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8 11:48:13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国数学史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1.1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根据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只有难易程度在“最近发展区”内的问题才能激发学生的思考,推动探究活动的进行。阿特金森在他1958年的一项试验中也已经得出结论:问题情境的适宜度是50%左右,即实现目标的可能性是50%时,主体的反应强度最大。学习情境无论太易或太难都不会使学习者达到最好的动机激起水平。这就要求教师在初中数学实验中,要以学生的认知结构为依托设计数学问题,或是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为学生设置实验课题,创设具有挑战性的数学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参与知识建构的过程。创设情境是初中数学实验教学过程中的第一环节,也是实施其他环节的首要条件。
1.2实验活动动手操作
实验活动是指教师给学生提出实验要求,学生按照教师的要求,亲自用手工或计算机完成相应的实验,努力去发现与所研究问题相关的一些数据中反映出的规律性,对实验的结果做出清楚的描述。实验活动是整个数学实验过程中的核心环节,它是在第一环节所创设的情境中展开的,在第一环节创设情境和第三环节提出猜想两大环节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学生通过“做数学”来学习数学,在完成任务过程中,使抽象的数学知识具体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一般的问题特殊化、肤浅的问题深刻化,这样做有利于学生以一个研究者的姿态在“实验空间"中观察现象、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此外,实验活动能够使学生直观地理解其内在规律,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观察实验去获得感性认识,培养数学情感和想象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严谨的科学态度。
1.3提出猜想讨论交流
提出猜想是指学生在理解了学习课题后,通过实物模型、虚拟模型、直观观察、实验分析、数学灵感等各种途径和方式,根据已有的信息或新得到的信息,提出解决课题的假说。本环节是整个初中数学实验教学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是数学实验的阶段,它是学生在实验环节中产生的,是学生根据实验现象和规律提出的,是初中数学实验教学的教学目标实现程度的体现,同时也是培养学生合情推理能力的过程。波利亚曾经这样高度评价过猜想的作用:“仅仅把数学视为一门论证科学的看法是偏颇的,论证推理是数学家的创造性工作成果,而要得到这个成果则必须通过猜想”。讨论交流是现代数学教学中一个新的课题,数学已作为一种文化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走向交流理解的数学教育是面向未来、面向国际化教育所需。在数学实验教学中,一方面,我们要让学生自己独立思考,产生猜想;另一方面,让学生之间通过讨论,使学生在争论中更进一步的深入的修改、补充甚至是纠正猜想,从而形成正确的猜想。同时在讨论交流中也培养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可以使学生的表达更具有条理性和逻辑性,而这正是新课标对学生提出的要求。
1.4验证猜想得出结论
验证猜想是指在提出猜想后,一般要用实验的方法、演绎的方法或举反例的方法来检验猜想的正确性。验证猜想是初中数学实验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它是我们获得正确结论的关键步骤,是对数学实验成功与否的判断。猜想有可能正确,也有可能错误,教师要启发诱导学生证明猜想或举反例否定猜想。得出结论即将学生从实验中获得的知识进行整合,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使学生在实验中遇到的疑难豁然开朗,茅塞顿开;使学生从实验中获得更为广泛和全面的体验,促成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具体的实验活动得到“升华”。以上教学步骤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实验的内容、实验的目的、实验的手段的改变而有所改变。
2统计与概率的教学案例分析
(1)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今天,陈老师和周老师都想去看电影,但只有一张电影票,大家能否替我们想个办法,来决定谁去看电影?(学生纷纷献计献策)。若采取掷硬币的方法(甲同学的建议),任意掷一枚质地均匀的硬币,如果正面朝上,那么陈老师去:如果反面朝上,那么周老师去。大家想一想:掷硬币的办法对双方公平吗?(在学生简单的理性思考后,确定实验方法。)
(2)实验活动动手操作
同桌两人合作,做20次掷硬币的游戏。要求:一人负责掷硬币(以举手的姿势抛硬币);一人负责记录数据,并借助计算器计算正面朝上的频率(正面朝上的次数与总次数的比值)。
(3)提出猜想讨论交流
汇总各组实验数据,分别计算实验累计进行到20次、40次、80次、120次、⋯⋯400次时正面朝上的频率,你发现了什么规律?(学生在实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过程中,实现两个不同范围的合作互动。首先,在与同桌合作过程中,达到小范围的学生间的互动,初步建立随机观念;然后,在累计全班的试验结果的过程中,实现互动的范围扩大,体会随着试验次数的逐渐增加,正面朝上的频率变化幅度逐渐变小,差不多稳定在频率为0.5处。)
(4)验证猜想得出结论
通过对自己的实验结果及历史上数学家的实验数据的分析,我们体会N-任意掷一枚均匀的硬币,在大量的重复实验中,正面朝上的可能性就比较稳定,趋向于0.5。如果正面朝上的可能性大小用P(正面朝上)来表示,则P(正面朝上)=1/2,这也称为一枚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利用生活中的概率,学生通过动手实验、自主探究和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形成概念。在初中数学实验中,学生由于亲自动手操作,从一个旁观者和听众变成了一个参与者,因此对实验结果、产生结果的原因、新的知识、方法等等产生强烈的探索欲望,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初中美术课程是面向全体学生必修的艺术课程,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通过对美术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发展感知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形成创新精神和技术意识,促进学生个性的形成和全面发展。因此,学习美术对于每个初中学生来说都十分的重要。那么怎样能把美术学好呢?从教学实践中可以看出,情感教育不可忽视。
一、教师方面因素
首先,教师自身要具备丰富的情感。情感教育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上。一些教育专家对人的素质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情感也是人的素质,并且是最重要的素质,从现实来看,情感在人的事业及发展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良好稳定的情感是认识活动的动力和调节器。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要分析学生的心理特征,指导学生情感实践,自己必需要有丰富的情感。有专家预测: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教师传统的授业功能将逐渐减弱,而人格培养的功能将加强,这就预示着情感教育在今后的教学中越来越重要。wwW.lw881.com但在实际教学中,许多美术教师的课堂教学仍只注重知识与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了情感教育,原因就是许多美术教师并未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情感教育,也就是所谓的真教育。
