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问题的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食品安全问题的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发生，在身边也能发现很多食物中毒、问题食物被查处的事情，众多学者对此都有过研究，但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分析食品安全问题的文献依旧很少。本文利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一、交易成本理论概述

自1937年科斯发表《企业的性质》这篇跨时代的论文以来，交易成本的概念首先被提出来，不过科斯未给出可操作的概念和清楚明了的界定方法。之后经济学家和学者们纷纷加入到对此概念的进一步探索之中，对交易成本的内涵进行了各种界定。在众多理论中，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最为重要，他认为，要准确把握“交易成本”，需要从内涵与外延两个层次上进行探索与界定。

1、交易成本的内涵

肯尼思・阿罗（1969）在他的论文中提到交易成本这一概念，阿罗认为在市场的形成过程中，交易成本会起一个反方向的阻碍作用，交易成本属于一种经济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费用。威廉姆森认同阿罗对交易成本的看法，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交易成本就是从交易合约出发，使用不同的组织和各种制度的成本费用。

2、交易成本的外延

交易成本在实际中具体包括哪些项目类别，就是交易成本的外延。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威廉姆森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事前”交易成本；“事后”交易成本。“事前”交易成本就是在签订合同过程中，编写拟定合同、交易双方谈判以及为保障合同可以被执行的成本。“事前”交易成本的产生，是因为未来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交易双方都难以把握，需要提前制定好规则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事后”的交易成本主要有四种：第一，在交易合约执行过程中，交易行为偏离最初双方的合作目标，给交易双方带来了不适应感所产生的成本；第二，交易双方为控制未来可能产生的不合作风险，所进行商讨带来的议价成本；第三，为预防和解决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而产生的运行成本；第四，双方承诺会履约所产生的保证成本。

3、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

在日常的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交易成本为什么会产生，它是由哪些因素所影响的，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许多经济学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索，试图找到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威廉姆森对此也有研究。

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成本主要与人、特定交易、市场环境三个维度的因素相关。威廉姆森认为市场中的人是“有限理性的”，并且行为人还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特定交易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可以影响交易性质的因素。市场环境方面的因素主要就是指在现行市场中，某项交易可能存在多少交易对手。

二、食品安全问题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

1、食品安全问题现状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食品安全是指在食品生产过程中生产商对质量的担保以及购买者在使用时，不会产生不良反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食品安全是否得到保障的一个标准是消费者的健康是否被损害。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是目前社会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它紧紧关系着大众的身体健康，在国际社会上，食品安全是一个国家政府监管力度的代表。近几年，虽然中国对食品安全的监督不断加强，但安全问题仍然频发，因此规范食品质量安全，打击违法企业已成为当务之急。

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也和行业特点有关，食品的加工生产涉及多个过程，原料来源是否有保障、加工过程是否卫生、运输过程中的存储是否得当都会对安全产生影响。且中国食品企业大部分规模都较小，缺乏对安全问题的重视，只有很少部分拥有合格的生产设备。不只小企业会出现问题，三鹿、双汇等大企业也发生过重大安全问题，导致了市场购买者对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产生怀疑。

2、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分析

（1）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的交易成本。政府作为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经济人，但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其也是有限理性的，它也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考虑现实问题。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其在进行食品监管时也会有一定的获益，但同时也是要付出成本的。显性方面的成本有各种政府在行使管理责任时的费用以及处理诉讼纠纷时的费用。隐性成本主要是为了提高监督力度而雇佣更多工作人员和增加监督次数而产生的，因为政府缺少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会隐藏违法生产，政府要想有力监督，必须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与财力，因此，政府的交易成本会非常高。且目前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属于好几个机构部门的任务，在监管过程中存在重复投入问题，发生问题时，机构之间会相互推诿。

（2）企业生产安全食品的交易成本。产权界定成本是食品生产中安全问题方面的一项重大交易费用，但生产商在寻找合适交易对手，商议食品成交价格和食品合约的拟定与执行中还存在着许多交易成本。食品企业作为一个企业，其目的也是利润最大化，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它会采取各种办法来降低生产成本，以获取利润。在这个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企业会将消费者的健康问题抛到一边，在生产过程中添加各种化学物品。在政府加大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监控的过程中，受管制的企业必然要引进新的设备来保障食品质量安全，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一笔生产成本以外的费用，会提高总的成本数额。

如果食品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添加一些有安全隐患的添加剂，一旦被监督机构发现，则会被惩罚，所以企业会衡量违法生产的收益和被发现的罚金数额，如果收益大于罚金，则企业会违法进行生产。目前，中国政府监督部门对食品企业违法生产的处罚力度较小，所以，很多企业都抱着侥幸心理违法生产，只为了追求短期的高利润，使用劣质食品原材料与化学添加物，无视消费者的健康。通常这些企业规模都不大，而小型企业并不太注重企业的声誉形象。但也有一部分大企业在利润的驱使下违法生产，例如三鹿的奶粉问题，这些现象会发生，最终原因都是违法生产的成本低，而收益很大，趋利性使得企业无视自己的社会责任生产劣质产品。

（3）监督组织的交易成本。目前，中国大部分食品加工企业规模都比较小，70%的企业都属于小作坊只有十几个员工，卫生情况较差，想对目前的这种状况进行全面整改，交易成本巨大。而食品检测组织和政府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责任主要有政府承担，第三方组织基本不会受到影响。相关的行业协会虽然也会对食品安全问题制定质量标准，但通常协会工作人员都与食品企业有种种联系。所以各种第三方组织和行业协会为了自己利益考虑，会与企业合谋，这样就会产生食品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三、政策建议

从交易成本理论角度来看，虽然无法彻底消除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但可以通过一些手段降低该类问题的发生频率。

1、健全食品安全制度规范

制度的一个重大作用就是降低交易的成本，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从侧面也反应出中国目前食品安全方面的制度体系还不够健全。政府可以从制度方面着手，来对食品生产者的行为进行规范。虽然中国自2009年就开始实施食品安全条例，但是该条例还难以遏制许多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为防止企业违法生产，政府应该加快步伐对相关制度领域进行建设，制定更严格和明确的食品标准体系。

2、提高相关机构的失职成本

目前，食品安全监督的技术水平还不够发达，监督部门的责任不够明确，为了防止监督部门与一些企业进行合谋，要明确监管部门职责，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时，整个监管部门都应该被追责，并且对其要从重罚，以降低其犯错的概率。当食品安全问题出现时，还要严格追究食品检测机构的责任，要求其对问题负责。

3、增大食品企业违法生产的成本

对于一些存在失信行为，忽视社会责任而违法生产的企业，政府要对其进行惩罚，例如可以吊销违法企业的营业执照，对于一些违法行为较为严重的企业，在必要时，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使其承担高额违法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失信行为所取得的利益大于失信行为的成本下，该失信行为将不会停止；相反，收益小于成本时，失信行为将会大大减少。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应该增加处罚力度，大幅度提高违法生产企业的失信成本，使得企业规范生产，远离失信行为。

4、加强社会公众和媒体对政府部门的监督

中国食品问题不断涌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门存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所以，应激励社会公众和媒体对政府部门进行全面监督。可以赋予公众一些例如批评建议权、申诉控告权等监督权力并且使其合理化。政府也应该允许媒体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以及报道，使食品安全得到透明化管理。有了以上这些社会监督的存在，政府监督部门的交易成本上升，机会主义行为将会减少。

【参考文献】

[1] 孙经纬译.普特曼.企业的经济性质[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 张群群，黄涛译.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 朱舟，黄瑞虹译.约翰・克劳奈维根.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4] 王铁生，葛立成译.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5] 王健，方世健等译.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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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0-0065-02

食品添加剂被提出、认识、具体研究的历史还不长，它通常被认为是现代食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具有工业角度的食品添加剂的研究历史也不长。可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实际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过程却值得追溯。然而消费者在正视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同时，也对各种食品添加剂有所顾虑。近年出现了一系列似乎和食品添加剂有一定的关系的如吊白块、毒大米、苏丹红事件等都给国人敲响了警钟。引发了我国人民对食品安全性问题的新一轮思考的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极大震动和广泛关注。

一、食品添加剂的分类

目前，关于食品添加剂的具体分类意见并不统一。叶永茂称，国内外的食品添加剂常用的超过7000种，有证可查的则达到23000余种，其中香料约占85%。汪丁丁认为他提出的关于食品添加剂最常用的约有500—800种并不认可，他认为有2200种左右。在美国，受管理的食品添加剂有1955种，允许商业使用的有2322种。欧洲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1500—2000种之间，韩国则在1200种左右。在我国，已经制定的食品添加剂GB和行业标准有231种，批准使用营养强化剂65种。关于允许商业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官方公布有明确数字：2001年为1538种；2004年为1857种，其中包括食用香料1049种；2006年为2236种，其中包括食用香料1419种。

