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现象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社会经济现象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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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统计学； 社会经济； 关系

1 统计学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统计学在社会经济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为收集经济数据提供必要的方法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经济数量模型，开展定量分析。因此首先有必要收集必要的经济数据。经济统计学给出了各种经济统计指标的科学定义和计算口径，给出了具体收集各种指标的方法和途径。离开了统计学的支撑，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能够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经济数据。

1.2 为总结和提炼客观经济现象的数量变动规律提供方法

社会经济的个别现象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了相当多的偶然因素，只有通过统计的大量观察法，才能从偶然中发现必然，总结出现象变动的数量特征。微观经济学中著名的恩格尔曲线（Engel’s curve）与宏观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 ，就是通过统计观察发现数量特征的典型事例。

1.3 为检验经济学理论的真实性和完善程度提供方法论基础

任何经济理论都只是相对真理，只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较好地解释某些经济现实。因此需要人们利用经济数据去检验这些理论是否能够与实际情况相符。这种分析被称为实证分析。实证分析所获得的新知识常常为实质性学科的研究开辟新的领域，例如消费函数。

2 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

美国著名统计学家Tukey1962年发表了题为“数据分析的未来”的长篇文章，论及对数理统计研究的评价标准。对分析数据工作有无直接作用。是否发明了新的统计方法或者将一些统计方法组合应用于新的领域。对分析数据工作有无间接作用。虽然未发明新的统计方法，但就学科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为学科的发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开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领域。如费歇在1921年发表的题为《理论统计学的数学基础》和1925年发表的题为《点估计理论》的文章，虽则并末提出新的统计方法，但其中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主导了以后许多年的数理统计学的研究思路影响延续至今。成果的数学水平。解决或推进有统计学背景的数学问题方面有独到和创新之处。

对于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来说，衡量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成果也可以有类似的三个标准：

第一，经济学标准。通过对经济数据的分析，发现了新的经济规律，或者是很好地论证和说明了某种经济现象发展的趋势和数量变动规律。

第二，对经济数据分析工作的直接作用。提出了新的经济指标及其核算方法、发明了新的分析方法或者是将产生于其他领域的方法成功地应用于经济社会领域，或者是巧妙地结合运用已有的方法等等。

第三，对经济数据分析工作的间接作用。虽然未提出新的方法，但就学科的理论框架进行有益的探讨，为学科的发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开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领域。关于大统计学科的讨论等等，经济统计领域大国民核算体系的提出等等也属于类似的工作。

长期以来，我国的数理统计学界，采用发展纯数学的方法去发展统计学，特别是在成果评价方面，重理论轻实用。这种“政策导向”使许多数理统计学者对实用问题不感兴趣。研究内容流于空疏，无补于实际。

我国的经济统计学界没有很好地将现代统计方法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去得到一些非统计专业的经济学者难以得到的很有参考价值的定量分析结论。因此，难于获得社会的支持。使学科发展的“良性循环”无法形成。相当一部分经济统计学论文的统计特色不够鲜明，不会江统计学深入运用到社会经济领域。与经济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没有明显的区别。个别论文甚至只有文字的论述或数学公式的推导，而很少统计方法与统计数据的应用。

3 统计学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正确运用

3.1 坚持统计学的正确方向

对社会经济进行研究时，需要应用通用的统计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要密切结合有关经济理论，建立和完善以有关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特定的统计方法。因此，搞经济统计时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经济理论，而应该从我国国情出发，要密切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将研究适合经济领域特有的统计方法作为研究的重点，同时积极参与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发挥经济统计学的作用。

3.2 经济研究最重要的是经济思想而不是数学公式

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经济学家的水平，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高低的标准。我们在对社会经济进行深入研究时，不能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不注意问题的实质和方法的适用条件，片面追求复杂的方法和复杂的模型。我们应该找的最佳的方法和手段来解决复杂问题。

3.3 重视社会经济思想的运用

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需要指出：经济学不是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经济思想是最重要的，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工具。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

【参考文献】

[1]陈希孺：数理统计学及其与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关系[J].中国统计，200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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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河南省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土地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城市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它是指非农产业和非农业人口以及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高度集中的地域空间。城市对社会经济的变化过程有着深远的影响，具体可以表现为：第一，它将吸引非农产业和劳动力不断向城镇集聚；第二，它能够促使以社会化服务为特征的城市生活方式更为扩展和强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目前已经界定的城市，其城市的规划建设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以河南省为例，省会郑州市近年来，在大力开发郑州东开发区的同时，也兼顾对西区（老城区）的改造建设，而郑州、开封两市的一体化进程，也必将为开封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但是，城市规划如同其他事物一样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在产生着新的问题。河南省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土地利用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城市基础设施滞后的状况仍然存在，造成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

由于建国初期，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比较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长期没有受到重视，因此，目前的基础设施滞后，土地利用的功能性日渐削弱成为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以郑州市为例，流动人口的不断涌入，加之其它原因，导致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的问题十分突出，而各类工业用地比例又相对偏大，居住用地偏低，道路、广场、绿地严重不足。论文参考网。尤其是与一些发达城市和国家相比，差距更为明显。这一方面说明了当前河南省特别是一些地市的城市规划部门管理跟不上，一方面又说明国土资源部门所采取的部分监管措施力度不

够。论文参考网。

表 中外城市用地结构及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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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48 文献标识码：A

Facial Attractiveness and its Impact to Social Economics

Abstract Facial Attractiveness has a broad impact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is paper， we elabo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ial attractiveness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behavior. These results have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ference to both enterprise managers and job hunters.

Key words facial attractiveness； social economics； job search behavior

人类面孔包含着大量的信息，比如个体的性别、年龄、身份以及情绪等。因此，面孔在人类社会交往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面孔识别一直是心理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心理学者开始关注对面孔吸引力的研究。这一研究问题同样也引起了文化人类学家、进化心理学家以及社会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本文将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入手，阐述面孔吸引性的概念及其对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的影响。

1 面孔吸引力的概念

面孔吸引力指个体面孔所诱发的一种积极愉悦的情绪体验并驱使他人产生接近意愿的程度（史新广，2007）。①对于面孔吸引力的评判没有统一的标准，先前研究发现，对面孔吸引力的评价表现出跨文化的一致性。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个体在婴儿时期就表现出对吸引性面孔的注意偏好。究竟具备哪些特点的面孔才是具有吸引力的？根据面孔吸引力的生物学基础，研究者最常探讨的是平均化、对称性和性别的二态性对于面孔容貌的影响。他们认为具有平均化、对称性、明显性别二态性等特征的面孔被认为是具有吸引力的（李鸥等，2010）。②

2 面孔吸引力对社会经济行为的影响

2.1 面孔吸引力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合作行为是人类社会经济领域当中非常普遍及重要的现象。它是决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典型问题，它体现了博弈思维以及人们做出决策和判断的过程。尽管合作行为非常普遍，但是它又很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经典的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经常用来研究人类的合作行为。在这个任务中，分配者决定怎样分配金钱，如果接收者同意分配者的分配方式，则交易成功，两人按比例都得到钱；如果接收者拒绝分配者的分配方式，那么两人都得不到钱。研究结果发现，无论可供分配的金钱总额是多少，有2/3 的分配者开价在50%左右，有超过半数的接收者对不足20%的开价予以拒绝，这种现象违背了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的假设。因此人的合作行为可能是不理性的，会受到情感等因素的影响（余荣军等，2007）。③

面孔吸引力对合作行为有着怎样的影响？信任是个体之间能否合作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一般都会和我们所信任的人进行合作。对于缺乏信任的人，我们便会较少与之合作。有研究表明，无论是男性面孔还是女性面孔，人们都倾向于将积极的人格特征如热情、诚实等与具有面孔吸引性的个体联系起来；而将消极的人格特征如冷漠、不信任等与不具有面孔吸引性的个体联系起来。因此，近些年有研究表明，面孔吸引性会影响个体的合作倾向。个体更倾向与具有面孔吸引力的人进行合作。先前就有研究用囚徒困境任务来探讨面孔吸引力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在囚徒困境任务中，共有两个参与者，被试可以选择是否与他人合作，如果两人都选择合作，那么将会平分所得的利益；如果一人合作，一人背叛，则合作者则得不到利益，背叛者得到所有利益；如果两人都背叛，则都会受到惩罚，都得不到利益。研究结果发现：人们更倾向于与具有面孔吸引力的个体合作。而且，认为自己具有面孔吸引力的个体更倾向与具有面孔吸引力的个体合作。

