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发展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国民经济发展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为了说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首先必须阐明我国的国民经济的构成问题。第一，国民经济是人们进行物质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总过程。人们要生活，就要进行生产，生产出人们进行再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商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出的产品要进行买卖，生产出的生产资料要出售给需要这些生产资料的企业，以便用于再生产；生产的消费品，要出售给需要这些产品的居民。这些出售的商品，要经过运输过程运送到销售企业，由商业企业进行买卖。商品买卖又要通过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而货币是通过金融企业发放的。这一系列生产、运输、买卖、消费的总体就是国民经济。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按生产资料不同所有制划分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或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等，构成国民经济的整体。我国要发展国民经济，要大力发展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同时也要发展民营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使得各种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的总体当中，都能不同程度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我国不断地强盛起来。

第二，我国的国民经济分为不同的经济产业。国民经济是由各不相同的经济产业构成，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是国民经济。

以上说明在国民经济中，包括有各不相同的产业、行业和企业，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在国民经济中，各产业、行业和企业之间既有分工，它们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而在发生作用的同时，又相互联系，达到它们应发挥作用的目的。

二、国民经济各产业和行业的协调发展

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就是各个产业、各个行业、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都能相互提供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原材料，同时又能把生产出的产品顺利地销售出去，满足各生产企业对生产资料的需要，同时满足城乡人民生活消费的需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协调发展问题。

第一，农业生产的农产品要能满足农业和工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生活的需要。农业生产的各种产品，要首先满足农业再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要。在农产品中要有相当数量的各种产品，作为生产资料用于农业进行再生产。农业生产的农产品，还要有一部分用于满足工业生产和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

第二，工业生产的产品要能满足工业生产和城乡居民对生活消费的需要。钢铁企业生产的各种钢材，要能满足机械制造业和建筑企业对各种钢材的需要；机械设备制造业生产的各种机械设备，要能满足使用各种机械设备的企业进行生产的需要；生产发电设备的企业要满足发电企业的需要；通讯设备企业生产的电话机、电报机、手机等商品，要能满足人们使用这些通信用品的需要。在工业内部各行业和各企业之间，生产的各种劳动资料和各种不同性能的零部件及各种原材料，要能相互满足需要，工业的各行业和各企业的生产才能协调地发展。

工业生产的产品还要有一部分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要。这些工业产品，除出售给城市居民使用外，也出售给农村居民使用。食品工业企业生产的食品，也要有一部分出售给农村消费者。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工业部类、农业部类两者相互提供着它们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和各种消费资料，所以，它们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

第三，工农业的产品要经过交通运输业运输出去。农业生产的产品，除了一部分农民自用外，大部分的产品都要销售出去；工业各行业和各企业生产的商品除少量产品在企业所在地区市场上出售外，工业企业生产的绝大部分商品，要运送到外地市场销售，这就需要运输行业的运输。

第四，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工农业生产的商品大都要经过商业企业销售出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业的生产和经营，必须经过商业企业，其生产和经营才能顺利发展起来。

第五，金融业。金融业是进行货币经营的行业。银行把政府拨款和居民储蓄的货币资金贷放给企业，企业用这些货币资金去购买生产资料和招聘职工，从事生产和经营，并按规定的期限归还银行本息；交通运输业的经营要用货币购买运输工具，运输完成要收运费；商品的交易也要以货币作中介。货币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媒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从以上的理论说明看，国民经济各行业和企业必须协调才能顺利发展。

三、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协调问题

1.国民经济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更高水平的阶段上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各种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也必须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只有不断地发展，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强盛起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发展就是硬道理。

2.国民经济的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就是某一个经济部类或某些行业或者某些企业发展的快，其他部分行业及企业不能够与它们的发展速度相适应，这些发展过快的经济部类、行业及企业就会出现不利于生产发展的一些情况。我们所讲的国民经济要快速发展，是指相互协调的快速发展，即它们的快速发展，是各相关经济部类、行业及企业都能够快速协调发展起来，使得国民经济各经济部类和行业及企业，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也能够协调快速发展，也就是发展到能生产出的产品数量更多和产品质量更高阶段上的协调快速发展。

3.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要相互带动和相互协调。一个经济部类和一个行业及企业先快速发展起来，对其他与之相关的经济部类和行业及企业的发展也要能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快速发展起来。既然所有的各经济部类、各行业和企业是相互联系的，某一经济部类、行业及企业的快速发展，必然能带动其他经济部类、行业、企业的快速发展。工农业产品生产的快速发展，也必然为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创造出相应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使它们能与工农业的发展相协调，促使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要相应快速扩大经营规模，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4.国民经济只有相互协调才能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协调发展，才能使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合理地利用。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不协调就不能使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必要条件。

四、培养出使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的人才

1.国民经济要协调发展必须大力培养各类管理人才。国民经济要协调快速发展，需要培养出有能力为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做出决策和指导的人才。这些人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认识到国民经济中可能出现的不协调状态，同时能及时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以调整，使国民经济不协调的状态不致发生。

2.快速协调发展必须大力培养出具有高深科学理论和高技能的科学家。我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卫生各个方面都必须造就出一支具有相当数量的高技术理论和技术研制能力的人才，即必须大力培养出大批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要求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3.大力培养进行机械设备操作的人才。在大力培养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创新人才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培养出能操作机械设备去加工于劳动对象的高技能人才。“在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技工总数的30-40%，我国高级技工仅占技工总数4%。差距之大，促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尊重高技能人才，关心高技能人才，培养高技能人才。”从这个数字看，我们要提高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加速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除了培养高级技术专家外，还必须采取有效方式，大力培养出数量更多和技能更好的高技能的技工人才。

我国现实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对于人才的需求也是不断增加的，客观上需要我们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大量高层次人才。这种大量是指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研究院所和大专院校，都需要具有高深理论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技术人才，这些人才的来源大多数需要依靠发展教育进行培养。当然培养人才，不只是在学校，在工作实践过程中也能进行培养，像许振超等都是在实践中学习成为高技能操作型人才的。五、大力发展先进的机械设备制造业

以上说明了我国已培养出大量高级专家，研制出了一些对国民经济有重大推动作用的科技成果，还制定了继续培养人才的规划，这会促进我国今后继续快速发展，但要快速发展，还需要大力发展先进的机械设备制造业，培养出研制先进机械设备制造的人才，才能加快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

1.我国自己研制出高性能的先进机械设备还比较少。我国生产使用的机械设备，虽然比起过去有所更新，但比起发达的国家来，我国自己生产的机械设备还比较落后，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发展我国的机械设备制造业，研制出新的高效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械设备。我国现时虽已有了一批高水平的机械制造方面的专家，数量还比较少。他们还分散在不同的科研院所、大学、大型企业中。每个科研院所、每个大学、每个大型企业，他们自己用来研制工作的仪器、机械用具大多不足。因此，研制先进的新型机械设备，仅仅依靠某一个科研机构、某一所高校或企业，是很难完成研制任务的。我认为应该把一些科研院所的有关高级技术人才，把各大学有关的科研人才；大型企业与该项研制工作有关的人才，暂时集中起来，组成研发小组，把分散的科研设备、资料等资源也暂时集中起来，共同使用。组成的科研开发小组可以集体进行讨论，集体进行研究，以扩展每个科研工作者的知识范围，从而提高研制工作的科学家对新机械设备研制的能力和水平，使研究更能产生新成果，能更有把握研制出先进的新型机械设备产品来。

2.研制新机械设备也可以依托某一有条件的大型企业。研制新机械设备所需的人才，如上所说，可把各有关研究院所和各有关大学的人才组织起来。但在实际工作中，如果某一个企业具备进行研究所需的条件，可依托某一相关的大型企业。依托大企业进行新机械设备的研制，能节约大量的研制费用。

3.研制新机械设备可吸取发达国家生产同类产品的经验。我们研制同种机械设备时，要吸取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和技术，以便使我国制造出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性能更好的产品来，能使我们的装备制造业得到更快的发展。要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国民经济各部类，各行业和各企业，能够使用我们自己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设备。国民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必须在大力发展先进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基础上，才能使我国国民经济加速强大起来，由小康社会逐步实现现代化。

六、国民经济的协调具体表现在市场的供求平衡上

第一，市场是商品买卖的场所，当某些商品在市场上出现供过于求时，这就表示这些商品生产过多了，这是国民经济不协调的一种表现。生产出的商品，有一部分卖不出去，就表示生产出这部分商品不能及时用于国民经济的再生产，这便会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和发展的速度。如果生产这部分产品长期卖不出去，积压时间长了就会变质，成为不能使用的废品。这就导致了资源的浪费，这不仅是一个企业的损失，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也是很大的损失。

当市场上出现某些商品供不应求，即这种商品满足不了购买者的需要时，如果这种商品是劳动资料，使用这种劳动资料进行生产的企业，就不可能进行再生产；如果这种商品是原材料，使用这种产品作为原材料进行再生产的行业或企业也就不可能进行再生产，从而就会影响到这些行业或企业继续的发展，这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如果供不应求的商品是居民生活消费品，就会影响一部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在市场表现为供求关系的平衡。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协调发展，表现为各经济部类和各行业及各企业进行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生产所需要各种机械设备都能及时购买到，不仅购买的生产资料在数量上符合需要，同时在质量上也符合应有的标准，这样才能够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来。生产出的各种产品又能够及时销售出去，迅速回笼货币，使各企业不仅能够进行简单再生产，还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就是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平衡地发展。

第二，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应及时纠正。从国民经济发展规律上说，国民经济必须协调才能迅速发展，但是在实际经济运行当中，我国国民经济有时还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况。根据2004年商务部公布的信息，“据对上半年600种主要商品排队调查，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达138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23%，与去年上半年相比增加了8.5个百分点，与去年下半年相比增加了1.8个百分点；供过于求的商品462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77%，与2003年上半年相比减少了8.5个百分点，与2003年下半年相比减少了1.8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说明我国经济结构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对生产相对过剩的商品应适当压缩其生产的产品数量，或促使这些行业和企业转产市场能够销售出去的产品。我们必须理顺各经济部类各行业及企业之间生产和需求关系，使国民经济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也能协调快速发展。

第三，投资必须符合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的要求。投资就是投入到国民经济中的货币资金，用于购置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使企业不仅能进行简单再生产，还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如果这些投资投入到生产商品供不应求的一些行业和企业中去，这种投资就是合理的；反之，则会出现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问题。“去年下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过多、在建规模过大，投资膨胀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投资结构不合理，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这些投资生产的产品一时不能被充分利用，这就必然使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协调的现象。因此，我国对国民经济中某些经济行业或企业的投资，必须认真调查研究，把资金投到有社会需求的产品生产当中。

总之，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不协调发展的国民经济，会使一部分生产资源不能被有效利用，而需要的一些产品又不能被生产出来，阻碍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七、加强宏观调控

1.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性。要使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始终保持协调快速发展，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国家机关对各经济部类和各行业及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调控。各经济部类各行业及各企业，都是相互独立进行生产和经营的，它们往往只考虑本部类本行业及本企业的发展，而对国民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往往考虑不够，或者对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很难认识清楚，所以国家有关机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强宏观调控，以更好地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

2.国家的宏观调控要认真深入研究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不仅要使国民经济实现一时的协调快速发展，还要使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协调快速发展。国家对国民经济各部类各行业和各企业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时，要研究国家已经制定出的国民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进而制定出宏观调控的政策与措施。国家在研究国民经济长期协调快速发展时，既要研究现实国民经济中一些部类、一些行业和一些企业快速发展的优势，也要考虑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国家在实施制定的长远规划时，还要随着观察国民经济发展的变化情况，及时进行修改或补充，使国家制定的发展经济政策能完全符合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

