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畜牧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建设现代化畜牧业、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关键的2点就是规模化发展和标准化生产[1]。分散的小规模养殖户依托畜牧合作组织统一培训、统一供料、统一技术、统一免疫、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统一价格等，畜牧业生产实现了标准化。达到一定标准的合作组织可进行行业的产品标准认证和生产标准认证，以自己的商标走向市场并形成特色品牌，使畜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散养户无法实行标准化生产，并非由于其没有引进优良品种、饲料的愿望或是对免疫、技术等不感兴趣。而在于目前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无法满足这些诉求，并且小规模的家庭养殖收益无法弥补标准化的技术成本。因此，畜牧合作组织的作用不只是表面上的标准化统一，而在于把分散的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从生产和发展的实际出发，使标准化成本得以由规模经济所弥补。

首先，畜牧合作组织根据成员需求与市场需求，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了外部经济的内部化，改变了单个养殖户在大市场的弱势地位，提高了产销各环节的议价能力，经济收益明显。同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就业机会，社会收益明显。长期以来，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直被倡导和鼓励，但家庭经营的小规模生产无法激发可持续生产的动力。统计显示，我国每年产生的畜禽粪便是工业固体废弃物的2.7倍，污染严重。调研中看到，民兴畜牧合作组织充分利用鸡粪，兼业发展鱼虾养殖和经济林木种植，田丰合作组织将猪粪进行有机处理，发展沼气等，都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应。

吉林省畜牧合作组织发展的起步较晚，20多年的发展中，培养出了一批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服务规范的合作组织。但受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农民合作意识以及人才等因素的制约，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调研发现，在成员构成多元化的同时，非农民身份的成员在畜牧合作组织中占比较大，且在股权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还有很多的主要成员，身份虽然为农民，但早已脱离真正的农业领域，即真正农民成员的力量还处于弱势。农民内生力量的薄弱造成外来资本大量侵入畜牧合作组织，产权结构与真正意义的农民合作组织要求还存在偏差，外来工商资本所固有的逐利性与“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的宗旨存有矛盾，不利于畜牧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大部分畜牧合作组织起步较晚、起点较低，且规模较小，业务多停留在生产资料与初级畜产品的生产流通上，角色是联结农资供应企业、养殖户与畜牧产品加工企业的中介。不具备运作的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条件，市场竞争力较弱，合作水平较低，对成员带动能力不强，无法满足成员的综合需求。对吉林省榆树市未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158户农户进行访谈，60.1%的受访者表示，未加入的原因是“没有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合作组织”。

合作组织既要解决成员的畜产品销售，又要将畜产品销售给加工企业或消费者。目前，多数组织以协议约定同成员之间的畜产品定向转移关系。而实践中，畜产品转移数量有时无法确切约定，有时又无法约定。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出发点，一方面成员在市场环境较好时，常会受利益的诱惑而减少与合作组织的畜产品转移量。另一方面，合作组织成员往往存有不信任的心理。这就产生了合作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内部冲突[2]。与成员定向转移产品关系的稳定性是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仅依靠协议不能根本解决内部冲突问题。多数畜牧合作组织缺乏科学的利益机制，无法通过紧密的利益关系吸引成员并维持稳定的合作。很多畜牧合作组织业务定位不准，组织机构和管理运营的随意性较大，各种外部力量交叉混乱，违背了“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基本原则。有些由政府牵头或参与发起，由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而导致政企不分；有些由农村“能人”或农资公司发起，又由于能人或公司的力量而演变为私人或合伙企业。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和个人以兴办畜牧合作组织为旗号，侵占市场，空享国家的政策、资助和补贴。不规范的、假冒合作组织的存在，形成不正当的利益竞争，侵占了国家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公共支付，扰乱了正常的发展秩序。目前，吉林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员整体的综合素质较低，真正能够带领组织发展的人才不多，成为合作组织发展的瓶颈。资金方面，农民手中的资金非常有限，须向金融机构融资来解决。然而，农村金融目前正在发展之中，支持额度有限且贷款成本高于城市一般工商企业贷款。

在畜牧业的发展中，政府应准确定位，将力量集中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强政策的引导和落实。在实践领域要充分调动发挥畜牧合作组织的作用，通过畜牧合作组织加强政府与养殖户、生产加工企业之间的联系，降低管理成本并提高管理效率。满足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等软需求，关键要看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是否真正实现。政府应通过公共管理和服务，运用市场手段，输出合理有效的政策产品，加快畜牧合作组织的成长，使之成为推动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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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抓指导、强培训、重服务

汉中市把标准化规模养殖作为提升畜牧业转业升级的一个阶梯。提出的“255”倍增生猪规模化养殖计划，全市新增百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大户482户，达到6562户；其中千头以上养殖场增加21户，达到350户，万头以上规模猪场增加3户，达到12户。全市规模场生猪出栏占总出栏的61%，较上年增加2.4%。开展百场示范创建活动，在全市通过调研摸底筛选出100个规模养殖场作为市级标准化示范场。通过媒体和汉中农业网对其建设规模、饲养量进行排序公示，并得到市级财政资金的有力扶持，极大激发创建工作的热情。为加强锻炼培养干部职工，提高工作热情和技术服务能力，发挥技术单位的技术优势，分别成立了生猪养殖技术、家禽养殖技术、牛羊养殖技术、动物疫病防控四支技术服务组，由高级技术专业人员带队，深入农村给畜禽规模养殖场和养殖户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指导，承担项目课题，开展专题调研，给农民群众提供了便民服务。技术服务组先后为市直机关工委、市农业局、市委办、市水利局、市老干局、市扶贫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处等单位和西乡、汉台、勉县等有关县（区）开展养殖技术培训十多期，培训人员近2000人，发放科技资料近万份，发放科技教材200多册，解决了全市畜牧生产中许多实际问题，赢得了农民的广泛赞誉，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促进了畜牧科技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三、创新模式和思维方式，提升畜牧业科技水平

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化、监管常态化”的要求，一批现代化、标准化的养殖场、养殖小区相继建成投产，并初步形成了“政府引导型、企业带动型、协会牵头型、项目推动型、农户联建型”五种发展模式，畜牧产业化步伐加快，生产方式得到较大转变。实行品牌战略，狠抓无公害、绿色产地、产品认证，注册了“汉中黑珍珠土猪肉”“朱寰牌生猪”“无抗饲料”等畜产品商标。加大标准化示范带动作用、提升汉中市现代畜牧业的科技水平。用高科技装备武装畜牧产业发展，用科技水平提升产业发展。引进新的养殖理念和新的科技成果，推广自动饲喂新系统和无塔自动供料系统。从养殖场设计规划到圈舍设备，再到粪污无害化处理，提升科技水平和生产水平。汉中市通过“百场创建、千户推进”活动，以标准化创建为契机，全面推进汉中市畜禽标准化工作建设。动物防疫冷链体系、兽医实验室建设项目、乡镇兽医站建设项目、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项目、畜牧产业化建设项目、大型沼气池建设项目、一村一品建设项目等一大批重大项目的实施，对改善养猪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从畜禽良种化入手，抓全市畜禽种源建设，借助国家农业部良种示范体系项目。建设一批科技水平高，技术和资金雄厚，管理规范的种猪场和种猪供精站、点，全面普及和提高畜禽良种化的水平，为汉中市畜禽良种化提供支撑。抓生产技术管理和制度建设通过技术培训和百场示范创建，督导规范生产管理制度和技术工艺流程，并通过政府行为向畜禽示范场派驻畜牧兽医技术监督员，用规范化制度化加强管理。要求防疫制度化、防疫标示明确、管理制度上墙、创建文本规范，制度完善健全。全面推进粪污无害化处理，加大环评力度，取缔无证化经营行为，提高准入制门槛。对饲料添加剂和违禁药品使用监管力度，定期督导检查，确保畜禽食品上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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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要做好动物产品加物流配送和品种改良地的建设。在动物养殖过程中要强化动物检验检疫工作，保障畜牧业动物制品及其副产品的安全性。做好动物检疫接种服务工作，对于新引进的牛羊品种进行隔离观察，一个月后在不出存在任何传染病的前提下，才能将其混入到牛群和羊群中。做好强制免疫工作，全面实施免疫标志制度，经过免疫的品种都应该打上耳标，提高畜牧产业动物养殖的疫病防治质量。同时还要完善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动物免疫防治体系建设，建立完善的疫情预警监督机制，做好动物疫病的各项监督工作，通过不断对疫情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提高是，提高整个专业对舞蹈额质量，保证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畜牧业生产的安全化和有序化。