2.2 面孔吸引力对求职行为的影响

面孔吸引力对求职行为的影响也得到了很多研究的证实。这些研究发现面孔吸引力会影响面试官的决策。在一项研究中，采用了180名被试，让被试假想自己为一名面试官，让被试阅读求职者的简历，每份简历都附有求职者的照片，简历分为质量高低两种。在较高质量的简历中，求职者自身各方面的技能都比较高。在较低质量的简历中，求职者自身各方面的技能都比较低。面试官通过阅读简历来决定将工作机会给予哪些求职者。结果发现，在质量较高的简历中，面孔吸引性对于面试官的决策没有影响，而在质量较低的简历中，面试官更倾向将工作机会提供给具有面孔吸引力的求职者。还有一些研究表明，面孔吸引力的优势会体现到不同性质的的工作中。例如，对于女性而言，对于需要体力的工作，没有体现出面孔吸引力的优势。可能是因为对于非面孔吸引力的女性，会被更多的认为体力更好，更能胜任体力工作。但是如果对于需要较强人际交往能力的工作，则还是会体现出面孔吸引力的优势。相对于女性，具有面孔吸引力的男性在求职中更有优势。Scholz（2011）的一项研究发现，具有面孔吸引力的个体比没有面孔吸引力的个体获得工作机会的几率高两倍。④

2.3 “美就是好”现象

大量研究发现面孔吸引力对人们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研究者们把这种现象统称为“美就是好”现象。例如，相对于没有面孔吸引力的人，面孔吸引力高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更加的幸福，随和以及成功。具有面孔吸引力的小孩被认为在学习方面具有更大的潜质，有更强社交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有调查研究发现，售货员在进行商品销售时，顾客对那些具有面孔吸引力的售货员的态度会更好一些。具有面孔吸引力的律师在法庭辩护时更容易得到法官的认可。

尽管“美就是好的”现象普遍存在，但是它并不是绝对的。例如Farber 和Gibbons（1996）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增加，个体的能力以及才能就会慢慢的表现出来，这时人们就不会那么在乎个体的相貌，不会用相貌来评判一个人的能力、智力等方面，而是真正地根据个体的实际能力来对其进行评判。⑤具有面孔吸引力的人虽然在开始会得到他人的信任，被认为具有更好的品质，但是一旦发现具有面孔吸引力的个体不能兑现自己的诺言，或表现出某种不诚实的行为，那么这些个体所有好的形象都会受损，会受到更大的歧视和排斥。这些现象也被统称为“美丽惩罚”。

3 总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面孔吸引力对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有着广泛的影响。具有漂亮面孔的人往往会得到更多的信任，更多的求职机会以及得到更好的评价。尽管如此，这种“美就是好”的现象并不是绝对的，有时甚至会带来“美丽惩罚”的效果。因此，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我们应该既要看到“美就是好”的效应，也要注意“美丽惩罚”的效应。对于应聘者，应该充分认识到美丽面孔确实能给自己带来获得工作，升职加薪的机会，同时也要注重内在的修养和工作能力的锻炼，避免“美丽惩罚”效应。

注释

① 史新广.女性容貌吸引力及其与人格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7.

② 李鸥，陈红.面孔吸引力的回顾与前瞻.心理科学进展，2010（18）：47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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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它与实际生活结合极其紧密，具有显著的应用性特色。这一学科特点决定了经济学论文选题时必须考虑研究的问题有无现实意义，要借助选题将所学理论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通过分析研究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此，在论文选题时必须关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现实问题，特别是经济改革和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譬如房价过高、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就业问题等都可以作为研究的领域，作为论文选题的内容，这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2．专业性原则

经济学本科毕业论文作为学位论文，选题理所当然应与学生所学专业和所要申请的学位挂钩。同时毕业论文是对学生四年所学专业知识的一个检验和总结，是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体现，这也要求论文选题要紧紧围绕经济学科，体现经济学的专业性。对选题而言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专业领域内选择确定论文题目。由于经济学本身具有研究面宽的特点，如果不加注意，很容易出现选题偏离专业领域的情况，因此在选题时更要找准经济学的切入角度，保证选题与专业的相关度。二是要体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有一套以数量分析为特征的分析方法，譬如实证分析、边际分析、均衡分析、静态分析等，如果能在选题中有所体现，更能反映经济学专业的特点。

3．可行性原则

选题的可行性是指毕业论文的选题一定要切合实际，具备完成选题的主客观条件。具体来说，首先，要从学生的兴趣爱好、知识结构、专业所长等主观条件的角度判断学生是否可以驾驭选题。譬如，当一个不擅长经济计量分析的学生面对一个计量分析的选题时，一定会因难度过大而感到难以胜任，这显然不符合可行性的原则。其次，必须从选题本身的工作量、理论难度和深度、指导教师水平、图书资料查询条件、论文完成的时限要求等方面评估完成选题的客观条件是否具备。以资料的可获取性为例，经济数据中省、市级以下的数据一般很难获取，往往需要进行实地调研而且调研工作量极大，本科学生往往很难独立完成，缺乏数据的情况下，选题再好也很难写出高质量的论文。

二、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方面存在的问题

1．重视程度不够，选题确定过于随意

一方面，不少老师存在“重研究生论文，轻本科论文”的思想，开题以前老师实际介入并不多，往往交由学生自主选题，没有给予相应的交流、指导和建议;另一方面，本科学生“重工作，轻论文”，第七、八学期正是学生找工作和考研的阶段，很多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应聘、工作实习和备考方面，无暇顾及毕业论文;还有一部分学生自认为学业已成，将来从事的工作与论文研究的内容无关，抱有走过场的心态。凡此种种，对论文选题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不花功夫搜集资料并斟酌选题，临近开题时往往随便选一个题目应付了事。在开题答辩中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某个学生信口说出一个选题，却对该选题的研究意义、文献综述、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等茫然不知，当老师指出其选题存在问题时，学生会立即将选题更换成另外一个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题目，选题的过于随意增大了题目的不确定和变动性，最终会累及论文质量。

2．偏好大选题，涉及面过于宏观

较之其他专业，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过大、过泛的现象尤其突出。究其原因，一是与学科特点相关，经济学研究分为宏观、微观部分，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中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变动，涉及的是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国际收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大”问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形中会强化这种“大”问题的心理暗示，选题时就会贪大求全，动辄冠以“中国”或“我国”的字样;二是学生往往担心选题太小没有东西可写，认为宏观选题题目大、外延广，写作时顺着每个外延发挥一下，就可以达到论文要求的篇幅，因而选择了过宽过大的题目。比如“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试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等选题，这类选题本身包括了多维度和多层次，要求研究者对各个层次、各个维度的问题有清晰和准确的认识，本科生的理论水平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认知能力显然达不到这一要求，过于宏观的选题写出来的东西往往缺乏深度、没有重点。

3．选题范围狭窄，题目相似度高

其实经济学涉及面广，又贴近社会生活，现实中有众多问题值得研究，即使是同一个问题，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应该说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论文选题空间，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的范围和题目应该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或者是因为指导老师连续几年给学生的题目缺少变化;或者是因为学生相同的专业背景使他们的学术思维、研究视野趋于一致;或者是因为学生主要通过图书馆资料检索，趋同的选题手段使那些点击率高且参考文献多的选题容易中标，结果就是选题往往集中在几个话题上，题目“扎堆”且重复率高，很难做到教育部要求的学位论文“一人一题”。比如人民币升值、期货市场、中小企业融资、贸易壁垒等都是近年学生热衷的选题，连续几年的毕业论文都可能出现相同的选题，甚至同一年同一个答辩小组中的题目也可能完全相同或仅有一两字之差。

4．缺乏经济学思维，选题偏离专业方向

目前经济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中仍存在部分偏离经济学专业的选题，譬如“校园超市的营销分析”，这个题目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营销专业的题目，基本看不出经济学的专业特色，严格意义上就是一个不合格选题。但如果把它改成“校园超市的垄断市场分析”，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该选题是运用西方经济学微观理论中的垄断市场理论分析校园超市，无疑凸显了经济学的专业特色。第一个题目之所以出现专业偏差，除了指导老师把关不严之外，主要原因是学生缺乏经济学思维。经济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套结论。经济学教育除了传授经济学理论知识，最重要的就是让学生体会和掌握经济学思维方式，并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分析经济问题，形成关于社会经济现象或经济问题的解释。但现实中有部分学生及至毕业也没培养起经济学思维，在选题时，面对经济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不能“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找不到经济学的切入视角，导致选题与专业相关度不高。