篇2

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我国税制结构的主体税种——增值税的转型研究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在增值税转型研究中更多的是从增值税有利于促进投资和消除重复征税的角度进行的，对于增值税转型与国民经玫某中榷ǖ脑龀た悸堑盟坪醪还弧？/P>

一、增值税转型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增值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消除重复征税，有利于促进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市场机制下的税收中性。但是，增值税抵扣制度的不同，造成投资者的实际税收负担有所不同，进而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增长。

以下表的计算为例，来分析不同类型的增值税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表见《扬州大学税务完学报》2001年第2期第20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国内生产总值一样，法定税率一样，年折旧额、年存货增加额和年固定资产增加额都一样，但由于增值税的类型不一样，造成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不一样。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年存货增加与年固定资产增加额之和等于年投资增加额。相比较而言，消费型增值税投资越多，实际税收负担率越低，投资越少实际税收负担率越高，投资增加对增值税税收负担影响的程度最高。生产型增值税投资越多，实际税收负担率越高，投资越少实际税收负担率越低，投资增加对增值税税收负担影响的程度最低。收入型增值税因投资的改变而造成的税收负担水平处于中央。这样随着投资的变化，当投资增加或减少时，税收负担率不同，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投资与实际税收负担率之间的关系可用投资税收弹性来说明，主要表示税收水平的变化对投资的影响；经济增长与税收负担率之间的关系可用税收收入弹性来说明，主要表示随着经济的增长，税收收入将怎样变化。

设投资增加额I=VP+FP，VP=mI，则FP=（1-m）I，m为流动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边际消费倾向为C，按照乘数理论，国民收入增加额GDP=I/（1-C），（这里不考虑引致税收的问题）税收增加额为T，投资税收弹性EI=I/T×T/I，税收收入弹性EGDP=T/GDP×GDP/T.按此定义计算各种类型增值税的投资税收弹性和收入税收弹性如下表。（表见《扬州大学税务完学报》2001年第2期第21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投资增加相同的时候，投资税收弹性E生产型＜E收入型＜E消费型，说明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程度最高。投资税收弹性受投资结构的影响（投资结构上，m越小说明固定资产投资越大），相对于三种类型的增值税来说，m越小，E消费型>E收入型>E生产型，当m增大时，生产型增值税的刺激作用也逐渐增大，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基本不受投资结构的影响，收入型增值税受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影响。在这里，也可以看出，随着投资的增加，经济在迅速增长，税收收入也在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T低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幅度GDP.因为EGDP消费型＜EGDP收入型＜EGDP生产型，说明消费型增值税的税收收入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增加的幅度最低。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从总量上看，各种类型的增值税都有促进投资增加的作用，消费型增值税推进投资增长的作用最大，而且特别有利于促进固定资产的投资，生产型增值税促进投资增长的作用最小，而且仅有利于存货投资的增加。增值税转型形成对投资需求的拉动效应，其现实意义是增值税尽快转型能较好地适应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速、资本有机构成加快的投资发展趋势。

从对行业投资的刺激上看，消费型增值税特别有利于促进资本密集型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存货投资多）投资的增长膨胀，生产型增值税仅仅有利于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这说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既有利于促进投资增长和科技进步，又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就业，这对于我国解决温饱问题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业问题的解决也是有益的。增值税转型形成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效应。

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在经济出现逐步下降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推进投资的作用，可以起到保护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旺盛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程度。实际上，在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愈快，固定资产投资愈多，消费型增值税也就越刺激投资的膨胀。增值税转型形成对通货膨胀的刺激效应。为了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我们不能不对消费型增值税刺激投资膨胀的影响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

从国家取得收入的角度上看，消费型增值税的税收收入具有较强的累退性，有可能造成国家收入的下降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增值税转型形成对税收的累退效应。

总之，增值税转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在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方面，需要我们做出谨慎的研究。

二、增值税转型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物价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首先在于对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目标优先度的选择。在调控的目标上，实行“保持物价稳定优先，兼顾经济增长”目标，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以物价稳定促进供求结构的合理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理由是：

1．在处理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我们可以从台湾和韩国的宏观调控目标的策略选择上进行借鉴。台湾、韩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物价稳定，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又证明：一味的坚持经济增长，甚至以牺牲物价币值稳定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目标，其结果只能是陷入通货膨胀的泥沼不能自拔，经济也陷入停滞状况（邱崇明《发展中国家（地区）通货膨胀比较研究》）。持续多年的高经济增长已经使我国的经济走上了新的台阶。经济增长的目标不应永远处于我国的宏观调控首要目标位置。据世界银行计算，从1979年-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9.1%.我国近年来的增长率大体上也维持在8%以上，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实现了较高的增长水平。在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把经济的稳定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否则，就有可能欲速则不达。

2．物价的不稳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敌。通货紧缩会引起经济的衰退，通货膨胀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通常人们认为，物价指数保持在3%-5%之间，是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也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在我国近年来的物价指数连年下跌的情况下，应考虑我国的物价指数恢复至1%-3%的水平，阻止物价下跌的趋势。而当物价指数恢复至合理水平时，就应该保证物价的稳定以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目前我国的物价指数基本维持在3%左右，正是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期。税收政策调控经济的目标也应该确定为促进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

第二，我国物价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从供求结构和总量方面看，引起物价不稳定的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二是供求结构和供求总量。从货币供应的角度看，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一直维持较高的水平。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有关资料表明：由于国家采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拉动经济，近年来货币的供应量不断增加，M1基本上维持在18%左右。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事实上中央银行在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上也是有所顾忌，采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求得拉动经济增长和物价的上升，但效果并不明显。这说明我国的通货紧缩的趋势并不是货币供应量的缩小造成的。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的第二含义（姜启渭《对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双重含义问题的再探讨》，《经济评论》1999.6）：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社会总劳动按社会需要的比例应该分配到某一生产部门的劳动时间，是这个劳动量决定这个部门的总价值。而用这个部门的生产的商品总量来分摊这个总劳动、总价值，就得出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和价值量。这说明某个产业部门商品的价值与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有关，分配的标准是社会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现实经济中，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生产效率高的部门，也存在着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它们之间的商品交换会因生产效率高低的变化引起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的变化，从而引起各个部门商品价值的变化，进而因商品交换引起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呈现出正相关的态势。然而近几年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一方面经济表现出较高的增长，另一方面，物价指数却连年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有人甚至对国内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其实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产业结构已经不能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90年代后期，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国内消费品市场短缺时代结束，我国长期存在的需求拉动型价格上涨不复存在；在产品短缺时代，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产量，成本和质量是次要的，企业的增长方式是以规模扩张的粗放型经营，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过渡的历程中，无效的大量供给造成了存货和库存的积压，形成了物价下跌。二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产业结构与我国相近的周边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对我国的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构成威胁，我国产品价格下跌是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合理反映。所以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原因。

第三，有人认为我国的失业率较高证明我国的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因而提出拉动需求的经济增长策略是缺乏依据的。我国是一个人口和劳动力大国，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并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发挥，在改革的前20年中，基础设施和农业发展的滞后一直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瓶颈，这一基本形势不能搞错，一味运用扩张政策拉动需求实现所谓的“充分就业”，就会造成通货膨胀永无宁日的发生。从1998年以来，我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货币政策，包括实行利率放开、扩大货币供应量、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放开对银行信贷额度的控制、采取政府增加公债的办法启动内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经济出现回升，物价也由负增长转为正数，2000年达到了0.3%左右。于是许多人据此判断，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平稳发展的新拐点。我认为，这一切可能都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在我国，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办法是有局限性的。单纯依靠这种政策，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很难保证有效率的长期经济增长，说不定会造成新的通货膨胀。1．我国政府预算的债务依存度已经很大，靠财政赤字进行的投资力度不可能再有大的增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建立在靠政府投资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2．政府投资的效率难于提高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而且政府投资有可能产生某种“挤出效应”，减少民间的有效投资，为了弥补增大的财政开支有可能增加加大税收的压力，会抑制民间扩大投资的积极性；3．即使是政府投资有利于改变供求结构的一部分，但能够促进自动地创造有效需求的有效供给并不能有效地增加，从而不能形成长期的经济增长。因此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除了实行扩张性的需求政策（当然包括税收政策）外，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供给方面”去，特别是解决“供给的结构”，以有效的供给促进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为了达到调整供给结构，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目的，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我认为应该实行“有增有减、增减结合，保持税负不变”的税收政策组合。所谓“有增有减、增减结合，保持税负不变”的税收政策组合，就是在税收政策调节的目标上应坚持促进供给结构优化，保证物价稳定第一位目标的实现。为此：

（一）在税收负担的水平上保持不变，以适应当前财政收入紧张的形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从我国的税收负担总水平看，虽然预算内的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较低，1996年已经下降到10.07%；考虑到我国的税外收费的特殊情况，就我国具有税收和准税收的政府税外收费的总规模来看，呈现出居高不下的态势。从1987年到1996年基本上都维持在24-25%左右；就税收本质的来源与国民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看，我国目前的剩余价值总量占GDP的比重一般为31-33%左右，也就是说宽口径的税收负担已经占到剩余价值总量的60%左右，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留给企业和个人一定的收入要比40%更高，才有利于企业和个人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但显然国家拿走的部分不应该超过剩余价值的总量，也就是说税收的规模不应该超过GDP的31-33%；就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税收规模比较来看，有资料表明（曾国祥、刘佐主编《税收学》，中国税务出版社出版），在人均GDP约为8625美元以上的22个高收入国家中，其平均税收负担率为36.6%，平均非税负担率为5％，合计总体税负为41.6%；在人均GDP695美元以下的5个低收入国家中平均税收负担率为18.2%，平均非税负担率3.7，合计21.9%.因此从整体税负上讲，我国的总体税负不宜增加。换一个角度说，我国？牟普问埔簿龆宋夜壳暗淖芴逅案翰荒芗跎伲裨蚓陀锌赡茉斐尚碌牟普选？/P>

（二）在税制结构上保持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加强二级商品税制的调节功能的发挥；在税种、税率、税收有增有减，增减结合。目的是在充分发挥消费型增值税刺激投资增长的同时，运用二级商品税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以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促进经济的增长。

1．尽快建立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充分运用二级商品税制调节功能的税制结构。

建立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充分运用二级商品税制调节功能的税制结构，一方面是促进供求结构的合理化的要求。尽快实现增值税的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既有利于有机构成不同的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和产业结构优化，又有利于鼓励企业进一步增加投资需求；而二级商品税制特别是消费税，既为投资的增加提供了资本供应，又在增值税转型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节。另一方面也是研究实现增值税转型的同时，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要求。据有关研究人士预测：2000年在现有范围内进行增值税转型，将有284.39亿元的税式支出〖ZW（4〗陆炜、杨震《中国增值税转型可行行实证分析》，《税务研究》2000年11期。〖ZW）〗，因此实行转型对于刺激投资有一个门槛效应。这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有利的。但是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还有一个引致税收的问题。由于实际税负的下降，对投资膨胀的利益驱动是十分巨大的。通过二级商品税制的调节作用，可以实现“供给会自动的创造需求”的目标。为此，在利用增值税转型间接减税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二级商品税制的研究。具体思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高档消费品和高档消费行为提高税率，增加高消费人群对全国财政的贡献，对某些已经不属于高消费的产品和行为减低税率或停止开征消费税，既有利于增大消费税的调节力度，又有利于增加高素质劳动的供给和储蓄的增加。例如将高尔夫球、保龄球、桑拿按摩、高级美容、娱乐性射击等高消费服务项目以及高档音箱、高档摄像器材、高级滋补品、一次性筷子等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取消对普通化妆品、护肤护发品、汽车轮胎、散装啤酒等项目的征税；以适应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方向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二、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的税率。如对水资源和森林资源课征资源税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方面转化。