陶行之曾说过:“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才能打到心的深处。”由此可见,美术教师要想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你自己首先要具备真实、强烈、深刻、稳定的情感,要有利用美术教学传递情感的能力。
其次,教师在教学时要有情感目标及相关的评价方式。由于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教师要能根据美术学科的冷暖特征及具体的学习内容制定合理的情感目标及评价方式。瑞士著名教育家皮亚杰说:“教师不仅要知道他自己的科学,而且还要精通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细节。”因此,教师在教学时要分析具体的教学内容、了解学生、了解学生的爱好和才能、了解学生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的欢乐和忧愁,再根据这些情况制定相应的情感目标,使学生在学习美术知识和技能时接受情感教育。
再次,教师在教学时要付出情感。美术教学是师生双边互动的教学,师生心与心之间的呼应就像人们在群山之中得到回声一样,教师对着学生心灵的高山呼唤:“我尊重你,理解你,关怀你……”学生便在心灵的深处回应:“我尊重你,理解你,关怀你……”由此可见情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因此教师在教学时为了调动学生情趣,自己要感情投入,教学时精力充沛,用幽默风趣的语言、生动形象的类比、深入浅出的解释来引导学生学习和探索,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教师只有付出真实的情感,才能收获真挚的感情,才能在师生之间架起情感的桥梁,以利于情感的沟通。但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由于美术学科不是考试科目,许多美术教师常对学科歧视有情绪,上课时不够投入;又加上教师在社会上的角色也日益丰富和多元化,压力也越来越大,如何调节自己的情感,把美术课上好,这也是我们美术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有许多美术教师做得很好,他们在上课时能忘却自己的烦恼,关注自己的课堂,关注自己的学生;能以饱满的激情面对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使学生在教师的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产生情感激励。
二、学生方面因素
1、通过自我感悟提高美术素养。 美术教学应注重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应当遵循审美的规律,多让学生自我感悟艺术作品,引导学生展开想象,进行比较、分析。自我感悟就是要让学生学会按自己的意愿形成适应的情感、情绪,因此教师在教学时不要急于用简单的讲解代替学生的感悟和认识,要让学生自己通过体验、思考、鉴别、判断来努力提高自己的审美情趣。因此,教师在教学时要能放得开,给学生自由学习的空间,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让学生学会学习。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属于我国广大西部地区的一部分,因此也被纳入了西部大开发的范围。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较,主要特征是: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工业技术和产业水平落后,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针对以上区域经济特点,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目的是利用西部地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会议筹备组在会议基本主题范围内,提出若干方向性选题建议,供考虑与会学者参考。
一、晚近中国古代史资料新发现的学术意义;
二、电子文献、资讯扩展对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
三、域外文献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的意义;
四、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实证方法及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新认识;
五、对中国古代史研究诸视野的评价(如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史观、区域性研究、中国中心史观);
六、对域外中国古代史研究成就、特色、局限的评价;
七、对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各种模式性论说的评价;
八、对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影响的分析;
九、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启示及相关评价;
十、历史研究的“宏大叙事”与“碎片化”――中道何在;
十一、中国古代史研究国际化对研究者素质的新要求。
拟参会论文者请在2016年11月30日前向会务组提交参会回执,表明作者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职务与职称、联系方式、论文题目及提要。会议组委会将在2016年12月31日前发出正式邀请函。正式受邀与会者请在2017年5月15日前向会务组提交论文全文。论文需用MS-Word打字,页下注,1.5倍行距。
会议为期2天、与会者旅行费用自理、会议期间食宿费用由会议承办方承担。
在“深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周国文(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回顾性地评述了我国的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尤其是生态哲学研究最近几年来的学术进展,并尝试性地提出了系统评估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和绿色经济社会变革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间关系的重要性。姚晓娜(华东师范大学)以深生态学的生态美德思想为例,阐述了个体价值观念变革与人类文明绿色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关联及其影响路径。程相占(山东大学)在具体辨析“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概念内涵差异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生态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并着重阐发了作为生态审美的生态美学所具有的生态文明与文化变革的重大潜能。郇庆治(北京大学)则专题评述了“生态地方自治主义”(“生态区域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这两个理论流派的研究进展与开展进一步系统探讨的必要性,他认为前者主要是一种基于地方民主自治理念的“深绿色”生态政治理论,在当前全球化不断推进与深入的总体背景下似乎更具有远不止“绿色乌托邦”的理论尤其是方法论价值,后者是党的“十”之后在国内迅速升温的一个研究领域,但生态文明建设所关涉的许多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还依然缺乏真正学理性的研究。