三、提高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质量的建议

1．前置选题工作，夯实选题基础

针对学生忙于找工作和考研、无暇顾及论文的情况，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将毕业论文选题的时间安排适当前移。比如在学生一进入大四阶段，有条件的学校甚至可以在三年级就让学生进入选题环节，提早确定指导老师，通过与指导老师交流沟通，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学生可以早一步确定论文大方向。再有意识地将课程设计、社会调查以及专业实习等实践环节与毕业论文结合起来，同时熟悉相关的理论分析方法和工具，展开文献检索和阅读，从中搜集和积累相关资料，随着对相关问题认识和了解的不断深入最终确定选题。前置选题工作的好处是给予论文选题环节充裕的时间保证，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斟酌并熟悉相关的知识领域，为提高选题质量打下扎实的基础。

2．强调毕业论文重要性，进行选题环节专项辅导

应以院、系或专业为单位，召开毕业论文动员会，宣讲毕业论文的作用、价值和要求。强调毕业论文的写作不仅是学生总结、检验、深化所学专业知识的过程，更是训练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将来工作或更深层次研究奠定基础的过程。对教师而言，指导论文不仅是培养目标要求的职业责任，还是反映教师能力和科研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更是一个向学生学习提高自己的机会。总之，只有师生思想上高度重视，才能通力配合选出好的题目，做出好的文章。可以为学生进行选题方面的专项辅导，教会学生如何选题。譬如，通过举办讲座有针对性地讲解选题原则;结合以往的论文题目说明选题如何找到经济学的视角，如何以小见大、挖掘深入;尤其要注重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方法的介绍。在多种选题方法当中，相对适合经济学本科学生、值得推荐的方法有以下两种:第一是实践选题法。即在社会实践、经济调研和专业实习中，了解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趋向，通过调研取得第一手资料，以此作为选题的依据。第二是查阅文献法。即确定感兴趣的领域，阅读该领域内权威的专业文献资料，了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那些该领域中尚未解决的课题或许就是选题方向。

3．强化选题阶段的导师作用，重视任务的落实与检查

针对指导老师在选题阶段作用缺位的情况，要强化导师的指导作用。指导老师要及早进入角色，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不能坐等学生上门询问，而应主动了解学生的专业兴趣点，介绍获取与选题相关的文献资料的渠道。向学生推荐综述性或经典的文献，帮助学生分析调查研究、搜集数据的难易程度，启发学生寻找经济分析的角度和需要运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帮助学生对选题可行性给出基本判断，避免选题的盲目性。针对学生不重视选题工作的情况，指导老师要通过布置给学生任务的落实与检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比如，可以让学生就阅读的文献资料、关注的经济热点问题写出综述，专业实践中可以让学生写日记、写报告，以此督促、推动学生发现问题，找到自己的视角;还可以要求学生跟老师通过邮件或电话定期汇报，在和老师交流中也可能就会找到合适的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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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于我国公安消防机关依法履行职责，避免发生重大火灾事故，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和西方先进国家的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相比较，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起步较晚。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社会经济水平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现行消防法律法规体系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促进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有必要对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并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寻找对策，从而不断促进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一、当前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

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我国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必须严格依据我国国家机关组织法。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作为我国公安消防特别行政法，对国务院、国家各级政府机关、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等国家机关在消防行为上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目前在我国国家机关组织法中，根本没有对国家机关的消防行为做出明确规定的组织法。这样，在执行消防法的过程中，许多国家机关会借口国家机关组织法中没有消防法的内容而拒绝执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消防法对于国家机关来讲就是一纸空文。

（二）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西方先进国家适时进行法律修改不同，我国法律法规修改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律法规的立法程序相当复杂，无论是制定法律法规，还是对法律法规的修改，都相当困难，制定法律法规往往要经过繁琐的手续，持续数年才能制定完成，对于法律法规的修改同样如此。并且制定好的法律法规颁布后一旦开始实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便不再发生变化，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我国的法律法规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我国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制定、颁布和实施的过程同样如此。

例如：随着社会经济和建筑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高层建筑已经成为城市建筑的主力军。但是，在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中，涉及到现代高层建筑消防设计以及施工要求的内容尚不健全，导致现代高层建筑消防设计与施工无法可依，同时又和原来的消防法律法规相冲突的现象。

（三）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执行力不足

在我国，由于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人大于法的现象仍然存在，在消防法律法规体系执行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由于主要领导的干涉而无法执行的现象。同时，由于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监督的是国家机关、团体以及各种类别的企事业单位，这样也导致了我国消防法律法规在执行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通常情况下，不能按照消防法律法规体系规定执行的国家机关、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如果不能进行限期整改，通常只是对主要领导或者相关责任人进行处分，并且大部分时候处罚力度也相当低。特别是在一些机关单位中，相关责任人一般不是单位的主要领导或者法定代表人，这样就出现了法律责任和消防责任相互脱节的现象，对消防法律法规的严肃程度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二、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改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弱势地位

正是因为我跟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主要依据我国国家机关组织法。因此，为了保证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对国家机关的约束力，避免国家机关和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发生不必要的冲突，确保我国消防法律法规的顺利执行，必须切实改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按照我国实际状况以及消防工作的特征，制定对国家机关具有约束作用的消防组织法。在消防组织法，必须明确各级党政国家机关和公安消防机构之间的关系，通过法律的手段实现对国家机关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

（二）大力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大力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全面加强消防法律法规建设的需要，同时还是保障全体公民生命和安全的需要。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第一，必须大力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立法进度，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定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立法规划，促进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立法进程，保证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和我国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保证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和消防队伍建设相适应；第二，要大力加强消防立法机制建设，按照民主以及公开立法的原则和方法，建立专家消防立法机制，公开征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争取反映他们最根本的利益。第三，要努力完善当前实施的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现行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不违背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和现行消防法律法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确保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内部互相协调，互相统一。第四，要认真分析当前消防方面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特别是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必然带来设计理念、建筑风格以及消防安全技术的变化，特别是在高层建筑以及现代化工厂消防方面，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证消防法律法规的与时俱进，保证消防法律法规能够符合经济发展的形势，参考西方先进国家在消防法律法规建设上的经验很有必要。

（三）努力提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执行力

在我国，要想提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执行力。主管领导首先必须大力加强自身的政治思想修养，充分认识到消防法律法规的重要性，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程序办事，决不可凌驾于消防法律法规之上。在国家机关、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中，消防安全的责任人，必须是其法定代表或者主要责任人，从而确保法律责任设定和职责设定相一致，保证在发生违反消防法律法规时责任追求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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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是本区域清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口、景德镇和沙市等大城市，90年代以后，研究的视角由上而下，注意到中小城镇、墟市以及对市镇体系的考察。近年来，还出现了对一个省乃至长江中游全区域市镇经济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趋势的发展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长江中游区域城镇体系的层级特点，即属于全国性或全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规模大，数量也与本区域在全国的地位相匹配；初级市场——大量的介于县与村之间小市镇(集市)数最多、分布广；而处于大城市和小集市之间的中间层级的城镇数量少，起不到在前两级之间的承接作用。

汉口。关于长江中游地区城市和市镇经济的研究以汉口最多。吴量恺在研究清前期国内市场时已注意到汉口在全国商品转运、销售中的重要地位②，并以汉口为例说明城市经济和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③。其后，吴量恺又在对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研究中指出，清代汉口等湖北沿江口岸城市已成为全国性的转运中心、各地商货的集散中心和各地商人活动中心，其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转运贸易的兴盛促使湖北自然经济发生分解，刺激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也对全国经济局势产生影响④。