第三、继续保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重新开征权。

第四、土地增值税作为一个单一的限制房产开发和消费的税种，应在当前的情况下，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一样，及时停征，但保留土地增值税的重新开征权。保留土地增值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重新开征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收政策的相机抉择的机制。

第五、为了保持增值税的税收中性的主体地位，在增值税转型的同时，缩小营业税的开征范围，将大部分由营业税调节的范围，转为征收增值税。

2．促进供给，调节社会公平，促进供求平衡

在调节供求结构的同时，还要注意实现总供求的平衡，以有效的总供给实现有效的总需求。为此，一是增加对个人所得、收入财产的调节税种。如尽快开征遗产税，开征的目的既调节了收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又有利于鼓励人们加快消费，促进需求增长。在当前我国物价指数较低的情况下，还可以实现物价指数的上升，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二是减少企业所得税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的增加，有利于促进供给增加，促进经济增长。三是加强农村费税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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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房地产投资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近年来，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显现。以江苏为例，江苏省2002年完成房地产开发的投资额达702.35亿元。1991年~2002年，江苏房地产投资以年均39.87%的速度增长，明显快于全国年均21.04%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本省年均19.75%的GDP增长速度。江苏房地产业对全省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房地产业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据世界银行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房地产投资对相关产业的乘数效应约为2倍，并对以房地产为主导产品群的房地产业链下游和上游50多个物质生产部门产生感应或影响。

3．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以江苏为例,1991年房地产业对于GDP的直接贡献率为6.34%，1991年以来，房地产业对江苏GDP的直接贡献正在逐年加大，至2002年其贡献率已超过10%。因此，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4．房地产业对居民居住条件改善的贡献。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房地产业的发展，居民的居住条件有了较快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1985年的5.60平方米增加到2002年的10.87平方米，增加了5平方米，年均增长4.36%。计算1991年~2002年房地产投资与人均居住面积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363，说明房地产投资或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5．房地产业对社会财富的贡献。房地产业是国民财富的主要构成部分，是构成整个社会财富的重要内容，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稳定而长远的影响。房地产业一般会先于国民经济发展而发展，并带动关联产业群的快速发展。因此，房地产业的发展会促进或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目前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约1.34万平方公里，加上建制镇，城镇存量土地已达2.5万平方公里，如果以每平方公里5亿元资产计算则约有12.5万亿元，如果再加上几十亿平方米的房屋资产，房地产业是我国国民财富的主要构成部分。

6．房地产业能够为城市积累资金，改善城市的投资环境。城市是经济社会在空间上聚集的地区，在城市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城市土地的开发和再开发，城市的各种公共建筑物和构筑物，城市巨大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城市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投入都应当通过利润、税金、地租等经济杠杆收回投资，有些还可以取得一定的利润，然后再投入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城市投资环境，把城市建设管理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7．发展房地产业可以吸引外资、促进对外开放。中国巨大的房地产市场、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和较为丰厚的投资回报，使房地产业成为外商竞相投资的重要领域。以江苏为例，2003年1~10月份外商投资房地产共计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7.86%。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数量逐年增多，利用外资金额逐年加大。

二、影响房地产业发展相关因素的分析

1．政府政策。房地产业是一个受政府政策影响，对政策敏感性极大的产业。由于政府严格控制着房地产一级市场中最重要的资源——土地。使得它对整个房地产市场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它决定了市场供求关系平衡位置，决定了价格走向。作为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的房地产业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紧密相关，政策是决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从上述国民经济与房地产的关联度可以看出，只有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才能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

2．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即市场需求量，市场需求量的大小是房地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

房地产主要包括住宅、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工业厂房等。其中住宅、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占其总量的97%以上。特别是住宅占整个房地产市场需求量的70%以上，因此居住人口越多，对市场需求就越大。同时市场越繁荣，流动人口越多，对商业用房需求就越大。商业用房占整个房地产市场需求量的20%以上。因此国民经济越繁荣，房地产市场规模就越大。

3．市场范围与开放度。市场范围与市场规模是密切相关的。市场范围大，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大；反之，市场范围小，市场规模也会随之缩小。市场范围，即房地产企业开发商品房的销售范围，它是一个市场空间概念。由于房地产所特有的地域性强，使用其开发建设的商品房一般不会超出以地级市、县级市销售的范畴。因此，在某一地的房地产开发随该城市地域的扩张，城市化的进程随市场范围扩大而加快。

同时，由于各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社会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同，因此其房地产市场范围不尽相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其城市吸引力越强，人口流动性越大，人口聚集性越强，市场范围就越大。

三、制约房地产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但现实中，仍有一些因素制约房地产业的更快发展，这些因素包括：

1．城市化率偏低。2002年，我国城市化率仅为37.8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但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明显偏低，较低的城市化水平严重制约了对房地产的需求规模。

2．房价相对偏高。世界银行研究结果表明，住宅价格与一般家庭年收入之比(即房价之比)在3：1至6：1之间时，居民方有支付能力，若高于收入的6倍，住宅则难以形成消费热点。虽然从全国而言，房价收入已从1991年的7.32：1缩小到1998年的5.66：1，但不少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仍然偏高，使许多居民难以承受。近日对江苏各市的房价收入比进行的调查表明，南京的房价收入比高达6.7：1，苏州房价收入比6.03:1,已超过警戒线，无锡房价收入比已接近警戒线，较高的房价使许多居民只能望楼兴叹，潜在需求无法变成有效需求。

3．房地产市场税费政策不尽完善。目前全国的房地产市场税费政策不尽完善，房地产开发建设中的税费收取有重复之嫌。房地产开发包括土地成本、建设成本、配套建设费。其中土地成本中已经包含契税，配套建设费中已经包括各种配套建设费用，但是营业费的收缴是上述各项费用的总和，这种费上加税，税上加税的税费政策必然使得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制约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同时租赁市场灰色交易严重。随着商业、餐饮、娱乐、商务、居住等不断扩大，房地产租赁活动异常活跃，但由于目前房地产租赁市场的税费负担过重，使大量房地产租赁活动以灰色交易方式存在。以南京市为例，房地产租赁市场的税费占租金收入的22.5%左右（17%房产租赁税+5.55%营业税），这在客观上制约了房地产租赁市场的发育。

4．经济实用房建设不足，拆迁矛盾日益增大。近几年来，安居工程的实施对加速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实施中却明显“变味”。由于安居工程不仅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而且需要无偿投入土地资源。各地政府为提高经营城市的能力，对经济适用房采取压缩甚至停止建设。同时由于近两年住宅价格上涨过快，加上我国宏观经济调整步伐，许多职工退二进三，下岗职工增加，造成拆迁安置户无法利用拆迁款购买所需房屋，给国民经济、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四、房地产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1．加快城市化建设的进程。我国城镇规模普遍较小，农村城市化水平低，吸呐与扩张能力弱，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一般认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70％以上，城市化进程才会稳定下来，而我国这一比重才37.8％左右，因此，城市化的潜力很大。在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要求进行城市化建设。

2．调整税费政策降低房价。房价与土地开发成本、房屋建筑成本以及房地产租赁价格有关。目前，房价偏高是与各种税费分不开的，因此，政府应在继续削减房地产有关税费的基础上为房地产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3．进一步加快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步伐。目前，由于各城市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改制成为趋势，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分配货币化补贴到位情况较好。但是少数城市改制企业还不够理想，影响了个人购房的全面启动。因此，应强化落实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政策措施，特别要落实企业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措施，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

4．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一是完善住房金融制度，具体包括：（1）规范公积金运作，住房公积金信贷、结算等具体业务可委托商业银行办理，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转变为具有融资和贷款职能的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2）构建住宅储蓄机制；（3）建立股份制、政策性、专业化的住房金融机构，促进公积金的保值增值。二是建立房地产共同基金。房地产共同基金的建立，有助于解决房地产开发资金的短缺，稳定房地产投资规模，解决房地产开发企业股份制改造中的规模问题和资金问题。三是促进房地产企业上市筹资。房地产企业的上市有利于房地产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也有利于企业无形资产及信誉度的提高，能为企业筹资及实现规模经营打下良好的基础。

5．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政府在住房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在大幅降低经济适用房价格的基础上，将经济适用房卖给真正需要补助的低收入者，对一些连经济适用房也买不起的无房者，政府应提供额外补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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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变化，以2002年全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为标志，中国经济已经迈入一个新阶段。从总量看，国民经济持续保持快速增长之势，经济大国地位进一步增强。2001年－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9%以上。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2，257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703美元。由于美元对欧元汇率上升等因素，2005年全国GDP超过英国（大约为21，800亿美元左右），低于德国（估算低于27，000亿美元），在世界各国经济总量排列中居于第四位。可以预期，即便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到2010年，中国GDP总量也会超过德国；即便汇率在目前状况下维持不变，2020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目标也会提前实现。从结构看，国民经济结构进一步明显优化。与2004年普查数据相比较，2005年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有-0.7、＋1.1、-0.4个百分点的变动，显示工业化的推进仍然是结构变动的主导方向；第一产业比重出现符合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下降趋势，不过，由于国家减免农业税政策的出台，全国粮食连续两年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2005年粮食产量达48，401万吨，比2003年增长12.38%；在工业快速增长中，轻重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31.45：68.55演变到30.99：69.01，显示重型化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但在2005年外贸出口增长28.4%的同时，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了32%，说明一部分重工业的增长是通过国际市场得以消化的，也表明我国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有所增强；第三产业发展平稳，交通、通信、旅游、科学、教育等都有新的发展。

一般认为，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之间时，是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也是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在诸多社会矛盾中，城乡矛盾是易于引发社会分化与冲突的主要矛盾之一。在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城乡矛盾通常有两类表现：一种是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社会各方能共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另一种是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悬殊、失业问题突出，各类矛盾与冲突加大。越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第二种状况的可能性越大。如何避免或者扭转第二种格局，保持第一种城乡发展态势，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

差距扩大的城乡关系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安徽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被推广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就一直在起伏波动中变化发展。从粮食增产、乡镇企业扩张、农民工进城、粮食涨价、取消农业税到新农村建设，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一直是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重点领域之一。中国改革以来许多年份经济的顺利增长，都与农民的参与和贡献有关。在广大农民参与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农村也出现一系列变化。一是在人口数量明显增长的情况下，粮食生产保持稳定，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二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沿海发达地区流动。1978年至2005年，中国人口总数从9.63亿增长到13.08亿，净增长3.45亿，但同期城镇人口数量从1.72亿增长到5.62亿，净增长3.9亿，人口增量扩大的压力通过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加以释放。三是农民融入城镇的过程，就是参与整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江浙一带许多著名企业家，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销售，但其起家于农村；珠江三角洲数量庞大的外资企业中，来自内地的农民工作出了巨大贡献。四是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明显优化。1990年，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20.22%，家庭经营性收入占75.56%。其中，在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中，农林牧渔业经营收入为66.45%，工业、建筑、商业等方面的经营收入占9.11%。而到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34%，家庭经营性收入占59.45%。其中，农林牧渔业经营收入为47.61%，工业、建筑、商业等方面的经营收入占11.81%。农林牧渔业是农民收入中比重大幅度下降的行业，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中比重上升最快的指标，说明越来越多的收入依赖于受雇单位与个人，越来越少的收入依赖于土地。

但是，农村经济落后的格局依然维持，城乡差距还在扩大之中，城乡关系的不协调状况日益明显。从1980年到2005年，与我国城镇化水平单向提高相对照的是，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有升有降，但是总体趋势是在波折中不断上升。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变化相比，199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一直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16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只有3年低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其余13个年份的增长都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各类补贴和社会保障的存在，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要更大。

