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农村教育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新“读书无用论”思想在农村抬头国家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农村教育无论是在硬件还是软件上都面临着困境。随着物价不断上涨，办学成本也水涨船高，许多农村学校将不断提高的办学成本转嫁给了农村家庭。在国家现行的招考制度下，农村学生由于学习条件的限制很难在高考中脱颖而出，大多数农村学生无法通过在农村学校的学习与城镇学生一较高低，其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比例较城镇学生低，再加上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许多农村家庭就开始打起了自己的算盘———算起了让孩子上学的成本，致使新的“读书无用论”思想在农村抬头。

二、农村教育城镇化的探索

针对农村教育的现状和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做了调研和论证，得出了大量成果，但是农村教育问题始终似顽疾困扰着教育政策层和教育学术界。笔者认为，以往对于农村教育的关注和问题解决思路过于僵化和单一，都是就农村谈教育而不是将农村教育与城镇教育合二为一，从教育总体入手解决作为局部的农村教育问题。这不仅定式化地将农村教育圈定在农村范围内，而且人为地将农村教育与城镇教育二元对立，不利于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和我国教育的大发展。农村教育发展的正确途径是城镇化，农村教育的未来不在农村，而在城镇。

(一)农村教育城镇化的趋势2000年10月11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先提出我国要走一条符合国情的城镇化道路。所谓城镇化就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村要素不断转化为城镇要素的“量化”过程及城镇要素不断向农村扩散的“同化”过程的有机统一。作为城镇化的要素之一，教育在城镇化战略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使广大农村居民精神层面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当然也包括教育资源的平等交换和均衡配置，但是从现在所取得的成效来看，以往对农村教育的修修补补式扶持和支援，对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全面发展收效甚微，当务之急是要积极反思并对农村教育模式进行彻底的变革，使农村教育向城镇化迈进。城镇化是农村居民进城，农村教育城镇化也就是农村居民进城接受教育。伴随着城市的外扩和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许多农村居民已经脱离了耕地而涌进城镇，实现了个人身份的城镇化，可见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离农”的过程，这种生活状态的“离农”可以被人所接受，为何教育的“离农”就被视为“雷区”?农村居民进城并不难，这在空间上进行位移就可以实现，而要使他们真正融入城镇生活，并被城镇居民所接纳却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其捷径就是教育。要真正使农村融入城镇、城镇接纳农村，就应该尽量拉近教育起跑时的距离、减少农村教育的负担，如相关政策设置和研究仍然就农村谈农村教育，农村与城市只能是渐行渐远，难以平衡发展。“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和农村教育政策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摆脱教育发展的思想桎梏，进行农村教育的城镇化应该成为解决农村教育问题、摆脱农村教育困境的趋势。

(二)农村教育城镇化的动因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正以较高速度推进并取得阶段性的成果。2013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来我国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五年转移农村人口8463万人，城镇化率由45.9%提高到52.6%，城乡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主要是由于城镇优越条件和机遇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农村居民对于优质生活水平的渴望和对农村生活水平现状的不满之间的矛盾成为其迁移的源动力。农村学生向城镇流动也正是基于对城镇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及对农村教育现状和前景的不满之间的结果。一方面，农村学生希望借助优质的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进入城镇就学才能在事实上拉近与城镇学生的差距，才能在一个相对一致的高度来跨过中考、高考这两道门槛，才可能实现命运轨迹的改变。据调查，30年来，进入大学深造的农村学生同比下降50%，且现在多就读于非重点的地方院校。基于这一现状，我们不难发现，城乡教育的二元分化不仅体现在教育过程中而且直接影响了教育的结果，城乡教育差距大，尤其是农村初中、高中教育落后导致农村学生在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路上越来越艰难，农村学生为上大学改变未来的人生轨迹来到城镇读书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农村家长来说，只要条件允许，宁可让孩子到城里的二、三流学校就读，也不愿在村里的学校就读。事实上，在我国大多数农村的一流学校不管是硬件还是师资都无法和城镇学校相提并论。离农进城、尽早让孩子分享到城镇教育资源是当今大多数农村家长的目标，而通过子女进城接受教育来改变“世世为农”的身份命运的愿望更加强烈。

(三)农村教育城镇化的尝试2008年，山东省平原县让全县农村初中学生全部进城读书，这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创举。平原县一步到位地实现农村教育的城镇化，主要考虑到从1999年到2004年，平原县乡镇中学教师外流人数高达123人。优秀教师外流导致农村中学教学质量下滑，课程的多样性难以保障，接近一半学校无法开设英语、美术、音乐、计算机等课程。每年都有一两千初中学生通过各种渠道离农入城读中学。部分地区向乡镇派遣支教教师，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如果通过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使之得以改善，则无法一步到位，而且战线拉得过长。鉴于以上情况，平原县毅然采取“初中进城”的措施，扩大城区初中办学规模，在原有的三所初中基础上，又新建一所初中、扩建一所初中，以容纳全县全部转入城区就读的1.8万名农村初中生，彻底实现了农村初中生“离农进城”。山东平原县在教育城镇化的探索上可谓是大胆创新，并被推广为“平原模式”。此外，关于农村教育城镇化的探索在我国绝非仅此一例，江苏、浙江、山东、四川、重庆的许多地方近年都已着手开始实验性的探索。

三、农村教育城镇化的思路与对策

(一)打破政策壁垒《教育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这一政策本意是保障每个适龄儿童接受教育的权益，而许多地方主管部门却将其误读，把这一保障性政策理解为限制性政策，将关注点落在“就近”上，这就使农村学生在农村上学成为顺理成章的事，进而被限定在农村接受教育，农村教育只能农村办，农村学生只能在农村就学，最后形成了“出身为农，世世为农”的农村教育思维定式。改善农村教育现状的步骤应该是“先变观念，再改思路”，而“变观念”的基础就是打破政策壁垒、拆除城乡分教的樊篱，不仅要完全跨过政策门槛，让农村学生进城读书，而且在有条件、有资源时可以鼓励借鉴“平原模式”推行农村教育城镇化。在政策层面上，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应的法规文件，政策先行，打破因户籍而造成的农村学生“就近入学”的限制，努力给农村学生创造进城读书条件，给农村学生进城上学以正当的合法权益。进而转变观念，逐渐在社会中形成农村学生进城上学天经地义、农村学生不仅拥有接受教育的权益而且有选择到哪里接受教育的权益，保障农村学生进城上学和农村教育城镇化。

篇2

1.“半城市化”。

早在2006年，社会学者王春光先生即尝试用“半城市化”概念来分析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他认为，“半城市化”是一个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它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与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后来，他将这一观点进一步补充发挥和完善，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人们一般认为，“半城市化”这个概念，最能够准确描述和概括当下中国城镇化的真实状貌。大部分的历史时间中，“不是经济嵌入在社会关系中，就是社会关系嵌入在经济系统中”。纯市场的独立存在，势必会对社会系统乃至文化系统造成一定的破坏，损害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以博兰尼的理论反观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过程，以及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的关系，就会发现，改革开放30多年间，我国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一直被视为纯粹的就业者和劳动者，只能在城市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实现非正规就业，有限参与城市的劳动分工，而很难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也难以与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有效对接并融入其中。王春光先生具体解释了“半城市化”概念的三层含义:一是城市各个系统之间的不整合不衔接，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市场系统与社会、体制和文化之间的不整合;二是社会不整合，表现为不同城市人群在生活、行动等实践层面之间的相互不融恰、隔绝与排斥等;三是心理上的排斥、歧视与不认同。这个见解，等于是对博兰尼的理论做了注解。美国学者P•H•廖塔、詹姆斯•米斯克尔也曾讨论过“半城市化”现象，含义大致包括三层:一是流入城市的是那些难民，他们根本没有生活机会和希望;二是他们会在城市中长期生活下去;三是他们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里，那里成了社会动荡的沃土和类国家(即暴力滥用)。他们分析道:“半城市化的各种背井离乡的人口，也有可能形成其他一些黑暗地带。现在有数千万的难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苏丹以及非洲大湖地区的永久性的营地里。这些人口密集的名副其实的贫民窟(那里的生活没有机会，没有希望)会自行演变成类国家，成为动荡的沃土”。显而易见，这两位美国学者的“半城市化”概念，内涵所指有着特定对象，与王春光的“半城市化”概念大为不同。王春光先生主要是基于博兰尼的社会整合理论、剖析中国城镇化的不彻底性，主要针对的是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后的分离、排斥和不融合状况。在后来的研究中，他进一步把“半城市化”分析外延框定在市民权、日常交往和社会认同这三个层面。其缘由就是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缺乏完整的市民权(而不是“公民权”，因为，中国的公民权往往被市民权所取代);日常生活中存在着经常性互动和交往障碍，与城市社会处于事实上的隔离状态;和城市人口之间存在相互之间的不认同。应该说，这样的分析判断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半城市化”状态，是一种非正常的城镇化状态，它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变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入城农民工人户分离，身份模糊，基本的公民权难有保障，市民权无从分享;农民工子女上学受到太多身份地域歧视及制度性阻障。仅此而言，这种不彻底的城镇化，会从整体上拖滞我国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并大大降低它的质量。