2内蒙古鄂托克前旗要发展畜牧养殖新模式要保证科学化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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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养殖业产品能够反映农村畜牧养殖业现状，例如鸡蛋，超市里鸡蛋的价位都很多种，主要是因为鸡的品种不同，同品种鸡喂养的饲料不同，所以下的蛋的种类、质量、营养价值等不同。鸡蛋的品质明显没有以前优质了，这也反映鸡的种类、喂养饲料、饲养方式等与以往相比出现了一些问题。不只是农村的鸡养殖存在问题，一个鸡蛋足以看出整个农村的畜牧养殖的现状和其中存在的问题。鸡的饲料怎么了，为什么鸡的种类少了？为什么蛋里面会有致癌物质？为什么禽流感一次次袭来？农村的牛羊怎么了，为什么有假冒牛羊肉？为什么端上桌的羊肉是病态肉......面对这么多问题，农村畜牧养殖业该何去何从？

1.2农村畜牧养殖规范化的重要性

禽流感怎么得的？生物会生病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致死就不是简单的问题了，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只有规范化养殖。现代农村畜牧养殖业规模较大，大面积散养会为农村生态造成不可想象的破坏。例如：以往农户家里养殖几只羊只需要定时带羊去有草的地方吃草，顺便排放粪便，现代农户带着数十只羊不方便流放，羊到处吃草会破坏农村绿化地，到处排便会污染柏油马路，且现代农村田间小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流放羊群不便于管理的情况下极易造成交通事故。一群羊只要有一只羊得病，不易被发现且会很快的传染给其他的羊，而规范化养殖便于规范化喂养和规范化管理，因此现代农村畜牧养殖需要规范化。

1.3农村畜牧养殖科学发展的重要性

现代农村畜牧养殖业正在努力迎合我国科学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目标，可是表面迎合的不能真正的改变农村畜牧养殖业现状以使其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科学的养殖需要养殖技能，需要养殖经验、需要养殖必备知识等，不科学的养殖在面对生产过程中一点挫折时很容易走向迷途走向消亡，这样的养殖业是不科学的，这样的农村畜牧养殖业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例如：现代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饭桌上需要更多的蛋奶产品，奶制品为了大规模生产而规范化，但是为了简易生产过程，从而缩短了检测流程，这样不科学的生产一旦产生了质量问题严重的产品，带来的不仅仅是行业危机和社会诚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健康危机，这些是不可逆的也是无法弥补的，因此农村畜牧养殖业要贯彻科学发展观。

2、畜牧养殖业规范化和科学发展的途径

2.1完善畜牧养殖业制度

国家不能放纵农村畜牧养殖业任意发展，被金钱和利益迷惑的农户良心被蒙蔽的时候，道德舆论的力量显得过于薄弱，只有法律才能够敲醒他们，只有强硬的法才能规范农户伸向罪恶的手，才能减少不正当养殖和不正当销售，阻止不合格农产品流向市场，因此国家要完善农村畜牧业相关法律制度。可是只有打击和惩罚的教育不是好教育，只有打击和惩罚的制度不是好制度，所以除了设法约束还要设法鼓励农民积极加入畜牧养殖业生产，认真努力学习养殖知识和技能，国家可以设立一些宽松的税收政策，只有用之于民才能取之于民，国家本着“以人为本”的政策可以设立一些养殖户补贴政策，如可以实行饲料补贴和畜类医药补贴政策。最后国家要完善法律制度来保护养殖户们的合法权益，因为只有鼓励和惩罚没有保护的法会让养殖户们挣钱不安心不放心，又怎么会去挣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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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S 8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5500（2012）06006707

草原畜牧业是以草原为基础，主要采取放牧的生产方式，利用草原牧草资源饲养家畜来获取产品，以草原畜牧业经济活动为主的经济类型[1]，是北方草原区的主要生产方式。多年来草原区的生态保护和生态恢复建设总体上没有摆脱“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因此，全国90%以上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地退化、沙化、盐渍化、石漠化，北方草原家畜平均超载36%以上，草原生产能力不断下降，产草量下降[2，3]，相关的政策和措施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状况的恶化趋势，因此，反思草原畜牧业的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状况尤为迫切。

1当前草原畜牧业发展的理论

笔者初步将国内的草原管理的理论分为4类，即系统发展论、本土发展论、替展论和游牧发展论。

1.1系统发展论

系统发展论是指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充分利用草原生态系统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合理匹配草原生态系统各要素与系统外各要素，充分发挥各要素效益的理论。系统发展论以任继周的草原农业系统发展理论为代表[4]，任继周[5]提出的草原4个生产层理论和系统耦合理论，充分利用界面理论，实现了资源的优化和各个层次的发展。在任继周《河西走廊盐渍地的生物改良与优化生产模式》[6]和《河西走廊山地―绿洲―荒漠复合系统及其耦合》[7]著作中，系统发展论都有具体体现。

1.2本土发展论

本土发展论是基于本土，本地的生产、生活和风俗传统，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发展理论。本土发展论着重强调本土经验，对于当地发展不相适宜的策略持反对和抵制态度。本土发展论充分遵循草原畜牧业的发展规律，谨慎的对草原农业生态系统施加影响。持本土发展论的是以达林太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

达林太[8]认为制度安排不合理是造成内蒙古土地荒漠化的制度因素，农耕文化入侵是造成土地退化的文化根源。建立在以平衡生态系统为特征的美国草原基础之上的理论，不适合属于典型的非平衡草原生态系统的内蒙古草原。游牧变定居，牲畜行走距离增大，造成定居点周围牧道增多、重叠利用，同时定居点周边践踏严重，导致荒漠化向周边辐射。不合理的牧草引种导致物种入侵，排挤土著物种，破坏自然系统；引入改良的牲畜，由于采食和营养的不同，改变了当地草本的建群，使荒漠地带的灌木失去了草食性动物的抑制，灌木疯长导致土地退化。内蒙古的超载过牧，其实大部分属于非牧民（移民），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某些个人，实际上真正牧民的牲畜一直未达到适宜载畜量的上限。

王晓毅[9]认为草原承包到户是游牧停止、环境恶化的关键因素，人口和牲畜增加不是直接因素。一些地区的牧民搬迁了，但他们仍依靠牧区的资源，甚至消耗得更多。有些地方将最希望保护草原的牧民迁了出去，而腾出的空间转给了资本和外来的流动人口，并没有减轻对草原的使用，结果草原进一步缩小，受到更大破坏，严格执行休牧禁牧的政策不可能。依靠秸秆和购买的饲料将牲畜圈养，只能更多地榨取自然资源和资金（费草、费水、费药、费工、费油），牧民肯定赔钱。况且草原上的食草牲畜又不可能完全圈养，特别是春季，这个季节是牲畜最希望早点吃到青草的时候，所以夜牧、偷牧就成为必然。牧民偷牧使政府开始与牧民玩“猫与老鼠”的游戏，罚款成了基层管理部门不成文的常规收入。因此，休牧禁牧只是增加了放牧的成本，并没有减少放牧时间。草原土地承包后，牧民大面积开垦荒地，牧业向农业转型。刚开始，畜牧业的发展受益于开荒种地获得的资金和秸秆。但获取利益的代价是大面积草原被破坏，山坡地水土流失等。