在城乡统计方面口径差别既定的情况下，我们计算了1978年－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比重（PI）与偏离度（PIP）的变化趋势。农村居民收入比重是将城乡居民数量与人均收系起来加以考虑，计算农村居民收入总量占城乡居民收入总量的百分比，由这一数值来观察农村收入份额的变化规律。而农民居民收入偏离度则是将农村居民收入占全国居民收入比重与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观察农村居民收入比重相对于人口数量比重的变化趋势。如果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变化与农村居民人口比重变化保持同一变化速度，则偏离度指标会保持不变。偏离度指标上升，显示农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相对于农村人口所占比重下降速度更快；偏离度指标下降，显示农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相对农村人口比重下降更平缓。计算显示，除了少数年份的微小提高外，1978年-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总量占城乡居民收入总量的比重呈大幅度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64.1%降低到2005年的29.1%，下降了35%。偏离度的指标（PIP）显示，1978年-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偏离度从0.219上升到0.489，显示出相对于农村人口比重减少来说，农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更快。只是在1979年-1984年、1994年-1996年等少数几个年度，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偏离度略有下降。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还通过产出、消费和储蓄方面的变化反映出来。1989年-2005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5%下降到12.4%，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从54.7%下降到不及全国的1/3。农户储蓄占城乡居民储蓄的比重从1989年的27.44%降低到2003年的17.54%。以2004年各类消费支出指标看，城乡居民在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娱乐、居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消费支出比在2.26：1-4.57：1之间。

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改革以来的收入差距变化十分关注，并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中国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研究显示，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54。世界银行估算，200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7，甚至有研究者称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3-0.54，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在中国收入差距中，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最基本的差距，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差距的40%。

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大通过一系列农村发展的现实困境表现出来。与城市广泛发生的大拆大建相比，约一半的行政村未通自来水，3.6亿人口喝不上符合安全标准的饮用水，60%以上的农户没有卫生厕所，13%以上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2%的村庄没有通电，而且电压不稳，电费又高于城镇。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率达到6.6%，占全国中小学校舍危房率的81%，西部地区尚有100多万中小学因为校舍短缺不能入学。在许多不发达地区的农村，“通讯靠吼、交通靠走、生产靠牛、安全靠狗”的落后状态还没有改变。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普遍现象，但我国城乡差距的程度要远远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说明城乡分配机制有其特殊之处。我以为，我国的城乡差距扩大主要受以下若干因素的影响：

首先，我国存在着劳动力过密的农业与低成本的城市工业之间的经济收益差距，这种收益缺口足以引起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我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少，人口密度大，边际劳动生产率极低。在农村，农民不能不依存于不可移动的耕地，单产也因自然属性不可能无限增加，收益又受制于气候等自然条件，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相对较小，决定了其提供收入增长的能力有限。尽管有精耕细作的传统，但是与土地密集型的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的竞争力较弱，而劳动力成本较低，生产工业品具有竞争优势。在城市，劳动力可以从一个岗位向另一岗位移动，工资可以事先以合同谈判的形式加以规定，企业的生产规模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工业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较大。在技术成熟和组织管理有序的情况下，生产工业品比生产农产品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从而，在工业企业工作的个人回报远高于农产品生产的回报。在生产要素可流动的情况下，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流动到城市工业部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其次，城镇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在福利和身份上的差距使进城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城市正规部门可以是政府部门、教育、医疗、国有企业等机构，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通常是建筑工人、街头小贩、小商人。与正规部门相比，非正规部门具有进入容易、依赖个人资源与努力、家庭所有、小规模作业、劳动力密集、竞争充分等特点，最重要的还在于其游离于政府福利与制度体系以外。非正规部门的收入在市场化中被严重压低，而正规部门的收入较高。另外，尽管农民工进城获得了相对农村高得多的报酬，而其在城镇就业中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个人劳动收入。

再次，存在着城市对农村利益的政策性和非政策性转移。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被压低购销价格，造成贸易条件的不平等，使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在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大量强制性低价征地行为，造成财富的二次转移；多次有利于农业的粮食价格上涨，都被城镇工业品价格上涨和增加工资、增加补贴的类似政策抵消；农民进入城镇择业的过程中，还经常面对城镇各类执法部门的不合理收费与罚款；农民工的工资常常被无理克扣和拖欠。新农村建设与构筑新型城乡关系

发展中国家处理城乡关系的规律历来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领域。在城乡关系上，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的基本涵义是，在经济增长的初期，会出现低收入的农业部门和高收入的现代工业部门。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状况加大，在大多数人口集中于城市以后，收入的不平等会加剧。在低收入人群的数量持续减少和政治影响不断加强时，这种趋势会扭转，出现不平等程度下降的状况。

尽管库兹涅茨曲线在20世纪60年代一度为不少学者所推崇，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现实中的收入差距并不完全遵守库兹涅茨曲线的演变模式。1973年，阿德尔曼（Adelman）和莫里斯（Morris）研究了世界上43个国家占全国人口60%的最穷人口的收入分配和该国的增长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最富的人越来越富，中等收入者和穷人的收入都减少了，经济增长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针对这一发现，他们提出要实行增长前的再分配战略。阿莱西纳（Alesina）和罗德里克（Rodrik）在对1960年－1985年和1970年-1985年所选样本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土地所有的不平等都会对人均收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世界银行通过对18个发展中样本国家的研究发现，工农之间贸易条件与政策的不平等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1960年-1985年，18个样本国家因为工业保护与宏观经济影响，带给农业的间接税加上直接税，使农业的总税负水平达30%，而在1960年-1980年，经济干预的净效应平均达到农业增加值（农业GDP）的46%。哈克（Haq）指出，20世纪50年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大多数人自动分享到增长的收益。他甚至质问，在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下，仅仅靠市场机制是否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利普顿（Lipton）在1977年出版的《为什么穷人依然穷》一书中指出，“偏袒城市”的政策，使得“在城市和乡村范围内的资源分配，反映出城市优先而不是公平优先和效率优先”。

各国发展的历程都表明，在起点不公平基础上由规则不公平带来的失衡严重的收入分配格局，会约束经济增长的有效空间。不难想象，贫富悬殊的城乡收入分配机制，会造成处于低位的社会阶层的不公平、触发社会的不稳定甚至降低企业的投资愿望。同时，会使城镇富裕阶层的收入不能及时消费出去，也会使农村贫穷阶层没有能力消费，难以形成全社会的合理消费规模，使消费引导经济持续增长与合理配置资源的潜力得以削弱。要改变这种格局，就需要对收入分配的机制进行调整和政策上的完善。基于缓和城乡矛盾和促进农村发展，托达罗（Todaro）曾经系统地阐发了发展中国家缩小贫富差距和过度不平等的四类政策：一是通过设计用于改变相对要素价格的政策来改变收入的功能性分配；二是通过财产所有权的逐次再分配改变规模分配；三是通过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来改变高收入阶层的规模分配；四是通过直接转移支付和政府提供物品和劳务来改变低收入阶层的规模分配。

价格调整、产权变革、税收改变和转移支付，是改变城乡关系失衡状况、促进农村发展的可以选择的合理政策体系。从我国的实践看，1978年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直接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劳动力向其他产业的转移。可以形成比较的是，我国台湾省20世纪50年代的，也带来了同样的变革效率。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前期对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也都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改变城乡关系的政策实践在减少城乡差距方面的作用渐渐减弱。农业税减免带来的粮食增产效果明显，但由于从事农林牧渔业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比重下降，粮食增产对缩小城乡差距的效果并不明显。国家相继推动的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的思路和政策，除了退耕还林政策外，诸多区域政策偏重于解决省与省、城市与城市之间中的矛盾，政策的受益区域也偏重于城镇，城乡差距因而没有缩小，甚至有所扩大。在此基础上，启动新农村建设十分必要。

在国民经济总量增加、结构改善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上升但城乡差距扩大且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削弱城乡差距的情况下，站在以民为本、维护社会公平、协调城乡发展的高度，提出两个趋向的新农村建设方针，是中央做出的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政策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薄弱的农村切入，将政府的公共政策由城镇延伸到农村，以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足，对广大农村进行经济扶持，关注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生产与生活，让更多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

需要指出的是，新农村建设政策是一种援政策，并不改变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基本进程，更不意味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重点发生了转移。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整个经济活动还会继续保持以下三种发展趋势：国民经济产出的重心仍然集中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继续下降；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趋势将会继续加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来源多样化，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的趋势得以维持。

作为新农村建设战略的补充，从协调城乡关系、增加农民家庭收入的角度出发，也应积极疏通城镇化渠道，让更多的农民融入城镇的正常发展秩序。要放宽城镇对农村劳动力进城的限制，增加城镇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打破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界限，为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口进入正规部门网开一面，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效率；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口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范围，完善属地化管理制度，在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实行非歧视性政策。一旦进城农民接受了城镇的各种社会保障，要以放弃农村的耕地等资源作为交换条件。在此基础上，需要确定城镇产业和制度建设的两个方向：一是提升城镇产业结构层次。要使多种产业和谐发展并优化产业结构，在保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同时，增强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增强资本密集型产业对运输、商业、金融等产业的就业带动作用，在产业多元化发展中，拓展城市就业空间。二是逐步改变城镇收入分配机制。城镇低收入和非正规部门就业基数的增加，将增强这些劳动人口在政策方面的谈判能力，促使城镇放宽垄断性行业的准入限制，改变造成城镇内部收入不合理扩大的政策和规则，并促使政府课征累进税、遗产税、不动产税等税种，调节城镇收入分配格局。

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立足农村发展、着眼农民致富，目的是构筑新型的城乡关系。这种新型关系一定要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在新农村建设中要继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逐步削弱城乡之间的政策性差距；另一方面，要实行对农村的援政策，体现维护社会公平的政府意志。前一方面的政策尊重市场规律，服务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流量”，注重通过体制和政策的改革来冲破城乡壁垒；后一方面的政策注重弥补市场缺陷，服务于广大农村居民的“存量”，强调对农村发展的扶持。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

钱纳里（Chenery）等人通过对多国发展模式的研究发现，在城镇化比重达到75%的时候，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能够相对稳定下来。我国的农村人口规模十分庞大，很难设想城镇人口达到75%的水平。城镇化水平越高，城镇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弱，排斥力量渐强。假设我国达到城乡稳定状态的城镇化水平为65%，而人口总规模稳定在15亿的水平，届时农村也还有5亿多人。这5亿多人依然面临由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带来的收入差距等问题，依然需要政策扶持。可见，新农村建设作为一种城市对农村的援政策，一定会起于现在，延续于未来。尽管未来各个时期政策的方式有差别，强度有不同，但援政策将贯穿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

从国内外政策实施的轨迹看，政府的援政策通常可能出现两种结果：第一种是负效应。在这种状况下，政府的援助款项被截留或者挪用，由政府资金建设的工程成为劣质工程，政府援助政策使民众产生更强的援助型路径依赖，减弱了其依靠自身致富的努力。第二种是正效应。就是政策的实施极大地刺激了农民和社会各界自主发展的积极性，社会投入相应跟进，地区的主导产业得以强化，农民的素质得到明显提高，更多的农民融入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更为有序也更有活力，城乡经济差距与社会矛盾得以缓和。为实现第二种目标，就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建立信息公开透明、资金下达严格、监督机制健全、激励约束规范的新型管理制度。并做好新农村建设的长远规划，分步骤、阶段性地推进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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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国，有着较高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在新的时期，要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就需要紧紧抓住体育产业这一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通过政策，经济相关的扶持，发挥体育在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高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作用。体育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关键词：体育经济;国民经济发展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体育本身所蕴含的巨大经济功能与价值都没有被人们所接受与认同。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人们对体育的研究不断深入，体育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展现地更加鲜明。发展体育经济不仅能够增加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甚至对于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大众体育与职业体育的兴起与发展，体育产业已经被誉为我国的朝阳产业。因此，体育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构成部分，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体育经济的效用，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一、体育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