陶建平的研究认为，至迟到康熙年间，汉口已成为一个商业网络极为辽阔的大商镇，其形成原因可以从物资依托、地理优势、社会氛围和武汉原有的贸易基础方面考虑。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商人组织的涌现乃至当地的民生民俗以及汉口的文化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影响和促进作用⑤。宋平安从市场、商业组织、贸易及其机制、交通诸方面对明清汉口商业经济体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作为转口贸易型城市，清代的汉口已处于其商业经济的“黄金时代”，汉口商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但解体是相对的，由于农业经济的制约，转运型贸易城市无法真正自立。汉口商品经济的繁盛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与命运⑥。石莹认为清代前期汉口镇兴起并发展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正是“两通”(交通、流通)发展的结果。并对清前期汉口商品市场的形成、规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汉口市场具有明显的消费性特征，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作为一个典型的商业城市，依靠转运贸易形成的商业繁荣，其商品流通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封建经济的重要补充⑦。关文发从汉口商业发展的历史因素、背景条件和地理优势对汉口商业崛起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汉口之兴与汉阳奠定的基础有直接的关系，鹦鹉洲的湮没间接地促使汉口成为大市，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则是汉口兴盛诸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为汉口的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优势提供了前提，实现了汉口历史上的第一次起飞。关文发探讨了商业的主体结构以及商业行帮等问题，指出汉口主体行业的发展与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势有关，但是由于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汉口工业与商业发展不平衡。汉口商帮对于汉口市场环境的形成、对于汉口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大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⑧。梅莉、张国雄通过对历史上武汉市场转移的考察，也认为由于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商业市场更明显地向汉口集中，使汉口后来居上，成为著名商业中心。汉口在短短几百年间的崛起，其原因在于两湖平原大开发带来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城镇商业繁荣提供了物资依托，唐、宋商业的繁荣为明清商业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同时还在于汉口所处的地理交通优势适应了社会生产对商品市场的需求。清代的汉口已是全国性商品市场，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也是各地商人广泛集中活动的中心⑨。

此外，范植清考察了前汉口商业资本发展的状况与原因⑩。王永年对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和商业发展作了研究⑾。彭雨新和江溶就美国学者罗威廉对汉口商业行会的研究作了介绍⑿。任放对汉口城市近代化的研究⒀以及陈钧对汉口商业文化的研究⒁，皮明庥对武汉城市史的研究等⒂，把清代汉口经济研究更推向纵深。

景德镇和沙市。在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方面，80年代初，梁淼泰就撰文指出，景德镇的兴起，不是因为它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也不是因地处要冲而繁荣，景德镇之所以成为城市，全凭瓷业的发展，是一座单一的手工业城市。但它又与明清时期江南的手工业城镇不同，就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而言，明清时的景德镇已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镇的前面，成为一座次等城市⒃。90年代初，梁氏将其景德镇研究总结为一部专著⒄。萧放考察了自宋迄清八百多年景德镇作为工商业城市逐渐形成和发展，以及与农村分离的过程。指出清代是景德镇走向繁荣的阶段，这一时期瓷业发展的特点是以小型民营手工工场为主，出现了烧造联合的较大的手工工场。景德镇同农村分离的过程在前尚未完成，但已预示着有向近代城市转化的趋势⒅。曹国庆的研究指出，明清时期，徽商尤其是徽州瓷商在景德镇活动非常活跃，这与瓷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景德镇瓷器原材料对徽州祁门瓷石的依赖，以及徽商的经商才能等多种因素有关⒆。曹国庆与萧放还根据实地调查材料，结合有关文献讨论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商业贸易、行会、城市社会生活，以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问题⒇。此外，近年关于景德镇的综合研究，还有方李莉的《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21]。

在长江中游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中，关于沙市的研究仅次于汉口和景德镇。徐希凯讨论了清末民初时棉花贸易在沙市的地位及其与沙市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22]。吴量恺在研究湖北沿江口岸城市时同时指出，沙市与汉口一样具有转运贸易性质[23]。陈关龙利用地方志及竹枝词等史料对明清时期沙市的商品市场进行了探讨，认为沙市经历了明清之际的萧条及清初百年生聚之后，咸丰同治时商品市场繁荣，并分析了其繁荣和贸易发达的原因、清末开埠后传统市场的被冲击，以及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盛衰的原因[24]。梅莉、张国雄的研究综合了前人的大部分论点，在考察商品市场和商帮的基础上指出，沙市的商品结构与汉口相似，带有明显的消费特征，贸易的功能主要是转口贸易，这与其地理位置有关，随着两湖平原开发的深入和汉口的兴起，沙市的地位削弱[25]。

其他城市、城镇经济研究。关于宜昌，吴量恺的研究说明，它与汉口、沙市一样，属于湖北沿江口岸的转运贸易城市，但地位与功能稍次[26]。段超考察了宜昌城市在清展的各个阶段，认为宜昌是一个转口性极强的贸易城市，并进一步阐述了转口贸易城市的发展和国内经济状况、社会环境、运输状况及地理环境的关系[27]。

萧放讨论了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景德镇、河口镇、吴城镇、樟树镇)发展的共同特点以及各自在工商业和贸易中的侧重[28]，并且就樟树镇药业的发展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29]。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对于初级市场形态以及偏远地区的市镇和墟镇的考察逐渐增多。徐晓望在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中讨论了江西农村墟市的分布和市场一般情形[30]。王根泉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墟镇的数量、规模、层次以及分布特点[31]。曾学优探讨了赣江中游的农村小市场、县级市场和地区市场，实际上也是关于市镇、城市的研究。他的研究分析了赣江中游地区市场分布的特点，指出清代赣中地区已初步形成农村市场网络[32]。谢庐明利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对明清时期赣南农村墟市的数量、类型及特点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了近代社会变迁对赣南农村墟市的影响，并分析了当地农村墟市在近代市场化过程中迟缓的深层次原因[33]。

李华在关于清代湖南商业的研究中对长沙、湘潭、衡阳、清泉县城、衡山县城等的商业发展形态进行了分析，填补了这些地区城市经济研究的空白[34]。王朝辉以永顺县王村镇清末至民国年间桐油贸易与港口勃兴为切人点，讨论了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35]。张家炎的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吸引了外地和本地商人的活动，有利于加速该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农村市镇的繁荣，然而其商业只限于初级农副产品输出和境内外物资简单转运贸易，市镇功能过于单一，不利于农村经济突破种植业为主的结构，使得江汉平原始终只以农业见长[36]。

此外，许檀关于明清农村集市的研究中对长江中游也有所涉及，指出湖广、江西的农村集市与华北大体相同，是在明代中叶起步，清代中叶时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37]。

关于本区内较大范围市镇经济的整体性研究，较早的是刘石吉对明清江西墟市和市镇的研究[38]。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来许檀的研究以及一批硕士、博士论文的研究，将长江中游区域市镇经济史研究基本覆盖。许檀对江西商业城镇的研究认为，由于赣江航道在江西商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明清独口通商，大庾岭商道在全国南北贸易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他并考察了大庾岭商道沿线的七个商业城镇的兴盛及其与大庾岭商道的关系[39]。巫仁恕和傅乐园分别探讨了明清湖南、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40]。任放则考察了明清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包括其依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市镇网络、墟场和集期、专业市镇、市镇与仓储、市镇管理机制、市镇功能以及以汉口为代表的市镇经济的近代转型，内容非常全面，部分研究的开拓和深入为前人所未及[41]。方志远在其专著《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42]中对本地区城乡市场进行了层级划分(作者文中称为“有形市场”，实为学者所研究的城市或市镇)，并考察了其分布和特点、专业市场(市镇)以及决定其规模的诸因素。

二市场、商品流通和商人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国性清代经济史研究中，涉及到长江中游地区市场(广义的市场)和商品流通的考察，首先有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和《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43]对清代长江中游地区在国内市场中的地位、粮食和棉布流通的地位进行的总体性考察，其结论对随后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吴量恺对清代前期国内市场进行了考察[44]，认为清朝前期区域性市场已发展为全国性市场，商人远距离活动活跃，并指出了全国商品粮运销中湘鄂地区的作用。方行对市镇经济功能类型的分析，也注意到了湖南“保障供给”型市镇和江西“商品集散市场”功能性质的市镇，但论述的重点是江南地区“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45]。傅衣凌认为明清时代国内市场已经初步形成，较早地论及湖南、湖北、江西的初级市场，如洪江、刘家隔、樟树镇，专业市镇如汉口、江西景德镇和东乡县，以及江西铅山的商品市场、江西、洞庭商人等。勾画了明清长江中游在全国市场中的地位和商品流通的概貌[46]。另外，陈学文的《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也部分涉及到长江中游的商品流通[47]。

