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美贸易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美国贸易立法的回顾

1、二战以前美国的贸易政策和立法

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贸易政策的法制化和程序化,这体现在美国国内众多的贸易立法及其发展演变上。美国早期的贸易立法基本上是围绕着关税政策来制定的。本世纪30年代对于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年代,遍及世界各国的经济大萧条和贸易战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法》制定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一般关税水平,标志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最高点。1934年美国出台了《对等贸易协议法》,它成为美国贸易政策史上的转折点。该法案旨在降低关税税率以及通过双边谈判和协定来降低对美国产品的歧视,以此扩大美国产品的海外市场,通过出口的增加带动美国经济走出萧条。该法案标志着通过协议进行关税减让的时代的开始。这种通过双边谈判和签署贸易协定来解决贸易争端和推进贸易自由化的作法在1946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签署之后扩展为多边主义。除了规定有关关税减让谈判的事宜,美国的贸易立法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减少贸易自由化对国内工业的严重冲击和负面影响,依法对因进口而造成的损害提供某种形式的帮助。美国根据国际国内经贸形势的不断变化而不断修改和补充其贸易法规。

2、二战以来美国的贸易立法

(1)《1962年贸易扩大法案》

二战后,特别是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来自国外的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冲击了美国国内的部分工业。1962年,出于保护国内工业和减少竞争压力的考虑,美国出台了《贸易扩大法案》,推出“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radeAdjustmentAssistanceProgram简称TAA),为受到冲击的行业的工人提供正常失业福利之外的的调整津贴、援助和再培训机会,以帮助他们转移至新兴的、更具竞争力的行业,对受到外国竞争威胁的公司提供技术援助、贷款和贷款保证以及税收优惠来减少产业调整中的损耗。TAA计划还授权美国总统对外国在农产品贸易中的不公平作法采取行动,这也就是1974年贸易法核心思想的前身。1962年贸易法规定,只有那些遭受“重大损害”并且损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的关税减让而导致进口增加的行业才可以援引该立法得到补偿。美国专门研究贸易政策的学者德尔塔在对反贴补和反倾销案例进行统计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由于1962年贸易法的授权条款和《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将受益的标准订得很高,使受到冲击的部门和公司很难获准接受有关的补偿。

(2)1974年贸易补救法案的201条款和301条款

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一步步放松了进口补救的标准,更加满足了受冲击行业和公司的要求。1974年贸易法的201条款是《关贸总协定》第XIX条款即保障条款的对应条款,它规定对美国厂商因关税减让和进口激增而遭受的损害进行补偿,或者阻止这种损害的发生。该法案第一次授权私人企业可以就国外产业的非公平竞争行为直接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上诉。如果达到预定的标准,ITC会向美国总统提出建议,总统则有权下令提供包括关税、配额或其它进口限制在内的临时性补偿措施。1974年贸易法将1962年法案中规定的“严重损害”的标准降低为仅仅要求证明进口是“严重损害”的“重要原因”,或者是严重损害威胁的重要原因(而不是主要原因),而且,这种损害也不必源于美国的关税减让。此外,TAA计划的标准也有所降低,这些法律规定的变化使得遭受进口冲击的工人、公司和行业组织更容易获得法定的调整援助。

301条款是美国向所谓“不公平贸易”进攻,迫使其它国家对美国开放国内市场的主要武器,1974年立法将301条款的有关权力由总统转至美国贸易代表(USTR)。后者在接到私人部门的投诉后,负责进行调查并向总统提出建议以便总统采取行动(征收额外关税或者实施其它进口限制),针对其它国家所谓“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视性”的贸易作法进行反击,以保证实现美国各项贸易协定项下的权利。这些由美国单方面定义的‘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视性’的贸易作法以及美国提出的贸易报复和制裁措施常常会招至贸易对方的谴责和批评。

(3)1979年有关反贴补和反倾销的贸易立法

东京回合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1979年《贸易协议法》,将美国在多边谈判中的承诺法律化。东京回合上所通过的关于贴补和反贴补以及反倾销的准则,要求对承诺遵守国家的产品反倾销案例进行“严重性损害”的调查。然而,这些多边的规定和标准在美国1979年的立法中得以放宽,比如该法案缩短了对所有的反贴补诉案的时间限制,并且将不公平贸易补偿法的执行责任由财政部部长转交给商业部部长。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反贴补及反倾销立法的实施和执行,为申诉的美国企业和公司提供更加有效的帮助。贸易补偿法标准的放松、规定调查时间的缩短和贸易执法机制的强化,导致70年代以来美国不公平贸易诉讼案件的数量迅速增加。相对于保障条款和贸易调整计划而言,反倾销和反贴补立法成为各个工业部门寻求进口保护的“通常”的“第一选择”。

(4)80年代贸易立法及301条款的各种变形——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

进入80年代,美国进一步强化了贸易立法的301条款,以便更好地为美国的商业利益服务。1984年的《贸易和关税法案》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每年提供一份《全国贸易评估报告》,对重要的国外贸易障碍及其对美国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该法案还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以主动发起301条款的调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对付贸易壁垒的打击力度。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的301条款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每年提交关于外国贸易壁垒的报告,列出所谓“重点国家”和“重点贸易作法”,并将此作为同其它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的主要目标。它强调了美国的所谓的公平贸易规则,加强了对国外“不公平贸易”的进攻和报复性,是强化了的301条款,因而被称为“超级301条款”。

特别301条款作为301条款的另一发展,是用于加强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利益,促进国外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该条款特别创立了“观察国”、“重点观察国”和“重点国家”名单,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国家的政策威慑,促进美国维护其知识产权领域的利益。中国曾几次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列为特别301条款的“重点观察国”和“重点国家”,并以法定调查和贸易制裁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5)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案

1996年美国出台的旨在制裁古巴、伊朗和利比亚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遭到世界其它国家的一致谴责和反对,就连美国的老朋友英国也站到了它的对立面。1996年6月4日,与古巴、伊朗和利比亚年贸易额为18亿美元的欧盟,正式就赫—伯法向美国提出抗议,就连被美国认为最保险的第26届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也谴责美国“执行损害其它国家的法律”。10月16日,欧盟把这个问题提交到世界贸易组织。后者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单方面的措施。1996年11月12日,联合国大会以137票对3票通过了反赫—伯法的决议。赫—伯法一出台就非议纷纷,结果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宣布推迟6个月生效,同年10月16日又决定将赫—伯法第三条推迟到1997年2月执行。美国还曾表示,达—马托法的实施也可以考虑灵活地进行。

二、美国贸易立法与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战后美国的贸易立法的演变过程集中体现了其贸易政策的发展变化,也是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和调整。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退和竞争者的兴起是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的根本性原因。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不仅表现在其对外贸易在世界总额中的份额下降,也反映在美国同其主要贸易对手的人均收入差距和技术水平的缩小上。70年代世界经济的“滞涨”严重打击了美国的制造业,使得贸易问题异常突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浮动汇率制的实施,更增大了美元汇率的波动和经济活动的风险,美元从1981年到1985年期间升值了40%以上。美国同期商品贸易逆差由2.8亿美元增至122.22亿美元。美元突然大幅度的升值是当时美国贸易差额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起到了很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相对实力的衰落和欧洲、日本的兴起推动了世界经济向经济多元化格局的演变,冷战的结束更加速了这一趋势。冷战后的世界经济是以各国为争取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而进行日益激烈的经济和技术竞争为特征的。美日欧这三大经济集团为了加强各自的经济实力和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纷纷参与到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贸易安排当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和地位的上升也加剧了世界经济竞争的激烈程度。为了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维护美国经济利益,美国不断地调整其外贸政策和贸易立法。

