就必须观察和掌握这些元素之间的同构特点，用广阔的视角和新的思维去思考、想象它们在不同状态下的表达效果，巧妙地把同构原理运用于其中。

3　异质同构在中国传统元素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异质同构这种构形方式早己超越了文化、地域与时空的界限成为一种人类共有的潜在造型意识。翻开记载历史的图像中发现，无论是中华民族的图腾龙还是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都是通过异质同构的方式创造的。研究发现在中国远古时代人们就用这种方式创造出了奇形异状的图案。如陕西仰韶文化中的彩陶人面鱼纹图腾、人面鸟首图腾，《山海经》中记载的女娲、盘古都是异质同构手法的运用，这些造型的基本元素取自于宇宙万物，但经异质同构后的造型又超越万物，富有神秘的寓意，它们往往隐喻、象征着某种哲理。异质同构在图形元素设计中不是单一的对视觉元素的装饰，而是在一定思维意识下对一个或多个元素具有独特内涵的表达，是美学意义上的升华，给人以富有哲理性的启示。

为了解释异质同构，文章引用符号学家艾柯提出的:将符号定义为任何一种东西，它根据既定的社会习惯，可被看作代表其他东西的某种东西——一个记号X代表并不存在的Y。它的存在取决于能指(表达层)和所指(内容层)的结合，其中X可被看作是能指，Y可被看作是所指。一个符号的能指层可以同时表达多个所指意义，而一个所指内容也可以同时由多个能指层来表达。在图形创意过程中，我们对设计元素的挑选、组合、转换和再生，实际上就是对符号学的运用。因此我们可以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来解析异质同构的创作特征。［4］

现代设计大师陈幼坚深爱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但他对中国文化的执着，并没有使他变成一个固守传统的“艺术遗老”，而是让东西方文化在他的设计理念中更为合理地融合在一起，使它既有中国传统的神韵又不失现代时尚的优雅。作品“茶语”由于受到中国茶文化影响的审美意识使他将这些传统文化渗透到设计作品中，通过丰富的想象和解构将汉字融于茶具中。对中国人而言，形从来就不是真实客观的存在，而是主观认识对客事物的表达。显而易见，此作品的所指层指的是标志的主题意义“茶语”，而用来表达和阐述这一概念的作品本身则是表达层，也就是能指层。符号学理论认为符号的所指系统被切分成若干相关的符号及符号系统，各种编码的方式、层次不同，得到的符号必然多样。进一步分析图形的符号特征，我们可以将所指层切分，以便获得更小的语言单位，便于分析表达层即能指层的内在结构，一步步的深入选择图形、文字等设计元素，从中寻找创意点。在此，“茶语”就可以被分解成“茶”和“语”两个单元，也可以说是两个单元符号，每一个单元符号都有各自对应的能指和所指层。‘茶’这一所指可以有汉字、拼音、茶具、茶蒸汽等能指表达；“语”这一所指可以有汉字、拼音、英文、人等能指来表达。也就是说，“茶语”的主题可被转译为:汉字、拼音、茶具、人等等。本作品中，作者选用了茶具、汉字、茶蒸汽和拼音四种具像符号。有了这四个符号，我们就可以开始寻找它们之间的交集，即同构。可以发现，作者在四个符号之间十分巧妙地运用了破坏、切割、连接等手法，合理地解决了“形”与“形”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使之相互和谐和统一，把“汉字”以解构的形式溶于茶具，并且用线条简单勾出动态的茶蒸汽，将拼音溶于其中构成一个整体和后面的汉字以呼应的方式同构在同一画面中，来描述这个形象的设计不仅只是静态的、单一的视觉语言，而是将茶的品味与意境相融合。

4　异质同构论在中国传统文化纪念品设计中的应用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两个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受到东西方文明人士的崇拜和羡慕。由于地域时代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导致了文化的不同，秦汉文化是中国特色的文化，代表了中国人追求目标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因此在设计中应用秦汉文化可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也是区别于外来文化的一种有效的竞争手段。

本次设计的主题是“秦砖汉瓦”。所谓“秦砖汉瓦”是说明这一时期建筑装饰的辉煌。用上文的分析方法对“秦砖汉瓦”这一设计主题进行解构，“秦砖汉瓦”可以被分解成“秦砖”和“汉瓦”两个单元，每一个单元都有各自对应的能指和所指层。“秦砖”这一所指可以有空心砖、图案砖、线条勾画砖、长城等能指表达；“汉瓦”这一所指可以有筒瓦、屋檐、神兽瓦等能指来表达。从而“秦砖汉瓦”的主题可被转译为:图案砖、神兽瓦等等。本次设计中选用了线条勾画砖和神兽瓦作为所指层并运用异质同构论合理的切割、连接使之相互和谐和统一，以纪念品为载体采用镂空图案的方式同构在同一画面中，传达了设计者对这一主题的理解与思考。

5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国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角色。随着传统元素和新时代新元素相融合的过程，设计具有文化韵味的纪念品,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继承起到积极的推广作用，而且还可以促进各地生产工业的发展，进而在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丰富了当今世界设计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张应杭,蔡海榕.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2］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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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21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24-0011-01