2.“碎城市化”。

主要指的是要素转移的零碎化。从人口的流动与迁转角度看，30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依次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姑且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三步曲”:首先是土地的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模扩大，城市个数由1978年的193座增加到2012年的658座。全国各类建设用地数量持续增长，高峰期每年多达几百万亩，占用的都是优质耕地。比如北京市，本世纪以来，每年城市用地要消耗掉60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半澳门的面积。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圈地运动”永无休止，大饼越摊越大。但全国各地存在一个十分普遍而又怪异的现象，就是把土地“摊”走，把人给留下，因此出现了相当普遍的人地分离情况。用低价“摊”走的土地修造的房子叫“商品房”，可以名正言顺地高价出售;农民用自有的集体土地上修造的房子叫“小产权房”，不能上市交易。规模庞大的“城中村”景观，十分准确地反映出我国城镇化特定阶段“只要土地不要人”的事实。其次是劳动力城镇化。数以亿计由乡入城的“农民工”，由这一独特的称呼即可判定，他们的构成十之八九是青壮年男女劳动力。农民工举家迁移，或称“复数迁移”所占比重较小。根据李强先生对重庆、四川地区外出农民工年龄状况的调查，35岁以下的外出农民工占到总数的88%。他的结论是，“外出的几乎都是高能量的劳动力”。而这种没有家庭全体成员参与的完整意义上的人口迁移，恰恰是农村“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主因，也是农村教育城镇化的一个动因。三是家庭城镇化。由于“只要土地不要人”，“不要妇孺要壮丁”这两个阶段持续时间过长，累积的矛盾过多，以举家全迁亲情团聚为特点的“人口城镇化”阶段会加速到来。作为其伴随物，农村教育城镇化自然会相伴而来，“民工流”之后必将是“学生流”。当然，要素的零散转移或许是基于“国情”，迫于无奈，未必一定是政府当局有意为之。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对农民利益的伤害。它与“半城镇化”应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因为要素转移的不同步、不衔接、不连贯、不彻底，因而出现了不真实的城镇化(亦即“伪城镇化”)或“不完全的城镇化”;因为“半城镇化”，这个半化不化的过程即对农民的整体利益构成肢解，构成城乡两头的双重盘剥。“半城镇化”的农民总为土地、就业、社会保障等等基本生计问题所困扰、所纠结，但最为伤神的恐怕还是子女的正常教育问题。因为，唯有孩子的教育最最耽误不起。

3.“被城镇化”。

前两条反映的是城镇化的不彻底、不连贯性;这一条体现的则是城镇化的非自愿性、被动性。总体上说，城镇化并未违逆农民的根本利益，迫使他们做出情非所愿的抉择。事实上，大多数农民能够看到城镇化的趋势及其潜在好处，因而对其持欣喜、合作、支持的态度。也有一部分人是在缺乏思想准备的前提下，稀里糊涂被卷入城镇化浪潮中来的，他们一般持有半推半就、亦喜亦忧、谨慎参与、留条后路的怀疑观望态度。顺则外出打工赚钱，不顺则回家种田养家。在没有可靠经济来源生活保障之前，不肯主动割断与乡下土地的牵连。再有一部分是城市近郊的农民，他们大概是最不情愿“被城镇化”的农民。因为他们是农村的头，城市的尾，城乡好处两头沾，是农民阶级中最滋润、最悠闲、最有机会先富的一个阶层。但恰恰是他们成为城市扩张过程中首当其冲“被城镇化”的对象。“被城镇化”所反映的是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一方主动、一方被动的矛盾关系。两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基本上是前者获胜后者妥协。也有不妥协的时候，则会出现强征、强拆、强迫就范的纠纷案件，甚至引发。也许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一个无法使矛盾根本化解的二律背反。从“被城镇化”的农民群体的角度看，失去土地，得到补偿，却并未转变身份，并没有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失地无异于失业。便有身份贱卖和权益盘剥的感觉，心理很不情愿。从政府的角度看，“圈地”属于不得不圈。城市人口在增加，城市规模在扩大。满足新老市民日益增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需求，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城市外延的扩展，是现实的需求，而非政府的主观臆断。问题似乎又还原到“半城市化”状态上来。政策不配套，只取不予或多取少予，不能对失地农民长久的、可持续的生计作出安排，把他们悬在城市的半空，“被城镇化”的农民就会生出“被欺骗”、“被拐卖”的感觉，抵触情绪在所难免，对有效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就会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李强先生据此提出“主动城镇化与被动城镇化”的见解，颇具说服力。“被动城镇化”往往非民所愿。政府有动力，农民没动力，肯定是不行的。怎样实现从被动城镇化为主向主动城镇化为主的转变，乃是政府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大致包含三部分内容，针对的是不同的教育对象:一是老一代农民工，主要是转岗就业再就业的职业技能培训;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类劳动技能培训和城市文明礼仪行为规范等教育;三是农村学生的基础教育。先生曾讲，农村和城市的区别不仅只体现在物质生活水平上，“从根本上说，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其实是一个社会最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差别。”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里，社会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消除城乡隔阂。所谓城市化，实际上就是一次从文化价值观念上消除城乡隔阂的革命”。“对中国来说，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将农村纳入现代化进程中，而不是让城市文明被农村文化所吞没。”那么城镇化对农村基础教育到底带来哪些影响?怎样估价它的利弊得失呢?

(一)“乡土化”与“城镇化”之争。

城镇化为教育公平提供了契机。我国教育不公，突出表现为城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而城乡教育的不均衡，则主要表现为硬件教学设施、教学环境和师资质量的差别上。专家学者对此已经有了相当充分地研判论证。但对如何消除教育不公，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却见仁见智，看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乡土化”和“城镇化”两种模式之争。“乡土化模式”主张，农村教育当以服务农村建设为本，课程设置以及所有教学过程，都应紧紧围绕农村实际，基于当地生产、生活需求，培养学用一致的实用型人才。从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到，再到现今的教育理论界，这种教育理念一脉相承，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些革命家、政治家和教育理论家，农村学校首先培养农村建设人才，天经地义。因此，他们大多持有立足乡村办好农村教育的理想，不情愿、不希望城市风气熏染乡村生活，正如不希望农村孩子因为读书而逃离乡村以至厌恶和排斥乡村一样。早在1926年，大教育家陶行知即撰文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成穷的，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成弱的，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必把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无独有偶，与中国国情十分相似的近邻印度，也有过类似的对乡村教育可能被城市化的不满和声讨。甘地总理曾经对现代学校教育有过言辞激烈地批判:现代教育不能使年轻人学会任何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东西。……“当年轻人从学校回到生养自己的地方以后，对农业却一无所知。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心底蔑视自己父辈的职业。现代学校的一切事情，从教科书到毕业典礼，从来不会使一个学生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感到自豪。他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远离自己的故乡。教育的整个目的就是使他和他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就是使他不断疏远这种环境。对于故乡的生活，他一点儿也不感到有诗意。村庄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样的陌生。他自己祖祖辈辈所创造的文明在他的眼里被看成是愚蠢的、原始的和毫无用处的。他自己所受的教育就是要使他与他的传统文化决裂。”近年关于振兴农村教育的理论著述中，有一批成果的思想内涵目标设计与上述观点相吻合。面对城镇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他们主张要脚跟牢把，意志坚定，排除万难，重振农村教育秩序。硬件上力争达到“同城待遇”，但农村教育一定要姓“农”，教学内容上应与“农”字关联，办学场地上一定要在乡不在城，近农而非离农。“城镇化”模式主张，基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性原则，农村教育应该让农村学生接受与城市学生相同的教育，接受先进的城市文化，体现城乡教育从内容到形式的无差别性。在城镇化背景下，则要强调“离农教育”而主要不是本土教育，以帮助学生适应未来的城市生活。有人则认为，我国目前的农村教育模式本来就是单一的城市化模式，表现为城乡学校课程、教材、高考试卷等等的完全相同，且都以应试教育为目的，并未反映教学内容及培养目标到底为城为乡。但近年的研究则给予城镇化新的内涵，认为，迅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把农村教育既有的秩序打乱了，农村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大变化，就是生源大量流失，学校没学生可教。突出的矛盾不是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而是给谁教、有无学生可教的问题。“人走不中留”，学生大多是流向县城及以上城市的学校，农村校变成了“空壳校”。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变局，他们主张，要实现农村教育城镇化，使农村教育的主阵地由偏远落后的乡村，逐步转移到中心镇或县城镇。这种性质的“城镇化”，首先就是指农村学生进城。因为它与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流的总体路径及流向相一致，对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及教育公平有好处。