1、贸易政策范围的日益广泛,与其它国内经济政策的关联性增强

70年代以前,美国的贸易政策主要针对关税和较为明显的非关税措施(如数量限制)。随着关贸总协定主持的多边贸易谈判的成功进行,各国的关税水平大大降低,美国的贸易政策也从单一考虑关税措施逐渐扩展为包括政府采购、卫生和技术标准、政府补贴等相当广泛的领域。从行业政策来看,美国的贸易政策在70年代以前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制造业如纺织业、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等。近年来,美国的贸易政策也开始更多地针对计算机、半导体和通讯等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中存在的贸易问题和争端,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同时,贸易政策的触角也从制造业开始伸向服务贸易、有贸易关联性的知识产权问题和对外直接投资。1984年通过的综合贸易法案号召不发达国家杜绝侵权和仿造行为,放宽对美国企业投资的限制,并将301条款的适用范围由商品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与投资问题,贸易政策范围的扩展在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中反映得更为充分,它涉及国际金融政策、外国贿赂作法、技术竞争力、教育以及培训等诸多方面。这个法案的名称使用“综合”一词,其原因显而易见,加之该法案长达一千多页的文本,其政策范围的广泛性可见一斑。

2、贸易政策基础观念由“自由贸易”转向“自由和公平贸易”,更强调对等观念

战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一直宣扬其追求“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立场。然而,70年代以来,美国自由贸易的目标却逐渐地被一种“自由和公平贸易”的论调所代替,1985年里根政府的“贸易政策行动计划”标志着美国政府由主张自由的多边贸易转向主张“自由的”和“公平的”贸易,其重点则是所谓公平贸易。70年代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改变了美国人对自由贸易的看法及处理贸易关系的方法。美国人开始抱怨美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远远高于其它国家,要求贸易对手国单方面进行贸易减让以“摆平竞争基础”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美国对所谓的国外“不公平贸易作法”越来越难以容忍,贸易当局开始积极行动。他们更多地利用态度强硬的双边谈判和单边的贸易制裁和威胁以迫使谈判对手作出让步。例如,日本和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60年代以来经济有了飞速发展,美国认为,这些国际市场上的新的竞争者一方面十分积极地为其出口扩展创造条件,他们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迅速提高;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却不愿意开放极其封闭的国内市场,亚洲国家不同于美国的商业做法和市场结构在美国看来更是无形的贸易障碍,严重阻碍了美国企业的进入。美国特别强调指出,这种所谓在其它国家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免费搭车”的做法使得美国的生产厂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不公平贸易”论调同美国的对等观念的转变密切相关。最早的“对等”观念(Re-ciprocity)出现在1934年的《对等贸易法案》中,它强调对等的关税减让即在双边贸易谈判中等幅的关税减让,并鼓励以经过谈判协商的同等的步伐来推进贸易自由化。然而,近年来美国国内不公平贸易论调的兴起扭曲了贸易对等原则。原来意指在具体贸易谈判中各方减让程度的对等性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整个市场状况的均衡方面。这种新的对等观念的产生将美国其国内的市场开放以及其程度完全建立在其它国家能否为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提供令其满意的市场准入的基础上。而且美国通常把双边贸易是否平衡作为美国是否享受公平的市场准入的判断尺码。、贸易政策的重点由注重限制进口转变为加强政府在出口拓展方面的作用

美国传统的贸易管理是注重对进口贸易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对国外进口商品的实施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来保护国内的产业部门。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侧重点开始由进口管理转向加强对国外所谓不公平贸易作法的重视和对策研究,美国政府也开始更多地出面,更加积极地为美国公司的出口扫清障碍,打开封闭的国外市场。

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自愿出口限制计划”在80年代以后逐渐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由“自愿进口扩展计划”取而代之。很明显,后者的进攻目标转向打开对方紧闭的市场大门,美国这种贸易策略主要是用来对付外国所谓的“结构性贸易障碍”,抵消它们对美国出口的不利影响。它的1988年贸易法主要内容涉及放松出口管制贷款条件以帮助美国的高技术产业、促进政府行政部门更积极地为出口创造良好条件、扩大“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定义范围等等,克林顿上台后,美国政府及外交官员对涉外合同予以大力支持,多次通过美国驻外使馆建立的经援机构来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他们还减少了对与安全有关的出口的控制,尤其是在高技术方面的出口管制。此外,美国政府机构还修改相应的财政规定,与进出口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一起为美国的出口提供优惠贷款。

4、美国贸易强硬化、法律保护主义和贸易立法治外法权主义

近年来,美国越来越多地依靠直接的行政手段来管理贸易事务,处理对外经贸关系,并且显示出更强的主动性和进攻姿态,美国单方面定义所谓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其中的许多做法在关贸总协定中都没有明确规定。它还单方面决定贸易对手国是否存在不公平做法,在它认为必要时并不提交进行多边仲裁,而是要求对方同美国的贸易代表直接进行谈判来解决问题。这种做法被其贸易对手称为“侵略性的单边主义”(AggressiveUni-lateralism),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贸易法的301条款及其各种变形,它们是美国“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的核心所在,同时也是遭受国外抨击和谴责的主要目标之一。超级和特别301条款的出台与实施使80年代美国反贴补税和反倾销税的征收迅速增加,严重损害了其它国家的贸易利益和出口产业。他们纷纷指责美国贸易政策和立法的变化,指出其实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和表现,是“过程保护主义”或者“法律保护主义”。

美国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动辄抬出国内贸易立法,宣布对所谓国外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单方面的报复和制裁,其实质是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贸易领域里的典型表现,美国这种贸易法的治外法权主义不仅违反了国际法的有关准则,也是对多边贸易体制基本原则的严重破坏。它恶化了国际贸易环境,增加了贸易环境中人为的不稳定因素,不利于多边贸易体制取得进展,而且美国的单边主义和301条款的滥用很容易激发各国之间的贸易大战,不利于国际经济的发展。作为美国“治外法权主义”典范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一出台就遭到了包括欧盟在内的各国一致的强烈反应和抨击。西方新闻机构评价说,美国可能是继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南非的“种族隔离”之后本世纪受谴责最多的国家。1996年,不仅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欧盟、里约集团、南方共同市场等国际组织对美国的贸易沙文主义加以公开抨击,就连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另外两个成员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加入了指责美国贸易做法的行列。在冷战之后的新经济形势下,各国都在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加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美国越来越难以行使其个人意志。美国的这两项法律只不过起到了一个稻草人的作用而已。

三、从美国贸易政策与立法的演变看中美贸易争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美国也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风土人情和价值观念上都存在着重大差异,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磨擦。近年来,两国在诸如纺织品贸易、市场准入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对华最惠国待遇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上都发生过纠纷。加深对美国贸易政策和立法的演变历程及其经济背景的理解,有助于正确认识中美贸易关系和纠纷,为改善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1、正确看待中美贸易争端