国际上按照食品添加剂的来源统一制定了食品添加剂的通行标准，宋迎昌据此引用，将其分为天然提取物（如姜黄素、辣椒红素、甜菜红等）、用发酵等方法制取的物质（如红曲色素、红曲米、柠檬酸等）、纯化学合成物（如觅菜红、山梨酸钾胭、脂红苯甲酸钠等）三类。

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按照食品添加剂的功能同样对其分类有所规定，李保明据此引用，将其分为础剂、防腐剂、乳化剂、着色剂、护色剂、漂白剂、抗结剂、被膜剂、消泡剂、膨松剂、增味剂、酶制剂、甜味剂、增稠剂、抗氧化剂、胶姆糖基、酸度调节剂、面粉处理剂、水分保持剂、营养强化剂、稳定凝固剂等22类。

二、我国食品添加剂的研究现状

（一）科技伦理视角下的重新解读

现代意义上的食品添加剂既是化学产物，也是科技发展的产物。邵继勇认为，目前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研究主要是在科学技术层面比较深入，在科学伦理研究却起步较晚，尤其是哲学、伦理学层面非常薄弱。而我国食品安全伦理的基础体系，应将重点放在安全与健康、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方面。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科技伦理学研究就已经起步，甘小平认为，应当在科技伦理方面对食品添加剂进行哲学范畴的研究。事实上，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的《科技伦理学》（徐少锦），江西人民出版社在2005年出版的《自然的伦理尊严》（李培超）、《生物安全》（刘谦和朱鑫泉），和具有龙头引导意义的邱仁宗教授的《生命伦理学》一书中对食品添加剂的伦理研究，都突显了科技伦理学著作的生命伦理问题。作为国内生命伦理学的元老之一，邱仁宗教授在文中提出了效用原则、尊重原则、不伤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等生命的基本原则，他的坚持“以人为本”的观点是食品添加剂安全使用参考的基本原则，也是食品添加剂伦理体系的构建的指导方针。

（二）食品添加剂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思考

为了定义食品添加剂的广泛含义、介绍其具体应用情况、规划当下食品添加剂的未来走向，陈永红、胡慧媛在《对食品添加剂引发的安全问题的思考》一文中，利用文献综述了食品添加剂的安全问题，从现实出发追本溯源指出如何应对相应的问题采取正确的对策措施。

邹志飞、刘志江、徐少锦等则从如何合理区分食品添加剂的种类、解读食品添加剂的含义、明确不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危害以及适当引导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剂等四个方面分别撰文，试图提供正确的方式引导消费者准确认识食品添加剂，约束食品加工者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剂。

通常认为，防腐保鲜类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应该作为进出口食品监管中的关注重点。于水莲、甘小平等提出，为禁止违反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进口食品进入国内，确保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符合进口国（地区）标准，应建立健全完善的参考根据。

三、简析当今我国科技伦理视角下的食品安全问题

李卫华、郑健认为曾经的食品免疫制度是对食品企业道德监管责任的缺失。原本为了避免重复检查、减轻企业负担而施行的食品免疫制度却导致了始料未及的后果。首先，它误导了消费者，使得他们以为“免检”产品即可放心；其次，没有负担就没有动力，部分居心不良的企业，企图一劳永逸；再者，为企业发放的“免检”标志，使企业在未来三年内弄虚作假成为可能。

消费者信息不对称、销售商诚信丧失已然成为新的食品安全问题导火索。陈勇、林德宏认为，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地位悬殊，加之部分销售商诚信缺失、故意夸大产品功能，甚至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公开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借高科技之名行欺骗之实。消费者对所供应的商品没有足够了解和认识，这个群于食品供应链的最底层，仅能通过自己的购买经验、主观想象和销售商的广而告之来决定消费；而对自己销售的食品性能、特点的掌控是销售商的绝对优势。

罗国杰说，科技本身是无法选择应用主体和应用目的的，而科技应用产生的两面性是指其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影响。当然，我们不能将科技应用过程中产生的消极作用归责于科技本身，毕竟只有应用者才能决定应用目的。所以我们说科技应用者的目的不能等价于科技创新者的目的，这就要求我们理性面对我国食品行业中出现的科技伦理道德严重缺失的现象。

部分食品行业的科技工作者沦丧职业道德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直接原因。王慧芳认为，食品行业的个别科技工作者违背自身职业道德，单纯为谋取个人私利，以至于丧失做人良知、违背法律法规在食品中添加一些的有害物质，弃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于不顾。科技工作者切忌把对功名利禄作为追求目标，否则必然导致其道德责任感的淡薄，危害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谐。

四、关于食品加工业科技伦理构建的再思考

在科技伦理视角下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再思考，是构建食品加工业科技伦理的必然要求，是我国食品行业稳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现阶段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哲学反思。

对食品安全管理体制进行深度改革、完善运作机制、建立可行的食品安全保障标准体系、监督食品安全控制体系等是叶永茂教授所一直坚持的。无独有偶，张长元、郑风田等则更具体地提出了我国现今阶段应该在监管体系的权责明晰、应急处理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风险和信用体系的评估与维护等方面来促进并保障我国的食品安全。

张永建认为应该从供应链的角度对食品安全进行管理控制，这是一个匠心独具的科技伦理视角，不仅有理论价值，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在对科学家及其科学共同体在研发和使用食品技术过程中的科技伦理的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其应遵守的伦理规范和应承担的伦理责任，提出了切实有效的、可行的对策。

参考文献：

[1]丁松林.食品安全与道德规范[J].中国食物与营养，2004，（12）：18.

[2]邵继勇.食品安全与国际贸易[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3]王慧芳，陈勇.三鹿奶粉事件引起的思考[J].中国食物与营养，2009，（7）：13.

[4]郑健.食品添加剂及其对食品安全的影响[J].企业科技与发展，2009，（20）：126.

[5]叶永茂.食品添加剂及其安全问题[J].药品评价，2005，（2）：81-90.

[6]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社，1989.

[7]付静.科技伦理学[M].重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8]董成惠.从信息不对称看消费者知情权[J].海南大学学报，2006，（1）：12.

[9]王桂华.完善我国乳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的对策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07.

[10]谢敏，永达.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2，（1）：64

[11]任爱玲.科学家伦理责任的哲学思考[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12）：37.

[12]马文彬、孙向军.科技与伦理的思考[J].道德与文明，20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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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X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1-0094-01

前言

古人常说“民以食为天”，尤其能够看出食品对于人们生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要想提高食品的安全性，除了人们自身对其种植和生产进行监管以外，还应当加强环境保护工作，以降低食品所遭受的污染，并为食品的种植和生产提供良好的保障。虽然我们高中生无法全程参与到食品种植与生产过程中，但是我们可以发挥自身的监督作用，对环境和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确保两者能够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下面笔者就对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现状进行阐述。

一、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现状

近年来，我国频发各类食品安全问题，引起了国人的高度重视。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因素有很多，如食品监管体制不健全等[1]。而食品质量问题主要集中在种植和生产过程中，主要体现在：（1）种植问题。很多农民在种植食品原材料时，为了追求产量和外观，很多时候忽略了农作物的质量，通常会使用一些违禁农药，这样不仅会影响到农作物的质量，还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另外，还有一些农民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没有充分考虑到种植位置等因素，如果在重工业园区附近进行农作物的种植，虽然也能够种植出农作物，但是农作物极容易受到重金属污染，从而造成食品安全问题。（2）生产问题。很多食品在供人们食用之前都会进行再加工，而再加工的过程若不合格也会造成很多食品安全问题。例如，我国存在很多食品小作坊，这些小作坊当中很少有国家所颁发的经营许可证，而且其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很多方面都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甚至可以用脏乱差来形容。在这种环境下生产出来的食品，极容易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甚至威胁到人体健康，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尽快加以解决。

二、对食品安全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

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各个地方的环境也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这些环境上的破坏严重影响了我国食品的安全性。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当前影响食品安全的环境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生物因素。生物污染是产生食品安全的主要原因，其所产生食品安全问题具有很大危害性，如在我国香港所发生的禽流感事件等。其次，化学因素。化学因素是当前我国引发食品安全问题最常见的因素。现阶段，我国在种植食品原材料时，有的农户为了能够使种植出来的农作物看起来品质更好，经常会使用一些具有较强污染性的农药，这使得农作物也带有一定的毒性，从而威胁食用者的身体健康。还一些食品的生产厂商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会采用质量较次的包装材料，这种包装材料当中残留很多有害物质，当这些有害物质深入到食品当中，则会造成较为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最后，不确定性因素。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出现和应用，根据当前技术无法准确判断出转基因食物是否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尤其是其所具有的长期效应。上述种种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需要人们加强对其的管理，来保障食品的安全性。