(二)教育获得的代际传递模式的偏移。

“文化再生产理论”的代表人物，法国的布迪厄和英国的伯恩斯坦、迈克尔.扬，通过对教育如何以语言、价值、知识、习俗、性情倾向等来确保文化的再生产，进而实现经济的社会等级结构的再生产过程的研究得出结论，以学校为主要代表的教育文化传递结构并不是文化公平和中立的传递者，它们在传递、再生产文化的同时，也再生产了不平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并因此维持和再生产了社会不平等。布迪厄曾提出了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后来又补充了符号资本，作为对前三种资本的认同)构成的著名的三种形式的资本理论。他对文化资本作了如下定义:文化资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并可以通过教育证书的形式予以制度化。不同的阶级或阶级集团在文化资本的分配方面是不平等的，因而，这些不同阶级出身的学生在学术市场上获得的利润(即学业成就)也是不平等的。“在剔除了经济位置和社会出身的因素的影响后，那些来自更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的学生，不仅有更高的学术成就率，而且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出现了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不同的文化消费和文化表现的类型。”文化资本对后代影响的基本路线，是从父母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存量开始，然后步入一个良性循环过程，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凝聚着社会不平等，但比较而言，前者的传递作用更具隐蔽性。布迪厄不仅揭示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的显性的和隐含的关系，指明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存在巨大差异，并认为这种不平等传递的被人们都视为理所当然、心甘情愿接受、却大大“误识”的隐蔽方式，乃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而且指出，由于“惯习”的存在，处于劣势资本背景的学生会出现对全然外在的、陌生的符号的适应困难。詹姆斯•科尔曼关于教育不平等的论述，特别关注代际家庭背景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他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既有成果予以综合与扩展，提出了一个多维度解释代际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他把家庭环境或家庭资本区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形式。物质资本是由物质领域的变革所创造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人力资本是由人的变革所创造并给人们带来能够以新的方式行动的技术和能力;而社会资本是由人际关系中的变动所带来并为人们的行动提供便利。他特别强调社会资本对教育成就的影响。与人力资本所指涉的个人特征不同，社会资本所指涉的是人际间的交往和联系的特征。科尔曼还把社会资本作了进一步的区分，以阐释这种形式的资本对教育成就产生怎样重要的影响。总体来看，“文化再生产理论”和代际资本传递理论，都是在探讨导致教育获得的不平等的关联因素。如果把这些直接的或间接的、自身的或外在的、先赋的或后致的关联因素统统称之谓不同样态的“资本”，那么，谁拥有的这些“资本”越多，谁获得的教育机会及学业成就也就越多。这些“资本”又可以称之谓学生的“教育背景”。《科尔曼报告》所得出的结论是令人诧异的:影响美国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学业成绩巨大差异的因素中，最不重要的是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在设备和课程上的差异，其次是教师素质上的差异，最重要的乃是学生的教育背景(即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等结构因素)上的差异。如果今天我们去做类似的城乡学校对比调查，也许能够得出近似的结论。对大多数农村学生来说，真正影响他们学业成就和发展机会的，往往是他们的“教育背景”。“教育背景”的优劣，决定了他们获取“社会资本”的多寡。笔者以为，教育城镇化的意义正在这里:它改变不了过去，可以改变未来;改变不了家庭背景，可以改变教育环境。学生由乡向城的流动，意味着由边缘地带向城市主流文化、主流社会、主流教育阵地流动，其结果将是教育获得的代际传递模式发生革命性偏移:由农民向市民、由乡土文化向城市文化，总之，是由传统向现代偏移。它的可能的消极面，是农民子弟的离乡离土导致来自父辈的农业劳动技能、经验、价值观等涉农教育内容在代际传递中的流失;但它最大的好处是，在社会变迁中，在文化再生产中，农民子女未来的职业身份、社会层属等不依“农”字号“家庭背景”而完全复制、世代复制。教育的区位流动，有望导致社会职业与阶层的流动。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农民对于乡校衰落城校兴隆学生向城大量流动现象所持的默认、赞成态度的多，而持抱怨、抵制态度的少的原因。一种可能的逻辑假设是:社会流动可以增加农民子弟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存量、进而改变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境况。

篇3

作为源自物理学的概念，耦合是指两个或以上系统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则是对系统间彼此作用强度的刻画。当系统间相互配合和促进时则为良性耦合，反之则是不良耦合。耦合协调则是系统间一种良性的相互关联，是系统间的配合得当和优化循环。作为“耦合”、“协调”和“发展”的有机统一，耦合协调体现着系统间由无序变为有序，由低级协调优化到高级协调共生的演化趋势。与此相对应，耦合协调度即是衡量系统间在协调这一约束条件下的整体发展程度。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反映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不分利弊;而后者则表示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体现协调状况好坏。

(二)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原理

农村教育发展的直接目标在于推动农村人口素质和技能的提升，农业现代化则是生产条件、劳动力技能、技术和制度等的改善在农业生产领域内的综合反映。显然，农村教育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关键的彼此促进关系和螺旋上升。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村教育进步，同时也为农村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条件和潜在机会，是农村教育生态系统中最具潜能的影响因素。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人口的技能和素质密切相关，发展农村教育有利于提升全面农业现代化水平，这是通过教育的直接效应和正外部性综合形成的。

农村教育带动的农业劳动力信息素质和知识素养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农业新技术和新制度的推广，而且能够增强受教育者自身的“干中学”能力，从而提高农业生产资源的转化效率。此外，农村教育发展存在自我积累的可能，具有特定知识基础的农业劳动人口会衍生出对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形成教育的自我叠加动力，这会进一步增加农业投入资源的边际产出能力。农业现代化对农村教育的推动体现在要素支持、需求引导和创新驱动等方面。首先，农业现代化提升了农村发展质量和农民收入水平，缓解受教育人口对家庭经济条件的压力，同时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还有助于增加除财政以外的农村办学经费来源渠道，完善农村教育保障机制，从而保证农村教育质量;其次，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革新和效率进步会扩大新知识需求和现有知识基础之间的“缺口”，从而对农业从业人员接受高层次教育产生推力;最后，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会吸纳新知识和其他创新要素，缩小城乡间知识创新鸿沟，这些创新资源能够通过涓滴效应优化农村教育质量。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耦合协调评价模型

为深入分析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存在的耦合关系，本研究构建能够有效反映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的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耦合评价模型，其中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量化分别通过对其下属指标的科学集成确定。本文通过熵值法计算评价指标权重。熵值法依据指标传递给决策者信息量大小确定权重，能够反映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较专家经验评估具有更高可信度。以农业现代化为例，主要测算步骤为:

第一，构建由h个年份、m个区域和n项指标构成的评价系统初始数据矩阵X={x}kijh×m×n，其中，1≤k≤h，1≤i≤m，1≤j≤n，xkij表示第k年份第i区域第j个能够反映农业现代化指标的原始数据。

第二，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克服指标量纲差异，正向指标取值x，kij=(xkij－minxkij)/(maxxkij－minxkij)，负向指标取值x，kij=(maxxkij－xkij)/(maxxkij－minxkij)，并定义标准化矩阵Y={y}kijh×m×n，ykij=x，kij/∑hk=1∑mi=1x，kij。

第三，计算指标信息熵:ej=－K∑hk=1∑mi=1(ykijlnykij)，其中，K=1/ln(h×m)。第四，计算第j个指标的差异性系数:dj=1－ej，进而得出指标权重wj=dj/∑nj=1dj。第五，计算各区域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得分:Uki=∑nj=1(wj×x，kij)。借助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统模型，可得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模型，表示为:C=4U1U2/(U1+U2)槡2(1)其中，U1和U2分别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两系统的评价值，C为耦合度。当C值为1时，系统间实现良好的共振耦合。需要指出的是，耦合度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区分系统间差异化的表现，比如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均较为滞后的考察单元可能会表现出二者高度耦合的状态，显然这与二者均在各自高水平上实现的高度耦合是存在内涵差异的，因此需要通过耦合协调度进行深入判断，公式如下:槡D=C×T(2)其中，T=a1U1+a2U2(3)D和T分别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和综合评价指数，a1和a2为待定系数，且a1+a2=1。由于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在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促进程度会存在差异，农村教育会通过人力资源技能提升推动农业现代化，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农村教育以外的力量驱动，因此本研究对a1和a2分别赋值0.4和0.6。此外，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16］，本研究亦将D值以0.3、0.4、0.5、0.6和0.7为分界点把系统协调度划分为严重失调(Ⅰ)、中度失调(Ⅱ)、轻度失调(Ⅲ)、勉强协调(Ⅳ)、中度协调(Ⅴ)和高度协调(Ⅵ)六类。

当进入高度协调状态时，农业生产会因得到来自于农村教育所提供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和智力的充分支持而增加边际产出，同时高效率和高产出的农业生产又会放大对农村教育的需求并提供了必要的支撑资源，如此不断的螺旋上升会极大地拓展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空间。此外，耦合协调度模型无法描述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对发展状况，理想状态下二者应为同步优化状态。因此本研究以相对发展度模型求取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对发展度系数，公式如式(4)所示。当E≤0.7时为农村教育滞后于农业现代化水平;当0.7＜E＜1.3时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同步优化;当E≥1.3时为农村教育领先于农业现代化水平。E=U1/U2(4)

(二)灰色关联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尽管能够阐述系统间交互关系的程度，但却无法详细阐述不同系统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后者可通过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灰色关联度是对两个系统或两个因素间关联性大小的量度，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对时间或空间序列数据进行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比较来判断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该方法需要确定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数列和影响系统行为因素组成的数据序列并加以无量纲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求得差序列，并按照式(5)计算灰色关联系数矩阵。γi(j)=miniminjZXi－ZXj+ξmaximaxjZXi－ZXjZXi－ZXj+ξmaximaxjZXi－ZXjγij=1n∑nj=1γi(j)(5)其中，ZXi和ZXj分别表示各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标准化值;ξ为分辨系数，一般取0.5;γij为两类指标间的灰色关联度，全部γij即构成反映各指标间相互关系的灰色关联矩阵。γij值越大，说明ZXi和ZXj相互作用程度越强。某系统特定指标对另一系统的整体效应可通过ri或rj反映。ri=1m∑mj=1γij(i=1，2，…，s;j=1，2，…，m)rj=1s∑sj=1γij(i=1，2，…，s;j=1，2，…，m)(6)

(三)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区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评价需要能够综合反映地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状况，为此评价指标选取应遵循完备性、独立性、可操作性和相对稳定性等原则。本文在综合借鉴先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教育规模和教育保障两方面构建农村教育评价体系［2，17－18］，其中教育规模包括农村受教育人口占农村劳动人口比重、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受教育人口比重和农村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三指标，同时反映了地区农村教育的覆盖面和层级;教育保障包括教育经费投入和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占比两指标，反映了地区农村教育经费总量和结构。农业现代化内涵较为丰富，在借鉴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从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产出增长等方面加以系统测度［7－9］。其中农业技术进步选择机械动力和生产性固定资产两指标，反映农业生产中对人力劳作的替代程度;效率提升选择农业中间消耗占增加值比重以及农业产值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之比两指标;产出增长则选择农均收入、农均产值增加和地均产值增加三指标进行测量，反映了农业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福祉的贡献。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全部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域年度统计公报，个别缺失值通过插值法补充。其中受教育年限和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比重等指标通过原始统计数据计算得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以上教育年限分别取6年、9年、12年、11年和16年。因缺失值过多故不计。

三、我国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的实证研究

(一)我国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测度结果

通过熵值法测度的考察期内部分年度我国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考察年度内各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均有所不同程度的增长，全域平均年度增长率分别为9.90%和11.89%，针对变异系数的计算则表明，考察时段内省域间农村教育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变异系数从0.507下降到0.427;省域间农业现代化相对差异保持稳定。横向比较显示，现阶段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仍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以2011年为例，按国家统计局口径划分的东中西部农村教育指数均值分别为0.457、0.282和0.284，中西部和东部差距明显，具体到省域，北京和上海农村教育指数达到0.8以上，而贵州和四川农村教育指数仅在0.2之下。

反映农村教育水平的各指标中，农村受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全部受教育人口比重和农村人均教育经费投入的省际差异最为显著，2011年北京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比达到43.37%，而贵州仅为7.80%，全域存在显著的“东高西低”格局;2011年上海农村人均教育经费投入为22822元，最低的湖南仅为4746元，农村教育投入存在“中部地区塌陷”现象。2011年东中西部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指数均值分别为0.444、0.356和0.373，各省域中最高海南达到0.6以上，而最低山西则仅为0.195。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最高上海达到16054元，最低甘肃为3909元;京津和长三角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万元以上，云贵甘青等省均在5000元以下。需要指出的是，在全域范围内，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尽管均有所提升，但在部分关键指标上表现仍较为滞后。以2011年为例，虽然全域农村受教育人口占农村劳动人口比重达到94.58%，但农村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18年，集中在初中层次。此外，农村受教育人口仍集中在初中和小学，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仅占农村全部受教育人口的16.23%。农业现代化指标中，农业中间消耗占增加值比重高达35.65%，以农业产值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之比刻画的农业生产率仅为0.161。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二)我国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分析

针对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耦合度的测算表明，考察年度内各省域(除)耦合度指数均高于0.88，这表明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互作用强度较高。表3则报告了我国各省域2007—2011年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时序分析表明，全国各省域(除)耦合协调度均值在考察年度内从0.484逐年增加到0.601，即从轻度失调逐渐转变为中度协调，各省域耦合协调度类型均有不同程度的升级。2007年我国各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指数均值分别为0.240和0.252，尽管二者耦合度较高，但这种彼此间的相互作用无法实现有效的良性互促;考察年度内各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指数均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66%和11.89%，到2011年分别达到0.345和0.394，全域范围内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不仅仍处于强相互作用状态，而且进入相对较好的协调状态。东中西各地区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均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81%、5.28%和6.60%，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这与“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推动中西部农村和农业发展密切相关，具体到省域，增幅最高的前五位依次为青海(11.04%)、贵州(7.44%)、宁夏(7.30%)、陕西(7.23%)和甘肃(7.22%)。