1.3替展论

替展论是改变牧区的生产方式或者让牧区休养生息，将牧区的生产转移到其他区域，实现牧区生产功能被替代，实现草原恢复的理论观点。替展论本质上是系统的大耦合，通过消耗系统之外的资源发展畜牧业，缓解草原区的饲草料短缺。替展论以张新时、许鹏为代表，是目前草原管理理论体系的另一个主流，主张将退化草原保护起来，建设人工草地，进行舍饲圈养或者将牲畜转移别处，实现草原的恢复和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张新时建议将牲畜赶下山来，在农区发展人工草地，实行舍饲圈养，让草原区恢复，而且要进行人工的干预和投入，加快草原区的恢复。建立产业化与集约化经营的现代人工草地畜牧业，实现草原的可持续发展[10-12]。许鹏[13，14]提出“生态置换”理论，建议将山区的牲畜迁到平原区，建立人工饲草料地，是山区退化草原恢复的策略。另外，蒋高明[15]还提出“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理论，此处将其归为替展论。他提出“以地养地”、“以自然力恢复”、“畜南下、禽北上”，将畜牧业移到农区，充分利用农区的秸秆发展畜牧业，在草原区放养鸡鸭鹅等家禽，减少草原区的破坏，充分利用草原区的草籽等优势，推进草原区的恢复。

1.4游牧发展论

游牧发展论认为要恢复草原，保持草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全面恢复游牧，消灭游牧等于消灭游牧文化，就等于毁灭草原，文化荒漠化是草原荒漠化与沙尘暴的根源[16，17]。日本学者松原正毅认为“游牧和农业一样，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生活类型之一”。在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选择游牧经济，是同大自然长期磨合的结果，也是人类向大自然学习的结果[18]。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只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畜牧业和游牧民族，把他简单地视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整合的单一对象，而要从文化多元性、人类可持续性的文明类型的高度去全面审视和阐述它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固有的内在结构系统和类型[19]。

综上，许鹏和张新时的草原恢复和重建策略本质上相同。任继周提出的“系统耦合”理论从根本上也是与许鹏和张新时的观点一致，归根结底是资源整合和开发新的资源，保护好已经破坏的资源。王晓毅[9]认为，“单纯的关注草原植被，忽视甚至依靠开采地下水恢复草原，结果只会对草原的生态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因此，发展人工草地时，对地下水的破坏会对草原生态系统造成更深远的影响。所以，笔者更同意任继周的观点，因为它涉及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各种因素，开拓了更广的草原畜牧业的发展路径。游牧发展论其实包含在本土发展论之内，由于游牧发展论的突出地位，以及历史上的长时间应用实践，所以才把它单独列出来。

2当前草原畜牧业发展的政策

2010年夏，中国科学院举行了“中国生态大讲堂2010年夏季焦点论坛”，其主题是“草原生态系统服务与草原管理政策”，论坛有两个核心观点：（1）现行的草原政策存在误区。论坛关注的议题包括草原管理的由上而下的草原政策、城市主导的草原政策、游牧的合理性、网围栏、走“敖特尔”、休牧禁牧的游击战、“牧户联营”、退牧还草项目、京津风沙源项目等。研究表明牧民对退牧还草和休/禁牧持抵触意见、并经常偷牧，牧民与基层官员达成了默契，致使这个政策难以落实。但根本上是因为这些政策和牧民的生产生活相脱节造成的。（2）游牧是一个顺天应时的生产方式，不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因此，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牧区的实际生产生活习惯，制定适合本地本土的政策。

目前我国有关草原区的重大战略型政策包括草原承包制、草畜平衡制度、定居舍饲、休牧禁牧轮牧、退牧还草制度、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等。总体上摒弃了落后的、古老的、粗放的游牧管理方式。

2.1草原承包经营制度

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的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明确草原权属，落实草原承包经营权，强化草原承包经营管理，规范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充分调动广大农牧民保护和建设草原的积极性，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保障草原生态安全，实现草原资源永续利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20]。另外，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联户经营。目前，已在甘肃、内蒙古等多地实施，从一定程度上表明草原联产承包制度面临着新问题和新挑战[21]。

2.2草畜平衡制度

草畜平衡制度，根据区域内草原在一定时期提供的饲草饲料量，确定牲畜饲养量，实行草畜平衡。国务院要求农业部要尽快制定草原载畜量标准和草畜平衡管理办法，加强对草畜平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省级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草畜平衡的组织落实和技术指导工作。县级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草畜平衡的具体管理工作，定期核定草原载畜量。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宣传，增强农牧民的生态保护意识，鼓励农牧民积极发展饲草饲料生产，改良牲畜品种，控制草原牲畜放养数量，逐步解决草原超载过牧问题，实现草畜动态平衡[21]。

2.3退牧还草、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制度

为合理有效利用草原，在牧区推行草原划区轮牧；为保护牧草正常生长和繁殖，在春季牧草返青期和秋季牧草结实期实行季节性休牧；为恢复草原植被，在生态脆弱区和草原退化严重的地区实行围封禁牧。各地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地方各级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方案[21]。

2.4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经济调控政策

从2011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牧民生产性补贴和绩效考核奖励等方面，支持内蒙古、新疆、、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 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22]。“中国草地生态环境建设战略研究报告”认为现在的补贴政策是对的，但是是被动的[23]。

3草原畜牧业发展理论与政策的关系

游牧发展论在目前被认为是落后、粗放的畜牧业发展理论，在目前政策中没有体现。本土发展论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近年来才有所重视，其标志就是973项目“中国西部牧草、乡土草遗传与选育的基础研究”的设立，这是本土发展论开始受到重视的起点。而替展论在实践中已经有所利用，许鹏的“生态置换”在新疆地区已开始逐渐落实；张新时[24，25]“建立六亿亩高产优质人工饲草基地”虽没有完全落实，但人工草地的建设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蒋高明的理论已有部分实践，诸如内蒙古草原兴发的“草原绿鸟鸡”，但在面上并没有实现；表明了国内草原畜牧业科学理论在政策中有部分体现，在实践中也有部分实行，但根本上来说，理论对政策的指导还相对较弱，并且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我国草原区的承包制强调提高牧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借鉴了农区的土地承包制，而农区的土地承包制是发端于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土地承包实践。将部分地区的实践提升为理论，然后在其他领域推广。4种草原畜牧业发展理论在承包制也有部分体现。

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是一种经济调控手段。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有能力来补偿牧民休牧禁牧造成的部分经济损失，从而促进草原恢复，改善草原环境，在本质上是政府拿钱购买生态服务。如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相当于牺牲草原区的生产换来城市的良好生态环境。

总体分析，本土发展论在目前的主流的草原管理和决策理论中体现不多，游牧发展论当前是被摒弃的，认为是落后的生产方式；系统发展论和替展论都有部分实行，诸如草原区人工草地的建设，网围栏的建设，休牧禁牧，可以说目前决策执行的基本是系统发展论和替展论的思想，本土发展论和游牧发展论被主流思想界认为是不适合现代化发展的落后思想和经营理念，不为主流科学界和实践重视。

4当前草原畜牧业理论及政策存在的问题

4.1政策制定的问题

目前有关草原区的重大战略型政策包括草原承包制（定居舍饲），休牧禁牧轮牧。摒弃了被认为落后的古老而传统的游牧制度，实行牧民定居，舍饲圈养的现代化草原畜牧业。实施草原承包制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行以草原家庭承包为主的经营制，增强了广大农牧民保护和建设草原的主人翁意识，使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以发展生产为目的的承包制同时也带动了公地的破坏、牲畜数量的大量增加和草原的严重退化。

目前，我国的许多管理是以中央政府制定重大决策，地方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地方性行政法规为主。地方上制定管理措施灵活性大，受利益驱使导致政策不利于草原永续发展。从人才引进方面，引进的工业人才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和矿产采选冶炼等破坏环境的工业领域[26]，而且某牧区的指导思想是“工业强旗”[27]，一半以上的GDP增速是靠工业发展，尤其是煤矿、矿藏开采和电力行业。“东乌旗工业强旗，优先发展矿产采选业、金属冶炼和煤电石油等支柱产业，将最大的牧区打造成3大有色金属冶炼基地之一”。锡林郭勒盟拥有内蒙古1/5的天然草地，众多的露天煤矿、化工厂和发电厂使得千里草原变成新型能源基地[28]。

另外，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经济学家的话语权高于科学家和社会学家，这种不平衡的话语权机制导致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可持续性。