在“红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刘仁胜(中央编译局)系统阐述了一个生态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着重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绿色经济观、绿色科技观对于绿色变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的唯物史观在科学认识科技、经济和社会政治变革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郭志俊(山东财经大学)集中评述了“绿色工联主义”理论与实践最近几年来的进展,尤其是加拿大学者比如杰夫・沙茨的相关研究,认为劳工运动与绿色运动的政治联合对于绿色变革依然有着不容置疑的理论相关性。张淑兰(山东大学)以印度学派(尤其是范达娜・席娃和碧娜・阿噶瓦尔)的“生态女性主义”为例,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并在承认(印度)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局限性的同时,强调了它们所提出的对妇女与民主、环境和发展关系思考的全球普适性。李亮(南京林业大学)全面评述了默里・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的阶段性演进和基本观点,以及国内外学界对其著述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并阐发了社会生态学对于社会与文化等级化结构如何影响着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自由与和谐的观点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变革意蕴。刘颖(山东师范大学)基于丰富的文献资料,对(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最新进展作了系统梳理,并对其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概括,强调当前的欧美(环境)新社会运动正呈现出一种“后―反全球化运动”的新特征(比如发生在英国、北欧等地的青年骚乱),而如何将这些理论框架应用于阐释我国最近发生的大众性环境公众事件也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浅绿”生态文化理论议题领域下,李昕蕾(柏林自由大学)系统回顾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自1992年以来的理论演进和实践成效,着重阐述了这一“浅绿”环境政治社会理论的绿色变革意蕴和潜能及其内在缺憾。李慧明(济南大学)在评述“生态现代化理论”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此开展更为深入研究的具体设想,比如生态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经济工业生态化、社会变革和欧盟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将该理论应用于中国“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修正。孙凯(中国海洋大学)结合澳大利亚学者罗宾・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重思与民主》一书,阐述了“绿色国家理论”的国内和国际向度,认为当代国家无论在国内政治绿化还是环境国际合作与管治方面都理应发挥一种更积极的角色,问题在于如何使国家成为一种推进绿色经济变革和生态民主的正向力量。郇庆治(北京大学)通过安德鲁・多布森不久前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评述了“环境公民(权)”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认为对于环境公民职责(资格)的重视与主动培育,无论基于世界主义、共和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理由,都对于现实中个体行为的绿色变革至关重要。郦莉(外交学院)系统评述了“环境公共管治理论”尤其是在国际和全球层面上的理论进展和实践应用,认为基于碳交易和清洁生产机制等实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环境国际合作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环境公共(全球)管治有一个合理而正确的预期。
关键词:高等师范美术教育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美术教育长期受苏联教育模式影响,契斯恰科夫造型体系一直是美术教学的主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师美术教育适应时代需要,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大部分高师院校的美术教学在课程设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仍因循守旧,学生依然在进行写实的技术训练,很少去关注、思考什么是艺术。本该鲜活、生动的美术教育,有渐趋僵化之势。通过对俄罗斯主要高师院校的考察,笔者对其美术教育有了一定的了解,试图通过中俄两国高师美术教育现状的比较,为我国高师美术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一、俄罗斯高师美术教育现状
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和赫尔岑国立师范大学是俄罗斯最重要的两所师范院校,它们的美术系代表了俄罗斯师范美术教育的最高水平,它们都面向全国招生,每年暑假组织入学考试,教学目标是培养中小学美术教师,主要开设素描、色彩、装饰艺术、金属工艺、陶艺、雕塑、造型艺术教学法、电脑绘画、俄罗斯美术史、外国美术史、俄罗斯历史、哲学、儿童心理学等课程。
在教学安排上,素描和油画是主课,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一般是早上9点至11点画素描,中午11点半至下午2点半画油画,下午3点至5点又是画素描。素描以灯光为主,因为在冬日的彼得堡,早上11点天才亮,下午3点多天又黑了,俄国素描的灯光效果是自然环境造成的。解剖课的要求非常严格,经常安排在一张纸上画同一个人头部的正面、侧面和3/4面,或者在一张头像边上画骨骼和肌肉。学校有一个专门的解剖教室,陈列着人体骨骼的各个部分以及一部分动物骨骼,学生可以随时来此写生,有专门的教师指导,素描作业一般都用“缩思”做底子,做成各种深度的灰调子,人像与环境融为一体,空间感极强,这也是为了与油画课程进行很好的衔接。美术教学对构图课极为重视,构图要符合美的规范,反复权衡修改以求获得最佳效果。创作课从大一开始设置,方式是课上辅导、课下画构图、期末总评,手法要求用现实主义方法,题材范围是现实生活、个人生存体验、普希金诗歌、卫国战争、俄罗斯历史与宗教,绝对不允许进行现代艺术尝试。
教学大纲是高师美术教学的“宪法”,教学中出现偏差,马上就由教学大纲来纠正,学生学习也有矩可循,老老实实按教学大纲学就是了,可叹的是这种大纲几十年不变。
学校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美术系设有工业造型、陶艺、雕塑、木工等实习车间,从图纸设计到制作完成都一丝不苟,从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学生严谨、扎实的学风,这种对学生严肃认真作风的培养不仅仅是为了制作一两件作品,更是为了让学生形成优良的工作品质与生活品质。