(1)中美市场准入争端

市场准入问题是中美贸易的本质问题,也是中国加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问题。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是导致该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近几十年来,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的经济贸易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区之一。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这对美国拓展出口意义重大。因此,美国近年来把很大的精力放在打开中国市场,为美国公司占领中国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美国多次指责中国对美国产品封闭市场,批评中国的贸易制度和贸易中存在的许多“障碍”和“壁垒”,如繁琐和复杂的进口管理和许可证制度、进口限额管理的不公开、贸易管理和法规透明度不够等。此外,美国还指责中国对服务行业过度保护,特别是在美国特别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保险和会计师事务所、运输等领域中国的开放度太低。美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做文章,并频繁地向中国施加压力,充分体现了美国贸易政策及策略由追求竞赛规则的公平合理转为追求竞赛结果的对等性,由单纯限制进口转变为限制进口与积极扩大出口相结合,通过增加出口,改善贸易状况,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和解决失业问题。

(2)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与美国的阻挠

我国根据通行的国际标准和自己的国情,坚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多边贸易体制,这是我国的一个根本立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改革外贸管理体制和开放市场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进口关税水平大大降低。而美国无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已取得的成绩,以成熟发达国家市场开放标准和经贸管理的做法来要求中国,要求中国承担与自己的国力和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过高的义务和责任。美国还抬出其国内的贸易立法单方面给我国施加压力,以贸易制裁和报复主义的措施相威胁,力求迫使中国作出更多的开放和自由化的减让,扩大美国从中国发展中所获取的份额。

(3)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中美近年来在知识产权领域屡有争端。早在1989年和1990年美国就根据美国特殊301条款,把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1991年4月26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以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为由将中国列为特殊301条款“重点国家”之一,并以价值28亿美元的贸易制裁和对中国某些出口产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相威胁,要求中国与之签订旨在制止对计算机软件和音响制品的盗版行为的贸易协定。此后,美国又于1994年和1996年多次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做文章,并以高额的贸易制裁相威胁。美国的做法其实质是将知识产权同贸易利益、经济实力挂钩,利用贸易问题和贸易手段外交手段将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法规强加于其它国家,其实质是一种美国利益至上的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从表现上来看特殊301条款执行一套严格的程序,但是它的实际执行往往取决于美国当年的贸易状况和对因贸易伙伴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损害的美国利益进行的判断。对此,美国贸易代表有较大的自由裁定权。

2、采取正确的策略对付美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立法

(1)坚持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和经济技术竞争力,这是提高我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加强同贸易对手谈判和协商中的力量,以便更好地维护我国经济利益。只有经济强大了,外国才会以更加平等的态度来处理双边的经贸磨擦。

(2)进一步改革我国的贸易管理体制,积极向国际标准靠拢。改善进口管理体制,增强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促进贸易自由化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大势所趋。当前,我们应该加强对国际经贸管理和规则的学习,认真地分析和研究我国现行的贸易制度和贸易管理模式,对于那些已经过时的和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做法要下决心进行改革和创新,对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可以做到的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的逐步实现,然而,对于危害我国基本经济利益和属于原则性和立场性的要求和做法我们要坚决顶住压力,维护我国基本的经济利益。

篇2

（二）中美贸易持续增长，依赖加深中国在过去35年能实现令世界瞩目的迅猛增长,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美国大量进口中国产品。中美两国互为主要贸易伙伴，198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仅为50亿美元。201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5590亿美元。在21世纪以来的13年中，中美贸易年均增长17.6%。即使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加剧的情况下，中美贸易也不减反增，中国已经连续10余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美国对华出口仍增长迅速，这为其创造出许多就业岗位，对降低失业率和经济复苏有着重要意义。

二、中美贸易摩擦成常态，合作互利是主旋律

（一）中国与美国差距依然巨大，美国在世界的优势地位将继续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预测，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14年的GDP将达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20%。但是，按人均计算，中美差距仍很大。按IMF数据，假设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人均GDP（购买力平价法）年均增长速度是6%，美国是3%，中国要赶上美国还需52年。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已经持续了一百三十多年，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产值占世界的份额一直在1/4左右。虽然受经济危机冲击，美国经济增长乏力，但仍居世界强势地位，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软实力、世界一流的科研创新能力，无以伦比。

（二）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呈常态化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上地位的不断强大，以及中美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从维持自身全球霸主地位和全球战略考虑，都将在各个领域打压中国，阻碍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将只会增而不会减，而且必将长期存在。纵观历史发展，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产生摩擦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美欧之间、美日之间等都曾有过贸易摩擦的经历。

（三）与中国合作是解决美国经济脆弱问题的出路欧盟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与美国一直有良好的经济关系。但是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使欧盟经历了宏观经济的严冬，失业率一直高企，正处于6年来第三次衰退的边缘，走向停滞和通缩。奥巴马政府为复苏美国经济，提出大力振兴国内制造业，推动出口大幅度增长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产品的出口只能倚重中国正在迅速扩大的市场和强大的购买力。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2013年美国对华出口比2012年增长10.15%，美国对欧盟出口比2012年减少1.22%。“中国需求”能为美国经济和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能实现经济繁荣，创造众多就业岗位，增加收入。中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需要美国大量的服务产品、高技术、人才和经验，是美国的重要机遇。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3年美国对中国出口1220.2亿美元，增长10.4%，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7%，提升0.6个百分点；美国自中国进口4404.3亿美元，增长3.5%，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9.4%，提升0.7个百分点。从投资领域看，截至2013年底，中美双向投资累计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英特尔、百胜餐饮集团等37家标准普尔500指数成份股公司约18%的营业收入来自中国。中国始终稳居美国最大债权国地位，持有美国国债约1.3万亿美元。中国是支持美国经济稳定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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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来源说明与处理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3》、UN-COMTRADE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等，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本文研究的目的，本文的数据年限为1994—2012年。①农产品出口贸易额———EXP。在本文中，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包括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额、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以及中美农产品出口总额，单位为亿美元。由于碳排放对初级农产品的影响最大，所以本文研究的农产品主要为HS海关编码商品分类中的第一类活动物、动物产品和第二类植物产品。②国内生产总值———GDP。由于出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产品潜在的供给能力，进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产品潜在的需求。本文假定出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越大，供给能力越强，出口值就越大；进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越大，需求能力越强，进口值就越大。本文采用的是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单位为亿美元。③人均收入差值的绝对值———SAG。SAG表示两国之间人均收入差值的绝对值，反映出两国要素禀赋之间的差异。SAG值越大，表示两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越大，因此两国之间更倾向于产业间贸易；SAG值越小，表示两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越小，因此两国之间更倾向于产业内贸易。本文SAG的单位用美元表示。④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D。本文假定贸易双方之间的地理距离越大，贸易成本就越大，贸易量就会越小；反之，地理距离越小，贸易成本就越小，贸易量就越大。本文用中国北京到美国华盛顿的直线距离表示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单位为公里，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所以距离D将不出现在模型里面。其中，C表示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Si表示能源i的消耗量，单位为万吨标准煤；Fi表示单位能源i的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该数据参考林伯强和刘希颖（2007）对原油、原煤、天然气每单位消耗量产生的碳排放量的计算，三者的数据分别为0.5854万吨碳/万吨标准煤、0.7476万吨碳/万吨标准煤和0.4479万吨碳/万吨标准煤。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构建了三个引力模型分别为影响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影响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和影响中美两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引力模型，采用了1994-2012年的年度数据，进行OLS回归分析。

篇4

1中美贸易现状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应对策略建议

3.1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3.5完善人民币汇率体制

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进；实施“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这样不仅淡化给予美方在其国内定价过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7,(5).