中国古典传统山水画的形成起始于脱离人物画而独立，是在晋室东迁以后，当时的文人、学士、画家受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天、地、人的关系为基础，提出了全方位认识人与自然的方法，诸如周易及老庄哲学中，老子“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天道观和魏晋玄学家的“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合一”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给中国传统山水画中人和自然、主观和客观、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表现和再现、具象和抽象之间架起了桥梁。使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在观察自然万物时不仅注意外在的表象，同时也注意内在的体会，这种审美意识的思维方法使古代山水画家重视绘画作品的内涵，强调绘画作品“空灵”、“神韵”的艺术境界，形成了中国山水画独有的审美意识与艺术表现风格。如东晋画家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迁想妙得”，唐画家张璨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宋代画家郭熙的“景外意”、“意外妙”，清画家笪重光的“神无可绘，真景逼而神境生”等等审美理论。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影响的体现。

再有中国禅宗佛学的“色空”思想，给中国古典文化的发展带来更深层次的影响，加深了古代山水画家对人与自然的认识。佛学的“色空”理念是：凡有形的物质皆称为“色”，看不到的或非物质的皆称为“空”。色空本一体，因此。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没有“色”就无所谓“空”，没有“空”也无所谓“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中国山水画中，墨色可谓“色”，留白可谓“空”。以“色空”观的“空中有色”、“色中有空”之理，巧妙地处理水墨山水艺术的表现形式，会使水墨山水产生即有又无，即实又虚；有中见无，无中见有；实中见虚，虚中见实的艺术效果。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中国山水画的艺术境界之中，将中国山水画艺术推向了一个讲究内涵、讲究深度、超旷空灵的艺术境界，形成并完善了中国画独有的创作理念与艺术风格。

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在禅、道传统哲学的特定中国文化背景影响下，使审美意识的艺术思维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唐代大画家、诗人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写出了“目既往返，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精神意趣。中国人抚爱万物，与万物同其节奏；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其宇宙观是“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虚灵的，是出没太虚自成文理的节奏与和谐。中国山水画家由纷纭万象的观察、凝思、摹写以证悟到“大象无形”，用太空、太虚、无、混茫，来暗示或象征这虚灵的道，这永恒创化着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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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对医学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而医学人才专业能力、职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医疗服务质量。因此，医学教育中，必须强化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在现代社会里，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已成为医学生培养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对培养专业的医学人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人文素质教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过程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质，为我国现代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提供保障。

1.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友爱、友善、诚信、守法、爱美”等，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优秀的精神成果，是进行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丰富思想资源，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为我国现代医疗事业培养专业、素质高的医学人才，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医学人才质量。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让医学生接触到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熏陶医学生，从而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有着直接的关联性。

2.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就当前医学教育工作来看，过重的强调医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忽略了人文素质，以至于所培养出来的医学生难以满足医疗事业的需要。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医疗服务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作为医疗服务事业的从事者，医学生人文素至关重要。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仅仅是指医学专业知识的教育，同时还包括了医学人文精神修养，要求医学生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和气质，要具备人文关怀意识。随着现代医疗事业的发展，对医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想满足现代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进行医学教育的同时，就必须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医学生的人文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观、道德观，从而为我国现代医疗事业培养出更多的专业性医学人才。

3.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融合

3.1树立科学的医学教育理念，构建完善的医学人文教育体系

传统的医学教育理念中，对人文素质教育还不够重视，偏重于专业技能的教育，从容使得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成为了制约他们发展的一个短板。现代社会里，对医学生人文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教育理念下所教导出来的人才难以满足现代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面对这种情况，针对医学生的教育，就必须树立科学的医学教育理念，要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基础上，以“人的全面发函理论、人文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医学教育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融合，积极构建完善的人文教育体系，从而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前面发展，不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3.2树立文化自觉意识

所谓文化自觉意识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的一种合理认知，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对一种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特色以及发展趋势都有一定的认知，能够在文化环境下增强自主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是一P重要的精神财富，能够只一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加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应当自觉树立文化意识，将传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学人文精神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来进行教育，将人文精神贯穿落实于医学生培养之中，从而不断提升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增强医学生的社会责任担当，引导医学生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观。

3.3加强医学人文师资建设

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教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人文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对于医学生而言，他们深受教师的行为举止的影响，教师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可以让学生耳濡目染地养成好的行为习惯，增强自身的人文素质；反之，教师人文素质差，就会影响到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为此，在医学生认为是指教育中，要加强教师的培养。教师人文素质的提高可以通过中国文化的学习，让教师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医学精神，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医学人文素质。同时，要强化教师专业知识的教育，提高教师的专业文化水平，不断优化教师知识结构，从而更好地服务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工作。

3.4营造良好的环境

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环境十分重要，好的环境提高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为此，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要想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就必须重视环境的营造。针对校园环境，学校应当要突出医学特色，在建设校园文化中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人文元素融入其中，突出医学特色。在教学楼、科研楼、科学馆等建筑以及道路上可以以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来明明，如扁鹊楼、华佗路等，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让学生在充满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环境中学习、成长，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

3.5开展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