4.2政策执行的问题

政策执行过程中，措施不力，导致严重后果。在执行国家的草原管理方面，国家层面有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地方各省区也有各级草原监理中心，地方上因地方政策和经济发展需要，草原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被置于相对次要地位，着重发展工业，追求短期的高GDP，导致了草原破坏严重。如内蒙东乌旗造纸厂和开矿造成草原污染严重[29，30]，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地方政府开矿破坏草原，超量开采地下水[31]。内蒙古3次产业结构由2005年的15.1∶45.4∶39.5调整为2010年的9.5∶54.6∶35.9，总体上完成了由农牧业主导型向工业主导型的历史性转变[32]，也就表明了草原区历来以粗放的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变为了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4.3基层部门和牧民的问题

制定政策缺少公众参与，不切合牧民的实际情况，基层部门冒进式发展。根据《新疆实施牧民定居工程规划》，新疆将在2011～2020年，实现16.93万户、76万多名牧民定居。为实现这一目标，新疆将加快“三个1000万亩”高标准饲草料生产基地建设，让定居牧民拥有充裕的生产资料，改变“人定畜不定”现象[33]。草原开垦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受益者是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而世代以游牧为生的牧民被排斥在开发利用资源之外，不但没有获益，反而因草原萎缩和环境恶化而受到损害[34]。

目前，我国在草原生态治理政策制定中还没有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这是导致我国现有草原生态治理政策不能实现政策目标的一个主要原因。草原生态治理的主体是农牧民，面对日益严重的草原生态问题，我们不能忽视广大公民、特别是农牧民的作用，草原生态治理的好坏归根到底要看农牧民的行为和态度[35]。

5对草原理论与管理现状的思考

我国的草原管理政策制定实际基于两个观点：超载过牧和草原退化。相对应采取了休牧禁牧、饲草地建设、棚圈建设、生态补偿等一系列措施。现行政策让草原区彻底放弃放牧以恢复和改变草原功能，由畜牧业改为家禽业是不可行的，在关注自然和经济的同时，必须实现持续发展。

“退牧还草”围栏封育，涉及到饲草料基地选址和建设、棚圈建设的问题不好解决；“退耕还草”涉及到退耕牧民如何转移，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牧民定居下来之后，是否适应新生活及存定居牧民回流问题；“草畜平衡”中数量与草原的可持续发展呢。牲畜过牧是不是个伪命题[8]，过牧的本质问题及原因，是否存在农耕文化入侵游牧文化的状况这些问题都是在采取措施时需要考虑的。

牲畜数量的盲目增加，一方面是人口的大量增加所致，另外也是由于经济学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所致。但目前现状表明上述问题是结果，而非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制度性的后果，草原退化也是制度性退化，制度性的问题不解决，问题会层出不穷。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36]认为，中国无法复制西方的现代化。西方基本是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对于中国的草原畜牧业是无法实行的，按照温铁军的思想，在中国实现草原畜牧业的现代化，根本上还是工业对牧业的掠夺，破坏了原本原生态的草原畜牧业。这与王晓毅等[9]的草原退化的恢复是城市建设导向的观点是相似。就是农牧区的发展是服从于城市的发展，而并不是真正基于农牧区而制定的政策。现在的生态补偿根本还是当初农牧区服从于城市工业化付出的补偿，而且只是偿还了一小部分。

另外，现在牧区的煤炭开采，过分强调经济发展，追求GDP，弱化了环境保护和畜牧业生产。2012年国务院批准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区域经济增速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均衡发展而言，西部确实需要“双高于”，但实现这一目标所面对的生态环境挑战，专家认为形势非常严峻[37]。为了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出发展经济的目标是正确的，但是为了达到西部与东部同时实现小康社会而加速西部地区的发展，在目前的国情和体制下则必然会出现盲目快上，过度发展工业，忽视基础性产业――西部的畜牧业发展的情况，从而仅仅实现了暂时的经济的改善，而破坏了西部的生态环境，失去了永续发展的基础。因此，一切发展都必须服从于自然发展规律，决策要充分考虑各方意见，提高决策的公众参与度。而且我们以往的政策是工业化导向，城市发展导向的牧区退化恢复策略，而不是牧区发展导向的。另外，一个错误导向就是农区政策入侵牧区，这两点必须改变，如果不改变，很难实现草原区的永续发展。

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没有有效交流，甚至国家各部门之间也是各自为战。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大型国家级项目，涉及范围广，需要多部门联合参与，项目管理者和参与单位壁垒严重导致了草原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知识长期得不到更新[38]。Daniel Miller[39]提出游牧民族的本土知识及经验对中国西部草原牧场发展策略非常重要，这本身就是牧民对草原资源政策制定的贡献，只是现在被忽视了。

6结论与建议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各异，很难用一个理论来规范各区域的生产生活，笔者总结的4个草原区的发展理论――系统发展论、本土发展论、替展论和游牧发展论，对目前的不同层次上的决策起了指导性作用，但由于这些理论的完备性或接受性的差异，在决策和实践中起的作用差别很大，所以理论的深入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目前，牧区政策是城市发展和工业化发展导向，农区政策和农区生产方式入侵牧区集合体，而非牧区发展本身导向的政策，如果要想使草原回归本原，必须充分了解草原区的发展规律和生产方式，实现草原共管，在此基础上，做出引导性政策。

基于以上考虑，提出未来草原畜牧业发展的10条建议：（1）根据现有的草原畜牧业理论完善、修改或者制定新的决策建议；（2）应该充分利用系统耦合，拓展饲草来源，减轻草原压力；（3）合理规划草原的休牧禁牧计划，使草原得到合理的休养生息，实现永续利用；（4）对草原恢复进行适度的影响，同时在水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发展人工草地；（5）加强乡土牧草的研究，审慎引入其他地区的牧草；审慎的利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牧草和畜种的改良和新畜种的引进；（6）实现草原区的多种经营，养禽和养畜相结合，增加收益，减轻草原压力；（7）停止一切不合理的，严重破坏草原的采矿企业；（8）加强政策制定过程的牧民参与度，实现草原共管；（9）加大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和旅游业等绿色产业的发展，将生态产品作为牧区另一经济增长点；（10）建立游牧特别区域，实践游牧恢复与当前政策草原恢复的比较，为草原更好的恢复和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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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14 文献标识码：A

1蒙古族长调的历史

早在一千多年前，长调这一新的民歌形式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逐渐取代结构方整的狩猎歌曲，在蒙古族中民歌占主导地位，最终形成了蒙古族音乐的典型风格，并对蒙古族其他的音乐形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长调集中体现了蒙古游牧文化的特色与特征，并与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心理、世界观、生态观、人生观、风俗习惯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贯穿于蒙古民族的全部历史和社会生活中。蒙古语“乌日汀哆”是长调的意思。在相关著作和论文中，也将其翻译为“长歌”、“长调歌”或“草原牧歌”等。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到，一些明显带有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特征的蒙古族民歌，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就长调民歌本身而言，此时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简至繁、由低至高的继承发展过程。因此，蒙古族民歌发展的总趋势可概括为：以短调民歌为基础，以长调民歌为创新，长调民歌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是蒙古族整体音乐文化风格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

2长调的艺术特色

蒙古族长调民歌是一种具有鲜明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的独特演唱形式，它以草原人特有的语言述说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感悟。整体音乐风格具有叙述性与歌舞性，这也是原始时期人类音乐艺术的共同特征。从音乐形态学角度上看，字少腔长、曲调高亢悠远、节奏舒缓自由，宜于叙事，又长于抒情是草原民歌的一大特点。长调可界定为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畜牧业生产劳动中创造的，在野外放牧和传统节庆时演唱的一种民歌，特征是一般为上、下各两句歌词，演唱者根据生活积累和对自然的感悟来发挥，演唱的节律各不相同；长调是抒情歌曲，它的特点是：大量使用装饰音和假声，悠长持续的流动性旋律包含着丰富的节奏变化，极为宽广的音域和即兴创作形式，上行旋律节奏缓慢稳定，下行旋律常常插入活泼的三音重复句式，这来自对草原生活步调的模仿。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声多词少、气息绵长，旋律极富装饰性，还有一种特殊的发音技巧形成的旋律装饰，蒙古语称为“诺古拉” （蒙古语音译，波折音或装饰音），即发声时，配合口与咽腔的复杂动作，发出类似颤音的抖动效果，一般抖动两三次，“诺古拉”对形成蒙古长调的独特风格具有重要作用。