三、加强环保工作缓解食品安全问题

1.使用环保药剂种植农作物

用大量药剂种植出来的农作物具有一定的危害性，使人们开始注重选择和使用绿色农产品。通常绿色农产品都很少使用化学药剂，但是在这种种植模式下农作物的产量相对较低，无法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而且生产成本也较高，不利于规模化种植生产[2]。因此，我国相关企业开始开发生态环保药剂，在保障农作的质量和产量基础上，尽量降低其给环境所造成的污染，不仅能够起到很好的环保作用，还能够有效降低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应当普及使用此类药剂。

2.加强企业环保工作

重工企业是给环境造成污染的重要源头，其所造成的水土污染和空气污染都会严重影响到附近农作物的种植[3]。所以，企业应当加强环保工作，应当引进先进的设备对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气、废物进行处理，在满足生产需求的情况下也能够达到我国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农户在选址时，应当尽量避免选择在工业园区附近，以免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3.加强对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管

政府部门加强在食品生产方面的监管工作，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措施。首先，应当取缔小作坊。政府部门应当对容易出现小作坊的地区进行严格排查，避免更多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流入市场。其次，加强对大型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大型食品生产企业如果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其所造成的危害性更大（如三鹿奶粉事件），应当加强对其的管理，使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能够达到食用的标准。只有政府部门加强对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管，使其在生产过程中能够严格按照我国规定的标准进行操作，才能保障食品的安全性，有效避免出现安全问题[4]。

总结

总之，食品安全和环保两者之间一直都存在紧密的联系。食品在种植、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会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如果环境被破坏的较为严重，产生了污染，那么必将产生重大食品安全问题。因此，应当加强环保工作，不仅能够保护环境，还能够促使食品得到安全保障，避免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对我们高中生的健康成长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颜易.圣通环保：从源头解决食品安全问题[J].国际融资，2013，03（07）：32-33.

篇4

②.

③黄祖江：《食品安全问题成因及其预防对策——基于广西禽畜生产现状与道德资本投入的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④肖群忠：《道德危机的拯救与文明大国的崛起》，《西北师大学报》2012年第1期。

⑤葛晨虹、袁和静：《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问题与道德重建》，《道德与文明》2012年第1期。

⑥《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39页。

⑦向建州：《加强食品安全伦理培育和建设》，《中国食品安全报》2012年3月27日。

⑧[荷]E·舒尔曼：《技术文明与人类未来》，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⑨《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73页。

⑩王秀清、孙云峰：《我国食品市场上的质量信号问题》，《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5期。

篇5

民以食为天，现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仅要求三餐相济，更要注重吃得有品质，吃得安全放心有营养。但目前绿色和平报告的显示，不禁让我们不寒而栗，不少知名服装产品上残留的有毒有害物质，在洗涤过程中会大量释放出来，将这样的水排放到河流、湖泊和海洋中，会极大地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这样的报告不禁让我们回忆起了三聚氰胺事件，它造成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国内的奶制品行业也受到了空前绝后的打击。国家免检产品制度也因此被彻底废除，而名优产品也似乎一夜之间替代了公众心中的免检产品，大家都对它青睐有加，成为公众的首要选择，但是名优产品的后续发展却差强人意。

一、 “名优产品”热背后的故事

（一）什么是名优产品

产品的名优称号和名优标志是指经消费者、有关社会组织或者行政机关评选，对达到一定产品质量条件和质量保证能力的生产者，允许其使用的证明产品质量水平良好的产品质量称号或者标志。

国家承认的产品名优称号和产品名优标志是专指依据原《国家优质产品评选条例》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的优质产品评选规章中所规定的荣誉称号、荣誉标志，其中荣誉标志包括金质奖章、银质奖章。另外，一些国际公认的产品名优标志，我国政府也予以承认。

（二） “名优产品”热的表现

名优产品基于自身长期以来优异的质量、良好的口碑，更重要的是官方组织机构的鉴定和认证，让人们对于它的品质更加深信不疑，即使多花些钱，人们也会觉得物有所值，毕竟在这个社会什么都讲究个幸福指数，吃得安全、用得放心，才可能谈得上幸福。免检产品因其在技术上和创造上的巨大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经过反复的试验和反复的攻关，相对于其他同类产品而言包含着更多的社会生产价值，同时也凝聚着其他众多产品劳动的价值。

“名优产品”热现象出现的原因和当初“免检产品”热现象的出现的原因如出一辙，都是顺应了现代消费者的使用价值观，人们的需求不再仅仅停留在实用的价值要素上，单单满足吃得饱、穿得暖的要求，而是要求全方位地满足人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享受，所以即使价格偏高，人们对于名优产品也是趋之若鹜、竞相购买。追求“名优产品”的消费心理实际上是一种对高层次消费的热衷。在这个由温饱型向享受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和低估消费者在精神上的追求，而“名优产品”作为凝结着人们精神和物质结合的高层次产物，势必被消费者所青睐。

二、“名优产品”质量问题的分析

（一）“名优产品”的生产是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科学日新月异，名优产品虽然有着先天优势，但如果不思进取，在优胜劣汰的商品市场经济时代的今天，也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只有不断进取才不会被残酷的市场竞争所淘汰。目前市场上出现的一些“名优产品”的倒牌现象就是最血淋淋的教训，这也无疑给“名优产品”的生产厂家敲了一记响亮的警钟。

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名优产品”的质量稳定是一种持续着的动态稳定。即使在同一批次生产出来的产品，它们的质量也会参差不齐，这就是为什么厂家一般都会生产比订单要多的货物数量，以此来保证提供的是较好的质量水准。人们的物质需求是不断增长的，没有任何一种“名优产品”是长期不变而能永远得到消费者的欢迎，只有不断创新、不断改进、不断进行量变的积累，才可能发生质的飞跃，永远保持自身的优势。

（二） “名优产品”评比渠道过多

“名优产品”称号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家都有目共睹，1979年以来，我国每年都有一批产品获得国家、部委和省市的名优产品称号。迄今为止，全国有300多个产品获得了国家的金奖和银奖。此外，不少地区的新闻机构、民间组织，如报社、消费者协会，也评选了一些名优产品。而正是名优产品评奖的渠道过多，没有统一的评选标准，有的人为主观性过多，评选有失公平、公正、公开，有损名优产品称号的声誉。有些评选往往不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查，更有不少单位以评选名优产品为盈利手段，致使有些名优产品名不副实、质量低下，使名优产品称号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大打折扣。

（三）“名优产品”企业生产经营者的产品质量意识不强烈

正是因为现在的厂家拿到“名优产品”头衔后，便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虽然说如今越来越多的“名优产品”被曝光出各种各样、形形的问题，在消费者唏嘘不已之际，抱着侥幸心理的其他厂家依旧我行我素，只争朝夕的利润，而不顾企业的长远发展。名优称号、名优标志是有一定时效性的。一般名优称号、名优标志的有效期为3至5年，是获奖时产品的一种荣誉。超过时效后，名优称号和名优标志就会成为历史。表面上看，“名优产品”质量下降只是一种物质现象，但根本问题却是人的主观意识。真正决定产品的销路的关键因素不是名优称号，而是过硬的产品质量，名优称号这个外体因素给人的影响的确是有，但是这个因素与产品质量相脱节的话，这样的影响只是暂时的、有限的。

（四）“名优产品”扩大生产带来的质量弊端

名优产品大受消费者青睐，需求的不断增加势必导致产量的增加，这是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的必然结果。企业为了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行扩产，提高效益，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生产设备的落后，传统的加工方式，没有足够配套的物质技术条件保障，而只是单单依赖招募临时工，进行简单培训，让员工加班加点，致使“名优产品”的质量得不到保障。因此员工素质的落后、机器设备的陈旧、产品质量标准的下降、原材料供应的不足，当然会直接影响产品的最终质量。

某些“名优产品”企业自知内部生产的局限性，便在全国各地找联营协作伙伴，以此来扩大生产，提高规模效益。但是目前很多“名优产品”的质量曝光问题虽然直指“名优产品”这个品牌，但是具体生产的厂商却是联营合作企业，联营合作企业往往没有创立这一“名优产品”品牌的龙头厂家对这个品牌有着深深的认知感和责任感，他们往往更注重产品的收益问题，而忽视品牌问题。一些联营合作厂家的产品质量问题不过关，其主要责任当然是联营厂家这个生产商，但是龙头厂家的不负责任也是一重要因素。很多龙头企业在选择联营协作伙伴时，不对联营生产厂家做资信调查，只是为了扩大生产，盲目延伸生产范围，即使对方不具备生产名优产品的条件，也依旧靠出卖自己的商标来谋取一时的利益。