篇5

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是建立在世界经济失衡的基础之上的。在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近年来持续增长的同时，不止是中国，整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都出现大量顺差，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对美贸易顺差。因此从美国方面寻找原因来分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美国国内视角分析，我认为美国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过度消费，储蓄不足和出口设限。其实前两点也可以合并成一点，因为过度消费必然导致储蓄不足，这其中涉及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问题，这里不作分析。

首先考虑的是美国过度消费。二战后，美国已经从一个大生产的社会进入到主要以消费为核心的社会，并且主要是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别是近年来，政府大规模减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以及个人收入和资产价值的快速增长等都极大地刺激了个人消费增长；同时，公共开支也不断扩大，联邦政府财政也在2002财政年度由盈余变成赤字并且持续多年，而且在2004年度创下财政赤字高达413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

美国过度消费问题的原因，其实除了文化层面的影响外，其完善的消费信贷机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消费信贷是以刺激消费为目的，以未来收入为依据，以特定商品为对象，由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提供的消费贷款。美国比较正规的消费信贷已有8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呈现高速增长。80年代以来，消费信贷作为扩大消费，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种有效方式，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肯定与支持。

美国的消费信贷制度包括个人征信制度，消费者保护制度，税收制度和贷款保证制度。正是这种有利的制度环境对消费者信贷的发展起到了保证与推动作用，更为美国的过度消费创造了条件，而储蓄不足则成为消费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据美国《新闻周刊》披露，1984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10.08%，此后不断下降。1995年为4.6%，2004年为1.8%，2005年降到0，到2006年11月份，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已经是连续第20个月处于负数。

储蓄率下降说明花的钱越来越多，存的钱越来越少。而当储蓄率降为负数时，则说明消费者不仅将全部可支配收入用于开支，还动用了储蓄，或进行贷款消费。根据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2005年公布的统计数据，美国消费者未偿还的贷款总数超过2万亿美元。在未偿还的消费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汽车，住房，教育及旅游方面的借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使用信用卡消费后无力偿还借款，使大量信用卡透支后形成逾期，其中有许多已经形成呆滞借款。近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即由此而来，而且已经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其次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设限，即设置出口贸易壁垒。在国际经济学中我们学过经济全球化促使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国际分工呈现新格局：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则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有优势，互为补充。但美国在大量进口消费品以满足需求巨大的本国市场的同时，却对出口设置各种障碍，阻止本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这是导致美国出现巨额商品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就一直是美国出口管制的对象之一。1989年后美国将禁止向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项目由30项增加到43项。1991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对华实施3项措施：暂停向中国出口卫星和卫星部件；限制向中国出口高速计算机；禁止向中国出口与导弹有关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允许向中国出售超级电子计算机、光纤传送技术、电讯设备、商业卫星和通信卫星等，但是这种势头后来受到了抑制，原因是美国一些人冷战思维根深蒂固，以“中国”设置出口壁垒。

经过以上分析，我认为要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美国应该相应的从三个方面进行改善，即提高国内储蓄率，降低财政赤字以及消除贸易壁垒。

首先，居民个人过度消费和储蓄不足的问题是美国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文化环境的影响，比较难以改善，但是如果能够加以规划控制，对改善美国的外贸失衡现状是极其有利的。

其次，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国内支出大于国内收入必然会出现贸易逆差。国内需求过剩，表现为国内投资大于储蓄的内部失衡，结果是以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为特征的外部失衡。因此，联邦政府可以通过减少公共支出以及军费开支来降低财政赤字，进而控制其国内的有效需求，减少贸易逆差。

最后是消除贸易壁垒，这是美国解决贸易逆差最有效的途径。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一直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无疑加剧了这种逆差。如果美国放松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不仅可以增加美国相关企业的出口，还可以促进中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结构，从而使中美贸易更加健康的发展。

当然，中美贸易失衡并不是美国单方面造成的，中国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约为中国的6倍，按照博弈论中斯塔克-博格模型的分析,小厂商的均衡路径是依据大厂商的选择而给定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博弈也正是如此。只有以美国为主进行调整，再加上中国积极的配合，才能从根本上控制贸易失衡加剧的趋势，使中美贸易朝着更加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邱爱军:《美国消费信贷制度环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篇6

引言 1999年中美货物贸易为610.5亿美元，2005年增长到2119.2亿美元，美国连续多年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国。2005年中国对美出门货物价值达1631.8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出口总额的27.5%;若按美方统计计算，2005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货物高达2598.3亿美元，占当年美国总进口的15%。随着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逐年增加(2005年达1141.97亿美元)，导致厂对中国不断增多的反倾销诉讼和技术性贸易壁垒，但这不能真正反映中美贸易的本质，即中美贸易的互补性。本文试图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1999-2005年)来观察分析中美两国间贸易互补性，证明两国贸易的相互依存。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为保持数据的-致性，本文所用数据全部来自WTO 2000-2006年度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WTO每年的年度《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中的贸易商品是在SITC分类基础上重新分为四大类给出统计数据的，并且每一大类项下的部分子类商品也给出了具体的统计数据。因此本文在分析中美两国间比较优势-与贸易互补性时也是以这四大类及其子类商品为比较对象进行的。 本文将从贸易结合度、显示性比较优势和出口产品相似度等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中美贸易的相关及互补性。 中美贸易互补性分析 1.中美贸易结合度 贸易结合度指数是一国对某一国的出门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国的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其常用来衡量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CDab表示a国对b国的贸易结合度，Xab表示a国对b国的出口额，Xa表示a国出口总额，Wb表示b国进口总额，Mw表示世界进口总额。如果TCDab数值小于1，表明两国在贸易方面联系松散;如果等于1，则为平均水平;如果大于1，则贸易联系紧密。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很高，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合度有着相似的变动趋势。1999-2001年中国对美国贸易结合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同期美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下降，1999年为17.56%，2001年降为13.77%，而同期中国对美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维持在40%左右;这期间美国对中国贸易结合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占美国总出口额的比重持续上升，由1999年的28.01%上升到2001年的35.96%。2001-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结合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持续下降，2001-2005年分别为38.43%、38.45%、34.77%、33.13%和31.95%;同期美国对中国贸易结合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占美国总出口额的比重增长的速度小于中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比重增长的速度。数据表明，中美两国的贸易结合度很大，美国消费市场对中国的商品需求旺盛，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相对较小，则说明中国对美国的商品需求相对较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限制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尽管如此，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还是非常紧密的。

2.中美比较优势(Reve 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和贸易互补性指数 RCA指数表达了一国总出口中某类商品的出U所占的比例相对于世界贸易总额中该商品贸易所占比例的大小，计算公式为： 其中，RCAxik代表i国在k类商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Xik为i国k类商品的出口额，Xi表示所有商品的出口总额，W表示所有商品的世界出门总额。如果RCAxik大于1，表明i国在k类商品的出口上相对集中，由此可推断该国在这类产品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当RCAxik小于1时，表明i国在众类产品的生产上不具比较优势。

作者就此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基础上参考了于津平(2003)提出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并进一步测量了中美在不同贸易品上的互补性指数和加权平均后得到中美间贸易互补性指数，以便从实证方面分析中美间贸易的互补性，计算公式有： 式中RCAmik代表j国在k类商品上的显性比较劣势，其数值越大，表明劣势越明显。Mjk表示j国k类产品的进口额，Mj表示该国所有产品的进口额。Cijk代表i国与j国在k类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Cij代表i国与j国的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它是所有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加权系数为世界贸易中各类产品的贸易比重。参考于津平的定义，贸易互补性指数越大，说明i国与j国出口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的吻合度越大，两国间的贸易互补性越强。根据作者计算，表2和表3分别给出了中国出口和美国进口以及美国进口和中国出口的四大类共28项分类产品1999-2005年的比较优势指数、比较劣势指数值、贸易互补性指数以及综合贸易互补指数，其中部分仅给出了2004-2005年的比较优势指数值。