长调是流淌在蒙古人血液里的音乐，是民族识别的标志。中国著名音乐理论家赵宋光认为，蒙古族长调最大的魅力在于，他是离自然最近的一种音乐，或者说他本身就是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长调产生于蒙古民族生产方式由以猎为主转到以牧为主的过程，人对待自然的态度由以夺为主转到以养为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产物，是对人们保护自然意识的一种唤醒。 拉苏荣说，作为草原上的民歌，蒙古族长调是一种历史遗存下来的口传文化，他把蒙古民族的智慧及其心灵深处的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是蒙古人听到长调，都会体味到其中那份独有的激动与苍，堪称蒙古族音乐的“活化石”。 蒙古族的生存环境历来是地广人稀，加之游牧的独特生活方式，使他们对爱有着自己的思考，对爱的表达也有着独特的方式，长调民歌即是在这种爱的原动力作用之下产生与发展的。

3长调的传承与保护

长期以来，由于蒙古族人民对音乐的喜爱和传唱，长调得到了世代传唱、流传至今。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项优秀的民间艺术也存在着一些濒危状况。蒙古族长调是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的产物。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了抒感或是娱乐，蒙古族长调才得以产生并延续。如今，时展了、社会进步了，草原上的人们能够方便地接触到外界，形形的快餐文化扑面而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习俗，也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念。随着各种外来文化形式的浸染，浸透了劳动人民的才智、寄托了劳动人民的希冀和渴望、承载着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欢乐的民歌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消亡，纯正的蒙古长调可能会走向绝路，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首先是社会意识方面，蒙古族长调民歌是极其宝贵而不可再生的一种资源，至今还没有建立相对稳定的保护机制，也没有系统地盘点过长调流派的“底数”，应该尽快利用现代化手段进行研究和保护，改变口头传承长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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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2-0025-02

一、族源

哈萨克族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多少年来，用自己辛勤的劳动，与各兄弟民族一起，为祖国开疆拓土，发展经济，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哈萨克作为古老的民族，历史悠久，究其族源，是由古代诸多部落、部族逐步融合而成的。其中主要有乌孙、塞种、匈奴、阿兰（奄蔡）、康居（康里）、克烈、钦察、乃蛮、突骑施（撒里乌孙）、咄陆（杜拉特）、弘吉刺惕、葛逻禄、阿尔根、札剌亦儿、阿里钦等。

钱伯泉在《哈萨克族的族源和族名含义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中明确指出：“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为两汉的奄蔡、南北朝的曷萨、隋唐的突厥可萨；次要族源是蒙古汗国和元朝西迁至钦察草原的蒙古人。”陈华、郭平梁、王志来等在《新疆简史》中写道：“哈萨克人是许多突厥、蒙古部落的融合体。”美国学者泽夫・卡茨在其主编的《苏联主要民族手册》（译）中也支持这种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同志在《哈萨克族简史简志合编》中写道：“哈萨克族是历史上许多部落和部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融合而成的，其中主要的是古代的乌孙人，兴起于6世纪后半期的突厥人，12世纪初西迁的契丹人和13世纪初强大起来的蒙古人以及蒙古人统治下的康里人和奇卜恰克草原上的钦察人，经过长期融合与同化的结果。”可见，他们认为哈萨克族是乌孙、蒙古、突厥、契丹、钦察、康里的融合体。陈礼文在《河西建设声中的哈萨克治理问题》中认为：“哈萨克族是蒙古人和俄罗斯人的融合体。”松筠在《新疆识略》一书中写道：“哈萨克为汉康居国，向以为大宛，非也。”显然，松筠认为哈萨克族是汉代康居人的后裔。朱允娘在《哈萨克族与康居历史之研究》（文载《哈萨克族资料八种》一书）一文中也持这种看法，认为乌孙、铁勒、丁零、钦察、突厥等，在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心理状态等因素下，形成了今天的哈萨克族。同意此种看法的有张西曼等人。托克和加在《哈萨克部落分布》一文中说：“据阿衣巴说：‘哈族是从蒙古中分出来的一个民族。’我认为是对的。”巴尔托里德在《中亚简史》中写道：“哈萨克人就是15世纪从其民族主体分出来的一部分乌孜别克人。”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中国民族史教研室编的《哈萨克族简史》，贾合甫・米尔扎汗的《关于哈萨克族族源及民族形成问题》，苏北海的《哈萨克族的起源》，王希隆的《乾嘉时期清政府对哈萨克族之关系与政策》，贾合甫・朱尼斯《乌孙国与乌孙》等论著，也谈了一些有关哈萨克族族源的观点。

二、经济

前苏联出版的《苏联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通史》、《苏联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百科全书》、《金帐汗国兴衰史》和《哈萨克可汗史料集》等有关哈萨克历史研究的文献，记载了哈萨克汗国时期的历史和经济发展状况。杨建新主编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也有一些史料及文献记载了哈萨克族的经济情况。在《清高宗实卷》与《平定准噶尔方略》中，记载了清政府与哈萨克族的第一次贸易。《哈萨克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商贸等方面记载了哈萨克汗国时期的经济状况，论述翔实，资料可贵。贾合甫・米尔扎汗的《新疆哈萨克族传统社会经济和社会生产》（《新疆社会经济》1999年第2期）一文，从农业、商业、畜牧业、狩猎业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哈萨克族的传统社会经济。周亚成的《哈萨克族游牧生产习俗的变迁与经济发展》（《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从经济效益、家庭收入、经济资源的利用等方面指出了游牧生产习俗的变迁对哈萨克族经济发展的影响。戴婧妮在《哈萨克族经济史研究》中，从诸多部落时期的早期封建制游牧经济、民族融合时期萌芽的城市经济、近代半殖民化的哈萨克经济、建国后半游牧半定居的哈萨克族经济等方面，分析了哈萨克族内部的经济矛盾，论述了哈萨克族的社会变迁规律。不过，总的来说，有关哈萨克族经济史的著述相对较少。

三、宗教

关于哈萨克族宗教问题的研究综述，陈刚在《三十年来哈萨克族宗教问题研究综述》（《新疆大学学报》2014年第42卷第4期）一文中，对三十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哈萨克族宗教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及评述，这有助于人们对哈萨克族宗教领域问题的探讨和研究。

四、教育

关于哈萨克族教育的详细研究动态可以参见朱远来的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发展研究》，该文用大量的篇幅对哈萨克族教育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详尽的梳理，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哈萨克族的教育和文化事业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同时也指引着哈萨克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迈向新的台阶。

五、社会文化和生活

（一）禁忌

虽说禁忌起源于，但是它却与一个民族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密不可分。长期以来，禁忌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总是扮演双重角色。古丽加玛丽・托力干在《论哈萨克族民间禁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一文中，简单介绍了禁忌这一民间文化现象；同时依照内容将哈萨克族的民间禁忌分为六个方面，并举例探讨了其具体内容，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哈萨克族传统的民间文化。汪玺、阿利・阿布塔里普等人在《哈萨克族的草原游牧文化――哈萨克族的文化艺术、人文礼仪及禁忌习俗》（《草原与草坪》2012年第6期）一文中，从对鬼神的敬尊、对祖先的敬尊、对火神的敬尊、对水神的敬尊、对动植物的敬尊、对图腾的敬尊等方面论述了哈萨克族禁忌的根源，并且阐述了哈萨克族的禁忌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表现形式，从而加深了人们对哈萨克族禁忌习俗的了解，有利于各兄弟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和友好相处。聂爱文的《哈萨克族禁忌的人类学解读》（《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除阐述哈萨克族禁忌的表现之外，与其他相关文章不同的是，作者还探究了新疆哈萨克族禁忌文化产生的独特原因。巴哈尔古力・夏米勒在《哈萨克族禁忌文化透视》（《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一文中，论述了哈萨克族禁忌有对人的某种保护和对社会制约的积极作用和宣扬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消极影响。