美术学院的目标是培养艺术家,而师范院校美术系是为了培养中小学美术教师,培养美的传播者,所以除了对学生的绘画技能有一定的要求外,非常注重对学生艺术修养的培养。1~5年级都开设艺术史课程,课堂不局限于教室,经常去博物馆直接面对大师原作讲解。美术史课程的教学力量非常强,像莫斯科国立师大的美术史教授薇拉博士,就是卓有成就的艺术理论家,她同时还是莫斯科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研究员,与众多知名艺术家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样学生不但了解熟悉艺术史上的大师,还有机会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当代艺术家,对艺术、艺术家能够得到切身的体会和了解。一名美术师范生不一定要画得非常好,但他要能真正了解什么是好的艺术,这样在以后的工作中才不会误导孩子。
每年6月,是毕业生的答辩时间,学生作品分成两部分:一是自己的毕业创作;二是在教学实习中收集的中小学生完成的作业。这是对创作能力和教学能力两方面进行评估。
国立师大还与各地中小学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了解中小学的教学需求,反馈毕业生的工作情况,不断对自己的教学计划进行改进和调整。
二、我国高师美术教育现状
我国的高师院校从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师范大学到省属的师范大学、师范学院,美术课程的设置基本类似,主要开设美术概论、美术教学理论与方法、中外美术史、素描、色彩、中国画、油画、装潢设计、环艺设计、广告设计、计算机设计软件应用等课程。
如前所述,写实的技术训练依然是美术教学的主要内容。在时间安排上,前两个学年主要是基础课,以素描、色彩为主,同时开设国画、油画、设计普修,意在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后两个学年进入专业课程学习,一般分为国画、油画、设计三个专业方向,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专业能力自主选择。
创作课设有系统安排,只是在最后一个学期集中搞毕业创作,日常教学活动很少进行创作练习,创作形式完全自由。古典、现代、抽象、具象乃至装置、影像可以自由运用,这种创作方式优点是灵活多样、自由自在,不足之处是缺乏明确的审美规范。
在课程设置上,高师院校的美术课程主要是绘画课和计算机设计课,基本没有手工制作课,所以学生动手能力普遍较差,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美术概论、中外美术史等美术理论课程普遍开设,但时间过短,一般每门课程只开一个学期,学生浅尝辄止,仅仅记住一些艺术家和作品的名字,对艺术品的美学内涵和文化脉络缺乏明确了解和整体把握,不能深刻领会作品所传达的艺术精神,所以面对艺术作品常常感到茫然。再加上国内缺少专门的艺术博物馆,学生很少有机会看到艺术品原作。缺乏文化内涵与缺失艺术标准是美术理论教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教学实习是师范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前几年实行分散实习,流于形式,形同放羊,实习失去了意义。近年有关部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重新安排集中实习,但由于师范院校与所在地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沟通不畅,实习学校很少,实习学生过多,很多实习生没有机会上课,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我国高师美术教学改革设想
了解俄罗斯高师美术教育现状,目的在于为我国高师美术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参考,完善我们自己的高师美术教育。针对当前高师美术教学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1.思想史、文化史,尤其是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的学习,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应该让学生对人类各种视觉艺术语言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仅仅是记住一些画家和作品的名字,而是深入了解它的社会背景,分析它的构图特点、造型特点,分析画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这样画,懂得这些造型语言在表达现代人的精神感受上的潜在价值。应该鼓励学生提高自己的综合知识修养,经常阅读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理解并欣赏音乐。画什么”不是指具体的题材、内容,而是指画面所应达到的精神高度,人类艺术从诞生发展到现在,风格手法层出不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根本的东西没变,那就是质朴、大方、纯正的品格,这种品格在不同的时代通过不同的形式得以体现,每一种形式都烙刻着深深的时代印迹。
2.美术基础教育的过程应该是把视觉艺术史上的一切经验和创造全部介绍给学生,让学生看到造型艺术的多元性。现行的考试制度,使学生过早地陷入单一的教学规范中,他们具备一定的造型能力,但常常是封闭的,视野过于狭窄。写实造型训练依然是今日大学美术基础教育的主要内容,这种严格的规范性教学是必要的,通过写实的训练,培养学生把握控制造型语言的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今天应该用更宽泛的眼光审视油画基础教学,把注意力从准确地再现转移到现代造型语言的认识和掌握上去。就素描而言,就是构图、体积、空间、结构、黑白灰处理以及线面关系;就色彩来说,就是色彩的对比、调和、空间、层次和色彩的心理与情感表现;就材料和媒介来说,是肌理、色层和各种材质的精神表达。这些应该是在大学低年级反复强化训练的东西,抛开很具象的形,训练造型语言自身的表现力。基本功训练不仅仅是能够准确地再现物象,还应包括结构画面、结构色彩、经营材料的能力,这是当代美术工作者必备的基本能力。当然,作为油画专业的学生,坦培拉技法、古典油画技法、直接画法等专业语言更是必须了解和掌握的。自由开放的造型训练,使学生在技能训练中逐步摸索适合个人精神表达的语言手段,把学生潜在的艺术想象力诱发出来。
总的来说,学生应该掌握以下三种能力:(1)一般具象造型能力,这是指有价值的具象——真正能反映当代生活的鲜活性。(2)对绘画中的抽象规律的掌握,严谨、准确地抽出最基本的绘画语言规律。(3)认识当代社会生活的能力,通过学习艺术史了解艺术家如何认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又是怎样表现那个时代的生活的,并把这种规律运用到认识当代生活中去。
3.应把手工制作列入必修课程。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强学生的劳动生产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