（五）“名优产品”管理上存在的纰漏

“名优产品”的管理可以分为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内部管理就是指名优产品厂家对自己的名优产品的管理，也包括龙头厂家对联营协作伙伴生产产品的管理。龙头企业对联营企业生产名优产品的负责态度不仅仅反应在选择联营厂家时对其进行的资信调查等，而且应该将这种负责态度贯彻到联营厂家日后生产产品的质量检测、设备更新、员工培养、技术改进等方面，作为龙头企业，引领联营企业保质保量地为消费者提供可靠的名优产品。从外部管理来看，现在是商品经济的时代，市场经济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弊端，容易陷入市场失灵的境地。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单单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我调节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干预和调控。因此要维护市场稳步健康的发展，必须确保这“两只手”的协调配合。质量检测部门以及其他的质量检测机构要提高相关的名优产品的质量检测手段，制定有理有据的规章制度，完善名优产品质量检测以及质量安全保证的法律。

三、从法律角度完善“名优产品”的保护制度

国家评选名优产品的目的，一是为了提高被评选上的名优产品的知名度，培育行业品牌，增强企业的市场综合竞争能力，推动行业发展、科技创新和产品质量的全面提高。二是为了充分调动广大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创优积极性，让名优产品带动整个产品不断跃向新的高度。为了更好地评选名优产品、更好地保护评选出来的名优产品，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建立和完善一套严格的、科学的评优制度

建立和完善一套严格的、科学的评选名优产品的制度，以此来确保名优产品的高水平。不言而喻，名优产品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要实现以评优促创优，提高企业的创优积极性，我们必须严格把握评选这个环节，加强质量监督检查，防止以次充好、败坏名优产品称号的现象产生。为了改变评优渠道和奖牌的多而滥的情况，我们可以针对性地只设立国家级与部委级和省级这两个级别的名优产品，并且对同一种产品统一对名优产品的评奖评优规范，并根据产品和行业的特点，对不同种类产品的评选细则具体地加以规定。名优产品的质量不过关污染的仅仅是水流，而名优产品评选制度的失败污染的就不仅仅是水流问题，而是水源了。只有对评选名优产品的这个环节加强管理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二）增强消费者对名优产品的法律保护意识

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向社会和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以此来获得经济或非经济上的利益，所以消费者作为商品的最终消耗者，其对名优产品的法律保护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名优产品的保护问题。通过全社会的普法教育，人们普遍从过去的不懂法、不知法的现状走出来了，逐渐形成了品牌意识，在选购商品时会更多地倾向于选择社会认知度高、有专业机构认证的产品，这个大前提对消费者形成名优产品的法律保护意识是很好的铺垫。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应该依旧加强对名优产品的宣传，让消费者从心底对名优产品有认同感；与此同时要加强对名优产品的监管，让消费者对名优产品的信赖无后顾之忧，并可以通过完善消费者的救济手段，让消费者在受到名优产品侵害而造成损失时可以通过多种手段进行维权和救济。

（三）企业加强对名优产品的法律保护意识

要保持名优产品在同类产品中的优势，必须依靠技术进步，确保名优产品优质，只有促进技术进步，有效提高产品质量，才能推动创优保优的顺利开展，企业才能从自身做好对名优产品保护的第一步。在扩大生产、增加产品批量、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慎重选择联营合作伙伴，适时清理一些不符合要求的联营合作伙伴，纯洁联营队伍，排除不好的质量牵制因素，这样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降低企业因内部监管不利而产生的质量风险。

不仅如此企业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对名优产品假冒的短期盈利行为进行严格的打假防伪，否则不仅会侵害名优产品品牌的形象，而且会直接影响名优产品生产企业的经济效益，致使真正的名优产品最终被市场所淘汰。对于发现的侵权行为，企业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奋起自卫，企业可以每年都从盈利中划取部分作为打假防伪、保护名优产品形象的专项资金。

（四）引入法律机制，严格名优产品质量责任问题处罚

名优产品作为一种包含更多社会劳动成果的产品，其自身相较于同类产品包含更多的价值，因此根据其特殊性，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其质量检测，完善外部监控体系。比如可以设立消费者免费委托检验制度，消费者对名优产品质量有异议的，可以向政府设立的免费检测的专门机构申请检验鉴定，从而进一步遏制假冒伪劣名优产品的蔓延。众所周知，所有食品生产及相关行业都要办理生产许可证，取得QS认证，确保质量安全，而名优产品对于质量的要求更是不言而喻。加快我国名优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进程；根据我国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领域具体情况，制订具有可操作性的过渡标准或分级标准，加快我国名优产品认证的国际互认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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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2008年，三鹿奶粉因为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11年，双汇火腿肠又涉嫌瘦肉精。到2013年，社会上又出现了老鼠肉假冒羊肉的食品安全事件。在社会层面加大食品安全的关注力度的努力下，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的食品安全事件，所反映的社会诚信的缺失背后，又有与消费者与政府部门等相关的诸多原因。深入并全面地探究食品安全问题存在的根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整个社会安定和人民健康都有重大的意义。本文正是基于该出发点，运用博弈论的有关模型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探究。

二、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博弈论分析

本文从博弈论视角，所分析的有关食品对象都设定为食品生产中存在的优质商品和劣质商品，其中优质商品中既包括高质量生产、不需要进行伪造的商品，又包括原本不属于优质产品，但通过生产过程中添加超标有害物质、对食品表面进行虚假美化等手段进行伪造而成的“优质商品”。劣质商品在本文中是相对概念，不是指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而仅仅指品质以及价值不及高品质食品，可以通过伪造进行改良的食品，且伪造成本较低，伪造的食品才存在安全问题（如三鹿奶粉伪造前只是蛋白质含量较低，不存在安全问题，但伪造成高品质奶粉后能获取更高的价值，但因此出现安全问题）。

（一）食品生产厂商之间的博弈问题分析

在分析食品安全问题时，食品生产厂商属于主要参与者，因此，我们需要首先分析在不考虑其他外部因素的情况下，食品生产厂商生产非安全食品的动机。本文将首先运用博弈论构建相关模型分析食品生产厂商之间的博弈问题。

1.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分析

2.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

该博弈分析的结果显示，通过较低的伪装成本能达到较高价值的食品促使生产厂商进行伪造达到高品质的概率较高。结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分析的结论，从生产厂商来看，通过对劣质商品进行伪装赋予其较高的价值，并因此获得较高的收益，于是食品安全问题由此产生。在分析了食品生产厂商的博弈问题之后，本文将进一步引进消费者，探讨消费者与食品生产厂商的博弈。

（二）食品生产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分析——基于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

（三）食品生产厂商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分析

在与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群体中，除了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政府监管部门在食品安全问题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继续运用博弈论的有关模型对引入政府监管部门后的食品生产厂商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过程进行分析，首先做基本假设如下：

该结果表明，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存在的原因之一还在于政府监管部门的不力和对非安全食品生产厂商的惩罚力度不够。而政府部门需要降低监管成本、加大惩罚力度，从而减少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

三、政策建议

通过运用博弈论知识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得出造成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出现的原因，分别从食品生产厂商之间的博弈结果、从消费者与食品厂商的博弈结果、从政府监管部门与食品厂商的博弈结果来看，食品安全问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厂商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造成诚信的缺失，消费者对非合格食品的辨别能力较差，购买非安全食品的概率较高，政府监管部门监管不力，且对非安全食品生产厂商的惩罚力度不够。针对我们对食品安全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我们相应地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针对食品生产厂商的建议

1.增强诚信意识

食品生产厂商的生产状况直接关系到食品的质量问题，因此，食品生产厂商应增强诚信意识，遵守职业道德，在食品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质量标准进行生产，提供安全无害的食品。

2.提高生产技艺和生产率

食品生产厂商应注重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技艺来提高食品价值，降低生产成本，而杜绝采用非法手段对劣质商品进行伪造，通过切实提升自身生产能力来实现较高的利润。

（二）针对消费者的建议

1.增强对伪造商品的判断辨别能力

消费者在实际购买食品的过程中虽然有时难以辨别食品的质量，但对有些过分光鲜的水果或者诸如地沟油、硫磺熏制银耳、化学原料浸泡的食品等通过感觉器官就可以辨识的非安全食品，则要加强对辨别技巧的了解，增强辨别能力，降低购买非安全食品的概率。

2.提高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意识

当消费者购买了非安全食品时，应及时向政府监管进行检举，增强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意识，减少非安全食品的社会危害。

（三）针对政府监管部门的建议

1.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

政府监管部门应认真执行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同时完善相关规制，减少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

2.加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增强对非安全食品的惩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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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3-0124-02

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这些食品安全事件接连发生，绝非偶然，在它的背后存在着深刻的必然性。从社会学“失范”和“越轨”的理论角度入手，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了解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原因，进而寻求应对的措施，努力探索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途径。