中美贸易显示出以下特点： (1)中美贸易的比较优势指数。①从大类上看，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制成品，1999--2005年的RCA均大于1。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农产品和制成品，其中制成品BCA数值1999-2005年也均大于1，农产品RCA2000年前小于1，2001-2005年大于1，表明中国“入世”后美国加大对中国农产品出口，2001年后才显现比较优势。②从子类产品看，尽管中国的农产品总体上不具比较优势，但鱼类产品却具有比较优势，2004和2005年比较优势数值分别高达1.42和1.34。③1999-2005年中国在化工产品上的BCA均小于1，而同期美国化工产品RCA数值大于1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1.22。属于化工产品类中的医药产品的中国的BCA值更是很低，而美国的医药产品RCA远高于中国，2011年和2005年分别为1.06和0.95。④在其他半制成品类上，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美国不具有比较优势：⑤在机械运输设备上中国也只在2002年后才具比较优势，美国的RCA值一直在1.24左右波动。⑥在办公和通讯设备上，两国的RCA均大于1，但在子类商品通讯设备、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类产品上，则具有明显的互补性。⑦在汽车类产品上，尽管两国的RCA均小于1，但中国的RCA非常小，而美国的RCA一直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1.06，已表现出比较优势。⑧在纺织品和成衣类产品上，中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在对制成品子类分析的基础厂，尽 管两国在制成品上均表现出比较优势，但具体体现比较优势的较为明细的分类产品是互补的，因此中美在制成品类上仍具有互补性，我们认为这是中美两国资源状况和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美国劳动力价格远高于中国，因此很多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以降低成本，使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导致了中国出口的大幅增加，因此这些产品用量化的RCA体现的指数值就大于1。

由于企业生产基地向中国转移，美国国内生产减少，需要进口，因此在这些产品上用量化的RCA体现的指数值就小于1，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大多数中国制成品分类产品RCA大于1，而美国的小于1的原因。但是由于有些制成品的生产本身技术要求很高，对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也很高，同时由于美国国内技术管制和贸易的限制，这些产品只能在美国生产，中国对该类产品的需求只能靠进口，因此美国在这些产品上的RCA值大于1B寸，中国在该类产品上的RCA值小于1。 需要说明的是，分析中强调中美贸易的互补性，并不否认中美贸易的竞争性，这在表中制成品部分子类产品上有所体现，如电子数据处理和办公设备，2004-2005年RCA均大于1，表明在该类产品上中美两国均具优势，并且中美贸易互补性大于竞争性。 根据分类产品1999-2005年的比较优势指数，进一步观察发现部分分类产品的RCA值处于较为稳定的变动趋势范围内，这预示中美两国在部分分类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也在变动中。

中国在RCA上有上升趋势的有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子类办公和通讯设备、汽车类、其他类机械和运输设备、纺织品和其他消费品，中国的汽车类产品RCA尽管很低但在不断的上升之中;RCA有下降趋势的有农产品、食物类、矿石和其他矿物质产品、染料、有色金属、钢铁类产品、化工产品、成衣和其他消费品，农产品因不具比较优势，其RCA一直处于下降中，这表明中国的农产品整体上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且有恶化的趋势;矿产品的RCA很低且有下降趋势是与中国实际相符的，中国本身就是能源与矿产需求和进口大国，大量的不断增加的进口使RCA低且不断下降。而美国，仅有办公和通讯设备和成衣的RCA下降，其他类产品无论RCA是否大于1均呈上升趋势，这表明未来美国不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更具优势，而且越来越多的产品也会表现出比较优势。

(2)中美贸易互补性指数。从中国出口美国进口看，中美贸易商品的综合互补性指数平均值为2.48，且一直呈上升趋势，2005年高达2.51，高于平均值。从美国出口中国进口看，中美贸易商品的综合互补性指数平均值高达2.79，也一直呈上升趋势，2005年最高达3.11。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如杨希燕(2005)测算的2003年中国出口俄国进口的中俄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为1.04，俄国出口中国进口时仅为0.90;于津平(2003)测算的无论是中国出口还是进口，中国与东亚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很低，其测算的中国出口时中口贸易互补性指数最高值为1985年的1.37，1997年又降到1.08，相对于笔者计算的中美贸易互补性指数都很小。

因此，无论是从中国出口美国进口还是美国出口中国进口分析，1999-2005年中美贸易商品的互补性指数很高，充分说明了中美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于津平在构造贸易互补性指数时指出，如果两国间的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该互补性指数就大;如果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该互补性指数就小。因此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中美两国间主要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3.中国与美国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Similitude Index) 为更深入揭示中美贸易的互补性，可使用出口产品相似度(Finger and Kreinin，1979)来衡量中国和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出口产品的相似性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SI(ab，n)表示a国和b国出口到n市场(可以是第三国或世界市场)的产品相似度指数，代表a国出口到n市场中第k种商品所占的份额，则代表b国出口到 n市场中的第k种商品所占的份额。

该指数的变动范围在0-100之间。如果a国和b国出口到第三市场的商品分布完全相同，则该指数为100，即对于每一种商品，都有若完全不相似，则该指数为0，即对于每一种商品k，部满足：若，则必有或者，则必有。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该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升，则表明两国的出口结构趋于收敛，同时也意味着这两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会更加激烈;相反，如果该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则意味着两国在第三市场上的专业分工程度正在上升，两个国家的贸易关系是互补的。 根据产品相似度指数计算公式，利用2000-2006年WTO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数据，计算得出表4中美1999-2005年各类产品相似度指数值。

中美间的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值较高，都在60以上，表明中美向世界市场出口的商品分布的确存有很大的相似性。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表明中美在出口产品上就一定存在很强的竞争性。正如前文分析，由于中国廉价劳动力使很多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中国生产，转移到中国生产的这些产品往往是转出国国内不生产的，即使生产也是具有异质性的高端产品，因此尽管在国际贸易商品分类上归于一类，但实际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现在很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环节已被标准化和程序化，而在中国的生产只是对零部件的组装或简单的加工后又出口，实质上处于一个产业链的底端。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与美国出口产品尽管相似度高，但竞争性不强。

中美两国产品相似度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对于这个变动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两个解释：1999-2000年间，由于中国尚未“入世”，较高的关税抬高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世界市场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劳动力的优势，得益于此，美国不具有劳动力优势的产品仍能在国内生产并在世界市场上同中国竞争，因此这个时期的中美出口产品相似度会升高。2001年中国“入世”后，关税的不断降低和出口管制及配额的取消，中国出口产品的劳动力优势彻底“显现”，与此同时，“入世”为众多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生产提供便利的机会，那些未转移到中国进行生产的企业实际上生产的不是依靠劳动力优势为目的的产品，其本身和需要依靠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产品就具有很高的异质性和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互补性，这自然使得中美两国出口产品相似度降低。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预测，未来中美两国出口产品的相似度仍会走低，而出口产品相似度随时间的推移降低，本身就意味着两国在第三市场上的专业分工程度正在上升，两个国家的贸易关系是互补的。 结论和启示 基于对中美贸易结合度、贸易产品比较优势、贸易互补性指数和出口产品相似度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中美有很强的贸易互补性。通过对各种测度指数时间变动趋势的进一步观察，发现中美两国间的贸易互补性还将加强，表现为：其一，中国对美国贸易结合度稳中有升，尽管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会导致美国对中国贸易结合度下降，但其数值仍大于1，且只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但未见下降趋势;其二，中美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商品雷同性很小，且具体商品的比较优势指数或比较劣势指数在时间变动趋势上具有异方向性;