著名数学家吴文俊院士曾说:“假如你对数学的历史发展、对一个领域的发生和发展、对一个理论的兴旺和衰落、对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对一种重要思想的产生和影响等许多历史因素都弄清楚了,我想对数学就会了解得更多了,对数学的现状就会知道得更清楚更深刻,还可以对数学的未来起一种指导作用”[1]。《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也指出:数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中应尽可能结合高中数学课程的内容,介绍一些对数学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历史事件和任务,反映数学在人类社会进步、人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同时也反映社会发展对数学发展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数学史作为数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引起了数学教育领域的广泛关注,教材作为传承数学知识和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中学数学史教学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教材中的数学史是如何分布的,以何种形式呈现,有哪些优点和不足,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数学史融入教材的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更能有效地指导数学史融入教学实践。本文选取人教A版和苏教版必修教材,采用文本分析法,从比较的视野对数学史融入教材的分布进行研究。
一、数学史按模块分布比较研究
统计发现,人教A版从必修1到必修5有53处涉及数学史相关内容,数学史出现次数依次为7,12,17,3,14,平均每册出现10.6处,数学史出现次数的差别比较大,其中必修3出现数学史次数最多,有17处,大部分集中在《算法初步》一章,必修4出现数学史次数最少,只有3处,极差为14。苏教版从必修1到必修5有49处涉及到数学史相关内容,数学史出现次数依次为7,5,22,6,9,平均每册出现9.8处,数学史出现次数差别也比较大,必修3出现数学史次数最多,共22处,大部分集中在《算法初步》一章,必修2数学史内容最少,共5处,极差为17。
进一步分析发现,两套教材在必修3和必修5都设置了大量数学史内容。必修3的数学史多集中在《算法初步》一章,人教A版在这一章共有11处数学史,占必修3数学史总量的64.7%;苏教版共有14处,占必修3数学史总量的63.6%。必修5数学史多集中在《数列》一章,人教A版在这一章共有10处数学史,占必修5数学史总量的71.4%;苏教版共有7处,占必修5数学史总量的77.8%。
二、数学史按类分布比较研究
为了比较数学史的具体分布布局,根据数学史在教材中的不同位置,将其分为四类:位于正文部分的数学史、位于例题部分的数学史、位于习题部分的数学史、位于阅读材料部分的数学史。
1.正文数学史分布
在正文中出现的数学史有利于教师在教学中应用,以逐步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两套教材都注意到在正文的不同位置设计相应的数学史。这应该是对课程标准对数学史设计要求的一种积极回应和具体体现。统计发现正文部分的数学史主要分为以下三类:(1)前言,每一章、节用于引出学习主题的数学史或相关问题;(2)案例,以“案例”形式出现,贯穿于本节学习内容的典型算法(主要针对“算法初步”一章),如人教A版在算法一章通过对“辗转相除法与更相减损术”的案例分析,让学生进一步体会算法的思想;(3)解释说明,用于解释正文中相关概念或说明相关问题的数学史,如人教A版在讲到解三角形一章时引用古代测量地月距离的例子说明基线选择的重要性。
按照以上的分类标准统计发现,人教A版出现于正文部分的数学史次数从必修1到必修5依次为:1,1,4,0,7,共13处;苏教版出现于正文部分的数学史次数从必修1到必修5依次为:0,1,3,0,2,共6处。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正文数学史分布
比较发现,两套教材在正文部分融入数学史主要是通过章、节“前言”的形式实现的,人教A版有8处,占正文部分的61.5%;苏教版有3处,占正文部分的50.0%。其中以“解释说明”的形式融入数学史于正文的方式最少,人教A版只有2处,占正文部分的15.4%;苏教版只有一处,占正文部分的16.7%。
将数学史内容穿插在概念讲解或问题说明中,有利于学生及时了解概念产生的背景,理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更好地体会其中的思想方法。遗憾的是两套教材都只重视数学史作为章、节导入的背景材料的作用,较少关注数学史在解释相关数学概念方面的功能,而这恰恰是挖掘史料所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的最好时机,是将学术形态的数学史转化为教育形态的数学史的重要途径。
2.例题数学史分布
例题是数学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数学课程目标、实施数学教学的重要资源,是数学教材中概念、命题与习题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两套教材在例题部分出现的数学史都比较少,其中苏教版在该部分没有设置相关数学史,人教A版分别在必修3《算法初步》一章和必修5《数列》一章各设置一道数学史相关例题。
人教A版必修3(P9)例3:已知一个三角形三边的边长分别为a,b,c,利用海伦—秦九韶公式(注记:海伦—秦九韶公式简介)设计一个计算三角形面积的算法,画出程序框图表示。
人教A版必修5(P30)例2:图2.1—5(图略)的三角形称为谢宾斯基(Sierpinski)三角形。在下图四个三角形中,着色三角形的个数依次构成一个数列的前4项,请写出这个数列的一个通项公式,并在直角坐标系中画出它的图像。
人教A版中的两道例题以数学史为背景设计问题,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一定作用,但例题在讲解中只是就题论题,并没有充分挖掘史料所蕴含的思想方法,或进一步分析史料所体现的文化内涵,这些恰恰是中学教师所关心并欠缺的方面,因此只能是数学史浅层次地融入方式,但这样的安排也体现了教材例题设置多样化的要求,是向更高水平融入数学史的一个过渡阶段。建议教材在例题讲解过程中不妨以“旁注”的形式设置相关问题,针对数学文化或思想方法层面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苏教版教材没有设置与数学史相关的例题,当然我们不能以此评判两套教材例题设计的合理与否,例题的设置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3.习题数学史分布
统计发现,以习题形式融入数学史主要有四种呈现方式:(1)史料改编,从相关史料中发掘与课题有关的内容,经过教学法加工,设计成便于学生理解的数学问题,如人教A版必修3(P51):设计一个算法,判断一个正的位数是不是回文数,用自然语言描述算法步骤;(2)古算,直接引用古代数学著作中的问题,如苏教版必修5(P67)直接引用中国古算中的“竹九节问题”;(3)实习作业,以数学史为线索,引导学生完成综合性较强的实习作业,如人教A版必修1(P110):对牛顿的冷却模型进行验证,然后探究相应问题;(4)相关数学文化,从古代历史文明中选择素材,挖掘其中的数学成分设计成问题,如苏教版必修2(P128)以赵州桥为背景设置练习题。
根据以上的分类标准统计得:人教A版从必修1到必修5习题部分出现的数学史次数依次为1,1,1,0,1,共4处;苏教版出现次数依次为1,1,5,1,5,共13处,较人教A版多9处。具体分布情况见表2。
表2 习题数学史分布
首先,从数量上比较,人教A版以习题方式融入数学史的次数明显少于苏教版,且苏教版每个模块至少有1处以习题形式融入数学史。其次,从呈现方式上分析,教材多以“史料改编”的形式呈现,其中苏教版共有7处,人教A版共有1处,这也是我国数学教材中融入数学史的主要方式,即:以历史名题(问题)为模板,将情景或属性换成学生熟悉的现代场景的“顺应式”。相反,以相关数学文化为背景的习题最少,两类教材各有1处,且题材相同,从数学文化呈现方式多元化的角度考虑,这一点值得注意。
4.阅读材料数学史分布
以阅读材料形式出现的数学史,主要包括数学家生平,数学概念、符号、思想的渊源,历史上的数学问题、思想方法等。在该部分出现的数学史主要集中在正文后的“阅读与思考”和相关知识点的“注记”部分。在“阅读与思考”部分出现的数学史主要介绍数学家的历史贡献,数学概念的产生、发展和应用,以及数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等。在“注记”部分出现的数学史以简短的语言对相关知识点予以解释,方便读者阅读,对数学史时刻提及,即使是一些简单的注记,也有利于学生数学文化素养的养成。如苏教版在学完“古典概型”之后,以“阅读与思考”的形式介绍了“小概率事件”;人教A版在推导等差数列前项和公式时,在空白处以“注记”的形式介绍了数学家“高斯”。