一、宏观层面：失范理论视角下的食品安全问题

1.失范的理论研究。“失范”一词最早由法国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出的，指的是缺少规范，是一种混乱无序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状态。这种状态是由于个人对于自身的欲望以及为实现这种欲望而采取的行为缺少规范而引起的。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下，社会的各个部分处于整合状态，是井然有序的。人们的行为在社会规范的可控范围内，处于正常状态。但是当社会发生变动时，原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就会被打乱，原先约束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会发生变化，已经不能有效的约束人们的行为了。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认为失范是“规范的缺席”，既对于现存的社会规范，人们缺乏广泛的认同，从而使社会规范丧失了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状态控制的有效性，同时也丧失了对人们的欲望和行为的控制效力[1]。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埃威将心理学的失范定义为“个人对社会依附感的断裂”，他将这种断裂与当代社会的三种病态特征——文化断裂、资本的竞争、社会变迁的暴力——相联系而构成了三种社会失范的维度。剧烈的社会变迁则可以由这些人来解释，“他们失去了往日价值观的基础”[2]　（R.　M.　Maclver，1950）。

2.社会价值和道德的失范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的转型期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首要的原因是社会价值和道德的失范。在转型社会中，在市场经济下，出现了竞争和利益冲突，导致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出现多元化。在此情形下，价值观和道德观对人们的影响日趋减弱。当旧的社会规范已不适应社会发展，人们的行为已不受旧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控制时，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还没有被人们所接受、所遵从时，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大量的社会失范现象。中国的经济体制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变化成现在的市场经济，从以前的有限的市场变成了一个无限的大市场。在有限的市场里，大多数产品的提供者，往往与这些产品的消费者有着面对面的直接交易的关系，并存在着长期和稳定的合作关系，在这样的前提下，诚实守信是一种理性并且是唯一的选择。当其被道德化表述之后，遵守它更能得到社会认可和现实利益的双重收获。因此，其价值和道德说服力就得到了强化并被普遍的接受。但随着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多数产品的提供者，与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减弱或根本取消了这样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预期交易只有一次，诚实守信可能成为一个非理性和非唯一的选择。这就表明了价值失范和道德失范是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不可规避的现象。

二、微观层面：越轨理论视角下的食品安全问题

1.越轨的理论研究。按照最简单的社会学的理解，越轨就是指违反或者背离公认的社会规范；越轨行为就是指与一个群体或社会的标准行为或社会期待相违背的行为　[3]。李向健（2010）对越轨行为给出了如下的定义：　越轨行为是指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于违背了群体或社会的重要规范而被该群体或社会中大多数成员予以负面评价并引起人们试图对其进行控制的任何行动、言说、思想以及观念　[4]。默顿认为，社会为每个社会成员都规定了目标，但是社会在结构的安排上并没有为每一个人提供达到上述目标的合法手段，即社会结构的特征并不一定能为所有的社会成员提供条件，使其达成目标。如果个人为了达成目前而采取的行为和社会的要求和标准发生了一定的偏离，就属于越轨行为。越轨行为的本质是由于目标的实现和社会化制度之间无法达成一致时，发生冲突而造成的结果。

2.　越轨行为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越轨行为的本质是行为本身偏离了社会的标准和要求。正常情况下，获取利益的合法手段是在正常的社会规范下，用合理的成本获利。越轨利润则是通过违反正常的社会规范的行为，用最小的成本来获取最大的利益。在社会转型期，为了达成“既定目标”，有些人在靠合法手段不能获取财富，就可能靠不合法的手段获取财富，这就是一种越轨行为。这也就不难解释在当今社会，会出现那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当人们发现，越轨成本越低时，越轨利润就会越高。这时人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采取这样的行为，在经济上是“合算”的，所以其越轨行为的发生率就可能越高。当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后，人们发现所有或大多数这样的越轨行为都变得很“合算”，而相应的风险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时，越轨行为就可能大量增加，这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越轨行为中，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发生。

三、社会转型期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应对措施

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社会转型一样，尽管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是一种理性的、有序的、稳步向前发展的过程，但是还是会不可避免的出现社会失范现象和各种越轨行为，给现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理念、文化思想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为此，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有效的改变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

1.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重建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应与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相一致，强调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位一体的道德观，使道德观和价值观成为社会成员自觉的行为准则，发挥道德对于个人行为的自律性，重塑社会和个人的正确价值观。对整个食品行业来说，如果遵守道德观和正确的价值观，合法经营的话，可以首先实现行业利益，其次实现企业和个体的利益；相反，如果不遵守道德观和不正确的价值观，违法经营的话，就能先实现企业、个体的利益而损害行业的利益。所以如果食品行业的企业或个体降低成本的话，就可能违背价值观和道德体系而取得最大的利益。那么整个食品行业的道德水平就很难建立起来了。因此，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是食品企业和个人的根本。

2.加强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管，建立统一的监管部门。食品安全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是单独的一个部门能完成的。我们应该重新界定食品安全各个环节中的各个部门的职能范围，使之职能不相重叠又无疏漏之处，以此避免互相推诿或无人管理的情况。同时，要建立起统一的监管部门，对现有的资源进行整合、优化，发挥其最大的效力，有效的管理、监督中国的食品安全。政府部门应该出面牵头，组建由各个食品相关的职能部门和专家学者、权威人士组成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全面、统一的管理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各类事项。包括：提出建议，帮助政府制定食品安全政策；建立食品应急预案，提升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突发状况时的应变性；加强食品检查、监督机制；检查、评估当前的食品安全状况并提出改进措施等等。更为主要的是，这个食品安全委员会要有行政管理权，进行食品安全的综合管理。此外，还要具有协调指导的职责，这样才能把各个政府职能部门有机的结合起来，使食品监管工作环环相扣。

3.完善和加强社会控制，严厉打击越轨行为。在社会转型期，由于新旧规范之间的冲突，造成了社会上的各类失范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旧的规范缺乏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力量。正是由于社会规范权威性的丧失，社会控制和监督力量的弱化而出现的社会失范现象，造成了中国近期大量的食品安全事件，这些事件严重影响人民身心健康、影响社会安定，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要重视完善社会控制和社会监督系统的建立，严厉打击越轨行为获得的“利益”，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同时，针对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应该改变赔偿机制，引入惩罚性赔偿的概念。一旦发生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食品的生产厂家、经营者（明知故犯者）都要被处以巨额的罚款。这些罚款，将被用于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和建立健康安全的食品管理体系。除此之外，在行政处罚上，也要加重对违法者（包括食品安全各个领域内参与违法的人员）的处罚。这样才能对违法者起到震慑的作用。

综合上述，食品安全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法制建设、社会治理和生活质量综合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食品安全没有保证，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就得不到保证，社会难以安定，和谐社会也就没有了稳定的基石。当今中国正处于快速转型期，社会的管理模式和经济的运行模式同转型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此情形下，中国的食品安全管理模式，同样也面临着格局的改变。因此，从“失范”和“越轨”的理论视角下研究转型期社会食品安全产生的原因，并找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程.当前中国社会失范的类型分析[J].社会，2002，（1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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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7年科斯发表《企业的性质》这篇跨时代的论文以来，交易成本的概念首先被提出来，不过科斯未给出可操作的概念和清楚明了的界定方法。之后经济学家和学者们纷纷加入到对此概念的进一步探索之中，对交易成本的内涵进行了各种界定。在众多理论中，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最为重要，他认为，要准确把握“交易成本”，需要从内涵与外延两个层次上进行探索与界定。

1、交易成本的内涵

肯尼思•阿罗（1969）在他的论文中提到交易成本这一概念，阿罗认为在市场的形成过程中，交易成本会起一个反方向的阻碍作用，交易成本属于一种经济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费用。威廉姆森认同阿罗对交易成本的看法，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交易成本就是从交易合约出发，使用不同的组织和各种制度的成本费用。

2、交易成本的外延

交易成本在实际中具体包括哪些项目类别，就是交易成本的外延。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威廉姆森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事前”交易成本；“事后”交易成本。“事前”交易成本就是在签订合同过程中，编写拟定合同、交易双方谈判以及为保障合同可以被执行的成本。“事前”交易成本的产生，是因为未来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交易双方都难以把握，需要提前制定好规则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事后”的交易成本主要有四种：第一，在交易合约执行过程中，交易行为偏离最初双方的合作目标，给交易双方带来了不适应感所产生的成本；第二，交易双方为控制未来可能产生的不合作风险，所进行商讨带来的议价成本；第三，为预防和解决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而产生的运行成本；第四，双方承诺会履约所产生的保证成本。

3、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

在日常的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交易成本为什么会产生，它是由哪些因素所影响的，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许多经济学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索，试图找到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威廉姆森对此也有研究。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成本主要与人、特定交易、市场环境三个维度的因素相关。威廉姆森认为市场中的人是“有限理性的”，并且行为人还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特定交易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可以影响交易性质的因素。市场环境方面的因素主要就是指在现行市场中，某项交易可能存在多少交易对手。