篇7

1.国际贸易额增长及贸易手段创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在不断加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1950年全球总贸易额为1130亿美元，1997年已达11万亿美元，增长了97倍，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贸易额已达GDP的35%。另外，国际贸易的手段也在不断创新，主要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电子数据交换(EDI)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资金转账(ETF)等也已在许多国家开始应用。

2.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加快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各国为了获得更多的优惠和更大的发展空间积极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熏在WTO的144个成员国中，近90%隶属于不同程度的区域经济组织。目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经济组织主要有: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盟(ASEAN)。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

3.跨国公司蓬勃发展。1996年，世界上的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跨国公司的贸易量已经占了全球贸易总额的40%以上，在国际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到2001年，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销售额已达19万亿美元，总产值占世界GDP的11%，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1/3，雇佣人数达5400万。

4.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各国经济相互传递的障碍减少互动性加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和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影响到发达国家。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发达国家未能幸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5.对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货物利益，在产业内贸易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际所得。另外，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使统计出现严重的误差。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中美贸易作为世界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体现在贸易额的迅速增长和贸易不平衡的进一步扩大。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美贸易也在快速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统计，1995—2004年中美贸易年均增长17.2%。其中，2001年中国对美国全年进出口总额为804.8亿美元;2002年比上年增长了20.8%，达到971.8亿美元;2003年则增长了30个百分点，达到破纪录的1263.3亿美元;2004年又增长了34.3%，全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696亿美元。这使中国成为继加拿大。墨西哥之后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对象。2005年中美贸易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全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1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8%(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与此同时，随着贸易额的大幅增长，中美贸易不平衡也在加剧。2001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280.8亿美元，2002年达到427亿美元，2003年增加至586亿美元，2004年这一数字为802.7亿美元，2005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则为1141.7亿美元(见图)。

另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也使得美国的跨国公司大量来华投资。截至1999年7月底，美国公司在华获得批准的直接投资项目已达27814个，协议金额498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236.7亿美元。按投资额排名，在中国投资最多的前20家各国公司中有11家是美国公司，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可口可乐。摩托罗拉等大型跨国公司。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

中美贸易不平衡趋势不断扩大有其内在的统计误差。政策限制等原因，但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国际分工。跨国公司。区域经济集团组织等外在因素则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加剧的重要原因。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

从近年来中美贸易的主要商品结构来看，中国对美出口以纺织品服装为主的贸易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计算机通讯类产品的出口份额在上升。但实质上，中国对美国出口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根据美中商务中心的统计，1997—2001年美国对华出口的20种主要产品中，出口额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飞机。通讯设备。显像管。含油种以及自动数据处理器。可见，美对华产品出口明显属于高技术设计与营销为主的技术密集型产品。

中美两国贸易产品的各自优势，充分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产业链的内部分工，中美两国之间并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竞争关系，而是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关系。美国一直对华实行严厉的高技术出口管制，抑制了美国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双方产品的优势互补也难以体现出来，无法实现优势互补的国际分工合作，由此导致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二)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

美国跨国公司近年来对中国的投资日益增加也成为加剧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在华投资绕开了关税壁垒以及其他一些关税措施，获得了更多利润。这些跨国公司以高于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为他们在华的企业输送境外关联企业提供的零部件，再以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将制成品输送给其在消费国的批零企业，从中获取高额利润，而中国得到的只是少量的加工费。美国跨国公司把原来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于是，简单的进出口统计，掩盖了真实的经济关系，从而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另外，美国的贸易统计报告没有计算跨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投资利益，也加大了中美贸易的差额。据中美商会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长达4年的调查期内，参加调查的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中75%的公司实现盈利，10%的公司利润非常丰厚，还有44%的公司2002年收入大幅增长，但这些美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利润并未被统计在内，这就更加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

经济全球化可以使各国的生产跨越国界，这就使各国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契机对本国的产业进行调整。在进行产业调整的过程中，中国由于政局的稳定，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加上低廉的劳动力等因素，成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和日本。美国。欧洲的跨国公司转移制造业的对象，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贸易差额的转移。对中国进行产业转移，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加剧的因素主要源自两个方面:

1.东亚地区对中国实行产业转移。中国对美国贸易差额的增加，主要是东亚地区相关国家对美贸易顺差向中国转移的结果，即东亚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了产业转移，使原来东亚各国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过去一直是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提供者，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工业化的繁荣发展之后，劳动力成本开始大幅上升，并因此逐渐丧失了生产及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产品出口的竞争力，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国家和地区不断把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到中国内地来生产，再返销国内和出口到世界市场，中国制造的产品因此继承了上述国家和地区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也继承了他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通过对1989—1995年间美国与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的贸易逆差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见下页表)。

2.美国本土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中国。美国一些企业原来在国内生产。国内消费，现在则将生产转移到了中国，生产出的产品再对母国“返销”出口。有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一半以上是由美国在中国的独资和合资企业生产的。以纺织品贸易为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纺织品最具价值的外包基地，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纺织品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国服装采购商的订货或美国本地服装企业在中国生产的返销产品，中方除了赚取小部分加工费用外，大部分利润都流入了美国。与此同时，也通过产业转移加大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四)全球化导致的原产地统计误差

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为国际社会所确定的。当时，这种以国家境域为统计着眼点所形成的外贸统计，即货物跨境流动统计是与国家参与对外贸易所获得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间的贸易关系。

由于原产地规则，使中美两国在贸易额的统计上产生很大的偏差，也使中美贸易不平衡被进一步夸大。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但美国海关按原产地规则却将这类商品的全部价值计入进口额，这无疑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实际顺差。另外，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生产的产品，按原产地规则也被计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之中，这也扩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四、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相关建议

(一)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目前，我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很高，美国是我国的第一大出口对象，这就使我国对外贸易很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且风险也较高。因此，我国应鼓励企业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不要只盯住美国市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已参与许多区域经济合作，如:10+1。10+3。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等，参与这些区域经济组织可使我国享受关税优惠等贸易优惠政策，这无疑为我国企业开拓新的出口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比如，2005年7月，随着《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的实施，双方已就7000多种商品进行关税削减，而东盟一些国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高，我国企业正可以抓住这一商机拓展出口市场，而不是只注重向竞争已很激烈的美国市场低价出口，从而也可以起到适当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作用。

(二)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推动我国企业跨国经营

我国政府应加大力度扶持企业尤其是工业生产性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同时为企业做好咨询与信息提供的宏观指导工作。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缓解贸易不平衡，而且还可以通过投资设厂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我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力。另外，在政府引导和扶持下组建的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其国外直接投资行为，可以分享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所带来的更高效率。

(三)逐步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加入WTO也要求服务业逐步开放，因此中国可以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借机弥补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前提必须是美方对服务贸易进行充分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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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