统计发现,从必修1到必修5,人教A版以阅读材料形式出现的数学史次数依次为5,10,11,3,5,共34处,其中有18处以“阅读与思考”的形式出现,16处以“注记”的形式出现;苏教版出现次数依次为6,3,14,5,2,共30处,其中17处以“阅读与思考”形式出现,13处以“注记”形式出现。由于数学史融入教材主要以“阅读与思考”这种形式为主,我们对两套教材从该角度进行比较,具体分布情况见表3,表4。
首先,从数量分布来看,两套教材在“阅读与思考”部分出现数学史次数基本相同。人教A版在每个模块至少有两处安排与数学史相关的“阅读与思考”材料,其中必修2最多,有6处,必修4最少,有2处,平均每册出现3.6次;苏教版每个模块至少有一处安排有相关材料,必修3最多,有7处,必修5最少,有1处,平均每册出现3.4次。
两套教材在该部分的数学史分布并不均匀,人教A版主要集中在必修2和必修5(占55.6%),苏教版主要集中在必修3和必修4(占65.0%)。由于以“阅读与思考”形式出现的数学史是学生学习数学史知识和体验数学文化内涵的主要途径,因此教材在设计上要尽量考虑“连续性”,使学生在每个模块的学习中适时感受到数学文化的熏陶。
其次,从内容分布来看,两套教材在“阅读与思考”内容的选材上,都注意选取一些对数学和人类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数学家及其发明创造作为阅读素材,或以历史上有名的数学问题和数学故事为背景设置思考问题,或展示数学在人类生活和其他学科中的广泛应用。总体来看,“阅读与思考”的素材可分成四类:(1)数学概念发展,介绍重要数学概念的产生、发展、完善和应用;(2)思想方法介绍,介绍重大数学思想方法在学科内的应用;(3)数学故事,介绍数学家生平及其重要贡献,以及相关数学趣题;(4)数学与其他,介绍数学在人类生活,生产或其他领域的应用。
表3 阅读与思考数学史类目统计
表4 阅读与思考数学史分类统计
统计发现,两套教材都比较重视介绍数学中重要思想方法及核心概念的发展历史,这也正是高中数学史不同于义务教育阶段数学史的最大特点,高中数学史的呈现方式当然不能像小学初中那样,以叙事为主,而要以激发学生的思考为主。
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函数概念”、“对数概念”、“解析几何”和“向量概念”都是中学数学中的核心概念,“画法几何”和“斐波那契数列”曾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有过重要影响,而“祖堩原理”又蕴含着深刻的数学思想,因此两套教材都将这些素材(共7处)设计成“阅读与思考材料”,在此基础上两套教材又根据各自需要设置了其他独具特色的阅读材料。
最后,从微观角度分析两套教材数学史的编排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人教A版对数学概念的发生发展过程叙述比较完整,且图文并茂,便于读者从历史的角度理解概念的原型和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而苏教版对概念发展的叙述倾向于简单罗列相关史实。如在介绍“对数的发明”时,人教A版详细介绍了对数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并配以图示说明古代数学家是如何理解对数的,最后还从思想方法的层面概括了对数发明对我们研究数学的启示。这样的设计有利于引发学生的数学思考,而苏教版只是简单罗列对数发展过程中一些标志性事件,没有涉及更深层次的内容。(2)人教A版在介绍数学概念的产生和应用时,不仅会联系到数学自身发展的背景,而且会注意到社会发展和相关学科发展对数学的要求。如在介绍“函数概念的发展历程时”,人教A版叙述到“17世纪,科学家们致力于运动的研究,如计算天置,远距离航海中对经度和纬度的测量,炮弹的速度对于高度和射程的影响等……这正是函数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在介绍“对数的发明时”,人教A版叙述到“16、17世纪之交,随着天文、航海、工程、贸易以及军事的发展,改进数字计算方法成了当务之急……”;在介绍“向量的由来”时,人教A版叙述到“向量最初应用于物理学,被称为矢量。很多物理量,如力、速度、位移、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等都是向量……”,显然这样的设计能使读者意识到“数学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生活中处处有数学”。(3)人教A版在每篇“阅读与思考”之后,都会用一段话概括材料中的数学思想方法,或针对本节内容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这样的设计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阅读材料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可以更好地发挥数学史作为阅读材料的教育功能。如在介绍“笛卡尔与解析几何”中,最后叙述到“解析几何的创立提供了研究几何问题的一种新方法,借助于坐标系,把几何问题转化为代数问题来研究。这种方法具有一般性,它沟通了数学内部数与形、代数与几何两大学科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提出思考问题“你是如何理解解析几何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方法?”值得指出的是,人教A版在必修2“祖堩原理与柱体、锥体、球体的体积”一节,不仅简单介绍了原理的内容,还进一步总结了其中蕴含的思想方法,并以较多的篇幅运用该原理推导了柱体、锥体和球体的体积公式。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较好的融入数学史于教材的设计方式,是通过对历史上数学问题进行改编,使之具有适合于今日课堂教学情境或属性的顺应式融入[2],遗憾的是这样的设计在必修教材中仅此一处。
总之,人教A版对“阅读与思考”部分的数学史设计比较细致科学,不仅重视数学史的文化育人功能,而且注意到数学史服务于数学教学的思维启迪功能。
三、思考与建议
首先,数学史按章分布不够均匀(当然要考虑到具体情况)。有的章节设置有很多数学史材料,如《算法初步》一章(人教A版11处,苏教版14处),而有的章节几乎没有安排数学史,如《不等式》一章(人教A版1处,苏教版0处)。其次,数学史按类分布也不均匀。表现为数学史主要集中在“阅读材料”部分,其中人教A版占64.2%,苏教版占61.2%,而在阅读材料部分又以附加于文后的“阅读与思考”形式居多。研究表明,以阅读材料形式出现的数学史如果处理不当,其作用容易流于形式,由于不能引起师生过多关注,其应有的教育功能也会大打折扣;相反,在正文、例习题部分出现的数学史较少,而这部分数学史正是师生可以直接利用的材料,因为在使用过程中能有效地在学生头脑中留下印象,即使从单纯培养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角度来看,也是有意义的,建议教材能更多地关注在例、习题中融入数学史。
再次,数学史的呈现方式略显单一。表现在例、习题部分的数学史主要是作为问题的背景材料出现,如果将该问题背景用其他表现形式替换,也不会影响到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这里想要说明的是,数学史作为背景材料当然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毕竟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兴趣,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在此基础上,多一些引导和提示性语言,引发学生基于文化层面或思维层面的思考,以便充分发挥数学史的作用。可以在例、习题的一旁设置小问题启发学生思考,比如:“通过问题的解决,你是否意识到古代数学家的伟大智慧?”“该问题的解决体现了怎样的数学思想方法,你能想象当时的数学家是怎样思考该问题的吗?”“查阅资料,搜集类似的问题给出自己的解答。”一个简单的数学史背景,往往会在不断的挖掘和追问中显得丰富、灵动和深刻[3]!