（二）婚姻

苏北海的《哈萨克族文化史》，论述了婚姻的习俗和婚礼的仪式。何星亮在《新疆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一书谈到了哈萨克族的婚姻制度。杨魁孚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一书中涉及到了哈萨克族的婚姻问题，并且列举了有关哈萨克族婚姻状况的数据，简要分析了其婚姻状况变化的原因。古力扎提在其硕士论文《建国以来新疆哈萨克族婚姻家庭的变迁》中，从家庭结构形态、家庭婚姻、家庭习俗三个方面人手，对建国以来新疆哈萨克族婚姻家庭的变迁作了详尽的论述。文中注重空间和时间上的对比，突出建国以来直到现今新疆哈萨克族婚姻家庭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并分析了产生变化的内在和外在因素，对于其中存在的一些落后的旧有习俗和不良现象提出了适当的解决措施。艾尼瓦尔・聂机木在《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婚姻状况调查》中选取了新疆几个主要少数民族作为调查对象，并且综合分析了这几个少数民族人口的婚姻状况，结果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的婚姻观念（包括初婚年龄、父母包办婚姻、选择结婚对象条件、办理结婚登记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有关哈萨克族婚姻、婚俗的文章还有阿丽玛的《哈萨克族婚姻家庭的演变》、李小霞的《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婚姻状况浅析》和周亚成的《高高的萨吾克烈――从一次集体婚礼看哈萨克族传统婚俗的变革》等。显然，学术界对哈萨克族婚姻这一专题研究的著述相对来说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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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变迁,是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提出的理论,起源于人类学家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与外界文化接触的研究,是人类学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于文化变迁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并应用到了旅游业上。随着旅游的发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闭塞的旅游地,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带来的异文化冲击下,旅游地文化变迁从物质层面开始,逐渐渗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层面,最后促使整个旅游地民族文化趋同于现代化城市文化,导致许多传统文化遗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这些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可能导致当地旅游业的萧条甚至停滞。因此,从文化变迁理论出发,研究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动因和策略选择,不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护的需要,也是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一、文化变迁与旅游地文化变迁

    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变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文化内部的整合而出现的有别于过去的文化形态,表现在技术、工艺、食物、服装等方面,包括价值观、习惯和社会关系。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常用“社会变迁”来指代非物质文化的变化,其中包括价值观、习俗、制度和社会行为。本文所指的文化变迁侧重于指较为明显的变迁——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下产生的文化变迁。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旅游地文化变迁是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在多种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势差的客观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较多地“流向”目的地,长此以往潜移默化地影响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发展成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文化形态。文化变迁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变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文化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于暂时的文化变化,当暂时的文化变化逐步改变原有的文化形态,就产生了变迁。

    二、旅游地文化变迁动因分析

    在现代社会,旅游业发展所产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导致旅游地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动因:

    1.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接触的不对等性

    一般情况下,旅游者与接待地居民的接触是短暂且有限的。旅游者在一个接待地的逗留时间是短暂的,与当地居民实际接触的时间有可能更少。而且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他们所接触到的多为旅游接待人员,双方分别扮演的是服务与被服务的角色,旅游者难以通过旅游企业工作人员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但是对于旅游地居民来说,他们接触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游客而是旅游者群体,是长年累月地同文化反差很大的旅游者群体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所以说,尽管旅游文化传播和交流是双向的,但却是不平等的。旅游者给接待地带来的影响远比他们接受接待地的影响大的多。

    2.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

    客观地说,区域间的文化传播无沦采取哪种传播形式,都是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向较后进的地区传播为主导的。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游客所携带的强势文化的冲击,在文化交流融汇中更多地居于一种被动性的地位。比如,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一个在休闲,另一个则为这个有钱的休闲人忙碌;一个在台上表演,另一个则在台下欣赏、拍照、录像,双方形成一种明显的非对称性关系。由于经济上的不对称,使旅游活动变得不单单是旅游经历的买卖,还会给当地人带来金钱等观念的改变,从而使当地人改变自己去迎合游客,沦为“被旅游者”,影响到当地人的文化表述及文化认同,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地发生文化变迁。

    3.文化传播、交流中旅游地文化相融区间的扩展

    任何本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通常会有选择地接受和吸收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而排斥与本身文化价值观不相容的东西。但是,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范围会较一般情况有很大的扩展。旅游地为了招徕游客,必须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于是违心地接受外来文化中某些与本土文化价值取向相悖的东西。有的学者将其称为“虚意接受”,即当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接受外来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别是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抵触的部分,但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就会有意识地作出让步,甚至主动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接待地的“虚意接受”,最初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意接受”的东西便会逐渐扩散,潜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发生变迁。

    三、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具体表现

    文化的变迁是永恒的现象,有些在表面上,直接看得见,摸得着,而有些文化现象,是在深层发生变化的。一般说来,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而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一般说来总是制度首先变迁,其次是风俗、民德,最后才是价值观。

    1.物质文化变迁。指那些外在化、具有明显的数量结构或物质形态的变化。直接由于旅游业发展而引起的生计方式、居住习俗、生活方式等的改变,都属于这一类变迁。例如,九寨沟以“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五绝闻名于世,其内原有居民以前主要以耕作、畜牧和传统的手工艺为生;1984年九寨沟对外开放,部分居民开始经营旅游业。至2002年,景区内居民都彻底停止了耕作和畜牧,基本都从事旅游经营或与旅游相关的工作。

    2.非物质文化变迁。指因旅游活动产生但无法观察到其直观的物质形态的变化。由于旅游的发展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旅游地居民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都属于非物质文化变迁的表现。例如,四川与云南交界的沪沽湖地区是摩梭人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是植根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母系文化。改革开放后,摩梭人积极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沪沽湖很快成为旅游胜地。外来不同文化形态人群与当地人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对摩梭母系文化产生了冲击,使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母系家庭小型化,妇女在家庭中的传统地位开始下降,出现固定专偶走婚,家庭管理实权开始由男性掌握等。

    四、旅游地文化良性变迁的策略选择

    众所周知,旅游业发展对旅游地文化变迁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使文化良性变迁,从而在保持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不变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其外在表现形式,扩充文化传承媒介的种类和数量,使传统文化得以永久延续。也可能使文化负态变迁,使其严重商品化、扭曲化,民族个性、民族精神被淡化,直到消失。但不管旅游地文化是向积极方向还是向消极方向变迁,文化变迁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唯有文化的合理变迁才能持续吸引旅游者的到访。综上分析,为了实现旅游地文化的合理变迁,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加强旅游业的宏观管理。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在旅游业发展初期的规划、引导以及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监管工作,规范文化旅游产品市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针对目前旅游市场上少数为谋求短期利益的生产者生产劣质文化产品、破坏传统文化、损害旅游者利益的行为,要积极进行监管查处工作,在旅游文化社区内部建立起传统文化自我建设长效机制,增强旅游地合理开发、生产及创新的自觉性。只有强化政府的宏观引导和管理职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规,加大对发生消极文化变迁现象的旅游社区的引导监管力度,才能保证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强化本土文化,提高文化自觉性。一个民族没有“自我”的概念,就会在失去“自我”中被他文化同化,文化自觉缺失的民族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本民族的文化,这样,本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就无从谈起。当然,强化文化自觉,并不是主张文化中心主义,而排斥其他文化,关键在于与它文化接触、交流的时候,本民族成员如何实现文化自觉,取其精华,排其糟粕,真正做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

    因此,要强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防止出现“客尊主卑”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要鼓励接待地居民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文化鉴别能力,以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东西,抵制腐朽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

    再次,加强文化交流,实现文化补偿。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区域性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种传统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延展”。历史上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动,如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融。中国各民族文化内部交流、互动的同时,还广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如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外域文化。正是由于中华内部各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相互借取,不同文化相互激荡,实现文化整合和创新,才缔造了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要充分发挥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拓宽范围,疏通渠道,提高交流水平。加强民族文化发展的宣传工作,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来扩大民族文化精品的展现并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促进民族文化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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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8-0098-02

餐布文化就是一种为了让餐膳不受阻碍和破坏而得以顺利进行的实用守则。餐布文化的核心是餐布礼仪，而哈萨克族是十分注重餐布礼仪且好客的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餐布文化和相当完整的餐布规则。因此，掌握相关规则和知识有利于加强民族间的交流，培养彼此间的感情。