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应对策略建议

3.1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篇9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1.直接及完全消耗系数。由于中国的投入产出表每五年编制一次，逢0、5年编制投入产出延长表，因此本文使用统计年鉴中2007年和201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直接及完全消耗系数，2007年前的使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之后年度使用更新的2010年投入产出表。2.中美贸易数据。来自《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按章分类，共22类、98章的贸易数据。3.能源统计数据。各行业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结构数据以及各行业的各年度产值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4.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各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根据IPCC﹙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提供的方法通过以下公式计算。NCV为《2013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录4中提供的一次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CEF为IPCC提供的碳排放系数；COF是碳氧化因子﹙此处取缺省值1﹚；44和12分别是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量。对于大部分商品来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主要来自于各种化石燃料的燃烧，因此本文选取主要的八种能源，得到各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计算结果见表1。表2的结果显示，自2002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隐含碳排放总量逐年递增，且各个行业的隐含碳排放量也呈增长趋势，这与商品出口额的增长是密不可分的。2008年及2009年隐含碳排放量有所下降，原因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使中国出口行业遭受重创，出口额下降，因而出口商品隐含碳排放量随之下降。从结构上看，隐含碳排放量平均值居于前十位的行业依次是：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产品制造业，炼焦燃气及石油加工业，采矿业，化学工业，运输仓储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非金属矿物产品制品业，其他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及皮革产品制造业。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根据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整理的98章进出口贸易数据中，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出口额为零，但是其他行业在生产最终产品时必不可少地需要消耗电力、热力及水资源，在投入产出表中以完全消耗系数表示了对此直接及间接消耗的要素数量，因此不难理解为何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隐含碳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而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金融业的隐含碳排放量之所以为零，是因为在能源消费数据中，这两个行业并不存在对化石燃料的消耗。由于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重点针对高排放工业制成品征收碳关税﹙栾昊、杨军，2014﹚［12］，因此本文在行业选择上排除资源类及服务类相关产品。根据计算结果，隐含碳排放量高的五个工业制成品行业依次是：金属产品制造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其他制造业及机械设备制造业，后文将据此进行情景模拟。

二、运用GTAP模型对美国征收碳关税的情景模拟

﹙一﹚数据处理及模拟方案设定GTAP模型是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设计的多国多部门应用一般均衡模型，在此模型架构中进行政策情景模拟时，可以同时探讨政策调整对各国各部门生产、进出口、GDP、贸易平衡、贸易条件及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因此本文采用最新的GTAPVersion8.1数据库及RUNGTAP3.62软件对美国向中国征收碳关税进行情景模拟。1.区域及行业划分由于GTAP模型要使用上述隐含碳排放量分析结果，本文首先对GTAPVersion8.1数据库中包含的134个地区和57个行业部门进行分类汇总。对地区的分类主要依据地缘政治及其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进行划分，对行业部门的划分与上述隐含碳计算的行业划分保持一致。根据模拟需要，运用GTAPAgg8软件将上述国家和行业部门分别划分为9个区域、17个行业部门。具体分类情况见表3和表4。2.模拟方案设定虽然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提出将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但具体的关税税率并未明确规定。现有的研究基本假设计税标准为每吨碳10−70美元之间，因此本文选取三档征收标准———20、40、60美元/吨，即模拟征收低/中/高额碳关税的政策影响。关于税率计算采取目前普遍认同的方法，由于GTAP模型中，关税的冲击以百分比来表示，故税率计算结果也采取百分制形式。

﹙二﹚实证模拟结果及分析利用RUNGTAP3.62软件分别对上述三个碳关税征收方案进行情景模拟，并选取Gragg求解方法来提高模拟结果的精确度。在模拟结果的众多变量中，本文主要关注美国对中国征收碳关税后，分别对两国的商品销售价格、国内产出、GDP、社会福利、贸易平衡、贸易条件的变化，以及中国对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出口量的变化，以此得出对各自经济效应的影响。表6列出了不同碳关税征收方案下，中美两国国内商品销售价格及各行业产出的变化率。与对一般商品课税效果相同，在美国对中国高碳排放工业制成品征收碳关税之后，这些部门对美出口会受到限制，导致国内产出量下降，部分产品不得已转为内销，直接造成中国国内市场供给增加，均衡价格下降，范围在0.19%−0.48%之间，随着碳关税税率的提高，国内市场价格下降幅度更大。与中国情况相反，美国由于碳关税的征收导致其国内征税产品均衡价格的上涨，而由于价格上涨带来的超额利润使得其国内厂商生产更多产品用于国内销售。碳关税作为一种附加的额外成本，直接带来出口价格的上涨，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贸易条件恶化，相应地对贸易平衡产生负面的影响，使中国出口企业利润被美国瓜分。通过征税，美国贸易条件得到改善，贸易平衡相应增加，通过碳关税的征收使本国从中获利。但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即使被征收碳关税，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国内产出依旧小幅增长，原因正如前文分析中美贸易现状时所述，由于该行业占中国对美出口额的46%以上，短期内中国为满足其进口的强依赖性，国内产出因此并未下降。表8显示了美国征收碳关税后对中国GDP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显而易见，碳关税的征收对两者均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冲击，国内GDP下降0.30%−0.61%不等，而社会福利也因此减少31.80亿−64.73亿美元。而美国虽然由于国内生产增加等因素的影响，GDP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十分有限，最高也只有0.07%。但随着碳关税税率的提高，对其社会福利也会造成不利的影响，高额碳关税政策也会导致其国内福利恶化。因此，由模拟结果可见，高额碳关税政策均会造成两国福利的净损失。最后，分析在不同碳关税征收模拟方案下对中国出口量的影响。如表9所示，中国被征收碳关税的行业，出口变化率普遍为负数，即对美出口量下降，且随着税率的提高，出口量下降比例递增，受影响最大的三个行业是化学工业、非金属产品制造业以及其他制造业，下降百分比均维持在两位数。未受明显冲击且保持小幅增长的依然是机械设备制造业，原因此处不再赘述。可见，随着对最大贸易伙伴出口量的下降，中国相关行业无疑会受到极大的冲击，由此会导致贸易转移的出现，正如模拟结果所显示，中国对其他贸易伙伴，如欧盟、东盟、亚洲发达地区的出口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三、结论及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碳关税政策将导致中国高碳排放行业产品的国际均衡市场价格上升，对美出口量下降；同时，该类产品国内供给量增加，销售价格下降。对中国贸易平衡造成显著的负面冲击，贸易条件随之恶化，中国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减弱，GDP减少，社会福利存在净损失。就美国而言，碳关税直接造成其国内销售价格上升，进口量减少，国内生产增加。贸易平衡增加，贸易条件改善但幅度有限，并且随着碳关税税率的逐步提高，也将造成社会福利的净损失。由此可见，碳关税作为一种试图用贸易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总体来说弊大于利。因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争取先动优势，从以下两个方面规避被实施碳关税政策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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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WTO分类，服务贸易包括过境交付、消费者移动、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四种方式，即服务贸易竞争力应指一国服务业出口和对外投资能力。因此，通过运用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计算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来评价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至少忽略占很大比例的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因此，较全面评价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还应考虑服务业对外投资及由此引发的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本文旨在通过比较中美跨境和商业存在模式(某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对外国公民的服务销售模式)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以期为中国鼓励服务业对外投资而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出建议。

中美总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

为全面比较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笔者对两国跨境模式（BOP模式）和商业存在（附属机构模式-ForeignAffiliatesTrade）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见表1）。