参考文献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900多年以前,晚年的沈括在隐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将自己平生重要的目见耳闻心思记录下来,内容涉及社会和自然的许多方面,其中科学方面的内容就占到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然而,这样一本书原本视为“有补于世”的著作,在一个重道轻艺的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分类颠舛,固不足异也”[1]。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有了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才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胡道静也因此饮誉学界。《梦溪笔谈》乃至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在其后几年进入了一个。真不知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胡道静,祖籍安徽泾县,生于1913年,父亲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有名的学者,尤其是朴安以治文字、训诂而闻名于学界。从小受家学的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又先后受到过版本学家陈乃乾、经学家周予同、史学家吕思勉、历史地理学家姚明辉、音韵学、敦煌学家姜亮夫、地理学史家王庸、思想史家蔡尚思、语言、古文字学家闻宥、农业生物学家辛树帜、植物学家胡先骕等名师指点,为他后来的治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十岁以前就出版了《校雠学》、《公孙龙子考》等专著,还负责《万有文库》中两部重要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编辑工作。可是这并没有顺理成章地使他成为一个科学史家。
三、四十年代,年轻的胡道静先是进入柳亚子先生创办的上海通志馆,以后又先后在多家新闻机构中任职。写出了多种与上海新闻出版史等相关的论著。
建国以后,胡道静调到出版部门工作,专门从事古籍编辑,从他最擅长的目录学着手,他开始系统地整理《梦溪笔谈》和古农书,这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据其个人情况,最能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他对古代的一些农作物,如粮食作物中的粟、蔬菜作物中的茭白,以及园艺作物中的瓜类等进行了考证。然而,使他一举成名的便是1956年问世的《梦溪笔谈校证》。
胡道静对于《梦溪笔谈》的兴趣源于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他最初是从中学英语课本中得知活字印刷术是一个德国印刷工人发明的,后来读到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一书,才得知印刷中最重要之改良,莫如宋代之活字印刷术,其详见于宋沈括《梦溪笔谈》,于是便有了研究《梦溪笔谈》的最初动机。这一动机一直蛰伏在他的心中,直到年过不惑,才得以开花结果。
《梦溪笔谈校证》是第一本对原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它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番禺陶氏爱庐刊本为底本,并采用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祕书本、汇秘笈本,清代的学津讨原本、玉海堂本、四部丛刊续编本、以及各家校记和宋元笔记所征引的文字校勘[2],取各家之所长,引证的书目逾数百种之多。其中有关科学技术史的部分就广泛吸收了此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钱宝琮、李俨、许莼舫、三上义夫等有关中国数学史的论述,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史的论述,陈遵妫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史的论述,竺可桢、章鸿钊等于关于地学史的论述,王锦光等有关中国物理学成就的论述,当然也包括引发他对《梦溪笔谈》兴趣的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有关中国印刷术源流史的论述[3],等等。
《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在短时间内一版再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写信给他,称赞“校证”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媲美。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在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书评,对“校证”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校证”对于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别提名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另一部就是《梦溪笔谈校证》。在海外的博士在读到《梦溪笔谈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书作者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日本学者梅原郁等在将《梦溪笔谈》译成日文时,就曾参考了胡道静的工作,并称赞“胡道静氏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者”。[4]
成名以后的胡道静继续从事着与沈括和《梦溪笔谈》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注重沈括著述的钩沉。“”前,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绍沈括的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以及沈括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活字板发明者毕昇卒年及地点考证等,还完成了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正》书稿、以及《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等。与此同时,胡道静也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农书和农史的研究中来。
60年代初,刚从饥饿中走出来的中国人,重新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成就了胡道静农史研究事业上的高峰。1962年和1963年,五十岁前后的胡道静,开始将注意力转到古农书钩沉觅遗与研究,他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如《永乐大典》中,找出了宋吴怿撰著的《种艺必用》、温革的《分门琐碎录》、明人王藏的《稼圃辑》、陈正学的《灌园草木识》、清人姜皋的《浦泖农咨》、民国时叶景葵(揆初)辑录的《刍牧要诀》、《太康物产表》等稀见古农书,完成了《稀见古农书录》、《稀见古农书别录》、并出版了《种艺必用校注》一书。这些发现,为中国农学史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种艺必用》和《分门琐碎录》的发现,对于了解从北魏《齐民要术》到元代《农桑辑要》,长达700余年的农业技术的演进更有莫大的帮助。他还撰文对《种艺必用》等稀见古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进行阐述。在整理农书的基础上,胡道静还对一些农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山东的农学传统”、“释菽篇”、“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农学资料概述”等文章,其中“释菽篇”,从文献学和文字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古代农民对于大豆的根瘤的特征与特性很早就有认识。“”前,胡道静还完成了《中国古农书总录》,该书全面辑集古农书的目录学资料,加上考证和按语,约100多万字。
胡道静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徐光启的研究。胡道静虽自称为泾县人,但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上海渡过,他研究上海的历史,自然也包括上海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可以说,在古代科学家中沈括之外,胡道静用功最多的便是徐光启了。如同徐光启一生致力最多的是农田水利之学一样,胡道静对于徐光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农学方面,他撰文对徐光启农学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考订。
胡道静有关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随着“”的爆发而停止。中,他不仅经历了近十年的牢狱之灾,而且在此之前已经完成的《中国古农书总录》也被付之一炬,同时被焚毁的还有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中国古类书》手稿、累年校勘科技古籍、辑录逸文作出的《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以及多年积累的有关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论文。