二、食品安全问题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

1、食品安全问题现状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食品安全是指在食品生产过程中生产商对质量的担保以及购买者在使用时，不会产生不良反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食品安全是否得到保障的一个标准是消费者的健康是否被损害。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是目前社会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它紧紧关系着大众的身体健康，在国际社会上，食品安全是一个国家政府监管力度的代表。近几年，虽然中国对食品安全的监督不断加强，但安全问题仍然频发，因此规范食品质量安全，打击违法企业已成为当务之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也和行业特点有关，食品的加工生产涉及多个过程，原料来源是否有保障、加工过程是否卫生、运输过程中的存储是否得当都会对安全产生影响。且中国食品企业大部分规模都较小，缺乏对安全问题的重视，只有很少部分拥有合格的生产设备。不只小企业会出现问题，三鹿、双汇等大企业也发生过重大安全问题，导致了市场购买者对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产生怀疑。

2、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分析

（1）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的交易成本。政府作为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经济人，但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其也是有限理性的，它也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考虑现实问题。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其在进行食品监管时也会有一定的获益，但同时也是要付出成本的。显性方面的成本有各种政府在行使管理责任时的费用以及处理诉讼纠纷时的费用。隐性成本主要是为了提高监督力度而雇佣更多工作人员和增加监督次数而产生的，因为政府缺少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会隐藏违法生产，政府要想有力监督，必须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与财力，因此，政府的交易成本会非常高。且目前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属于好几个机构部门的任务，在监管过程中存在重复投入问题，发生问题时，机构之间会相互推诿。（2）企业生产安全食品的交易成本。产权界定成本是食品生产中安全问题方面的一项重大交易费用，但生产商在寻找合适交易对手，商议食品成交价格和食品合约的拟定与执行中还存在着许多交易成本。食品企业作为一个企业，其目的也是利润最大化，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它会采取各种办法来降低生产成本，以获取利润。在这个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企业会将消费者的健康问题抛到一边，在生产过程中添加各种化学物品。在政府加大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监控的过程中，受管制的企业必然要引进新的设备来保障食品质量安全，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一笔生产成本以外的费用，会提高总的成本数额。如果食品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添加一些有安全隐患的添加剂，一旦被监督机构发现，则会被惩罚，所以企业会衡量违法生产的收益和被发现的罚金数额，如果收益大于罚金，则企业会违法进行生产。目前，中国政府监督部门对食品企业违法生产的处罚力度较小，所以，很多企业都抱着侥幸心理违法生产，只为了追求短期的高利润，使用劣质食品原材料与化学添加物，无视消费者的健康。通常这些企业规模都不大，而小型企业并不太注重企业的声誉形象。但也有一部分大企业在利润的驱使下违法生产，例如三鹿的奶粉问题，这些现象会发生，最终原因都是违法生产的成本低，而收益很大，趋利性使得企业无视自己的社会责任生产劣质产品。（3）监督组织的交易成本。目前，中国大部分食品加工企业规模都比较小，70%的企业都属于小作坊只有十几个员工，卫生情况较差，想对目前的这种状况进行全面整改，交易成本巨大。而食品检测组织和政府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责任主要有政府承担，第三方组织基本不会受到影响。相关的行业协会虽然也会对食品安全问题制定质量标准，但通常协会工作人员都与食品企业有种种联系。所以各种第三方组织和行业协会为了自己利益考虑，会与企业合谋，这样就会产生食品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三、政策建议

从交易成本理论角度来看，虽然无法彻底消除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但可以通过一些手段降低该类问题的发生频率。

1、健全食品安全制度规范

制度的一个重大作用就是降低交易的成本，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从侧面也反应出中国目前食品安全方面的制度体系还不够健全。政府可以从制度方面着手，来对食品生产者的行为进行规范。虽然中国自2009年就开始实施食品安全条例，但是该条例还难以遏制许多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为防止企业违法生产，政府应该加快步伐对相关制度领域进行建设，制定更严格和明确的食品标准体系。

2、提高相关机构的失职成本

目前，食品安全监督的技术水平还不够发达，监督部门的责任不够明确，为了防止监督部门与一些企业进行合谋，要明确监管部门职责，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时，整个监管部门都应该被追责，并且对其要从重罚，以降低其犯错的概率。当食品安全问题出现时，还要严格追究食品检测机构的责任，要求其对问题负责。

3、增大食品企业违法生产的成本

对于一些存在失信行为，忽视社会责任而违法生产的企业，政府要对其进行惩罚，例如可以吊销违法企业的营业执照，对于一些违法行为较为严重的企业，在必要时，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使其承担高额违法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失信行为所取得的利益大于失信行为的成本下，该失信行为将不会停止；相反，收益小于成本时，失信行为将会大大减少。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应该增加处罚力度，大幅度提高违法生产企业的失信成本，使得企业规范生产，远离失信行为。

4、加强社会公众和媒体对政府部门的监督

中国食品问题不断涌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门存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所以，应激励社会公众和媒体对政府部门进行全面监督。可以赋予公众一些例如批评建议权、申诉控告权等监督权力并且使其合理化。政府也应该允许媒体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以及报道，使食品安全得到透明化管理。有了以上这些社会监督的存在，政府监督部门的交易成本上升，机会主义行为将会减少。

作者:刘玲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孙经纬译.普特曼.企业的经济性质[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张群群，黄涛译.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朱舟，黄瑞虹译.约翰•克劳奈维根.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篇9

吴恒早前对于食品安全问题并不特别感兴趣。回溯他的日志可以看到2008年蒙牛事件发生后，他和大多数人一样——愤怒、抱怨、吐槽，仅此而已。直到2011年4月，他吃了半年的10元牛肉盖浇饭被曝出可能是由致癌的牛肉膏制作的，这个消息让他再也坐不住了。“以前觉得食品安全问题是自己小心一点就可以避免的，后来发现如果你不关注它，它迟早会来关注你。”于是吴恒决定召集志愿者，做一个专门曝光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平台，用来警醒人们。他引用了约翰?多恩的《丧钟为谁而鸣》中的话：“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所以，“掷出窗外”就是要提醒大家正视问题。他希望，“掷出窗外”是每个人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应有的态度。

这件事情就这么做起来了。回想当时的初衷，吴恒说，“我是那种愿意为了喝一口水去打一口井的人。”吴恒这样描述自己，“我宁肯花在别人看来非常大的代价，主动地从根本上寻求问题的解决方式”。曾经为了亲眼见识“传说”中的美景，他用一个暑假从上海骑着自行车到了；为了“多少能够改变一点教育不公”，他瞒着父母去宁夏支教，尽管耽误了写毕业论文……作为一名“学生行动派”，吴恒信奉的座右铭是：“If it''s worth doing , it''s worth over doing.”（如果一件事值得去做，就值得好好地做。）

当记者采访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你觉得在推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过程中，你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吴恒回答道：“即使到现在，我还有很强的无力感，尽力而为吧。也许我现在做的如同是在湖心扔下一粒石子，激起了一些水花，随后又恢复了平静，像什么也没发生。但我可以告诉自己，面对有毒食品的威胁时，我曾经努力做过点什么。我经常告诉身边的朋友，世界并不完美，但还值得奋斗。”

或许正是在“公知”光芒的照耀下，吴恒不仅无视企业提出的有偿删帖，而且拒绝了上海食安办为网站提供资金支持的想法。网站的公益性和纯洁性，是吴恒最在意的，“我要避免它成为商业的或者是政府的一个网站”。

“这个国家就是因为这样一步步微小的改变而变得美好，希望我们做的事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坚持自己的善良就是成功。”项目的参与者赵悦说。