体育经济的表现形式一般被分为两种。第一，直接提供体育产品与服务带来的经济效益被称为有形形式。第二，通过体育锻炼使得国民的身体素质，国民生活质量提高被称为无形形式，这也是社会效益的表现形式。但是任何一种表现形式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扩大市场、拉动体育经济或相关产业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就体育经济效益来说，它与体育在国民经济的表现形式极为类似，也被分为直接经济效益与间接经济效益两种。直接经济效益指的是通过举办奥运会，亚运会等体育赛事获得门票收入、体育纪念品收入以及其他体育用品收入等较为直接从体育本身中获得的经济收益。而间接的经济效益则指体育能促进不同国家间的不同文化交流，提高国家知名度与国家旅游酒店行业发展等一系列潜在的经济效益。

二、体育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

很大程度上来说，体育经济与国民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体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体育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我国的经济发展看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社会经济水平都有了很大地提升，这成为了我国申办北京奥运的基础。而在成功举办奥运会后我国的知名度，经济发展水平等也获得了显著的提高。就我国目前的体育经济发展看来，我国体育产业创造的经济产值与一些发达国家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就体育产业创造价值所占GDP来看，我国仅为0.6%，而美国却高达5%。而我国体育产业创造经济产值较低的原因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我国体育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下，这是因为我国的体育经济发展时间较短，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次，体育资源的综合利用利用率较低，相关产业尚未有效配合，体育市场没有获得良好的发育。在新的时期，要使体育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获得提升，发挥体育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社会就业水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就需要从多个方面出发，如扩大政府部门在体育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投入，完善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尽快建立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体育市场管理机制，使促使体育的资源利用效率达到最大化。

三、体育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很大程度上来说，体育经济的发展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提升，还未我国体育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市场条件，因此，体育经济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就。体育经济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不仅是体育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更是体育经济的一种常态。在计划经济时期，体育的生存与发展往往取决于国家的统一部署安排，不管是从资金的来源和体育的总发展方向都由国家进行统一调控，体育经济高度集中，这时期的体育经济更多被认为是福利性事业。而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转变了传统体育产业的地位以及人们对体育的看法，体育不仅具有公益性同时也包含了一定的商业性。体育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时期更加多元化，不仅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效益。国家对体育在经济与政策方面给予的扶持，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体育经济的发展，如今，体育产业已经被认为是我国的朝阳产业。这是因为体育产业更具备持久发展的潜力，在经济较为低迷的时期，通过举办奥运会等体育赛事能够对国内的旅游业，酒店服务业，商业等多个相关产业起着良好的拉动作用，使得国家尽快的摆脱发展的颓势。而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对于吸纳劳动力，提高全国就业水平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体育业与很多其他产业联系较为紧密，对其他相关产业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这些相关产业不仅包含了制造业、服装业、信息业、交通运输业，甚至包含了金融业、广告业等多方面的内容，带动这些产业的发展对于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国民生产总值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总的来看，体育已经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发展，它还将展现更大的发展潜力，作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我国应该提高对体育产业的关注与扶持。

四、发展体育经济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体育已经能够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并能够有效地促进就业，扩大社会需求的同时，还能刺激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应该积极发展体育经济并使其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到达一个新高度。通过奥运会的举办我国就可以从中获取一定的经验，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举办前，韩国的国际形象十分微弱，战争产生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举办奥运会后，韩国的经济不断发展并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样影响深远，政府在申办前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北京的交通、能源基建、城市环境、体育馆优化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改造，促进了我国就业率的提升，且在向全世界的人民展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科技水平法同时，大量游客和参赛队伍的涌入也使得北京的国际知名度，旅游业，酒店业等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与提升。通过这些案例可以看出，体育的发展壮大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要使我国体育经济的发展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潮流，就要调整利益关系，同时加强对公共体育事业的管理。

结束语:

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国，有着较高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在新的时期，要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就需要紧紧抓住体育产业这一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通过政策，经济相关的扶持，发挥体育在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高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作用。体育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失衡根源在于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制度的缺陷基于人的发展经济学视角巫文强;改革与战略2010-06-20

2、外资促进了国民收入增长吗?基于空间经济学的分析钱学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7-11-15

国民经济学发展硕士论文范文二：体育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论文

摘要：体育产业是一种朝阳产业，在我国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体育产业发展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我们解决。

关键词：体育产业;国民经济发展

1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1.1还未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战略

当前，我国的众多产业都在进行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战略改革。这些产业实施多元化的发展战略，主要是为了帮助该产业的发展达到一个多元化的平衡状态，使其产业发展、使其盈利模式能够呈多元化趋势。但是，体育产业在我国还属于新兴产业的领域，虽然体育产业的外延很广泛，包括了体育本体产业、体育派生产业、体育相关产业等多个方面，但是我国的体育产业却仍未达到一个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大部分体育产业能够得到较快较好的发展，但是仍有一部分体育产业发展较为缓慢，二者之间没能达到一个发展的平衡状态。假如从一个长远的角度综合分析，应该努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投资力量，扩大体育经济投资规模，并且发展一个多元化的体育产业投资布局。多元化体育产业投资布局的形成，能够有效激发社会各层次不同人士的投资热情，从而增加投资力量。

1.2体育产业发展规模有待提高

由于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时间较短，当前其发展规模也较小，现如今还未能成为我国的一项支柱产业。但是欧美一些体育产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他们的体育产业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现如今已然成为了支柱产业，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极为可观的经济收入，对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规模较小这一现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主要是由于我国在针对体育产业方面的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政府相关部门还没有做到针对体育产业来制定出长期的发展规模，制定出科学的管理制度。

1.3没有充分挖掘出体育产业潜能

当前，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主要还是集中在体育本身，但是我国体育产业的潜能却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通过分析发现，体育产业的附加值所创造的资产是十分可观的，其价值还极有可能会超过体育本身。例如，在各类体育赛事举办的时候，其中各种各样的辅助标识类、冠名权等所创造的价值便是附加价值，这些附加价值所创造出来的利润甚至能够超过体育本身。因此，在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中，应该充分挖掘体育产业的附加价值，使体育产业的价值能够更好地实现。

1.4国家没有制定出完善的政策

来支持体育产业的发展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时间较短、起步较晚，当前，国家还没有制定出完善的政策来支持体育产业的快速较好发展。在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政府部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除此之外，部分体育相关部门也未能将其工作的核心放在体育产业上。现如今，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的还是社会力量，还未能够形成一套完善的体育产业运行机制。许多体育职能部门仍然是将竞技体育视为工作的重点，对社会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我国许多知名的生产体育产品的企业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及竞争力也都较弱。从体育产业的经营与管理方面来看，我国的体育产业也缺乏一个长远的发展战略目标，从而使得在企业的规划以及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设置上不合理的现象。例如，许多体育相关企业，会因为缺乏科学的指导，盲目改变发展方向而出现投资偏差的现象。

2体育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

2.1体育产业较快较好地发展能够更好地吸引企业投资

2.1.1直接投资所谓直接投资主要指的是企业以直接获利为目的，将资金投入到体育产业当中去的一种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也是当前我国企业对体育产业最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其投资进程及投资规律的发展都较快。体育健身健美俱乐部就属于一种体育产业的直接投资方式。尽管我国体育产业的直接投资发展较快，但是由于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只有少部分企业能够有效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来进行科学管理。

2.1.2间接投资对体育产业进行间接投资，主要指的是不直接将资金投入到体育产业当中，而是通过另一种间接的方式从体育产业当中获取利润。例如，企业能够针对某一体育赛事进行投资赞助，进而获得该场比赛的冠名权，以一种广告效应来扩大自身知名度以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最终获得更大利润。间接投资的投资方式，尽管不是直接地从体育产业当中获取利润，但是这种投资方式所获得的利润却是难以估量的。体育产业，它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来引导企业的投资，也能够有效提高我国体育产业的国民生产问题，从而也能够拉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2.2体育产业能够起到扩大内需，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多，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当人们物质消费水平得到了满足之后，就必然会追求一些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并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开始追求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进行体育健身锻炼，以获得较好的身体素质以更好地享受生活。我国居民关于体育相关产业以及体育相关活动的消费比例也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也必然会进一步刺激体育产业的发展，这也就加速了体育产业的模式化发展水平。与此同时，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也能够刺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从而能够提升我国居民的体育相关消费水平。

2.3体育产业能够促进就业

体育产业，它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它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需要较多的劳动力，它能够为人们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通过调查发现，在一些欧美体育产业发展较好的国家当中，其体育产业在其国家就业岗位当中占有较大比例，如在奥地利，其国家1/10的就业岗位就是体育产业所提供的。因此，针对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这一特点，就应该大力发展体育产业，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缓解我国就业岗位供不应求的问题。

2.4体育产业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

早在21世纪初期，我国国家体育总局就已经明确指出，要努力将体育产业的发展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使其能够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我国体育事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公益性的，是非盈利性的，大部分都没有包括经济行为。有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体育产业就能够为美国带来300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而在我国，2010年体育产业总产值仅为300亿人民币，而到2014年却达到了3500亿元人民币，在短短4年时间里，增长超过10倍，可见我国的体育产业经济发展仍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有待进一步挖掘。

3结语

体育产业是一种朝阳产业，在我国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体育产业发展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我们解决。但是首先必须明确认识到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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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关于“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争论中，人们对“温州模式”贬斥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市场的无序。确实，在温州出现过大量违反市场规则的现象，温州的商品一度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代名词。柳市生产的伪劣低压电器给用户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失，遭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通报，并受到国务院联合检查组的检查。这种市场的无序状况理应受到谴责和处罚。但也要指出，在计划经济秩序依旧占统治地位，市场经济秩序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温州率先突破计划经济的“秩序”发展市场经济，一度出现市场无序是必然的，人们对温州一些企业违反市场规则的种种无序现象严加谴责，也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当时许多人是带着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秩序中形成的观念来看温州的，他们把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如竞争、投机、长途贩运）也看作是无序，而加以否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人自己也渐渐认识到遵守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逐渐纠正了自己的行为，转而注重产品质量，重视市场信誉。同时人们也逐渐习惯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从而改变了对“温州模式”的看法，认同了“温州模式”。此后“温州模式”迅速在各地移植和推广，各地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甚至连长时间坚持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地区（主要是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带）也逐渐放弃原有模式向“温州模式”转变。当然，各地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差别很大，有些地方民营经济发展得很不错，有些地方则还未发展起来。实际上，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并不容易，而且各地条件也相差很大。从各地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指出来。

第一，“温州模式”的最可贵之点在于，温州人有很强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这与温州的地理环境、历史和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温州地处沿海，早在1876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的附约，就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这使温州有着久远的经商传统、开放传统和手工业制造技能，而且有广泛的海外关系，因此商业文化或者说市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温州人不安于现状，不墨守成规，不甘于贫困。为了追求财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他们不辞艰辛，善于学习，敢于冒险，勇于进取，无论到那里都能扎根，生存，发展。而在不少地方，特别是内地的一些地方，历史上就未经历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或很少与市场接触，农业文化根深蒂固，计划经济的秩序又成为不可逾越的成规，以致人们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态度等方面与温州人相差甚大，甚至截然相反，只要我们亲身到一些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看看，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差距有多大。在这些地方要移植“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绝非易事。温州人能够不远千里到异地他乡开发廊，办服装店，甚至摆修鞋摊，设法寻找赚钱的机会，而当地人却对眼前的机会视而不见，或者虽然看到了，却不屑于干，不愿意干，或者不会干却又不去学。当然，有了温州的经验，以及在全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在改变之中，不过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因此，各地在学习温州经验，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首先要学习和培育市场经济文化，学习温州人的创业精神。