再出发已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点仍然是从《梦》开始的地方,年近古稀的胡道静原准备集中时间和精力,重新撰集《梦溪笔谈补正》。[5]但在科学的春天里,胡道静已然成为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颗大树。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是我们看到他仍然在他认为“太长”的战线上老骥奋蹄。用他在《沈括诗词辑存》一书“后记”中的话来说:“余虽驽疲、闻钲和嘶,亦安得不跃起也。”[6]胡道静这颗大树上又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方面,他发表了“《梦溪笔谈》在国外”、“《苏沈内翰良方》楚蜀判”、“梦溪忘怀录钩沉”、“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试论宋代改历中反映的科技成就”、“沈括的自然观和政治思想”等学术论文。还出版了《沈括诗词辑存》、《梦溪笔谈导读》、《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全译》。
在农书、农史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围绕着徐光启来展开的。1983年,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学术界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并将徐光启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他辑录了徐光启撰著的《甘薯疏》、《农遗杂疏》,并分别作跋,收入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的《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还发表了“徐光启著作的新发现和研究”(1983)、“徐光启农学三书题记”、“关于《农政全书》的‘别本’”、“徐光启研究农学历程的探索”“北方引种水稻技术措施上的徐光启战略擘划与实践”等系列论文。这一时期,他还对朝鲜汉文农书《农学集成》、今本《南方草木状》、元刊大字本《农桑辑要》等古农书进行了研究。还结集出版了《农书、农史论集》。该书收集的论文大多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现在所能见到的胡道静有关中国古代农学的研究,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这集中。1990年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出版了他所著的《中国古代農業博物誌考》,该书较之《农书、农史论集》内容又有所增加,并且更有系统,除了收入先前有关农史、农书的研究之外,还加入有关考古发掘、宋应星和《天工开物》,以及后来一些有关农史研究的论文。
八十年代以后的胡道静,学术战线不仅没有收缩,反而拉得更长了。在科技史方面的研究除了原有沈括、徐光启和农书之外,还将研究的触角扩展到了宋代历法,以及黄道婆、宋应星、孙元化等一些重要的科技人物上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转入道教的研究。许多大部头的道教著作都是在他主编或参与主编下完成的。如,影印《道藏》36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道藏要籍选刊》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藏外道书》20册(巴蜀书社,1992-1994)、《周易十谈》(1992)等。这一时期,他还单独或与人合编了《简明古籍辞典》(1989)、《十大科学家》(1991年)、《国学大师论国学》(1998)等等著作。
八、九十年代也是年逾古稀的胡道静人生最为辉煌最为忙碌的年代。他的工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81年3月20日,院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nternationalAcademyofHistoryofScience,IAHS),经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英国李约瑟、美国的席文和日本的宫下三郎三位博士联合提名,一致推选他为通讯院士(序号448)。这一时期,胡道静同时身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农业出版社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科技史)组员、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上海科技史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等多项社会工作。同时还为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所学校的研究生讲授古代文献、版本目录、古籍整理、古代科技史课程。
开篇时提到的对于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的评介,见于195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由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所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第一卷“导论”,同年的8月27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的文章,也就是在这一年,胡道静先生调至新文艺出版社,并开始系统整理《梦溪笔谈》。1956年,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问世。胡道静在为《梦溪笔谈校证》所写的“引言”中就引述了李约瑟对于《梦溪笔谈》的分析和评价。而在《梦溪笔谈校证》问世之后,胡道静的工作也受到了李约瑟的高度重视。他们成了同道中人。李约瑟博士每次抵沪访问,总要拜访胡道静,并在他的书房“海隅文库”亲切交谈。胡道静将他对李约瑟的情谊融入到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的《中国科技史探索》一书,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是专门为纪念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而征集的论文集。八十年代以后,胡道静转入道教的研究,也很显然受到了李老博士的影响。他在1991年春为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名字叫“道静”,有些朋友就说我同道教有缘。但是,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科技史,特别是农业史。直到我同老博士李约瑟有了交往,发现他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又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引用了大量的道教经典总集《道藏》的材料,还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这才推动我的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也转到“道教”上来。[7]
如今李约瑟和胡道静两位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名儒硕学都已归道山,而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周俊元,虽九死其犹未悔——记著名农业史专家胡道静,人物1987年,第1期。
2.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3.施宣圆,博学贯中西精思著妙文——悼念胡道静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3.11.14版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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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杂家类四。海南出版社,1999年,628页。
[2]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校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3]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599页。
[4]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309页。
本次论文征集活动面向全国范围内色彩领域科技工作者,邀请中国流行色协会会员、基地企业、理事单位科技工作者参与,欢迎广大色彩科技人员和色彩应用人员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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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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