随着清代经济史其它领域研究的展开，对长江中游的研究也更加拓宽深入。如徽州学研究中关于长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研究，使长江中游的地位显得重要起来。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是对80年代中期以前徽商研究的总结，其中“徽商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涉及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商业流通情况；“徽商在茶、木、粮、典和棉布业中的经营活动”探讨了除盐业以外，徽商所从事的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贸易活动，包括徽商与茶叶贸易、徽商与木材贸易、徽商与粮食贸易、徽州典商述略、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几个部分[48]。此外，王廷元和李琳琦分别对徽商与吴楚贸易、木材贸易进行了专题研究[49]。

除了徽商研究中的长江中下游长距离商品贸易外，对本地区商品流通的专门研究，目前仅限于粮食、食盐和棉花的流通。其中关于粮食流通，较早的是80年代初陈支平对清代江西粮食运销的研究。他详细考察了江西产生省内粮食运销的原因和特点、省外粮食运销的方向和路线，估算了外运粮食数量，并指出其对东南沿海和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有限性。这一研究可称为研究区域粮食运销的优秀范例，亦为本研究领域长期无人超越的里程碑[50]。此后，大量的粮食贸易研究围绕着“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展开。吴琦在对清代湖广漕运的研究中，论述了湖广漕运(主要是粮食)与商品流通的关系及其对城镇发展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本地区商业城市繁荣的推动作用[51]。钟永宁用计量方法讨论了18世纪湖南粮食输出的可行性问题[52]。张国雄对两湖粮食外运的研究认为，“湖广熟，天下足”这一经济现象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盛于清代，外运粮食有漕粮、官府采买和民间商贩三种结构，其集中的方式、解决的问题以及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同时期的余粮输出省中，两湖居首位，地位高于四川、江西等省[53]。这一观点在张国雄与梅莉合著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也有表述。张建民在其关于“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中也考察了长江沿岸的米粮流通[54]。方志远的近著对以上观点作了总结研究。此外，张岩考察了汉口粮食的省外省内运销情况及其性质和影响[55]。最近，钟兴永在对湘米贸易的研究中，对清代湘米产量和输出渠道、省内湘米市场网络、湘米交易方式、贸易价格以及湘米贸易发展的原因等作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56]。至此，对长江中游粮食贸易的研究基本全面。

方志远对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流通的研究非常详细，包括淮盐的行盐区与行盐额、政府对淮盐和私盐贩运的不同态度，以及淮盐在湘鄂地区行销的状况[57]。关于棉布流通情况，刘秀生论述了清中期湘鄂赣地区棉布生产的自给性，讨论了其区域内市场和外销市场圈，从而考察湘鄂赣市场圈在清代全国布匹市场格局形成中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这一研究别开生面，很有价值，对于商品流通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无论就其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而言，均可称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上乘之作[58]。对于其他经济作物作为商品的流通，目前虽未见到专门的研究，但一些学者的研究已对本区域的蓝靛、甘蔗、苎麻和茶叶的流通有所涉及[59]。

关于商人的研究和城市、市镇经济研究以及商品流通的研究密不可分，时常交织在一起。如前引王廷元、李琳琦对徽商的研究和曹国庆对景德镇徽州瓷商的研究。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更涉及徽商在长江中游的活动、经营行业、经营方式、商业资本流向情况。李华对湖北的地方商人、湖南的本地和外籍商人都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清代湖北农村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农产品的商品化，吸引和刺激了各地商人的到来，其中，外地商人多于本地商人，外省商人势力大于本省商人，商品交易的频繁还促进了大小市场和专业市场的形成，但占绝对多数的仍是小市场，进而指出湖北农村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在清代湖南的城乡则活跃着除本籍商人之外的十几个外省商帮，为其他省份所少见，这一现象意味着湖南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经济增长水平的高度发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仅次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位。在湖南活动的各商帮中，本地商人似乎最为强大，他们不仅在本省经商，且在邻省城乡活动，湖南商人在当时全国众多商帮中处于中等以上的地位[60]。前引方志远近著对湘鄂赣地区的商人亦作了总结性研究，内容涉及商人的社会构成与资金来源、经营行业与方式、经营观念与利润投向以及商人组织与市场管理。

三农村经济的研究

关于农村经济的研究，80年代较少，90年代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开始加强。这方面的专著，首推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61]，他在书中关于城乡商品经济、江西工商人口流动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陈学文、郑昌淦以及刘秀生等学者在全国性商品经济研究中对长江中游经济均有涉及[62]，可视为清代本地区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一种反映。对于本地区的研究专著有吴量恺的《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63]，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64]，以及近期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关于农村经济的论文，也大量集中于粮食研究。谭天星就两湖粮食产量、粮食商品化、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两湖农业经济发表了多篇论文[65]，是较早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江汉平原农业研究方面，张家炎的贡献尤多，除前文介绍的关于农业开发对当地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影响的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清代江汉平原地区的水稻生产、作物结构特征以及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地区特征、湖北杂粮作物等方面，指出了江汉平原粮棉兼重、各种类型均有发展的特点。他并撰文比较两湖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农业的发展，围绕“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转化，讨论了两地农业重点的次第转变、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及其对当地农业经济转变的正负作用、城镇工商业对农业的不同反馈作用，已从描述、分析的研究积累上升到理论总结的高度[66]。张国雄是又一位对“湖广熟，天下足”有专门探讨的学者，在前引张氏与梅莉的合著中可以看出，同时他还专门发表了讨论该谚语的经济地理特征和产生条件的论文[67]。龚胜生除了前文介绍的对两湖农业地理的研究外，还专门考察了清代两湖玉米和甘薯的分布。并在对两湖米价的考察中指出，清代两湖米价经历了一个由高而低又由低而高的趋势过程，这个趋势过程与其耕地负荷量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地关系的演变，清代两湖米价的长期上涨还对其民生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龚胜生对本地区耕地结构的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在对明清载籍耕地类型进行的探讨中，龚氏阐述了该地区耕地结构的特点及形成原因，指出自然条件的制约是该地耕地梯度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水田比重是影响该地区明清商品大米输出诸因素中的主导因素[68]。此外，李华研究了湖南的稻谷生产[69]，梅莉探讨了湖北的农业区域特征[70]。

关于本区域经济作物的研究，龚胜生考察了两湖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和棉花的集中产区[71]。梅莉对湖北茶叶的集中产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提出明清湖北茶叶发展的两个阶段，分析了各阶段的发展情形和原因[72]。李华对湖北、湖南经济作物均有研究，并指出了湖北经济作物种植与商人活动、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73]。关于江西经济作物的研究也有不少，曹树基的研究较早地涉及到赣南和赣北经济作物的种植。[74]其后于少海在对赣南商品经济的考察中再次讨论了赣南的经济作物。[75]前引王根泉等的文章还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76]昌庆钟、李卫东等则对清代江西省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作了全面的探讨[77]。至此，对于湘鄂赣三省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基本覆盖。最后，值得一提的仍是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该书内容博大，除前引各方面专题均有总结性研究外，于湘鄂赣经济作物和加工的研究可谓用力匪浅，在茶叶、棉花的研究之外，又开辟了对苎麻、蓝靛、烟草以及其他作物种植与加工的研究。

90年代还出现一些对于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方行、李华对湖南的研究[78]，前引王根泉等对江西抚州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79]，徐晓望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总体性的研究[80]。此外，梁淼泰对江西浮梁县农村商品的考察最为细致，他认为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商品经济繁荣，浮梁农村则自然经济稳定，一个地区之内，先进的手工业和低下的耕作水平长期并存，很不相称，城市虽能带动农村输出大量农村商品，却不能引发农村经济性质的变化[81]。

四 手工业和矿业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李华对湖南采矿业的考察[82]和梅莉对湖北纺织业的研究[83]。江西手工业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本区域手工业和矿业整体性的研究以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中相关专题的考察最为全面，其内容包括制瓷业、造纸业以及各种经济作物加工业(棉布加工业等)。文中比较了主要手工业与经济作物加工业的异同，指出其共同性是使用简单的工具、具有一定的科学含量，但基本上属于手工生产，其动力均为原始动力。差异性则表现在生产方式、商品化程度以及社会效应等方面。该书还考察了本地区的矿冶业及其生产方式。

五 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

清代也是长江中游部分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时期，这方面的研究较早的有80年代曹树基对流民与江西山区开发的考察[84]，但这时的研究只注重开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未对其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考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展开，经济开发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其生态效应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张建民较早地在这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清代湘鄂西部山区人口的急剧增长推动了开潮，而落后的开发手段和水利条件，加上在不宜粮的山区进行以糊口为目的的开发，造成单一的生产、超薄型平面垦殖、以消耗甚至破坏自然资源为实现经济增长手段的经济特征。这种开发虽实现了量的增长，但最终造成森林等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与此相关的多种经营的枯竭以及在当时即已出现的水土流失现象或倾向。另外他还就江汉平原、洞庭湖区垸田与水灾进行了考察，注意到了清后期该地区生态恶化的问题[85]。