哈萨克族传统文化把客人分为三大类：一是 qudaj qonaq（赐予的客人）；二是 arnawl qonaq（邀请型客人）；三是 qdrma qonaq（串门型客人）。本论文以餐布文化为切入点，对哈萨克族的餐布文化进行探讨，从而揭示和梳理与餐布文化相关的礼仪和餐布守则。

一、哈_克族的餐前礼仪文化

哈萨克文化是一种草原游牧文化，它存在的经济基础是畜牧业经济，因此哈萨克族所创造的餐布文化也具有浓厚的草原文化特征。哈萨克人会根据客人类型做餐前准备，为最高贵的客人准备“kk qasqa taj”（额头上带白斑的青蓝色马驹），是“万里挑一”稀罕的食物，是接待可汗、宰相等级别最高的客人规格。如果邀请的客人是亲家或尊贵的长辈，主人准备“aqsarbas qoj”（棕头白羊），这种羊也很稀罕，千只羊里只出现一只，是“千里挑一”的珍贵食物。如果是普通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则会准备一只羊，最好是白色的羊。“qaz”（马肋条灌肠）、“qarta”（马直肠灌肠）、“al”（马的颈部油）、“aja”（骶骨），这四个部位的肉出自马身上并且味道特别鲜美，因此哈萨克人会把这些部位的肉准备给客人。

二、哈萨克族餐布上的美食内涵

哈萨克人将一只羊分为“巴斯”（羊头）、“将巴斯”（臀部）等部位。“巴斯”是男人的象征，而“将巴斯”是女人的象征。就餐时，主人先把装有羊头和羊后腿的盘子给在座的长辈或是尊贵的客人，大家用刀把肉削下来，用手抓食。客人必须要把腮帮肉给主人中的长辈，再削下右耳朵给在座的小孩子，最后客人要把羊头敬还给主人来表示感谢。哈萨克族对羊的每一部位的肉都赋有特定的意义：如羊耳朵上的肉要给小孩吃，长辈们希望小孩子以后能够听话，但不能把同一只羊的左耳朵和右耳朵给同一个孩子吃，因为担心孩子会“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成为不谨记家人教诲的人；羊的前腿骨不能分给没有结过婚的女性吃，不然以后可能会嫁不出去或者会很晚结婚；羊的颚要分给主人家的女儿吃，寄予她长大以后能够伶牙俐齿的期望。

三、哈萨克族餐后离席礼仪

哈萨克族用餐结束特别是吃完肉后要洗手，在洗手的时候应该向主人表示感谢并祝其长寿。如果给客人倒水洗手的是主人家的孩子，这时客人就会对孩子说祝福语：“孩子，祝你越来越聪明！”“祝你茁壮成长，学业有成！”此外，在客人离开主人家时，一定要同主人打声招呼，主人会根据客人礼物的分量来回礼。如果客人是带着小孩子过来的，主人一般会送给小孩一个手帕或者一条白色的毛巾。

四、哈萨克族餐布文化形成的原因

1.餐桌上食物的种类

生活在大草原上的哈萨克族是逐水草而居的，汉朝的公主细君在她的诗句中也书写了哈萨克族先民游牧生活的情景。哈萨克族的餐布上出现最多的是肉食和奶制品，而米和面只能作为辅的食物。

2.餐布上的饮料不同

在哈萨克族的餐布上奶制品饮料绝对是不能缺少的，例如：酸奶、奶茶、马奶酒等这些都是极佳的饮品。哈萨克族严禁饮酒，但是其特有的饮料――马奶酒，是哈萨克族餐布上经久不衰的饮料。

3.哈萨克族的助食工具

哈萨克人的助食工具是手。把肉煮好后用大盆盛起来放在餐布上，由一个人拿着刀子负责割肉，其他人则用手抓食。随着时代的变化，餐桌文化的不断交融，哈萨克族现在也以勺、叉、刀、筷子等工具助食。

五、哈汉餐桌文化的融合发展

在长期交往、共同生活中，哈萨克族和汉族同胞在文化上的交流逐渐频繁，长期以来，两种文化的相互碰撞致使餐桌文化受到了很深的影响。

1.热情好客

哈萨克族和汉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情好客。哈萨克人认为客人是先辈的遗产，所以当有人来家里做客时，哈萨克族主人不仅会用美味的饭食招待客人，还会好好照料客人的马匹。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汉族人眼里，每当家里来了客人必定要拿出最好的酒肉来款待。

2.注重饮食营养卫生

哈萨克族的餐布上以奶制品和肉为主，这些食物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哈萨克族十分注重卫生，吃饭前要把手洗干净，不能用手背擦食物，不能坐在有食物的箱子上，不能用脚跨过吃饭用的餐布。汉族的饮食也非常注重营养、卫生，烹饪方法的组合、荤素的搭配、上菜顺序的设定都可以看出饮食的科学性和营养搭配的合理性。

3.尊老爱幼

哈萨克族人吃饭时会让年长者先吃，在餐桌上如果长者不动食物，其他的人都不会吃食物，这表现了对长者的尊重。汉族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原点，“孝”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在汉族的餐桌上，长辈也同样受到尊重。

4.用餐文明有序

各民族的进餐礼仪多是指吃相，吃饭要吃得有条不紊，做到细嚼慢咽的同时也要做到斯文，让人有一种在享受美食的感觉。从哈、汉两个民族的餐前礼仪、餐桌席位布置、用餐礼仪及餐后离席等各方面来看，两个民族用餐共同特点都是文明有序。

5.汉、哈食物的相互影响

随着哈萨克族和汉族的交流不断增多，哈萨克族的饮食习惯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引进汉族的饺子、泡菜、馍馍、蛋糕、米饭、粥等。在食物的制作方法上对肉的加工、菜的烹饪都有了新的方法，由原来的烤变成了炒、煮等多样的做法。哈萨克族早期对蔬菜并不重视，但随着哈萨克族生活方式的改变，如今各种蔬菜已经端上了哈萨克族的餐布。相应的，汉族的饮食也受到了哈萨克族的影响：哈萨克族的茶已经装在了汉族人的茶壶里，平时

餐桌上各种做法的马肉、羊肉、牛肉、馕、酸奶、拉条子等也已经成为汉族餐桌上的食物。

六、结语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可以看到哈萨克族在总结生活经验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民族特有的餐布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民族和哈萨克族在生产、生活、经济往来等方面的交叉越来越多，掌握这些细小的礼节可以让各民族的交往过程和谐有序，也会使彼此的身份和情感得以体现和交流。

参考文献：

[1]王怀德，郭宝华.伊斯兰教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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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陕北民歌；文化背景；产业化；价值

Key words： folk songs of northern Shaanxi；cultural background；industrialization；value

中图分类号：TV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1-02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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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东方（1966-），男，陕西延安人，研究方向为文化经济学。

0 引言

陕北是民歌的世界，民歌的海洋。无论是高亢豪放的信天游还是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无论是抒情流畅的小调还是悠扬纯朴的酒歌，都以广泛深刻的内容，生动质朴的语言，丰富多彩的手法，高亢悠扬的曲调，豪放犷达的风格，由勤劳勇敢的人们一代一代创造和承载，口传心授，绵延不绝。生活环境、生存方式及社会背景下的精神文化诸多因素，对陕北民歌的生成、演变、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而这些诸多因素都与这一区域的地理范围、文化特点和历史面貌有关。

1 陕北民歌的文化背景

1.1 生态环境培养了陕北人的性格和人文精神 远古时期的陕北地区，黄土高原优越的生态环境形成了陕北人民初期理想的生存场所。陕北民歌，是陕北人民唱响了的那一曲曲荡气回肠的信天游。如果说陕北生态环境的变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那么陕北人种的变化也是一个历史变化的过程，而正是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土著陕北人与外乡迁徙人的融合，如南方将士戎边、边贸交易中的商贾人等。土著陕北人与临界的少数民族的融合，如与胡、匈奴、鲜卑、西羌等人，发展成为一代又一代的新陕北人，而现在的陕北人就是这种一代又一代的新的陕北人的延续。