从考察年度内各省域耦合协调度均值的分布类型看，全部省域均集中在轻度失调(Ⅲ)、勉强协调(Ⅳ)、中度协调(Ⅴ)三种类型。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海南和新疆为中度协调类型，该类型中除新疆外均为东部省份，其中北京和上海属于农村教育领先型，需要进一步释放农村教育资源和教育成果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撑作用，带动二者实现更高水平的协调，其余省域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中等水平的协调互促，既需要强化农村教育对农业发展的智力和知识支持，也需要增加农业发展对农村教育的反哺能力;山西、安徽、江西、河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为轻度失调类型，该类型省域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除此以外各省域均为勉强协调类型。在勉强协调和轻度失调类型各省域中，天津、山西、陕西和甘肃为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需要强化农村教育对农业现代化的能量输入;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贵州、云南和青海为由农村教育相对滞后引发的综合滞后，农村教育的发展还无法有效地满足农业现代化所需的软资源，推动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更高层次的协调需要大力克服教育短板;其余省域则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仅在低水平协调共振，二者螺旋上升需要从完善提升农村教育层次和质量以及强化农业发展对农村教育支撑

四、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的内部机制分析

通过灰色关联模型计算获得的关联度矩阵。可以看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均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基于系统影响的分析表明，农业现代化指标中，反映效率的农业中间消耗占增加值比重(Y3)和农业增加值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之比(Y4)对农村教育影响强度最大，分别达到0.867和0.821。究其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会通过农民净收入增加和农业创新示范效应增加农业劳动人口的受教育诉求，从而扩大农村教育空间，并实现彼此间螺旋上升。其次，反映农业生产投入的农均农用机械动力(Y1)和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Y2)对农村教育也具有较大影响。相比之下，反映农业现代化产出的Y5、Y6和Y7三指标对农村教育影响强度较低，农业产出增长对农村教育的反哺机制还有待增强。在农村教育指标中，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农村受教育人口比重(X2)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相对最大，高层次教育拓展了农业劳动人口的基本技能，增加其对农业创新要素的敏感性和吸纳能力，从而能够有效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教育经费投入(X4)影响强度相对最低，这意味着现阶段农村教育资源向知识和智力资本转化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五、结论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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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教育社会环境的“去农化”城镇化是一个“向城”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农村的“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农村理应在发展的过程中处理好“城镇化”与“农村个性化”的关系。从“城镇化”层面而言，农村教育自身发展和其功能都需要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城镇化”，国家和政府在农村教育内容、师资、经费等方面确保“城乡一体化”，并且使向城镇转移的人口与本地城镇人口在住房、医疗、就业、社保等方面“同城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些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入学、就业、社会福利方面没有得到平等的制度保障，造成“一城两个世界”或所谓的城市“贫民窟”现象。从“农村个性化”层面而言，农业、农村、农民将长期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存在，这就得考虑农村现代化发展如何平衡农业生产方式、农村居住环境、农民素质的现代化与农村文化个性的保存问题。而对这些问题，当下农村教育表现为农村基础教育的“向城化”和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的“经济化”，整个农村教育发展包裹在“以城盖农”的社会环境中，其价值明显倾向于以城市文化为导向。

二、误区所带来的危机

从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发展误区可以看出，农村教育与城镇化发展过程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二者的实践运行并不能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因为这当中存在着不少“本末倒置”的发展所潜藏的危机。

1.农村教育“发展”中的“败退”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农村教育似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越来越多的孩子可以到乡镇中小学就学，学生不再为学费、生活费而担忧，校园学习和生活环境不断优化。然而，这些只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可视化形象”，并不能代表农村教育质的改观，农村教育质量是以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等来衡量的。而这些方面，农村教育表现出的是只有“发展”而无“改革进步”，较为凸显的是农村中小学生辍学频发、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紧张、农村社会成员对教育的信心和热情降低。此外，相对隐蔽却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教育陷入工具化泥淖中而不能自拔，整体的办学倾向于“升学考试”而没有“以人为本”，大部分农村学生成为“升学考试”的陪衬品。总之，农村教育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发展”中“败退”的危机。这种危机在于农村教育的发展不断远离了教育的本质和人的精神品性的提升。

2.农村经济“增长”中的“虚无”农村经济增长并非等同于农村经济“量”的增长，农村经济“量”的增长是“数字化”的，“量”的增长背后的动力结构可能是非均衡的，也就是说，贡献农村经济总量的可能仅仅是由某一或部分产业发展为主导的，然而全体农村成员很难共同分享到经济总量增长所带来的益处。此外，还存在着农村经济增长的动力依靠什么样的生产力的问题。如果农村经济增长主要是建立在通过劳务输出、低效益的农业劳作的基础上，那就使得经济增长没有质量的保证。所以，农村教育经济价值在于把经济的增长转移到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上来，然而现实中的农村教育也常常简化了农村教育的内涵，把农村教育的功利性当成了其全部，而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人的创造性和个性的培养，把人变成一种单向度思维的“功利人”和单向度技能的“工具人”。这样的农村教育受众自然无法保障后续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活力，使得农村经济虽有增长却显得后劲不足。

3.农村文化“繁荣”中的“颓废”城镇化发展中文化的“繁荣”指的是来自于城市的主流文化在农村中的“生长”，各种现代的歌舞节目不断被农村社会成员所“翻版”，农村文化展现出“歌舞升平”的景象，城市的各种“广场舞或T台秀”之风吹遍农村大地。然而，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农村自身的文化个性在什么地方？基于农村土壤生长起来的文化事项及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如何继承？这是不得不思考的。如果农村文化丧失了自我个性也就意味着农村的消亡，未来不断拓展的城镇化只会是一个有形的“城中村”。因此，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成人教育必须承担起保存和发扬农村文化个性的重任，让农村社会成员自觉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因为传统文化背后凝聚着人们的价值心理和思维，传统文化的消退乃至消失将导致农村社会成员价值精神的无所依托，特别是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很难达成“城乡一体化”，相反会使乡村文明退出历史舞台。假使如此，农村文化或以农村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只能在梦里寻求。

三、误区的消解策略

城镇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时展趋势，要使其良性而非畸形化地发展，其中重要的方面是农村教育须要摆脱发展中的“倒错”误区，回归真正的教育之道。

1.回归“以人为本”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教育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其丰富的概念。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人，人的发展包括了以物欲满足为目的之物质生命、以人性善的彰显为导向的精神生命和以美的自觉为宗旨的艺术生命的统一，如果把作为手段的教学技术当成教育目的，把经济、物质的追求当成生命的终极价值，教育就不再具有“育人性”。因此，农村教育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确立起“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通过培养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相统一的健全的农村社会成员主体来参与社会生产生活，其内涵在于即使农村社会成员具有适应农村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谋生技能，同时又能够具备反思生活、生命的自觉意识，以及与时俱进的维持终身学习的动力，如此，农村教育才能更好地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2.确立“主体需求”的农村教育服务体系农村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中不能追求大一统的“实体化”目标，而应表现为对“个性化”的丰富追求，要基于不同农村社会成员接受教育的“主体需求”而设计农村教育实践服务体系，这种实践服务体系具有“多元一体”功能，以人的发展为基础积极促进农村城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和谐发展。当然，这里所说的农村教育服务体系主要是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村社会成员而言的。比如农村教育应该在类型上涵盖所有的农村社会成员，包括农村幼儿教育、中小学生教育、分流的青少年职业教育、从事生产的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等，并且每一类型教育实施过程中在凸显其主要目的的同时，需要尽可能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这就要求农村教育内容和方法必须是“专业+通识+实践”的统一，而不能仅仅关注于一个方面。只有如此，农村教育才能成为全体农村人的教育，才能将教育变成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或存在方式，而非变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农村学校教育独尊的局面。总之，只有农村教育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有利于人们解决生产、生活和生命中的矛盾，人们自然会重视教育、热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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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非常大，尤其重视农村教育的发展，制定了很多旨在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推出了一系列的教师培训来提升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个人素养及专业化技能。但培训效果与预期目标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主要问题是培训针对性不强。首先，农村课堂几乎很少存在现代化的硬件设施；其次，农村学校的教育理念和环境与城市学校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对农村教师的培训应与城市教师的培训有所区别。目前，各级教育机构为了提升教师的素质推出了很多培训课程，但并不都适用于农村教师。由于农村教师所在教育环境不同，他们需要一套针对性强的、符合其教育实际状况的培训课程来进行学习。培训的内容一定要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收到理想效果。