此后，宋平安对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86]。龚胜生探讨了清代两湖人口压力下的环境恶化问题，认为两湖在乾隆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根本原因是清中期的社会安定、人口增长，使得人均耕地下降。人口压力的缓和主要靠剩余人口扩散——土地开垦来实现，从而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此清人虽已有认识，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和现实的困难，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87]。张国雄对两湖农业的研究也注意到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88]，在《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又分析了两湖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及其与垸田经济的关系，以此考察大开发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应的相互影响，从而使两湖经济研究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尤其是近年来关于本地区市镇和商品经济综合研究的出现，说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朝着赶超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的方向迈进。但与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珠江三角洲经济研究相比，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仍然处在弱势。无论是经济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还是理论高度的总结，无论是数量或是质量，无论是方法论还是研究思想，本区域的研究都有待学者继续探索。

综上所述，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以下不足，笔者在此提出，以供商榷。

一是各领域研究不平衡。对城市和市镇的研究比重较大，也出现了一些总结性研究成果。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镇，尤其是沿江港口和景德镇的研究，对于广大的中小城镇，虽有涉及，但从整体来看，还远远不够。对商品流通和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在整个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比例适中，但其中的研究又是只关注到粮食、棉花、茶叶几个大类，最多的还是集中于对平原稻米的研究上。对于各类商品的生产圈、辐射圈、流通路线及其在清代的变化之类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另外，对于手工业、矿业的研究还很薄弱。

二是同类研究中的重复内容很多。不知是学术态度的问题还是学术信息不畅，笔者在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往往发现雷同的研究思路甚至结论。因此，本领域的研究也亟待学者加强学术交流，拓宽视野，共同推进。

三是研究手段和思想的陈旧。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的确有一大批论文堪称优秀之作，但也有不少研究创新不足，从而无法在理论上升华。

今后的研究，窃以为可以从以上薄弱环节出发，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弊病和障碍，使本领域的研究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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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重田德：《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56年10期。[日]森田明：《关于清代湖广地方的定期集市1，《商经论坛》1964年第3卷第1期。

②[44] 吴量恺：《清朝前期国内市场的发展》，《科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2期。

③ 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2期。

④[23][26]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⑤ 陶建平：《明清时期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同上。

⑥ 宋平安：《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同上。

⑦ 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2期。

⑧ 关文发：《试论清代前期汉口商业的发展》，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⑨[25] 梅莉、张国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 范植清：《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2期。

⑾ 王永年：《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江汉论坛》1988年4期；《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商业的演变》，收入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⑿ 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4期。

⒀ 任放、杜七红：《传统市镇近代化刍论——以汉口镇为个案的研究》，《人文论丛》2000年号。

⒁ 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陈钧：《武汉近代商业文化的结构分析》，载《近代武汉城市文化散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

⒂ 杨蒲林、皮明庥：《武汉城市发展轨迹》，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吴勇：《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皮明庥：《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

⒃ 梁淼泰：《明清时期景德镇城市经济的特点》，《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7期。

⒄ 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⒅ 萧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3期。

⒆ 曹国庆：《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徽州瓷商》，《江淮论坛》1987年2期。

⒇ 曹国庆、萧放：《景德镇考察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1期。

[21] 方李莉：《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群言出版社，2001年。

[22] 徐希凯：《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贸易与城市经济》，《江汉论坛》1988年4期。

[24] 陈关龙：《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7] 段超：《试论清代宜昌城市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8] 萧放：《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发展的特点》，同上。

[29] 萧放：《明清时代樟树药业发展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1期。

[30][80] 徐晓望：《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4期。

[31] 王根泉：《明清时期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墟镇——江西抚州府墟镇试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期。

[32] 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33] 谢庐明：《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1期。

[34] 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

[35] 王朝辉：《试论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吉首大学学报》1996年2期。

[36] 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5年4期。

[37]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

[38]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台北中研院经济所，1989年；或见《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下卷，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

[39] 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3期。

[40] 巫仁恕：《明清湖南市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台湾大学1991年硕士论文；傅乐园：《明清时期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武汉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

[41]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

[42]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

[43] 收入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45] 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

[46]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

[47] 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8] 张海鹏：《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49] 王廷元：《略论徽州商人与吴楚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李琳琦：《徽商与明清时期的木材贸易》，《清史研究》1996年2期。

[50] 陈支平：《清代江西的粮食运销》，《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3期。

[51] 吴琦：《清代湖广漕运与商品流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52] 钟永宁：《试论十八世纪湘米输出的可行性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3期。

[53]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外运粮食之过程、结构、地位考察》，《中国农史》1993年3期。

[54] 张建民：《“湖广熟，天下足”述论》，《中国农史》1987年4期。

[55] 张岩：《清代汉口的粮食贸易》，《江汉论坛》1993年4期。

[56] 钟兴永：《清代湘米贸易论略》，《中国农史》2001年1期。

[57]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的输入与运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4期；或见《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58] 刘秀生：《清代中期湘鄂赣棉布产销与全国棉布市场格局》，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59] 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6期；陶德臣：《晋商与西北茶叶贸易》，《安徽史学》1997年3期。

[60]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1期；《清代湖南商人的经商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l992年1期。

[61]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62] 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

[63] 吴量恺：《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

[64] 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65] 谭天星：《清前期两湖地区粮食产量问题探讨》，《中国农史》1987年3期；《简论清前期两湖地区的粮食商品化》，《中国农史》1988年4期；《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初探》，《农史研究》第9辑；《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中国农史》1990年1期。

[66] 张家炎：《清代江汉平原水稻生产评析》，《中国农史》1991年2期；《清代中期江汉平原作物结构研究》，《古今农业》1991年3期；《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特征》，《中国农史》1992年2期；《清代湖北的杂粮作物》，《古今农业》1996年1期；《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探异》，《中国农史》1996年3期。

[67] 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2期；《“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中国农史》1994年3期。

[68]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的玉米和甘薯》，《中国农史》1993年3期；《从米价长期变化看清代两湖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1994年2期。

[69] 李华：《清代湖南农村的稻谷生产及其商品化》，《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10期。

[70] 梅莉：《明清湖北农业区域特征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4期。

[71]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古今农业》1993年3期；《清晚期两湖纤维作物的种植与发展》，《古今农业》1995年2期。

[72] 梅莉：《明清湖北茶叶及其生产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2期。

[73]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又《清代湖南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3期。

[74]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4期；《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2期。

[75] 于少海：《试论明清赣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2期。

[76][79] 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

[77] 昌庆钟：《清代江西经济作物发展的原因》，《南昌大学学报》1993年3期。李卫东：《清代江西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中国农史》2001年4期。

[78] 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农经济》，《中国史研究》51991年2期。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

[81] 梁淼泰：《明清时期浮梁的农村商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1期；《明清时期浮梁的田亩数和亩产量》，《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1期。

[82] 李华：《清代湖南的采矿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3期。

[83] 梅莉：《清代湖北纺织业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2期。

[84]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2期。

[85] 张建民：《清代湘鄂西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清代江汉一洞庭湖区堤垸农田的发展及其综合考察》，《中国农史》51987年2期。

篇7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篇8

社会经济统计学是高校经济管理专业的必修课之一，在经管类的专业课中属于教学难度较大的一门。不少学生反映统计学课程枯燥、难学、不实用，即使在考试中能够通过，在现实中也不知如何加以应用。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在于回归社会经济统计学课程的原始目的，以数据导向的原则对课程进行全面改革。

一、目前社会经济统计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过去，我国统计学界一直将社会经济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划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学派，将社会经济统计学完全限制于描述统计范畴，从而影响了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应用。近年来，随着经济管理研究中数学模型的应用日益增加，统计学界又出现了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即过分偏向数理统计学，否认社会经济统计学的独立性。近年出版的各种统计学教材中，数理统计的内容所占比重不断增加，甚至到了满书都是数学公式的程度。