表1显示，1996年，美国FAT模式服务贸易总额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1.3倍；2002年，顺差额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2倍多。中国BOP模式服务贸易总额远低于美国，且处于逆差地位，即中国跨境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远弱于美国。

因中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严重滞后，所以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及FAT模式服务出口也很滞后、竞争力极其薄弱；FAT模式服务进口方面，即在中国境内的非金融类服务业外国附属机构境内销售收入，2005年总计739.74亿美元，2006总计913.2亿美元，远远低于美国水平。总体而言，中国在FAT模式服务贸易方面处于明显竞争劣势。

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及服务业FDI比较分析

为深入分析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笔者分析中美双边服务贸易(见表2)。表2显示，无论是BOP还是附属机构模式的双边服务贸易，中国竞争力均远远落后于美国，特别是附属机构贸易模式，中国更显薄弱，2005年逆差额2倍多于BOP模式。

无论是总体还是双边服务贸易额，美国两种模式均处于竞争优势，且FAT模式强于BOP模式；中国两者均处于劣势，且FAT更劣于BOP模式。鉴于FAT模式已成为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和趋势，所以需对FTA模式的来源——服务业FDI进行比较（见表3、4、5）。

表3、4、5显示，无论是服务业FDI总额，还是双边服务业FDI额，美国都远高于中国，使得美国FAT模式服务贸易发达于中国。美国服务业FDI处于净流出地位，而中国处于净流入地位，故美国FAT模式服务业处于竞争优势，而中国处于竞争劣势。

美国鼓励服务业FDI的政策

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表明，某国服务业FDI对其服务贸易竞争力，特别是对占主导地位的FAT模式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薄弱的中国应借鉴美国经验，通过促进服务业FDI来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一）重视国内服务产业发展，并重点进行产业培育

美国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之所以发展迅速，与其国内发达的服务业分不开。服务业已是美国经济中最庞大、发展最快的部门。美国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措施很多，较有特点的是：

主要通过宣传、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和管理机制，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健康、迅速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使国内服务产业发展服从服务贸易全球战略发展的需要，适度放松反垄断限制。注重国防工业，特别是军民共用技术对国内相关服务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确定重点服务产业并保持其竞争优势。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特别是自实施“国家出口战略”和“服务先行策略”以来，其服务贸易和投资的产业发展重点愈益清晰，即将促进重点放在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旅游、商务与专业技术服务(包括环保、能源等)、交通运输、金融保险、教育服务、影视娱乐、电信服务等领域，并由商务部分别与能源部、环境保护署、卫生部、教育部等相关机构及行业协会组成专门小组，采取针对性促进措施。

（二）加大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创造并保持服务业竞争优势

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人力资本/技术密集型已成为服务产业的主要属性，人力资本/技术对保持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高水平的教育投入和人才的引进，为美国带来丰裕的人力资本，美国已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最具优势的科技人才队伍，促使为美国服务贸易提供竞争优势的产业基础持续得到发展，发达的服务业又反过来促进和扩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使得美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保持优势地位。

为争夺国际市场，使美国跨国公司在与国外公司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国政府充当为其跨国公司在研发方面保驾护航的角色，如制订出一定的科研计划，采取各种措施推动跨国公司科研与开发的发展；通过延长跨国公司研究与实验机构的课税减免，来鼓励跨国公司进行科学研究，推动新型科技产品的开发，以便使美国的跨国公司能够在技术上领先别国，从而为跨国公司提供创造和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和手段，增强美国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力。

（三）提供资金扶持与援助，为跨国公司提供“基础支持”

利用各种渠道和机构对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资金扶持和援助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金融支持。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对外货款业务中，有两项贷款是专门支持跨国公司向外直接投资的：开发资源贷款和私人对外直接投资贷款，即对跨国公司给予贷款，帮助扩展业务，提高在国外的竞争力。1971年成立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要有两项业务：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投资保险和对私人投资者提供融资活动。

因中小企业开展海外投资面临更多风险，所以应更重视对其开展海外投资的鼓励和保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日益重视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建立小企业发展中心，对高科技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及实行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等。

税收支持。税收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而提供税收优惠则成为政府鼓励私人资本进行跨国投资和经营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公司向国外扩大投资的重要工具，如除与许多国家在双边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外，还通过分类的综合限额税收抵免、延迟纳税制度、在税收协定中不列入税收饶让条款、经营性亏损结转制度、在进口关税减免制度、国外投资收入优惠税率等方式鼓励和促进企业开展海外直接投资。

设立扶持企业海外投资的政府性基金。如“TDA基金”作为政府资助私人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之一，其主要职能是通过资助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定向考察、特许培训、商业研讨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技术辅助等，增强美国公司的对外竞争力，帮助美国公司获得海外商机。其中，资助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费用约占美国贸易发展署整个预算的77%。

（四）建立海外投资保障制度，保障跨国公司对外投资

美国于1948年首创官方海外投资保证制度；1969年，美国再次修订《对外援助法》，规定设立直属国务院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1971年1月，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正式开业，从此确立沿袭至今的由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管理海外投资保证业务的体制，即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美国的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承担特别风险和综合风险保险，如禁兑风险、征用风险、政治暴力风险，大大减少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促进跨国投资事业的发展。

（五）为海外投资者提供系统、完善、可靠的信息服务，以降低投资风险

美国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行政机关或国内特别机关驻外使领馆所设的经济与商业情报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等机构形成的信息网络为企业提供从项目考察设计、论证到组织实施全过程的信息咨询服务等来实现对投资者的情报服务。

（六）与企业密切合作，注重务实性、技术性促进措施

美国商务部等主要贸易促进机构除注重通过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和促进机制，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健康、迅速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外，特别注重与企业间密切合作，更多地应用深受服务出口和投资企业欢迎的务实性、技术性促进措施：如大量通过派出政府与企业联合商务团组，包括利用类似于召开美中商贸联委会等双边贸易协商方式开展游说与促进工作，以及举办各种商务对接、商务会议、展览等商务促进活动，帮助企业寻找商机；针对服务出口和投资不同于商品的不同特点，举办大量技术性、务实性很强的专业培训活动，帮助分析出口和投资目的地国家的市场和投资做法、消费趋势及习惯等，以帮助中小服务企业提高服务出口和投资技能等。

（七）改进跨部门合作及与各州的合作，提高促进与服务效率

1994年后，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专门组成由各部门专家组成的服务业出口工作小组，主要集中进行跨部门合作与协调：数据采集与分析；共同确定为推动促进工作所必须的各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与专家人选；研究建立与民间企业最为有效的联系与沟通办法；共同制定在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出口促进活动计划与方案。由于服务贸易涉及面很广，有许多州的法律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规定与双边谈判或多边谈判存在矛盾，因此，“国家出口战略”还要求联邦政府与各州及地方政府官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结论

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中国无论是在BOP模式还是FAT模式服务贸易上均处于劣势地位，且后者的劣势更为明显；而美国服务业对外投资发达对其服务贸易，特别是FAT模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中国应把握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特别是服务产业国际转移和FAT模式服务贸易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通过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产业、丰裕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确定重点服务产业并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建立和完善企业海外投资综合服务网络、建构各级政府、行业、企业充分合作、协调互促的服务产业出口和海外投资促进体系等，以推动中国服务产业海外投资，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郭根龙，服务贸易自由化和竞争力[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中国商务部服贸司.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

3.中国商务部服贸司.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