1.2培训管理制度不完善

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的主要场所通常是县级的进修学校，然而我们发现很多县级进修学校对教师培训的管理十分松散，没有完善的考核机制。教师在培训期间没有一个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行约束，对培训教师的奖惩力度都偏弱，不能很好地调动教师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这就使培训的效果大打折扣。同时，我们还发现，在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时，教师所在的学校对培训同样重视不够，缺少相应的管理与考核机制。

1.3教师自身原因

首先，农村教师工作量大，尤其是很多偏远山村，一名教师身兼数职，不仅要负责日常教学，还要负责学生安全、校园管理等多项事务，根本无暇进行教师培训。其次，教师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差，教师培训与个人职业发展、教学质量的关系，乃至对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所以，很多农村中小学教师对教师培训都存有倦怠及侥幸过关的心理，这些都导致教师培训质量不理想。

2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对策

2.1设置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

以往进行的农村教师培训，大多的培训课程都没有针对农村教师的特殊教学环境以及教学角色来设置，应从培训内容、课程设置方面进行相应调整。首先，我们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采用实证的方法对农村教师的培训需求加以研究，设置适合农村教师的培训课程。其次，我们还可以鼓励农村中小学教师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对培训的内容、课程进行选择和安排，使培训更具实际意义，提升培训效果。

2.2设立完善的培训制度

县级教师进修学校在进行教师培训时都应制定实施完善的培训制度，使培训有章可循。同时，教师所在的学校也应当加大管理力度，对教师培训进行必要的监管和考核。将教师培训的表现纳入年终考核内容，促进教师积极参与培训。

2.3坚持以人为本

教师是培训过程中的主体，因此，整个培训应当以教师为本。由于农村教师教学任务繁重，因此在培训课程的设立过程中，要注意课程的实践性、培训时间的灵活性。与此同时，还要做好培训前的教师思想工作，使其充分认识培训的重要性，设立相应的奖惩制度，在教师范围内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确保教师培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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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模式促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造成大量农村留守儿童。“意见”打破“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模式并且保证随迁子女在迁入地的受教育权利，将再一次促进曾经因为顾及子女教育而未进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此前，随迁子女在迁入地受教育权利受到很大程度上的限制，并且得不到与城市孩子相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公平受到“户籍”的阻碍，因而绝大部分进程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家里。而今，孩子可以随着父母迁入务工地，并且在务工地接受与城市儿童相同的教育，无疑导致务工人员将留守儿童随迁入城。新户籍制度相对地保障了随迁子女的教育权利，给曾经的留守儿童带来接受优质教育的希望。与“随迁”或曾留守的儿童相比，农村常驻儿童则成为相对弱势的群体。常驻儿童的家境比较贫寒，世代农耕，经济收入全部指望几亩田地。家庭经济稍微宽松的儿童已由“留守”向“随迁”或“流动”转变，而常驻儿童家庭经济不乐观，只能指望已经萎缩的农村学校。相比留守儿童，新户籍制度给常驻儿童带来更多的是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相较之后的失望。大批学生流向城镇、乡村教育走向衰落的同时，农村常驻儿童的教育权利及教育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乡村学校的撤点并校，使得农村优势资源过于向城镇地区集中，导致农村常驻儿童失去了一些教育机会，这对乡村常驻儿童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

2．学校教育“离农效应”进一步强化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教育价值取向：农本主义价值取向和城市主义价值取向，前者更多为“为农”模式，后者更多为“离农”模式。教育价值取向的“离农效应”强化主要表现在：首先，新户籍制度在推动进一步城市化中，使更多的受教育者和教育者看到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为农”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化的需要，更多的农村人受教育的目的转向“离开农村进城”或者“跳出农门”。在当前情形之下，对农村教育的关注就是如何比照城市教育，使之朝向城市教育模式。农村教育依然陷入“读了大学回到农村即是没有出息”之悖论，更多的大学生即使在大城市碌碌无为也不愿意回去建设乡村。其次，在教育者方面，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解体，农村教育已经不能依旧为“农村服务”。随着城市化发展，农村人也应该全部离开农村，因此农村教育目标在于“离开农村”，或者产生“农民无用论”抑或“农村无前途论”。第三，长远发展上，“城乡二元户籍”给农村教育的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危机感。农村教育主要是指在农村经济社区环境里，对农村居民（或农民）及其子女进行的教育。长远来看，农村已经从户籍上消失，农村在当前情况之下早晚面临消逝，随着这一思想的蔓延，新户籍使“离农效应”进一步强化。

3．农村教育与乡村文化渐行渐远

文化是物质环境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农村教育的变迁也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一种综合体，然而当下农村教育的变迁逐步驱离乡村文化。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显然造成农村教育与乡村文化的不和谐。首先，在课程结构上，主要以考试为主，农村学校教材采用与城市学校一样，既没有乡土教材也没有显现出乡村文化价值体现，农村教育已经步履维艰。乡村文化价值的显现不仅仅是乡土教材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乡村教育课程建设的问题，即在整体乡村教育教材中应该体现对乡村社会与乡村文化价值的充分关注与尊重。其次，在教学过程上，在学校课堂教学中，几乎所有的教室用普通话教学，然而农村学校学生有着惯用方言，在教学过程中学到的东西需要学生通过自己的“转化”，语言障碍往往难以使所学内容与生活相连，亦更加难以运用。再次，学校地理位置的设置上，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撤点并校”和寄宿制学校轰轰烈烈进行，农村学校的校舍距离农村越来越远。乡村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地域概念，成了一个没有实质内涵或者说缺少文化底蕴的空洞符号。作为文化生命的乡村已经终结，乡村社会成为文化的看客，不再具有自我文化生长与更新的能力和机制。学校与村庄渐行渐远，甚至没有了村庄的味道，“一村一校”逐步成为美好的回忆。

二、农村教育困境背后的多重原因

农村学校的教育困境是多重的，新户籍制度催生农村留守儿童转变为城市流动儿童，为留守儿童开启了“教育的春天”。对于常驻农村的儿童而言，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比较落后，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农村儿童越跟不上城市教育步伐，便对城市教育和城市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期待和向往，致使城市教育价值取向在农村蔓延和越演越烈。农村人走向城市，村庄在形式上逐步衰落，农村人吸取城市文化，城市文化在农村滋长，同时农村失去已有的文化之“根”，使现存的农村文化失去长期以来的传统之“根”，村庄在实质上衰落。农村学校教育是城市的复制和翻版，农村教育“有根”文化缺失而“无根”文化滋长。

1．新户籍制度催生农村学校生源困境

新户籍制度最直接的变革是促进人口的流动，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　102．55万。随着新户籍制度对于流动儿童教育权利的保护，农村留守儿童逐步随着父母进入城市接受城市教育。“要求各地要按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的人数来拨付教育经费，同时加大中央财政对各地接收随迁子女学校的专项奖励力度”。改革“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城镇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人员落户问题”是此次改革的重点，这一政策刺激有能力的或者能力比较强的进城务工者将留守在家的子女随迁进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户籍制度为农村留守儿童带来“教育的春天”。且不说农村留守儿童进城之后收到的教育具体如何，但是最起码在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之间，有主动选择的权利。相对来说，新户籍制度对于随迁子女的教育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的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部分留守儿童随迁入城，农村学校教育尤其是农村的教学点更是难以维持，甚至会出现倒闭现象。一些优秀的留守儿童随迁入城接受城市教育，由此而削弱原本已经与城市教师难以企及的农村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对于祖祖辈辈世代务农，也缺乏城市就业能力，更无法适应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竞争环境，致使农村人不愿也不能进城，这一类人群的子女成为农村常驻儿童，不管农村教育衰败到何种程度，他们始终只能在灰心、失望中顽强坚守。