目前的社会经济统计学课程由于过分偏向数理统计，在教学中仍以统计公式推导为主。许多统计学教师都是数学专业出身，对于严谨的数学逻辑框架情有独钟，但其面对的教学对象却属于带有明显文科性质的经管类专业学生，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追求数学公式的完美。这就造成了教与学之间的矛盾。

社会经济现象与自然科学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研究对象是人的活动，许多活动是很难用精确的数学逻辑来理解的。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通过严格控制实验过程，可以使数据表现出稳定的行为特征，与特定的研究模型相吻合。而在社会经济研究中，研究对象是不受约束的个人或者企业，其行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有时候会表现得十分异常。

以回归分析为例，在数理统计学的教学中，学生拿到的教学习题数据都是性质良好的，回归结果往往表现出较强的统计显著性。但在真实的经济分析中，一次回归能够得到显著系数是非常难得的，由于现实中“噪声”的影响，大多数回归模型都无法通过统计检验。例如，从理论上说，居民的收入与支出之间应当存在着线性或者二次曲线型的相关关系，但学生在利用真实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时，往往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些数理统计成绩很好的学生在使用统计数据撰写论文时，经常会陷入一种困惑，即发现现实中的数据特征与自己所学的理论完全不能吻合。

鉴于这样的问题，在社会经济统计学教学中，应当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帮助学生形成认识和理解数据的能力，要教育学生适应各种“不完美”的数据，学会从数据中剔除“噪声”的影响，发现数据的本质。教学实践表明，这样的教学改革思路不但能够使课程更加适应现实需要，而且能够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数据导向的统计学教学思路

数据导向在统计学教学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注重培养学生对于数据质量的认识

数据质量是进行统计分析之前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往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在教学中，应当注重培养学生对调查数据质量的认识能力。

调查是所有统计工作的起点，调查数据的质量直接影响到统计分析的效果。人们在日常所接触到的统计数据，都是通过各种渠道调查得来的，如果学生不了解调查的原理，就很难理解数据中各种错误的产生原因。在许多社会经济统计学教材中，统计调查所占的比重都很小，有些甚至直接与“抽样估计”的内容合并在一起，把抽样误差分析作为统计调查的惟一内容。事实上，统计调查所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抽样误差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方面。把统计调查理解为仅仅是抽样误差计算，是一个极大的误区。

基于这种考虑，应当大幅度提高统计调查内容在课程中所占的比重，使之达到全部课时数的1/3左右。教学内容应当包括统计调查的分类、各种抽样调查形式的优缺点、调查误差的来源等等，其核心在于使学生理解影响原始数据质量的各种因素。

在有关抽样调查的内容中，如何确保抽样的随机性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对这项内容的深入讨论，能够帮助学生理解随机性对于统计工作的意义，以及在现实中各种可能出现的违背随机性要求的情况。

调查中的非抽样误差是统计学研究的前沿，在传统的统计学教材中往往很少涉及，但这部分内容对于学生理解调查误差的来源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教学中也应当进行介绍。例如，目前许多媒体都喜欢引用网上调查的数据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但从统计学角度来看，网上调查的抽样框是存在偏差的，其调查结果不能真实地反映全体居民的意见。要认识到这一点，就需要学生对于抽样框的概念、抽样框误差的形式等有一定的认识。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讲授时，需要教师有一定的社会经济调查实践经验，能够结合现实情况来加以分析。这部分内容如果讲授得当，对于学生来说是很有趣味的。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参与统计调查的社会实践，通过亲手做几份调查问卷来加深对于统计数据质量的理解。

2．以真实数据替代虚拟的教学数据

传统的统计学教学，侧重于对方法的介绍。教学中使用的数据往往是虚拟数据，或者是经过精选和剪切后的真实数据，这类数据的惟一作用就是让学生练习在课堂中学习到的公式。学生只需要把数据代入公式，就能够得到一个近乎完美的计算结果。这种学习方式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学生误以为统计就是一门利用公式进行计算的科学，而忽略了根据不同数据选择不同计算方法的要求。

采用数据导向的教学方法，要求在教学中抛弃虚构的教学数据，而使用现实中的真实数据作为教学案例。教师对于选择的数据提交给学生，让学生根据所学的各种统计知识进行自主分析。教师应当向学生传递一种权变的统计观念，鼓励学生用不同的方法对同一批数据进行反复处理，从中选择最有效的处理方法。当学生拘泥于某一种习惯的分析方法时，教师应当提示他们思考为什么优先采用了这种方法，而没有采用另一种方法。比如，许多学生在进行综合评价时，习惯选择使用算术平均数，此时，教师可以组织他们讨论是否能够使用几何平均数或者中位数等其他的平均指标。

在教学中，我们曾向学生提供了美国从1900年以来的所有统计年鉴的电子文件，要求学生从中选择出一些有价值的指标，分析美国的经济成长情况、劳动力变化情况等等。由于数据量非常庞大，学生可以选择出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包括横向的州与州的比较，纵向的年度间比较，不同指标间的相互比较等等。每一种分析方法都需要学生深入理解课堂中学习到的各种原理，通过这样的数据分析实践，学生既能够更好地理解统计的精髓，又能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3．借助实验方法解释统计概念

数理统计学的教学侧重于公式的推导，而社会经济统计学则要求让学生更多地理解概念的含义。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经管专业学生对于统计分布、参数估计这样的概念往往很难理解，例如在讲授抽样估计的内容时，许多学生无法理解“样本平均数的标准差”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样本平均数是一次调查中获得的常量，对一个常量计算标准差是很难想象的。尽管教师可以完美地推导出样本平均数标准差的计算公式，但对于学生来说，这只是一个数学游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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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犯罪的成因 控制犯罪 罪前社会预防 罪后保障

进入21世纪以后，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冲击着社会各个方面，不仅带给人们是各种生活的便利及意识的进步，它同时加剧了社会贫富的两级分化，促使部分人的心理扭曲、观念异化，导致传统的犯罪率不断上升，而新的犯罪现象也不断滋生。

笔者认为，探讨控制犯罪的有效途径，可以从犯罪的成因入手，并进行探寻，寻找罪前预防犯罪及罪后及时制裁、对犯罪人进行特殊预防的良方。

一、 犯罪的成因

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一种关系；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应当采取社会性预防对策的行为。只有认识到犯罪的成因，才能更好地对症下药，有效控制社会中的犯罪现象。客观地说，产生犯罪的源头不外于两方面：社会环境及个人心理素质。下面笔者就对这两个方面作一个详尽的说明。

（一） 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在本文中是一个外延宽泛的概念，意指社会成员生活中所接触到或者是需要面对的环境。每个社会成员的成长都与他所存在的社会密不可分，其意识观念及行为都是受一定社会环境影响（甚至是受其决定）的。社会环境又分经济环境、人文环境、家庭环境、社会地位、法律环境。

1.经济环境

贝卡利亚认为，犯罪的原因是由阶级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引起的。经济环境（即物质生活条件）对犯罪的形成及影响至关重要。一个人的经济环境是指，他所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及其生成环境与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及生活圈。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调整与改革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结构：其一，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静态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动态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其二，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一转型期促使了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分层明显等，这些经济环境的变化都有可能加剧我国传统犯罪及新型犯罪的发生。

2.人文环境

本文中的人文环境，无意指向更专业的概念，而是指一个社会成员生存发展所接受的人文观念习惯等，诸如教育、习俗、个人生活环境的集体文化理念等等。大量事实证明，很多人的成长及观念的形成，与其生活的人文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而一个人观念好坏与否、主观意识的正确与否，又深刻影响着这个人的行为。

3.家庭环境

家庭是一个人最初的学校，从婴儿到成人，一般都由家长抚养教导成长；社会成员个人从小性格、处事方式等都是受家庭影响至深的。

当前，封建思想观念仍留存在大部分人的思想里，社会对家庭暴力也大都采取漠视的态度，丈夫打妻子、父母打子女等往往并不被认为是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应该保障人权、惩罚侵权者的行政机关及司法部门对家庭暴力问题却没有发挥自身的作用。社会从上而下的对家庭暴力问题的漠视态度，导致了家庭伦理观念的扭曲，进而引起社会道德风尚的败坏，社会道德风尚的败坏又促使人们对伦理道德的更加无视，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家庭伦理的失范（如男尊女卑思想、婚外情；酗酒、嗜赌、吸毒等恶习；夫妻、婆媳之间在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上存在的矛盾与冲突；犯罪人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问题、精神障碍、自卑；等等）都能引发一连串的家庭相残悲剧或者家庭成员一步步地迈向犯罪道理的悲剧。