热议锐评

显然，吴恒及“掷出窗外”的走红，迎合着人们对于中国食品问题的印象与情绪，借助这家草根网站，人们再度发泄着不满与愤慨。然而，吴恒创办这家网站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传递一种愤慨的情绪，而是更希望每一个人能有一种积极的行动。当然，吴恒是一名具有专业素养的研究生，制作网站、搜集信息他很在行，对于普通人来说，未必能做得这么专业，但是，吴恒这种理性、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责任，却是人人应该培养的。在问题面前，少一些怨天尤人，多一些参与公共事务的本领；少一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些“爱管闲事”的意识；少一些看热闹似的“添堵”，多一些建设性作为。这是每个人的应有态度。而这种态度，又绝不该只是面对食品问题时所独有的。（王子明、张锋《红网》、《新华报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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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食品特征价格需求模型，考量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三种常量营养元素的效用评价，结果显示，相对高收入人群对食品的营养程度和安全度更加重视，相对低收入人群对价格更为敏感。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新闻报道统计数据表明，监管力度强并不能完全杜绝食品违规生产行为，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对食品中必需品的需求，会为企业过度压低生产成本提供空间。鉴此，应从需求角度考虑食品安全治理问题，提高低收入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是对加强监管力度的重要补充。关键词： 食品安全度需求；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食品安全中图分类号：F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5-0121-07一、引 言食品安全问题是近些年社会关注的热点。Antle（2001）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经济分析区分了食品质量信息是否完全。如果信息是完全的，那食品安全度与食品的其他质量属性无差异，就像消费者会因为食品的味道、营养成分购买不同的食品，食品安全度也是影响人们食品消费的因素之一[1]。如果信息是不完全的，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销售者比消费者知道更多关于食品安全度的信息，食品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销售者与消费者关于食品安全度的信息量等同，即食品市场存在对称的信息不完全。因此，若想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有效的治理，需要区分食品安全问题的源头，对症下药。本文将从食品质量信息完全的角度对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假定消费者对食品质量信息是已知的，从需求角度研究食品安全问题是否受到人们食品消费行为的影响；这是对食品质量信息不完全下食品安全问题研究的一个补充。食品质量信息完全意味着消费者明白劣质或者违规食品可能给他们身体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行为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为了估计不同收入人群对食品安全度的偏好程度，本文通过两方面的数据分析进行论证。一方面，将估计食品中营养成分对不同收入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大小，尽管营养成分更多的代表食品健康程度，比如是否能够保证充足蛋白质的摄入，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等，但这可以区分消费者更多是为了“饱腹”还是“安全”，甚至是“营养均衡”。另一方面，本文对不同地区食品违规行为的相关新闻报道进行分析，从统计结果说明巨大低收入消费群体的存在为企业违规食品生产活动提供了利润空间，监管力度高并不能完全保证提高食品安全系数。二、文献评述已有诸多研究基于结构模型对食物需求进行分析。Dubois等（2014）使用家庭层面数据比较美国、法国和英国在食物购买上的差异，他们发现价格和食物特征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经济环境与偏好差异更能够解释国家间食物购买的差异[2]。与此结论相似的是Atkin（2013）的文章[3]。他把习惯形成引入代际交替一般均衡模型（overlappinggenerations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对印度区域间食物消费差异进行分析；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当地充裕食物相比价格和营养成分更能够解释人们的食物消费习惯。尽管这两篇文章基于不同的识别方法，但均得到经济环境与偏好差异可以解释食物购买上的差异这一结论。本文理论模型的基础就是基于Dubois等（2014），并应用于不同人口特征群体之间食物购买的差异分析。营养元素摄入量、价格和食物支出之间的关系也有若干研究。Griffith等（2015）研究了相对价格变动对英国家庭食物支出的影响，发现价格上涨不利于维持良好的营养结构[4]。Dragone和Ziebarth（2015）引入了创新性消费这一概念，并研究了柏林墙推倒后东西德的合并对东德食物消费的影响。这种突变式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创新性的消费，使得东德部分人的体重显著上升[5]。Eli和Li（2014）研究了能量需求和家庭支出是如何共同影响食物需求的，结果显示能量需求对食物需求有较大的影响，但是贫困家庭的弹性较小[6]。Fukase和Martin（2015）进行了收入-消费-生产的动态分析，表明中国目前收入水平所带来的食物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但随着中国人口增长和饮食结构的转变这个差距会逐渐缩小[7]。Cutler等（2003）发现卡路里价格的下降提高了卡路里的摄入量，进而带来了美国肥胖度的提高[8]。上述文献尽管并不直接涉及到本文所研究的常量营养元素与食物支出之间的关系，但均可以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同时还有较多研究对中国的食物支付意愿进行测度。郑志浩（2015）估计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支付意愿低于普通大米[9]。张振等（2013）研究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属性的偏好行为，他们发现消费者对以下食品安全属性的支付意愿由高到低为：政府认证的食品，企业品牌、养殖场质量安全保证和第三方机构认证[10]。周应恒和彭晓佳（2006）对江苏省城市消费者为低残留青菜中食品安全的平均支付意愿进行估计，其中大城市为2.42元/斤，中小城市为2.77元/斤[11]。张晓勇等（2004）基于对天津消费者的调查，考察他们对转基因食品、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的态度，发现他们并不愿意为质量较高的食品支付过多费用[12]。以上研究尽管是对食物支付意愿的研究，但是涉及到的区域范围并不广，往往只基于某个城市的部分居民的部分食物。三、理论模型Dubois等（2014）在研究美国、法国和英国食物购买差异的时候，基于产品层面的效用函数，构建了一个可以通过价格反映食物特征、营养成分的需求模型。他们的需求模型基于Gorman（1980）和Lancaster（1966）的产品特征效用模型（characteristics model），离散选择模型（discrete choice model）和特征价格模型（hedonic price model）都是其特殊形式[13，14]。Dubois等（2014）的需求模型不仅可以分析国家间食物购买差异，还可以扩展到省际之间的差异，不同人口特征群体的食物购买差异等。本文基于此模型，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下，得到消费者对不同食品的需求函数。与简单需求函数不同的是，此需求函数不但受到基本的食物价格影响，还受到食物特征影响；不但是一般的价格需求函数，而且是特征价格需求函数。进而在实证分析中，本文把待研究中国消费者群体是属于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进行区分，着重探讨这两大消费者群体之间的差异。下面首先对理论模型进行介绍。四、不同收入消费者对营养成分的需求估计本部分基于第三部分的理论模型，使用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数据，以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作为两个基本人口特征群体，估计他们对食品包含的营养成分的需求。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CHNS社区和家庭层面200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包括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9个省级行政区划。食品消费支出、食品消费量及每种食品所含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三种常量营养元素等是分析使用的主要数据，覆盖590个城镇家庭，538个农村家庭。本部分依次对数据处理及变量说明、估计方法和估计结果进行介绍。（一）数据处理及变量说明为了计算食品消费支出，需要得到食品的价格。在2000年CHNS社区层面的数据中，主要包括谷物类、食用油、蔬菜、鱼、豆制品等类食品的大商场零售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本文使用自由市场价格。在剔除掉缺失价格以及较少的样本后，仅剩下鱼类（包括带鱼和鲤鱼）以及豆制品类（包括豆腐和豆腐干）两大类食品较为全面的价格数据；所以鱼类和豆制品类是本文分析的食品种类①。家庭层面数据包括每个家庭3日食品消费量，并使用每家每日食品消费量衡量每个家庭的实际消费量。食品价格与食品消费量相乘即可得到每个家庭每日的食品消费支出。2000年调查数据中食物代码对应的是1991年中国食物成分表，根据1991年版的《食物成分表》（全国代表值），可得到带鱼、鲤鱼、豆腐、豆腐干中包括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具体值。《食物成分表》统计的是每100克可食部所包含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数量，本文按照相应的比例得到每个家庭每日带鱼、鲤鱼、豆腐和豆腐干消费量中各自包含的上述常量营养元素数量并加总。下文的实证分析中涉及到工具变量的选取，在此把工具变量的选择及处理简单介绍。本文把每个家庭所在社区的其他家庭作为参照组（reference group），并计算参照组的非加权平均每个家庭每日三种常量营养元素的摄入量。这是每个家庭每日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的工具变量。本文是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偏好进行对比，因此实证分析中对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需求估计是分开的。表1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每日食品支出上，城镇家庭比农村家庭多消费近20元；其中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标准差均较大，这是本文食品种类选择较少导致。蛋白质的每日摄入量和脂肪的每日摄入量，城镇家庭略高于农村家庭；碳水化合物的每日摄入量农村家庭略高于城镇家庭。从上述主要变量中可以看出，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在每日食物支出和常量营养元素每日摄入量上略有差异，但是并不大。（二）估计方法根据Dubois等（2014）在预算约束下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得到的理论框架，本文的实证模型如下：其中，i代表个体家庭，k代表食品种类，共有K种；pk为家庭i购买一单位yik食品k的价格，（3）式左边为家庭i食品消费总支出。akc为食品k的特征c，本文即为食品k包含的常量营养元素数量；因此∑kk=1akcyik为家庭i从消费K种食品可获得的营养成分。根据产业组织理论，本文设定c=1为不可观测的特征，并等于δks+ξi+εik；δks用来控制城市固定效应，比如北京和上海不同的饮食习惯对家庭消费的影响；ξi用来控制个体家庭固定效应，即不同家庭独特的对食品的偏好；εik是除了上述城市固定效应和个体家庭固定效应之外的其他不可观测因素，以及上述两个固定效应可能产生的交互作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依旧采用传统的工具变量法。Dubois等（2014）提出首先为每个家庭定义参照组（reference group），再对这些参照组所消费食物包含的营养成分取非加权平均，用此作为每个家庭营养成分摄入量的工具变量。参照组本文选取的是原家庭同一社区内其他所有家庭，因此参照组的平均营养成分摄入量与原家庭营养成分摄入量相关；又因为使用的是非加权平均，这就避免了营养成分摄入量受到食物消费量的影响而与εik产生相关性。（三）估计结果表2和表3是在上述估计方法下对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对营养成分需求偏好的估计结果；其中表2是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表3是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均为家庭每日食物支出。在不控制城市固定效应的时候，蛋白质每日摄入量每增加1克，城镇家庭的食物支出会提高约44元，农村家庭的食物支出会提高约34元。而脂肪每日摄入量和碳水化合物每日摄入量每增加1克，城镇家庭的食物支出会分别下降65元和20元，农村家庭的食品支出会分别下降28元和31元。在加入城市固定效应之后，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蛋白质每日摄入量、脂肪每日摄入量和碳水化合物每日摄入量对食物支出的影响方向相同，数值上差异不大。上述估计所得系数均是显著的。从以上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城镇家庭比农村家庭在蛋白质摄入上有更多的支出，而且注意对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摄入的控制。表3是使用工具变量后的估计结果。在不加入城市固定效应的时候，蛋白质每日摄入量每提高1克，城镇家庭的食物支出会增加33元，而农村家庭的食物支出增加44元，这与我们的预期不符。但是在加入城市固定效应之后，则发现蛋白质每日摄入量每提高1克，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食物支出分别会提高29元和27元，二者差异不大，城镇家庭略高于农村家庭，这说明不同城市对人们的饮食习惯是有影响的。脂肪每日摄入量，无论是否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其每提高1克，城镇家庭食物支出的下降均高于农村家庭。碳水化合物每日摄入量每提高1克，农村家庭的食物支出下降高于城镇家庭。因此在使用工具变量对估计中存在的内生性进行控制后，相比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所得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对三种常量营养元素的消费偏好方向上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差异有所减小。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对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三种常量营养元素的需求偏好是有差异的，蛋白质摄入量的增加会提高食物支出，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的增加会减少食物支出。同时，从数值上来看，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对三种常量营养元素的每日摄入量支付意愿也是有差异的，城镇家庭更看重蛋白质摄入，并控制脂肪的摄入；农村家庭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低于城镇家庭。但从数值上看这种差异并不大。上述结果说明，城镇家庭确实比农村家庭更加看重食品“营养”与否，因此相对高收入的家庭会更加看重食品质量，收入的确会影响到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度的程度。五、统计性分析本文使用“掷出窗外网（zccw.info）食品安全数据库”（2011，下文简称“数据库”）公布的2004年1月至2011年5月国内中文媒体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所有报道。“数据库”的新闻报道来源均为国内正规媒体，并且可以通过网络搜索到，因此是可靠的、全面的。吴恒等（2011）对“数据库”反映的食品安全问题报道年度变动、地区差异进行了统计分析，并且总结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涉及面特别广、手段特别狡猾、危害特别巨大、查处特别困难等主要特点。本文的分析把“数据库”的时间变动、地域变动与其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在上文已经证明收入水平会影响到人们对食品安全度重视程度的情况下，从全国范围对收入水平和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程度相关性进行分析。本文根据违规食品种类分为必需品和非必需品两类，必需品比如蔬菜、肉类、油盐酱醋等，非必需品则包括零食、饮料、必胜客产品等。必需品的消费人群基本不受收入水平限制，人们为了生存必须要消费这些食品；而非必需品的消费人群则需要相对高收入，只有具备了一定收入水平才会购买。比如，2009年长沙的肯德基食品墨西哥鸡肉卷中出现塑料碎片，而肯德基的消费者已经排除了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图1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必需品和非必需品统计 （2004年1月～2011年5月）资料来源：《掷出窗外网（zccw.info）食品安全数据库》，并经作者计算整理。