第二，一些地方在移植“温州模式”以发展民营经济时，往往注意给民营经济以各种优惠，这在民营经济刚起步时可能有必要，但从温州的经验看，要发展民营经济，最重要的是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适宜的宽松的环境，让人们自己去闯，去创业，去承担风险。要知道，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温州干部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很大，也做过一些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事，例如，曾把最早创业的“王”投入了监狱。但不久，在温州市场经济的特定环境的影响下，派到温州去“灭火”的干部，经过实地考察，反而给民营经济助燃。那时，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温州市政府不可能给民营经济以优惠，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却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环境，民营经济之火才越烧越旺。而在有些地方，民营经济也曾点燃过星星之火，但却没能燃烧起来。现在，各地都在提倡发展民营经济，可是许多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并不好，当地政府并不懂得在市场经济下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或者是政府管得太多，不放手；或者是步步设卡，处处干预；或者是把民营经济当作“唐僧肉”，各个部门都去“吃”一口。

第三，在温州，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确实出过不少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严重的。究其原因有民营经济自身行为不规范的问题，也有外部环境不规范的问题。对此应从历史的角度、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并采用正确的办法去解决。试想，如果当年在处理柳市制造和销售伪劣低压电器问题时，一棍子将其打死，也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同样，如果当时不严加整顿，不实施“质量立市，名牌兴市”的方针，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可见，各地在学习“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民营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值得注意。有的地方一看到民营经济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把民营经济看作漆黑一团，借整顿之名，将其封杀，更多的地方则是从本地的狭隘利益、短期的利益出发，对严重破坏市场规则的民营企业（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者），肆意包庇，甚至纵容，这样，民营经济同样会走上绝路，因为在混乱的市场环境中不可能造就优秀的民营企业。然而遗憾的是，许多地方政府尚未认识这个道理，他们应该从“温州模式”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教益。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虽然“温州模式”现在已得到普遍认同，但它以往有过现今依旧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温州模式”也需要进一步发展，这是各地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时更应注意的。

第一，“温州模式”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温州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完善的市场环境。在温州经济的发展中，我们看到，固然温州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温州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市场发展不足和不完善的约束。以金融来说，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良好的金融服务，企业是很难发展的。温州的经济由于在长时间里缺乏正规金融的支持，为了满足民营企业融资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各种非正规的融资渠道融资，成本很高，风险很大，也确实发生过一些严重问题。但在国家银行不能满足民营经济发展需要的情况下，简单地取缔这些非正规的金融组织和活动并不能解决问题，迫切需要的是发展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如民营银行）来替代，否则非正规的金融一时取缔了，但它还会冒出来。市场发展不足和不完善，不是温州所能解决的，需要有关部门来解决，但温州也有过一些有益的尝试，如成立和发展民间投资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可惜未得到应有的支持。

第二，“温州模式”把千千万万的农民卷入到创业的洪流中，这使温州许多早期创业的老板素质不高，文化教育水平低。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他们还能驾驭企业，适应市场的变化，而在全国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对外开放程度愈益提高后，他们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经营管理能力，才能适应这种形势，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排斥。虽然经过市场的锤炼和自身的刻苦学习，在温州已经产生了一批很有作为的企业家，然而有全国影响的一流企业家还很少。这个问题可能是关系到温州经济在未来能否继续走在前列的一个关键问题。有些温州企业的创业者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先天不足，因而不惜花大本钱培养子女，以至聘用高素质的人才。这是很好的。

第三，“温州模式”下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对它们不能全盘否定。家族企业有其优越的地方，例如，企业的领导成员间容易沟通，决策快，管理成本低，容易保守商业秘密等。家族企业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如果家族的主要成员的素质和能力不能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提高，就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如果形成了家长式的领导就容易发生决策失误；家族企业是靠亲缘关系来维系的“人和”企业，一旦家族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超过了亲缘的维系力，企业就会分裂甚至倒闭。受文化素养的影响，温州的老板大多“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他们把企业封闭起来，不愿外人进入，不愿与其他企业合并，更不愿被其他企业收购和兼并，一般不愿接受股份公司的企业形式。这是温州企业难以长大的一个原因，也是温州至今只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原因之一，而这家上市公司还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当然，在温州，实行公司制的企业已经多了起来。总之，对家族企业要全面看待。温州的企业制度仍然需要创新，学习现代企业制度。即使保留家族企业，也可以考虑，在有些企业的最上层保留家族控股，而将其属下的企业改制为公司制的企业。这样既可以保留家族企业，同时又可突破家族企业的束缚。

第四，一般而言，温州的企业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开发能力弱。这也有其历史原因。但温州人的模仿能力极强，可把别的企业的产品仿造得足以乱真。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这难以完全避免。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温州的商品尽管质量不高，仍还可以“横行”于市场。目前，市场情况变了，许多商品供过于求，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竞争更加激烈了，更不容许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一味模仿不仅吃不开，还会阻碍技术创新。对此，温州有些企业已经注意到了，正在改进，他们的品牌意识也在增强。然而受企业规模小、融资渠道窄、技术力量弱的限制，温州企业如何提高技术水平，开发新技术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温州在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方面相当强，而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则相当弱。为在未来的市场上继续保持竞争的优势，温州面临着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加工制造业和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课题。

第五，资本市场不发达，是温州经济的另一弱点。而且温州的企业多靠自身利润的积累来发展，很少利用资本市场来扩展。目前只有少数的企业在利用资本市场。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改变这种状况，温州企业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便会处于劣势地位。

第六，在经历了柳市的低压电器被通报和检查，温州的皮鞋被焚烧等事件后，温州企业吃到了不讲信誉的苦头，吸取了教训，端正了行为，温州的商品逐渐获得了市场的信任。不过，也还有一些企业至今仍在干着毁坏温州信誉的事，如不少假证件出自温州。因此整顿市场秩序仍是艰巨的任务。

上面指出的为进一步发展“温州模式”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对于正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的一些地方来说，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因为，“温州模式”产生的大环境（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等）其实也是其他地区发展民营经济的大环境，虽然其他地区在发展民营经济时，大环境已有不同，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模式”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等等。这些地方在发展民营经济中遇到的来自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阻力也比温州当初发展民营经济时小得多，而且可有温州的经验供借鉴。但是，由于历史的、传统的、地理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原有经济基础弱以及商品普遍供过于求的市场状况等，又使不少地方发展民营经济的条件在有些方面还不及“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温州模式”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还须指出的是，民营经济在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很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而且在发展民营经济中创造了新的经验，也都值得借鉴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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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教育对经济的促进功能是通过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新的科学知识和信息传输等载体和形式将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现实的生产力，本文在对我国人口的受教育情况及其与经济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助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回归数理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并针对当前的教育现状提出建议。

一、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人口受教育状况，是人口的重要社会特征

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文化素质的高低，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既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又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尤其是在以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以人为本，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对人口文化素质的发展水平也必将提出更高的要求，使人口拖累型(负担型)社会转变成人力资本型社会。

到2005年底，我国6岁以上人口有l19837万人，占总人口(130756万人)的91．65％，其中达到小学以上教育水平人口共有10741l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2．15％，占6岁以上人口的89．63％。而在6岁以上接受各种教育的人口中，具有含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占5．56％，高中教育水平的人口占12．44％，初中教育水平人口占38．35％，小学教育水平人口占33．28％。(一)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数量、构成变化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来，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我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从每10万人口中拥有受各种教育的人数看，达到大学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3611人提高到2005年的5098人，年均增长7．14％；达到高中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11146人提高到2005年的11400人，年均增长0．45％；达到初中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33961人提高到2005年的35143人，年均增长0．69％；而随着小学适龄儿童的有所减少，达到小学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35701人减少到2005年的30505人。

年均减少3．1％(见表1)。这让我们认识到，我国人口教育水平的变化有如下几个特点：

1、具有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人口的增长速度较快，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这是因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办学体制改革，我国兴起了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正规高等教育，培养了许多具有大学水平的实用人才。尤其是1999年提出的高校扩招政策，使我国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迅速提升。尽管如此，全国每10万人拥有的大学教育水平人数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2、具有中等教育水平人口继续增加。自1986年国家《义务教育法》实施至今，我国政府一直把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人口覆盖率继续扩大，超过95％，比2000年高将近10个百分点。

3、小学教育水平人口比重明显下降。据调查结果推算，全国具有小学教育水平人口为40706万人，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下降9．9％。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达到了一定水平，反映了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各种职业教育、多种形式接受再教育在就业人口中发挥作用，原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经过再教育文化程度逐步提高，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向更高一级层次加快转化；另一方面是由于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工作广泛开展和不断加强，人口出生率和总生育率急剧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转变加快，小学学龄儿童比重缩小。

从总体上讲，全国人口的受教育构成在向高层次方面发展，突出表现在每lo万人中大学生人数持续增长，受教育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这种变化表现了人口的文化素质与社会经济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不仅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对提高生产力的效应已充分被人们所认识，各行各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大，而且在改革劳动用工和人事录用制度的新机制下，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发展，都对人口的受教育结构和知识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努力求学求知，提高教育水平的积极性大大增强，同时，国家和社会也千方百计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发展各类教育事业。全国人口受教育构成的发展变化，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

二、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各类差异情况

1．省际间差异全国各地区自然条件、经济文化基础和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因此，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在各地区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不仅表现在各个地区各级教育水平人口的数量上，还表现在人口的受教育构成上。在每10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级受教育水平这一人口指标(见表2)中，不仅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且客观上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即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中等水平的中部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远远高于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并且和经济的发展趋势相对应的我国高等教育还呈现出按三个梯度逐步推进的非均衡发展模式。这说明，尽管随着近年来教育事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在教育水平上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在缩小，但省际间的差异仍然很大，影响了我国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另外，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转移的过程中，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比较愿意向非农业转移，而且由于其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在就业转移过程中也相对容易些。据调查，在假设农民收入高于工人的前提下，农民的职业选择意向如下：文盲中愿意当工人的占28．6％，小学教育水平的占68．6％，初中教育水平的占72．1％，高中教育水平的占78．9％，这组数据表明文化素质越高的人越希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而且客观上教育水平高的人在转移过程中也相对容易些。所以，在目前城乡经济发展的现状下，我国第一产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农业劳动力自身文化素质偏低的巨大障碍。因此，提高在业人口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农、林、牧、渔业人口的文化素质，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迫切需要。

三、教育影响人口和劳动力资源教育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的变化上，即妇女生育水平的高低

长期以来，“早婚早育”、“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旧的婚育观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它反映了在经济、文化水平落后的情况下的人们的婚育观。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旧的思想和传统观念受到冲击，新的婚姻生育观逐渐建立了起来，从而使妇女的婚育时间、生育数量及对子女的性别偏好程度发生转变，使妇女生育水平随着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降低。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之所以能促使妇女生育水平下降，其原因主要是：

1．妇女生育旺盛期，也正是工作学习的旺盛期，接受较高教育水平的妇女，她们的人力资本、事业心和就业机会较高。由于学习和就业的愿望及需要，她们更倾向于将育龄初期这段时间投入工作和学习，而自觉地实行晚婚晚育，明显呈现出婚龄与教育水平高低成正比的关系。

2．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妇女思想开放，她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往往胜于对多子多福的向往，这一偏好有利于抑制传统的生育意愿。2005年l％的人口调查已表明，大学教育水平的妇女中多育多胎所占比重远远低于小学教育水平和文盲妇女的人多育多胎之比重。

3．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妇女对子女素质的追求胜过数量，她们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能像自己一样甚至超过自己，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而为了培养子女，就必须集中财力和精力抚养一个孩子。

4．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妇女比较容易冲破“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不易为“多子多福”的陈旧文化所束缚，而易于从宏观上认识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5．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妇女其婴儿死亡率较低，子女的发育情况和健康状况较好，从而使生育上的“保险”和“补偿”心理减弱。