4.社会地位

社会上每个成员都有其生存的位置，这种社会地位是由个人努力及社会相关方面认定组合形成的。有些人社会地位颇高，有些人平平庸庸。这些地位高低带来的利益大小可以影响人们的心理及行为。

社会地位影响着一个人的生活与心态。现在社会各阶层中，社会地位高的成员一般都能遵纪守法，部分人滥用权势；地位低的成员也一般能安分守己，但是部分成员（如有违法犯罪前科、好吃懒做的人员）自暴自弃；不仅“前科”人员容易再次犯罪，有些地位高但是人生观及价值观差的人员也容易走向犯罪。故此，社会地位对于人们是否守法或者违法甚至犯法是有很大影响的。

5.法律环境

法律的完善与否多多少少可以体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一般人知法守法、部分人知法犯法、部分人不知法而犯法，这些现象的出现都需要引起社会相关部门及人士的重视及深思。一个法律没有完善、不被信仰的社会，很难保证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能安然有序。一些人为了各自某些利益，罔顾法律或者钻法律漏洞，做出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法律对犯罪行为的制裁及控制预防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这是因为：良好的法律环境可以给社会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二） 个人心理素质

我国刑法传统的观点主张主客观相统一，对犯罪的现象也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前文探讨了客观方面的犯罪成因，现在进一步思考主观方面的犯罪成因。笔者以为，个人心理素质的强弱，极大程度地影响着他的所作所为。

一个人的心理及情绪经常会控制他的行为。而如果心理素质不过关、不够正面积极的话，这个人是特别容易走上极端道路的。张西林认为，理智与情感的失衡是引发激情犯罪行为的主要因素，其个人愤怒、嫉妒、恐俱等消极悄绪是在急剧且强烈的情况下产生的，很容易丧失理性控制，表现为冲动的行为，短时间内出现激情状态；但是对于所有激情犯罪来说存在有其共同之处的主要有以下特点：在心理和人格上都存在障碍或人格偏执、冲动，表现为心胸狭隘、自私、多疑，或长期处于一种压抑、抑郁、不满的心理状态下，以致在某种外界的刺激下，采取了不可控制的、残暴的手段。笔者曾经查阅了部分法院的刑事案卷，发现很多犯罪也是由于行为人心理素质较差，如自卑、暴躁、激情等引发的。故此，社会成员的心理素质关系到社会整体的文明水平，也影响着社会的犯罪率。

二、有效控制犯罪的途径之一：（罪前）社会预防

对犯罪进行社会预防是目前各国学者共同倡导的犯罪预防理论。所谓的社会预防，是指“由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参与的，旨在消除和削弱引起犯罪的社会性因素，有效防止和减少犯罪的各种活动及措施”。社会预防主要是针对犯罪的成因而设定的，故此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是犯罪预防体系中的基础防线，是一种控制犯罪的极有效措施。笔者认为社会预防的具体措施有：

经济环境方面，应提高社会成员整体的工作薪资、改善工作环境、减轻工作压力、沟通工作伙伴关系等是提高个人社会经济环境质量的有效措施。

人文环境方面，由于其对个人的文化素质及正确理念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应该改善人文环境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及法治文明的要求。

中国是一个受传统思想影响颇深的国度，但是传统思想有精华有糟粕，对于其中不符合现代法治文明社会要求的观念糟粕应该摒除，有关部门也应出力宣传文明理念，剔除不文明不健康的思想。另外应加强教育制度的健全。目前我国的社会人文环境受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传统思想中也掺杂了各种现代因素，好坏兼有。许多青少年为了追逐时尚，染上不良习气，造成青少年犯罪率不断上升。教育是一项很关键的、转败为胜的措施，对于生理和心理都未成熟的青少年来说尤其重要，应针对青少年的发展特点建立各种对应的学校或者学习班，开设各种兴趣学校或者心理素质培养班。总之，重视教育者，才能更有效减少犯罪的发生。

家庭环境方面，各个家庭成员及社区管理部门应联合起来，努力营造一个温馨、健康的家庭环境。家长们应尽心尽责，尽量使家庭完整、健康、明亮，避免单亲、暴力、犯罪等现象；社区管理部门应该发挥社区领导作用，该组织家庭进行各种科学、积极的活动，融洽社区内各个家庭之间的邻里关系，组织防范犯罪的演练。

社会地位方面，各人应端正态度，正视自己的社会地位，无论高低都该面对；应通过各自的努力工作来提高社会地位，不应贪求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各行各界及其他个人也应尊重他人所取得的社会地位，不强抢不妒忌，不排拒不拉拢；而社会相关部门对地位稍低的社会成员予以帮扶，致力于共同建设和谐的社会。

最后针对各人的心理素质强弱程度，笔者认为，社会（社区）应加强建立健全心理咨询及解决心理问题的渠道，及时为行为人排解心理障碍，减少因“一时想不开“、”一时激愤“等不良情绪引发的犯罪的几率。

三、有效控制犯罪的途径之二：法律保障及罪后保障

无论上文设想得多么完美，社会预防脱离了社会制度的健全完善、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那都是空谈。因此，要从根本上预防犯罪、遏制犯罪的源头，就必须注重健全各项社会制度；加强民主政治权力制度的完善；而在关乎社会百姓利益的项目上面，就必须严肃谨慎地安置和执行。

（一）法律保障

犯罪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法律现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社会制度及文明完善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整合，预防和控制犯罪的重要措施。[11]笔者认为，法律对犯罪现象所起的预防作用可概括为：普法，对犯罪进行一般预防，事前预防犯罪的发生。适法，对犯罪的人依法进行制裁及教育，打击、惩罚犯罪，以免再次犯罪。修正法，及时、有效地预防和打击、控制新的犯罪。

当然，法律是人制定出来的，出现纰漏或者管理不力的情况是难免的；有些人知法犯法，专钻法律漏洞，逃避法律制裁。此时相关部门则应作出努力，修改刑事法律中某部分对新生犯罪行为无法制裁的法律规范条文等，不断完善我国的刑事法的体系。在执法的时候，应坚持“程序法定”的原则，充分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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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 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家批准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简称“ 两型”) 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随着两型社会的建设和湖南省“ 一点一线”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全省经济的腾飞, 作为省域经济重心,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的建设, 不仅为长株潭的发展带来了极好的发展机遇, 而且对全省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自然资源状况

（一） 矿产资源优势明显

目前三市已查明的矿产资源有50余种，主要矿藏有铁、锰、钒、铜、铅、锌、硫、磷、海泡石、重晶石、石、煤等，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石，海泡石储量居全国首位，锰和磷矿生产规模居全省第一。

（二）水资源丰沛

长株潭三市的生产、生活水源90%依赖湘江，人均水资源拥有量达到2069立方米。但湘江多处水资源污染严重，工业和城市生活用水存在浪费现象，全省的资源利用效率仅为22%，特别是经常出现季节性缺水，再加上废水处理能力低，水资源状况不容乐观。

(三)能源资源严重匮乏

长株潭是缺能地区，全省天然气、石油资源极其短缺小论文，煤炭保有储量为30．45亿吨(折合标煤18亿吨)仅占全国总储量的0.2％，电力仅能满足需求的55％。90％以上的能源都需要从外地调入。

（四）土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

长株潭地区由于人口密度大，人均土地面积本来就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用地规模不断的扩大，对土地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使得耕地数量不断的减少，后备资源不断萎缩，局部土地生态环境恶化，土地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五）资源消耗高，回收利用率低

2008年单位GDP能耗只有长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株洲和湘潭都偏，湘潭的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工业增加值中仅钢铁、有色、化工、建材4 大高耗能行业所占比重便高达40%多。同时，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也较大，全省规模工业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1.08，不仅资源禀赋较差，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小，资源质量不高，而且资源回收利用率低，循环利用、综合利用水平不高。

2008年长株潭三市能源消费状况

表1

 

 

 

单位GDP能耗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单位GDP电耗

吨标准煤/万元

升降%

吨标准煤/万元

升降%

千瓦时/万元

升降%

全国

1.102

-4.59

2.19

-8.43

1375.29

-3.3

全省

1.225

-6.72

1.98

-11.8

975.49

-9.92

长沙

0.888

-6.10

0.74

-13.7

549.1

-5.48

株洲

1.390

-7.09

1.54

-11.9

1016.3

-13.97

湘潭

1.816

-7.73

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