2．城市教育价值取向对农村人的诱惑

农村教育只是城市教育的翻版，农村学校课程和教学内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农村生产和生活实际的问题，不少农村学校把追求升学率作为奋斗目标，重普通文化的知识传授、轻职业生活技能，农村教育“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农村学校教育更多的教育目的是帮助学生顺利“过独木桥”并且“跳出农门”。即教育的整个目的就是使学生和他原本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就是使他们不断疏远这种环境……他自己祖祖辈辈所创造的文明在他眼里被看成是愚蠢的、原始的和毫无用途的，他自己所受的教育就是要他与他的传统文化决裂。农村学校教育有用之处不在于教给学生农村生活和生存的技能、心态和技巧，而在于诱惑学生埋头纸堆通过高考“独木桥”进入城市学习和生活；新户籍制度下，大量的农村人流向城市，并且有一部分人通过在城市打拼而获得城市户口，过上了农村人羡慕已久的生活，农村学校教育为了满足人们追求城市生活的需求，在教学上侧重城市价值取向而相对忽略农村价值取向；“农村无用论”在农村学校的蔓延，农村不仅仅在各个方面的硬件上比不上城市，在如今信息化和城市化逐步发达之下，农村文化已然没有价值，甚至有教师认为“走不出农村的学生不是好学生”，“读书就是为了出人头地”，而最终的表现形式都是需要逃离农村的生产和生活。

3．村庄衰落与学校“有根”文化缺失

更多的农村人进入城市大熔炉，吸取城市文化，村庄在形式上衰落。生活在农村的农村人难以抗拒城市诱惑，城市文化更进一步在农村滋长，农村文化被边缘化和异化，村庄在文化实质上衰落。村庄越来越小并越来越离散是当前农村的外在特征，村庄生活进一步接近城市，甚至更多的人不愿意从事农村生产。农村教育本应植根农村生产和生活，但是如今的农村教育已然脱离农村传统和已有的生产生活实际。新户籍制度的根本是要鼓励农村群体转向城市，致使城市文化横亘在农村之上，农村文化被淹没甚至被遗弃，农村教育已经不能引导和发展农村已有文化，反之使农村失去已有文化之“根”。农村学校原本有传播、继承和发展农村文化的职能，农村学校是农村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有时候还是唯一的文化策源地，他对于农村的智力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当前农村学校教育不仅仅没有承担起作为农村文化策源地的身份，反而在新户籍制度之下更进一步催促农村学校传播城市教育，进而使农村学校教育的传播根源异化。现存的农村文化失去长期以来的传统之“根”，村庄在实质上衰落，农村学校教育“有根”文化缺失而“无根”文化滋长。

三、农村教育的困境脱离及其出路

新户籍制度的颁发和执行，在一定程度上给原已艰难的农村学校教育带来困境。应保证常驻儿童教育权利，开展适合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教育活动，以防止农村学校教育盲目向城市取向转变。

1．保证常驻儿童教育权利

教育的权利的执行与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公平，新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农村教育的意义之一就是使更多农村学生享受日益均等化的公共教育服务，让农村孩子能够得到与城镇孩子一样的教育，拥有更好的教育保障和发展机会。新户籍制度的颁发和执行依赖于农村的发展，而农村的发展依赖于农村的人才储备量，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改变常驻儿童的教育状况。第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政府应该竭尽所能保证农村常驻儿童的受教育权利。特别要使农村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师资、设备条件与城市均衡发展。这就需要国家在教育投入方面向农村倾斜，合理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使农村家庭子女也能够享受到好的教育资源。第二，积极探索、建立公平有效的教师流动机制和管理办法，更好地解决教师合理流动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城镇教师合理地向农村流动，切实保障流动教师在农村学校的工资待遇及福利水平，解除他们在农村教育教学的后顾之忧，使农村常驻儿童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第三，探索新的教育教学方式以解决农村师资缺乏和学生较少的现状。针对当前存在的包班制现状、农村复式教学、一师一校等等，采取一定的教师培训、教法指导，提高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总之，农村常驻儿童教育权利应该在政策上予以保证，在教学质量上予以提高，在生活上予以关怀。

2．城乡教育取向的相互融合

城市取向模式和乡土取向模式，两种模式没有绝对好，亦没有绝对坏，两种取向应“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教育者尤其是学校教师对于两种取向应该心知肚明。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孩子来说，更多的留守儿童进入城市，会让他们产生对城市教育的向往，有攀比心理的学生，在仅仅看到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外在差距之下，会对农村教育失望而向往城市教育。城市教育取向也有一定的不足：首先，城市教育本身针对城市，忽略农村本土生活，教育出来的学生总会犯“五谷不分”的错误；其次，在农村秉承城市教育取向，实则是给濒临边缘化的农村教育再一次雪上加霜，使之更加边缘化，从而再一次减少农村生源。纯粹的乡土模式也有一定的缺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农村现代化是我国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纯粹的乡土模式不能适应现代化需要。而纯粹的城市教育模式又完全脱离农村，应该将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相互融合才能促进农村教育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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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乐教师待遇较低

由于受多年形成的老观念影响，音乐学科得不到足够重视，在评优选先、工资晋级、提拔干部时农村音乐教师位处弱势，所以教师工作积极性不高，影响教师个体发展。

三、改善农村音乐教师现状的建议

如何改善农村音乐教师现状？我有几点不成熟的建议提出来与各位同行商榷。

1.强化教师专业培训，定期组织进行不同层次音乐教师培训。如音乐教师上岗培训、音乐骨干教师培训、音乐优秀教师培训、音乐名师培训。正如全国开展的“国培行动”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发挥远程培训长远作用。

2.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管理者的思想认识，加强对音乐教师、音乐教学的管理，制定和采取有利于音乐教师专业成长的制度和举措，促进农村音乐教学水平整体提升。

3.加大音乐教学设备投入，按国家标准配备音乐教室、音乐器材，教学用具、多媒体设备、配套光盘等等。切实改善农村音乐教学硬件基础，以此来推动农村音乐教学与音乐教师的发展。

4.农村音乐教师要树立自主研修的意识，不能存在等、靠、要的思想，我们的学生等不起，可通过丰富的网络资源、相关音乐教育的书籍、音乐教材的挖掘、音乐教参的阅读、自身的艺术素养、音乐教师同行之间的交流、校际间同行的教学研讨等方式来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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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教学理念接受迟缓，对学生缺乏心理上的正确引导

农村地处偏僻，信息流通缓慢。而农村教师大都受到过传统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影响，他们曾经也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学习并成长起来的，所以，教师要在短时间内接受教育新理念会比较困难。而正是这种相对比较迟缓的改变使语文教学效率无法提高。旧的传统教育观念下，教师在整堂课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充当着主要角色，而学生更多时候都是一个个在观看或聆听的观众一样，没有真正参与到学习中去，教师也没有认识到学生在学习中所发挥的主体作用。作为教师，帮助学生学习文化知识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发展需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但教师也有必要认识到育人不仅是从文化上、知识上对学生进行武装，更重要的是要从思想上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2.教学方法陈旧单一，信息技术设备缺乏

农村语文教学单一落后的原因主要还有现代化信息设备缺乏，电脑网络没普及、无图书室、无教育杂志的学校比比皆是。就是学校偶有几本图书，也是“古色古味”且被封于书柜中。教育经费的不足使农村语文课堂仍是一人、一书、一粉笔，至于多媒体教学，教师只是听说过而已，没有真正用过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所以，语文教师只能靠陈旧的教学方式去讲，学生也只有依然陈旧下去。

3.分数仍是评判教师和学生的唯一标准

对于教师和学生，分数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一种对他们进行评判的标准，但对学生或教师学习工作上的认可单一用分数来衡量是很不科学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单纯追求成绩，一味要求学生学习、学习、再学习，分数、分数、高分数的做法只会从很大程度上激起学生对学习的厌恶。

4.语文教师整体素质不高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但一些教师却缺乏主动学习的热情，不懂得通过不断学习来充实和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致使自己的教学业务能力一直得不到提高和改善，教学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是不能满足现有教育教学的需要，使教学水平与学生的实际需求不符，严重影响了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的实现和完成，从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广大农村师生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转变观念

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唯分数论英雄显然已过时了，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不一定都是考试门门得高分的人。学习分数高固然好，但我们不能把分数当作学习的唯一目标和乐趣，我们要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兴趣，让学生感受到学习语文的乐趣。