可见，生育率通过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它影响了劳动力供给的数量、结构和质量，并由此影响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的快速增长引起的人口压力往往使经济环境趋于恶化，特别在人口压力大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更是显而易见。正因为如此，为减轻人口压力对经济发展的负效应，我国曾及时制定了经济发展和人口控制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计划，使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实行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正因为人口文化科学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控制人口数量可以为提高人口文化科学素质提供前提条件，而提高人口文化科学素质又会促进人口数量的控制。

四、结论和建议

(一)经济增长对教育发展的反作用我们不仅要了解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要认识到教育经济效益的产生是以一定的经济投入为前提的。教育一定程度上是指通过人力投资的基本形式——教育投资所形成的、按照有计划发展规律去培养和训练劳动能力的活动。所以，教育协调发展根本的是要保证长期和持续的教育投入，这必须以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前提。经济增长对教育发展具有制约和导向作用。经济的发展是教育发展的先决条件，决定着教育的规模、内容、组织形式、教学方式和教育手段，经济发展水平还决定着劳动力的素质和教育培养人才的素质。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最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总之，经济发展最终决定着教育的需求与供给，进而影响教育的协调发展。

因此，我们要协调好经济发展与教育水平进步的关系，使两者间互相促进的功效达到最大。

篇8

一、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信用

这里讲的信用”,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广义信用。在市场经济中,信用集中、具体地体现在以资金为纽带的市场参与者的相互信任上。信用实现的程度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规范,社会扩大再生产就可以在正常、高效的基础上进行,反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扭曲,会波折重重。

信用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信用问题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各个角落。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参与者的信用关系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前提的有机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某些环节断裂,必然对整个网络产生连锁性的破坏,且这种破坏呈现放射性恶性扩张的特征。特别是信用网络中的某些重要环节如金融、大企业间的相互信用等出现问题,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就更为严重、影响波及面就更为广泛和深远,其实际破坏性要比表面上体现出来的大得多。

其次,信用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对社会道德水平发生影响,在一个信用水平不高的社会里,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水平都会扭曲,这就会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动摇;同时,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市场经济的保障水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严只有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其行为负责任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自80年代初开始,我国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资金渐成风气,进入90年代后,债务拖欠的规模越来越大,牵进去的企业越来越多。至今,债务拖欠关涉到几乎所有企业,整个经济领域信用严重贬值。不良的信用导致不正常的经济和金融运作:银行作为结算中介,对企业相互间的信用监督逐渐失效;因企业间相互不信任而设置的结算障碍如现金交易、款到发货等使商品流通速度减慢;商业银行在社会信用水平过低的现实下只能苛求过高的信贷安全保障,如要求贷款的高抵押率、项目的低风险性等,使得社会资金供给总量萎缩,制约社会再生产规模的扩大等。现在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良信用正从根子上腐蚀着我们的国民经济。

二、中国市场经济中形成不良信用的三大原因

(一)重复建设导致大量企业出现支付危机

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的盲目导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国的许多世界第一”就是明证:如彩电生产线的数量世界第一;汽车整车生产厂的数量世界第一;电冰箱厂家数量世界第一;摩托车厂的数量世界第一;高星级酒店的数量世界第一等。市场旺盛的短暂需求盲目引导了大量的重复建设,重复建设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业因其商品价值不能实现而面临淘汰。这些面临淘汰的企业,无例外地发生支付危机,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信用不良的发源地。

(二)企业集团不良信用成为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企业集团的组建,自8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之一。不可否认,企业集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织形式,在生产的集约化、产业的互补性、资金的集中使用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推动者就是按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等方式组织起来的企业集团。即使是现在,企业集团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依然发挥着骨干作用。西方国家企业集团的组建,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其是一种生产要素的自然组合。

我国企业集团的组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拉郎配”的产物,如早期自行车行业中“永久”集团、“凤凰”集团的组建,就是把生产同一类产品而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经营机制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的企业人为地拢在一堆,事实上成为一个松散的企业集团,这并非生产要素自然组合的结果,除了商标统一外,根本失去了企业集团资源优化组合的意义。遗憾的是,类似行为在我国风起云涌,呈不断蔓延之势。90年代以来,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加入了集团化改造的行列,企业集团”队伍更是空前膨胀。由于我国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较多,如对工商注册资本金的真实性无法实施有效监控;对企业集团并表核算的资产负债无权威机构去加以认定并负责;加上社会中介机构过多过滥而导致的不规范操作使企业资产的价值难以得到真实评定等,导致大量的企业集团空壳运行。貌似强大而实际虚化的集团”往往成为巨额融资的载体,集团在运行时其债务往往被架空,而一旦停止运行其债务就会落空。虚化的企业集团已成了吞食资金的黑洞,其不良信用是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三)泡沫经济逐渐破灭为不良信用火上浇油

我国企业的高负债经营恐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在我国生产型企业的营运资金中,负债要占到70%以上,流通型的企业则这一比例为80%以上。尤为突出的是负债基本上是银行贷款(近年来拖欠应付款已成为企业负债的重要部份,但归根结底,这一部份拖欠款又会主要转化为被拖欠企业的银行负债)。这样的资金结构,使我国市场经济对银行信贷的变动过度敏感。用银行贷款进行投资与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在投资主体对投资冲动的自我约束力度上是绝对不同的,拿来”的钱用起来总是“大手笔”!由于我们的市场靠信贷支撑,信贷一倾斜,市场就繁荣,反过来又需要更大的信贷投入去支撑这种繁荣,一旦这种繁荣畸型化,则大量的信贷资金就无法正常循环,社会信用就受到严重破坏。

近年来国际经济领域的例证和我国的实践,已充分证明靠高额信贷刺激和支撑的泡沫经济必然会逐渐破灭,进而导致大量的信用链断裂,最终对国民经济产生根本的破坏。1996年以来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近来已严重危及到号称世界经济强国的韩国、日本,并有演变成经济危机的迹象。有人将此次金融危机归罪于国际金融炒家的袭击,我认为这仅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事实上,卷入此次危机的国家均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信贷扩张的高泡沫经济国家,泡沫经济表面上十分繁荣,在金融领域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维持较长时期的兴旺发展,但过度依赖信贷的脆弱性,决定了其经受不起冲击,出问题、甚至发生危机只是迟早的事!

欧美国家对这个问题认识得较早,解决得较好,这些国家的企业,其营运资金中绝大部份是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只占其总资金运用额的15%左右,无论是单个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整体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都是比较高的。这些国家市场经济的运作基本建立在平实的基础上,尽管发展速度可能没有搞泡沫经济的国家快,但安全性、稳定性、可持续发展性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三、重整信用、再理市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要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待理之事千头万绪,但首先要牢牢抓住信用”这个纲。在目前信用水平严重滑坡的现实下,重整信用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一)由国家出面,大规模重整国有企业的信用。

国有企业现在最头痛的问题莫过于资金不足、负债过重,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并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偿付能力不足而互相拖欠货款并引起链状反应;负债过重使企业难于进行扩大再生产而导致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大量职工下岗;无力进行新投资促进产品上档次导致竞争力下降、逐渐被市场淘汰等等。国有企业形成今天这样的困难局面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过多地对此进行探究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正视现实并寻求解决办法。国家有关部门近来准备采取三项重大措施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问题:一是通过税收上照顾以增强企业积累能力;二是对原来拨改贷”的资金逐渐转化为国家对企业的投资以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三是对企业的债务委托专门机构托管以助企业解脱债务包袱。我认为前两条确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且立竿见影,后一条其利弊有待实践检验。这些措施的实施,为重理企业信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国家应委托或组织专门的机构,将企业从上述优惠条款中得到的资金优先用于解开信用上的死结。从一时一事或单个企业看此举可能收效不明显,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效果会逐渐从根本上体现出来。

(二)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应抓住牛鼻子——统借统还。

企业集团之间、企业集团与其它企业之间、企业集团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拖欠一般来说数额较大,实际债权债务关系有相当多的部份不明确。这里仅举一例:一个企业集团包括集团总部在内的多家成员单位,若都由集团作担保,或这些成员企业之间相互担保,在多家金融机构贷款,这个集团就很容易获得巨额资金。集团内部通过资金调度以后,往往会出现借钱的不用钱,用钱的不借钱,或以张三名义欠的债,而实际债务人却是李四。一旦发生信用危机,一是资金额过大难于清偿,二是债权债务关系错综复杂,难于找出头绪。近年来许多企业集团空心化动作,大量的资金金蝉脱壳,债务甩给一个空壳集团,给社会留下巨大的信用不良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大型企业集团一般来说资信情况较好,有一个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国家的大型企业集团在融资上一般都由集团统筹,纵使有的下属公司直接对外融资,其集团也实实在在地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保证资格在实有资产担保能力范围内,企业融资保证能力的真伪由社会中介机构评判并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很少有大规模诈取或套取资金的情况发生。我国有必要迅速、及时地建立企业集团融资的有效监控机制,这个机制的牛鼻子就是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手段可硬一点。对企业集团融资实行集中管理一刀切,这样,一则便于融资对象对企业集团的实力进行把握,二则也便于企业集团加强内部管理,强化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现代企业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实质上是以资金为纽带的),有效制约住盲目的投资扩张欲望。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企业的经营活力受到一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受到一定制约,但减小了泡沫经济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更有实际意义,通过整顿集团信用而促使社会信用状况好转,对理顺市场关系、规范市场行为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加强宏观调控,尽量减少重复建设。

中国最大的腐败是什么?我认为是盲目的重复建设。一个大的投资决策失误,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投资就可能付诸东流,而最终往往连基本责任人都找不到,这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教训!投资失误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破坏社会信用,因此、加强宏观调控,减小投资失误是重整信用、再理市场的重中之重。

经常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国家调控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其实,无论哪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宏观调控手段和机制都是有力和成熟的。我国现阶段不是宏观调控过头了,而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太小!可以肯定,在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市场经济的盲目调节行为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国家只有不断加强宏观调控力量,特别是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和金融调控手段,将市场盲目调节的危害尽可能降低,才能从源头上制约不良信用的扩张。

(四)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守信氛围。

建立有效的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守信氛围,是解决不良信用问题的治本工程。

现达国家普遍重视信用形象,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在那些国家里,一个企业、一个公民,若信用形象不良,会遭到社会的唾弃,并很难再有发展机会。这就使得信用问题几乎受到每一个人的珍视。企业是由人管理的,企业的信用问题,根本上还是人的信用问题。长期以来,因科技水平所限,我国经济领域信息闭塞,一些信誉扫地的企业法人和个人,往往骗了东家骗西家,一路得逞。随着电子计算机在经济领域应用的大规模推广,信息的传递、调阅已经相当简易,但我国经济领域的信用问题,却依然相当严重,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信息网络大多自成体系,这就为信息资源的共享设置了障碍。以银行为例,我国每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均自成一体,各地方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又自成体系,这样,在本系统范围内对往来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形象还勉强可以把握,但跨系统的信息就无从得知了,一些信用不良的法人和个人照样可以在各个金融系统之间游刃有余地行骗。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信用氛围。此事应该由国家成立专门的权威机构来管理,也可主要依托金融系统来进行,原因有三:

1、成熟的技术手段。金融系统经过十多年的电子化建设,计算机的普及程度已相当高,只需要由人民银行出面筹建统一的电子管理网络,就可以实现金融系统间的信息资源共享。

篇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运行业率先实现开放化，“有水大家行船”，无论个体、集体、国有企业都可以从事水上运输，水运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但同时，由于市场准入标准等种种原因，也给水上安全埋下了不少事故隐患。

跑马行船三分险。水上安全管理工作，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直接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水上安全形势好坏，既影响国家经济健康快速持续发展，又影响到社会稳定。然而，水上安全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如1999年“11.24”海难，导致“大舜号”沉没，死亡282人。2001年1月29日，重庆合川市一艘个体客船因严重超载触礁翻沉，死亡46人。这些事故的发生，不但使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损失，而且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为社会所震惊，冲击了良好的社会秩序。