作为一个区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必然是这一区域社会和历史条件的产物。根据考古发现的材料，从远古时期，我们的先民就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生息。1923年在靖边县杨桥畔采集到一枚左上外侧门齿的人类化石，被命名为“河套人”[1]（P4）。漫漫岁月，陕北生态环境的变化使得这片黄土地上的生命也在开始新的构成。当陕北黄土高原初期形成的农业文明被森林草原替代后，陕北地区开始了人烟稀少的时代，从而形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牧地。随着匈奴势力的扩大，他们经常由此进出而骚扰侵犯汉民族，于是就有秦代大将军蒙恬率军到此抗击匈奴、并屯田戎边、筑城守固、迁徒内地罪人移居陕北[2]（P98），从此，陕北开始了由畜牧之地向农耕的转移。在漫长的岁月中，陕北地区不断有内地人的移入，与匈奴族和平共处，杂居相生，两个民族在黄土地上融合同化，所以，就陕北人种而言，身体中流淌着匈汉两族人民的血液，造就了陕北人男性多壮实、剽悍、倔强、豪放、女性多窈窈、俊秀、心灵、手巧。陕北人从土著人到多民族融合同化后，使得陕北人在人种上有了一新的优势。同时，在这种地理环境下的特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精神造就了陕北人特有的心理性格和精神气度。“这就是守的耐心和走的冲力的不协调统一；忍让的本份与反叛的倔强的不协调统一。这样就使得陕北男性多表现一种外静的内热、厚重木讷的秉性，陕北女性多表现一种情真意切，热烈似火的风韵”[3]（P293）。

陕北人特有的性格和人文背景影响和决定了陕北民歌所抒发的感情。有生离死别的悲歌，也有久别重逢的欢歌，有愤怒、有自由、有欢乐、有伤感的；陕北民歌以其率直而含蓄的方式，表达思想感情，率直是情感的反映形式，含蓄是抒发感情角度的表达，在情感的表达中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生活细节的叙述过程。

陕北人的普遍性格特征中就有这种内在与外在的情感统一和自然心态审美的协调统一。从音乐美学的角度来看，“音乐创作是一种表达人内心的精神活动的行为，是把内心体验改造音响结构的创造性想像活动。”而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内心精神活动或内心体验往往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的自身性格的影响。因此，可见陕北人的性格特点在陕北民歌中得以表现，也是自然影响陕北民歌的一种极为重要的人文背景。

1.2 地理环境与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的大文化背景就是黄土黄河文化，它的形成与这一区域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地理环境以及相应的经济发达程度和物质生产类型与文化艺术的关系至为密切。不同的地理环境养育着不同区域的人类和文化，地理环境也是影响人类生活激发内心情感的重要因素。优良的地理环境有利于人们生息繁衍，为人类和社会生活提供便利；恶劣的地理环境客观上造成了社会发展和滞缓和文化落后，但同时又会影响和激励人们去改造自然。陕北高原的黄土黄河文化作为一种带有自己风采的地域性文化，实际上也就是半农半牧和农牧互补为典型特点的地域文化。

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陕北地处陕、晋、蒙、宁、甘中央，地貌大致分为沙丘区和山壑区，长城以北称为沙丘区，长城以南称为山壑区。由于陕北人民与游牧民族交往频繁，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民俗风情长期处于不断交流的状态，互为借用、互为渗透、互为影响、互为吸收，形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二合一体的基本格调。在这种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环境中，形成了粗犷豪放、凝重古朴的黄河文化。陕北民歌就是在这块黄土地上生根、发芽、形成和发展的。

除上述生态、地理环境对陕北民歌的文化背景影响外，生活习性、地方语言等方面因素对陕北民歌的形成、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语言是音乐风格变化的重要因素。语言的不同也是造成音乐风格不同的重要原因。探讨陕北民歌的文化背景，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应该认识到陕北民歌艺术是东方文化大背景下黄土黄河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艺术折射，是陕北人民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的艺术反映和生活体现，也是黄土黄河文化中的艺术精华。

2 产业化价值

陕北民歌具有深厚的人民性、罕见的纪实性、独特的艺术性、较强的包溶性，是品位高、生命力强、与时俱进的时代文化，它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欣赏价值、研究价值、开发价值和文化产业化价值，研究陕北民歌的文化产业化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1 陕北民歌文化产业化价值 按历史与逻辑统一性来看，表现出文化的传承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文化传承功能是历史赋予的，它是一切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点。文化教育功能是民族文明的需要，文化娱乐功能是人精神生活的需要。人的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也有个文化价值取向问题，也就是要“寓教于乐”。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文化，有两种文化现象是并存的，即文化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的认识现象。研究文化的社会现象，接受本土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研究陕北民歌的文化价值首先要研究陕北大背景文化，而研究陕北文化的认识现象，意在发掘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价值、历史认识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及现代产业化价值等。陕北民歌的文化产业化价值，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先进的要求出发，从文化的社会价值、认识价值和产业化价值把握陕北民歌的发展目标，陕北民歌具有独特的历史认识价值、文化功能和现代产业价值。

2.2 延安红色文化的产业化价值 延安革命文化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人民性，随着延安革命文化人民性地位的确立，其文化价值的功能动力作用更大更强。陕北文化中心延安文化是一种深厚的民族自尊心与满腔的爱国热情的自发宣泄。陕北文化中的延安文化凝结着陕北地域文化固有的各种价值，陕北文化中的延安文化体现了把人民大众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文化思想，体现了民族意识的大觉醒与人的意识的升华，也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的新的文化精神风貌。陕北文化中延安文化以其刚健粗犷的美构成了它朴实的美，延安文化与一般其它内地文化比较，更多地接受了西部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又独具黄土高原的风骨和品格。

陕北文化价值还体现在中华文化传统精神现代张扬的延安文化上，这是人民当家作主自觉创造文化的新时期。这个时期赋予陕北文化发展崭新的形式和内容。陕北文化功能的动力，就是来自于自由奔放的陕北民歌、信天游文化和革命的延安精神。

研究陕北民歌的文化产业化价值，对提高新时期的文艺创作，促进发展区域性地方经济和社会进步可以起到文化奠基、艺术提升的作用。近年来，陕西省和一些地市多次举办陕北民歌大赛，榆林民间艺术团创作演出的《米脂婆姨绥德汉》，志丹县歌舞剧团创作演出的陕北民歌舞剧《兰花花》和延安歌舞剧团七十年代末创作的民间歌舞剧《兰花花》等，优秀陕北民歌音乐题材的剧（节）目，大力弘扬提升了陕北民歌的艺术水平，既宣传和创新发展了陕北民歌，也对推动地方区域性经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大力开发创新发展陕北民歌资源，创办地方民间文化产业，是陕北民歌产业化价值新的思维理念和产业化价值观的有效途径。研究陕北民歌产业化价值其目的就是研究应用陕北民歌传统的传承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要与时俱进，用新的理念、思维、视角，不断创作反映新生活，讴歌新人物，抒发新感情的鲜活、优美的陕北新民歌，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文化需求，逐步形成创造巨大财富的文化产业。

3 结束语

在纵横逶迤、古老深厚的黄土高原上，奔腾不息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从这片热土流过，这片雄伟壮阔的黄土地上曾孕育着华夏文化的根源，成为炎黄民族的摇蓝。

黄土黄河文化，经历了世代无数民间艺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与锤炼，它集人民智慧的结晶，将陕北民歌演化发展成为今天独特的艺术形式，并赋予了它鲜明的陕北地方艺术特色和艺术特征。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质朴无华的语言风格，生动形象地表现了陕北人民特有的思想情操和精神风貌。

探究陕北民歌的文化背景及其艺术特征、文化产业化价值，从更深层次的分析，应该认识到陕北民歌艺术是北方文化大背景下黄河黄土地汉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思维的艺术折射，是古老勤劳的陕北人民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艺术体现，也是黄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其主要表达的是陕北人民强烈的生存斗争意识和集中反映黄土文化的生活哲理。

陕北民歌艺术是永远有自然粗犷而又坚韧不拔充满生命活力的强劲气质。陕北民歌是勤劳智慧、善良质朴的陕北人民在漫长的繁衍生息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探究它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特征、产业化价值对于我们继承和发展陕北民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里只作浅略概述，起到抛砖引玉的目的，使更多学者更深层次地探究陕北民歌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特征、文化产业化价值。

参考文献：

[1]姬乃军，黄土魂.[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