2.鼓励自主学习，感受学习乐趣

学生通过自己积极主动获取的知识一定比通过教师强制性学习获得的知识要牢固、长久。教师要想办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就要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手段，为学生创造更多民主、自由的学习环境，为学生提供发表自我见解，施展个人才华的舞台，不断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鼓励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学习，体验学习的乐趣。

3.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通过读书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提高自身素养

在农村，大多数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都比较差，也很少买书，即使是条件好一些的家底，也没有花钱为孩子买书读的思想意识。而学校里因办学资金短缺，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室，为学生提供的能看的图书也少。有的是学生本身就不喜欢读书，对看书没兴趣。多方面原因使学生读书的积极性不高。而阅读是提高学生语文学习水平很好的一种途径，教师要引导学生多读书，只有多读，学生的想象力才能丰富，思维能力才能迅速提高。因此，在语文教学中，要指导学生读通、读懂、读熟、读好，在“读好”中有读的情感上的指导和读的技巧上的指导，特别是要求学生用心灵去诵读、去倾听、去倾诉、去感悟，真正理解读书的意义。

三、农村语文教育的进步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支持和配合

1.建立新的评价体系

基础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平等教育，教师应当积极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应使评价、考试成为培养学生正确认识自我的一种教育方式，而不是制造等级的方式。

2.改进农村办学条件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突出强调要把信息技术与课程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新课程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上推进。可是由于农村经济条件有限，教育教学资源严重匮乏，社会各界必须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努力改善农村落后的办学条件。

3.鼓励开发农村有利的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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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据调查显示在农村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讲学生记、教师写学生抄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农村小学的语文教师在讲课时，只是将课文内容分解成段、句、词、字等一些基本知识点，按照“学生字，给课文内容分段，概括段落大意，归纳全文中心思想”这四步进行教学。这样的教学方法无非是抄和背，抄生字、背词语、背段落；解释每段的段落大意、归纳全文的中心思想以及一些写作方法。教师在教授知识时完全不考虑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差异，而学生总是处于“要我学”被动接受的地位，而不是“我要学”的主动学习状态，死记硬背成了农村学生学习的主要方法，扼杀了很多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违背了“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训练为主线”的教学原则。

（二）教学资源缺乏

农村地区小学的教育资源与经济较发达地区相比有很大差距。很多农村小学因为教育投资不足，教育经费紧缺，许多小学目前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一块黑板、一本教科书、一盒粉笔”的水平，另外，农村小学的师资力量也相对缺乏。这里的学生除了学习那几节短暂而枯燥的语文课以外，其课外资源更是匮乏。先进的教学方法能够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思维能力和观察力。由此可以看出，偏远农村小学的办学条件急待改善。

二、提高农村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策略

（一）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要有效提高农村小学语文教学的质量，首要问题是加强农村小学语文教师的师资队伍建设。首先是合理利用现有师资力量，充分发挥现有师资力量的长处，并为现有师资力量的作用发挥极力创造良好的环境；其次是加大对语文任课教师的专业培训力度，不断提高语文任课教师素质和技能，其培训内容应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加大对农村语文教师基础语文知识和教学技能的培训，使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发挥最大功效；二是教学形式与方法的培训；三是对语文教师文化素养的培养，使语文教师对教材有更深、更精掌握。

（二）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教师在选用教学方法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综合考虑教学方法的优缺点，合理使用，应为教学法虽然可以有效解决某些问题，但是对其他问题可能又不适用，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宜采取过于单一的教学方式；二是根据课文内容、对象、特点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因此，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应采用多种方法灵活使用。

1、让学生做好课前预习

课前预习是学习环节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能够让学生尽快的掌握新知识，并且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如在学习《孔子游春》时，笔者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并思考为什么孔子要组织“游赏泗水”？通过孔子与他的学生们的对话，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这样学生在课堂教学时候能够更快地融入到相应的情景中去。

2、运用新颖的课堂导入

课堂导入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好的课堂导入可以使学生产生好奇心、探索求知的欲望，让学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角色。因为学生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因此对学生们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多种多样。如在教学《滴水石穿的启示》时，先和学生谈谈各自的理想，营造学习氛围，然后以“实现理想的道路在何方呢？我们即将要学习的课文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就让我们一起到课文中去探索前进的方向吧。”通过这样的引导既可以让学生思考“我要怎样才可以实现理想呢？”，又可以拉近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3、创设情景激发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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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质资源领域

第一，物质基础。据东北网报道：截至2012年，绥化市加大全民健身工程建设力度，拟建100处以上的健身工程中已建成84处，仅绥化市区就已建设54处。同时，全市160个乡镇162个社区实现了农村乡镇和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全面普及，位于黑龙江省前列。经权威部门统计：绥化市在“十二五”期间计划在全市城市社区建设约651处全民健身工程，现已建成385处。全市乡镇要建320处全民健身工程，现已建成376处，完成100%以上。全市村级全民健身工程要达到668处，现已建成412处。其中市本级、北林区和庆安县已在全市率先实现城市社区、农村乡镇、村全民健身工程基本实现全覆盖。可见，目前，绥化农村体育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源基本能够满足需要。第二，资金投放。根据黑龙江日报报道：地处松嫩平原腹地的绥化市，根据农村人口比重大的特点，逐步探索出农业地区抓好体育工作的新路子。虽然经济实力相对落后，但是各级政府克服种种困难，加大对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善了广大农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条件。例如兰西县在经济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所属19个乡镇投资40多万元修建体育设施；肇东市向阳镇、昌五镇和宋站镇各投资100万元兴建了带有主席台和观礼台的400米标准田径场；庆安县投资100多万元先后修建了28个标准篮球场地，为乡镇机关学校举办篮球比赛，平时参加全民健身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又把田径场地由原来的163处增加到178处。该县农村的乒乓球活动室的建设也发展到了村屯一级。与此同时，绥化市在取得国家和省的资助同时，利用体彩公益金在北林区太平川镇等全市7个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各辟建了全民健身路径工程一处，受到广大农民的交口称赞。由于绥化市突出抓好农村体育工作，使得全市的争创全国体育先进县活动成效显著，所辖10个县（市）已全部跨入体育先进县行列。另外，全市共有体育先进乡镇120个，国家级“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7个。这些举措有效地推动了农村体育的快速发展。第三，农村体育赛事。经过调研认为：目前，绥化市各级乡镇每年都举办体育运动赛事，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赛事举办率达到98％。相反，大中小学校举办体育运动会则达到100％，举办时间范围多集中在6月下旬-7月上旬。与此同时，经济条件较好的乡村还举办篮球赛、大秧歌比赛、台球赛、乒乓球赛、广场舞赛等，这些赛事的举办即丰富了农村体育文化生活，又接受了体育知识教育，为提高农村人评价与欣赏体育赛事，对体育运动技术的学习方法、练习方法和健身方法的了解与掌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

3.民族文化领域

通过调研可知：绥化市现有满族、朝鲜族、回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31个少数民族，占全省民族总数的68％，其中包含了黑龙江省9个世居民族；共有7个民族乡（分别是6个满族乡，1个朝鲜族乡）；共有67个民族村（包含49个满族村，15个朝鲜族村，2个回族村，1个达蒙民族村），并呈现出大分散于各市县、小聚居于各乡村的分布格局[5]。由于少数民族，拥有众多的传统体育项目，例如满族珍珠球、朝鲜族顶瓮竞走、回族踏脚、蒙古族鹿棋、达斡尔族曲棍球、赫哲族渔猎文化、鄂伦春族狩猎文化、鄂温克族驯鹿文化等，这些项目继承了丰富的体育文化底蕴，反映出千百来的、民俗民风、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对人的体育文化教育不容忽视。

4.制度资源领域

在农村体育教育政策与法制宣传方面，绥化市体育局为了使农村体育发展稳步顺利实施，积极下发有关农村体育教育发展宣传的制度文件，例如《绥化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评估方案》《关于开展绥化市第二届“科学健身嘉年华”活动的通知》《2014年第四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实施方案》《关于深入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志愿服务群众工作的通知》《市体育局开展在职党员“体育惠民进社区”组团式服务活动》等等，这些文件的颁发不仅为农村体育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农村《全民健身计划刚要》的实施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