而这些事故的发生与我国的水上安全管理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领导干部安全意识淡薄，疏于管理，致使安全责任制落空、安全管理措施不力是主要的原因。同时，部分水运企业对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毫不关心，重经济效益，轻安全生产，“要钱不要命”，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麻木不仁也是重要的原因。

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对社会水运资源的配置、社会分配公平性的提高是起着根本性动因的作用的。因为水上安全管理制度是作为前提条件规定了水运经济运行与社会交互关系的特征的，制度所决定的选择取向对水运企业等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稳定的均衡更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对水运生产力的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要避免负面影响的出现，就必须减少对制度的人为干扰。

无可非议，水上安全管理与我国经济发展相伴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后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水上从业人员结构变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和人员流动性的加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管理机构的改革等，使水上安全生产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诸多问题，为水运安全管理的制度变迁造就了空间。因此，我们必须掌握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在对社会心理进行充分的分析的基础上，对水上安全管理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技术必须进行矫正，从而使管理更加合乎人类社会内在发展规律。

根据制度变迁中各主体所发挥作用的区别，笔者认为水运安全管理制度变迁的思路应该是：水上安全管理机构要发挥其积极的主导作用，推动市场力量以提高资产的共性程度，特别是游戏规则的普遍适用程度，要通过法律程序构建游戏规则，使游戏规则具有公开性、普遍性、严肃性和强制性，在最大限度上减少败德性机会主义的内在冲动，增加理动机。具体地说，就是以法律制度为基础，以事故预防为目标，通过提高败德成本，提高企业自我约束力，以科技进步和管理方式现代化为手段，督促水运企业及有关经济主体提高素质，构建现代的水运安全管理机制。总结以上思路，笔者认为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必须进行五个方面的创新。

一、以人为本，创新安全文化

以人为本，体现在水上安全管理上，就是必须以保障从事水运的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为最高原则，杜绝以危害人的生命与健康去换取物的安全和经济效益的非人道行为。水上安全管理机构要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必须做到：一是要利用各种媒体和网络向全社会宣传安全知识，继续开展“安全生产月”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事故应急能力，创造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二是要切实加强水运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要突出抓好水运企业经营人的安全教育和培训。使从事水运业的所有人员在心理、思想和行为上形成安全生产的自我意识。

二、转变理念,创新管理方式

一是要实现水上安全管理从事后控制向事前控制的转变。

1999年“11.24”海难，因天气恶劣、救援力量有限等原因，长达7个小时都没有救援成功，导致“大舜号”沉没，死亡282人。就是随后不久的12月12日，在法国海域，一艘马耳他籍油轮断为两截，在风力10级环境下，船上20多名员工在很短时间全部救走。如果11.24海难救援更得力，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完全可以降到最低限度。这个事故所带来的惨痛教训，再一次提示水上安全管理机构必须加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提高应急管理水平，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需求。

目前，许多工业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符合自己国家特点的应急救援体系，包括建立了国家统一指挥的应急救援协调机构、拥有精良的应急救援装备、充足的应急救援队伍、完善的工作运行机制。国外应急救援体系的发展过程既有先进的经验值得借鉴，也有一些教训应当汲取：如应急救援工作的组织实施必须具有坚实的法律保障；应急救援指挥应当实行国家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基本原则；国家要大幅度地增加应急体系建设的整体投入；中央和地方政府要确保应急救援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位置；应急救援的主要基础是全社会总动员等等。

二是要实现由经验型管理向技术型、专业化管理转变。

过去，水上安全管理更多的是凭借规章制度的约束。诚然这种管理方式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随着当今水运行业的日益专业化，这一传统管理方式，无疑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应更多地依靠专业化、职业化队伍来实施有效的监管。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水上安全管理机构的角色的重新定位是其中的核心，水上安全管理机构不是万能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知识是有限的，知识的有限性和专用性决定了水上安全管理机构理性的有限性。因此，水上安全管理机构要学会有所为有所不为，以摆脱其“救火队”的职能与形象定位。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专家会议制是弥补水上安全管理机构知识缺陷的合理选择。当然，在举行专家会议时，参与者的广泛代表性和会议程序的高度透明性是必不可少的两大要件。

三是管理客体应由船舶个体为主的“小安全”管理向水运企业的“大安全”管理转变。

近年来发生的重特大水上交通事故集中在乡镇、个体运输企业占80％以上。因此，水上安全管理方式必须适应经济市场化和所有制结构的新变化及事故多发的特点，即由过去只注重对大水运经济主体的管理转向对各种所有制的经济主体，尤其是要强化对非公有制中小经济主体的安全监督管理。

三、科学管理，创新水运企业自我管理制度

水运企业是水运经济的细胞，是水运先进生产力的载体和经济增长的主体。水运安全工作的落脚点是企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创新是水运安全管理制度创新的基础。只要水运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做好了，水运安全生产形势才能有一个根本性的好转。当前，要逐步实现水运企业经营管理者和船员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和我会安全”转变，并形成企业安全生产的自我约束和激励机制。通过强化水运企业的安全管理，提高水运企业安全管理水平，是建立现代水运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确保水运企业安全生产，提高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措施。

四、结合先进科技，创新管理途径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要实现水上安全形势的根本性好转，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安全管理技术，如使用CCTV、AIS等技术，从硬件上做到安全管理更快、更全面、更直接、更有效，从本质上为遏制或减少重特大事故发生提供技术手段，使安全管理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从而减少伤亡事故的发生。

五、完善法制，创新管理手段

水上安全管理职责的本质就是依据国家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对安全生产主体实施监督管理和监察的行政行为。目前，水上安全管理机构必须以安全生产基本法为依据，清理、修改和完善过去各有关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条例，并同时废除与安全生产基本法不符合和不适应现实生活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条例等。

另外，水上安全管理机构应根据新形势和水上安全生产特点及发展趋势，研究和制定产业政策与中长期规划，切实改变安全管理工作只注重眼前应急，而忽视对未来防范的被动管理状况。水上安全管理工作既要立足当前，更应着眼未来，具有前瞻性，以增强对安全管理工作的预测性和指导性。

再有，应依法强化水上安全管理监察，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维护生产正常秩序。在制度创新中，水上安全管理机构的主导作用，就是制定安全方面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且社会中任何经济主体所面临的规则应该是统一的。如果一方出现严重违反安全管理的行为能够不受制裁或只被轻微处罚，那么严守规则的另一方会陷入何等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规则也就会被所有经济主体视作“空头纸文”，安全管理秩序必然无从谈起。

在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变迁中，因环境的变化，从事水运业的经济主体在不改变其行为动机的前提下，必将改变其行为模式，以便更好地与已经改变了的环境因素相适应。因此，在实施创新的变迁时，水上管理机构还必须不断对新制度进行评价。就转变后的体制而言，是鼓励一种生产性努力的行为，还是鼓励分配性的努力就是评价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变迁绩效的主要标准。

篇10

论文摘要: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本文讨论了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的支持力，建立了支持力评价的指数模型，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经济支持力进行了评价。

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支持和带动作用〕研究区域创新系统是否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否与区域经济系统相协调，是否能够很好地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其支持程度如何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使川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的支持力指数，对东部10省市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的支持力进行评价，据此分析山东省区域创新系统对山东经济的支持力

一、区域创新系统的经济支持力的内涵

区域创新系统在区域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指区域创新系统与经济系统发展的适应、协调和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因此，本文将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定义为:区域创新系统与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适应、协调程度，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与引领能力_区域创新系统的支持力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要反映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规模，以体现区域创新系统发展与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度;第二，要反映区域创新系统在区域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程度，以体现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

二、支持力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土述支持力的定义和其两方面含义，建立指标体系，应包括规模指标和贡献指标

其中，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规模用两类指标来衡量，一类指标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发展规模的大小，采用科技活动人员数和科技经费支出额;’另一类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规模的发展速度，采用科技活动少、员增长率、科技经费支出额增长率

区域创新系统的贡献指标也用两类指标来衡量，一类指标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贡献的大小，采用论文、专著、专利数量和新产品产值两个指标2其中，论文、专著、专利数量指标采用论文、专著、专利指数来表达，指数计算方法是:结合科技司科技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及实际情况，本文采用论文:专著:专利二1:4:5,最后将三部分汇成指数，称为论文、专著、专利指数另一类是描述区域创新系统贡献的发展速度，采用论文、专著、专利数量增长率和新产品产值增长率两个指标具体指标见表1。

三、支持力指数评价模型

本文以上述支持力的定义和指标体系为基础，给出新的指标，即规模指数、贡献指数和支持力指数，分别描述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规模、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支持力度

1.单指标指数计算模型

令X表示规模指标，Y}表示贡献指标，其中;.l分别表示规模指标和贡献指标选取的个数令X表示被评价的省市第i项规模指标的均值，令牲表}Js被评价的省市第J项贡献指标的均值

定义规模指标单指标指数和贡献指标单指标指数肠。分别为:

其中.i=1,2,3,4;j=1,2,3,4;m=1,2,11,10,n‘代表被评价的省市:s;‑为m省(市)第!个规模指标t-‑的指数;!h为贡献指标S}‑的指数

2.规模指数计算模型

区域创新系统的规模指标指数Y，定义为4个规模指标指数的加权平均综合指数设各规模指标指数的权重分别为1,(i=1,2,3,4)，则区域创新系统规模指数计算模型为:

3.贡献指数计算模型

(2)与规模指数计算模型同理，区域创新系统的贡献指数模型形式为:

式中:，为区域创新系统贡献指数;气,j=1,2,3,4分别为经济贡献指标指数的权重

4.支持力指数模型

支持力指数是规模指数与贡献指数的综合从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支持力的定义可以看出，规模指数与贡献指数是支持力指数中两个不可替代的因素，任何一个因素的低水平，都会导致支持力的低水平。因此，支持力指数不适合用规模指数和贡献指数的加权平均综合来构造’

变权综合原理是因素空间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原理不仅可以反映综合决策与评价中诸要素在重要程度上的区别，同时也可以反映诸要素之间的不可替代性。这种不可替代性的具体解释是:即使是最不重要的要素，只要其评价值为0，则总体评价为0为表达支持力指数中规模指数与贡献指数的不可替代性，下面给出支持力的变权综合指数模型:

式中:S为区域创新系统的支持力指数;w,指数Y和贡献指数，的常权权重值limS=0，正适合不可替代性的要求显然，,w:分别为规模limS=0以及I训此外，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当某一指标特别大时，其变权会变得较小，从而避免了由于某一指标值很大而使总体评价过程过高“

上式就是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的支持力指数模型。本文采用上述模型对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国民经济的支持力进行测度，能准确地反映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科技、经济支持的程度和贡献

四、区域创新系统对区域经济支持力的评价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差异，本文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提出的将内地划分为“四大板块经济区”的方案: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并将这四大板块划分为综合经济区。其中，东部板块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不一东、海南为一r能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系统、综合的评价与比较，而东部版块的10个省市具有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区位特征相似的特点，因此本文采用东部10省市的相关数据，评价这些省市的区域创新系统对该区域经济的支持力。年度指标数值采用2005年的数据，增长率指标数值根据2004年、2005年的数据计算得到，具体数据如表2

(1)按照(1)式计算单指标指数

(2)按照(2)式计算规模指数值其中，权重的取值，根据专家的意见，科技活动人员、利一技经费支出额、科技活动人员增长率、科技经费支出额增长率等指标的权重分别取0.3,0.3,0.2,0.2a

(3)按照(3)式计算贡献指数其中，权重的取值，根据专家意见，论文专著专利指数、新产品产值、论文专著专利数量增长率、新产品产值增长率等指标的取值分别取0.2,0.4,0.1,0.3。

(4)按照(4)式计算区域创新系统支持力指数。其中，权重的取值，根据专家意见，取0.4，取0.6。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