首先从图1的总体趋势可以看出，31个省级行政区中划除了上海，违规食品中必需品的报道数量均多于非必需品。也就是说，必需品出问题的概率大于非必需品。既然是生活必需品，只要存在一部分低收入消费者对低价的食品有需求，企业就有动机压低生产成本，足够低的生产成本的代价就是食品违规，比如使用劣质原材料、偷换原材料等。因此只要这部分特别低收入消费群体存在，这种企业违规食品生产行为就不可能完全杜绝。同时，又因为“低收入”这个特征，导致这部分消费群体身体健康即使因为食用违规食品出现问题，引起社会关注的可能性也会低，这又进一步纵容了企业违规食品生产行为。而对于生活必需品价格并不是那么敏感的消费者，价格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因素，他们会综合价格、安全度、营养成分多种因素进行消费，是相对更加理性的消费者。所以从食品安全问题报道统计数据的总体趋势来看，违规食品中必需品数量越多且存在巨大低收入消费人群，企业压低利润、违规生产被发现且惩处的概率更小，食品安全问题会更严重。表4对31个省级行政区划违规食品必需品和非必需品按照曝光数量进行排序。无论是必需品和非必需品，内蒙古、宁夏、青海、新疆和都是排名最后的。这代表着上述五个省级行政区划，一方面是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特别严重，另一方面则是相关的报道较少。同时，这五个省级行政区划都属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而食品安全问题报道必需品和非必需品排名前五名的省份中，除了湖北是中部地区，其他均为东部发达地区。按照上文的分析，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监管相对严格，而且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但是食品安全问题却是非常严重的。因此，监管程度高低与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程度并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综合上述两点来看，在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响因素中，巨大低收入人群的存在是不可忽略的，重罚之下依然有企业生产劣质食品，利润必定是背后的主导因素，而巨大低收入消费人群让这种利润有实现的空间。六、结论针对中国目前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本文与现有文献中从信息不对称角度的研究角度有所不同，在信息完全情况下探讨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出现的原因。信息完全角度下，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需要考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度的效用评价，是食品这种商品的质量属性之一，即可基于产品特征模型对消费者的偏好进行估计。基于黄少安和张帅（2014）的观点[16]，本文具体探讨了收入是否影响到人们对食品安全度的评价，以及这种需求是否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行为，使得政府陷入监管无效的“陷阱”。本文一方面基于Dubois等（2014）食物特征价格需求理论模型，使用2000年CHNS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数据，分别对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所消费食物（具体为豆制品、鱼）中包含的三种常量营养元素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支付意愿进行了估计。每日蛋白质摄入量的上升会带来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食物支出的上升，但是城镇家庭略高于农村家庭；每日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的上升会降低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食物支出，其中对于脂肪摄入量的上升所带来食物支出的减少，城镇家庭高于农村家庭，对于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的上升所带来食物支出的减少相反。这证明了相对高收入人群对食品安全、营养程度的重视程度更高，而低收入消费者对价格相对更为敏感，“吃饱”比“吃好”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另一方面，本文使用“掷出窗外网（zccw.info）食品安全数据库”，对中国2004年1月至2011年5月新闻报道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统计分析，从违规食品是否属于必需品的角度分析了食品安全问题是否与收入相关。从统计结果来看，违规食品中必需品的比例明显高于非必需品，而且并没有受到监管程度的显著影响，即企业生产过程会利用低收入消费者对必需品的刚性需求，生产劣质甚至违规食品。综上，巨大低收入消费者对低价或过低价食品的需求，为企业生产此类食品提供了利润空间；因此，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不能单纯的集中在加强监管上，还应该从违规食品的源头需求角度进行考虑。如何增加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的收入，让他们对食品的需求不再是单纯的饱腹，而是更多的考虑安全、健康的食品；让低收入消费者有能力获得安全食品，而不是让他们有意识的抵制违规食品。

注释：①后文把鱼和豆腐两类食物简称为食品，所有数据描述均特指这两类。参考文献：[1]Antle J M. Economic analysis of food safety[J]. 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1，（1）：1083-1136.[2]Dubois P， Griffith R， Nevo A. Do prices and attributes explain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food purchas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4，104（3）：832-867.[3]Atkin D. Trade， tastes， and nutrition in indi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103（5）：1629-1663.[4]Griffith R， O’Connell M， Smith K. Relative prices， consumer preferences， and the demand for food[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15，31（1）：116-130.[5]Dragone D，Ziebarth N R.Economic dwelopment，novelty consumption and body weight：evidence froxt the east cieman tpansition to capitalism[R].Quaderni Working Paper，2015.[6]Eli S， Li N. Caloric requirements and food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the poor[R].NBER Working Paper，2015.[7]Fukase E， Martin W. Who will fee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income growth and food demand and supply in China[J]. Journal of Agrlcultura Economics，2015，61（1）：3-23..[8]Cutler D， Glaeser E， Shapiro J. Why have Americans become more obese？[R].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sspactroes， 2003，17（3）：93-118.[9]郑志浩. 城镇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需求研究[J]. 管理世界， 2015，（3）：66-75.[10]张振， 乔娟， 黄圣男. 基于异质性的消费者食品安全属性偏好行为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13，（5）：95-103.[11]周应恒， 彭晓佳. 江苏省城市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支付意愿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 （季刊）， 2006，（4）：1319-1432.[12]张晓勇，李刚，张莉.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切对天津消费者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4，（1）：14-21.[13]Gorman W M. A possible procedure for analysing quality differentials in the egg market[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0，47（5）：843-856.[14]Lancaster K J. A new approach to consumer theory[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6，74（2）： 132-157.[15]吴恒.易类相食：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调查（2004-2011）[R/OL].2011.http：//2ccw.info/.[16]黄少安，张帅.食品安全度的有效需求不足与政府监管陷阱兼与李新春教授等商榷[R].工作论文，2014.（责任编辑：钟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